权力意志-21

〈９２２〉应该用何种手段来对待野蛮种族手段的“残暴”，绝不是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其实，一旦人们被欧洲式的种种娇惯弄到不得不在刚果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去统治野蛮人时，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１１０〉总的认识：我们的现代世界具有双重性格——正是这种特征也许会真的预示毁灭和强力。强力就是赢得成熟性的标志，可能由于传统（落后）情感的贬值而被误认为软弱。简言之，情感，作为价值感的情感，并不处于时代的高峰。广而言之：价值感始终是落后的，它表示远古时代的保存和增长条件。因为，它一直抗衡新的生存条件，因为由此产生不了价值感。这样一来，价值感必然会误解这种条件，这种情感压制新事物，它会引起对新事物的怀疑……〈８２３〉同艺术一道为反对道德化而战。——这种艺术乃是超脱狭隘和片面的道德自由；或者是对道德的嘲讽。遁入自然，那里是自然美和恐怖二者双栖之所。伟人的方案。——脆弱的、不中用的、奢侈的灵魂们，只要吹一口气就足以使它们垂头丧气，“美丽的灵魂们”。——要唤起逝去的理想的无情和野性的一面，它们现在的样子像是个绚丽多彩的怪物。——从心理上认识到，一切道德化了的艺术家都在不知不觉中化为蠕虫，忸怩作态，这是莫大的享受。——艺术的虚伪性——要把其非道德性拉出来示众。——把“理想化了的各种基本权力”（感性、醉意、过盈的兽性）拉出来示众。〈１１２〉总的认识。——其实，任何伟大的增长，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和残暴。因为，痛苦、毁灭的象征属于阔步前进的时代；人类一切可怕和强大的运动同时也会引起虚无主义的运动。有时，这也是深刻的、最基本的增长标志，是向新的生存条件过渡的先兆，它是悲观主义的极端形式，真正的虚无主义将会问世。这一点我已看出来了。〈１０１９〉论强力悲观主义。——粗俗人的内在灵魂的家当中，对恶的恐惧占绝对优势。什么是恶？三条：偶然、不确、突然。粗俗人怎样战胜恶呢？——他可以把恶设想为理性、权力、人格。他由此会有可能同以上诸物缔结契约，并且事先对它们施加影响——占据统治地位。——坚持恶和害的单纯表面性，这乃是另外一种说明方式。人们分析偶然、不确、突然三者的结果，认为它们是善的和有意义的。——第三种方式：人们首先把不祥的东西解释为“值得的”；人为恶辩解，认为恶是惩罚。——总之：人们屈从于恶——：全部道德的、宗教的解释只不过是对恶的屈从形式。——声称恶中有善的信仰，也就等于放弃同恶的斗争。于是，文化的全部历史就是放弃对偶然、不确、突然的恐惧心理。什么叫文化，就是学习算术，学习因果思维，学习掌握特权，学习信仰必然性。随着文化的增长，人渐渐减少了对祸患（人们称之为宗教、道德）的粗俗形式的屈从；去掉了“为祸患的辩护”。现在，人在发动对“祸患”的战争——他要排除祸患。不错，祸患在某些场合可能是信仰安全感、公式和算术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信仰作为厌倦情绪进入意识——对偶然、不确、突然的兴趣突变为渴望。让我们在最高文化的这种象征中再停留片刻吧！——我称其为强力悲观主义。人现在不再为祸患辩护了，人断然拒绝辩护。人要完全彻底享受祸患，认为无意义的祸患乃是最有意思的东西。假如说人以前离不开上帝，那么现在，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乱世，一个偶然性世界上，恐怖、朦胧、诱惑都属于本质的东西。在这样的状态下，善恰恰需要“辩护”；即善必然以恶和危险为基础，或者说，它自身内部必然含有巨大的愚蠢。那时，它还令人满意。现在，兽性不再激起残暴感了；才气横溢和幸运的傲慢有益于人中间的兽类，傲慢自负在这样的时代乃是无往而不胜的精神性的形式。人现在强大到足以对信仰上帝感到羞愧——现在，人可以重新扮演魔鬼律师的角色了。假如人实际赞成维护道德，那么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如下的缘故：即这些原因叫人们把道德视为敏感、狡诈、唯利是图的形式和唯权是争的形式。连这种强力悲观主义也以辩神论即对世界的绝对肯定而告终了——但这是为了以前人们之所以否定世界的那些原因的缘故——：因为人们就是以这种方式构想了这个世界的，它就是实际达到的最高理想。〈４８５〉实体概念是主体概念的结果，反之则不可！假如我们放弃灵魂即主体，那就完全失去了“实体”的前提条件。人们会达到存在物的程度，人们也就失去了这个存在物。对现实性的批判：现实性的多或少，也就是我们信仰的存在等级的根据是什么？——我们对生命感和力感的程度（经验事物的逻辑和关系）给予了我们“存在”、“现实性”、非表面性的标准。主体：我们认为最高现实感的一切不同要素存在某种统一性，主体就是用以称谓这一信仰的术语。因为，我们认为这种信仰乃是一种原因的结果。——我们十分相信我们的信仰，以致我们为了它而虚构了“真理”、“现实性”、“实体性”等。——“主体”就是虚构，看去好像我们具有的若干相同状态都是一种原因的结果。但是，我们首先创造了这些状态的“一致性”；对这些状态加以同化，这是事实，但不是一致性（——倒不如否定这种一致性——）。〈７１〉以营养和消化为例的“现代性”。——敏感性，无法形容的敏感（——由于道德的过份铺张：造成同情泛滥——）；充斥着矛盾现象，前所未见。——膳食、文学、报纸、形式、审美乃至风景的宇宙政治学也不例外，涌入的速度异常迅速；印象自行消失；人们本能地拒绝吸收某些东西，拒绝严肃地对待某些东西，拒绝“消化”某些东西；——结果削弱了消化能力。对印象过度聚集的适应出现了。因为，人们忘记了扮演的角色；他仅仅对外部刺激有反应。他把自己的力量部分用在占有上，部分用在防御上，部分放在“反驳”上。自发性大大削弱——历史学家、批评家、分析家、解释家、观察家、搜集者、读者，——大家都是反映的天才——大家都是科学！把他们的天性对“镜”加以人为的调整，这很有意思，但兴趣似乎仅仅是表面的。因为，这是原则的冷漠、平衡，是紧贴在表皮下面的固定低温，表皮上则有温暖、运动、“风暴”、浪花的嬉戏。外表的灵活性同某种深度的滞碍和困倦相对立。〈８６６〉要证明的必然性是，相反的运动属于对人和人类的日益经济的消耗，属于一种兴趣和成效两者日益固定的、互相鲸吞的“机械运动”。我认为，相反的运动乃是对奢侈的、过剩的人类的遴选。因为，在他们中间要出现一种强者、高等种类的人，这种人的产生条件和保持条件不同于普通老百姓。众所周知，我对这种人的概念和比喻就是“超人”一词。在前述第一条路上——今天，我们对它可以一览无遗了——会产生适应、平泛、更高等的中国气——本能的自谦，而对人类渺小化则抱知足常乐的态度——这乃是人的停滞水准。假如我们首先具备地球必然面临的经济总体管理条件，那么作为机械运动的人类才有可能通过这种管理发现自身的最高意义。——也就是作为由日益变小和变精微的无数适应性齿轮，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钟表装置；这是使一切居统治地位和发号施令者日益成为多余的过程；是这种巨大的力的总体——其个别因素就是力和价值的最小值。同使人渺小化和使人适应一种专门化的功利性相反，要有相反的运动——即制造综合性的、概略性的、有辩护力的人。对这种人来说，使人类变为机器乃是生存的前提，是他赖以发现自身高等形式的基础。他需要芸芸众生即“平庸者”的敌意，同后者相比，他需要距离感，他要居于其上、以其为生。贵族政体说，这种高等形式就是未来的形式。——用道德的话来说，上述总体机械运动，也就是一切齿轮的通力合作乃是对人的最大限度的剥削：然而，运动是以剥削为基础的，正因为如此，这种剥削才具有意义。别的场合，剥削其实不过是人的类型价值的总消减，——规模最大的退步现象——你们看见了，我与之斗争的乃是经济学的乐观主义；似乎，随着每个人自我牺牲的增长，每个人的总福利也一定增长。但在我看来，似乎情况刚好相反。因为，个人的总牺牲汇集成为总的损失。人将会变得更少——以致不会再知道这个伟大过程到底服务于什么。目的又是什么？新的目的是什么？——人类恰恰需要这一点。〈７３１〉连续统一体：“婚姻、财产、语言、传统、出身、家庭、民族、国家”，这就是高低秩序的连续统一体。它的经济学就在于连续劳动这一优点表现过剩，在于缺点的倍增。因为，连续统一体部件更替和可延性支出较大。（也就是说，有效部件由于多次停顿而需要更新，这需要消耗更多的费用，同时，保存的费用也很可观。）优点在于，避免了中断，节省了由于中断造成的开支。万事开头难，更费钱。“生命的优点愈大，保存和创造所需费用也就愈大（饮食和生殖）；因而，从已取得的高度折向毁灭的危险、或然性也愈大。”〈６５３〉应该嘲笑生物学家虚假的“利他主义”，因为，变形虫的繁衍表现为甩掉包袱，这是个大优点。排泄废物。〈８８８〉我尝试用经济学的方法为道德辩护。——任务就是把人变得尽可能具有利用价值，尽可能像机器般的准确无误。为此，人必须装备机器道德（——人应学会这样看待问题，即，他像机器般地处于劳作状态，也就是价值最高的状态。为此，人应该尽可能地使他人扫兴，把他人说得尽可能阴险、臭名昭著）。这里，令人讨厌的首要障碍就是无聊和单调，这是一切机器运动的必然结果。要学会忍受这种情况——而且不单纯是忍受——，要善于看到某种高等的魅力在围绕着无聊奔跑，这件事乃是迄今为止一切高等学府的教学任务。学习一种与我们毫不相干的技能；同时，要把这种“客观的”活动看成自己的“义务”；要学会区分欲望和义务之间的关系——这是高等学府不可估量的任务和成绩。因此，迄今为止，语言学家都是“自在”的教育家，他的活动本身就提供了不断走向宏大壮观活动的单调和无聊；在他的旗帜下，门生们学习“死记硬背”：这乃是为将来机械地、出色地完成任务创造前提（充当国家官吏、丈夫、文牍奴隶、报纸读者和士兵）。这种生存也许比其他一切生存更需要哲学的辩护和美化：因为，惬意感应该完全根据正确无误的诉讼程序降格为低贱等级的情感；“本来的义务”，就一切不惬意的事物来说，也许就是敬畏的激情——要命令式地要求一切位于功利性、娱人耳目性、目的性彼岸的东西……自己要去企求这种机器般的生存形式，这被认为是最高的、令人仰慕的生存形式（——类型：康德乃是“你应如何如何”这种公式概念的狂热鼓吹者）。〈８８９〉用经济学方法估价迄今为止的理想——即选择特定的欲望和状态，以牺牲别的欲望为代价来选择和培育。立法者（或社会本能）选择出一定数量的状态和欲望，通过它们的活动来保障调解功能（即功能机器说，也就是每个欲望和状态有规律的需求的结果）。假如这些激情和状态含有令人难堪的掺合物，那么就得寻找出能用某种价值观来克服的办法，也就是认为痛苦是可贵的，在更高的意义上来说，痛苦就是异常的快乐。用公式来说就是：“怎样使不快变为快乐”，譬如，当我们的服从、对法律的适应，受到力、权力和自我克服的好评的时候。同理，我们的公共意识、胞泽意识、祖国意识、“人道化”、“利他主义”、“英雄主义”也是如此。勉为其难——此乃理想的意图所在。〈７１９〉社会内部欲望的分工，造成了人和等级要去培植一种不完美的因而更有用的灵魂。在社会内部各个种类那里，某种欲望为什么退化殆尽（而另一种欲望则受到强化）。论为道德辩护：经济学上的（意在尽可能充分利用个体之力，免得浪费特殊天性）；美学上的（用对自己一类的快乐来装备坚实的种类）；政治上的（经受不同力度的紧张关系的艺术）；心理学上的（道德乃是替败类、平庸者说话的估价所虚构的优势——目的在于保存弱者）。〈２４３〉要三思啊：对神性天意的不祥信仰乃是历史上对手和理性最致命的信仰了，但却一直延续至今。在“自然”、“进步”、“完美化”、“达尔文主义”等公式下，在迷信幸福与道德、不幸和过失固定配属关系的影响下，基督教的前提和解释总是香火不绝。那种对事物的运动、“生命”、“生命本能”的信仰，那种愚蠢的听天由命，也就是相信一切人只应该履行义务，以便万事如意——诸如此类的东西只有以善者的眼光来看才有意义。连宿命论——我们的哲学敏感现今的形式——也是对神性天意的最长久的信仰的结果，不自觉的结果。就像万事的进程同我们无关似的（——好像我们会让事物各行其便似的，因为任何个别人本身只是绝对现实性的一种形式而已——）。〈３５０〉爱、恨、褒、贬乃是一切理想的前提。要么，肯定的情感即第一推动力；要么，否定的情感，二者必居其一。譬如，恨和蔑视，在所有怨恨理想那里就成了第一推动力。〈１０１７〉１９世纪就没有发现卢梭的“自然之人”，而是发现了人们更真实的形象——为此，它有这个勇气……总的来说，这样就赋予基督教的人的概念以再造之意。为什么他人没有这种勇气，这正是它对这种“自在之人”的赞同的结果，而且在这种人身上看到了人的未来。同样，人们也不敢正视人的恐惧感的增长乃是每次文化增长的伴随现象；在这方面，人总是屈从于基督教的理想，并同这种理想一起对抗异教，同样也对抗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德概念。但是，人们并没有就此找到文化之门的钥匙。实际上，情形仍然处在伪造历史以有利于“善良的人”的状态（好像善良人本身就代表了人的进步似的），仍然停留在社会主义理想（也就是停留在基督教和非基督教世界的卢梭的残渣）那里。反１８世纪的斗争：歌德和拿破仑彻底战胜了这个世纪。叔本华也同这个世纪抗争过；不过，他不情愿地退回了１７世纪——他是一个现代的巴斯噶，他具备巴斯噶的价值论断，而没有基督教的影响。叔本华的力量不足以达到新的肯定。拿破仑。应认为他是高等的人和可怕的人的必然配属。再造的“男子汉”。而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