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国外毛泽东思想译丛：毛泽东的政治哲学-2

［27］这一释义为Needham所作，见ScienceandCivilization，第2卷，405页。［28］摘自僧肇的《肇论》和吉藏的《二谛藏》关于二谛的论述。在陈文熙的《中国哲学原始资料》中可找到有关他们两人的辩证法观点，344~356页和360~369页。［29］AlainPeyrefitte，QuandlaChines’eveillera，lemondetremblera（Paris:Fayard，1973）.［30］参见《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1958年5月8日。毛泽东解释了这种取代的必然性。在早些时候，他曾两次谈到同样的观点：“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03页。同样的观点参阅《关于少数*的指示》（1958年3月）和《论辩证法》（1959年）。［31］StuartR.Schram，PoliticalThoughtofMaoTse-tung（NewYork:Praeger，1963），33页。［32］这是从毛泽东在1958年有关辩证法的讲话中收集到的事实根据，尤其是他作为辩证的相互作用的例子而对生与死的论述，《论辩证法》（1959年）。［33］《*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3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3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恩格斯确实说，他并不打算“写辩证法的手册，而只想表明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界实在的发展规律，因而对于理论自然科学也是有效的”。他紧接着说：“因此，我们不能深入地考察这些规律之间的内部联系。”《*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311页。［36］参见《*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478~479页。［37］《列宁全集》，第55卷，305~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38］《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05页。论冲突论冲突(27)［39］同上书，306页。［40］同上书，333页。［41］同上书，328页。［42］同上，引自与《道德经》第8页有关的段落。［43］疑有误。似应为1964年8月18日关于哲学工作的谈话。———译者注［44］杨献珍的观点是他向学生授课时表述的，后来由艾恒武和林青山概括并写成《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文章，载《光明日报》，1964-05-29。这篇文章也遭到了驳斥，王青和郭佩恒写了《就合二而一问题与杨献珍同志商榷》，载《光明日报》1964-07-17。也可参看MerleGoldman，“TheRoleofHistoryinPartystraggle，1962—1964，”ChinaQuarterly，1972（51），500~519页。［45］《对游泳的评论》，载《人民日报》，1966-07-25。对毛泽东来说，这并不是一种新观点，他在1959年就提出，把对立面的统一看作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转化的和相对的。（《论辩证法》）另外，在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那段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巩固”的话进行评论时，毛泽东指出，在辩证法看来，此话是错误的，因为当事物处在不断发展的状态时，一切都不可能是彻底巩固的。参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46］［47］时间疑有误。似应为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期间。———译者注［48］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3175页。《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12日）。［49］参见《论辩证法》。［50］参见《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1958年5月17日）；参看《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在这里，毛泽东提到，在二者必居其一的速度变化时，采取“突击战术”就是正确的。［51］参见《关于少数*的指示》（1958年3月）。［52］《游泳》（1956年5月），8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53］《关于游泳的评论》，载《人民日报》，1966-07-25。［54］《在长江游泳时的言论》，载《人民日报》，1966-07-25。［55］RichardBernstein，PraxisandAction（Philadelphia: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ress，1971），［56］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00~304页。［57］参见《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58年12月9日）。［58］《在成都会议上的谈话》（1958年3月20日）。或参见《论辩证法》。论冲突论冲突(28)［59］《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三次发言》（1958年5月20日），参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60］毛泽东在1964年8月18日的一次谈话中说过：“一人吃掉一个，大鱼吃小鱼，吃就是综合。”———译者注［61］《辩证法唯物论》。（似应为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译者注）［62］《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12月21日）（似应为1958年1月31日《工作方法六十条》。———译者注）接着他还提到，这个界定是他像*那样推演而来的。*把黑格尔哲学的外壳去掉，吸取他的有价值的内核，把它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对费尔巴哈吸收他的唯物论，批判他的形而上学。这里，毛泽东误解黑格尔和*所使用的“被扬弃”概念，这与他背离他们的综合思想有关。［63］《工作方法六十条》（1958年1月31日），参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64］Kuhn，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65］参见《*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3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66］在JohnFowles?蒺novel，TheFrenchLieutenant?蒺sWoman（Boston：Little，Brown，1969）中可以发现一种描述在普遍接受*和达尔文思想之前的理性氛围，并由此来说明我们现在受这种思想影响的程度的有趣尝试。［67］RichardHofstadter，SocialDarwini*inAmericanThought（Boston：Beacon，1944，1940）.［68］本德讨论了*和达尔文的这种关系，以及普列汉诺夫试图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并强调他自己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质的问题。见本德等人的Betrayal，110~113页。［69］《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第二批材料的序言》，载《人民日报》，1955-05-24。［70］Marx在“EconomicandPhilosophicalManuscripts”（1844）的开篇几页上，论述了费尔巴哈对德国哲学的积极贡献。有关*把自己的著作看成对费尔巴哈超越的观点，可在ThesisonFeuerbach和TheGermanIdeology的第一部分中找到。可在Shlomo*ineri的TheSocialandPoliticalThoughtofKarlMarx一书找到对这种关系的变化进行的有效分析（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68年版），8~12、66~74页。［71］在*的论断中看到某种特别的“决定论”痕迹，这是可能的。但我仍赞成AndrewWalder那具有说服力的主张，见Marxi*，Maoi*andSocialChange一文，载《近代中国》3：1和2，（1977年，1月和4月），101~118、125~160页。他把*著作中的唯意志论和决定论看成是辩证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假如认为二者是孤立或分离的，并用其中一方面作为*（或毛泽东）思想的特征，那是不恰当的。论冲突论冲突(29)［72］《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01页。［73］同上书，311页。［74］同上书，302~303页。［75］《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载《人民日报》，1956-12-29。［76］《列宁主义万岁》，载《人民日报》，1960-04-20。参看《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载《人民日报》1963-06-17。［77］《关于印发“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等三篇文章的批示》（1959年7月29日）。［78］《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9］《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1957年11月18日）。［80］《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1958年5月8日。［81］参见《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三次讲话》，1958年5月20日。［82］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23～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在研究中，我们将会回顾这个文献，因为，毛泽东自己也把这个文献看作是第一次试图在解放初对中国所采用的苏联发展模式作出合乎本国情况的选择。例如，见《在成都会议上的谈话》，1958年3月10日。［83］《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20~322页。［84］参见上书，320~322页。［85］Bernstein有关*立场的讨论是有益的，见PraxisandAction第75页脚注。［86］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23页。［87］同上书，323页。在此，毛泽东把生气勃勃的共产主义运动与陈旧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较。［88］引自PaulFoulquié，Ladialectique。在Kant的IdeaofUniversalHistoryfromaCo*opolitanViewpoint中可以找到他做的区分。库特?辛格讨论了康德在提到“物质的”冲突和“精神的”冲突之间的差异时所作的这种区分。物质性的冲突是从两个客体不能同时占有一个相同空间的物理事实中产生的；而精神性的冲突都是从活动着的人的对立的目的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见TheIdeaofConflict（MelbourneUniversityPress，1949），。［89］《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19页。［90］参见《*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8卷，5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91］参见《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20日），参看《在汉口会议上的发言》（1958年4月6日）和《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似应为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译者注）论冲突论冲突(30)［92］参见《在八大三次会议上的第二次发言》（1958年5月17日）。（似应为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译者注）［93］《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62年8月6日。［94］《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1964年8月18日）。参见《论辩证法》；《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在视察期间与地方负责同志的谈话》（1971年8~9月）。［95］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45页。［96］参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载《人民日报》，1956-04-05。［97］参见《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月20日。［98］谈阪田的文章（1964年8月24日）。参见第二年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见［美］斯诺：《漫长的革命》，195~222页。［99］Donald，“TheChineseViewofAlienation”，载ChinaQuarterly，59期（1974）580~583页。参看Starr，“Mao’sSelf-ImageasaMarxistThinker，”，载ModernChina3∶4（1977年）以及“Marxi*andthePoliticalLegacyofMaoTse-tung”，载InternationalJournal（1976—1977年冬），128~155页。论知与行论知与行(1)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1]在抗大的一系列讲演中，毛泽东在阐述矛盾问题的同时，还就认识论问题做过讲演，讲演的题目是《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2]，在这个讲演中，他提出一种显然是辩证的认识论，这个讲演在正式收入《毛泽东选集》前做过些许修订。在本章，我们将开始研究毛泽东对观念的来源和发展———认识的过程———的阐述，特别要考察一下他对这一过程的辩证性质所作的描述。本章的后面部分，我将探讨他有关观念须接受检验的论述，以及他区别观念并对其作出评价所依据的各种标准。这样做以后，就有可能重新探讨前面一章结束时遇到的悖论：在一个认为思想观念都来源于实践的认识论体系中，某些思想———矛盾是普遍的、永恒的思想———怎么可以具有不受时间约束的有效性。认识过程在前一章里，我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在那里，毛泽东认为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3]两年后，他重新谈到这一观点，并在阐明自己的观点时，谈到了他在认识和行动之间发现的内在联系：“恩格斯讲到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讲得不完全，讲了一半。单是理解就自由了？自由是对必然的理解和改造，还要做工作。”[4]毛泽东在讨论认识论问题时，回过头阐明了认识和改造之间的辩证关系。说毛泽东的认识论在本质上是辩证的，至少有两个根据。第一个根据，如我们在前一章里看到的，毛泽东在谈到矛盾的普遍性时，认为思想领域与社会、自然领域一样，都充满着矛盾。［5］第二个根据，他在对认识过程本身的描述中，运用辩证法的语言说明认识过程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运动。他认为这一运动具有“突变”或“飞跃”的特征，这种特征带来质变，从而也说明，后一阶段在性质上是综合的，发展至这一阶段的运动是前一阶段的对立面冲突的结果。在1937年的文章中，他描述的这个认识过程，包括三个阶段———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和革命实践，第三个阶段会重新产生第一个阶段，从而使这一过程像毛泽东所理解的辩证法本身一样，成为一种螺旋式的上升运动。如果以为在认识过程这三个相互联系的阶段中，哪一个阶段比其他阶段更重要，那是不正确的。但是，毛泽东确实更注意感性认识阶段而不是其他两个阶段，这种重视与其说是一种解释方式，不如说是一种规劝，而这大概是由于毛泽东经常看到他的同事们忽视这个阶段的缘故。在1930年，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6]感性认识作为认识过程第一阶段的产物，是观察者与现象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讨论感性认识阶段时，毛泽东一再强调观察者与被观察现象之间直接接触的必要性。[7]在他早期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出过下面这样的观点：“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8]。在同篇文章的后面，他用类比的方式来表达只有直接观察得到的认识才是可靠的观点：“走马观花，虽日日观，犹无观也。”[9]他说，假如停下马观花，那效果就大不一样；然而，如果人们真的想要看清花，惟一成功的办法就是下马来直接地观察花。［10］这种“下到”基层去观察情况，跟人民群众交谈，了解他们的意见，从而形成有关形势的感性认识的主张，是毛泽东经常强调的。［11］他所发的指示就是以他自己的广泛调查研究的经验为基础的。*他在1936年指出，哲学并不是大学专家的产物，“哲学产生于山沟”［12］。按毛泽东的说法，在观察过程中，现象和观察者并不处在对立或矛盾之中，尽管现象本身具有内在的矛盾或冲突。事实上，如我们在前面一章里看到的那样，在感性认识阶段，观察的过程就是在所要认识的现象中寻找冲突或矛盾的过程。虽然，毛泽东也承认，每一个个别的观察者都直接经历他需要认识的一切现象是不可能的，但他还是论证说，有时我们所依赖的间接知识归根溯源产生于直接的观察：“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13］。毛泽东在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他的观点时，掩盖了观察者之间主观上的差异性和相互交流这样一些重要问题。我们在考察他所提出的检验何种思想是正确思想时，还会再遇到这个问题。不过，他的基本观点仍然是清楚的：一个观察者对所要认识的现象具有愈多的直接经验，其直接经验愈广泛，那么，他得到的感性认识就愈可靠。“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14］论知与行论知与行(2)*在我们能见到的文章和讲话中，相对来说，毛泽东很少谈及他自己，但是，他确实强调自己过去在党内进行调查研究的经验。我们已经提到两篇他过去的文章，其中都谈到这种经验。后来，在《论十大关系》、《在一份简报上的批语》(1964年3月)和《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1964年8月18日)里面，他也提及这一点。1955年他说到他已广泛阅读了有关地方情况的材料，见《在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上的讲话》。那年年底，地方情况的一些报告加上他的按语出版了一个集子，以此来证明他的主张的正确性，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和按语。在“大跃进”期间，他曾受到某些了解中国农村生活现实的人的指责，但此时中国新闻机构发表了20多篇他参观合作社、人民公社、学校、矿山、工厂和商店的报道。这可以证明他在1965年对他的党内同事所说的话的正确性。他说：“我这个人，就是各种人都见过，大官、小官都见过。”见《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12月21日)。他在1958年参观时所作的报道，可寻找下列索引：《在视察抚顺时的指示》(1958年2月)、《在视察沈阳郊区时的指示》(1958年2月13日)、《在视察四川省时的指示》(1958年3月)、《视察四川省的农业合作社》（1958年3月16日)、《人民日报》(1958年4月15日)、《人民日报》(1958年5月1日)、《与河北省徐水县合作社社员和党委书记的谈话》(1958年8月4日)、《在视察七里营人民公社时的指示》(1958年8月6日)、《视察山东农村时谈话摘录》(1958年8月9日)、《在视察新立村农业生产合作社时的指示》(1958年8月10日)、《在参观新产品和工业技术展览会时的指示》(1958年8月11~12日)、《在视察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时发出的指示》(1958年8月13日)、《在视察北京西南郊农业合作社时的指示》(1958年8月14日)、《在视察安徽、湖北和江苏时的指示》(1958年9月)、《视察武汉大学时所作的指示》（1958年9月12月)、《视察期间在武汉对妇女的讲话》(1958年9月14日)、《在安徽视察期间的指示》(1958年9月16~20日)、《巡视期间的言论》(1958年9月29日)和《在视察东栎人民公社时的指示》(1959年4月13日)。毛泽东对感觉过程的叙述，使他成了一个彻底的经验论者，至少在认识过程的开端是如此。但是，他又认为，这种感性认识阶段的经验只能导致“对一些表面现象的汇集”［15］；在其他地方，他说看事情必须看它的本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16］。如果没有迈过这道门槛，就会犯他所谓的“狭隘经验主义”的错误。论知与行论知与行(3)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就是理性认识阶段。按毛泽东的说法，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运动是一种辩证的运动：“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17］概念不同于感觉，它们“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相反，感觉是现象的、孤立的和外部的联系。［18］他以井中之蛙作为解释的例子。青蛙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口大。”相反，“*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19］。他在1961年指出：“在研究问题时，为了认识现象背后的本质，我们必须从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出发，从而揭示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矛盾。”［20］例如，某个农民根据自己受个别地主压迫的经验，就可以得到关于地主压迫的理性认识。［21］他接着说，运用概念就可以形成判断、进行推理并得出逻辑结论。这个过程有一部分只是积累性的：概念是多种感性认识的结果。［22］但是，多种感性认识的积累只能说明有关量变的情形，而他所讲的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之间的变化在性质上是综合的，因而只能是质变。毛泽东在为改进文风而对党八股提出的第五条罪状中阐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对在感性认识过程中所观察到的问题和矛盾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经过这个系统而又周密的分析过程后，才有可能“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只有做了这一步后，才有可能进行“综合”，才有可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23］但是，对立面以及通过向一个新的、综合的认识阶段飞跃而得到解决的对立面的冲突，在这里并没有展开论述。这一过程仅仅被说成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24］。我要说明，这里的矛盾(它的解决形成了概念)是感性认识与观察者带入概念化过程的某种人们可以称之为“前概念”的东西之间的矛盾。我提出“前概念”这个术语，并不是因为它出现在毛泽东本人对这一过程的描述中，而是由于他对整个认识过程所作描述的逻辑表明了这样一个术语的适用性。由于毛泽东所理解的认识过程必然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因此，一定存在这样一个点，在这个点上，对现象世界的“旧”理性认识与对现象世界的“新”感性认识开始发生相互作用。在我看来，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推移运动(也就是所说的整理和改造的过程)似乎就是这种矛盾的相互作用必定要发生的那个点，我们马上就要看到，这种感性认识与“前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矛盾的，因为任何一个完成了的认识过程的产物都是双重的：新的观念以及作为这种观念的结果而变革了的世界。但是，这个变革了的世界又是另一个超越理性认识的辩证转化过程的产物，因此，概念与客观世界彼此并不是直接一致的。在这种变化发生后人们再次观察世界时，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与建立在这种变化前所形成的感性认识基础上的理性认识又相矛盾了。于是，在一个新的认识过程中，这种理性认识就作为“前概念”而发挥作用了。论知与行论知与行(4)正是在认识过程的这一阶段内，为各种质量层次的观察者和观念奠定了基础。在毛泽东看来，感性认识过程似乎是一个与“现实”物质世界直接接触的过程，它不太可能发生错误，但我们会看到，他还是认为有些观察者的观察比其他人更恰当、更精确和更可靠一些。而理性认识阶段出现差错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这不仅是由于观察者的能力和经验(他或她“整理和改造”各种感性材料的能力)不同，而且还由于观察者用来整理和改造感性材料的“前概念”的合理性或有效性不同，这些情况都可能对这一认识过程成功与否产生影响。如果观察者能力不够，或者如果他使用的“前概念”缺乏充分的经验基础或概念化过程不正确、有缺陷，那么，新的认识过程的产物也一定是不正确的。既然认为有些观察者比另一些更有效率，有些“前概念”比另一些更准确，不言自明，那就需要有一种对不同观察者和观念的质量加以分类的序列，需要有一整套标准来实现这种分类。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我们将讨论这些标准。毛泽东一再强调认识过程中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阶段的相互联系和不可分割性［25］，他认为，如果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割裂开来，那就会使正确的实践发生偏离。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党的整风运动期间，他阐述过这一观点。他认为，与这种正确的认识过程截然相反的是两种立场，一种是那些主要由于同莫斯科的关系亲近而过分强调*列宁主义原则的党员的立场，另一种是那些由于缺少马列主义训练而过分注重他们自己直接具体的革命经验的党员的立场。毛泽东将前者称为教条主义者，将后者称为经验主义者；他认为，这两种人都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我们已经看到，经验主义者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而忽视了理性认识阶段，结果是他就像井底之蛙那样，“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26］。相反，教条主义者是那些专注于理性认识阶段而忽视感性认识阶段的人。他们把注意力放在自己或别人的理论上面，而不顾那种理论所依据的经验基础，其结果是“脱离社会实践”［27］。在1942年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以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社会实践的关系为例，运用类比的方法对教条主义作了描述：“*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28］论知与行论知与行(5)他接着说：他们“将*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用粗俗的话来讲，“你们的教条还不如粪便。我们都知道，狗屎可以肥田，人便可以喂狗，而你们的教条，既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那有什么用呢”［29］？这段话在修订版本中已删去，但这里必须引出来。教条主义的倾向就是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由于世界是不断发展着的，由于世界的不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因而，没有任何一种思想观念能够在任何时候机械地适用于任何地区。［30］正确地运用这些思想，不是把它们当作公式，机械地去套每一种情况，而是把它们当作对自己的感性认识发生影响作用的“前概念”，以便从自己的经验中产生出理性认识来，然后，再用这种理性认识来指导革命的实践。［31］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主义的“经典著作”，而且适用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理论。1964年，他曾谈到要根据中国革命后来的实践经验重新修订《实践论》和《矛盾论》［32］；次年，他告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来访者，不要把中国革命的理论机械地运用于他们自己的革命运动：“请你们不要对我说，你们在我的书本中学到了这样那样的东西。你们有你们自己的战争，而我们有我们的战争；你们得根据自己的战争来创立原则和理论，假如书本堆在眼前，那会遮住视线的。”［33］但是，教条主义的危险并不意味着排斥那些能够正确地根据感性认识创造理论的思想家的作用。毛泽东在1958年写道：理论是“在理论家的头脑这个主观世界中的结晶”［34］。第二年他又说：“办不到的，勉强办，主观主义。主观反映了客观，就变成了主观能动性。”在同一次讲话中，他作了这样的概括，“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论是精神，是规律，是从物质反映来的”［35］。毛泽东认为，虽然新的思想是在认识过程中的理性认识阶段产生的，但“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毛泽东在这里把感性与实践等同，他接着说：“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36］应当重申一下，毛泽东虽然认为认识过程的三个阶段相互依赖，但他强调的侧重点是革命实践阶段。他说，如果将认识过程停留在理性认识阶段，“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37］。“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38］实践之所以是关键，是因为没有实践，认识就没有完成。毛泽东指出，这如同学习语法和逻辑的规则一样，学生在实际应用这些规则之前，他们的理解是不完整的。［39］实践更为重要的作用，按照*的指示，就是通过革命能动地变革世界，而不仅仅限于解释世界。［40］论知与行论知与行(6)再说一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运动被说成是一次飞跃，因此，我们应当再一次设想，这种运动是以对立力量的冲突为基础的。像以前一样，对于在认识过程第三个阶段造成辩证飞跃的矛盾，毛泽东并没有作出规定。然而，似乎很清楚，这里涉及的对立面是产生于概念形成阶段的新认识与尚未改变的世界(一个正像其开始被感知时那样的世界)之间的矛盾，因为这种新的认识实际上是一种对变化的要求，而世界尚未与这些新的认识相一致。认识到这二者彼此矛盾，才会产生更深入的思考。关于一个问题与其解决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般的看法是前者大致应当与后者相一致。但在毛泽东的思想框架中，却认为问题的解决与问题是一种矛盾的关系，而不是两者相符合。把矛盾概念引入认识过程的这个特定阶段，突出表现了毛泽东的认识过程观的革命倾向，而不是改良倾向。用图式来表示毛泽东上述有关认识过程的分析，也许有助于阐明我们的论点：用这个图式来描述毛泽东在1937年的讲演中所阐述的认识过程，还需作两点说明。第一点与毛泽东运用辩证法的机械性或操作性特征有关。毫无疑问，这里叙述的矛盾与某些评论毛泽东的学者所鼓吹的有机的、自然的辩证法毫无共同之处。［41］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并不认为对毛泽东所理解和运用的辩证法做这种概括是不准确的，因为这种理解和运用，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与其说应归因于黑格尔和*，不如说应归因于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然而，在发生变化的地方，必须要考虑他做这种阐释的背景。做出这种阐释的那个讲演是在抗日军政大学的一个班进行的，这个班的成员主要是红军干部，他们具有丰富的革命经验，但对*主义的分析方法却几乎一无所知。在教学中，毛泽东试图用简洁明了、直截了当的方式来讲解复杂而又模棱两可的认识过程，这可能使他对认识过程的叙述不像他本人所理解的那样，反而带有较多的机械性。我自己在此详细阐述并澄清他已经做出的说明，其目的就是想表明，他的那种叙述并不是像表面上那样机械和死板。［42］第二点，这里提出的三阶段认识过程，以一种与毛泽东在其他地方关于这种内在关系的论述不一致的方式，使实践和感性认识的相互关系变得含混了。在观察者理论家的角色与革命行动者的角色发生分离的地方，可以找到出现这种失误的线索。毛泽东指责使一部分人从事与现实世界脱离的精神劳动的分工是“唯心主义的”(因而也是不合理的)，这表明上述失误并非他的本意。［43］在上面引证的一段话中，他把感性认识和实践相提并论(“认识来源于实践”)，这进一步表明上述失误不是他的本意。这样一种公式虽然表明了他对两种活动的内在联系的看法，但把两种我们通常认为是非常不同的活动(一种是认识世界的活动，一种是基于这种认识而采取的行动)相提并论，又使他的阐释发生混乱。毛泽东的本意究竟是要论证感性认识活动本身就是实践，还是要指出人们是在实践过程中感知外界的，现在还搞不清楚。论知与行论知与行(7)1937年后毛泽东的认识论思想在其讲话和著作中的演变是一个逐渐的过程。［44］1942年他对创立理论的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仍包含着他在1937年所运用的三阶段公式。然而，在谈到其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都主要来自书本的、新近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情况时，他确实清楚地阐明了自己在观察者和行动者分离问题上的看法。他坚持认为，那些知识分子只有参加到实践活动中去，并研究实际问题，他们的认识才是完全的。不过，在此，他认为这种分离是可以弥合的，因而是暂时的问题。这可以用*本人的例子来说明，*起初是一个没有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但后来他弥补了这一缺陷。最终，*“成了一个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他］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45］。在1958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重申了有关理论家与实际工作者相结合的必要性，他指出：“我们的认识，是根据客观感觉而来的，就在我们的脑子里形成了许多概念。”［46］他在两个月前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的论述表明，实现这种结合是不成问题的。在那里，他把大脑比喻为形成概念的“加工厂”，它从群众中获取信息，经过加工，形成概念，然后再把这些观点和思想传达给群众，以便受到“人民群众”的“考验”，判定它们是否是“合用”的或“正确”的。［47］这里的含义很清楚，党的领袖们的大脑是创造理论的“工厂”，而人民群众为这些工厂提供感性认识的原材料，并对这些工厂的产品进行验证。解放以后对认识理论最完整的论述，是中央委员会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议中的一节文字。［48］从中节选的题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的文章，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版的《四篇哲学著作》中作为第四篇公之于世。在这里，毛泽东重新构建了他的理论框架，他把认识过程描述为两个阶段，而不是三个阶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一个单一的过程中结合起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49］这里所描述的这一过程的辩证性质虽然不如原来的三阶段公式清晰，虽然这里讲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运动是一个“飞跃”，但在同一段话中，也把这种运动视为感性认识逐渐积累的结果［50］；然而，我们在前面已看到，对毛泽东来说，单纯的量变并不包含辩证运动。**下面所提到的例子是这条规律的一个例外。这个例子中的量变似乎具有质变的性质：“你可以问三岁小孩‘你妈妈是狗还是人’?他可以回答你‘妈妈是人不是狗’，‘妈妈是人’是个别与普遍之统一，是矛盾的对立面的统一。”见《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1958年5月17日)。这个观点表明，概念是特殊和一般之间的矛盾的产物，而这“一般”和概念似乎就是一，是同一的。论知与行论知与行(8)这一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在本质上与原来论述中的第三个阶段是相同的：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方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51］。在这个阶段上，虽然所运用的术语是辩证的，但这一过程本身似乎又没有明显的辩证法。但是，毛泽东关于这一过程的概念实际上是辩证的概念，这一点只是通过他对这一认识过程所作的如下概括才表现出来：“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52］。把认识过程由三阶段简化为二阶段后，整个过程中的基本矛盾，即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被突出出来了，观察者和行动者相统一的问题也阐述得更加清楚了。同时，他原来关于感性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理解过程和改造过程)合二为一的观点，在此以更为直接的方式得到了重申。确实，毛泽东在1937年的讲演中所概括的观点似乎与后来的公式有着比较直接的联系：“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53］人们普遍认为，毛泽东在1963年讨论他的认识论时最引人注目的东西是他强调思想意识的力量，这种强调有时被人认为差不多是向他自己曾严厉批判过的唯心主义发展。他说：“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然而如果把这段话当作毛泽东在晚年出现了某种新唯心主义的迹象来解释，我认为是没有根据的。有几个理由可以来说明我的观点：第一，这段话并不是什么新的表述，1953年他在谈到斯大林的思想时讲了一些几乎完全相同的话，说它“掌握了全世界的广大人民群众，而且业已变成了无敌的力量”［54］。第二，仔细阅读这段话就会发现，这里的“唯心主义”始终受到唯物主义的极大限制，只有正确的思想才能变成物质力量，而正确思想的产生，则与贯穿在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和革命实践全过程中的物质世界相联系。另外，把正确思想变成物质力量的是革命群众的实践。最后，承认如下一点也是重要的，即这段话根本说不上是背弃了*主义，根本不是一种提出了思想观念领域和物质世界交互作用观点的新黑格尔主义式的唯心主义。因为，虽然*确实指出过他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改造只是使黑格尔不再头足倒置，但是他认为自己是以辩证的方法完成这种改造的，理查德?伯恩斯坦曾透彻地指出了这一点。就是说*并不否认观念的力量，他辩证地超越了那种把原始推动力归因于观念的立场：“最好把*的唯物主义理解为对以前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一种扬弃(是在黑格尔使用这一概念的精确意义上)；他经过肯定、否定，从而超越了这两种作为对立面的‘要素’。”［55］这样去看观念和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即像毛泽东那样来看这种相互作用，就绝不会认为它倾向于唯心主义而放弃了*主义及其继承者们所阐述的唯物辩证法。论知与行论知与行(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39页。在同一个月的月初，毛泽东通过对“一言”作用的解释，提出了相同的观点：“*讲无产阶级专政，是一言兴邦；赫鲁晓夫讲‘三无世界’，‘全民党’，‘全民国家’，是一言丧邦。”见《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3年5月11日)。在1966年，毛泽东下面的一段话常被人们作为格言来引用，我们应当“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26页。评价观察者及其思想的标准在毛泽东有关认识论的著作中，对观念进行比较和评价至少有三种标准：第一种是根据一种观念的正确与否，即它的真或假。与之密切相关的第二种是我们可以称之为“适用性”的标准。考虑到一种观念所反映的世界是不断变化的，这就产生了一种正确观念能在多长时期内维持其正确性，即它的适用期限的问题。第三种是据以评价某种观念是否带有偏见的标准：感知、深信某种观念并依据其行动的是什么人这三点，在某种条件下，可以在该观念的相对有效性方面造成差异。毛泽东用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指出，正确或真实的思想是那些在社会实践中发挥作用的思想。［56］这种观点最简单的形式是把检验过程看成这样一种过程，即在认识之理性阶段形成的观念在随后的社会实践阶段中“符合于客观事实”［57］。他承认不可能如此简单地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认识的目的不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那么，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正确的思想不能仅是与世界相一致，而是必定与世界有矛盾。根据这一假设，检验认识有效性的比较复杂的过程有如下述：“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58］当然，这种复杂性正是人们借以达到“预想的目的”的途径。很清楚，这些预想目的就是认识过程中所运用的“前概念”的一部分，至于这些目的是如何实现的，以及如何评价等复杂问题，也许最好放在一边，把它当作适用性问题的一个方面，在讨论评价观念的第二种标准时再加以讨论。在检验思想的过程中会产生出一些其他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注意。毛泽东指出，一条正确路线并非总能立即实现理想的目标。要证明一项具体政策的正确性，常常需要时间。［59］在某种情况下，出现这种状况是由于环境与要检验的思想无关，对于检验过程来说，这就增加了第三种复杂性：观察者—行动者实现其思想主张的力量。1963年，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60］。正确思想遇到的强大阻碍，或者来自有意的倒行逆施，或者是纯粹出于无知。在别的地方他还指出，这种阻碍对于发现真理来说其实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正确路线只能在与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形成，正确和错误构成对立面的统一。“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61］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在真理与谬误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中，真理的力量起初往往没有谬误强大。他在1962年作过这样的论述：“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62］因此，少数人的意见应当得到保护，因为，以后有可能会证明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63］论知与行论知与行(10)但是，这少数人是由哪些人构成的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检验一种思想的正确与否最终也许会在实践范围以外完成：我们已经看到，如果某种思想与物质世界不相一致，那它就是不正确的；但它也可能是真理，因为它与之相符的世界是以前提出的一系列目标。如果这种思想不符合它本应与之相符的世界，它可能是错误的，但在过了一段时间后，它的有效性仍然可能显现出来。如果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思想仍未得到检验，那它也可能是错误的，但这也有可能是因为持有这种认识的人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成功地实践它。假如这种检验最后表明它不是验证某种思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变成了是谁阐述了这个思想了。毛泽东在1963年的论述中指出：“先进阶级”的思想，“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64］。归根到底这种思想之所以是正确的，并不是由于它们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而是因为它们为先进阶级的人们所掌握。因此，这里所要评价的是观察者—行动者，而不是那些思想本身。从最复杂的情形回到最简单的情形，如果“预期的结果”在认识过程中没有得到实现，那么，观察者—行动者到什么地方去寻找可能的失误呢？在开始失误时，毛泽东谈到在发生失误的地方重新考察和重复该过程的必要性。［65］那么，该考察些什么?这种失误显然可能发生于认识过程的三个方面。第一，某种正确的思想可能被不正确地付诸实践。我会在以后说明，工作方式上的任何一种失误都有可能不知不觉地影响到行动者的实践活动，从而使他们试图实行的正确思想变得毫无价值。第二，某种理论或思想可能是不正确的，而这一点反过来又可能有两种可能的原因：或者是理性认识的“原材料”(观察者对问题的感性认识)有缺陷；或者是他们在理性认识阶段所运用的“前概念”是不正确的，因此不适用于这过程。第三，在认识过程中不能实现预想的结果，在某些方面可能是由于观察者—行动者的不合法性造成的。这后两种可能的失误，即不正确的“前概念”和不合法的观察者—行动者，我们在讨论衡量思想的适用性标准和对观察者作比较的标准时再进行讨论。弗朗茨?舒尔曼在他的著作《共产党中国的思想和组织》中，对中国人以思想适用性为基础对其进行评价的系统作出了说明。舒尔曼区分了“纯粹的思想”和“实践的思想”，把它们分别作为中国术语“理论”和“思想”的同义语。［66］他发现，特别是从解放到“*”前夕这一期间，中国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作出了同样的区分。他看到，纯粹的思想是指一系列在本质上是静态的、固定不变的观念。［67］实践的思想则是试图把这些静态的观念与具体的、变化着的情况相结合的产物。在下面这段话中，他概述了自己的观点：“思想的产生，并不是由于将真理运用于实际问题，而是将普遍的理论(它对实际问题可能有也可能没有适用性)与正确的实践(它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由真理来决定的)统一起来。”这样一来，按照毛泽东的认识论观点，思想(或认识)是活动的产物，而不是相反。［68］舒尔曼认为，*列宁主义是纯粹的思想*，而“毛泽东思想”则是实践的思想。舒尔曼的公式虽然反映了毛泽东本人在其认识论著作中的倾向，即认为有些思想比另一些思想在正确性和有效性方面有较长的持续时间，但在他的公式中仍有一些内在相关的问题。论知与行论知与行(11)*这里，舒尔曼有些脱离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认为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必然与特定的组织有关：理论就是一种有组织的民族精神。既然在当代不存在包括所有*列宁主义者在内的超民族组织，也就根本不可能有普遍的马列主义。相反，中国人并不具有舒尔曼这种理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的观点，因此他们相信，至少马列主义的某些原则是普遍正确的。第一个问题产生于这样的事实，即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尤其是从1965年*论人民战争的文章发表后［69］，作为纯粹思想的马列主义和作为实践思想的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区别，不再有效了，因为，人们认为毛泽东本人在理论创造方面也作出了贡献。［70］中国人习惯用法中的这种变化(假定确如舒尔曼所认为的那样，过去的用法是有意的)，使得人们对舒尔曼有关纯粹思想和实践思想的划分产生了比他愿意承认的还要大的怀疑。这种划分确实从一开始就存在根本的问题，因为他对纯粹思想的起源问题没有作出任何解释。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划分无法说明理论的变化和发展，它用一种本质上是非毛泽东思想的方法把纯粹思想视为静态的、不变的。列宁的思想被视为当代纯粹思想的组成部分，但在列宁在世时，这种理论却势必成为针对俄国革命的实践思想。究竟是什么东西“促进”这些思想从实践思想领域转化到纯粹思想领域的，舒尔曼并没有作出任何解释。舒尔曼的阐述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由魏斐德提出的。魏斐德批评了舒尔曼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实际上认为革命思想(即纯粹的思想)有一个完全外在于中国革命的根源，因此中国人自己只能发现较低层次的真理，即实践的思想。理论是外国的，因而必须引进；只有思想才是本国产品。［71］从表面上看，舒尔曼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他论证说，虽然中国共产党认为*列宁主义是普遍真理，但对中国人来说构成纯粹思想的实际上却是中国的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产物)。但就其隐含的意思看，舒尔曼的论述清楚地表明，他认为这种理论根植于中国之外的经验中。［72］尽管舒尔曼设计的范畴存在一些问题，但找到一种衡量正确思想时效性的标准，仍然是毛泽东认识论本身提出的问题。根据思想适用的时限可以对各种思想作出区分，这似乎是清楚的，但不能用这种区分构成固定不变的范畴，从而把具体的思想一劳永逸地塞进这些范畴。显然这种区分应当包括三个范畴：永久适用的思想、相对长期适用的思想和只在短期内正确有效的思想。**JamesChiehHsiung在他的IdeologyandPractice(NewYork:Praeger，1970)126~133页中，对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要素也作了三种区分。他认为，意识形态是由三部分组成的：观念形态或认识论部分、理论部分、思想部分，思想起着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的作用。他的区分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第一，与舒尔曼一样，这种区分是静态的，并没有说明概念之间的运动，以及它们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第二，毛泽东所运用的“思想”这个术语以及别人谈到毛泽东著作时所使用的这个术语，指的不只是一个过程，还是这个过程的产物，而舒尔曼的区分忽视了这一事实。论知与行论知与行(12)有两个并且仅有两个概念属于第一个范畴，即具有永久有效性和适用性的思想。其一是事实，其二是方法。我们在第一章看到，事实就是矛盾的存在，即客观的、普遍的、有益的和永恒的矛盾。矛盾是绝对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永恒实在的状态。毛泽东认为具有永恒有效性的概念是他在其认识论著作中提出的辩证分析方法。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方法虽然产生了永久变化的思想，但这种方法本身却是恒定不变的。正如毛泽东在1936年引证列宁的话所说明的那样，这种方法是“*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是“*主义的活的灵魂”［73］。毛泽东赋予这种方法的重要性是不能低估的。［74］他在1958年说：“要尊重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为什么要尊重唯物论?”他自问自答道，“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个东西是一个东西”［75］。在他革命的早期阶段，毛泽东把*主义的方法比作望远镜和显微镜，它不仅可以用来对社会作整体性观察，而且还可以作具体的观察。［76］因此，在*主义中，推而广之，在毛泽东思想中，最有持久性的东西与其说是它的主要内容倒不如说是在其中所发现的方法。在永远有效的思想这一范畴中，最复杂的现象是在毛泽东的认识论中怎么也找不到“存在”这种思想的痕迹。在这个认识论体系中，思想的来源依赖于不断变化的世界；思想的有效性取决于促进和推动这种变化的努力。因此，在这个体系中看不到永远有效的思想，毛泽东在1930年指出：“*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77］。矛盾的客观性以及根据这种客观性而建立的辩证认识论，对于思想发展过程来说是一个例外，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辩证认识论从根本上讲描述了这个发展过程。辩证认识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它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证实，随时间流逝而发生的变化不会使它们丧失有效性。在变化着的世界中，赋予这种思想权威性的正是它们的永恒性。区分思想的第二个范畴，即具有相对长期有效性的思想，显然是个更大的范畴。如毛泽东所说，属于这一范畴的是那些可运用于“具体情况”的“抽象原则”，这些原则既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完全产生于非中国的经验。此外，属于这一范畴的思想并不构成一种封闭的体系，而是可以根据变化着的世界及这一世界的映象而有所增减。属于这一范畴的思想构成了在概念化阶段与感性认识相互作用的“前概念”，这种“前概念”本身必须扎根于实在的经验之中，要通过每一次与物质世界的相互作用而不断得到微小的修正，因为物质世界本身就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这种相互作用的结果，可能会使这些思想的有效性不断得到证实，或者也可能会证明这些思想不再具有有效性。属于这一范畴的思想与上面所描述的第一种范畴的思想不同，它们不可能排除这种无效性。在这一范畴中会不断提出一些有潜在可能被吸收到这个范畴中来的候补物，但是，只有当它们的有效性在实践中经过多次检验而得到证实时，方能被收入这一范畴。毛泽东使用“规律”和“科学”这样两个术语来描述属于第二种范畴的思想。他谈到过在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形下的规律［78］，也谈到过特殊的军事战略方面的规律［79］，但总是强调规律的可变性，以及超出特定条件，机械运用这种规律具有的危险，虽然规律被运用于现在以改变未来，但由于它的辩证性起源，它们必然是具有追溯力的：“思想认识变成为一个体系，一般总是发生在事物运动的终点……在事物变成规律并为人们所认识之前，事物总是一再出现。”［80］同时，毛泽东把科学定义为“正确而又系统化了的知识”［81］。正确而又系统化了的生产斗争知识是自然科学；正确而又系统化了的阶级斗争知识是社会科学［82］。最后，我们看到，正确而又系统化了的知识一旦运用于改造物质世界的活动，它们就成了自由之源。社会科学有助于社会领域的自由，恰如自然科学有助于自然领域的自由一样。［83］论知与行论知与行(13)毛泽东在谈论构成第二种范畴的思想时强调其具有相对长期的有效性是以这种思想归根到底意义上的短暂性为前提的。客观状况的易变性，使一切固定的标准、标识和规律最终都将变得不正确，不符合实际。［84］这一规则对于*列宁主义的规律、标识和标准(即构成第二种范畴主体的那些思想观念)也是适用的，正像它适用于其他的思想一样。*关注的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独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因此，毛泽东认为，这就决定了*主义的某些方面在运用于工业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如中国)条件下时是有局限性的。［85］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对这一点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指出，中国的实践和列宁的实践一样，都已超越了*。［86］1965年，他对埃德加?斯诺说：“现在我的这些东西，还有*、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的了。”［87］因此，认识过程中的“前概念”不应该仅限于*列宁主义的原则，而应当用中国实践所产生的概念来不断地加以丰富。［88］对于毛泽东来说，在确定第二种范畴某些思想有效性的局限性时，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历史时代。他在1960年指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主义，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时代的*主义。”［89］后来，人们也把毛泽东本人的政治思想描绘成“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面胜利时代的*列宁主义”［90］。对历史时代这种观点，我们在考察毛泽东的政治历史观时，将作更为具体的分析。但是，历史时代这一观点，作为一系列既定的“前概念”期间可能是有效的时代，显然构成了毛泽东认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第三种范畴，即相对短期有效的思想，讲不了很长篇幅，因为我们已经以很大篇幅讨论过在检验属于这一范畴中的思想时所涉及的问题。包括在这一范畴中的思想是特殊的认识过程的产物。在它们得到进一步检验之前，它们的有效性仅限于它们由之产生的具体环境。尽管如此，在观察者—行动者以后试图认识变化了的世界时，它们仍然可以成为能为他们所运用的前概念的一部分。我们在毛泽东谈论规律的产生方式时可以看到，在许多这样的认识过程中，作为“前概念”被证实是可靠的这种属于第三范畴的思想，就可以被当作第二范畴的概念或理论来使用了，因为第二范畴的思想是相对长期有效的思想。除了作为对思想进行分级排列的手段来检验思想的有效性和适用性之外，我们还注意到，在毛泽东相关论断的深层内涵中还存在第三种检验标准：即根据那些进行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并将认识运用于实践的观察者—行动者的各自特点，也可以对思想进行分级排列。在毛泽东的认识论体系内，观察者不一定都是相同的，因而，其认识过程的产物在有效性方面也未必都是相同的。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观察者的角色是与行动者的角色联系在一起的，还因为，在毛泽东看来，所有的实践都具有政治内容，所以，在他的认识论体系中，判断观察者身份合法性的标准是与在政治领域判断合法性完全相同的标准。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论及这个问题和这些标准。论知与行论知与行(14)实用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我在其他地方已详尽指出［91］，我们这里所描述的认识理论酷似美国实用主义者约翰?杜威的认识论。杜威的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过非同寻常的影响，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曾与这些知识分子有过接触。与杜威一样，毛泽东也认为思想产生于实际经验，并且反过来又塑造这种经验。他们两人都把世界看成是一系列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需要理论与行动。［92］确实，这种相似性对毛泽东来说是很明显的，因为他不止一次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现实主义者。即使到了“大跃进”前夕，也就是人们普遍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最缺少现实主义色彩的时候，他仍坚持说相反的话：“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这样设想，是不是狂妄？不是的。我们不是狂人，我们是*主义者，实际主义者。”［93］然而，在毛泽东看来，仅仅是实用主义是不够的。在同年晚些时候，他说，我们所需要的是“主观符合客观法则”，是“俄国的革命热情和美国的求实精神统一”［94］。正是革命的热情（他在同一年的另一个场合谈到这一点时，称之为“革命的浪漫主义”［95］）使实践目标富有活力。但是，我们看到，这种目标既不是想象的产物，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他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96］。正如我希望我已阐明并将在讨论毛泽东政治发展概念的结论性一章中需要进一步详尽阐明的那样，毛泽东的政治思想试图通过对实用主义者和幻想家这两种方法实行一种新的综合，从而向那种把他们划分为对立的两类人的观点发起了挑战。［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82页。［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33页。［4］《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1964年8月18日。［5］毛泽东作为基本矛盾的例子来运用的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25~326页。［6］这一说法最初出自毛泽东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1941年，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重申了这一主张，指出，许多人讥笑他那个口号是“狭隘经验论”，但他仍然坚持没有调查不可能有发言权的主张，因为，没有亲自作过调查研究而作的发言，不过是一些“无知妄说”。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791页。在1956年，他再次重复了这一观点。论知与行论知与行(15)［7］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85页。在那里，毛泽东用一个假设的检查团参观延安根据地的经历来解释他对感性认识过程的论述：“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了他们的感觉”。同上。［8］《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郾6—）》，7l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9］同上书，75页。（毛泽东在1941年9月13日讲过意思相近的话。———译者注）［10］在1958年，他在敦促官僚们下基层和“下马观花”时，再次运用过这个形象化比喻，参见《工作方法六十条》（1958年1月31日）。［11］参见《工作方法六十条》（1958年1月31日），《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1961年1月18日），《*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1963年5月20日），以及《关于四清运动的谈话》（1965年1月3日）。毛泽东认为，比较之下唯心主义者就省力得多，因为，他们不需要将自己的思想与客观实际相符合。［12］《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3年5~6月）。［13］《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88页。在其他地方，毛泽东重申了间接知识的重要性：“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同上书，213~214页。另一方面，他主张对间接知识进行验证，因为这种知识是他们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16页。［14］《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87页。［15］《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1965年1月14日）。［16］《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99页。［17］同上书，285页。［18］参见上书，285页。［19］同上书，149页。［20］《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读书笔记》。［21］参见《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3年5~6月）。［22］“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0页。1963年毛泽东指出：现象与本质是对立的统一，从现象到本质，本质看不见，要通过现象。接着，他还说，只有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才能做到这一点；在那时，“蹲点”是作为口号来描述的。参见《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3年5~6月）。论知与行论知与行(16)［23］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39页。［24］《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0页。［25］例如，参见上书，290页。［26］［27］《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19页。［28］［29］同上书，819~820页。［30］参见《人民日报》，1956-04-05。［31］毛泽东在许多场合阐述过这一点。例如，可参看《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33页，在那里，他谈到了通过这个过程“使*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还可参阅《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14页；《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745~753页，和《八大开幕词》（1956年9月15日）。［32］参见《在一份简报上的批语》（1964年3月）。［33］《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的谈话》，1965年3月16日，参看社论《列宁主义万岁》，载《人民日报》，1960-04-20。［34］《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四次讲话》，1958年5月23日。［35］《在郑州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日。［36］［37］《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2页。［38］同上书，325页。［39］参见《同尼泊尔教育代表团的谈话》，1964年3月29日。［40］这一观点包含在《费尔巴哈论》第十一条中，参见《*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1］例如，MartinGlaberman的MaoasaDialectician，载于InternationalPhilosophicalQuarterly，第8期（1968年），94~112页。也可参看ArthurCohen，TheCommuni*ofMaoTse-tung（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64）27~28页。［42］这使我想起缪勒教授对那些将“僵硬刻板的‘正—反—合’的形而上学公式强加给黑格尔逻辑”的人所进行的嘲笑：“TheHegelLegendof‘Thesis-Antithesis-Synthesis’”，载于JournaloftheHistoryofIdeas，第19期（1958年），411页。另一方面，我认为毛泽东比黑格尔更喜欢运用这种逻辑规则。［43］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00页。［44］一种早于《实践论》6个月的相似的有趣描述，可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找到。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是这样描述战略决策的形成过程的：首先是周密的侦察；其次是根据这种侦察作出正确的判断；最后，在这种正确判断的基础上再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79~180页。论知与行论知与行(17)［45］《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17页。［46］《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1958年5月17日。［47］参见《工作方法六十条》，1958年1月31日。［48］参见《*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1963年5月20日。［4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39页。［50］“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本质上相同的观点可在《工作方法六十条》（1958年1月31日）和《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1958毛5月17日）里找到。［5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39~840页。［5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40页。［53］《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6、297页。［54］《最伟大的友谊》（1953年3月9日），毛泽东有关意识和物质的相互关系的原则表述，使人联想起斯大林于1950年写的文章《*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相互关系的论述，他是这样表述的：“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55］RichardBernstein，PraxisandAction，Philadelphia：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ress，1971，［56］“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63页。［57］《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477页。接着毛泽东又说：“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看看与此相对立的观点，在1961年，毛泽东主张，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思想不可能是正确的，因此，“从没有先知先觉的人”。参见《〈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读书笔记》。［58］《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2页。［59］参见《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1953年9月16日，参看《庐山会议上关于总路线的讲话》，1959年7月10日。［6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40页。［61］《毛泽东文集》，第7卷，1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