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国外毛泽东思想译丛：毛泽东的政治哲学

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前言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前言(1)湖南人常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1］毛泽东漫长而又富有争议的政治生涯结束了。时过境迁，现在，用一种新的观点来认识他的一生，认识从其生涯中产生并指导他的政治思想已成为可能。就像他自己在上面引用的那句话中提及的，或许只有通过回顾才能更好地理解他的一生及其思想的形态或模式。本书试图以我们现有的对毛泽东全部著作的研究为基础，历史地理解他的政治哲学中一个重要的模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一位革命活动家，毛泽东的一生跨越了近现代中国近60年的历史。他不仅是社会活动家，而且是思想家。在这60年间，他频繁地写作，不停地演说。本书首先假设毛泽东的政治生涯和从中形成的政治哲学的独创性或适用性的历史地位，不再对其真理性提出问题，然后在假设这些政治哲学具有内在历史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展开。所以，这一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针对人们对毛泽东的批评，捍卫毛泽东的思想。诚然，尽管我不时提到论述毛泽东思想的第二手重要文献，但我并没有企望以任何系统的方式，将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同那些论述这些思想的卷帙浩繁且数量还在激增的解释性文献相提并论。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一部过分冗长且具有不必要的复杂性的著作。在本书中，详尽阐述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思想来源也不是我的目的。尽管我承认，我对这一难题颇感兴趣，但我的专业是中国政治和政治理论，而不是思想史，所以我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根源的思索，只能作为个人感兴趣的业余爱好。至于在*列宁主义传统中，毛泽东同其前辈的关系(无论是正统的，还是非正统的)这一相关而又众说纷纭的问题，我听从那些比我更看重这一问题的人的意见。我想，毋庸置疑，毛泽东认为自己是从对*和列宁思想的理解出发并在由此而形成的思想框架内工作的。在这里，我试图并行地陈述毛泽东在*列宁主义传统中的前辈与毛泽东本人的观点，以便对这些观点进行比较。因为我相信，这一研究将成功地表明，无论如何，正像他一生所展示的那样，毛泽东日益敏锐地认识到他所从事的革命、这一革命的社会环境以及他生活和工作的历史时期的独特性质。对*和列宁的思想合乎正统或不合乎正统的修正是什么，这是一个必须在政治基础层面上才能最终得以解答的问题。无疑，毛泽东本人确实关心过这一政治问题，尤其是在他的晚年。因而，我希望阐明他对这一政治问题的看法。但是，相对于他在*主义传统中的前辈的思想，对毛泽东的思想的正统或非正统性、独创性或派生性的问题，另外提出一种外在的判断并不是我的目的。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前言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前言(2)最后，在任何完整的意义上，这本书都不应被视为传记著作。尽管要谈论毛泽东一生的思想演变而不时常提及其中的某些事件是不可能的，尽管我试图将他的思想的重大转变同我认为是影响那些转变的事件联系起来，但我并未打算以一种系统的方式把他的政治哲学同他的政治传记结合起来。相反，我在这里的意图是通过研究毛泽东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及演变去阐明它的一个重要方面。我选择的这一方面，即他的继续革命理论，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是因为毛泽东本人及其后继者都把继续革命理论看作是他的理论活动的顶峰；其次，是因为对这样一个方面的阐述，涉及对这一理论得以确立并从中进一步发展的政治命题、概念和思想的广泛研究，从而提供一种对毛泽东政治哲学全方位考察的视角。我决定通过探讨九个相互联系的论题来研究毛泽东这一方面的思想；采取论题的形式而不是历史的形式来描述毛泽东政治哲学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尽管应当指出这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正如我们在下述章节中会看到的，毛泽东认识论的基本概念是，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间存在着必然的辩证关系。他多次明确指出，与实践相脱节的理论，既不合乎正统，又无益处。基于这一根本原则，脱离实践内容来探讨他理论上的结论，就有某种不合理性。历史地描述他的政治思想———即一种以其政治生涯的不同阶段作为描述其思想基本轮廓的研究———也许更接近他关于理论与实践必然联系观点的本意。另一方面，这种形式的不利之处在于难以避免赘述。由于我认为为理解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而值得探讨的各个论题都与他一生各个时期的各种事件相关，并随之而变动，因此历史的论述就必须抓住各个时期的各种线索，把它向前延伸一小段，然后再回到原话题上来。这在认识论上的准确性方面有所获，但在透彻性方面则明显有所失。确实，毛泽东在其政治生涯的各个时期都认为存在着一些突出的特殊问题或矛盾———他称之为“主要矛盾”。理解这些问题是什么以及会对他的思想有什么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联系我所选择的内容广泛的论题来讨论这些问题或矛盾，并且按照毛泽东在其整个生涯中形成的处理这些问题或矛盾的方式去讨论各个论题，而不是按照年月顺序来论述这些问题或矛盾。这样一种研究绝没有脱离历史内容，但它又确实是在这样一种假设的基础上展开的，即从毛泽东的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某些思想超出了其概念暂时的有限联系，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从而能够以这种方式进行有效的研究。由于本书采用这种框架，不熟悉这一时期历史的读者会发现，毛泽东传记或关于他的历史生涯的著作是本书有益的辅助读物。按时间顺序阅读毛泽东的著作本身是对本书更为重要的补充。事实上，即使对通晓这一时期历史的读者而言，本书也只是阅读这些著作的介绍和指南，无论如何也不能替代接触原始材料。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前言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前言(3)阅读毛泽东著作的起点，是看官方出版的选集，它收集了毛泽东1926年至1957年的著作。［2］其他两本集子也已在北京出版。一本是毛泽东的军事著作［3］；另一本是单卷本的毛泽东解放前后的著作“选读”［4］。不过，官方出版的选集，仅收集了这一期间毛泽东的部分著作。在东京，已编辑出版了毛泽东解放前著作的中文版原文全集，即《毛泽东集》。这是一个比较完整可靠的版本。［5］此外，我们得知还要出版毛泽东的全集。［6］斯图尔特·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一书，收录了中国官方选集没收入的毛泽东解放前著作摘录的译文。［7］内有近300页是毛泽东从其走上社会开始直至“*”为止的著作的节录。施拉姆的注释特别有用，它指出了现行的权威版本出版前编辑和修订的毛泽东解放前著作种种版本的变动情况。我同南希?安妮?戴尔合作，参考中文来源和1949年至1975年近800件文献的英译本，编辑了基本上完整的毛泽东解放后著作的文献目录和索引。［8］最后，布朗大学目前正在开始一项工程，由高英矛(音译)主持编辑工作，目的在于用中、英文出版毛泽东的全集。这一研究始于10多年前。当时，我对“继续革命”观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观点认为，在成功地夺取国家政权后，革命能够而且应当继续下去。这种思想似乎与在多数西方社会科学家中流行的关于革命的基本理论相矛盾。作为研究解放后中国政治的学者，下面的事实引起了我的兴趣：虽然很明显毛泽东及其战友想在他们自己的实践中来实施这一理论，而且确实在“大跃进”时期论述了这样做的必然性，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他们仍然认为，他们的永远革命或不断革命概念与早在约半个世纪前就已论及这一问题的利昂?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毫无关系；在我作关于中国继续革命理论的学位论文期间，中国新闻界开始再次明确提到这一概念，称之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由于“*”期间中国红卫兵组织出版了多种书刊，不仅在中国国内，而且在中国之外，人们都能够找到大量新的先前没出版过的毛泽东的讲话和著作。［9］有了这种新材料，我的论文就把重点放在较近的时期，把继续革命理论同“*”期间对它的实施联系起来。［10］在1971年的一篇论文中，我对有关观点作出了总结。［11］在最近的6年间，通过在伯克利和耶鲁大学讲授这一课程，我进一步发展了自己对毛泽东政治哲学的看法。这一经历使我经常与那些对毛泽东政治哲学感到新奇的人接触，这有助于我解决如何最好地从教学意义上探讨这些问题。而且，通过课堂辩论，我进一步加深了对其哲学的理解和掌握：在一种真正的而且应当给予高度评价的意义上，我的学生始终是我的老师。我尤为感谢爱德华·弗里德曼、汉纳·皮特金、斯图尔特·施拉姆、约翰·瑟维斯和弗里德里克·韦克曼（即魏斐德）对本书初稿的精心指点，我同样感谢南希?莱文伯格在本书手稿的最后阶段所提供的编辑和研究方面的有益帮助。我最诚挚地感谢曾美霞(音译)在文字翻译方面的不厌其烦的指导，特别是她那为封面和词汇表增辉的书法。我还要对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当代中国联合会美国理事会1970—1971年的授权表示谢意，这使我能在中国香港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和思考。没有这一年的研究时间，我完成不了这一研究。最后，我特别感谢我的妻子玛里琳，她在困难时刻给我以坚定的支持，这非常重要，本书就是献给她的。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前言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前言(4)毛泽东在其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扮演了许多角色：学生活动家、农民组织者、军事战略家、诗人、政治缔造者、国务活动家、政治理论家。此外，褒、贬者还以其他角色来描述他，对他们来说，毛泽东或是伟大的舵手，或是冷酷的*者；或是创造性地发展*列宁主义的创新者，或是错误地将*列宁主义当作他达到自己个人或民族目的的工具的庸医；或是无私的革命领袖，或是为了满足他自己一时的兴趣爱好，操纵其同僚和国民的不可捉摸的君主。毛泽东本人在自己即将走完一生时对自己的描绘，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他曾告诉他的传记作家和朋友埃德加·斯诺，他不想让人把他当成“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来回忆，他对“*”期间对他的这些称呼表示“讨嫌”而嗤之以鼻。相反，他说：“只剩下‘导师’这个词，就是教员。”［12］在谈话结束时，他告诉斯诺，他并不是一个复杂的人，而是真的很简单。［13］我奉献此书，是为了丰富我们对这位伟人的政治哲学的了解，为了给我们对其成就和缺点的有关评价提供基础。前言［1］《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2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上仅有此讲话的提纲。———译者注）［2］《毛泽东选集》1～4卷选辑了他从1926年至1949年的著作。《毛泽东选集》第5卷选辑了他从1949年至1957年的著作。［3］《毛泽东军事文选》，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4］《毛泽东著作选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5］《毛泽东集》，东京，苍苍社，1970。［6］1976年10月8日*中央作出《*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指出：“出版《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全集》的工作，由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负责整理、编辑和出版的具体工作。”———译者注［7］Stuart,ThePoliticalThoughtofMaoTse-tung,2nd,（NewYork:Praeger,1969）.［8］JohnBryanStarrandNancyAnneDyer,compilers,Post-LiberationWorksofMaoZedong：ABibliographyandIndex（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CenterforChineseStudies,1976）.［9］在这些红卫兵组织出的集子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批判》（1967）；四辑《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出了前三辑，1969年出了第四辑；《毛主席文选》、《毛主席教育语录》（1967）。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前言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前言(5)［10］JohnBryanStarr,“MaoTse-tung’sTheoryofContinuingtheRevolutionundertheDictatorshipoftheProletariat:ItsOrigins,DevelopmentandPracticalImplications,”,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1971.［11］JohnBryanStarr,“ConceptualFoundationsofMaoTse-tung’sTheoryofContinuousRevolution,”AsianSurveyII∶6（1971）,610-628.［12］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见［美］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181页，香港，南粤出版社，1973。［13］参见上书，187页。论冲突论冲突(1)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1］构成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核心观点是冲突或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变化。在毛泽东的政治著作中，他所论及的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都是以冲突和变化概念为基础的。在他看来，政治领域里各个方面合乎规律的、恒常的冲突和变化，与自然界的冲突和变化的情形是相同的。由于他的认识论是建立在上述核心观念基础之上的，因此，他不只把他的政治理论看成是这种冲突和变化观点的阐发，而且看成是这一观点的例证，从而服从于支配着自然界和政治现象的同一发展规律。因此，为了理解毛泽东有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逻辑，我们必须从探讨冲突这个基本概念出发。对毛泽东的冲突、矛盾和变化思想，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加以考察；第一，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那样，他把冲突理解成在社会和自然界同样存在的一种既定的、自然的状态；第二，他认为冲突是普遍的；第三，他把冲突看成是这个世界的一种有益的特性，因为它所引起的变化是积极的、进步的；第四，他深信，冲突是社会和自然界一种永恒的状态。从这四个方面入手探索作为毛泽东政治哲学核心的冲突和变化观点的起源、性质及其内涵，系统阐述我的看法，这是本章的目的所在。冲突的客观性尽管毛泽东的有关冲突的思想与近代西方社会和政治思想以之为基础的某些根本原则是相背离的，但是，作为社会和自然界正常状态的对立力量相互作用的观点，却依然是十分古老和普遍的。这种观点不仅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历史渊源中可以找到，在欧洲和美国的现代思想的历史渊源中同样存在。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事实证明：对那些细心观察自然界的人来说，对那些存有人类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并受其变化规律支配的观点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自然而然就会产生的见解。这种有关自然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观点———我们称之为“前普罗米修斯式”的观点———在欧洲理性传统中的前古希腊思想，在中国传统中的前儒家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为了探讨这种关于对立力量相互作用的早期观点，以及这种观点与毛泽东所使用的冲突概念的关系，我们必须首先作一些基础的语言学的区别。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对立看成是两项若干种可能的关系中的一种；推而言之，也可把冲突看作是对立面之间两种可能的关系类型中的一种，另一种关系类型则是互补的。不管是将冲突还是将互补看成是对立面间关系的适当方式，无论哪种看法都会对人们有关变化的观念和态度产生影响；反之，对待变化的态度和观念如何，也会影响他们对对立面关系的认识。当然，有关对立和变化的思想在概念上是可区分的，但无论在早期古希腊思想中还是在古代中国思想中，它们的出现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两大思想体系中，只要涉及互补性要素内在联系的对立观念，自然都与把变化理解为重复、预定和循环的观念相适应；相反，只要涉及相互冲突要素的关系的对立观念，都导致了把变化理解为直线的、进步的观念。论冲突论冲突(2)在艾菲斯的赫拉克利特的著作中，人们可以看到以对立力量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自然观的证据：“爱与恨，醒与睡，生与死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互相转化着。”［2］赫拉克利特在讨论对立问题时，主要强调的是对立面之间的互补性，而不是冲突。但他强调互补性时，也并没有忽视冲突的发生：“事物集聚在一起……尤其是二极或‘对立面’……在某种意义上是整体或连续性，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又不是整体，而是分裂或对立；在某种意义上，对立的双方倾向于聚合、统一，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它们又倾向于分离、多元性。”［3］当赫拉克利特从互补的角度论述对立的因素时，他很自然地把变化看成是循环的；而当他把对立的因素当作彼此相互冲突的东西来看待时，变化这一范畴所蕴涵的性质就不同了：“人们必须懂得，冲突是普遍的，合乎自然规律的，一切事物必然要经过冲突方能产生。”［4］当古希腊思想发展到成熟阶段时，对立力量之间偶尔是相互冲突的关系而大部分时间则是互补关系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被抛弃了，或至少有一部分是彻底地转变了。相反，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中，本性相反之物相成的观点在塑造中国传统中后来的思维模式方面，其影响要比古希腊的传统思想来得更深更广。在中国思想史上，最早对对立力量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广泛兴趣的系统阐述，可以在《易经》中找到。这部经典著作各个不同部分的形成年代，在学术上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这个注释本所依据的占卜系统，人们通常认为形成于公元前11世纪。这个由许多三线形(即经卦———译者注)和六线形(即别卦———译者注)构成的体系，是以连线和断线的组合为基础的。连线代表支配或强盛的原则，而断线则代表退隐和柔弱的原则。三条连线或断线的一切可能的组合，构成八个三线形；两个三线形组合成包括六组线条的整体，就构成一个六线形，这种六线形总共有64种可能的组合。在这部充斥六线形的著作中，每一卦都伴之以相应的卦辞，其中对对立力量的阐述，强调的是它们的互补性，因此，它主张一种观点：“宇宙通过变化或转化的作用方式，使每一事物获得其真实的本性和命运，并且与宇宙相和谐。这也就是进步和连续性意义之所在。”其实，六线形本身常常排列成一个圆形，暗示每一卦都以循环的顺序引起另一卦。用连线和断线象征的主导和退隐力量之间的互补性关系，是通过阴和阳这种专用名词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形式化的。这一思想学派的开山鼻祖热衷于研究这些术语和概念，因为它们支撑着《系辞》第5章的评注：“一阴一阳之谓道。”［5］阴这个词代表着退隐原则，寒冷、黑暗和柔弱，这些都是内在的，隐藏着的，像是云影和山影一样；阴这个词最初是指山脉和峡谷的背阴面。阳这个词代表着主导原则，温暖、光明和刚强，这些都是外在的，显露的，它描绘的或是在阳光下迎风飘扬的旗帜，或是个托着有孔的玉圆盘的人（可能是一个主持宗教仪式的男性舞者），这玉圆盘是上苍和光明的象征；阳这个词最初是指山脉和峡谷的向阳面。［6］“太极图”（一个分成光明与黑暗两个部分的圆形，其中的每一部分又都包含着另一部分的一点［7］）以象征的方式反映了这两种力量的关系。论冲突论冲突(3)虽然《易经》并没有忽视对立力量的冲突，但主要强调的还是这两种对立力量的互补性。正如威尔海姆所指出的那样，从这种侧重中所引申出的是三种不同的变化。而这一点在《易经》这部古典著作中已经作了区分：“不变、循环变化和相继变化。”实际上，不变是基础，只有以不变为基础，变化才可能发生。《易经》把和谐和秩序看成是转变的条件，它们总是让位于变化。［8］如同阴阳学论中，道家思想也特别明确地强调本性相反之物的内在联系。道家的著作中到处都是关于本性相反之物以及由这些对立面的互补关系所致的循环变化的论述。《庄子》中的如下一段话就表明了这一点：“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而万物以形相生，故九窍者胎生，八窍者卵生；其来无迹，其往无崖……此其道与……渊渊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终则复始也。”［9］《道德经》对对立力量的互补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变化的循环性质阐述得更为清楚：“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10］李约瑟深信不疑地指出［11］，以这种方式关注对立面的结果是，把焦点集中在对立力量的联系上面，而不是集中在它们彼此分离的特性方面。出自《道德经》的另一段话证明了这一观点：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12］这里所描述的关系，严格说来，没有一种能够理解为是相互冲突的，这一事实表明，关于对立力量的互补关系的观念是占统治地位的。然而，在公元前五六世纪出现的种类繁多的思想流派中，只有儒学（通过其众多的变形流派）在中国的社会生活领域中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学派。与道家的思想家相比，孔夫子不那么倾向于把人类看成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并受其规律支配。总的来说，他的学说更关心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关心的是和谐而不是冲突。那些持传统观点的人，即认为孔子不仅悉心研究过《易经》，而且还写过《彖传》（这是《十翼》的头两篇，以后成为经典的组成部分）的人［13］，对这种解释提出了质疑。然而，不论采取哪一种立场，人们都必须承认，儒家学者企图将《易经》中有关对立面的思想与孔子本人的学说结合在一起。其中，那位把儒家学说抬高到后来占据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哲学家董仲舒，进行了实现这一结合的工作。董仲舒把儒学与后来逐渐被称为儒家“阴阳学派”的学说联系起来，通过儒学强调和谐和稳定的框架对《易经》的内在联系的逻辑作出了解释。董仲舒指出，自然界存在着对立面，但由各种卦所代表的对立力量是互补的，而不是矛盾的，它们一起构成了统一的整体。既然实现和谐和稳定是儒家追求的目标，那么，阴和阳这两种对立力量就应当为人类所驾驭，以便实现和谐和稳定。董仲舒直率地把阴阳理论糅合进儒学的框架内，对儒学的和谐概念和阴阳学说的对立概念都进行了微妙而又重要的修正：现在，和谐被看成是人类努力奋斗所要达到的一种目标，而不再仅仅是世界的一种自然本性。由于把和谐当作有道德的人类活动的结果，董仲舒及其门徒为这种看法留下了余地：即，如果顺其自然的话，这个世界自然而然会充满冲突，而且，按照儒学家所规定的价值标准，这个世界也是邪恶的。这样一来，尽管儒家学说开始承认冲突不可避免，但它还没有走得这么远，以至接纳冲突会产生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主张，接受在解决冲突的过程中会不断产生新的冲突的观点。*论冲突论冲突(4)*李约瑟通过研究朱熹和宋代新儒学，讨论了科学与中国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模式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结论：“朱熹的哲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有机论哲学，因而，宋代新儒家学说粗看起来，已达到了类似于怀特海的地步；但是并没有经过与牛顿、伽利略相对应的阶段。这样，它们只体现与战国时期道家和墨家思想家相类似的情形。据说，道家与墨家早于黑格尔而具有了辩证逻辑的萌芽，然而，它们却没有经过亚里士多德和苏格拉底的逻辑阶段。”见ScienceandCiviliza－tion，458页。这里，我们看到，传统中国两个主要的哲学流派都认识到了对立面及其变化的关系的问题。儒学在汉代成为社会和政治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它们运用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强化互补性的方式，解决了阴阳学说中对立面的冲突或互补关系之间存在的模棱两可的问题。当儒学变成既为现存政治秩序提供解释又为之辩护的国家意识形态或教义时，这种倾向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然而，儒学在政治领域里上升到统治地位，并没有使道家的思想受到削弱。事实上，道家思想，以及这种思想对自然界中对立力量之间的关系究竟应当被理解为冲突还是互补这一问题相对笼统含混的回答，它在人类面对自然界的相互对立时所提倡的“无为”态度，此后仍然繁盛不衰。恰如儒学与国家管理职能联系在一起一样，道学也逐渐与其他的一般说来较为个人化的生活领域联系在一起。而且，许多早于这些得到系统阐述的哲学流派而存在的民间宗教活动，也与这两种学说联系起来，其结果是使这两种学说所依据的观点大众化（常常是以一种杂交的形式出现）。因此，儒学和道学，以及它们在各自体系中吸收、融合对方观点所形成的关于对立和变化的思想，能够作为虽然发生重大嬗变但依然可行的哲学探索方式，一直完好地保存到19世纪及19世纪后。这些思想也以相同的方式作为虽发生过重大嬗变但仍然可行的道德和伦理原则及宗教活动的根源，在民间文化中保存下来。相比之下，西方思想则缺乏这种重视作为自然界既定状态的对立的连续性。在赫拉克利特和他的同时代人之后，以之为基础的西方思想发展的两种观点否定了那种以对立力量相互作用为基础的自然观所依据的假设。第一种是亚里士多德的同一性概念，这一概念是逻辑学赖以存在的基础。第二种是牛顿的运动概念，它不仅是物理学，而且是当代许多社会思想的基础。同一性的概念是亚里士多德把其作为他逻辑理论的一个根本要素提出的，它要求同一对象不能同时具有或表现出相反的性质或特征。按照这一命题，说这个对象要么是X，要么是非X，这才是合逻辑的。它不能同时是这二者。这显然与寻找自然界和社会各个方面内在冲突的赫拉克利特的有关观点相冲突。赫拉克利特认为，每一事物必须同时既是X又是非X。在西方逻辑学发展中流传甚广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而不是赫拉克利特的观点。论冲突论冲突(5)在与自然对立观抗衡中获得优势的第二种思想是在牛顿的运动定律中正式形成的，但它在牛顿时代之前就一直广为流传，认为物体在自然状态下是静止不动的；运动是其他运动着的物体推动所致。从物理学领域过渡到社会领域，这种假设构成了欧美思想中盛行的一种观点的基础。这种观点把社会看成是自然存在于平衡和静止状态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对立、运动和变化之中。依照这种观点，社会冲突和变化的存在必定是被引起的，是需要说明的，因为，这种冲突和变化是对常规和自然状态的偏离。而对赫拉克利特和古代中国与他相类似的思想家来说，对立和变化是自然界和社会领域的既定状态，被引起的和需要说明的应当是平衡和静止的存在。毛泽东始终把对立力量的相互作用看成是事物自然的、既定的状态。他在1958年写道：“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而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14］对相反的观点，即把平衡看成是自然的、既定状态的观点，毛泽东（援引恩格斯和列宁的话）称之为：“形而上学。”［15］由于自己的经历和中国文化的熏陶，毛泽东接触并吸收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自然界和社会领域内在地充满对立力量的相互作用———我们已经看到，这是一种在道家和儒家两种传统中都得到充分阐述的观点。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反对这些思想学派强调对立力量互补性的观点。他也反对从这种互补性观念中导出的结论，即这种对立导致的变化在性质上必然是循环的或连续的。他从对*的研究中找到了取代那些观点的思想，即构成自然和社会固有对立面的本质特征的，是冲突，而不是互补，由这种对立所引起的变化必定是前进性的，而不是循环式的。冲突的普遍性那些把世界想成是内在地充满对立力量相互作用的人，与那些坚持认为人们的分析方式———人们探究真理的逻辑———应当反映这种相互作用的人之间是有区别的。我们在黑格尔和他的继承者那里发现了作为论题的对立和作为方法的对立之间的联系———我们用“辩证法”这个术语来描述这种联系。在西方思想中，这种联系是在近代发展出的产物。在古希腊思想中，被称为辩证方法的东西的起源与认为世界是由内在冲突的动态过程所支配的观点的起源，是不一致的。对于起因问题，辩证法所说的起因与那种把世界看作是由内在冲突的动力所支配的起因论是不一致的。而在中国哲学史中，却至少有可能认为这两种不同的思想脉络具有共同的根源。在探究这一共同根源时，我们会发现，它使人们联想到这样一种观点，就是在中国传统本身中也有作为冲突的对立面和作为前进的变化这样一种观念的位置。论冲突论冲突(6)“辩证法”这个词和“对话”这个词有共同的词根；这两个词都可以追溯到希腊字“dialegesthai”，即“交谈”。通常认为辩证方法起源于埃利亚的芝诺，他把这种方法建立在整体同一性原则的基础上———这种原则认为事物不可能在同一瞬间具有对立的性质。［16］在辩论中，芝诺通过引导对方肯定两个相互矛盾的论点来驳倒对方，当芝诺指出这种矛盾时，他的论辩就取胜了。这种辩证方法后来成了诡辩家们论辩的基础。［17］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不完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辩证法”这一术语，用它来指通过对话———一系列的提问和回答———而获得真理的方法。［18］亚里士多德把狭义的辩证法看成是一种低级的论辩形式，他认为，这种形式以小前提为基础，而不是以依据直接观察所得到的大前提为基础，认为其特征是“展示性方法”。［19］辩证方法在其古希腊思想的根源上萌生后，并没有牢固扎根于冲突和矛盾是世界的自然本性，因而任何一种分析方法都要反映这种矛盾的思想。相反，它建立在两种不同观点的基础上：一种与亚里士多德有关，他论证说，既然内在矛盾不是世界的特性，因而逻辑证明就可以以展示和排斥这些矛盾为基础；另一种与柏拉图、苏格拉底相联系，这种观点排除了辩证法与自然秩序的任何一种必然联系，并把它当作通过对立观念的相互作用而寻求真理的一种手段。虽然这些辩证法的观点在形成中世纪的思想时产生过影响，但辩证法只是在被德国哲学家所掌握（从康德开始，经过费希特、谢林和施莱尔马赫，到黑格尔）时，才得到了改造，并获得了重生。黑格尔和他的前辈们所尝试的实际上都是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辩证法构架统一起来的事情。他们论证说，矛盾的观念事实上是互相否定的，但是，这种否定不会使原来的观念完全失去合理性，而是通过一种新观点的产生使之被取代。费希特在描述这个过程时是这样认为的：一个命题与其对立的观点即反题发生相互作用，就会产生一个新的命题。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一个观念必然产生否定的观念，从二者的冲突中，作为外化或取代的结果，必然出现一种新的观念，即否定之否定。黑格尔把这个过程的每一阶段都看成是绝对观念通过历史而逐渐实现的组成部分。由于这个过程充满对立因素的冲突，因此，辩证法———我们理解这个过程的方法———同样也必然地包含着冲突的对立面的相互作用。当*着手将黑格尔“头脚倒置”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改造成唯物主义辩证法时，他通过把辩证法与赫拉克利特的以内在对立为特征的自然观相结合，把黑格尔对辩证法的改造向前又推进了一步。但是，赫拉克利特所强调的是固有的对立的互补性，而*却强调其冲突性。论冲突论冲突(7)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作为现象的冲突和作为分析方法的冲突的分离，绝没有这么明显。《易经》既描述了多种多样冲突因素结合构成的世界，也描述了分析这个世界的方法，无论其形态多么原始，它都是要通过反映这些冲突来理解这些自然现象。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种原始的方法在道家那里被精制成为一种典型的辩证法。《庄子》第二章中对此有清楚的表述：“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谓两行。”［20］李约瑟认为，这种根植于道学的辩证法在观察自然时能更好地解释变化。正因为如此，这种思维方式与李约瑟所谓的西方思维中“亚里士多德僵硬的形式主义”相比，在开始时更有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21］道家的这些观点在墨子的哲学著作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阐述。［22］“必然如此”并不是终极点，每一种肯定都有一种否定相伴随，每一种自然现象必然有另一种与其对立的现象存在；凡是有“是”存在的地方就有“非”存在。这就是“必然如此”的含义。［23］他接着说：“某些人断定特定事物就是如此，并使人相信这种判断是正确的；而另一些人则否定这种判断，对它产生怀疑。［终极真理］如同圣人一样也包含了所有的否定因素，除非没有［更多的］矛盾。”［24］在中国传统中存在着原始辩证法思想的第二个脉络，它可以追溯到印度的辩证逻辑，这种逻辑是与佛教一起传入中国的。这里所讲的印度学派是龙树［25］的学派；他的著作系统地阐述了“中道经文”的理论，在公元15世纪被译成汉语时书名为《中论》［26］这一学派的核心理论可作这样的释义：“一切事物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而没有一刻是相同的，因而一切都是不真实的。”［27］两位与佛学辩证法有密切关系的中国哲人是僧肇（384—414）和吉藏（549—623）。僧肇强调这种思想形式与道家中相似流派自然而然的密切关系；与此相反，吉藏认为，只有运用排斥和否定的辩证方法才能达到终极真理———“谛中”，并详尽阐明了排斥和否定的辩证法。［28］从这些段落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我们在中国古代思想的自然观中所发现的突出对立因素互补关系的观点，在这些方法论的讨论中，在某种程度上已被冲突和互补都可能发生的看法所取代。同样明显的是，*实现的把以对立力量相互作用为特征的自然观同以对立力量相互作用为特征的研究方法的结合，是早在许多世纪前中国传统中就至少是以原始的方式完成了的结合。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都看到，中国和西方辩证法思想的发展是平行的。在1972年，中国作家郭沫若在与法国政治家和作家阿兰·佩尔菲特谈话时讲道，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思想都存在着辩证法的渊源。郭沫若认为，在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的思想占据支配地位之后，西方思想已丧失了它的辩证性，与之相反的是，古代的辩证法在中国依然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思维模式。他确实认为（可能也不是没有一点嘲讽意味），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的辩证法概念可能都是从中国借用的。［29］当毛泽东本人谈到中国和西方在古代和近代运用辩证法的关系时，也这么看，只不过方式与郭沫若多少有点不同。毛泽东认为，每一种关系本身就是辩证的：在西方，古希腊的辩证法被中世纪的形而上学所否定，而它们两者又被黑格尔和*的辩证法所超越；在中国，古代的辩证法同样为封建经典中的形而上学所否定，这两者最终由于*主义传入中国而被取代。［30］论冲突论冲突(8)这种原始辩证法思想传统在中国环境中的连续性的观点，对于理解毛泽东如何吸收和发展他在*主义中发现的辩证法至关重要。在黑格尔和*能够以充分的理由认为他们的思想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一种新颖的否定和超越的地方，毛泽东在中国背景下对这些思想的发展，却是在与这些思想所冲击的中国文化和哲学的生机勃勃的共鸣中进行的。由于毛泽东熟悉中国哲学和文化传统中的原始辩证法内容，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天生的辩证论者”，正是在同一意义上，斯图尔特?R?施拉姆把他称为“天然的列宁主义者”，因为他出自本能地接受了列宁强调*的思想和革命组织的原则。［31］与此同时，意识到同样的看法也适用于毛泽东有关辩证法的著作和讲话所针对的听众和读者，是非常重要的。从许多毛泽东经常用来阐述其辩证法思想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一点，毛泽东是十分清楚的。这些例子使毛泽东所掌握的辩证法具有一种独特的中国特征。［32］在毛泽东论述这种冲突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是自然、社会和方法的共同性质）概念时，这种特征尤为明显。如我已提到的那样，*有效地把他从黑格尔以及最接近的前辈那里所继承的作为方法的冲突观念，与他对物质世界充满对立斗争的早期思想（强调对立的冲突性质而不是互补性质的思想）的重新解释结合在一起。这种重新解释表现为*的继承者在其著作中使用“矛盾”这一术语来描述辩证关系。但是，这一术语的使用，把冲突的一般性概念与由矛盾这一术语所描述的冲突的特殊类型两者间本已相当清楚的区别搞模糊了。按一般的说法，我们通常是把彼此冲突的客体、力量或观念与彼此对立、矛盾的客体、力量或观念加以区别的。冲突和矛盾都是有客体、力量或观念在其中发生相互作用的共同构架的含义。然而，在冲突概念承认这个构架内存在某种可能的一致性基础的地方，暗示着截然相反、针锋相对的对立的矛盾概念却不承认这种同一性。矛盾或两极对立的观念在物质世界中最有意义。但是，*之所以关注自然界，仅仅是因为它与人类的生产过程相关。*本人最关心的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冲突，而不是在自然界中观察到的两极对立的力量的例子。那样做的是恩格斯和后来的列宁，他们用这种例子，以类比的方法说明他们在社会事务中的辩证观。他们据此进一步论证说，由于辩证唯物主义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同样适用的，因此，它更具有科学性。恩格斯在说明他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兴趣时写道：我对数学和自然科学作这种概括性的叙述，是要在细节上也使自己确信那种对我来说在总的方面已没有任何怀疑的东西，这就是：在自然界里，正是那些在历史上支配着似乎是偶然事变的辩证法运动规律，也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串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所意识到。［33］论冲突论冲突(9)在讲这段话大约10年前，他“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概括出了三条“一般的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34］这两段话引自《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然而，在这两部著作中，人们并没有发现把这些规律系统地运用于自然界的情况，尽管恩格斯为了解现代科学的发展付出了显然是可观的努力。《反杜林论》是为对欧根?杜林那些结构松散、涉猎广泛的著作进行批驳而写的；但恩格斯最终没有完成《自然辩证法》，它只是一些散乱的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恩格斯的方法是从科学研究的不同领域中搜寻出对论证那三条规律有用的例子，而不是就一门科学的系统解释来运用所有这三条规律。［35］有关辩证发展的第一条规律———质量互变规律———的例子，恩格斯是从化学领域得来的；第二条规律———对立面的相互渗透，他是用物理学领域中的例子来说明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是他在讨论生物学，尤其是植物学时加以阐述的。这样，留给读者的任务就是，他们必须在理论上找到在恩格斯选来说明第三条规律的科学领域中其他两条规律也可以适用的途径。例如，他认为，可以想象从麦粒发展而来的植物，是对麦粒的“否定”，而反过来植物发展到麦粒则是“否定之否定”。［36］然而，他并没有讨论这对把植物和种子理解为相互渗透的“对立面”有什么意义的问题，也没有说明在这个植物学的例子中如何运用质量互变规律的问题。列宁在讨论这些辩证法规律对自然现象的适用性问题时，显然更为直率。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对这个问题甚为关注，几年后，在《谈谈辩证法问题》这篇短文中，他再次论及这个问题。在后面这篇短文中，他列举了一连串他认为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倾向”的例子：在数学中，+和-，微分和积分。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在物理学中，正电和负电。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37］恩格斯和列宁为了给辩证的发展模式奠定物质的、物理的基础，都参考了自然科学的内容。他们要表明的，不仅是在自然、社会和哲学领域辩证发展过程之间的类似性，而且是它们之间的一致性。不过，在表明这种一致性时，他们不但采取了与*有关自然及其与人类关系的观点截然不同的见解，而且，还使*有关自然界及其变化的微妙而灵活的认识模式变得僵化和过于简单化了。*而且，他们在这样做时，模糊了作为一般范畴的冲突———即冲突和作为特殊概念的冲突———即矛盾之间一切有可能作出的区别。这样，对于理解并非两极化对立有益的辩证法———这种辩证的对立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远比那些两极化的对立来得普遍———由于使用了矛盾这个术语而遭致歪曲，从而也就使注意到自然界变化本性的原始辩证论者所强调的对立面互补思想被忽视。论冲突论冲突(10)*这是在FredericL.Bender题为TheBetrayalofMarx的选集的“编者按”中所发现的观点（NewYork:HarperandRow，1975），主要是在56~59页、66页脚注和82页脚注。*既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也是一个严肃而讲科学的唯物主义者，而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背弃的是作为人文主义者的*。然而，Bender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本人的著作中所弥漫的他那个时代的科学主义气氛；正因为这样，*的著作才为他的继承者们直接提供了变更的契机。见PaulThomas的MarxandScience一文，载于PoliticalStudies24∶1（1976），1-23页。虽然毛泽东经常使用“矛盾”这一术语，但他是在两极性冲突和非两极性冲突这两重意义上使用的。在他运用辩证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对互补性和矛盾性的双重强调。他是通过运用对立统一原则实现这种两重强调的。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种互补性的观念，不是冲突的永久特性，而是在辩证运动过程中“暂时性”的东西。他在讨论辩证法时，常常引证恩格斯和列宁的话，指出自然、社会和哲学中矛盾因素在相互作用过程中的统一性。他首先引用恩格斯的话（“运动本身就是矛盾”［38］）证明矛盾理论的基础是运动规律，尔后指出：“不论是简单的运动形式，或复杂的运动形式，不论是客观现象，或思想现象，矛盾是普遍地存在着”［39］。事实上，他在论述矛盾的“特殊性”时，又进一步指出，具体的自然科学的划分都是依据构成不同的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的。*在适用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法和适用于社会科学的辩证法之间的联系这一问题上，他虽然倾向于恩格斯和列宁，但同时，在辩证法作为一种分析方法而出现的问题上，毛泽东仍然提出了一种独特的实践性解释；这种解释以一种与*本人观点更为接近的方式把自然与人的活动重新统一起来：*这段话使人联想起ThomasKuhn对科学新分支的描述。Kuhn认为，新分支的创立是在新范式与先前业已创立的科学断层的基础上进行的，见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62）。在其他地方，有一段特别令人感兴趣的话，毛泽东认为辩证发展的波浪式运动（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下面作更为详细的讨论）是一种不仅在人类社会领域得到验证的规律，而且在电磁波和声波运动中也得到了证明。这段话的含义是很清楚的，即那种相似性把两种不同的运动形式联结在一起，尽管电磁学和声学本身是无法表述清楚的。参见《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1959年4月）。毛泽东通过辩证法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系在一起的激情，在他对阪田昌一的辩证的核物理学的赞同中也有所表露，见《对游泳的评论》，载《人民日报》（1966-07-25）和对阪田文章的谈话（1964年8月24日）。论冲突论冲突(11)人类的实践史———像自然斗争史、阶级斗争史、科学史———在长久年月中，为了生活与斗争的必要，考虑物质的现实及其法则，证明了唯物论哲学的正确性，找到了自己斗争的工具———唯物论哲学。****见《辩证法唯物论》。围绕着这篇文章的真实性展开了广泛的争论。ArthurCo-hen认为，与1937年的《矛盾论》的完善性相比，这篇文章（根据所得到的资料表明，他写下的日期是1940年）的粗糙性表明，《矛盾论》或者是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把写作日期提前了，或者可能是对《辩证法唯物论》作了重大的修订，见TheCom－muni*ofMaoTse?鄄tung，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64，25页脚注。DennisDoolin和PeterGolas发表了这篇文章的第一节的译文，并完全同意Cohen对这篇论文与其声称的写作日期不相一致的看法，见《毛泽东论文中的范例〈矛盾论〉》，载《中国季刊》，1964年（19），38页脚注。KarlWittfogel和发现，这篇文章很大程度上是抄袭，见《对毛泽东所掌握的辩证法概念和问题的评论》，载《苏维埃思想研究》3∶4（1963），251~277页。另一方面，JohnRue认为，事实上，这篇文章是由那些反对毛泽东并与莫斯科有密切关系的党内人士发表的，其目的就是要诋毁他，见《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464~468页。早在1965年，当埃德加?斯诺将西方的学者对这篇文章的看法告诉毛泽东时，他也对这场争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对斯诺的回答是，虽然他清楚地回忆了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日期，但这两篇论文都是作为在延安抗大的讲演而发表的，他从没有写过一篇题为《辩证法唯物论》的文章。“他认为如果他写过，是会记得的。”见［美］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香港：南奥出版社，1977年增译本），222~223页。StuartSchram似乎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尽管与毛泽东的回忆相左，但他发现了许多毛泽东于1936年到1937年在抗大所作讲演的笔记。这些笔记发表在1938年的《抗战大学》杂志上，其中包括《辩证法唯物论》和《实践论》这两篇论文，此外，这些笔记表明，《矛盾论》的演讲是在后面作的。这样，所有这些文稿都说明，这篇文章是写于1936年末和1937年初；虽然在质量上是粗糙且参差不齐的，但也明显地反映了毛泽东在那个时期的思想实质。见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85~88页。在注明日期为1964年12月23日的一则简短的言论中，可以发现毛泽东在人类冲突和自然界冲突之间关系问题上多少有些相似的论述，这种论述以自然界的冲突作为人类社会冲突的必然性的事实根据。他说：“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论冲突论冲突(12)毛泽东提到了中国的先人，以此作为导入他所理解的那种辩证法的核心原则（即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手段。他指出：“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40］他在解释这种对立统一时说：“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41］接着他用一段话来说明这一观点，而这段话实际是《道德经》的一种释义，他以此强调在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中丧失的对立面互补的意义：“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也无所谓顺利。”［42］在其他地方，他论证说，可以把恩格斯的三个辩证法规律归结为一个，即对立统一规律。在1960年［43］，他说：“对立统一规律是最基本的规律”，“质量互变就是质与量的对立面的统一，本质上说，并不存在否定之否定规律”*。但毛泽东又认为，强调对立统一这条规律，并不意味着这是惟一的一条规律。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究竟是强调对立面的统一，还是强调对立面的冲突这一问题，哲学界发生了激烈的论战，论战使这一点变得更清楚了。杨献珍认为，应当重视合二而一，即由对立力量的冲突所产生的新的统一阶段。［44］毛泽东反对杨献珍的这一主张，是因为杨的观点会造成政治上的分歧。杨献珍的观点恰好在“*”前夕强调调和那时的斗争，而毛泽东正试图要提出相反的观点。不过他的这种观点也具有更广泛的方法论上的意义。毛泽东指出，过分强调对立面的统一，而不强调对立面潜在的矛盾，那是一种黑格尔式的错误，它会导致满足于现状的观点。他坚持认为，正确的立场只能是一个，就是在强调一分为二的同时，指出冲突的连续性以及统一和平衡的暂时性。［45］*《对游泳的评论》，载《人民日报》（1966-07-25）。（似应为1964年8月18日关于哲学工作的谈话。———译者注）第二年毛泽东重申了这一观点，并提到斯大林把恩格斯的三条规律扩展为四条；而毛泽东认为：“辩证法只有一个根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偶然和必然，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对杨献珍观点的批评表明：辩证地解决统一中的对立和对立中的统一这种明显的两难问题，应当将这两种状态看作在连续性过程中随时间变化而相互交替的瞬间。在发展过程中有这样一些时期：这时，斗争、分裂和质变是其特征；同样，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这样一些时期：这时，互补、统一和量变是其特征。尽管这两个阶段对于事物的发展过程来说都是必然的，但是，毛泽东认为前者是“绝对的”或既定的，而把后者———互补和统一———想象为相对的或暂时的。论冲突论冲突(13)从毛泽东解决这一问题的辩证观念中产生了在他的著作中影响最广泛的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就是他在解释前进和发展的运动过程时所用的“波浪”和“螺旋”。他在1961年［46］写道：“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47］“螺旋”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由于事物从不平衡开始运动，然后重新回到平衡，因而“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48］。“波浪”表明了高潮和低潮［49］、紧张和松弛的相互交替［50］。他在1958年说：“波浪式的前进形式就是谨慎和草率的对立统一”，就是“现实与理想的对立统一”。［51］最后（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最后，因为我们在谈到毛泽东关于人在辩证过程中的作用的观点时，还会谈到这一点），他常常把“波浪”当作整体自然的象征来谈论，因为它是人们在前进过程中必须与之斗争的对象。在毛泽东的诗词《游泳》中，他引用了孔夫子对波浪的象征意义的解释：“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但是，前面的几行诗句显然改变了象征意义：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52］显然，波浪对毛泽东来说，是自然界辩证运动的一种象征，它也曾使毛泽东的祖先们产生过同样的联想。但是，在谈到当人们面对这种运动的态度时，他却毫不犹豫地背离了这种象征意义。他在1964年说：“游泳是同大自然作斗争的一种运动”，“在这种运动中，游泳者与大自然搏斗”［53］。“波浪”同样也被看成是他政治生活的一种象征：1966年7月，他再次跃入扬子江，以表明他精力旺盛，正在作为“第一线”领导人重新出现，准备在开始形成的“*”中发挥主导作用。［54］有意义的是，毛泽东提出要抛弃恩格斯的第三条辩证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理查德?伯恩斯坦用一种颇有启迪的类推法指出，黑格尔运用“否定”这一术语是要描述新事物产生的过程：“当辩证过程的某一个‘要素’得到充分发展或理解时，就会引起它自身的否定，当然它不会机械地遇到某个反题，相反，这个过程倒更像悲剧英雄，因他自己性格的发展而导致‘失败’这样一种不幸的过程。”［55］相比之下，毛泽东有关合题实现过程的思想，可能由于他只是通过恩格斯才了解黑格尔的，因而更具机械性而不是有机性。他实际上把相对平衡阶段当作量变过程来描述，并且认为这种变化是由内部和外部原因所引起的。［56］在其他地方，他还论述说，在这一阶段，冲突得到“发展”，变得“尖锐”和“深刻”起来。他认为，量变阶段的最好例子，就是一个面对正在崛起的先进阶级而自己正在衰落的统治阶级。［57］照毛泽东的说法，在这一相对平衡或量变阶段，辩证法变成了一种“比较方法”，矛盾的双方据此而并存，并表现各自相对的力量。［58］相反，事物向新质状态过渡的质变则是以扬弃，即事物的原有状态被取代为先决条件的，用毛泽东的术语说就是“飞跃”，这种质变是一种由矛盾固有的力量必然造成的。［59］论冲突论冲突(14)新事物辩证地取代旧事物，人们用综合的实现来指称这一阶段。毛泽东在用他自己的说法代替这个黑格尔式的术语时，表现得最含糊不清和模棱两可。在1937年［60］，他巧妙地问道：“什么是综合？综合就是把东西吞掉，就是大鱼吃小鱼。”［61］大约30年之后，他澄清了这个异乎寻常的表述，但在这样做时，又使该过程更像折衷而不是综合。综合就是吃掉敌人。我们是怎样综合国民党军队的?还不是把敌人的东西拿来改造!……不要的，用哲学名词说，叫“扬弃”，……吃饭也是分析综合。胃肠吸收营养，把糟粕排泄出去。你们是洋哲学，我讲的是土哲学。［62］当这种解释无法自圆其说时，最重要的不只是他在对辩证发展的关键阶段所作的解释中有意识地回归到“本国的”而不是西方的辩证法源头的程度，还有他运用质变这一概念的范围，他把这一概念与“革命”相提并论。他在1958年指出：“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63］。为了完成对毛泽东所运用的辩证法的简要评述，我们还须转到有关人类在辩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问题上来。在这里，着重指出下面这点有很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并不是把辩证法（用矛盾作为一种分析和研究的方法）仅仅当成可以用于无序的世界从而获得一种有序的解释的多种可能的方法或范式中的一种。正如托马斯?库恩对科学活动所作的描述那样［64］，任何一位科学家，虽然都运用暂时的主导性的范式，因为他们相信这种范式在某种意义上会与人们所观察的自然现象相一致，但是，辩证论者毛泽东却过于刻板地理解这种一致性。*在他看来，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令人满意的分析方法，因为它是建立在矛盾这一概念基础之上的，而这一基础与自然界和社会领域所依赖的根据是相一致的。由于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毛泽东所使用的术语是“绝对”———因而，辩证法也就具有一种绝对的性质。为了理解世界的这种矛盾性质和这种辩证法的矛盾性质怎样与人类的本性、人类的活动过程相一致，我们须继续探讨毛泽东所理解的有关冲突的第三种特性：冲突的有益性。*确实，大多数科学家都在某种可接受的范式的框架内从事着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或“解决疑难”的工作，并相信在他们的范式和所能观察到的自然现象之间存在着某种一致性。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常规的科学家的一致性思想，与辩证论者的思想相比，其自觉程度要少得多。另外，科学家在其操作观念中存在的开放性信念要比辩证论者的自我印象中的开放性观念大得多。科学家对其开放性的自我印象中包含了一种抛却陈旧方法和假设的特殊心理，其前提是这些方法和假设已无法说明出现的异常现象。然而，这种自我印象常常被埋没，这是库恩的主要观点之一。另一方面，辩证论者很少用这样一种能使问题得到有效验证的方法提出问题，从而，在不具有对作为整体的范式提出怀疑的可能性这种意义上，是库恩所谓的“异常”。论冲突论冲突(15)冲突的有益性恩格斯在*墓前的讲话中谈道，*对社会科学所作的贡献，如同他的同时代人达尔文对自然科学所作的贡献一样。［65］而且他们两人研究工作之间的那种关系，表明了其同时代性以及重要性；另外，他们都对19世纪欧美思想以相信前进运动的积极性为特征的一种深刻信念，做出了重大贡献。［66］对于自然科学家达尔文来说，进步的概念是用“适应”这一术语来解释的，而这一术语与它的早期形式“适合”有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与一系列本身就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既定环境条件相一致。当这一思想被引入到社会领域后，适应这一概念便具有了一种更为抽象的积极内涵。虽然对于达尔文本人来说，进化过程相对而言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但那些后来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人几乎都认为社会进化是朝着某些预定的目标发展的。［67］达尔文的著作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他曾考虑把《资本论》奉献给达尔文。也许正是在用辩证法来解释达尔文的著作（显然它本身并不是辩证的）这一事实的基础上，*在研究黑格尔及其门徒的著作时所发现的必然的前进运动这一相当空泛的概念，才被注入了物质的科学的内容。［68］在古希腊和中国，辩证法在其最早的创始人那里，具有一种三合一的结构，对立面的两个互补要素被包含在第三个要素之内，这是一个不变的框架，冲突就在这个框架内发生。有时，这个不变的框架就是季节的自然循环；有时，它又是生命的循环。中国的太极图就是这种框架的象征，阴和阳的冲突被束缚在这个圆圈内。然而，在现代的辩证论者那里，这种循环圈被打破了。冲突取代互补成为对立的主要形式，而且正如我们已看到的，这种循环圈的比喻也被表示循环和前进或上升运动并存的螺旋的比喻所取代。对于*和毛泽东，以及对他们的唯心主义先驱者来说，冲突的每一次解决，每一次综合，都标志着发展过程前进了一步，并且实际上只吸收了导致这种前进的冲突力量中的积极因素。毛泽东在1955年写道：“一种矛盾克服了，又会产生新矛盾，又是这样去竞赛。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地前进。”［69］这种辩证法与达尔文式的进化概念的结合，使人类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在古代，朴素的辩证法让人类扮演的是两种角色：一种是自然界冲突力量的受害者或被动的经验者；另一种就是对这种力量的观察者。在黑格尔及其继承者的先验图式中另外增添了两种角色，一种角色是不明确的，另一种角色是明确的。不明确的角色就是显示权威的角色———人不再仅仅观察这种冲突，而是处于一种能辨别或规定社会冲突应导向之目标的地位，并在这一过程中判定，什么是积极的力量，什么是消极的力量。明确的角色就是人充当变革代理人的角色———那些*主义的革命行动者，依靠他们的经验和智慧超越了只想解释世界的哲学家，试图积极地改变这个世界。论冲突论冲突(16)在确定社会发展宏大而长远目标的活动方面，相对而言，毛泽东论述得较少。我们会看到，他那种思想依赖于经验观察和实践的观点，使他不可能详细确立遥远目标，同样的观点也在某些程度上使*不能制定详细的长远目标。然而，在那些较为直接的目标方面，那种冲突的确定者或仲裁者的角色都相当明显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对毛泽东的认识论思想以及这种思想所包含的权威概念进行阐释时，将会作更详细的探讨。这里，我们只要说到这一点就可以了：解释者或仲裁者这种不明确的角色的出现，是由于矛盾的客观性和普通性与矛盾的有益性之间的潜在冲突，保证一切冲突都会以一种促进积极前进的发展的方式自然而然地使自己的问题得到解决。这是什么意思?黑格尔主义和*主义思想中的这一决定论的方面（这种决定论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中是不明确的）预先假定，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为矛盾本身所固有，并不依靠人的力量的作用。假如历史的发展必然是向前运动，那么，那种引起前进性发展的冲突也就一定会自然而然地使自身得到解决，并以这种方式对进步做出贡献。正如冲突本身是客观的一样，冲突自然而然地得到正确解决也必定是客观的。而不正确的或倒退的解决只在短时期内才有可能，这只是规律的一种例外。它对人类的判断力不会带来重大影响。构成进步和发展的东西是由冲突本身所决定的，而不是由参与观察这一历史进程的人所决定的。然而，*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用费尔巴哈的术语来说，这意味着*认为，人必须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以便替代人自己所创造的抽象观念。*在超越费尔巴哈而继续前进时指出，应以积极活动的主体的人作为研究的中心，这一主体是改造其世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行动者。［70］这种人文主义使得*没有采取僵硬的决定论立场，*和他的某些继承者反对这种立场，称之为“机械唯物主义”。我要指出，*那种为人道主义服务的辩证法是以作为仲裁者的人类为前提的，人类有能力确定人类的异化问题，至少是能够说明历史进程的发展所要实现的族类的非异化状态将是什么样子。这样，就可以根据这种实现非异化的运动来理解进步。我们将会看到，虽然毛泽东重新确定了*的核心问题———异化问题，但在他的以人为中心的辩证法中，显示权威的需要仍然是固有的。为了讨论辩证法的现代拥护者们在辩证法中赋予人类行为者的第二种角色，有必要说明一下在*主义传统中围绕着唯意志论和决定论的相对重要性而展开的争论。仔细阅读过*本人有关这个论题的著作的人，都会遇到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既讲到“铁的规律”，又讲到人类活动对社会进步发生作用的必要性。［71］恩格斯在*逝世后，以一种更倾向于决定论的方式解决这一理论上的两难困境。然而，在*主义的思想框架内，在有关行为者影响历史发展的作用这一问题上，可以采取许多不同的立场。在这个框架所包含的一系列立场的一个极端，可以把人类行动者看作是受他们自身无法控制的力量摆布的木偶；居中的立场，可以认为行为者无法改变历史事件的进程，但至少可以影响事件发展的速度；而在另一个极端，则可以认为行为者通过肯定或否定的活动，不仅可以影响历史发展的速度，而且还可影响其发展方向。论冲突论冲突(17)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像*一样，在这个包含一系列立场的框架中，采用了所有这些不同的立场。例如，在《矛盾论》（1937年）中，他指出：“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72］。然而，在同一篇文章的后面几页上，他又采取了这样的观点：“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73］第一段话以一种鲜明的决定论立场为前提，而后一个陈述则表明了两方面的思想：一方面，即使是从特殊矛盾中引申出来的“解决方法”，在理论上也与矛盾本身是分离的；另一方面，它有人们要“运用”适当的方法这种含义。其结果是，必须把这种陈述当作更接近于唯意志论的一种典型观点来看待。*毛泽东试图用“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观点，来解决他的立场中明显的矛盾。他还用朴实的，有时甚至是太通俗的例子说明他的观点：“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74］*毛泽东在1955年的一个定义反映了这种类似的“唯意志论”观点，他说：“打破平衡，寻求平衡，这就是辩证法。”《关于反对右倾保守的谈话》（1955年12月6日）。MartinGlaber-man在他引起争议的文章“MaoasaDialec-tician”［InternationalPhilosophicalQuar－terly第8期（1968年），102~107页］中，认为毛泽东有关解决矛盾的观点是“外在性的和操作性的”，因而使他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传统相脱离。格拉贝曼的论点在其所涉及的范围内是正确的，但是，他并没有说明这种“外在性”和“操作性”在*改造黑格尔思想模式的过程中所内含的程度。对那些虽然把注意力集中于列宁的理论而不是*的理论，但并没有放弃*理论的革命行动者来说，没有一定程度的操作性和外在性，他们会毫无作为。把内因和外因的关系运用于社会和政治领域，就限定了人类活动的有效范围：“经济基础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上层建筑基本上不能再同它相适应。在这样的时候，就必然要引起根本性质的变革。谁要抵抗这种变革，谁就会被历史所抛弃。”［75］因此，“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76］这些界限被作了如下的规定：“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77］论冲突论冲突(18)在从另外一面，即活动自由这一面看这一问题时，毛泽东在1962年概括了他的观点：“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78］总之，毛泽东在思想倾向上遵循*的观点，把历史的发展看作是人类实践活动与自然力量冲突相互作用的结果。在高度评价人类活动的作用这个方向上，毛泽东开始与*分道扬镳的地方是：在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中，他逐渐认识到，由于人们的失误，也可能会颠倒历史发展的进程。毛泽东在阐明人类实践活动对解决矛盾并进而促进发展的作用时，是清晰而详尽的，这甚至远比那些认为他的思想离开了人道主义的*主义，并从这一观点批评毛泽东的思想的人所希望的，更具有系统性。当他讨论与社会冲突有关的人的活动问题时，常使用这样两个术语———“解决”和“处理”。在使用“解决”这个术语时，他往往更倾向于用被动语态而不是主动语态———冲突是“被解决的”，但没有具体说明解决的主体。他用“处理”冲突———我们也可以说“办理”———这种说法时则显然是主动语态。在讨论处理矛盾的问题时，毛泽东详尽阐述了四种在他看来极为重要的区别，他认为，在涉及特定场合的矛盾时，必须作出这种区别。第一，就是确定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哪些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事实上处于相互矛盾之中；第二，就是他所谓的“主要的”（或支配的）和“非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之间的区别；第三，就是仔细分析出矛盾双方哪个方面是主要的，哪个方面是次要的；第四，就是必须对他所提出的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作出区别。在具体的时间和场合下，有关的社会冲突究竟是什么?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人用自然界的矛盾作为例证来阐述他们的观点，这确实让人非信不可，研究者很难对这种矛盾视而不见。但对于我们来说，社会矛盾就似乎不是那么不证自明的了。但毛泽东不这么看，他认为：“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79］正是由于这类矛盾错综复杂，因此，在特定的客观情境中识别出这类矛盾，就是那些直接接触现实环境和有经验的研究者的任务了。关于这一点，在下章中我们将作更详细的讨论。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看成是列出一系列矛盾的过程，在这些矛盾中最终会被发现的主要矛盾就是这一事物发展的关键所在。毛泽东在1958年提到，这是一个“设置对立面”的过程：“所谓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才能设置起来，客观不存在的东西，是设置不了的。”［80］后来，他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又说：在自然界本来不存在的对立面，可由人工设置起来，如修水库、办工厂。但自然界必须有这个材料，有这个条件，有物质基础。［81］他在1956年的一次讲话可以作为他本人实施这一过程的实例。他在这个讲话中提出了有关中国发展的“十大关系”，如工业和农业，经济发展和国防，沿海和内地，等等。［82］论冲突论冲突(19)社会领域里的有关冲突一经确定，随之而来的第二个区别就是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间作出区别。根据冲突所要实现的目标，可以判定主要矛盾就是那种“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的矛盾，“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83］，主要矛盾的解决会推动社会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在处理矛盾时，必须要作的第三种区别是极为重要的。在主要矛盾内，矛盾的双方哪个是主要的，哪个是“非主要的”或次要的？毛泽东对这种区别的论述［84］，有许多地方模棱两可。有时是依矛盾双方斗争力量的大小作为区分的根据；有时是依更为抽象的定性判断作为区分的根据。附带说一下，这种模棱两可也表明，毛泽东追随黑格尔和*，对区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必要性进行了含混不清的否定。［85］例如，毛泽东谈到，矛盾主要方面，就是通过与矛盾另一方面的斗争而使其“由小变大”，进而获得了支配地位的方面。［86］然而，与此同时，他又作了一种迥然不同的区分———“新”与“旧”的区分。他认为，在任何一种特定的矛盾中，“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87］。假如人们像毛泽东在其经历的这一阶段所认识的那样，认真地接受这种随时间推移必然会产生积极变化的思想，那么，他在这里以新生事物（人们可以首先假定这是一种有可能验证的性质）的名义提出的区别，实际上是一种无法验证的价值判断的区别。因为从这种语言氛围中产生的“旧”字，很明显具有贬义。既然为推进事物发展过程所要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只有在人们把其力量投入到矛盾的“新的”或积极的一面时才能采取（并进而增强了这一面的力量），那么，在矛盾“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之间的这种区别，就是至关重要的了。**这里所作的区分使人联想到1938年毛泽东在讨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时所作出的结论：“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475~476页。“*”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特殊矛盾的例子，新颖的事物、美好的东西和强盛的事物并不始终与矛盾的同一个方面相联系，如我们在对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区分进行分析时看到的。实际上，如我们在后面的讨论中将会看到的那样，一旦掌握政权，革命者就会发现，新颖的东西并不常常等同于他们所认为的强大的和肯定的东西。论冲突论冲突(20)最后，在处理矛盾时需要作的第四种区别是非对抗性矛盾和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这种区别要依赖于第二种区别———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别———划分人民和敌人的界限，要依据人们对待特定社会里特定时期的主要矛盾的态度。*当然，这种区别反过来决定人们在解决矛盾时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在对抗性矛盾的情况下，采取斗争的行动方式；在非对抗性矛盾的情况下，采取毛泽东所谓的说服和批评的“*”方法。*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区分，最早在1937年《矛盾论》中提出，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34～336页。而在写于1956年12月的一篇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又作了详尽的发挥。在1957年的讲话中，他提出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人民和敌人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这种主张可追溯到《论人民*专政》一文中有关区别对待同盟者和敌人的论述，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468～1482页。ArthurCohen已探索了这种思想的根源，认为它来源于毛泽东在1937年引用的列宁的这样一种思想：“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因此，毛泽东在1957年系统地阐明这种观点之前，早就有苏联和中国的理论家们提出了这种观点。在列宁对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的笔记中也可发现这种观点。然而，人们发现，在“处理”矛盾这个宽泛的题目下，为了使矛盾得到正确的解决，为了通过这种解决来促进事物发展，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必须采取的行动有好多种。在我们总结毛泽东扼要阐明的有关冲突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及人类在促成这种积极作用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样一些观点时，回顾一下康德的那种目的论区分，也许是有意义的。康德解释说，人类希望和谐，而自然寻求斗争并将人类从懒惰的生活中拯救出来。［88］在现代辩证法的发展过程中，这种自然界之倾向于冲突和人类之不倾向于冲突之间的差异，对于毛泽东和他的前辈们来说，一般是无法接受的，这正像古代原始辩证法思想的奠基者们对此感到无法接受或无法理解一样。事实上，毛泽东显然有意地去模糊人类的冲突和自然界的冲突两者间的区别。对他来说，既然人类的目的最终取决于人类与物质力量的关系，因此，人类之间的冲突，归根到底可以归结为自然力量的冲突。这样一来，毛泽东不仅不同意康德所作的那种区分，而且对康德有关人类心理的观点，他很可能也要质疑。人类“在本性上”喜欢稳定和和谐、不喜欢冲突的可能性，这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所研究的问题。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找不到这一假设的明确表达。然而，我们会看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许多原理中，却以不明确的方式提出，如果让人们自行其是的话，他们宁愿过宁静的生活，而不希望生活在一种不稳定的不断冲突的环境中。在康德看来，自然界的冲突是正常的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人类之间的冲突则是反常的。在原则上，毛泽东反对康德的这种观点，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他的这种看法都是不明确的。另一方面，对康德的自然界的冲突是有益的而人类的冲突（除了由自然力量引起的外）都是有害的观点，毛泽东始终持否定态度。论冲突论冲突(21)冲突的永恒性我们已经看到，在毛泽东早期的哲学著作中，他强调冲突的“绝对性”：“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通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89］当我们在下一章里考察毛泽东的认识论时将会看到，那些被视为普通和永恒真理的任何概念都以某种根本性的方式背离了前面的理论。尽管前后存在明显的矛盾，但毛泽东还是很有说服力地提出了他的观点：他坚持认为，矛盾对自然界和社会领域来说都是一种永恒的特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冲突的性质———尤其是社会冲突的性质是可以变化的，但冲突本身是不变的。在这个特殊问题上，如果说毛泽东的看法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他的这种看法变得愈来愈肯定了。到晚年，他对*、列宁、斯大林甚至是他自己早期有关这个问题的论断都进行了修正，而正是这种修正为他的继续革命理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完成的，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历史转折点；革命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将会使阶级消亡，从而随之消灭。最根本的社会和政治矛盾，就是阶级矛盾。［90］*只偶尔间接地提到这种无产阶级社会的特殊性质，但是这些提法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这是一种本质上的静止状态。*虽然没有否定无产阶级社会里继续存在冲突，但他也没有肯定其存在。**在《共产党宣言》中，*和恩格斯反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空中楼阁”。他们自己是这样谈论这个新社会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见《*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94页。在1844年的手稿中，*阐述了他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我在《*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共产主义问题》26∶4，1977年；56~62页）一文中已讨论过*和他的继承者思想中的空想成分。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列宁没有什么时间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更没余力思索共产主义阶段的问题，这是因为，他那时的基本任务是先发动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在革命之后，列宁在俄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初期那种充满活力的实践，因他患病和去世而中断。斯大林开始考虑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时，作出了一个与毛泽东截然相反的结论，他在1936年宣布，作为社会中社会主义渐进发展的结果，苏联社会实质上已不存在矛盾。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这种观点持有异议。［91］尽管他知道，斯大林生前已改变了原来的立场，承认在苏联社会中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如果处理得不好，这种矛盾有可能变成对抗性的矛盾。［92］论冲突论冲突(22)据毛泽东本人的看法，在1956年之前，中国还处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阶段，因此，斯大林早期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思想至少暂时与中国毫不相干。但是，斯大林原来的这种思想不仅与毛泽东那种早就以明确而有力的语言阐述的冲突永恒的信念相左，而且，后来在苏联阵营内所发生的事件———尤其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似乎证实了毛泽东那种信念的正确性，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详尽地阐述了在社会主义阶段依然存在着矛盾，但矛盾性质改变了的思想。他强调要重新区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并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如果处理得当，对抗性矛盾会逐步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我们会看到，把这种观点运用到社会阶级问题上，其含义是相当清楚的：随着社会主义阶段的发展，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将会逐渐削弱。但是，在10年之后，毛泽东转而批判这种观点，称之为“阶级斗争熄灭论”，并把它同刘少奇联系在一起。这种批判包含着对社会主义阶段的重新评价，其结论是：在社会主义整个发展过程中，阶级斗争远没有结束，对抗性矛盾将会不断增加并趋于激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预言：在“相当长”的社会主义阶段中，充满了“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以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93］。毛泽东晚年同来访者谈到“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时重新强调指出，这一时期中始终存在的一个因素就是冲突。**KlausMehnert描述过毛泽东在去世前会见德国代表团的情形。在会见中，毛泽东指出，他的思想受到过“四个德国人的深刻影响，他们是*、恩格斯、黑格尔和海克尔”。ErnstHaeckel是一位19世纪后期的进化论者，他的关于宇宙无限发展的观点为毛泽东所接受，并反映在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一些论述中。例如，我们比较一下毛泽东与海克尔的观点，毛泽东在1958年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发生、发展和消灭的。猴子变人，产生了人，但整个人类最后是要消灭的，它会变成另外一种东西，那时候地球也没有了。地球总要毁灭的，太阳也要冷却的……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只有两个无限，时间、空间无限。无限是由有限构成的，各种东西都是逐步发展、逐步变动的。”（《论辩证法》）。海克尔的观点：“那些人类和各个分支，那些为生存而斗争并已有数千年发展的民族和种族，他们的命运都由相同的、内在的铁的规律所决定，那就是整个有机界的历史，它已使人类栖息在地球上达几百万年之久……一些星球可能处在与我们地球相同的发展阶段……而另一些可能已远远超过了这个阶段，在它们运行的古老年代里，正加速着它们灭亡的进程———等待着我们自己这个星球的命运，也是这种相同的结局。进入空间的热辐射使温度渐渐地降得更低，直至所有的水都结成冰；那就是一切有机生命的完结……在这‘永恒的运动中’，这种宇宙无限的本质，它的物质和能量的总数在内部仍然没有变；在这种宇宙回到起点的变质的世界循环运动的无限时间内，我们具有某种内在的重复，而所有的一切都受那条本质性规律的支配。”见ErnstHaeckel,TheRiddleoftheUniverseattheCloseoftheNineteenthCentury，translatedbyJosephMccabe（NewYork:HarperandBros.，1900）270、372页。论冲突论冲突(23)这种永恒的冲突甚至超出了*称之为史前史终结———阶级斗争终结———的范围。1964年，毛泽东对他的观点作了这样的阐述：“我不相信，在共产主义社会就不存在质变，就不经过质变的阶段了……我无法相信，某种特殊性质不经历某些变化就可以持续几百万年，按照辩证法的观点，这是无法想象的。”［94］毛泽东认为，共产主义阶段的那种冲突和发展的性质虽然不可能完全搞清楚，但可以肯定，它将采取新与旧，真与假［95］，主观与客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个人与集体之间不断斗争的形式［96］。他于1956年提出，否定变化的永恒性就是否定*主义的基本原则。［97］10年之后，他又说，从永恒的冲突这种观点所包含的内容看，即使是*主义本身也会被超越：“*主义也有一个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说它不会灭亡那是形而上学。当然，*主义的灭亡意味着高于*主义的东西将开始取代它。”［98］毛泽东政治哲学中的冲突既然认为毛泽东的冲突观念是他政治哲学的核心，那么，把这种观念同我们自己在社会问题方面普遍流行的观点进行比较，并进一步透视这种观点，也许是有益的。这里，我们主要关心的不是哲学派别和社会科学的模式，而是我们对冲突和和谐的共同看法。我在前面曾提到，在这些共同看法中，我们已经离开了那种从相互冲突的力量的角度认识世界的自然主义倾向，除19世纪的辩证论者外，在西方与在中国不同，这种倾向并不是由那些重要的哲学学派使之得到强化的。我更倾向于认为冲突是反常现象，是一种应当得到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对冲突的评价总是否定的，而不是肯定的。冲突被看成是对发展的一种妨碍，而不是一种促进；要取得进步，就要克服冲突这一障碍；绝不会把冲突看作是发展的动力。而我们有关“处理”冲突的概念，与毛泽东所说的“正确处理”矛盾是不同的，其目的是使发展免遭冲突的妨碍，而不是利用冲突去推进发展。毛泽东总是把冲突和矛盾这两个词相提并论。相反，我们的语言则试图将这两个词区别开来。在我们把冲突或对立的概念理解为允许存在程度不同的差异的时候，我们才为那种完全否定的、尖锐的、明白无误的对比或对抗保留下来矛盾这一概念，即针锋相对或两极对立的概念。我们总是认为，把矛盾运用于逻辑学是不可能的———在任何一个命题中假如出现矛盾，就会使命题变得毫无意义。我们认为，在自然界和观念领域，矛盾根本不是一种创造力量，我们把它局限于思想范围内，并以它作为无效判断的标准。这样一来，虽然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和自然界中看到了冲突发生，但认为矛盾在自然界里是不可能存在的状态，并进而认为，在观念领域中，矛盾也是指一种不可能的状态。由于我们不认为冲突是普遍的，是自然、社会和观念发展过程*同具有的特点，因此，我们倾向于将冲突这一概念限制在十分狭窄的范围内。论冲突论冲突(24)在这些问题上，毛泽东的观点并不是很明确的。他虽然把冲突看成是一种客观的、自然的状态，但他更关心人类活动的作用，而不是去论证这种事物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冲突将会随时间的推移按事先设定的积极方式而得到解决。总的说来，毛泽东对这些问题所持的看法是，人生多些冲突的经历是好事，不是坏事；但与此同时，他又认为人类通过正确地处理和解决社会和自然的冲突，对推进社会进步和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在他看来，要认识到世界上客观存在着的冲突，就需要有一种反映这种冲突的思维模式。愈来愈多的事实表明，这种辩证法或这种思维模式在毛泽东那里的变异形式，实际上已充斥在和渗透到他研究所有问题的方法中去了。对*来说，他从事事业的动机和这一事业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解决生产过程中人的异化问题，这种异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把社会与自然界中的冲突和矛盾，即辩证法，当作适用于分析和解决这个中心问题的工具。而异化是一个毛泽东根本不感兴趣的问题［99］，由于他感兴趣的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问题，因此，这些问题所产生的矛盾、冲突辩证法，就构成了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观念，其他政治观点都是围绕这一固定的观点而形成的。但是，我们已经提到，在毛泽东有关冲突是绝对的或永恒的论断与他的冲突概念以之为基础的认识论原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而且是关键性的矛盾，这种认识原理使任何断言人类某种经验的永恒性的论断成为无效的东西。关于这一矛盾，我们在研究他的认识论时将作进一步的探讨。［1］《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9～3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Heraclitus，Fragment88.这段话引自和的PhilosophyintheWest（NewYork:Harcourt，BraceandWorld，1965，）。［3］Kirk所意译的Fragment10，见Heraclitus：TheCo*icFragments，176页。［4］我本人修正了柯克对Fragment80的翻译。［5］《一阴一阳之谓道》。见ScienceandCivilization，第2卷，273页。［6］同上书，第2卷，273页脚注。［7］如Wilhelm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图所强调的是“极”———具有栋梁或线条这种原始意义的特征。“利用这种本身表现为单一的线条，世界得到了二象性，因为，这种线条假设了上、下、左、右、前、后———一句话，一个对立的世界。”见Wilhelm和Baynes译的《易经》第1卷。论冲突论冲突(25)［8］参见上书，280页。［9］《庄子》第22章，引自Needham，ScienceandCivilization，38页脚注。［10］《道德经》第58章，引自Needham，ScienceandCivilization，75页。［11］同上书，199页脚注。［12］《道德经》第2章，陈文熙的译文，见《原始资料》，140页。［13］在《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见《论语》7∶16，《中国哲学原始资料》，32页。那些不承认《易经》的形成年代如此之早的人，把这段话看成是后人附加到《论语》中的，其目的在于肯定儒家这种变化哲学的正统性。参看Needham，ScienceandCivilization，第2卷，307页。［14］也可参见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37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见《关于右倾保守的谈话》1955年12月6日，以及《谈辩证法》。［15］《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40页。［16］例如，关于Zeno对一元论的捍卫，参看的ZenoofElea：ATextwithTranslationandNote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36）。［17］例如，参看Republic中Socrates和Thrasymachus有关道德的一般理念的对话。见《全书》，第2卷，336~357页，译Hammondsworth，England:Penguin，1955。［18］《全书》，第7卷，300~304页。Plato在Republic中也是在比较狭窄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提及从特殊到一般的形式的等级秩序的。［19］Aristotle，Ethics第3卷，174页。［20］许多学者已注意到，庄子的这一章与后来Hegel以及其他人所使用的辩证法概念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看法以唐君毅的《黑格尔的变化形而上学与庄子比较》一文为代表，载《孙逸仙文化和教育发展学会季刊》3：4（1936年），1301~1315页。这篇文章摘自《中国学会新闻简报》（纽约1：4，1937年），27页。［21］Needham，ScienceandCivilization，第2卷，76页脚注。他把中国没能实现这种科学发展的潜在可能性，归结为他所称之为的“没有有利的环境条件”。同上书，194页。［22］墨子（公元前479—438）根据孔子及其信徒孟子时代所存在的兼爱思想发展了这种哲学。陈文熙认为，墨子的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相对来说是一个并不重要的学派。“现代在中国对墨子思想感兴趣，那是因为它的功利主义精神；而在西方，则是由于它与基督教有关上帝意志和博爱的信条表面上的相似性”，见《中国哲学原始资料》，212页。论冲突论冲突(26)［23］《经上》，命题51，谭戒甫在《墨经易解》中的编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引自Needham，ScienceandCivilization，第2卷，180页。［24］《经下》命题1。引自Needham，ScienceandCivilization，第2卷，181页。［25］见ādhyamikaPhilosophyofNāgā-rjuna，载于《佛教学会杂志》1897年，第5期，3页。［26］参见陈文熙：《中国哲学原始资料》，3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