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与文明性学三论-14

ｒｅAｐｒｅｓｅｄ）。我们并不总是能够在“本我”的这两个范畴的内容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这其实是无关紧要的。它们和原本固有的内容与在“自我”的发展过程中获得的内容之间的区别基本一致。现在，当我们已经决定用地形学的方法把精神器官分解为“自我”和“本我”两部分——这种分解是同前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特性区别保持平行的——并且已经同意这种特性只能被看作表示区别的一种标志，而不应被看作其本质的时候，我们又面临着更进一步的问题了。如果确实这样，那么在“本我”中是通过其无意识的特性呈现而在“自我”中是通过其前意识特性呈现的这种状态的真正本质是什么？二者有什么区别？但是，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一无所知。我们的无知背后是一片深深的朦胧，靠那几丝洞察力的寥寥微光是难于把它照亮的。现在我们已渐渐接近那仍然隐匿着的精神本质的秘密。我们假定、其实别的自然科学也引导我们作出这样的预料，精神生活中有某种能量在起作用，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根据可以通过与其它形式的能量进行类比的方法来更好地了解它。我们似乎认识到神经的或精神的能量是以两种形式出现的，一种自由易变，另一种则相对受到束缚；我们谈到精神材料的精神注入和过度的精神注入，甚至冒昧地假设过度的精神注入导致了一种不同过程的综合——在这个综合过程中，自由-- 291性爱与文明。精神分析纲要７８２活动的能量转变成了受束缚的能量。我们走到这一步就没有再向前迈进。总之，我们坚持认为无意识状态和前意识状态的差别在于这种力学关系，因为这些关系能够解释这两种状态为何可以互相转化——无论是自发的还是在我们的帮助下转化的问题。然而，在所有这些不确定的问题背后却存在着一个新的事实，我们把这个事实的发现归功于精神分析的研究。我们已发现，无意识或者“本我”中的过程所遵循的法则不同于前意识的“自我”过程所遵循的法则。我们把这些法则的总体称为原初过程（ＰｒｉｍａｔｙＰｒｏｃｅｓ），以对照于控制前意识或“自我”的活动的二次过程①（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Ｐｒｏｃｅｓ）。由此可见，精神特性的研究归根到底还是被证明不是没有结果的。①“二次过程”是直译。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Ｐｒｏｃｅｓｓ也可以意译为“润饰过程”。——译者注-- 292第五章　释梦作为例证对于正常、稳定的状态的调查——在这种状态中，“自我”的边疆受到抵御力（反精神注入ａｎｔｒ—ｃａｔｈｅｘｅｓ）的保卫而免遭“本我”的侵犯，并且始终牢不可破，“超我”也没有从“自我”中区分出来，因为它们仍然和谐地共同工作着——是不会使我们得到多少教益的。唯一能对我们有帮助的就是调查有冲突、有骚乱的状态，亦即这样一种状态：无意识的“本我”的内容有希望强行进入“自我”，进入意识，而“自我”则再一次奋起抵御这一侵犯。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我们才能观察出可以证实或修正我们关于这两个合作者的陈述的现象。我们夜间的睡眠恰恰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正因如此，我们视为梦的这种睡眠期间的精神活动便成了对我们最有益的研究对象。我们也可以避免那种惯常的非议，说我们把正常的精神生活的构造建立在病理学的发现基础上，因为梦是一个正常人生活中的规律性活动，无论它们的特征和我们醒着时的精神活动产物有多大区别。众所周知，梦有可能是混乱的，无法理解的，或者还可能是绝对荒谬的，梦中出现的-- 293性爱与文明。精神分析纲要９８２情况有可能同我们所知道的现实中的一切发生矛盾，所以，我们在梦中的行为类似于精神错乱的人，因为只要我们是在做梦，我们就认为梦的内容是客观真实的。我们通过一个假设找到了理解梦（“释梦”）的方法，即假设我们醒来之后当作梦回忆起来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做梦过程，而仅仅是背后掩藏着这个过程的一个表面。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外显的梦内容和内隐的梦思想之间的区别。我们把这个从后者产生出前者的过程称作梦的工作（ｄｒｅａｍ—ｗｏｒｋ）。对于梦的工作的研究使我们通过一个很好的例子了解到来自“本我”的无意识材料（不管原来就是无意识的还是被模拟为无意识的）是怎样强行进入“自我”的，变成前意识的，并由于“自我”的对抗而发生我们称之为梦的变形（ｄｒｅａｍ—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的那种变化。梦的所有特征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解释。我们最好在一开始就指出，梦可以通过两个不同的方式形成，或者是通常被压抑的本能冲动（一种无意识的愿望）在睡眠期间找到了足够的力量使自己被“自我”感觉到，或者是醒着时留下的一种欲望，亦即依附着所有相互抵触的冲动的一系列前意识思绪，在睡眠期间得到了一种无意识因素的增援。简言之，梦可以产生于“本我”，也可以产生于“自我”。在这两种情况中，梦的形成过程是一样的，形成梦所必需的动力、前提也是一样的。“自我”时不时地中止其功能并允许其恢复到早期状态，以此表现出它从“本我”演变而来的根源。每当“自我”中断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并从感官中撤回其精神注入时，就合乎逻辑地导致了上述情况。我们有-- 294０９２弗洛伊德文集充分理由认为，人一生下来就产生了一种回到已被剥夺的母体内生活的本能——进入睡眠状态的本能。睡眠就是这样一种反回母体的行为。醒着时的“自我”是支配能动性的，这一功能在睡眠中陷入麻痹状态，因此很大一部分施加于无意识“本我”的拟制功能也就相应地成为多余的了。这样一来，这些“反精神注入”的撤回或减弱，就为“本我”提供了已经不会导致危害程度的自由。有大量令人信服的证据可以证明无意识的“本我”所分担的作用。（１）梦中的记忆远比醒着时的记忆涉及更为广泛。梦带来了梦者已经忘却而且醒着时已不可能获得的回忆。（２）梦不受限制的运用语言符号，这些符号的大部分意思是梦者不知道的。然而我们的经验使我们能够确定它们的含义。它们可能起源于语言发展的早期阶段。（３）在梦中，记忆能频繁地再现来自梦者幼年时期的印象，我们可以明确地断言，这些印象不仅是被遗忘了，而且是由于抑制而变成无意识的了。我们对精神病进行分析治疗时试图借助于梦——这种帮助往往是不可缺少的——来重视梦者早年生活，道理就在于此。（４）此外，梦还揭示出一些既不可能来源于梦者的成年生活又不可能来源于他已忘却的童年生活的材料。我们不得不把它们看作是随孩子一起带到这个世界来的古老遗产（ａｒAｃｈａｉｃｈｅｒｉｔａｇｅ）的一部分，也就是他获得任何自己的经历之前从他祖先的经历中受到的影响。在最早的人类传说和残存的风俗习惯中我们可以找到这种系谱材料的翻版。由此可见，梦构成了不可轻视的人类史前的渊源。但是使得梦对于我们获得认识这么有价值的是这样一种-- 295性爱与文明。精神分析纲要１９２情况：当无意识的材料进入“自我”时，它随之带来了自己的工作模式，这意味着，使无意识材料得以表现的前意识思想在梦的工作过程中，常常被当作“本我”的无意识部分处理，而且（就梦的形成的两个可供选择的方式而言）已经从无意识的本能冲动中得到增强的前意识思想就被降到无意识状态。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才能认识支配无意识活动过程的法则以及它们在哪些方面区别于我们在醒着时的思维中所熟悉的那些规律。因此，梦的工作本质上是前意识思维过程在无意识状态中的重复的一个例子。不妨从历史中找一个类似情况来说明：入侵的征服者统治被征服的国家，不是依据那个国家本来行使着的司法制度，而是依据他们自己的司法制度。然而，一个明白无误的事实是，梦的工作所产生的结果是一种折衷。“自我机体”尚未陷入麻痹，其影响可以在它对无意识材料所作的扭曲以及它常常不那么有效地试图赋予全部结果以一种不太容易为“自我”所接受的形式（二次修正ｓｅｃｏｎｄｒｅｖｉｓｉｏｎ）的现象中见到。用我们上面所作的类比来说，这就是被打败的民族不断反抗的表现。支配无意识活动过程的法则就是以这种方式显露出来的。它们十分显著，足以解释我们似乎感到奇怪的梦的大部分情况。尤其外显的梦是一种凝聚的趋势，也就是趋向于从我们醒着时的思维中必然是处于分离状态的要素中形成新的统一体。由于这种趋势，外显的梦内容的一个单独的要素常常代表着整个一系列内隐的梦思想，仿佛是对所有这些思想的一个综合的暗示；一般说来，与梦的丰富多彩的背影材料相比，外显的梦的范围特别小。梦的工作的另一个不完全和-- 296２９２弗洛伊德文集前一个无关的特点是，精神强度①（精神注入）能轻而易举地从一个要素转移到另一个要素，以致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即在梦的思想中并不重要的某个因素会表现为外显的梦的最清晰从而也是最重要的特色，反之亦然，梦的思想的本质性要素会在外显的梦中仅仅表现出一些微不足道的暗示。此外，一般说来，介于两个要素之间并为它们所共有的无足轻重的内容的存在也就足以使梦的工作在任何进一步的活动中随时导致二者互相移置。这种凝聚和移置作用大大增加了解释梦的困难和揭示外显的梦与内隐的梦思想之间的关系的困难，这是容易想象的。从凝聚和移置这两个趋势存在的根据出发，我们的理论推断出，在无意识的“本我”中，能量处于自由活动的状态，而且“本我”重视放出大量刺激的可能性甚于重视其它任何考虑②；我们的理论还用这两个特点来解释我们认为“本我”所具有的原始过程的性质。对梦的工作的研究还使我们了解了无意识过程的其它许多特征，这些特征既显著又重要，不过在这里我们只能提到其中几点。支配逻辑的规则在无意识中毫无份量，这种状态①弗洛伊德从最初开始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意思相当于“精神能量”。参见关于防御的神经—精神病的第一篇论文（１８９４年ａ）的编者附录（标准版第３卷第６６—６７页）。也可参见《论女性的性欲》一文（１９３１年ｂ）接近结尾处的编者脚注（同上，第２１卷第２４２—２４３页）。②也许可以比之为一个军士默默接受了上司的斥责，却把怒气发泄到他所遇到的第一个无辜的二等兵身上这种行为［关于“本我”坚持发泄大量刺激的这一说法，实际上同弗洛伊德在他于１８９５年写成的《规划》（Ｐｒｏｊｅｃｔ）一书中（第一部分、第一节）用半神经病学术语描绘为神经细胞活动基本原理的“神经细胞趋于放弃量”是完全一致的］。-- 297性爱与文明。精神分析纲要３９２也许可以称作非逻辑的王国。在下意识中并非存在着两种目标相反的欲望，两者之间不需要进行任何调整。它们或者是彼此不发生任何影响，或者是相互产生了影响，却并不决出谁强谁弱，而是出现一种荒谬的折衷，因为这个折衷囊括两者互不相容的细节，由此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相反的两样东西并不是相互分离，而是被当作相同物看待，因此，在外显的梦中任何要素都可能同时含有其相反的意义。某些语言学家发现在量古老的语言中也有同样情况：诸如“强——弱”、“光明——黑暗”以及“高——深”这样的反义词，最初都是用相同的词根来表示的，直到后来这些原始的单词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修饰意义，才开始分辨出两种不同的意思。这种本来具有双重意义的语言的残余甚至在拉丁语这样的高度发达的语言中似乎仍然可以见到，例如拉丁语中至今仍使用“ａｌｔｎｓ”（“高”和“深”）和“ｓａｃｅｒ”（“神圣”和“可耻”）这样的词。鉴于外显的梦与隐藏在其背后的潜在内容之间的关系既错综复杂又模棱两可，提出下面这样的问题自然是无可非议的——如果有可能从前者推导出后者或从后者推导出前者，道理何在？我们所能依据的是否仅仅是借助于“新译”外显的梦中出现的符号而作出的一个幸运的猜测？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回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问题都可以得到满意的解决，但必须借助于梦者本人根据外显的梦内容诸要素所提供的联想。任何其它程序都是武断的，也不能产生任何特定结果。但是梦者的联想却显露出了中间纽带，我们可以用这些纽带把两者（外显内容和潜在内容）之间的空缺连接起来，-- 298４９２弗洛伊德文集并藉此使梦的潜在内容复原，这样就能进行“释梦”。如果这种解释工作（和梦的工作方向相反）偶尔不能达到百分之百的准确，那也是不足为怪的。我们还必须对睡眠中的“自我”为什么承担起做梦任务这一问题作出有力的解释。幸运的是，这种解释是容易找到的。任何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梦都借助于无意识对“自我”提出一种要求——如果这个梦是起源于“本我”的，就是要求满足某种本能；如果这个梦是起源于醒着时的前意识活动的残余，则是要求解决某种冲突，消除某种疑惑，或在形成某种意图。然而，睡眠中的“自我”却一心只想维持睡眠；它感到这种要求是一个干扰，因为，竭力设法摆脱这个干扰。“自我”通过一种似乎是顺从的行为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它以那种在特定情况下毫无害处的实现愿望的方式去满足这一要求，从而将它摆脱。这种以实现愿望来摆脱要求的现象始终是梦的工作的本质功能。用三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功能也许是有价值的——饥饿之梦、排忧之梦和性欲促发之梦。梦者在睡眠期间难以摆脱对食物的需要，他便梦见一顿香甜可口的佳肴，然后继续酣睡。当然，他完全可以进行选择，或在醒过来吃点东西，或者继续睡觉，他决定选择后者，以此来满足他的饥饿——这当然只能是暂时的，因为只要他的饥饿一直持续下去，他终究还是不得不醒来的，下面的第二个例子，一个睡着的人不得不醒过来，以便能及时赶到医院工作。可是他继续睡下去，并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已经在医院了——只是变成了病人，因为病人不需要这时起床，第三个例子，睡眠者渴望享受某个不能得到的性欲对象——例如-- 299性爱与文明。精神分析纲要５９２朋友的妻子——的欲念在夜间活跃起来，他做梦进行了性交——事实上并不是同他所渴望的这个人，而是同另外一个也有这样的名字而其实他并不感兴趣的人；或者，他和这个欲念的斗争也可能在他的完全无名无姓的情人身上得到表现。自然，并不是任何情况都是如此简单。尤其是在那些起源于前一天没有解决的残留事物的梦，那些只是在睡眠状态中获得无意识的增援的梦中，要揭示无意识的动力及其愿望的实现往往并非易事；但是我们可以假定它们总是存在的。梦是愿望的实现这一命题很容易引起怀疑，因为人们不会忘记有许多梦的内容确实令人痛苦，甚至使梦者在忧虑中惊醒，更不用说还有那无数并不带有确定的感情基调的梦。然而基于忧虑之梦提出的异议并不能充当推翻精神分析学的证明。我们不能忘记，梦永远是冲突的产物，是一种折衷调和的结构。某种对无意识的“本我”来说是满足的因素，可能正由于此而成为导致“自我”忧虑的原因。随着梦的工作的继续、有时无意识能更为成功的向前推进，有时“自我”则会用更大的力量进行自卫。忧虑之梦大多是那些其内容受到最少扭曲的梦。如果由无意识提出的要求过于强烈，致使睡眠中的“自我”竭尽全力也抵挡不住的话，它就会放弃睡眠的愿望重新醒来。如果我们说梦总是一种一成不变地试图以实现愿望的方式摆脱对于睡眠的干扰所作的努力，那么梦就是睡眠的卫士。之所以这样说，我们是把任何经验都考虑在内了。这种努力可能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也可能失败，这时睡眠者就会醒来，显然恰恰就是被梦所惊醒。正如以护卫本镇居民的睡眠为天职的了不起的守夜-- 300６９２弗洛伊德文集人，偶尔也会出于无奈而只好鸣响警报，惊醒沉睡中的镇民一样。在即将结束这部分讨论之际，我要提出一个能够说明我为什么在释梦问题上花费这么多时间的论断。经验已经表明，我们根据对梦的工作的研究而了解到的，并为我们解释了梦的形成的无意识活动机能，同样也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把我们的兴趣引向神经病和精神变态的种种令人迷惑不解的病症，这样一种相互一致性不可能不激起我们内心极大的希望。-- 301第二部分　实践任务-- 302第六章　精神分析技术由此看来，梦也是一种精神变态，具有精神变态特有的一切荒谬活动、妄想和幻觉，毫无疑问，短时期的精神变态是无害的，甚至还能承担一种有用的功能；这种短期精神变态往往是在主体的同意下开始的，并在他的意志控制下终止。尽管如此，这终究还是精神变态，而且我们由此了解到，即使是这样深刻的精神生活变化也是能够复原的，能够让位于正常的功能的。那么，如果我们因此而认为，使精神生活中那些可怕的自发性疾病屈服于我们的影响并使它们得到治愈也必然是可能的，这种想法是否过于大胆呢？我们已经了解了这项任务的初步情况。根据我们的假设，只有“自我”才能完成下述任务，即满足由“自我”的三个依赖关系——与现实、“本我”和“超我”的依赖关系——所产生的要求，然而同时又保存其自身组织，维护其自主权。我们正在讨论的这种病理学状态的必要前提，只可能是“自我”的某种相对或绝对的削弱，使之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对“自我”提出的最严厉的要求也许就是遏制“本我”的本能欲-- 303性爱与文明。精神分析纲要９９２求，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自我”就不得不把相当大的能量不断地消耗于“反精神注入”。但是，由“超我”提出的要求也可能变得如此有力，如此执着，以致使“自我”在其它任务面前可以说是陷入麻痹状态。我们可以借用产生于这种关键时刻的经济斗争来作出推测：“本我”和“超我”往往联合起来反对困境中的“自我”，而“自我”为了恢复其正常状态便竭力依附于现实。假如联合起来的那两方变得特别强大，他们就能成功地松散并改变“自我”的组织，致使“自我”与现实的正常关系受到扰乱，甚至彻底崩溃。我们已经看到在梦中发生的这类情况：当“自我”同外部世界的现实分离时，它就会在内心世界的影响下滑入精神变态。我们的治疗计划就是建立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上的。“自我”因内部冲突而被削弱，我们必须予以援助。这就像一场必须依靠外来盟军的援助才能决定胜败的内战中发生的情况一样。精神分析医生和病人的削弱了的“自我”必须以客观现实世界为基础结成同盟，共同抗击敌人，亦即“本我”的本能要求和“超我”的认真要求。我们彼此达成协定，患病的“自我”向我们保证做到最彻底的坦率，也就是说，保证把它的自我知觉所产生的所有材料都交由我们掌握，我们则向患者担保做到最严格的谨慎，并把我们在解释受到无意识影响和材料方面的一切经验都奉献给他。我们的知识将弥补他的无知，并使他的“自我”能够重新主宰他的精神生活中已经失去的那些区域。这个协定构成了分析学的概况。我们刚走到这一步，第一次失望就在等待我们了——对过于自信的第一个警告。如果病人的“自我”要在我们的共-- 304０３弗洛伊德文集同工作中充当有用的同盟者，它就必须保持与现实要求的一定程度的连惯性以及对现实要求的一些零碎的理解，无论它受到敌对势力多么沉重的压迫。然而，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自我”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因而它也就不能遵守这种协定，其实也几乎不可能达成什么协定。他很快就会把我们抛开，不要我们提供的帮助，并把我们送到对它再也没有任何意义的那部分客观世界中去。这样，我们就发现，我们必须放弃在精神病患者身上试验我们的治疗计划的念头——也许是永远放弃，也许是暂时放弃，直至我们找到另一个能更好地适用于他们的计划为止。然而，还有另外一类精神方面的病人，他们明显地同精神病患者极其相似，这就是成千上万遭受各种神经机能病折磨的人。这些人的病的决定因素及其发病过程必定是相同的，或者说至少十分相似。但是事实证明，他们的“自我”更具有反抗力，其组织机构也更少受到瓦解。尽管他们也表现出一些病症和一些机能缺陷，但是其中许许多多的人都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自立。这些神经病患者有可能表现得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我们将把我们的兴趣集中在他们身上，看一看他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以及通过什么方法把他们“治愈”。于是，我们就同这种神经病人达成了协定：一方彻底坦率，另一方严格谨慎。看上去似乎我们的目的只是充当尘世的神父与忏悔者，但事实上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我们要从我们的病人那里听到的不仅是他知道而对别人隐瞒着的东西，他还得告诉我们他不知道的东西。考虑到这一目的，我-- 305性爱与文明。精神分析纲要１０３们就把我们所说的“坦率”的定义下得更为详尽，提供给病人。我们向他保证一定遵守分析的基本规律，此后他对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将受这条规则的支配。他不仅应该对我们讲述他能够有意识地、心甘情愿地说出来的东西，能够使他像作忏悔那样消除重负的东西，而且还应该对我们讲述产生于他的自我观察的东西，任何闪现在他脑海里的东西，即使他不愿意说这些东西，即使在他看来这些东西都是不重要的，甚至是荒谬的。如果他能够服从这道命令，成功地使他的“自我”评论失去效力，他就会向我们提供大量材料——思想、看法、回忆等。这些材料都已经受到无意识的影响，而且常常是无意识的直接衍生物，因而使我们能够推测他的被抑制的无意识材料，并通过我们给他提供的信息扩大“自我”对他的无意识的认识。但是，如果说病人的“自我”完全满足于担任这种被动地、顺从地把我们所需要的材料提供给我们并且相信和接受我们对这些材料的解释的角色，那是和事实相去甚远的。还会发生一些别的情况，其中有一些是我们也许已经预见到的，但是，也有一些是必然会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最值得注意的是下面这种情况。病人并不满足于从现实的角度把分析学家看作援助者和劝导者，认为他们承担这项艰难的工作是领取报酬的，而且他们本人也心甘情愿充当诸如攀登高山险峰的向导之类的角色。相反，病人在分析学家身上看到了某个出自他的童年时代或者往昔岁月的重要人物的复返、再生，从而把无疑适用于这个原型的感情和反应转移到分析学家身上。这个移情现象很快就被证明是一个具有意想不到的重要-- 306２０３弗洛伊德文集性的因素，一方面是别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宝贵工具，另一方面又是严重危险的源泉，这种移情是矛盾的（ａｍｂｉｖａｌｅｎｔ）：它含有对分析学家的肯定（爱慕）和否定（敌视）这样两种态度，分析学家通常被病人当作双亲中的任何一方，即父亲或母亲。只要这种移情是肯定的，它就会对我们有很大帮助。它能改变分析的整个局面。病人置渴望健康、摆脱精神不安的理性目的以不顾，却产生出一种试图讨好分析学家、赢得他的赞赏和喜爱的新目的。这个目的便成了病人合作的真正动力；他的虚弱的“自我”加强了；在其影响下，他做出了通常是他力所不及的事；他的病症消失了，他看上去明显地已经恢复健康——仅仅是为了分析学家的缘故。分析学家也许会羞怯地暗自承认自己承担了一项艰难的任务，而丝毫不怀疑自己将能够掌握异乎寻常的力量。而且，移情所产生的联系还随之带来了两个进一步的裨益。当病人把分析学家置于他的父亲（或母亲）的位置时，病人同时也把他的“超我”施行于他的“自我”的权力交给了分析学家，因为，正如我们所知，他的父母就是他的“超我”的起源。这时，新的“超我”便有机会接受一种对神经病人实行的后教育（ａｆｔ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这种后教育能纠正病人的父母在教育他时所造成的错误。但是到了这一步，必须特别注意不要滥用这种新影响。不管分析学家多么想成为他人的老师、楷模和理想的典范，多么想依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一些人，他都不应该忘记他在精神分析中的任务并不是充当这些角色。事实上，如果听任自己为自己的偏好所驱使，就会和自己的任务背道而驰。倘若如此，他就只会是重犯那些-- 307性爱与文明。精神分析纲要３０３以自己的影响摧毁了孩子独立性的父母所犯的错误，只会是以一种新的依赖性来取代病人早期的依赖性。在为了完善和教育病人所做的一切尝试中，分析学家都应该尊重病人的个性。他可以合理地允许自己施加多少影响应取决于病人所表现的压抑的发展程度。有些神经病人身上保留了很重的稚气，因此在分析治疗中也只能把他们当做儿童看待。移情的另一个益处是，病人会在我们面前清清楚楚地展现出他生活经历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不是移情作用他很可能只会给我们简略地提一下这段经历。他可以说是在我们面前表演，而不是向我们汇报。现在看一下这个移情的另一方面。既然移情能再现病人与其父母的联系，他同样也会把这种联系的矛盾性接收过来。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种情况：某一天病人对分析学家的肯定态度会突然变为否定，亦即敌视的态度。这通常也是过去的一种反复。他对父亲的顺从（如果涉及的是他的父亲），他要求得到父亲宠爱的行为，都可以针对他父亲的一种与性欲有关的愿望中找到其根子。有时这种要求还会在移情中向前推进，执意得到满足。在精神分析的场合中，这种要求只能遇到挫折。病人与分析学家之间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性关系的，即使是更微妙的满足手段，如表示偏爱、亲密等，都很少为分析学家所准许。这样一种拒绝态度是促使病人转变所必须的；病人在童年时期的遭遇可能就是这样。在积极移情的影响下获得的治疗成功，容易被看作是具有挑逗性质的。假如消极移情占了上风，这种治疗成功就会像风中的稻壳一样被吹得无影无踪。我们会惊恐地发现，到-- 308４０３弗洛伊德文集目前为止我们所耗费的一切辛苦和劳动都是徒劳的。确实，我们原以为是病人获得的永久智力的东西，他对精神分析的理解和对其效验的信赖，全都一下子消失了。他的行为像个小孩一样，没有任何自己的判断能力，盲目地相信所有他喜爱的人，不相信任何一个陌生人。这种移情状态的危险显然在于病人对这种状态的性质的误解，没有把它们看成是过去经历的反映，而是看成了新鲜的实际经验。假如他（或她）意识到了潜藏在积极移情后面的强烈的情欲，他就会相信自己已经陷入炽热的恋爱之中；一旦这样移情改变了，他就感到受了侮辱和忽视，于是把分析学家当做敌人一样仇恨，愿意放弃这种分析治疗。在这两种极端的情况下，病人都是忘记了治疗开始时他与分析学家达成的协定，对于继续合作已经毫无用处。分析学家应该时时刻刻把病人从充满威胁的幻觉中解脱出来，并且一次又一次地让他知道他以为是新的现实生活的其实只不过是过去的生活经历的反映，这是分析学家的任务。为了防止陷入一种无法获得任何征象的境地，分析学家应该注意不要让爱或恨达到极端。只要抓住恰当的时机使病人对这种可能性有所准备，并且不放过这种可能性的最初迹象，就会有所收效。按照上述方法谨慎掌握好移情，往往能取得丰硕成果。假如我们成功地使病人看清了移情现象的真正本质——这通常是能够做到的——，我们就等于是从他手中夺走了他用来抵抗的一件有力的武器，把危险化成了利益。因为病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以移情形式所获得的体验，这种体验比他用其它方法所能得到的东西都更有说服力。我们认为，假如在移情状态之外以行动来代替回忆，那-- 309性爱与文明。精神分析纲要５０３是极不理想的。适合我们的目的的理想行为是病人在不接受治疗的时候应该尽可能表现得正常，只在移情中才表现出他的异常的反应。我们用来加强虚弱的“自我”的方法是以扩大其自我认识为起点的。这当然不是全部内容，而只是其中的第一步。失去这种自我认识，对“自我”来说意味着屈服于威力和影响；这是表现“自我”被“本我”和“超我”的要求禁锢和牵制的第一个明确的迹象。因此，我们必须提供的第一个帮助就是发挥我们的智力作用并鼓励病人合作。这项第一步的工作，如我们所知，将为另一个更艰难的任务铺平道路。我们不能忽视这个任务中的动力因素，即使是在最初阶段。我们要从各种不同的来源为我们的工作收集材料——例如，病人向我们提供的信息以及他的自由联想所传达给我们的东西，病人在移情状态中显示给我们的东西，我们通过解释病人的梦所得到的东西，以及病人因为失言或动作倒错（ｐｏａｐｒａｘｅｓ）而泄露的东西。所以这些材料都有助于我们解释他所遭遇过但却已经遗忘了的事，以及目前正在他身上发生但他并不知道的事。但是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严格区别我们的认识和他的认识。我们要避免把我们在早期阶段经常发现的东西立刻告诉他，也要避免把我们认为已经发现的全部现象都告诉他。我们要仔细斟酌什么时候让他知道我们的某个解释，要等待我们觉得是合适的时机——这并不总是容易判定的。我们通常要拖延到他本人已经非常接近于了解我们的设想或解释，以致只剩下最后一步时才告诉他，尽管这一步事实上是决定性的综合。如果我们采用另一种程序，在他有所准备-- 310６０３弗洛伊德文集之前就把我们的种种解释统统地抛给他，使他不知所措，那么，我们的启发不是毫无效果就是激起一阵猛烈的反抗，这样就会使我们的工作进展更为困难，甚至会有彻底停止的危险。但是，假如我们把一切都准备得当，那就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病人会立刻为我们解释提供进一步的证据，主动地记起他已经忘记了的内心活动或外在事件。我们的解释和他已忘记的细节符合得越贴切，就越容易得到他的肯定。因而，在这种特定情况下，我们的认识也变成了他的认识。提到反抗，我们便触及到了我们的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任务。我们已经了解到，“自我”是以“反精神注入”的手段来保护自己，抵抗无意识和被抑制的“本我”的不利因素的侵犯，如果“自我”要发挥正常功能，这种防御就必须始终保持完好无损。“自我”越感到受压迫，它就越紧张地依附于（仿佛处在惊惧状态）这种“反精神注入”，以便保护自己的剩余部分不再受到进一步的侵袭。但是这个防御目的无论如何不符合我们的治疗目的。相反，我们所希望的是“自我”信赖我们的援助而变得更加大胆。敢于采取攻势以收复失地。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意识到了这种“反精神注入”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抵抗的力量。“自我”惊恐地从这些似乎危险的、有可能令人不快的任务中退缩了；如果要让“自我”不辜负我们，就必须时时刻刻给他以鼓励和安慰。这种贯穿于整个治疗过程并在每一个新的疗程重新获得力量的反抗，被称作——并不完全正确——起因于压抑的抵抗（。。。。。。。。ｒｅ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ｄｕｅｔｏｒｅｐｒｅｓｉｏｎ）。我们发现这并不是我们面临的唯一反抗。有意思的是我们还注意到，在这种场合，双方的力量分布在-- 311性爱与文明。精神分析纲要７０３某种程度上颠倒了：当“自我”竭力抵制我们的诱导时，通常是我们的反对者的无意识却来帮我们的忙了，因为他具有一种自然的“上升力”（ｕｐ—ｗａｒｄｒｉｖｅ），并最渴望冲破已定疆界，推进到“自我”以至意识。假如我们达到了目的，能够诱导“自我”克服它的抵抗，发展下去的斗争就在我们的指导和帮助下进行。其结果是无关紧要的——不管是导致“自我”在重新检查之后接受它以前始终拒绝接受的一种本能要求，还是再次将它排斥，这次是彻底地排斥。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排除了一个永久的危险，都扩大了“自我”的活动范围，都能避免白白消耗能量。克服抵抗是我们工作中最费时间、最麻烦的部分。然而，这是值得的，因为它能导致“自我”发生有利的变化，使它保持不受移情结果的牵制，并在生活中发挥作用。同时，我们也一直致力于摆脱已经在无意识的影响下发生的“自我”的变化；因为每当我们能够发现“自我”中的衍生物时，我们总是指出它们的不正常的来源，并诱使“自我”去抵抗它们。要记住的是，任何由于无意识成分的侵入引起的这样的“自我”变化都不应该超出一定的界限，这是我们的互助协定的必要前提之一。我们的工作进行得越深入，我们看透神经病人的精神生活的认识越深刻，两个新的因素也就越明显地迫使我们予以注意，它们作为抵抗的源泉，要求得到最密切的注意。两者都是病人完全不知道的，在我们和病人达成协定时，两者都不能考虑在内；而且它们也不是产生于病人的“自我”的。这两个因素都被列在同一个名称之下，即“患病或受苦的需-- 312８０３弗洛伊德文集要“，但它们有不同的起源，尽管在其它方面它们具有同类性质。第一个因素被称作内疚或内疚意识，尽管病人并不感觉到也不意识到。很明显它是由一个变得格外严厉和残酷的“超我”所产生的那部分抵抗。病人不能康复，反而必须保持病状，因为他只配如此。这种抵抗并不真正妨碍我们这项运用智力的工作，但它却能使我们的工作不起作用；事实上，它常常允许我们排除病人的某种形式的精神痛苦，但立刻准备以另一种形式、或许是某种肉体内的疾病来取而代之。内疚感也可以解释我们时不时地在重大灾祸发生之后所观察到的那些十分严重的神经病之所以能痊愈或好转的原因：关键问题就在于病人应该感到悲痛，至于怎样感到悲痛并不重要。十分显著而且也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毫无怨言地听任灾祸临头——这种人往往以这种态度来忍受自己的不幸命运。在防止这种抵抗时，我们不得不把自己的任务限制于只诱使病人意识到它，并试图导致敌对的“超我”缓慢灭亡。阐明另一种抵抗的存在更难一些，我们特别缺乏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有一些神经病人，根据他们的所有反应来判断，自我保护的本能实际上已经颠倒了。他们似乎除了自我伤害和自我破坏之外没有别的任何目标。那些到头来确实走上自杀道路的人也可能属于这一类。我们可以设想，在这样的人身上发生了大规模的本能发泄，其结果是释放了过量的、本该控制在内部的破坏本能。这种病人不能容忍我们的治疗带来的康复，并竭尽全力反抗治疗。不过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我们还没有能够完善解释的病例。让我们重新来看一下我们正试图对神经病人的“自我”给-- 313性爱与文明。精神分析纲要９０３予帮助时所面临的情形。那个“自我”已不再能完成外部世界（包括人类社会）所赋予它的任务。它的经历并不能由它支配，它所贮存的记忆很大一部分都脱离了它。它的活动受到“超我”的严格禁止，它的能量消耗在竭力抵御“本我”要求的徒然努力之中。不仅如此，由于“本我”的不断干扰，它的机体组织受到损害，它不再能够起任何正常的综合作用，它被相互对立的要求、被尚未解决的冲突和尚未消除的疑虑搞得四分五裂。首先，我们使患者的被如此削弱了的“自我”参加我们的纯粹理性的解释工作，其目的在于暂时填补患者精神财富的空白，把患者的“超我”的权力移交给我们；我们鼓励“自我”努力抵制“本我”所提出的每一个要求，并征服与这种要求相联系而产生的抵抗。同时、我们通过对无意识中强行闯入“自我”的材料和种种要求的侦查使“自我”恢复正常秩序，并通过追溯它们的起因而使它们直接受到批评。我们以各种不同的功能为患者服务，既充当权威和他父母的替代者，又充当老师和教育者；而作为分析家，假如我们使患者“自我”中的精神活动程序上升到正常水平，使已经变成无意识的以及被压入前意识的材料发生转变，从而使它们再次变成患者“自我”的所有物，那么我们就是尽到最大的努力。在患者方面，有些理性因素的行为是对我们有利的，例如，在遭受痛苦主动要求恢复正常，用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启示有可能唤醒患者对知识的兴趣；然而他和我们配合所作的积极的移情要有力得多。另一方面，同我们对抗的有消极的移情，由于压抑（亦即不得不接受施加于自身的艰巨任务而产生的烦恼）所致的“自我”的抵抗，由于和“超我”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