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我实现了,为了别人。我在灰尘里,在穿堂风里,在强烈的灯光下,在硬纸做的布景中间。一般说来,我和桑代克演对手戏。你大概在科文公园见过他演戏吧。我总担心我会当他的面大笑起来。”“你不完全投入角色?”“有时稍稍投入,但从不十分投入。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我们正前方的那个黑洞,黑洞里是人,但我们看不见,对他们来说,我们献上的当然是完美时刻。但是,你知道,他们并不生活在完美时刻里,完美时刻在他们眼前出现。而我们这些演员,你想我们生活在完美时刻里吗?总之,完美时刻哪里也不在,既不在舞台下也不在舞台上,它不存在,但所有的人都在想它,你明白吗?亲爱的,”她的声音有气无力,她用几乎耍赖的口吻说:“我把这一切都甩了……”“可我,我试图写这本书……”她打断我:“我生活在过去。我回顾过去发生的一切,并且稍加改变。像这样,从远处看,你不会难过,而且几乎信以为真。我们的整个故事都很美,我稍稍改变一下,就成了一连串完美的时刻。于是我闭上眼,努力想像我生活在其中。我还有些别的人物……得学会全神贯注。你不知道我读过什么书吧?罗耀拉指伊纳爵德罗耀拉(1491—1556),西班牙人,耶稣会创始人。的《灵性锻炼》。它对我大有帮助。首先要以某种方式安排布景,然后是人物,这样就能够看见。”她用一种怪僻的语气说。“这不会使我感到满足。”我说。“你以为我会感到满足吗?”㊣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可怜的人运气不佳我们默默地待了一会儿。黄昏降临,我几乎看不清她苍白的面庞,她的黑衣服融入了侵入房间的黑暗里。我端起茶杯,杯里还剩下一点茶,我将它凑到唇边。茶是凉的。我想抽烟,但又不敢。我痛苦地感到我们再无话可说,昨天我还想问她那么多问题:她去过哪里?干了些什么?遇见了什么人?然而,只有当安妮对我推心置腹时,这些问题才有意义。现在我没有好奇心了。所有她去过的国家和城市,所有追求她的或被她爱过的人,所有这一切对她都无足轻重,所有这一切实际上对她都无所谓,就像阴沉寒冷的海面上的几缕微弱阳光。安妮坐在我对面,我们有四年没有见面了,而我们没有话说。“现在你该走了,我在等人。”安妮突然说。“你等……”“不,我等一个德国人,画家。”她笑了起来。笑声在阴暗的房间里显得古怪。“他这个人和我们可不一样,至少在目前。他行动,而且不遗余力。”我无可奈何地站起身。“什么时候再见到你?”“不知道。明天晚上我去伦敦。”“经过第厄普?”“是的,然后我可能去埃及。也许冬天我再来巴黎,我会给你写信的。”“明天我一整天都有空。”我腼腆地说。“是的,可我有许多事要办。”她冷冷地回答,“不,我不能再见你。我会从埃及给你写信。你只要给我地址。”“好的。”在阴暗中,我在一个信封角上草草写下地址。等我离开布维尔时,我得告诉普兰塔尼亚旅馆给我转信。其实我很清楚她不会写信的。也许十年以后我才能再见到她。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与她分别,我不禁感到沮丧,我最害怕的是再一次孤独。她站起身。来到门口时,她轻轻吻了我的嘴唇,微笑地说:“这是为了记起你的嘴唇,为了《灵性锻炼》。”我抓住她一只胳膊,将她往身边拉。她不反抗,但摇头表示反对。“不,我不感兴趣。不会重新开始的。要说和人的关系嘛,哪个稍稍漂亮的小伙子都比得上你。”“那你想干什么呢?”“我不是说过了吗?我去英国。”“不,我是指人……”“什么也不干!”我没有松开她的胳膊,我轻声说:“那么,找到你以后我又得离开你了。”现在我清清楚楚看见了她的面孔。它突然变得灰白疲惫,一副老妇人的面容,十分可怕。显然这不是她所要的,但它在那里,而她一无所知,也许她无可奈何。“不,”她慢慢地说,“不,你没有找到我。”她挣脱胳膊,打开门。走道里一片光明。她笑了起来:“可怜的人!运气不佳。第一次演好了角色,却不受赞赏。好了,走吧。”我听见门在我身后关上。㊣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返回布维尔星期日今早我查了查火车时刻表。如果她没有撒谎,她该乘五时三十八分的火车去第厄普。也许她的伙伴和她开车去?我在梅尼蒙唐区的街上转了一上午,又在河边转了一下午。她与我相隔不过几步路,几堵墙。到了五时三十八分,我们昨天的会见就会成为回忆,轻轻吻我嘴唇的那个胖女人将和梅克内斯及伦敦的那位瘦小姑娘重叠起来,一同成为往事。不过,事情还没有过去,因为她还在这里,还有可能再看见她,说服她,将她带走,永远。我尚未感到孤独。我想将思绪从安妮身上挪开,因为我对她的身体和面孔想得太多,神经极为紧张,手在颤抖,身体在打寒战。于是我在旧书报摊上翻起书来,特别是淫猥书刊,因为它们毕竟能吸引你的全部注意。当奥尔塞车站的大钟敲五点钟时,我正在看一本叫做《拿鞭子的医生》的书的插图。插图大同小异,里面大都有一个满面胡须的小个子对着一个其大无比的、赤裸裸的臀部挥舞马鞭。我发觉五点钟已到,便匆忙把书扔回书堆,跳上出租车,来到圣拉扎尔火车站。我在月台上走了约摸二十分钟,便看见他们来了。她穿着一件厚厚的皮毛大衣,一副贵妇的派头。她还戴着短面纱。那男人穿着驼毛绒大衣,皮肤黝黑,人很年轻,高大英俊。他显然是外国人,但不是英国人,也许是埃及人。他们上了车,没有看见我。他们相互没有交谈。后来那男人又下车买报纸。安妮放低她车厢的窗子,看见了我。她久久地注视我,平心静气地,眼神呆滞。后来那男人又上了车,火车就开了。此刻我清楚地看见我们从前吃饭的那家庇卡迪伊餐馆,然后一切都完了。我走路。我感到疲乏,便进了这家咖啡馆,睡着了。侍者刚刚叫醒了我,我是在似醒非醒的状态下写下了这些话。明天我将乘正午的火车返回布维尔。我在那里待两天就够了:收拾行李和去银行结账。普兰塔尼亚旅馆可能要求我多付半月的房钱,因为我没有预先通知他们退房。我还得去图书馆还书。总之,我将在周末以前回到巴黎。这个改变能对我有什么好处呢?都是城市,这座城市被河流一分为二,那座城市濒临大海,除此以外,它们十分相似。人们挑选一块光秃秃的不毛之地,在上面弄一些空心的大石头,石头里面关着气味——比空气浊重的气味。有时,气味从窗口被抛到大街上,它就待在街上,直到被风吹散。天气晴朗时,气味从城市的这一头进,那一头出,穿越所有的墙。另一些时候,声音在这些日晒冰冻的石头中间打转。我害怕城市。但是千万不能出城。如果你走得太远,就会遇见植物的包围圈。植物蔓延好几公里,它朝城市爬来,它在等待。当城市死去,植物将乘虚而入,爬上石头,钳住它,深掘它,用黑色长钳使它破裂,堵填孔洞,将绿爪悬吊在各处。只要城市还活着,就应该留在城里,不能孤身一人去到城门口那丛生的枝蔓下,应该让枝蔓在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飘动和响动。在城市里,如果你会安排,趁动物在洞穴里或有机垃圾堆后面消化或睡觉的时候出门,那么你遇到的只是矿物——最不可怕的存在物。我要回布维尔。植物仅仅从三面包围它。在第四面有一个大洞,里面全是黑黑的水,水自己在动。风在房屋之间呼啸。气味停留的时间比别处短,它被风吹向大海,像摇曳的薄雾一样贴着黑水水面奔跑。天在下雨。在四个栅栏之间长了一些植物,植物肥肥的,被摘去了芽,被驯化了,变成无害的,布维尔的一切都又肥又白,因为天上降下了那么多雨水。我将回布维尔。多么可怕!我猛然醒来,现在是午夜。安妮离开巴黎已经六小时了。船已驶入大海,她在船舱里睡觉,那位黝黑的美男子正在甲板上抽烟。㊣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脚下的城市—布维尔星期二于布维尔这就是自由吗?在我下方,花园徐缓地向下,朝城市延伸,每座花园里都有一座房子。我看见大海,它沉甸甸地一动不动。我看见布维尔。天气很好。我是自由的,我不再有任何生活的理由,我尝试的一切理由都成了泡影,我也想不出其他理由。我还相当年轻,还有精力重新开始。但是重新开始什么呢?在我最恐惧,最感恶心的时候,我寄希望于安妮,盼望她来救我,这一点我现在才知道。我的过去死了,德罗尔邦先生死了,安妮回来又使我的全部希望破灭。我独自待在这条两边是花园的白色街道上。独立和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有点像死亡。我的生活今天结束。明天我将离开这座躺在我脚下的城市,我在这里生活了这么久。它将仅仅是一个名字,矮壮的、市侩气的、完全法国味的名字,我记忆中的一个名字,不像佛罗伦萨或巴格达那样富丽堂皇的名字。将来有一天我会问自己:“我在布维尔时,整天到底在干什么?”至于今天下午,至于今天的太阳,它们将荡然无存,甚至连记忆也没有。我的全部生活都在我后面。我看见它的全貌,看见它的形式以及至今引导着我的缓慢运动。没有什么话好说,这是一场输掉的比赛,仅此而已。三年前我郑重其事地来到布维尔,那时我就输了第一局;我想玩第二局,结果第二局也输了,输了比赛。同时我明白了我总是输家,只有坏蛋才自以为是赢家。现在我要像安妮那样,幸存下去,吃了睡,睡了吃。慢慢地、悄悄地存在,就像这些树,就像一汪水,就像有轨电车上的红色长椅。恶心让我喘息片刻。但我知道它将卷土重来,它是我的正常状态。不过我的身体今天很累,无法承担它。病人幸好有虚弱的时刻,他们在几个小时里失去对疼痛的意识。一句话,我感到厌烦。有时我使劲打哈欠,连眼泪都滚落在脸颊上。这是一种深沉、深沉的厌烦,存在的深沉核心,我本身就是由它组成的。我并非不修边幅,恰恰相反,今天我洗了澡,刮了脸。可是当我回想这许多细心的小动作时,我不明白自己是怎样做出来的,因为它们如此虚妄,大概是习惯替我代劳的吧。习惯并未死亡,它继续忙忙碌碌,慢慢地、狡诈地编织网纱;它替我洗身,替我擦身,替我穿衣,就像是奶妈。难道也是它领我来到绿岗?我记不清是怎样来的了,大概是从多特里台阶那边上来的,真是一级一级地爬过一百一十级台阶吗?更难以想像的是等一会儿我还要走下这些台阶。然而,我知道,过一会儿我来到绿岗坡下时,我将抬头看见此刻近在咫尺的房屋,它们将远远地亮起窗口的灯光,远远地,在我头部的上方,而我无法摆脱的此刻,将我关闭,从四面限制我的此刻,成为我的构成元素的此刻,它将仅仅是一个混乱的梦境。我瞧着布维尔在我脚下闪烁着灰色的光。它在阳光下好像是成堆的贝壳、鳞片、碎骨片和沙砾。在这些碎屑之中,一些小小的玻璃片或云母片不时地闪着微光。贝壳之间,有些沟渠和细细的犁沟在蜿蜒伸展,一小时以后它们将是街道。我行走在这些街道、这些墙壁之间。我看到布利贝街上有些黑色的小人,一小时以后我将是他们中的一员。我站在山冈的高处,感到离他们十分遥远。我仿佛属于另一个物种。他们下班后走出办公室,满意地瞧瞧房屋和广场,想到这是他们的城市,“美丽的市民城市”。他们不害怕,感到这是他们的家。他们看到的只是从自来水管里流出的,被驯服的水,只是一按开关就从灯泡里射出的光,只是用木叉架住的杂交树。他们每天一百次地目睹一切都按规律进行,世界服从一种亘古不变的、确定的法则。空中的物体以同样的速度坠落,公园在冬天下午四时关门,夏天下午六时关门,铅的熔点是三百三十五度,最后一班有轨电车在晚上十一时五分从市政府发车。他们性格温和,稍稍忧郁。他们想到明天,也就是另一个今天。城市只拥有惟一的一天,它在每个清晨不断重复。只有星期日这一天被人们稍加打扮。这都是些傻瓜。一想到要再见到他们那肥肥的、心安理得的面孔,我就感到恶心。他们制定法律,他们写民众主义小说,他们结婚,并且愚蠢之至地生儿育女。然而,含混的大自然溜进了城里,无孔不入地渗入他们的房屋、办公室,钻到他们身上。大自然安安静静,一动不动,他们完完全全在大自然中,他们呼吸它,却看不见它,以为它在外面,在离城二十法里的地方。我却看见了它,这个自然,我看见了它……我知道它的顺从是出于懒惰,我知道它没有规律——而他们以为它有恒定性……它只有习惯,而明天它就可能改变习惯。如果出了点事呢?如果,突然间,它开始跳动了?他们会发现它就在那里,他们的心仿佛裂开了。他们的堤坝、堡垒、电站、高炉以及锻锤对他们能起什么作用呢?这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也许立刻就会发生,因为已经有了预兆。例如,一位父亲在散步时,突然看见一块红色的破布仿佛被风吹着穿过街道向他奔来,当破布来到近处时,他看出这是一块腐烂的肉,上面有灰尘的污渍,它在爬动,在跳跃;这一截扭曲的肉体在小溪里滚动,痉挛地喷出血柱。又例如,一位母亲看着孩子的脸颊问道:“你这里是什么,水疱?”于是她看见孩子的脸颊稍稍肿胀起来,绽裂,裂成一个大缝,而在裂缝深处将出现第三只眼睛,笑眯眯的眼睛。又例如,他们全身将感到一种轻轻的摩擦,就像游泳者在河里被灯心草抚摸一样,于是他们明白身上的衣服变成了有生命的物体。另外一个人将感到嘴里有什么东西在搔,他走近一面镜子,张大嘴,原来他的舌头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巨大蜈蚣,它正在编织脚爪,刮着他的上下颚。他想把蜈蚣吐出来,但蜈蚣已成为他的一部分,必须用两手使劲扯。还会出现许多新东西,必须为它们取名:石眼、三色手臂、脚趾—拐杖、蜘蛛—下颌。某人将在温暖舒适的房间里,躺在舒舒服服的床上,但醒来时却会发现自己正一丝不挂地躺在发青的土地上,周围是丛生的阴茎,它们发出响声,呈红色和白色,像儒克斯特布维尔的烟囱一样指向天空,还有半露出地面的睾丸,毛茸茸的,像葱头一样成球形。鸟类将围着这些阴茎飞,用嘴啄它们,直至出血,于是精液将缓缓地、慢慢地从伤口流出,它透明而温热,其中夹着血和小气泡。也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任何大变化都不会发生,但是有一天早上,人们推开百叶窗时,会突然产生一种可怕的感觉,它沉重地栖息在物体上,似乎在等待。仅此而已。然而,这种情况如果稍稍持续,成百上千的人就会自杀。对。稍稍改变,看一看,这是我求之不得的。还有些人会突然陷入孤独中。一些完全孤独,绝对孤独,可怕地畸形的人,他们将眼睛发直,在街上奔跑,沉重地从我面前过去;他们在逃避自己的疾病,但他们身上又带着疾病,他们张着嘴,舌头——昆虫在嘴里拍打翅膀,于是我将大笑起来,不顾我全身上下布满了肮脏暧昧的痂盖——它们开放成肉花,紫罗兰,毛茛。我将靠在墙上向他们喊道:“你们的科学又怎样呢?你们的人道主义又怎样呢?你们作为会思想的芦苇的尊严到哪里去了?”我将不再害怕——至少不比现在更害怕。难道这不仍将是存在,存在的不同变异吗?面孔将渐渐被许多眼睛吞没,这些眼睛将是多余的,可能吧,但并不比第一双眼睛更为多余。使我害怕的是存在。黄昏降临,城里亮起了头几盏灯,我的天!城市虽有这许多几何图形,但仍显得如此自然,被暮色压得扁扁的。从这里往下看,这是多么……明显。难道只有我看出这一点吗?难道在别处,没有另一个卡珊德拉卡珊德拉,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亚公主和女预言家。从山冈上观看脚下被自然吞没的城市吗?何况这与我有何相干?我能对它说什么呢?我的身体缓缓地转向东方,摇晃了一下,便开步走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布维尔的最后一天我跑遍全城寻找自学者。他肯定没有回家。这位遭人抛弃的可怜的人道主义者大概在漫无目的地游荡,无比羞愧和恐惧。说实话,对这件事的发生我并不惊奇,因为长久以来我就感到他那副柔顺畏缩的模样会招来丑闻。其实他没有多大罪过,勉强叫做好色吧,他喜欢凝视年轻小伙子,可以说是一种人道主义。但是有一天他肯定会孤独的,和阿希尔先生一样,和我一样。他属于我这一类人,诚心诚意。现在他进入了孤独,直至永远。突然间一切倒塌了:对文化的梦想,与人和睦相处的梦想。首先出现的将是害怕、恐惧,不眠之夜,然后便是一长串的流放岁月。晚上他将再去抵押广场徘徊,从远处瞧着灯火通明的图书馆窗口,回想那一长排一长排的书、皮封面,还有书页的香气,他会失去勇气。我很后悔没有陪着他,但是他不愿意,他求我让他一人待着,他开始学习孤独。我现在是在马布利咖啡馆写这些话。我大模大样地走进了这家咖啡馆,我想看看总管和女收款员,深刻感觉一下这是最后一次看见他们。但是我的思想摆脱不掉自学者,眼前不断浮现他那张充满责备的萎靡不振的脸和带血迹的高领。于是我要了一点纸,好把事情的经过写下来。下午将近两点钟时,我去到图书馆。我想:“图书馆,这是我最后一次来。”阅览室里几乎空无一人。我很难认出它来,因为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再来。它像雾气一样轻盈,似真非真,呈红棕色。夕阳将女读者的桌子、门、书脊都染成了红棕色。刹那间,我愉快地感到仿佛走进了一个金色树叶的小灌木丛,我微笑,想道:“我很久没有微笑了。”科西嘉人背着手朝窗外看。他看见什么了?安佩特拉兹的脑袋?“我再也看不见安佩特拉兹的脑袋了,再也看不见他的高礼帽或礼服了。再过六小时,我将离开布维尔。”我将上月借的两本书放在副管理员的办公桌上。他撕掉一张绿卡片,将碎片递给我:“给您,罗冈丹先生。”“谢谢。”我想道:“现在我什么也不欠他们了。不欠这里任何人任何东西。一会儿我去铁路之家和老板娘告别。我是自由的。”我犹豫了一会儿,是否利用最后这几个小时在布维尔城里多走走,去看看维克多—诺瓦尔大街、加尔瓦尼大道、绕绳街?但是这个灌木丛如此宁静,如此纯洁,它几乎不存在,没有受到恶心之害。我走去坐在火炉边,桌上胡乱放着《布维尔报》,我伸手取了一份。家犬救主雷米尔东的一位养犬者杜博克先生,昨晚骑车从诺吉斯集市返回……一位胖太太在我右边坐了下来,将毡帽放在旁边。她的鼻子正正地竖在脸上,就像一把刀插在苹果上。鼻子下方那个淫猥的小洞倨傲地皱缩着。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精装书,臂肘支在桌子上,用两只胖手托着头。在我前面,一位老先生正在睡觉。我认识他,我感到害怕的那天晚上他也在图书馆,那时他大概也很害怕。我想道:“这一切现在多么遥远。”四点半钟,自学者进来了。我原想去和他握手告别,但我们前次的会晤肯定给他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因此他冷冷地和我打招呼,然后将一个小白包放在离我相当远的地方,里面大概和往常一样装着一块面包和一长块巧克力。不一会儿,他拿着一本带插图的书走回来,将书放在小包旁边。我想道:“我这是最后一次见他。”明天晚上,后天晚上,以及以后所有的晚上,他都将回到这张桌旁,一面看书,一面吃面包和巧克力,他将有耐心地像老鼠一样啃书,继续往下读:纳多、诺多、诺迪埃、尼斯,并且不时地中断,好往小本上记下警句格言。而我呢,我将在巴黎行走,在巴黎街上行走,看到新面孔。当他仍然在这里,胖胖的脸被灯光照射时,我会遇到什么呢?我即将被奇遇的幻影所迷惑,幸好我及时觉察到,便耸耸肩接着看报。㊣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布维尔及郊区—莫尼斯蒂埃一九三一年宪兵队的活动。莫尼斯蒂埃宪兵队队长加斯帕尔中士及手下的四位宪兵:拉古特先生、尼藏先生、皮埃蓬先生、吉尔先生,在一九三一年成绩卓著,共处理刑事案七起,民事案八十二起,违章案一百五十九起,自杀案六起,车祸案十五起,其中三起造成伤亡。儒克斯特布维尔儒克斯特布维尔小号同谊会。今日总彩排,发放年度音乐会卡。孔波斯泰尔向市长授予荣誉勋位。布维尔旅游者(一九二四年成立的布维尔童子军基金会):今晚二十时四十五分,于费尔迪南—比龙街十号A厅总部召开月度例会。议题:宣读上次会议记录。请联系,年度酒会,一九三二年会费,海上出游计划,其他问题,新会员入会。动物保护(布维尔协会):下星期四十五时至十七时,于布维尔市费尔迪南—比龙街十号C厅召开常务会议。函件请寄加尔瓦尼大道一五四号总部协会会长。布维尔保护狗俱乐部……布维尔战争伤残人俱乐部……出租车老板工会……师范学校之友布维尔俱乐部……两个年轻男孩夹着书包进来了。中学生。科西嘉人很喜欢中学生,因为他可以像父亲一样监视他们。他常常喜欢随他们在椅子上摇来晃去聊大天,然后,突然轻轻地走到他们背后说:“你们这些大小伙子,这样做合适吗?你们要是不改,管理员先生肯定要向校长先生告状的。”如果他们抗议,他便用可怕的眼神瞧着他们:“把你们的名字告诉我。”他也指导他们的阅读,因为图书馆里的某些书被打上红叉,这是地狱,例如纪德、狄德罗、波德莱尔的书,还有医学论著。当中学生要求查阅这些书时,科西嘉人便向他打手势,将他拉到墙角查问,不一会儿便大笑起来,声音响彻阅览室:“可是对你这个年纪来说,有些书更有趣,更有教益,首先你完成了作业吗?你在哪个年级?二年级?四点钟以后就没事干了?你的老师常来这里,我要和他谈谈你。”那两个男孩待在火炉边。年纪小的那一个长着漂亮的棕发,皮肤几乎过于细嫩,嘴巴小小的,傲慢而凶恶。他的同伴,一个开始蓄髭须的、腰圆背厚的胖子,用手肘碰碰他,低声说了几句话。棕发小伙子没有回答,但露出一丝难以觉察的微笑,高傲而自负。接着,这两人漫不经心地在书架上挑字典,并且走近一直死死盯住他们的那位自学者,仿佛不知道他的存在。他们紧靠着他坐下,棕发小个子在他左手,结实的胖子又在小个子的左手。他们立刻翻阅字典。自学者用游移不定的目光瞧瞧阅览室,然后埋头看书。从来没有一个阅览室如此令人放心。除了那位胖太太急促的呼吸以外,什么声音也没有。我看到的都是俯在八开本书上的脑袋。但是,从此刻起,我感到即将发生一件不愉快的事。所有这些人都专心致志地低着头,好像在演戏,因为几秒钟前我感到有一股残酷的气流从我们身上拂过。我已经看完了报,但迟迟不愿离去;我在等待,假装看报。使我更感好奇、更感局促的是,别人也在等待。我的邻座似乎把书页翻得更快。几分钟过去了,我听见一阵低语声。我小心翼翼地抬起头。那两个男孩已经合上了字典。棕发小个子没有说话,把脸侧向右边,显得恭恭敬敬,兴致勃勃。黄发男孩半个身子藏在他肩后,正竖起耳朵听,默默地笑。“是谁在说话?”我自问。是自学者。他朝年轻的邻座弯下身,眼对眼地看着他,对他微笑。我看见他在努动嘴唇,长睫毛时不时地颤动。我从未见他如此年轻,可以说他很迷人。但是他常常停住,不安地朝身后看。年轻男孩似乎在吮饮他的话语。这个小场面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我打算继续看报,突然那男孩将手从身后抽出,慢慢滑到桌沿上,手躲过了自学者的目光,慢慢向前,向周围探摸,接着,它遇到黄发胖子的手臂,使劲地拧它一下。胖子正默默地听自学者讲,没有看见这只手伸过来。惊讶和赞赏地张开大嘴,跳了起来。棕发小伙子仍然一副恭恭敬敬、兴致勃勃的样子。你简直会怀疑这只淘气的手是不是他的。“他们会对他怎样呢?”我在想。我清楚即将发生一件卑鄙的事。此刻阻止它还来得及,但我猜不出该阻止什么。刹那间我想站起来。走去拍拍自学者的肩膀,和他说说话,然而,就在此刻,他看到我的目光,立即闭上嘴,并且不高兴地撅起嘴。我感到气馁,赶紧移开视线,继续看报,以掩饰窘态。然而那位胖太太却推开书抬起了头。她仿佛被迷住了。我明确感到悲剧即将爆发,他们都愿意它爆发。我能做什么呢?我朝科西嘉人那边看了一眼,他不再瞧着窗外,朝我们半侧着身子。一刻钟过去了。自学者又继续低语。我不敢看他,但我能想像他那年轻温柔的神情以及别人注视他的沉重目光,而他本人还一无所知。有一刻我听见他在笑,一种轻细如笛的顽童笑声。我心中难过,仿佛这些可恶的孩子即将淹死一只猫。随后,轻语声突然停止。这种寂静具有悲剧性,这是结束,是处死。我低头假装看报,其实我没有看报,我抬起眉毛,尽量抬高眼睛,试图抓住在我面前静静发生的事。我稍稍转头,用眼角终于瞟到了一个东西,那是一只手,刚才沿着桌子滑动的那只小白手。现在它手背朝下待在那里,轻松、温柔、色情,像晒太阳的游泳女人一样懒洋洋地赤身露体。一个棕色有毛的物体迟迟疑疑地靠近它,这是一只被烟草熏黄的粗大手指,它在那只小手旁边,像男性生殖器一样无比粗俗。它停住一会儿,直僵僵地,指尖朝着那只小手的细嫩手心,接着,突然,它开始腼腆地抚摸那只手。我并不惊奇,主要是恼怒,对自学者恼怒,他这个傻瓜,竟然克制不了自己,竟然不明白他在冒多大的危险!他只剩下一个机会了,一个小小的机会!如果他把两只手都放在桌子上,放在书的两侧,如果他完全保持沉默,也许这一次能躲过命运。但我知道,他会错过机会。手指轻轻地、谦卑地在毫无生气的手上滑过,稍稍擦过,不敢停留,仿佛意识到自己的丑陋。我突然抬起头,我再也忍受不了这种固执的、反复的抚摸。我寻找自觉者的眼睛,我大声咳嗽以警告他。但他闭着眼睛微笑,他的另一只手消失在桌子下面。那两个男孩不再笑了,脸色苍白。棕发小个子撅起嘴,他害怕了,好像不知所措,但是他没有抽回手,手仍然一动不动地待在桌子上,稍稍有点紧张。他的同伴则张着大嘴,真正惊呆了。这时,科西嘉人喊叫起来。他来到了自学者的椅子后面,虽然谁也没有听见他走过来。他满面通红,仿佛在大笑,但眼睛里闪着光。我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但又几乎松了一口气,因为等待是太难受了。我希望这事尽快结束。两个男孩像床单一样煞白,转眼间抓起书包消失了。“我看见你了,”科西嘉人怒不可遏地喊道,“这回我可看见你了,你总不敢说没有吧。嗯,你还要说你这一招不是真的?你以为我没有看见你的把戏?我的眼睛可没有装在裤袋里,伙计。我对自己说:要耐心,耐心!等抓住他时,我轻饶不了他。啊,对,我轻饶不了你,我知道你的姓名、地址,我打听过,你知道,我还认识你的老板许利埃先生,明天早上,他会收到图书管理员先生的一封信,他会大吃一惊。嗯?你不说话了。”他瞪大眼珠接着说:“首先你别以为这事就此了结。在法国有专门处理你这种人的法院。先生在寻求知识!先生在进修!先生时时打扰我,又找资料又找书。我可从来不信你这一套,你知道。”㊣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阅览室的恐惧自学者似乎并不吃惊,大概多少年来就料到这个结局,不止一百次地想像将会发生的事,科西嘉人将悄悄溜到他身后,一个愤怒的声音突然在耳旁响起。然而他仍然每晚来图书馆,炽热地继续阅读,而且,时不时地,像小偷一样,抚摸一个小男孩的白手或大腿。我看到他脸上的表情:顺从。“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来这里好几年了。”他佯作愤慨和惊讶,但并不理直气壮。他很清楚事情已经发生,无法阻止,只能一分钟一分钟地挨过去。“别听他的,我全看见了。”我那位女邻座说。她沉甸甸地站了起来:“啊,不!这可不是头一次,就在这个星期一我就看见了,但是我不想说,因为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在这个寻找知识的严肃场所居然会出现这种丑事。我没有孩子,但我同情那些母亲,她们让孩子来这里学习,以为这里很安全,没有干扰,而这些魔鬼却毫无廉耻,妨碍孩子们做功课。”科西嘉人走近自学者,对着他的脸喊道:“你听见这位太太说的吗?别演戏了。有人看见了你,坏东西。”“先生,我命令你放客气点。”自学者矜持地说。这是他的角色。也许他想承认,想逃跑,但是他必须把角色演到底。他不看科西嘉人,两眼几乎闭着,双臂垂着,面无血色,接着,血突然涌上了脸。科西嘉人气急败坏:“客气!坏东西!你以为我没有看见你?告诉你,我早就盯上你了,盯了你好几个月了。”自学者耸耸肩,假装继续看书。他满脸通红,满眼泪水,但还假装津津有味、全神贯注地看一幅拜占庭镶嵌画的复制品。“他居然还看书,脸皮真厚。”那位太太瞧着科西嘉人说。科西嘉人迟疑不决。副馆员是一个腼腆的、思想正统的年轻人,他十分害怕科西嘉人,此时他在办公桌后面慢慢站起来,喊道:“帕奥利,什么事?”刹那间,局面显得举棋不定,我希望事情到此了结。然而科西嘉人大概自觉可笑,便十分恼火,对这位默不作声的牺牲品不知说什么好,便挺直身体,往空中挥动拳头。自学者回过头来,惊惶失措、张嘴结舌地看着科西嘉人,目光中流露出无比的恐惧。“你要敢打我,我就去告你。”他艰难地说,“要走,我自己走。”我也站了起来,但为时已晚,科西嘉人快活地轻轻哼了一声,朝自学者的鼻子就是狠狠一拳。刹那间我只看见自学者的眼睛,他那双漂亮的、充满痛苦和羞愧的眼睛,它们瞪得大大的,在它们下方有一只袖子和一个棕色的拳头。科西嘉人抽回拳头,自学者的鼻子开始流血,他想用两手捂住脸,但科西嘉人朝他嘴角又是一拳。自学者倒在椅子上,腼腆和柔顺的眼睛直视前方。血从鼻子流到衣服上。他用右手摸索他那个小包,左手一个劲地擦鼻孔,因为血流不止。“我走了。”他仿佛在自言自语。我身边的那个女人面色苍白,两眼闪光。“坏东西,”她说,“活该!”我气得发抖,绕到桌子另一边,抓住科西嘉人的衣领把他提起来,他双脚乱蹬,我真想把他扔到桌子上摔碎。他脸色发青,奋力挣扎,想抓伤我,但是他手臂太短,够不着我的脸。我一言不发,我想揍他的鼻子,让他破相。他明白了,抬起手肘护脸,他害怕了,我很满意。突然,他用嘶哑的声音说:“放开我,你这个粗人,莫非你也喜欢鸡奸?”我至今还不明白当时为什么放了他。是害怕事情复杂化了?还是布维尔的懒散岁月使我上了锈?要是在从前,我肯定会敲掉他的牙。我朝自学者转过身,他终于站起来了,但是躲避我的目光。他低着头,走去摘下大衣,不时用左手擦擦鼻子下面,仿佛想止血,但是血继续涌出。我害怕他受伤,他不看任何人,嘀咕着说:“我来这里好几年了……”小个子科西嘉人刚刚站稳,又重新控制局势,对自学者说:“你滚,不要再来,不然就让警察把你带走。”在楼梯下面,我追上了自学者。我局促不安,为他的羞愧而羞愧,不知对他说什么好。他仿佛没觉察我在那里。他终于取出了手绢,往里面吐什么东西。鼻血稍稍少了一点。“您和我一起去药房吧。”我笨拙地对他说。他不回答。从阅览室传来一片嘈杂声,大概所有的人都在同时说话。那个女人在尖声大笑。“我永远也不再来了。”自学者说。他转身用迷惘的眼光看看楼梯和阅览室入口。这个动作使血流到他的假领和脖子之间。他满嘴、满脸都是血。“来吧。”我抓住他的胳膊说。他颤抖了一下,用力挣脱。“放开我!”“可您不能独自一人。得有人给您洗脸,治治伤口。”他重复说:“放开我,求求您,先生,放开我。”他几乎歇斯底里大发作,我只好让他走。夕阳照着他驼着的后背,不一会他便消失了。在门口留下一个星状的血迹。㊣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布 利贝街散步一小时以后天阴,太阳正在落山,再过两小时火车就要开了。我最后一次穿过公园,在布利贝街散步。我知道这是布利贝街,但我认不出来。从前我走进这条街时,仿佛走进厚厚一层良知之中,因为这条街方方正正,结结实实,严肃而无风韵,街心凸起,浇上了柏油,很像国家级公路,这种公路穿越富裕村镇时,两旁是两层楼的大房子,绵延一公里以上。我曾经称这条街为农民街,并且十分喜爱它,因为对这个商港来说,它显得十分不合时宜,不合常情。今天,房屋依旧,但已失去农村的面貌,仅仅是楼房而已。刚才在公园里,我也有同样的感觉,花木、草坪,奥利维埃马斯克雷喷泉由于毫无表情而显得固执。我明白,这座城市先抛弃了我,我还没有离开布维尔就已经不在这里了。布维尔保持沉默。奇怪的是:我还得在这座城里待上两个小时,而它已经不理睬我,将家具收拾整齐,盖上罩布,以便干干净净地迎接今晚或明天来的新主人。我感到自己比任何时候都被人遗忘。我走了几步,停下来。我品尝自己被完全遗忘的状态。我处在两座城市之间,一座城市根本不认识我,另一座城市不再认识我。谁还记得我?也许是一位粗壮的年轻女人,在伦敦?……然而,她想念的真是我吗?何况还有那个人,那个埃及人。他也许刚走进她的卧室,将她抱在怀里。我不嫉妒,我知道她是幸存者。即使她全心爱他,那也是一个死去的女人的爱,而我有过她生前最后的爱情。不过他还可以给她乐趣。如果说她此刻正全身酥软,陷于昏乱之中,那么她身上不再有任何东西与我相连。她在享受,对她来说我现在什么也不是,就仿佛我们从未相遇。她一下子便将我排除了,世上所有的意识也都排除了我。真奇怪。然而我知道我存在,我在这里。现在,当我说“我”时,似乎很空洞。我被遗忘,所以再也无法很好地感觉自己。残留在我身上的全部真实,只是存在——感觉自己存在的存在。我长久地、轻轻地打哈欠。没有任何人。对任何人来说,安托万罗冈丹都不存在。这挺有趣。安托万罗冈丹到底是什么?抽象。一个苍白微弱的、对自我的记忆在我的意识中摇曳。安托万罗冈丹……突然,我暗淡下去,暗淡下去,完了,它熄灭了。意识处于几堵墙壁之间,它清醒、孤独,一动不动。它在继续。再没有人居住它。刚才还有人称我,称我的意识。是谁?刚才外面是富有表情的街道,熟悉的颜色和气味,而现在剩下的只是无名的街道,无名的意识。现在只有墙壁,而在墙壁与墙壁之间有一种生动的、不具人格的、小小的透明体。意识存在,像树,像小草。它打盹,它感到厌倦。一些转瞬即逝的小存在占满了它,就像小鸟栖息在枝头。它们占满它又消失。意识被遗忘,被丢弃在这些墙壁之间,灰色天空下。而这就是它存在的意义,它意识到自己是多余的。它稀释,它散落,它试图消失在那堵棕色墙壁上,消失在路灯旁或者傍晚的烟雾中。但它永远不忘记自己,它是意识到自我遗忘的意识。这是它的命运。一个窒息的声音在说:“两小时以后火车就开了。”还有对这个声音的意识,也有对一张面孔的意识。这张脸慢慢滑过,它全是血,很脏,大眼睛里噙着泪。它不在墙壁与墙壁之间,它哪里也不在。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弓着的背和一个流着血的头,它慢步远走,似乎每一步都站住,但又从不止步。有对这个身体的意识,身体在昏暗的街上慢慢走。它在走,但它没有走开。昏暗的街道永无止境,消失在虚无中,它不在墙壁与墙壁中间,它哪里也不在。还有一个对窒息声音的意识,那声音在说:“自学者在城里游荡。”不是这座城,不是在这些没有表情的墙壁之间:自学者走在一座凶恶的城里,这座城没有忘记他,有些人想到他,例如那位科西嘉人,例如那位胖太太,也许还有全城的人。他还没有失去、也不可能失去他的自我,这个备受折磨,鲜血淋漓,但人们还不愿意结果其性命的自我。他的嘴唇和鼻孔很疼,他想:“我疼。”他在走,他必须走。如果他停下,哪怕只一会儿,图书馆的高墙就会突然在他周围竖起,将他围住。科西嘉人又会出现在他面前,那一幕会重来一遍,细枝末节都一模一样,那女人会冷笑说:“这种脏东西该去蹲监狱。”他在走,他不能回家,因为科西嘉人在家里等他,还有那个女人和那两个男孩:“别否认,我看见你了。”于是那一幕又重演一遍。他想道:“老天爷,要是当初我没有做这事,要是当初我能够不做这事,要是这不是真的,那该多好!”焦虑不安的面孔在意识前来回晃动:“也许他会自杀。”不,这个走投无路的柔顺的灵魂不会想到死亡。有对意识的知觉。意识可以被你一眼望穿,它在墙壁与墙壁之间是平静的、空的,摆脱了曾经居住它的人,它不是任何人,所以显得畸形。声音在说:“行李已经托运,火车再过两小时就开了。”左右两边的墙在滑动。有对碎石路的意识,对铁器商店、对军营的枪眼的意识,那声音在说:“这是最后一次。”有对安妮——在旅店里的胖安妮和老安妮的意识,有对痛苦的意识,痛苦是有意识的,它在长长的墙壁之间,墙壁伸向远方,永不回头:“难道永远没完?”在墙与墙之间有声音在唱那支爵士乐曲Some of these days,难道永远没完?乐曲悄悄地,阴险地,从后面回来抓住声音,声音在唱,无法停下,身体在走,对这一切都有意识,唉!对意识的意识。但是没有任何人在那里承受痛苦,扭着双手,自我怜惜。没有任何人。这是十字街头的纯粹的痛苦,被遗忘而不会自我遗忘的痛苦。那个声音在说“这是铁路之家”,于是我在意识里喷射出来,这是我,安托万罗冈丹,我一会儿就动身去巴黎,我来向老板娘告别。“我来向您告别。”“您要走,安托万先生?”“我要换换环境,定居巴黎。”“您真走运!”我怎么能将嘴唇贴到这张大脸上?她的身体已不再属于我。昨天我还能想像她在黑毛料裙下的身体,而今天,这裙衣已无法渗透了。那个青筋暴露的白白的身体,难道是个梦?“我们会想念您的。”老板娘说,“您不想喝点什么?我请客。”我们坐下来,碰杯。她稍稍压低声音说:“我已经很习惯您了,”她有礼貌地惋惜说,“我们相处得很好。”“我会回来看您的。”“这就对了,安托万先生。您什么时候路过布维尔,就来和我们打个招呼。您对自己说:‘我这就去和冉娜本书开始时,这位老板娘叫弗朗索瓦兹,而不是冉娜。夫人打招呼,她会高兴的。’的确,我们很想知道客人们的近况,再说,在我们这里,客人们总会回来的,有海员,对吧,有大西洋轮船公司的雇员,他们有时两年里不露面,去了巴西或纽约,要不就在波尔多的一条货船上干活,可是有一天他们又来了:‘您好,冉娜夫人。’我们在一起喝一杯,信不信由您,我可记得他们爱喝什么,虽然过了两年!我对玛德莱娜说:‘给彼埃尔先生端一杯不加水的干苦艾酒,给莱翁先生端一杯努瓦利—森扎诺酒。’他们对我说:‘您怎么记得这么清楚,老板娘?’我说:‘这是我的本行嘛。’”在厅堂尽头,有一个胖男人——她最近的姘头。他在叫她:“老板娘宝贝!”她站起身:“对不起,安托万先生。”女侍者走近我:“您真就这样走了?”“我去巴黎。”“我在巴黎住过,”她自豪地说,“住了两年。我在西梅翁餐馆干活,但是我想念这里。”她迟疑了一秒钟,然后感到再没有什么话说了:“那好,再见吧,安托万先生。”她在围裙上擦擦手,向我伸出手来。“再见,玛德莱娜。”她走开了,我拉过布维尔报,又将它推开,因为刚才在图书馆里我已经从头到尾读过一遍。老板娘还没有回来,她将两只胖手放在男友手中,男友正激动地揉来揉去。再过三刻钟火车就要开了。我在算账,以消磨时间。㊣ 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最后一次听这张唱片每月一千二百法郎,这不算阔气,但是如果我稍加节制,这钱也该够了。住房三百法郎,每天伙食十五法郎,还剩四百五十法郎,用于洗衣,小开销,看电影。至于内衣外衣,现有的能用很久。两套西服还很干净,只是肘弯上微微发亮,如果多加小心,还可再穿三四年。老天爷!我将像蘑菇一般生活。如何打发日子呢?我将去散步,坐在杜伊勒里宫的铁椅上——或者,为了省钱,坐长椅。我将去图书馆看书。然后呢?每星期看一次电影。然后呢?每星期招待自己看场马戏?和卢森堡公园里的退休者一起玩槌球游戏?三十岁!我怜悯自己。有时我想不如干脆在一年里把剩下的三十万法郎花光,然后……可是我会得到什么呢?新衣服?女人?旅行!我曾有过这一切,而现在,结束了,我对它们再没有兴趣,它们会留下什么呢?一年以后我又会像今天一样空空的,连记忆也没有,而且在死亡面前胆怯懦弱。三十岁!一万四千四百法郎的年金。每月去领钱。但我不是老头!但愿有人给我什么事情做做,不管什么事……我最好别想这个,因为此刻我在给自己演戏。我很清楚我什么也不想干,干事就是创造存在,而存在已经够多了。实情是我不能放弃我的笔,我大概即将有恶心,而写作似乎可以推迟它,所以我将脑子里的闪念写下来。玛德莱娜想让我高兴,在远处指着一张唱片对我喊道:“您的唱片,安托万先生,您喜欢的那张,您想听听吗?最后一次。”“请吧。”我这样说是出于礼貌,其实我此刻心情不好,不适于听爵士乐,但我还是注意听,因为,正如玛德莱娜所说,我是最后一次听这张唱片,它很老,即使在外省也太老了,在巴黎是找不到的。玛德莱娜将唱片放在唱机的圆盘上,它马上就要转动了。钢针将在纹络里跳跃,发出声音,等到钢针顺着螺旋形的纹络达到唱片中心时,一切将结束,那个唱Some of these days的沙哑声音将永远沉默。这声音开始了。居然有从艺术中寻找安慰的傻瓜。我的毕儒瓦婶婶就是这样:“在你可怜的叔叔去世后,萧邦的前奏曲可帮了我大忙。”音乐厅里挤满了被侮辱、被冒犯的人,他们闭上眼睛,努力将苍白的面孔变为接收天线。他们想像,被捕捉到的声音将在他们身上流动,轻柔而滋润,他们的痛苦将变为音乐,就像少年维特的痛苦一样。他们认为美会与他们分担痛苦。这些笨蛋。我想问问他们,这个乐曲与他们相通吗?我刚才的状态与至福相去万里。表层上我是在机械地算账,在下面一层滞留着许多不愉快的思想,它们或是表现为不明确的问题或是表现为默默的惊异,但无论白天黑夜,它们都缠绕着我,其中有对安妮的想法,对被我践踏的生活的想法。然后,在更下面一层,是像晨曦一样腼腆的恶心。但当时没有音乐,我郁闷而沉静。四周的物体是由与我一样的材料构成——一种丑陋的痛苦。我外面的世界是那么丑陋,桌上的脏杯子是那么丑陋,玻璃镜上的棕色斑点是那么丑陋,玛德莱娜的围裙、老板娘那位胖情人可亲的神情都是那么丑陋,世界本身的存在是那么丑陋,以致我感到无拘无束,和它们是一家人。现在出现了这只萨克管的音乐。我感到羞愧。一种傲慢的、小小的痛苦,这是痛苦—典型。萨克管的四个乐音,它们往返来回,似乎在说:“应该像我们一样,有节奏地痛苦。”对,不错!我当然愿意采取这种痛苦方式,有节奏地,不取悦自己也不怜惜自己,而是怀着一种冷漠的纯洁。我杯底的啤酒是温的,玻璃镜上有棕色斑点,我是多余的人,我最真诚、最无情的痛苦蹒蹒跚跚,沉甸甸的,像海象一样肉多皮厚,瞪着湿漉漉的、难看而又感人的大眼睛,这一切难道是我的错吗?不,显然不能说这个在唱片上方旋转,并且令我目眩的痛苦——小小的金刚石痛苦——是与人相通的。它甚至不是讽刺,而是轻快地旋转,自顾自地旋转。它像长柄镰刀一样斩断了与世界的乏味联系,现在它仍在旋转,而我们大家,玛德莱娜、胖男人、老板娘、我自己,还有桌子、长椅、有斑点的镜子、玻璃杯,我们都曾陷于存在,因为我们是在自己人之间,仅仅在自己人之间。它突然来临时,我们正像每日一样衣冠不整,无拘无束,我为自己羞愧,为那些在它面前存在的东西羞愧。它不存在。这甚至令人气恼。如果我起身将唱片从托盘上拿开,将它摔成两半,我也触及不到它。它在以外——总是在某个东西以外,在声音以外,在小提琴的某个乐音以外。它通过一层又一层厚厚的存在显露出来,细薄而坚实,可是当你想抓住它时,你会遇见存在物,你只能撞上毫无意义的存在物。它在它们后面,我甚至听不见它,我听见声音,即揭示它的空气振动。它不存在,因为它没有多余的东西。与它相比,其他一切都是多余的。它在。而我,我也想在,我甚至一心只想这个,这便是事情的底细。我对自己生活中的表面混乱看得一清二楚,因为我在这些似乎毫不相干的企图中找到了藏在深处的同一个欲望:将存在逐出我身外,排除时间里的脂肪,将瞬间拧干,挤干,使我自己纯化、硬化,最后能够发出萨克管那样清晰明确的音。这甚至可以当做一个寓言:一个可怜的家伙走错了世界。他和别人一样存在在有公园、酒吧、商业城市的世界里,但他想让自己相信他生活在别处,生活在画幅后面——和丁托列托丁托列托(1518—1594),意大利画家。的总督们,和戈佐利戈佐利(1420—1497),意大利画家。严肃的佛罗伦萨人在一起;生活在小说后面——和法布里斯台尔唐戈及于连索黑尔分别为司汤达的作品《巴马修道院》与《红与黑》中的男主人公。在一起;生活在唱片后面——和爵士音乐长长的、干巴巴的呜咽在一起。后来,当过傻瓜以后,他明白了,睁开了眼睛。他看出他弄错了,他是在一个小酒馆里,面对一杯温啤酒。他颓丧地坐在长椅上想:我是傻瓜。正在这时,从存在的另一面,在那只能远远看见,永远无法接近的另一个世界,一个小小的旋律开始跳起来,唱起来:“应该像我一样,应该有节奏地痛苦。”那声音唱道:Some of these daysyoull miss me honey.唱片上的这个地方大概被擦伤了,因为声音很古怪。还有点什么东西令人难受,唱针在唱片上轻轻擦动,却根本触及不到旋律。旋律在后面,很远很远。这一点我也明白。唱片被擦伤,被磨损。女歌唱家也许死了,我呢,我即将乘火车离去。存在物既无过去也无未来,从一个现在落入另一个现在;声音在日益分解,嘶哑,滑向死亡;而在这个存在物和这个声音后面,旋律仍然不变,年轻而坚实,像无情的见证人。歌声沉默了。唱片转了一会儿也停住了。咖啡馆摆脱了讨厌的幻影,正在反刍,反复咀嚼存在的乐趣。老板娘脸上充血,朝她那位新男友白胖的脸颊扇几个耳光,但未能使它发红。这是死人的面颊。我呢,我滞留在那里,几乎睡着了。再过一刻钟我就上火车了,但我不想这个。我想到在纽约一座大楼的二十一层有一个美国人指美国作家多斯帕索斯(1896—1970),他曾写过流行歌曲。——原编者注,他长着浓浓的黑眉,脸刮得光光的,正热得透不过气来。在纽约上空,天空在燃烧,蓝天起火了,黄色的大火舌舔着楼顶,布鲁克林的顽童们穿着游泳裤在浇水管下冲身子。在二十一层,阴暗的房间像被大火烤着。黑眉的美国人在叹息、喘气,汗水流在脸颊上。他只穿着衬衫坐在钢琴前,嘴里有烟味,脑子里隐隐约约、隐隐约约有一个曲调影子,Some of these days。再过一小时汤姆会来,屁股上挂着那个扁平水壶,于是他们两人都将倒在皮椅上,大口喝酒,炙热的阳光将使他们的喉咙燃烧,巨大而酷热的困倦沉沉地压着他们。但是首先得记下这个曲调,Some of these days。湿手抓住钢琴上的铅笔。Some of these days,youll miss me honey.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这样或那样,反正都一样。歌声就是这样诞生的,它挑选了这个眉毛如炭的犹太人精力衰竭的身体来诞生。他有气无力地拿着铅笔,汗珠从戴着戒指的手指上落到纸上。为什么不是我呢?为什么恰恰要通过这个装满了脏啤酒和烧酒的笨伯来完成这个奇迹呢?“玛德莱娜,您能再放一次吗?就一次,然后我就走了。”㊣ 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黑女人的歌声玛德莱娜笑了起来,她摇动手柄,于是又开始了。但是我不再想到我,我想到远方的那个人,他在七月的一天,在炎热阴暗的房间里写出了这个乐曲。我试图通过旋律,通过萨克管平直而微带尖酸的声音去想念他。他写了这个。他曾有过烦恼,对他来说,一切并不是应该的那样,他要付账单,某处还有一个女人,她并不如他所希望的那样思念他,此外还有这个可怕的热浪,它使人化成一摊脂肪。这一切谈不上美丽,也谈不上光荣。但是当我听见这支歌,当我想到正是这个人写的,我便觉得他的痛苦和汗水……很动人。他运气好。他大概还意识不到。他大概想:要是有点运气,这东西会给我带来五十美金。多年以来我这是头一次为别人激动。我想知道他的事,我想知道他有过什么样的烦恼,他有妻子还是独身。绝不是出于人道主义,恰恰相反,是因为他写了这个。我不想结识他,何况他也许已经死了。我只是想了解他的情况,以便在听唱片时可以常常想到他。就是这么回事。我猜想,如果有人告诉他,在法国第七大城市的火车站旁有人在想他,他会无动于衷,但是换了我,我会高兴的。我羡慕他。我得走了。我站起来,犹豫地待了一小会儿,我想听那个黑女人的歌声,听最后一次。她在唱。这两个人获救了:犹太人和黑女人。获救了。他们也许以为自己彻底完了,被淹没在存在里,然而我此刻如此温情地想念他们,谁也不会这样想念我的。谁也不会,连安妮也不会。对我来说,他们有点像死人,像小说人物。他们已经洗去了存在这个罪孽,当然并不彻底,但做到了人所能做到的一切。突然间,这个念头使我不知所措,因为我已对此不抱希望。我感到有什么东西在畏畏缩缩地擦过我,我不敢动弹,惟恐它消失。某个我原先不再体会的东西:一种欢乐。黑女人在唱。那么我们可以证明她存在的价值?稍稍一点?我感到自己出奇地胆怯,不是因为我抱很大的希望。我像一个在雪地行走、完全冻僵的旅行者,突然走进一个暖和的房间。我想他会在门边一动不动地待着,一直发冷,全身轻轻地打着冷战。Some of these daysYou'll miss me honey.难道我不能试一试……当然不是乐曲,但我不能试试另一种类型吗?……肯定是写书,因为我不会干别的。但不是历史书——历史讲的是已存在过的事,而任何一个存在物都永远不能证明另一个存在物存在的价值。我的错误在于想使德罗尔邦先生死而复生——而是另一种书。我不太清楚是哪一种,但是,在印刷的文字后面,在书页后面,应该有某个东西,它不存在,它超越存在。比方说一个故事,一个不会发生的故事,一件奇遇。它必须美丽,像钢一样坚硬,使人们为自己的存在而羞愧。我走了,自觉茫然。我不敢做出决定。如果我确知自己有才能……但是我从来……从来没有写过这类东西;写过历史文章,不错,还有别的。可是一本书,一本小说,从来没有。有人会读我的小说,会说:“这是安托万罗冈丹写的,就是那个泡咖啡馆的红头发家伙。”于是他们会想到我的生活,就像我想到黑女人的生活一样,仿佛这是一个珍贵的、半传奇性的东西。一本书。首先当然会是令人厌烦的、劳累的工作,它不会阻止我存在,也不会阻止我感觉我存在。但是,到了一定的时间,书将会写成,它将在我后面,它的些微光亮会照着我的过去。那时,通过它,我也许会回忆自己的生活而不感到厌恶。也许有一天,当我想到此时此刻,想到我弓着背等着上火车的这个郁闷时刻,我会感到心跳加速,我会对自己说:“正是那一天,正是在那一刻,一切都开始了。”于是我终于会接受自己——过去时,仅仅是过去时。黑夜降临。普兰塔尼亚旅馆的两扇窗子刚刚亮了。新车站工地发出湿木头浓浓的气味。明天布维尔会下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