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心-4

“这不就是机会吗?”我有礼貌地问。“我看也是。我看也是。先生，我要对您说……”他脸红了，停了下来，“也许我使您厌烦了?”我叫他放心。他高兴地叹了口气：“不是每天都能遇见像您这样的人，先生，您思想深刻、视野开阔。好几个月以来我就想找您谈谈，向您解释我原来是什么样的人，变成了什么样的人……”他的盘子空了，干干净净，仿佛刚刚给端上桌来。我突然发现，在我的盘子旁边有一个小锡盘，盛着一只泡在棕色汤汁里的鸡腿。必须把它吃掉。“我刚才和您谈到我曾被囚禁在德国。一切正是从那里开始的。战前我是孤独的，但我并未意识到，我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们是好人，但我们并不融洽。我现在想起那些年头……怎么能那样生活呢?那时我是死人，先生，而我不知道，我收集邮票。”他看着我，换了话题：“您脸色苍白，先生，您看上去很疲乏。我没有使您厌烦吧?”“我很感兴趣。”“战争来了，我莫名其妙地参了军，又懵懵懂懂待了两年，前线的生活不容你有许多思考，再者，士兵们都很粗俗。一九一七年年底，我当了俘虏。后来有人告诉我，很多士兵在被关押期间恢复了童年的信仰。”自学者接着说，眼皮垂了下来，垂在燃烧的瞳仁上，“先生，我不相信上帝，科学否定了上帝的存在。然而，在集中营里，我学会了相信人。”“他们勇敢地承受命运。”“是的，”他含混地说，“这也是原因之一。不过我们受到良好的待遇，但是我想说别的事。战争最后几个月，我们没有多少活干。下雨时，他们就把我们关进一个木板搭的大厂棚，差不多二百人挤在一起。他们锁上门，让我们待在里面，几乎漆黑一片，我们相互拥挤在一起。”他迟疑片刻：“我不知道怎样向您解释，先生，所有的人都在那里，你几乎看不见他们，但你感觉他们紧靠着你，你听见他们的呼吸……最初，有一次拥挤得厉害，我想我要闷死了，但是突然，一种强烈的欢乐在我心中升起，我几乎昏倒，于是我感到我爱这些人，他们像我的兄弟，我想亲吻他们所有的人。从这以后，每次我去都感到同样的欢乐。”我该吃鸡，它大概凉了。自学者早已吃完，女侍者等在那里换盘子。“那个厂棚在我眼中显得神圣。有时我躲过警卫的监视，独自溜进去，在阴暗中回忆曾经体验到的欢乐，坠入如痴如狂的状态。时间在流逝，而我毫不觉察，有时我还抽泣。”㊣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使我不知所措的震怒我大概病了，否则无法解释这种使我不知所措的震怒。是的，这是病人的愤怒，我的手在颤抖，血涌上我的脸，最后我的嘴唇也哆嗦起来。所有这一切只是因为鸡是凉的，我也是凉的，而这是最难受的事，我是说很久很久以来，我的心就凉透了，冰冰冷。愤怒的旋风穿透了我，像战栗，又仿佛意识在与低温奋力抗争。这种努力毫无效果。我本可以莫名其妙地将自学者或女侍者揍一顿或骂一顿，但是那样一来我便不是完全参与游戏了。我的愤怒在表层上躁动，因此有一刻我十分难受，像是一团被火包着的冰——怪味蛋卷挪威甜食，由冰淇淋、杏仁蛋糕等构成，外热内冰。。这种表层的躁动消失了，我又听见自学者说：“那时每星期日我都去望弥撒。先生，我从来不信教，但是我可以说，弥撒的真正奥秘在于人与人的相通。有一位失去一只胳膊的法国神甫主持弥撒。那里还有一架风琴。我们脱帽站着听，风琴的声音使我激动，我感到和周围所有的人融为一体。啊，先生，我真喜欢那些弥撒。现在我有时星期日早上还去教堂，去回忆当初的情景。圣塞西尔教堂有一位卓越的管风琴师。”“您大概常常回想这段生活吧。”“是的，先生。一九一九年，我被释放。那几个月可是很难熬，我不知干什么好，一天天地消沉。只要看见人们聚在一起，我就钻进去。”他笑笑又说，“有一次我居然跟在人群后面去送葬。有一天，我感到绝望，把我收藏的邮票扔进火里……但我找到了自己的道路。”“真的?”“有人劝我……先生，我知道您会为我保密的。我是——也许您不以为然，但您很豁达——我是社会主义者。”他低下眼睛，长长的睫毛在眨动：“一九二一年九月我加入了社会党，SFIOSFIO——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一九二○年十二月在图尔大会上，社会党分裂，产生了法国共产党。——原编者注，这就是我想告诉您的。”他容光焕发，自豪地瞧着我。他仰着头，半闭着眼，半张着嘴，像一位殉道者。我说：“这很好，很美。”“先生，我早知道您会赞成我。再说，一个人告诉您他是怎样安排生活的，他十分快乐，这时您怎能责备他呢?”他伸开双臂，手心朝着我，手指朝下，仿佛等待接受什么烙印。他的眼神呆滞，我看见一大块暗红色东西在他嘴里滚动。“啊，”我说，“既然您快乐……”“快乐?”他的眼光令我局促，他又抬起眉毛，严厉地看着我，“您可以判断，先生。在做出这个决定以前，我感到可怕的孤独，想到自杀。之所以没有自杀，是因为我想到没有任何人，绝对没有任何人，会为我的自杀感到惋惜，那么我死了比活着更孤独。”他挺直身体，两颊鼓了起来：“我不再孤独了，先生，永远不再孤独。”“啊，您认识许多人?”我问。他微微一笑，我立刻发现自己多么幼稚。“我是说我不再感到孤独。当然，先生，这不是说我必须和谁在一起。”“可是，”我说，“在社会党支部里……”“啊!我认识那里所有的人，但大都只知道名字，先生，”他调皮地说，“难道必须以这种狭隘的方式去选择同伴吗?所有的人都是我的朋友。早上我去上班时，在我的前前后后都有人去上班。我看见他们，要是有勇气的话，我向他们微笑，我想我是社会主义者，他们都是我生活的目的，我努力的目的，而他们不知道。对我来说，这就是快乐，先生。”他用眼光探询我，我点头赞同，但我感到他稍稍失望，他希望我更热情些。可我能怎样呢?在他的全部表白里，我看出他在模仿和引用别人的话，难道这是我的错吗?在他谈论时，我仿佛看见我见识过的所有人道主义者都再次出现，难道这是我的错吗?唉，人道主义者我可见得多了!激进的人道主义者是官员们的亲密朋友。所谓“左”倾的人道主义者一心要维护人性价值，他不属于任何派别，因为他不愿背叛人，但他同情卑微者，他那丰富的古典学识是献给卑微者的。他往往是一位鳏夫，蓝眼睛里噙满眼泪，每到周年纪念时必定要哭一场。他喜欢猫狗和一切高级哺乳动物。天主教人道主义者出现较晚，最年轻，总用赞叹不已的口吻谈论人。最微不足道的生命，伦敦码头工人的生命，缝鞋女工的生命都是多么美丽的神话呀，他说。他选择了天使的人道主义。为了启迪天使，他写出忧愁的、精彩的长篇小说，并经常获妇女文学奖。这些都是大明星，还有其他种种人道主义者。哲学家——人道主义者像兄长一样关心弟弟们，并富有责任感；有的人道主义者爱的是现状中的人，有的人道主义者爱的是理想状态中的人；有的人道主义者在你的赞同下挽救你，有的人道主义者不顾你的反对挽救你；有的人道主义者想创造新神话，有的人道主义者满足于旧神话；有的人道主义者欣赏人的死亡，有的人道主义者欣赏人的生命；有的人道主义者总是快乐、诙谐，有的人道主义者总是愁眉苦脸，特别爱去守灵。他们都相互憎恨，当然是作为个体，而不是作为人。然而自学者不知道，他把人道主义者都关在自己身上，就像把几只猫装进一只皮袋里，它们在那里相互残杀，而他一无所知。他看着我，显然不那么信心十足了。“您的感觉和我不一样吗，先生?”“我的天……”面对他焦急不安，带几分埋怨的神气，刹那间我后悔不该使他失望。但是他又和蔼地说：“我知道，您有您的研究，您的书，您以您自己的方式为同一事业服务。”我的书，我的研究，这个傻瓜。这是他最大的蠢话。“我写作不是为了这个。”自学者突然变了脸，仿佛嗅出了敌人。我从未见过他这种表情。在我们中间有什么东西死了。他假装惊奇地问：“可是……如果不冒昧的话，您为什么写作，先生?”“嗯……我不知道，就是这样，为写而写。”他得意地笑了，笑得已经使我不知所措：“如果是在荒岛上，您会写吗?写东西不总是为了被人读吗?”出于习惯，他采用了疑问语式，实际上他是有看法的。他那个温和腼腆的表层龟裂了，我认不出他来。他的脸上露出一种笨拙的固执，这是一道自命不凡的墙。我还没有从惊奇中缓过来就听见他说：“总得为点什么吧：为某个社会阶层写作，为某些朋友写作。好吧，也许您是为后代写作……总之，先生，不管您怎么想，您总是为了某个人写作的吧。”他等待回答，见我不说话，便微微一笑：“莫非您愤世嫉俗?”我知道在这番虚假的调解口吻后隐藏着什么。实际上他对我要求不高，只要求我接受一个标签，但这是一个陷阱。如果我同意，自学者就占了上风，会马上包抄我，抓住我，超越我，因为人道主义将人的种种态度融合在一起。如果我正面反对他，就会上他的当，因为他是靠对立面生活的。有一种既固执又狭隘的人，一种无赖，他们每次都输给他。他对他们的暴力和极端行为进行消化，使之成为一种白色泡沫状的淋巴液。他消化过反理智主义、善恶二元论、神秘主义、悲观主义、无政府主义、自大癖，它们只是一些阶段，一些不完整的思想，它们只有在他那里才能找到解释。愤世嫉俗在这个大合唱中也占一席之地，它是整体和谐所必需的不谐和音。愤世嫉俗者是人，因此人道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应是愤世嫉俗者，但他是科学的愤世嫉俗者，他善于掌握仇恨的分量，他最初恨人正是为了以后更爱人。㊣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仁慈上帝的娇艳表皮自学者的笑声使我从忧郁的遐想中惊醒。“请原谅。我想到我对人们的深深的爱，想到我对他们的强烈的激情，但我们在这里一个劲地争论，辩论……我真想大笑。”我不说话，勉强笑笑。女侍者将一只盘子放在我面前，盘中有一小块像白垩一样的奶酪。我环顾店堂，感到一阵剧烈的恶心。我在这里干什么?我为什么多管闲事讨论什么人道主义?这些人为什么在这里?他们为什么吃饭?当然，他们不知道他们存在。我想走，想去什么地方，找到我的位置，嵌进去……然而哪里也没有我的位置，我是多余的人。自学者的态度温和了下来。他原本怕我做出更强烈的反驳。他愿意将我说的话一笔勾销。他朝我俯身，用秘密的口吻说：“其实，先生，您爱他们，像我爱他们一样，只是用词不同而已。”我再也说不出话来，我低下头。自学者的脸紧挨着我的脸。他在自命不凡地笑，紧挨着我的脸，像在噩梦中一样。我艰难地咀嚼一片面包，迟迟不咽下去。人。应该爱人。人是值得赞美的。我想呕吐，突然，它来了，恶心。一次大发作，我从头到脚都在战栗。一小时前我就看见它逼近，但我不愿意向自己承认。嘴里的奶酪味……自学者在喋喋不休，他的声音在我耳边轻轻鸣响，但我不知他在说什么，只是机械地点头。我的手抓住甜点刀的刀柄。我感觉到这个黑色木柄。是我的手在拿着它。我的手。我个人宁愿不碰这只刀，为什么总是触碰物体呢?物体不是用来让人触碰的。最好是在物体中间滑动，尽量少碰他们。有时你用手拿起一个物体，那就应该尽快放掉它。小刀跌落在盘子上。白发先生听见响声吓了一跳，瞧瞧我。我拾起刀，将刀锋压在桌面上，使它弯曲。那么说，这个令人目眩的事实，就是恶心了。我绞过多少脑汁，写过多少东西!现在我知道：我存在——世界存在——我知道世界存在。这是一切，但对我无关紧要。奇怪的是一切对我如此无关紧要，它使我害怕。从我想打水漂的那个特别日子起就是这样。当时我正准备扔石子，我瞧瞧石子，于是一切便开始了：我感到石子存在。在这以后还有其他几次恶心。物体起初不时地在我手中存在。有铁路之家的那一次，在它以前，还有夜间从窗口往外看的那一次，然后还有星期日在公园的那一次，然后还有别的。然而哪一次都不如今天强烈。“……古罗马，先生?”自学者大概在向我提问。我朝他转身，对他微笑。哦!他怎么了?为什么缩在椅子上?我使他害怕?其实终究会是这样。再说，我对这也无所谓。他们害怕并非毫无道理，因为我感到我什么都干得出来，比方说将奶酪刀插进自学者的眼睛。那样一来，所有的人都会来踢踩我，用鞋子敲掉我的牙。但这并不能阻止我，嘴里是血味而不是奶酪味，其实这并无区别。但是我必须做一个动作，制造一个多余的事件——自学者会惊呼一声，那一声也是多余的——于是他脸上流着血，所有这些人都会惊跳起来。有许多事就是这样存在的。大家都看着我，那两位青春的代表中断了情话。女的撅着嘴。但他们肯定看出我是不会伤害人的。我站起来，周围的一切都在旋转。自学者睁大眼睛瞪着我，我是不会扎破他的眼睛的。“您这就走。”他喃喃说。“我有点累了。谢谢您邀请了我。再见吧。”离去时，我发觉左手还握着奶酪刀。我把刀扔到盘子上，盘子咣当一响。我在一片寂静中穿过店堂。他们不吃了，瞧着我，食欲也没有了。如果我朝那位年轻女人走去，对她说“喏!”，她准会跳起来。不过这犯不着。然而，出门以前，我还是转过身，让他们看看我的脸，好终身不忘。“再见，先生太太们。”他们不回答。我走了。现在他们脸上该恢复了血色，他们该开始议论了。我不知道去哪里，直直地站在那个厨师模型旁边。我不用回头便知道他们在玻璃窗后面看我，他们既惊讶又厌恶地瞧着我的后背。他们原以为我和他们一样，也是人，但我欺骗了他们。突然间我失去了人的外形，于是他们看见一只螃蟹，螃蟹后退着逃离了如此富有人性的店堂。现在闯入者在被揭露后逃走了，会议继续进行。我感到背后麇集着这么多双眼睛和这么多惊惶失措的思想，我十分不快。我穿过马路，走到对面那条沿着海滩和更衣室延伸的人行道上。有许多人在海边散步，他们那春天般的、诗意的面孔朝向大海。在阳光下，他们高高兴兴。一些女人穿上了浅色的、去年的春装，她们修长洁白，像是上了光的山羊皮手套。还有些中学的、商业学校的大男孩，此外还有戴着勋章的老头。他们互不相识，却心照不宣地相互注视，因为天气晴朗，因为他们是人。在宣战的日子，人们相互拥抱，虽然互不相识；在春天，他们相互微笑。一位神甫读着祈祷书慢步走来。他不时地抬头，用赞赏的眼光看看海，因为大海也是一本祈祷书，它在讲述上帝。轻快的色彩、轻微的芳香、春天的灵魂。“天气晴朗，海是绿的，我喜欢这种干冷，不喜欢潮湿。”这些诗人!如果我抓住他们之中一人的大衣，对他说：“来帮帮我”，他会想：“这只螃蟹是怎么回事?”于是丢下大衣逃之夭夭。我背朝他们，两手扶着栏杆。真正的海又冷又黑，充满了动物。海在这薄薄一层蓝色下蠕动，蓝色是用来骗人的。我周围的精灵们上了当，他们只看见那薄薄的表层，是这个表层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而我，我却看见了下面!光泽消失了，一片片润滑闪光的表皮，仁慈上帝的娇艳表皮，在我的注视下，发出爆裂声，裂开了，微微张着嘴。圣埃莱米尔的有轨电车来了，我旋转了一下，物体也随我旋转，它们像牡蛎一样苍白发绿。我跳上车，其实大可不必，大可不必，因为我哪里也不去。㊣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电车爬上了埃利法尔山冈车窗外闪过一些僵直硬挺的东西，一阵一阵地，它们发蓝，有人，有墙。一座房屋开着窗，露出黑黑的心脏。玻璃窗使一切黑色变浅发蓝。这座黄砖的住宅大楼也发蓝，它向我逼近，犹豫着，战栗着，突然又耷拉着脑袋停住了。一位先生上车，在我对面坐下。黄楼又动起来，一下子紧挨着玻璃窗，离得那么近，以至我只能看见局部，它暗了下来。楼房又升高了，其高无比，楼顶看不见了，几百扇开着的窗户露出黑黑的心脏。楼房沿着电车延伸，与之摩擦。颤抖的车窗之间是一片黑暗。楼房像泥土一样黄，没完没了地延伸，而车窗外现在是天蓝色。突然间，楼房消失了，留在了后面，于是一种强烈的灰色光线侵入车厢，而且以一种必然的公正方式四处蔓延。这是天空。透过车窗可以看见层层叠叠的天空，因为电车爬上了埃利法尔山冈，两面都看得清楚，右面一直看到大海，左面一直看到机场。禁止抽烟，哪怕是茨冈女人牌香烟。我的手搭在长椅上，但又急忙抽回，因为它存在。我坐着的这个东西，刚才用手扶着的这个东西，叫做软垫长椅。他们制造它就是为了让人坐的，他们拿了皮革、弹簧、织物，开始工作，目的是做一张椅子，等他们完工以后，做成的就是它。他们把它搬到这里，搬到这个车厢里，车厢此刻在行进，在颠簸，车窗在颤动，车里载着这个东西。我喃喃说：“这是一张长椅”，仿佛在念咒驱邪。然而这个词停留在我唇边，不肯去栖息在物体上。它仍然是原样，有着红绒毛，几千个红色小爪朝上竖着，像僵死的小爪一样直挺挺的。这个硕大的肚皮仰天待在那里，血红色，鼓鼓的，肿胀的，上面净是僵死的小爪。这个肚皮在车厢里，在灰色光线里飘浮。它不是长椅，它完全可以是一头死驴，死驴被水泡胀，在一条泛滥的灰色大河里肚皮朝天随水漂流，而我呢，我可能坐在死驴的肚皮上，两脚泡在清水里。物体摆脱了它们的名字。物体在那里，怪诞、固执、硕大，我称它为长椅，或者说点什么关于它的事，都显得愚蠢。我在物体中间，无以名之的物体中间。我独自一人，没有语言，没有防卫，物体包围我，在我上下前后，它们并无要求，并不强加于人，它们在那里。在长椅的靠垫下，紧靠着大隔板，有一条细细的暗线，一条细细的黑线，它沿着长椅延伸，显得神秘与调皮，几乎像微笑。我很清楚这不是微笑，但是它存在，它在发白的玻璃窗下，在丁当作响的玻璃窗下延伸，它顽固地在那些停停走走、在窗外驰过的蓝色图像下延伸，它很顽固，就像是对微笑的模糊回忆，就像是你已忘记一半，只记得第一个音节的字。最好的办法是移开视线，去想别的事，想这位在你对面半卧在长椅上的男人。他长着陶土般的脑袋和蓝眼睛。他的整个右半身下斜，右臂贴着身体，右侧勉强活着，艰难地、吝啬地活着，仿佛瘫痪了。然而整个左半身有一个小小的寄生性生命，它在繁殖，像毒瘤。手臂颤抖起来，随后便举起，手臂末端的手僵直不动，后来手也颤抖起来，举到头的高度时，一个手指伸了出来，开始用指甲搔头皮。右半边嘴出现了心满意足的鬼脸，而左半边嘴仍然是僵死的。窗玻璃在抖动，手臂在抖动，指甲在搔、搔，嘴巴在笑，眼睛凝滞；这个人在不知不觉中承受了这个小小的存在，它为他的右半身充气，借用他的右臂和右脸以实现自我。售票员挡住我的路：“您等车到站。”但是我推开他跳下电车。我受不住了。我再也无法容忍物体离我这么近。我推开一扇铁栅门，走了进去，一些轻巧的生命一下子跳了起来，高栖在枝头。现在我认出来了，我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这是公园。我跌坐在一张长凳上，周围是黑色的大树干，是伸向天空的、黑色多节的手。一棵树用黑指甲抓搔我脚下的土地。我多么想放松一下，忘记自己，睡一觉，但我做不到，我透不过气来，因为存在从四面八方钻进我身体，通过眼睛、鼻子、嘴……突然一下子，面纱撕开了。我明白了，我看到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存在”意味着什么晚上六点钟我不能说自己感到轻松或满意，相反，我不堪重负，但是我的目的达到了。我知道了我一直想知道的东西。自一月份起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我都明白了。恶心从未离开我，我看它也不会很快离开我，但是我不再忍受它，它不再是疾病或阵咳，它是我。刚才我在公园里。栗树树根深深扎入土中，恰巧在我的长椅下面。当时我记不起那是树根。字眼已经消失，与之一同消失的是物体的含意、用途以及人们在它的表皮上划出的浅浅标记。我坐在那里，低着头，微微弓着背，单独面对这个黝黑多结、完全野性的庞然大物，它使我害怕。于是我得到了启迪。我喘不过气来。就在不久以前，我还未预感到“存在”意味着什么。我像别人一样，像那些穿着春装在海边散步的人一样，像他们一样说：“海是绿的，空中那个白点是海鸥。”但是我并不感到它存在，并不感到那只海鸥是“存在的海鸥”。一般说来，存在是隐藏着的。它在那里，在我们周围，在我们身上，它就是我们。人们说话必定要谈到它，但是触摸不到它。我自以为想到它，其实什么也没想到，脑子空空的，或者脑子里只有两个字——“存在”。要不我就想……怎么说呢?我想到属性，我对自己说，海属于绿色物体，或者绿色是海的一种属性。即使我瞧着物体时，我也从未想到它存在，因为在我眼中它是布景。我将它拿在手中，将它当做工具，我预见到它的抗力，但这一切都发生在表层。如果有人问我存在是什么，我会诚心诚意地回答说它什么也不是，仅仅是一种空洞的形式，这形式是从外面加在事物上的，它丝毫不改变事物的本质。但是突然间，它在这里，像白日一样清楚；存在突然露出真面目。它那属于抽象范畴的无害姿态消失了，它就是事物的原料本身，这个树根正是在存在中揉成的。或者说，树根、公园的铁栅门、长椅、草坪上稀疏的绿草，这一切都消失了。物体的多样性、物体的特征，仅仅是表象，是一层清漆。这层漆融化了，只剩下几大块奇形怪状的、混乱不堪的、软塌塌的东西，而且裸露着，令人恐惧地、猥亵地裸露着。我小心翼翼地一动不动。但是我不用动就能看见树木后面的蓝柱石和音乐亭的路灯，还有月桂树丛中的韦莱达石像。所有这一切……怎么说呢?使我不舒服。我真希望它们的存在不那么强烈，而是比较冷漠、抽象、克制。栗树紧靠在我眼前，整个下半截被绿锈覆盖，黝黑、肿胀的树皮像是煮硬的牛皮。马斯克雷水泉的潺潺水声溜进我耳朵，在里面筑巢，使我耳中充满了叹息，我的鼻孔里充塞着一种绿色的、腐败的气味。一切东西都慢慢地、柔和地随意存在，就像那些疲惫的女人尽情大笑一样，她们说：“笑笑多好。”而她们从前相互卖弄，相互卑下地倾诉自己的存在。我明白，在不存在和痴狂的满盈之间是没有折中的。如果存在，就必须存在到这个程度，直至发霉、肿胀、猥亵。在另一个世界里，圆圈、乐曲，都有它们纯净、严格的线条。然而，存在是一种弯曲。树木、深蓝色的柱石、泉水愉快地喘息、生动的气味、飘浮在冷空气中的薄薄的热雾。在长椅上试图消化的红发男人，所有这些半睡眠和消化状态，合在一起，提供了一个泛泛的滑稽景象。滑稽……不，还不到这个程度，凡是存在的东西都不可能是滑稽的，只是与某些通俗笑剧的情景有着某种飘浮不定、难以捉摸的相似罢了。我们是一群局促的存在者，对我们自己感到困惑，我们之中谁也没有理由在这里；每个存在者都感到不安和泛泛的惶惑，觉得对别人来说自己是多余的人。多余的，这便是我能在这些树木、铁栅、石子之间建立的惟一关系。我试图数数栗树，将它们与韦莱达石像的距离定位，将它们的高度与悬铃木的高度相比，但是我没有成功，因为每株栗树都逃脱我想用来禁锢它的关系，它孤立出来，超越禁锢。至于这些关系(我坚持维护它们，从延缓人类世界的崩溃，延缓衡量、数量、方向的崩溃)，我感到它们的任意性。它们不再咬啮物体。多余的，在我前面稍稍偏左的那棵栗树。多余的，韦莱达石像……还有我——懦弱无力、猥亵、处于消化状态、摇晃着郁闷的思想——我也是多余的。幸亏我没有感觉到，但我明白这一点，我之所以不自在是因为我害怕感觉到(就是现在我也仍然害怕，怕它从我脑后抓住我，像海底巨浪一般将我托起)。我模糊地梦想除掉自己，至少消灭一个多余的存在。然而，就连我的死亡也会是多余的；我的尸体，我的血，在这些石子上，在这些植物中间，在这个笑吟吟的公园深处，也会是多余的；腐烂的肉体在接纳它的泥土里也会是多余的；我的骨头，经过洗濯、去污，最终像牙齿一样干净清爽，但也会是多余的。我永生永世是多余的。荒谬这个词此刻在我笔下诞生了。刚才在公园里我没有找到它，不过我也没有去寻找，没有必要，因为当时我不是用字词来思想，而是用物体来思考物体。荒谬不是我脑中的一个念头，也不是一种声音，而是我脚下的这条长长的死蛇，木蛇。是蛇还是爪子还是树根还是秃鹫爪，这都没有关系。我没有形成明确的语言，但我明白自己找到了存在的关键、我的恶心及我自己生命的关键。确实，后来我所能抓住的一切都归结为这个基本的荒谬。荒谬，又是一个词，此刻我与字词搏斗，而那时我触及物体。但是，我想在此确定荒谬的绝对性。在涂上色彩的、人的小世界里，一个动作，一个事件，其荒谬性永远只是相对的，就当时的环境而言。例如疯子的胡话，它的荒谬是就他当时的处境而言，而不是就呓语本身而言。而我刚才经历了绝对，绝对或者荒谬。那个树根，它对什么而言是荒谬的呢?没有任何东西。啊!我怎样才能用语言将它确定下来呢?荒谬，对石子、干泥、一簇黄草而言，对树、天、绿色长椅而言。荒谬是无法还原的，什么也无法解释它——包括大自然深沉和隐秘的谵妄。当然，我并非无所不知，我没有见过胚芽发育，也没有见过树木生长。然而，面对这个粗糙的大脚爪，无知还是有知已无关紧要，因为加以说明的世界和理性的世界并非存在的世界。圆不是荒谬的，一段直线围绕本身的一端旋转，这便清清楚楚地解释了圆，但圆是不存在的。相反，这个树根，我无法解释它，但它存在。它有许多节疤，它没有生气，没有名字，它迷惑我，占据我的眼睛，不断将我引向它本身的存在。我重复说：“这是树根。”但无济于事，不起作用。我看出来：无法从它作为根部、作为抽水泵的功能过渡到那个，过渡到它海豹般坚硬厚实的皮，过渡到它那油光光的、有老茧的、固执的外貌。功能解释不了任何东西。它使你大致了解什么是树根，但不是这个树根。这个树根有它的颜色、形状、固定的姿势，它是……低于任何解释。它的每个品质都稍稍脱离它，流到它外面，半凝固起来，几乎成为物体；每个品质在树根里都是多余的，而整个树根现在也仿佛在稍稍脱离自身，自我否定，消失在一种奇异的极端中。我用鞋跟去刮这个黑爪，我真想刮去一点皮，不为什么，只是为了挑战，只是为了在它棕褐色的树皮上出现荒谬的浅红色伤痕，只是为了与世界的荒谬性开玩笑。然而，当我缩回脚时，我看到树皮仍然是黑色。㊣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我理解了恶心黑色?我感到这个词在飞速地瘪下去，丧失意义。黑色?树根不是黑色，这棵树上没有黑色……这是……别的东西。黑色，正如圆一样，是不存在的。我瞧着树根，它是超乎黑还是近似黑呢?但是我很快就不自问了，因为我感到我是在熟悉的国度。是的，我已经惴惴不安地探测过一些无以名之的物体，我已经试图——徒劳无益地——对它们有些想法，但我也感到它们那冷冷的、无生气的品质在逃遁，在我手中溜掉。那天晚上，在铁路之家，阿道尔夫的背带不是紫色的。我又看见他衬衣上那两个难以确定的斑点。还有那块小卵石，引起这整个故事的那块不寻常的卵石，它不是……我记不清它拒绝什么，但是我没有忘记它的消极抵抗。还有自学者的手，有一天，在图书馆里，我抓住它，紧握它，我感到它不完全是手，我想到一条白色的大软虫，但它也不是软虫。还有马布利咖啡馆的那只杯子，它具有暧昧的透明性。暧昧、声音、气味、味道，莫不如此。当它们像被人追逐的野兔从你鼻子下面飞快跑过，而你又不太留意时，你可能认为它们很简单，令人放心，你可能认为世上有真正的蓝色，真正的红色，真正的杏仁或堇菜的气味。可是，一旦你留住它们片刻，这种舒适的安全感便被一种深深的不安所取代，因为颜色、味道、气味从来不是真正的，从来不规规矩矩地只是它们本身——仅仅是它们本身。最单纯、最难以分解的品质，它本身也有多余的东西——对它本身而言，在它内部。我脚旁的这个黑色仿佛不是黑色，而是某人对黑色的模糊想像，他可能从未见过黑色，却又不知就此止步，而是想像一种超出颜色的、含糊不清的存在。它像颜色，但也像……伤痕，或者分泌物，或者羊脂，或者别的东西，例如气味；它融为湿土的气味，温湿木头的气味，像漆一样罩在这多节的树木上的黑色气味，还有咀嚼纤维的甜味。我不仅仅看见这个黑色。视觉是一种抽象发明，是一种清洗过的简单化概念，人的概念。这个软弱而无个性的黑色大大超过了视觉、嗅觉和味觉。然而，这种丰富性转变为混杂性，过多最后成为虚无。这是奇异的时刻。我在那里，一动不动，浑身冰凉，处于一种可怕的迷醉状态。然而，就在这种迷醉中，某个新东西刚刚显现，我理解了恶心，我掌握了它，其实当时我无法表述这个发现，但是，现在，用文字来表述它大概是轻而易举的了。关键是偶然性。我的意思是，从定义上说，存在并非必然性。存在就是在那里，很简单，存在物出现，被遇见，但是绝不能对它们进行推断。我想有些人是明白这一点的，但他们极力克服这种偶然性，臆想一个必然的、自成动机的存在，其实任何必然的存在都无法解释存在。偶然性不是伪装，不是可以排除的表象，它是绝对，因此就是完美的无动机。一切都无动机，这个公园，这座城市，我自己。当你意识到这一点时，你感到恶心，于是一切都飘浮起来，就像那天晚上在铁路之家一样。这就是恶心，这就是那些坏蛋——绿冈及其他地方的坏蛋——试图用权利的思想对自己掩饰的。但这是多么可怜的谎言!谁也没有权利，他们和别人一样也是完全无动机，因此他们无法不感到自己是多余的人，而且，在他们内心，隐秘地，他们是多余的，也就是说朦胧的、不确切的、忧愁的。这种痴迷状态持续了多久。我是栗树根。或者说我完全是它存在的意识。我独立于它——既然我有意识——但我消失在它身上，我就是它。意识局促不安，但是它以全部重量悬伸在这根没有生气的木头之上。时间停止了，我脚下有一小摊黑水。在这个时刻之后不可能有任何东西。我很想从这可怕的享受中脱身，但这甚至是无法想像的，因为我在它里面。黑树根在那里，在我眼睛里，它下不去，就像一大块东西卡在喉咙里。我既无法接受也无法拒绝它。我费了多大劲才抬起眼睛?我抬眼了吗?也许是在自我消灭片刻以后，我才仰起头、抬起眼，死而复生?事实上，我没有意识到过渡。但是，突然间，我不可能再想树根的存在了。树根消失了，我徒劳地重复说：它存在，它还在那里，在长椅下，在我的右脚边，但这些话再没有任何意义。存在这个东西不是由你在远处想的，它必须猛然侵入你，在你身上扎下来，像静止的大动物一样沉甸甸地压在你心头——要不就什么也不再有。什么也不再有了，我的眼睛是空的，我高兴得到了解脱，但是突然，我眼前晃动了起来，轻微的、迟疑的晃动，因为风吹动了树梢。我看到有东西在动，并不因此不快，换换口味也不错，因为我一直在看那些一动不动、像眼睛一样死死盯住我的东西。我看着树枝摆动，心里想：运动从不完全存在，它是两种存在之间的过渡，中间阶段，音乐中的弱拍，我即将看到存在从虚无中诞生，逐渐成熟，充分发展，我终于能看到诞生中的存在了。但是，不到三秒钟，我的希望被一扫而光。在那些迟疑不决的、像盲人一样在四周摸索的树枝上，我找不到向存在的“过渡”。过渡这个概念，是人的又一个发明。这个概念过于明确。所有这些小小的晃动都是孤立的，是为它们自己而发生的。晃动从四面八方包抄大小树枝，围着这些干瘪的手旋转，用小小的旋风覆盖它们。当然，运动不是树，但运动也是一种绝对。一个物体。我的眼睛遇到的都是满盈。树枝梢头充满了存在，这种存在不停地更新，但永不诞生。风——存在物过来栖息在树上，像一只苍蝇，于是树战栗起来，但战栗并非诞生中的品质，并非从潜能到行动的过渡，它是物体。物体——战栗溜进树里，控制树，摇晃树，又突然放弃它，去更远的地方旋转。一切都是满盈，一切都是行动，没有弱拍，一切，就连最难以觉察的跳动，都是用存在构成的。而所有这些围着树打转的存在物，不来自任何地方，也不去任何地方。突然之间，它们存在，突然之间，它们不再存在。存在是没有记忆的，对已逝者它不保留任何东西，哪怕是回忆。存在无所不在，无限的，多余的，时时处处——存在永远只被存在所限制。我待在长椅上，惊愕不已，被这么多无根无源的存在弄得晕头转向，因为四处都是开放、繁盛，存在使我的耳朵嗡嗡作响，连我的肉体都在颤动、绽开，汇入万物的萌芽状态，这令我厌恶。我想道：“为什么有这么多存在，既然它们都很相似?”为什么有这么多同样的树?这么多的存在，它们失败了又固执地重新开始，然后又失败——就像一只仰翻在地的昆虫在笨拙地挣扎(我就是这样挣扎)。这种丰富并不使你感到它的慷慨大方，相反，它是郁闷的，软弱的，对它自己一筹莫展。这些树，这些高大笨拙的物体……我笑了起来，因为我突然想起书本上描写的美妙的春天，那是充满劈啪声、爆裂声，花木茂盛的美景。有些傻瓜走来和你谈权力意志和生存竞争。难道他们从未观察过一只动物或一棵树?这株有斑秃的悬铃木，那株半腐烂的橡树，有人还想让我把它们看做是向天空冲刺的、顽强的青春力量?还有这个树根，难道我该把它看做是撕裂大地、与它争食的贪婪的爪子?㊣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我将在巴黎定居不可能以这种方式来看待物体。软弱、无力，不错，树在飘浮。向天空冲刺?不如说精疲力竭。时时刻刻我都准备看到树干像疲惫的阴茎一样皱叠、萎缩，倒在地上，成为布满褶子的、黑黑的、软软的一摊。它们不愿意存在，但无能为力，就是这样。于是它们慢慢吞吞、无精打采地为自己打点饭菜；树液缓缓地、无可奈何地在导管里上升，树根缓缓地深入土中，但它们无时无刻不想抛下这一切，无时无刻不想消失。它们疲惫、衰老，但是仍然无可奈何地存在，因为它们太软弱，不会死，因为死亡只能来自外界。只有乐曲能够高傲地负载本身的死亡——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但是乐曲并不存在。一切存在物都是毫无道理地出生，因软弱而延续，因偶然而死亡。我向后靠着，闭上眼睛。但是形象立刻警觉起来，跳将起来，使我合着的双眼里充满了存在，因为存在是一种满盈，人无法脱离它。奇怪的形象。它们表现了大量的物体，不是真正的物体，而是与之相似的其他物体。有些木头东西像椅子，像木屐，还有些东西像植物，然后还有两张脸，那是在某个星期日下午在韦兹利兹餐馆吃饭的那一对。他们离我不远、胖胖的、热热的、充满肉欲的、荒唐的、耳朵红红的。我看见那女人的肩头和胸部，赤裸的存在。这两个人——突然使我厌恶——这两个人继续存在，在布维尔的某个地方，某个地方——在什么样的气味中?那个温柔的胸部继续与凉爽的织物摩擦，继续缩在花边下，而那个女人继续感到胸脯存在于胸衣内，继续想：“我的乳房，我漂亮的果实”，继续神秘地微笑，关注使她感到舒服的、丰腴的乳房，我叫了起来，眼睛又睁得大大的。这个巨大的存在，是我梦见的吗?它在那里，压在公园上，滚落在树木中，软软的，厚厚的，把一切都粘住了，像果酱。而我，我和整个公园都在它里面?我害怕，但更感到愤怒，我觉得这很愚蠢，很不合适，我恨这极其讨厌的果酱。可它多得是!多得是!它一直升上天空，四处蔓延，用它衰竭的胶状体充斥一切，我看见它的深渊，深渊，比公园的边界，比房屋，比布维尔还远得多；我不再在布维尔了，我哪里也不在，我在飘浮。我不惊奇，我知道这是世界，突然显现的、赤裸裸的世界，对这个巨大而荒谬的存在，我愤怒得喘不过气来。你甚至无法想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怎么会存在一个世界，而不是虚无。这毫无道理。前前、后后，无处没有世界。而在世界之前却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不曾有过它不存在的时刻。这一点着实令我气恼，因为这个流动的幼体，它没有任何理由存在，但它又不可能不存在。这是无法设想的!我想像虚无，但我已经在这里，在世界上，睁大眼睛，活着。虚无只是我脑中的一个概念，一个存在的、在无限中飘浮的概念。这个虚无并非是在存在之前来的，它也是一种存在，出现在其他许多存在之后。我喊道：“脏货!脏货!”我晃动身体，想抖掉这些黏糊糊的脏货，但是抖不掉，它们是那么多，成吨成吨的，无边无际。我处在这个巨大的烦恼深处透不过气来。但是，突然间，公园变得空空的，仿佛落进了一个大洞，世界像出现时那样骤然消失，或者说我醒过来——总之我再看不见它了。我四周是黄黄的土，从土里向空中伸出枯树枝。我站起身往外走。来到铁栅门时我回头看看。公园对我微笑。我靠在铁栅门上久久地注视。树木的微笑，丹桂树丛的微笑，它意味着什么。这是存在的真正奥秘。我想起不到三星期前的一个星期日，我曾经在物体上看到会意的神情。这个微笑是针对我的吗?我烦躁地感到没有办法理解。没有任何办法。然而，它在那里，在等待，像是目光。在那里，在栗树树干上……它就是那棵栗树。物体仿佛是中途停下的思想，它忘了自己，忘了原来的想法，无所事事地待在那里，带着它也不明白的、古怪的、小小的含意。这小小的含意使我不快。即使我靠着铁栅门待上一百零七年，我也无法理解它。关于存在，我学到了我所能知道的一切。我走了，回到旅馆，于是写下了这些。夜我做了决定。既然我不再写书，就没有理由继续留在布维尔。我将去住在巴黎。星期五我乘五点钟的火车，星期六我将见到安妮。我想我们会在一起过几天。然后我再回来了结一些事，收拾行李。最迟在三月一日，我将在巴黎定居。星期五在铁路之家。我的火车再过二十分钟就要开了。唱机。强烈的奇遇感。㊣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安妮星期六安妮来给我开门，她穿着黑色的长裙。当然她不向我伸手，也不向我问好。我的右手一直插在大衣口袋里。为了避免客套话，她用一种赌气的声音很快地说：“进来，随便坐，可别坐靠窗的那张安乐椅。”这是她，的确是她。她垂着两臂，闷闷不乐，那神气从前使她像一个青春期的小姑娘，但现在她不像小姑娘了。她胖了，胸部丰满。她关上门，用沉思的口吻自言自语：“我不知道是不是坐在床上……”最后，她在一个铺着垫子的大箱子上坐了下来。她的举止与从前不同，走动时显出一种庄重的、带几分优雅的笨拙，她似乎为自己年纪轻轻就发胖而感到局促。然而，无论如何，这的确是她，是安妮。她大笑起来。“你为什么笑?”她不像往常那样立刻回答，而是显出吹毛求疵的样子：“你说说为什么?因为你一进门就摆出宽心的笑容，像位刚刚嫁出女儿的父亲。来，别站着，放下大衣坐下来，对，坐那儿，你要是愿意的话。”一阵沉默，安妮并不想打破它。这间房是光秃秃的。从前，安妮每次旅行都要带一个大大的箱子，里面塞满了围巾、头巾、头纱、日本面具、民俗图片。她一住进旅馆——哪怕只住一夜——头一件事就是打开那只箱子，拿出全部宝贝，按照复杂多变的秩序，将它们或挂在墙上，或罩在灯上，或铺在桌上，或铺在地上，因此，不到半小时，最普通的房间也具有了个性，一种沉重的、感官的、几乎难以忍受的个性……这间冷冷的卧室通向盥洗间的门是半开的，卧室显得有几分阴森。它很像我在布维尔的房间，只是更豪华、更阴森。安妮还在笑。我完全认出了这种嗓门很高、略带鼻音的笑声。“你没有变。干吗这副慌乱的样子?”她在微笑，但是她用一种几乎仇视的、好奇的目光端详我。“我只是想，这间房不像是你住的。”“是吗?”她漫不经心地回答。又是沉默。现在她坐在床上，黑衣裙使她更显苍白。她没有剪发。她一直瞧着我，神态安详，眉毛略略抬起。她没有话对我说?那为什么叫我来呢?这种沉默难以忍受。我突然可怜巴巴地说：“我很高兴看见你。”最后这个字哽在我喉咙里。与其说这句话，我还不如什么都不说。她肯定会生气。我知道最初一刻钟是很难熬的。从前，每次我看见安妮，不管是在分别二十四小时以后还是在清晨一觉醒来，我说的话从来就不是她想听的，从来就与她的裙衣、天气以及前一天的最后交谈不相适应。但是她要什么?我猜不着。我抬起眼睛，她正带着几分温情看着我。“这么说你一点也没有变?还是那么傻?”她脸上流露出满意，但她看上去很疲乏。“你是一块界石，”她说，“路边的界石。你始终如一地在那里，一辈子都在那里标明此去默伦二十七公里，去蒙塔尔吉四十二公里，所以我很需要你。”“需要我?我有四年没有见到你了，这段时间你需要我吗?你可真是严守秘密。”我笑着说，她也许会以为我怨恨她。我感到自己嘴上的微笑很虚假，我感到局促。“你真傻!当然，我不需要看见你，如果你是这个意思。你知道，你并没有什么特别悦目的地方。我需要的是你的存在，我需要你保持不变。你就像那只白金米尺，它被保存在巴黎或近郊，但是大概谁也不想看见它。”“你这就错了。”“总之，这无关紧要，对我无关紧要。怎么说呢，我很高兴这只米尺存在，它的准确长度是地球子午线的四分之一的一千万分之一。每当有人测量住房，或者卖我一米一米的布料时，我都想到那个米尺。”“是吗?”我冷冷地说。“可是你知道，我完全可以把你仅仅看做是抽象的道德，看做一种界限。我每次都想起你的面孔，你该感谢我才是。”又是精深微妙的高论!从前我不得不忍受它，而内心里是简单庸俗的愿望，我想对她说我爱她，想将她抱在怀里。今天我再没有任何愿望了，也许仅仅想默默地看着她，在沉默中体验这件奇事中最重要的一点：安妮在我面前。对她来说，今天是否和别的日子一样呢?她的手并不颤抖。她给我写信的那一天大概有话要对我说——也许仅仅是心血来潮，而现在这个问题早就不存在了。突然，安妮满怀深情地对我微笑，以至泪水涌上我的眼睛。㊣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旧事重提感到沮丧“我想你比想白金米尺要多得多。我没有一天不想你。你的整个模样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她站起来到我身边，手搭在我肩头：“你在抱怨，可你敢说你没有忘记我的脸?”“你真鬼，”我说，“你明明知道我记性不好。”“你承认了，你把我完全忘了。在街上你能认出我吗?”“那当然。这不成问题。”“你还记得我的头发是什么颜色?”“当然，浅黄色。”她笑了起来：“你说得倒得意。你现在看到我的头发了，当然就知道啦。”她用手掠了一下我的头发。“而你呢，你的头发是棕红色，”她模仿我说，“我永远忘不了头一次见到你的情景。你戴着一顶近淡紫色的软帽，与你的棕红色头发极不相称，很难看。你的帽子呢?我想看看你是不是还那样缺乏审美力。”“我不戴帽子了。”她轻轻吹了一声口哨，睁着大眼。“这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吧?要真是，那我该祝贺你了。当然!是该想到这一点的。你的头发配什么东西也不行，帽子、椅垫、甚至作为背景的墙上的壁毯都和它不配。要不然你就该把帽子紧紧压在耳朵上，比如你在伦敦买的那顶英国毡帽。那时你把头发藏在帽子下，人家甚至不知道你有没有头发。”她用算老账的坚决口吻又说：“它对你不合适。”我不知道她指的是哪顶帽子。“我说过它对我合适吗?”“我想你说过，甚至你一个劲地说这个。你认为我看不见你，便偷偷地照镜子。”安妮旧事重提，我感到沮丧。她甚至不像在回忆，她的声调不像在回忆往事时那样动情、怀旧。她好像在谈论今天，最多昨天。在她身上，旧日的观点、固执、怨恨丝毫未变。而我却相反，对我来说，一切都沉浸在一种诗意的朦胧中。我准备做出一切让步。她突然用平淡的口吻说：“你瞧，我胖了，我老了，我得保养。”不错，她显得疲乏。我正要开口，她又接着说：“我在伦敦演戏。”“和坎德勒在一起?”“不，不和坎德勒。你总是这样。胡思乱想，总以为我和坎德勒一起演戏。坎德勒是乐队指挥!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我在索霍广场一个小剧院演戏，演过《琼斯皇帝》，肖恩奥卡西和辛格奥卡西(1880—1964)，辛格(1871—1909)，均为爱尔兰剧作家。的剧本，还有《布里塔尼居斯》《布里塔尼居斯》，法国十七世纪古典主义剧作家拉辛的名剧。。”“《布里塔尼居斯》?”我吃惊地问。“是的，是《布里塔尼居斯》，我就是因为这事才离开的。是我建议他们上演《布里塔尼居斯》的，他们想让我演朱莉。”“那又怎么样呢?”“当然我只演阿格里比娜。”“那你现在在干什么?”我不该问这个。生命从她脸上消失，但她立即回答说：“我不演戏了。我旅行。有人养着我。”她微笑地接着说：“啊!别这么担心地看着我，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一直对你说，我不在乎让人养着。再说这是个老家伙，不碍手碍脚。”“是英国人?”“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她不快地说，“我们别谈这个老好人了。他对你、对我都无足轻重。你喝茶吗?”她走进盥洗室。我听见她来回走动，挪动锅子，自言自语，她的声音尖利，模糊不清。在她的床头柜上，像往常一样，放着一本米什莱的《法国史》。我现在看清了，在床的上方，挂着一张照片，惟一一张照片，是爱米莉勃朗特的兄弟为姐姐作的肖像画的复制品。安妮走回来，突然说：“现在你该谈谈自己了。”接着她又消失在盥洗室里。尽管我记性不好，这一点我是记得的：她总是这样直截了当地提问题。我十分局促，因为我感到她既是真心关心我，又想赶紧说完了事。总之，听到这句话，我不再怀疑了，她有求于我。目前只是刚刚开场，先排除可能的障碍，彻底解决次要问题：“现在你该谈谈自己了。”再过一会儿，她将谈她自己。突然间，我什么都不想对她说。何必呢?恶心，恐惧，存在……最好还是把这一切留给我自己。“来吧，快点。”她在墙那边喊道。她端着茶壶进来了。“你现在在干什么?住在巴黎吗?”“住在布维尔。”“布维尔?为什么?但愿你没有结婚吧?”“结婚?”我吓了一跳。安妮居然想到这个，我很不痛快，并且告诉了她：“真荒谬，完全是你曾责怪我的那种自然主义的臆想。你知道，从前我想像你是寡妇和两个男孩的母亲，我还给你讲了许多我们将来的事，你觉得很讨厌。”“而你还十分得意，”她平静地回答说，“你说那些话是装样子。现在你口头上这么气愤，可哪一天你就会偷偷地结婚，你这人不可靠。整整一年，你一直愤愤地说你绝不去看《皇帝的紫罗兰》指电影《皇帝的紫罗兰》，讲的是第二帝国时期，一位卖花女如何成为贵妇；影片因女演员的精湛演技而大获成功，并受到知识分子的赞赏。——原编者注，可是有一天我病了，你便独自去街区的小电影院看了。”“我现在住在布维尔，”我庄重地说，“因为我在写一本关于德罗尔邦先生的书。”安妮专注地看着我：“德罗尔邦先生?十八世纪的人?”“是的。”“不错，你和我讲过。”她含糊地说，“那么是一本历史书了。”“对。”“哈!哈!”如果她再提一个问题，我会告诉她一切，但她什么也不再问了。看来她以为对我知道得够多了。她很善于听人说话，但是只在她愿意的时候。我瞧着她，她低下眼睛，在考虑跟我说什么，怎样开口。我该询问她吗?她大概也不愿意。她认为合适的时候就会说的。我的心跳得很快。她突然说：“我变了。”这就是开头。但她沉默了。她往白瓷茶杯里倒茶。她在等我开口，我得说点什么，不是随便什么，而是她期待的话。我如坐针毡。她真的变了?她发胖，脸色疲惫，但这肯定不是她想说的。“我不知道，我不觉得。我又看到你的笑容，你起身把手搭在我肩上的姿势，你自言自语的癖好。你仍然读米什莱的《法国史》，还有其他许多东西……”她一向关心我的永恒本质，而对我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漠不关心；她有一种古怪的矫揉造作，既像书呆子又很可爱；她一见面就排除礼貌和友谊的机械套式，排除一切促进人与人关系的东西，迫使对话者不断想出新花样。她耸耸肩，冷冷地说：“是的，我变了。完完全全变了。我不再是原来的我。我以为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而你却和我谈米什莱的《法国史》”。㊣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感到自己罪孽深重她站到我面前：“咱们瞧瞧这个人是不是真像他说的那么厉害。你找一找，我在什么地方变了?”我在犹豫。她跺着脚，虽然还在微笑，她确实不高兴了：“从前，你总为了什么事烦恼，至少你是这么说的，而现在这种烦恼没有了，消失了。你肯定觉察到了。你是不是现在太舒服?”我不敢说不。我像从前一样颠起屁股坐在椅子上，考虑如何躲开陷阱，如何躲开莫名其妙的怒火。她又坐下来，自信地摇摇头说：“是呀，你不明白，是因为你忘了许多事，忘得比我估计的多。瞧，你忘了从前干的坏事吧?你来，你说话，你走，没有一件事是合时宜的。想像一下一切都没有变：你进来，墙上挂着面具和披巾，我坐在床上，我对你说(她的头朝后仰，鼻孔张大，说话像在念台词，仿佛在嘲弄自己)：‘怎么样?还等什么，坐呀!’当然我会小心翼翼地避免说：‘别坐靠窗的那张安乐椅。’”“那时你给我设下陷阱。”“不是陷阱……于是，当然啦，你会笔直走过去坐下。”“那又会怎么样呢?”我问，一面转身好奇地瞧着那张椅子。那是一张普普通通，看上去和蔼可亲、舒舒服服的椅子。“太不好了。”安妮简短地说。我不再坚持，因为安妮周围总有这么多忌讳的物品。我突然说：“我想我猜到了一点点，太好了。等等，让我想一想，对，这间房是光秃秃的，你得承认我一进来就发现了。对，从前我一进来总看见墙上有披巾、面具等等。旅馆总是被关在门外，你的房间是另一种样子……你不会来给我开门，我会看见你蹲在房角里或者坐在那块红地毯上，你总随身带着那块地毯，你严厉地看着我，等待着……只要我一说话，动一动，吸一口气，你就会皱起眉头，我就会感到自己罪孽深重，也不知为什么。然后，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我会做一件又一件的蠢事，深深陷入错误之中……”“这种事发生过多少次?”“上百次!”“至少!那你现在更精明，更机灵了吧?”“不!”“我喜欢听你这样说。那又怎样呢?”“那就是，再没有……”“哈!哈!”她用演戏的腔调喊了起来，“他还不相信!”她又轻轻地接着说：“是的，你可以相信我：再没有了。”“再没有完美的时刻了?”“没有了。”我目瞪口呆，坚持说：“终于你不……结束了这些……悲剧，瞬间的悲剧；面具、披巾、家具，还有我，都在悲剧里扮演小小的角色，而你演的是大角色。”她微笑：“忘恩负义的人!有时我给他的角色比我自己的角色还重要，但是他却看不到。对，是的，结束了，你很吃惊吗?”“当然吃惊!我原以为那就是你的一部分，谁要是夺走了它，就好比挖掉你的心。”“我原先也是这样想的。”她说，似乎毫无惋惜之意，接着又用一种使我不快的讽刺语气说：“你瞧，没有它，我照样生活。”她交叉着手，抱着一只膝盖，眼瞧着半空。隐约的微笑使她的脸显得年轻。她像是一个胖胖的小姑娘，既神秘又很满足。“是的，我很高兴你还是老样子。如果有人把你这块界石搬走，上漆，挪到另一条路上，那我就失去确定方向的固定标志了。你对我是不可或缺的，我在变，而你呢，你应该恒定不变，我用你来衡量我自己的变化。”㊣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我最恨的也许是你我仍然有几分恼火，激动地说：“这话根本不对。正相反，这段时间我完全变了，而且，实际上，我……”“啊，”她盛气凌人地说，“精神上的变化!可是我连眼白都变了。”连眼白都变了……她声音里有什么东西使我烦乱不安呢?不管怎样，我纵身一跃!我不再寻找消失了的安妮。令我感动、令我爱的是眼前这个姑娘，这个神情颓丧的胖姑娘。“我有一种确信……生理上的。我感到没有什么完美的时刻。我走路时连两条腿都感到了这一点。我时时感到它，连睡觉也不例外。我忘不了。什么东西也比不上启示，我说不清从哪一天哪一刻起，我的生活就完全变了。即使在此刻，那个突然的启示也仿佛发生在昨天，我仍然眼花缭乱，局促不安，还很不适应。”她说这番话时声音平和，稍带几分自豪，因为她有这么大的改变。她在箱子上摇晃，显出优美的风韵。自我进来以后，此刻的她与从前的安妮，马赛的安妮最为相似。她再次攫住我，再次将我投入她那奇怪的世界之中，虽然有那些可笑的、装模作样的、难以捉摸的事。我甚至又恢复了一见她就激动的热情和嘴里那股苦味。安妮松开了手指，放开了膝盖。她不说话，这是约定的沉默，就像在歌剧院：当乐队演奏最初的七小节时，舞台上是空的。她喝茶，然后放下茶杯，直挺挺地待着，两只手按着箱子边沿。突然，她脸上出现了墨杜萨墨杜萨，希腊神话中的女怪，据说原系美女，因触犯雅典娜，头发变成毒蛇，目光使人变为石头。那漂亮的面庞，那是我从前最喜爱的，它扭曲着，充满了仇恨和邪恶。她不是换了一种表情，而是换了一张脸，就像古代的演员换了面具一样，一下子便换了，而每个面具都是用来营造气氛，给后面定调的。在她说话时，这个面具出现并待在那里丝毫不变，然后它落下，脱离了她。她盯着我，仿佛视而不见。她要说话了。我等着一番与庄严的面具相配的、悲剧性的演说——挽歌。她只说了一句话：“我幸存下来了。”这语气与面孔极不相称。它不是悲剧性的，而是……可怕的，它表达了一种没有眼泪、没有怜悯的、冷冷的绝望。是的，在她身上有什么东西已经无可挽回地干枯了。面具落下，她微笑了：“我一点也不忧愁，我常常为此吃惊，但是我错了，为什么要忧愁呢?从前我有热烈的激情，我热烈地恨过我母亲，而且，”她挑战式地说，“我也热烈爱过你。”她等待回答。我一言不发。“当然，这一切都结束了。”“你怎么知道呢?”“我知道。我知道再也遇不到能激起我热情的人或事了。你知道，去爱人可不是小事，需要毅力、慷慨、盲目性……在开始甚至还得跳过一道深渊。要是深思熟虑，就不会这样做了。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再跳了。”“为什么?”她向我掷来一瞥讽刺的目光，不作回答，又说：“现在我的热情都已死去。我努力回忆从前的狂怒，那时我十二岁，有一天母亲抽打我，我居然从四楼跳了下去。”她又谈到一个似乎无关的话题，神情冷漠：“我不能久久地盯住物体，我看一看，知道它们是什么，就赶快挪开视线。”“为什么?”“它们使我恶心。”这岂不是……总之这里肯定有相似之处。在伦敦就有过一次，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同一件事有同样的想法。我很想……然而安妮的思想常常是曲曲弯弯的，你永远也没有把握完全理解她。我必须弄个清楚：“听我说，我想告诉你，你知道，我始终不清楚什么是完美的时刻，你从来没有解释过。”“对，我知道，你从来不努力，待在我身边像根木桩。”“唉!我知道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你的一切都咎由自取。你太不该了，不该用那种稳重的神气惹我不高兴，你仿佛在说：‘我，我可是正常人’，你处处要显示健康，全身上下都浸透着精神健康。”“可我不止一百次地请你解释什么是……”“对，可你那语气!”她生气地说，“其实你是在屈尊下问。你和和气气，漫不经心，就像我小时问我玩什么游戏的老太太一样。其实，”她带着遐想的神气说，“我在想我最恨的也许是你。”她努力克制自己，镇静下来，微笑着，两腮仍然红红的。她很美。“我很愿意向你解释。现在我老了，可以平心静气地向你这位老太太讲述我童年的游戏了。来吧，你说，你想知道什么?”“想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和你谈过特殊情景吧?”“好像没有。”“谈过，”她蛮有把握地说，“那是在艾克斯艾克斯，法国普罗旺斯一地名，以其温泉疗养地著名。，在一个广场上，我记不清叫什么广场了。阳光很强烈，我们坐在一家咖啡馆的花园里，坐在橘黄色的遮阳伞下。你不记得了?我们喝着柠檬汁，我发现糖里有几只死苍蝇。”“对，也许……”“我就是在那个咖啡馆里和你谈到这些的。我谈到米什莱大开本的《法国史》，就是我小时的那个版本。它比现在的版本大得多，纸页发白，像蘑菇的内侧，也有一股蘑菇味。我父亲死后，约瑟夫叔叔找到这本书，把所有的卷册都拿走了。就在这一天，我叫他老猪，于是母亲抽打我，我便跳楼。”“对，对……你肯定跟我谈起过《法国史》……你不是在阁楼上读的吗?你瞧，我还记得，你瞧，你刚才怪我把什么都忘了，真不公平。”“闭嘴。你没记错，我常把那些大书抱上阁楼。书里的插图很少，每册大概只三四张，但是每张图都占整整一大页，反面什么东西也不印，而在其他书页上，文字排成双栏，好挤出篇幅来，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十分喜爱这些插图，熟记在心。我重读这些书时，早早就盼着五十页以后的插图了，重见它们真是奇妙。它们还十分精细，表现的场景与前后几页毫无关系，得到三十页以后去找解释。”“求求你，讲讲完美时刻吧。”“我在讲特殊情景。插图上表现的就是这个。我称它为特殊情景，因为我想它一定十分重要，所以才成为那么稀少的插图的主题。它们是经过挑选的，明白吗?但是，有许多插图比这些更有造型价值，还有一些更有历史价值。例如，整个十六世纪只有三幅插图，一幅是亨利二世的死亡，一幅是德吉斯公爵被谋害，还有一幅是亨利四世进入巴黎，于是我想这些事件具有特殊性。插图也证实了我的想法，它们画得很粗糙，四肢和躯干连得不太好，但是它们充满了崇高。德吉斯公爵被害时，旁观者都转过头去，向前伸手，手心朝外，以表示惊恐和愤怒。这很美，可以说是古典戏剧中的合唱，那些有趣的或者轶事性的细节也没有被忽略。我们看见纸张飘落在地，几只小狗在逃跑，几个小丑坐在王位宝座的台阶上。所有这些细节处理得既崇高又笨拙，与画面的其他部分十分和谐。我从未见过如此精妙和谐的画。对，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特殊情景?”“至少是我所认为的特殊情景吧。这种情景具有一种罕见的、珍贵的品质，可以说别有风格。比如，我八岁时以为当国王便是特殊情景。或者死亡。你在笑，可是许多人的弥留时刻被画了下来，许多人在弥留之际留下崇高的话语，因此我完全相信……总之，我想人在垂死时是超越自身的。再说，只要在死人房间里待一待就明白了，因为死亡是一种特殊情景，有什么东西从它那里散发出来，传至在场的每一个人。这是一种崇高。我父亲死时，人们叫我去看他最后一眼。我上楼梯时，心中难过，但也似乎沉醉于某种宗教性的欢乐中；我终于进入一种特殊情景了。我靠在墙上，试图做应该做的动作，但是我婶婶和母亲跪在床边哭泣，将一切都破坏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姗姗来迟的悔恨她说最后这句话时很不高兴，仿佛这段回忆仍在灼痛她，她停下来，两眼发呆，抬起眉毛，再次重温这个场面：“后来，我把它扩展了，首先加进了一种新情景：爱情(我是指做爱的行为)。我为什么拒绝……你的某些要求呢，以前你要是不明白的话，现在该明白了。对我来说，那是要拯救什么东西。后来我又想，一定有许许多多、难以数计的特殊情景，总之我认为特殊情景是无限的。”“对!可那到底是什么?”“咦，我不是对你说了吗?”她吃惊地说，“我解释有一刻钟了。”“主要一点是不是必须充满激情，比如说，仇恨或爱情，或者事件的外貌必须崇高，我是说，能看见的那部分……”“两者都有……要看情况。”她不高兴地说。“那完美时刻呢?它与这又有什么关系?”“完美时刻是在这以后。首先是先兆，然后，特殊情景便慢慢地、庄严地进入人们的生活，于是便提出了问题：你是否想使它变成完美时刻。”“是的，我明白了。”我说，“在每一个特殊情景中，总应该做某些动作，有某种姿态，说某些话——而其他的态度和话语是严格禁止的。是这样吧?”“可以这样说……”“一句话，情景是材料，需要处理。”“对，”她说，“首先应该浸泡在特殊事物中，感觉到你在对它进行整理。如果这一切条件都实现了，那个时刻就会是完美的。”“总之，这像是艺术品。”“这话你已经说过了，”她恼火地说：“不，这是……一种责任。应该使特殊情景转变为完美时刻，这是道德问题。对，你尽管笑，这是道德。”我根本没有笑，我自发地说：“听我讲，我承认错误。我从来没有好好地理解你，从来没有真心想帮助你。要是我早知道……”“谢谢，十分感谢，”她挖苦地说，“你总不至于要我感谢你这姗姗来迟的悔恨吧。何况我也不怨恨你，我没有向你解释清楚，我很紧张，无法对人讲，连你也不例外——特别是你。那时总有什么东西显得虚假，所以我不知所措，可我感到我能做到的我都做了。”“应该做什么呢?什么样的举动?”“你真傻，这得看情况，没法举例子。”“告诉我，你当时想做什么?”“不，我不想讲。不过，你要是愿意，我告诉你一个故事，那是我上学时读到的，令我十分吃惊。有一位国王吃了败仗，成了俘虏，待在战胜者军营的角落里。他看见儿子和女儿被捆绑着从他面前走过，他没有哭，也没有说话。后来他看见一个仆人被捆绑着从他面前走过，他呻吟起来，抓扯自己的头发。你，你也可以想像一些例子。你明白，在某些情况下不应该哭，否则就是卑劣，而当一块木柴砸在你脚上时，你怎么干都行：呻吟、哭叫、颠起另一只脚跳跳。时时自我克制，这是愚蠢的事，因为你在毫无意义地耗尽自己。”她微笑地接着说：“而在其他情况下，应该比自我克制还进一步。你肯定记不得我第一次吻你的情景吧?”“记得，记得很清楚，”我得意地说，“那是在泰晤士河畔的基尤植物园。”“但是有一点你不知道，那就是当时我坐在荨麻上，我的裙衣撩了起来，大腿全刺破了，稍稍一动就又添伤口。显然，自我克制是远远不够的。当时我并不感到慌乱，我并不特别需要你的嘴唇，我要给你的那个吻可重要得多，它是承诺，是协约，你明白，那疼痛来得不是时候，我不能想到我的大腿。仅仅不流露痛苦还不够，应该感觉不到痛苦。”她高傲地看着我，对她自己的作为仍感到惊讶：“你坚持要我的吻，其实我已决心给你了，但我让你一再恳求，因为必须按规矩办事。在这整段时间里，在这二十多分钟里，我终于使自己完全麻醉了。老天知道我的皮肤多么敏感，但我什么也没有感觉到，直到我们又站起来。”是这个，就是这个。没有奇遇，没有完美时刻……我们失去了同样的幻想，我们走的是同样的道路。剩下的，我猜到了，我甚至可以代她说话，把剩下的事说出来……“那么，你意识到总有人来破坏你的效果，或是泪流满面的老太婆，或是一个棕红头发的家伙，或是其他什么东西?”“是的，当然。”她冷淡地说。“就是这些?”“啊，你知道，红发家伙的笨拙，久而久之也许我会认了，因为我毕竟对别人如何扮演角色感兴趣……不……可能是……”“没有特殊情景?”“对。我原以为仇恨、爱、死亡降临到我们身上，就像耶稣受难日的火舌安妮将耶稣受难日与圣灵降临节混淆了。在圣灵降临节，圣灵以火舌的形式降临到使徒身上。——原编者注一样。我原以为一个人可以因仇恨或死亡而发出异彩，完全错了!对，我的确以为‘仇恨’是存在的，它栖息在人们身上，使他们超越自己。当然只有我，只有我恨，只有我爱。而我呢，总是同样的东西，总是同一个面团，不断拉长，拉长……人们彼此这么相似，居然想到起不同的名字以示区别，真是奇怪。”㊣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舞台上实现完美时刻她的想法和我一样，我仿佛从未离开过她。我说：“你听着，刚才我想起一件事，比起你慷慨送给我的界石角色来，使我高兴得多。那就是我们都变了，而且是以同一种方式。我喜欢这样，我不愿看见你越走越远，而我却不得不永远当你起点的标志。你告诉我的这一切正是我要对你讲的，当然，用词不同。我们在终点会合了，我真是太高兴了。”“是吗?”她轻声说，仍然十分固执，“但我宁肯你没有变化，那样更好。我和你不同，我不喜欢别人和我想得一样。也许你弄错了吧。”我对她讲我的奇遇，讲存在——也许讲得过长。她睁大眼睛，抬起眉毛，专心听着。等我说完，她舒了一口气：“可是，你想的和我完全不同。你抱怨是因为你周围的物体不像一束花那样有序，不用你费心费力。而我呢，我可从来没有这么多的要求，我要的是行动。你知道，我们以前玩冒险先生和冒险女士，你承受冒险，我制造冒险。我常说：‘我是一个活动家’，你还记得吗?现在我可以简单地说：不可能成为活动家。”我的神情大概不以为然，因此她激动起来，用更强调的语气说：“再说，还有许多事我没有告诉你，解释起来太费时间了。例如，我行动时必须自信，相信我的行动会产生后果……注定的后果。我没法向你说清楚……”“没有必要。”我显出几分学究气，“这一点我也想过。”她猜疑地看着我说：“你认为你的想法和我一样，你真令我吃惊。”我没法说服她，我只会惹她生气，于是便一言不发。我很想将她抱在怀里。突然，她不安地瞧着我：“如果你也想到这些，那该怎么办?”我低下头。“我……我幸存下来。”她沉重地重复说。我能说什么呢?我有生活目的吗?我不像她那样绝望，因为我原先的期望不高。面对着我被赋予——莫名其妙地赋予——的生命，我更多感到的是惊奇。我仍然低着头，不愿在此刻看见安妮的脸。“我旅行，”她用沉闷的声音继续说，“我从瑞典回来，在柏林待了一星期。那个人养着我……”将她抱在怀里……有什么用处呢?我对她无能为力，她和我一样孤独。她的声音稍稍快活一些：“你在咕哝什么呢?”我抬起头，她正温柔地看着我：“没什么。我在想事……”“啊，神秘人物!你爱说不说，随你便。”我向她谈起铁路之家，谈起留声机上古老的拉格泰姆音乐，以及这音乐带给我的奇异的愉快。“当时我想，也许从这方面可以找到，至少寻找……”她不答话，我想她对我的话兴趣不大。然而，过了一刻，她说话了，我不知她在继续她的思绪还是回答我刚才的话。“绘画、塑像，这是些无法使用的东西，它们在我面前很美。音乐……”“可是在戏剧里……”“戏剧怎么样了?你想把所有的艺术都说一遍?”“你从前说你想演戏，因为在舞台上可以实现完美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