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心-2

“那好，给他上的咖啡要特别浓。我听德格拉桑先生说巴黎人都喝浓咖啡。你得多放些咖啡才行。”“我哪儿来那么多咖啡?”“去买呀。”“要是撞上先生了呢?”“他去牧场了……”自我进来以后，我的邻座便沉默无语，此刻，突然间，丈夫的声音使我从阅读中惊醒。丈夫用神秘的、甚感有趣的声调说：“喂，你明白了吧?”妻子吓了一跳，从遐想中醒来，瞧着他。他边吃边喝，然后又用同样诡秘的声音说：“哈!哈!”沉默。妻子又陷入遐想。她突然打了一个寒战，问道：“你说什么?”“昨天，苏珊。”“哦，对，”妻子说，“她去看维克多了。”“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妻子不耐烦地推开盘子：“真难吃。”盘子边上挂着她吐出来的灰色小肉丸。丈夫继续他的话题：“那个小女人……”他闭上嘴，茫然地微笑。在我们对面，老经纪人正在抚摸玛丽埃特的手臂，一面微微喘气。过了一会儿，丈夫说：“那天我对你说过。”“你说什么了?”“维克多。她会去看他的。你怎么了?”他突然惊惶失措地问，“你不喜欢这个菜?”“很难吃。”“手艺不行了，”他傲慢地说，“赶不上从前埃卡尔的时候了。你知道埃卡尔如今在哪里吗?”“在东雷米，是吧?”“是的，是的，谁告诉你的?”“是你，星期天你告诉我的。”她拿起随便放在纸桌布上的一块面包吃了，然后用手熨平桌子边沿上的纸，迟疑地说：“你知道，你弄错了，苏珊更……”“这有可能，亲爱的姑娘，这有可能。”他心不在焉地回答，用目光寻找玛丽埃特，给她做手势。“真热。”玛丽埃特举止随便地靠在桌沿上。“啊，是的，很热。”妻子抱怨地说，“这里很闷，牛肉又难吃。我要对老板说，手艺不如从前了。请你稍稍打开气窗吧，亲爱的玛丽埃特。”丈夫又用逗乐的语气说：“喂，你没看见她的眼睛。”“什么时候，宝贝?”他不耐烦地模仿她：“‘什么时候，宝贝?’你就是这样。在夏天，下雪的时候。”“你是指昨天，哦，对!”他笑起来，目视远方，相当用心地迅速背诵：眼睛就像在火炭里撒尿的猫他很满意，似乎忘记了想说什么。她也兴奋起来，并无什么想法：“哈，哈，你这个机灵鬼。”她一下一下地轻轻拍着他的肩头：“机灵鬼，机灵鬼。”他更自信地重复说：“在火炭里撒尿的猫。”她不再笑了：“不，说真的，她可是个严肃的人，你知道。”他俯下头，在她耳边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她张着大嘴听，面孔紧张而快活，仿佛想扑哧笑出来，接着她朝后一仰，抓搔他的手：“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他理智而平静地说：“你听我说，亲爱的，既然他是这样说的，要不是真的，他何必这样说呢?”“不，不。”“可既然他这样说了，你听着，假设……”她笑了起来：“我笑是因为我想到勒内。”“是的。”他也笑了，她煞有介事地低声说：“那么，他是星期二发现的……”“星期四。”“不，星期二，你知道，因为……”她在空中划了一个省略号。长长的沉默。丈夫用面包蘸着汤汁。玛丽埃特撤下盘子，送上水果馅饼。等一会儿我也要吃一块水果馅饼。妻子心神恍惚，唇边挂着骄傲和不以为然的微笑，然后用拖长的声音说：“啊，不，你是知道的。”她的声音充满了感官欲望，以致他动了心，用胖手抚摸她的后颈。“夏尔，别说了，你在刺激我，亲爱的。”她含着满嘴的馅饼微笑着说。我试图继续看书：“我哪儿来那么多的咖啡?”“去买呀。”“要是撞上先生了呢?”可我又听见那女人在说：“是呀，我会让玛尔特大笑的，我要讲给她听。”他们不再说话了。在馅饼以后，玛丽埃特又端上了李子干，女人忙着吐果核，优雅地吐在匙上；丈夫则两眼看着天花板，用手在餐桌上敲进行曲。沉默似乎是他们的正常状态，而话语则是有时发作的小小的狂热。“我哪儿来那么多的咖啡?”“去买呀。”㊣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布雷桑街我合上书，我要去散散步。我走出韦兹利兹餐馆时，已将近三点钟了。我那沉甸甸的身体感到这是下午。不是我的下午，是他们的下午，是十万布维尔人将共同度过的下午。就在此刻，他们用完了丰富而漫长的星期日午餐，离开餐桌，对他们来说，什么东西已经死了。星期日已经耗尽它轻快的青春，现在该消化消化小鸡和馅饼，该换衣服上街了。清亮的空气中响起了黄金国影院的铃声。大白天里响起铃声，这在星期日是司空见惯的。沿着绿墙有一百多人在排队，在贪婪地等待进入美妙的黑暗，等待那轻松自在的时刻，银幕将像水中的白石一样发亮，说出他们的心事和梦想。但这是空想，因为他们身上的某个东西仍然很紧张，他们担心美好的星期日会遭到破坏。等一会儿，他们会像每星期日那样大失所望；或者因为影片愚蠢，或者因为邻座抽烟斗并且往两腿下面吐痰；或者因为吕西安令人扫兴，没有说一句好话；或者，就在难得去电影院的今天，他们偏偏发作了肋间神经痛。等一会儿，像每个星期日一样，隐隐的愤懑将在黑暗的影厅里膨胀。我走上布雷桑街。阳光驱散了云雾。天气晴朗。从波浪别墅走出了一家人。女儿站在人行道上扣手套，她大概有三十岁。母亲站在台阶的第一级上，自信地目视前方，一面深深地呼吸。至于父亲，我只看见他宽大的后背，他正弯下腰锁门。房子将幽暗无人，直到他们回来。在旁边那几所已经走空的、上了锁的房屋里，家具和地板在轻轻作响。出门以前他们熄灭了餐厅壁炉里的火。父亲和那两个女人会合在一起，全家人便一言不发地上路了。他们去哪里呢?星期日，人们或是去那座巨大的墓园，或是去拜访亲戚，或者，如果完全没事，去海堤上走走。我没事，便走在布雷桑街上，这条街通往海堤—散步场。天空呈淡蓝色，几缕轻烟，几只白鹭，不时掠过一片浮云遮住了太阳。远处是沿着海堤—散步场的白色水泥栏杆，我透过栏杆的孔洞，看见大海在闪闪发光。这一家人向右拐，走上通往绿丘的上坡路布道神甫—伊莱尔街。我看见他们慢慢上坡，在闪烁的水泥地上形成三个黑点。我向左转，走进在海边络绎不绝的人群。与上午相比，人群更为混杂。他们似乎都没有勇气继续承受规规矩矩的等级制度，而在午饭以前，他们曾为此自豪。商人和公务人员肩并肩地走着，任凭那些可怜巴巴的小职员和他们擦肩而过，甚至碰撞和挤压他们。贵族、精英、专业人员都融合在这温暖的人群中，他们现在只是人，几乎仅仅是人，他们不再代表任何东西。远处有一摊亮光，那是退潮的大海。水面上的几块礁石尖撕破了这光亮的表层。沙滩上躺着几条渔船，不远便是黏糊糊的立方形石头，那是被胡乱扔到海堤脚下护堤防波的，石头与石头之间有洞隙，塞满了蠕动的东西。在外港的进口处，一条挖泥船矗立在阳光耀眼的天空下。每到晚上，它便轰鸣吼叫，喧嚣之极，直到午夜。但是每星期日，工人们上岸走走，只留下一个人看船，因此挖泥船便安静下来。阳光清澈透明，像白葡萄酒。光线轻轻拂过身体，没有产生阴影或曲线，手和脸只是淡黄色的斑点。所有穿大衣的人都仿佛在离地几厘米的地方轻轻飘浮。风不时将水一般颤抖的阴影吹向我们。片刻间面孔退了色，变成白色。这是星期日。人群被夹在栏杆和别墅的铁栅之间缓缓流动，在大西洋轮船公司的大饭店前散开成上千条小溪。有许许多多孩子，他们或坐在车上，或被抱着、牵着，或三三两两、一本正经地走在父母前面。这些面孔，刚才我都见过，它们在朝气蓬勃的星期日上午显得得意洋洋，而现在，沐浴在阳光中，它们表露的只是安详、轻松和几分执拗。大手势没有了。人们当然还摘帽致意，但不再夸张，不再像上午那样兴奋。他们微微向后仰着，抬头望着远方，任凭风吹着自己走，大衣在风中鼓胀了起来。有时有一声干笑，但立刻就被止住了。一位母亲在喊：雅诺，雅诺，听话。接着便是沉静。我闻见黄烟丝的淡淡的气味，原来小职员们在抽烟，萨朗波牌、阿依夏牌，这是星期日的香烟。在几张比较松弛的脸上，我仿佛看到几分忧愁。不，这些人既不忧愁也不欢快，他们只是在休息。他们那睁大的、凝神的眼睛被动地反射出大海和天空。等一会儿他们要回家，全家人围着餐桌喝茶。眼下他们只想少费力气，节省手势、话语和思想，随波漂流；他们只有一天的时间来抹去皱纹、鱼尾纹，以及一周的工作所带来的辛酸的表情，仅仅一天。他们感到时间从指缝间流过。他们来得及聚集精力以便在星期一早上焕然一新地从头开始吗?他们深深呼吸，因为海边的空气能增补精力。只有他们那入睡者般的均匀而深沉的呼吸表明他们还活着。我悄悄地走在这个处于休息状态的、悲惨的人群中，不知如何处置我那结实而且精力充沛的身体。大海现在是深灰色，慢慢涨潮，晚上就该是满潮了。今晚，海堤—散步场会比维克多—诺瓦尔大街更荒凉。在左前方，有盏红灯在航道中闪烁。太阳慢慢落在海面，途中将一所诺曼底别墅的窗子照得火红。有个女人被照得眼花缭乱，懒懒地用手捂住眼睛，一面摇着头。“加斯东，真晃眼。”她半笑不笑地说。“嘿!这可是好太阳，”丈夫说，“它不暖和，但叫人高兴。”她转身朝着大海，又说：“我还以为看得见它呢。”“不可能，”丈夫说，“它在晃眼的地方。”他们大概在谈卡伊博特岛，岛的南端位于挖泥船和外港码头之间，本该看得见的。光线变柔和了。这个不稳定的钟点预示着黄昏来临。星期日已经成了过去。别墅和灰白栏杆仿佛是新近的回忆。面孔一一失去闲暇的表情，有几张脸几乎变得温情。一位怀孕的女人倚在一个模样粗鲁的金发青年身上。“那儿，那儿，你瞧。”她说道。“什么?”“那儿，那儿，是海鸥。”他耸耸肩，哪里有海鸥呢。天空几乎纯净如洗，天际露出淡淡的粉红色。“我听见它们叫了。你听听，它们在叫。”“那是什么东西在吱吱响。”他说。一盏路灯在闪光。我以为是点灯的人来过了。孩子们等着他，因为这是回家的信号。其实这只是太阳的最后一缕反光。天空仍然明亮，但大地已进入阴暗中。人群越来越稀疏，海涛声清晰可闻。一个年轻女人双手抓住栏杆，仰面望天，她的脸呈蓝色，有一条由唇膏形成的黑道。刹那间我想我也许会爱人们，但星期日毕竟是他们的，不是我的。首先亮起的是卡伊博特灯塔。一个小男孩在我身边站住，醉心地低声说：“啊!灯塔!”于是我心中充满了奇遇的强烈感觉。㊣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小普拉多大道我向左转，经过帆船街到达小普拉多大道。橱窗都拉下了铁帘。绕绳街明亮，但行人稀少，已失去上午那短暂的繁华，此刻与周围的街道毫无区别。刮起了相当强劲的风，总主教的铁皮帽子在吱嘎作响。我独自一人。人们大都回到了家，一边听广播一边看晚报。逝去的星期日给他们留下逝者如斯的感觉，他们的思想已经转向了星期一。但对我来说，既没有星期日也没有星期一，只有在混乱中相互推挤的日子，以及像这次一样突如其来的闪电。什么也没有变，然而一切又都以另一种方式存在。我不知如何描写，它仿佛是恶心，但又与恶心正相反。总之我碰到了奇遇，我询问自己，我看出来我是我，我在这里。穿破黑夜的是我，我像小说主人公一样高兴。什么事即将发生。在阴暗的老下街上，有什么东西在等我。在这里，在这条安静街道的拐角上，我的生活将要开始。我怀着宿命的感觉看着自己朝前走。在街的拐角处有一块白色界石。从远处看，它似乎很黑，但我每走近一步，它就变白一点。这个逐渐变白的黑色物体给我一种异样的感觉。当它完全明亮，完全变白时，我会停下来，恰好在它旁边，于是奇遇便将开始。黑暗中露出的这个白色灯塔现在近在咫尺，以致我几乎害怕起来，有一刻甚至想退回去。然而要打破魔力已不可能，我朝前走，伸出手，摸到了界石。这是老下街和庞大无比的圣塞西尔教堂。教堂蹲在黑暗中，彩画玻璃窗闪着光。铁皮帽子在吱嘎作响。我不知道是世界突然缩小了，还是我使声音与形状达到了高度一致，我甚至无法想像周围的一切会与现状有什么不同。我停下片刻，等待，我感到心跳。我用眼睛搜索荒寂的广场，什么也没有见到。刮起了相当强劲的风。我弄错了，老下街只是一个驿站，那东西在迪科通广场尽头等我。我不急于继续往前走。我仿佛触摸到幸福的顶峰。我曾在马赛、上海、梅克内斯多方寻找这种饱满的感觉，今天我不再抱任何希望，我在这个空空的星期日傍晚回家，它却在这里。我又走了起来。风吹来船的汽笛声。我独自一人，却像攻克城池的军队一样前进。就在此刻，轮船上的音乐在海上鸣响，欧洲城市都亮起了灯，共产党人和纳粹分子在柏林街头交火，失业者在纽约流落街头，女人们在温暖的房间里，在梳妆台前涂眼睫膏，而我，我在这里，在这条荒凉的街上。但是，从新科隆的窗口射出的每一枪，被抬走的血淋淋伤员的每一声抽噎，女人化妆时的每一个精确而细微的动作，它们都与我的每个脚步，我心脏的每次跳动相呼应。我来到吉耶小巷，不知该怎么办，不是有人在巷尾等我吗?可是，在绕绳街尽头的迪科通广场，也有点什么东西在等我，等我去它才能诞生。我焦虑不安，因为一个小小的动作就会使我承担后果。我猜不出人们要求我做什么，但是必须做出选择，我放弃了吉耶小巷，它为我准备了什么，我将永远不得而知。迪科通广场空无一人。难道我弄错了?我似乎无法接受这一点。真的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我走近亮着灯光的马布利咖啡馆。我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进去。我从蒙着水气的大玻璃窗往里面看了一眼。店堂里挤满了人。香烟的烟雾与湿衣服散发的水汽使空气变成了蓝色。女收款员坐在柜台后面。我很熟悉她，她和我一样，长着棕红头发。她肠胃有病，忧郁地微笑着，下半身慢慢地腐烂，就像腐烂物体发出的那种堇菜气味。我从头到脚打了一个寒战，这是……等我的就是她。她在那里，上半身一动不动地露出柜台，她在微笑。从这个咖啡馆的深处，有什么东西向后倒转，回到这个星期日的散乱的瞬间，将瞬间一一串连起来，赋予它们含意。我穿越了这整整一天，最后来到这里，额头靠在玻璃窗上，端详这张在石榴红窗帘前微笑的清秀面孔。一切都停止了，我的生命停止了。这扇大玻璃窗，这像水一样蓝的浊重空气，这株在水底的又肥又白的植物，还有我自己，我们形成一动不动的、完整的整体，我很快活。当我回到棱堡大街时，心中只剩下辛酸的遗憾。我心中想：“这种奇遇感也许是我在世上最珍惜的东西了，但它来得突然，去得匆忙，它去以后我又是何等的干瘪!难道它这种短暂的来访只是为了挖苦我，说我错过了生活?”在我身后，在城市里，在发出冷冷的路灯光的笔直的大街上，一件重要的社会事件正寿终正寝，这是星期日的结束。㊣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短暂的布维尔之行星期一昨天我怎会写出这种荒唐和浮夸的句子呢?“我独自一人，却像攻克城池的军队一样前进。”我不需要华丽的词藻。我写作是为了弄清某些情景。应该避免漂亮的空话，应该信手写来，不雕琢字句。总之，昨晚我自觉崇高，这一点使我恶心。我二十岁时曾醉过，后来我解释说自己属于笛卡儿笛卡儿(1596—1650)，法国哲学家。那个类型。我很清楚英雄主义使我膨胀，但我听之任之，甚觉有趣。在这以后我感到恶心，仿佛躺在一张满是呕吐物的床上。我酒醉时从不呕吐，但呕吐也许更好。昨天我甚至没有酒醉的借口。我像傻瓜一样兴奋，现在我需要用清水一般透明的、抽象的思想来洗涤。这种奇遇感肯定并非来自事件，这已得到证明。它多半是瞬间相连的方式。事实大概是这样：你突然感到时间在流逝，每个瞬间导致另一个瞬间，另一个瞬间又导致下一个瞬间，就这样继续下去；每个瞬间都消失，用不着挽留它，如此等等。于是人们把这种特性赋予在瞬间出现的事件，把属于形式的东西转移到内容上。总之，人们对著名的时间流逝谈得很多，却很少见到。人们看见一个女人，心想她会衰老，但是看不见她衰老，而另一些时候，人们似乎看见她衰老，并且感到与她一同衰老，这便是奇遇感。如果我记得不错，人们称它为时间的不可逆转性。那么，奇遇感仅仅是对时间不可逆转性的感觉了。但为什么并不永远有这种感觉呢?难道时间并不永远是不可逆转的?有时候，人们感到可以为所欲为，前进或后退都无所谓，但在另一些时候，网眼仿佛收紧了，因此不能错过机会，因为不可能再一次从头开始。安妮使时间恢复了它的作用。有一段时间，她在吉布提，我在亚丁，我常常去看她，共度二十四小时。她千方百计地增加我们之间的误解，直到最后离我走只剩下六十分钟了，确确切切的六十分钟。六十分钟正好使你感到时间在一秒钟一秒钟地流逝。我还记得一个可怕的晚上。我应该在午夜动身回亚丁。我们坐在露天电影院里，心情沮丧，她和我一样，只不过她是策划者。到了十一点钟正片开始时，她拉过我的一只手，双手紧紧握住，一言不发。我感到一种刺激性的欢乐，不用看表，我知道现在是十一点钟。从这时起，我们开始感到时间在一分钟一分钟地流逝。这一次我们要分别三个月。银幕上有一次出现了全白的图像，冲淡了黑暗，我看见安妮在流泪。后来，到了午夜，她使劲握握我的手便放开了。我站起身，没有说一句话便走了。圆满的工作。晚上七点钟工作了一天，进展不错。我写了六页，感受到几分乐趣，何况这是对保罗一世统治的抽象论述。在昨天的狂喜以后，今天一整天我都正襟危坐。我真不该动情。不过，我在揭露俄国专制政体的手段时，感到十分自在。但是这个罗尔邦令我很恼火。他在细小的事情上十分诡秘。一八○四年八月他在乌克兰到底干了些什么?他隐晦地谈到这次旅行：后代将做出判断：我的努力——未能成功——是否该受到粗暴的背叛和侮辱，我默默地忍受它们，而我心中的秘密足以使嘲讽者闭嘴和无比恐惧。我受骗过一次。在谈到一七九○年短暂的布维尔之行时，他的文字充满了浮夸和隐晦。我浪费了一个月去核实他的言行。最终，他使一个佃户的女儿怀了孕。也许他只是一个华而不实的人?我对这个自命不凡、满口谎言的人十分气恼，也许这是怨恨吧。他对别人撒谎我很高兴，但是他应该对我破例。我原以为我与他会串通一气，骗过这么多死人，他终究会对我，对我讲真话的!可他什么也没有说，没有说，他对我说的就和对亚历山大或路易十八说的谎话一样。罗尔邦必须是个体面人，这点对我十分重要。机灵鬼，大概吧，谁不是机灵鬼呢?大机灵鬼还是小机灵鬼?我尊重历史研究，但并不因此而在这样的死人身上浪费时间，因为如果他活着，我对他是不屑一顾的。关于他，我知道些什么呢?想像不出会有比他的生活更美好的生活了，但他确实有美好生活吗?如果他的信件不是那么浮夸……啊，应该看到他的目光，他也许有一种迷人的动作：歪着头，调皮地竖起细长的食指放在鼻子旁边，或者，有时在两个彬彬有礼的谎言之间，他突然变得粗暴，但为时不长，他很快就克制住了。然而他死了，留下的只有《论战略》和《对道德的思考》。如果我随意想去，我想像他是这样的人：他善于讽刺揶揄，伤害过不少人，但是在这个表象下面，他很单纯，近乎幼稚。他很少思考，但是，出于一种深沉的天赋，他在任何场合都举止得体。他的恶作剧是天真的、自发的、慷慨的，与他对道德的爱同样诚挚。他背叛了恩人和朋友，然后便严肃地转向事件以吸取教益。他从不认为自己对他人有任何权利，也不认为他人对他有任何权利。他认为生活对他的赐予是没有道理、毫无理由的。他迷恋一切，但又轻易地摆脱。他的信件和作品从来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由一位写字先生代笔。如果最终是这样，我还不如写一本关于德罗尔邦侯爵的小说。㊣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布维尔市普兰塔尼亚旅馆晚上十一点钟我在铁路之家吃晚饭。老板娘在那里，我只好和她做爱，这是出于礼貌。我对她有几分厌烦，因为她太白，又有一股新生婴儿的气味。她热情洋溢地把我的头紧紧抱在胸前，认为应该这样做。至于我，我心不在焉地在毯子下面摸玩她的生殖器，弄得手臂发麻。我想到德罗尔邦先生，为什么不写一本关于他生平的小说呢?我的手臂直直地贴着老板娘的腰。我突然看见一个小花园，那里的树木既矮又粗，毛茸茸的硕大的叶子从树上垂下，四处有蚂蚁在爬，还有蜈蚣和衣蛾。有的动物更可怕，身体是一片烤面包，就像一盘烧鸽里垫底的烤面包。它们像螃蟹一样用脚爪横行。宽大的树叶上有黑黑一层小虫。在仙人掌后面，公园里的韦莱达韦莱达，公元一世纪的日耳曼女祭司，反对罗马人入侵，后成为人们崇拜的偶像。——原编者注用手指着自己的生殖器。“真令人作呕。”我大声叫了起来。“我本不想弄醒你，”老板娘说，“但是床单压在我屁股下面，再说，我得下楼照料乘火车去巴黎的客人。”封斋节前的星期二我揍了莫里斯巴雷斯莫里斯巴雷斯(1862—1923)，法国作家，曾是民族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的屁股。我们是三个士兵，其中一人的脸中央有一个洞。莫里斯巴雷斯走近我们说：“很好!”并且给我们每人一小束堇菜花。脸上有洞的士兵说：“我不知往哪里插。”，莫里斯巴雷斯说：“插在你头上的洞里。”士兵回答说：“插在你的屁眼里。”我们便把莫里斯巴雷斯打翻在地，脱下他的裤子，裤子下面有一件主教的红袍，我们掀起红袍，莫里斯巴雷斯喊了起来：“当心，我的长裤是连鞋套的。”我们揍他的屁股，揍得出血，并且用堇菜花瓣在他臀部上画了一个戴鲁莱德戴鲁莱德(1846—1914)，法国作家与政治家，曾参与未遂的军事政变(1899)。的头像。一段时间以来，我经常想起我的梦。此外，我睡觉大概很不老实，因为每早起来毯子都掉在地上。今天是封斋节前的星期二，但是在布维尔，这并不是什么大事。全城只有一百多人化装打扮。我走下楼梯时，老板娘叫住了我，“这里有您一封信。”一封信，我收到的最后一封信是去年五月份鲁昂图书馆馆长寄来的。老板娘领我去她的办公室，递给我一个鼓鼓的黄色长信封，这是安妮写来的。我有五年没有她的消息了。信是寄到我在巴黎的旧地址的，邮戳是二月一日。我出门，信封握在手里不敢打开。安妮用的信纸没有变，她也许仍然去庇卡迪伊那家小文具店去买信纸。她大概还保持原来的发型，留着浓浓的金色长发，不愿剪掉。在镜子面前，她不得不耐心地搏斗才能拯救自己的面孔。她不爱打扮，也不怕衰老。她愿意保持本色，仅仅保持本色。我欣赏她的也许正是这一点：对自己形象的忠实，绝对严格的忠实。地址是用紫墨水写的(她也没有换墨水)，有力的笔迹仍然微微闪着光泽。安托万罗冈丹先生我多么喜欢在这些信封上看到我的名字。在朦胧中我又看到她的微笑。我猜到她的眼睛和那低俯的头。我坐着，她走过来，微笑地站在我面前。她比我高出上半身，她伸直手臂抓住我的两肩，摇晃我。信封沉甸甸的，至少装了六张纸。在秀丽的笔迹旁边是我从前的门房那潦草的小字：布维尔市普兰塔尼亚旅馆这些小字没有光泽。我拆开信封，失望使我又年轻了六岁。“我不知道安妮是怎样把信封弄得鼓鼓的，里面可什么也没有。”这句话，我在一九二四年春天说过一百次，当时我也像今天一样，使劲地从信封衬纸里抽出一小张方格纸。安妮用铅笔写道：“我过几天去巴黎。二月二十号你来西班牙旅店看我，求你了(‘求你了’被加在这行字的上方，并且以一个古怪的螺线与‘看我’相连)，我必须见到你。安妮。”我在梅克内斯和丹吉尔的时候，晚上回家有时看见床上有张纸条：“我要立刻见到你。”我跑去看她，她开了门，抬着眉毛似乎很惊讶。她不再有话对我说了。她埋怨我去找她。这一次我要去，也许她拒绝见我，也许旅馆的人说：“没有这个姓名的人住在我们这里。”但我想她不会这样做。不过，再过一星期，她可能写信告诉我她改变了主意，下一次再见面吧。人们都在上班。这个封斋节前的星期二将平淡无奇。残废者街上有股浓重的湿木头气味，每次下雨以前都是这样。我不喜欢这种古怪的日子：电影院放映日场，学校的孩子们放假。街上有一种泛泛的、淡淡的节日气氛，不断引起你的注意，但当你真正注意时，它又消失了。我大概能重新见到安妮，但不能说这个念头使我真正快活起来。接到她的信后，我便感到无所事事。幸好现在是中午。我不饿，但我要去吃饭，以消磨时间。我走进钟表匠街上的卡米尔餐馆。这是一家比较封闭的餐馆，整夜供应舒克鲁特或荤杂烩。人们看完戏就来这里就餐。那些夜里到达、饥肠辘辘的旅客们，在警察的指点下，来这里吃饭。八张石板面的桌子，沿墙是一排皮制长椅，两边是布满棕色斑点的镜子。两扇窗子和门上的玻璃用的都是毛玻璃。柜台在一个凹处，隔壁还有一个单间，是为成双成对的人准备的，我从来没有进去过。“来一份火腿蛋。”女侍者是一个双颊红红的高个子姑娘，她和男人讲话时总是笑。“这我可没办法。您来一份土豆蛋吧?火腿给锁起来了，只有老板才能动。”我叫了一份荤杂烩。老板叫卡米尔，很凶。女侍者走开了。我独自待在这间阴暗的老店堂里。我的皮夹里有安妮的一封信。出于一种虚假的羞愧，我不再读这封信，只是试着一一回忆每句话。㊣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我亲爱的安托万我亲爱的安托万我微笑了，当然不，安妮当然没有写“我亲爱的安托万”。六年前——我们刚刚按照双方同意分了手——我决定去东京。我给她写了几个字，当然不能再称她为“心爱的”了，便天真地称她为“我亲爱的安妮”。“你的自如真令我佩服，”她回答说，“我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你亲爱的安妮，而你呢，我请你相信你也不是我亲爱的安托万。如果你不知道怎样称呼我，就别称呼我，那样更好。”我从皮夹里取出她的信。她没有写“我亲爱的安托万”，信尾也没有客套话，只有“我必须见到你。安妮。”没有任何东西确切地告诉我她的感情。我不能抱怨，因为她喜爱完美。她总想实现“完美的时刻”。如果实现不了，她便对一切都不再感兴趣，生命从她的眼神中消失，她懒洋洋地待着，像一个青春期的大姑娘，要不就是挑我的毛病：“你擤鼻涕像一个资产者，大模大样，还用手绢捂着咳嗽，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不能回答，必须等待。突然，从我无意的举动中，她看到了信号，战栗了一下，无精打采的清秀面孔变得严肃了，她开始了辛勤的工作。她有一种无法抗拒的、迷人的魔法：她哼着歌，眼睛巡视四周，然后微笑着站起身，走过来摇晃我的双肩，而且，在几秒钟内，仿佛给周围的物体下命令。她用低沉、急促的声音解释她对我的期望：“听我说，你想努力，对吧?上一次你可真傻。你知道这个时刻会多美吗?你瞧瞧天空，瞧瞧阳光在地毯上的颜色。我刚好穿上了绿裙子，也没有化妆，很苍白。你往后退退，坐在阴影里。你明白你该做什么吗?真是!你真傻!给我说点什么呀!”我感到手中握着成败的关键。这个瞬间有一种朦胧的含意，必须使它更精炼、更完美。某些动作必须要做，某些话必须要说。但我不堪责任的重负，瞪着眼睛什么也看不见。我陷在安妮臆想的那套关于瞬间的礼仪中，奋力挣扎，而且挥动粗大的手臂将它们像蛛网一样撕碎。在这种时刻，安妮恨我。当然，我要去看她。我尊重她，而且仍然全心地爱她。但愿另一个男人对完美瞬间的游戏比我灵巧，比我走运。“你这该死的头发把什么都破坏了，”她说，“能拿红头发的男人怎么办呢?”她微笑。我首先失去的，是对她的眼睛的记忆，后来，是对她长长的身体的记忆，我尽量长久地记住她的微笑，后来，三年前，我也失去了这个记忆。不过刚才，当我从老板娘手中接过信时，这个回忆又突然回来了，我仿佛看见安妮在微笑。我再试试回忆它，因为我需要感受安妮所勾起的全部柔情。这个柔情就在那里，近在咫尺，它渴望诞生。然而，回忆不再来，完了。我仍然空荡荡、干巴巴的。一个男人冷飕飕地走了进来。“先生、女士们好。”他没有脱下发绿的大衣便坐了下来，两只大手相互搓着，手指交叉在一起。“您要点什么?”他一惊，神色不安地说：“嗯?来点加水的比尔酒。”女侍者一动不动。她在镜子里的面孔仿佛在睡觉。其实她是睁着眼睛的，只是睁开一条缝。她一向如此，接待客人慢慢吞吞，客人点了酒菜后，她总要遐想片刻，大概从遐想中得到小小的乐趣吧。我猜她在想那瓶酒，即将从柜台上方取下的、带白底红字商标的瓶子，她在想她即将倒出的浓稠的黑汁，仿佛她本人也喝。我将安妮的信塞回皮夹里，它给了我它所能给的。我无法追溯到那个曾经拿着它，折叠它，将它装进信封的女人。然而，用过去时来思念某人，这是不可能的。当我们相爱时，我们不让最短的瞬间、最轻的不快脱离我们而留在后面。声音、气味、日光的细微变化，还有我们相互并未道出的思想，这一切都被我们带走，这一切都是鲜活的。我们不停地、身临其境地为它们高兴，为它们痛苦。不是回忆，是强烈炽热的爱，没有阴影，没有时间距离，没有庇护所。三年的一切都在我们眼前。正因为这个我们才分手，因为我们承担不了这副重担。当安妮离开我时，突然一下子，我感到这三年都塌陷在过去时里了。我甚至没感到痛苦，只感到空虚。后来时间又开始流逝，空洞越来越大，再后来，在西贡，我决定返回法国，于是残留的一切——陌生面孔、地点、长河沿岸的码头——全部化为乌有，因此我的过去如今只是一个大洞，而我的现在就是靠着柜台遐想的黑衣女侍者和这个小个子男人。我对自己生活所知道的一切，似乎都是从书本上来的。贝拿雷斯城的宫殿、麻风病王的平台，带有曲折高梯的爪哇寺庙，它们曾反映在我眼中，但它们留在那边，留在原处。电车晚上从普兰塔尼亚旅馆门前驶过，车窗上并不带走霓虹灯招牌的影像，电车燃烧片刻，然后带着黑黑的车窗远去。那个人一直看着我，令我生厌，他个子小小的，倒摆出一副派头。女侍者终究去照应他了。她抬起黑黑的长臂去取饮料，然后端来瓶和杯子。“来了，先生。”“阿希尔先生。”他彬彬有礼地说。她倒饮料，没有回答。他突然灵巧地从鼻子旁边抽回手指，摊开两只手掌放在桌子上，头朝后仰，眼睛发亮，冷冷地说：“可怜的姑娘。”女侍者吓了一跳，我也吓了一跳。他的表情难以捉摸，可能是吃惊，仿佛这句话不是他说的。我们三个人都局促不安。胖胖的女侍者最先恢复镇静。她缺乏想像力。她庄重地打量阿希尔先生，明白她只要动一只手就能把他从座位上提起来，扔到街上去。“我为什么是可怜的姑娘?”他迟疑着，瞧着她，不知所措，接着便笑了。他脸上堆满了皱纹，用手腕轻松地做了做手势：“这把她惹恼了，‘可怜的姑娘’，不过就这么说说罢了。没有什么意思。”她转身回到柜台后面。她的确在生气，可他还在笑。“哈哈!我不过随口说说。真生气?她生气了。”他朝我这个方向说。我转过头去。他拿起杯子，但不想喝，惊讶而胆怯地眯着眼睛，仿佛在回忆什么事。女侍者已经在收款处坐下了，拿起了针线活。一切重归于平静。但已不是原先的平静了。下雨了，雨点轻轻敲着毛玻璃窗。如果化装的孩子们还在街上，他们的硬纸面具会变成软塌塌的一团。女侍者开了灯。现在还不到两点钟，但天空完全黑了，所以她看不清手中的活计。柔和的灯光。人们在家里大概也开了灯，看看书，在窗前瞧瞧天空。对他们来说……这是另一回事。他们是以另一种方式衰老的。他们生活在遗赠和礼品中间，每件家具都是纪念品。小钟、奖章、肖像、贝壳、镇纸、屏风、披巾。橱柜里堆满了瓶子、织物、旧衣服和报纸。他们什么都留着。保存往昔，这是有产者的奢侈。我能在哪里保存我的往昔呢?不能将它揣在口袋里，必须有房子来安置它。我只拥有自己的身体。一个孤零零的人，只拥有自己的身体，他是无法截住回忆的，回忆从他身上穿越过去。我不该埋怨，我追求的不正是自由吗?小个子男人坐立不安，叹了口气。他缩在大衣里，但有时挺直身体，露出傲慢的神气。他也没有往昔。要是仔细找一找，在他的表亲——如今互不来往——那里，大概能找出一张照片吧：在一个婚礼上，他戴着硬领，穿着硬胸衬衣，蓄着年轻人的粗硬髭须。至于我，大概连照片都没留下。他仍然看着我，要和我说话了。我感到自己很僵硬。他与我彼此并无好感，但我们是同一类人，就是这样。他像我一样孤单，但比我更深地陷入孤独。他大概在等待他的恶心或者什么类似的东西。这么说，现在有人能认出我了，对我打量一番以后心里想：“这是我们的人。”那又怎么样呢?他想干什么?他应该知道我们谁也管不了谁。有家的人都在家里，生活在纪念品中间，而我们在这里，两个没有记忆的落魄者。如果他突然站起来，如果他对我说话，我会跳起来的。㊣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罗杰医生门咣当地开了。这是罗杰医生。“大家好。”他走了进来，神态孤僻而多疑，两条长腿在微微打颤，勉强架住他的身体。星期日我在韦兹利兹餐馆常常看见他，但他不认识我。他的体格像儒安维尔的教官，胳膊和大腿一样粗，胸围一百一十厘米，站立不便。“冉娜，小冉娜。”他小步走到衣架前，将那顶宽宽的软帽挂在衣钩上。女侍者已叠好活计，无精打采、不慌不忙地走过来，将医生从雨衣里拽出来。“您要点什么，大夫?”他严肃地端详她。他真有一个我称作的漂亮脑袋，一个被生活和激情磨损和耗竭的脑袋，但他了解了生活，控制了激情。“我也不知道要点什么。”他用深沉的声音说。他一屁股坐在我对面的长椅上，擦擦额头。只要不是站着，他就感到自在。他的眼睛又大又黑，十分威严，叫人害怕。“要点……要点……要点……要点……陈年苹果烧酒吧，孩子。”女侍者一动不动地端详这张堆满皱纹的大脸。她在遐想。小个子男人如释重负地抬头微笑。的确，这位巨人使我们得到了解脱。刚才有什么可怕的东西要攫住我们。现在我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人。“怎么，不给我拿苹果烧酒?”女侍者惊醒过来便走开了，医生伸开两只粗胳膊抓住桌子两侧。阿希尔先生异常高兴，想引起医生的注意，便摇晃着腿在长椅上跳动，但是白费力气，他个子太小，弄不出响声来。女侍者端来苹果烧酒，并且向医生扬扬头，示意他旁边有那位客人。罗杰医生慢慢旋转上身。因为他的脖子动不了。“咦，是你，老坏蛋。”他叫道，“你还活着?”他又对女侍者说：“你们接待这种人?”他瞧着小个子男人，目光凶狠。这是一种纠正谬误的坦率目光。他解释说：“他是个老神经病，老神经病。”他甚至懒得表明这是开玩笑。他知道老神经病不会生气，而会微笑。果然如此，小个子谦卑地微笑了。老神经病，他这下轻松了，感到自己能抵御自己。今天不会发生任何事。最奇怪的是，我也松了一口气。老神经病，说得不错，仅此而已。医生笑了，向我投来一个邀请与会意的目光，大概是由于我的身材吧——再加上我身上那件干净衬衣。他想邀我加入他的玩笑。我没有笑，没有回答他的主动表示。于是，他一面笑，一面用瞳孔的可怕火光在我身上试探。我们默默地对视了几秒钟，他像近视眼一样上下打量我，将我归类。归入神经病还是流氓?终于是他先转过头去。在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孤独者面前稍稍退缩，这是不值一提的小事，立刻就被忘在脑后。他拿起一枝烟，点燃，然后像老头一样一动不动，眼光无情而凝滞。漂亮的皱纹，各式各样的；有贯穿前额的横纹、鱼尾纹、嘴巴两侧苦涩的褶纹，还有吊在下颌下面的、绳索般的黄肉。这个人可真走运。远远一看见他，你就想他一定受过痛苦，他一定生活过。他配得上这张面孔，因为他毫无差错地留住和利用了往昔。他直截了当地将往昔制成标本，并且在女人和年轻人身上试用。阿希尔先生很快活，大概很久以来没有这么快活了。他赞赏地张着嘴，鼓起脸腮小口小口地喝酒汁。好吧!医生镇住了他。医生没有被这个即将发作的老神经病给吓倒。几句粗话刺刺他，结结实实敲他一下，事情就成了。医生是有经验的，他是职业经验论者。医生、神甫、法官、官员，他们了解人，仿佛人是由他们造的。我为阿希尔先生感到羞耻。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应该团结一致反对他们。而他却抛弃了我，投到他们那边去了。他真心地相信经验，不是他的经验，也不是我的经验，而是罗杰医生的经验。刚才阿希尔先生感到自己古怪，似乎孑然一身，而现在他知道像他这样的人还有，而且不少，因为罗杰医生见过他们，罗杰医生可以对阿希尔先生讲述他们每个人的故事以及故事的结尾。阿希尔先生只不过是一个案例，可以轻而易举地被纳入某些一般概念之中。我真想对他说他受骗了，被那些重要人物利用了。职业经验论者?他们在半醒半睡的麻木状态中熬日子，由于急躁而仓促结婚，又莫名其妙地生了孩子。他们在咖啡馆、婚礼和葬礼上与别人相遇。有时他们被卷入旋涡，奋力挣扎，但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周围发生的一切，其开始与结束都在他们的视野以外。长长的模糊形状、事件，从远方来，迅速擦过他们身边，等他们想观看时，一切已经结束。然而，他们快到四十岁时，却把本人可怜的固执习性和几句格言称为经验，于是他们就成了自动售货机：你往左边那个缝里扔两个苏，出来的就是银纸包装的小故事；你往右边那个缝里扔两个苏，出来的就是像融化的焦糖一样粘牙的宝贵忠告。照此办理，连我也会受到人们的邀请，他们会相互散播说我是空前绝后的大旅行家。是的，穆斯林蹲着撒尿，印度产婆用在牛粪中研碎的玻璃代替麦角碱，婆罗洲的姑娘来月经时便上屋顶待三天三夜。我在威尼斯见过小游船上的送葬仪式，在塞维利亚见过受难周的庆典，在上阿默高也见过受难主日。当然，这一切只是我的见识的极小部分。我可以仰靠在椅子上，乐呵呵地开讲：“您知道吉赫拉瓦吗，亲爱的夫人?那是摩拉维亚的一座奇特的小城，一九二四年我在那里待过……”法庭庭长见识过许多案件，听完我的故事后会说：“多么真实，亲爱的先生，多么有人情味。我刚工作时也见过类似的案件，那是一九○二年，我在利摩日当代理推事……”但是，我年轻时就讨厌这些事。我不是出自职业经验论者的家庭，不过业余经验论者也是有的：秘书、职员、商人、在咖啡馆听别人讲述的人。将近四十岁时，他们感到全身被经验塞得满满的，无法排泄，幸好他们有孩子，便强迫孩子就地将经验消化掉。他们想让我们相信他们的往昔并未丧失，他们的回忆浓缩了，柔顺地变成了智慧。驯服的往昔!可藏在衣袋里的往昔——充满漂亮格言的金色小书。“请相信我，我这是经验之谈，我知道一切都来自生活。”难道生活也替代他们去思想吗?他们用旧的来解释新的，用更旧的来解释旧的，就像那些历史学家说列宁是俄国的罗伯斯庇尔，说罗伯斯庇尔是法国的克伦威尔一样，实际上，他们从来什么也不懂……在他们的傲慢后面，可以隐隐看出一种郁闷和懒惰。他们看着一些现象从面前驰过，却连连打哈欠，认为普天之下没有什么新鲜事。“一个老神经病”，于是罗杰医生便泛泛想到另一些老神经病，但却记不起任何一位了。现在，阿希尔先生不论做什么，都不会令我们吃惊，因为他是个老神经病!他不是老神经病，他是害怕。怕什么呢?当你想理解一个事物时，你站到它面前，孤立无援。世界的全部过去都将毫无用处。后来事物消失，你的理解也随它消失。人们喜欢笼统的概念，再说，职业家，甚至业余爱好者最后总是有理的。他们的智慧劝诫你尽量不出声，尽量少生活，让你自己被人遗忘。他们讲的最好的故事就是冒失鬼和怪人如何受到惩罚。对，事情就是这样，谁也不会说相反的话。阿希尔先生也许良心不安，也许在想如果当初听了父亲和姐姐的话，就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医生有发言权。他没有错过自己的生活，他使自己成为有益的人。他平静而威严地矗立在这个穷途潦倒者的上方，像一块岩石。罗杰医生喝了他的苹果烧酒。他那高大的身躯下沉，眼皮也重重地下垂。我第一次看见他那没有眼睛的面孔，真像一个硬纸面具，就是今天商店里卖的那种。他的两颊有一种可怕的粉红色……突然间，真理向我显现：这个人很快就要死了。他肯定知道这一点，只要照照镜子就知道了。他一天比一天更像他将成为的尸体。这便是他们的经验，这便是为什么我常想他们的经验散发一股死亡的气息，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道防线。罗杰医生相信经验，他想掩饰无法容忍的现实：他是孤独的，一无所获，没有过去，智力日渐衰退，身体日渐蜕化。于是他努力制造、安排、铺垫一个小小的谵想作为补偿：对自己说他在进步。他的思维有空洞吗，脑子里有时出现空白吗?那是因为他的判断力已不如青年时代敏捷。他看不懂书里的话吗?那是因为他现在远离书籍。他再不能做爱了吗?可是他曾经做过爱。而做过爱比仍在做爱要强得多，因为有了时间距离，我们就可以进行判断、比较和思考。这张可怕的死尸面孔无法忍受镜中的影像，于是便极力相信自己被刻上了经验的智慧。医生稍稍转过头来，半睁开眼皮，用微红的、发困的眼睛看着我。我对他微笑。我想用这个微笑来揭示他试图掩饰的一切。如果他想：“这人知道我快死了!”那么他就会醒过来。但是他的眼皮又垂下，他睡着了。我走开了，让阿希尔先生守护着他的睡眠。雨停了，空气温和，美丽的黑色形象在天空里缓缓滚动，对完美时刻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环境了。安妮会使我们心中产生暗暗的、小小的潮汐，以配合这些形象。但是我不会利用时机。在这片未加利用的天空下，我茫然走着，平静而空虚。㊣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幸福时刻星期四写了四页纸。然后是一个长长的幸福时刻。不要对历史价值思考过多，那样会感到厌烦的。不要忘记罗尔邦先生目前是我生存的惟一理由。再过一星期，我将去看安妮。棱堡大街上浓雾迷漫，我只好小心翼翼地沿着兵营的墙根走。在我右边，汽车车灯将湿漉漉的灯光抛向前面。我根本看不清人行道的边沿。我周围有人，我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偶尔还听见说话的嗡嗡声，但我看不见人。有一次，一张女人面孔出现在我肩头，但立即被浓雾吞没。另一次，有一个人喘着大气掠过我。我不知道我去哪里，一心只想谨慎前行，用脚尖探地，甚至向前伸出双臂。对这种练习我毫无兴趣，但我不想回家，我已经上了钩。半小时后，我总算远远望见一团发蓝的烟雾。我朝它走去，很快就来到一片明亮地的边沿，我认出中央那个灯光穿透浓雾的地方就是马布利咖啡馆。马布利咖啡馆里有十二盏灯，只有两盏灯亮着，一盏是在付款台的上方，一盏是在天花板上。惟一的侍者一把把我推到一个暗角里。“别坐这儿，先生，我在打扫。”他穿着上装和白底紫条纹衬衫，没穿坎肩，没戴假领。他打着哈欠，不高兴地瞧着我，一面用手指拢头发。“黑咖啡和羊角面包。”他没有回答，揉揉眼睛走开了。我眼前都是阴影，可恶的、冷冰冰的阴影。暖气肯定没有开。我不是独自一人。我对面坐着一个脸色蜡黄的女人，她的手一直在动，时而摸摸衬衣，时而整整黑帽。和她在一起的是一位高个子的金发男人，他在埋头吃奶油面包。寂静使我感到压抑，我想点烟斗，但是划火柴的声音会引起他们注意，我不愿意这样。电话铃声。她的手停住了，贴在衬衣上。侍者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地扫完地后才去摘下话筒。“喂!乔治先生吗?您好，乔治先生……是的，乔治先生……老板不在……是的，他应该下来了……啊，这种大雾天……他通常在八点钟下楼……是的，乔治先生，我会告诉他的。再见，乔治先生。”浓雾像灰色的厚绒窗帘一样压在玻璃窗上。有一张脸贴在玻璃窗上，不一刻又消失了。女人埋怨地说：“你给我系鞋带。”“鞋带没有散。”男人头也不抬地说。女人激动起来，两只手像大蜘蛛一样上下摸着衬衣和颈部。“散了，散了，你给我系鞋带。”他厌烦地弯下腰，轻轻碰碰她在桌子下面的脚。“系好了。”她满意地微笑。男人唤来侍者：“多少钱?”“几个奶油面包?”侍者问。我低下眼睛，不愿显出盯住他们的神气。几分钟后，我听见嘎吱声，看到出现了裙子的边角和两只沾着干泥的高帮皮鞋，接着是男人的尖头漆皮鞋，它们朝我走来，停住，向后转。他正在穿大衣。这时，一只手臂直挺挺地垂着，那只手沿着裙子往下伸，犹豫片刻后，在裙子上抓抓搔搔。“准备好了吗?”男人问。那只手张开了，摸到右鞋上一大块成星状的泥，接着手便消失了。“总算好了。”男人说。他提起衣架旁边的皮箱。他们走了出去，我看着他们没入浓雾中。“他们是艺术家，”侍者端来咖啡时说，“在电影大饭店里演幕间节目的，就是他们。他们今天走，今天是星期五，要更换节目。”他走到艺术家刚离开的桌子旁边去取那盘羊角面包。“用不着了。”我说。我根本不想吃这些面包。“我得关灯了。早上九点钟了，还为一位客人开两盏灯，老板会说我的。”昏暗笼罩了店堂。从高高的玻璃窗透进紫棕色的微光。“我想见法斯盖尔先生。”我没有看见这位老妇人进来。一股寒气使我打了个寒战。“法斯盖尔先生还没有下来。”“是弗洛朗夫人叫我来的，”她又说，“她不太好，今天来不了了。”弗洛朗夫人就是那位一头棕发的收款员。“这种天气对她的肠胃不好。”老妇人说。侍者摆出煞有介事的神气说：“这是由于大雾，和法斯盖尔先生一样。真奇怪，他还没有下来。有人来电话找他。往常他总是八点钟下楼的。”老妇人机械地瞧瞧天花板：“他在上面?”“是的，在他的卧室里。”老妇人有气无力地，仿佛在自言自语：“也许死了……”“什么!”侍者脸上露出强烈的愤慨，“什么话!真多谢您了。”也许死了……这个想法也掠过我。这种雾天里难免有这种想法。老妇人走了。我也该效仿她，这里又黑又冷。雾气从门底下钻进来，它将慢慢上升，淹没一切。我本可以去市立图书馆的，那里既明亮又暖和。一张面孔再次紧贴在玻璃窗上，还扮着鬼脸。㊣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他被人发现死在床上“你等着瞧。”侍者气急败坏地跑到外面去了。面孔消失了，我独自一人。我狠狠地埋怨自己不该出门。浓雾多半已经侵入了我的房间，我害怕回去。在收款台后面的阴暗处，什么东西咯啦响了一下。声音来自私人楼梯，老板终于下楼了?不，没有人出现，楼梯是自动地咯啦响。法斯盖尔先生还在睡，要不他就是在我头上死了。一个雾天的清晨，他被人发现死在床上。小标题：在一家咖啡馆里，顾客们吃喝着，哪知……但是他仍然在床上吗?他没有拽着被单翻倒在床下，脑袋碰着地板?我很熟悉法斯盖尔先生，他有时向我询问我的健康状况。他是一个蓄着整整齐齐的大胡子的、快活的胖子。如果他死了，准是由于中风，他的脸会呈酱紫色，舌头伸在外面，胡子翘起，卷曲起伏的须毛下，脖子呈紫色。私人楼梯隐没在黑暗中。我勉强能看见栏杆顶头的球形装饰。必须穿过这层黑暗。楼梯会响。在楼上我能找到房间的门……尸体在那里，在我头上。我会扭动开关，摸摸那温暖的皮肤，瞧一瞧。我坐不住了，站起身来。如果侍者突然发现我上楼梯，我就告诉他我听见了声音。侍者突然回来了，气喘吁吁。“来了，先生!”他叫道。傻瓜!他朝我走来。“两法郎。”“我听见上面有声音。”我说。“也该有声音了。”“是的，但我看情况不妙，好像有人在喘气，还有一个低沉的声音。”厅堂阴暗，窗外是雾，在这种氛围下，这些话显得十分自然。侍者露出古怪的眼神，我永远难忘。“你该上去看看。”我狡诈地说。“啊，不!”他说，“我怕他骂我。现在几点钟了?”“十点钟。”“他要是到了十点半钟还不下来，我就上去。”我朝门口走了一步。“您走了?不再待一会儿?”“不了。”“真是有喘气声?”“我不知道，”我一边往外走一边说，“也许是我的想像吧。”雾气稍稍散开。我急急忙忙去绕绳街，因为我需要亮光，但我大失所望。的确，绕绳街上有亮光，商店橱窗里有亮光，但不是欢快的，而是蒙着雾气的白生生的亮光，像淋浴水一样落到你肩上。这里有许多人，主要是女人：女仆、做零工的女佣、老板娘，总之那些认为“我亲自采购比较可靠”的女人。她们在商店橱窗前闻一闻，最后才走了进去。我在于连熟肉店门口停了下来。玻璃窗内有只手指点着块菰猪脚和小香肠，接着出现了一位胖胖的金发姑娘，她向前弯下身子露出了胸部，用手指拿起了那块死肉。在离这里五分钟路的地方，法斯盖尔先生死了。我在四周寻找可靠的支持，以抵御我自己的思想，但没有找到。雾逐渐破碎，然而街上仍然有某种令人不安的东西，也许它不是真正的威胁，因为它是隐蔽的、透明的。不过也许正是这一点使我害怕。我的前额靠在橱窗上，注意到俄式蛋黄调味汁上有一个暗红点，那是血。黄色上的这个红点使我想呕吐。突然我看到幻象：一个人朝前摔倒了，血流进菜里，鸡蛋滚落在血中，上面的西红柿圆片平平地落下，红色落在红色上，调味汁有点变稀，成为一摊黄黄的奶油，将血分为两个支流。“这太蠢了，我得动一动，还是去图书馆工作吧。”工作?我很清楚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又虚度了一天。我穿过公园时，看见有个人坐在我常坐的长椅上，他披着蓝色长斗篷，纹丝不动。他可真不怕冷。我走进阅览室时，自学者正要出来。他朝我扑过来：“我得谢谢您，先生，您的照片使我度过了难忘的时光。”一见到他，我产生了片刻的希望。两个人在一起也许更容易度过这一天。然而，和自学者在一起，所谓两个人只是徒具形式而已。他在一个四开本的书上拍了一下，那是《宗教史》。“先生，努萨皮埃能写出如此广博的综论，谁也比不上他，对吧?”他看上去很疲乏，两手发抖。“您气色不好。”我对他说。“啊，先生，是的，因为我遇见了一件倒霉事。”图书馆的管理员朝我们走来，这是一个肝火旺的小个子科西嘉人，蓄着军乐队队长那种大髭须。他在桌子中间一连走上几个小时，鞋跟橐橐地响。冬天，他捂着手绢吐痰，然后将手绢放在炉边烤干。自学者走近我，凑到我脸边低声说：“在这个人面前我不讲，”接着用知心的语气说，“如果您愿意，先生……”“什么事?”他脸红了，腰部优美地晃动了一下：“先生，啊，先生。我斗胆问您。您肯赏脸在星期三和我一起吃午饭吗?”“很乐意。”我乐意和他一起吃午饭，就像我乐意自缢上吊一样。“您真给我面子，”他说，又急忙加了一句，“如果您同意，我去您家找您。”然后他就消失了，大概是怕我反悔。那时是十一点半，我一直工作到两点差一刻，效果很差。我眼睛看着书，心里却不停地想着马布利咖啡馆。法斯盖尔先生现在下楼了吗?其实我并不太相信他会死，正是这一点使我不快，因为我这个念头飘浮不定，我既无法信服，也无法摆脱。科西嘉人的皮鞋在地板上橐橐响。有好几次，他来到我面前，仿佛要和我说话，但改变主意又走开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寂静的阅览室将近一点钟时，最后一批读者走了。我不饿，主要是不想走。我接着工作了一会儿，突然惊跳起来，因为我感到自己被掩埋在寂静里。我抬起头，阅览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科西嘉人多半下楼去他妻子那里了，她是图书馆的看门人。我想听见他的脚步声，但听见的只是炉子里的煤炭在轻轻地跌落。雾气侵入了阅览室，不是真正的雾，因为它早已散去，而是另一种雾，充斥街道的、从墙和地砖中散出的雾气。物体显得缥缈。当然，书籍仍然在这里，按字母顺序排列在书架上，书脊或呈黑色或呈棕色，上面有标记UP If 7996(公众用书——法国文学)或者UPsn(公众用书——自然科学)，可是……怎么说呢?在平时，这些强大而矮壮的书籍，加上火炉、绿灯、大窗和梯子，就抵挡了未来。只要你待在这四堵墙里，将发生的事只能在火炉的左面或右面发生。即使圣德尼圣德尼，三世纪巴黎第一位主教，后殉教而死。民间传说他捧着头从坟墓中出来。本人捧着自己的头进来，他也必须从右边进来，行走在法国文学书籍和女读者的桌子中间。如果他脚不着地，在离地二十厘米的地方飘浮，那么，他那血淋淋的脖子正好和书架第三层一样高。因此，这些物体至少可以用来确定可能性的界限。然而今天，它们不再确定任何东西了，它们的存在本身似乎都成了问题，它们艰难地从这一刻挨到那一刻。我两手紧紧握住我看的书，但是最强烈的感觉已经迟钝了。一切看上去都不是真的。我好像置身于纸板布景中，布景随时可能被拆掉。世界在等待，它屏住呼吸，缩得小小的——它在等待它自己的危机，它的恶心，就像阿希尔先生那天一样。我站起来，我再也不能在这些衰弱的物体中间待下去了。我走到窗前，看了一眼安佩特拉兹的头。我低声说：一切都可能出现，一切都可能发生。当然不会是人们臆想的那种恐怖，安佩特拉兹不会在底座上跳起舞来，而是另外的东西。我惊恐地看着这些不稳定的存在物，它们再过一小时，再过一分钟就可能崩溃。对，是这样。我在这里，我生活在这些载满知识的书籍之中，一些书描述了动物种类永不变更的形状，另一些书解释了宇宙的能量不灭。我在这里，站在窗前，窗玻璃有一定的折射率。但这是多么软弱无力的屏障呀!世界大概是出于懒惰才一成不变的。可今天它似乎想变了。于是一切，一切都可能发生。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我的不适起因于马布利咖啡馆的那件事。我必须再去一趟，必须看见法斯盖尔先生活着，甚至摸摸他的胡子和手。那样一来，我也许就得到了解脱。我匆匆取下外套，顾不得穿，往肩上一披就逃走了。穿过公园时，我又见到那个穿斗篷的人，他仍然坐在原处；他那张大脸呈灰白色，耳朵冻得通红。马布利咖啡馆在远处闪亮。这一次，那十二盏电灯大概都开了。我加快脚步，得尽快结束。我先从大玻璃窗往里瞧，厅里没有人。收款员不在那里，侍者也不在——法斯盖尔先生也不在。我鼓起勇气走了进去。我没有坐下，喊道：“侍者!”没人答应。一张桌子上有一只空杯子，碟子里还有一块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