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心

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又译 恶心萨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我从长达六年的睡眠中苏醒塞利纳：《教堂》《教堂》，指法国作家塞利纳(1894—1961)的处女作——五幕喜剧《教堂》。出版者声明这几本日记是在安托万罗冈丹的文件中找到的，现在原封不动地予以刊登。第一页没有标明日期，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写于日记以前数周，最晚是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初。安托万罗冈丹自中欧、北非、远东旅行归来后，此时已在布维尔居住三年，为的是完成对德罗尔邦侯爵的历史研究。没有日期的一页最好是逐日记录事件。写日记使我看得更清楚。别漏过细微差别和细枝末节，哪怕它们看上去无足轻重。千万别将它们分门别类。应该写我怎样看这张桌子、街道、人、我的那包香烟，因为它发生了变化。应该精确判定变化的广度和性质。譬如说，这里有一个装墨水瓶的纸盒。我应该努力说出从前我如何看它，现在又如何……此处空白。——作者注它。那么，这是一个直角平行六边形，它突出在——蠢话，这有什么可说的呢。别将空无吹成神奇，这一点可要注意。我想这正是写日记的危险：夸大一切，时时窥探，不断歪曲真实。另一方面，当然我能随时找到前天的感觉——对这个墨水瓶盒或其他任何物体的感觉。我必须时刻准备好，不然这个感觉就会再次从我指缝间溜走。不应该……此处有一字被擦掉(可能是“歪曲”或“制造”)，另加一字，但不清楚。——作者注而应该小心谨慎地、详详细细地记下发生的一切。当然，我现在无法写清楚星期六和前天的事，因为我离它们已经太远了。我能说的只是无论是在星期六还是前天，都没有发生任何通常所谓的大事。星期六，孩子们玩石子打水漂儿，我也想像他们那样往海面上扔石子，但我停住了，石子从我手中落下，我走开了，可能神情恍惚，以致孩子们在我背后哄笑。这便是表象，而我身上发生的事未留下清楚的印迹。我看到了什么东西，它使我恶心，但我不知道自己注视的是海还是石子。石子是扁平的，整整一面是干的，另一面潮湿，沾满污泥，我张开手指捏住它的边沿，免得把手弄脏。前天，事情就更复杂了，再加上一系列巧合和误会，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但我不会把这一切写在纸上来自娱。总之，我确实有过害怕或类似的感觉。如果我知道自己害怕什么，那我早就迈进一大步了。奇怪的是，我毫不感到自己神经失常，而是确确实实看出自己神经健全。所有这些变化只涉及物体，至少这是我想证实的一点。十点半钟当然是指晚上。下文与上文相隔很久。我们认为它最早写于第二天。——作者注话说回来，也许那真是一次轻微的神经质发作。它没有留下任何迹象。上星期的古怪感觉今天看来十分可笑，我已经摆脱了它。今晚我很自在，舒舒服服地活在世上。这里是我的房间，它朝向东北，下面是残废者街和新火车站工地。从窗口望出去，在维克多—诺瓦尔大街的拐角，是铁路之家的红白火焰招牌。由巴黎来的火车刚刚到站，人们走出老火车站，在各条街上散开。我听见脚步声和说话声。不少人在等候最后一班有轨电车，他们正站在我的窗下，围着路灯，大概形成了愁苦的一小堆。他们还要等几分钟，有轨电车十点四十五分才来。但愿今夜没有生意人来投宿，因为我直想睡觉，早就困了。只要一夜，美美的一夜，所有那些事都会忘得干干净净。十一点差一刻，不用害怕了。他们已经来了，除非今天是鲁昂那位先生来的日子。他每个星期都来，二楼的那间带浴盆的二号房间是专为他留着的。现在他随时可能来，因为他常去铁路之家喝杯啤酒，然后才来睡觉。他不喧闹，个子小小的，干干净净，戴着假发，蓄着黑黑的、打了蜡的小胡子。他来了。当我听见他上楼时，心中轻轻一动，感到十分宽慰，如此井然有序的世界有什么叫我害怕的呢?我想我已经痊愈了。挂着“屠宰场—大船坞”牌子的七路有轨电车来了，丁零当啷直响。它又开走了。现在它载满箱子和熟睡的儿童驶向大船坞，驶向工厂，驶向黑暗的东区。这是倒数第二班车，末班车在一小时以后才来。我要上床了。我已经痊愈，我不想像小姑娘那样在一个崭新漂亮的本子上逐日记下我的感受。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写日记才有意义，那就是如果……没有日期的一页至此结束。——作者注日记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一我遇到一件不平凡的事，我不能再怀疑了。它不是一般确切的或确凿的事实，而是像疾病一样来到我身上，偷偷地、一步一步地安顿下来，我感到自己有点古怪，有点别扭，仅此而已。它一旦进入就不再动弹，静静地待着，因此我才能说服自己我没事，这只是一场虚惊。但是现在它却发挥威力了。我不认为历史学家的职业有利于作心理分析，我们这一行接触的只是概括性的情感，统称为野心、利益等等。但是，如果我对自己有些许认识的话，此刻正该加以应用了。譬如，我的手有点新奇，它们以某种方式来握烟斗或餐叉，或者说餐叉正以某种姿势被握着，我不知道。刚才我正要走进房间时突然停住，因为我的手感觉到一个冷冷的东西，它具有某种个性，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张开手一看，只是门锁。今天早上在图书馆里，自学者指奥吉埃普(Ogier P...)，日记中常提到他。他当过庶务文书。罗冈丹于一九三○年在布维尔图书馆与他相识。——作者注走过来和我打招呼，我竟然用了十秒钟才认出他来。我看到一张陌生的面孔，几乎不能算面孔。还有他那只手，像一条肥大的白蠕虫放在我手里。我立刻把它甩掉，手臂便无力地垂下来。街上也有许多暧昧的、拖长的声音。看来这几个星期里发生了变化。但变化在哪里呢?它是抽象的，不寄寓于任何东西。莫非是我变了?如果我没有变，那么就是这个房间、这个城市、这个环境变了，二者必居其一。我看是我变了，这是最简单的答案，也是最不愉快的。总之，我得承认，我被这些突然的变化所左右，因为我很少思考，于是一大堆微小变化在我身上积累起来，而我不加防范，终于有一天爆发了真正的革命，我的生活便具有了这种缺乏和谐和条理的面貌。例如我离开法国时，许多人说我是心血来潮。在国外旅居六年以后，我突然回国，仍然有人说我是心血来潮。我还记得在梅尔西埃这位法国官员办公室里的情景。他去年在佩特鲁事件后辞了职。梅尔西埃随一个考古代表团去孟加拉。我一直想去孟加拉，他便极力邀我同去。我现在想他为什么邀我去，大概是信不过波尔塔，想让我去监视他吧。当时我没有理由拒绝，即使预感到这个针对波尔塔的小阴谋，我更该高兴地接受邀请。总之，我僵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睛盯住绿台布上电话机旁的一尊高棉小雕像。我全身仿佛充满了淋巴液和温奶。梅尔西埃用天使般的耐心来掩饰少许的不快，他说：“我需要得到正式决定。我知道您迟早会同意的，最好还是马上接受。”他蓄着棕黑色的胡子，香喷喷的。他一晃脑袋，香气便扑鼻而来。接着，突然间，我从长达六年的睡眠中苏醒。雕像显得可厌和愚蠢，我厌倦之极。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待在印度支那。我去那里做什么?为什么要和那些人谈话?为什么我的装束如此古怪?我的热情已经消逝。在好几年里它曾淹没我、裹胁我，此刻我感到自己空空如也。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因为在我面前晃晃悠悠地出现了一个庞大而乏味的思想，我不知它是什么，但我不能正视它，因为它使我恶心。这一切都与梅尔西埃的胡子的香气混杂在一起。我对他很生气，便打起精神冷冷地回答说：“谢谢您，但是我旅行够了，现在该回法国去了。”第三天，我便乘船回马赛了。如果我没有弄错，如果所有这些迹象堆积起来预示着我的生活将发生新变化，那么我很害怕。这倒不是说我的生活很丰富，或是很有价值，或是很可贵。我害怕那个即将产生、即将控制我的东西——它将把我带往何处?难道我得再次出走，放弃一切，放弃我的研究和书?难道在数月、数年以后，我将精疲力竭、心灰意懒地在新的废墟上醒来?趁现在还来得及，我想看清楚自己。㊣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那种淡淡的恶心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二没有什么新鲜事。我在图书馆里从九点工作到一点，写完了第十二章以及罗尔邦在俄罗斯的侨居生活，直到保罗一世去世。这部分已经写完，就只等将来誊清了。现在是一点半钟。我坐在马布利咖啡馆里，我在吃三明治，一切都相当正常。的确，在咖啡馆里一切总是正常的，特别是马布利咖啡馆，因为主管法期盖尔先生总有一种讲求实效、令人放心的谄媚神态。他的午睡时间就要到了，眼睛已经发红，但举止仍然轻快果断。他穿梭在桌子中间，走近客人，用推心置腹的声调问道：“还可以吧，先生?”我见他如此积极，不禁微笑，因为当咖啡馆空无一人时，他的头脑也空荡荡的。两点钟到四点钟之间，咖啡馆里没有客人，这时法斯盖尔先生迟钝地踱上几步，等侍者关了灯，他也就滑进了无意识中。他一人独处时，便进入梦乡。还剩下二十多位顾客，都是些单身汉、小工程师和职员。他们在别人家里寄宿搭伙，在这些他们所谓的食堂里匆匆用过餐后，便来这里喝喝咖啡，玩玩牌，他们需要稍稍享受一下。他们发出轻微的吵闹声，声音单薄，并不干扰我。他们也一样，必须好几个人在一起才能生存。我独自生活，完全是独自一人。我不和任何人说话，不接受任何东西，也不给予任何东西。自学者不值一提。只有铁路之家的老板娘弗良索瓦兹。可我和她谈话吗?有时，晚餐以后，她端来啤酒，于是我问道：“您今晚有空吗?”她从来不说“不”，于是我跟她走进二楼的一间大房，这是她按钟点或按天租用的。我不付她钱，我们做爱，以工代酬。她很喜欢做爱(她每天需要一个男人，除了我，她还有许多男人)，而我也能排解忧郁，我知道它从何而来。我们说不了几句话，有什么用呢?各人都是为自己，何况在她眼中，我始终首先是咖啡馆的顾客。她一面脱衣一面说：“喂，有种叫布里科的开胃酒，您喝过吗?这星期有两位客人叫这种酒，小姑娘不知道，跑来告诉我。这两人是旅客，肯定在巴黎喝过这酒。可我总不能一无所知就进这种酒吧。如果您不在意，我就不脱长袜了。”从前我是为安妮而思考的——甚至在她离开我很久以后。现在我不为任何人思考，我甚至无意寻找字词。字词在我身上流动，或快或慢，我不使它固定，而是听之任之。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的思想模糊不清，因为它未被字词拴住。思想呈现出含混可笑的形式，沉没了，立即被我忘得一干二净。我赞叹这些年轻人。他们一边喝咖啡，一边讲述清清楚楚、真实可信的故事。如果你问他们昨天干什么了，他们会毫无难色、三言两语就讲明白。要是我，我会张口结舌的。的确，长久以来，没有人关心我的时间表。当你独自生活时，你连讲述也不会了。真实性随朋友们一同消失。事件也一样，你听任它流逝。你看见突然出现了一些人，他们说话、走动，于是你沉入无头无尾的故事之中，你会是一个蹩脚的见证人。然而，作为补偿，所有那些在咖啡馆里无人相信的事，所有那些不可置信的事，你却屡屡遇见。例如，星期六下午三四点钟，在车站工地的小段木板人行道上，有一位身穿天蓝色大衣的小女人在倒退着奔跑，一面笑着，一面挥舞手帕。与此同时，一个黑人正拐过街角，吹着口哨走过来。他穿着乳白色雨衣，一双黄皮鞋，头戴一顶绿帽。女人一直在倒退，退到挂在栅栏上为夜晚照明的那盏灯下，正撞在黑人身上。此时此刻，在火红的天空下，既有发出浓重湿气的木栅栏，又有路灯，又有黑人怀中的那位可爱的金发小女子。如果我们是四五个人，我想我们会注意这个撞击，注意这些柔和的色彩的：酷似压脚被的漂亮蓝大衣、浅色雨衣、红色的玻璃灯；我们会对这两张惊愕不已的孩子面孔大笑一场的。一个独处的人很少笑。这整个场面对我产生了十分强烈的、甚至粗暴的、然而却是纯洁的印象。接着它便解体了，只剩下灯、栅栏和天空，这就算不错了。一小时后，灯点燃了，刮起了风，天空变成黑色，再也没有什么了。这一切并不新鲜。我从未拒绝过这种无害的激情。恰恰相反。要感受它只需稍稍孤独，以便在恰当时刻摆脱真实性。我仅仅在孤独的表层，我与人们十分接近，一遇危险便躲藏在他们中间。其实我至今只是业余爱好者。现在到处都有东西，譬如桌上这只啤酒杯。我看见这只杯子，很想说：“暂停，我不玩了。”我知道自己走得太远，我想不能让孤独“占上风”。这并不是说我上床以前先看看床底下，也不是说我害怕房门在半夜里突然打开。只是我感到不安，因为半小时以来，我就一直避而不看这只啤酒杯，我看它的上方、下方、左面、右面，就是不看它。我知道周围这些单身汉都无法救我，因为太晚了，我无法逃到他们中间避难。他们会走过来拍拍我的肩头，对我说：“怎么了，这只啤酒杯怎么了?”它和别的杯子一样，有斜切面，有杯柄，还有一个带铁铲的小纹章，纹章上刻着施帕滕布罗。这些我都知道，但我知道还有其他东西。几乎莫须有的东西。我无法解释我见到的，无论对谁。就是这样，我慢慢沉到水底，滑向恐惧。在这些欢快和理智的声音中，我是孤单的。所有这些人都一直在相互解释，愉快地看到他们思想一致。他们都想到一起了，这对他们是多么重要呀，老天爷!只要看看他们的脸色就明白了，因为在他们中间，有时走过一个长着凸眼的人，他似乎朝内观看，与他们完全不一致，他们便做鬼脸。我八岁时去卢森堡公园玩耍，那里也有一个凸眼人，他坐在一个岗亭里，紧靠沿奥古斯特—孔德街的铁栅栏。他不说话，不时伸直一条腿，惊恐地瞧着这只脚，它穿的是高帮皮鞋，另一只脚上却是拖鞋。看园人对我叔叔说，此人曾是中学学监。他穿着法兰西院士的院服去课堂上宣读季度成绩，于是被迫退休。我们觉出他是孤单一人，对他十分恐惧。有一天，他从远处朝罗贝尔微笑，并伸出双臂，罗贝尔几乎晕倒。使我们恐惧的不是他那穷途潦倒的神态，也不是他脖子上那块与假领相摩擦的肿瘤，而是因为我们感到他脑子里装的是螃蟹或龙虾的思想。一个人居然用龙虾的思想来看待岗亭，看待我们玩的铁环，看待灌木丛，我们不免惊恐万分。难道等待我的就是这个吗?我头一次讨厌孤独。我想把我身上发生的事告诉别人，趁现在还来得及，趁我现在还没有使小男孩害怕。我希望安妮在这里。真奇怪，我写满了十页纸，可还没有说出真相，至少没有说出全部真相。我在日期下方写“没有什么新鲜事”时是问心有愧的。事实上我不愿说出一件小事，一件既不丢人又不奇特的小事。“没有什么新鲜事”。一个人说谎而自恃有理，真叫人佩服。当然，可以说没有发生什么新鲜事。今天早上，我八点一刻从普兰塔尼亚旅馆出来去图书馆，我看到地上有一张纸片，想拾起来，但没能拾起。就是这件事，甚至还算不上一件事。是的，可是，说实话，我受到深深的触动，因为我想我不再是自由的了。在图书馆里，我试图摆脱这个想法，但挥之不去。我逃到马布利咖啡馆，希望它会消失在灯光下，但它仍然待在我身上，沉重而痛苦。前几页纸正是在它的授意下写的。我为什么没有讲这件事呢?大概是出于骄傲，也许还带有几分笨拙。我不习惯向自己讲述我身上发生的事，记不清先后顺序，因此也分不清哪些是重要的。不过现在都结束了。我重读一遍在马布利咖啡馆写的东西，感到羞愧。我不要神秘，不要心境，不要难以表述的东西。我不是童贞女，也不是神父，不善于玩弄内心生活。没有什么大事可讲。我未能拾起那张纸片，仅此而已。我很喜欢拾东西：栗子、破布、特别是纸片。拾起它们，用手捏着它们，这使我很愉快。我几乎像孩子一样将它们凑到嘴边。我在角落里拾起一些厚沉而豪华、但可能沾上粪便的纸片时，安妮便大发雷霆。在夏天或初秋，可以在公园里看见一些烂报纸，它被阳光烤熟了，像落叶一样又干又脆，黄黄的，仿佛在苦味酸里浸泡过。还有些纸片在冬天被捣碎、碾碎、污迹斑斑，返回到土中去。另一些纸片完全是新的，甚至上了光，白白的，令人激动，像天鹅一样展在那里，但是泥土已经从下面将它粘住。纸片卷曲着，脱离了烂泥，但是最后，在稍远的地方，又伏贴在地面上。这一切都可以拾起来。有时我从近处看看纸片，只是摸摸它，有时我将纸片撕碎，好听它发出长长的劈啪声。如果纸很潮湿，我便点上火，这当然有点费事，然后我在墙上或树上擦净那满是泥泞的手心。今天早上，我瞧着一双浅黄褐色的皮靴，这是一位刚从军营出来的骑兵军官的皮靴。我瞧着它走动，看见在一个小水洼旁有一张纸。我料想军官会用鞋跟把纸片踩进泥水里，可是没有，军官大步越过了纸片和水洼。我走近那张纸，是横格纸，大概是从小学生练习本上撕下来的。它被雨水浇透，卷了起来，像烧伤的手那样布满了肿胀的水疱。纸边的红道退了色，成为粉红色的水渍，有些地方的墨迹也模糊不清，纸的下半部被一块干泥盖住。我弯下身，高兴地盼着触摸这团柔软凉爽的纸浆，用手将它揉成灰色小团……但我没有做到。我弯腰待了一秒钟，看到纸片上的字：“听写：白猫头鹰”，我两手空空地直起腰来。我不再是自由的，不能再做我想做的事。物体是没有生命的，不该触动人。我们使用物体，将它们放回原处，在它们中间生活，它们是有用的，仅此而已。然而它们居然触动我，真是无法容忍。我害怕接触它们，仿佛它们是有生命的野兽。现在我明白了。那天我在海边拿着石子的感觉，现在记得更清楚了。那是一种淡淡的恶心。多么令人不快!而这种感觉来自石子，我敢肯定，是由石子传到我手上的。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手上感到一阵恶心。㊣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谋杀保罗一世的阴谋星期四上午，图书馆刚才，在走下旅馆的楼梯时，我听见吕西一边给楼梯打蜡，一边在向老板娘诉苦，她诉苦已不下一百次了。老板娘很吃力地回答，话语简短，因为她还没有戴上假牙。她几乎赤身露体，只穿着粉红色的晨衣，脚蹬拖鞋。吕西像平时一样很脏，时不时地停下来，跪着直起上半身瞧着老板娘。她滔滔不绝地说着，显得理直气壮。“我宁可他去追女人，这我不在乎，这对他也没有坏处。”她讲的是她丈夫。这个黑发棕肤的小女人四十岁上才用积蓄买来了一个很可爱的年轻男人、勒库安特工厂的钳工，但家庭生活很不幸。丈夫并不打她，也不找别的女人，只是酗酒，每晚回家时都是酩酊大醉。他情况不妙，三个月以来面色发黄，日渐消瘦。吕西认为是因为酗酒，可我看是肺病。“得振作精神。”吕西常常说。很明显，她十分苦恼，但她慢慢地、有耐心地振作起来，因为她既无法自我安慰，也不自甘沉沦。偶尔她也稍稍想到这桩烦恼，稍一想起便借机发挥，尤其是与人交谈时，因为人们总是安慰她，而她也稍感轻松，她那不慌不忙的语气仿佛在为他们出主意。她独自一人收拾房间时，我听见她在哼歌，为的是不去想这件事。但她整天闷闷不乐，厌烦愤懑地指着喉咙说：“这里咽不下去。”她独自享用痛苦，大概也独自享用快乐吧。我在想，她有时是否想摆脱这种单调的痛苦，摆脱这种她一停止歌唱便卷土重来的唠叨话呢?她是否希望痛痛快快地痛苦，自溺于绝望中呢?但是对她来说，这不可能，因为她已经被卡住了。星期四下午德罗尔邦先生容貌奇丑。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法王路易十六的王后。常称他为“亲爱的丑八怪”，然而他却赢得宫廷里所有女人的欢心。他不像丑男人瓦泽农瓦泽农(1708—1775)，其貌不扬，但十分风流，曾被伏尔泰称为“女人们亲爱的情夫”。——原编者注那样扮演小丑，而是靠一种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使被他征服的女人神魂颠倒。他长于耍阴谋诡计，在项链事件指一七八四年发生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项链事件。德拉莫特夫人欺骗红衣主教罗昂，让他借债购买珍贵项链赠送皇后，后罗昂无力偿还债务，被捕入狱，王后也受到指控，朝廷上下分为两派。这个案件持续一年之久，后罗昂被流放，德拉莫特夫人被捕入狱。中举止暧昧，与圆桶米拉博圆桶米拉博子爵(1754—1792)，曾武装反对法国大革命。及奈尔西亚奈尔西亚(1739—1801)，法国小说家，其作品当时被视为淫秽之作。来往频繁，后来在一七九○年销声匿迹，不久后又出现在俄罗斯，参与暗杀保罗一世事件，后从俄罗斯去到最遥远的国度，印度、中国、土耳其斯坦，走私、玩弄阴谋、充当密探。一八一三年他返回巴黎，一八一六年执掌大权，成为昂古莱姆公爵夫人昂古莱姆公爵夫人(1778—1851)，法王路易十六之女，曾目睹父母被处死。的惟一亲信。这位老夫人喜怒无常，为童年回忆所困扰，只有看到德罗尔邦先生时才开心地微笑。他通过这位公爵夫人在宫廷里为所欲为。一八二○年三月，他娶了美丽的德罗克洛尔小姐为妻，她芳龄十八，而他已七十岁了。此时他至尊至贵，处于一生的巅峰。七个月以后，他被控谋反，被捕入狱，五个月以后死于狱中，而此案无人过问。我忧郁地重读热尔曼贝尔热的这段注解热尔曼贝尔热：《圆桶米拉博及其朋友》第四○六页，注②，尚皮翁出版社，一九○六。——原编者注。我是从这几行字中首先知道德罗尔邦先生的。我觉得他十分迷人，而且，根据这几行字，就立刻爱上了他!正是为了他，为了这位亲爱的先生，我才来到这里。我从国外旅行归来时，原本可以立刻定居巴黎或马赛，然而，大部分有关这位侯爵滞居国外的资料都保存在布维尔市立图书馆。罗尔邦曾是马罗姆城堡的领主。在战前，那个村子里还有他的一个后代，是位建筑师，姓罗尔邦—康普雷。他于一九一二年去世，将大量遗物赠给布维尔图书馆，其中有这位侯爵的书信、日记片断以及各种文件。我还没有仔细研究过这些资料。我很高兴找到这些笔记。我有十多年没有碰它们了。我的笔迹似乎变了。从前我写得很密。那一年我是多么热爱德罗尔邦先生啊!我还记得有天傍晚，一个星期二傍晚，我在马扎林图书馆工作了一整天，阅读了罗尔邦先生于一七八九至一七九○年期间的书信，从中猜到他多么巧妙地欺骗奈尔西亚。这时天色已黑，我走下曼恩大街，来到快乐街拐角，买了一些栗子。我真快活!我想到奈尔西亚从德国回来时那副模样，不禁独自大笑起来。侯爵的面孔和这墨水一样，自我研究以来，已大大暗淡了。首先，从一八○一年起，他的行为就难以理解。我不缺资料：信件、日记片断、秘密报告、警察局档案，我的资料甚至太多了。但我认为这些见证不够可靠，不够确实。它们相互并不矛盾，不，然而也不吻合。它们说的仿佛不是同一个人。可是，别的历史学家依据的也是同样的资料，他们是怎样做的?莫非我过于谨慎或者不够聪明?其实这样提问题对我毫无意义。我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长久以来，我对罗尔邦这个人的兴趣超过我打算写的那本书，可是现在，这个人……人开始使我厌烦。我更关注的是书，写书的愿望日益强烈，大概是因为我越来越老了吧。当然，我们可以假定罗尔邦积极参与了谋杀保罗一世的阴谋，后来又被沙皇派去东方作密探，并且经常背叛亚历山大一世而效忠拿破仑。与此同时他还可能与阿图瓦伯爵阿图瓦伯爵，法王路易十六最小的弟弟，即未来的国王查理十世。保持频繁通信，并告之以无足轻重的信息以显示自己的忠诚，这一切并非不可能。在这个时期，富歇富歇(1759—1820)，法国政治家，在法国督政府、执政府、拿破仑帝国期间曾任警察总监。也在玩弄更复杂、更危险的把戏。罗尔邦也许还私下和亚洲的公国做枪支交易。是的，他很可能做这一切，但是没有证据，我开始想也许永远也找不到证据。这些假定十分恰当，能反映事件，但它们来自于我，它们只是我归纳知识的一种办法。没有任何一点来自罗尔邦。事实是缓慢、怠惰、阴沉的东西，它们顺应我所强加的严格秩序，但始终留在秩序之外。我觉得自己在做一种纯粹臆想性的工作。小说人物肯定更真实可信，而且更为有趣。㊣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劝说谋反者同意暗杀星期五三点钟。三点钟。要干事已经太晚，或者太早了。下午三点钟可是个怪钟点。今天更是无法容忍。寒冷的阳光照得灰扑扑的玻璃窗发白。天空暗淡泛白。今天早上小河结了冰。我坐在暖气炉旁艰难地消化午餐。我知道这一天将白白浪费掉。除非夜幕降临，否则我什么事也做不了，这是由于阳光，阳光将工地上空肮脏的白雾染成泛泛的金色，阳光泻进我的房间，苍白发黄，在我桌上铺开四个灰暗、虚假的影子。我的烟斗上有一层金色的漆，初一看十分悦目，但细看之下金漆已脱落，木头上只剩下长长一道灰白痕迹。一切都是如此，一切，包括我的手。既然阳光是这样，最好还是上床睡觉，但是我已闷头睡了一夜，现在毫无困意。我喜欢昨天的天空，昏暗的雨空，它显得窄狭，紧贴着我的玻璃窗，仿佛是一张可笑而动人的面孔。今天的太阳却一点也不可笑，恰恰相反。它向我所喜爱的一切，向工地上的锈迹和栅栏的烂木板投下一种吝啬和有节制的光线，就像人们在不眠之夜以后看着头天晚上冲动之中做出的决定，或者一气呵成、未加修改的文章。维克多—诺瓦尔大街的四家咖啡馆一到夜间便灯光灿烂，交相辉映。它们远不止是咖啡馆，还是水族馆、大船、星星或白色的大眼，然而它们此刻却失去了这种朦胧的风采。这种天气对自省是再好不过了。太阳向万物投下冷冷的光，仿佛是毫不留情的审判。它从我的眼睛进入我体内，照亮我的内部，使我贫瘠。我敢肯定，不出一刻钟，我就会达到自我厌恶的极端。多谢了，我可不想这样。我也不打算重读我昨天写的有关罗尔邦旅居圣彼得堡的文章。我垂着手坐着，或者胡乱画着，百无聊赖，打着哈欠，等待黑夜来临。等天黑以后，我们，物体和我，将走出虚渺。罗尔邦参与还是没有参与暗杀保罗一世的阴谋?这就是今天的问题。我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这一点不确定我就无法继续下去。按照切尔科夫的说法，罗尔邦受雇于帕伦伯爵。切尔科夫说，大多数谋反者都同意推翻并囚禁沙皇(亚历山大似乎也赞成这个办法)。但是帕伦希望一劳永逸地除掉保罗，于是德罗尔邦先生便受命去一一劝说谋反者，使他们同意暗杀。他拜访他们中间的每个人，而且绘声绘色地模仿可能出现的场面。就这样他使他们产生并发展了谋杀的狂热。但是我不相信切尔科夫。他不是明智的见证人，而是暴虐的占星家，是半个疯子，因为他把一切都说成恶魔。我根本看不出为什么德罗尔邦先生要扮演这个夸张的角色。他模仿了暗杀的场面?算了吧。他很冷静，一般从不以情来打动人，不作明示，只作暗示。他这种平淡的、缺乏戏剧性的方法只能在他的同类人身上奏效，即能够理喻的阴谋家、政治家。夏里埃尔夫人夏里埃尔夫人(1740—1805)，荷兰女作家。写道：阿代马尔德罗尔邦讲话时从不绘声绘色，不作手势，没有抑扬顿挫。他半闭着眼，睫毛下勉强露出一点点灰色眼珠。近几年我才敢承认他曾使我十分厌烦。他的话有几分像马布利神甫马布利神甫(1709—1785)，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天性悲观，绰号为“预言不幸的先知”。本书中的马布利咖啡馆由他得名。写的书。而正是这个人，利用模仿的才能……可他是如何迷惑女人的呢?这里还有塞居尔塞居尔(1753—1830)，拿破仑麾下的将军，剧作家，著有三卷回忆录。讲的一件奇事，我觉得它是真实的：一七八七年，在穆兰附近的一家小旅店里，一位老人正奄奄一息。他是狄德罗的朋友，曾受到哲学家们的熏陶。附近的神甫们忙得不可开交，竭尽全力，但毫无效果。这老人是泛神论者，拒绝临终圣事。德罗尔邦先生正经过这里，不相信这件事，向穆兰的本堂神甫打赌，说不出两小时他就能使病人恢复基督教感情。本堂神甫接受了打赌，而且输了，因为罗尔邦在清晨三点钟开始接触病人，五点钟病人就进行了忏悔，七点钟便死去。“您竟如此雄辩?”本堂神甫说：“您比我们厉害!”罗尔邦答道：“我没有辩论，只是使他害怕地狱。”现在，他真正参与谋杀了吗?那天晚上八点钟时，一位军官朋友送他回到住所。如果他后来又出来，那怎能顺顺利利穿过圣彼得堡呢?保罗处于半疯狂状态，已下令自晚上九时起逮捕一切行人，只有产婆和医生除外。难道那个荒谬的传闻是真的：罗尔邦装扮成产婆混进皇宫?不过，这种事他也做得出来。总之，发生暗杀的那天晚上，他不在自己家里，这事似乎已被证实了。亚历山大多半对他疑虑重重，所以在登基后的头一批举措中，就以赴远东执行任务这种含糊其辞的借口使罗尔邦侯爵远离圣彼得堡。德罗尔邦先生使我非常厌烦。我站起身，在苍白的光线中活动一下。我看见光线在我手上和衣袖上变化，说不出多么恶心。我打哈欠。我点燃桌上的灯，灯光也许能压过日光。可是不然，灯柱脚周围只有可怜的一小片光。我灭了灯，站起来。墙上有一个白色的洞，是玻璃镜，这是陷阱。我知道我会陷下去。我陷下去了。那灰东西出现在镜子里。我走近它，瞧着它，再也无法走开。这是我的面影。在这种白白浪费的日子里，我常常待在这里端详它。我不明白它，不明白这张面孔。别人的面孔都有含意，而我的面孔却没有，我甚至说不出它是美是丑。我想它是丑的，因为人家这样对我说。但我并不感到惊奇。说实话，将这种类型的品质赋予面孔，我甚至很反感，难道可以说一块土或一块岩石是美还是丑吗?然而，毕竟有一个东西使我看了高兴，它是在软塌塌的面颊上方，在前额上方，这便是使我头部发亮的、漂亮的红色火焰：我的头发。它可是悦目的，至少颜色鲜艳。我很高兴有一头棕红头发。它，在那里，在镜子里，引人注目，光彩照人。我算是幸运儿，如果我的头发晦暗无光、介乎褐色和黄色之间，那么我的面孔会暧昧不清，它会使我发晕。我的眼光慢慢地、烦闷地，顺着额头，顺着面颊往下，它遇不到任何坚实的东西，它陷在沙里。当然，这里有鼻子、眼睛、嘴，但它们没有任何含意，甚至也没有人的表情。不过安妮和韦莉曾经说我炯炯有神，可能是我对自己的面孔太习惯了吧。我小时候，毕儒瓦婶婶对我说：“你要是老照镜子，就会看见一只猴子。”我大概看得太久了，我看到的还够不上猴子，只是像块息肉，与植物界相近，它有生命，这我不否认，但不是安妮想的那种生命。我看见轻微的颤抖，我看见黯淡的肌肉正自在地伸展和抽动。从如此近处看，眼睛十分可怕。它是呆滞的、软塌的、盲目的，周围是红圈，像鱼鳞。我整个身子倚在陶制框沿上，将脸凑近镜子，直至贴着它。眼睛、鼻子和嘴都消失了，不剩下任何有人性的东西了。在努起的滚烫的嘴唇两侧是棕色的皱纹、裂缝和隆起。大角度倾斜的面颊上有一层细软光滑的白毛，鼻孔里也伸出两根毛。这是一幅凸起的地质图。但这个月球世界毕竟是我熟悉的，我不敢说认出了它的细枝末节，但它的总体使我感到似曾相识，这种感觉使我变得迟钝，我渐渐滑入梦乡。我想振作精神，强烈而锐利的感觉会使我得到解脱。我将左手贴在脸上，用力扯皮肤，扮一个鬼脸。整整半边脸被扯歪了，左半侧的嘴巴扭曲了，膨胀了，露出一颗牙齿；眼眶里是白色的眼球，下面是粉红色的、充血的皮肤。这不是我想要的，这里没有任何强烈的、新鲜的东西，而是淡淡的、朦胧的、已经见过的东西!我睁着眼睛入睡了，在镜子中我的脸已经涨大、涨大，成为一个其大无比的、浅浅的光晕，滑入光线中……我突然惊醒，因为我失去了平衡。我发现自己骑坐在椅子上，仍然恍恍惚惚。别人是否也这样对自己的面孔难作判断呢?我看自己的面孔时就好比在感觉自己的身体，那是一种隐约的、器质性的感觉。但是别人呢?譬如罗尔邦?他看着自己在镜子里的面孔时也昏昏欲睡吗?德冉利斯夫人冉利斯夫人(1746—1830)，法国作家，曾写过八十多部作品，特别是回忆录。——原编者注曾经写道：在他那布满皱纹和麻点、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小脸上有一种奇怪的狡黠神气，虽然他竭力掩饰，但仍一目了然。他着意修饰头发，每次见他，他总戴着假发。他的面颊呈蓝黑色，因为他蓄着浓须，他喜欢自己刮胡须，但又刮得不好。他常像格里姆一样往脸上涂铅白粉。德当热维尔当热维尔，可能隐射法兰西喜剧院演员博托(1707—1783)。——原编者注先生说他那张脸又白又蓝，活像一块罗克福尔奶酪。他大概很有趣，但是在德夏里埃尔夫人眼中可不是这样，她大概觉得他死气沉沉。人也许根本不可能了解自己的面孔，或者是因为我孤独一人?群居的人们学会了在镜子里看见自己出现在朋友面前的模样。我没有朋友，所以我的肉体才如此赤裸?真好像，是的，真好像是没有人的自然。我没有兴趣工作，什么也干不了!只有等待黑夜。㊣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那个脏东西令我恶心五点半情况不妙!糟糕透了!我感觉到那个脏东西，恶心!这一次它在咖啡馆里袭击了我，这是从未有过的，因为迄今为止咖啡馆是我惟一的避难所，这里有许多人，又有明亮的灯光，然而以后连这也没有了。我在房间里走投无路时，我再也无处可去。我来咖啡馆寻欢做爱，可是我刚推开门，女侍者玛德莱娜就对我喊道：“老板娘不在，上街买东西了。”我大失所望，生殖器一阵发痒，很不舒服。与此同时我感到乳头在与衬衣摩擦。我被一种缓慢的、有色彩的涡流围住、裹住，这是由烟雾和镜子组成的雾和光的涡流，尽头处有几张长椅在发亮。我不明白为什么它在这里，为什么会这样。我站在门口犹豫不决，这时产生了一股旋涡，天花板上出现了一个阴影。我感到自己被朝前推了一下。我在飘浮，明亮的雾气从四面八方进入我体内，使我晕头转向。玛德莱娜飘浮着走过来，帮我脱下大衣。我注意到她的头发是往后梳的，她戴着耳环，我认不出她来了。我瞧着她的大脸颊，它们没完没了地往耳朵延伸。在颧骨下方的颊窝里有两个孤立的粉红色印迹，它们在这可怜的肉体上似乎感到乏味。面颊延伸，朝耳朵延伸，玛德莱娜笑着说：“您要点什么，安托万先生?”于是恶心攫住了我，我跌坐在长椅上，甚至不知身在何处。颜色在我周围慢慢旋转，我想呕吐。就这样，从此恶心不再离开我，它牢牢地抓住我。我付了钱。玛德莱娜端走了碟子。我的玻璃杯紧压着桌面上一小摊黄色啤酒，酒里漂着一个小气泡。长椅的软垫在我坐的地方塌了下去，于是我不得不用鞋底紧紧蹬着地面，以免滑下去。天很冷。在我右边，他们正在呢绒桌布上玩牌。我进门时没有看见他们，只是感到那里有暖暖的一大团东西，一半在长椅上，一半在最里面的桌子上，还有成双成对挥动的手臂。后来玛德莱娜给他们送去纸牌、桌布和一只盛着筹码的木碗。他们是三个人还是五个人，我不知道，我不敢看他们。我身上断了一根弹簧，我能转动眼睛，但不能转动脑袋。我的头软软的，富有弹性，仿佛正好架在我脖子上。我要是转头，头就会掉下来。尽管如此，我还是听见一个短促的呼吸声，眼角偶尔瞟见一个布满白毛的发红的闪光。这是一只手。老板娘上街买东西时，她的表亲便替她站柜台。他叫阿道尔夫。我坐下时开始看他，一直看着他，因为我的脑袋不能转动。他穿着衬衣，挂着淡紫色的背带，衬衣袖子一直卷到肘弯以上。蓝衬衣上的背带几乎看不见，它们隐没了，隐藏在蓝色中，但这是虚假的谦虚，事实上它们不甘于被遗忘。它们温顺而固执，令我不快，仿佛它们原来要成为紫色，但中途却停了下来，放弃了最初的抱负。我真想对它们说：“去呀，成为紫色，事情就了了。”可是不，它们悬在那里，既未完成抱负，又痴心不改。有时，四周的蓝色滑过来将它们完全盖住，有一刻我根本看不见它们。但这仅仅是一阵波浪，不久以后，有几处蓝色变淡了，于是我看见迟疑不决的淡紫色像小岛一样露了出来，小岛逐渐扩大，相互连成一片，重新组合成背带。阿道尔夫没有眼睛，他的眼皮肿胀翘起，只露出下面一小点眼白。他在微笑，似睡非睡，不时地响响鼻子，叫一叫，身子轻轻抖动，活像一只睡梦中的狗。他那件蓝布衬衣在巧克力色的墙壁前显得欢快。这也产生了恶心，或者这就是恶心。恶心并不在我身上，我感到它在那里，在墙上，在背带上，在我四周。它与咖啡馆合而为一。我在恶心中。在我右手，那暖暖的一团开始喧闹起来，成双的手臂在挥动。“噫，这是你的王牌。”“王牌，怎么回事?”一个大黑脊梁俯在牌桌上：“嘿嘿嘿!”“怎么，王牌，他出了王牌。”“我不知道，我没看见……”“对，我出王牌。”“那好，红心王牌。”他哼唱：“红心王牌，红心王牌。红—心—王—牌。”说白：“怎么回事，先生?怎么回事，先生?我要了!”再度寂静——我的口腔后部感到空气的甜味。气味。背带。表亲站起来走了几步，将手背在身后。现在他微笑，抬起头，身体往后仰，重心放在脚跟上。他就用这种姿势睡着了。他摇摇晃晃，始终带着微笑，双颊在颤动。他要跌倒了。他往后仰，往后仰，往后仰，面孔完全对着天花板，接着，快跌倒时，他灵敏地抓住柜台边沿，又恢复了平衡。如此这般往返不已。我看腻了，将女侍者唤过来：“玛德莱娜，在留声机上放一支曲子吧，好不好?你知道，就是我喜欢的那支歌：Some of these days.英文：《有一天》——拉格泰姆乐曲(源于美国黑人乐队的早期爵士音乐)，由黑人音乐家谢尔顿布鲁克于一九一○年作曲并作词。曾风靡一时。”“好，不过这些先生们可能不高兴，他们玩牌时不喜欢音乐。哦，我去问问。”我使出很大力气才转动了脑袋。他们是四个人。女侍者俯身对一位老头说话，他脸膛红红的，鼻尖上架着黑圈单片眼镜。他把纸牌藏在胸前，从下朝上看我一眼：“好吧，先生。”微笑。他的牙齿烂了。那只红手不是他的手，而是他的邻座——一个蓄着黑髭须的人——的手。此人鼻孔极大，占去他半张脸，似乎足以为一大家人泵送空气，但是，尽管如此，他仍然张着嘴呼吸，还气喘吁吁。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长着狗脸的青年。第四位玩牌的人我看不清楚。纸牌旋转着落在呢绒桌布上，然后几只戴着戒指的手拾起它们，指甲刮着桌布。手在桌布上构成白色的斑点，显得鼓胀，灰尘扑扑。纸牌不停地落下，手也来来回回地动。多么古怪，既不像游戏，也不像仪式，也不像习惯。我想他们这样做仅仅为了填满时间。但时间太长了，无法填满。我们往时间里投的一切都软化了，变得松弛。譬如这只红手，它踉踉跄跄地拾牌，这个动作太松弛无力，应该把它拆散、压缩。玛德莱娜摇动留声机的手柄。但愿她没有弄错，可别像那天一样放上Cavalleria rusticana意大利文：《乡村骑士》——意大利作曲家马斯卡尼(1863—1945)的歌剧。这首大曲子。她没有弄错，正是我要的曲子，一听旋律我就认出来了。这是一首拉格泰姆老曲子，迭句是歌唱。一九一七年我曾经在拉罗歇尔的街上听见美国兵用口哨吹这个曲子。它在战前就有了，但录音则是近得多的事。不过，这张唱片是这一套中最老的，是使用宝石唱针的帕泰牌唱片。㊣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恶心消失了一会儿就有迭句，我最爱听，它像悬崖绝壁一样陡直地伸入海中。眼下还是爵士乐，没有旋律，只有一些音，一大堆小震动。它们没有间隙，一个不可变更的顺序使它们诞生和死亡，它们无法从容不迫，无法为它们自己而生存。它们在奔跑，一个紧跟着一个，狠命地敲我一下就消失了。我很想留住它们，但是我知道，如果我拦住一个，它在我手里将只是一个暧昧和萎靡的音。我必须接受它们的死亡，我甚至应该盼望它们的死亡。我的感觉很少如此尖锐，如此强烈。我开始感到暖和，感到快活。这还算不了什么，只是一个小小的、恶心的快乐。这快乐在黏糊糊的水洼深处，在我们的时间——浅紫色背带和破长椅的时间——深处伸展，它是由大而软的瞬间组成，瞬间的边沿渐渐向外扩展。它刚诞生就已经衰老，我似乎认识它有二十年了。还有另一种快乐。外面有那条钢带——音乐的狭窄时间，它穿透我们的时间，拒绝它，并且用冷冷的小尖角刺伤它，这是另一个时间。“朗迪先生出红心，你出A。”声音滑过去，消失了。门开了，一阵冷气拂过我的膝头，兽医领着小女儿走了进来。但这一切丝毫无损于钢带，音乐刺破和穿越这些模糊的形状。小姑娘刚一坐下就被吸引住了，她睁大眼睛，直挺挺地听着，一面用手在桌上摩擦。再过几秒钟，那位黑女人就要唱了。这似乎不可避免，这音乐是必然的，任何东西也无法使它中止，任何来自这个让世界搁浅的时间也无法使它中止，它会自动地、按顺序地停止。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更喜欢这美丽的声音，不是因为它宽阔，也不是因为它忧郁，而是因为它被那么多音符千呼万唤才出来，音符的死亡带来了它的诞生。然而我很担心，因为一点点小事就会使唱片停下来，或者是弹簧断了，或者是表亲阿道尔夫突发奇想。奇怪而感人的是，这段时间竟如此脆弱。任何东西都无法使它中断，然而任何东西都能使它破碎。最后的音符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短暂的寂静，我强烈地感到：行了，发生了什么事。Some of these daysYoull miss me honey.英文：有一天你会想念我，亲爱的。发生的事就是恶心消失了。在寂静中，歌声渐高，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变硬了，恶心消失了。突然一下变得如此坚硬，如此鲜红，几乎令人难受。与此同时，音乐的时间膨胀了，像龙卷风一样膨胀开来，金属般透明的时间充溢了整个咖啡厅，将我们可怜的时间挤到墙边。我在音乐中。玻璃镜里滚动着火球，烟雾的环圈围绕着它们转动，将光线的冷酷微笑时而遮住，时而揭露。我的啤酒杯缩小了，蜷缩在桌子上，显得稠实、不可或缺。我想拿起它掂量掂量，我伸出手……老天爷!它变了，我的手变了。我的臂的动作像威严的旋律一样扩展，沿着黑女人的歌声滑动，我仿佛在跳舞。阿道尔夫的脸就在那里，靠在巧克力色的墙上。它仿佛就在近旁。我捏紧手时，看见了他的头。它显出了结论一般的确凿性、必然性。我用手捏住杯子，瞧着阿道尔夫，我很快活。“瞧这个!”在嘈杂的背景前迸出了这个声音。这是我的邻座，那个红脸膛老头在说话。棕红色的长椅更衬托出他紫红色的面颊。他将牌往桌上一拍。方块王牌。长着狗脸的年轻人微微一笑。红脸膛牌友身子俯在牌桌上，偷眼瞧他，随时会蹦起来。“瞧这个!”年轻人的手从暗处露了出来，显得白净，它懒洋洋地在空中停留了一刻，接着便突然像鸢一样俯冲下来，紧紧压着桌上的一张牌。红脸膛的胖子跳起老高：“妈的!他用王牌压。”在痉挛的手指下露出了红心国王的模样，随后国王脸朝下地被翻了过去，游戏继续进行。漂亮的国王来自远方，那么多计谋，那么多已消失的行动为他的出现做了准备，而现在他也消失了，让位给另一些计谋，另一些行动，进攻，反攻，胜负易手，一大堆小小的冒险。我很激动，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像一台停住的精密机器。我有过真正的冒险，现在想不起任何细节了，但我看到种种情境中有严格的连贯性。我曾漂洋过海，告别许多城市，沿着河逆流而上或者钻进森林。我总是朝另一个城市走去。我有过女人，有过斗殴，而我永远不能倒退，就像唱片无法倒转一样。但这一切将我带到了哪里?带到了此时此刻，带到了这张长椅上，带到了这个响着音乐的、光亮的气泡中。And when you leave me.英文：当你离开我时。是的，在罗马，我喜欢坐在台伯河畔，在巴塞罗那，我喜欢黄昏时分在宽人行道的街上散步，在吴哥附近的波罗坎巴莱小岛上，我见过一株用根缠着纳加纳加，即高棉雕刻中经常出现的神圣动物之一七头蛇。神庙的印度榕树，此刻我在这里，和玩牌的人生活在同一时刻，我听着黑女人唱歌，外面是游荡中的虚弱的夜。唱片停止了。夜进来了，虚情假意，犹犹豫豫。人们看不见它，但它在这里，它蒙住灯光，你呼吸空气，感到其中有什么厚厚的东西，这就是它。天冷。一个玩牌的人将乱七八糟的牌推向另一个人，让他收拢来。有一张牌被漏掉了。难道他们看不见?这是一张红心9，终于有人拾起它来，递给了长着狗脸的年轻人。“啊!红心9!”很好，我要走了。红脸膛的老头低头瞧着一张纸，嘴里吮着铅笔头。玛德莱娜用明亮而无神的眼睛瞧着他。年轻人将那张红心9拿在手中转来转去。老天爷……我艰难地站起身。我看见在镜子里，在兽医的头部上方，滑过一张非人的面孔。待会儿我要去看电影。新鲜空气使我很舒服，它没有糖味，也没有苦艾酒的酒气，可是，老天爷，天真冷。㊣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不洁的纯洁现在是七点半钟，我不饿。电影要到九点才开演。我干什么呢?快步走走，暖暖身子。我在犹豫，我身后的那条大街通往市中心，通往灯火辉煌的中心区街道，通往派拉蒙宫、帝国宫、雅昂大商场，但它们对我毫无吸引力。现在是喝开胃酒的时刻。一切活物，无论是狗是人，一切自然活动的柔软主体，我都看腻了。我向左转，我要钻进那排路灯尽头的洞里，顺着诺瓦尔大街一直走到加尔瓦尼大道。洞里刮着冰冷的风，那里只有石头和泥土。石头是硬的，而且不会动。有一段路十分讨厌。右边的人行道上有一大团灰色气体，夹带着几串火光，发出贝壳类的声音，这是老火车站。它的存在丰富了诺瓦尔大街上的头一百米——从棱堡大街到天堂街——使那里出现了十几盏路灯和四家并排的咖啡馆：铁路之家和另外三家。咖啡馆在白天有气无力，一入夜便灯火通明，并向街心投下长方形的光影。我还要沐浴在三条黄色光影中。我看见从拉巴什针线杂货店里走出一位老妇，她将方巾拉起盖着头，跑了起来。现在走完了，我来到天堂街人行道的边沿，站在最后一根灯柱旁边。沥青地突然中止。在街对面是黑暗和泥泞，我空过天堂街，右脚踩在水洼里，袜子湿了。散步开始了。人们不住在诺瓦尔大街这个区里。这里气候严酷，土地贫瘠，无法定居和发展。索莱伊兄弟(他们曾为海滨圣塞西尔教学提供有护壁的拱穹，价值十万法郎)的三家锯木厂门窗都朝西，开向静谧的冉娜—贝尔特—克鲁瓦街，使这条街上机声隆隆。三家工厂都背朝维克多—诺瓦尔大街，以围墙相连。这些建筑物沿着左边人行道，长约四百米，没有一扇窗户，连天窗都没有。这一次我踩在水里走着。我走到对面人行道上，那里有惟一一盏路灯，它像地球尖端的灯塔，照着一道破损的、有几处被拆毁的栅栏。木板上还挂着几张破广告。在一张星形的破绿纸上，有一个满脸仇恨的、美丽的面孔正在作怪相，有人用铅笔在它鼻子下面画了一副钩状髭须。在另一张碎纸上，可以看出白色的字purtrepur，纯洁；tre,贬义的字尾。这是作者臆造的字，大意为“不洁的纯洁”。，它滴下几个红点，也许是血。这张脸和这个字也许属于同一张广告。现在广告撕碎了，它们相互之间的简单关系消失了，另一种关系则自动地在扭曲的嘴、血迹、白字、字尾tre之间建立了起来。这些神秘的符号仿佛试图表达一种毫不松弛的、罪恶的情欲。透过木板之间的缝隙，可以看见铁路的灯光。栅栏过去就是一堵长长的墙。墙上没有缺口，没有门，没有窗，直伸到二百米开外的一座房屋。我走出路灯的光区，进入黑洞。我看着脚前自己的影子融入黑暗，我仿佛掉进了冰水。在前方尽头，透过层层稠密的黑暗，我看见浅浅的粉红色，那是加尔瓦尼大道。我回转身，在远方，在路灯后面，有一点光亮，那是火车站和四家咖啡馆。在我前面，在我后面，都有人在啤酒店里玩牌，但这里只有黑暗。风间或送来一阵微弱而孤独的铃声，它来自远方。做家务的声音、汽车的隆隆声、呼喊声、狗吠声，它们都留在温暖处，不会离开明亮的街道，但这铃声却穿过黑暗达到我这里。它比别的声音更坚硬，更缺少人性。我停步聆听它。我很冷，耳朵疼，耳朵大概冻得通红。但我感到自己是纯净的，我的四周以其纯净征服了我。没有任何东西有生命，风吹着，僵直的线条遁入黑夜。诺瓦尔大街没有卑下的姿态，不像资产阶级的大街那样向行人献媚。没有人想到要装饰它，它恰恰是反面，冉娜—贝尔特—克鲁瓦街的反面，加尔瓦尼大道的反面。布维尔的居民对车站附近还稍加收拾，为了旅客有时去打扫打扫，可是再往远他们就完全不管了。于是这条街便盲目地、笔直地向前，与加尔瓦尼大道相撞。它被这座城市遗忘了。有时一辆土色大卡车飞快驰过，发出雷鸣声。这里甚至没有谋杀案，因为既缺乏凶手也缺乏受害人。诺瓦尔大街是无人性的，就像一块矿石，就像一个三角形。布维尔能有这样一条街真是幸运。一般说来，这种街只是在首都才有，譬如在柏林的新科隆或腓特烈海因附近，或者在伦敦的格林威治附近。这是些笔直的狭长通道，十分肮脏，刮着吹堂风，人行道很宽但没有树。它们几乎总是在城郊的古怪街区，有了它们才有了城市，附近是货车车站、有轨电车车站、屠宰场、煤气储气厂。暴雨过后两天，全城在阳光下半潮半干，散发出潮湿的热气，但这些街道仍然十分寒冷，而且到处是水洼和烂泥。有些水洼终年不干，除非到了每年的八月。恶心待在这里，待在黄色的光中。我很快活，寒冷是如此纯净，夜晚是如此纯净，连我自己不也是一股冰冷的空气吗?没有血液，没有淋巴，没有肉体。在这条长长的通道里朝着远处苍白的光线流动。只有寒冷。这里有人。两个人影。他们来这里干什么?一个小个子女人拉着一个男人的袖子。她低声说话，说得很快。由于有风，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你闭嘴，行不行?”男人说。她仍然在说。男人猛然推开她。他们四目相视，迟疑不决，接着男人把两手插进口袋，头也不回地走了。他消失了。我与那女人相距不到三米。突然间，一种沙哑深沉的声音将她撕裂，从她身上迸发出来，整条街便响起了激烈冲动的话语：“夏尔，求求你，你知道我对你说什么?夏尔，回来吧，我受不了，我太痛苦了!”我从她身边走过，几乎能碰着她。这是……怎么能相信这个热情冲动的肉体，这张痛苦不堪的脸竟是……但我认出了那条头巾，那件大衣，以及她右手上的那块紫红色大胎痣。这是她，是女佣吕西。我可以帮助她，但她得有能力提出要求。我慢慢地从她面前走过，眼睛瞧着她。她盯着我，但仿佛看不见我，她痛苦得不知身在何处。我走了几步，又回过头……不错，是她，是吕西，但神情完全变了，不再是她自己。她正在埋头忍受痛苦。我羡慕她。她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张开双臂，仿佛等待被打上烙印。她张着嘴，呼吸困难。我感到街道两旁的墙在升高，在相互靠近，她好像站在井底。我等了一刻，我怕她突然倒在地上，因为她很娇弱，承受不了这异常的痛苦。但是她凝然不动，仿佛像周围的一切那样变成了石头。片刻间我怀疑自己是否看错了她，这突然显现的才是她真正的本质……吕西发出轻微的呻吟，惊讶地睁着大眼，用手摸着喉咙。不，她能承受这样的痛苦，这力量不来自她本身，而来自外部……就是这条街。应该搂住她的双肩，将她领到明亮处，领到粉红色温暖的街道上，领到人们中间，因为在那里人们不会感到如此强烈的痛苦。她会软化，恢复她那讲究实际的神气以及普通程度的痛苦。我背朝她转过身去。毕竟她运气不错。而我呢，三年来过于平静。从这种悲惨的孤独中，我如今只能得到一点空空的纯净。我走开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抵押广场星期四，十一点半我在阅览室工作了两个小时，然后下到抵押广场抽烟。这是一个用红砖铺砌的场地，修建于十八世纪，是布维尔居民的骄傲。在夏马德街和絮斯佩达街的街口，横挂着旧铁链，表示禁止车辆通行。一些身着黑衣的女士在遛狗，她们沿着墙，在拱廊下慢慢走动，很少来到空地上，但她们像年轻姑娘一样偷眼瞧着居斯塔夫安佩特拉兹安佩特拉兹，萨特臆造的名字，与求得荣誉(头衔……)者(impétrant)音、形相近。——原编者注的雕像，悄悄投去满意的目光。她们大约不知道这尊大铜像是谁，但是从他的礼服和高礼帽看，他显然是一位上流社会的人。他左手拿着礼帽，右手放在一大叠对开本的文书上。她们感到底座上的这尊铜像像是她们的祖父。她们不需久久注视就能明白他和她们想法一致，在一切问题上都完全一致。他用他的权威，用被他的手所沉甸甸压着的渊博学识为她们服务，为她们狭隘而牢固的思想服务。黑衣女士们大可放心，尽可以安安心心地操持家务和遛狗。至于那些神圣的思想，那些从父辈传下来的良好思想，已不再由她们，而由这个铜铸的人来捍卫了。《大百科全书》指一九○○年左右出版的《大百科全书》，共三十二卷。——原编者注上有关于这个人物的几行文字，我去年读过。我把书放在窗沿上，透过玻璃窗看到安佩特拉兹的绿色脑袋。我读到他于一八九○年左右踌躇满志，提任学区督察，画了一些精美的小玩意，又写了三本书：《论希腊人的民主》(1887)、《罗兰指夏尔罗兰(1661—1741)，法兰西研究院教授，巴黎大学校长，曾著书论教育学。萨特在此也可能指他在勒阿弗乐中学的同事罗兰。——原编者注的教育学》(1891)以及一八九九年的诗体遗嘱。他于一九○二年去世，受到同胞及有识之士的深深惋惜。我靠在图书馆正面的墙上。烟斗快灭了，我抽了一口。一位老妇人畏畏缩缩地从拱廊里走出来，精细而固执地瞧着安佩特拉兹。她突然壮起胆子，尽快地穿过院子，来到铜像前站立片刻，一面翕动嘴唇。接着她那在粉红色石砖上的黑色身影便逃走了，消失在墙的裂缝里。一八○○年时，这个广场也许是很轻快的，因为它有粉红色的地砖和周围那些房屋，但现在它却显出几分冷漠与不祥，稍稍令人厌恶，这是由于底座上那个高高的铜像。这位大学教师被铸成铜像，也就成了巫师。我看着安佩特拉兹的正面。他没有眼睛，也几乎没有鼻子，胡须上到处有一种古怪的斑点，它像传染病一样，有时袭击本区所有的雕像。安佩特拉兹在致敬，在他坎肩上，靠心脏的地方，有一大块浅绿色印迹。他看上去体弱不适，精神不佳。他没有生命，是的，但他也不是死的。他发出一种隐约的力量，像风在推开我。安佩特拉兹想将我赶出抵押广场。我得抽完烟斗再走。一个瘦瘦的大黑影突然出现在我身后，使我吓了一跳。“对不起，先生，我本不想打扰您。我看见您的嘴唇在动。您大概在重复您书里的话吧。”他笑了，“是在寻找十二音节诗句?”我惊讶地看着自学者，他对我的惊讶感到吃惊。我说：“在散文里不是应该小心翼翼地避免这种诗句吗，先生?”我在他眼中的身价降低了。我问他此刻在这里做什么，他说老板让他走，他便直接来到图书馆。他不打算吃午饭，他要看书，一直看到图书馆关门。我不再听他讲，他大概离开了最初的话题，因为他突然说：“像您那样享受写书的幸福。”我得说点什么。“幸福……”我的语气流露出怀疑。他误解了这句回答，迅速纠正说：“应该说：本领，先生。”我们走上楼。我无心写作，便拿起有人忘在桌上的一本书，《欧也妮葛朗台》，它翻到第二十七页，我机械地拿起它，开始读第二十七页，接着又读第二十八页。我没有勇气从头读起。自学者快步朝靠墙的书架走去，取回两本书放在桌子上，就像一只找到骨头的狗。“您在读什么?”他似乎不想告诉我，犹豫了一下，转动着迷惘的大眼，接着无可奈何地递过书来。这是拉尔巴莱特里耶拉尔巴莱特里耶，法国作家，曾写过五十多部有关农业的书。——原编者注的《泥炭和泥炭沼》以及拉斯泰克斯的《希托帕代萨或有益的教诲》这是一部由梵文译成的寓言与故事集，作者姓名是萨特臆造的。——原编者注。怎么了?有什么使他为难的，这些书不是很正派的吗?为了于心无愧，我翻了翻后一本书，其中都是高尚的东西。㊣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记忆就像魔鬼钱袋里的钱三点钟我放下《欧也妮葛朗台》，又工作起来，但情绪不高。自学者看到我在写，用既尊敬又艳羡的目光观察我。我不时稍稍抬起头，看见从他那硕大的硬领中伸出一个鸡脖子，他的衣服磨损了，但衬衣却白得耀眼。他在同一个书架上又取了一本书，我从反面看清了标题，那是朱莉拉韦尔尼小姐的诺曼底编年史《科得贝克之箭》《科得贝克之箭》，朱莉拉韦尔尼小姐的一本小册子，于一八八○年出版。我不由得对自学者的阅读书目感到困惑。突然间我想起他最近读的书的作者姓名：朗贝尔、朗格卢瓦、拉尔巴莱特里耶、拉斯泰克斯、拉韦尔尼。我心头一亮，原来这就是自学者的方法：按字母顺序来阅读。我看着他，带着几分赞叹。慢慢地、坚持不懈地实现如此庞大的计划，他必须有多么大的毅力!七年前的某一天(他告诉我他已经自学七年了)，他大模大样地走进阅览室，用眼光扫过那些靠墙的、不计其数的书，大概像拉斯蒂涅拉斯蒂涅，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人物，他曾站在拉雪兹神甫公墓的高处，面向巴黎上流社会，气概非凡地说：“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一样说：“人文科学，咱们俩来拼一拼吧。”然后便从右端第一个书架上取下第一本书，翻开第一页，对自己这个不可动摇的决定怀着敬畏之情。现在他读到了字母L，J后是K，K后是L。他从鞘翅目研究跳到量子论研究，从瘸腿帖木儿评传跳到抨击达尔文主义的天主教小册子，而且从不感到困惑。他什么都读，单性生殖的理论，反对活性解剖的论据，他都东拉西扯地全部收进大脑里。在他后面，在他前面，有整整一个宇宙。有一天他将合上最左端最后一个书架上的最后一本书，对自己说：“现在呢?”该吃点心了。他老老实实地吃面包和一块加拉彼特牌巧克力。他垂着眼皮，我可以尽情欣赏他那美丽的、弯弯的睫毛——女人的睫毛。他发出一股老烟草的气味，吐气时还夹杂着淡淡的巧克力香味。星期五，三点钟我差一点上了镜子的当。我避开镜子，却落入玻璃窗的陷阱。我无所事事，晃着胳膊走到窗前。工地、栅栏、老车站——老车站、栅栏、工地。我打着哈欠，连眼泪都打出来了。我右手拿着烟斗，左手拿着那包烟丝。应该装烟斗，但我没有勇气。我垂着两臂，前额靠在玻璃窗上。那位老妇人使我不快。她固执地碎步疾走，眼神迷惘，有时又畏葸地停住，仿佛刚有一个无形的危险从她身边擦过。她来到我窗下，风吹得她的裙子紧贴着膝盖。她站住了，整理一下头巾，手在颤抖。她又走了。现在我看见的是她的背影。老鼠妇!我估计她会朝右走上诺瓦尔大街，大概还有一百多米吧，照她现在的速度，得用上十分钟。在这十分钟里，我就这样待着，额头靠在玻璃窗上瞧着她。她会停下二十次，再走，再停……我看到了未来，它在那里，在街上，比现在稍稍更苍白。它为什么非要实现不可呢?那会给它增加什么呢?老妇人步履蹒跚地走远了，不一会儿又停下来，理理从头巾下遁出的一绺灰发。她走着，刚才她在这里，现在她在那里……我开始糊涂了，我是看见还是预见她的姿势?我再分不清现在和将来，然而它在持续，它在逐渐实现。老妇人在僻静的街上走，摆动着脚上那双肥大的男鞋。这就是时间，赤裸裸的时间，它慢慢来到存在中，它让你等待，可是当它来到时，你感到恶心，因为你发现它早已在这里了。老妇人走近街的拐角，成了一小堆黑衣服。对，不错，这是新事，因为刚才她不在那里。但这种新事褪了色，凋谢了，永远不会使人惊讶。她要拐弯，她在拐弯——无止境的时间。我奋力使自己离开窗口，踉踉跄跄地在房间里走。我贴着镜子瞧自己，我对自己感到恶心，又是无止境的时间。最后我摆脱了自己的影像，倒在床上。我瞧着天花板，想睡一觉。安静。安静。我不再感到时间的滑动和擦动。我看见天花板上的图像。首先是圆圆的光圈，然后是十字形，它们像蝴蝶一样飞来飞去。接着，另一个图像在我眼睛的底部成形了。这是一个跪着的大动物。我看见它的前腿和驮鞍，其他部分被蒙在雾里。但我认出了它，它是我在马拉喀什见到的一头骆驼。它被系在一块石头上，一连六次跪下又立起，一些孩子们笑着喊着逗它玩。两年以前真是奇妙。那时我一闭上眼，脑子里就像蜂箱一样嗡嗡响，于是我又看到一些面孔、树木、房屋、一个光着身子在桶里洗澡的日本釜石女人，一个死了的俄国人——他身上有一个大伤口，血流干了，在身体周围流成一大摊。我又感觉到古斯古斯古斯古斯(Couscous),北非食品，用粗麦粉团加佐料或再加鱼、肉、蔬菜等制作而成。的味道，中午时分布尔戈斯市满街上的油味，特杜安城街上飘浮的茴香味，希腊牧人的口哨声，我深为感动。然而很久以来这种快乐就耗尽了。今天它会再生吗?一个炙热的太阳在我脑中迅速滑动，就像一张幻灯片，在它后面是蔚蓝色的天空，它摇晃几下便停住不动了，我的内心被一片金光照耀。这光辉突然来自哪个摩洛哥(还是阿尔及利亚?叙利亚?)的太阳呢?我沉入了往昔。梅克内斯。那位山民当时是什么模样?在贝达伊清真寺和桑树浓阴下那个可爱的广场之间，他在小街上径直朝我们走来，使我们害怕。当时安妮是在我右边还是左边?太阳及蓝天都是假象。我这是第一百次上当。我的记忆就像魔鬼钱袋里的钱：打开钱袋时，看见的只是落叶。至于那位山民，我只看见一只大大的、乳白色的瞎眼。这只眼睛真是他的吗?在巴库向我讲述国家堕胎原则的医生也是独眼。当我想回忆他的面孔时，出现的也是这个发白的眼球。他们俩像诺尔恩诺尔恩(Nornes)，斯堪的那维亚神话中的命运女神，掌管人的生死及宇宙秩序。一样，只有一只眼睛，轮流使用。㊣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一件出名的奇遇至于当时我每天都去的那个梅克内斯的广场，事情更简单，它的形象完全记不起来了。我只模糊地感到它很可爱，而这几个字牢牢地连在一起：梅克内斯可爱的广场。如果我闭上眼，或者茫然盯住天花板，也许我能重建那个场景：远处有一棵树，一个矮壮的黑影朝我奔来。但这是为回忆而臆想出来的。那个摩洛哥人是瘦高个，当他碰到我时我才看见他。这么说我仍然知道他是瘦高个，某些简化了的知识仍然留在我的记忆里。但我什么也看不见，我搜索记忆，但是枉然，寻到的只是支离破碎的形象，我不清楚它们代表什么，也不清楚这是回忆还是臆想。此外，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片断本身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字词。我还能够讲故事，讲得太好了(要说讲趣闻，除了海军军官和故事专家以外，我谁也不怕)，但它们只是框架。有一个人，他干了这个，干了那个，但这不是我，他与我毫不相干。他游历一些国家，而对于这些国家我知之甚少，和从未去过一样。在我的叙述中，有时会出现从地图上看到的美丽名字：阿兰胡埃斯或坎特伯雷。它们在我身上引发了全新的形象，就像从未出门旅行的人根据书本所臆想的全新形象一样。我根据字词来遐想，就是这样。然而在一百个死故事中，总有一两个活故事。对它们我是十分谨慎，偶尔讲讲，但不经常，惟恐损坏了。我打捞上一个故事，重又看见它的背景、人物、姿态。突然我停住了，我感到有损耗，我看见在感受的脉络之间出现了一个字词，我猜它将很快地取代我喜爱的某几个形象。我立刻停住，想别的事。我不愿意使记忆疲劳，不过这样做也没用，下一次讲述往事时，一大部分将会是凝滞的。我做了一个泛泛的动作想站起来，去找我在梅克内斯拍的照片。它们放在推到桌子下面的一个纸箱里。其实何必呢?这些刺激性欲的东西对我的记忆力不再起什么作用了。那天我在吸墨纸下面找到一张发白的照片，上面有一个女人站在水池旁微笑。我端详了一会儿没认出她来。照片反面写着：“安妮，朴次茅斯，二七年四月七日”。我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地感到自己缺乏深度，我被我的身体及从它那里像气泡般轻盈升起的思想所限制。我用现在来构筑回忆。我被抛弃，被丢弃在现在中。我努力要和过去会合，但是枉然，我逃不掉。有人敲门，这是自学者，我把他忘了。我答应过让他来看我的旅行照片。真见他的鬼。他在椅子上坐下。屁股紧张地挨着椅背，僵直的上半身向前倾斜。我跳下床，开灯。“怎么，先生，刚才不是很好吗?”“看照片太暗了。”他不知怎样处置帽子，我接了过来。“真的吗，先生?您真想让我看照片?”“那当然。”这是策略。我希望他看照片时会闭上嘴。我钻到桌子下面，将纸箱推到他的漆皮鞋旁边，抱出一堆明信片和照片放到他膝上：西班牙和西属摩洛哥。从他那副笑吟吟的开心神气，我明白要让他闭嘴谈何容易。他看了一眼那张从伊格尔多山俯瞰圣塞巴斯蒂安的风景照片，小心翼翼地将它放在桌子上，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叹口气说：“啊，先生，您真走运，俗话说旅行是最好的学校。您同意这个观点吗，先生?”我做了一个泛泛的手势。幸好他没有讲完。“那该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呀。哪一天我能去旅行，出发以前一定要用文字记下我的性格，详详细细，这样，当我回来时，便可以把从前的我和后来的我作一番比较。书上说，有些人旅行以后身体和精神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连他们最亲的亲人都认不出他们了。”他心不在焉地摆弄一大包照片，取出一张放在桌上，但是不看，接着又死死盯住下一张照片，那是布尔戈斯大教堂讲道台上的雕刻——圣热罗姆像。“您见过布尔戈斯的那个动物形状的基督雕像吗?有一本奇怪的书，先生，专讲那些动物形状，甚至人形的雕像。还有黑圣母?它不在布尔戈斯，是在萨拉戈斯吧?不过布尔戈斯也有一座?朝圣者都亲吻它，对吧?我是指萨拉戈斯的黑圣母。一块石砖上还有她的脚印?是在一个洞里?母亲们把孩子推下去了?”他直挺挺地，双手将幻想中的孩子往前推，仿佛在拒绝阿尔塔薛西斯大约指阿尔塔薛西斯一世，薛西斯一世之子，公元前五世纪的波斯国王。的礼物。“啊，习俗，可真……真奇怪，先生。”他稍稍气喘，对我扬起驴一般的大下颌。他身上有烟草和腐水的气味。那双美丽而迷惘的眼睛像火球一样闪光，几根稀疏的头发给头部蒙上雾气。在这个脑袋里，萨莫泽德人、尼亚姆—尼亚姆人、马达加斯加人、火地岛人都有极其怪异的庆典，他们吞食自己的老父亲和孩子；他们随着鼓声旋转，直至昏倒在地；他们是杀人犯，焚烧死人，将死人晾在屋顶上，或者将死人放在点着火把的船上，任它随波漂流；他们随意交媾——母与子、父与女，兄弟姊妹之间；他们毁伤自己的肢体，阉割自己，将托盘吊在嘴唇上，在腰部刻上凶恶的动物形象。“我们能不能像帕斯卡尔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和作家。那样说：习俗是第二天性呢?”他那双黑眼睛紧盯着我的眼睛，他在乞求回答。“那要看情况。”我说。他舒了一口气。“我也是这样想的，先生。但我怀疑自己，得读过所有的书才行。”他看到下一张照片，激奋起来，高兴地喊着：“塞戈维亚!塞戈维亚!我读过一本关于塞戈维亚的书。”他带着几分高贵神气又说：“我记不起作者是谁了，先生，我有时爱忘。是讷……诺……诺德。”“这不可能，”我立刻说，“您刚刚读到拉韦尔尼。”话一出口我便后悔。毕竟他从未谈起他的阅读方法，这种狂热应该是秘密。果然，他不知所措，撅起嘴唇好像要哭，接着他低下头，一言不发地翻看十几张明信片。但是，三十秒钟以后，一种强烈的热情使他膨胀，他再不说话就会爆炸了。“等我完成学业以后(大概还需要六年)，要是可能，我就参加大学师生们每年组织的近东旅行。我想对某些知识进行确认，”他热情地说，“我还希望遇到意外的事，新鲜事，总之，奇遇。”他降低了声音，一副调皮的神气。“什么样的奇遇?”我吃惊地问。“各种各样的，先生。坐错了火车，下错了站，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丢了钱包，误遭逮捕，在牢房里过了一夜。先生，我看可以给奇遇下个定义：一件反常的、但并不一定是非凡的事情。有人谈到奇遇的魔力。您觉得这种说法对吗?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先生。”“什么问题?”他脸红了，笑着说：“也许冒昧……”“说吧。”他朝我俯下身，半闭着眼睛说：“您有过许多次奇遇吗?”我本能地回答说：“有几次吧。”我的身体往后缩，避开他的口臭。是的，我这样说是出于本能，未经思考。一般说来，我为奇遇而自豪。但是今天，话刚出口，我便对自己愤愤不满，觉得自己在撒谎。我这一生没有任何奇遇，或者说我甚至不知何谓奇遇。与此同时，我肩上感到重负：气馁，这气馁与四年前在河内感到的一样，那时梅尔西埃催促我与他同行，而我闭口不答，只是盯住一尊高棉雕像。思想，这个使我十分厌恶的白色大物，就在这里，我有四年没有见到它了。“我能问您……”自学者说。当然啦!给他讲一件事，一件出名的奇遇。但是，关于这个我一个字也不想说。“这里，”我俯在他窄窄的肩头上，指着一张照片说，“这里，这就是桑蒂亚纳，西班牙最美的村庄。”“吉尔布拉斯的桑蒂亚纳指法国作家勒萨日(1668—1747)的小说《桑蒂亚纳的吉尔布拉斯》中的桑蒂亚纳。?我以为它是虚构的呢。啊，先生，您的谈话真使我长见识。显然您去过不少地方。”㊣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女人怀中度过的最后一刻我往自学者口袋里塞满了明信片、画片、照片，然后就把他赶出了门。他高高兴兴地走了。我灭了灯。现在我独自一人，不完全独自一人。还有那个思想，它在我面前，它在等待。它缩成一团，像只大猫待在那里。它什么也不解释，一动不动，只说不。不，我没有过奇遇。我往烟斗里装烟丝，点燃烟斗，倒在床上，用大衣盖住腿。令我惊奇的是，我竟如此忧愁、如此烦闷。即使我的确没有过奇遇，那又怎样呢?首先，这似乎仅仅是语言问题。譬如我刚才想到的梅克内斯的那件事：一个摩洛哥人扑到我身上，想用一把大折刀扎我，但我给了他一拳，打在他的太阳穴下方……他用阿拉伯语喊了起来，于是来了一大群肮脏的人，他们追赶我们，一直追到阿塔兰市场。这件事，你管它叫什么都行，总之，它是我遇到的一件大事。天完全黑了，我不知道烟头是否熄灭。一辆有轨电车驶过，天花板上闪过红光，接着又驶过一辆笨重的汽车，连房屋也在震颤。现在大概是六点钟。我不曾有过奇遇。我有过麻烦事、事件、事故，你叫什么都行。但是没有奇遇。这不是语言问题，我开始明白了。我一直珍视某个东西胜于一切，但我自己并未意识到。那不是爱情，不是，也不是荣誉，也不是钱财，而是……总之我想像自己的生活在某些时刻会具有珍贵罕见的品质，那并不需要非凡的条件，我只要求一点点严格性。我目前的生活没有多少光泽，但是时不时地，例如当咖啡馆里响起音乐时，我便沉入往昔，心里想：从前，在伦敦，在梅克内斯，在东京，我也有过美好的时光，有过奇遇。但是现在，我连这一点也被夺去了。突然间，莫名其妙地，我明白十年来我在欺骗自己。奇遇是在书本里。当然，书本讲的事也可能在现实中发生，但方式不同，而我重视的正是这种发生的方式。首先，开始应该是真正的开始。唉!我现在明白我想要什么了。真正的开始，像一声号角，像爵士乐的第一个音符，它突然切断了烦闷，加固了瞬间。它属于那样的黄昏，你事后说：“那是一个五月的黄昏，我在散步。”你散步，月亮刚刚升起，你很清闲，无所事事，甚至有点空荡荡的，但突然间，你想道：“有点什么事发生了。”不论是什么事：黑影里轻轻的爆裂声或是穿过街道的隐约人影。但这件小事与别的事不同，你立刻就看出它只是隐在朦胧中的一个大形态的前部；于是你暗想：“有点什么事开始了。”开始是为了结束。奇遇是不能加延长线的。它的意义来自它的死亡。我被永不复返地引向这个死亡——它也可能是我的死亡。每一时刻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引来后面的时刻。我全心全意地珍惜每一时刻，我知道它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但我绝不阻止它的死亡。我在萍水相逢——在柏林和伦敦——的女人怀中度过的最后一刻——我热爱那一刻，我几乎爱上了那个女人——会结束的，这我知道。不久我就要去另一个国家。我再也见不到这个女人，再也见不到这一夜。我细察每一时刻，将它汲尽，无论是美丽眼睛里短暂的柔情，还是街上的嘈杂、黎明的微光，我都一一捕捉，并且永远将它固定在我身上。然而，那一刻在流逝，我不挽留它，我喜欢它流逝。突然间有什么东西断裂了。奇遇结束了，时间又恢复它通常的惰性。我向后转头，身后那个富有旋律的美好形态完全沉没于往昔中。它越来越小，收缩成一团，现在，结尾与开端合而为一了。我瞧着这个金点在缩小，心想我愿意在同样条件下，从头到尾再生活一次，哪怕因此几乎丧命，哪怕因此而失去财富、朋友。然而，奇遇是不能重新开始的，也不能延长。对，这就是我以前想要的——唉，也是我仍然想要的。当黑女人唱歌时，我是多么快活。如果我自己的生活成为旋律，又有什么高峰我达不到呢?思想一直在那里，无以名之。它静静地等待。现在它似乎在说：“是吗?你想要的就是这个?可这正是你从未得到过的(你想想，你一直用字词欺骗自己，将华而不实的旅行、女人的情爱、殴斗、玻璃首饰，称为奇遇)，而且将来也永远得不到——任何人也得不到。”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不可能一劳永逸地离开一切星期六，中午十二时自学者没有看见我走进阅览室。他坐在最里边那张桌子尽头。他面前放着一本书，但他不在看书，而是微笑地看着右邻，那是常来图书馆的一位很脏的中学生。那青年最初任凭他看，后来突然伸舌头扮了一个可怕的鬼脸。自学者脸红了，赶紧将脸藏在书里，埋头看书。我改变了昨天的想法。昨天我太生硬了，觉得有没有奇遇都无所谓，只想弄清楚是否可能有奇遇。现在我是这样想的：要使一件平庸无奇的事成为奇遇，必须也只需讲述它。人们会上当的。一个人永远是讲故事者，他生活在自己的故事和别人的故事之中，他通过故事来看他所遭遇的一切，而且他努力像他讲的那样去生活。然而必须做出选择：或是生活或是讲述。例如我在汉堡与埃尔娜相处的日子，我不信任她，她也害怕我，我过着一种古怪的生活，但是既然我在生活里面，我就不去想它。后来有一天晚上，在圣保利的一家咖啡馆里，埃尔娜离我去盥洗室。我独自待着，留声机里放出音乐Blue Sky英文：蓝天。。我开始向自己讲述来汉堡以后发生的事。我对自己说：“第三天晚上，我走进一家叫蓝洞的舞厅，注意到一位半醉的高大女人。那女人就是此刻我一面听Blue Sky一面等待的女人，她即将回来坐在我右边，用双臂搂住我。”于是我强烈感到这是奇遇。埃尔娜回来了，在我身边坐下，用手臂搂着我，但我却莫名其妙地憎恶她。我现在明白：当你必须重新开始生活时，奇遇的印象便消失了。当你生活时，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环境在变化，人们进进出出，如此而已。从来不会有开始。日子一天接着一天，无缘无故地。这是一种没有止境的、单调乏味的加法。时不时地你会作部分小结，你说：我已经旅行三年了。我在布维尔已经住了三年了。但是也不会有结尾，你不可能一劳永逸地离开一个女人、一位朋友、一座城市。再说，一切都很相似。两星期以后，上海、莫斯科、阿尔及尔，都是一回事。有时——这种时候罕见——你检查自己的位置，发现你和一个女人粘上了，你被卷入一件不光彩的事，但这个念头转瞬即逝。一长串的日子又开始了，你又开始做加法：小时、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四月、五月、六月，一九二四、一九二五、一九二六。这，这就是生活。可是当你讲述生活时，一切都变了，只不过这种变化不为人们所注意罢了。证据便是你说你讲的是真实的故事，仿佛世上确有真实的故事。事件朝某个方向产生，而我们从反方向来讲述。你似乎从头说起：“那是一九二二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在马罗姆当公证人的书记。”实际上，你是从结尾开始的。结尾在那里，它无形，但确实在场，是它使这几句话具有开端的夸张和价值。“我一面散步，一面想我的拮据，不知不觉地出了村。”这句话就它的本意而言，表明说话人心事重重、闷闷不乐，与奇遇相隔万里，即使有事件从身边掠过，他也视而不见。然而结尾在那里，它改变了一切。在我们眼中，说话人已经是故事的主人公。他的烦闷、他的拮据比我们的烦闷和拮据要珍贵得多，它们被未来热情的强光照成金黄色。叙述是逆向进行的。瞬间不再是随意地相互堆砌，而是被故事结尾啄住，每一个瞬间又引来前一个瞬间：“天很黑，路上没有人。”这句话被漫不经心地抛出，仿佛是多余的，但我们可别上当，我们将它放在一边。这是信息，到后来我们才明白它的价值。主人公所体验的这个夜晚的一切细节，都仿佛是预示，仿佛是诺言，甚至可以说，他只体验那些诺言性的细节，而那些不预示奇遇的事情则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们忘记了未来还没有来到，那人在毫无预兆的黑夜里散步，黑夜向他提供杂乱而单调的财宝，他并不作选择。我希望我生活的瞬间像回忆中的生活瞬间一样前后连贯，井然有序。这等于试图从尾巴上抓住时间。㊣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星期天的公园星期日今早我忘记这是星期日了。我像往常一样出门上街。我带着《欧也妮葛朗台》。当我推开公园的铁栅门时，我突然感到有什么东西在和我打招呼。公园里空无一人，光秃秃的。可是……怎么说呢?公园的模样与往常不同，它向我微笑，我靠在铁栅门上待了一会儿，猛然间我明白今天是星期日，它在树上，在草坪上，仿佛是淡淡的微笑。这是无法形容的，只能简单地说：“这是公园，冬天里一个星期日早晨。”我放开铁门，返身朝房屋和市民们的街道走去，低声说：“今天是星期日。”今天是星期日。在沿海的码头后面，在货车车站附近，在城市周围，都有一些空荡荡的库房和一动不动地停在暗处的机器。在所有的房屋里，男人们都在窗子后面刮胡子，他们扬起头，时而瞧瞧镜子，时而瞧瞧寒冷的天空，看看天气如何。妓院也开始接待头一批客人：乡下人和士兵。在教堂里，在烛光下，一个男人面对一群跪着的女人喝葡萄酒。在所有的郊区，在长得没有尽头的工厂围墙之间，黑色的长队伍开始移动，慢慢向市中心行进。街道以骚乱时期的姿态来迎接他们：除了绕绳街以外，所有的商店都放下了铁挡板。再过一会儿，黑色人流将静静地侵入这些佯死的街道，首先是图尔维尔的铁路工人以及他们在圣森福兰肥皂厂工作的妻子，接着是儒克斯特布维尔的小市民，接着是皮诺纺织厂的工人，接着是圣马克藏斯区所有的修理工，最后是蒂埃拉什的人，他们乘十一点钟的有轨电车来。很快，在关门上锁的商店和房屋之间将出现星期日的人潮。一座挂钟敲了十点半，我出发了。在星期日的这个钟点，可以在布维尔见到一种难见的景象，但不能去得太晚，必须赶在大弥撒结束以前。若泽凡—苏拉里小街是条死街，有股地窖的气味，但是和每个星期日一样，它也充满了喧闹，充满了潮汐声。我转进夏马尔议长街，沿街是三层楼房，配上白色的长百叶窗。这条公证人的街也像每个星期日一样，闹哄哄的。我来到吉耶小巷，嘈声更大，我听出来了，这是人声。接着，在左边，突然迸发出了光与声。我到了，这就是绕绳街，我只要走进同类们的队伍，就会看到体面的先生们相互脱帽致意。六十年前，谁会想到绕绳街会有如此奇妙的变化呢，它今天被布维尔的居民称作小普拉多大道普拉多大道，马赛市一条长达三公里的大街。。我见过一张一八四七年的地图，上面根本没有这条街。那时它大概是一条又黑又臭的小巷，排水沟里流着砖片、鱼头和鱼内脏。但是，一八七三年年底，国民议会宣布，为了公益事业，在蒙马特尔山丘建立一座教堂指一八七三年决定修建的圣心大教堂，意在为巴黎公社“赎罪”。。此外不久，布维尔市长夫人见到了显圣，她的主保圣人圣塞西尔对她进行指责。让精英贵人们每星期日踩一脚泥去圣勒内教堂或圣克洛迪安教堂和小店主们一同做弥撒，是可忍孰不可忍?国民议会不是已经做出榜样了吗?靠上天保佑，布维尔的经济状况属于上乘，难道不该修建一座教堂向上帝谢恩吗?这些幻象被接受了。市议会召开了一次历史性会议，主教同意募捐。剩下的是选址问题。商人和船主的古老家族主张将教堂盖在他们居住的绿丘，“让圣塞西尔俯视布维尔，就像耶稣圣心教堂俯视巴黎一样”。然而，人数不多却腰缠万贯的海滨大街的新贵们却不以为然。他们不在乎出多少钱，但教堂必须建在马里尼昂广场。他们出钱盖教堂是为了使用。他们很高兴能向称他们为暴发户的傲慢的市民们施展一下威风。主教想出了一个折中办法，于是教堂被建在绿丘和海滨大街的中途点。这座庞大的教堂于一八八七年建成，耗资一千四百万法郎以上。绕绳街虽然很宽，但十分肮脏，名声不好，不得不全部重新翻修，居民们一律被迫迁到圣塞西尔广场后面，于是小普拉多大道就成了——特别是星期日上午——名人雅士的聚集处。他们所到之处，豪华商店一个接着一个开张，就连复活节星期一、圣诞节通宵、星期日上午也开门营业。于连熟肉店的热肉糜远近闻名，旁边的福隆糕点店陈列着它的名产，精致的圆锥形黄油小点心呈淡紫色，上面插着一朵糖做的蝴蝶花。迪帕蒂书店的橱窗里有普隆出版社的新书，几本技术书籍，例如船舶的理论、船帆的论著，还有一大本带插图的布维尔历史，以及陈设得十分雅致的精装本：蓝皮面的《柯尔希斯马克》《柯尔希斯马克》，法国作家伯努瓦(1886—1962)的小说。，淡黄皮面上烫有大红花的《我儿子们的书》，它是保尔杜梅尔保尔杜梅尔(1857—1932)，法国政治家，一九三一年当选总统，一九三二年遭暗杀。的作品。在“高级时装、巴黎款式”的吉斯兰商店两旁，有皮埃儒瓦花店和帕甘古董店。在一座崭新的黄色大楼的二楼是雇有四位指甲修剪师的居斯塔夫美发店。两年前，在双磨坊巷和绕绳街的交接处曾经有过一家不知趣的小店，它贴出的广告是“滴必灵”牌杀虫药。这家店是在圣塞西尔广场上还有人叫卖鳕鱼的时代发迹的，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小店的橱窗很少被擦洗，你得费劲地透过灰尘和水汽往里瞧，才能看见一大群穿着火红紧身上衣的小蜡人，代表形形色色的老鼠。它们拄着拐杖，从一条多层甲板的大船上下来，刚登陆就被一位农妇挡住。这位穿着花哨，但面色发青、浑身污垢的农妇朝他们喷洒“滴必灵”药，将它们赶跑。我很喜欢这家小店，它有一种玩世不恭、顽冥不化的神气。它离那座法国最昂贵的教堂不过两步远，它在那里傲慢地提醒人们蚤虱和污垢的权利。这位老草药商去年死了，她的侄子盘卖了小店。几堵墙一拆，便有了现在的小会议厅——“雅厅”。亨利波尔多亨利波尔多(1870—1963)，法国作家，惯以大山为题材。去年还来这里做过一次有关登山运动的谈话。走在绕绳街上，不能匆忙，因为一家一家的人都在缓缓而行。有时，一家人走进福隆糕点店或皮埃儒瓦花店，于是你便可以向前挪一个位置。可是，有时两家人相遇，一家人属于正向的人流，一家人属于逆向的人流，他们相互紧紧握手，你只好站住，原地踏步。我小步前行。我比正反方向的人流高出整整一头，我看见许多帽子，帽子的海洋。大多数帽子都是黑色的硬帽。有时一顶帽子被一只手臂举起，微微发亮的脑勺露了出来，然后，几秒钟后，帽子又沉沉地落下来。绕绳街十六号是于尔班帽店，它专做军帽，门前挂着一个硕大无比的总主教红帽做招牌，金色的流苏从离地两米的高处垂下。我站住了，因为在流苏的正下方聚集了一群人。我旁边的那人晃着胳膊，心安理得地等着。这是一个小老头，像瓷人一样苍白易碎，我估计他是商会会长科菲埃。据说他令人生畏，因为他总不说话。他住在绿丘顶上一座大砖房里，窗户总是敞开着。好了，那群人散开，我们向前走了。另一群人又聚在一起，好在不占许多地方；他们刚一聚拢，就朝吉斯兰商店靠过去。人流甚至没有停下，只是稍稍向外弯一弯。我们从六个人面前走过，他们相互握着手说：“您好，先生”；“您好，亲爱的先生，您好吗?快戴上帽子，先生，您会着凉的”；“谢谢，夫人，今天可不暖和”；“亲爱的，我给你介绍勒弗朗索瓦大夫”；“大夫，很高兴认识您，我丈夫常常讲起给他治好病的勒弗朗索瓦大夫，不过您快戴上帽子，大夫，您会得病的，不过大夫好得快”；“唉，夫人，大夫是最缺人护理的”；“大夫是出色的音乐家”；“哎呀，大夫，这我可不知道，您拉小提琴?大夫真是多才多艺”。我身边那个小老头肯定是科菲埃。那群人中有一个女人，棕发女人，她一面朝大夫微笑，一面死死盯住小老头，仿佛在想：“这不是商会会长科菲埃吗?他真叫人害怕，冷冰冰的。”但是科菲埃不屑一顾，这些是海滨大街上的人，不是上流社会的人。自从我在这条街上看到人们在星期日相互脱帽致意以来，我也学会了区分海滨大街和绿丘的住户。崭新的大衣、软毡帽、雪白耀眼的衬衫，走起路来大摇大摆，毫无疑问，这准是海滨大街的人。至于绿丘的人，他们有一种说不出的可怜相、消沉相。他们的肩膀窄窄的，憔悴的脸上露出傲慢不逊的神气。这位牵着一个孩子的胖先生，我敢打赌，他准是绿丘人，因为他脸色铁灰，领带细得像根绳子。胖先生走近我们，盯着科菲埃先生，但是在快与科菲埃相遇时却扭过头去，慈爱地与小男孩逗趣。他又走了几步，俯身瞧着儿子的眼睛，俨然是个爸爸。突然间，他灵巧地向我们转过头来，迅速看了一眼小老头，弯起手臂做了一个大幅度的、冷冰冰的致意动作。小男孩不知所措，没有脱帽，因为这是大人之间的事。㊣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绕绳街的尽头在老下街的拐角上，我们的人流与刚从教堂涌出的信徒的潮流相遇，十几个人撞在一起，打着旋相互致意，帽子摘得飞快，我难以看清。在这个肥胖而苍白的人群上方是圣塞西尔教堂那庞大的白色建筑，它在阴沉的天空下显出白垩般的白色；它那光辉的厚墙后面还留着少许的黑夜。我们又开始走了，但顺序稍有变化。科菲埃先生被推到我后面，一位穿海蓝衣服的女士紧贴在我左边。她刚做完弥撒，眨着眼睛，晨光使她稍稍目眩。走在她前面、后颈瘦瘦的那位先生就是她丈夫。街对面的人行道上，一位先生挽着妻子的手臂，凑到她耳边说了几句话，微笑了起来，她立刻小心翼翼地收起奶油色面孔上的一切表情，像盲人一样走了几步。这是明确的信号：他们要打招呼了。果然，片刻以后，这位先生便举起了手。当他的手指接近毡帽时，它们稍稍犹豫，然后才轻巧地落在帽子上。他轻轻提起帽子，一面配合性地稍稍低头，此时他妻子脸上突然堆出年轻的微笑。一个人影点着头从他们身边走过去，但是他们那孪生的笑容并没有立刻消失。出于一种顽磁现象，它们还是在嘴唇上停留了一会儿。当这位先生和夫人和我迎面相遇时，他们恢复了冷漠的神气，但嘴边还留有几分愉快。结束了。人群开始稀疏，脱帽致意也越来越少，商店橱窗也不那么精美了。我来到绕绳街的尽头。是否穿过街心，在对面的人行道上再往回走呢?我想已经够了，我看够了那些粉红色的脑袋，那些高贵的和谦逊的小脸。我打算穿过马里尼昂广场。我小心翼翼地从人流中抽出身来，这时，就在我旁边，黑帽下露出一个真正绅士的脑袋，就是那位海蓝衣服女士的丈夫。啊!长头型人的漂亮长脑袋，上面长着浓密的短发，漂亮的美国式唇须中夹着几根银丝。还有微笑，特别是微笑，有教养的美妙微笑。鼻子上什么地方还有一副单片眼镜。他转过头对妻子说：“这是工厂里新来的绘图员。不知他来这里干什么。他是个好小伙子，很腼腆，很逗。”年轻的绘图员正靠着于连熟肉店的玻璃窗站着，他刚又戴上帽子，面孔绯红，垂着眼睛，神态执拗——这是强烈快感的外部迹象。显然他这是头一次在星期日来绕绳街。他看上去像初领圣体者。他两手背在身后，转头看着橱窗，露出十分讨人喜欢的腼腆。四根香肠披着晶莹闪亮的冻汁心花怒放地躺在香芹配菜上，但他视而不见。一个女人走出熟肉店，挽起他的手臂。这是他妻子。她很年轻，但皮肤憔悴。她可以在绕绳街周周转来转去，谁也不会把她看做贵妇。她那玩世不恭的眼神，理智而警惕的态度泄露了她的身份。真正的贵妇是不知道价格的，她们爱的是痛快的挥霍。她们的眼睛是美丽天真的花朵，温室的花朵。敲一点钟时我来到韦兹利兹餐馆。像往常一样，老头们都在那里，其中两位已经开始用餐了。有四位正在喝着开胃酒玩牌。其他人站在那里看他们玩，一面等待侍者摆餐具。最高的那位蓄着长须，是经纪人。另一位是海军军籍局的退休专员。他们像二十岁的人一样大吃大喝。星期日他们总是吃舒克鲁特舒克鲁特，源自法国阿尔萨斯省的一道名菜，以酸白菜为主，配以大量的香肠、熟肉、土豆等等。。最后到的人与正用餐的人打招呼：“怎么，还是星期天的舒克鲁特?”他们坐下，舒了一口气：“玛丽埃特，小姑娘，来一杯不带泡沫的啤酒，再来一份舒克鲁特。”这位玛丽埃特是个壮实的女人。我在最里边的餐桌前坐下，这时一位红脸老头拼命咳嗽，玛丽埃特正给他倒苦艾酒。“再倒一点呀，瞧你。”他一边咳一边说。一直在倒酒的玛丽埃特生气了：“我不是在倒吗，谁说什么了?您这人，别人还没开口就生气。”别人都笑了起来。“一针见血!”经纪人走去坐下，一边搭着玛丽埃特的肩膀：“今天是星期日，玛丽埃特。下午和亲爱的男人一道去看电影?”“啊，对，今天该安托瓦内特值班。至于亲爱的男人，成天干活的可是我。”经纪人在一位胡子刮得光光的、神色不快的老头对面坐了下来。老头立刻激动起来。经纪人没有听，扮扮鬼脸，捋捋胡子。他们从来不听对方说话。我认出了我的邻座，他们是附近的小商人。星期日女佣外出，他们便来这里用餐，总是拣同一张桌子。丈夫在吃一大块粉红色的牛排，凑近看看牛排，有时还闻闻。妻子正埋头小口小口地吃。这是个四十岁的金发女人，身体结实，两颊红红的、松松的，缎子衫下有着丰满、坚实的乳房。像男人一样，她每顿饭都大口喝下一瓶波尔多葡萄酒。我读《欧也妮葛朗台》，不是因为我喜欢，而是无事可干。我随意翻开这本书，母亲和女儿正在谈论欧也妮初生的爱情。㊣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 沉默无语的邻座欧也妮亲吻她的手，说道：“你真好，亲爱的妈妈!”这句话使母亲那张因长期痛苦而格外憔悴的老脸露出了光彩。“您觉得他好吗?”欧也妮问。葛朗台太太只微微一笑，沉默片刻后，她轻声说道：“你已经爱上他了?那可不好。”“不好，”欧也妮说，“为什么?你喜欢他，拿侬喜欢他，为什么我就不能喜欢他呢?好了，妈妈，摆桌子准备他来吃饭吧。”她扔下手中的活计，母亲也跟着扔下，一边说着：“你疯了!”但她自己也高兴地跟着发疯，仿佛证明女儿疯得有理。欧也妮唤来拿侬。“又有什么事呀，小姐?”“拿侬，中午能有奶油吗?”“啊，行，中午行。”老女仆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