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3

还有像朗贝尔那样的一些人也想逃离这个新出现的恐慌的气氛，不过他们比较固执、比较巧妙，但并不更得手些。朗贝尔先是不断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活动。据他所说，他一直认为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而从某种观点看来，他的职业要求他会周旋，善应付。他走访过很多官员和其他的人，这些人的资望向来是人所公认的。但是这一次，情况特殊，这种资望却毫无用处。这些人中大部分对银行、出口、柑桔，还有酒类生意等方面有精辟而专门的见解，他们在诉讼或保险问题上拥有毋庸置疑的知识，更不必说他们的过得硬的文凭和显而易见的乐于助人的态度。在所有这些人身上最突出的一点也就是乐于助人。但在鼠疫问题上，他们的知识几乎等于零。　　朗贝尔在他们每个人面前，一有机会就申诉自己的理由。他的基本论据不外是：他是外乡人，因此他的情况应该得到特殊对待。一般地说，这位记者的对话者们都非常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他们总是向他指出，这也是好多别的人的遭遇，所以他的情况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特殊。朗贝尔回答说这对他的论据丝毫无损。对方则说这对行政当局却会带来困难，他们极不愿给予例外照顾，怕的是造成一种非常令人厌恶的情况：开了先例。这样讲话的人，根据朗贝尔向里厄医生所讲的分类方法，可归人形式主义者这一类。此外，还有些会说话的人，告诉来访者局面是长不了的，并不惜以大量好话劝说求助者，他们安慰朗贝尔说，目前的情况不过是一种暂时性的麻烦而已。也有一些“要人”要求来访者留一张条子，简要说明情况，并告诉他，以后会作出决拉那些轻浮的人趁机向他推销住房证券或推荐经济的膳宿公寓；那些照章办事的人让他填写卡片，然后分类归档了事；忙得不可开交的人，就不耐烦地把两臂高高举起；嫌麻烦的索性掉过脸去不睬；更多得多的是一批沾有旧习气的办事者，他们叫朗贝尔到另一个机关去联系，或指点他另行接洽的方法。　　这位记者就这样一处接着一处地走访，搞得筋疲力尽。由于他经常在漆布长凳上坐等，面对着劝人购买免税国库证券和动员人们参加殖民地远征军的大幅招贴，又由于他经常走进办公室，里面有哪几张面孔，有些什么文件夹和档案架，不用看，一猜就着，因此什么是市政府，什么是省政府，他已一清二楚c正像朗贝尔带些辛酸味告诉里厄的那样，这一切也有好处，那就是使他看不到真实的情况，感觉不到鼠疫的蔓延。何况这样还可以使日子打发得快些，而对今日全城每个人来说，只要不死，过一天就是朝这场考验的终点走近一天。里厄没法否认这一事实，但觉得这未免过于概括了一点。　　有过这么一次，朗贝尔曾产生过希望。他接到过省府发下的一份情况调查表，要求他据实填写，内容有身份、家庭情况、过去和现在的生活来源以及个人经历之类。这给他的印象是对一些可能被送回原地的人们的一次调查。从某个办公室得到的一些含糊的消息证实了这种印象。但是经过几次明确的探询后，终于找到了寄报表的单位，他们这才对他说，收集这些资料的目的是“以备不时之需”。　　“以备什么需要？”朗贝尔问。　　他们就向他明确指出，这是准备在他得了鼠疫而死亡时，一方面便于通知他的家属，另一方面可研究是否应由市府负担医疗费用，还是等待死者亲属来付清账目。当然，这证明他与期待着与他重逢的人并没有完全隔离，社会还在关心他们。不过，这并不带来任何安慰。更值得注意的事——朗贝尔当然也注意到了——倒是一个单位在灾情最严重的情况下能以什么方式继续服务，并且不是出于最高当局的指示，而是主动为了未来的工作才这样做，其唯一的理由就是这是它的职责所在。　　接下来的一个时期，对朗贝尔来说，既是最容易过的又是最难过的。这是一个麻木不仁的时期。他跑过所有机关，进行过各种方式的交涉，到处碰壁。他从这个咖啡馆溜达到那个咖啡馆。早上他坐在咖啡馆前的露天座上，面前放着一杯没有冰冻过的啤酒，拿起报纸希望看到一些有关疫病即将结束的迹象；他注意过路人的表情，看到了几张愁眉苦脸，就不快地掉过头去；他朝着对面店家的招牌和已经过时的一些著名开胃酒的广告，看了第一百次后，便起身在城中黄色的马路上漫无目的地走去。就这样，从僻静的散步场所走到咖啡馆，又从咖啡馆走到饭馆，直到晚上为止。有一个晚上，里厄正好看见记者在一家咖啡馆的门口想进去又不想进去。结果他似乎决定了，走进去坐在屋子的深处。就是在这个时间里，上级命令咖啡馆尽量推迟开灯的时间。暮色像一股灰沉沉的流水漫人室内，玫瑰色的夕阳余辉反射在玻璃窗上，大理石的桌面在薄暮中映出微弱的反光。在这没有别的顾客的大厅中，朗贝尔宛若一个被遗弃的幽灵，独坐一隅。里厄暗忖：这该是他体验遗弃之感的时刻。不过，这也是本城所有的被禁闭的人们体验流放之感的时刻，应该做些工作使他们早点得到解放了。于是里厄就掉头走开了。　　朗贝尔有时还在火车站里呆上很长的时间。车站的月台是不准进去的，但与外边相通的候车室则敞开着，逢到大热天乞丐有时就会到这用来，因为这儿阴凉。朗贝尔到这里来看看原先的行车时刻表、禁止吐痰的标语牌和铁路警局的条例，然后坐在一个角落里。大厅很阴暗，一只有好几个月没有生过火的旧生铁火炉还在那里，周围地上满是过去洒成8字形的水渍。墙上有几张宣传到邦多尔或戛纳去度自由幸福的假期生活的广告。朗贝尔在那里体验到了处于绝境中的人在看到了外面的自由时所产生的憎恶之感。他曾告诉过里厄，使他看了最难忍受的是巴黎的景色：古石和流水，故宫的鸽子，北火车站，先贤饲附近人烟稀少的地区，以及一个过去他还没有意识到这样使他欣赏的这座城市中的一些其他去处。这些景象这时都在他脑海中逐一出现，使他什么事也不想做。里厄认为这不过是他把这些景象同他的爱情联系起来的缘故。后来有一天，朗贝尔告诉医生，说他喜欢一早四点钟醒来思念他的家乡，医生不难从他本身的经验理解为他那时是在思念他那留在外边的女人，因为这是在思想上真正占有她的最好的时刻。凌晨四点的时候通常人们什么都不做，在睡大觉，即使度过了一个不忠实于爱情的夜晚后也是这样。不错，这个时候人们在睡觉，这时的思念能令人心安，因为一颗不落实的心渴望永远占有他心爱的人儿，而在心上人不在的时候，就渴望能使她进入无梦的酣睡中，直到团圆之日才醒来。　　　　--------14--------　　布道后不久，天气转热，已是六月底了。在布道的星期日下了那场迟来的大雨后，第二天，炎夏天气突然出现在天际和屋舍上空。先是热风吹了一整天，把墙壁都吹干了。烈日当空，城市整天在持续的热浪和骄阳之下烤炙c除了拱廊马路和屋子里边，全城似乎没有一处不受刺目的阳光的烤炙。太阳到处盯住城里的人不放，他们一停下，就晒得更厉害。由于这几天的暴热正好和直线上升到每周近七百人的死亡数字同时出现，沮丧的情绪席卷全城。在郊区的平坦的马路和带有平台的房屋之间，热闹的市声逐渐减少。在这一地区，原来人们习惯在门口活动，现在所有的门户都关上了，百叶窗也紧闭着，谁也说不上来这究竟是为了躲避鼠疫还是抵挡热气。但是，从一些屋子里则传来阵阵呻吟声。过去遇到这种情况就会有好事者聚在街中倾听，如今经过长时期的惊恐，心肠好像变硬了，大家虽然听到了呻吟声，却照常行走或生活，把它当作人的自然的语言而等闲视之。　　在关卡附近时常发生冲突，警察不得不使用武器，引起暗中发生的骚动。肯定有人受伤，城中还传说有人死亡，反正在这酷热和恐怖影响下的城市中，任何事情都会被夸大。不管怎样，不满情绪的确在不断增强，而当局已准备应付更严重的情况发生，正在认真地考虑万一这些受到灾难驱使的居民造起反来，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报纸公布重申不准出城的禁令，并且威胁说违令者要受监禁处分。巡逻队在市内巡回。往往在寂静无人和晒得发烫的路上，先听到踩在路面上的马蹄声，然后见到一些马队在一排排紧闭着的窗户之间行进。巡逻队过去了，一种不安的寂静重又笼罩着这座受威胁的城市。时而也能听到几下枪声：一些特地组织起来的小队最近奉命杀死可能传播跳蚤的狗和猫，这种短促的枪声也为城市增添了警戒气氛。　　周围一片寂静，热气蒸腾。在已经是惊弓之鸟的市民的眼里，任何事情都变得格外引人注意。季节变换时出现的天空的颜色和土地的气味也第一次受到大家关注。人人带着恐惧的心情，因为大家理解暑气会助长瘟疫，同时人人又都感到夏天确实已经来临。晚上城市上空传来的雨燕的调嗽声变得清越起来。苍茫的暮色使六月的天空变得异常开阔，雨燕的鸣声已显得和这种景色不大协调。市场上的鲜花，含苞未放的已看不到，都是盛开的，早市以后，花瓣散落在尘埃遍地的人行道上，人们清楚地看到春意迟暮。曾几何时，春之神花枝招展地巡游在万紫千红之中，而现在已在鼠疫和炎热双重压力下慢慢地香消玉殒了。在全城的人看来，这夏日的长空，这在尘埃和沮丧情绪之下变得灰白色的街道，同每天使全城的人感到心情沉重的成百的死亡者具有同样的威胁性。烈日不停地逞威，正是引人思睡和度假的时刻，但却不再像从前那样诱人人水喀戏或是恣情纵欲，相反，这时刻在城门紧闭、一片沉寂的环境里只能给人以空虚之感。过去在这个季节里，人们古铜色的肤色在欢乐的气氛中闪烁发光，现在这种景象已看不到了。烈日和鼠疫扑灭了一切色彩，赶走了一切欢乐。　　这是由疫病引起的一种重大变化。平时这个城男的人总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夏天的到来。那时全城向大海打开了大门，年轻人纷纷拥向海滩。今夏完全不同了，离城较近的海滨划为禁区，肉体不再有享乐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干什么好呢？还是塔鲁对我们当时的生活作了最忠实的描述。当然，他经常注意鼠疫蔓延的总的情况，而且记下了疫情的一个转折点：无线电台报告的不再是什么每星期死亡几百人而是有时每天死亡九十二人，有时一百零七人，有时高达一百二十人。“报纸和当局在报告鼠疫情况时已极尽其婉转之能事。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把鼠疫的可怕形象减轻些，因为每天一百三十人的数字比每周九百十个人要小一些。”他还描述了瘟疫的一些悲惨动人和惊心动魄的场面。例如一次当他经过一个冷冷清清、家家百叶窗紧闭的居住区，他抬头看见一个女人突然打开一扇窗，发出两声尖厉的叫声，然后放下叶板重又遮闭住她那昏暗的房间。而另一方面他还记下了这种情况：药房里的薄荷药糖被抢购一空，因为许多人嘴里都含着这种糖来预防传染。　　他还继续对他特别看中的那些人物进行观察。他告诉我们，那个玩猫的矮老头儿也活得够凄凉的。原来一天早晨，正像塔鲁所写的那样，几下枪声，发出几颗铅弹就打死了大部分的猫，其余的惊惶地逃离了街道。同一天，矮老头儿在惯常的时刻来到阳台上，他显得有些惊讶，俯身向街道的尽头张望，耐心地等待着。他的手轻轻地一下一下敲打着阳台的铁栏杆c他又等待了一会儿，撕了一些小纸片，回进去了又出来，过了些时候，他怒气冲冲地关上落地窗，突然不见了影子。此后几天中，同样的场面重复出现了几次，但是从矮老头儿的神色上可以看出他越来越愁闷和越来越失望的情绪。一个星期以后，塔鲁白白地等待这个每天都应该出现的人，窗户关得牢牢的，里面的人的苦闷可想而知。“鼠疫期间，禁止向猫儿吐唾沫”，这是笔记本的结束语。　　另一方面，当塔鲁晚上回去的时候，他总是肯定能见到那位巡夜者沉着脸，在大厅里踱来踱去。这位老人不断地向每个遇到的人提醒一句：他曾经预见到现在发生的事情。塔鲁承认曾经听到过他预言要发生一场灾难，但提醒他当初说的是要发生一次地震。这位巡夜老人则说：“啊！要是这是一次地震倒好了！一场剧烈的震动后，人们也就不谈了……点一下多少人死了，多少人活着，事情就完了。但是这个该死的瘟疫，就是还没有得病的人心头也摆脱不了它！”　　旅馆经理也不比别人好过。起初，旅客们国封城不能离去，只好留在旅馆里。但是慢慢地，由于瘟疫持续不断，许多旅客宁可搬到朋友家去住了。过去因有瘟疫而使旅馆房间客满，后来又因同样理由使房间从此空关着，因为再也没有新的旅客到城里来了。塔鲁是余下的仅有几个房客之一，经理从不放过机会向他表示，如果他不是出于想讨好最后一些顾客这样的动机，他的旅馆早已关门大吉了。他还常常要塔鲁估计瘟疫大概还要拖延多久，塔鲁说：“据说寒冷会止住这种疫病的。”经理跳了起来：“此地没有真正的冷天的，先生，即使有也还得要好几个月……”他还肯定地说，瘟疫结束后也还得过很长的时间，旅客才会光顾这个城市。这次鼠疫摧毁了旅游业。　　在饭馆里暂时不见的猫头鹰奥东先生再次露面了，但只跟着他那两条训练有素的小狗。据了解，他的妻子曾照料过她自己的母亲，接着又参加了她的葬礼，她本人目前正处于检疫隔离期中。　　“这种做法，我不赞成，”经理说，“隔离也罢，不隔离也罢，她当然是可疑的，可是这一家的人也免不了。”　　塔鲁告诉他，要是从这个观点来看，谁都值得怀疑。但是经理却是斩钉截铁，在这问题上毫不动摇：　　“不，先生，您和我都不可疑，而他们却是的。”　　但是奥东先生一点也没有因此改样，这一次，瘟神在他身上算是白费了力气。他以同样的方式走进餐厅，比他的孩子先一步坐下，还是以高雅而又带有恶意的老一套对他们说话。只是那男孩变了样子，像姐姐一样穿了一身黑衣服，有些佝偻着身子，活像他父亲的缩小了的影子。巡夜的老头不喜欢奥东先生，他对塔鲁说：　　“啊！那个人，他可以穿得整整齐齐地送命去，像这个样子，也用不着殡仪馆化妆，直接去好了。”　　帕纳卢的布道，塔鲁也写到了，但附有如下的评论：“我理解这种给人好感的热情。在灾难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人们总要讲些漂亮话。在第一种情况下，这种习气尚未消失。在第二种情况下，这种习气又已恢复了。只是在灾难真正临头的时刻人们才习惯于现实。也就是说：习惯于沉默。等着瞧吧。”　　塔鲁最后写到他曾与里厄医生有过一次长谈，他只提到这次谈话很投机，还顺便说起里厄老太太一双明亮的栗色的眼睛。他奇怪地断言，对他来说，饱含善意的眼光总是要比鼠疫有力量得多。他最后花了相当长的篇幅叙述那位受到里厄治疗的老气喘病患者。　　他同医生晤谈后就一起去看这个病人。老头儿以嘲弄的口吻搓着手接待塔鲁。他坐在床上，背靠着枕头，面前放着两只盛着鹰嘴豆的锅子，他看到了塔鲁就说：“啊，又来一个。现在是颠倒的世界，医生比病人多。人死得太快些了，对吗？神甫的话没错，这是罪有应得哪！”第二天，塔鲁事先不通知就又走来了。　　根据他的笔记的叙述，老气喘病人本是开针线铺的，到了五十岁时，他认为这行业于得差不多了，从此一躺下就没有再起来过，尽管站着对他的气喘病更合适。他有一笔数目微小的年金使他能活到七十五岁，而且活得相当轻松。他看到表就觉得讨厌，整个屋子里确实连一只表也没有。他说：“搞一个表既花钱又愚蠢。”他的时间，特别是他所唯一关心的吃饭时间是用他那两只锅子来计算的，其中一只在他睡醒的时候盛满了鹰嘴豆，他以小心翼翼的和时间均匀的动作把它们一粒粒装人另一只锅子，就这样通过一天要装满多少锅的方法找到了计时的标准。“每十五锅，”他说，“就得吃饭了，这很简单。”　　据他妻子说，他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已表现出他将来一生命运的某些征兆。他从不对任何东西发生兴趣：工作。朋友、咖啡馆、音乐、女人、逛马路，他都不感兴趣。他从不出城，只有一次为了家庭事务不得不到阿尔及尔去，但他在离奥兰最近的一个车站就停了下来，不可能再走得更远了，于是他搭上第一列开来的火车又回家了。　　塔鲁对他那离群索居的生活表示惊讶，老头儿的解释大致是：根据宗教的说法，人的上半生是走上坡路，下半生是走下坡路，在走下坡路时日子已不是由他主宰的了，它们随时可以被夺走，而他在这些日子里根本无事可做，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本不去管它。再说，他也不怕矛盾百出，因为他后来又告诉塔鲁说，天主肯定不存在，因为天主存在的话，神甫们就没有用处了。接下去又听了他一番议论后，塔鲁懂得了，这种哲理原来同教堂频繁地向他募捐引起他的不满是有紧密联系的。有关这位老人的形象的最后一点却似乎意义深长：他一再向他的对话者表示他的一个愿望，那就是他希望死得越晚越好。　　“这是个圣人吗？”塔鲁问自己。他又回答自己说：“不错，假如圣德是全部习惯的总和。”　　塔鲁同时把疫城中度过的一天作了一番详细的描述，借此可以使人对这个城里的人今夏的工作和生活有一个正确的概念。他说：“除了醉汉外没有一个人在笑，而这些醉汉也笑得太过分了。”接着他开始写道：　　“清早，阵阵微风轻拂着行人稀少的城市。这个时刻正是死神肆虐的黑夜和垂死呻吟的白昼这二者的间隙，此时鼠疫好像暂时歇息，喘上一口气。所有店家都关着门，但有几家门日挂着‘鼠疫期间暂停营业’的牌子，说明等一会儿它们不会跟其他店家一起开门。卖报的睡眼惺松，还没有开始叫喊当天消息，身子靠在路角上，活像个梦游病患者，他们的姿态好像是在向路灯兜售报纸。再过一会，他们将被头班出场的电车闹醒，伸开拿着报纸的手臂，奔向全城各处。报纸上印着醒目的字样：‘鼠疫’。‘是否会有一个鼠疫横行的秋天？B……教授的回答：不会的。’‘一百二十四人死亡，这就是鼠疫第九十四天的总结。’　　“尽管纸张供应日益紧张，使有些期刊被迫减少篇幅，但仍有一种新的报纸《瘟疫通讯》问世，自称它的任务是：‘以充分客观的精神向市民报道疫情的发展或减退；向他们提供对瘟疫未来情况最有权威的证据；开辟专栏以支持决心与灾难进行搏斗的一切知名或不知名的人士；振作人民的精神状态，传达当局的指示，简言之，聚集一切有良好意愿的人有效地同侵袭我们的病害作斗争。’事实上，这家报纸很快地转变为专事登载一些对预防鼠疫效果良好的新产品的广告。　　“早上六点钟左右，所有报纸在离商店开门还有一个多小时以前便在店门口排长队的人群中销售，而后在到达郊区的挤满着人的电车上叫卖。电车已成为唯一的交通工具，行驶十分艰难，踏脚板和栏杆处都挤满了乘客。但是有件怪事，所有乘客都尽量背向着人以免互相传染。到站时电车中的男女乘客一拥而下，他们急急忙忙地互相远离，各自独处。常常因为心情不好而发生一些吵闹；情绪恶劣，这已是人们的慢性病了。　　“头几班电车开过后，城市渐渐苏醒了，几家啤酒店首先开门，柜台上放着‘咖啡无货’、‘请自备白糖’等牌子。接着商店也开门了，街上热闹起来。与此同时，太阳也逐渐升起，一阵阵的热气慢慢在七月的天空蒙上一层铅灰色。这正是那些无所事事的人在街头闲荡的时候。大多数的人似乎想借助摆阔气的方式来制止住鼠疫。在几条主要街道上，每天十一点左右，有一些年轻男女招摇过市，在他们身上可以感觉到在大难之中生活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假如瘟疫蔓延的话，道德观念也会逐渐淡薄。我们将又会看到像古罗马时代米兰人在坟墓边上恣意狂欢那样的情景。　　“中午，饭馆里一瞬间就客满了。很快地在饭馆门口三五成群聚集着没找到座位的顾客。天空的光线由于天气太热而减弱了亮度，等空位子吃饭的人们呆在被烈日晒得火烫的街道旁大遮阳布底下。饭馆之所以这样拥挤，是由于它们可以大大简化人们的食品供应紧张问题，但是却丝毫不能减少人们对疾病传染的恐惧：顾客们不厌其烦地花许多时间把餐具擦了又擦。不久前某些饭馆张贴出这样的通告：‘本馆餐具经沸水消毒’。但是它们逐渐地也不再做什么广告了，反正顾客不得不来。再说顾客也不在乎花钱。上等酒或号称上等酒的饮料、价钱最贵的加菜，大家拼命地抢着又吃又喝。在一家饭馆里，似乎也出现过惊慌失措的场面，原因是有一个顾客觉得不舒服，面色发白，起身离座，踉踉跄跄地急速走出门去。　　“两点左右，城中逐渐变得空荡荡的，这是宁静、尘埃、阳光和鼠疫在街上会集的时刻。沿着一幢幢灰色大房子的整条街上，热浪还是不断地涌来，漫长的囚禁时间要到火热的夜晚压到了这座人群熙攘、声音嘈杂的城上时才告结束。天气开始转热的头几天，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晚间有时见不到人群。但是现在凉意初返，给人们带来了不说是一种希望，也是一种轻松的感觉。大家走上街头，忘乎所以地互诉衷肠，互相争吵，彼此羡慕。在七月的漫天晚霞的映照下，充满一对一对情侣和热闹的喧嚣声的城市，投人微风阵阵的夏夜的怀抱c每晚在林阴道上有一个戴着毡帽、打着大领结的悟道的老人穿过人群空费唇舌地反复喊道：‘天主是伟大的，皈依他吧！’而大家却相反地热衷他们搞不清楚的事物或者比天主更紧要的东西。开始时大家认为这场疫病不过是一般的疾病，因此宗教仍不失其原有的地位；如今他们看到这事的严重性，他们就想到寻欢作乐上来了。白昼刻划在他们脸上的苦闷，一到热气腾腾、尘土飞扬的黄昏就一变而为疯狂的兴奋和笨拙的放荡，使全体市民头脑发热起来。　　“我也同他们一样。对我这样的人说来，死又算得了什么？反正要死，人们这样做也没有什么错。”　　　　--------15--------　　那次同里厄的会面是塔鲁要求的，他的笔记本中有这段记载。那大晚上，里厄在饭厅里等着他，两眼注视着他的母亲，她安静地坐在饭厅角落里的一只椅子里。每当家务完毕，她便在这里消磨时间。她现在双手合在膝上等待着。里厄甚至不能肯定她是否在等待他。但是当他一出现，母亲的脸上就起了变化。平时勤劳的生活给她面部带来的默默然的表情这时好像活跃起来。过一会儿，她重又静默下来。那晚，她眺望着那时已经冷清清的街道，路灯已减少了三分之二，相隔很远的地方，一盏光线很弱的路灯略微冲破一些城市的黑暗。　　“在整个鼠疫期间，路灯照明一直要这样减少吗？”里厄老太太问。　　“大概是这样。”　　“但愿这不要拖到冬天，要不然未免太凄凉了。”　　“是呀。”里厄说。　　他看到他母亲的眼光注视着他的前额。他明白这是由于这些日子来的担忧和过度疲劳使他面容消瘦了不少。　　“今天情况不太好吧？”里厄老太太问。　　“噢，跟平时一样。”　　跟平时一样！就是说从巴黎运来的新血清，看来效力比第一批还差，统计数字又在上升。除了患者家属以外不可能在其他人身上进行预防接种；要普遍进行接种必须大量生产才行。大多数腹股沟肿块似乎已到了硬化季节，始终不见溃破，在这种情况下，病人痛苦异常。自前一天起，又发现了两例新类型的瘟疫，鼠疫杆菌感染了肺部。当天，在一次会议上，筋疲力尽的医生们向不知所措的省长提出采取新的措施来防止肺鼠疫的口对口的传染。要求得到了批准，但跟平时一样，人们对结果还是一无所知。　　他端详了一下他的母亲，她那栗色美丽的眼睛使他想起了多年的温柔深情。　　“母亲，你怕吗？”　　“像我这般年纪已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白天的时间是够长的了，而我以后又经常不在这里。”　　“只要我知道你是要回来的，等着你也无所谓。你不在的时候，我就想你在干些什么。她有什么消息吗？”　　“有，一切都好，如果我相信最近的一份电报所讲的话。但是我看她讲这话是为了使我放心。”　　门铃响了，医生向母亲微笑一下，走过去开门。塔鲁在阴暗的楼梯平台上样子好像一只穿着灰衣的大狗熊。里厄请客人在他的书桌前面坐下，自己站在他的安乐椅后面。他们之间隔着书桌上的一盏室内唯一亮着的电灯。　　“我想，”塔鲁开门见山地说，“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同您谈话。”　　里厄一言不发表示同意。　　“在十五天或一个月后，您在这里将无能为力，事态的发展将使您无法应付。”　　“说得对。”里厄说。　　“卫生防疫工作组织得不好，你们缺少人手和时间。”　　里厄又承认这是事实。　　“据我了解，省府在考虑一种群众服务组织，所有身强力壮的男子必须一律参加救护工作。”　　“您的消息倒很灵通，但是这件事已引起人们强烈不满，省长在犹豫。”　　“为什么不征求志愿人员？”　　“征求过了，但结果很差。”　　“这是通过官方途径搞的，而且缺乏信心。他们的想象力不够，他们从来没有跟上灾情发展的步伐，他们所设想的办法对付感冒还差不多。假使我们听任他们去搞，他们就会完蛋，我们也跟着他们一起完蛋。”　　“可能是这样，”里厄说，“我该告诉您，他们甚至考虑用犯人来做所谓的粗活。”　　“我认为还是用有自由的人比较好。”　　“我也这么想，但是为什么呢？”　　“我看见那些判死刑的觉得受不了。”　　里厄看了一下塔鲁说：“那么，怎么办呢？”　　“我有一个组织志愿防疫队的计划。请准许我去搞，且把政府搁在一边。再说他们也忙不过来。我几乎到处都有朋友，他们可以组成第一批骨干，当然我本人也参加。”　　“当然，”里厄说，“您一定猜到我是乐于接受的。我们需要助手，特别是干这一行。我负责去使省府接受这个主意。再说他们也没有选择余地。但是……”　　里厄思考了一下说：　　“但是这项工作可能有生命危险的，这点您很清楚。不管怎样，我还是得向您讲明白。您好好考虑讨没有中’　　塔鲁用他灰色的眼睛望着他说：　　“您对帕纳卢的布道有什么想法，医生？”　　问题提得自然，里厄也回答得自然：　　“我在医院里生活的时间太长了，实在难以接受集体惩罚的说法。但是，您要知道，大主教徒有时就是这么说，但从来也不真的这样想。他们的为人实际上比他们给人们的印象来得好。”　　“那么您也同帕纳卢一样认为鼠疫有它好的一面，它能叫人睁开眼睛，它能迫使人们思考！”　　医生不耐烦地摇摇头。　　“鼠疫像世界上别的疾病一样，适用于这世界上的一切疾病的道理也适用于鼠疫。它也许可以使有些人思想得到提高，然而，看到它给我们带来的苦难，只有疯子、瞎子或懦夫才会向鼠疫屈膝。”　　里厄刚一提高嗓门，塔鲁就打了一个手势，好像是要他平静下来。他还微微地笑了一笑。　　“对，”里厄耸耸肩膀说道，“不过您还未回答我的问题，您想过了没有？”　　塔鲁在安乐椅里挪动了一下身子，使自己坐得舒服些，并让脑袋显露在灯光下。　　“您相信天主吗，医生？”　　问题仍旧提得自然，但这一次，里厄倒犹豫起来。　　“不相信，但是这说明什么呢？我是处在黑夜里，我试图在黑暗中看得清楚些。好久以来我就已不再觉得这有什么与众不同了。”　　“这不就是您同帕纳卢分歧的地方么？”　　“我不这么想。帕纳卢是个研究学问的人，他对别人的死亡见得不多，所以他是代表一种真理在讲话。但是，任何一个地位低微的乡村教士，只要他为他管辖的地区里的教徒施行圣惠，听见过垂死者的呼吸声，那他就会和我有相同的想法，他首先会去照顾受苦的人，然后才会想证明苦难是一件好事。”　　里厄站了起来，这时他的脸处于阴暗中。他说：　　“这且不谈吧，既然您不愿回答。”　　塔鲁微微地笑笑，仍坐在椅中不动。　　“我能以问题来回答吗？”　　这次轮到医生微微地笑了，他说：　　“您喜欢神秘，那么请吧。”　　“好！”塔鲁说，“既然您不相信天主，您自己又为什么表现得这么富有牺牲精神？您的回答恐怕也可以帮助我回答您的问题。”　　医生仍留在暗影里没动，他说已经回答过了，假如他相信天主是万能的，他将不再去看病，让天主去管好了。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样的一种天主，是的，没有一个人会相信，就是自以为有这种信仰的帕纳卢也不会相信，因为没有一个人肯如此死心塌地地委身于天主。至少在这点上，里厄认为他是走在真理的道路上：同客观事物作斗争。　　“啊！”塔鲁说，“这就是您对自己的职业的看法吗？”　　“差不多是这样。”里厄说着又回到灯光下。　　塔鲁轻轻地吹出了一声口哨，医生看看他。　　“不错，”里厄说，“您一定会想这未免太自大了吧。请相信我，我只有这应有的骄傲，我并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也不知道在这些事情过去后将来会怎样。眼前摆着的是病人，应该治愈他们的病。过后再让他们去思考问题，我自己也要考虑。但是当前最要紧的是把他们治愈。我尽我所能保护他们，再没有别的了。”　　“对付谁呢？”　　里厄转身向着窗口，推测着远处墨黑的天空之下的大海。他感到的只是疲乏，同时又在抗拒一个突如其来而又无法理解的念头：想跟这个古怪而又给他亲切之感的人一诉肺腑之言。　　“我完全不知道，塔鲁，我可以发誓，我完全不知道。当我开始行医时，我干这一行有点迷迷糊糊，因为我需要干它，也因为这同其他行业一样，是年轻人所企求的行业之一。或许也因为，对像我这样一个工人的儿子来说，这是一个特别困难的行业。还有，得经常看着人死去。您知道有人就是不肯死吗？您听见过一个女人临死时喊叫‘我不要死’吗？而我却见到听到了。对着这种情景，我发觉自己无法习惯。那时我还年轻，我甚至对自然规律抱有厌恶的情绪。从此，我变得比较谦逊了，理由不过是我总不习惯于看人死去，此外我一无所知。但毕竟……”　　里厄中断了他的话，重新坐下，他觉得舌敝唇焦。　　“毕竟什么？”塔鲁慢腾腾地问。　　“毕竟……”医生继续说，但又犹豫起来，一边注视着塔鲁，“这是一件像你这样的人能够理解的事情，对吗？既然自然规律规定最终是死亡，天主也许宁愿人们不去相信他，宁可让人们尽力与死亡作斗争而不必双眼望着听不到天主声音的青天。”　　“对，”塔鲁表示赞同，“我能理解。不过您的胜利总不过是暂时的罢了。”　　里厄的面色阴沉下来，说道：　　“总是暂时的，我也明白。但这不是停止斗争的理由。”　　“对，这不是一个理由。不过，我在想，这次鼠疫对您说来意味着什么。”　　“不错，”里厄说，“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失败。”　　塔鲁对医生凝视了一会，而后起身以沉重的脚步走向门口。里厄也随后跟着走去。当他走近塔鲁时，后者好像低着头注视着自己的脚，一面说：　　“这一切是谁教您的，医生？”　　他立刻得到的回答是：　　“贫困。”　　里厄把书房的门打开，在过道上向塔鲁说他也要下楼，去看望在郊区的一个病人。塔鲁建议陪你一同前去。医生答应了。在过道的尽头，他们遇见了里厄老太太。里厄把塔鲁介绍给他。　　“一位朋友。”他说。　　“噢！”里厄老太太说，“我很高兴认识您。”　　当她走开时，塔鲁还转身看着她。在楼梯平台上，医生想按亮定时开关的照明灯，但灯不亮，楼梯一片漆黑。医生想这是否又是新的节约措施的结果，然而他又无从证实。若干时间以来，房屋里的情况和城市里的一切都乱糟糟。这也许是由于看厂］的和我们一般市民什么事都不再关心的缘故。但是医生没有时间作进一步的思索，因为身后的塔鲁又说话了：　　“还有一句话，医生，即使您听了感到可笑也罢：您完全正确。”　　里厄在黑暗里对自己耸了耸肩膀说：　　“老实说，我一无所知。您呢，您有什么想法？”　　“噢！”另一个平静地说，“我要懂得的东西不多。”　　医生站住脚，塔鲁在他后面的梯级上，脚滑了一下。他一把抓住了里厄的肩膀站稳了。　　“您认为对生活都懂了吗？”里厄问道。　　黑暗中传来了回答，声音同刚才一样平静：　　“是的。”　　当他们走到街上时，发觉时间已经很晚。恐怕已十一点了c城中静悄悄的，只听到一些轻微的悉索声，遥远的地方传来救护车的丁当声。他们跨进汽车，里厄发动了引擎。　　他说：“明天您得上医院来打防疫针。在着手干这个活儿之前，最后一句话是：您得考虑一下，您只有三分之一的生还机会。”　　“这种估计是没有意义的，医生，这您也同我一样明白。一百年以前，波斯的一座城市里的所有居民全部死于鼠疫，恰恰只有一个洗死尸的人活了下来，而他自始至终没有停止过他的工作。”　　“这不过是他保住了他那三分之一的机会而已，”里厄以一种突然低沉下来的声音说，“但是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的确还要全部从头学起。”　　这时他们已到了郊区，路灯照亮了冷清清的街道。他们停了车。站在汽车前，里厄问塔鲁是否愿意进去，对方说好。大空的反光照亮了他们的脸庞。里厄突然发出一阵友好的笑声，说：　　“您说说看，塔鲁，什么东西驱使您想干这事的？”　　“我不清楚。也许是我的道德观念。”　　“什么道德观念？”　　“理解。”　　塔鲁转身向房子走去，直到他们走进老气喘病患者家里为止，里厄没有再看到塔鲁的脸。　　　　--------16--------　　第二天起，塔鲁就着手干了起来，他组织起第一支队伍。以后又有许多小队纷纷成立。　　作者无意过分强调这些卫生防疫组织的重要性。的确，我们城里的许多人如果处在作者的地位，今天免不了要倾向于夸大它们的作用。但作者则趋向于这样的看法：如果对高尚的行为过于夸张，最后会变成对罪恶的间接而有力的歌颂，因为这样做会使人设想，高尚的行为之所以可贵只是因为它们是罕见的，而恶毒和冷漠却是人们行动中常见得多的动力，这就是作者不能同意的地方。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没有见识的善良愿望会同罪恶带来同样多的损害。人总是好的比坏的多，实际问题并不在这里。但人的无知程度却有高低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美德和邪恶的分野，而最无可救药的邪恶是这样的一种愚昧无知：自认为什么都知道，于是乎就认为有权杀人。杀人凶犯的灵魂是盲目的，如果没有真知灼见，也就没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爱。　　正因为如此，对塔鲁所建立的卫生防疫组织应该给予一个充分符合客观的评价。也正因为如此，作者不愿大事歌颂良好意愿，而对英雄主义也仅仅给予恰当的重视。但他仍愿充当历史见证人的角色，记载下当时由于鼠疫造成的全体市民的痛苦和迫切的心情。　　那些献身于卫生防疫组织的人们并不见得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勋，因为他们明白这是唯一非做不可的事，而在这种时候不作出这样的决定是不可想象的。这些组织有助于我们城里的人对鼠疫有更深刻的认识，并在一定范围内使他们确信，鼠疫既已发生，那就应该进行必要的斗争。由于抗疫已成为某几个人的任务，它的实质也就摆在大家的面前，就是说，这是大家的事。　　这当然很好。但是教师该受到赞扬的不是因为他教人二加二等于四，而也许是因为他选择了这个高尚的职业。我们说，塔鲁和其他一些人选择了证明二加二等于四的道路而不是与此相反，这当然值得赞许，但我们也要说，就这个良好愿望而言，他们跟教师一样，跟一切与教师问有此心的人们一样。这是人类的光荣，因为这些人的数量要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多，至少作者是这样相信。作者也十分清楚地看到有人要提出不同的意见，说这些人冒有生命的危险。然而在历史上总会出现这样的时刻：如果有人敢说二加二等于四就会被处死。教师也明白这一点。但问题不是要知道坚持这一道理的后果是得到奖励还是惩罚，而是要知道二加二是否等于四。对于那时我们城中那些冒生命危险的人来说，他们要确定的是：他们是否已被卷人鼠疫，以及应不应该同鼠疫作斗争。　　我们城中许多新的伦理学家当时说，做任何事都不会有什么用，还是屈膝投降为佳。而塔鲁和里厄以及他们的朋友们可能作过这样或那样的回答，但是结论总是他们所看清楚的东西：必须作这样或那样的斗争而不该屈膝投降。整个问题是设法使尽可能多的人不死，尽可能多的人不致永远诀别。对此只有一个办法：与鼠疫作战。这个真理并不值得大书特书，它只不过是理所当然而已。　　正因为这样，老卡斯特尔满怀信心，使出全部力量，就地取材制造血清，这是很自然的事。里厄同他都希望搞一种从横行全城的细菌中培养出来的血清，它可能比外地运来的血清具有更直接的疗效，因为当地的细菌同通常确定的鼠疫杆菌的形态略有不同。卡斯特尔期望很快获得他的第一批血清。　　正因为这样，那个丝毫称不上英雄的格朗现在担当起卫生防疫组织的秘书工作也是很自然的事。塔鲁所组织的一部分卫生防疫队专门在居民稠密地区从事预防保健工作。他们试图在那里采取必要的卫生措施，统计那些未经消毒的气楼和地窖。另一部分卫生防疫队跟随医生出诊，负责鼠疫患者的运输工作，甚至有时由于缺少专职人员，他们就充当运送病人和尸体的汽车驾驶员。这一切都必须做登记和统计作，格朗已接下了这项任务。　　从这一点看来，笔者认为格朗比里厄或塔鲁更具有代表性，他埋着头默默地工作的美德推动整个卫生防疫组织的工作。他怀着他那特有的善良愿望不假思索地用“我干”来回答一切。他只要求做些小事情出点力，其他的事，对他说来，年事太大，胜任不了。他每晚能把六到八点两个小时的时间贡献出来。当里厄向他热烈致谢时，他感到惊异：“这又不是最困难的事。有鼠疫嘛，应该自卫，这是明摆着的。啊！要是一切都像这么简单就好了。”说罢他又弹起他的老调来了。有些晚上，登记卡工作完毕后，里厄就同格朗聊起来，最后塔鲁也参加进来了。格朗以越来越明显的喜悦心情向他们两人倾诉自己的心事，而他们两人也兴致勃勃地注意着格朗在鼠疫中还不断干着的耐心细致的工作，他们自己也终于在其中找到一种精神放松的感觉。　　塔鲁常常会问：“女骑士怎么啦？”格朗则老是这样回答：“她骑着马在小跑，在小跑。”他说时露出勉强的微笑。一天晚上，格朗说他已决定不用“英姿飒爽”这个形容词而从此改用“苗条”这个词来形容他的女骑士。他又加上一句：“这比较具体些。”又有一次，他向他的两位听众宣读经过如下修改的第一句：“在五月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土，跨着一匹富丽的枣骝牝马，驰骋在布洛涅树林的花径上。”　　“这样更好些，对吗？”格明说，“我觉得改为‘在五月的一个清晨’比较好，因为‘五月份’中的这个‘份’字把小跑的节奏拉得太长了些。”　　其次他表示他正在为“富丽”这一形容词动脑筋。在他看来，这个词没有表现力，他正在寻找能够一下子就形象地描绘出他所想象的那匹豪华的牝马的词。“肥壮”不行，虽然具体，但有些贬义。“辉煌”这个词他曾考虑采用，但音韵不够谐和。一天晚上，他隆重地宣布找到了：“一匹黑色的枣骝牝马。”照他的说法，黑色含蓄地表示漂亮。　　“这不行。”里厄说。　　“为什么？”　　“枣骝这个词不说明马的品种而是指毛色。”　　“什么颜色？”　　“嗯……反正不是黑色。”　　格朗显得十分尴尬。他说：　　“谢谢，幸亏有您在这里，但您瞧，这是多么困难。”　　“‘华丽的’，您觉得怎样？”塔鲁说。格朗注视着他，一边沉思着说：　　“对，对！”　　他渐渐露出了笑容。　　过了些时候，他又承认“花”这个字使他伤脑筋。由于他除了奥兰和蒙特利马尔之外，别处都没到过，所以有时向他的朋友了解关于布洛涅树林小径上的花草情况。老实说，这些小径在里厄或塔鲁的印象中不像有过什么花，但是职员坚信不疑的态度倒使他们动摇起来了。他对他们的疑惑感到奇怪。“只有艺术家才懂得观察。”但是医生有一次看到他十分兴奋，他把“花径”二字改为“开满了花的狭窄的道路”①。他搓着手说：“这样一来啊，既看得到，又闻得着了。脱帽致敬，先生们！”他眉飞色舞地念着：“在五月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士，跨着一匹华丽的枣骝牝马，驰骋在布洛涅树林的开满了花的狭窄的道路上。”但是，由于朗读的缘故，句子末了一连三个“的”字听起来很不顺耳，格朗嗫嚅着坐了下来，神情沮丧。接着他向医生告别，他需要再去考虑考虑。　　--------　　①此处由于格朗推敲字眼，更换用词，因而在他所写的句子中，语法结构发生变化，译成中文，不易理解，故将译文略作改动。下文还有类似情况，不再另注。　　事后人们获悉，就在那一时期里，他在办公室里表现得心不在焉，而那时正是市政府人手短缺、事务繁忙的当儿，因此这种态度引起了人们的非议，他的工作受到了影响，为此，办公室的负责人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指责，提醒他说，他拿了工资就要完成他的工作，而他恰恰没有很好完成。负责人说：“听说您业余时间在卫生防疫组织里干义务劳动，这我不管，但我所要管的是您的工作；而在这困难的时刻，您要贡献您自己的一份力量，首先就应该做好您的本位工作。要不然的话，其余的工作都毫无用处。”　　“他说得对。”格朗对里厄说。　　“不错，他说得对。”医生表示赞同。　　“不过，我实在心不在焉，我不知道怎么解决那句子结尾的问题。”　　他想把结尾改为“在开满了花的树林中的小径上”，将“布洛涅”几个字删掉，认为反正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这样一来，“开满了花”的不一定是“小径”，也可能是“树林’了。他又考虑有没有改为“开满了花的树林小径”的可能性。然而他任意地把“树林”这个词夹在“开满了花的”和‘小径”的中间，也不妥帖，这对他真是个肉中之刺，不胜其苦。有几个晚上，他的确好像比里厄还疲劳。　　不错，这种推敲耗费了他全部精力，使他疲劳不堪，但是卫生防疫组织所需要的累计数据和统计数据的工作他还是继续完成。每晚他耐心地把卡片整理清楚，并加上曲线，慢慢地设法把情况说明得尽量精确。他经常到医院去找里厄，请医生为他在一个办公室或医务室里找一张桌子，他摆好文件，就好像在市政府的办公桌上一样地工作起来。在医院里飘浮着的浓烈的消毒剂气味和由疾病本身产生的气味中，他挥动着纸张使墨迹干燥。他那时一本正经地再不去想他的女骑士，专心致志地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不错，假如人们真的坚持要树立一些他们所称的英雄的榜样或模范，假如一定要在这篇故事中树立一个英雄形象的话，那么作者就得推荐这位无足轻重和甘居人后的人物。此人有的只是一点好心和一个看来有点可笑的理想。这将使真理恢复其本来面目，使二加二等于四，把英雄主义正好置于追求幸福的高尚要求之后而绝不是之前的次要地位，这还将赋予这篇故事以特点，这个特点就是用真实的感情进行叙述，而真实的感情既不是赤裸裸的邪恶，也不是像戏剧里矫揉造作的慷慨激昂。　　这至少就是里厄医生在报上看到或广播里听到关于外界对这座疫城所发出的呼吁和鼓励时的感想。外界通过空运和陆运送来了支援物资，同时，每晚通过电波和报纸大量表示同情和赞扬的评论拥到了我们的孤城中来。但是每当听到这种歌功颂德的语调或词句高雅的演讲时，医生就觉得不耐烦。当然他知道这种关怀不是装出来的，但表示这种关心时用的只是人们试图表达人与人之间休戚相关的套语，而这种言语就不能适用于例如格朗每日所贡献的一份小小力量，也不能说明在鼠疫环境中格朗的表现。　　有时到了深夜，人迹稀少，万籁俱寂，当医生要上床开始他非常短暂的睡眠时，他打开了收音机。从千万里外的天涯海角传来陌生而友好的声音，笨拙地试图说出他们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情。说是说了，但同时又证实任何人都不能真正分担他所看不见的痛苦，处于这种无能为力的境地确是可怕的。“奥兰！奥兰！”声音徒然从海外传来。里厄也徒然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会儿，高谈阔论开始了，这使格朗同讲话者漠不相干的鸿沟越来越深。“奥兰吗？奥兰！”“别喊啦！”医生想，“爱在一起或死在一起，舍此别无他途。他们太远了。”　　　　--------17--------　　瘟神此时正蓄足全力，准备扑向孤城，使其落入自己的掌握之中，在这鼠疫即将到达高峰的前夕，余下尚待叙述的就是那些像朗贝尔那样的最后几个人了。他们为了重新找到失去的幸福，从瘟神口边夺回他们严加保卫、不使受损的身家性命的一部分，长期来，不顾形式单调，拼命地进行活动，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拒绝接受威胁着自己的奴役c虽然表面上这种方式不见得比其他方式有效，但依笔者看来，确也有它的意义，而且，虽然怀有自炫的心情，甚至自相矛盾，它确能显示当时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自豪感。　　朗贝尔为了不让鼠疫的魔爪攫住自己，正在进行着斗争。当事实证明通过合法手段出城已无希望，他就告诉里厄，决定另找出路。记者首先从咖啡馆的服务员身上打主意，因为一个咖啡馆的服务员对什么都熟悉。但是他最初问讯的几个对象告诉他的，只是这类举动将会受到极其严厉的刑事处分。有一次他甚至差一点被人当成煽动出城者c后来还是在里厄家碰到了科塔尔，事情才算有了一些眉目。那一天，里厄同他谈到了记者在行政部门碰壁的事情c几天后，科塔尔在路上遇到朗贝尔，前者以自己近来在社交活动中所采取的无拘无束的态度来接待朗贝尔。他说：　　“一直毫无进展吗？”　　“对，毫无进展。”　　“不能指望机关，他们是不会理解人的。”　　“的确如此，我在另找门路，但这井不容易。”　　“啊！”科塔尔说，“我懂。”　　他知道一整套办法，向朗贝尔介绍了一番，使后者听了感到惊奇。他告诉朗贝尔，很久以来，奥兰所有的咖啡馆他都经常去，那里有他的朋友，他了解到有一个组织专干这一行。原来科塔尔近来花费很大，入不敷出，于是也从事配给商品的走私活动。他正在贩卖香烟和劣酒，这些商品价格不断上涨，使他发了点小财。　　“这种事您有把握吗？”朗贝尔问。　　“有，因为有人已向我建议过。”　　“那么您自己为什么不利用？”　　“您用不着不放心，”科塔尔露出一副老实人的神情说，“我没利用，因为我不想走。我有我的道理。”　　沉默一会后，他接着说：　　“您不想知道我的道理吗？”　　朗贝尔说：“我认为这跟我无关。”　　“在某种意义上，这的确跟您无关，然而在另一种……只有一桩事是明确无误的，这就是自从发生鼠疫以来，我在这儿感到好过了许多。”　　朗贝尔打断了他的话，问：　　“怎么能同这个组织取得联系呢？”　　“啊！”科塔尔说，“这可不容易。跟我来。”　　这时是下午四点光景，天气沉闷，全城变得越来越热了，所有的店铺都放下了遮阳布，路上已没有行人往来了。科塔尔和朗贝尔走在有拱廊的马路上，走了好久大家一言不发。这是鼠疫隐形遁迹的时刻：天地静止，万物失色，周围一片沉寂，可以说是盛夏特色，也可以说是发生鼠疫的情景。这使人昏昏然的空气，说不上来是由于灾情的威胁还是由于灰尘和懊热所致。必须留心观察和思索一番才能联系到鼠疫上去，因为它只有通过反面的迹象才显露出来。譬如说，那位同鼠疫密切相关的科塔尔，提醒朗贝尔注意狗已绝迹了，在平时，它们此时该侧卧在过道的出日处，喘着气，想凉快凉快而办不到。　　他们走上棕榈大街，穿过阅兵场，向海军区走去。靠左首出现一家漆成绿色的咖啡馆，外面斜张着黄色粗帆布遮阳。科塔尔和朗贝尔一边揩着前额，一边走了进去。他们在一张绿色铅皮桌子前的轻便折椅上坐下。店堂里空无一人，苍蝇嗡嗡地到处乱飞，摆不稳的柜台上放着一只黄色的鸟笼，里面有一只鹦鹉，全身羽毛下垂，垂头丧气地停在架子上。墙上挂着几幅陈旧的战争画，上面布满积垢和厚厚的蜘蛛网。所有铅皮桌子上，全都有不知从哪里来的已有点儿干的鸡粪，在朗贝尔面前的桌子也不例外。直到从黑暗的角落里发生一阵小小的骚动，跳出一只美丽的公鸡，这时他们才明白究竟。　　这时气温好像还在上升。科塔尔脱去上衣，在铅皮上敲敲。一个缩在蓝色工作长围裙里的矮个儿从屋子深处走了出来，远远地一看见科塔尔就向他打招呼，一边走过来一边向公鸡猛踢一脚把它赶跑，在咯咯的鸡叫声中问两位顾客要些什么。科塔尔要了白葡萄酒，并打听一个叫加西亚的人。据矮子说已有好几天没见他来咖啡馆了。　　“您看他今天晚上会来吗？”　　“嘿！”那人说，“我又不是他肚里的蛔虫。您不是知道他的时间的吗？”　　“是的，但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我不过有个朋友要介绍给他。”　　服务员在他的围裙上揩揩潮湿的手。　　“啊！这位先生也想干一下吗？”　　“是。”科塔尔说。　　矮子使劲儿吸了一下鼻子说：　　“那么，今晚再来，我派孩子找他去。”　　出去时，朗贝尔问这是什么名堂。　　“当然是走私的事。他们把东西从城门口搞进来，高价出卖。”　　“原来是这样，”朗贝尔说，“他们有同党？”　　“对”　　晚上，遮阳布已卷起，鹦鹉在笼中学舌，铅皮桌前坐满了只穿衬衫的人们。其中有一个，草帽戴在后脑勺上，穿着一件白衬衣，露出焦土色的胸脯。他见到科塔尔进来就站了起来。被阳光晒黑的脸上五官匀称，一双黑色的小眼睛，一口洁白的牙齿，手上戴着两三只戒指，看样子有三十来岁。　　“你们好，”他说，“咱们到柜台上喝酒会。”　　三杯下了肚，还没人吭声。　　于是加西亚开腔了：　　“出去走走好吗？”　　他们朝港口方向走去，加西亚问他们找他有什么事。科塔尔对他说，他把朗贝尔介绍给他不完全是为了买卖，而是为了他所谓的“出去一趟”。加西亚在科塔尔的前面，笔直向前走着，一边吸着烟。他提了些问题，谈到朗贝尔时称“他”，做出一副好像没有看见他在场的样子。　　“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　　“他的老婆在法国。”　　“噢！”　　过了一会又问：　　“他干的是哪一行？”　　“记者。”　　“干这一行的人话很多。”　　朗贝尔默不作声。　　科塔尔说：“这是一位朋友。”　　他们默默地向前走着，走到了码头，人口处有大栅栏挡着。他们向一家供应油炸沙丁鱼的小酒店走去，炸鱼的气味已扑鼻而来。　　“总之，”加西亚总结说，“这事不归我管，而是拉乌尔的事，我得去找到他，这事还不太好办呢。”　　“啊！”科塔尔激动地问道，“他藏起来了？”　　加西亚没有回答。走近小酒店时，他停下来第一次转向朗贝尔说道：　　“后天，十一点钟，城内高地，海关营房的角上。”　　他摆出一副要走的架势，然而又转向他们两人说：　　“这是要花钱的。”　　这是一种征求对方同意的表示。　　朗贝尔答应说：“那当然。”　　过一会儿，记者向科塔尔致谢，后者轻松地说：　　“噢，不必，为您服务我觉得高兴。况且您是个记者，有朝一日您会还我的情的嘛！”　　过了两天，朗贝尔和科塔尔登上通向城内高地的没有树荫的街道。海关营房的一部分房屋已改成了诊疗所，大门前聚着一些人。他们抱着探望一次病人的希望，当然这是不会获准的；他们或者想打听一些消息，而这些消息一个钟头以后就会过时了。这一群人在那里熙熙攘攘的，很热闹，加西亚和朗贝尔所以会的好在这儿见面，看来和这种环境不无关系。　　“真奇怪，”科塔尔说，“您执意要走。总的来讲，这里发生的事情还是相当有意思的。”　　“对我来说并不是这样。”朗贝尔答道。　　“噢！那当然，在这里要担些风险。不过，就是在鼠疫发生前，要通过热闹的十字路口不是也要冒同样大的风险么？”　　正在这时，里厄的汽车在他们的近旁停了下来。塔鲁在开车，里厄处于半睡眠状态。　　他醒后，就为他们作介绍。　　“我们认识的，”塔鲁说，“我们住在同一家旅馆里。”　　他请朗贝尔搭他们的车到市区去。　　“不必了，我们在这里有约会。”　　里厄看看朗贝尔。　　“对。”后者说。　　“啊！”科塔尔吃惊地说，“医生也知情吗？”　　“预审推事来了，”塔鲁看着科塔尔，一面关照他说。　　科塔尔的脸色变了。果然，奥东先生顺着街以有力而规则的步伐向他们走来，走到这一小堆人面前时，脱帽招呼。　　“您好，推事先生！”塔鲁说。　　推事也向这两位坐车来的人问好，又朝站在他们后面的科塔尔和朗贝尔看看，庄严地向他们点头示意。塔鲁把领取年金的人和记者向他介绍了一下。推事仰头朝天看了一看，叹了一口气说，这真是一个苦闷的时期。　　“有人对我说，塔鲁先生，您在搞预防措施的实施工作，我不敢完全赞同。医生，您看这病还会蔓延吗？”　　里厄回答说应该希望它不会如此，推事也重复说必须永远抱有希望，因为上天的意图是无法窥测的。塔鲁问他当前的事件是否为他带来了额外的工作。　　“正相反，我们称为普通法的这方面的案件减少了，我干的只是严重违反新规定的案件的预审工作。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遵守老的法律。”　　“这是由于相比之下，这些老法律显得好一些，这是必然的事。”塔鲁说。　　推事一变原先双眼凝望着天空好像在寻思的样子，而以一种冷漠的神色看着塔鲁说：　　“这又有什么关系？法律是无所谓的，重要的是判决。我们对此也无能为力。”　　推事走了，科塔尔说：“那个家伙啊，他是头号敌人！”　　汽车起动了。　　过了一会，朗贝尔和科塔尔看见加西亚来了。他走过来并不向他们做出任何表示，只说了一句“还得等一等”来代替打招呼。　　在他们周围有一大群人，其中大多数是妇女，鸦雀无声地等待着。她们手中几乎都拎着篮，妄想着这些东西能送到她们生病的亲人手中，更荒唐地希望她们的亲人能享用这些食品。门口由武装哨兵把守着。从大门和营房之间的院子里不时传出一声怪叫，这时在场的一些人都转过神色不安的脸向诊疗所望去。　　正当三个人观看着这一情景时，身后一声清楚而低沉的“你们好”的声音使他们回过头去。虽然天很热，拉乌尔仍穿得规规矩矩的。他身材高大而健壮，穿着一身深色双排扣子的服装，头戴一顶卷边的呢帽，面色相当苍白，一双棕色的眼睛，嘴巴经常紧闭着。拉乌尔说话急速而明确：　　“我们到城里去吧。加西亚，你可以离开我们了。”　　加西亚点了一支香烟，让他们三人离去了。他们随着夹在中间的拉乌尔的步伐快速地走去。　　“加西亚对我说明白了。事情可以办得到，不管怎样，这件事要花您一万法郎。”拉乌尔说。　　朗贝尔回答说他可以答应。　　“明天到海军区的西班牙饭店里同我一起吃午饭。”　　朗贝尔说一言为定，拉乌尔同他握手，第一次露出笑容。他走开后，科塔尔请朗贝尔原谅他第二天不能来，因为有事，反正朗贝尔也用不着他了。　　第二天，当朗贝尔走进西班牙饭店时，里面的人都掉过头来瞧着他。这个阴暗的地下室处在一条已被太阳晒干的黄色小街的低处，去那里吃饭的全是男人，大多数外表像西班牙人。坐在店堂尽头的一张桌旁的拉乌尔对记者打了一个手势，朗贝尔朝他走去，这时，瞧着朗贝尔的这些人面上好奇的神色顿时消失，重新各自进餐。与拉乌尔同桌的有一个瘦瘦的高个儿，胡髭没有剃净，肩膀宽得异乎寻常，头发稀少，脸长得像马面，从卷起的衬衫袖口中，露出一双长着黑毛的细长手臂。当朗贝尔被介绍给他的时候，他点了三下头。拉乌尔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讲到他时只是说：“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朋友相信能够帮助您，他将让您……”　　这时女服务员走过来问朗贝尔要吃什么，打断了拉乌尔的话。　　“他将让您同我们的两个朋友取得联系，再由他们把您介绍给和我们合伙的几个守卫人员。但到那时事情还未全部解决，还要等到那些守卫人员认为有机可乘时才行。最简单的办法是在他们中的一个人家里住上几夜，他家离关卡不远。但事先必须由我们的朋友替您作必要的联系，当一切安排妥当，也由他同您结算费用。”　　这位朋友再一次点点他的马头，一边不断地把甜椒和西红柿做成的拌凉菜捣碎，然后大口大口地往里吞。过一会儿他开腔了，稍微带一点西班牙口音。他建议朗贝尔第三天早上八点在教堂的门廊底下碰头。　　“还要等两天。”朗贝尔着重地提了一下。　　“这是由于这事不容易办，”拉乌尔说，“要找人嘛。”　　这匹马再次点一下头，朗贝尔不太热情地表示同意。在余下的午餐时间甲，大家寻找别的话题。等朗贝尔发现这匹马是个足球运动员后，时间就很容易打发了。他自己在这项运动中也有不少经验。他们谈到法国全国锦标赛，英国职业球队的才能以及W形的战术。午餐结束时，这匹马变得活跃非凡，他不用“您”而用“你”来称呼朗贝尔，并要他相信足球队的最佳位置是踢中卫。他说：“你知道，中卫是支配全局的，而支配全局，这才叫踢足球。”朗贝尔同意这种说法，虽然他是踢中锋的。不过他们的谈论被电台的广播打断了。收音机轻声地反复播送情意缠绵的乐曲后，开始报道说前一天死于鼠疫的人数为一百三十七人。在场的人全无反应。马面人耸耸肩膀站了起来，拉乌尔和朗贝尔也跟着起身。　　分手时，这位中卫有力地同朗贝尔握手说：　　“我叫贡扎莱斯。”　　这两天时间在朗贝尔的感觉中简直长得没完没了c他到里厄那里把全部行动详情告诉了他，然后陪着医生到一家病人家去出诊c走到一个等待着里厄、病情可疑的病人家门日，朗贝尔向医生告别。这时从过道里，传来一阵奔跑声和人声：他们在奔告家人医生来了。　　“希望塔鲁不要耽搁。”里厄低声说道。　　他样子看来很疲倦。　　“疫情发展太快了吗？”朗贝尔问。　　里厄说倒不是这点，统计表上的曲线甚至上升得慢了点，只是对付鼠疫的办法还不够多。　　“我们缺少物力，”他说，“在世界上所有军队中，一般都用人力来补救物力的不足，但是我们连人力也不够。”　　“外地不是来了医生和卫生人员么？”　　“是的，”里厄说，“十位医生和一百来个人，看起来不算少了。按照目前疫情，还勉强能对付，如疫情再发展就不够了。”　　里厄注意听着屋内的声音，然后向朗贝尔笑笑，说道：　　“对，您应该快点把您的事办成。”　　朗贝尔的脸上掠过一片阴影，低沉地说：　　“您知道，我不是为了这个才走的。”　　里厄回答说他知道这一点，但朗贝尔继续往下说：　　“我相信我不是个懦夫。至少大多数情况下是如此，这方面我经受过考验。只是当我想到某些情况时，我就感到受不了。”　　医生直望着他的脸：　　“您会和她见面的。”　　“也许会，但是我一想到这种情况还要持续下去，她在这段时间内会老起来，就不能忍受。三十岁的人要开始老了，必须抓紧一切机会。我不知道您是否能理解。”　　里厄低声说他相信能理解。这时，塔鲁来了，很兴奋的样子。　　“我刚才去请帕纳卢来参加我们的工作。”　　“结果怎样？”医生问道。　　“他思考过后，答应了。”　　“我感到高兴，”医生说，“我高兴的是了解到他本人比他的布道要好。”　　“大家都一样，”塔鲁说，“就是要给他们机会。”　　他微笑着，向里厄眨眨眼睛。　　“给人创造机会，这是我一辈子要做的工作。”　　“请你们原谅，”朗贝尔说，“我要走了。”　　朗贝尔在约好的星期四那天来到教堂的门廊下，离开八点还有五分钟。空气还相当清新，在天空中飘浮着即将被上升的热气流一下子就吞没的圆圆的小朵白云。草坪虽然干燥，仍旧可以闻到从那里散发出来的一阵淡淡的潮气。东面屋后的太阳只晒热了装饰着广场的圣女贞德全身镀金的塑像的帽盔。一只大钟敲了八下。朗贝尔在无人的门廊下走了几步。从教堂内传来一阵模糊不清的诵读圣诗声，同时又涌来一股地窖和焚香混合的气味。突然，诵诗声停了，十来个矮小的黑色人影从教堂中出来，跨着急促的步子向城中走去。朗贝尔开始不耐烦了。又有一些黑色人影登上大石级向门廊走来。他点了一支烟，接着忽然想起这地方恐怕是不准抽烟的。　　到八点一刻，教堂里的管风琴低沉地奏了起来。朗贝尔走到了阴暗的拱顶底下。过了一会，在正殿中他看到那些在他面前经过的黑色的身影。他们都聚在一个角落里，前面有一座临时祭台，上面有刚刚布置好的一个由城内一家工场赶制出来的圣罗克像。这些身影跪在那里，似乎已蜷缩成一团，隐没在烟雾缭绕之中，就像一些凝固不动的影子，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其颜色不比那灰蒙蒙的雾气深多少。在他们上面，管风琴无休止地变换着曲调。　　当朗贝尔出来时，贡扎莱斯已从石级上走下来向城市方向走去。　　“我想您已经走掉了，”他对记者说，“这不足为怪。”　　他解释说，他在离此不远的地方等待约好在匕点五十分会面的几个朋友。但是他白白等了二十分钟。　　“这肯定遇到了什么问题了，于我们这一行总不会一帆风顺的。”　　他另订约会，定于第二天同一时间在阵亡将士纪念碑前会面。朗贝尔叹了日气，把呢帽向后一推。　　“没关系，”贡扎莱斯笑着说，“你要想一想：在球赛中需要有各种配合，进入对方阵地，传球，这一大套做完后才能射入一球。”　　“不错，”朗贝尔说，“但一场足球赛只要一个半小时。”　　奥兰阵亡将士纪念碑的所在地是唯一能看到大海的地方。这是一个不太长的散步场所，一边靠着俯瞰港口的峭壁。第二天，朗贝尔先一步到达约会地点，仔细地读着阵亡将士的名单。几分钟后，有两个人走过来，向他不动声色地望了一眼，然后走到散步处的栏杆边凭栏眺望，好像全神贯注地俯视着空无一人的港日。他们两人一样身材，都穿着一样的蓝裤子，一样的短袖子海军蓝色毛线衣。记者稍稍走远一些，去坐在一张长凳上以便从容地打量他们。他看出他们肯定不会超过二十岁。那时，他看到贡扎莱斯走了过来，并向他道歉。　　他说：“那就是我们的朋友。”说罢带他到两个青年那边，介绍两人的名字：一个叫马塞尔，一个叫路易。从正面看去，他们两人非常相像，朗贝尔估计他们是兄弟俩。　　“好吧，”贡扎莱斯说，“现在你们认识了，应该言归正传了。”　　不知是马塞尔还是路易说，还要等两天才轮到他们值班守岗，为期一周，必须看准一个最方便的日子行事。把守西门的共有四个人，另外两个是职业军人。谈不到把他们也拉进来。他们是靠不住的，何况这样还要增加费用，但是有些晚上他们这两个同事会到一家熟悉的酒吧间的后间里去消磨一部分时间。马塞尔——也可能是路易——建议朗贝尔上他们在关卡附近的家里去住，等待通知。这样，出城的事将毫无困难，但是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近来有人传说在城市的外围要设立双重岗哨了。　　朗贝尔表示同意，并从他剩下的香烟中拿了几支请他们抽。两人中那个还没有开过腔的就问贡扎莱斯费用有没有谈妥，是否可以预付一些钱。　　“不，”贡扎莱斯说，“用不着这样做，这是自己人。费用到走时再结算。”　　他们又订了一个约会，贡扎莱斯建议再过两天到西班牙饭店吃晚饭，然后他们从那里到这两位守卫的家里去。　　他告诉朗贝尔：“第一夜我陪你。”　　又过了一天，朗贝尔上楼回到他房间里去的时候，在旅馆的楼梯上同塔鲁对面遇上了。　　“我去找里厄，”后者说，“您愿意一起去吗？”　　“我总怕打扰他，”朗贝尔犹豫了一下子说。　　“我想不会，他跟我谈起您的许多事。”　　记者想了一会说：　　“我说，假如你们晚饭后有空的话，就是晚一点也不妨，你们俩都到旅馆酒吧间来。”　　“那得看他和疫情而定。”塔鲁说。　　里厄和塔鲁还是在晚上十一点来到了这又小又狭窄的酒吧间。三十来个人挤在那里高声交谈。这两位刚脱离疫城的寂静环境的来客停了下来，有些不知所措。当他们看到这里还可以买酒来喝时，就明白人们兴奋的原因了。朗贝尔在柜台的尽头，他坐在高凳上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就走到他的身边。塔鲁不动声色地把旁边一个在喧嚷的人推远些。　　“你忌酒吗？”　　“不，”塔鲁说，“正相反。”　　里厄嗅一嗅他玻璃杯中酒的苦草味儿。在这种喧闹声中讲话是困难的，而朗贝尔好像除了喝酒之外无暇他顾。医生还无法断定他是否已喝醉了。这狭小的屋子里除了他们喝酒的柜台外，剩下的地方只有两张桌子，其中一张座位上有一个海军军官，左右膀子各挽着一个女人，他正在对一个红脸的胖子讲述在开罗发生的一次斑疹伤寒的情况。他说：“有着集中营哪！这些集中营是为当地人设立的，搭了些帐篷来收容病人，但周围布满岗哨，如果病人家属企图把土方药偷偷地送进去的话，就会遭到枪杀。这是毫不讲人情的，但是做得对。”另一张桌子被几个装束人时的年轻人占着，谈话内容听不懂，声音湮没在放在高处的电唱机播放出来的《圣詹姆斯医院》的旋律中。　　“还满意吗？”里厄提高了嗓门说。　　“这事快了，”朗贝尔说，“也许就在这星期里。”　　“可惜！”塔鲁叫道。　　“为什么？”　　塔鲁瞧着里厄。　　“噢！”里厄说，“塔鲁说这句话，是因为他想您如果能呆在这里，您可以帮我们忙。而我倒非常了解您为什么要走。”　　塔鲁又请大家饮了一杯酒。朗贝尔从他那张高凳上下来，第一次正面看着他：　　“我能帮你们什么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