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谓阳明之诋朱子也，阳明之大罪过也，于朱子何损？今人功业文章未能望阳明之万一，而止效法其罪过，如两口角骂，何益之有？恐朱子亦不乐有此报复矣。故弟之不敢诋斥阳明者，非笃信阳明之学也，非博长厚之誉也，以为欲明程、朱之道者，当心程、朱之“心学”。程、朱之学，穷理必极其精，居敬必极其至，喜怒哀乐必求中节，视听言动必求合礼，子臣弟友必求尽分。久之，人心咸孚，声应自众。即笃信阳明者，亦晓然知圣学之有真也而翻然从之。若曰能谩骂者即程、朱之徒，则毁弃坊隅、节行亏丧者皆将俎豆洙、泗之堂矣，非弟之所敢信也。 弟年已衰暮而学不加进，唯愿自体勘求，不愧先贤。或天稍假以年，果有所见，然后徐出数言就正海内君子未晚。此时正未敢漫然附和也。 斌号潜庵，唯州人，孙征君钟元门人。 论曰：道固一贯，其流则万析焉。既精，支离是患。 儒者之学，固以经世务为验也。昔孔子作《春秋》，空文当行事；孟子游事梁、齐，阔其言弗用；汉董、贾，宋周、程、张、邵、朱诸贤，未得大展所为；阳明遭际运会，值昏乱之朝，而能以动名完立，卓然为一代安国家、定社稷元臣。即其初谪龙场，亦有一纸书剪安之烈，使天下见儒者经纶无施不可，盖皆其学之厚积有以发之。忌者顾从而指为伪，甚矣。石齐黄公称先生气象类孟子、明道，而出处建功之迹近于伊尹，知人知言哉！ （录自邵廷采《思复尝文集》卷一）下一篇 目录 上一篇 猎书人扫校静心录之十 序说·序跋增补旧本卷首序说七篇王文成公全书序徐 阶 《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其首三卷为《语录》，公存时徐子曰仁辑；次二十八卷为《文录》，为《别录》，为《外集》，为《续编》，皆公死后钱子洪甫辑；最后七卷为《年谱》，为《世德纪》，则近时洪甫与汝中王子辑而附焉者也。 隆庆壬申，侍御新建谢君奉命按浙，首修公祠，置田以供岁祀。已而阅公文，见所谓录若集各自为书，惧夫四方正学者或弗克尽读也，遂汇而寿诸梓，名曰《全书》，属阶序。 阶闻之，道无隐显，无小大。隐也者，其精微之蕴于心者也，体也；显也者，其光华之著于外者也，用也；小也者，其用之散而为川流者也；大也者，其体之敛而为敦化者也。譬之天然不已之妙，默运于于穆之中，而日月星辰之丽，四时之行，百物之生，灿然呈露而不可掩，是道之全也。古昔圣人具是道于心而以时出之，或为文章，或为勋业。至其所谓文者，或施之朝廷，或用之邦国，或形诸家庭，或见诸师弟子之问答，与其日用应酬之常，虽制以事殊，语因人异，然莫非道之用也。故在言道者必该体用之全，斯谓之善言；在学道者亦必得体用之全，斯谓之善学。尝观《论语》述孔子心法之传，曰“一贯”。既已一言尽之，而其纪孔子之文，则自告时君，告列国之卿大夫，告诸弟子，告避世之徒，以及对阳货询厩人，答问馈之使，无一弗录，将使学者由显与小以得其隐与大焉；是善言道者之准也，而其为学固亦可以见矣。唯文成公奋起圣远之后，慨世之言致知者求知于见闻。而不可与酬酢、不可与佑神，于是取《孟子》所谓“良知”合诸《大学》，以为“致良知”之说。其大要以谓人心虚灵莫不有知，唯不以私欲蔽塞其虚灵者，则不假外索，而于天下之事自无所感而不通，无所措而不当。盖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必先致知之本旨，而千变万化，一以贯之之道也。故尝语门人云：“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于时曰仁最称高第弟子，其录《传习》，公微言精义率已具其中。乃若公他所为文，则是所谓制殊语异莫非道之用者，汇而梓之，岂唯公之书于是乎全，固读焉者所由以睹道之全也。谢君之为此，其嘉惠后学不已至欤？虽然，谢君所望于后学非徒读其书已也。凡读书者以身践之，则书与我为一；以言视之，则判然二耳。《论语》之为书，世未尝有不读，然而一贯之，唯自曾子以后无闻焉。岂以言视之之过乎？自公“致良知”之说兴，士之获闻者众矣，其果能自致其良知，卓然践之以身否也？夫能践之以身，则于公所垂训，诵其一言而已足，参诸《传习录》而已繁；否则虽尽读公之书无益也。阶不敏，愿相与戒之。 谢君名廷杰，字宗圣。其为政崇节义，育人才，立保甲，厚风俗，动以公为师：盖非徒读公书者也。 赐进士及第、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知制诰、知经筵事、国史总裁致仕后学华亭徐阶序。传习录序徐 爱 门人有私录阳明先生之言者。先生闻之，谓之曰：“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加减之，要在去病，初无定说。若拘执一方，鲜守为成训，他日误己误人，某之罪过可复追赎乎？”爱既备录先生之教，同门之友有以是相规者。爱因谓之曰：“如子之言，即又拘执一方，复失先生之意矣。孔子谓子贡，尝曰‘予欲无言’，他日则曰‘吾与回言终日’，又何言之不一邪？盖子贡专求圣人于言语之间，故孔子以无言警之，使之实体诸心，以求自得；颜子于孔子之言，默识心通无不在己，故与之言终日，若决江河而之海也。故孔子于子贡之无言不为少，于颜子之终日言不为多，各当其可而已。今备录先生之语，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侪常在先生之门，亦何事于此，惟或有时而去侧，同门之友又皆离群索居。当是之时，仪刑既远而规切无闻，如爱之驽劣，非得先生之言时时对越警发之，其不摧堕废者几希矣。吾侪于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不体诸身，则爱之录此，实先生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诚诸践履之实，则斯录也，固先生终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录成，因复识此于首篇以告同志。门人徐爱序。阳明先生文录序 钱子德洪刻先师《文录》于姑苏，自述其裒次之意：以纯于讲学明道者为《正录》，日明其志也；以诗赋及酬应者为《外集》，曰尽其全也；以奏疏及文移为《别录》，曰究其施也。于是先师之言灿然聚矣。以守益与闻绪言之教也，寓简使序之。守益拜手而言曰： 知言诚未易哉！昔者孔夫子之在春秋也，从游者三千，速肖者七十矣，而犹有莫我知之叹，叹夫以言语求之而眩其真也。夫子既没，门弟子欲以所事夫子者事有子。夷考其取于有子，亦曰甚矣，其言之似夫子也。则下学上达之功，其著且察者鲜矣。推尊之词，要亦足以及之。贤于尧、舜。尧、舜未易贤也。走兽之于麟，飞鸟之于凤，虽勉而企之，其道无繇。不几于绝德乎？礼乐之等，最为近之。然犹自闻见而求，终不若秋阳江、汉，直悟本体，为简易而切实也。盖在圣门，惟不迁怒不贰过之颜，语之而不惰；其次则忠恕之曾，足以任重而道远。故再传而以祖述宪章。譬诸天地四时三传，而以仕止久速之时比诸大成，比诸巧力，宛然江汉秋阳家法也。秦、汉以来，专以训诂，杂以佛、老，侈以词章，而皜皜肫肫之学，淆杂偏陂而莫或救之。逮于濂、洛，始粹然克续其传。论圣之可学，则以一者无欲为要，答定性之功，则以大公顺应，学天地圣人之常。嗟乎！是岂尝试而悬断之者乎？其后剖析愈精，考拟愈繁，著述愈富，而支离愈甚，间有觉其非而欲挽焉，则又未能尽追案臼而洗濯之。至我阳明先生慨然深探其统，历艰履险，磨瑕去垢，独揭良知。力拯群迷，犯天下之谤而不自恤也。有志之士，稍稍如梦而觉，溯濂、洛以达洙、泗，非先师之功乎？以益之不类，再见于虔，再别于南昌，三至于会稽，窃窥先师之道愈简易，愈广大，愈切实，愈高明，望望然而莫知其所止也。当时有称先师者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气节，或以勋烈，而公克兼之。独除却讲学一节，即全人矣。”先师笑曰：“某愿从事讲学一节，尽除却四者，亦无愧全人。”又有訾讪之者。先师曰：“古之狂者，[日廖][日廖]圣人而行不拼，世所谓败阙也，而圣门以列中行之次。忠信廉洁，刺之无可刺，世所谓完全也，而圣门以为德之贼。某愿为狂以进取，不愿为愿以媚世。”呜呼！今之不知公者，果疑其为狂乎？其知公者，果能尽除四者而信其为全人乎？良知之明，蒸民所同，本自皜皜，本自肫肫，常寂，常感，常神，常化，常虚，常直，常大公，常顺应，患在自私用智之欲所障，始有所尚，始有所倚；不倚不尚，本体呈露，宣之为文章，措之为政事，犯颜敢谏为气节，诛乱讨贼为勋烈：是四者皆一之流行也。学出于一，则以言求心矣；学出于二，则以言求言矣。守益力病于二之而未瘳也，故反覆以质于吾党。吾党欲求知言之要，其惟自致其良知乎？嘉靖丙申春三月。阳明先生文录序钱德洪 古之立教有三：有意教，有政教，有言教。太上之世，民涵真性，嗜欲未涉，圣人者特相示以意已矣，若伏羲陈奇偶以指象是也。而民遂各以意会，不逆于心，群物以游，熙如也：是之谓意教。中古之民，风气渐开，示之以意若病不足矣。圣人者出，则为之经制立法，使之自厚其生，自利其用，自正其德，而民亦相忘于政化之中，各足其愿，日入于善，而不知谁之所使：是以政教之也。自后圣王不作，皇度不张，民失所趋，俗非其习，而圣人之意日湮以晦，怀世道者忧之，而处非其任，则晓晓以空言觉天下：是故始有以言教也。 噫！立敬而至于以言则难矣！昔者孔子之在春秋也，其所与世谆谆者皆性所同也。然于习俗所趋无征焉，乃哄起而异之曰：“是将夺吾之所习，而蹶吾之所趋也！”或有非笑而诋訾之者。三千之徒，其庶几能自拔于流俗，不与众非笑诋訾之者乎？然而天下之大也，其能自拔于俗，不与众非笑诋訾者，仅三千人焉，岂非空言动众，终不若躬见于政事之为易也？夫三千之中称好学者，颜氏之外又无多闻焉。岂速肖之士知自拔于俗矣，尚未能尽脱乎俗习耶？一洗俗习之陋，直超自性之真，而尽得圣人千古不尽之意者，岂颜氏之所独耶？然而三千之徒，其于夫子之言也，犹面授也。秦火而后，掇拾于汉儒者多似是而失真矣。后之儒者复以已见臆说，尽取其言而支离决裂之。噫！诚面授也，尚未免于俗习焉，并取其言而乱之，则后之怀世道者，复将何恃以自植于世耶？ 吾师阳明先生蚤有志于圣人之道，求之俗习而无取也，求之世儒之学而无得也，乃一洗俗习之陋、世儒之说，而自证以吾之心焉，殚思力践，竭精瘁志，卒乃豁然有见于良知，而千古圣人不尽之意复得以大明于世。噫！亦难矣！世之闻吾先生之言者，其皆肯自拔于流俗，不与众非笑诋訾之乎？其皆肯一洗俗习之陋、世儒之说，而独证以吾之心乎？夫非笑诋訾，在孔子犹不免焉，于当世乎奚病？特病其未之或闻焉耳。如其有闻也，则知先生之所言者非先生之言也，吾之心也。吾心之知不以太上而古，不以当世而今，不待示而得，不依政而行，俗习所不能湮，异说所不能淆：特在乎有超世特立之志，自证而自得之耳！有超世特立之志者而一触其知，真如去目之尘沙以还光也，拔耳之木楔以还聪也，解支体之束缚以自舒也，去污秽而就高明，撤蔽障而合大同，以复中古之政，超太上之意，亦已矣，又奚以俗习之陋、世儒之说为哉？ 先生之言，世之信从者日众矣！特其文字之行于世者，或杂夫少年未定之论。愚惧后之乱先生之学者，即自先生之言始也，乃取其少年未定之论，尽删而去之；详披缔阅，参酌众见，得至一之言五卷焉。其余或发之题咏，或见之政事者，则厘为《外集》、《别录》；复以日月前后顺而次之，庶几知道者读之，其知有所取乎？虽然，是录先生之言也，特入珍藏之扃钥也。珍藏不守，乃屑屑焉扃钥之是竞，岂非舍其所重而自任其所轻耶？兹不能无愧于是录之成云尔！重刻阳明先生文录后语王 畿 道必待言而传，夫子尝以无言为警矣。言者，所由以入于道之诠，凡待言而传者，皆下学也。学者之于言也，犹之暗者之于烛，跛者之于杖也。有触发之义焉，有栽培之义焉，而其机则存乎心悟。不得于心而泥于言，非善于学者也。我阳明先师倡明圣学，以良知之说觉天下，天下靡然从之：是虽入道之玄诠，亦下学事，载诸录者详矣。吾党之从事于师说也，其未得之，果能有所触发否乎？其得之也，果能有所栽培否乎？其得而玩之也，果能有所印正否乎？得也者，非得之于言，得之于心也；契之于心，忘乎言者也，犹之烛之资乎明，杖之辅乎行，其机则存乎目与足，非外物所得而与也。若夫玩而忘之，从容默识无所待而自中乎道。斯则无言之旨，上达之机，固吾梅林公重刻是录，相与嘉惠而申警之意也。不然，则圣学亡而先师之意荒矣。吾党勗诸！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序徐 阶 余姚钱子洪甫既刻《阳明先生文录》以传，又求诸四方，得先生所著《大学或问》、《五经臆说》、序、记、书、疏等若干卷，题曰《文录续编》，而属嘉兴守六安徐侯以正刻之。刻成，侯谋于洪甫及王子汝中，遣郡博张编、海宁诸生董启予问序于阶。阶曰： 先生之文，非浅薄所敢序也。虽然，阶尝从洪甫、汝中窃闻先生之学矣。夫学，非独倡始难也，其传而不失其宗，盖亦不易焉。自孔子没，《大学》格致之旨晦。其在俗儒，率外心以求知，终其身汩溺于见闻记诵；而高明之士，又率慕径约，贵自然，沦入于二氏而不自觉。先生崛起千载之后，毅然以谓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吾心之良知，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乃天命之性，吾心灵昭明觉之本体也。惟不自欺其良知，斯知致而意可诚矣。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物者，事也。事各归于正，而吾良知之所知始无亏缺障蔽，得以极其致矣。举知而归诸良，举致知而归诸正物，盖先生之学不汩于俗，亦不入于空如此。于时闻者幸知口耳之可耻，然其辟之或激于太过，幸有见夫心体之当求，然其拟之或涉于太轻：于是超顿之说兴，至举践履之实，积累之功，尽诋以为不足务。脱于俗，顾转而趋于空，则先生之学有不待夫传之既久，乃始失其宗者，兹岂非学先生者之所忧乎？洪甫辑为是编，其志固将以救之。其自序曰：“言近而旨远，此吾师中行之证也。”又曰：“吾师之教平易切实，而圣智神化之机，固已跃然，不必更为别说。”洪甫之于师传，其阐明翼卫，视先生之于孔氏，有功等矣。夫三代以前，学与政合而出于一，虞廷之命官，与其所陈之《谟》，皆“精一执中”之运用也。故曰三代之治本于道，三代之道本于心。而后世论学，既指夫俗与空者当之，其论政又指夫期会簿书当之，谬迷日甚而未已也。徐侯方从事于政，独能聚诸生以讲先生之学，汲汲焉刻是编以诏之，其异于世之为者欤？使凡领郡者皆徐侯其人，先生之学明而洪甫之忧可释也。阶生晚，不及登先生之门。然昔孟子自谓于孔子为私淑，至其自任闲先王之道以承孔子，则虽见目为好辩而不辞。故辄以侯请，僭为之序。呜呼！观者其尚亮阶之志也夫！刻文录叙说钱德洪 德洪曰：嘉靖丁亥四月，时邹谦之谪广德，以所录先生文稿请刻。先生止之曰：“不可。吾党学问，幸得头脑，须鞭辟近里，务求实得，一切繁文靡好。传之恐眩人耳目，不录可也。”谦之复请不已。先生乃取近稿三之一，标揭年月，命德洪编次；复遗书曰：“所录以年月为次，不复分别体类者，盖专以讲学明道为事，不在文辞体制间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遗复请刻。先生曰：“此爱惜文辞之心也。昔者孔子删述《六经》，若以文辞为心，如唐、虞、三代，自《典》、《谟》而下，岂止数篇？正惟一以明道为志，故所述可以垂教万世。吾党志在明道，复以爱惜文字为心，便不可入尧、舜之道矣。”德洪复请不已。乃许数篇，次为《附录》，以遗谦之，今之广德板是也。 先生读《文录》，谓学者曰：“此编以年月为次，使后世学者，知吾所学前后进诣不同。”又曰：“某此意思赖诸贤信而不疑，须口口相传，广布同志，庶几不坠。若笔之于书，乃是异日事，必不得已，然后为此耳！”又曰：“讲学须得与人人面授，然后得其所疑，时其浅深而语之。才涉纸笔，便十不能尽一二。”戊子年冬，先生时在两广谢病归，将下庚岭。德洪与王汝中闻之，乃自钱塘趋迎。至龙游闻讣，遂趋广信，讣告同门，约每越三年遣人裒录遗言。明日又进贵溪，扶丧还玉山。至草萍驿，戒记书篚，故诸稿幸免散逸。自后同门各以所录见遗，既七年，壬辰，德洪居吴，始较定篇类。复为《购遗文》一疏，遣安成王生自闽、粤由洪都入岭表，抵苍梧，取道荆、湘，还自金陵，又获所未备；然后谋诸提学侍御闻人邦正，入梓以行。文录之有《外集》、《别录》，遵《附录》例也。 先生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三变：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变也。读文录者当自知之。先生尝曰：“吾始居龙场，乡民言语不通，所可与言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耳；与之言知行之说，莫不忻忻有人。久之，并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与士夫言，则纷纷同异，反多插格不入，何也？意见先人也。”德洪自辛巳冬始见先生于姚，再见于越，于先生教若恍恍可即，然未得人头处。同门先辈有指以静坐者。遂觅光相僧房，闭门凝神净虑。倏见此心真体，如出蔀屋而睹天日，始知平时一切作用，皆非天则自然。习心浮思，炯炯自照，毫发不容住著。喜驰以告。先生曰：“吾昔居滁时，见学者徒为口耳同异之辩，无益于得，且教之静坐。一时学者亦若有悟；但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故迩来只指破致良知工夫。学者真见得良知本体昭明洞彻，是是非非莫非天则，不论有事无事，精察克治，俱归一路，方是格致实功，不落却一边。故较来无出致良知话头，无病何也？良知原无间动静也。”德洪既自喜学得所入，又承点破病痛，退自省究，渐觉得力。“良知”之说发于正德辛巳年。盖先生再罗宁藩之交，张、许之难，而学又一番证透，故正录书凡三卷，第二卷断自辛巳者，志始也。“格致”之辩莫详于《答顾华玉》一书，而“拔本塞源”之论，写出千古同体万物之旨，与末世俗习相沿之弊。百世以俟，读之当为一快。 先生尝曰：“吾‘良知’二字，自龙场已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出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不觉手舞足蹈。学者闻之，亦省却多少寻讨功夫。学问头脑，至此已是说得十分下落，但恐学者不肯真下承当耳。”又曰：“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此本是学者究竟话头，可惜此体沦埋已久。学者苦于闻见障蔽，无入头处。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但恐学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种光景玩弄，孤负此知耳！” 甲申年，先生居越。中秋月白如洗，乃燕集群弟子于天泉桥上。时在侍者百十人。酒半行，先生命歌诗。诸弟子比音而作，翕然如协金石。少间，能琴者理丝，善箫者吹竹，或投壶聚算，或鼓棹而歌，远近相答。先生顾而乐之，遂即席赋诗，有曰“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之句。既而曰：“昔孔门求中行之士不可得，苟求其次，其惟狂者乎？狂者志存古人，一切声利纷华之染，无所累其衷，真有凤皇翔依千仞气象。得是人而裁之，使之克念日就平易切实，则去道不远矣！予自鸿胪以前，学者用功尚多拘局；自吾揭示良知头脑，渐觉见得此意者多，可与裁矣。” 先生自辛巳年初归越，明年居考丧，德洪辈侍者踪迹尚寥落。既后，四方来者日众，癸未已后，环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诸僧舍，每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所，更番就席，歌声彻昏旦。南镇、禹穴、阳明洞诸山远近古刹，徒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寓之地。先生每临席，诸生前后左右环坐而听，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遍记其姓字者。诸生每听讲，出门未尝不踊跃称快，以昧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忧愤愊忆入者以融释脱落出，呜呼休哉！不图讲学之至于斯也。尝闻之同门，南都以前，从游者虽众，未有如在越之盛者。虽讲学日久，孚信渐博，要亦先生之学益进，感召之机亦自不同也。今观《文录》前后论议，大略亦可想见。 先生尝语学者曰：“作文字亦无妨工夫。如诗言志，只看尔意向如何，意得处自不能不发之于言，但不必在词语上驰骋，言不可以伪为。且如不见道之人，一片粗鄙心，安能说出和平话？总然都做得，后一两句露出病痛，便觉破此文原非充养得来。若养得此心中和，则其言自别。” 门人有欲汲汲立言者。先生闻之叹曰：“此弊溺人，其来非一日矣。不求自信而急于人知，正所谓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也。耻其名之无闻于世，而不知知道者视之，反自贻笑耳。宋之儒者，其制行磊牵，本足以取信于人，故其言虽未尽，人亦崇信之，非专以空言动人也。但一言之误，至于误人无穷，不可胜救，亦岂非汲汲于立言者之过耶？” 或问先生所答示门人书稿，删取归并，作数篇训语以示将来，如何？先生曰：“有此意。但今学问自觉所进未止，且终日应酬无暇。他日结庐山中，得如诸贤有笔力者，聚会一处商议，将圣人至紧要之语发挥作一书，然后取零碎文字都烧了，免致累人。”德洪事先生，在越七年，自归省外，无日不侍左右。有所省豁，每得于语默作止之间。或闻时讪议，有动于衷，则益自奋励以自植，有疑义即进见请质。故乐于面炙，一切文辞，俱不收录。每见文稿出示，比之侍坐时精神鼓舞，歉然常见不足。以是知古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非欺我也。不幸先生既没，謦欬无闻，仪刑日远，每思印证，茫无可即。然后取遗稿次第读之，凡所欲言而不能者，先生皆为我先发之矣。虽其言之不能尽意，引而不发，跃如也。由是自滁以后文字，虽片纸只字不敢遗弃。四海之远，百世之下，有同此怀者乎？苟取正录，顺其日月以读之，不以言求，而惟以神会，必有沛然江河之决，莫之能御者矣！ 《别录》成，同门有病其太繁者。德洪曰：“若以文字之心观之，其所取不过数篇。若以先生之学见诸行事之实，则虽琐屑细务，皆精神心术所寓，经时赞化以成天下之事业。千百年来儒者有用之学，于此亦可见其梗概，又何病其太繁乎？” 昔门人有读《安边八策》者。先生曰：“是疏所陈亦有可用。但当时学问未透，中心激忿抗厉之气。若此气未除，欲与天下共事，恐事未必有济。” 陈惟浚曰：“昔武宗南巡，先生在虔，奸贼在君侧，间有以疑谤危先生者，声息日至，诸司文帖，络绎不绝，请先生即下洪，勿处用兵之地，以坚奸人之疑。先生闻之，泰然不动。门人乘间言之，先生姑应之曰：‘吾将往矣。’一日，惟浚亦以问。先生曰：‘吾在省时，权竖如许势焰疑谤，祸在目前，吾亦帖然处之。此何足忧？吾已解兵谢事乞去，只与朋友讲学论道，教童生习礼歌诗，乌足为疑！纵有祸患，亦畏避不得。雷要打，便随他打来，何故忧惧？吾所以不轻动，亦有深虑焉尔！’又一人使一友亦告急。先生曰：‘此人惜哉不知学，公辈曷不与之讲学乎？’是友亦释然，谓人曰：‘明翁真有赤舄几几气象。’愚谓《别录》所载，不过先生政事之迹耳。其遭时危谤，祸患莫测，先生处之泰然，不动声色，而又能出危去险，坐收成功。其致知格物之学至是，岂意见拟议所能及！”是皆《别录》所未及详者。洪感惟浚之言，故表出之，以为读《别录》者相发。 《复闻人邦正书》，裒刊《文教》，诸同门聚议不同久矣。有曰：“先生之道无精粗，随所发言，莫非至教，故集文不必择其可否，概以年月体类为次，使观者随其所取而获焉！”此久庵诸公之言也。又以“先生言虽无间于精粗，而终身命意，惟以提揭人心为要，故凡不切讲学明道者，不录可也”。此东廓诸公之言也。二说相持，罔知裁定。去年广回舟中，反覆思惟，不肖鄙意窃若有附于东廓子者。夫传言者不贵乎尽其博，而贵乎得其意。得其意，虽一言之约，足以入道；不得其意，而徒示其博，则泛滥失真，匪徒无益，是眩之也。且文别体类，非古也，其后世侈词章之心乎？当今天下士方驰鹜于辞章，先生少年亦尝没溺于是矣，卒乃自悔，惕然有志于身心之学；学未归一，出入于二氏者又几年矣，卒乃自悔，省然独得于圣贤之旨；反覆世故，更历险阻，百炼千磨，斑瑕尽去，而辉光焕发，超然有悟于良知之说。自辛巳年已后，而先生教益归于约矣。故凡在门墙者，不烦辞说而指见本体，真如日月之丽天，大地山河，万象森列，阴崖鬼魅，皆化而为精光；断溪曲径，皆坦而为人道。虽至愚不肖，一触此体真知，皆可为尧、舜，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百世，断断乎知其不可易也！有所不行者，特患不加致之之功耳。今传言者不揭其独得之旨，而尚吝情于悔前之遗，未透之说，而混焉以夸博，是爱其毛而不属其里也，不既多乎？既又思之：凡物之珍赏于时者，久而不废，况文章乎？先生之文，既以传诵于时，欲不尽录，不可得也。自今尚能次其月日，善读者犹可以验其悔悟之渐。后恐迷其岁月，而概以文字取之混入焉，则并今日之意失之矣。久庵之虑，殆或以是与？不得已，乃两是而俱存之。故以文之纯于讲学明道者裒为《正录》，余则别为《外集》，而总题曰《文录》。疏奏批驳之文，则又厘为一书，名曰别录。夫始之以《正录》，明其志也；继之以《外集》，尽其博也；终之以《别录》，究其施也：而文稽其类以从，时也。识道者读之，庶几知所取乎？此又不肖者之意也。问难辩诘，莫详于书，故《正录》首书，次记，次序，次说，而以杂著终焉。讽咏规切，莫善于诗赋，故《外集》首赋，次诗，次记，次序，次说，次杂著，而传志终焉。别录则卷以事类，篇以题别，先奏疏而后公移。刻既成，惧读者之病于未察也，敢敬述以求正。乙未年正月。〔附〕编校文录及汇刻全书姓氏 编辑《文录》姓氏： 门人余姚徐爱、钱德洪、孙应奎、严中，揭阳薛侃，山阴王畿，渭南南大吉，安成邹守益，临川陈九川，泰和欧阳德，南昌唐尧臣； 校阅《文录》姓氏： 后学吉水罗洪先，滁阳胡松，新昌吕光洵，秀水沈启原； 汇集《全书》姓氏： 提督学校巡按直隶监察御史、豫章谢廷杰； 督刻《全书》姓氏： 应天府推官、太平周恪，上元县知县、莆田林大黼，江宁县知县、长阳李爵。 增补序跋 三十八篇传习录序 天地之间，道而已矣。道也者，人物之所由以生者也。是故人之生也，得其秀而最灵，以言乎性则中矣，以言乎情则和矣，以言乎万物则备矣，由圣人至于途人一也。故曰：“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又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是故古者大道之于天下也，天下之人相忘于道化之中，而无复所谓邪匿者焉。率性以由之，修道以诚之，皡皡乎而不知为之者，是故大顺之所积也，以天则不爱其道也，以地则不爱其宝也，以人则不爱其情也，以物则不爱其灵也。圣人于此，夫何言哉？恭己无为而已矣。至其后也，道不明于天下，天下之人相交于物化之中，而邪慝兴焉。失其性而不知求，舍其道而不知修。斯人也，日入于禽兽之归而莫之知也。是故万物弗序而天地弗官矣。圣人，生而知道者也；贤人，学而知道者也。其视天地万物，无一而非我。而斯人之不知道也，若已推而入之鸟兽之群也。理有所不可隐，心有所不容忍，恶能已于言哉？故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故夫圣贤之言，将以明斯道示诸人，使天下之人晓然知道之在是，庶民兴焉。庶民兴，则邪慝息；邪慝息，则万物序而天地官矣，夫然后圣贤之心始安而其言如已也。是故其言也，求其是则已矣，非以为闻见之高也；求其明则已矣，非以为门户之高也。而后之为圣贤之学者，其初也，执闻见以自是，而不知圣人之所是者，天下之公是也；立门户以自明，而不知圣人之所明者，天下之同明也。故其后也，言愈多而愈支，支则不可行矣；门愈高而愈小，小则不可通。皆意也，己也，胜心之为也。而世之号为豪杰者，方皆溺于其中而莫之知也。其亦可哀已矣！ 夫天之命于我而我之具于心者，自有真是真非，至明而不容有蔽者也。故天上之言道者，至不一也。苟以平心观之，易气玩之，则其是是非非，自不能遁吾心之真知也。唯夫闻见已执于未观之先，而门户又高于既玩之际，则其言虽是也，蔽于闻见之私，而不知其是；指虽明也，隔于门户之异，而不通其明。道之不明于天下，治之所以不能追复前古者，其所由来远矣！ 是录也，门弟子录阳明先生问答之辞、讨论之书，而刻以示诸天下者也。吉也从游宫墙之下，其于是《录》也，朝观而夕玩，口诵而心求，盖亦自信之笃而窃见夫所谓道者，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无朝夕人心之所同然者也。故命逢吉弟校续而重刻之，以传诸天下。天下之于是《录》也，但勿以闻见梏之，而平心以观其意；勿以门户隔之，而易气以玩其辞。勿以《录》求《录》也，而以我求《录》也，则吾心之本体自见，而凡斯《录》之言，皆其心之所固有，而无复可疑者矣。则夫大道之明于天下，而天下之所以平者，将亦可竢也已。嘉靖三年冬十月十有八日，赐进士出身中顺大夫绍兴府知府、门人渭北南大吉谨序。 （录自佐藤一斋《传习录栏外书》）阳明先生存稿序黄 绾 古人之文，实理而已。理散两间，韫诸人心，无迹可见，必俟言行而彰。言行，人之枢机，君子慎之，而实理形焉。 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此其载籍之初，文之权舆乎？故文之为用，以之撰天地而天地为昭，以之体万物而万物为备，以之明人纪而人纪为明，以之阐鬼神而鬼神为显，以之理庶民而庶民为从，以之考三王而三王为归，以之俟后圣而后圣为存；所以经纬天地，肇率人纪，纲维万物，探索阴阳，统贯古今，变通幽明，而不可废者也。 阳明先生夙负豪杰之资，始随世俗学文，出入儒、老、释之间，中更窜谪流离之变，乃笃志为学，久之深有省于孟子“良知”之说，《大学》“亲民”之旨，反身而求于道，充乎其自得也。故其发于言行也，日见其宏廓深潜，中和信直，无少偏戾。故其见于文也，亦日见其浩博渊邃，清明精切，皆足以达其志而无遗。或告之君父，或质之朋友，或迪之门生，或施之政事，或试之军旅，以至登临之地、燕处之时，虽一声一欬之微，亦无往而非实理之形。由此不息，造其精以极于诚，是故其用之也，天地可以经纬，人纪可以肇率，万物可以纲维，阴阳可以探索，古今可以统贯，幽明可以变通。 惜乎！天不欲，遗不获，尽见行事，大被斯世，其仅存者唯《文录》、《传习录》、《居夷集》而已，其余或散亡及传写讹错。抚卷泣然，岂胜斯文之慨？及与欧阳崇一、钱洪甫、黄正之率一二子侄，检粹而编订之，曰《阳明先生存稿》。洪甫携之吴中，与黄勉之重为厘类，曰《文录》、曰《别录》，刻梓以行，庶传之四方，垂之来世，使有志之士知所用心，则先生之学之道为不亡矣。 （录自黄绾《石龙集》卷十三）续刻传习录序钱德洪 古人立教，皆为未悟者设法，故其言简夷明白，人人可以与知而与能。而究极所止，虽圣人终身用之，有所未尽。盖其见道明彻，先知进学之难易，故其为教也循循善诱，使人悦其近而不觉其入。喜其易而各极所趋。 夫人之良知一也，而领悟不能以皆齐。有言下即能了悟者矣；有良知虽明，不能无间，必有待于修治之功者矣；有修治之功百倍于人，而后其知始彻者矣。善教者不语之以其所悟，而惟视其所入，如大匠之作室然，规矩虽一，而因物曲成，故中材上下，皆可与入道。若不顾其所安，而概欲强之以其所未及，教者曰：“斯道之妙也如是。”学者亦曰：“斯道之妙也如是。”彼以言授，此以言接；融释于声闻，悬解于测意，而遂谓道固如是矣，宁不几于狂且惑乎？ 吾师阳明先生，平时论学，未尝立一言，惟揭《大学》宗旨，以指示人心。谓大学之教，自帝尧明德睦族以降，至孔门而复明。其为道也，由一身以至家国天下，由初学以至圣人；彻上彻下，通物通我，无不具足。此性命之真，几圣学之规矩也。然规矩陈矣，而运用之妙，则由乎人。故及门之士，各得所趋，而莫知其所由入，吾师既没，不肖如洪领悟未彻，又不肯加百倍之功。同志归散四方，各以所得引接来学，而四方学者渐觉头绪太多。执规矩者，滞于形器，而无言外之得；语妙悟者，又超于规矩之外，而不切事理之实；愿学者病焉。年来同志亟图为会，互相切劘，各极所诣，渐有合异同归之机。始思师门立教，良工苦心。盖其见道明彻之后，能不以其所悟示人，而为未悟者设法，故其高不至于凌虚，卑不至于执有，而人人善入。此师门之宗旨，所以未易与绎也。 洪在吴时，为先师裒刻《文录》。《传习录》所载下卷，皆先师书也。既以次入《文录》书类矣，乃摘录中问答语，仍书南大吉所录以补下卷。复采陈惟浚诸同志所录，得二卷焉，附为续录，以合成书。适遭内艰，不克终事。去年秋，会同志于南畿，吉阳何子迁、初泉刘子起宗，相与商订旧学，谓师门之教，使学者趋专归一，莫善于《传习录》。于是刘子归宁国，谋诸泾尹丘时庸，相与捐俸，刻诸水西精舍。使学者各得所入，庶不疑其所行云。时嘉靖甲寅夏六月，门人钱德洪序。 编者按：原文附载于嘉靖三十三年《传习续录》闾东刻本卷首。闾本现已亡佚。今据佐滕一齐《传习录栏外书》移录。重刻传习录序聂 豹 《传习录》者，门人录阳明先生之所传者而习之，盖取孔门“传不习乎”之义也。匪师弗传，匪传弗觉，先生之所以觉天下者，其于孔门何以异哉？夫传不习，孔犹弗传也。 孔门之传，求仁而已矣。孟子曰：“仁，人心也。”孟子之求心，即孔门之求心也。然心无形而有知也。知外无心，惟知为心；物外无知，何知非物？ 予尝闻先生之教矣。学本良知，致知为学。格物者，致知之功也。学致良知，万物皆备，神而明之，广矣，大矣。故曰：“知皆扩而充之，足以保四海，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之学孔子者，其在兹乎？ 祖述孔、孟，宪章周、程，先生之所得亦深矣。而或者犹异之，云其殆于仁，心、知、物之义有未达欤！ 盖仁即心也，心即知也，知即物也。外物以求知者，为虚寂；外知以求心者，为枯槁；外心以求仁者，为袭取；外仁以求学者，为泛滥灭裂，此二氏、五伯、百家之学所以毒天下。如以文辞而已者，今之陋也，去益远矣，毒滋甚焉。 良知者，通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忍其毒而弗之觉，犹弗知也。此先生之传，殆有不容已焉者耳。 是录也，答述异时，杂记于门人之手，故亦有屡见而复出者。间尝与陈友惟浚，重加校正，删复纂要，总为六卷，刻之于〔1〕闽，以广先生之觉焉。 （录自《聂双江先生文集》卷三）校勘记 〔1〕 于，原文作“八”，据聂豹《重刻大学古本序》改。刻阳明先生传习录序孙应奎 学以尽性也。性者存发而无内外，故博文约礼，集义养气之训，孔、孟之所以教万世学之者。而或少异焉，是外性也，斯异端矣。应奎不敏，弱冠如知有所谓圣贤之学。时先生倡道东南，因获师事焉。忆是时先生独引之天泉楼口，授大学首章，至“致知格物”曰：“知者，良知也，天然自有即至善也。物者，良知所知之事也。格者，格其不正以归于正也。格之，斯实致之矣。”及再见，又手授二书。其一《传习录》。且曰：“是《录》吾之所为学者，尔勿徒深藏之可也。”应奎请事于斯几三十年，每思讲授至意，恐卒为先生罪人，故有独苦心而莫敢以语人者。然间尝以其所见一斑参之孔、孟。夫心之纯粹以精森然而条理者，非礼乎？即此礼之见于日用而有度数之可纪，谓之“文”，然以其体事而无不在，故曰“博”。心之刚大，配天地而不御者，非“气”乎？即此气之流行当其可，谓之“义”，然以其无时无处而可失，故曰“集”。心之虚明灵觉洞然而不昧者，非“知”乎？即此知之应感而该乎人伦事变，谓之“物”，然以其有物有则而不可有过不及之差，故曰“格”。故致其知于格物也。养其气于集义也，约其礼于博文也，皆理其性之发者，而非外也。博文以约此礼也，集义以养此气也，格物以致此知也，皆体其性之存者，而非内也。盖自其敛于无，似存而常体未常息；自其章于有，似发而常体未常易。存发无先后，体用无内外，斯性之妙也。故先生之所自得，虽未敢辄拟其所至，而先生之学则断然信其为上接孔、孟，而以俟后圣于不惑者也。 兹应奎较艺衡水，涉洞庭，登祝融，访石鼓，歧乎濂溪之上，有余慨焉。道不加闻而年则逮矣，固愿窃有豪杰者出，以翼吾之往也。同志蔡子子木守衡，则已群多士，而摩之以性命之学，亦浸浸乎有兴矣。应奎因乐与成之，乃出先生旧所手授《传习录》，俾刻置石鼓书院。 噫！性灵在人，得无有默契斯旨而成之德行者乎！则于先生之道亦庶几焉，又何憾矣！嘉靖三十年夏五月壬寅，同邑门人孙应奎谨序。 （录自《传习录》蔡汝楠校刻本）叙传习录后蔡汝楠 《传习录》者，阳明先生之门人录师传之指，图相与习之者也。先生曾以是录手授今文宗蒙泉孙公，公按部至衡，令汝楠刻置石鼓书院，而公为之序，概括学以尽性之一言。盖先生之学，致知而已矣。今发明之曰：“学以尽性”，何也？曰：人之有心，性即吾心之体也；心之有性，知即吾性之灵也。自此知杂揉，或虑真妄决择之难，不知本然之体昭明灵觉，本无所昧，动于意而知能杂揉，亦即此体足以自知而决择之，著诚去伪，不容不力至于无有乎弗良，则无有乎弗诚。故知也者，诚之源也。自此知渺徽，或虑酬酢变化之难，不知本然之体圆莹洞彻，本无所遗，交乎物而客形变化，亦即此体足以尽物而精察之，博学切问，不容不至，至于无有乎弗格，则无有乎弗良。故知也者，物之则也。同此知谓之性，致此知谓之学。周旋物则，充积诚意，发之肫肫然不可已，极于高高乎不可尚。合内外，一寂感，是谓天性之尽而至善之止也。以此而质于往圣：其曰：“道心之微”，即良知之发也；其曰“惟精惟一”，一此道心，即致知而诚也。“博文”，则知贯乎物而无有不格；“约礼”，则知皆天理而无有不诚。固质之而不谬。以此而证之前贤，“未发之中”，此知之中涵；“即发之和”，此知之贯彻。义而曰“集”，即物无不正；配义与道，即意无不诚。亦参之而不惑。故致知尽性之说，传而习之，及门之徒不能不录。而蒙泉孙公广先生手授之泽，亦自恶可已也。惟《录》名“传习”，则传习之指非曾子独得孔氏之宗者乎？尝观圣门之宗独归曾氏，而曾子称服吾友则惟颜子。二贤之在当时，颜子尝识圣道之高深变化矣，曾子尝亲受大学、孝经之指矣，然所谓传习者，岂在是哉？颜子之学，博我之文，约我之礼，竭吾之才，然后卓见圣道至，虽欲从圣人而求之亦自无由。曾子之学，自察自欺，自求自慊，必慎独知，然后竟以鲁得之至，虽欲媲有若之似圣人，亦不可得传而习之，斯其至矣。然则斯录盛传海内，君子以能演先生良知之训为传习乎？抑自信自知，何者为良，先明乎善，益进于诚，凡功利之溺此良知，夸门之障此良知，意见之害此良知，皆如自治痛养，自致其力，以自有之知，尽自有之性，以此尊其所闻为传习矣乎？呜呼！先生之学，真孔氏秘传，而以先生之道，反身而自得之，如颜、曾之善习者谁也？敢告同志相最善习，庶无负先生传教之意云尔。时嘉靖辛亥夏日，门下后学德清蔡汝楠谨书。 （录自《传习录》蔡汝楠校刻本）题传习录后董 沄 斯道之在天下，虽天命人心之固有，其盛衰显晦，实由气数。文、武之后，斯道与王迹俱降，渐远渐微，不绝如线，历数百年，至仲尼一唱而天下响应。仲尼之后，至孟子没有遂绝，历战国、秦、汉，如灭烛夜行。以及炎运之末，黄、郭、荀、陈诸豪杰，林然而起，要虽非中道，而其发于义理，根于天性，挽回人心，则不可诬也。东井先祥，德星后聚，岂偶然哉！自是而文废焉，至于隋而文中子振之，门人千余，泽虽不被于天下，而斯文赖以一延。自是而文又废焉，至于宋而濂、洛、关、闽诸大儒出而昌之，五星聚奎，斯道于是乎大明矣。然天下之士，见在上者之崇重乎此也，遂借之以为利禄之梯，讲之愈明，而失之愈远，大非先儒之初心矣。以至于今，而笃生阳明夫子，提天下之耳，易天下之辙，海内学者，复乡应焉，而五星聚室，是岂人力所能为哉？盖自孔子以迄于兹，凡四废兴矣。 （录自日本蓬左文库藏《王门宗旨》十三《从吾道人语录》）传习录序王宗沐 《传习录》，录阳明先生语也。四方之刻颇多，而江右实先生提戈讲道处，独缺焉。沐乃请于两台，合续本凡十一卷，刻置学宫。诸生集而请曰：“愿有以疗之。”余愀然曰：“来！二三子是尚有待于余言乎？夫言非先生得已也。自先生之殁，则学稍稍失其旨，繁言朋，兴门户，峙张规，为儒名，而实衰焉。非不能言也，是用与二三子剪裁浮华，反归本实，以独得先生之意于旷世之下，而尚有待于言乎？孔子曰：‘予欲无言。’而又曰：‘无隐学而必待于言也。’则二者实背而驰。如其不待于言也，则所谓无隐者盖有在矣。且尔亦知先生始得之勤也，而其后之不能无忧乎？” 诸生曰：“未之闻也。虽然，愿卒言之。” 曰：“天命流行，物与无妄，在天为不已之命，而在人为不息之体。孔门之所谓仁者，先生之所谓知也。自程纯公之殁，而圣人之学不传，沉酣传注，留心名物，从其求于外者，以为领略贯解，而一实万分、主静立极之义微矣。夫天下莫大于心，心无对者也，博厚高明，配于天地，而弥纶参赞，际于六合，虽尧、舜之治与夫汤、武之烈，皆心之照也。从事于心者，愈敛而愈不足；从事于言者，愈赘而愈有余。不足者日益，而有余者日损。圣愚上下之歧，端在于是。此先生所以冒忌负谤，不恤其身而争之于几绝之余，而当时之士，亦遂投其本有，皆能脱骖解絷，翕然从先生于骤闻之日者也。争之不明而有言，言之稍聚而为录。今不据其录而求其所以为学也，乃复事于言，是其不得已者，反以误后人而贻之争耶？且先生之得，是亦不易矣。先生顾其始，亦尝词章而博物矣。展转抵触，多方讨究，妆缀于平时者，辨艺华藻，似复可恃。至于变故当前，流离生死，无复出路，旁视莫倚而向之有余者，茫然不可得力。于是知不息之体炯然在中，悟则实，谈则虚，譬之孤舟，颠滞于冲风骇浪之中，帆橹莫施，碇缆无庸，然后视柁力之强弱，以为存亡〔1〕。叶尽根呈，水落石出，而始强立不返矣。故余尝谓：“先生仅悟于百死一生之日，然后能咽余甘而臻实际，取而用之，已本不贰，而物亦莫能违，事功文词，固有照中之隙光也。先生之所以得者，岂尽于是耶？嗣后一传百讹，师心即圣，为虚无漭荡之论，不可穷诘。内以驰其玄莫之见，而外以逃其践履之失，于先生所道切近之处，未尝加功，则于先生所指精微之地，终无实见，投之事则窒，施之用则败。盖先生得而言之，言先生之心尔。而今袭先行之语以求人，即句句不爽，犹之无当于心，而况不能无失乎？心不息，则万古如一日；心不息，则万人如一人。先生能用是倡之于几绝，吾人不能缘是承之于已明，而方且较同异雌黄以为长。犹昔人所谓神尧能以一旅取天下，而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者。引予之所以谓先生始得之勤，而今之不能无忧也。夫从事于心，敏而犹有不及，则于言有所不暇；从事于心，精而后知所失，则于言有所不敢。默识深思，承担负荷，此余与二三子今日之所承先生之后者也。” 诸生曰：“然则兹刻可废乎？” 曰：“若是泥哉！书之存不存，未害也。书不传，则先生之心不著。其颖者固无待乎是矣，而闻而兴者，犹之欲渡而弃航也。求之于心而得，则先生之言庸以相印；求之于心而不得，则由先生之言而思焉，而力焉，而本体固可见矣。昔者赵简子有二子，而莫知适立也，乃书戒教之词于简而授之，三年而问之，长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己失之矣；次无恤育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遂立之。夫志各有适，非简之罪也，二三子其识之矣。” （录自九州大学硕水文库藏抄本《传习录诸序》） 校勘记 〔1〕 亡，原本为“己”，据《明儒学案》改。重刻阳明先生文集序闾 东 《阳明先生文录》旧刻于姑苏，《传习录》刻于赣，继又有薛子者刻其《则言》，然相传不多得同志者，未得合并以观全书，每有余憾。东按西秦，历关、陇，见西土人士俊髦，群然皆忠信之质也，因相与论良知之学，尽取先生《文录》，附以《传习录》并《则言》，共若干卷刻之，愿与同志者共焉。 东曰：予于先生之学，尝窃闻其绪论于欧阳南野先生，云：“先生指示良知为人心本体，自圣人之心以至愚夫愚妇，自一人之心以达之天下，自千万古之前以达之千万古之后，无有不同者，此心也，此良知也。”始而闻则疑之，乃南野先生教曰：“子盖未始实见得此耳。人心本体浑然，天理即其灵昭不昧处，所谓良知也。全此谓之圣人，若众人则日用不知且蔽焉耳。去其蔽以复其全，将不同归欤？然立志，其本也，志不立始异矣，所谓性近习远者也，子又何疑乎？”东惕然以思，惺然以悔，因责此志之未立也。是故立志无他焉，致良知焉已矣。何也？圣凡之判迷悟之间也。何云迷？日欺则然也。何云悟？自慊则然也。脱迷就悟，非戒慎恐惧不可也，是故有求焉。圣人之志焉，致良知焉已矣。或曰：“若是，先生之学诚不当于文字间求矣。乃今诵是集者或未能缘是以得其微，兹不几赘乎？”曰：“先生嘉惠后学，其心无穷，且彰之文辞，著之问辩，树之政事，孰非精蕴之据，模范之兆乎？每一展卷，辄因省悟，此亦良知所不容已者，又兹刻意也。”爱命工于天水，天水盖疱羲氏所自起地，因以逆心学渊源云。嘉靖庾戌秋八月。 （录自九州大学硕水文库藏抄本《传习录诸序》）重刊阳明先生文录叙胡宗宪 阳明先生以致良知立教，天下土靡不翕然响风。自先生没，凡若干年，人愈益仰慕，凡先生生平制作，虽一字一句，皆视如连珠拱璧不忍弃。而绪山钱子复诠次成编，名曰《阳明先生文录》，首刻于姑苏。今闽、越、河东、关中皆有刻本，亦足以征良知之达诸天下矣。 天真书院，为先生崇祀之所，四方士来游于此，求观先生之文者，每病其难得。钱子偕龙溪王子谋于予曰：“古人有倚马论道者，兵事虽倥偬，亦不可无此意。愿以姑苏本再加校正，梓藏于天真，以惠后学何如？”予曰：“诺。”遂捐俸金若干两，命同知唐尧臣董其事，以九月某日刻成。钱子谓予“宜有言”。予素不文，然慕先生之道久矣，何敢以不文辞。 予惟千圣一心，万古一道，惟心一，故道一；道一，故学亦一。昔尧之告舜，曰：“允执厥中。”及舜命禹，又加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三言。夫“道心”即“中”也，“精一”者“允执”之功，而“精”又“一”之功也。“惟精”故“一”，“惟一”故“中”，此万世心学之源，盖蔑以复加矣。其后孔门一贯博约之教，诚正格致之说，亦不过发明“精一”之旨。而予欲无言，夫子亦已自病其言之详矣。至孟轲氏又有知言养气尽心知性之说，而指出孝弟为良知良能，言虽益详，而于孔门之教实多发明。自孟氏没而斯道失其传。汉、晋诸儒皆以记诵词章为学，说愈繁而道愈晦，学愈博而道愈离。以及五季之衰，晦蚀甚矣。有宋大儒周、程、张、朱诸子者出，以斯道为己任，不得已而有言“精一”之旨，赖以复明，而学者流弊或不免堕落汉、晋，几失宗旨。至胡元之变而斯道且沦没矣。 明兴百有余年，文教虽盛而流弊亦浸以滋，先生亦不得已而揭“致良知”一语以示人，所以挽流弊而救正之，无非发明孔门致知之教，而羽翼斯道之传。要其指归，则“良知”即“道心”也，“致”即“精一”也，即周子之所谓“纯心”，程子之所谓“定性”也。夫岂外诸儒而别立一门户耶？是故良知皆实理，致知皆实学，固非堕于空灵，一与事物无干涉，如禅家者流也。然“明心见性”与先生“致良知”之说亦略相似，若认错本旨，则高者必以虚寂为务而离形厌事；卑者则认知觉为性，而自信自便。此则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非先生立教之本旨矣。 至哉，孔子之告哀公曰：“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噫，尽之矣！夫为人臣者，无不知忠其君；为人子者，无不知孝其亲，此良知也。知此、体此、强此而一于诚。为臣尽忠，为子尽孝，此致良知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舍人伦日用之常，而曰吾得不传之秘，立门户以自高，非予所望于来学也。 钱子起而揖予曰：“子言真有神于先师之教也，夫吾党其共勖诸。”嘉靖丁巳仲冬吉旦，后学新安梅林胡宗宪顿首拜撰。 （录自日本蓬左文库藏《阳明文录》嘉靖三十六年刻本）王文成公文选序钟 惺 经云：“敷奏以言。”盖谓人之所性所学，无以自见，故托言而敷奏焉。然有言之则是，而考其行事则非者，岂其言不足以尽其人耶？非然也，殆所言者之观察未审耳。夫人之立言，莫不假辞仁义，抗声道德，以窃附于君子之高，而苟非所有，则虽同一理，同一解，而精神词气，已流为其人之所至。何也？盖言者，性命之流露，而学问之精华也。学问杂则议论不纯，性命乖则言词多戾，有非袭取者之能相掩也。古之立言者不一家，相如之词赋，班、史之著述，固文人也，而文人之无论，即如申、韩之刑名，管、晏之经国，以及老、庄之寓言，岂不以圣人贤者自视，而或流为惨刻，推王佐得乎？等而上之，子舆氏愿学孔子者也，亦步亦趋，直承道统，而一间之未达，终属圭角之不融，宁可强哉？子舆氏犹不可强，况其下焉者乎？近之立言者，稍陟韩、欧之境，辄号才人，略窥朱、程之绪，便称儒者，而试求其言之合道否也，不矫为气节之偏，则溺于闻见之陋，不遁入玄虚之域，则陷于邪僻之私，曾得以浮词改听哉？独阳明先生之为言也，学继千秋之大，识开自性之真，辞旨蔼粹，气象光昭，出之简易而具足精微，博极才华而不离本体，自奏议而序、记、诗、赋，以及公移、批答，无精粗大小，皆有一段圣贤义理于其中，使人读之而想见其忠孝焉，仁恕焉，才能与道德焉，此岂有他术而侥幸致此哉？盖学问真，性命正，故发之言为真文章，见之用为真经济，垂之训为真名理，可以维风，可以持世，而无愧乎君子之言焉耳。使实有未至，而徒以盗袭为工，亦安能不矫不溺，不遁不陷，而醇正精详，有如是哉？李温陵平生崛强，至此亦帖然服膺，良有以也。世之论文者，动则曰某宋文也何如，某汉文也何如，某战国之文也又何如，不知文何时代之可争，亦惟所性所学者何如耳。予僭评此文，非谓先生之言待予言而明，盖欲使听言者读先生之言，而知立言者之言可饰，而所性所学不可饰也。一人之所性所学可饰，而千圣之所性所学不可饰也，斯不失圣经“敷奏”意矣。竟陵后学钟惺书。 （录自王畿选，钟惺评点，金阊溪香馆刊本《王文成公文选》卷首）钟伯敬评王文成公文选叙陶珽穉 古文人之宦游其地也，风波所不免，而往往留一段风雅之事，令人思慕焉。予官武昌，九阅月而劳人被逐，宜矣。第念君臣政事之外，无一风雅事可述，几为黄鹤白云所笑。独于竟陵得吾友钟伯敬所评《公》、《谷》、《国策》、《国语》。《前后汉》、《三国史》，暨《通鉴纂》、《衍义纂》、《昌黎选》，《东坡选》、《宋名家选》、《明文选》，与夫《王文成选》诸遗书一十八种，归途展玩，差为快耳。古今之书，不知凡几，而古今之评，又不知凡几，独沾沾于是，无乃陋乎？不知天下之事，岂容拣择而尽取之，亦随所遇，随所感，而偶托之以为名可耳。不然，则古今之白云黄鹤，亦不知凡几矣。因谋之梓，聊以见予斯役也。虽不得于君，未始不得于友；虽不得于政事，未始不得于文章，或亦可解嘲于古文人也已。兹阳明之刻成，故述其意于首。崇祯癸酉春二月黄严陶陶珽穉圭父题。 （录自金阊溪香馆刊本《王文成公文选》卷首）重刻大学古本序聂 豹 《大学》古本之传久矣，而世之学士乃复致疑于格物之说，辨焉而不释，何也？予始受学于阳明先生，骇而疑之，犹夫人也。已而反求诸身心日用之间，参诸程、朱合一之训，涣然若有所觉，而纷纷之疑亡矣。 盖《大学》之道，惟在于止至善也。曾子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朱子释“至善”云：“盖有以尽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释“忠信”云：“盖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几决矣。”是数言者，真有以契夫“精一”、“执中”之旨，而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舍是无以用其力也。 是故知止之功，诚意而已矣。知者，意之体；意者，知之所发也；知之所发，莫非物也。如曰“好恶”，曰“忿懥、恐惧、好乐、忧患”；曰“亲爱、贱恶、畏敬、哀矜、傲情”；曰“孝、弟、慈”；曰“老老、长长、恤孤”；曰“理财、用人，洁矩与不能洁矩”之类，是皆所谓“物”也。圣人不过于物，好恶之必自慊也，忿懥、恐惧、好乐、忧患之得其正也，亲爱、贱恶、畏敬、哀矜、傲情之协于则也，孝、弟、慈之成教于国也，老老、长长、幼幼，推而至于理财、用人、洁矩以通天下之情也，夫是之谓“格物”也。 程子谓：“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又曰：“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迁，则天理灭矣。”故圣人欲格之，何其明白易简，一以贯之，而无遗也哉！而世之论格物者，必谓博极乎事物之理，信如是，则孔子〔1〕之求仁，孟子之集义，中庸之慎独，顾皆不及乎格物矣。而《大学》于入门之初，乃先驱人外性以求知，其于天理存亡之几，疑若无所与焉者也。无乃厌圣学之明白简易，而欲率之以烦苦者之所为乎？ 呜呼！阳明逝矣，其有功于圣学，古本之复其一也。予故重刻于闽，以存告朔之羊云。 （录自《聂双江先生文集》卷三）校勘记 〔1〕 原文作“孟”，据上下文当作“子”。读先师再报海日翁吉安起兵书序王 畿 伏读吾师吉安起兵再报海日翁手书，至情溢发，大义激昂，虽仓卒遇变，而虑患周悉，料敌从容，条书措注，终始不爽，逆数将来，历历若道，其已然者，所谓良工苦心，非天下之至神，何以与此？而世之忌者，犹若未免于纷纷之议，亦独何哉？ 夫宸濠逆谋已成，内外协应，虐焰之炽，熏灼上下，人皆谓其大事已定，无复敢撄其锋者。师之回舟吉安，倡义起兵也，人皆以为愚，或疑其诈。时邹谦之在军中，见人情汹汹，入请于师。师正色曰：“此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使天下尽从宁王，我一人决亦如此做，人人有个良知，岂无一人相应而起者？若夫成败利钝，非所计也。”宸濠始事，张乐高会，诇探往来，且畏师之捣其虚，浃旬始出。人徒见其出城之迟，不知多方设疑用间，有以贰而挠之也。宸濠出攻安庆，师既破省城，以三策筹之：上策直趋北都，中策取南都，下策回兵返救。或问计将安出？师曰：“必出下策，驽马恋栈豆，知不能舍也。及宸濠回兵，议者皆谓归师勿遏，须坚守以待援。师曰：“不然，宸濠气焰虽盛，徒恃焚劫之惨，未逢大敌，所以鼓动煽惑其下，亦全恃封爵之赏。今未出旬日辄返，众心沮丧，譬之卵鸟破巢，其气已堕。坚守待援，适以自困。若先出锐卒，乘其情归而击之，一挫其锋，众将不战自溃矣。”已而果然。人徒知其成擒之易，不知谋定而动，先有以夺其心也。师既献俘，闭门待命。一日，召诸生入讲，曰：“我自用兵以来，致知格物之功愈觉精透。”众谓兵革浩穰，日给不暇，或以为迂。师曰：“致知在于格物，正是对境应感，实用力处。平时执持怠缓，无甚查考，及其军旅酬酢，呼吸存亡，宗社安危，所系全体精神，只从一念入微处，自照自察，一些著不得防检，一毫容不得放纵，勿欺勿忘，触机神应，乃是良知妙用，以顺万物之自然，而我无与焉。夫人心本神，本自变动周流，本能开物成务，所以蔽累之者，只是利害毁誉两端。世人利害，不过一家得丧尔已；毁誉，不过一身荣辱尔已。今之利害毁誉两端，乃是灭三族，助逆谋反，系天下安危。只如人疑我与宁王同谋，机少不密，若有一毫激作之心，此身已成齑粉，何待今日！动少不慎，若有一毫假借之心，万事已成瓦裂，何有今日！此等苦心，只好自知，譬之真金之遇烈火，愈锻炼，愈发光辉，此处致得，方是真知；此处格得，方是真物；非见解意识所能及也。自经此大利害、大毁誉过来，一切得丧荣辱，真如飘风之过耳，奚足以动吾一念？今日虽成此事功，亦不过一时良知之应迹，过眼便为浮云，已忘之矣！” 夫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难；成天下事易，能不有其功难；不有其功易，能忘其功难；此千古圣学真血脉路，吾师一生任道之苦心也。畿既读是书，并述所闻，缀诸卷端，归之嗣子正亿，服膺以为大训，是岂惟足以祛纷纷之义，千古经纶之实学，亦可以窥其微矣。继述之大，莫善于此，嗣子其图之！ （录自王畿《龙溪先生全集》卷十三）重刻阳明先生文粹序赵贞吉 初编《阳明文粹》而刊之者，都御史宋阳山氏也。今重刻于扶风者，佥事带川梁君也。梁君名许，昔为御史，请从祀王先生。今复刊其书，二君子皆以一日之长视予，宿知予之不能藏其狂言也。序曰： 是编多录与闽，论意指异者，盖王先生学入理界最初之论，故能廓摧理路之础，而蛲然示人以行也。嗟乎！吾生有知，即知诵说先生之言。见世之儒生，始骇王先生之异而攻之，中喜王先生之为异而助之，终羡王先生之持异，乃欲驾其说。于是王氏之学又若自异矣。 有童子闻予言之，进曰：“闻之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学奚贵异哉？”予曰：“嘻！小子何知？夫学未至于圣人之地，而假名言以修心，其势不容于不异也。昔闽、洛之儒异唐、汉矣，唐、汉之儒异邹、鲁矣。三千、七十之流，各持其异入孔门，而欲争之；皆丧其名言，而如愚以归。故曰：‘虽欲从之，未由也已。’然后异者合，而道术一矣。此曷故耶？以得圣人为之依归也。是故圣人者，群言之家而道之岸也。夫众车离丽驰于康庄，而前却之异者，策使之也；众舟沿溯于广津，而洄突之异者，枻使之也；众言淆乱于名言，而喧聒于是非这异者，见使之也。至若行者抵家，则并车释之矣，何有于策？渡者抵岸，则并舟释之矣，何有于枻？学者而至于圣人之门，则并其名言丧矣，何有于见？故知圣人者，以自度为家也，不令己与人异也；以度人为岸也，不令人与己异也。如使闽、浙二大儒遇孔子而事之，必有以塞其异之源，而不令其末之流也。” 童子曰：“丈夫何以知之？”曰：“予尝观夫子答问群弟子，而知道术之可一也。”噫！希矣！可易言哉！班固曰：“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逝而大义乖，于是百家之异论又竞起，遂至不可胜究矣。”孟子舆折以雄辩，而不能熄也；庄子休和以天籁，而不能齐也。使后生者不幸，而不睹古人之纯全，纷纷藉藉以至于今，悲夫！ （录自《赵文肃公文集》卷十六）书阳明先生语略后邹元标 予尝读《传习录》，以先生之学在是书，近而知先生之自得不尽在是书也。盖当时格物之说浸淫宇宙，先生力排其说，间耶？且当时先生随人立教，因病设方，此为中下人说法，而所接引上根人，则本“天津〔1〕证道”一语尽之，学者当直言无疑可也。嗟乎！先生当时所造就者济济，今吾吉豪杰岳立，然未有作人如先生者，予于先生不无遐思。 （录自邹元标《愿学集》卷八）校勘记 〔1〕 天津，当为“天泉”之误。阳明先生道学钞序李 贽 温陵李贽曰：余旧录有先生《年谱》，以先生书多不便携持，故取谱之繁者删之，而录其节要，庶可挟之以行游也。虽知其未妥，要以见先生之书而已。今岁庚子元日，余约方时化、汪本钶、马逢阳及山西刘用相，暂辍《易》，过吴明贡，拟定此日共适吾适，决不开口言《易》。而明贡书屋有《王先生全书》，既已开卷，如何释手？况彼己均一旅人，主者爱我，焚香煮茶，寂无人声，余不起于坐，遂尽读之。于是乃敢断以先生之书为足继夫子之后，盖逆知其从读《易》来也。故余于《易》因之稿甫就，即令汪本钶校录先生《全书》，而余专一手钞《年谱》。以谱先生者，须得长康点睛手，他人不能代也。钞未三十叶，工部尚书晋川刘公以漕务巡河，直抵江际，遣使迎余。余暂搁笔，起随使者冒雨登舟，促膝未谈，顺风扬帆，已到金山之下矣。嗟嗟！余久不见公，见公固甚喜，然使余辍案上之纸墨，废欲竟之全钞，亦终不欢耳！于是遣人为我取书。今书与谱抵济上，亦遂成矣。大参公黄与参、念东公于尚宝见其书与其谱，喜曰：“阳明先生真足继夫子之后，大有功来学也。况是钞仅八卷，百十有余篇乎，可以朝夕不离，行坐与参矣。参究是钞者，事可立辨，心无不竭于艰难祸患也。何有是处上、处下、处常、处变之寂，上乘好手，宜共序而梓行之，以嘉惠后世之君子乃可。晋川公曰：然余于江陵首内阁日，承乏督两浙学政，特存其书院祠宇，不敢毁矣。 （钞自李贽《阳明先生道学钞》卷首）阳明先生年谱后语李 贽 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惟不得不假升斗之禄以为养，不容不与世俗相接而已。然拜揖公堂之外，固闭户自若也。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逢阳，号翰峰，白门人。徐用检，号鲁源〔1〕，兰溪人。此两公何如人哉？世人俗眼相视，安能一一中款？今可勿论。即其能委委曲曲以全活我一个既死之人，则亦真佛真仙等矣。今翰峰之仙去久矣，而鲁源固无恙也。是春，予在济上刘晋川公署，手编《阳明年谱》自适，黄与参见而好之，即命梓行以示同好，故予因复推本而并论之耳。要以见余今者果能读先生之书，果能次先生之谱，皆徐、李二先生之力也。若知阳明先生不死，则龙溪先生不死，鲁源、翰峰二先生之群公与余也皆不死矣。谱其可以年数计耶？同是不死，同是不死真人，虽欲勿梓，焉得而勿梓！ （录自《阳明先生道学钞》卷八附录）校勘记 〔1〕 原文为“鲁齐”，据《明儒学案》改。阳明先生批武经序徐光启 武书之不讲也久矣，释樽俎而谈折卫，不已迂乎？然天下有握边算、佐庙筹者，其人则又如蟋蟀鸣堂除，才振响，已为儿童子物色，而卒不及一，何者？夏虫难语坚冰，斥鹖奚知南冥也。 明兴二百五十余年，定鼎有青田策动，中兴称阳明靖乱。二公伟绩，竹帛炳然。乃其揣摩夫《正合》、《奇胜》、《险依》、《阻截》诸书，白日一毡，青宵一炬，人间莫得而窥也。嘉靖中，有梅林胡公筮仕姚邑，而得《武经》一编，故阳明先生手批遗泽也。丹铅尚新，语多妙悟，辄小加研寻。后胡公总制浙、直，会值倭警，逐出曩时所射覆者为应变计，往往奇中，小丑逐战。则先生之于胡公，殆仿佛黄石与子房，而独惜是书之未见也。 时余被命练兵，有门人初阳孙子携一编来谒，且曰：“此吴兴鹿门茅先生参梅林公幕谋，获此帐中秘，贻诸后昆，兹固其家藏也。缘其世孙生生氏欲授剞劂，属请序于先生。”余视阳明先生之手泽宛然，而惭碌碌靡所树奇，分不当先生功臣。第窃喜《正合》、《奇胜》、《险依》、《阻截》诸书，实用固彰彰不诬也。然则今日果有握边算、佐庙筹，如鹿门先生之于胡公者乎？余又请以新建余烈，拭目俟之，是书或可借筹辽者之一箸云。是为序。 时天启元年岁辛酉重阳前一日，赐进士出身奉议大夫奉敕训练新兵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徐光启撰。 （录自佐藤一斋藏《武经七书》本，又见近版《徐光启集》卷二）阳明先生批武经序孙元化 余非知武者，然能读武书。少好奇，已而捐却一切嗜好，独于武事，犹时思简练，以为揣摩，不以后于举子业也。顷者将图北上，辞友人于苕水，偶从通家弟生生氏案头，见《武经》一编，不觉踊跃神动，辄展而阅之，则王文成公所手批而胡襄懋公参阅者也。大都以我说书，不以书绳我；借书揣事，亦不就书泥书；提纲洁要，洞玄悉微，真可衙官孙、吴而奴隶司马诸人者矣。因思文成当年，讨逆藩，平剧寇，功名盖天地，智略冠三军，不过出此编之绪余而小试之耳。即厥后襄懋公诛徐海、擒汪直，几与文成争烈者，亦安知不从此编得力哉？ 余遂欲请而读之，生生不许，曰：“先大夫鹿门先生与襄懋公同榜，相友善，入其帐中赞谋画而得此，传至今四世矣，相诫秘不示人。”予曰：“否！否！方今辽事未息，川祸又遍，当局者恨不能起文成、襄懋两公于九泉而用之，然两公不可得，犹幸之两公秘授在，则广传之，未必无读其书即继其人者，而文成不死于昔，襄懋再见于今也。”因请以付欹劂，龙飞天启囗元年，囗之冬。 （录自佐藤一斋藏《武经七书》本）阳明先生批武经序胡宗宪 余诸生时，辄艳慕阳明先生理学勋名，前无古，后无今，恨不得生先生之乡，游先生之门，执鞭弭以相从也。通籍来，幸承乏姚邑，邑故先生桑梓地，因得先生之遗像，与其门下士及子若侄辈游，而夙念少偿，可知也。一日购求先生遗书，犹二千石，龙川公出《武经》一编相示，以为此先生手泽存焉。启而视之，丹铅若新，在先生不过一时涉猎以为游艺之资，在我辈可想见先生矣。退食丙夜读之，觉先生之教我者不啻面命而耳提也。敬为什袭，以识不忘。时嘉靖二十有二年岁在癸卯暮春之初，新安梅林山人胡宗宪漫识于舜江公署。 （录自佐藤一斋藏《武经七书》本）重刻传习录引陈九叙 传习有录附以《朱子晚年定论》，旧矣。重刻者何？广先生之教也。先生崛起于越，特揭“致良知”三字振铎于世，百年敝学再回，风先生之功，于是为钜。说者未谙先生之旨，乃谓“致知列于八目，良知载在七篇，道斯尽矣”，为用文之。讵知提宗负教，谊非一揆；千言万语，要于其当，舍吾性于自有之真觉，寻世间不必有之文辞，自掷玄珠，珍其敝帚。毋论律诸圣教，当坐操戈，即使证诸考亭，亦讥逐影。而举世贸贸，罔识所归，使非晓然建标，裨之就轨，中流胥溺，其孰为之一壶哉？良工之心所以独苦，亦在乎学者之自得之而已矣。得其旨即颜氏子之终日言不为多，不得其所以立言之旨，即子贡之无言不为少。究而论之，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先生患后世言语文字之敝，而诏之趋学者。复以言语文字求先生之书，而失先生之所以教，则前刻已赘，兹刻奚为？故夫考衷于《传习》，以识其宗，参伍于《晚年定论》，以识其谬，而于是乎因考亭以得先生，因先生以得吾夫子一贯之旨也，亦在乎学者之自得之而已矣。论之定与不定，年之晚与不晚，未足深辨也。万历癸巳阳月既望漳平后学陈九叙撰。 （录自日本九州大学硕水文库藏抄本《传习录诸序》）武经评小引茅震东 余不佞，方雍雍俎豆之不遑，奚暇谈军旅事？庖人尸祝之，闻者掩口耳，顾亦有说焉。窃以丈夫生世，如处子然，十年乃字。以前此身，未知何属？而要其频繁箕帚，宜家具之，讵待学而后嫁者哉？说者谓江左之乱，肇自清谈；梁国之变，由于佞佛。则何以故？课虚无而薄经济，正坡老所诋赋诗却敌者也。 先高祖宪副鹿门以明经起。其于公车举业之外，上自《典》、《坟》，下逮秕史，靡所不窥，而旁尤究心于韬略等编，谓夫修文事不废讲武，亦聊为盛世未雨之桑土也。厥后世宗末年，滨海州郡，悉罗倭患，而吾浙特甚。时有梅林胡公统戎讨贼，约先高祖为幕谋，抵掌运筹，如画地印沙，不崇朝而丑夷殄灭，斥其所出奇运智，往往与孙、吴合辙，而妙解其神。读书至此，乃真经济。已而携一《武经评》归，又梅林公所得于阳明先生之门者也。 渊源既遥，什袭亦久，方今东隅弗靖，九边诸臣，旦夕蒿目，即山林草泽间，罔不思效一得，以系单于颈。为今日计，莫若多读武书，可操胜算。昔季子相六国，而《阴符》蚤精；留侯师汉高，而《素书》先受；古未有揣摩无成而能佐霸王不拔之业者也。以藏书具在，不欲秘为家珍，敢畀梓匠，自付当事者之前箸，嵇叔夜有云：“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芥子，欲献之至尊，虽有区区之意，亦已疏矣。”余大类之，庖人耶？处子耶？亦何暇计当世之掩口也！防风茅震东生生甫书。 （录自佐藤一斋藏《武经七书》本）刻传习录序焦 竑 国朝理学，开于阳明先生。当时法席盛行，海内谈学者无不禀为模楷，至今称有闻者，皆其支裔也。然先生既没，传者浸失其真，或以知解自多而实际未诣，或以放旷自恣而检柙不修，或以良知为未尽而言寂言修，画蛇添足。呜呼，未实致其力而藉为争名挟胜之资者，比比皆是。今《传习录》具在，学者试虚心读之，于今之学者为异为同，居可见矣。此不独征之庶民难于信从，而反于良知必有不自安者，杨侯为翼州夺，修政之暇，思进厥士民于学，而刻是编，以嘉惠之语云：“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自是四方之观者，以爱人验侯，而又以易使验州人，令先生之道大光于信都，而一洗承学者之谬，余之愿也。乃不揆而序以贻之。 （录自《焦氏澹园集》卷十四）王文成公年谱序高攀龙 呜呼！道之不明也，支离于汉儒之训诂；道之明也，剖裂于朱、陆之分门。程子之表章《大学》也，为初学入德之门。今之人人自为《大学》也，遂为聚讼之府，何天下之多故也！ 国朝自弘、正以前，天下之学出于一，自嘉靖以来，天下之学出于二。出于一，宗朱子也；出于二，王文成公之学行也。朱子之说《大学》，多本于二程；文成学所得力，盖深契于子静，所由以二矣。 夫圣贤有外心以为学者乎？又有遗物以为心者乎？心非内也，万物皆备于我矣；物非外也，糟糠煨烬无非教也。夫然，则物即理，理即心，而谓心理可析、格物为外乎？ 天下之道贞于一，而所以害道者二。高之则虚无寂灭，卑之则功利词章。朱子所谓“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者也。盖戒之严矣，而谓朱子之学为词章乎？善乎？ 庄渠魏氏曰：“阳明有激而言也。彼其见天下之弊于词章记诵，而遂以为言之太详、析之太精之过也，而不知其弊也，则未尝反而求之朱子之说矣。” 当文成之身，学者则已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而文成亦悔之矣。至于今，乃益以虚见为实悟，任情为率性，易简之途误认，而义利之界渐夷，其弊也滋甚，则亦未尝反而求之文成之说也。良知乎，夫乃文成所谓“玩弄”，以负其知也乎？ 高攀龙曰：“吾读《谱》，而知文成之学有所从以入也。其于象山，旷世而相感也，岂偶然之故哉？”时攀龙添注，揭阳典史庄大夫致庵公以兹谱示而命攀龙为之言。攀龙不敢，而谓公之文章事业，蔑以尚矣，学士所相与研究公之学也，故谨附其说如此焉。 （录自《高子遗书》卷九）重刻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序刘宗周 良知之教，如日中天。昔人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然使三千年而后，不复生先生，又谁与取日虞渊，洗光咸池乎？ 盖人皆有是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本如是。其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而不能不蔽于物欲之私，学则所以去蔽而已矣。故《大学》首揭“明明德”为复性之本，而其功要之“知止”。又曰：“致知在格物。”致知之知，不离本明；格物之至，祗是知止。即本体即工夫。故孟子遂言“良知”云。 孔、孟既殁，心学不传，浸淫而为佛、老、荀、杨之说；虽经程、朱诸大儒讲明教正，不遗余力，而其后复束于训诂，转入支离，往往析心与理而二之；求道愈难，而去道愈远，圣学遂为绝德。于是先生特本程、朱之说，而求之以直接孔、孟之传，曰“致良知”，可谓良工苦心。自此人皆知吾之心即圣人之心，吾心之知则圣人之无不知，而作圣之功初非有加于此心、此知之毫末也。则先生恢复本心之功，岂在孟子道性善后欤？ 《传习录》一书，得于门人之所睹记语。语三字，符也。学者亦既家传而户诵之。以迄于今，百有余年，宗风渐替。宗周妄不自揣，窃尝掇拾绪言，日与乡之学先生之道者，群居而讲求之，亦既有年所矣。 裔孙士美，锐志绳武，爰取旧本，稍为订正，而以亲经先生裁定者四卷为《正录》。先生没后，钱洪甫增入一卷为《附录》，重梓之，以惠吾党，且以请于余曰：“良知之说，以救宋人之训诂，亦因病立方耳。及其弊也，往往看良知太见成，用良知太活变；高者玄虚，卑者诞妄。其病反甚于训诂，则前辈已开此逗漏。《附录》一卷，僭有删削，如苏、张得良知妙用等语，讵可重令后人见乎？总之，不执方而善用药，期于中病而止，惟吾子有赐言。”余闻其说而韪之，果若所云，即请药之以先生之教。 盖先生所病于宋人者，以其求理于心之外也。故先生言理曰天理，一则曰天理，再则曰存天理而遏人欲，且累言之而不足，实为此篇真骨脉。而后之言良知者，或指理为障，几欲求心于理之外矣。夫既求心于理之外，则见成活变之弊，亦将何所不至乎！夫良知本是见成，而先生自谓“从万死中得来”，何也？亦本是变动不居，而先生云“能戒慎恐惧者”，是又何也？先生盖曰“吾学以存天理而遏人欲”云尔，故又曰“良知即天理”。其于学者直下顶门处，可为深切著明。程伯子曰：“吾学虽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认出来。”至朱子解“至善”，亦云：“尽乎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先生于此亟首肯。则先生之言，固孔、孟之言，程、朱之言也。而一时株守旧闻者，骤诋之曰“禅”。后人因其禅也，而禅之转借先生立帜。自此大道中分门别户，反成燕越。而至于人禽之几，辄喜混作一团，不容分疏，以为良知中本无一切对待。由其说，将不率天下而禽兽，食人不已。甚矣！先生之不幸也！ 斯编出，而吾党之学先生者，当不难晓然自得其心，以求进于圣人之道。果非异端曲学之可几，则道术亦终归于一，而先生之教所谓亘万古而尝新也。遂书之简末，并以告之同志。愧斤斤不脱训诂之见，有负先生苦心，姑藉手为就正有道地云。 （录自《刘子全书》卷二十一）阳明传信录小引刘宗周 暇日读《阳明先生集》，摘其要语，得三卷。首《语录》，录先生与门弟子论学诸书，存学则也；次《文录》，录先生赠遗杂著，存教法也；又次《传习录》，录诸门弟子所口授于先生之为言学、言教者，存宗旨也。 先生之学，始出词章，继逃佛、老，终乃求之《六经》，而一变至道。世未有善学如先生者也，是谓学则。先生教人吃紧在去人欲而存天理，进之以知行合一之说，其要归于致良知，虽累千百言，不出此三言为转注，凡以使学者截去之〔1〕，绕寻向上去而已，世未有善教如先生者也，是谓教法。而先生之言良知也，近本之孔、孟之说，远遡之精一之传，盖自程、朱一线中绝，而后补偏救弊，契圣归宗，未有若先生之深切著明者也，是谓宗旨。则后之学先生者，从可知已。不学其所悟而学其所悔，舍天理而求良知，阴以叛孔、孟之道而不顾，又其弊也。说知说行，先后两截，言悟言参，转增学虑，吾不知于先生之道为何如！间尝求其故而不得，意者先生因病立方，时时权实互用，后人不得其解，未免转增离歧乎？ 宗周因于手抄之余，有可以发明先生之蕴者，僭存一二管窥，以质所疑，既得藉手以就正于有道，庶几有善学先生者出，而先生之道传之久而无弊也，因题之曰“传信”云。时崇祯岁在己卯秋七月望后二日，后学刘宗周书于朱氏山房之解吟轩。 （《刘子全书遗编》卷十一）校勘记 〔1〕 原本脱“之”字，据《明儒学案》补。王文成公集序黄道周 有圣人之才者，未必当圣人之任；当圣人之任者，未必成圣人之功。伊伊殁而知觉之任衰；逃清者入和，逃和者入愿，至于愿而荒矣！周公救之以才，仲尼救之以学。其时犹未有佛、老禅悟之事，辞章训诂之习，推源致澜，实易为功。而二圣人者竭力为之，或与鸟兽争胜于一时，或与乱贼明辟于百世。其为之若是其难也！ 明兴而有王文成者出。文成出而明绝学，排俗说，平乱贼，驱鸟兽；大者岁月，小者顷刻，笔致手脱，天地廓然！若仁者之无敌，自伊尹以来，乘昌运，奏显绩，未有盛于文成者也。 孟轲崎岖战国之间，祖述周、孔，旁及夷、惠，至于伊尹。祇诵其言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变学为觉，实从此始，而元圣之称，亦当世烂焉！仲尼独且退然，让不敢居。一则曰：“先觉者，是贤乎？”再则曰：“我非生而知之也。”夫使仲尼以觉知自任，辙弊途穷，亦不能辍弦歌，蹑赤舄，以成纳沟之务，必不得已，自附于斯文，仰托于后死。曰：“吾之志事，在斯而已。”今其文章俱在，性道已著，删定大业，无所复施；虽以孟轲之才，不过推明其说，稍为宣畅，无复发挥，裨益其下，则天下古今著述之故，概可知也。 孟轲而后可二千年，有陆文安。文安原本孟子，别白义利，震悚一时。其立教以易简觉悟为主，亦有耕莘遗意。然〔1〕当其时，南宗盛行，单传直授，遍于严谷；当世所藉，意非为此也。 善哉！施四明先生之言曰：“天下病虚，救之以实；天下病实，救之以虚。”晦庵当五季之后，禅喜繁兴，豪杰皆溺于异说，故宗程氏之学，穷理〔2〕居敬，以使人知所持循。文成当宋人之后，辞章训诂，汩没人心，虽贤者犹安于帖括，故明陆氏之学，易简觉悟，以使人知所返本。虽然，晦庵学孔，才不及孔，以止于程；故其文章经济，亦不能逾程，以至于孔。文成学孟，才与孟等，而进于伊；故其德业事功，皆近于伊，而进于孟。 夫自孔、颜授受，至宋明道之间，主臣明圣，人才辈生，盖二千年矣。又五百年而文成始出。陆文安不值其时，虽修伊尹之志，负孟氏之学，而树建邈然，无复足称。今读四明先生所为《集要》三部，反覆于理学经济文章之际，喟然兴叹于伊、孟、朱、陆相距之远也。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崇祯乙亥岁秋七月，漳海治民黄道周书。 （录自《黄漳浦集》卷二十一）校勘记 〔1〕 原本脱“然”字，据《王阳明集要》补。 〔2〕 原本脱“理”字，据《王阳明集要》补。客座私祝跋孙奇逢 人家子弟做坏了，多因无益之人，日相导引。近墨近朱，面目原无一定；多暴多赖，习气易以移人。余不敢以概天下之贤子弟，就余儿时以迄今日，忽彼忽此，转徙难凭。日与饮者遇，而余之嗜饮也转甚；日与博弈戏谑者习，而种种之好，余亦不肯后于他人也。或时而对贤士大夫语夙昔之事、隐微之念，唯恐其革除之不尽，而洗刷之未到。迨贤士远，而便佞亲，则悠悠忽忽，故态又作。噫！友虽五伦之一，实贯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而妙其用；少年未经世故，此义尤为吃紧。 《私祝》数语，严切简明，直令宵人辈立脚不住。其子弟贤，当益勉于善；即不贤，或亦不至大坏极裂，不可收拾。先生崛起正德，功定叛王，以一悟而师世学，以一胜而开封国，片言只字，无不足提世觉人。独取是篇而刻之，盖人未有不爱其子弟，而子弟之贤不肖，实于此判圣狂。敢以公之吾党士之共爱其子弟者。 （录自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九）重刻传习录后叙钱启忠 阳明先生良知之学，一时诸贤相与唱和，而天泉〔1〕证悟，直指人生未发以前本旨，随揭四语作宗门口诀，先生因言此最上一路。到此天机漏泄，千百年即颜、思未曾道及，固知先生非从万死一生中不能到，我辈非从万死一生中亦不能悟也，而议者浸生异同。夫同此之谓同德，异此之谓异端，毫发千里。昔朱晦翁与陆象山先生讲学，反覆数千言，亦似格格不相入，晚而象山读晦翁“中流自在”及“万紫千红”诗，喜见眉宇，曰：“晦翁悟矣！悟矣！”两人卒成莫逆，迄无异同，造主鹿洞，剖析义利。时晦翁于义利关头岂尚未透？“独通身汗下，至冷月挥扇”。嘻，此孔门真滴血，又是格物物格良知透体真面目也。吾夫子不云无知乎？正谓良知上加不得些子，此意却为子舆氏觑著，故特举此二字示人，后来亦只就寻常语言读过，先生又拓出作提唱，且欲自渡渡人，而大旨载在《传习录》。 大凡学者传则有习，至于习倏而惘然自疑，既而划然自解，旋而确然主始信安身立命有下落处。我辈惟不能习，故不能疑，不能疑，故不能信。传有之，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而先儒亦言此道要信得及。余不敏，窃谓即信不及，幸且习而安之。诚时时提念，时时猛省，时时觉热汗淋漓，令无声无臭独知时，乾坤万有总摄，光明藏中，一旦贫儿暴富，当不学沿门持钵，向他人吃残羹剩饭也。因以金正希所手订者请之学宪云怡陈公付诸梓，以公同志，而赞数语于末简。崇祯三年上元日明山后学钱启忠识于问天阁。 （录自日本九州大学硕水文库藏抄本《传习录诸序》）校勘记 〔1〕 原本误作“真”，据《阳明年谱》改。阳明近溪语要序钱谦益 自有宋之儒者高树坛宇，击排佛学，而李屏山之徒力相撑柱，耶律湛然张大其说，以谓可箴江左书生膏肓之病，而中原学士大夫有斯疾者，亦可以发药。于是聪明才辩之士，往往游意于别传，而所谓儒门淡泊收拾不住者，即于吾儒见之矣。 吾尝读柳子厚之书，其称浮图之说，推离还源，合于生而静者，以为不背于孔子。其称大鉴之道，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者，以为不背于孟子。然后恍然有得于儒释门庭之外。涉猎先儒之书，而夷考其行事，其持身之严，任道之笃，以毗尼按之，殆亦儒门之律师也。 周元公、朱文公皆扣击于禅人而有悟焉。朱子《齐居》之诗曰：“了此无为法，身心同晏如。”彼其所得，固已超然于语言文字，亦岂落宗门之后？五花开后，狂禅澜倒，扫末流之尘迹，修儒行为箴砭，闷现之间，亦有时节因缘在焉，其微权固未可以语人也。本朝之谈学者，新会之主静，河津之藏密，固已别具手眼。 至于阳明、近溪，旷世而作，剖性命之微言，发儒先之秘密，如泉之涌地，如风之袭物，开遮纵夺，无地不可。人至是而始信儒者之所藏，固如是其富有日新，迨两公而始启其扃鐍，数其珍宝耳。李习之年廿有九参药山，退而著《复性书》，或疑其以儒而盗佛，是所谓疑东邻之井，盗西邻之水者乎？疑阳明、近溪之盗佛也，亦若是已矣。滇南陶仲璞，撮两家语录之精要者，刻而传之，而使余叙其首。余为之序曰： 此非两家之书，而儒释参同之书，可以止屏山之诤，而息漠然之讥者也。若夫以佛合孔，以禅合孟，则非余之言，而柳子之言也。 崇祯壬午涂月，虞山钱谦益叙。 （录自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二十八）王阳明先生全集序徐元文 苏子瞻作《韩文公庙碑》，谓其气浩然独存。朱子叙《王梅溪集》，亦谓其得阳德刚明之气。余尝推论其说，以为天地所以运化无穷者，阴阳二气而已。人生而禀乎阳者，为刚健，为光明，为君子；禀乎阴者，为柔暗，为邪僻，为小人。此固若黑白之不容混，柄凿之不相入，体之为学术，发之为文章，措之为事功，亦各异趋，不可同也。孔子尝致慨于刚之未见矣。又孟子曰：“吾善养我浩然之气。”盖刚者浩然之正气也。既有是气，又必养以充之。非是，则入于欲，入于欲，则学术、文章、事功之际虽或各有成就，然所谓客气而非正气也。考诸近代，若前明北地李献吉之才，始忤刘瑾，其后不能不屈于欲，与宁庶人交通，几陷大逆，其文章亦自崛强而不能进于古，殆亦客气使然也。是时姚江王文成公亦忤刘瑾，投荒万里之外，卒不自摧，挫后累任督抚，削平大寇。宁庶人之变，内通嬖幸，外结守臣，声生势张，动摇社稷。公经略措置，亲冒失石，不逾时而芟夷底定。由是嫉娼横兴，谗口噂沓。又能屏营惕息，深自敛退；处九三惕若之时，而不失乎刚健中正之体，惟其养之有素，故能措之皆得当。或乃谓其权诡纵横，抑何诬也。公少好读书，沉酣泛滥，穿穴百家，其文章汪洋浑灏，与唐宋八家抗行，归安茅顺甫定为有明第一，宋金华而下不论也。与北地同时者，茶陵李文正、新安程文敏，倡明古学，招致海内人士翕然归之。公屹起东南，以学术事功显而文章稍为所掩。顺甫出而公之文始有定论，几几乎轶茶陵、新安而上之，虽北地余焰未息，而学者知所向往。韩子云：“其皆醇也，而后肆焉。”公之文可谓醇而肆者矣。先在南荒时，究心《理窟》，一日忽省于格物致知之旨，此又孟子知言之学也，故能吐其所得，作为文辞。论者虽谓其杂于佛氏，然要不可谓尤其本者也。公五世孙天钧重辑而刻之，属序于余，故谨论其大略如此。康熙乙丑春三月昆山徐元文谨撰。 （录自道光丙戌丽顺藏板《王阳明先生全集》卷首）王文成公文集原序马士琼 古今称绝业者曰“三不朽”，谓能阐性命之精微，焕天下之大文，成天下之大功。举内圣外王之学，环而萃诸一身，匪异人任也。唐、宋以前无论已，明兴三百年，名公钜卿间代迭出，或以文德显，或以武功著，名勒旗常，固不乏人，然而经纬殊途，事功异用，俯仰上下，每多偏而不全之感。求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气，所云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惟我文成夫子一人而已。夫子上承世德家学渊源，少而慧齐，长而敦敏，诸如子史百家、《阴符》韬略，年甫弱冠，博览无遗。又能兼总条贯，置身于金声玉振之林。自释褐成进士，即以讲学为己任，日与甘泉、龙溪诸公反复究论，苦心提撕，如《传习录》、《大学或问》诸篇，惟以正心诚意立其纲，知行合一阴其旨，一时执经问业者几遍天下。虽在迁谪流离、决胜樽俎之际，依然坐拥皋比，讲学不辍，俾理学一灯，灿然复明，上接尧、舜、周、孔之心传，近续濂、洛、关、闽之道统，继往开来，直欲起一世之聋聩而知觉之。迄今读夫子《语录》，有云“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其望道未见之心，振箨发蒙之念，虽历千古而如见也，非天下之至德，其孰能与于此？武宗嗣统，年在冲龄，貂珰擅柄，流毒缙绅。端揆如刘、谢二公，及费、傅、方、胡诸君子，或罢归，或远戍，正气销沮，实繁有徒。而公以新进儒生，不避斧钺，申救言官，批鳞极谏。伊时逆阉丧志，誓不甘心，纵为鬼为蜮，一任鸱张；朝餐九子之烟霞，夕汎钱塘之雪棹，优游自得，何坦如也。即至播迁绝域，无不履险如夷，殆曰天意，夫岂人谋。未几，安化狂逞于始，宸濠继叛于后；破南康，陷九江，围皖城，欲顺流而捣金陵；江之西，江之南，裂焰横飞，人心风鹤，此乾坤何等时也。响非夫子捧抚闽之命，便宜行事，驻节吉安，勤王首倡，则宗社颠危，总不可问。卒赖以牵制之机，行间谍之计，进攻南昌，狐兔失穴，鄱湖一战，鲸鲵授首；早已握胜算于一心，真足砥中流而击楫者矣。后此南赣之役，顽民向化；两粤之役，苗峒格心；所与运筹调度者，不过文士属吏。初不专恃兵威，总以昭宣德化，金戈所指，告厥成功，非天下之神武，其孰能与于此？至若措辞运藻，含英咀华，固曰抒写性情，亦以阐扬义蕴。夫子笔具扛鼎，闳中肆外，诸如牌文符檄类，皆以至诚之念发为文章。置腹推心，贤愚洞见；中孚所格，信及豚鱼；即尾大如安宣慰，桀骜如卢受诸人，莫不回心革面伏絷军门。语云：“文之不宣，行之不远”，益于此而征之。区区登高作赋，遇物能鸣，又属公之绪余所不屑与春华秋实逐艳争绮者也，非天下之至文，其孰能与于此？虽然，琼窃因之而有感矣。言夫子之功，功在社稷；言夫子之德，德在觉民。即锡以茅土，隆以师保，谁曰不宜！然能褫逆瑾之奸魂，而不能销比匪之猜忌；能宣力于屏翰之中，而不能立身于庙堂之上；终使鞠躬尽瘁，殁而后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兴悲而后之凭吊者，不能无遗憾焉。卒之穆庙登极，进谥复爵，神宗继统，配享庙廷，正气以伸，公论以定。彼若彬若宁及新都、永嘉辈，久矣与草木同朽腐耳。视夫子之屈在一时，伸在万世者，其得失又当何如也！小子琼六世祖大宗伯紫岩公与太夫子大冢宰龙山公共直讲幄，同官南都，节义文章，谊存胶漆，家传九老一图，手泽依然，音容宛在，而先高祖越藩汝砺公、大参汝翼公，又与文成夫子同举制科，两世年谱，一时称盛。琼不肖，不能仰承先志，滥竽滕邑，败绩辕下。庚申岁，而公五世嫡孙天翁，继琼来宰是邦，云雷奕叶，敛合延津，回忆先宗伯图卷后序有云：“同僚之谊，交承之雅，有兄弟之情焉。”不图巧合百八十年以后，符契若此，亦足异也。所有夫子《集要三编》一书，先君子丹铅点阅，垂为世宝，而天翁亦以兵燹后旧板残缺，遍购不得，琼即以原本应之，并取卓吾先生年谱，合为全书，缺者补之，讹者正之，校对载余，始登剞劂。是役也，琳琅钟簴，仍复故观，云汉日星，载瞻遗范，不特天翁继述之孝思得以展尽，即小子琼私淑先型，益切羹墙之愿。从此正心诚意之学，良知良能之念，施于一家，扩之四海，则大地皆红炉，而人心无歧路，谓为王氏之球图也，可谓为天下万世之振铎也。可敢备述渊源而并及之，谨序。时康熙乙丑岁蜀果晋城后学马士琼敬书。 （录自道光丙戌丽顺藏板《王阳明先生全集》卷首）四库全书王文成全书总目提要纪 昀 臣等谨案：《王文成全书》三十八卷，明兵部尚书、新建伯余姚王守仁撰。守仁事迹具《明史》本传。其书首编《语录》三卷，为《传习录》，附以《朱子晚年定论》，乃守仁在时，其门人徐爱所辑而钱德洪删订之者；次《文录》五卷，皆杂文；《别录》十卷，为奏疏、公移之类；《外集》七卷，为诗及杂文；《续编》六卷，则《文录》所遗，搜辑续刊者：皆守仁殁后德洪所编辑。后附以《年谱》五卷、《世德纪》二卷，亦德洪与王畿等所纂集也。其初本各自为书，单行于世。隆庆壬申，御史新建谢廷杰巡按浙江，始合梓以传。仿《朱子全书》之例以名之。盖当时以学术宗守仁，故其推尊之如此。 守仁勋业气节，卓然见诸施行，而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自足传世也。 此书明末板佚，多有选辑别本以行者，然皆缺略，不及是编之详备云。 乾隆四十三年五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 臣陆锡熊 臣孙士毅 （录自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二零四别集类）王阳明先生书蔬证序胡 泉 昔朱子改订《大学》，补《格物传》，以“格物”为下手功夫。王阳明先生复古本《大学》，议朱子补传为多事，以“致良知”为下手功夫。于是理家咸谓阳明之学出自象山。其所谓“致良知”，犹之象山主“尊德性”〔1〕而不尽然。观其讲学书中谓“象山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说，未免沿袭之累”，且申言知行原是一个之义。其词云：“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功夫。这一个功夫须著此两个字，方说得完全无弊病。若头脑处见得分明原是一个头脑，则虽把知行分作两个说，毕竟将来做那一个功夫则始或未便融会，终所谓百虑而一致矣。若头脑见得不分明，原看做两个了，则虽把知行合作一个说，亦恐终未有凑泊处。况又分作两截去做，则是从头至尾更没讨下落处也。”反覆详明，见象山之学有讲明，有践履，既以致知格物为讲明之事，即非知行原是一个义，与良知之旨有差。要之以阳明之学拟诸象山，尚属影响。以阳明之学准诸朱子，确有依凭。盖阳明讲学，删不尽格物传义在外，而朱子注经，包得尽良知宗旨在内。惟朱子精微之语，自阳明体察之以成其良知之学；惟朱子广博之语，自阳明会通之以归于致良知之效。然则《朱子全书》具在，他人读之而失其宗旨，不善读朱子之书者也。阳明读之而得其宗旨，善读朱子之书者也。抑又思之，设非朱子剖析知行，剖析尊德性道问学，剖析致中致和，剖析博文约礼，编为章句，勒为遗书，而订良知之诀者，竟曰知行合一，竟曰道问学即是尊德行，竟曰致和即是致中功夫，竟曰博文即是约礼功夫，为之解释，著于后世，使后之读者无先后之可寻，无体用之可辨，其遗误岂浅鲜哉？是阳明之学亦必附于朱子之学而并传，综而计之，拟而议之，则直以为阳明良知之学非出自象山而出自朱子云尔。 泉也不敏，于朱子、阳明之学从事有年，虽茫乎其未有得，而中心窃向往之。间尝即阳明之《古本大学》以参考朱子之《改本大学》，爰辑《古本大学汇参》一卷，又取阳明讲学之书，以证明朱子讲学之书，爰辑《王阳明书疏证》四卷，又录阳明所撰杂文依经立义者，仿前人《程子经说》之例，辑《王阳明经学拾余》一卷，又采阳明弟子所记语录《传习录》中说经各条，仿前人《朱子五经语类》之例，辑《王阳明经说弟子记》四卷。管窥之见，未敢自谓有当也。实应乔石林侍读尝记陆平湖论阳明之言曰：“其人则是，其学则非。”泉拟改其言曰：“其学则是，其词则非。”故凡阳明书中所谓“本来面目”，“正法眼藏”，“无所住而生其心”等语，旁涉佛书，借以发明者概不引证附和，俾后之愿学阳明之学者知所择焉。咸丰癸丑五月甲寅高邮胡泉自序。 （录自日本九州大学藏《王阳明先生书疏证》清刊本）校勘记 〔1〕 原本误作“行”，迳改。王阳明集要三种序严 复 丙午长夏，方君芑南、魏君蕃实重刊《阳明集要三种》成，诿复为之序。自念如复不肖，何足以序阳明之书？故虽勉应之，未有以报也。冬日邂逅江上，魏君又以为言，且曰：“非得序，无以出书。”既辞不获，则曰：“嗟乎！阳明之书，不待序也！” 夫阳明之学，主致良知。而以知行合一、必有事焉为其功夫之节目。其言既详尽矣，又因缘际会以功业显。终明之世，驯至于昭代，常为学者宗师。近世异学争鸣，一知半解之士，方怀鄙薄程、朱氏之意；甚或谓吾国之积弱，以洛、闽学术为之因。独阳明之学，简径捷易，高明往往喜之。又谓日本维新数巨公，皆以王学为向导，则于是相与偃尔加崇拜焉。然则阳明之学，世固考之详而信之笃矣，何假不肖更序其书也哉！ 虽然，吾于是书，因亦有心知其意，而不随众人为议论者，可为天下正告也。盖吾国所谓学，自晚周、秦、汉以来，大经不离言词文字而已。求其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如西人所谓学于自然者，不多遘也。夫言词文学者，古人之言词文字也，乃专以是为学，故极其弊，为支离，为逐末，既拘于墟而束于教矣。而课其所得，或求诸吾心而不必安，或放诸四海而不必准。如是者，转不若屏除耳目之用，收视返听，归而求诸方寸之中，辄恍然而有遇。此达摩所以有廓然无圣之言，朱子晚年所以恨盲废之不早，而阳明居夷之后，亦专以先立乎其大者教人也。 惟善为学者不然。学于言词文字，以收前人之所以得者矣，乃学于自然。自然何？内之身心，外之事变，精察微验，而所得或超于向者言词文字外也。则思想日精，而人群相为生养之乐利，乃由吾之新知而益备焉。此天演之所以进化，而世所以无退转之文明也。知者，人心之所同具也；理者，必物对待而后形焉者也。是故吾心之所觉，必证诸物之见象而后得其符。火之必然，理欤？顾使王子生于燧人氏之前，将炰燔烹饪之宜，未必求诸其一心而遂得也。王子尝谓：“吾心即理，而天下无心外之物矣。”又喻之曰：“若事父，非于父而得孝之理也；如事君，非于君而得忠之理也。”是言也，盖用孟子万物皆备之说而过，不自知其言之有蔽也。今夫水湍石碍，而砰訇作焉，求其声于水与石者，皆无当也；观于二者之冲击，而声之所以然，得矣。故伦理者，以对待而后形者也。使六合旷然，无一物以接于吾心。当此之时，心且不可见，安得所谓理者哉？是则不佞所窃，愿为阳明诤友者矣。虽然，王子悲天悯人之意，所见于答聂某之第一书者，真不佞所低徊流连，翕然无间言者也。世安得如斯人者出，以当今日之世变乎！ 魏君待吾言亟，则拉杂率臆，书以邮之。 （录自《王阳明集要》，民国十五年上海群学社版）王文成公全书题辞章炳麟 至人无常教，故孔子为大方之家。心斋克己，诲颜氏也，则能使坐忘不改其乐。次如冉、闵，视颜氏稍逡巡矣。及夫由、赐、商、偃，才虽不逮，亦以其所闻自厉，内可以修身，外则足以经国。故所教不同，而各以其才有所至，如河海之水然，随所挹饮，皆以满其腹也。宋世道学诸子，刻意欲上希孔、颜，弗能至。及明姚江王文成出，以豪杰抗志为学。初在京师，尝与湛原明游，以得江门陈文恭之绪言。文恭犹以心理为二，欲其泯合，而文成言心即理，由是徽国格物之论瓦解无余，举世震而愕之。 余观其学，欲人勇改过而促为善，犹自孔门大儒出也。昔者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闻斯行之，终身无宿诺，其奋厉兼人如此。文成以内过非人所证，故付之于良知，以发于事业者或为时位阻，故言“行之明觉精察处即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行”，于是有知行合一之说。此乃以子路之术转进者，要其恶文过，戒转念，则二家如合符。是故行己则无忮求，用世则使民有勇，可以行三军。盖自子路奋乎百世之上，体兼儒侠，为曾参所畏。自颜、闵、二冉以外，未有过子路者。晚世顾以喭蔑之，至文成然后能兴其界，邈若山河，金镜坠而复悬。 余论文成之徒，以罗达夫、王子植、万思默、邹汝海为其师。达夫言：“当极静时，觉此心中虚无物，旁通无穷，如长空云气，流行无所止极；如大海鱼龙，变化无有间隔，无内外可指，无动静可分，所谓无在无不在，吾之一身乃其发窍，固非形质所能限也。”子埴言：“澄然无念，是谓一念，非无念也，乃念之至微；至微者，此所谓生生之真机，所谓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二公所见，则释氏所谓“藏识恒转如暴流”者。宋、明诸儒，独二公洞然烛察焉，然不知“藏识”当舍，而反以为当知我在，以为生生非幻妄。思默言易之坤者意也：“乾贵无首，而坤恶坚冰，资生之后，不能顺乾为用，而以坤之意凝之，是为坚冰，是为有首，所谓先迷失道者也。”此更知“藏识”非我，由意根执之以为我。然又言“夭寿不贰，修身以俟，命自我立，自为主宰”，是固未能断意根者。所谓儒、释疆界邈若山河者，亦唯此三家为较然，顾适以见儒之不如释尔。孔子绝四，无意、无必、无固、无我，教颜渊克己，称“生生之谓易”，而又言“易无体”，易尝以我为当在，生为真体耶？自宋儒已旁皇于是，文成之徒三高材，欲从之末由，以是言优入圣域，岂容易哉？岂容易哉？唯汝海谓：“天理不容思想，颜渊称‘如有所立，卓尔’，言‘如有’，非真有一物在前，本无方体，何可以方体求得？今不读书人止有欲障，而读书更增理障，一心念天理，便受缠缚。尔祇静坐放下念头，如青天然，无点云作障，方有会悟。”又言：“仁者人也，识仁者识吾本有之仁，不假想像而自见，毋求其有相，唯求其无相。”此与孔子无知，文王望道而未之见，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及释氏所谓“智无所得，为住唯识”者，义皆相应。然汝海本由自悟，不尽依文成师法，今谓文成优入圣域，则亦过矣。 降及清世，诋文成之学者，谓之昌狂妄行，不悟文成远于孔、颜，其去子路无几也。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自文成三传至何心隐，以劫质略财自枭，藉令子路生于后代，为之师长，焉知其末流之不为盗也？凤之力不与雕鹗殊，以不击杀谓之德，不幸而失德，则变与雕鹗等，要之不肯为鸡鹜，审矣。且夫儒行十五家者，皆倜傥有志之士也。孔子之道至大，其对哀公，则独取十五儒为主。汉世奇村卓行若卢子干、王彦方、管幼安者，未尝谈道，而岸然与十五儒方，盖子路之风犹有存者。宋以降，儒者或不屑是，道学虽修，降臣贱士亦相属，此与为盗者奚若？不有文成起而振之，儒者之不与倡优为伍亦幸矣。当今之士，所谓捐廉耻负然诺以求苟得者也。辨儒释之同异，与夫优入圣域以否，于今为不亟，亟者乃使人远于禽兽，必求孔、颜以为之师，固不得。或欲拯以佛法，则又多义解，少行证，与清谈无异。且佛法不与儒附，以为百姓居士于野则安，以从政处都市涉患难则志节堕。彼王维之不自振，而杨亿、赵扑之能确然，弃儒法与循儒法异也。徒佛也，易足以起废哉？径行而易入，使人勇改过促为善者，则远莫如子路，近莫如文成之言，非以其术为上方孔、颜，下拟程伯淳、杨敬仲，又非谓儒术之局于是也。起贱儒为志士，屏唇舌之论以归躬行，斯于今日为当务矣。 虽然，宋儒程、杨诸师，其言行或超过文成，末流卒无以昌狂败者，则宋儒视礼教重，而明儒视礼教轻，是文成之阙也。文成诸弟子，以江西为得其宗，泰州末流亦极昌狂，以犯有司之禁令耳。然大礼议起，文成未殁也，门下唯邹谦之以抵论下诏狱谪官，而下材如席书、方献夫、霍韬、黄绾争以其术为佞，其是非勿论，要之谗诌面谀，导其君以专，快意刑诛，肆为契薄。且制礼之化，流为斋醮，糜财于营造，决策于鬼神，而国威愈挫。明之亡，世宗兆之，而议礼诸臣导之，则比于昌狂者愈下，学术虽美，不能无为佞臣资，此亦文成之蔽也。文成《传习录》称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事者，世儒祗讲伯学，求知阴谋，与圣人作经意相反。今勿论文成行事视伯者何若，其遣冀元亨为间谍，以知宸濠反状，安在其不尚阴谋也？及平田州，土酋欲诣车门降，窃议曰：“王公素多诈，恐绐我。”正使子路要之，将无盟而自至，何窃议之有？以知子路可以责人阴谋，文成犹不任是也。夫善学者，当取其至醇，弃其小漓，必若黄太冲之持门户，与东人之不稽史事者，唯欲为一先生卫，惧后人之苛责于文成者，甚乎畴昔之苛责于宋贤矣。中华民国十三年孟秋，余杭章炳麟。 （录自《太炎文录续编》卷二上）阳明先生传及阳明先生弟子录序梁启超 阳明先生，百世之师，去今未远，而谱传存世者，殊不足以餍吾侪望。集中所附《年谱》，诸本虽有异同，率皆以李卓吾所编次为蓝本。卓吾之杂驳诞诡，天下共见。故谱中神话盈幅，尊先生而适以诬之。若乃事为之牵牵大者，则泰半以为粗迹而不厝意也。梨洲《明儒学案》，千古绝作。其书固以发明王学为职志，然详于言论，略于行事，盖体例然也。其王门著籍弟子，搜采虽勤，湮没者亦且不少。余姚邵念鲁廷采，尝作《阳明王子传》、《王门弟子传》，号称《博洽》，未得见，不识视梨洲何如？且不知其书今尚存焉否也？ 居恒服膺孟子知人论世之义，以谓欲治一家之学，必先审知其人身世之所经历，盖百家皆然，况于阳明先生者，以知行合一为教，其表见于事为者，正其学术精诣所酵化也。综其出处进退之节，观其临大事所以因应者之条理本末，然后其人格之全部，乃跃如与吾侪相接，此必非徒记载语录之所能尽也。 铁山斯传，网罗至博，而别裁至严。其最难能者，于赣、闽治盗及宸濠、思、田诸役。情节至繁赜纷乱者，一一鉤稽爬梳，而行以极廉锐术飞荡之文，使读者如与先生相对，释然见大儒之精义入神以致用者如是也。其弟子传，则掇拾丛残于佚集方志。用力之艰，什伯梨洲，而发潜之效过之。盖二书成，而姚江坠绪复续于今日矣。 抑吾尤有望于铁山者。吾生平最喜王白田《朱子年谱》，以谓欲治朱学，此其梯航。彼盖于言论及行事两致重焉。铁山斯传，正史中传体也，不得不务谨严，于先生之问学与年俱进者，虽见其概而未之尽也。更依白田例重定一年谱，以论学语之精要者入焉。弟子著籍、岁月有可考者，皆从而次之，得彼与斯传并行，则诵法姚江者，执卷以求，如历阶而升也。铁山倘有意乎？民国十二年三月新会梁启超。 （录自余重耀编《阳明先生传纂》卷首，上海中华书局一九三三年版）附考：阳明全书成书经过考钱 明 王阳明不仅是浙江文化史上的名人，更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哲学家。近年来，国内外的阳明学研究发展较快，日本继一九七四年出版十二卷本的《阳明学大系》后，又于一九八六年出版了十卷本的《王阳明全集》译注本，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与王阳明的故乡余姚市也于一九八九年四月举办了首届国际阳明学讨论会，并且在日本著名阳明学专家冈田武彦博士等日本友人的大力支持下，协助绍兴县修复了王阳明墓。以此为契机，我们浙江学者希望能向国内外学者提供一部最新最全的《王阳明全集》。以推动阳明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为此，我受命查访了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宁波、余姚的几家图书馆和藏书楼，并利用在日本九州大学访问研究之便，查阅了九州大学图书馆，和名古屋市蓬左文库等，对王阳明著作作了初步调查。现就《阳明全书》的成书经过谈几点看法，以求方家赐教。 现存《阳明全书》（又称《王文成公全书》）是由四部分内容组成的，即《语录》、《文录》、《续编》和《附录》，而每个部分又都有各自的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一、《语 录》 《语录》又称《传习录》，分上、中、下三卷。据《阳明年谱》记载，正德七年（公元一五一二年）十二月，阳明升南京太仆寺少卿，时门人徐爱亦升南京工部员外郎，与阳明同舟归省。途中阳明给徐爱讲授《大学》宗旨，徐将所闻辑为《传习录》一卷。正德十三年（公元一五一八年）八月，薛侃得徐爱所遗《传习录》一卷（存十四条）及序二篇（今存一篇），与陆澄各录一卷（其中薛录三十五条，陆录八十条），刻于江西赣州（简称薛本），并用徐爱所用“传习录”命名之。“传习”一词出自《论语学而》篇：“传不习乎？”朱熹《论语集注》曰：“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徐爱使用此词，当采朱子之意。但据陈荣捷先生言，徐爱所录，决不止十四条。可有两证。一则徐爱短跋所举阳明《大学》诸说如道问学与尊德性一题，不在该录之内。二则《续刻传习录》徐爱序后有云：“此徐子曰仁之自序其录者。不幸曰仁亡矣，录亦散失。今之录，虽全非其笔，然其全不可得云。”可知徐爱所录，已经散失若干（《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页八）。由薛侃所刻的《传习录》三卷即今《阳明全书传习录》之上卷。 嘉靖三年（公元一五二四年）十月，南大吉得阳明门人所录阳明论学书之已刻本（一），遂将薛侃所刻《传习录》三卷作为上册，己所得阳明论学书之另刻本续为下册，命其弟逢吉“校续而重刻之”，成《续刻传习录》二册（二）。《阳明全书》卷二十一《答王门庵中丞》谓：“谨以新刻小书二册奉求教正”，即指此也（参见《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页九）。然据钱德洪《传习录》中卷序及钱所编《阳明年谱》嘉靖三年载，南大吉实取阳明论学书八篇（现中卷实录九篇，即《答徐成之》二篇、《答人论学书》（三）、《启周道通书》、《答陆原静书》二篇、《答欧阳崇一》、《答罗整庵少宰书》、《答聂文蔚》第一书。故钱序恐有误），“复增五卷续刻于越（今浙江绍兴）”。后该“五卷”本又经钱德洪“增录”（即补入《答聂文蔚》第二书）、“去取”（即把《答徐成之》二书移置《外集》），并将《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附录于后，又易论学书为问答语，辑成今全书本《传习录》之中卷（参见钱德洪《传习录》中卷序）。 钱《续刻传习录序》所谓：“洪在吴时（嘉靖十四年），为先师裒刻《文录》。《传习录》所载下卷（即下册），皆先师书也。既以次入《文录》书类矣。乃摘录中问答语，仍书南大吉所录，以补下卷”。即指此事。 另日本阳明学大师佐藤一斋亦曾藏有南本《传习录》二册，系嘉靖二十三年（公元一五四四年）德安府（今湖北安陆）重刊本。但此本上册分为四卷，除薛本三卷外，又增补《答欧阳崇一》一篇、《答聂文蔚》二篇为卷四。下册亦分为四卷，增补了《答柴墟书》二篇，《答何子元书》、《答罗念庵书》、《示弟立志说》和《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佐藤氏认为：“上册所收讨论之书仍系门弟子旧录，下册四卷则出于元善兄弟，所云续而刻之是也。……则薛刻于虔者四卷，而南刻于越者亦四卷也。其（指《阳明年谱》）曰三卷、曰五卷者谬矣。《年谱》又以《答顾东桥书》系之嘉靖四年乙酉，《答欧阳崇一》书、《答聂文蔚》（第一）书系之五年丙戌，而元善续刻则嘉靖三年甲申矣。续刻之为甲申，正与南序合，乃知三书之在乙酉、丙戌亦并谬矣。”（《传习录栏外书》卷上） 但佐藤氏所据之南本并非南大吉嘉靖三年之原刻本，而是经南本人或他人增补过的改编本。证据有二： 其一，刊于正德十三年的薛本不可能收录《答欧阳崇一》书，因为《答欧阳崇一》书载有“大率非沉空守寂，则安排思索，德辛壬之岁，着前一病，近又着后一病”句，“辛壬之岁”即指正德十六年至嘉靖元年间。又载有与阳明《启周道通书》内容一样的一段话：“《系》言‘何忠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心之本体即是天理。有何可思虑得？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体。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启周道通书》据陈荣捷先生考证，作为嘉靖三年春以后（《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页二二），而南大吉嘉靖三年十月就把此书收入了《续刻传习录》。故知阳明解释《系辞》“何思何虑”的思想，当形成于嘉靖元年至三年之间，而记载该思想的《答欧阳崇一书》亦必作于此时间无疑。 其二，《答聂文蔚》二书作于嘉靖五年后乃确凿无疑。其中第一书中如“春间远劳迂途枉顾，问证卷卷”等语，即指嘉靖五年聂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钱塘江首次拜见阳明之事（四）（参见《阳明年谱》〔嘉靖五年〕条及《阳明全书》卷六《与陈惟浚》）。后聂豹在《启阳明先生书》中也记录了“丙戌（嘉靖五年）之复迄今，两易寒暑矣”（《聂双江先生文集》卷四）的怀念之语。因阳明当时已重病在身，故在第一书中又有“咳疾署毒，书劄绝懒”等语。而第二书则录有聂豹作于嘉靖七年的《启阳明先生书》中的一些话，如“文蔚曰：‘欲于事亲从兄之间，而求所谓良知之学’”等，又阳明逝世于该年，故知第二书必作于嘉靖七年。由此可见，《答聂文蔚》二书不可能被南本尤其是薛本所收。 正因为佐藤一斋所据并非南大吉嘉靖三年的原刻本，所以在其得出的结论中也就有错断（如《答聂文蔚》第一书，《年谱》之记载并没有错）和论据不足（如《答欧阳崇一》、《答人论学书》（五），《年谱》的记载的确有误，但佐藤氏所据本身却不能成立）之处了。 至于钱德洪所依据的南本以及其所编著的《阳明年谱》之记载，亦有诸多可疑之处。例如： （一）钱所据南本凡九篇，其中收有成于嘉靖五年后的《答聂文蔚》第一书。可见该南本亦恐非南大吉之原刻本。日本学者今井宇三郎为证明钱所据南本为原刻本，而提出了“一五二四年（嘉靖三年）的原型南本并未完成，要到一五二六年才能完成南本”（斯文载一九四五年合并号《全书本传习录考》）的推测。但至今国内外的阳明学者尚未找到能支持这一推测的证据。 （二）《年谱》载“大吉取先生论学书复增五卷续刻于越。”佐藤一斋谓南本乃四卷，“曰五卷者谬矣”。陈荣捷据日本三轮执斋《标注传习录》所言，又以佐藤氏之说为误。笔者认为，因钱德洪、佐藤一斋、陈荣捷所据之南本皆非南大吉之原刻本，因而所谓五卷、四卷说都未必可靠。阳明本人及南本序言都只说“二册”，而未言卷数，故以存疑为妥。 《续刻传习录》另有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未见）和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衡湘书院重印本。前者分六卷。前三卷为徐爱等所录，与今本《传习录》上卷同。后三卷收录了《答徐成之》二书、《示弟立志说》、《训蒙大意》、《答罗整庵书》和《答友人论学书》。后者乃嘉靖三十年蔡汝楠校刻本的重印本。全书分七卷。前三卷同于现通行本之上卷。后四卷收有《答徐成之》二篇、《答罗整庵少宰书》、《答人论学书》、《答周道通书》、《答陆原静书》二篇、《示弟立志说》及《训蒙大意》九篇（均成书于嘉靖三年前〔六〕）。卷首除载有南大吉原序外，还载有嘉靖三十年孙应奎序，卷末有蔡汝楠后叙。孙序和蔡叙均谓此录乃阳明手授孙，孙按部至衡，令蔡刻于石鼓书院。佐藤一斋云：“《立志说》、《训蒙大意》并系大吉所录。”（《传习录栏外书》卷中）不知何据。但钱德洪《传习录》中卷序未提《立志说》和《训蒙大意》，也未必可作为南大吉原刻本所收篇目之证据。比较诸本，笔者较同意日本学者大西晴隆的推断，即唯蔡汝楠校刻本保持了南大吉初刻本的原型，其他诸本均为南本之改编本或续补本（参见日本明德出版社《王阳明全集》第一卷《解说》）。事实上，自嘉靖三年南大吉《传习录》刻本行于世后，确有不少学者对其作过校正改编。如嘉靖七年，聂豹、陈九川就对《传习录》“重加校正，删复纂要，总为六卷，刻之于闽”（《聂双江先生文集》卷三《重刻传习录序》）。故阳明弟子王宗沐谓：“《传习录》录阳明先生语也，四方之刻颇多。……（万历年间）沐乃请于两台合续本凡十一卷，刻置学宫。”（《传习录诸序》，日本硕水文库藏钞本）正因为各种版本相互混杂，从而使钱德洪在重编《传习录》时，也无意中把改编本当作了原刻本。而后世又以钱序为据，以致错上加错。 嘉靖七年（公元一五二八年）十一月，钱德洪、王畿赴广信奔阳明师丧，讣告同门，收录阳明遗言。三年后同门各以所记见遗，钱“择其切于问正者，合所私录，得若千条”（钱德洪《传习录》下卷跋）。然当时“未敢示人，不意为好事者窃录”（《阳明全书》卷三十六钱德洪《论年谱书》）。嘉靖十三年，德洪主试广东，其录已入岭表。书未遂（见《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二十《钱绪山行状》）。嘉靖三十三年，同门曾才汉得钱氏手钞本，复傍为采辑，名曰《阳明先生遗言录》，刻行于湖北江陵〔七〕。后德洪读之，“觉当时采录未精，乃为删其重复，削去芜蔓，存其三之一，名曰《传习续录》，复刻于宁国（今安徽宣城一带）之水西精舍”（《传习录》下卷钱德洪跋）。《传习续录》嘉靖三十三年间东刻本卷首所载钱德洪序亦有此事之记载，但时间和过程有异。序云：“洪在吴（今苏州）时……复采陈惟浚诸同志所录，得二卷焉，附为《续录》，以合成书。适遭内艰，不克终事。去年秋（嘉靖三十二年），会同志于南畿，吉阳何子迁、初泉刘子起宗，相与商订旧学。谓师门之教，使学者趋专归一，莫善于《传习录》。于是刘子归宁国，谋诸泾尹丘时庸，相与捐俸，刻诸水西精舍。”（转引自佐藤一斋《传习录栏外书》下卷） 嘉靖三十五年，钱德洪游于湖北蕲春崇正书院，又应沈宠之请，“复取逸稿，采其语之不背者一卷，其余影响不真与《文录》既载者，皆削去。并易中卷为问答语，以付黄梅尹张君增刻之”（《传习录》下卷钱德洪跋）。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和大西晴隆《王阳明全集》第一卷《解说》，皆以“易中卷”为易今本《传习录》之中卷，此说笔者不敢苟同。 第一，钱德洪在《传习续录》序里明确说，嘉靖十四年在吴时，已将南大吉所录中卷易为问答语。因而不可能在二十一年后再易中卷为问答语。 第二，钱德洪跋语所谓“复取逸稿……增刻之”，指的是增刻《传习续录》，而非指增刻今本《传习录》三卷，故所谓“中卷”只能是《传习续录》之中卷。 第三、跋语明确说，逸稿中有《文录》既载者，皆删去。可见在钱所得阳明遗言里，有与《文录》重复的论学书。钱也许删去了既载者，而易其他论学书为问答语。 第四，钱《传习续录》序谓“复采陈惟浚诸同志所录，得二卷”。后跋语又谓“复取逸稿，采其语之不背者一卷”。故《传习续录》当为三卷〔八〕。所谓“易中卷为问答语”，显然是指该三卷中之一卷。 嘉靖三十三年所刻的《传习续录》与嘉靖三十五年“补遗”的部分，即今本《传习录》之下卷。收有陈九川、黄直、黄修易、黄省曾、黄以方及钱德洪所录一四二条语录，其中第一条至一一五条是《传习续录》，第一一六条至一四二条是“补遗”部分。下卷内容比前两卷博杂，且没有像前两卷那样经过阳明的亲自审阅。钱德洪担心这会使读者“之趋不一”，故特要求读者“不以知解承，而惟以实体得”，即体会其精神实质，以为这样就能“无疑于是录矣”（《传习录》下卷钱德洪跋）。但结果还是引起了许多分歧。如顾应祥见《传习续录》门人问答，多有未当于心者，“疑为门人传录之伪”（《理学宗传》卷二十一），故作《传习录疑》。黄宗羲在评价黄省曾时也说：“《传习后录》有先生所记数十条，当是采之《问道录》（黄省曾著有《会稽问道录》十卷）中，往往失阳明之意。然无如仪、秦一条云：‘苏秦、张仪之智也，是圣人之资……仪、秦亦是窥见得良知妙用处，但用之于不善耳。’……仪、秦打入情识窠臼，一往不返，纯以人伪为事，无论用之于不善，即用之于善，亦是袭取于外，生机槁灭，非良知也。安得谓其末异而本同哉？以情识为良知，其失阳明之旨甚矣。”（《明儒学案》卷二十五）在下卷中，如此“以情识为良知”的内容，还可举出不少。因此，在阳明学的发展史上，《传习录》下卷是一部颇有争议的著作，而受后世学者推崇的则是《传习录》中卷。因“上卷文成初年之见居多，而下卷则殁后钱绪山之徒撰录之。惟此卷晚年亲笔，纯粹无可疑者”（东正纯《传习录参考》，载《泽泻先生全集》上册）。 综上所述，现存《阳明全书》中的《传习录》上卷是徐爱、陆澄、薛侃所辑之原本，中卷为南大吉所辑后经钱德洪等人增补去取的改编本，而下卷则是诸门人采集后经钱德洪择选、重编后的删节本。嘉靖三十七年（公元一五五八年），胡宗宪刻《传习录》，首次将三卷合刻。隆庆六年（公元一五七二年），谢廷杰在汇刻《王文成公全书》时，删去了《传习录》中的《示弟立志说》，又为证明王阳明时“与朱子无相缪戾”（附录《朱子晚年定论》），而约钱德洪把《传习续录》未收的《朱子晚年定论》（成书于正德十一年，原一卷，嘉靖二十九年钱德洪增录二卷，共三卷，由史致詹梓刻于嘉义书院）附于《传习续录》后（另还附录了钱德洪附录之引言和袁庆麟正德十三年所写的《晚年定论跋》），遂成今《传习录》之原貌。二、《文 录》 《文录》包括《正录》五卷、《别录》十卷、《外集》九卷。据《阳明年谱》载，嘉靖六年四月，邹守益流谪安微广德，“录（阳明）先生文字请刻。先生自标年月，命德洪类次，且遗书曰：所录以年月为次，不复分别体类，盖专以讲学明道为事，不在文辞体制间也。”后钱德洪掇拾所遗文字请刻，阳明不许。德洪曰：“先生文字虽一时应酬不同，亦莫不本于性情，况学者传诵日久，恐后为好事者搀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阳明许刻。于是附录一卷于邹守益所辑《阳明文稿》后，凡四册，世称广德版。阳明殁后，德洪作《讣告同门》曰：“逾月之外，丧事少舒，将遣人遍采夫子遗言及朋友私录，以续成书。凡我同志，幸于夫子片纸只语，备录以示。”（《全书》卷三七）后又作“《购遗文疏》，遣诸生走江、浙、闽、广、直隶，搜猎逸稿”（《阳明年谱》“嘉靖十四年”条），并与欧阳德等人汇编成《阳明存稿》数十卷。嘉靖十一年，德洪将存稿携之苏州，与黄省曾“校定篇类”，分《正录》、《外集》和《别录》，共二十四卷，嘉靖十四年由闻人诠初刻于苏州，名曰《阳明先生文录》（见黄绾《阳明先生文录》序），世称姑苏版。嘉靖三十六年，唐尧臣据胡宗宪之命，重刻《文录》于杭州天真书院。广德版是姑苏版的雏形，但广德版只以年月为次而不分体类，姑苏版则有了改进。 关于《文录》的编类问题，当时曾发生过一场争论。黄绾等人认为：“先生之道无精粗，随所发言，莫非至教，故集文不必择其可否，概以年月体类为次，使观者随其所取而获焉。”但邹守益等人则认为：“先生言虽无间于精粗，而终身命意惟以提揭人心为要，故凡不切讲学明道者，不录可也。”钱德洪两头为难。他一方面“惧后之乱先生之学者，即自先生之言始也，乃取其少年未定之论，尽而去之”；另一方面又耽心“先生之文既以传诵于时，欲不尽录，不可得也。自今尚能次其年月，善读者获可以验其悔悟之渐。后恐迷其岁月，而概以文字取之混入焉，则并今日之意失之矣”。所以采取“两是而俱存之”的办法，以“文之纯于讲学明道者为《正录》，余则为《外集》，而总题曰《文录》。疏奏批驳之文，则又厘为一书，名曰《别录》。夫始之以《正录》，明其志也；继之以《外集》，尽其博也；终之以《别录》，究其施也。……问难辩诘，莫详于书，故《正录》首《书》，次《记》，次《序》，次《说》，而以《杂著》终焉。讽咏规切莫善于诗赋，故《外集首赋》。次《诗》、次《记》、次《序》，次《说》、次《杂著》，而《传志》终焉。《别录》则卷以事类，篇以题别，先《奏疏》而后《公移》”（均见钱德洪《刻文录叙说》）。 以上是编类，至于目次，钱德洪则遵循王阳明“此编（指《阳明文稿》）以年月为次，使后世学者知吾所学前后进诣不同”（同上）的遗训，“以日月前后顺而次之”（钱德洪《阳明先生文录序》），以使善读者能体悟阳明的“悔悟之渐”。 因此，由钱德洪所编订的《阳明文录》，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全书》不能称其“全”。因为《全书》的主要内容是《文录》，而《文录》中一概不收与阳明思想体系不符的论著，至少王阳明早年“泛滥于词章”，继则笃信朱子格物之说的“未定之论”，均被钱氏删去了。其他据钱氏自己说，凡阳明“应酬诸作”，亦“多不汇入”（见《全书》卷二十九钱德洪序）。所以《全书》除《上国游》外均为阳明三十一岁尤其是四十岁以后的作品，仅《正录》一百五十七篇中，四十岁以后作品就有一百五十篇。可见，编者的目的，并不是要收集阳明的全部著作，从而如实地反映阳明思想的发展过程，而是想把《阳明全书》作为王门及整个社会的教科书，以达到正心明道的目的〔九〕。 第二、编类不能称其“善”。因为钱德洪以己见选编“纯于讲学明道”者为《正录》，“余则别为《外集》”。若以时间为界，钱氏的原则是：“自辛巳（一五二一年，阳明五十岁）以后文字（即所谓《晚年定论》）厘为《正录》，已前文字则间采《外集》而不全录。”（《全书》卷二九钱德洪序）。辛巳年，是王阳明在南昌开始揭示“致良知”学说的时候。尽管实际上钱德洪并未以辛巳年，而是以己巳年（一五零九，阳明三十八岁）为界进行编类的。但己巳年是阳明居贵阳讲学而开始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提出与朱子分庭抗礼的“知行合一”说的时候。因此，可以说，钱德洪的编纂原则是按照王阳明思想体系的建立期（一五零九年）尤其是完成期（一五二一年）来进行分类的。由于钱德洪只顾区分“晚年”与“早年”、“定论”与“未定之论”，而不顾全书体裁上的统一，因而给读者造成了许多麻烦，加之后来补刻的《文录续编》，使全书在结构上显得更加杂乱。因此，明代王畿编的《王文成公文选》，道光六年丽顺藏板《王阳明先生全集》，清代俞嶙编的《阳明先生全集》，日本承应二年编的《王阳明先生文录钞》，民国二十四年编的《王阳明全集》等，都在分类结构上对《全书》作了适当调整和改编。 第三，目次排列能够称其“佳”。因为钱德洪不仅依年月顺序编目（主要是《正录》和《外集》部分），而且大致按王阳明学术思想的发展阶段分卷。譬如他把《正录》卷二（今《全书》卷五）断自正德辛巳年，就是以“良知之说发于正德辛巳年”（《刻文录叙说》）为根据的。这样就使读者对王阳明中后期思想的演变过程一目了然。至于所录诗赋，亦基本上按照王阳明生平活动为序，从弘治十五年以刑部主事告病归乡作《归越》诗，到嘉靖六年平广西思、田之乱作《两广诗》，共分十五个时期，史迹清晰，条贯缕析。三、《续 编》 《阳明全书》的编辑方针，前后有一个变化过程。嘉靖十四年前后，编者惟以提揭人心、讲学明道为要，故“自滁以后（阳明四十二岁）文字，虽片纸只字，不敢遗弃”（《刻文录叙说》）。但嘉靖三十五年以后，由于王阳明的地位和影响直线上升，甚至被作为新的偶像而加以崇拜，因此其所有文字都显得相当珍贵，正如胡宗宪所说：“凡先生生平之作，虽一字一句，皆视为连珠拱璧，弃之不忍。”（《重刊阳明先生文录序》）在这种倾向的影响下，钱德洪亦逐渐改变了不收“未定之见”、“应酬诸作”的态度。嘉靖四十年，他将阳明作于弘治初年（三十岁以前）的《上国游》汇编成《文录续编》一卷（今《全书》卷二十九），单独刊刻。 嘉靖四十五年，钱德洪又把新收集到的《大学问》（成书于嘉靖六年）、《五经臆说》（成书于正德三年）及序、书、记、疏等汇编成《文录续编》六卷（今《全书》卷二十六至卷二十八），连同阳明幼子王正亿编录的《阳明先生家乘》三卷（后更名为《世德纪》，今《全书》卷三十七、三十八），由嘉兴知府徐必达合刻（见《阳明年谱》“嘉靖四十五年”条）。据说《五经臆说》原有四十六卷，是阳明用心学理论研究《五经》的心得体会，并未传授学生，特别是后来其“致良知”思想形成后，功夫力求简明扼要，自认为《五经臆说》有支离烦琐的毛病，更不愿传授学生。学生请示，阳明笑而拒之曰：“付秦火久矣。”（《全书》卷二十六）所以钱德洪《续编》所收的《五经臆说》十三条，只是其中的极小部分。 隆庆四年，钱德洪为弥补早年“刻《文录》，志在删繁，取《公移》三之二而去其一”（《全书》卷三十钱德洪序）的做法的“失误”，同意把由沈启源搜集编订的《三征公移逸稿》四卷作为《文录续编》增刻之（今《全书》卷三十、三十一）。其中卷三十一又分为上、下两卷。下卷所收的《山东甲子乡试录》，是阳明三十三岁主考山东乡试时作〔十〕。嘉靖二十九年张峰据阳明继子王正宪原本重刻于溧阳嘉义书院（见《阳明年谱》附录一“嘉靖二十九年”条）。后钱德洪将该文既刊本原封不动地附录在体裁完全不同的《三征公移逸稿》后。这说明他编辑《文录续编》的方法远不如其编订《文录》时那样严谨。因此，一九八六年日本学者在译注《王阳明全集》时，为保持体例上的统一，特将《山东甲子乡试录》移置《外集》之后。四、《附 录》 现存《阳明全书》的《附录》部分主要由《年谱》和《世德纪》组成。《世德纪》包括《阳明先生家乘》和湛若水、黄绾等人写的阳明先生墓志铭、行状、祭文等。《年谱》部分除正文外，还附有沉启源收集的钱德洪、王畿等人的五篇《年谱序》和邹守益、罗洪先等人的二十篇《论年谱书》。 《阳明年谱》最早是由薛侃、欧阳德、黄弘纲、何性之、王畿、张元冲分头搜集材料，邹守益汇总。嘉靖二十六，钱德洪在嘉义书院率先完成了自阳明出生到谪龙场的一段年谱。十年后，邹守益委托钱德洪续其后，并编著了《王阳明先生图谱》一册。嘉靖四十一年，钱德洪与胡松赴江西安福丧吊邹守益，顺便将初稿拿到吉安，“就正于念庵（罗洪先）诸君子。念庵子为之删繁举要，润饰是正，而补其阙轶，信乎其文删省，其事则增矣。计为书七卷”（胡松《刻阳明先生年谱序》）。嘉靖四十二年，由胡松、王健初刻于杭州天真书院（浙江图书馆、名古屋市蓬左文库有藏，卷首载“钱德洪编述，王畿补辑，罗洪先制删正，胡松等校正”）。隆庆二年后，钱德洪又对《年谱》作了一次增订，并补录了《年谱附录》一一卷。增订本（今《全书》卷三十二至三十四）在内容上与天真书院本基本一致，只是个别地方有繁简之别。例如正德十六年十二月，阳明与其父海日翁的一段对话，与《世德纪海日先生行状》有不少重复之处，增订本便将这部分内容删去了一大半（参见《王阳明全集》等九卷，福田殖《解说》，日本明德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另外又在“旧谱”（即天真书院本）后附录了由程启源收集的诸《年谱序》和《论年谱书》（今《全书》本卷三十五之内容）。 至此，王阳明著作的收集、整理、出版以及年谱的编纂工作，经过其门人尤其是钱德洪数十年的努力，算是基本完成了。以后各类语录本、选集本、评注本及年谱传记本，都不过是在此基础上作些重新选编、评注、刻印的工作。现存《阳明全书》，就是在钱德洪等人苦心经营的基础上，由《传习录》、《传习续录》、《阳明先生文录》、《阳明先生文录续编》、《阳明年谱》及《世德纪》等整合而成的。自隆庆元年明穆宗赐封王阳明以后，浙江佥宪唐尧臣“尝谋刻（《全书》）未遂”（钱德洪《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序》）。隆庆六年，侍御谢廷杰“奉命按浙，首修（阳明）公祠，置田以供岁祀。已而阅公文，见所谓录若集各自为书，惧夫四方正学者弗克尽读也，遂汇而寿诸梓，名曰《全书》”（徐阶《王文成公全书序》）。谢廷杰在全书结构上稍稍作了些调整。他除了让钱德洪把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附录于《传习录》下卷后外，还将《外集》压缩为七卷（原九卷）、《续集》压缩为六卷（原十卷）、《世德纪》压缩为二卷（原三卷）、《年谱》压缩为三卷（原七卷）。这样，加上原来的《传习录》三卷、《正录》五卷、《别录》十卷，共合三十八卷，简称隆庆本（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有藏）。 注 释： （一） 据南大吉序云：“是录也，门弟子录阳明先生问答之辞，讨论之书，而刻以示诸天下者也。”（佐藤一斋《传习录栏外书》卷上）可知南大吉所得乃阳明门人所录阳明论学书之已刻本。而所谓“问答之辞”，即薛侃所刻之《传习录》。逢吉所重刻的《续刻传习录》，乃薛侃所刻的《传习录》与阳明门人所另刻的论学书之合刊本也。 （二） 据王阳明嘉靖五年《寄陆原静书》（载《阳明全书》卷六）。又可名为“传习后录”。 （三） 钱德洪序作《答人论学书》。日本版本多从之。《全书》等本则用《答顾东桥书》。佐藤一斋谓：“此书拔本塞源，辩论痛快，使人惭伏无辞也。此书传触，恐或辱东桥，故为匿其姓号耳。刻此录时，东桥尚健在。”（参见《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卷中） （四） 有人误认此句意指“嘉靖元年二月，（阳明）因龙山公卒而病，揭帖于壁，谢绝见客，不得已而见者，亦不论说”又错断聂豹与阳明初次见面的时间是正德十六年或嘉靖元年（见《浙江学刊》一九九零年第四期《王阳明答聂文蔚第一书成年辨正》）。故该文提出的成书于嘉靖二年的推断恐不能成立。 （五） 关于《答人论学书》的辨正，可参见笔者《论王阳明早期思想性格的形成》一文（载《杭州大学学报》一九八九年第一期）。 （六） 《示弟立志说》现收录于《全书》卷六，并在文下注云乙亥（正德十年）作。王懋竑《自由草堂存稿》曰：“右阳明先生《立志说》卷末自志弘治甲子四月八日，先生是年三十有三矣。《文集》注云乙亥作，卷编集者未尝见此本，而据其藁，以意定去，故不合。”（佐藤一斋《传习录栏外书》卷中） （七） 据吉田公平《传习续录的编纂》一文所说：《阳明先生遗言录》分二卷，上卷卷首记“门人金溪黄直纂辑，门人泰和曾才汉校辑”，收语录五十五条；下卷卷首记“门人馀姚钱德洪纂辑，门人泰和曾才汉校辑”，收语录亦五十五条。 （八） 王宗沐《传习录序》亦可为《传习续录》三卷之佐证。序中所谓“合续本凡十一卷，刻置学宫”，即指薛侃则刻三卷，南大吉刻五卷，钱德洪续刻之三卷也。 （九） 另一原因是王阳明学说在正德十六年以后被明令禁止，所以要想收全其全部著作并非易事，仅靠门人、民间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 （十） 该文《全书》目录未收。下一篇 目录 上一篇 猎书人扫校悟真录之一 文录四序记说别三子序丁卯 自程、朱诸大儒没而师友之道遂亡。《六经》分裂于训诂，支离无蔓于辞章业举之习，圣学几于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兴之，然卒徘徊咨嗟，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废者，亦志之弗立，弗讲于师友之道也。夫一人为之，二人从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众焉，虽有难为之事，其弗成者鲜矣。一人为之，二人从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众焉，虽有易成之功，其克济者亦鲜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于师友。无师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学，即求师于天下，而莫予诲也；求友于天下，而与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盖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颜、朱守忠于山阴之白洋，得徐曰仁于余姚之马堰。曰仁，予妹壻也。希颜之深潜，守忠之明敏，曰仁之温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长视予以先辈，予亦居之而弗辞。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为之证，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师友之饩羊，不谓其不可也。当是之时，其相与也，亦渺乎难哉！予有归隐之图，方将与三子就云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遗风，求孔、颜之真趣；洒然而乐，超然而游，忽焉而忘吾之老也。 今年三子者为有司所选，一举而尽之。何予得之之难，而有司者袭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举为三子喜，而先以失助为予憾；三子亦无喜于其得举，而方且憾于其去予也。漆雕开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欤？曾点志于咏歌浴沂，而夫子喟然与之，斯予与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欤？三子行矣，遂使举进士，任职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进而归，咏歌优游有日，吾知其乐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将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违其所乐而投之于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虑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兹行欤！三子则焉往而非学矣，而予终寡于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深潜刚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温恭亦沉潜也，三子识之，焉往而非学矣。苟三子之学成，虽不吾迩，其为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 增城湛原明宦于京师，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见焉，犹吾见也已。赠林以吉归省序辛未 阳明子曰，求圣人之学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欤！天下之人，志轮而轮焉，志裘而裘焉，志巫医而巫医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见也。轮、裘、巫医遍天下，求圣人之学者间数百年而弗一二见，为其事之难欤？亦其志之难欤？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见也。 林以吉将求圣人之事，过予而论学。予曰：“子盖论子之志乎？志定矣，而后学可得而论。子闽也，将闽是求；而予言子以越之道路，弗之听也。予越也，将越是求；而子言予以闽之道路，弗之听也。夫久溺于流俗，而骤语以求圣人之事，其始也必将有自馁而不敢当；已而旧习牵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决；已而外议夺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馁而求有以胜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进之，吾见立志之难能也已。志立而学半，四子之言，圣人之学备矣。苟志立而于是乎求焉，其切磋讲明之益，以吉自取之，尚其有穷也哉？见素先生，子诸父也；子归而以予言正之，且以为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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