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从异教徒到基督徒》-4

形尢焯眉暗赜形蕹橄蟮牧榛辍Ｋ妗⒏芯酰爸酰凰煌坡刍蛩伎肌！?　　事实上，这种禅的精神，这种禅的特殊方法及特殊措辞都是庄子的。禅基本不信任用意义已被决定的言词，来解释未定的真理。这一点庄子已一再言之：“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如果我们像一个庄子的学生来跟从铃木大拙教授，将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庄子是禅的先驱者。我们在他《禅的佛教》的尊言中读到：“当我说在禅中没有神，那些虔诚的读者可能震惊，但这并非意指禅否认上帝的存在；禅是既非否认也不肯定。当一种东西被否认，那否认的本身会有某些未被否认的东西。对于肯定也可以这样说。禅想超出逻辑之上，禅想找出一种较高的肯定，在那里没有任何反比。”这使人容易想起庄子的话：“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以天。”庄子很讨厌儒家及墨家的是是非非。庄子相信是与非同样混合于无限的一切。对逻辑的否定及万物与一切反比的齐一，刚好是庄子一切教训的核心和基础。我们再从铃木大拙读到关于入定的无用：“入定是人工的伪装；它不属于心的天然的活动。空中的鸟在哪里入定呢？水中的鱼在哪里入定呢？它们飞翔，它们游泳。这不够吗？”我们再想庄子强调从道是像对自然的方面不知不觉的践履。庄子说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用爱默生派的话来说，对道的跟从，应是没有刻意的努力而自然流出的善。庄子用一种更惊人的说法说：“忘脚，履之适也；忘腰，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我们也记起庄子蜈蚣的寓言。蜈蚣动它的诸足，而不知道它怎样动它们；有一天蜈蚣知道自己有十七对十九对或二十对足，他便不能再动它们了。人们在铃木大拙教授的书中读到：“禅既非一神的也非泛神的；禅反对所有这些名称。……禅是一朵在天空的浮云。”铃木教授怕的是那些像一神教或泛神教这样的字眼，它们的意义可能人各一说，但你愈多界说或争辩，便带给你的心更多的迷惑。我们记起有人同样问及庄子关于道的内在性的问题。如果道是内在于宇宙中，它是在这件东西中呢，抑或在那件东西中呢？庄子的回答是：“汝唯莫必，无乎逃物。”关于这一切技术的最后结果，铃木大拙写：“禅在街上一个平凡人最乏味、最呆板的生命之中，认识在生命之中生活的事实就是过活。禅有系统的训练那个心去看这一点，它打开一个人的眼去看那最伟大的神秘，因为它在每天及每小时表演。……”很奇怪，而这是最重要的，庄子也刚好达到同样的结论：“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 　　这把我们带到禅奇怪的最后产物。禅认为它的方法是直接、简单及实用的。一切禅的训练，包括入定，是为直接经验而作的准备。禅是一种突然而来的神秘经验，和每天的生命及每天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禅终于寄托在简单的日常生活，视它为幸福的恩赐，而享受它的每一瞬。我想称它为对生活的感谢。东方存在主义的一种形式。生活的每一种动作都有神秘感。一个禅宗的和尚常以做卑贱的小事为乐。六祖把生命的大部分花在把米捣白，做厨师的助手。有一个著名的禅宗诗人寒山，做厨师助手的工作，从山上把柴薪带回来，且把他的诗写在厨房的壁上（他令人惊奇的简朴灵性的诗，现在仍然留存）。一个中国禅宗的诗人高呼：“这是一个奇迹——我从井里把水汲上来！”这是禅的生活的典型，因为必须如此过活。一个牧童日落时骑在牛背上回家是一个奇迹。蝇拥、草长，及一个人饮一杯水，也是奇迹。一个人饮一杯水，不知道水是什么，也不知道杯是什么，甚至不知道他自己是什么，难道不是一件怪事，一个奇迹吗？一切生命及一切生活都是奇迹。人成为一个诗人，不过像那个农夫拭去他额上的汗，而觉得凉风吹他的头，或像陶渊明差不多用狂喜的心情记录下早晨在田野中的散步，“朝露湿我裾”，把自己及一切有知觉的存在没入愉悦和宁静中就是佛性的本身。它对于解释中国山水画的灵气有很大帮助。 　　二、罪与业 　　“业”在佛的教训中是指人所负的累赘。生命是种束缚，充满着痛苦，受制于忧愁、恐惧、痛苦，及死亡。这个世界是空幻的，而人在这个空幻的约束中，和一切造物分享有知觉的生命，继续积聚行为，言语及业，沉溺于不正当的欲望及精神上种种形式的卑琐，因此注定要永久堕入轮回；但人可借逃出空幻及污染，借一种心智或一种直觉的努力，使他自己获得自由；他可让他的本心支配他的感觉及一般知识，及辨别心；这样，那种从有限的，为条件所限制的思想（无论对于死，或其他区别）超脱出来的自由心境，就是无限制的，不受任何条件束缚的涅槃；这是等于法轮常转，最后解脱的途径是在乎三宝：佛、法、僧。整个神学系统是合乎逻辑的，这和它的心智及灵性力量征服整个远东有关。（请注意，佛教灵魂的轮回转生和庄子的“物化”不同。庄子的概念似乎较为原始，人的一部分在他死后成为一只老鼠的肝或一只蟋蟀的腿，或一种无生物如孩子的弹弓。） 　　但最特殊的观念是业（Karma），意即孽障或“罪的重担”。一种较为简单而稍欠正确的译法是简单地用“束缚”两字。这种束缚驱逼我们继续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事，使我们愈陷愈深。“孽”是罪，而“障”则有一种障碍物或一道屏风之意，它妨碍我们看望真理。佛可以十分正确地运用《圣经》的经句：“你认识真理，真理将释放你。” 　　我们可以不理会佛的道理教训。世界上从没有一个宗教曾教人欺骗、偷窃、奸淫、不诚实、憎恨，或报复，我们不必为此而担心。我们只须指出轮回教义的结果，是教人对一切动物仁慈，且禁止杀生及吃被屠杀的牲口的肉。中国除了国王的宫廷有动物园外，民间从来没有，唯一有的就是佛庙的鱼类放生池。我常喜欢在杭州著名的放生池观鱼，那里有七八尾长达二三尺的鲤鱼，养在一个不断有山泉流过的池中，有机会来过它们宁静的日子，不致受人类的逼害。在一个佛教徒的眼中这些大鲤鱼的任何一尾最后都会转生为人类，或者甚至会成佛。 　　我曾在上文说过，在佛教教训中最奇特的观念是业，或罪。这种罪，如某智者所曾说，绝非新创；它是一切人类所同有。佛对于这种世界性的束缚深为关切，这种驱逼人去追随动物，如叔本华所谓“求生意志”及“求繁殖的意志”的束缚，和贪欲及色欲的束缚。叔本华的求生意志是披上欧洲衣服的佛教，而它著名的悲观主义和佛教怜悯的整个情调有相等的性质。佛对人类生命的评语可并合为四个字：怜悯一切！而叔本华也达到用苦行主义及克服自我来逃避的同样结论。 　　我以为基督教原罪的观念太神秘了。第一，亚当的罪当然在意义上是象征的；因为我们生于这个肉体，生而具有同样的软弱，同样的冲动，以及从祖宗遗传下来的有害的本能。它在与生俱来的意义上是原始的，没有动物或人类生而不具有饥饿、求偶、恐惧、仇敌等等本能的，它是在丛林生活中求生存不可少的本能。但没有把这种“原罪”造成神秘实质的必要，好像每一个人都生而烙上罪印而命定要堕入地狱。也没有必要诽谤上帝，把他说成是因为一个罪人一次的行为，而罚他千代子孙的暴君。即使假定这种犯罪的倾向是“遗传的”，是“原有的”，但在他没有干犯法律的行为以前，我们不能因为他有这种倾向而罚一个罪人。基督徒常缺乏智慧来了解那一点，他们使原罪成为一个神话，包在一个“拯救”的“包裹”里面，给来买的人拿走。人将只因为有遗传的倾向而受罚。这就是为什么我曾说：“我是这般对宗教有深厚的兴趣，以至宗教常触怒我。”最使我愤怒的莫如一个新生的婴儿，带着他天真的圆眼，被一个全爱基督教的上帝送到地狱去的信仰。这种信仰违反母亲的每一种天性，违反一切人类的正当行为，而甚至上帝也不能违背一般人类正当的规律，上帝不是虐待狂。 　　但遗传的罪的事实，就是为了在丛林中谋生存的遗传的本能，仍然存在。这种本能（你称之为罪也可以），只有当它们终于违犯法律及正当行为及公共秩序的时候，才成为罪。一只狗可能在曼哈坦岛街道上做出讨厌的事，因为它是活在道中，不知不觉地遵从自然的本能。一个孩子却必须教以不要这样做。对于一切大罪也是一样。罪恶是在每个人的心中，你想做某件愉快而和本能标准看齐的事就是罪；但它常被外在的社会法律或内在的道德律所制止。因此弗洛伊德打开了被抑制的升华及愿望完成的梦的世界。 　　我相信弗洛伊德帮助我们获得了对原罪更多的了解。在现在的思想界，只有四个或五个有独创思想的心——包括科学家在内，有佛、康德、弗洛伊德、叔本华，及斯宾诺莎。我们所有其余的心，都只复述别人曾说过的，虽然有许多人已用某些自己的思想来作他们的新发现。“有独创思想的心”，我是指那些为人类的思想开辟未知的园地，那些思想飞翔到人们以前所未到过的其他地方的思想者。康德用寻根究底的德国方式，探测所谓人类知识真正性质的界限。佛进一步探测及发现一种逃出康德一切纯粹理性之外的方法。当然，他看见一种庄严的灵感的美，尽量接近上帝自己思想的知识的美。叔本华发现一切动物及人类生命的基础，在乎求生存，求繁殖的意志，实际上起自集体的种族本能多过人本能——这种本能必然逼使在最后的分析中，释明鸟类的迁徙，鲑鱼回到原地产卵，尖牙、角、鳍，及爪的生长，及一千种生物学的事实。按照叔本华的说法，“一只公牛不是因为它有角而抵触，而是因为它想抵触而有角”。这就是我所谓的深度。斯宾诺莎像庄子一样。发现一切事物的合一，且只看见那个无限的实体（比较道），对于它，那些有限的存在不过是样式或缺憾（比较德）。但斯宾诺莎的“对上帝的知识的爱”是只为人文主义者及知识分子而设。我敢说如果其他宗教不是在手边，民间的想象力将会使这种“知识的爱”变形；而且用圣者及幽灵包围它来使那个泛神世界有生气，使它易于崇拜。 　　要点是：佛、叔本华，及弗洛伊德，虽然开辟了想及人类生命思想的新前线，但都面临罪恶及欲望的事实。而这三位也都发现在人中有某些东西来节制罪恶及欲望，这暗指在一切时间中都有一种奋斗在进行，而不必在本能的暴力面前屈膝。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难解的连祷被逼假定了一个“本我”（id，本能活动力的泉源——超我的道德监察者）。佛及叔本华都提倡欲望的抑制及苦行主义。这种观念我不大喜欢，因为那是假定欲望的本身是罪恶的，这显然不真实而且无法使近代人的良心信服。斯宾诺莎发现人除了那些基本的本能外，还有为善的高贵本能来完成他自己。其他的人——康德、孟子，王阳明——追溯“良知”是像罪的本身一样是上帝所赐，即说它也是遗传的及“原有的”。为什么没有神学家发现一个“原良心”而让加尔文和他的“完全堕落”走开？如果他们不能这样，并非因为耶稣说得不够清楚及坦白。“天国是在你心中。”如果天国是在你心中，堕落又怎会是“完全”？这点真理要渗透神学家的心是多么的难！（我必须说长老会是比加尔文伟大。我信耶稣，但反对加尔文。） 　　我认为弗洛伊德是一个最奇怪的造物。他有土拨鼠的本能，能向黑暗隐藏的地方钻，搜出东西隐藏的地方，把一大堆污泥拨到地上。在千万人之中也找不到一个弗洛伊德。这些有独创思想的人的作品，读来很有趣，因为他们的思想是新鲜的，直到凋萎及变坏的时候，也未经人手一再接触，不当的接触。且弗洛伊德发现一个内在的我，所呈现的影像和佛的没有多大差别。一个有多么讨厌的蛋在其中的巢！叔本华的未确知的、阴森的、原始的种族驱逼及种族督促，也同样是实在的。但至少我们已经从这些近代学者学到对于罪有较佳的了解。我们明白为什么希伯来作者及其他的人要谈及魔鬼的势力且把它们化为撒旦。弗洛伊德也谈及超乎理性控制本能的强暴而主动的力量。如果你喜欢，可把这些本能说成魔鬼，但人没有必要用言词来催眠自己。 　　这是我对一切宗教特别是佛教所想说及的。如果宗教是意味着超脱凡世的，我反对它。如果宗教是意味着我们必须从这个现世、知觉的生活中走出，且有多快就多快地“逃避”开它，像一只老鼠放弃快要下沉的船一样，我是和它对立的。我以为一个人必须有中国人的共有意识，勇敢地接受现世的生活，且像禅宗的信徒一样和它和平共处。而我强烈地觉得宗教（任何宗教）一天固执著一个来世，趋向于否定现世，且从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这般丰富有知觉的生命中逃避，我们将因此种做法而妨碍宗教（任何宗教）与近代青年的意识接触。我们将是上帝真正不知感恩的儿女，甚至不值得禅宗的信徒称我们为堂兄弟。 　　如果我必须在逃避此世的灵性主义，包括以肉身为耻辱，和一个死硬的、异教的唯物主义之间作选择；又如果我必须专心地默想在我灵魂某一个黑暗角落里的罪恶，和在大溪地与一个半裸的少女同吃香蕉而对罪毫无觉察之间作选择，我愿选择后者。我个人的思想及感觉是不重要的，但如果这是许多近代人的感觉，那就值得那些宗教家去想一想了。圣保罗说：“地上和其中的万物，都是主的。” 　　第六章：理性在宗教 　　一、方法在宗教 　　任何一个宗教讨论里，古代或现代，东方或西方，采行哪种方法的讨论是必需的。人不能用一根铁锹来撬开一个蚌，借用一句《圣经》的比喻，人也不能带骆驼通过针孔。一个聪明的医生不会用一把金铰剪来切开冠状动脉，这样做一定不成。但现代的西方人常试用笛卡儿的逻辑来接近上帝。 　　今天在宗教上，方法的讨论是最重要的。因为现代人碰到宗教时的迷惑，大部分是由于基本方法上的错误，且可归因于笛卡儿方法的得势，导致过度把重心放在以认识理性为首要这方面，这样直觉的了解，遂产生不适当的概念。巴斯加说：“我不能宽恕笛卡儿。”我也不能。因为在物质知识或事实的科学知识的范围里面，用时间、空间、活动，及因果关系等种种工具、推理是最好及最没有问题的，但在重大事情及道德价值的范围——宗教、爱，及人与人的关系——里面，这种方法奇怪地和目的不合，且其实完全不相关。对这两种不同知识范围（事实的范围及道德价值的范围）的认识是最重要的。因为宗教是赞赏、惊异，及衷心崇敬的一种基本态度。它是一种用个人的全意识直觉地认知的天赋才能；一种由于他道德的天性而对宇宙所作的全身反应；而这种直觉的赞赏及了解比数学的推理精妙得多，高尚得多，且属于一种层次较高的了解。科学气质与宗教气质的抵触就是由于这种方法的乱用，以至于道德知识的范围被只适于探索自然范围的方法压抑。 　　笛卡儿在假定人类的存在必须透过认识的推理来寻求它的实在的证据上，首先就造成了严重的错误。他完全信赖认识的理性，及这种今天仍是近代哲学的基础方法的优越性，结果造成近代哲学差不多退化为数学的一支，与伦理及道德完全分家，且有点羞于承认上帝为不可思议、不可量度、超过他们的方法所及之领域。因为在科学范围中，人必须设法避开一切不可量度的东西，而上帝及撒旦，善及恶，都确是不愿受公尺的量度。在笛卡儿的方法中，还有较小的错误及缺点，因为甚至在科学中，对全局及对“物之适”合理的衡量，也是科学思想日常程序的主要部分。肉眼看不到的，必须用心眼来看，否则科学家不会有任何进步。而笛卡儿在完全不许可心物的分离上，造成第二种错误，成为当代科学中日益难以防守的理论。 　　中国人在许久以前已在宗教中完全摒弃逻辑的模式，我相信这是由于第二本能。如我们已知，佛教禅宗的发展，是不信任逻辑的任何分析及根据，这使在笛卡儿推理方法之下受教育的西方人，觉得禅宗很难了解。基督教最令东方人震惊的是，差不多所有基督教神学，都对宗教作学院式的研究。那错误几乎是难以相信的，但在一个以理性为首要多过以感情及人的全意识为首要的世界中，这种错误甚至不为人所发觉及被忽视。科学方法并没有错，但它完全不适用于宗教的范围。人常想用有限的文字来为无限下定义，像谈论物质的东西一样谈论灵性的东西，而不知道他所处理的题目的性质。 　　我对那些硬拖科学来维护宗教的人产生怀疑。热心宗教的人喜欢从自然科学里找出一点点证据来支持他们的古代信仰。这是一种来自尊重科学威望的习惯，而这种威望是完全应得的威望。但热心宗教者，不支持以人的全意识为首要，常喜欢窃取一点自然科学的碎屑，或自然科学家的承认。以为只要像卖药品的人，用沙哑的声音高喊：“四个医生有三个推荐……”民众就必然被感动，因此卖药的必须高喊他的货品。不，宗教不能屈膝去乞求科学的临床证据，它应有更多的自尊心。科学的武器是显微镜；宗教知识的武器，是人心低沉轻柔的声音及热情，是一种用直觉的能力来猜测真理的微妙警觉。但近代人缺乏的刚好就是这种技巧及机警。 　　因此，在现代世界中，关于宗教的思想惶惑不安，因此假定有一种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其实只有意或无意地存在于曾受教育的人们心中，存在于笛卡儿信徒的心中，或存在于学院式的推理方法之中。 　　就全体而论，中国人与西方人思想方法之间最特别的差异可用下表来表示： 　　中国人西方人 　　科学不完全的理性及数学 　　哲学在伦理上的直觉判断 　　及对行为的严重关切数学继续增长的侵犯， 　　并与伦理分家 　　宗教否定逻辑，依靠直觉数学心与人的全意识之间的斗争 　　海涅在他的《游记》（Reisebilder）中，给关于上帝及宗教的争辩画了一幅有趣的漫画。 　　当肉烤得太坏的时候，我们争论上帝的存在。但我们的好上帝常是权威的。在这里进餐的人只有三个有无神论的倾向；但如果我们最后有好的干乳酪来做餐后点心，这几个人甚至也会动摇。最热心的有神论者是小参孙，而当他和瘦长的范彼德辩论上帝的存在时，他常变得十分激动，在房子里走来走去，不断地呼喊：“上帝知道，这是不对的！”瘦长的范彼德，一个瘦小的法国人，他的心灵平静得像是荷兰运河里面的水，而他的话拖曳到像拖船一样懒散，从他曾在雷敦勤勉学过的德国哲学中抽出他的论据。他笑那些把个人人格的存在归于上帝的人是头脑狭隘。他甚至控告他们侮辱，因为他们赋给上帝智慧、公道、仁爱，及其他同样属于人类而完全不适合上帝的德性；他们在一条只适于观察人类性质的路上走，而把上帝视为人类的愚昧、不公平，及仇恨的对比。但当范彼德申述他泛神论的观点时，他被肥胖的斐希丁阻挠。斐希丁坚决地指摘他的散布在整个自然中上帝的模糊概念为错误，因为这等于说上帝是存在于空间中。……其实人想及上帝时，必须把他抽离一切实在，而不将他想象为一个占空间的形式，只是一种事情的秩序。上帝不是存在，纯是动力——一个形而上学世界秩序的元素。 　　听了这些话，小参孙愤怒至极，疯狂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大声地喊：“上帝！啊，上帝！上帝知道，这是不对的！啊，上帝！”我相信如果他的手臂不是这般瘦，他会为上帝的名誉而殴打肥胖的斐希丁。好像他真的想揍他，而那个肥家伙只是抓着小参孙的两只小臂，温和地捉住他，并没有把烟斗从唇上拿开，而是温和地申述他的见解，偶尔把他空洞的论据连同他的烟喷上小参孙的面上，于是那个小人儿差不多被烟及愤怒所窒息，更可怜地哀鸣：“啊，上帝！啊，上帝！”但上帝并不来援助他，虽然他是这么勇敢地维护它的道。 　　这是为神性而辩争的不可用的一个例子。这些学者的大胆评论有什么价值？一个彻头彻尾的物质主义者，看见这三个宗教学生在咖啡厅里辩论，三个大概都是变形虫的后裔，争辩上帝的性质及性格的情景，必然给人感觉是奇观，十分有趣而且能引发联想。但要注意的是上帝永远不会来解救，而每一个稍具意识的人都知道这三个家伙永远得不到什么结论。 　　重要的是，那三个宗教学生的情形，和公元四世纪辩论雅典信条时的情形，仍没有什么两样。当时没有烟吹在别人的面上，但每一个人都像范彼德一样绝对地相信自己。他们所想做的是把三位一体的三个分子放入一种逻辑的关系，一个对于主教很有价值的论题。他们同意的第一点是这三个上帝的成分，是三个个体（person），但只有一个“本质”。这一句在谈论上帝时是有点可笑，但我们必须承认其实是有哲学意义的话。甚至“Person”（个体）一个字立刻牵涉到用人类的名词来界说神。最大的辩论是三位一体三个分子之间的分别。那是一个多么吸引人的论题！所有三个分子都不是被造的。但是最困难的地方是分别三位一体中的两个分子和父神之间的逻辑的关系，而它最后决定圣子不是被造的而是父所“生”的，而“圣灵”既不是被造的，也不是“生”的，只是从父而“出”的，用灭亡来威胁那些坏到不能同意此说的人。当大家同意“圣灵”只是“出”的时候，辩论便环绕着它究竟是直接从父而出，抑或透过子而出。就在这个学院式的针尖上，东方希腊正教会离开罗马迦特力教会，而在十一世纪，罗马教皇及希腊正教的大主教都为上帝的光荣而交相驱逐别人走出教会。如果这不是不敬上帝，什么才是？ 　　二、现在的姿态 　　事实上宗教思想的混乱，并非完全由于笛卡儿所推行的方法，而是原来就是学院式的。只有那些太闲、太安定，及有酒的修道士们，才能生出这样一个有脑筋的孩子。宗教对于无数人有无数意义，故宗教信仰现在的情形，是容许人在态度及意见上有广泛的差异。威廉?詹姆士在他《宗教经验的种种》的讲学中，曾给我们一幅各种不同宗教设施及信仰的复杂图画，其中包括某些很荒谬的。在所谓宗教信仰及意见的繁茂丛林中，一切谬见，法兰西斯?培根的“四个偶像”，都被介绍了，一切偏见（种族的偶像），例如上帝必然是一种人性的存在，一个神人同性的上帝的观念；一切和个人或国家的成见相符的信仰（洞穴的偶像），例如做一个基督徒和做一个白人，事实上有同样意义的流行习惯；一切言辞的虚构及混乱（市场的偶像）；及一切以人造的哲学系统为根据的不合理的教条（舞台的偶像），例如加尔文的“完全堕落”的教义。 　　《圣经》提供给我们的一些与耶稣同时代人生活的态度，今天仍然随处可见。第一是希律王的女儿撒罗米。她要施洗约翰的头。这种撒罗米态度，她唯一的向往是看见宗教的被苛责和蹂躏。还有本丢彼拉多的态度，因尼赫鲁而为人所欢迎的在任何善恶斗争中保持中立主义的态度。客观公正地说，我不以为本丢彼拉多的地位不寻常或不普遍，按照他特殊的“洞穴的偶像”（国家的立场）而论，它甚至可以说是做得很对的。他没有理由趟入犹太人那滩浑水。他撇清了自己跟这件事的关系，且曾说：“你们看这个人”，这是一句讽刺谚亚法的话，意思是：“看，他的犯人在这里！”本丢彼拉多的中立主义，至少比尼赫鲁的更为真实。尼赫鲁在苏伊士危机的时候，发出反对白色帝国主义的尖叫；而在匈牙利危机的时候，谴责红色帝国主义却是勉强和敷衍的。亚基帕王及他的妻百尼基的态度，好像稍微进步了些，当亚基帕对圣保罗说：“你以为你稍加劝诱，我就会成为基督徒吗？”他似乎比较虚心。问题是他也是正在执行他世俗的任务，他本来可能释放保罗，但保罗却已选择上诉恺撒，亚基帕不能再做什么。我相信亚基帕王的态度是一种非常现代的、容忍异己的态度。他是太忙了，没有进一步追问那个问题。 　　当然还有耶稣所一再谴责的法利赛人的态度，一种认为宗教或基督教不过是一件虔诚外衣的态度。威廉大帝以波斯王子的身份第一次和俾斯麦对话时，谈到一个他所不喜欢的人像是一个虔诚者。俾斯麦问：“怎么样才是个虔诚者？”王子回答：“一个想在宗教的伪装中，推进他个人私益的人。”海涅以他特有的讽刺天赋，用下面这首诗来描写那些虔诚者： 　　我知道那些聪明的家伙， 　　我知道那些文章， 　　我知道它们的作者。 　　我知道他们私下饮酒， 　　却公开宣传水。 　　我们可在乔治?福克斯身上看出一个被当做宗教的特殊事例。这个例子是极端的，但我认为在现代基督徒中，这并不是一种十分罕见的现象。一天，乔治?福克斯正要到李吉斐尔特去。下面是他在日记中所写： 　　然后上帝吩咐我脱去鞋子。我沉默地站着，因为那是冬天。但上帝的言语好像一团火在我身上焚烧，这样我就脱去了鞋，把它留给了那些牧人。而那些可怜的牧人发着抖，且惊骇莫名。然后我走了一英里左右。但当我一进入那个城市，上帝的话再次来到我身上说：“喊吧，李吉斐尔特血城有祸了！”因此我在街上走来走去，大声呼喊李吉斐尔特血城有祸了！那天是市集，我走到市场去，在几个地方徘徊，找地方站着，照样呼喊李吉斐尔特血城有祸了！却没有人干涉我。我走遍大街小巷呼喊，觉得似乎有一道血流流到街上来，而那个市场看起来好像一个血池。当我已宣告上帝要我说的话，觉得自己已尽了责任时，我安心地走出城外，回到那些牧人那里给他们一点钱，取回我的鞋。但上帝的火充满在我的脚上，充满我的全身，我穿鞋与否已没有什么要紧，而站着想应否把它穿上，直至我觉得上帝已经准许我这样做；然后我洗干净脚，把鞋穿上。 　　这真是最奇怪的。上帝所能做的事情多过人的宗教所梦想的，但宗教中也有许多归之于上帝的事情，上帝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要去做。我说这句话，并没有轻视朋友或创立者的意思，对于他们我是非常尊敬和赞赏的。但许多属于这种类型的宗教，已招来，且应该会招来，较有理性的人的耻笑。我们不必列举一切被当做宗教的形形色色的经验，如精神病者的行为、幻觉、癫痫病发作，滚地，说方言，以至宗教兴奋的一切形态。 　　因为这种宗教信仰的混乱及教会的分门别派，我曾努力度过可咒诅的地狱之火的西拉险滩及法利赛党的女妖，而自称为异教徒。我站在理性主义及人文主义的立场，想到各宗教互相投掷在别人头上的形容词，我相信“异教徒”一词可避免信徒们的非难。因为很奇妙，异教徒一词在英文的习惯上不能应用在基督教、犹太教及回教等大宗教之上。 　　虽然“异教徒”常是一个表示轻蔑的名词，但它有一只雅典的古指环，因为奥林帕斯山全部神祇的后代，最少曾得过近代基督徒的爱敬。因为这个名称和文艺复兴及十八世纪理性主义的关系，及和雅典古代的关系，可能我所采取的立场，对许多理性主义者的心，暗示为某些人所羡慕的表示知识分子的解放，及人的理性时代来临的立场。一个异教徒常是信仰上帝的，不过因为怕被误会而不敢这样说。 　　真的，在流行的宗教形式中一定有许多永远会较清醒的心和曾受教育的近代人怀疑的宗教的出风头主义；同时在人文主义及理性主义中，也一样有许多东西使一个近代人起敬。近代人的确容易尊重及赞赏孔子适度的人文主义，或马卡斯?奥里欧斯斯多亚派的沉思，甚至留克利希?阿斯特的唯物主义。现代人的确在下面那段马卡斯?奥里欧斯的《沉思录》中，找不出天然的可反驳之处，虽然他用呼吁宙斯之名来代替基督教的上帝。 　　啊，宇宙！每一件东西都和我协调。因为它是和你协调。啊，自然，对于我，没有一件事情是太早或太迟，因为它遵守你的适当时间。每一样东西都为我结出果实，因为是你，季节带来的。一切东西由你而来，一切东西在你之中，一切东西都复归于你。诗人说：亲爱的西哥罗斯的城；难道你不说，亲爱的宙斯的城吗？ 　　上面的引文显示那些所谓的异教徒是多么的常常接近上帝，正如我在上文所曾谈及的中国人文主义者一样。《圣经》说：“愚人眼中没有上帝。”但在思想史上，愚人却少得令人惊异。 　　这就是我想说的。让我觉得反常而且不安的是，在基督教的国家里，那些曾受教育的人，对理性主义及人文主义较对同宗教的人易于产生同情。在另一方面，一个自称为异教徒而公开转回宗教去的人，可能被怀疑为已背弃对理性力量的充分信赖，或甚至是一种智力的衰弱。我观望了好多年，我相信上帝，但觉得很难去参加任何教会。我永远不会十分满意于这种情况，但在信仰、信条，及教义的混乱里，很难让我表示对上帝的信仰。 　　三、可理解的止境 　　在一个健全的社会里，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应该会比一个无宗教信仰的理性主义者，以及一个只顾他的世俗责任及物质享受的人活得心安；那些可以不理会渴望较高灵性的人，也比一个自甘及故意限制人类知识和睿智的范围，死守着冷淡的态度，靠近炉火角落的唯物主义者，能保有较高的荣誉。 　　我们知道方法的混乱已经能把我们引至什么地方。我们可说一个接受上帝的人代表一个比单纯理性主义者更高尚、更圆满、更成熟的心智吗？如果是，为什么？或我们要说一个趋向上帝的人必须从理性走开吗？人认为理性的意义是什么？在理性和宗教的概念之间有必然的对立吗？如果没有，什么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哪一种是人类智力的较高状态？一个纯理性主义的心，抑或是一个能接受较高直觉的宗教概念的心？什么是理性？什么是信仰？ 　　我相信人的理性，相信如柏拉图所提供的，人有把握环绕他世界的实在能力。它是人类的心对于现象世界所能做及所不能做的描绘。由佛及柏拉图至柏克里及康德以至最现代的自然科学家，那张想及人类意识所能知道的现象世界背后真理能力的人类意识图，真的是像一个人用他的背对着一个洞口。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这样说： 　　现在让我用一张图来显示我们的天性已离开蒙昧多远或者尚未离开：你看！人类生活在一个洞穴里，这个洞穴有一个口向光开放，光线达到整个洞穴。他们从童年起就住在洞穴，而他们的双脚及他们的颈项都被锁着，所以无法转动，而只能看见前面的东西，因为被那条锁链所妨碍，不能转动他们的头。在他的上面及背后有火在远处发光，在这些囚犯及火光之间有一条上升的路；如果你注意看，将会看见有一道矮墙沿着路旁建筑，像玩木偶戏的人前面那道屏风一样，他们在这道屏风上展示木偶。 　　我看见了。 　　我说，你看见人们正沿着那道墙经过，携带着种种器皿，木制、石制，及其他材料制造的动物雕像，在墙外出现吗？ 　　你给我看了一幅奇怪的图画，画里是一群奇怪的囚犯。 　　我回答说，像我们自已一样；他们只能看见火光投射在洞穴的后壁上他们自己的影子及别人的影子。 　　对，如果他们永远不能转动他们的头，除了影子之外，他们能看见什么东西呢？ 　　而那些用同样的情形抬过的东西，他们也只能看见影子吗？ 　　他说，对…… 　　我说，对于他们，真理实在不过是形象的影子。 　　柏拉图洞穴的比喻放在现代科学的眼光中来看，是否适用和正确是超乎我们所能估计的。爱丁丝说：“真正了解物质科学所谈及的是一个影子世界，是近代最有意义的进步之一。”而杰恩斯追求以太的量子及波长的时候说：“人们已开始觉得这个宇宙看来像一个伟大的思想，多过像一架伟大的机器。”量子的确成为物理学上的困惑。量子让我们首次看到物质及能力渡过不可见的边界的地方，使我们确认对于物质的老概念已不再适用。当我们对物质作进一步的探究，到了把次原子的极小量充以一百万伏特的电，我们简直是失去了它。这是今天舆论的客观趋势。 　　柏拉图说得对，我们所能看见及知道的，只是一个影子的世界。我们官感的知觉，只能给我们一个现象世界的图；这是理性所能告诉我们的一切；在现象的背后是本性，是物体本身，而我们永远不能凭我们心的推理来知道绝对的真理。多么可怜！这是对于人类缺陷的悲哀的宣判：它是以官觉的知识为根据，自然的东西的存在是知识而已，我们所认为存在的不过是知觉，且可能是一种幻觉，我们的体质注定我们要隔着一张幕来看东西，而且永远不能和绝对真理面对面。尽我们想做的来做，某些东西仍常留在后面：即是那些可知世界的剩余区。这是对人类智力的侮辱，悲哀地宣判人的心智已至绝境。对此，人自觉无力反抗。佛曾宣讲它，柏拉图曾说明它，一群献身于对机械及攻击人类知识定律经历世纪之久的哲学家，伤心地承认它，而新近的科学也证实了它。因此让我们谦卑地接受它，而且知道我们是站在什么地位。 　　我们是背着洞口而坐，而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一行列的影子，投射在洞壁上的人、动物、用具，及植物的影子。我们可以把被锁在官感印象里的奴隶图扩大，除了光及影子之外，加上声音、臭味，及对热和冷的感觉。我们可在一切东西在上升的路上走过的时候，学习把驴叫声和驴、牛叫声和牛、狗吠声和狗，联起来；而我们可对我们自己说，那些长耳朵的动物作驴叫声，那些有角的动物作牛鸣声，而那些小而多毛的动物作狗吠声。用同样的方法当一只骆驼或一匹马经过的时候，我们可以嗅出一种不同的臭味，而在晴、阴、阵雨的比较间，感觉到热和冷。我们可从经验中学习把幕上活动骤雨的影子们联想为雪，把断续的直线解释为降雨。虽然我们可以做这一切，我们对外面真实世界的知识仍然是完全靠赖官感的印象被一个能推理的心所接受，造成联想、认识，而成为我们所知的世界。 　　但在影子之上，是日出与日落之间光线及颜色的奇妙变换，而我们甚至可描绘飓风及雷电摧毁一切的声音。而在这些被锁住、无法转动他们头的奴隶中，有的人拥有比别人更为不安的活泼的心，他们忙于思索风声和大风雪声的分别，气温与光线变换的关系，以及日和夜的真确长短在连续季节上的意义。在这些奴隶中，一个有点关于视觉知识的如牛顿的心，可能思考一种光源的存在，太阳，且从晚上扩散的光推绎出月亮及星星的存在。但我们必须注意，这些都纯粹是离开直接官感的智力活动。 　　现在，我们把这些对真理创作性的猜测叫做什么呢？他们不是我们实在知识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记得在柏拉图的洞穴的喻言中，外面的世界代表本体，绝对真理、物自身，而在洞壁上的影子代表官感知识的世界、现象。而那些较为深思的心对真理作创作性的猜测的努力——我们将称这些为什么？它们是思考的努力；它们是心智的所见，不能有直接的证据，但可能属于较高级的心力，一种比只观察影子、声音、臭味，及动作为大的了解力。我们将称这些信念做什么？它们是想象的无把握的奔放，知识分子雄辩的假设，抑或是人理性的较高表现呢？它们可能就是人的整个存在对宇宙的总反应吧？可能这种情景就像人的眼和它所无法看见的紫外线及红外线的关系。有些人可能被赋以一种对红外光及紫外光超乎寻常人的广阔视野，正像有些人是色盲一样。这样的人将有心的视力，而在我们看来，他一定是个疯子，一定会被杀。在该亚法看来，耶稣显然是疯子，他甚至赦免人类的罪。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被钉十字架。 　　四、知识所不及的剩余区域 　　这就是我所谓知识所不及的剩余区。有些东西常被留在后面而避过了我们的哲学分析。一旦我们进入伦理的范围，便会觉得人只能走这么远，不能再往前走。知识的范围，道德价值的范围，永远不能证实。我们只能作创作性的猜测及获得暗示。对于这种人的道德性对宇宙的总反应，我们没有适当可理解的名称：有人称它为直觉，有人称它为信仰。 　　这种知识所不及的剩余区域，学院派给它以“信仰”的名称，实在是一种悲剧。它对推理的习惯方式没有必须服从的义务，而“信仰”一词却的确有某种已被接受的意义。因为“推理”是笛卡儿式及数学的，而那种不受这种推理管辖者排除狭隘及数学式推理的剩余区域却被称为“信仰”。于是一种理性及信仰的反对论立刻萌发。这种信仰及理性的反对论一被建立之后，经常有把它神秘主义化，及把许多难以相信的东西，例如一个不可知的自主的领域，全然地神秘的、神圣的及圣洁的等等放在其中的试诱。“信仰”一词即使不是理性的否定，也曾达到差不多是理性的降服的意义。信仰也有硬化的、密封的、不能更易的，及用永远灭亡的可怕威胁来命令人相信的意义。信仰有强制人相信的味道，而在宗教裁判所的时代，它的确是指强制的意思。那种曾和信仰联结在一起的恶臭，尤其是基督教信仰的恶臭，因此发生。人们能了解福禄特尔愤怒的抗议：“一个随便创设的机关有什么权利能勉强别人像他自己一样想法？” 　　这是一千六百年来神学在学院派的影响之下对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只要记得三十年战争和圣托罗缪大屠杀，以及斯宾塞在他生前不敢印行他的《伦理学》的几件事实就够了。你看一个人愈成为神学的，也就同时成为更固执己见的；反之愈不虔诚的，却可以一点就通。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对文士及他当时的神学家说：“税吏、娼妓比法利赛人先进天国。”没有一个读过四福音的人，不曾看见耶稣对祭司及摩西律法教师常常表示出强烈的憎恶。 　　但世俗的哲学家都不称它为“信仰”，而称它为“直觉”。值得注意及庆幸的是，西方人经过三百年吉诃德式知识风磨的刺激之后，当他进入人的道德生活及道德行为时，就为普通常识在理性之外留下了一些余地。最高级的事例是康德《实际理性的批判》及他著名的“最高命令”。（我的意见与康德相反，我以为称这些与已知的官感无关的“最高命令”为“纯理性”，称与自然事想发生关系的活动为“实际的理性”，较为清楚。）在西方哲学中的非常之事，是始自笛卡儿。他本身是一个数学家，为知识机构机械的切分内容的分析，建立一种新花样，写了许多卷其中上帝常有成为伟大的几何学家之势的，关于纯理性及实际知识限制的书籍。此后，那些和他同一类的纯理论哲学家们，一旦进入道德知识的范围后，便立刻慷慨地抛去他们分析的利器，而倚靠在像“直觉”及“最高命令”（例如不要说谎，不要偷窃）等名词，及我们生而具有，从普通常识产生，我们知道但无法说明的直觉知识之上。这样，那些后来的洛克、伯克里，及休谟等，曾在佛后二千四百年，跟着做现象世界的分析而和佛表示同意，且在使尽全力进入了形而上学的纯化的情境之后，跌倒在地上，除了两点结论外，抓不着更可注意的东西。那两点结论是：A，“合理”的信仰是以习惯、观察，及经验的预料为基础（休谟确是比洛克或柏克里好）。B，有一种“道德意识”和直觉，及未说明或不能说明的良心的命令。 　　没有人曾不惮烦劳去剖析那个称为直感或道德意识的东西。它是上帝所赋给，是无条件的，是至高无上的，是一个命令。纯理性哲学家立刻放下他们的工具而接纳直觉及道德为真实、可信、不必分析的证据。我对此绝不反对。但如果他们曾前后一致，把普通常识的直觉那个角式，例如你和我是否存在，一块儿同吃、同呼吸的问题，接纳入绝对知识的范围中，他们可能已使自己免于对所谓认识论知识的劫掠性追求。经过一切说和做之后，常识胜利了。笛卡儿实际地说：“我在这里，且我正在想东西，因此我知道我必然是真实的。”照柏克里所说，我知道你也是真实的，因为你正在和我讲话。而我知道上帝是真实的，因为上帝借广大的创造物对我们说话。但官感如果不过是一种幻觉，我又怎能真正知道你是对我讲话呢？我们假定某些事情如何？一方面是无情的分析，一方面把一些未确定的事情视为当然，二者相辅相成。 　　道家哲学家庄子和诡辩家惠子，曾有过一次辩论：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惠子曰：“子非鱼，安如鱼之乐？” 　　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矣，子不知鱼之乐全矣。” 　　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我觉得西方的诡辩家，似乎永远不会采取惠子的最后一步。这个难题由庄子回到实际经验而打破。 　　但我喜欢西方的诡辩家不像神学家，把道德意识的全部反应称为“直觉”而不称“信仰”，不是较为适合吗？我们可简单地称它是分辨是非的良心。叔本华的人类爱、同情心，是以直觉为根据，一种吾民同胞的直觉感。还有，康德称它为“直觉”及“内心的微声”，这是一种直接的、未经考虑的、不计后果的命令。（在康德，一切理性及直觉的形式都是先天的。）休谟称它为“道德意识”。休谟首先想显示善恶的分辨是自私的，如以什么对我们自己较有益的选择，但在发现人虽然是宇宙中一点微尘，却有一种对道德的善的无私选择，不求自己的利益，且不希望有所得的惊人的事实之前抛弃了。在这里我们面对着一种宇宙的奇怪的事实，就是人有纯洁的、神圣的为善之欲，而爱人及助人是不需解释的事实。人努力趋向善，觉得内心有一种力量逼他去完成自己，差不多像鲑鱼一样本能地要到上游产卵。信仰的欲念，是否也能像叔本华求生及生殖的愿望，是种族的基本冲动之一呢？ 　　这是人本身及人灵性的发展及寻求上帝的惊人事实，它不是信仰；它不是一种对理性的矛盾，它只是一种健全的本能，是天赋的道德意识。它是人透过道德性对宇宙的完全反应。它不是理性的对比；它是高级的理性。它是佛教禅宗的三昧，是看见真物自身睿智的一瞥。而这种知识所不及之处，偶尔会成为人类知识及道德意识的最有意义的区域。上帝、灵魂、永生，及人的整个道身，都包蕴在其中。 　　第七章：物质主义的挑战 　　我们可以顺溜地说：属灵的东西归给灵性，属物的东西归给物质。可是不幸我们不能这样断言。当耶稣说“把以撒的东西归给以撒”的时候，暗示一个以撒的国及一个上帝的国，这句话只是用来回答恶意的问题。耶稣的意思并非以为以撒的国和上帝的国是有同等范围甚或分离的，也并不意味它们不是互相重叠的。他的意思是，像在一个异邦征服者统治下的犹太人，应有一条可行行为的界线。犹太人为独立而奋斗的问题属于政治的范围，和耶稣所急于关切的上帝国相离很远。 　　我怀疑近代思想和宗教的一般冲突，是从一种对宇宙唯物的解释，认为整个宇宙可机械地用物理化学的公式来说明而没有剩余的解释滋长出来的。这不是直接把上帝赶出宇宙，但却间接地导致这种想法。 　　因此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十分重要的。无论我们是为物质或为灵性，那种物质与灵性信仰的拥护者，当他们离开物质来建构他们的灵性时，是行在不安全的地面上。他们是在沙上建筑一间房子，它或迟或早，会被科学的潮流冲走。人类的生命及人类的意识是一种物质及灵性的事实，生理及心理的事实的互相依赖，以一种极奇妙及非常复杂的方式混合起来——生理学家最能告诉我们它是如何的特殊和复杂。人可能在今夭像婆罗门一样用完全轻蔑的话去谈衣食及一切属于物质的东西。第二天他可能读到镇静剂，或胰岛素对糖尿症的处理有效，证明化学是疯狂的，而使婆罗门没有地方躲。 　　我以为一切对宇宙的解释，除了真正的宗教解释之外，可作如下分类： 　　（一）拜偶像者——神太多。 　　（二）人文主义者——一种中间地位。 　　（三）唯物主义者——神不够。 　　第一类属于万物皆神论。第二类在宇宙及人类生命中，都为上帝留有余地，一个完全无神的人文主义者是很少见的。第三类，唯物主义，不是怀疑上帝的存在（不可知论），就是坦白地断定没有神（无神论），后者在思想史上也是比较少的。孔子、苏格拉底，及福禄特尔都有点站在中间，不相信偶像或民间的神祇，也不否认一个较高概念中的神，而且有时十分愿意参加某种宗教集会。在另一方面纯无神主义，纯粹是一个特殊时代的人造的产物，只限于一种思想的特殊方式。和普通的信仰相反，唯物主义甚少是一个把宇宙问题推到他的逻辑结论的思想家的立足点，更多的它是当事情开始显得奇怪、不熟识、或混乱的时候，在临近边界的地方止步之人的立足点，因为一百个说“我不知道神”的唯物主义者中，大抵只有一个断然地说“没有神”，而他是勇敢的。 　　事实上在第一类与第三类之间，大体说来，拜偶像者比唯物主义者更近乎真理。野蛮的万物皆神主义论者相信每一株树都是一个灵（即指到处充满它自己的感情和能力），这比那个只关心观察所得的事实，及那些不问促成那株树的最后原因的唯物主义者更近乎事实。对于一个愚蠢的唯物主义者，那株树只是一根有厚皮的棕色树干，把根插到土里去吸收下面的养料，而张开它的枝在空中呼吸空气。他把自己变成一个记载树生长的事实，及试图了解影响树在花、种、树的循环中，或春、夏、秋、冬的循环中，生长或再繁殖的物理化学过程的记录者或一本书。一个知道到今天已经发现的一切关于树的事实的植物学家，是一个好植物学家，但如果他以真正明白这一切现象背后的理由为满足，他必是一个浅薄的科学书记及记账员。你不能不认为这样的人没有智慧。这样的植物学家当然大多数不缺乏才智；他们有他们私下对第一原因的看法，而且在许多地方相信上帝。当国际植物学家代表会开会的时候，它的会员显然只像一个科学的书记及记账员大会一样集合，对正确的资料如数家珍，且严格地保持在他们能力所及的领域。他们没有宣告他们对上帝的无知，也没有宣告他们在试图找出理由时的失望。 　　当欧洲知识界的毛病是从笛卡儿把宇宙切分为心与物两个方便的部分开始时，它没有清楚地说这种演绎的方法也应用于人类生命及人类意识范围，像应用于自然的考查一样。但趋势是如此。这种趋势达到了上帝的“灵”及人类的“灵”必须服从笛卡儿方法的程度。它是知识的一部分，但情形刚好相反。人的注意由精神的转移到物质的，而精神的逐渐和超自然的相联合且被贬斥。如我们所知，这种趋势终于逐渐变成十九世纪的唯物主义。上帝及道德价值在这个世纪中确定失势。但完整的结果还未出现，因为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仍然完整。女孩们仍命名为“信仰”及“忍耐”。但尼生爵士仍然歌唱，《蓝童》（一张名画）的优美仍未为艺术家所鄙视。前拉斐尔派的分子表面上是“灵性的”，而罗斯金实际地“宣讲”真、善、美，喀莱尔仍雷鸣着人类精神的伟大。维多利亚皇室仍未崩溃，而人们仍未被失望之骨所鲠。最后在一千九百年左右写了一本书谈及失望在来临中，及世纪末的犬儒主义的，是麦克思?诺多。 　　跟着二十世纪的进步，这种趋势逐渐形成道德的犬儒主义之一。人性的优美及光明已经过去。任何谈及优美与光明的人，现在听来是可怜的老样式。除了艺术家之外，任何人都可以看见女人大腿的美；任何人若不赞赏毕加索画里挺着大肚子和笨重大腿的怀孕妇人，就是毫无希望的反天才的无知者。于是毁灭的时代来了，毕加索用像一个把钟表拆开，把轮子、指针、螺旋钉及弹簧抛弃在他面前的顽皮孩子的欢欣心情，分切那个物质的世界，而称它为“内视”。斯特拉文斯基嘲笑和谐，斯坦因破坏文法，康明斯破坏标点符号，而特里破坏心智健全。每一个人都撕破一些东西，通过这样做来博得群众的喝彩。它是一个“勇敢的”新世界和对“勇敢”一字的侧重。什么东西被毁灭并不重要，重要的事情是撕破，因为只有借撕破，人类才能表示他的“进步”。这些人是我们的领导者，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精华，我们精神的先锋。艺术家及作者如果想成为进步的，便要着意找寻可以着手而尚未为别人所毁坏的东西来毁坏。我想发明一种用像变形虫的污点来盖满画布的新艺术派，但一个美国人已经偷去了我的镜头，新近用同样形式的画来暗示一个原子的世界，在巴黎大吹大擂。有一天将会有某些诗人发明一些诗句，颠倒放置其中的字母，想到一种幸好康明斯尚未有的形式。而那些附从者当然不会找不出话或公式来暗示这些颠倒的字母灵性上的意义。我可以为这一派想一个名字——超语意学派——意即一个字的功能，不是表达感觉，而是表达超感觉。 　　弗洛伊德在一般的破坏中扮演一个奇怪的角色。他把图书馆设在厕所里面，而可以分析关于人的许多事情。现在任何这样做的人，都不能不尽量接近关于人的某些生物学的事实。弗洛伊德有某些事情要说，而他仍必须创造他自己的语言。他发现“灵魂”一词被滥用，而非常聪明地用“精神”一词来代替。于是他进而谈到本能的冲动，本我，自我，及超自我。最伟大的字当然是“下意识”。他开辟了人类知识的一条新战线。大体说来，下意识的世界主要地是原始的“本能”的世界；但由于把它和意识世界及有意识的理性的活动相对立，显现出深藏不露的合理化、自卫机构、愿望完成，及自卑的情结等等新景色。这样，我们对于心智的进行，意识及下意识的知识，变得相当敏锐。当一个人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时，结果并不单纯。它们不能单纯。直接的结果并不可爱——并不比解剖手术可爱多少。它发出恶臭，但仍很迷人。它是像做外科手术的助手，看见了人染满了血的内脏。它显出人在他本能力量下的情形，躺着打开他的自我欺骗，显示出他是一个有一个很不完美的心的野蛮人。人的行为是纯非合理的。如果人是一个有思想的动物，他的思想则属于十分低级。弗洛伊德派对于人类灵魂的报告，事实上刚好和一个公爵堡垒里面的女帮厨的报告差不多。我在别的地方曾这样写： 　　人心和人体已再没有什么隐私； 　　心理史的学生们已经剥去了无花果树的叶， 　　吹散了一切秘密， 　　已经把赤裸的、正在发抖的灵魂送到厨房的洗涤室， 　　而把厕所改变为公共走廊； 　　他们已使爱的魅力钝化， 　　把罗曼司的酒弄酸， 　　拔去了骄傲的羽毛。 　　把高贵的人们心的内部圣所暴露在人的眼前， 　　把它从高坛上推下来， 　　而让发恶臭的本能冲动戴上皇冠坐在它的宝座之上。 　　但经过长时间之后，弗洛伊德的发现所形成的趋势，是导向对人类灵魂（精神）较好及较深的了解；对于罪恶，对于内在的斗争及对于那个道德监察，有了充分的了解；而且由于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对于生命较多“神秘”及较少物质主义的看法，使得对直觉那个角式及那共有的下意识——人的种族的欲望——有较大的评价。换句话说，任何对个人心理较深的理解，必然适用于人对他同伴的关系，及导致控制人心较深的势力。下意识重要性的提高，自然会减少人对宇宙全部反应中理性的重要性。它领导人离开唯物主义（特别是借荣格）而向着对人生较为灵性及神秘的看法方面走。 　　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化学的进步也有同样的发展。唯物主义永远不敢赶尽它的全程去追求这个题目到它“逻辑的结论”，因为怕物质会被“灵”走。以科学而论，这种态度是正确且甚至可赞美的，即是对于没有物理的工具来知道的事不作最后断言的态度。自然科学家像是一个忠实的向导，他把你带到可知的最前面一道关闭的门前，坦白地告诉你：“此门以外我不知道，且不能告诉你。” 　　如果我是上帝，我会非常感兴趣地看那些地上的化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家及生物学家，进而打开我的秘密。我当然保持缄默而不给予任何帮助，但我却很有兴味地看望着他们的科学发明，给他们以或者一世纪，或者两世纪的时间来窥探及打开我的秘密，把它们想通。什么东西都可以——一只蚁，一只蟋蟀，一只蜘蛛，一条蚯蚓，或简单的一片草。用一只蜘蛛为例，人类的科学家可能用一种纯粹在机械基础之上物理化学的解释，来穷究蜘蛛的秘密。我可以告诉人，蜘蛛显然是机械的，就是说蜘蛛是为物理化学的机械所发动。它当然是如此。他首先说明上颚的机构，消化系统，及自卫系统等等，除了黑寡妇的毒液，它们都是比较简单的。那黑寡妇怎样想到这种毒液的化学公式而用极其简便的方法来制造它，可能令他感到困惑。但我猜他不会停止去想及它，直至他满意地找到了这些毒液的化学公式。然后是那不会干燥的粘丝的问题，因为如果它暴露在空气中完全干燥，对于蜘蛛会很不方便。一代将会过去，而杜邦公司会起来给我们一个答案。然后是反胶粘的问题，没有它，蜘蛛的脚会被固定，而蜘蛛将不能在网上活动。这个问题并不新：胃里的盐酸消化肉，但不消化胃壁的本身，因为胃提供它自己消毒剂来抵抗酸。另一代将会过去，斯伦——克德林基金会在它对癌肿的研究中会偶然发现反胶粘剂的化学公式，且可能综合地制造它。斯伦学院的教授甚至可能凭这种发明的功绩而要求准许和上帝作一次会见，但他可能被谢绝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