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化成典：西藏文史故事十五讲23185-2

至于这位合尊大师的结局，怎么说呢？一个字：惨。《元史》中不见何时、因何将之处死，只见元顺宗时，将已故瀛国公赵显的田庄充为大龙翔集庆寺永业的记载。倒是《佛祖历代通载》中记下了死亡时间和地点：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赐瀛国公合尊死于河西。据说之前赵显已被召至河西即今甘肃武威，住了几年，到现在武威还有关于他的传说。关于赵显即合尊大师死因，直到元末，才有文章说起赵显之死为诗文贾祸，有人告发，亦即因旧诗"寄语林和靖"而获罪。成书于1434年前后的藏文史书《汉藏史集》谈到了原因：英宗皇帝听信了卜算师的说法"将有西方僧人反叛，夺取皇位"，急忙派人巡查，果见从者如云，簇拥着这位合尊大师。皇帝命将其斩首，以绝后患。书中寄予大同情，说合尊大师被杀时，"出白血"，或译言"流血成乳"。藏人传说，凡蒙奇冤而死者，鲜血才是白色的，汉地也有类似说法。书中还写道，合尊大师临刑时发愿说："我并未想反叛，竟然被杀，愿我下一世夺此蒙古皇位！"由此愿力，他转生为汉人大明皇帝，果然夺得皇位。后人分析，是因元英宗硕德八剌（藏语称其为格坚皇帝）的胸襟眼光不及先辈忽必烈，容不下一个失国之君，依然视其存在为威胁，必欲除之而后快。当然更有可能的是，与政治考量无关，只是随心所欲——你想啊，这位英宗皇帝硕德八剌在位仅三年，被手下群臣所弑时年方二十一岁，如此年轻难说老谋深算，极易受人撺掇而莽撞行事，即使对贬谪忠宣王这样的王者、诛杀合尊这样的老僧，也不过就凭一时性起。在此插入一段故事，说明无独有偶：元代发配到萨迦的皇家僧另有一人，高丽国的忠宣王，其名王璋。有元以来皇室与臣属的高丽王室世代通婚，从王太后到王后到世子妃，无一不是元公主。所以这位高丽国第二十六代君主还是忽必烈的外孙，同时身兼前朝驸马。不过此人生性儒雅，无意王权，没过几年就传位于子，把后来所封的沈（阳）王也让于其侄，他自己则留居大都，在北京建起一座"万卷堂"，以儒生自居，以书史自娱，以高丽文士为侍从，往来者非文臣、鸿儒即高僧，风雅潇洒。这样一位世间高人，因何被英宗格坚皇帝流贬萨迦了呢？后世的专家众说纷纭，倾向于政治原因，是英宗排除异己，清算前朝旧臣。另一说为，是以其对前任国师八思巴不敬：此前有位河西僧沙罗巴，上书仁宗皇帝，称先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功莫大焉，请求皇上令天下郡国皆为之立庙，一如孔子。仁宗曾命大臣诸老讨论过此事，这位忠宣王虽然崇佛但更尊儒，发表意见说，孔子为百王之师，得享通祀，是以德而非以功；仅仅以制字之功就立庙享祭，后世恐有异论吧！大概就为言论贾祸，史书上只记载了这位年过半百的王者僧沿途的"辛苦万状"，对他在萨迦寺的生活只字未提。但他显然比赵显幸运，待元廷换了新主，泰定帝即位时，依从其亲属的申诉，当即召还。总之赵显死得冤，《佛祖历代通载》也说到赵显一死，英宗就后悔了，拿出内库黄金，延请儒僧抄写经书云云，当然不久后连他自己也一命归西。随之便有流言传播，称元顺宗妥懽帖睦尔本为赵显之子，与藏史所言之转世为朱元璋有异曲同工之妙。从元末开始流言之脉不绝，经后世诗文添枝加叶，说得煞有介事，以至于成为一段公案，明清以来有许多文豪像钱谦益、王国维等等也都加入了议论，最终归结为纯属中原遗老伤故国、思少帝的野史杜撰，聊以自慰罢了，一如清代称乾隆为汉人后裔的说法，同出一个情结。可惜了藏文古籍中对于其人其事叙述过简，这位由亡国之君脱胎而来的佛学高僧，在萨迦数十年岁月终是模糊，他留下了多少译著，除此而外还有没有其他遗物遗作？另外还有一个悬念，那位后来做了萨迦法座的达尼钦波桑波贝，晚于赵显十年返回萨迦，而这两人的故乡与流放地正好错位，同在萨迦一地生活共事多年，不知交往如何？令人浮想联翩。萨迦寺素有"第二敦煌"之称，是由上师八思巴当年调动全藏之力搜集和翻译而来，成千上万的经卷尘封数百年，至今未经编目整理，我们期待着有朝一日能从中发现他的蛛丝马迹，而现今只存一个悬念。这一悬念无关江山历史，只关乎一个人的人生际遇。第八部分 1.仓央嘉措及其情诗仓央嘉措（1683-1706年），一个闪光而又响亮的名字，身形隐入历史三百年之久，却正像所有不朽人物那样，其实又以另一种形式活在了今天。后世的人们提到他，无不顿生景仰赞叹之情，这种情感与被敬者所拥有的达赖喇嘛的身份不能说没有关系，但显然与虔诚啊敬信啊一类宗教情感大有距离。就其事迹和诗歌已成当今流行文化元素的情形看来，不由不让人感觉其实离宗教很远，离世俗更近。且不说三百年来以藏语的民歌传唱下来，只说参与了当今流行文化，就有大量实例列队而来等候举证：你看首先是进入了文学艺术，入诗入画，成为小说、影视剧本（不过直到2008年的当下仍未开拍）的主人公；在21世纪，他的一系列情诗也被重新包装，一批大腕级的作曲家和一群顶尖歌手凝望着"东方的山顶"；而情诗中的某些人物意象，也成为经典，有仁增旺姆，比仁增旺姆更知名的，是玛吉阿米，或译作"未嫁少女""未嫁娘"，作为一间藏餐吧的招牌、品牌、名牌，从拉萨八廓街的"黄房子"一直开办到北京等大城市，就连"玛吉阿米"店内的留言簿，也自成一书得以出版。所有这些传播内容，无不传达了一个永恒主题，以至于仓央嘉措几成爱之神，连带他所在的宗教似乎也危险地改变了质地。由此可以说，对于其人其诗的艺术再现方兴未艾，一旦艺术家们修炼成既合乎常情又不致冒犯宗教的圆融智慧，以其为主人公的更富有表现力的影视剧作就该问世了。仓央嘉措人生短暂，只在世间生活了二十四年，由于身份的特别，确切说来，是由于身份和行为的极端错位，使他的人生丰度、所隐含的深度，以及总体说来的复杂程度，则胜于常人百年。这样的一部大长篇难以一一道来，不妨截取三几个镜头，表现人生经历中有代表性的大逆转。镜头一：公元1697年，藏历第十二绕迥火牛年十月二十五日燃灯节，六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时年十五的神王在第悉桑结嘉措等人的簇拥下，登上布达拉宫的制高点，在新近落成的红宫阳台上，俯瞰为典礼举行的盛大仪仗。桑结嘉措一一指点：前面穿僧装的，是三大寺、四大林和上下密院，以及前藏各教派二十多个寺庙的僧侣；随后是拉萨的僧俗官员，穿俗装的是名门世家的贵族，队伍中间的少年舞蹈者，是布达拉宫的卡尔舞队。而吉祥白伞盖的后面，一群头戴面具、奇装异服的人群是谁？桑结嘉措说，这些特别的服饰具有汉地风格，来自五世达赖喇嘛的梦境，他曾经向我详加描绘，此为再现。那一天游行的队伍从八廓街出发，经过宇拓路到达布达拉宫下的跳神舞台，表演了金刚神舞，然后转到山后龙王潭。少年神王满怀欣喜，此前的十多年里，由于对前辈圆寂的隐匿不报，作为转世的认定也只好秘密进行，小灵童被从杜鹃鸟啼鸣和杜鹃花盛开的故乡门隅转移到错那宗。根据六世达赖喇嘛的传记《金穗》记载，从孩童到少年，仓央嘉措始终处于被（当地官员）虐待、被（不丹）劫持和被（舅父）谋害的威胁之中，身边只有父母姑姑陪伴，一家人被屏蔽在一处黑房中，形同囚禁。此刻，洁白祥云一朵又一朵，绽放在湛蓝的晴空，少年的心扉豁然开朗，笑容灿烂：从此可以尽情地享有阳光，可以自由欢畅地呼吸了吗？镜头二：时隔五年，公元1702年，后藏扎什伦布寺，二十岁的仓央嘉措跪伏在五世班禅大师面前，怆然泪下。本来这次日喀则之行，是在第悉桑结嘉措的再三催促下，前来接受比丘戒的，但他却心生抵触。坐床以来到长大成人的五年里，虽然每天都在学习做功课，但在经书之外，他看到了在被佛家看空了的世界里，有美好的生活和美丽的姑娘，体会到写诗比习经更有灵感，"杜鹃从门隅飞来，大地已经苏醒"；美人比佛法更具魅力，"默想的佛祖不见踪影，没想的人儿不期而现"——如果接受了灌顶，意味着必须遵守戒行，意味着从此与自己的心仪之物一刀两断，这对于多情而敏感的心来说，是比性命的牺牲还要惨痛的抉择。所以，他跪伏在五世班禅大师面前，声泪俱下地说了这样的一番话：违背上师之命，实在感愧！我不仅不能再接受比丘戒，还请上师收回此前所授之戒；若是不能收回此前所授出家戒和沙弥戒，我将面向扎什伦布寺自杀，二者当中，请择其一！踏上返程的仓央嘉措，已经决意自我放逐了。从此以后，夜晚的八廓街酒馆里，时常光临一位身穿便装、化名为宕桑旺波的英俊青年；从此以后，凌晨的布达拉宫下的雪地上，时常留下两行风雪夜归人的脚印，"守门的狗儿啊，你比人还机灵，别说我黄昏出去，别说我清晨才归"。镜头三：又是时隔五年，蒙古汗王拉藏汗铲除了第悉桑结嘉措，失去了保护的仓央嘉措被废，遵旨将被解往北京。途经西郊，被敬爱他的哲蚌寺僧众"劫持"。蒙古重兵包围了寺庙，与僧兵对峙，战事一触即发。此时的仓央嘉措只身走出寺庙，步履从容，无怨无尤。在这个冬季里，他永别了他还没能爱够的拉萨的诗情和痛苦多于欢乐的人生，消失于风雪漫弥的途程。史书上说他圆寂于现今的青海共和县一个名叫贡嘎瑙尔的地方，在民间传奇中，则说他遁形北上，传法于蒙古各地，终成一代大师，最后的归宿在内蒙的阿拉善旗，此说有第一人称的《仓央嘉措秘传》流行于世。第八部分 2.仓央嘉措情诗在那东方的山顶，升起洁白的月亮；未嫁少女的面容，显现在我的心上。东方的山顶上啊，一缕白云飘荡；那是美丽的仁增旺姆，为我燃起祝福的高香。用墨写下的字迹，一经雨水就洇湿了；没能写出的心迹，想擦也擦它不掉。仓央嘉措身后的拉萨，依然是滚滚的风烟与红尘。十几年后，来自北方的准噶尔人横扫全藏，杀死了拉藏汗，废了汗王所立的另一达赖。不过三年，朝廷的官兵和颇罗鼐的藏兵联手驱逐了准噶尔……"天际洁白的仙鹤，请借双翼给我，不到远处去飞，只到理塘就回。"——按照诗中所指示的路径，人们从理塘迎回了他的转世。对于仓央嘉措特立独行的品格，当时和后来的人们各有不同的理解，有人看作净相，有人视为邪见，有说诗歌所传达的纯属一己之情的，有说是深奥的佛法教义的，有说那是政治抒情诗的。而民间的看法很单纯，有一首歌归纳得很精辟，是从拉萨的囊玛厅里传唱开来的——喇嘛仓央嘉措，别怪他风流浪荡，他所追寻的，和我们没有两样。第九部分 1.从噶伦到音乐家--多仁·丹增班觉…多仁·丹增班觉出身名门，豪门，权贵之门，家族的荣耀在当时无人可比：上溯两三代，是鼎鼎大名的康济鼐和颇罗鼐，前者做过首席噶伦，后者曾为西藏的郡王；前辈噶锡哇诺云班第达做了几十年的噶伦，告老而请辞，朝廷宣旨由丹增班觉世袭，时在1783年。二十三岁的丹增班觉一面感激皇恩浩荡，一面又不免若有所失。生长于光荣门庭，自小所受的教育训练自然是一流的，包括音乐天赋也得以尽情发挥——乾隆年间的拉萨市井繁华，歌舞升平，贵族少年每每混迹其中，跟从民间艺人学习演奏，从六弦的弹拨，到竹笛的吹奏，无不精湛。至于写歌编舞，此君风格影响到一个艺术新品种的创立：拉萨特有的"囊玛"女子歌舞。步入仕途，就意味着向这一切心爱之物说再见，随即又要和心爱的拉萨说再见了，因为自打上任不久，西南边境就频频告急，生性强悍的廓尔喀部族统治了尼泊尔，借口掺假银币流通问题向西藏发难，终于在噶玛噶举红帽系沙玛尔巴的唆使下，于1787年出兵占领了聂拉木、绒辖、吉隆三个宗的领地。年轻的噶伦随后一直在喜马拉雅山林中奔波，辛苦也就罢了，只可惜不仅无功，反而有过，是大过。为何说是大过？因为与廓尔喀纠葛过程中的内幕交易对皇帝做了隐瞒。正如上文所言，协商不成，纠缠不清。朝廷所派四川将领鄂辉等人和特派的熟谙藏语的办事大臣巴忠，以及当时西藏上层主事之人无意打仗，力促和谈，结果无异于私相授受：要求廓尔喀从上述几地撤兵，西藏方面则按每宗赔银三百秤（每秤五十两）作为赎金，分三年缴清。又动员了廓尔喀人向朝廷进了贡，不知情的乾隆皇帝大喜，四川将军鄂辉升任了四川总督，噶伦丹增班觉也由此被赏戴了花翎——越发骑虎难下了。那边的廓尔喀人还在不依不饶地索要赎金，你不给我钱，我也不给你面子。这一次在1791年藏历八月间，廓兵直捣后藏腹地日喀则，大肆抢掠了扎什伦布寺。乾隆闻讯大怒，特派爱将福康安大将军统兵过万，开赴拉萨，于次年三月连战连捷，不仅收复失地，驱逐入侵者出境，还追过边界热索桥，直达廓境。廓尔喀人只好求和投降，退还了扎寺宝物钱财。这一场气壮山河的大反攻、大胜利，噶伦丹增班觉却不在场——早在一年前的六月间，他和另一位噶伦宇拓巴一起，应约来聂拉木谈判，被廓尔喀人诱捕了。作为人质软禁在尼泊尔，伤感地看过一整年的日出月落，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何命运。直到1792年六月某日，忽然人声喧嚷，有人牵来一头以金银和鲜花装扮的大象为坐骑，接他去廓尔喀王宫。直到此时，丹增班觉方知时局已根本逆转，皇朝大军压境，廓王逃往印度。临时主持国政的廓王的叔父，这一回一改凶悍模样，承认侵藏过错，愿将掠来的扎寺财宝如数归还，不仅永不犯界，还要进贡纳税，赔偿已死藏汉官兵命价云云，并且把责任都推诿到红帽系沙玛尔巴身上——此时那位始作俑者已服毒身亡。说来说去，是央求噶伦出面劝阻朝廷大军不要再继续前进了。按照圣旨要求，丹增班觉以"投敌嫌疑"，被解往京城接受审查，至少是"说清楚"。丹增班觉自感惭愧，行前打算把花翎顶戴交还给福康安。不过大将军没有接收，安抚说，暂且留用，待皇帝降了旨再说吧。丹增班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走向北京的。他把内地沿途"不可思议"的新奇见闻记录下来，尤其是京城之大之繁华，令他应接不睱，一双惯于欣赏美声美色的耳朵和眼睛立刻就被征服了，他甚至忘记了等待他的可能命运，以戴罪之身，忘情地流连于京城天桥一带，把形形色色的曲艺戏剧看了又看：乐队伴奏的形式是他前所未见的，工尺谱的记谱方式也是藏地没有的，音色明媚欢乐的扬琴和京胡让他着迷，索性拜师学艺，掌握了演奏技艺；古典的笙也令他陶醉，正当开始学习的时候，不幸患了天花，只得中断，许多年后他还为此惋叹不已。在这一过程中，绝顶聪明的丹增班觉学会了汉语。最后，当判决下达，他只得从丝竹笙歌中抽身，很不情愿地告别京城。最终的判决对于丹增班觉来说可谓正中下怀：革去噶伦之职，保留公爵名号并保留既得的顶戴花翎。朝廷对这位功臣的后代高抬了贵手，乾隆帝亲自召见；朝廷大员们在审问这位秀气的年轻人时显然动了恻隐之心，一句"年轻无知"就定了案。他们饶有兴致地打量他的装饰，那么严肃的庭审场合还忍不住询问关于耳饰的习俗呢。当然，那些谎报饰奏过军情的汉满军官就没那么幸运了，全都受到了严厉惩处：巴忠是畏罪投河自杀的，鄂辉等人先是被责令在福康安军前效力，战后被钦定在前藏枷号示众。出过天花又大难不死，革职的同时又留足了面子，丹增班觉再回西藏时像是获得了新生，新的生命可以全力投注于所钟爱的事业了。从此西藏少了一个人皆可为的官员，多了一个千载不遇的艺术组织者和创作者——对于这个人来说，做官实属阴差阳错，从艺方为正途。拉萨的艺人们众星捧月般环绕着他，"囊玛吉度"成立了。这个名称直译为"内部人甘苦与共"的协会，与现代的文艺沙龙好有一比。起初只是同道者的自娱，后来才有了面向公众的演出。随着丹增班觉返藏的，还有此前本土所无的扬琴、京胡和二胡。扬琴不易仿制，后来都是经由海路买进；二胡则因地制宜，被改造为竹制的琴筒琴杆，羊皮或鱼皮的琴蒙，指法也有所改变，易名为"贴胡"。扬琴、京胡、贴胡、六弦琴、笛子、串铃，六样乐器的组合，开创了西藏器乐合奏的新形式，或作为伴奏乐队。此前藏地并无音阶概念，丹增班觉把内地的工尺谱改写为藏文乐谱，既方便记录保存也易于学习传播。从此以后，由妙龄女子群体出演的囊玛歌舞，传达了城市的优雅、舒展和华美，延续到两百多年后的今天，囊玛厅的轻歌曼舞普及到了西藏以外的藏区。丹增班觉珍视家族荣誉，他撰写的《噶锡哇世系传》成为藏文史籍经典，连这篇小文的许多素材也都由此而来。噶锡哇是其家族房名，拉萨的府邸名为多仁府，所以在名字前面冠以府名，多仁·丹增班觉。珍惜自家的花翎顶戴，虽说已有许多官员也得到过，但雍正帝赐给他先辈的是第一顶，为此，他在一首囊玛歌曲中传播了家族的这一事迹：在那印度东方的山坡上，一群孔雀正在比肩行走；但能做官人顶戴花翎的，只有一只孔雀。丹增班觉就像一位音乐之神，也进入了女子们的合唱中，从这位翩翩公子风流倜傥的样貌风度，到他华美尊贵的衣饰装束，无一不入歌。有一首《拉萨官府的楼上》称赞了他的才华——在拉萨官府的办公楼上，头戴巴角的贵族官员众多；能精通汉语藏语的，只有丹增班觉一个。另一首《聂拉木通拉山》就更有意思了。相传丹增班觉本是一位多情浪漫的公子哥儿，爱江山更爱美人，从拉萨到边境，他走过的地方，一路开遍情爱花朵。此歌所唱是他的一夜情，或许就是他本人所作吧——翻越聂拉木通拉山的时候，马儿不时地回头张望，是因为没吃完的草料，还留在过夜的地方。翻越聂拉木通拉山的时候，骑手不时地回头张望，是因为心中的所爱，还留在过夜的地方。第十部分 1.铭记一份清单1903年底，由英军上校荣赫鹏率领的名为"和平使团"、实为侵略武装的英印雇佣军，越过喜马拉雅的冰峰雪岭，开始侵入西藏。西藏僧俗民众沿途顽强抵抗，从古道关隘曲米辛古的1904"木龙年之战"首役开始，历经乃宁寺、紫金寺和江孜城等若干大战役，前仆后继，屡败屡战。这是一场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战争，最先进的洋枪洋炮对阵相当原始的刀矛火枪，所以当荣赫鹏的一千二百人对阵西藏的两三万人，依然占有压倒性优势，可说是踏着抵抗者的血肉之躯前进——虽然举步维艰，闯进拉萨费时大半年。这支由英国人、印度人和廓尔喀雇佣兵组成的队列中，有一位年过半百的英国绅士。随军医疗总监是其人的一个身份，"文化顾问"则是他扮演的主要角色。荣赫鹏为了此人的特殊使命，特派一队士兵供其驱使。此人便每在攻占之地，扑向寺院大殿，指挥士兵把一摞摞经书从橱柜中搬出，搜拣有价值的典籍和文物。随着绸布包裹一层层打开，每当精雕细刻、装饰华贵的封板或以金汁书写在磁青纸页的手抄本映入眼帘，这个人都会欣喜若狂。他随后的工作便是，核对封面上的藏文或梵文书目，决定取舍，凡有重复者唯有忍痛割爱。这样做的原因无他，运力有限的缘故。即使这样，当战事结束，陆续运往印度的典籍珍品也有两千部之多，而每一部卷数不等，仅三部大藏经《甘珠尔》就含各类著作两千多种。据此人公布的数字，总共动用了三百多头骡子驮运。这批珍品曾在印度加尔各答向公众展示，后根据英印政府要求，分别送往印度事务部、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图书馆收藏，可说是"借花献佛"了。不消说，此人显然是位专业人士。奥斯汀·华达尔（1854-1938年），头衔计有东方学家、考古学家、自然学家、地理学家和西藏问题权威，一生出版过有关亚述人和闪族人语言、考古、亚洲历史、风俗民情、藏传佛教等方面的作品七百余卷篇。华达尔在当时的国际藏学界享有知名度，比较有名的作品有《神秘的拉萨》《西藏的佛教或喇嘛教》《喜马拉雅地区的艺术》等等。当这样的学者专家西装革履走上讲台，或后人在图书馆里查阅他们的皇皇巨著，理当肃然起敬的。华达尔此番将西藏巨量典籍劫掠而来，可谓对西方世界的突出"贡献"。这个一向负有特殊使命的学者，早在1895年，就曾参与过巴基斯坦远征，并为英印政府搜罗到年代久远、学术价值可观的一批雕刻品；还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化装潜入西藏，发现了西藏各地珍藏的经典文献，不过，唯有垂涎不已的份儿。这次借助武力，终于得手："1903年夏季，当组织'政治使团'前往西藏时，我向印度政府说明，这次任务是一次绝佳的机会，有助于我从那片与世隔绝的土地上收集到西藏人的手稿和书籍，这对于研究古代印度史的西方学者们犹如雪中送炭，而且我国的多家大型图书馆也正因缺少这方面的藏书而名声不佳。"华达尔撰文介绍"珍品的收集经过"，以上所表现的过程和场面就是这篇文章里所描述的，立此存照。这篇文章的标题为《在执行拉萨荣赫鹏使团任务期间收集到的西藏手抄本和书籍的情况》，刊载于《帝国与亚洲季刊——东方与殖民记录》，第33-34卷，1912年7月-10月，第3期。这篇文章的主体部分，是对这批文献珍品的内容分类，同时列出一份长长的清单：篇名，编号，分赠何处。据此我们得知这批书卷被区分为五大类，其中手抄本约占总量的四分之一。根据经验，我们可以设想手抄本中必不乏珍本、孤本和绝本。一、佛教经书（手抄本和木刻印刷本）占据绝大部分，包括《甘珠尔》经书、《丹珠尔》注疏典籍、由梵文译成藏文的经文抽印本和西藏人编撰的典籍。二、苯教，即佛教传入前的西藏本土宗教的经书。三、历史书籍，包括世俗国王和佛教高僧的传记。四、科技类的医学、数学、占星学、地理学和地方志。五、语言学的词汇和语法、逻辑、修辞以及音乐等书籍。华达尔为如此丰厚的战利品而得意洋洋，他在文章篇首即开宗明义地写道："在荣赫鹏执行拉萨使团任务期间，我奉英印政府旨意收集到这批数量众多、罕见的并且迄今为止绝对不为世人所知的西藏手抄本和书籍。这批文献是迄今为止欧洲从未获得的最大和最丰富的西藏文献。虽然我们在获得这么大批的书籍和手抄本时并没有费什么周折，但是在正常情况下要获得这种罕见的文献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了对这一获取的意义加以强调，他特别指出："我们肩负着强烈的政治责任，而且还被政治利益所左右，那么就更应该深入研究印度历史。但是在我收集到这样大批的西藏文献之前，大英帝国图书馆与其他欧洲大型图书馆相比，有关藏民族文献的藏书量是最寒酸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藏文藏书也相当有限……大英博物馆就更可怜了，根本没有整部的《甘珠尔》和《丹珠尔》，如果有的话，也只有从整部经卷中撕下的那么几页……牛津大学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以及皇家亚细亚协会所珍藏的就更少之又少了。"现在好了，"英国图书馆的尴尬地位一去不复返了。目前，英国在这方面的藏书量，除了西藏、中国、圣彼得堡外，或许应该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了。"1904年英军兵临城下，西藏方面被迫签约，虽然清政府未予承认，但被迫同意由国库支付侵略者强索的战争赔款二百五十万卢比，以换取对方撤军。这样的示弱和无奈在其时的中国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百年过去，世界格局发生了极大改变，日益强大自信的中国人说起当年著名的文化强盗伯希和、斯坦因，加上这个华达尔，说到其人其事，似已不再像从前那样的切齿和激动。往深一步说来，这类珍贵文本毕竟未遭毁灭的命运。从今往后的年轻人回过头来翻捡这段历史，或许更多惊奇，是拍案惊奇：原来文明的西方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啊——不以殖民为贬义，别家的土地任意践踏，别人的东西顺手拿来，只在他们所开创的叫做"殖民"的时代里，才会发生这样明火执仗的文化劫掠，才会写作和发表这样以耻为荣的自供状啊！对于所谓的学人来说，置身于殖民时代，成为帝国工具，有过与其时代和身份相符的言论行动也就罢了，遗憾的是，已经进入21世纪，一些西方人，尤其是某些英国学者，还在研讨会上大谈英国人给西藏带来的哪些"文明"，公然为当年入侵西藏的劣迹张目，真真令人为之瞠目。联想到几十年来某些人借助所谓"西藏问题"，高举民主人权大旗进行的种种反华分裂活动，看来百年前后一脉相承，不脱当年殖民思想窠臼。第十一部分 1.有过更敦群培这样的人（1）更敦群培（1903-1951年）是在去国十二年后返回拉萨的。这些年里，他在南亚诸国求学或游历，就像他所自诩的"疯子一样在大千世界流浪"：考察印度各地社会，遍访尼泊尔、孟加拉、锡兰（斯里兰卡），感知国际政治和世界潮流，接触形形色色的思想，进化论，人本、人文主义，治学的实证主义，包括在印度方兴未艾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在继续着佛学研究的同时，涉猎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开始思考藏民族的命运走向，甚至参与了一项秘密政治活动——在国外，更敦群培并不是一个人，志同道合者还有一批，信奉三民主义的邦达饶嘎等几位藏族知识分子在印度组建了"西藏革命党"，试图在西藏掀起一场改革风暴。更敦群培出生于青海安多藏区，幼年即被选为某位宁玛派活佛的转世灵童，自小接受宁玛派教育。十七岁时转往甘南拉卜楞寺求学，七年后前往拉萨哲蚌寺；再七年后随印度学者出国，在南亚诸国求学游历，著书立说，并将名著《罗摩衍那》《沙恭达罗》等译成藏文。1946年返回拉萨不久，即被捕入狱，1949年获释，1951年病故。他的部分作品被译成汉文，结集为《更敦群培文集精要》；另有研究更敦群培的专家杜永彬撰写的《二十世纪奇僧——更敦群培》，系统介绍了更敦群培的生平与思想。更敦群培在此时归来，负有特别使命。翻越喜马拉雅，更敦群培屹立山口，放眼望去，是一片遍野皆白的苍茫。1946年的风雪扑面而来，透过僧装，寒意沁骨。在这新的一年里，故土西藏能否因为一个人的到来而有所改观？更敦群培步履有些沉重，只有心头是温热的。一只大铁箱是他唯一的行李，铁箱里装着他多年所写手稿，还有新近秘绘的地图。当年的麦克马洪在地图上用红笔沿喜马拉雅随手一画，就此决定了门隅、珞隅、下察瑜大好河山的归属命运。归途特意取道非法麦克马洪线一走，并在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出生地门达旺等地盘桓、暗访了一个多月，完成了绘制地图的任务。此时的门达旺等地已被英印实际占领并且设置了管理机构，更敦群培是以游方僧的身份作掩护，一边防着英印政府，一边防着西藏当局，的确是一个人在战斗。穿过西藏南部萧瑟的荒原田畴，拉萨渐行渐近。差不多二十年前，青年僧人更敦群培从家乡甘南、从拉卜楞寺第一次来到拉萨。在拉萨七年，以才华横溢和特立独行甚至是放荡不羁而闻名，无论僧俗眼中均属"另类"。这些年里，他在外部世界平添了广阔的视野和犀利的笔锋，他所标举的对于传统批判的旗帜招展。例如他在《智游列国漫记》中，从古西藏到古印度，透过文化与宗教的枝枝蔓蔓，追溯了精神流脉的源与流，可谓正本清源，匡正谬误，廓清真相，破除迷信，矛头直指宗教史观，直指西藏精神传统中对于印度的盲从。他以一贯的辛辣和幽默这样写道：凡印度的一切尽皆至高无上，颂诗中必以印度山川为譬喻，若用了西藏山川之名便会受到嘲笑。甚至连吐蕃王源，也附会为印度释迦族，何其荒唐。在详尽考证过古代印度人文地理后，他认为信众们应当对佛教世界观的由来享有知情权：位于须弥山四方大海中的四大洲，即东胜身洲、南瞻部洲、西牛货洲和北俱卢洲，均系印度中部地区及周围地区之名；所谓天龙八部、夜叉、人与非人等一应佛教世界的灵异，亦尽皆古印度不同地区的氏族和文字而已。至于藏传佛教中一应经典、偶像、修行、灌顶及供施仪轨等等，均有出处，均从印度古代各种习俗演变而来。在藏人心目中无限崇拜、作为精神楷模的印度又是怎样的情景呢？更敦群培通过自己的实地考察，指出它的弊端所在：杀人祭祀和种姓制度。披露实情，旨在说明，只要把它当成哲学，而不是盲从；可以作为信仰，但是不要迷信。更敦群培的归来，犹如飓风来袭，犹如地震引发。有少数开明的贵族欣赏他的学识才干，为他提供了食宿，作为施主，资助他写作完成民族历史的《白史》。但是以摄政达扎为首的西藏当局视他为颠覆者，对他既恐惧又仇恨：害怕他宣扬"地球是圆的"这样石破天惊的观点，害怕他有关进行土地和法律改革以及实行民主政治等一系列主张，害怕由于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导致理性的成长、神权统治的动摇。所以不久以后，达扎政权下手了，更敦群培被捕入狱，判刑三年。罪名不因政治，不因思想，是——伪造纸质藏币！正在进行中的《白史》只写到吐蕃时代就戛然而止，注定了再也不能完成。为写这部史书，更敦群培准备了多年，搜集了大量的汉文史料、敦煌所藏吐蕃藏文史料、西藏的碑铭以及可能找到的藏文古籍，是藏族学者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宗教史观，以学术规范所写的第一部信史。前无古人的著述半途而废，作者成为囚徒，先是关在八廓街的朗子厦，后来转移到布达拉的夏钦角监狱。这期间，远在印度的西藏革命党总部被英印当局捣毁，近在拉萨的前摄政热振活佛惨遭达扎政权毒手，冤狱中的更敦群培背负着人格侮辱的罪名，置身于黑暗势力的重围，看不到哪怕一丁点希望之光。他以绝望和毁灭，向这个社会表达了最后的抗争。1949年，更敦群培获释出狱，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这样的一幅形象：形销骨立，乱发披肩，满身恶臭，病入膏肓。不再言说思想，学问，这个人只要酒，只要一醉方休。精美的玉器就此粉碎，黑暗腐朽势力将光明将新生之物一片片撕裂开来。更敦群培过世后，来自西藏的人向更敦群培的印度朋友索要遗著，遭到拒绝，对方激愤地高声喊道："是你们杀死了他！"第十一部分 2.有过更敦群培这样的人（2）这就是世界的看法。（更敦群培诗选，分别作本节补白）使愚人惊愕的浮夸之词，向显贵谄媚的奴颜媚骨，让信徒呻吟的神话故事，统统远抛走我正直之路——更敦群培把隐私不露尊为高明，把狐疑猜忌当作聪颖，把一切陈旧颂扬为神灵旨意，把一切新颖贬斥为妖魔作祟，把一切奇迹认作恶兆，这就是佛法圣地吐蕃忒，我们西藏历来的传统——更敦群培强烈的欲望在烈火中燃烧，不愿守的持戒状抛入灰坑，想到何事就随心所欲去做吧，像疯子一样在大千世界流浪——更敦群培智者周游列国所收集的，撒在地上的穷人的珍宝，那些以低声耳语传播的，比富人的金卷更为奇妙——更敦群培望而生畏裸露无遗的真理，决不使用自欺外衣作掩饰，此乃学者至高至坚的誓言，豁出性命亦将奋力信守之——更敦群培欢乐与痛苦交织的人世，临终也值得如此留恋。世间的人们啊，当努力为后人留下自己的作品——更敦群培2003年，在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组织的更敦群培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各民族的藏学家们缅怀了这位先行者的一生，对他的思想、品质和学术给予了高度评价。我的发言题目为《纪念更敦群培的理由》，在此附上，作为本节补充——这个人来到世间，距今已有百年；这个人离世而去，也有半个多世纪了。今天坐在这里的我们，不仅与他从未谋面，而且大都在他身后出生。在离这个人无论时空都很遥远的北京，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会议室里，我们以崇敬的心情谈论他，怀念他，究竟为了什么——在他以生命为代价所追求的思想已从者如流并人声喧嚷的当下，为什么还要充满依恋地回首顾盼荒漠中孤独前行的那个身影？在科技昌明、已是万家灯火的夜晚，为什么还会不由得想起如磐暗夜风雨飘摇中的那盏油灯？至少在我，有如下三个理由。首先是思想。当年更敦群培所标榜的、所苦求的思想观念，也许同一时期在国内在西方已算不得新奇，但是在西藏在僧侣界，却不啻一个奇迹。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不乏艰难地生长于因神权统治而格外保守的土地上，贯穿于他的人生态度和治学理念中，由此独辟一条艰难崎岖的理性之路，弥足珍贵。更敦群培无愧于西藏人文主义先驱的称号，虽因过早的夭折而仅仅光芒一闪，也足以使后来人骄傲地宣称："我们曾经有过……"还有精神和勇气。是追求真知真理的意志鼓舞了他一往无前。众人皆匍匐于神佛脚下，唯有我独醒，我独省，我独行。渴望并坚守，需要智慧和勇气，需要胆识。缺乏智慧，陷于无明不能自拔，何言洞察明晰，何来对于真理的认知；而缺乏勇气，即便有可能接近真理，在强势的黑暗中也只能噤若寒蝉。独步于思想的高处，是要付出代价的，乃至生命的代价。因而更敦群培既是智者更是勇者。他的一席自白足可作为后世文人的座右铭："我摒弃了主观臆断；摒弃了为哗众取宠，随意杜撰一些毫无根据的离奇古怪故事的行为；摒弃了为讨好他人连讲真话的勇气都没有的行为；摒弃了为保住自己的糌粑口袋，置一切是非界限于不顾以图个'好人'名声的行为。"才华。更敦群培拥有与其新鲜的思想和过人的勇气相匹配的学识与文采。不仅在宗教学方面，多才多艺的更敦群培同时身兼诗人、画家、语言学家、史地学家、民俗学家、考古学家、精通英梵藏文的译著家，甚至藏医学家。他周游了藏地和南亚诸国，遍览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他的知识学养惊人的广博深邃，他的诗文甚至连学术著述也文采飞扬，今天看来仍具魅力。譬如他这样描述行旅的藏北高原："红沙永恒的灵魂驻足于你的脑海，砾石向你诉说着涅槃低语。在这里，沙漠的灵魂得到释放，并且实现了它自己的威严和崇高。……"纪念更敦群培，可以罗列更多的理由，或者并不需要具体理由。更敦群培就是更敦群培，唯一不再，珍稀资源。由此我想到，我们一群是作为他的读者、崇敬者和研究者聚集在此，在他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充满热情和感慨地追忆怀念；但另一方面则不免心怀遗憾：国人对他知之甚少，主流的思想史、文化史甚至不见他的踪迹。这恐怕与我们工作得不够有关，推荐和宣扬更敦群培的生平事迹与千古文章，是我们的责任所在——藏民族的思想巨人和文化先驱，理应步入中华民族的正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