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通信-哲学通信-4

当他军威极盛的时候，他击碎了国王们的头颅，使整个民族驯服地屈服于他的羁勒之下。海啊，你为他的死亡而不安。海啊，你那被感动的波涛咆哮着，仿佛向最遥远的海岸说：大地的恐怖者，也就是你的主人，已经死了。往昔罗缪勒士就是这样飞上天去，他就是在这样的狂风暴雨之中离开了大地，他就是这样的接受了好战民族的敬礼：在他活着的时候服从他，在他死去的时候崇拜他，他的宫殿变成了礼拜堂，……正是在谈到了这篇对克伦威尔的颂词时，韦勒回答了查理二世：我们在培尔的辞典里，可以看到这个回答。按照君主们和诗人们间的习惯，韦勒刚向查理二世献了一首颂诗；查理二世却责备韦勒，认为这首诗不及那首歌颂克伦威尔的诗来得好。韦勒就回答道^ “陛下，我们这批诗人，在虚构里，比在写实里，容易成功。”这个回答并没有像荷兰大使的回答那样老实：当查理二世抱怨人家尊重他不及尊重克伦威尔，这位大使就回答：“哦！陛下，克伦威尔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我的目的不是对韦勒或任何人的个性来下个注解；[5]我只从那些人死后所遗留下来的著作去评定他们；[6]此外，对我来说都是无用的；我只注意韦勒是生于宫廷之中，有六万立弗尔的年金，而他从来没有愚蠢的骄气，也没有轻易放弃他的才能。杜尔赛脱伯爵和罗斯哥满伯爵、两位白金汉公爵、哈黎法克斯爵士和其他许多人都不怕失去贵族的资格而成为非常伟大的诗人和出色的作家。他们的著作比他们的门第更为他们争光。他们像寒士等待出头那样研究文学；加之，在人民眼中，他们使艺术变成可敬的，人民在一切事情上都需要那些伟大人物来领61IX导，然而英国人民效法他们，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要少。[7]注释：[】]用比较法来表达趣味是伏尔泰经常不变的原则之一。他所以喜欢提供一些批评的片段，为了好让读者绝对自由地作出决定。在这几封“英囯通信”中，选文无疑是由一种非常明显的反宗教的讽刺的心情所指导的，以致在他的译文里就必然强调了；但是要达到引起读者们对于原文本身的兴趣和避免过于放肆的论调这样一种愿望，那就不是没有价值r。[2]通行本：“你浑浑噩噩活着，你在睡觉。”[3]通行本这句的末尾：“那就不得不具备机智以外的才能，机智对于项步贤府邸的沙龙是够/,对于后代却是不够的。”[4]在这段全部文字里，我们重新看到“趣味的宇宙”中的主导思想，“趣味的宇宙”这 _诗正是接近同一时候构思的。为了明确伏尔泰对于17世纪的种种批评，我们可以参考这首诗。行本：“在英国有许多廷臣，而韦勒是其中之一，但是我并不看重这一点。”[6]以上便是伏尔泰趣味的另一条不变的原则：重视作品，而不重视作者，由他看来，一切历史的或传记的考证是徒然的，或者，一旦要欣赏一部著作，这种考证仅仅出诸惟一的好奇心而已：趣味的练习应该在内行人的自发与刹那间的真诚中去进行。[7]伏尔泰几乎从来没有再谈罗彻斯特和韦勒。这第二十一封信是第二十封信的自然续篇，流露着同一的辩解企图，罗彻斯特和韦勒都是非常的，资格和约翰?海尔威相同：他们全是 w研究文学的老爷们w开勒版的出版人就把这封。信改作《特学辞典》中“罗彻斯特和韦勒”条目。第二十二封信谈蒲柏先生和其他几位著名的诗人我要和您谈谈柏里厄先生，他是英格兰最可爱的诗人之一，就是您在巴黎所见过的1712年m的特命全权公使。我打算也要写给您一些关于罗斯康芒爵士和杜尔赛脱爵士的诗的意见，等等；然而我感觉到这需要写一册厚厚的书才行，而经过了很多的困难以后，关于这一切著作我只能给您以一个极不完全的看法。诗是一种音乐：要听了才能批判。当我为您翻译几首这些外国诗的时候，我只能给您简陋地注明这些诗的一些神韵，可是我不能表达其歌咏的情味。有一首英国诗尤其使我伤尽脑筋而没法让您了解；这首诗叫做《于提百合斯》。诗的主题是国内战争和被嘲笑了的公谊会信徒。这是《唐_吉诃德》和我们的《梅尼普斯式讽剌》所触及的问题；怀了更大胆的智慧，踏着更稳当的步伐，他在人类的深渊里高举着火炬；而人类只有向他学习怎样认识自己。艺术有时是无益的，有时却是崇高的，在蒲柏那里，诗的艺术有益于人类。[8]这显然是第十二封信到第二十二封信的总结。在这个作品中伏尔泰很少这样归纳他的思想。我们现在几乎是到了这个英国展览廊的结尾了；要点是讲出来了，后面的两封信，可以说是附录。读者应该注意伏尔泰在下一段中所提出的劝告，那是关于明智的華拟和审慎的世界主义的劝告：这便是全部“英国通信”的意义。开勒版的发行人把第二十二封信切成两段，以两条子目的形式，插入《哲学辞典》里面：（1)论柏里厄、奇诗《于提百合斯》和院长斯威夫特，（2)蒲柏。^ “他们”指贺拉西与布瓦洛。第二十三封信谈人们对于文人应有的尊敬无论在英国，无论在世界上其他各国，对于美术设置的支持，找不到有像法国一样的。无论什么地方，差不多都有大学；可是只有在法国能找到那些对于天文学的、对于数学各个部门的、对于医学的、对于古代文物搜集的、对于绘画、雕刻和建筑的有利的奖励，路易十四由于万法郎。⑴我承认我所见到的惊人奇事之一，就是英国议院竟愿出二万几尼的奖金付给那发现经度的人，而这发现是不可能的，却从未想到效法路易十四对于艺术的豪华气派。实际上在英国，对国家的功绩可以得到其他更光荣的报酬。这便是英国人民对于才能的尊敬，一个成绩卓著的人总能在英国获致财富的。艾迪生先生，在法国，本可做国家学院院士，并由于一位有声势的妇女的保举，还可能得到一笔一千二百立弗尔金币的年金，也或许借口有人在他的悲剧“卡托”里，发现一些反对一个当权的人的守门人的词句，就宁可让他做些生意；在英国，他曾被任命为国务大臣。牛顿先生曾经做过王国的钱币督办，康格里夫先生曾任重要的职务，柏里厄先生曾被任为特命全权大使。[2]斯威夫特博士是爱尔兰的元老，而他在地方上受人尊敬远过总主教。如果蒲柏先生的宗教信仰使他不能获得一个职位，至少却也妨碍不了他的荷马的翻译得价二十万法郎。在法国我很早就见到《哈达米斯特》的作者已经到了快要饿死的地步，而法国所有过的最伟大人物之一的儿子，在他开始要步他父亲的后尘的时候，没有法贡先生也就早巳潦倒在穷困之中了。P]在英国，最鼓舞艺术的，就是艺术所受到的尊敬：首相的画像只挂在办公室的壁炉架上，但是我却在二十家住宅中都见到蒲柏先生的画像。牛顿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受到尊崇，死后也得到了他所应得的荣誉。国家的要人互相争夺执拂的荣幸。请您走进威斯敏斯特去。人们所瞻仰赞叹的不是君王们的陵寝，而是国家为感谢那些为国增光的最伟大人物所建立的纪念碑；您在那里看到了他们的塑像，犹如人们在雅典看到索福克勒斯和柏拉图的塑像一般；而我深信只要一见这些光荣的纪念碑决不止激发起了一个人，也决不止造就了一个伟大人物。甚至有人还责备英国人对于酬谢一技之长的颂扬典礼是大大地过分了；有人还觉得可以责备的是，他们将大名鼎鼎的舞台女演员奥尔斐尔德小姐安葬在威斯敏斯特的光荣和对待牛顿先生的约略相同。⑷有些人强调英国人之所以特别表彰这位女演员使她身后哀荣到了这般程度，就为的是使我们更可以感觉到他们在谴责我们把楼古佛鲁#小姐的遗骸，扔到粪土坑里去的那种野蛮而卑鄙的不义行为。但是我可以向您保证，英国人，在奥尔斐尔德小姐出殡到他们的圣_德尼去安葬的那种仪仗，只是由于他们的爰好而已；他们决不对索福克勒斯和欧里秘特的艺术加以污蔑，那竭尽智能在他们面前朗诵其国家引以自豪的著作的公民们的遗体，他们决不忍心抛弃。[5]在查理一世时代内战的初期些狂热的严肃主义者掀起了那些内战，后来他们自己却成了内战的牺牲品一有人写过许多反对戏剧演出的文章，正因为查理一世和他的妻子（她就是我们大亨利的女儿W) 极其爱好这类演出。一位医生，叫做桕里纳的，过于小心谨慎，他自以为如果穿了一件^楼古佛鲁，法国著名女演员（1692—1730年）&%味亨利也脱，玛利?德?法兰西，亨利第四之女，英王查理一世之妻（1605—1669年）。长法衣代替一件短外套，定将被罚落入地狱，而且他希望半数的人民为了天主的光荣和布道去杀戮其他半数的人民，便蓄意写T一本很拙劣的书去攻击人们每天都在君王和王后之前无害于人地演出的那些相当好的喜剧。他引证了犹太的律法师的判例和圣?波那望杜尔著作中的几节文字，来证明索福克勒斯的《厄第普》乃是魔鬼的著作，而戴朗斯事实上已经被罚停止领圣体了；而且还说，无疑地，勃鲁脱斯原是个很严格的冉森主义者，剌杀恺撒，只因为恺撒是大司祭，编排了一出《厄第普》的悲剧；他说所有出席观看这次戏剧演出的人都是被罚停止领圣体，他们背叛他们的圣油礼和受洗礼。这简直是亵渎国王和王室的全家。在那个时候，英国人是尊敬查理一世的；他们决不容忍有人讲起这位君王本人被罚停止领圣体，就是这个君王，以后却又被他们斩首了。柏里纳先生后来被叫到那座星室法院里去，罚他目睹他的著作[6] 由刽子手来焚烧，而他呢，也被割去了双耳。他的案件见于公诉档案中。在意大利，人们竭力避免污蔑歌剧院和对塞奈西诺先生或者居兹尼小姐重罚。至于我，我敢于要求人们能在法国取缔那些印来反对我们戏剧演出的极坏的书籍；因为，当英吉利人和意大利人知道了我们以最大的污辱伤害我们最卓越的艺术，将在修士和修女那里和修道院那里所演出的一出戏剧判以轻慢宗教之罪，将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亲自扮演的戏剧横加诽谤，将最严肃的大司法官所审阅过的，而且在一位有德望的王后之前演出的一出戏剧宣布为魔鬼的著作；我说当外国人知道了这件无耻丑行，这种对王室权威的大不敬，H这种人们竟敢称之为基督教的严肃性的哥特式野蛮行为，您想他们对我们的国家会有些什么看法呢？而且他们怎么能够理解我们的法律批准一项宣布为那么可耻的艺术，或者有人胆敢指出一项为法律所批准，为君王所奖励，为大人物所培养和为各国所赞赏的艺术会有如许的丑事恶行；而且有人在同一书店里看到勒?伯朗神父反对我们戏剧演出的雄辩放在拉辛的、高乃依的、莫里哀的不朽杰作的一旁呢？ [8]注释：[1]这儿是“英国通信”中少有的片段之一，在这片段里，伏尔泰居然承认法国人有他们的社会优点。《路易十四的时代》这部书和它对该时代艺术的崇拜，都在这个片段里酝酿了。人们可以看到，在英国，文人所享受的“重视”和他们所饱受的政治荣誉之外，伏尔泰很乐于加上些官方“机构”，那是一位开明君主所创立的：最高的优待应该由文人个别享受；其他的优待乃是准许他们聚集，准许他们互相认识，大概还得对艺术就像对科学那样，带来了一致性，带来了 “秩序” 一对于古典派的趣味来说，秩序的原则永远是宝贵的。[2]人们可以看到，在这儿出现了伏尔泰的政治野心：他很想在（普鲁士王）腓特烈身边当大使，但是没有实现。[3]好久以来，克莱皮翁被当作本世纪最伟大的悲剧作家，而路易.拉辛?则被视为一个好诗人。虽则作了许多批评，而且怀了一种不可恕的仇视，伏尔泰对于克莱皮翁和他的作品《拉达米斯特》，始终保持一定程度的敬意t对于路易?拉辛，伏尔泰却比较傲慢，1742年伏尔泰给路易?拉辛所著的《论宗教》诗进了些相当讽剌的“劝告”。[4]通行本在这里的是下面的-段：“但是我可以……”[5]通行本把这一段和它下面的一段放到了信尾。[6]通行本增补：“勒?勃朗神父借用了他的”。[7]通行本略去了这一句。[8]这封信，尽管他的篇名是这样，有两个不同的题目：文学家与喜剧家。“谈人们对于文学家应有的尊敬”是伏尔泰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而人家知道：伏尔泰恰在遭遇了这种“尊敬”减缩到最低程度的事件之后，才到英国来的。第二十封信已经有-种作家和达官平等的倾向了。在伏尔泰谈到文人职业的许多文章中，我提一提他在〗757年所写和列入《百科全书》屮的“文人”条目；“文人”这个词和“语法家”这个词是意义相同的。在希腊和罗马人的心目中，所谓 “语法家”，不单精通实际上所谓语法而巳（语法是一切知识的基础），而且对于几何、哲学、通史和专史也不是外行，尤其要求研究过诗和雄辩学；符合这些要求的人正是今日我们的“文人人们不把“文人”的名称给予一个知识有限、只研究一种学问的人。谁只读小说，谁就只写小说；谁没有任何的文学修养，谁就只能偶然写几本剧本；谁缺乏真实学识，谁就只会说教，算不得文人。在今天，这个名称的内容，比希腊人和罗马人所谓的语法家的内容，更为广泛。希腊人以学习自己的语言为满足，罗马人只须学习希腊文；今天的文人，除了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外，往往还得加上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尤其是英文。历史的范畴比古人要广大百倍，而自然科学跟着民族史的增长而增长。人们不再强求一个文人精通这些学问：宇宙科学已非人力所能胜任；然而真正的文人，即使没法样样钻研，至少也要能够在这些不同领域之中涉猎一番。以前在16世纪以及在17世纪的初期，文学家们很多从事于希腊作家和罗马作家语法上的批评；借了他们的工作，我们才有字典、优良的版本、古代杰作的注释。在今天，这种批评不太需要了，哲学精神代之而起：这种哲学精神仿佛构成了文人的特征；如果这种精神和高尚的兴趣结合在一起，那么，它就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文人。这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伟大优点之一，乃是一批有学问的人，从数学的荆丛中转到诗歌的花圃中来，他们同样地能够衡量一本形而上学的书或一个剧本。时代精神把他们中间大部分的人培养成既能周旋于上流社会，也能入阁执政：就在这点上，他们比前几世纪的学者要高明得多了。直到巴尔扎克#和瓦蒂尔—时代，文人被摈弃于社会之外；可是，从此以后，他们变作了社会必需的一部分。他们中间许多人在他们的会话中所散播的深入化与纯粹化了的理智，多多教育并醇化了国人：他们的批评不再消磨*路易■拉辛是法国杰出的悲剧作家约翰?拉辛的儿子。^此处指德?巴尔扎克（1597—1654年），是17世纪法国著名文学家。 ^瓦蒂尔（1597—〗648年），是法兰西学院学士。于希腊字和拉丁字上面；但是，依赖了一种健全的哲学，他们的批评扫除了充塞于社会中的全部成见：占星家的预言、魔术师的占卜、形形色色的咒文、假的邪术、伪的奇迹、迷信的习惯等等。在学派中，他们放逐了许许多多幼稚的争执，这些争执在古代是危险的，他们却使它们变作可卑的东西：在这儿，他们对国家果真有了贡献。有时人家觉得惊奇：当年足以闹得天翻地覆的事，到了今天，人们对它处之泰然了：正是依赖了真正的文人，我们才能到此地步。一般来讲，他们比别的人有更多的独立精神；而那些出身穷苦的文人，很容易在路易十四所创立的机构中，获得使他们无求于人的条件。人家再也看不到像从前那样的著作卷首的“献词”，这种献词乃是由于作者的卑鄙，为了想得到好处，献于狂妄自大的统治阶级的。一个文人并不是人们所谓的“聪明人”：单是一个聪明人就意味着没有多大教育，没有多大学问，并不要求有任何哲学知识；聪明人主要地存在于绚烂的想象力、谈吐中的妙舌生花加上一般性的浏览。一个聪明人很容易没资格被称为文人，而文人也可能不要求聪明人的风头。有许多文人并非作家，而这些人大概是最幸福的。他们不会有那种文人职业有时引来的厌烦，不会有敌视情绪所产生的争执，不会有宗派的怨恨，不会有错误的裁判?;他们更好享受社会生活；他们是裁判者，而别人是被裁判者。1765年，在《哲学辞典》中，伏尔泰写了题为：“文学，文人或士”条目，语气显然尖锐得多，下面是节录：文人中最能为散布在人世间少数思想家服务的乃是孤独的文人，真正的学者自闭于研究室里，他们既不在大学里的讲座上滔滔辩论，也不在学院里吞吞吐吐地表示自己的意见；而这些真正的学者，几乎人人遭受虐待。我们可怜的人类总是生就这样的。走热闹路的人，常向建议走新路的人拋石头。〔……〕向徐贝勒勃斯?法特斯殿下进颂诗罢，为他的情妇撰情歌吧；您把一本地理著作写了题词献给他的看门的人就会好好地让你进门；一~倘使你去开导人们，你就会被压得粉碎。〔……〕一个文人最大的不幸，也许不是为同行所妒忌，不是成为捣蛋阴谋的牺牲品，不是为社会有势力者所轻视；却是遭受愚人们的批评。愚人们有时搞得很凶，尤其是当狂热和愚蠢的言行、愚蠢的言行和报复情绪相结合的时候。文人的不幸往往是毫无所持。一个资产阶级者买了一个小小的事务所，他就为他的同行所支持。谁去碰他一下，立刻就要群起而攻之。文人却全无援助；他像飞鱼：飞得高些，它就要为飞鸟所啄；潜游水中难免为大鱼所吞。对于喜剧演员的看法，大家相当熟识伏尔泰所不倦地领导的“十字军”，自从“凭吊楼古佛鲁小姐长短句”直到他的“致达芙耐”（即克莱翁小姐）。他收集了许多历史资料（法院方面的和宗教方面的），千方百计来证明把喜剧演员们革除教籍是愚蠢的行为，来证明紧压在喜剧演员们身上的传统轻视w的不公，同时一方面要恢复喜剧演员职业的荣誉，另一方面讽刺坚持宗教严肃原则者态度的荒唐。关于第一种，我们可以阅读在1745年出版的《关于戏剧演出的信》，一在开勒版中，它就作为“戏剧演出检查制”这一条目而重新发表于《哲学辞典》里：〔……〕从表面上看，似乎我们比处于全欧洲来欣赏我们的佳节的时代，比处于黎塞留使戏剧在法国复活的时代、比莱翁十世使奥古斯都盛世重现于意大利的时代的人，来得开明些。然而终有那么一天，我们的后代，看到了勒?勃朗神父所著反对索福克勒斯艺术的胆大妄为的作品居然和我们伟大作家的作品同时出版，势必要惊呼：法国人这样的自相矛盾，这样的让最荒唐的野蛮行为趾高气扬地去反对人类智慧最美丽的产品：难道是可能的？在幽默的那一类里，那篇细腻婉丽的“在职的膳食总管和葛里瑞勒院长的谈话” (1761年）很突出，在这篇文章里人们重新看到同样的论据，加上了对于教会职员可以收买的补充讽刺。幵勒版的出版人曾经把这封第二十三封信插人《哲学辞典》里“文艺杂著”，条目中保留了原来的题目。*伏尔泰自己曾经因为写讽刺诗而被监禁和放逐。**在当时的法国，喜剧演员们不准人教堂，死了不准葬入公墓。第二十四封信谈学院英国人早就创立了一个科学院，比我们早得多；但是那个学院并不比我们的学院办得更有条理，其惟一理由也许就是成立较早、缺乏榜样，如果成立在法兰西学院之后，它可能要釆取法兰西学院某些贤明的规章并且改进其他的规章。伦敦皇家学会缺少两样对人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奖励和规章。在巴黎对于一个几何学家或一个化学家来说，能取得学院的一个席位就等于一笔小小的财富；在伦敦进皇家学会反而要出钱。在英国不论什么人都可以说：“我爱好艺术”，想进皇家学会，他立刻就可以成为会员。但是在法国对于做学院的一个学士和领取年金，仅仅是一个爱好者还不够；必须是一个专家，而且必须和许多人去竞争这一席位，尤其因为这些人都是为光荣，为利益，甚至为困难，和为数学的艰苦研究中所经常付出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而激动起来，这竞争就成为更不可轻视的。科学院很聪明地把范围局限于研究自然，实际上，对于参加的五六十人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广泛的园地。伦敦皇家学会毫无区别地把文学和物理学羼杂起来了。在我看来，最好是有一个特别的学院专门研究文学，因为这样就绝不会混乱了，而且人们也绝对看不到在论-▲百多条新曲线的论文旁边还有论罗马妇人的发式那样的论文了。既然伦敦学会的规章不大完备又没有什么奖励，而巴黎的学院就站在完全相反的地位，这就难怪我们学院的论文要比他们学会的论文来得高明：纪律很好和给养充足的士兵应该久而久之胜过志愿军。不错，皇家学会有了一个牛顿，但是牛顿不是由它造就的I就是它那里也很少有会员能了解他；像牛顿先生这一种天才是属于欧洲所有的学院的，因为所有的学院有许多东西要向他学习。⑴在安娜女王统治下的最后几年中，著名的斯威夫特博士草拟了一个计划，要仿照法兰西学院的样子建立一所语言学院。这个计划得到财政大臣、牛津伯爵，尤其国务员波令布鲁克子爵的支持；而这位波令布鲁克，有本领在国会里随口发表演说，词藻的高雅不下于斯威夫特在他的书房里所写的文章。如果计划实现，波令布鲁克将是这个学院的保护人和金字招牌。那些应该参加的人乃是他们的著作可以和英语同终始的人__有斯威夫特博士、柏里厄先生，我们在这里看他是驻法公使，他在英国的荣誉和拉?封登在我们之中的荣誉是同样的。有蒲柏先生，他是英国的布瓦洛；康格里夫先生，人们称他为英国的莫里哀；还有其他许多人，我在这里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了，他们都能使这个学院在诞生之初就放出异彩。但是女王突然死去了；英国的辉格党执政，就绞杀了学院的一些保护人，你们可以想到，这就是文学的致命伤。这个学院的学士们可能大大超过了法兰西学院里的那些第一批学士，因为斯威夫特、柏里厄、康格里夫、德莱顿、蒲柏、艾迪生等人，都是用他们的写作确定了英国的语文；至于沙普郎、高来代、加赛涅、法莱特、柏尔林、哥丹等法国的第一批学院学士，却是站辱了法国，而且他们的名字变成为非常可笑的，要是某一位中等作家不幸而叫做沙普郎或哥丹的名字的话，他就必须要改换名字。这就必然使英国的学会所订的工作计划和我们的学院的工作计划完全不同。有一天，这国家里的一位学者向我问到法兰西学院的论文，我对他说：“它绝对没有写论文；它却印刷了六十或八十卷的颂词”。他浏览了一两卷；他虽然很能懂得我们所有的名作家，却绝对不了解这样一种笔调。他对我说：“在这些好演讲中我所约略看到的，就是一个新入院者确信他的前辈是一位伟大人物，而红衣主教黎塞留是一个更伟大的人物，司法大臣赛盖伊也是一个相当伟大的人物，路易十四就是比伟大人物更伟大的人物，学院院长答复他也是同样的话，而且加上一句说，新入院的人也很可能成为伟大人物之一，对于他这个院长来说，他不会舍弃他的一份的。”这不难看出，差不多所有这些文章很少能为这个学院增光：“这是时代的过错而不是人的过错。”慢慢地就形成了这样的习惯：所有的学院学士在他们入院的时候都要诵读这些颂词：这已成为一种规章，令人感觉厌烦。要是我们研究一下为什么那些最有才能的人人院时会说出一大篇最拙劣的演词，缘由也很简单；这就是他们要炫耀一番，他们想在一个旧主题上推陈出新：不得不说，但无话可说，又要卖弄才学：这三件事能使最伟大的人物成为可笑的人；他们不能找到新颖的思想，却要去搜寻新的花样，因而说的时候，没有思想内容，好像在空嚼，其实? 饿得要死却装作吃饭的样子。在法兰西学院里这是一条规则：要把所有演讲词都印出来，就是因为这些演讲询它才出名，应该有一条规则：不要把那些演讲词付印。文学院提出一个更聪明更有益的目标，这就是搜集一些很有研究和奇怪批评的内容的论文介绍给广大群众。这些论文已经为其他许多国家人士所重视；他们仅仅希望在某些问题上更加深入，而且不要研究别的问题。例如，他们尽可能忽视右手优先于左手的论文和一些其他的研究，这些研究的题目虽则不可笑，然而它们的内容都是些无关紧要的问题。科学院，在它的更艰苦和更合实用的研究中，获得对自然的认识和对艺术的提髙。我们可以相信，这些深刻的和系统的钻研，精确的计算，巧妙的发明，伟大的远见，最后必然产生为全世界幸福服务的东西来。一直到现在，正如我们所已经观察过的，倒是在那些最野蛮的时代里，创造了许多最有益的发明；好像那些最文明的时期和最有学识的社团所参与的，乃是争辩那些无知者所发明的一切。在惠更斯先生和莱诺先生的长期争辩之后，现今我们知道用船身的龙骨来确定一个船舵的最有利的角度?，但是克利斯朵夫■哥伦布并不曾想到这个直角却已经发现了美洲。我绝对不是从这方面得出结论说应该只坚持一种盲目的实用；但是那些物理学家们和几何学家们尽可能地把实地应用和纯理论的思考联系起来，这会有好处的。会不会有这种情况：给人类智慧以最大荣誉的东西往往是最没有用的东西？一个人运用着算术上的四个法则和聪明才智，就可以做一^个大商人，一个杰克?科尔?，一^个戴尔麦，一个贝尔纳，[2]至于一个可怜的代数学家费了他的一生的精力去寻求那些比例的数字和不可思议的特性，但却毫无用处，而且它们并不使他理解什么是贸易经商。所有的技艺的情况都差不多是这样的；这里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则那些研究只不过为着好奇心而已：那些精巧而不切实用的真理仿佛是离我们太远的星辰，它们不能给我们光明。[3]如果法兰西学院每年不去印行那些颂词，而去印行路易十四时代的一些好著作，改正溜进那些著作里的语文错误，那么，对于文学、对于语言、对于国家的贝献该是多么大!?局乃伊与莫里展就有许许多多的错误；拉_封登的错误像蚂蚁那样多；这些错误要是人不能够改正，至少也要指出来。整个的欧洲，读到这些印行的好著作，并将通过它们，有把握地学会我们的语文；语文的纯洁将永远确定了；法国的那些好书，由国王出钱来精印，可以成为民族最光荣的纪念物之一。我曾经听说戴卜莱欧先生曾经提出这种建议，而这种建议又由一人重新提出，这人的聪明、贤智以及正确的批评是人人都知道的；但是这个意见却和其他许许多多有益的计划遭受到同样的命运，得到人的赞成而又被人所忽视。[4]注释：[1]1748年的通行本以下列一段代替了前四行：那些伟大人物或者是在学院成立以前就有了成就，或者是他们的成就与学院无关。如荷马和菲迪亚斯#，索福克勒斯和阿彼来斯^x ,维吉尔和维特鲁维阿^o ,阿"杰克?科尔0395~1456年），布尔支的商人，查理七世的财政大臣。 ^菲迪业斯（约死于公元前431年），希腊雕刻家。嫩阿彼来斯（公元前四世纪），希腊画家。嫌％维特鲁维阿（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建筑家。里奥斯托+和米开朗琪罗不属于任何学院；塔索M只受到克鲁斯加学院不公平的批评；而牛顿并未依靠了伦敦皇家学会才有光学、万有引力、积分学、年代学的发现。那么，学院有什么用处？用来保护伟大天才们所点燃的智慧之火。伦敦的皇家学会是在1660年创立的，比我们的科学院成立要早六年。它不像我们的学院一样，没有什么奖励；因而它是自由的。它绝对没有像毕农修道院长所创议的那些讨厌的区分，把科学院分成领薪金的学者和不是学者的名誉会员。伦敦的学会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它本身来鼓励的，它是由于那些发明了无限计算法、光的规律、引力的规律、恒星的运行、反光的望远镜、救火器、显微镜以及其他许多有益惊人的发明的人物所组成的。倘使这些了不起的人物是领年金的会员或名誉会员的话，他们的贡献更将是怎样大呢？人家看S这节文字把原始的文字改动了许多；就一般来讲，在英法两国的学院相比中，这节文字采取了相反的说法。[2]这儿指的是萨缪尔?贝尔纳，也许指伦敦市长彼得*戴尔麦。[3]伏尔泰反对单纯的理论研究，他称这种研究为“好奇心”，由他看来，只有为人类服务的科学才配得上称作“科学”，因为教育人类是急迫需要的，我们首先应该集中力量来搞这个工作。这可不是人家可能误解的狭溢的功利主义：伏尔泰把一切问题都引到人类向光明进化和文化史上面来，而把对这项最主要的责任的漠视，当作叛逆或精力衰退。[4]这是奇怪的：在“英国通信”本文的最后一段，却花在法语研究上，讨论法语词汇的纯洁问题。没有比这里更好地表示：自从1730年起，伏尔泰对“兴趣”这个问题是多么密切的注意'自从17&52年起，通行本加了下面这一段，更强调了这个特点：有一件相当古怪的事情：当法囯语文开始成形的时候，高乃依用了相当纯洁的文字，相当高雅的文笔，写了最初几本好悲剧；后来，在拉辛给予语言高度的纯洁，真正的优雅和多姿的风韵的时候，在戴卜莱欧又用最严格的正确、精密、有力、和谐来固定了语言的时候，高乃依所写的其他剧本却全是笔调极庸俗，语法上也很有问题。试以拉辛所写的《蓓蕾妮斯》和高乃依所写的《蓓蕾妮斯》相比，就觉得后者的文字仿佛是脱里斯丹《#时代的文字。仿佛恰在需要维持文笔优良的时候，高乃依却放松了；仿佛他只争取多写，却不争取写得好一些。不但他最后的十二、三个剧本是坏剧本，而且文笔更是拙劣之至。更古怪的乃是，即在我们的时代，我们有些学士所著的剧本、散文、诗歌等等，作者忽视他们的语文直到这种程度：只须连续读十行诗或十行散文，就不可能不碰到某些语法荒谬的地方。一位很好的作家可以偶尔有些错误，却不该错得太多。有一天，一个开明人士集团在一个悲剧里，计算出六百多条语法上的谬误，而这还是在巴黎获得最大成功、在宫廷里博得莫大宠幸的一个悲剧。只须这种类似的成功有两三次的话，我们的语言就会重新陷入古代的野蛮状态，完蛋大吉，永劫不返了；——可是，许多伟大人物花了多么大的劲，才把语言从这种状态中拯救了出来啊！我们顺便注意一下：这段1752年的文字已经含有1764年“评髙乃依”的概念了，我们也不要忘掉在这篇评论里，伏尔泰有时要婉和得多，而且还承认髙乃依文笔的一致性 (参考“伏尔泰的兴趣”第3的页）。在1770年的《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里，“学院”条目是这样开始的：那些学院对那些大学来说，等于成年人和小孩子，等于讲话的艺术和语法，等于礼仪和初步礼貌。既然学院不是雇佣的，就应该绝对自由。意大利一些学院曾经是这样的，目前法兰西学院是这样的，尤其是伦敦的皇家学会也是这样的。在《路易十四的时代》，伏尔泰简单地提了学院一笔，然而环绕着它的上下文却值得在此引用，因为它很好地表示了哲学共和国的好梦之一，这些好梦在“英国通信”中好几个部分显得活泼而有生气：哲学家与哲学家间的交流从来没有像这样广泛的；莱布尼茨助长了这种交流。尽管有战争，尽管有不同的宗教，在欧洲，一个文艺共和国于不知不觉之中建立了。一切^阿里奥斯托（1474—1533年），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诗人。 h塔索（1544—1595年），意大利诗人。克鲁斯加学院，是意大利的学院，建于1582年。指：“脱里斯丹和绮淑德"，中世纪最著名爱情故事之一。科学，一切艺术，彼此受到帮助；许多学院形成了这个共和国。意大利和俄罗斯由文学来结合。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都到来定#去读书。著名医生布哈夫同时为教皇和沙皇所征询。他的最有成就的高足们吸引着外国人，简直把他们变成了国际医生。每种学问的真正学者加强了到处散布，到处是独立的智慧集团的联系。这种交流现今还存在；它是野心和政治播下的痛苦中的安慰之一（第三十四章）。第二十四封信成为开勒版《哲学辞典》中“伦敦的皇家学会”条目。^来定是荷兰一个工业发达的城市，有著名的大学和图书馆，藏有丰富的古籍与科学研究资料。第二十五封信谈帕斯卡先生的《思想录〉y奉上好久以前我对帕斯卡先生《思想录》所作的批评。在这儿，请不要把我和那位想焚烧所有所罗门著作的埃瑞琪雅斯#相比。我尊敬帕斯卡先生的天才和辩才；可是，我越尊敬他的天才和辩才，我就越相信他把他所想到的东西随便记下来，准备日后钻研，他是想修改集子中的许多思想呢：正因为我佩服他的天才，我才驳斥他的某些意见。在我看来，帕斯卡先生的《思想录》的精神大体上在于表示人类的丑恶。他极力把我们全写成凶恶而不幸。他著文反对人性差不多和他著文反对耶稣会修士那样。他把个别人所有的特点归到人类天性的本质上去。他雄辩地向人类发出咒骂。我敢于为人类辩护，反对这位卓绝的愤世者，我敢于担保我们既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凶恶，又不像他所说的那样不幸；而且我深深相信，倘使在他所考虑写的那部书里，他把出现于《思想录》中的那样的计划付诸实现的话，这部考虑写的书势必充满了外表漂亮的语病和演绎巧妙的谬误。甚而我相信，最近为了证明基督教而写的某些书，它们所起的引坏人心的作用，超过了教育的作用。难道这些作家自以为比耶稣基督、使徒们都知道得多呰么？这乃是想环植芦苇来扶持橡树；我们尽可斩除这些无用的芦苹而不必怕有损于橡树。^帕斯卡，布列兹（16H 662年），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他的哲学著作充满了宗教性和神秘主义。《思想录》出版于1670年，原是帕斯卡的未定稿。 m所罗门（公元前974—932年），传说中的犹太国王，根据犹太教徒和天主教徒传说，他著有《旧约全书》中的“雅歌”、“箴言”和“传道书”三书。埃瑞琪雅斯是另一个犹太国王。我谨慎地挑选了帕斯卡先生的某些思想；我把我的回答写在下面。我说得对或不对要由您来判断。⑴一、“人类的伟大和渺小是这样的显著，就必须由真正的宗教来教导我们，在人类的身上，有某种与伟大有关的大原理，同时也有某种与渺小有关的大原理。因此，真正的宗教就该彻底掌握我们的本质，就是说，掌握人类本质所有的伟大之处和渺小之处，以及伟大与渺小的理由。它还得向我们讲清楚，为什么在两者之间会碰到惊人的矛盾”。[2]这种思辨方式似乎是错误的和危险的：因为，普罗米修斯*和潘多拉的寓言，柏拉图的雌雄人和暹罗人的教义，也能解释清楚这些表面上的矛盾。即使我们不能从这些矛盾得出仅能供人卖弄才华的巧妙结论，[3]基督教也并不因此而减少它的真实性。基督教只教给我们朴素、人道、慈悲，要使它降为形而上学，那就是使它变为错误的源泉。督教外，有没有另外一种宗教能使人满意？哲学家们向我们提出把我们的幸福，作为全部幸福，难道他们所教导我们的这种宗教，就是能使人满意的宗教吗？这是真正的幸福么？他们有没有找到治疗我们诸般痛苦的良药？把人类抬高到和上帝平等，是否就医好了人类的自负？而那些把人和禽兽相比、把世间娱乐当作全部幸福来给予我们的人，有没有带来了医治我们情欲的丹方？”哲学家们根本没有教过宗教；这里所驳斥的并不是他们的哲学。哲学家从未自称受了上帝的感动，因为，如果一个哲学家被感动的话，他就不再是哲学家，而是成了一个预言家。我们所要知道的，不是耶^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火神。他用泥土造了一个男子，可是缺乏灵魂，所以不是活的；他偷偷地把天上的火（智慧的象征），注入泥人，使泥人活了，因此他犯了错误（把天火输入人间）这个泥人是人类的始祖。为了惩罚普罗米修斯，万神之王宙斯派女子潘多拉携带了 w灾殃的匣子”去找普罗米修斯，想去害他。幸而普罗米修斯的父亲泰坦营救了他。稣基督是否胜过亚里士多德；我们却要证明基督教是真的宗教，而穆罕默德、异教徒们的宗教以及其他的宗教都是假的宗教。三、“然而没有这个一切神秘中最不可以理解的神秘，我们就没法理解我们自己。我们命运的症结在原罪深渊里更错综复杂化了，以致这个神秘对于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然而没有这个神秘，人就更不可以理解。”单说：“人在不可理解的神秘里是不可理解的”，这就算思辨么？ [5]为什么要比“圣书”更走得远呢？这岂不是狂妄：竟然相信“圣书”需要人家去支持它，而这些哲学意见能够给它支持？倘使有人这样向他说：“我懂得原罪的神秘是我的信仰的对象，而不是我的理智的对象。我很能体会到没有神秘的人是什么样的；我看到人的诞生像其他动物一样；看到做母亲的人越是身体脆弱，生产起来越是痛苦；看到有时有些妇人和雌的动物难产而死；看到有些小孩虽然活着，但先天有缺陷，感官中缺少一两项，或是白痴；看到得天独厚的人乃是情感最强烈的人；看到爱护自己的心人人相同，他们需要这种心理正像需要感官那样；看到为了要使人类世代相传，上帝就给了我们这颗自爱之心，为了要节制这种自爱，上帝又给了我们宗教；看到我们观念的正确或矛盾，晦涩或明晰，取决于我们的器官强壮与否，睿智与否，和我们富于情感与否，看到我们依赖一切，依赖环绕我们的空气，依赖我们所吃的食物，而在这种种之内，并没有什么矛盾。人并不如您所想象的那样，他可不是一个谜，您为了追求猜谜的快乐才这样想象的。在大自然中，人的地位似乎是恰当的：他在动物之上，他和动物只有器官上的相像；他在神灵之下，他和神灵大概只有思想上的类似。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人是善与恶、快乐和痛苦的混合物。他赋有情感来行动，赋有理智来支配自己的动作。倘使人是尽善尽美的话，人就是上帝，而那些您所称为‘矛盾’的假冲突，无非是人的组合中的必需成分，人的组合是应该这样的”，[6]帕斯卡先生将何以作答？四、“注意我们的动作，观察我们自己，就看到了在这里面是否找得出这两个本性的活生生的特征。“这么多的矛盾集中在一个单纯的人身上么？“这个人的两重性是那么显著，竟有人以为我们有两个灵魂，由他们看来，似乎一个单纯的人不可能有这样的而且如此突然的种种不同，从过度的自负到可怕的意气消沉。”[7]我们不同的意志不是本性上的矛盾，人并不是单纯的主体。人是由无数器官组合而成的：倘使其中有一个器官发生毛病，那就会改动脑子里所有的感觉，就会有新的思想和新的意志。我们的的确确时而心灰意懒，时而骄傲自满：这种情况只在我们处于相反的形势下才会出现。一只被主人所爱抚、豢养的动物和另一只被人们缓缓而灵巧地切着喉咙来进行解剖的动物，它们感觉到很相反的情绪：我们也照样感觉到相反的情绪；然而我们身上的差别却很少是矛盾性的，矛盾性少到这种程度：以致说这些差别不存在，那倒是矛盾了。那些说我们有两个灵魂的疯子，凭了同样的理由，能够给我们三四十个灵魂；因为一个人，当他在情感大大激动的时候，对于同一事物，往往有三四十种不同的意见，依照这个事物所呈现的各种不同的方面，就必定有这些不同的意见。这个虚伪的人的“两重性”是一种既荒唐又形而上学的观念。我也同样可以说：一只又咬人、又向人摇尾乞怜的狗是双重性的；一只母鸡，非常爱护它的小鸡，后来却抛弃了它们，直到不认识它们，是双重性的；同时反映许多东西的镜子是双重性的；树，有时枝叶繁茂，有时树顶光秃，也是双重性的。我承认人是不可理解的；[8]然而大自然中其他的一切也是不可理解的，因此在人身上所表现的矛盾并不多于在其他一切事物上的矛盾。五、“不打赌上帝存在，就是打赌上帝不存在。您采取哪种方式？当您决定相信上帝存在的时候，您衡量一下得失。倘使您赢了，您就赢得一切；倘使您输了，您毫无损失。因此您打赌上帝存在罢，不要犹疑。对，必须打赌；但是，也许我打赌打得太大了。一一我们想想罢，既然赢和输都是如此地偶然，当您以一条生命下注，而会赢得两条生命#时，您还是值得打赌啊。”说“不打赌上帝存在，就是打赌上帝不存在”，显然是错误的；因为那种有疑惑而要求澄清疑惑的人，决不会去赌这赌那。此外，这?条好像有点粗鄙而幼稚；这种打赌、输赢的想法和问题的严肃性不相称。而且，我有兴趣相信某物，我的兴趣却不是某物存在的证明。您对我说，假使我相信您是对的，您将给我以世界的主权。于是我衷心祝祷您是对的；然而直到您征明了您是对的以前，我没法相信您。我们可以向帕斯卡先生说：请先说服我的理智。当然，有一个上帝，这对我是有好处的；然而，根据您的学说，倘使上帝只为了一小撮的人而降临尘世；倘使这一小撮的天堂选民是那么可怕；倘使我丝毫不能自作主张，那么，请告诉我：我有什么好处来相信您呢？我岂不有一个显著的利益，那就是不相信您？您怎样胆敢指给我看一个无穷尽的、在百万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有权希望的幸福呢？如果您想说服我，那就要采取另一种方式，千万不要时而和我谈机会，谈打赌，谈硬币的阴阳面或正反面时而在我愿意、而且应当走的道路上，播种荆棘来威吓我。如果整个大自然的声音只是一味向我们高喊有一个上帝，它越喊得起劲，这些微妙道理越有弱点，那么，您的理论只会造成些无神论者罢了。六、“看到了人类的蒙昧和不幸，以及在他的本性里所显现的可惊的冲突，看到了整个宇宙沉默无声，而人没有光明，全凭自己挣扎，仿佛在宇宙的这个角落里迷失了道路，却不知道是谁把他放在此地的，不知道干吗到这儿来，不知道死时会变作什么样，我陷入恐怖，好像一个人在睡着时被运到一个荒凉可怕的岛上，醒时既不知道置身^指尘世的生命和天堂的生命。 ?旋转硬币来打赌。何处，也没法脱离这个环境；而在这一点上，使我惊奇的乃是怎样处境那么可怜，而不悲观失望。”正在读这节感想的时候，我收到一位朋友[9]的来信，他住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下面就是信中的话：我在此地还像当初您跟我在这儿分手时那样，并不更快乐或更悲哀，更富有或更贫穷，我身体康强，拥有使生活舒适所需要的一切，没有爱情，没有贪欲，没有野心，也没有热烈的羡慕；只须这种日子能够继续过下去，我就放肆自称为很幸福的人。有许多人和他同样幸福。有些人的遭遇就像动物的遭遇一样：这只狗和它的女主人同桌同床，那只狗转动烤肉的铁叉，还是髙高兴兴的；另一只却发了疯，人们就杀死了它。对于我，当我看到巴黎或伦敦，我找不出任何理由来投入帕斯卡先生所讲的悲观失望；我看到一座城市毫不像一个荒岛，却是人口众多，繁荣富饶，文化较高，城市里的居民是幸福的，达到人的本性所能容许的幸福。有哪一个哲人，因为不晓得怎样当面看见上帝，因为自己的理智没法分析三位一体的神秘，[1G]就准备上吊自杀呢？人没有生四脚两翼，也应该悲观失望啊。为什么使我们厌恶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并不像某些人要我们相信的那样不幸。把宇宙看作牢狱，把所有的人看作马上要受死刑的罪犯：这是一个狂信者的观念。相信世界是福地乐土，那儿只有欢愉：这是一个花花公子的梦想。相信大地、人类和动物是按照上帝的意旨而存在着，我认为这是一个哲人的看法。七、“犹太人想上帝不会永远让其他民族处于黑暗中的；他们想将来会有一个为解放大家而降临的人；他们想他们之所以生在世间，为的是要报道这位解放者的行踪；他们想他们是特别被培养成这个伟大事件的传令官，为的是要召唤所有的民族和他们结合在一起，等待这位解放者。”犹太人老在等待一个解放者；不过他们的解放者是解放他们而不是解放我们的。他们等待一位救世主，这位救世主将使犹太人成为基督教信徒们的主子；而我们却希望有朝一日救世主将使犹太人和基督教信徒们团结起来：在这点上，他们的想法和我们的想法恰巧相反。八、“统治着这个民族的法律，从整体看，是世界上最古、最完善的、在一个国家内永远被遵守而又从未间断过的惟一的法律。这是犹太人斐洛*在许多不同的地方所指出的，而约瑟夫_可喜地用来反对阿比宏W，他指出这个法律是那么古老，以致‘法律，这个名称本身，要在多年以后，才被最早的人所知道，因此，即使荷马谈起了那么多的民族，他从未用过这个名称。只须读一读，就可以看出这个法律的完善，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一切事情，都供给了那么多的贤智、公道、判断，以致最早的希腊、罗马立法者，略识犹太法，便在他们主要的法律中采取了犹太人的法律：这正是出现于他们所称‘十二铜表，以及约瑟夫所举的其他论证中的。”把犹太人的法律说成最古的法律，乃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在他们的立法者摩西以前，他们居住在埃及，而埃及是世界上最以贤智的法律出名的国家。认为在荷马之后，才知道法律的名称，这种说法也是很荒谬的；荷马谈到了米诺斯的法律；“法律”这个字出现于埃西乌德的著作中。而且，即使在埃西乌德与荷马的著作中找不到“法律”这个名称，这也证明不出什么。古代有君王，有法官；因此，必然有法律。[U]若说希腊人和罗马人采取了犹太人的法律，这也是不经之谈。在他们的共和国的初期，这件事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那时候，他们还不能认识犹太人；继而在他们的黄金时代，这件事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那时候，全地球都知道他们看不起这批蛮族。[12]^斐洛（约公元前20年1元54年），唯心主义哲学家，亚历山大的宗教神秘主义学派的首脑人物。斐洛的学说是斯多葛主义、柏拉图主义、毕达哥拉斯主义和犹太教的原理的折中结合。他是早期基督教思想先驱者之一。他的著作中保存了古希腊哲学家 (赫拉克利特等人）著作的片段。约瑟夫，希伯来的族长，在埃及以敏悟著称。著有《反对阿比宏》一书。阿比宏（公元一世纪），亚历山大的雄辩家，著讽刺诗反对犹太人，引起约瑟夫的驳斥。九、“这个民族的真挚，令人惊叹。他们怀了热爱与忠诚，去捍卫这部法典，在这本书里，摩西宣布说他们对于上帝始终是忘恩的，他知道他们在他死后更将负义；他呼吁天地作证去反对他们，他对他们已经讲得够了；最后上帝对他们发怒，要把他们分散到世间各个民族里去；正如他们崇拜不是他们自己的神而激怒了他，他也会称一个根本不是他自己的民族为民族，来剌激他们。然而这部用了各种方式来侮辱他们的法典，他们却冒了生命的危险来保存它。这种真挚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在自然中也没有根源。”这种真挚到处有例子，而且只在自然中才有它的根源。每个犹太人的骄傲使他乐于相信不是他的可恶的政策，不是他对艺术的无知，不是他的粗俗言行使他失败，却是惩罚他的上帝的愤怒。他得意地想：还需要许多的神迹来打倒他，而他的民族永为惩罚他们的上帝所宠爱。倘使讲道者跨上讲坛，向一些法国人说：“你们是些没良心、没品德的坏蛋；你们在荷奇斯戴特和在拉米里吃了败仗，因为你们不懂得自卫”；那就非被人投石而死不可。但是，倘使他这样说：“你们是上帝所钟爱的天主教信徒；你们不名誉的罪恶使神生气，所以在荷奇斯戴特和在拉米里地方，他把你们交给异端者；但是，当你们回向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为你们在得南+的勇敢而祝福”；这些话就会使他博得听众的爱戴。十、“倘使有一个上帝，那只应当爱上帝，而不应当爱人类。”应当爱，而且亲切地爱人类；应当爱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老婆、自己的父亲、自己的孩子们；应当那么样爱他们，以致上帝使我们不由自主地爱上他们了。和“爱”相反的原则只会造成野蛮的好辩论者而已。[13]十一、“我们生下来就不公平；因为每人有对自己的偏心。这和一切秩序是反对的。应该关怀大家才对；而对自己的偏心乃是在战*得南，法国城市；1712年，法国将军维拉在此战胜了厄日纳亲王。争中，在治安中，在经济中等等的一切混乱的开端。”这是按照一切秩序而来的。没有自爱心，社会也就不可能形成和继续存在；没有情欲，就不会生出小孩子来；没有胃口就不想吃东西；诸如此类。正是对我们自己的爱，助长了对他人的爱；正是由于我们相互的需要，我们对人类才有贡献；相互需要乃是一切商业的基础，乃是人与人之间永恒的联系。没有这联系，那就不会有某项艺术的发明，>[、会有十人以上组成的社团。每种动物都从自然那里接受了这种自爱，是这种自爱告诉我们要尊重别人。法律指导这种自爱心，宗教又改进了它。上帝的的确确应该创造些专为别人服务的人才对。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商贾为了慈悲才去印度，泥水匠为了取欢于邻人才去锯石块。无奈上帝作了另外的安排。因此我们不该诽谤他所给我们的本能，只该利用他所指定的用途。十二、“（预言的寓意）不可能引入歧途，只有一个这样肉欲心重的民族才会误解它们。因为当那幸福大量允许给人类的时候，除了他们的贪婪"^即决定世间幸福的意义的这个贪婪有谁去阻止他们了解真正的幸福呢？”坦白地说，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会不会有别的看法呢？他们是罗马人的奴隶，他们等待着一个解放者，这位解放者将使他们变作胜利者，将使全世界尊敬耶路撒冷。凭着他们理智的能力，他们怎样会在穷而且钉上十字架的耶稣身上，看出他们所等待的这位解放者、这位君主？他们怎样会了解，通过他们的京城的名字，意味到一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呢？摩西的“十诫”根本就没有向他们谈过灵魂的不死。一个那么留恋自己的法律的民族，倘使没有上天的启示，怎能在那些并非他的法律的预言中间，从隐藏在一个受过割礼的犹太人的形象中辨认出一位上帝呢？而这个犹太人，还曾经用他的新宗教破坏和丑化了犹太法律的神圣基础：割礼和安息日。我们重复说一遍：崇拜上帝罢，不要妄想揭穿他的许多“神秘”的奥义。十三、“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间是预报的。第二次降临的时间并没有预报，因为第一次降临是应该隐藏的，反之第二次降临却应该大张旗鼓，那么彰明显著，以致他的敌人们也会认得出他来。”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间是预报过的，比第一次还说得清楚。帕斯卡先生显然忘掉了在圣?路迦第二十一章里，耶稣基督清楚地说： “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它成荒场的H子近/……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安。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 *[14]岂不是第二次降临的时间清清楚楚地预报了么？倘使这件事至今还没有实现，可不是我们胆敢质问上帝的。十四、“依照世俗的犹太人看来，救世主应该是一个这个世界的伟大君王。依照世俗的基督教信徒看来，救世主来免除我们去‘爱上帝’和给我们些不劳我们操心而‘自起作用，的圣事。不论这个看法或那个看法，既非基督教，也不是犹太教。”这一条，与其说是基督教思想，毋宁说是讽刺。我们看出这是针对耶稣会修士而发的。然而实际上有没有一个耶稣会修士说过：耶稣基督“来免除我们去爱上帝”昵？关于爰上帝的争论纯粹是字面上的争论，正像大部分的科学争论那样，引起了那么剧烈的仇恨和那么可怕的灾害。在这一条里，还出现了另一个缺点。我们想象对于救世主的等待是犹太人的一个宗教问题。然而这仅是在这个民族里所传播的一种自我慰藉的思想而已。犹太人希望一个解放者。但是并没有命令他们当作信条来相信这件事。他们全部的宗教包括在法典里。犹太人从没有把先知当作立法者。十五、“为了检查预言，必须了解预言。因为，假定预言只有一^参阅《路迦福音》，第二十二章，第20~27页。种意义，那么，救世主根本没有来过；但是，假定它们有两种意义，那么，救世主一定以耶稣基督的面目来过了。”基督教是那么真实，它不需要那些靠不住的证据。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动摇这个圣洁合理的宗教的基础，那正是帕斯卡先生的这个意见。他要求在“圣书”里一切都有两种意义；然而万一有一个不幸而无信仰的人，可能对他这样说：那个讲模棱两可的话的人显然想欺骗别人，而这类的两可老是为法律所惩罚的；您怎么能够连面孔也不红就承认在上帝身上找得出人类所惩罚、所唾弃的丑行呢？我还有什么话可讲呢？您用了何等的轻蔑和愤怒来对待异教的预言，正因为这些预言的含义是模棱两可的啊！ [15]难道我们就不能这样说么：与耶稣基督直接有关的预言只有一种意义，臂如但以理的预言、弥迦的预言以及其他的预言？甚而岂非也可以说：即使我们丝毫不懂这些预言，宗教的真实性并不因此而减少？十六、“从肉体到精神的无穷尽的距离，象征着从精神到爱心的更无穷尽的距离；因为爱心是超自然的。”这是可以相信的：倘使帕斯卡先生有时间把这些思想写成一部书的话，他不会在他的著作中使用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十七、“对于从好的方面解释事情的人们来讲，最显著的弱点恰是力量。例如圣?马太和圣?路迦的两部家谱*。很显然，这不是鼂商量好后才写的。”帕斯卡《思想录》的出版者是否不得不印这条“思想”呢？单单把它陈述一番也许已能损害宗教了？说这两部家谱、这些基督教的基本东西是互相抵触的，而不谈它们又在什么地方可以一致，有什么好处昵？献毒药时，要把解药同时献出才对。倘使一个律师说：“我的当事人自相矛盾，但是对于那能够从好的方面解释事情的人们来说，这个弱点却是一种力量”，人们又将作何感想？ [16]*指《新约》的《马太福音》和《路迦福音》。十八、“千万不要再责备我们缺乏明晰，既然我们已经声明我们缺乏明晰，即或是在宗教的晦暗本身中，在我们所有的些微智慧中，以及在我们认识真理的冷淡态度中，千万也要承认宗教的真理。”奇哉！以上便是帕斯卡对真理所加的古怪特征！那么，说谎又有些什么特征呢？奇哉！要使人相信自己，只需说“我是晦涩的，我是不能被理解的”就够了！把信仰的光明给人家看，而不要卖弄博学的暧昧，岂不更合理？十九、“倘使只有一种宗教，上帝就会太显著了。”怎么！您说倘使只有一种宗教，上帝就会太显著了！唉！难道您忘掉您在每一页上，说有朝一日将会只有一种宗教？依您看，那时上帝将是太显著了。二十、“我说犹大人的宗教并不存在于这些事中的任何一事，而是存在于对上帝之麦，上帝却接斥其他的一切。”怪哉！上帝摈斥他自己仔仔细细、道道地地向犹太人所嘱咐的一切！如果说摩西的法律存在于爱和宗教之中，岂非更真切？把一切引回到对上帝之爰上去，也许对上帝之爱倒不大觉得，却感到了一切冉森主义者对一切摩利那派的仇恨。二十一、“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乃是一个职业的选择;命运安排着它。习惯培养成泥水匠、士兵、盖屋匠。”倘使不是我们所谓的命运和习惯，谁能决定一个人成为士兵、泥水匠和机械工人呢？惟有天才的艺术却是自我决定的。但是，对于世人所能做的一切职业，由习惯来安排，那是很自然、很合理的事。二十二、“各人来检查一下自己的思想；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的思想集中在过去和将来。我们几乎不想到现在；即使我们想到了现在，也无非是吸收现在的经验来安排将来。现在从来不是我们的目标；过去和现在乃是我们的手段；只有将来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大大地不应该抱怨，却应该感谢自然的创造者[17]给了我们这个不停地把我们带向将来的本能。人类最可贵的宝库乃是这个“希望”，它缓和了我们的悲哀，它在我们目前所有的欢乐中描绘了将来的欢乐。倘使人类相当地不幸，只能管到现在的话，我们将不再播种，不再建筑，不再种植，不再供给任何东西：于是在这虛幻的享乐中，人们将缺乏一切。一个像帕斯卡先生那样聪明的人居然谬误到这种程度的常识中去么？自然作了安排：每个人在进餐的时候，在交媾的时候，在聆听美妙的声音的时候，在使用他的思想和感觉能力的时候，他享受着现在，而一离开这些状况，或者甚至常常就在这些状况中间，他想到将来，否则的话，他今天就要死于苦难。[18]二十三、“但是当我更仔细地观察，我就发现人们离群索居、收心反省是有很实际的原因的，也就是说，由于天生的不幸、命薄如纸而难免一死，命苦到什么也不足以安慰我们的时候，什么也阻碍不住我们去想这些，我们便只看到我们自己了。”这个“只看到我们自己”毫无意义。假定一个人不行动，只作自我瞻仰，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不但我说这个人是个傻瓜，无益于社会，而且我说这个人不会存在：因为，他瞻仰些什么？自己的躯壳，自己的手足，自己的感官？要不然他是个白痴，否则他早就运用它们了。剩下来他瞻仰自己的思维机能么？但是要用到这个机能他才能瞻仰它啊。或者他什么也不想，或者想已经想到的意见，或者推陈出新发挥别的见解：然而他只能从身外获得观念。因此他必然要用他的感官或思维机能，因此他超出了自己，要不然就是傻瓜。重复说一遍，人类的本性不可能停留在这种想象的麻痹中间；这样想是荒唐的；想要这样乃是狂妄的。人类为行动而生，正像火向上升、石往下掉那样。对于人来说，绝对无所事事和不存在是等同的。全部的差别就在于所做的事情是平稳愉快的或杂乱无章的，危险的或有用的。二十四、“人类有一个秘密的本能，它使他们找寻身外的消遣和事情做，它从他们不停的苦难的感觉而来；人类又有另一个秘密的本能，它是从人类伟大的原始本性遗留下来的，它使他们认识到幸福只在休息中存在。”这个秘密的本能既然是社会的第一原则和必需的基础，与其说它是我们苦难的感觉，毋宁说它来自上帝的恩惠，毋宁说它是我们幸福的工具。我不知道始祖们在地上乐园里做些什么；但是，倘使他们每人都只想着自己的话，人类的生存乃是非常冒险的。想象他们有完善的官能，就是说备有做完善动作的工具，专一为了静观自得：这难道不荒唐么？这些善于思想的脑袋居然想象懒惰是伟大的尊称，行动却是我们本性的一种低降：这难道不可笑么？二十五、“比吕斯★打算在征服了世界上大部分土地以后，和他的朋友们共享清福；西奈雅斯n就向他说:他还是自己提前享受这种清闲幸福的好，不必费了多大的劲，向别处去追求。所以，他这样讲，就给了比吕斯一个招来了许多麻烦的劝告，而这个劝告并不比那位年轻野心家的计划来得高明。他们两人设想人类可能满足于自己和现有的幸福，虽然没有把想象希望充塞心内的空虚，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无论在征服了世界之前或之后，比吕斯是不会快乐的。”西奈雅斯的例子在戴卜莱欧的讽刺诗里是好的，但在一部哲学著作里就不好了。一个贤智的君王能够在自己家里感到幸福；有人把比吕斯看成疯子，但不能从此作出结论说其他的人也和他一样啊。二十六、“我们应该承认：人类是那样的不幸，以致他没有外来的厌烦原因也会厌烦，那是他的命运的特殊情况使他这样的恰巧相反，人类在这一点上是很幸福的，而且我们极端感谢造物主把厌烦依附在游手好闲上，从而督促我们对人对己都作出贡献。二十七、“这个人，不久以前失去了他的独子，又为诉讼口角所困，今天早上还是那么慌张的，怎样此刻却不想这些了？您不要感觉诧异；他一本正经地在那儿观察，那只被他的猎犬狠狠追赶了六小时的牡虎将　　　%埃比尔王比吕斯（公元前318? —前272年）0 ^西奈雅斯，比吕斯的大臣。IX5IX往哪里逃？对于人来说，不管他悲哀到什么程度，这就行了。倘使人们能够说服他，叫他作些消遣，他在消遣的时候就觉得幸福了。”这个人干得非常好：消遣是治疗痛苦的良药，比金鸡纳霜治疗疟疾还要灵；我们不要为了此事去责备自然，它老是准备来援助我们的。[19]二十八、“我们想象一下：有一群被铁链锁着的死囚，天天目睹有一部分同伴在他们面前处决，那些留下来的囚犯就通过他们同伴的命运，看到了自己的命运，他们痛苦地、绝望地相对而视，等待轮到自身。这便是人类命运的绘像。”这个比较显然是不准确的：这些用铁链锁着、一个又一个被杀的囚犯是不幸的，不但因为他们感到了痛苦，而且还因为他们感到了那些已经受刑的人所感不到的痛苦。一个人的自然命运既非被锁，也不是被斩；但是所有的人，和动植物那样，天生要成长、活着一个时期、繁殖和死亡。在一首讽刺诗里，人们尽可指出人类的丑恶面；但是，只须还保有鉴理智的人，就不得不承认在所有动物中，人是最完善，最幸福，也活得最久。[2G]因此，我们不必诧异，与其因为不幸和生命短促而自怜，不如应该为了我们的幸福、为了我们的长寿而惊喜，而庆贺。作为哲学家来推论，我敢于说：由于我们的本性，我们应该比现在生活得更好些：这种要求确乎既有点骄傲，又有点冒失。[21]二十九、“异教徒中的贤者，因为说了只有一个上帝，就受到了迫害；犹太人因此而被人仇视，基督教信徒们因此而被人仇视得更厉害。”有时他们是被迫害的，正像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在群众所接受的宗教之外，再来教我们崇拜另外一'个上帝，他必然要受到迫害。苏格拉底并非因为说过“只有一个上帝”而被判死刑，而是因为挺身而出反对从国外来的宗教，而是因为非常不合时宜地和有权力者作对。关于犹太人，并非因为他们只相信一个上帝，才被人仇视，而是因为他们可笑地憎恨别的民族，而是因为他们是些铁石心肠、屠杀战败敌人的野蛮家伙，而是因为这个卑贱、迷信、无知、没有艺术、没有商业的民族、反而看不起一些最开化的民族。至于基督教信徒们，他们为异教徒所憎恨，是因为他们要推翻宗教、推翻帝国，他们终于成功了，正像耶稣教信徒们那样，也长时期在一些国家中受到憎恨、迫害和屠杀，而终于就在那些国家里，成为统治者。三十、“蒙旦涅的缺点是很严重的。满纸都是淫秽下流话。毫无价值。他关于故杀和死亡的见解是可怕的。”蒙旦涅是以哲学家的身份、而不是以基督教信徒的身份来讲的：对于故杀，他讲了赞成的理油和反对的理由。用哲学的话来说，当一个不能再为社会服务的人，离开了社会，对于社会有什么害处呢？一个老头儿生了膀胱结石症，尝尽种种不堪忍受的苦楚；人们对他说：“倘使您不割，您就快死了；倘使人家替您割了，您还能勉强活一年，还能讲些无意识的话，流些口涎，自己受累，也叫人受累。”我假定老头儿听了这种话以后，他就会打定主意不再使任何人受累了：蒙旦涅所说的差不多就是这种情形。三十一、“望远镜为我们发现了多少星星，对于我们以前的哲学家们来说，是不存在的？人们大胆攻击圣书，因为在圣书里有许许多多地方谈到了无数的星星。有人说：只有1 022颗星，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这是确实的：圣书中的物理知识当然永远和它所接受的观念相称；因此，它认为地球是不动的，太阳却在转，等等。如果圣书上说星是无数的，这话绝对不是由于天文学上的精确，而是为了适合通俗的见解。虽则我们的眼睛的确只看到1 022颗左右的星，可是，当我们注视太空，眼睛花了，就会以为看到无数的星。所以圣书是按照群众的成见来讲的，因为它的使命并非把我们培养成物理学家；显然，上帝既没有向哈巴谷*或巴罗格又没有向弥迦启示说：有一天，一个叫做*哈巴谷（公元前七世纪），以色列十二 “小预言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