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的证据》埃本·亚历山大

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 《天堂的证据》第一章 不期而至的痛感2008年11月10日，弗吉尼亚，林奇堡。?我的双眼忽然睁开了。在卧室的黑暗中，我看到了床头钟电子屏幕发出的红色光晕：凌晨4点半，比我平时的起床时间整整早了一个小时。我住在弗吉尼亚的林奇堡，工作地点是位于夏洛茨维尔的聚焦超声外科技术中心。一般来说，我会5点半起床，从家里到单位有70分钟的车程。我的妻子霍莉还在我的身旁熟睡着。两年前，我和妻子与家人搬到了弗吉尼亚高地，那时我已在大波士顿地区的神经外科学术界从业将近20年。我和霍莉相识于1977年10月，那时我们都是大学毕业刚刚两年。当时霍莉正在攻读自己的艺术硕士学位，我也还在医学院读书。她曾经跟我大学的室友威克约会过几次。有一天，威克带着一种炫耀的意味把霍莉介绍给我。他们离开的时候，我告诉霍莉可以随时来找我玩，而且不一定非要跟威克一起。第一次正式约会，我们开车去了北卡罗来纳夏洛特市的一个聚会，单程有两个半小时的路途。因为霍莉当时得了喉炎，所以来回路上99％的时间里都是我在说话。对我来说，跟她聊天简单而愉快。1980年6月，我们在北卡罗来纳温莎镇的圣托马斯圣公会教堂结了婚。婚后不久，我们就搬到了达勒姆的皇家橡树公寓，当时我正在杜克大学做外科实习医生。我们的住所跟“皇家”无关，而且我也不记得附近有什么橡树。我们当时特别穷，可我们并不在意。我们很忙，也很高兴终于在一起了。休假的时候，我们曾有一次去北卡罗来纳的海滨春游。在卡罗来纳，春天也是蠓科小蝇活跃的季节。尽管我们的帐篷并不能提供足够的保护，我们还是玩得开心极了。在奥克拉克岛的海浪里游泳的时候，我发现有许多小蟹正急匆匆地从我脚边跑过。我就发明了一种捕捉蓝壳蟹的方法，弄了一堆蟹回到小马岛的汽车旅馆，跟一些那里的朋友将这些螃蟹烤来吃。螃蟹很多，足够大家吃的。尽管我们想尽办法节约，但很快我们还是发现手里快要没钱了。当时身边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比尔和帕蒂，某晚我们突发奇想，去玩有奖填字游戏。在过去的10年中，每年夏天，比尔都会在周四去玩这个游戏，但从来没有赢过。或许是因为“初学者的幸运”，又或者是“神灵眷顾”，霍莉赢了200美元。这笔钱对当时的我们来说简直像现在的5000美元那么多。这些钱帮我们延续了旅途，大家的心情也更放松了。1980年我取得了博士学位，霍莉也在同年获取了自己的学位，开始了艺术家和教师生涯。1981年我在杜克大学第一次独立完成了一台脑外科手术。1987年，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厄本在北英格兰纽尔卡斯的公主玛丽妇产医院出生，那段时间我正在英国做脑血管学科的研究员。第二个孩子邦德出生于1998年，是在波士顿的布莱根妇幼医院诞下的。在哈佛医学院以及布莱根妇幼医院的15年中，我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我的家人也非常珍惜在大波士顿地区的那段日子。但在2005年，我跟霍莉都觉得是时候搬回南部了。我们都想离家人近一些，而且我觉得比起哈佛，在南部我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自主权。于是，2006年春天，我们在弗吉尼亚高地的林奇堡开始了新的生活。没多久我们就适应了这里更放松、更安定的生活，并且都非常享受在南部的时光。有那么一会儿，我就躺在那里，神智模糊地想搞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忽然醒来。之前一天是周日，阳光明媚、空气澄澈，是弗吉尼亚最典型的秋日天气。霍莉、邦德（当时已经10岁）和我去邻居家参加了烤肉聚会。傍晚我们跟正在特拉华大学读大三的厄本通了电话，那时他已经20岁了。这天唯一显得有些异常的是，霍莉、邦德和我最近都在跟轻微呼吸道病毒作斗争，大约有一周的时间了。临睡前我开始觉得后背有些疼，所以迅速地冲了个澡，疼痛也减轻了很多。我不知道清晨这么早醒来，是不是因为病毒还潜伏在体内的缘故。我在床上轻轻翻了个身，一股疼痛穿过我的脊柱，痛感比睡前强烈了许多。很明显，流感病毒还在，而且还越发猖獗。我越来越清醒，痛感也越来越强烈。显然我不可能再入睡了。距离出发上班还有一小时的时间，我决定再去洗一个热水澡。我从床上坐起来，摇晃着把双脚放到地上，站了起来。忽然，由下而生的强烈疼痛再次扼住了我：一种鲁钝甚至有些惩戒意味的抽搐深深地穿过了我脊柱下部。我没有叫醒霍莉，而是小心翼翼地蹒跚着穿过走廊，走进楼上的主浴室。我放了一些水，尽量让自己在浴缸里放松下来。我以为温水会立即让我感觉舒服些，但我错了。浴缸半满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犯错了。疼痛越来越厉害，强烈的痛感让我担心自己不得不大声把霍莉喊过来才能走出浴缸。考虑到情况已经变得有些可笑，我伸手握住头顶上方架子上的毛巾，试图自己站起来。为了防止架子承重过大而掉下来，我努力将毛巾向架子靠墙的部位挪了挪，然后慢慢拉起了自己的身体。就在这时，又一股猛烈的疼痛袭遍我的后背，我忍不住呻吟起来。这绝对不可能是流感，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挣扎着从湿滑的浴缸里爬出来之后，我裹上自己猩红色的浴袍，慢慢地走回卧室，然后笨拙地倒在了床上。此时我的身体已经被冷汗湿透了。霍莉转过身来。“怎么啦？几点了？”“我不知道，”我说，“我的后背好痛啊。特别特别痛。”霍莉开始用手抚摸我的后背。出乎意料的是，这让我感觉舒服了一些。总的来说，医生们比普通人更不愿意生病，我也毫不例外。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不管这疼痛的来源如何，总会慢慢消失的。但是到6点半，也就是平时我出发去上班的时间，疼痛仍未消减。甚至可以说，我的身体已经瘫痪了。7点半的时候，邦德走进我们的房间。他很好奇我为什么还没去上班。“怎么啦，妈妈？”“你爸爸有些不舒服，亲爱的。”霍莉对他说。此时我还趴在床上，脑袋靠着枕头。邦德走过来，伸出手轻轻地揉搓我的太阳穴。他的揉搓就像一阵闪电击中了我的脑袋，这是我感受过的最强烈的疼痛。我忍不住大叫起来。邦德被我的反应吓了一跳，立刻往后跳了一步。虽然霍莉觉得这有些不正常，但她还是对邦德说：“没关系的。这跟你没关系，爸爸头疼得厉害。”然后我听见她说，“是不是该叫个救护车呢？”这句话听起来更像是她的自言自语。对于医生来说，如果还有比生病更尴尬的事情，那就是以病人的身份出现在急救室了。满是急诊医生的房间，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一路赶到医院的匆忙，各种填不完的表格……一想到这些，我更觉得自己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如果真叫了救护车，肯定会后悔不迭。“没关系的，”我说，“虽然现在感觉很糟糕，但应该很快就会没事的。你还是先帮邦德准备上学的东西吧。”“埃本，我真的觉得……”“我不会有事的，”我打断霍莉。我把脸埋在枕头里。因为疼痛，我的身体还没有恢复知觉。“说真的，千万别打急救电话。我病得没那么严重，不过是后背有些肌肉痉挛加头疼罢了。”霍莉很不情愿地带着邦德下楼去吃了早餐，又把他放到一个朋友的家里等校车来。邦德走出前门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如果我病重到在医院里丧命的话，这将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于是我用尽全身力气向外喊了一声：“邦德，在学校要过得愉快哦！”等霍莉回到楼上看我时，我已经失去了意识。她以为我是睡着了，所以轻轻走开让我继续休息。走到楼下，她给我的一些同事打了电话，希望能从他们那里获取一些建议，弄清楚我究竟是怎么回事。两个小时后，她觉得我应该已经休息够了，回到楼上看我情况如何。她推开卧室门，看到我还以刚才的姿势趴在床上。走近一些她才发现，我的身体不仅没有放松，反而像一块木头那样僵硬。她打开灯，发现我浑身都在严重地抽搐。我的下颚不自然地向前探出来，眼睛大睁、狠狠地翻着白眼。“埃本，你怎么啦？跟我说句话！”霍莉尖叫着。我当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她赶紧拨打了急救电话。不到10分钟，急救人员就到了。他们把我搬上救护车，很快就抵达了林奇堡公共医院的急诊室。如果当时我还有意识的话，我会告诉霍莉在她等救护车到来的时间里，我在床上经历了什么。在那个可怕的时刻，我经历了癫痫大发作。而且，这次癫痫发作肯定是由严重的脑部疾病引发的。当然，我当时不可能对她说这些。在接下来的7天里，在霍莉和其他家人的眼中，我变成了一具沉默的躯体。对于那7天中发生在现世的事情，我毫无所知。也只有从别人的描述中，我才能收集一些我“离开”期间零碎的故事。我的意识，我的精神，那些能代表我内心和灵魂的东西，在那段时间杳无踪影。第二章 脑脊髓液化脓了林奇堡公共医院的急诊室是弗吉尼亚州第二忙碌的急诊室。在工作日的早上9点半，这里已经是马力全开的忙碌状态。那个周一也不例外。尽管我的大部分工作都在夏洛茨维尔，但我在林奇堡公共医院依然有很多手术安排。我几乎认识那里所有的人。急诊室医生劳拉？波特接到了来自救护车的电话。之前在工作上我已经跟她合作了近两年的时间。出勤人员向她汇报了病人的情况：白人男性，54岁，持续癫痫状态，马上抵达急诊室。她急忙跑到救护车的入口，迅速对有可能导致病人状况的病因进行了排查。如果是我站在她的位置，我手上也会拿着跟她手里一样的表格，上面陈列着各种可能导致我这种情形的原因：酒精戒断；药物过量；血钠过少（血液中钠含量异常减少）；中风；癌细胞转移或原发性脑瘤；脑内溢血（血液影响到大脑的功能部分）；脑脓肿……以及脑膜炎。当急诊医生们把我推到急诊室的1号区域时，我的全身依然在严重抽搐并间歇地发出呻吟声。我的手臂和双腿也在不自觉地挥动着。在劳拉看来，这个病人在说胡话，并且因为疼痛不停地打滚。她知道这个病人肯定是脑部受了严重的损害。一位护士推过来一辆轮床，另一位在抽血，还有一位护士帮我换下了已经空了的静脉注射袋。当他们在我旁边忙碌的时候，我自己则像是一条被从水里拽出来的6英尺长的大鱼，不停蠕动着。我不停爆发出来的喊叫声，就像毫无意义的动物嘶吼。让劳拉担心的是，我在癫痫发作的过程中，大脑对身体的控制呈现出一种不对称的状态。这意味着，不仅是我的大脑遭受了重创，而且重创导致的其他损害也正在悄无声息地蔓延。对于病人的这种状态，常人或许会有些不习惯；但劳拉已经在急诊室待了许多年，这种情形并不少见。但病人是自己同事的情况，对劳拉来说还真是第一次。当她靠近一些观察轮床上蜷曲、嘶喊的病人时，她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出了我的名字：“埃本。”然后，她大声对旁边的医生和护士喊道：“这是埃本？亚历山大！”附近的同事听到她说的话，聚拢到我的床边。紧随救护车来到医院的霍莉也急匆匆地赶到我的床前。劳拉从列表中挑出了一些于我而言最有可能的病因对霍莉进行询问。比如我最近有没有戒酒，有没有服用过街边购买的强力迷幻药之类的。然后，她开始想办法让我的癫痫停下来。最近几个月，厄本在帮我进行一项体能训练计划。我们父子准备去攀登厄瓜多尔19300英尺的科多帕希火山。之前一年的二月份，厄本自己已经登顶过这座山了。这个训练计划让我的体能有了相当的增长，也让那些护士想要按住我的身体变得没那么容易了。在5分钟的静脉注射中，15毫升的安定也没让我静下来，我还在挥舞着手脚。但我两侧肢体的对称动作，还是让劳拉松了一口气。霍莉告诉劳拉，我在癫痫发作前经历了严重的头痛。这让劳拉想到应该给我做一个腰椎穿刺。也就是在我脊椎的底部抽取一部分的脑脊髓液进行化验。脑脊髓液是一种透明的水状液体，它沿脊髓的表层流动，覆盖在大脑外层，对外部冲击有一定的缓冲作用。一个正常、健康的成年人每天会制造大约一品脱的脑脊髓液。如果它的清澈度下降、变得浑浊，则说明已经发生一种出血性的病变。这种感染被称为脑膜炎。脑膜即颅骨与脊椎之间的那层薄膜，脑脊椎液运行其间。脑膜炎也就是脑膜感染、肿胀的病变。这种病80％都是由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脑膜炎会让病人病得很严重，但只有1％的状况是致命的。另外20％可能导致脑膜炎的病因，则有可能是细菌。尽管细菌比病毒更原始，但它也可能会更危险。所有由细菌引发的脑膜炎若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都可能会威胁到生命。即使迅速地使用了相应的抗生素治疗，依然有15ຜ%的死亡率。在成人中最有可能引发脑膜炎的细菌是大肠杆菌。这种细菌是最古老也最顽固的细菌之一。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大肠杆菌已经存在了多久，据估算，它很有可能出现在30亿40亿年前。这种有机生物没有细胞核，以最原始也最有效的无性繁殖进行自我复制（简单地说，一个大肠杆菌可以分裂为两个，以此类推）。想象一下，这种被DNA填满的细胞，能够直接从被它攻击的细胞的细胞壁上获取营养，多可怕！再想象一下，每20分钟左右，它就可以同时复制多束DNA并分裂为两个子细胞。这种几何增长的速度是极为可怕的。一个小时内，它可以分裂为8个。12个小时内，它可以分裂为690亿个。到第15个小时的时候，它已经增加为35万亿个。只有当食物供应不足的时候，这种增速才会自动放缓。同时，大肠杆菌的滥交倾向很强。它可以通过一个名为“细菌结合”的过程跟其他细菌交换基因，并且在需要的时候获取新的特质，比如对新品种抗生素的抗药性。这种特性使得大肠杆菌一直在我们的星球上存活，甚至可以追溯到单细胞生物时代。在我们大多数人的肠胃中都有大肠杆菌的存在，一般情况下，这不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威胁。但不同种类的大肠杆菌如果获取了某种特定的DNA，而这种DNA使得它们对脑脊髓液具有攻击性的话，那么事情就不妙了。这种细菌会立刻开始吞噬脑脊髓液中的葡萄糖以及其他任何可供食用的东西，甚至包括大脑本身。那个时候，没有谁会想到我的病跟大肠杆菌有关，而且他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往这个方向怀疑。这种疾病在成年人中是极为少见的。一般来说，新生儿会是大肠杆菌引发的脑膜炎的主要受害者。即使在婴儿中，三个月以上的婴儿得这种病的几率也会大大降低。每年大概只有不到千万分之一的成年人会感染这种病变。由细菌导致的脑膜炎，细菌会首先攻击大脑的外层，也就是大脑皮层。“皮层”这个词由拉丁语引申而来，本来是“植物外皮”或“树皮”的意思。联想一下我们很熟悉的橘子，橘子皮就是橘子的“皮层”。皮层的主要作用就是保护更为脆弱的大脑内部。大脑皮层与人的记忆、语言、情感、视觉、听觉以及逻辑都有关系。所以当像大肠杆菌这样的有机体开始攻击大脑的时候，最先受到伤害的都是跟我们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部分。很多因为细菌感染脑膜炎的病人在患病几天内就去世了。即使像我这样及时赶到了急诊室，及早正确地做出诊断，也只有10%的幸运儿能够存活下来。但这种幸运是有限的，幸存的病人很多都会变成植物人。尽管没有猜到是大肠杆菌在作祟，劳拉还是想到我的大脑肯定受到了感染，所以她才决定对我进行腰椎穿刺。她告诉护士去准备穿刺托盘，并开始为我的穿刺做术前准备。就在此时，我的身体弹了起来，就好像轮床被通了电一样。一股新的能量穿过我的身体，我发出了一声长而痛苦的嘶吼；我的背弓了起来，双手在空气中乱抓着。我的脸已经通红，脖子上也是青筋暴跳。劳拉大喊着叫更多人过来帮她。6个工作人员终于把我按在了床上。他们把我的身体蜷起来，劳拉趁机为我注射了更多的镇定剂。我的身体终于不再失控，针头也顺利穿过了我的脊柱底部。当遭遇细菌攻击时，身体也会自动调节为防御模式。脾脏和骨髓中的白细胞释放出来，去跟入侵的细胞作战。任何外来生物体入侵人的身体时，在细胞大战中，这些白细胞都是最早的阵亡者。劳拉很清楚，我的脑脊髓液之所以变得浑浊，跟白细胞密切相关。劳拉弯下身子，集中注意力去观察我的穿刺情况。一会儿，脑脊髓液就会从这个透明的直管中出来。令劳拉首先感到惊奇的是，脑脊髓液不是滴出来而是涌出来的——这是内部压力过大最明显不过的表现。随后让她感到惊讶的则是液体的外观。脑脊髓液的浑浊让她明白，我这次的麻烦大了。脊椎穿刺流出来的液体白而黏稠，还带有一点浅浅的绿色。我的脑脊髓液已经化脓。第三章 “上帝，请帮助我！”劳拉呼叫了罗伯特？布伦南医生过来给我会诊。他是林奇堡公共医院的传染病专家。在等待化验结果期间，他们考虑了所有可能的病因以及相应的治疗手段。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化验结果终于出来了。虽然我被绑在了轮床上，但大声的呻吟和抽搐并未停止。在我身上，一种更令人迷惑的症状出现了。革兰氏染色法（是细菌学中广泛使用的鉴别染色法，以发明这种方法的丹麦医生Gram命名，它可以辨别出感染细菌的阴性与阳性）的结果显示，我感染的是阴性杆菌，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同时，我的脑部CT扫描结果也出来了。他们发现，我的脑膜内部已经发炎肿胀。呼吸管插入了我的气管，呼吸机开始以每分钟12次的频率协助我的呼吸。一组监测仪器围绕在我的床边，以监测、记录我身体指标的任何改变，以及我几乎就要毁掉的大脑。每年因大肠杆菌感染脑膜炎的成年人都极少，他们得病的原因也有所不同。有的人是因为经历了脑部手术或穿透性脑部创伤，也有些人是自发感染。而那些非外部原因感染此病的病人，基本上都有比较明确的病因，如自身免疫系统缺陷（大都因艾滋病毒引起）等。但我的身上，没有任何因素可以让医生想到我患的是这种病。其他种类的病毒或许可以通过鼻窦或中耳入侵大脑，引发脑膜炎，但大肠杆菌不会。脑脊髓本身的封闭性极高，所以大肠杆菌不可能通过其他途径进入这里。除非脊柱或头骨被穿透了（比如被污染了的脑深部刺激器或神经外科手术的分流器等），否则大肠杆菌一般只会停留在肠道中，根本没有机会靠近脑膜。我曾经上百次将刺激器和分流器放进病人的大脑，所以如果我是清醒着的话，一定也会同意我同事做出的诊断：我得了一种我根本不可能得的病。劳拉和罗伯特医生无法就眼前的检验结果做出最终诊断，他们开始打电话求助大型医疗学术机构的感染病学专家。所有人都认为眼前的状况只有一种诊断可能。无缘无故地罹患大肠杆菌脑膜炎，并不是当天发生在我身上唯一奇怪的事情。在急诊室，我持续如困兽般嘶吼、呻吟、蠕动了整整两个小时；而将要离开急诊室的时候，我忽然安静了下来。然后，我毫无预兆地喊出了一句话。这几个字说得非常清晰，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听见了。几步之外、站在帘子另一侧的霍莉，也听见了。?“上帝，请帮助我！”?所有人都急忙跑到我的病床前。但他们再看我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没有反应了。对于急诊室里发生的一切，我毫无记忆。包括我喊出的这句话，我也丝毫不记得。这句话，是我持续昏迷7天之前，留下的最后的语句。第四章 熟悉的父亲去了别处抵达急诊室之后，我的身体状况一路下滑。对于正常的健康人而言，脑脊髓液中的葡萄糖含量大约在每分升80毫克。一个得了细菌性脑膜炎的重病病人，这个水平会下降到每分升20毫克。而当时，我的检测数值是每分升1毫克。总分15分的格拉斯哥昏迷量表，当时我的得分是8分。这说明我的脑部病变很严重。而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我的昏迷情况更为糟糕。我的疾病严重度测量为18比71，也就是我有30%的几率会死去。更具体地说，鉴于我的诊断是革兰氏阴性细菌脑膜炎，而且我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抵达急诊室的时候，我的存活率也就只有10%了。如果抗生素没能及时发挥作用的话，我的死亡率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攀升，直到无药可救、无力回天。在把我送进10号特护病房之前，医生为我静脉注射了三种强力的抗生素。这间大大的私密房间就在急诊室上层，我将在这里度过一段不同寻常的时光。我曾以医生的身份无数次出现在特护病房，住进这里的都是些病情十分严重的病人，他们距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几个医护人员随时待命，以防任何可能的情况发生。他们协调一致，与病人一起与不可预知的宿命抗争。在这些房间里，我既感受过极大的荣耀，也曾体验过刻骨的失望。我们情绪的转换，只跟能否挽留病患的生命相关。考虑到当时的情况，罗伯特医生以及其他医生还有霍莉都在尽力保持乐观，尽管我的情况并不太好。实际上，我已经接近死亡的边缘。即使我没有死去，侵蚀我脑部的细菌大概也已经吞噬了相当多的大脑皮层，很可能导致我无法进行更高层的大脑活动。我昏迷得越久，就越有可能在植物人的状态中度过自己的余生。幸运的是，不仅林奇堡公共医院的医生们在帮我，还有很多人也聚拢过来，为我提供可能的帮助。我们的邻居迈克？苏利文，也是我们圣公会教堂的教区牧师，在霍莉抵达急诊室后一小时就赶了过来。那天，霍莉冲出房门跟上救护车的时候，她的手机响了，是她的老朋友塞尔维亚？怀特打来的。每当有重要的事情发生时，塞尔维亚总是有一种奇怪又准确的预感。霍莉一直觉得她是个通灵师，但我更倾向于她是个很会猜的人，这种想法更安全也更明智。霍莉对塞尔维亚大致说了这边的情况，两个人还分别联系了我的直系亲属：二妹贝特斯，她就住在附近；小妹菲利斯，48岁，是我们兄妹中最小的，住在波士顿；还有我的姐姐简，也住在波士顿。那个周一的早上，简从特拉华州的家中出发，准备从南部开车穿过弗吉尼亚。她原打算去温斯顿-塞勒姆帮我们的母亲处理一些事情。所以，她出现在附近纯属偶然。路上她接到了丈夫大卫打来的电话。“你已经过了里士满了吗？”他问。“还没，”简回答说，“我还在里士满北边的I-95公路上。”“那你先往西上60号公路，然后取道24号公路去林奇堡吧。霍莉刚刚打电话过来，说埃本早上癫痫发作，被送进了急救室，现在已经昏迷了。”“哦，天啊！知道病因是什么了吗？”“医生还不太确定，不过很可能是脑膜炎。”简及时拐上60号公路，沿着起伏不平的路面疾驰，朝着24号公路和林奇堡赶来。天空里满是低矮的云层。我进急诊室那天的下午3点，菲利斯给厄本打了电话。接到电话的时候，厄本正在特拉华大学学生公寓的门廊上做关于科学研究的作业（我的父亲曾是一名神经科医生，现在厄本对此也产生了兴趣）。菲利斯大概跟他讲了情况，并告诉他不用担心，还说一切都在医生的掌控之中。“现在知道是什么病了吗？”厄本问。“他们一直在说革兰氏阴性细菌还有什么脑膜炎之类的。”“我接下来有两门考试，我去跟老师打个招呼再回来。”厄本说。后来厄本告诉我，最初他不太相信我已经“病入膏肓”，尽管当时菲利斯的确给出了这样的暗示。他知道霍莉和菲利斯总爱把事情说得很夸张，况且之前我从未病过。但是一个小时后，迈克？苏利文也打电话过来通报情况的时候，厄本意识到自己必须马上开车回来。当厄本开车回弗吉尼亚的时候，一场猛烈的冻雨不期而至。菲利斯离开波士顿的时候是6点钟。当厄本开过巴托马克河上的I-495桥进入弗吉尼亚的时候，菲利斯头顶上也出现了密布的乌云。她在里士满着陆，租了一辆车向着60号公路驶来。厄本距离林奇堡还有几英里的时候，给霍莉打了个电话。“邦德怎么样了？”他问。“睡着了。”霍莉说。“那我就直接去医院了。”“你确定不先回家一趟吗？”“不了，”厄本说，“我就是想去看看爸爸。”厄本到达特护病房的时候是晚上11点一刻。医院外面的路上已经开始结冰了，当他走到明亮的医院前台时，他只看到了一名值班护士。她带他到了我的病床前。厄本在走廊里看到我的时候，不禁愣住了。在他20年的生命里，他记忆中的父亲除了感冒没有生过任何病。尽管各种机器在不遗余力地维持着我的生命，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跟一具尸体已经没什么区别。我的身体就在那里，但是他熟悉的那个父亲已经不在了。或者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他熟悉的那个父亲去了别处。第五章 我要逃出去周围是彻底的黑暗，不过这种黑暗是有形的。想象一下，你沉入泥土之中，却能看透这泥土，这就是我的感觉。“泥土”这个说法不太恰当，或许“泥果冻”更准确一些。它是透明的，也是模糊、污脏、幽闭的，让人感到窒息。在这里，我拥有自己的意识，却丢失了记忆和身份。就像做梦的时候，你知道发生在周围的所有事情，却不知道自己是谁，以什么样的身份存在着。还有声音。一种深沉、充满节奏感的声音，虽然遥远，却很有力。每一股声波都直接穿透了我的身体。这有点像是人的心跳，但又非常不同。这种声音像是金属碰撞发出的，就好像地下有一个巨大的铁匠在不断敲打铁砧。他的敲击如此有力，敲打声穿透了大地、泥土和你。尽管你并不能确认自己到底是什么。我没有自己的躯壳，至少没有我所知道的那种实体的肉身。我只是单纯地“在那里”，存在于有声波穿过的黑暗之中。现在我或许会称之为“原生世界”，但当我身处那片黑暗之中时，我已经忘记了这个词语。事实上，那时我忘记了所有的词语。直到我回到现世世界之后，当我回忆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时，这些词语才又重新回到我的脑海中。在那里，语言、情绪和逻辑全部都消失了。我好像回到了人类生命最原初的状态，或许就像细菌刚诞生的时代那样遥远。我对这种细菌毫无所知，但它入侵了我的大脑并毁坏了它的全部功能。我在这个世界里存在了多久？我一无所知。当你到一个脱离了时间感的地方时，根本没有办法描绘自己的感受。这一切发生时，当我存在于那里时，我唯一的感觉就是我似乎一直都在那儿，而且永远不会离开。何况，最初的时候我对此毫不在意。我为什么要在意呢？毕竟这是我当时拥有的唯一感受。没有了任何关于更好状态的记忆，对于自己身在何处我也毫不关心。我倒是回忆起了关于存活与死亡的概念，但我的冷漠让这两种概念都无法引起我丝毫的兴趣。这种感觉反而更好。对于那个世界的规则我毫无所知，但我并不着急去学习那些规则。有什么好着急的呢？我无法说清楚是什么时候，但在某一个时间点，我意识到我的周围存在着其他一些物体。它们看起来有些像树根，又有些像巨大的、模糊的子宫中的血管。它们在黑暗中闪着暗红的光，从很高的上方一直延伸到很低的下方。看着它们，我感觉自己就好像被深埋的鼹鼠或者蚯蚓一样，能看到周围树木根系纠缠而成的矩阵。可是越细想这种描述（当然都是后来组织的语言），就越觉得没什么道理。因为如果你没有亲身经历过的话，这种画面是很难想象的；而且在那里，我的意识是清晰且流畅的。我只是——被束缚住了。在那里，我并不是人类，我甚至都不是动物。我只不过是一种更早、更低级的存在：一个存在于红棕色海洋中的永恒的意识点。在那里待得越久，我就越觉得不舒服。开始的时候，我只是觉得自己深陷其中，“我”与周围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存在没什么区别。但渐渐地，这种深入、永恒与无限的感觉被其他的感觉代替了：我并不是这个地下世界的一部分，只是不小心陷了进来。一些奇形怪状的动物面孔从周围的泥浆中浮现出来，呻吟着、尖叫着。然后，它们又消失了踪影。我听到一阵阵喑哑的咆哮声。有时候，这种咆哮声又会变为微弱的、充满节奏感的吟唱。对我来说，这些吟唱既令人惊骇又有一种奇怪的熟悉感：就好像这一切我都知道，甚至是我制造的一样。鉴于我对之前的存在毫无记忆，于是我在这个王国里的时间就被无限拉长。我不清楚自己已经在这里过了几个月、几年还是永恒。顾不上研究关于时间的问题，我倒是弄清了为什么奇异、恐惧的情绪取代了刚开始的那种舒适。当“我”的概念越来越清晰，“我”与周围阴冷、潮湿、黑暗的世界分离得越明确，那些黑暗中丑陋的威胁就越多地冒出来。那些从远处传来的敲击声也会随之变得更尖锐、更紧张，就像是有谁正在地底无休止地从事某种乏味的工作一样。我周围涌动的东西，在视觉上越来越弱，更多地变成了触觉的感知，就好像有无数的爬虫正在拥挤着穿过，而它们柔软或坚硬的身体不时地蹭到我。接下来，我闻到了一种气味。这是一种排泄物混杂着血液和呕吐物的味道，是一种生物体的味道。只不过散发味道的是死亡的生物体，早已没有了生命的气息。随着我的感觉越来越敏锐，我已经接近恐慌的边缘。不管我是什么，也不管我是谁，我知道自己肯定不属于这里。我需要逃出去。但是我能去哪儿呢？正当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在这黑暗的上方出现了新的东西。这些东西与黑暗、冰冷或死亡无关，而且恰恰与之相反。即使我用尽余生去思考，也无法找出恰当的方式来形容正在靠近我的东西有多么美好。我还是会尽力一试。第六章 我们不会让你离开菲利斯抵达医院停车场时大约是夜里1点钟，只比厄本晚了两个小时。她来到特护病房时，厄本正坐在我的床边。他胸前抱着一个医院的枕头，以帮助自己保持清醒。“妈妈在家陪邦德。”厄本说。他的声音既疲惫又紧张，还带着一些见到姑妈的喜悦。菲利斯劝厄本先回家，如果开车这么久之后再熬一个通宵的话，第二天对谁都没益处，对我也不会有什么帮助。她打电话给正在家里的霍莉和简，说厄本很快就会回家，她留下来守夜。“回家去陪着妈妈、姑妈和弟弟吧，”她挂掉电话对厄本说，“他们需要你。你明天来的时候，我和你爸爸都会好好地在这里的。”厄本没说话，只是定定地看着我的身体：从我的右鼻孔插入到我的气管的呼吸管，我已经皴裂的薄嘴唇，我紧闭的双眼和松垂的面部肌肉。菲利斯明白了他的心事。“回家吧，厄本。别太担心了。你爸爸还跟我们在一起，而且我不允许他离开。”她走到我的床边，抓起我的双手并开始揉搓。除了周围的机器和每小时过来查房的护士，菲利斯一个人陪我度过了剩下的这一夜。她握着我的手，保持着我与世界的关联。她知道，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候，这很必要。尽管说美国南部的人总是十分看重家庭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但跟其他的陈词滥调一样，这种说法是真实的。1988年我去哈佛大学的时候，我发现北方人非常羞于表达自己对家人的情感。但在南方，这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南方人一致认为：你的家庭是什么样的，你就是什么样的。在我的整个生命中，我与家人的关系，不管是我的父母、姐妹还是霍莉和孩子，都是我安全感和力量的源泉。这种感觉在近几年更加强烈了。无论什么时候，我都能从家人那里得到最无私的帮助。但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现在这种情感似乎越来越少了。我跟霍莉和孩子们有时会去我们的圣公会教堂。实际上，这么多年来，比起那些只在复活节和圣诞节去教堂的人，我好不了多少。我鼓励孩子们在晚上做祷告，但我自己并不是家里的精神领袖。我一直都在怀疑，这种祈祷会有多大的效果。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试图努力去相信上帝、天堂和来世的存在；但多年严格的科学教育以及在神经外科领域的浸淫，让我一直对这些存在心存疑虑。现代神经学认为，因为大脑的存在，才有了意识、精神、灵魂、理智——不管你如何命名这种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而上的存在，恰是这种存在决定了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对于此，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在过去的许多年中，作为与重病病人打交道的医护人员之一，我听说过也见识过许多发生在病人及家属身上难以解释的故事。我把这些故事都归类为“未知”，并没有加以深究。我觉得或许会有这样那样常识性的答案可以解释它们。这并不是说我否认超自然能力的存在。作为一名医生，当我看到病人身上极为严重的精神损伤或身体损伤时，我绝对不会拒绝精神力量提供给他们的舒适和希望。事实上，我自己有时候也需要这种源自精神的力量。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似乎越来越忽略了这种力量。这些年中，就像海浪侵蚀沙滩一样，科学世界观温柔却坚定地阻止了我去相信“更大”力量的存在。科学以各种论证持续影响着我们，使得我们自身在宇宙中的重要性越来越低，几乎接近于零。信仰自然是好的，但科学并不关心好还是不好，它只关心真相。我是一个动态学习者，喜欢在实践中学习。如果我无法亲身感觉或触碰到某种事物，便很难对它产生兴趣。对于我所从事的职业，正是在我亲身感受之后才萌生了想去了解它的渴望，再加上我对父亲的敬仰，最终促使我成为了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大脑虽然神秘又抽象，但它又是实体的。在杜克大学读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通过显微镜观察那些精致、细长的神经细胞。这些细胞点亮了类神经连接，才产生了意识。高度抽象的知识与触手可及的实体相结合，就是我爱上脑部手术的原因。想要触碰到大脑，你必须先将颅骨上的皮肤和其他组织清离，然后使用一种名为迈达斯雷克斯钻的高速气动装置。这是一种复杂而精致的机器，价值几千美元。但当你真正使用的时候，它的功能和普通电钻别无二致。尽管通过外科手术修复大脑需要很高的技巧和复杂的步骤，但实际上，这跟修理任何一台精密的电动机器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我对大脑非常了解，所以它对我来说实际上就是一台制造精神现象的复杂机器。当然，科学家们还不清楚大脑神经元究竟是怎样工作的，不过这只是个时间问题罢了。这一点，每天都在进步的医疗技术就能证明。如果病人因为头痛或失去意识而住院，你通过为他进行核磁共振成像，就能发现脑部的肿瘤。你在手术室里为病人全身麻醉后摘除肿瘤，几个小时后他的意识就能恢复，他不会再头痛，意识也会逐渐恢复。这一切看起来多么简单。我崇尚这种简洁，也崇拜科学的绝对诚实和纯粹。我尊敬科学，还因为这里没有臆想和草率的思维。在科学里，如果事实是可见且值得信赖的，就很容易被接受。如果不是，那就只能被否认。这种思维方式，几乎没有为灵魂和信仰留下什么余地。但无法否认，当大脑停止运行之后，个人的精神却还继续存在着。对于生命的永恒性，科学更是赶尽杀绝，尽管我们经常会在教堂里听到对永恒生命的赞美。这也是我如此依赖家人的原因之一。我如此依赖霍莉、孩子、姐妹和我的父母，是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给我的理解和爱，我根本不可能实现自己的职业成就，也没有办法去经历我所看到和做到的一切。这也是菲利斯那天晚上决定陪伴我共同度过的原因。在与贝特斯通过电话之后，她决定代表全家给我一个守护的承诺。当她握着我柔软无力、毫无血色的手时，她告诉我，不管发生什么，都会有人在这里一直陪伴着我。“我们不会让你离开的，埃本，”她说，“你需要一个锚把你拴在这里，拴在这个我们需要你的世界。我们就是这个锚。”这个时候她还不知道，这个生命之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对我有多重要。第七章 这绝不是梦境有些东西在黑暗中逐渐浮现出来。它慢慢旋转着，放射出一缕缕白色的光。与此同时，我周围的黑暗变成碎片，逐渐消失了。然后，我听到了一种新的声响，一种极富生命力的声响，就像你听过的最丰满、最复杂、最动听的音乐。这种声音从那片白光里传来，取代了之前那种单调沉闷的敲击声。在此之前，那种令人不舒服的声音似乎已经陪伴了我无数年。这束光线离我越来越近，在我身边旋转着，闪耀着纯净的白光。我发现有些光线呈现出淡淡的色彩，就像是黄金反射出的光芒。然后，在光束的正中，有什么东西出现了。我努力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希望能够辨认出那是什么。一个缝隙。我眼前的已经不再是旋转的白光，而是能直接看到另一侧的一道裂缝。我发现这个裂缝的一瞬间，自己的身体就飞快地动了起来。耳边是嘶嘶的声响，然后我发现自己已经穿过那个缝隙，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也是一个从未见过的最美的世界。灿烂光辉、生机勃勃、心醉神迷、极致美好……即使我将所有美好的形容词都用在它身上，似乎还是不够表达那种惊喜。这种感觉，就像出生时第一次见到这个世界一样。不是重生，也不是第二次出生，而是唯一的、第一次的震撼和喜悦。在我下面，是一片苍翠繁茂的乡野，看起来有些像地球。它的确是地球，但又不是。这种感觉，就好像许多年后父母带你回到小时候曾待过的地方。你甚至都不记得这个地方，或者说，你自己以为不会记得这个地方。但当你在那里四处走走，各种似曾相识纷纷浮现的时候，你才意识到，在你内心深处的确是记得这里的。并且，你还会因为回到这里而感到欣喜。我正在飞行，越过了树木和田野，也越过溪流和瀑布。到处都是人，我看到有玩耍嬉闹的孩子们，有些人正围成圆圈，唱着跳着；还有一条狗，不时地在他们身边穿梭欢跳，跟人们共享着充盈的欢乐。他们穿的衣服很简单，也很漂亮。而且，这些衣服呈现出一种温暖的生机。这种生机，那些郁郁葱葱的树木有，那些盛放的花朵也有。这是一个美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梦想世界……唯一不同的是，这不是梦境。尽管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清楚自己是何种存在，但对一件事非常肯定：这个世界是完全真实的。“真实”这个词可以形容某些抽象的东西，但当我想要描述自己的所见时，这个词貌似令人沮丧地失效了。想象一下，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夏日的某天去看了一场电影。或许电影还不错，观赏的过程中你也的确被逗笑了。然而当电影结束，你走出剧院重回外面生气勃发的温暖阳光的怀抱时，当你亲身感受到空气和阳光的温暖时，或许会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要浪费这么美好的时光去坐在黑暗的影院中呢？即使将这种感觉放大1000倍，也无法跟我在那里获得的喜悦相比较。我不知道自己独自飞行了多久。（这里的时间，跟地球上的线性时间不同，可我又想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去形容这里的时间，就像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描绘它的其他侧面一样。）但从另外的角度看，我似乎又不是在独自飞行。有个漂亮的女孩儿就在我的身边。她有高高的颧骨和深蓝色的眼睛，金褐色的长发衬托出她可爱的脸庞。她的穿着跟我看到的乡村里那些人的穿着一样，一身农人的打扮。我们俩乘坐在一个图案错综复杂的“平台”上面，这个“平台”充满了难以言表的生机勃勃的色彩。这个“平台”是由蝴蝶组成的，那些色彩就是它们翅膀的色彩。事实上，有上百万只蝴蝶正飞翔在我们的脚下和身边。它们的翅膀震动着，偶尔触碰着苍翠的树顶，然后马上飞回我们身边。我所说的不是某一只蝴蝶，因为它们全部是一起出现的，就像是一条色彩斑斓的生命之河，踏风而来。我们以松散的圆圈形状飞翔着，越过盛放的花朵，也越过为了欢迎我们而张开的树尖的嫩芽。女孩儿的衣着很简单，但衣服的色彩跟周围的一切一样，透露出一种不可一世、十分生动的生命力。这种色彩混合了粉蓝色和靛蓝色，又掺杂了一些柔软橙色和桃色。她看了我一眼。如果你曾见过这样的眼神，你会觉得不管发生什么，生命都是值得的了。这一眼，跟罗曼蒂克无关，跟友谊无关，而是超越了这一切……这个眼神里包含的情感，超越了地球上所有种类的爱。这是一种更高级的情感，包含了所有我们知道的爱，却又同时将这所有的爱变得更真诚也更纯粹了。她开始跟我说话了，但没有使用任何词汇。她传递给我的信息就像一阵风拂过我的身体，而我瞬间就知道这是真的。这种“真实”跟我所处的那个世界的“真实”别无二致，这不是幻想，也不是偶发的臆测。她传递给我的信息包含了三个部分，如果翻译成地球语言的话，大概意思是：?你是被爱和珍视的。你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你不会做错什么。?这条信息让我得到了极大的释怀和放松。假如你倾其一生都在玩一种游戏，却始终没有完全弄懂，当某天有人将游戏规则毫不保留地教给你时，你也会感到这种彻底的放松。“我们会向你展示很多东西，”那女孩儿说。当然这种“说”跟词汇和语言无关。她将想要传达的信息直接传递给了我，“但最后，你还是会回去的。”对此，我只有一个疑问：回哪儿？记住写下这些话的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吧：我可不是什么愚蠢的感伤主义者。我知道死亡是什么样子，也知道当一个曾与我对谈、开玩笑的活生生的人，在我的手术台上变成一具毫无意识的躯壳时会是什么感觉。特别是，你费尽全力想要挽留他的生命却终于束手无策之后，这种感觉更强烈。我知道痛苦是什么，也知道那些失去了至亲的人的脸上痛苦的神情是什么——他们甚至都从未想过会有这一天。我知道自己的经历，我不是什么物理学家，也不擅长那些。我清楚幻想与真实之间的区别。我知道我向你们描述的经历，让你们感到模糊不清，甚至达不到你们的期望；但我也知道，这个故事是我一生中唯一真实的经历。事实上，唯一有可能让这种真实性发生动摇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第八章 寻找突破点第二天早上8点，霍莉回到了我的病房。她接替了菲利斯，坐在床头边的椅子上，抚摸我始终没有回应的手。大约上午11点，迈克？苏利文也来了，大家围着我手拉手站成一圈。贝特斯拉着我的另一只手，好让我也加入他们。迈克带领大家为我祈祷。祈祷结束的时候，一名传染病专家过来向他们通报了最新的检测报告。尽管医生整夜都在为我尝试不同的抗生素，但我体内的白细胞数量还是在上升。细菌依然在肆无忌惮地侵蚀我的大脑。在这些尝试都失败后，医生再次找到霍莉，回顾了我前一段时间的行为细节，以期找到新的突破点。他们所问的问题覆盖了我过去几周的行为，希望能够从中发现任何可以解释我现状的原因。“嗯，”霍莉说，“他几个月前曾去以色列出差一次。”罗伯特医生听到这里，从记事本上抬起了头。大肠杆菌不仅可以在同种细菌内进行DNA交换，也能与其他革兰氏阴性细菌有机体进行交换。这种交换对我们的环球旅行、抗生素服用和细菌突变导致的疾病都有影响。如果大肠杆菌发现自己的生存环境过于恶劣，而共存的一些原始生命体比它更适应这个环境的话，它就很有可能从这些细菌中吸收一些DNA来让自己更好地适应环境。1996年，科学家发现了一种新的菌株——肺炎克雷伯菌。它拥有肺炎杆菌的基因密码，其包含的生化酶则可以赋予细菌宿主对抗生素的耐药性。这种菌株是在一个病人的肠胃里发现的，他死于北卡罗来纳的一家医院。研究者发现，肺炎克雷伯菌极有可能授予其他细菌自身的抗药性，这种抗药性不是令某种抗生素无效，而是使所有的抗生素都无法发挥作用。这个发现立即引起了全世界医学界的关注。如果一种耐抗生素的毒性菌株（那些无毒的细菌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的身体之中）被释放到公众之中，那么这种蔓延将是十分可怕的。一般来说，一种新的抗生素的药效10年内会衰减至50%，也就是说，到时候人类极有可能会无药可救。罗伯特医生知道，几个月之前有一名病人被送进医院的时候，身体有严重的细菌感染。医生尝试了各种强力抗生素企图控制他的肺炎杆菌感染，可这名病人的病情还是持续恶化了。检测结果显示，肺炎杆菌依然在他体内肆虐，抗生素丝毫没有发挥作用。更进一步的检验结果则显示，大肠里的细菌已经通过直接质粒转移的方式获得了他所感染的肺炎克雷伯菌的抗药性。简单来说，他的身体为一种新细菌的诞生提供了一所实验室，这种细菌如果传播出去，很可能成为黑死病那样的灾难。14世纪，黑死病曾杀死一半的欧洲人。这个病例发生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索拉斯凯医疗中心，而且就在几个月之前。事实上，那个时间我恰恰也在以色列。作为工作的一部分，我去参加了一个关于超声波脑部手术的全球研究倡议。我抵达耶路撒冷的时候是凌晨3点一刻，在找到酒店之后，我突发奇想地想去老城里走一走。我探访了所谓的“最后的晚餐”的遗址，黎明前在漫长的十架苦路上独行。奇怪的是，这次简单的行程十分动人，回来后我还常向霍莉提起。但那个时候，对于索拉斯凯的那位病人我一无所知，更不知道他体内的细菌已经获取了肺炎克雷伯菌的基因。事实上，这位病人在自己体内制造了一组新的大肠杆菌。有没有可能是我在以色列感染了这种抗药性极强的细菌呢？不太可能。但对于我身体细菌感染的假抗性而言，这未尝不是一个合理的解释。我的医生们开始研究是否就是这种细菌在侵蚀我的大脑。从许多方面而言，我的病历都将被写入医学史。第九章 我是谁？此时，我正在云端。大朵松软的粉白色云彩，在蓝黑色的天空中飘浮着。在云层之上极高的地方，一堆堆透明的像魔法球一样闪烁着生命之光的物体在天空中飞过，留下一道道细长的彩色光线。鸟儿？天使？在述说自己的记忆时，这些词语出现在我的脑中。但这些词语与那些充满生命力的物体完全不同。或者说，我们的星球上从未出现过那样的生命。它们更高级，也更先进。一阵磅礴又欢愉的声响从上方传来，就像充满荣耀的圣歌。我怀疑正是那些飞翔的生命制造了这种声响。后来我又重新思量，忽然想到这些满是愉悦的生命体在飞行的时候必然会发出这样的声响。因为如果它们不这样释放那些欢乐的话，恐怕它们的躯体无法承受这样饱满的欢乐。这种声响是可以感觉的，甚至可以说是实体的。就像欢乐的雨滴降落在你的身上，却不会将你弄湿。在我所处的这个世界，听觉与其他感觉并未截然分开。我不仅能听到这些闪耀着光华、视觉上极美的银色生命体，也能看到它们声音中极美的欢愉。在这里，如果你不能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的话，是没有办法看到或者听到任何东西的，当然，成为这世界的一部分需要一种神秘的方法。从我现在的视角出发，我认为你在那个世界“观看”不到任何东西，因为“观看”本身将你与被看的东西分割开了。在那里，每个个体都是独立的，同时又与其他个体紧密相连。这就像图案花纹极为复杂的波斯地毯或美丽的蝴蝶翅膀。一阵温暖的风吹过，就像最美好的夏日中你所体验的那样。风拂过树枝和花朵，就像神圣的水一样流过。这是一阵神圣的微风。它改变了一切，将我周围的一切变得更美好，更充满生机。尽管我还是几乎没有地球上所谓的语言功能，但面对这阵微风以及它背后神圣的存在，我开始以无言的形式发问了。?这是什么地方？我是谁？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每当我静默地发出一问，答案都会以光、色彩、爱与美好的形式向我涌来。这种涌动的重要性在于，它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强大而轻视了我的问题，而是立即以一种超越语言的思维形式回答了我。但这种思维跟我们地球上的思维形式不同。这种思维既立体又及时，不模糊、不虚幻、不抽象，它是有温度和湿度的，当我接收到这种思维的时候，我可以毫不费力地立刻明白它的含义。而在地球上，我们对于思维的了解和学习则需要很多年。我继续前行，不知不觉进入了一个无限大的虚空。这里完全黑暗，让人感觉身处无限的空间，又无比地舒适。尽管这里漆黑一片，却同样充盈着光芒。我意识到，光线来自于一个离我很近的灿烂的球体。这个球体是有生命的，而且是有形的，就像那些歌唱的天使一样。说来也怪，我感觉自己好像子宫里的胎儿一样。胎儿通过胎盘与母体相连，可以在子宫中不自主地浮动。胎盘不仅滋养着胎儿，还为他与看不见的母亲建立了通路。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母亲”就是上帝：作为造物者的上帝，创造了宇宙及其中一切的万能的上帝。他与我如此接近，就好像我们之间完全没有物理上的距离。与此同时，我又发觉了上帝的巨大，与他相比，我无比渺小。我有时候会用“Om”作为上帝的代名词，因为我昏迷醒来后，在写作中，最初用过这个名字。“Om”的发音听起来就像我记忆中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给我们无条件大爱的上帝，但任何词语在他面前都显得那么无力。我意识到，我与上帝之间的广大虚空，是那些陪伴我的球体存在的原因。尽管我无法完全理解，但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球体是我与上帝之间的“使者”。他们帮助上帝向我解释发生的一切。这就好像我在一个更大的世界中出生了，而宇宙本身就像一个巨大无边的子宫。这些球体（它们一定程度上与那个蝴蝶上的女孩儿保持着关联，或者我应该说是“她们”）要引领我完成整个过程。后来，回到现世世界之后，我在基督教诗人亨利？沃恩那里找到一个说法，可以更精确地描述这个地方。这个巨大、漆黑的核心，就是神圣本身。“有人说，在上帝那里，有一种深沉但璀璨的黑暗……”?没错，就是这样。在那里，在黑暗中，充盈着耀眼的光芒。提问和回答都在继续着。尽管这些都不是以我们知道的语言形式完成的，但这种“声音”既温暖又私密。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奇怪。它了解人类，也拥有我们拥有的特质，但它们是无穷的、无法估量的。它很了解我，也拥有我与他人打交道时见识到的人性：温暖，慈悲，悲痛……甚至有讽刺和幽默。借助那些球体，上帝告诉我宇宙不是唯一的，而是有好多个，多到超乎我的想象。但在所有的宇宙中，爱都是唯一的中心。当然，宇宙中也有邪恶的存在，但邪恶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邪恶是必需的，因为没有邪恶就不可能有自由；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有进步和成长，我们也就没有机会成为上帝期盼我们成为的样子。尽管在我们的世界里，邪恶有时候看起来拥有着可怕的力量，但从更高的角度来看，爱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最终的胜利肯定只属于爱。我看到充裕的生命贯穿在不可计数的宇宙中，很多生命都拥有比我们人类更高级的文明。我看到无数更高级的生命轮廓，但了解它们的唯一方式就是加入它们去亲身体验。而对于低级空间的生命而言，则根本无法知道并理解它们。在这些高级空间中也存在着因果关系，但跟地球上的因果不同。我们身处的拥有时间和空间的地球世界，与这些高级的空间紧密而复杂地关联着。换句话说，这些世界并不是与我们完全割裂的，因为所有的世界都是同一个神圣现实的一部分。我会用我的余生去消化在那里学到的知识。它们赋予我知识的方式，并不是我们历史课或数学课上的“教导”。所有的洞悉与了解都是直接的，而不是哄骗与劝诱。所有的知识都储存在当下及永恒的记忆中，不会像普通的信息那样消失，即便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一切。这一切甚至比多年的学校学习中获取的信息更加清晰。这并不是说我可以简单地接触到那些知识。只是因为我现在回到了地球世界，所以必须通过自己有限的身体和大脑去梳理加工这些。但它的确就在那里，我能非常明确地感受到它。我一直是一个以传统方式皓首穷经、收集知识的人。单是这种更高层级的学习方式，已经足够我用剩下的几十年去观察、消化……但不幸的是，在地球上，在我的家人和医生看来，我的情况非常不妙。第十章 我从哪里来？霍莉发现，当她提到我去以色列的行程后，医生们对我的病情更感兴趣了。但她并不知道，为什么这对我的病情会如此重要。当然，她不知道实情反而是件好事。我如此严重的病情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死亡，已经给了霍莉太多压力。如果她知道我的疾病有可能成为21世纪的“黑死病”，那么她的负担只会更重。同时，更多的朋友和邻居打电话来慰问了。这其中就有我最亲密的家人。小时候，我特别崇拜我的父亲。他曾在温斯顿-塞勒姆浸信会医疗中心做了20年的执行官。我选择神经外科研究作为自己的职业，其实就是为了紧随他的脚步。尽管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做得像他那么好。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有灵性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丛林里的陆军航空队执勤。他曾亲身感受过战争的残酷与无情。他曾经在季风雨降临的夜晚、在几乎无法撑起的帐篷里为伤员手术。那溽热与潮湿的环境让实施手术的外科医生几乎无法忍受，不得不脱掉外衣只剩内衣。1942年10月，父亲迎娶了他一生的挚爱贝蒂。这个女孩是他在部队时指挥官的女儿。那个时候，他还在太平洋战场受训。“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成为盟军占领日本的先头部队中的一员。此时，美国已经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作为在日本唯一的随军神经外科医生，他的重要性可见一斑。除了神经外科手术之外，他还要进行耳鼻喉科的治疗。正因为部队如此需要，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无法离开。新指挥官明示，在战局“更为稳定”之前，不可能允许他回美国。日本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上正式投降几个月之后，父亲终于得到官方允许返回故土。但是他知道，如果指挥官看到这些调令，肯定会想办法撤销。所以，父亲一直等到周末，指挥官离开营地去休养的时候才递交文件，而此时负责的是一位临时指挥官。1945年12月，父亲终于登上了返乡的轮船。此时，他的很多战友已经回家很久了。1946年初回家之后，父亲和自己的朋友唐纳德？马特森一起去继续未竟的神经外科学习。他也是我父亲在哈佛医学院的同学，曾在欧洲战场服役。他们在波士顿的布莱根妇幼医院（是哈佛大学的旗舰级医院）受训，师从弗兰克？D.格拉汉姆博士。格拉汉姆博士是哈维？库欣博士的关门弟子之一，后者被誉为现代神经外科学之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像我父亲这样曾在太平洋战场、欧洲战场上锤炼自己技艺的医学精英，为20世纪后半期的神经外科学制定了新的标准。因为他们在军队里的番号，被称为“3131C”。他们的努力，对包括我在内的后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的父母非常勤恳努力，他们是在大萧条时期成长起来的。大部分时间，父亲会穿西装、打领带，偶尔也会穿着工作服出现。他总是在7点的时候赶回家吃晚饭，然后返回医院继续为病人们查房。他经常带我们兄弟姐妹中的一个跟他去医院的办公室写家庭作业。对父亲来说，工作和生活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周末的时候，他经常会让我和姐姐妹妹一起清扫庭院。如果我们告诉他“我们想去看电影”，他会这样回答：“如果你们去看电影的话，这些活就得由别人完成。”他的好胜心很强，甚至在壁球室，他也会将每一次比赛当做“生死之战”看待。在他80多岁的时候，他还在寻找新的对手，而这些人经常会比他年轻几十岁。他是一个苛刻的父亲，同时也是一个很棒的父亲。他对每个人都很有礼貌。他还会随身携带一个螺丝刀，在医院里查房的时候如果发现松了的螺丝，他都会帮忙紧一紧。他的病人、同事、护士等全医院的人都很喜欢他。不管是为病人动手术，还是帮忙做研究、带新人（对此他有一种特别的激情），或是为《外科神经病学》杂志做编辑工作（他已经坚持了很多年），父亲总是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位置和生命规划。即使他在71岁的高龄退出了手术室，他依然与时俱进地与最新的研究成果保持着联系。2004年父亲去世后，他常年的合作伙伴大卫？凯利医生为他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都会记得亚历山大医生。记得他对医学的专业和热情，记得他的坚持不懈与细致入微，还会记得他的慈悲之心、赤诚之心与精益求精。”这种赞美不会让我觉得惊讶，因为我像其他人一样崇拜他。很久之前，父母曾告诉我，我是他们领养的。时间过去太久，我已经记不起究竟是什么时候他们告诉我的。不过我记得，他们说见我第一面时就知道我应该是他们的孩子，是他们“选择”了我。他们不是我的生身父母，但他们对我就像对他们的亲骨肉一样。随着年龄渐长，我也知道了更多的细节。1954年4月，在我4个月大的时候他们把我抱回了家。我的生母当时只有16岁，还是个高二学生。1953年底她生下我的时候还没有结婚。我的生父当时也只是个高三学生，根本没有能力抚养我。尽管他们都非常不舍，但还是决定将我送给别人领养。这一切我知道得很早，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这种自然就像我墨黑的发色、对汉堡的喜爱和对花椰菜的厌恶一样，都是天生的。我非常爱我的养父母，就像我们本来就血脉相连。他们对我的爱也一样。我的姐姐简也是被领养的。后来，在收养我5个月后，我母亲怀上了自己的孩子，之后生下了一个女孩儿，也就是我的妹妹贝特斯。5年后，我们的小妹妹菲利斯也出生了。无论如何，我们几个就像同胞的兄弟姐妹一样。我知道，不管我来自何方，我都是她们的兄弟，她们也都是我的姐妹。我成长的这个家庭，不仅给了我爱，还给了我信任和追求梦想的支持。我高中时就立志成为父亲那样的神经外科医生，这个梦想最终得以实现，也得到了他们的无私支持。直到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才开始思考关于领养这件事，或者说才把这件事拿到台面上来。我曾经多次联系北卡罗来纳的儿童之家，想知道我的生母有没有兴趣跟我相认。但北卡罗来纳州对被收养者和亲生父母之间的信息有非常严格的保护，所以即使双方都非常想找到彼此，也是无计可施。在我二十八九岁之后，我就很少考虑这件事了。特别是遇到霍莉之后，我们组建了自己的家庭，这件事更远远地飘出了我的视线。或者说，埋在了我更深的内心里。1999年，厄本在查尔斯河学校读六年级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关于“家族遗产项目”的活动。那时我们还住在马萨诸塞。他知道我是被领养的，也知道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有着跟他血脉相连的亲戚。但他不知道他们是谁，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个项目给了他一些灵感，也是在那时，他才发现自己对家族血脉有着这样重的好奇心。厄本问我能不能找到我的生身父母。我告诉他，自己曾不止一次地联系北卡罗来纳儿童之家，但没有获得什么消息。如果我的生身父母也想联系我的话，儿童之家会让我知道。但许多年过去了，我没有收到任何反馈。其实我自己没有多少困扰。“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我对厄本说，“这并不意味着我的生母不爱我。而且我相信，如果她看到你，也会爱你。她不想联系我们，是因为她知道我们会有自己的生活，不想打扰到我们。”但厄本不想就此放弃。所以，我最后决定再试一次。我给儿童之家一个名叫贝蒂的社工写了信，她之前就帮我寻找过生母。几周后的一个周五，2000年2月，天空正飘着雪，我和厄本从波士顿开车去缅因州滑雪过周末。路上，我忽然想起应该跟贝蒂打个电话确认一下消息。我用手机拨出号码，她接了电话。“嗯，事实上，”她说，“我这里还真有了一些消息。你现在是坐着吗？”实际上，我的确正坐着，不过我没有告诉她我是坐在穿越暴雪的汽车里。“是这样，亚历山大医生，你的生父生母后来结婚了。”我的心脏在胸腔里猛烈地跳着，我眼前的路忽然变得遥远而不真实起来。尽管我知道自己的父母曾经很亲密，但我一直觉得，将我送走之后，他们的人生轨迹或许将不会再重合。忽然之间，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幅画面：我的生身父母在其他地方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对于这个家庭，我毫无所知。我也不属于这个家庭。贝蒂打断了我的思绪：“亚历山大医生，你还在吗？”“是的，我在。”我慢慢地说。“还有更多消息……”我把车停到路边，让贝蒂继续说下去。这让厄本有些困惑。“你的生父生母还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孩儿和一个男孩儿。我们联系到了你的大妹妹，她说你的小妹两年前去世了。你的父母到现在还在为她难过。”“所以说……”在很长的停顿后，我问道。这一切太突然了，一时之间我有些发蒙。“真的很抱歉，亚历山大医生。是的，他们还……不想跟你相认。”厄本移到了后座上。他知道刚刚有些重要的事情发生了，而且那让我很失落。“怎么啦，爸爸？”我挂掉电话后，他问我。“没事，”我说，“儿童之家还没有得到确切信息，但还在努力寻找。或许再过一段时间就……”我的声音越来越小。车窗外，暴雪正洋洋洒洒地下着。我只能看到百码外的树林一直延伸到远方。我重新发动汽车，小心地看了一眼后视镜，继续往前行驶。忽然之间，我对自己的看法有了完全的转变。当然，在那通电话之后，我还是科学家、医生，还是父亲和丈夫。但有史以来第一次，我发现自己是一名孤儿。我是被抛弃的。我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和完整。在那通电话之前，我从未这样想过。现在，我就像是被人切断了自己的根源。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我失去了一些永远收不回来的东西。但那一瞬间，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这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无穷无尽的悲伤淹没了我。这种悲伤让我几近沉沦。在我之前的生命中，我所努力实现的似乎都没什么意义了。导致这种悲伤的原因把我推进了更深的无望沼泽。之前，我自己也曾遇到过各类问题，比如经济拮据之类的，但我都能很好地处理。在医学院和刚刚成为外科医生的时候，我周围的人都很爱喝酒。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到了1991年，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期待下班后的畅饮，而且这种期待越来越强烈。我觉得，是时候戒酒了。然而，这不是一件易事。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竟然如此依赖酒精带来的放松。如果没有家人的支持，我不可能度过戒酒的那段艰难时光。所以现在遇到这个问题，我唯一能责备的就是我自己。为什么我不能选择遗忘，非要去追问呢？这只跟我一部分的过去相关，而且这一切我都无法控制。但不管从哪方面看，这都影响了我的生活轨迹。我很纠结，甚至开始对自己拥有的医生、丈夫和父亲的角色产生了怀疑。发现我的异常之后，霍莉为我们安排了婚姻咨询。她隐约知道了一些导致我异常的原因，也允许我沉溺在自怜和悲伤中，不过她还是在竭尽全力地把我拉回正轨。这件事也影响了我的工作。我的父母当然也发现了我的变化。我知道他们会原谅我。但我在职业生涯上的下滑还是让自己感到了切身之痛，而家人只能默默地看着我沉沦。如果我自己不努力，家人对我也无计可施。最后我发现，这种被遗弃的悲伤还改变了我对信仰的看法。我曾经希望，宇宙中存在着某种个人化的元素，它拥有的力量，比我努力钻研多年的科学更高级。在一些临床试验中，它扫清了我对这种存在的信任。曾有人告诉我世界上有一种真正爱我们、关心我们的存在，而且我的祈祷可能会被听到甚至得到回应。可我现在已经完全不相信这些了。那通暴雪中的电话之后，我的文化所赋予我的对上帝真正的信任，已经完全消失了。真的有一种力量或智慧在凝视着我们吗？谁是真正爱人类的那个？尽管在多年的医学培训和实践之后，我似乎还隐秘地对这样的问题有着敏锐的兴趣。这无疑让我感到很意外。这种意外，就像之前我从未意识到的，对于自己的生身父母，我实在有着强烈的兴趣一样。不幸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跟我的生身父母有没有可能重新敞开怀抱接纳我一样。这个答案就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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