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丽之宴-2

知名度哪某编辑将我文中的“穿花蛱蝶”改为“穿花蝴蝶”。她不明我之用“蛱”，典出杜甫，古时尚不分粉蝶弄蝶蛱蝶，故以蛱蝶为蝶类总称，杜诗“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我觉得“蛱”的音韵胜于“蝴”，便借来一用。如果是民国初叶或三十年代的报刊编辑，这点小知识总是有的，而今却被认为我连“蝴蝶”也会写错——后来见面时谢了她的改正。另一位编辑收到我的短篇小说《夏明珠》，复信大加赞赏，尤其是那句“风月场中金枝玉叶的人”，真是可圈可点。他提议篇名可改作“沧海月明珠有泪”，因为故事发生在上海，主角名叫明珠，结局很悲惨，所以沧海月明珠有泪，再巧也没有了——这是一种舛戾的风气，怎么都顺手牵羊般地借一句唐诗来作文章文集的题名，古人是绝不会这样没自尊的，“五四”时期未见有无聊如此者，弄雅成俗何其酸腐惫赖，诚不知谁是始作俑者。我当即函谢编辑先生：承蒙赐题，不胜荣幸，“沧海月明珠有泪”，实在妙极了，亏您想得到……于是，很快就刊登出来，大大的标题，端的是“沧海月明珠有泪”，最佳版位，精致配图，一个少女倚枕而泣，背景是十里洋场外滩风光。第二部分 迟迟告白(2)当我的小说集出版时，复名“夏明珠”，好像从泥潭里爬上来赶紧洗个澡，透口气。曾有某报编者问：“你认为中国作家中谁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我答：“不知道——只知三种必然性：一、是个地道的中国人。二、作品的译文比原文好。三、现在是中国人着急，要到瑞典人也着急的时候，来了，抛球成亲似的。”这段话被某作家扼要节引到他的书里，认为“一针见血”，什么血呀，如果译文比原文好，那么原文是什么东西呢，这种货色也值得贩卖吗？得奖，是中国人在瞎起劲干着急，瑞典人急个啥，而我的话尾是“抛球成亲似的”，鄙夷之意，显而易见，整段话句句字字是讽刺，竟被当作正面的讲道理：中文作品全靠外文译得好，中国人得奖要等瑞典人发急——“一针见血”，见的是误解者的血。但有人喜滋滋地传告我：某某在他的书中多次节引你的话，他对你钦佩得不得了。我成立了一个公式：“知名度来自误解。”当此际，也冷眼看清自己前途的黯澹，我是抱着“人人因被人认识而得益”的信念而来到西方的，不料所得的仍是中国人对我的误解，区别只在于昔者是天网恢恢的整体的恶意误解，今者是众生芸芸的散点的善意多恶意少的误解，恶意的误解置我于绝境，善意的误解赋我以生路，坎坷泥泞，还是要走。“兵法家”的返祖现象更彰明起来：广揽误解，以提高知名度。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公式是高贵的：“知与爱成正比。”知得愈多爱得愈多，我的另类公式是卑污的是“误解与知名度成正比”，误解越大知名度越大。一九八四年，“知名度”已臻及可以办一个“散文个人展览会”了——台湾要创制一份最大型的华美的文学期刊，《联合文学》，主编向我提议：推出一个“作家专卷”，包括散文个展、答客问、小传、著作一览，要在短期内完成而即付快邮。区区自费留学生，每周至少三天要去学院进修，而在此时期日常撰文脱稿即发，以应纽约各报之约，实在没有库存可提，《联合文学》创刊号出版的日期已公布了，我连说声“有困难”也是多余的，所以我一口答应：好，准时寄到。时维孟夏，寓处闷热，蓬头跣足，束紧腰带，这是一场恶战，“自”与“己”战，战赢了才好与“世”战。不堪回首而实堪回味的那些朝朝暮暮，单间小房，下临大街，嚣嘈不舍昼夜，一条支路直冲我的窗子，风水是极凶的，我望之只作“前程远大”观，阵阵薰风中，我埋头疾书——《明天不散步了》，《恒河·莲花·姐妹》，《遗狂篇》，《哥伦比亚的倒影》……上学院签个名，躲进图书室，写，来回的地铁中，写，噢，过头三站了。少年读普鲁斯特的《睡眠与记忆》，在文体上一见钟情，旋即想到用意识流手法写长篇小说是不智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后来读《往事追迹录》，果见流流而流不下去只好上岸，继之契机复起，又流了，又塞住。乔伊斯还不也是这样，伍尔芙夫人强持到底，作者累坏了读者也累坏了——生命、生活、生态、生灵，并非全以意识流为中边、为起讫的，迫使意识流为万能文体，“意识流”也就不高兴，成了“意识漏”了。我用意识流手法写散文，或许与肖邦作钢琴曲稍有类似的之处，他的“即兴”“叙事”“练习”，我听来情同己出，辄唤奈何。而且他也不用ff，不用pp，强弱（轻重、快慢）是比较而言，毋须制造。文体家先要是个修辞学家、音韵学家，古义的音韵只在考究个别单字，宋朝的几位大词家就已是以作曲家的身份出入文学了。反过来说也对：肖邦是音乐上的文体家，音乐上的意识流大师。食不定时，睡眠短缺，颈际腋下奇痒难耐，无非是天热汗多，那么久不洗澡不更衣，皮肤发炎了。稿成即寄，从邮局回来，头等大事是洗澡，觉察红T恤的反面有异，领圈、袖根，爬着白色的虱子。一九八二年初秋，我离上海时，朋侪送行到机场，赋诗为别，诗曰：沧海蓝田共烟霞珠玉冷暖在谁家金人莫论兴衰事铜仙惯乘来去车孤艇酒酣焚经典高枝月明判凤鸦蓬莱枯死三千树为君重满碧桃花只是行过从一九八三年至一九九三年，这样就写了十年散文，之后，报刊和杂志上不再出现我的名字和作品，除了两三篇应时的悼文。昔俄国大钢琴家安东·罗宾斯坦，在名满天下之际，突然退隐，苦修十年，重登舞台，那真是非常之阔气的，我够不上这种瑰意琦行，只是倦于“粉墨”，暂且下场。写，一样在写，写得比以前更多。不发表，也不出书。击异国之壤而歌曰“日出而写，日入而改，知名度于我何有哉”。以粉墨登场而换来的知名度是“行过”，洗尽铅华至心朝礼于艺术才有望于“完成”，我在《战后嘉年华》中再三感叹“我曾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现实中，所见者小，而在历史上，就大有人真是完成了才离开世界，而其业绩从此与世共存——畅销书是行过，经典著作是完成。赛珍珠、辛克莱是行过，福克纳、麦尔维尔是完成。捷尔仁斯基的铜像是行过，普希金的铜像是完成。希特勒《我的奋斗》是行过，恺撒《高卢战记》是完成。流行歌曲是行过，《未完成交响乐》是完成。马戏团小丑是行过，卓别林是完成。英国皇家是行过，丘吉尔是完成……记得我临离中国时，专程去北京向亲友们告别，大甥婿说：“舅舅的画到美国展览一定会成功，而人生呢，最好是没有名利心。”我说：“你是哈佛剑桥双博士，国内拉丁文第一人，又是大银行家的长子，所以最适合讲这样的话，要脱尽名利心，唯一的办法是使自己有名有利，然后弃之如敞屣。我此去美国，就是为的争名夺利，最后两袖清风地归来，再做你们的邦斯舅舅。”说得大家只好笑起来——不要名不要利，是强者，而多半是无能的弱者，我不取“陶潜模式”，宁择“王维路线”，且把纽约当长安，一样可以结交名流，鬻画营生，然后将ForestHills当作“辋川别业”，一五一十地做起隐士来。“隐”者“瘾”也，我已上过两次瘾，一次是离群索居于杭州莫干山，后来下山重入红尘，只想逃上山去再作半仙。另一次是“浩劫”期间，被幽囚在地牢中，一灯如豆，两年过去了，我害怕释放，因为饭来伸手，清净无为，不愿重上地面活受罪。那么，现在是第三次上瘾了——夜十时寝，晨五时起，“灯光与黎明之间”梵乐希是这样形容的，他也最爱在这段时间中写作（不过他是处于地中海边，清凉朝泳之后）。编者、读者、评者、出版者的概念都模糊远去了，讲演、辩论、沙龙夜谭的才情和欲望都风平浪静了，我在灯光与黎明之间写出：《巴珑》《我纷纷的情欲》《会吾中》，以及《伪所罗门书》……第二部分 迟迟告白(3)三位读者以前，朋友们称我为“对读者心存敬意的人”，我自问无愧于这个称号，而十六年来，心迹已渐晦淡，彼者不像是秉诚阅读，倒像是寻衅调排这个著书的人，那，没门儿。由于我长时的息影，台湾的读者群已告寥落，而在我的心目中也只剩这样的三位：一位是同辈的，比我大几岁。他从报端看到我的《上海赋》的前四章，就写信来了，噢，一手好字，中英俱佳。他说：自离上海到台湾，数十春秋每兴乡愁，总想写些怀旧的文章，而一执笔，畴昔印象纷至沓来，不知如何着手才好，今读《弄堂风光》及《亭子间才情》等篇，方始明白原来写上海是要这样写的。他希望我再写下去，信的结尾一句：“你比上海人还要上海人。”——后来我是挖空心思地续写两章（谈上海人的吃和着），不知怎么一来忽然断电了，大概就是因为我比上海人还要上海人所以到底不是上海人。而他是老上海，真正赏识《上海赋》的大阿哥。另一位读者是从台北来纽约学美术设计的，暑假返家省亲，逛书店发现三本新书，她认为好看极了，红、黑、灰，翻开来，四个字四个字，一点也不懂，但不是舍不得买而是舍不得不买，便带到纽约学校里来给大家看，都说非常好看，她是我朋友的儿子的同学，一心想得到诗集作者的签名，我就一本一本签了三个名。第三位读者，在台湾中部，开了一家小餐馆，只有几张桌子，馆名“素履之往”，我的散文集《素履之往》并不艰深但也非通俗读物，如果这位读者只喜欢这四个字，我也是乐意奉赠的。（典出《易经》）一位是看透了我的《上海赋》，所以我高兴。另一位是看不懂我的《会吾中》而买了我的书，所以我高兴。再一位是异想天开，异想店开，用了“素履之往”作店名，所以我高兴——我安于幸于这三位读者之真实存在，不作第四位想。误解，承当误解，有时也使人乐得什么似的，在家传的六韬三略上我添了个眉批：“逆来顺受则顺。”一位常见名于报端的撰稿人写道：“自从木心出现于海外华文文坛，真可谓星光熠熠，四方瞩目，而近来读木心的新作，文风变了，令人不知所云，唉，这个年轻人走上了诡谲的道路，实在太可惜了。”——他“老人家”以为我是“新秀”，初试啼声的小公鸡。如果他获悉我比他年龄大，就不觉得“太可惜”了。还有一位不时写写书评的半老作家，专文估价了我的《琼美卡随想录》，说：木心的散文字句精炼，意象奇妙，没有一点“大陆气”，所以，“老中青的作家都该向木心学习”（原句），“可惜的是他躲在象牙之塔中，不关心政治”（原句）——怎么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语言一派浓重的大陆气，而且“象牙之塔”云云，是老掉了象牙的新名词，“政治”嘛，我在红尘中打滚几十年，现在是“下野”，就算军阀下野也是要栽花莳草的呵。更乐的事还有——“人入中年，特别嫉才……木心的文章，我向来不服，尤其几位好友，把他当神一样崇拜，更令我愤慨——都是过了四十岁的人了，还搞个人崇拜的把戏，未免丢脸？但是最近读到《从前的上海人》，我不能不承认，木心的确有两把刷子……简直是色、香、味俱全——不，还包括声音，我从未看到过写一个城市，能写得如此够味，读后入迷，连嫉护也忘了……”——一位知名度相当高的作家，如此真心毕露，实在难得。海峡两岸的两套意识形态，决定了两类文学模式。海外的华文活动只是其延伸，难成气候。我向来不就大陆的语言霸权之范，彼此“异己”，倒也干脆，而与岛上的文学主体和媒体作周旋时，始终保持了侧身的客席的姿态，不介入其时尚、风气、是是非非——异端自有异端的牌理，或说异端首先异在牌理上，且是最执著于牌理的严密性。陆上的意识形态是显性的硬体的（在趋软），岛上的意识形态是隐性的软体的（在趋靡），唯其隐而软，岛民不以为自己受笼罩控制，呈现为文学表象时，就来了靡靡之音，靡靡之文，靡靡乐死，靡靡送生。什么景中有情，情中有景。什么圆融观照，天人合一。什么性情中人，持平常心。什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什么张力、肌理、心路历程，美丽的错误……起始，我的“粉墨效应”使人眼花缭乱，《联合文学》的编者毕竟高明，他为“个展”所作的按语就点到了穴道：“迥然绝尘，拒斥流俗。”不过我那时的层次还很低，灰尘满面，与俗共舞，哪里就敢拒斥，只是反媚俗的反骨被摸到了：怎么此人景中无情，情中无景。怎么天不由人，人贵独立。怎么自处于性情之外，宠辱难惊。怎么心是个不平常的东西，平常心就是没有心。怎么叼着纸烟进天堂，骑着白马入地狱。怎么从来也不肯用张力肌理心路历程不犯美丽的错误——善意的无知激化为恶意的无知，“必诛异己”的用心是时时可见字字可据的，但是曾经与显性的硬体的意识形态较量过来的“异己分子”，要应对隐性的软体的意识形态，那真是绰有余地了，何况余地之地乃是指欧美，甚而指世界。于是我再一次击异域之壤而歌，歌曰：“日未出而作，日入而不息，意识形态之帝力后威于我何有哉？”文化潜流过去的几次“答客问”，除了饬换个别字，全貌一仍其旧，胡说、八道、假语、村言，正体现出当时施粉之厚，涂墨之浓，急功近利之心切。而今披阅检点，俯悯畴昔强自作谑竟至于斯。联想起《牛虻》中的亚瑟，他流亡南美，曾充当过马戏团的小丑，那么我不过是换在北美罢了。有人说我不免用“大字眼”，可不是吗，小丑的嘴巴都是画得大大的，人家不远千里而来访问，就要你说几句大话才放你过门，这是双方共持的“卖点”呀。文质彬彬的小丑那是二丑，二丑我不做，你做。关于评者对我的贬褒，我一向是麻木的，就像爱因斯坦所说：“敌人的箭纷纷射来，我安然无恙，因为他们射中不是我。”我的诗文本来不成其为陷阱，但那些评者接二连三地跌了下去，显得是个无底的陷阱。我早在回答时报编者问中已经说过，这不仅是“知识的贫困”，更是“品性的贫困”。我对法国大批评家圣伯夫也失敬得很，他是知识的富翁，而品性的贫困还不一样毁了他的名声？历史还公道于人心，不必以公道还我，彼者无身无名可减，江河自然不废而大流，杜子美知之，予亦知之。我又早在《战后嘉年华》中聊表寸衷：“会稽鸡，不能啼。”弗明这个典故，那是“知识的贫困”，但问明之后恐怕“品性的贫困”更其恶化猖獗。爱默生觉察到美国的文化从社会表面看是荒漠的，街道上没文化，店铺中没文化，娱乐场所更没文化，然而文化还是在流，在生活的底层流，所以只好称作“潜流”。以前，以前的中国也是如此，少小的我已感知传统的文化，在都市在乡村在我家男仆的白壁题诗中缓缓地流，外婆精通《周易》，祖母为我讲《大乘五蕴论》，这里，那里，总会遇到真心爱读书的人，谈起来，卓有见地，品味纯贞，但不烦写作，了无理想，何必计划，一味清雄雅健，顾盼晔然，晏如也。你若约他一同去买书，步行二十里不出怨言。读到了杰作，谈一个通宵略无倦容——这类文学的信徒、文学的知音，代代辈出，到处都有，所以爱默生也会觉察到这个伟大的“潜流”之存在，他说说又没说下去，爱默生总是这样，其实还可以说下去：如果有一时期，降生了几个文学天才，很大很大的，“潜流”冒上来扈拥着“天才”，那成了什么呢，那便是“文艺复兴”，或称文学的“盛世”，“黄金时代”。不出大天才，出些小抖乱，潜流是不升上来的——目前的中国，这流传两三千年的精神命脉是断了，文学的潜流枯涸而消失，真像是受了最刻毒的咒诅。巴士海峡那边的文化人士来信道：“得知欧美文坛学界对先生的作品有深入研究，不禁感叹此间文学市场的困窘，新新人类的阅读口味是令人汗流浃背的……”另一位诗人兼教授的编辑在电话中明朗地说：“读了你新的诗集，多棒呀，我送你四个字：重振雄风。我们这里呢，什么也没有，除了新新人类什么也没有。”大陆书市兴旺，各地书店如雨后春笋，热门书一销二十万本，那又是怎么回事呢，那是：“文化断层，一片繁华，就是这繁华使文化断尽，再也接续不起来。”那些书都是玩文化于股掌之间的邪门儿赞物。世界名著呢，以前专家的优良译本不再版，刚愎自译的新版本一塌糊涂，足够证明世界上压根儿没有名著——从前的雅健清雄的文学的信徒文学的知音，似乎都没有留下后代，书也绝版，人也绝版。海峡一岸是自绝于传统文化，曲解了世界文化，海峡另一岸是曲解了传统文化，自绝于世界文化——文化断层必然是连带风俗习惯人情世故一起断掉的，所以万劫不复。这一征象倒真是中国特色，别的文化古国不致断得如此厉毒酷烈，肇因是海峡两岸各有其意识形态，而相同的一点是价值判断的混乱，混乱的结果是价值判断之死亡，无所谓价值，不需要判断，浑浑噩噩的咬牙切齿，捕风捉影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西方人兮维尔马·波特（VilmaPotter）说：SOS内蕴着莎士比亚四步韵诗的节律，我要用此风调来翻译它，以呈现这篇小说的奇妙潜质。唐纳德·琼金斯（DonaldJunkins）说：这一集短篇小说，篇篇精彩，如果要投稿，别把SOS和其他的作品放在一起，这会被忽略的，应当先让其他的作品刊登了，再把SOS抛出去，人们才知道这是一颗明珠（SOS原文在台湾发表时，被排在极次要的版位上，大概谁也未曾注意）。第二部分 迟迟告白(4)维尔马·波特，驰名欧美的小说家，她将英译的王维的诗再以法译奉献于欧洲文坛，获得极高的评价，她是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之瑰宝，校方以她私人的名义，募集巨额的文学基金，她不计报偿地为我的小说的英译作了精致剀切的修改和润色，因为，她说：“我喜欢。”她为《温莎墓园》的英译的最后定稿，下了很大的功夫，她说：“那是非常快乐的。”她读我的作品，高度专注投入，在谈话中，突然自言自语地惊呼：“啊，‘海水墙一样倒进来’。”（SOS中的句子）她又建议《温莎墓园》或可改称《温莎墓园日记》（TheWindsorCemeteryDiary），我欣然同意，这一改就不是个冷漠的地点而有了人气、体温。还有某个细节。小说中写到一棵树被大风刮断了，上面的天空露出来，第二年，别的树枝又把天空遮住了，波特说：“这很近于李商隐的境界。”而俄国人，从俄国来的马可（Michel）教授也很欣赏这一细节，说：“有唐诗的美感。”谁的诗呢，他说：“李商隐。”——中国的传统文化、文学，在本土是断了，在外域在美国人俄国人的心中仍然湍流不息。沙伦·巴西特（SharonBassett），在上述的“加大”校园中，被尊称为“最有学问的人”，她读了《温莎墓园日记》，说：“我喜爱这样的文体，风格，读来很感亲切。”她是精究普鲁斯特的大学者。在一九八九年前后，已有几位教授来信，想用我的小说作为讲课素材，虽然我疑虑他（她）的译笔能否济事，也还是认可，不欲拂人兴意。而童明教授是英文本TheWindsorCemeteryDiary的主译者，他在开讲“世界文学”的课程计划中，拟将我的作品列入，问：“怎么样？”我说：“他们都已进了先贤祠，我还在圣米契大道的转角上晃呀晃的，别急，以后再说吧。”童明道：“哪来那么多的以后，你以后得还不够么？”——话说在NDQ发表《温莎墓园日记》等文之前，童明曾向校长递呈“世界文学”课程的计划大纲，涉及我的作品时，校长阅《温莎墓园日记》才两页，就对童明说：“能不能请这位先生来我校讲课？”童明答曰：“他专心于写作，恐怕不会来的。”校长就授命他作一次专访，成一篇“对话”（即本集第四章），童明曾知道“哈佛”曾邀我作“驻校”而我未同意，故代我推却免多周折，而这次他可不让步了，说：“既然《温莎》、《空房》、《对话录》都已发表，情况方兴未艾，你就让我正式开课吧。”事后，童明来电话急匆匆地说：“非同小可的成功啊，学生、研究生、外国学者都听得出神了，课后议论纷纷，请求我再讲、专讲，他们惊喜中国作家写西方写得这样博大精深……”我说：“那是你的成功，祝贺你。”他说：“事实就是这样，研究生的论文我挑几篇寄给你，他们都希望你来作一次讲演，噢，要不要我再说得更详细一些?”我说：“不，不必了，还是让他们知道得更详细一些吧。”——他是在跟我闹着玩，用了勃兰兑斯与尼采的典故，十九世纪的丹麦，是勃兰兑斯率先将尼采哲学请进大学课堂的，引爆了北欧青年们的激情和狂想，勃兰兑斯兴奋地报讯于尼采，尼采说：“你能不能再说得更详细一些?”——这下子尼采可软弱了。私人曙光上述种种琐事，只作“资讯”“数据”论，其资讯性是：在西方的某些学府中，有某些西方人，在为我的“文学”而波动。其数据性是：多数的误解曲解，与少数的理解剖解，正显示着趋向而形成反比，前者是decreasing，后者是increaing，东方的中国的文化断了，无视文学，视而不见，我的作品既已淡出，就无所谓误解曲解，故曰下降。西方的美国的文化没断，我一转身而面对面，即闻鸟语花香，故曰上升——虽然我早有预感预见我的艺术的磁场在于西方，但也可以说是局势局面逼使我向西方寻找读者、朋友(参见本集附录之二)。际此，尽管我素鲜慎终追远的爱国之心，亦不免有“报国无门”的凄然一笑。生在十七世纪可能是个苦行僧，生在十八世纪可能是个启蒙运动者，生在十九世纪可能是个花花公子，我宁愿生于二十世纪初叶，得以目睹法西斯的灭亡，基督的敌人败绩了，但不幸也看到艺术被蹂躏，文学奄奄一息。科学的探索，从宏观世界进入微观世界，从微观世界的慢速现象进入微观世界的高速现象。我们对宇宙、对生命，知道得多些了——这，理应是一个供人思想的雄猛精进的伟大时代，但没有迈迹的思想家，没有观念世界的航程上的甲必丹(Captain)，只多冶荡众生的术语名词的江湖杂耍，唯海德格尔循哲学之回旋而皈依文学，隐居黑森林，好像是一种白茫茫的忏悔，然而哲学家要做诗人，比骆驼穿针孔还难，“人类诗意地活在地球上吗”，人类正在把地球上的诗意摧毁殆尽。我们是因为所求的“诗意”已自抑到最低限度了，因而看起来勉勉强强还像个摇摇摆摆的“人”，那些与我叙文学家常的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俄国人日本人，年龄大致相仿，一群二次大战时期的儿童和少年，送行的时候挥手帕，大而白的手帕，吹口琴，唱骊歌，火车站上的小贩叫卖食品，邮轮离埠五色纸带飘扬，嗒嗒的马车没几年就不见了，汽车是方方的，街灯是煤气的，我们是痴心妄想的……而今不约而同地老了，衣着仍然很讲究，从发梢到鞋尖一丝不苟。我恨这个既属于我而我亦属于它的二十世纪，多么不光彩的丧尽自尊的一百年，无奈终究是我借以度过青春的长段血色斑斓的时光，我，还是，在爱它。政治经济是动物性的，重于战术。文化艺术是植物性的，重于战略。当我把这个观点以对话录的方式，表露于西方的作家、学者、教授的面前时，他们的认同是由衷的，他们的感喟是深沉的，彼此甘愿为此“植物性”“战略性”而坚持一日之健在，如果世界上没有植物，那么动物也将绝迹。我与西方的朋友们共同祈祷，这是一场植物性战略性的文学安魂弥撒，“本来一场弥撒就够了，人们不信，所以弥撒做了又要再做”，二次大战的烽火狼烟中，一位法国朋友对我如是说，我十七岁，他七十岁。我说：“欧罗巴文化是我的施洗约翰，美国是我的约旦河，而耶稣只在我的心中。”(IwouldhavetosaythatEuropeancultureismyJohntheBuptist，theUnitedStatesismyJordanRiver，andJesuslivesonlyinmyheart．)我又说：“你可曾觉得二律之间有空隙，那终于要相背的二律之间的空隙，便是我游戏和写作的场地?”(DidyoueverfindthereisroombetweenthetwoopposingrulesisthegroundwhereIplayandwrite?)曾记得十九世纪临末时的一代智者们，恭恭敬敬把二十世纪称作“新世纪”，曙光到来，多少美好的希望，这些善男信女被后人叫做“理想主义者”，而我们才是本世纪的当事见证人，我们可不肯再奉二十一世纪为“新世纪”，也不期望有何世界性的曙光出现。二十世纪明明辜负了十九世纪的寄托，是对不起十九世纪的。夜未央，我望见的只是私人的曙光，手帕般大的，鱼肚白色的，不过我还是欣欣然向它走去。我可不是理想主义者，我是从急骤堕落的东方文化的绝境中，仓皇脱越而来到西方的，西方文化也在衰颓，然而总要尊严些，舒徐有致些——就像从一只快要灭顶的破船上跳到另一只缓缓下沉的巨轮上，甲板虽已倾斜，尚可坐下来写些短诗。我贪婪于攫取时间和空间，这是生存的要素呀。幸与不幸，都只在于我的人和我的艺术是同义的一元的，以十六年的时光和精力，稍稍兑现了初诺抚平了宿愿，我可以将已出版的书视作累赘而推开不顾，独自空身朝前走去，望着手帕般大的一方曙光，现代人早已不用手帕，所以不知道私人的曙光有多大。1998年10月4日第二部分 战后嘉年华(1)二次大战结束，中国内争继起，哪有嘉年华可言，而是个人的青春期，一半虽被灰烬淹没，还剩一半算是劫后余春，兀自蓬勃不已。现在回想起来，不无“好时光”的感喟。青春，理应是迷离惝恍的，在追思中却显得水清见底，那“底”，都分别超越了个人性，像碎镜子中的纷纭世界，一片一世界，加起来，通常就把它们叫做“时代”。几年前《雄狮美术》编辑先生来纽约时，兴奋而恳切地邀我写点“中国近代美术史”那样的东西，我语焉不详地道了数则苦衷。编辑先生慰勉有加、色辞动人，似乎是非写不可的了。然而真要投入作业，那便得：制高点破共识事解构臧否人物……好一役大阵仗。盖治美术史，其实与修国史的原则并无二致，通之也罢，断代之也罢，总归要：别嫌疑定犹豫明是非善善恶恶……事情十分麻烦，而且，政治上倒可不以成败论英雄，艺术上则非得以成败论英雄不可。“意识形态”云云，已是强弩之末。可怕的“媚俗的潮流”（TideofKitsch）早就成了集体潜意识，这种“史”呀“论”呀的大块文章，最惹眼，容易触犯潮神和弄潮儿。对付“俗”，明哲的态度是：你媚，我不媚，你有四面楚歌，我有三千弱水。生逢商品社会文化工业的盛世，谁家出了良史之材，可去记记日记，或两三子晤言于一室之内，私下自还公道，愿亦足矣。于是，决定不担当“大题目”，心弦为之一松，而稿约不可不偿，便改道写写我所隶属的那代人中之美术青年们，是怎样嚣骚浑噩过来的。所见有限，且故意自限，悄然避开当时或后来号称“大师”“名家”之流者，否则又要涉嫌“中国近代美术史”了——吾祖籍绍兴，暂贻“会稽鸡，不能啼”之讥，是颇为剀切的。将来呢，要啼也得别有个啼法。我曾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鱼丽之宴附录日本侵占中国江南，始时国民纷纷逃难，到了全部沦陷，人们又各回故乡，谨慎苟且度日，忙于对付各种苛捐杂税，脸色凝重，道路以目。大小城市百业萧条委顿，偶有伪饰的繁华，所谓“共荣圈”的骗局把戏，显得力不从心，心不从力。被侵略者与侵略者都渐渐知道局面既长而不会维持太长，你的好梦就是我的噩梦，那么你的噩梦便是我的好梦，一种八年变得又僵硬又软靡的等待心情，弥漫整个江南。乱世必有的普遍的虚幻感，使“时值非常，一切从简”成为那年月最流行的礼节性的托辞。自然景象虽则四季如仪，而清明节扫墓，同时祭奠为国捐躯的阵亡将士，中秋节赏月，家破人亡能有几处称得上团圆，山川卉木都一色惫顿恍惚，是人的心情的投影吧。而我的年龄规定我没心没情，天资鲁钝，稍遇凶衅便如鱼失水。也因为我已一厢情愿地沉湎于艺术的水里了，可是我还没有鳃，只宜浮氽在雾气的梦想里。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那几年，中国江南风调雨顺连岁丰登，市场一派旺相。每当春秋佳日，坐划子游西湖，温拂面，波光耀目，那清秀恬静的白堤上，艺专学生正在写生，A字型的画架，白的画衣，芋叶般的调色板，安详涂几笔，退身看看，再上前，履及剑及，得心应手——在我的眼里，我的心中，这便是陆地神仙。很可能当时我所看到的是个混迹艺专的蠢材，那张风景写生画得一塌糊涂，然而我坐在船中，看到的是画架画板画箱画衣，以及那张玲珑可爱的帆布三脚凳……我家坐落于幽僻的水乡古镇，难得随长辈到都市来游览。自幼只可能在纸上用水墨写写梅兰竹菊，若要以五色油彩借麻布表现湖光山色，这辈子，太渺茫了。然而儿童心理匪夷所思，会将其渴欲得到的东西，置于不合常情的高度难度上，假装畏惧退却，激起满心冤愤之气，看吧，我一定要在西湖的白堤上撑起三脚架，手托调色板，风吹画衣——儿童的虚荣心结实有力，青春呢，一上来就是反叛，反叛什么是不知道的，况且那光景青春还没有来，鱼还没有鳃。童年的我之所以羡慕画家，其心理起因，实在不是爱艺术而是一味虚荣，非名利上的虚荣，乃道具服装风度上的兴趣的虚荣，因此仍可还原为最低层次的爱美。西方十九世纪的音乐家、诗人，起初打入我心坎的也是郁茂的鬈发，百合花瓣似的大翻领，瀑布般的围巾，紧身而洒脱的黑外套，认为只要长得稍稍有点像他们的模样，再加上如此这般的一身打扮，那么，作曲写诗是没有问题的。我之所以艰难困苦，都在于得不到这全副穿着，同样道理，我之所以不成其为画家，自应归咎于没有画架画箱调色板帆布面的三脚凳白色的画衣，画，当然画得好，不好也不要紧，反正已经是艺术家了。十多岁时读《文天祥传》，读到“自奉甚丰”，觉得很投契，读到“轩眉入鬓，顾盼晔然”，觉得很漂亮，很喜欢他，再读到他年轻时有一次走进宗祠，看到先祖们都曾有官衔有封赠的称号，他叹道：“殁不俎豆其间，非夫也。”我便感到索然无趣——一是我的年龄使我不向往“俎豆其间”，二是我生性顽劣，本能地感到功名富贵很麻烦，勿开心。古代的英雄豪杰似乎在童年就非常自觉，真是这样的吗？即使到了现在，我仍然怀疑都是成人灌输教唆出来的，我也仍然相信小孩子只有虚荣心，一直要虚荣到深感虚荣乏味了，才转向追求光荣。故乡先遭轰炸、炮击、烧杀奸掠，后来就沦陷了，由汪伪政府组织的“维持会”来撑局面，百姓过的是近乎亡国奴的生活。我们小孩子唯一能做出的抵抗行动是，不上日本宪兵队控制的学校，家里聘了两位教师，凡亲戚世交的学龄子弟都来上课，毕竟没有一般小学中学的热闹生动。我就愈加偏爱于绘画、看课外书。画，已是“西洋画”，素描速写水彩，书，是“五四”以来成名的男女作家的散文和诗，以及外国小说的翻译本，越读越觉得自己不济，人家出洋留学，法兰西、美利坚、红海地中海、太平洋大西洋，我只见过平静的湖。人家打过仗、流过浪、做过苦工、坐过监牢，我从小娇生惯养锦衣玉食，长到十多岁尚无上街买东西的经验——尽管这样地惭愧绝望，还是贪看别人精致豪放的生活，心里嫉妒得发慌，却也羡慕得恭而敬之，只指望战事快快结束，出洋留学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一旦大学毕业，毋需任职做事，闲在家里当然不如漂洋镀金。日本太寒酸，美国太粗俗，要去总归去法国巴黎……十多岁这个年龄的特征是自卑、妄想，无人处的高视阔步，有人处的沉着寡言笑，实在都是聪明不起来的大志若愚，这样的一个无知无能的少年终于离开故乡小镇，到浙江省会杭州市来了。什么原因使我抛弃家庭，凭什么我能在战乱之中独自生存在陌生的都市中，这里到底不是我个人的回忆录，只认定要写的是“艺术”“时代”，一些人的牺牲，一些人的毁灭，一些人的救赎。杭州毕竟是“天堂”，至少它曾经是东南形胜三吴都会。我明知国立艺专迁到内地去了，然而我是抱着投考艺专的心情和意图来的，时常在平湖秋月、罗苑、孤山、西泠印社那一带踽踽独行。艺专的学生宿舍是白公祠，住着些小户人家，儿童在鸡鸭群中枯寂地玩耍，门口晾着衣裤、芥菜、笋干，这景象与“艺术”正相反，唯其相反，使我凝视不去，似乎可以从中讨回艺术来。我几乎三日两头走在白堤上，从来没有见过“画家”作写生，那年月杭州就没有人画画了么，他们胆小怕事不敢出来吗？那么我自己为何不提了画架画箱来，柳荫下摆摆样子，一酬童年铭心刻骨的梦想呢？但我也竟是一个徒手的步行者。那时，我对于艺术，除了虚荣，别无角度可以介入，杭州旧书店多多，多到每天只要我出去逛街，总可以选一捆，坐黄包车回来。最嗜读的是“欧洲艺术家轶事”之类的闲书，没有料到许多故事是好事家捏造出来逗弄读者的，我却件件信以为真，如诵家谱，尤其是十九世纪英、法、德、俄的文学家音乐家画家的传记，特别使我入迷着魔。泛览既多，自以为“虽不中，不远矣”，实则那时候我几曾沾着“艺术”的边？一切都还表不及里，但“里”是什么，四顾茫然，要及也不知从何及起，是故我只能徘徊在“表”上，即使“里”真的跑出“表”来及我，我也认不得，幼稚无知，导致我刚愎自用，一个人在暗中埋怨：艺术，有“表”就好了，何必要有“里”呵！第二部分 战后嘉年华(2)一九四三年，我住在盐桥附近的“南书屋”，女佣料理日常琐事，我独进独出，一心要做那种知易行难的艺术家，书越买越多，画则全作油画，走的大致是印象派的路子，喜欢尤特里罗，他的街头风景，也不是实地写生的。下午三时至六时，照例在“思澄堂”范牧师那里练琴，钢琴，每月付学费。藏青哔叽学生装、黑呢西装、花格羊毛衫、灯芯绒裤子……意思是我当初一袭长袍揖别故乡的，到得此时在外表上全盘西化了，这是四十年代初的浙江小镇上所做不到的。某日家信至，内示凡有从杭州回乡的亲戚长辈，都认为我单身在外，无人督导，显得华而不实——我深感委屈了，与我所梦想的“艺术家”相比，我真是表不及里、里不及表……更滑稽的是，我自以为处于“流浪”、“失恋”、“奋斗”的进程中，艺术家不是都要这样折腾，千锤百炼，然后一举成名的么，家书中之所以有此一番旁敲侧击的“庭训”，猜想是“南书屋”主，袁老夫子对我的讥评，他是我姐夫的业师，精监赏，富收藏，而对“西洋画”无知识，有成见。我初入“南”，老夫子每来夜谭，看了我带出来的山水花卉和隶真行草，以为然，孺子可教。不久，我弃长衫布鞋，取西装革履，满屋油彩气味，画具画材狼藉，难怪老夫子要在他给我姐夫的信中，来那么一句“华而不实”。好在他怕闻油彩气味，夜谭从此不继。居有顷，母亲来杭州办事，当然也是为了要看看儿子，我想不免要甄检“华”与“实”的公案，结果陪母亲游山泛舟，逛街选物之余，添置了秋冬大衣各一、英国纹皮皮鞋、瑞士名牌金表，还印了几匣名片，母亲说：“先一步步学起来，以后就老练，独个子在外面，要懂交际，别让人家瞧不起。”我趁势问了那讥评的来源，诚然是“南书屋”主人的高见，母亲笑道：“真的华而不实倒先得一‘华’，再要得‘实’也就不难，从‘华’变过来的‘实’，才是真‘实’，你姐夫，实而不华，再说也华不起来，从前你父亲是正当由华转实，无奈去世了，否则我们这个家庭也不致如此，我是说，你要‘华’，可以，得要真华，浮华可不是华……”母亲归去后，我尝试与杭地的几许名门世家的子弟辈作交游。其中擅书画的那些个，都各有师承，谨守传统“六法”，一派仿作，毫无才气，更使我惶惑不解的是，他们在艺术上根本无视“现代”，意识不到欧罗巴（世界性艺术）的存在和发展，而生活享受呢？却来得个会赶时髦，西方物质文明的种种新鲜玩意儿，他们捷手先得，自命不凡，男男女女凑在一起时，像是谈恋爱，又不见得真相干，这种场合和氛围，使我废然退出，仍旧回到“南书屋”，在“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的概念丛里，走我自以为是的“路”，而且有点明白何以“西湖边上没有画家在写生”的道理了，既然“艺专”因战事迁去内地，杭州就没有主流的“洋画”，只有支流的“国画”——我像离群之雁，只等“艺专”回来，才有入群齐飞的可能。而就这样孤雁单飞，也不失为一种自强的训练，与所谓名门世家的后代的交游经验，使我知道“浮华”真的只是“浮”而不是“华”。那年秋天，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喜讯突如其来，杭城一片爆仗声，入夜万人空巷提灯庆祝，在近乎昏晕的欢欣中，我冷冷地看到一己的命运面临转机。似乎到了这时杭州才有“文化界”，呼地冒出许多画画儿的、编报儿的、演戏儿的……大抵兵分三路，一是从内地“大后方”赶程而至，二是在浙江山区作游击队于今整编入城了，三是原本隐蔽身份至此就站了出来，反正一时人才济济，都显得精明强干，唯独这个蛰居于“南书屋”、寝馈于欧罗巴文化观念的惨绿少年，一入“文化界”，确实难于适应，但我还是看样学样地努力周旋。很快，杭州成立了“美术工作者协会”，我也就此成为会员，开会时，这些“美术”的“工作者”，个个能说会道，握起手来，紧得发痛，还要上下左右摇几摇，自道姓名时，叫“阿大”，叫“阿羊”，在画上签名也就是“阿大”、“阿羊”，衣着一概平凡朴素，谈论所及，“某某，人很热情”，“这张画，趣味好”——我不免发愣，“热情”，怎么就放在口头上，“趣味”，我却看不出来。他们都画农民、小贩、码头工人、乡村集市、城市路边摊……那事事为首的“阿大”者，画风很像丰子恺，只是太像了一点，而更多更精彩的是搞木刻的，题材总与“革命”有关，我注意看，觉得自己是望革命之尘而莫及，尤其因为读过不少俄罗斯小说，“革命”，非常悲壮，非常罗曼蒂克，转而对于中国式的革命，我有的是好奇心和求知欲，然而一九四几年那光景，杭州地区的“美术工作者协会”，似乎并无特殊的内在性质，大致是一些画画的青年中年人，想在长期的压抑苦闷之后，吐吐气扬扬眉就是了。果然，未到年底，就在民众文化馆举行了集体性的画展，参展的作品居然很多，国画占颇大的面积，而木刻漫画泱泱乎成了主流，我拿出的几幅油画风景，都上选，画的是树木、教堂、桥、河，不足指名是什么地方，似乎巴黎，似乎伦敦，反正从照片上的印象并合起来的。展览会很热闹。筹备期间我每天去工作，感到自己实地投身社会，又怀疑这种事务性的忙碌算不算“艺术活动”，与之一同工作的几位年长者，在我眼中都是饱经风霜、深谙人情世故的老大哥，有的似乎病着，有的似乎贫着，我不病不贫却比他们自卑，因为我幼稚无知，虽然读书已不算少，可是书本上所得来的有关艺术的常识、知识、概念、观念，与眼前所接触的人物事物，全对不上号，“阿大”、“阿羊”、“热情”、“趣味”等，与希腊雅典、意大利文艺复兴、浪漫主义、印象派……毫无关系，他们大概生来就是画豆腐浆摊、码头工人、玩杂耍的。但我还是很兴奋，看到自己的画挂在墙上，男男女女走过，停步，指指点点——初步圆了我童年以来萦心不释的“画家”梦。接着，便是《东南日报》的报道和评论，认为此次展览十分成功，选出几位画家作为赞美推荐，其中竟然涉及我，大意是那几幅风景清丽脱俗，且能以中国画的笔法入油画，洵为难得云云。“艺专”迟迟不迁回，“上海美专”倒先复校，登报招生了，我立即去信报名，很快就收到通知，按期去上海应考。在这个号称人间“天堂”的西子湖畔，我认识了很多人，却始终无友谊可言，遇事只是在“南书屋”中默默地想，默默地决定，窗下一条混浊的小运河，对岸的织席工厂，终日机声轧轧，景况是很凄怆的，而全凭十八岁这个年龄，使我麻木而自信，不过我隐隐看到母亲对世道的估量已不符实际，我父亲的一代，确凿要善于交际，讲究体面，而战后的新生代就全然平民化了，且以此为标榜，为“革命”的前提，我靠在窗栏上凝望慢流的河水，想起那些“轶事”、“传记”中的艺术家，他们的不幸，也还是幸。赴上海应考的前夜，我独自走上湖滨的一家餐馆的顶层，算是饯行，要的是西菜，一杯葡萄酒。当年很流行的一个励志的说法：“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未来种种譬如今日生。”我原是觉得文字累赘词义伧俗，此时想起，倒许为剀切——始于懵懂的虚荣心，胡乱地画起油画来，得机会就率尔拿出去展览，那报载的好评无非是记者的例行故事而已。除却个人的短距离的“生世之叹”，“艺术究竟是什么”这大疑题更使我不安（因为我已经知道艺术是什么，才决意永别故乡），到了杭州，先遇的是一伙摩登的纨绔子弟，后遇的是成群“美术工作者”，是八年战乱使中国自外于世界艺术潮流？抑中国就没曾进入过世界艺术的行列之中？十八岁的头脑加上一杯葡萄酒就更糊涂了。上海是国际性的大都会，冒险家的乐园，一个非鱼非龙的年轻人，即将投入鱼龙混杂的黄浦滩。“望湖楼”独自晚餐，极目黑沉沉的夜湖，白堤的柳丝间灯光闪烁，是我离家以后，第一次感到实而不华的悲凉。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坐落于斜桥菜市路底，那是大都会的南边陲，接近市郊乡村，空旷安静自不必说，待到亲临实地，此区域不仅是一个庞杂的果蔬鱼肉市场，而且周遭密布着小吃店、路边摊、裁缝、鞋匠、烟纸什货……烟雾迷目，腥臊刺鼻，时值春初雨季，街上满是人、满是伞、满是水潭泥泞、一片可以使街面震动的喧嚣市声——杭州西湖此时柳丝嫩黄，柔媚如梦，这里可真是红尘乱世了。第二部分 战后嘉年华(3)后来才知道起造校舍的年代。斜桥一带确是树木葱茏、小河流水，迟来者只好俯首认命，命中注定要在人间地狱中追求艺术天堂。校舍，正面看是一幢相当宽阔的四层西式大楼，无奈临街，显得商业气，黑漆的铁栅门颇为威严，我跨进去的刹那，心想：这是我的艺术之门，门外汉的阶段就此结束。抬头又眺见里面的照壁上设有长龛，水泥塑出一个“美”字，由肥肥的十二只尖角组成，校徽便采此为图案。我本能地推开“会客室”的门，五六只鸡咯咯乱叫，破旧的沙发上全是鸡粪，可见八年抗战，这里一直是荒废着的。教务处光线幽暗，只有一个脸色苍白、须眉乌黑的中年人，是教务主任，我报名三年制西洋画专修科，大学程度。主任一口绍兴官话：“那么你的高中毕业文凭缴来！”“我考同等学力。”“喔……可以可以，可以的，不过，我们这里学费，每学期要五担米，按五担米折价……”他上下打量我，我一身藏青哔叽学生装说明性不强，便道：“五十担我也付得起。”教务主任笑逐颜开，搓搓手，指指旁边的椅子：“请坐请坐，我想，你一定会录取的，考插班生还是新生，可以住宿，伙食是由学生会自办的。”这样便成为上海美专的一年级学生，从此日益明悟最不懂美术与美术最无缘分的人，都是在美术学校里。同时也认为有志于艺术的青年，应得入学校去“科班”一番。学校，是筹备期的“世面”，而且永远处于筹备期，真刀真枪的“世面”杀伤力太大，学校里的总还是纸刀纸枪；许多聚在“学校”的名义下，便煞有介事，便可以比较，且是不舍昼夜地在比较，你就能连续收到各种自知之明与知人之明的讯息，是靠这些甜酸苦辣来使天性趋于成熟，“科班”者，意义在于此而非教师的耳提面命当头棒喝。上海美专无疑是我快乐的淘气竞技场，与往昔踽踽独行在西子湖畔的惨绿少年已经判若两人，青春必须动，静的青春往往流于自残。那时的所谓“西洋画专修”，上午一概是实习课，从石膏素描渐进到人体素描及油画创作，其他如水彩、粉笔、速写是间隔性的穿插。下午，理论课，美术史、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生意清淡，因为翻翻书就可以应付考试，而教师讲讲就讲到物价高、薪水低、老婆又要生孩子，劝大家不要学艺术。实习课的风气则不然，我至今还留连那时候的学生的生活习惯，晨起盥洗，早餐既毕，换上浆洗一清的衬衫（多数是纯白），打好领带，擦亮皮鞋，梳光头发，挟着画具健步经长廊过走道上楼梯进教室，教授总是先在那里了，衣着更为严谨。我们的C教授终年一身黑西装，白衬衫、黑领带，无懈可击；薄型皮鞋和狭边呢帽，一望而知是法国带回来的；右手无名指上白金的钻戒款式古雅，巴黎十年养成的飘逸深沉，先成了我们的楷模。课间休息时，我们拿出画册来请C教授品评讲解，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分别等级毫不假借。他认为胆大：大画家，胆小：小画家，使我们这群男孩女娃气壮神旺、自负日高，而论素描基础之奠定，他又说画桃子要连桃的茸毛也画出来，大家又为之瞠目结舌。同学们，来自各地的青年，说是鱼龙混杂，好像只见鱼而没见龙，鱼则类别多矣。本地帮：洋派得厉害，我刚把行李搬进宿舍，便有一位黑肤方脸的矮个儿倚门招呼：“哈！我姓堂，勃令堂，抽烟吗？”他递上一包茄立克，我谢了，也通名报姓，他蔼然关照我：“阁下初到上海，当然来不及改换新装，霞飞路马斯南路转角上一家叫‘雷蒙’的，有一件法兰绒夹克，我想起来觉得与你很合适，蓝的，明线，贴袋，不妨去看看，我有一条领带很相配，可以送给你。我姓堂，勃令，堂。”他姓谭，名正明，当时我钦佩感激非常，到底是上海人，如此委婉大方，再看他的发型打扮无疑是超潮流的，后来日子久了，虽然他的热诚始终一贯，而我觉得他不是在学艺术，是在学艺术家。另外如姓徐的小猫、姓姚的野猫、姓王的锅盖、长脚的黄沙、涂脂抹粉的魏贤，都各有仪态风调，可见先是地灵，然后人杰，把我这种浙江来的嫩头比得黯然失色。尤其是那位外号“强盗王”的郭姓者，更使我心惊肉跳，只见他头发蓬勃、颊须鬈曲，而且也戴小小的椭圆眼镜，活像舒伯特，来校时总是怀抱一叠乐谱，身材魁梧，神采飞扬，直觉得十九世纪卷土重来，于是他闪入琴室，大把大把地猛敲键盘；他还写诗，笔名“奥耶”，自费印了一本集子叫《葱色的山群》，用红丝带缬起来，我诚惶诚恐地开读：夜，梦我拿起调色板的笔突然我对这些海派人物的景仰羡慕一起垮掉了——本地帮的同学未必是本地产物，不过是生活在上海的日子久了，或者其家庭已经落地生根了。租界上数十年殖民地的洋风欧雨，再加日本人占领前后的“孤岛”妖雾，使年轻一代成为浮离实际的梦游者，他们不爱“艺术”，只爱“艺术家”，似乎艺术家是可以脱开艺术而独立的，比我儿时的虚荣心还要空中楼阁、全无根蒂，看着他们的健美活跃、顾盼自雄，我一个也不想接近。外地帮：浙江、江苏、四川、河南……以浙江来的居多。谚曰：“乡下第一，跑到城里第七。”使人觉得他们会不会走错了校门，然而他们个个脸色凝重地下功夫了，不是艺术上的功夫，而是怎样做个“上海人”的功夫。三年后，仍然一望而知“乡下人”，乡下人本来没有什么不好，乡下人要学上海人而学不像就显得别扭，颇有几个民间诗人，笔名“白花”、“白草”、“白影”、“白痕”的，一样练钢琴，画希腊雕像，在浴室中唱起歌来，分明是：“三轮车上的小姐真美丽，西装裤子短大衣……”他们人数多，做事克实，联络密切，占上海美专的半边天，使本地帮的势力日见萎缩，而这也是时代气数将要转变的一点先兆。潜在的还有两类神秘人物，一是“职业学生”，由执政党指派在各大专院校的特工人员，另一是“文艺工作者”，外地来的搞木刻漫画的同志，已经有协会、有刊物、有知名度，一身蓝布学生装，车胎厚底的皮鞋，速写夹子是用粗麻布包起来的，读鲁迅的书，时事精通，消息灵通。但素描很难得到门径，因为他们已经在“创作”了，希腊罗马，裸裎的人体，与工人农民实在格格不入，不入也罢。与“海派”的轻薄花俏相比，此类“文艺工作者”就显得朴实正经。他们较年长，有相当丰富的社会经验，因而深谙人情世故，看准中国将要“大变”，他们选择的是“大路”，无疑算得是胸怀“大志”的了，他们自有驾轻就熟的生活方式，几个“自己人”聚在寝室里，男的旁边是女的，女的旁边是男的，差不多全属同乡，抽烟，打趣，一碗阳春面你吃一口我吃一口，葱油大饼我半只你半只，烟雾弥漫，人形东倒西歪……万一你有什么事找他们，敲敲房门，里面就轰然大笑，认为外面敲敲门里面说“请进”是“资产阶级”，而他们自己是直闯别人的寝室，根本不先叩门，以示与“资产阶级”决裂。这样，那样，我从杭州来，但不属外地帮，我幼年生活在上海，却自外于本地帮，我无党无派，与“职业学生”素无瓜葛，我向往“世界大同”，难于与不懂礼貌的“文艺工作者”厮混——我是快乐的，没有虚度嘉年华，我受的艺术教育少量是在校内，多量是在校外，校外之外就茫无际涯了。上海交响乐团成员多数是西欧人，指挥者富华，英国籍，每周之末在法租界“兰心剧场”演出。“兰心”纯为法国小剧场古典风格，衣帽间、休息厅、盥洗室，整洁优雅，一落大派——我青春年月的圣地，艺术的礼拜堂，不仅指挥、演奏够水准，听众也够水准，衣冠济楚，举止文静，曲目编排也极有系统，国际著名大演奏家莅临申江，就是由这个管弦乐队伴奏。第二部分 战后嘉年华(4)赴“兰心”，我们习惯步行，菜市路杂乱不堪，一上辣斐德路便渐入佳境，再经法国公园，吕班路，霞飞路，连绵的法国梧桐的绿荫，而“兰心”所属的慕尔鸣路是法租界的精华之地，书店、时装店，一色巴黎情趣，淡雅怡静，好像不准备做生意。学生时期最宝贵的是“无忧无虑的心情”，青春都具有不知从哪里来的“锦绣前程”的保证，谁都是天才、准天才，天才的偌大的萌芽，艺术殿堂门户洞开，隐隐望见其中有自己的位置，我们真是把“人生”误作为一场音乐会了，哪里就想得到不出五年十年，自己要为“艺术”而身系囵圉、而绝望投海。我们被那些演奏家、指挥家骗了，被“兰心”朦胧的烛形壁灯、铃兰和康乃馨的甜香迷了心窍。但是，当时只知“艺术”使人柔情如水，后来浩劫临头，才知“艺术”也使人有金刚不坏之心，每次音乐会终场出来，夜深街静，满身的音符纷纷散入黑暗的凉风中，肉体在发育时期感到肌腱微微胀痛。智力在充实催酵，也有微微的胀痛，别人从音乐中得到什么我不知道，我得到的是道德勇气，贝多芬曾经用文字直白说出来的。一九四六至四八年，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文艺状况有点像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夕，西方个人主义的哲学思想所凝结的文艺作品，偏偏在这集体主义行将驾到的当口横斜激荡起来，像是天鹅绝唱，像是西风残照，好些西欧的文学名著然翻译而出版。执政党认为这类书多也无害，在野党认为这类书越多越好。所谓无害，是个人主义不可能动摇江山；所谓越多越好，是民主倾向的个人主义者最容易上当受骗，被牵着鼻子走而还要提供别人的鼻子。读者呢？青年正处于苦闷彷徨之中，矫健的一类夜奔“革命圣地”，或化名转入地下“工作”，荏弱的一类心向往之却走了边门，他们认作“革命”、“先进”、“民主”、“自由”的配套概念，其实是无政府主义色彩的东西，是白面书生戴红帽，非常罗曼蒂克的。霞飞路吕班路角子上有一家“生活书店”，规模不小，明朗有格调，新书连连上市，译笔精到，装帧清丽，这又是我们无知青年的福地洞天。西风东渐，渐到这时节可不是“五四”当年的ABC了，大学生已能摇摇晃晃地迎风独立，结结巴巴地各寻宗旨，这是表面之现象，内在的性质却是青年们还不知取舍而忙于取的取、舍的舍，先知先觉者不知不觉地被潮流卷去，果然三年容易，第四年就东风压倒西风，那些西方资产阶级反动腐朽没落的玩意儿不见了，书店也不见了，后来那转角上开出一爿绸布店，虽然也是五色缤纷，不复是民主色彩、个人主义色彩了。上海之北虹口区，向来是日本侨民聚居之地。太平洋战争结束，日侨一概踉跄归国，临走匆促，剩下的物件用品，堆积如山，经商贩粗略整理，罗列在虬江路的一片广场上，规模洋洋大观——这又成了我们不必冒险即可进入的乐园。各种美术道具、各式古典摩登的书框，从希腊、埃及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浪漫、印象、野兽、达达、抽象……一路下来的各流派的画集《世界美术全集》，价廉物美，如梦是真；还有大量的唱片，可以挑选你最喜欢的乐队、指挥家和演奏家，譬如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我买得六个版本，听六位指挥六个乐队的较量，对着总谱，大体上我知道“命运”是怎样一回事了，这样就迫使我逃掉下午的理论课，直奔虬江路。不能不佩服日本人在接纳西方文化这一维新大业上，投入的功夫之大之专之精，单以这个地区性的废品旧货的市场而论，中国近百年来出版印刷的业绩，加在一起也无可与之伦比。同学们都疯狂选购，“战利品”雇车载回来，以致学生宿舍中家家户户堆满画册唱片。上海的私立学校，社会舆论称之为“学店”，校长是老板，教师是职员，学生是顾客，名义是“作育英才”、“读书救国”，实质是谋利敛财，误人子弟。理科工科文科的私立大专固泛泛如此，上海美专虽不例外，而我却十分赞赏它的传统作风，那就是：虽然没有什么可容可包却俨然兼容并包，虽然无所谓学术自由你完全可以学术自由，就是由你自己去好自为之，这倒不期然而然地遵循着蔡公孑民先贤的遗箴。对于顽劣成性散荡成习的我，天时地利人和足够足够了，我在上海美专所享用到的“自由”，与后来在欧美各国享受到的“自由”，简直天海一色，不劳分别，如果你有一分才具，那么再加一分自由，别的还要什么呢？美术学校的概念是画室、图书馆、宿舍、食堂、卫生间，就好了，教师的话中听则姑妄听之，不中听的他自己听，“自由”，就是谁也别奈何谁。三年五载生息其中，是一枝玫瑰便会开玫瑰花，园丁的脸是不像玫瑰花的，所以我至今还在喜欢还在感激上海美专，那光景，学生奇装异服、玮意琦行，一概不遭物议，迟到缺课只要缴足学费安然无恙，大意是：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校长教授就此特别显得慈眉善目、神闲气定，师生相敬如宾，宿舍简陋，食堂寒伧，那你可以自己去租房，可以上白俄开的小西餐馆，或者说到底，学生时期的艰辛是必修是“天降大任”之关键一课，缺了倒是难补的。我要心香输诚谨致悼词的是美专的图书馆的夜晚，壁上挂着伦勃朗的大幅油画，德拉克洛瓦、基里柯、柯罗、塞尚、凡高……是西欧的职业性临摹品，功夫极好，直逼原作，其他是前任和在任的教师的代表作，代表他们个人的黄金期，等于告知：后来这些作者越画越那个了。一壶咖啡，一袋邻近的泰康公司刚出炉的体温犹存的奶司饼干，灯光安谧，作为战利品的诸大画册平平摊开，外面是菜市路，老式有轨电车价响，嘶嘶地驶过，严闭的窗户使大都会的市声营营然和悦可爱，意味着俗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必要性。这两间立满书柜阴森屋子，常由我一人独占，我亦只亮一盏灯，伦勃朗的亨德里克耶（HendrickjeStoffels）凭窗相望，柯罗的树梢如小提琴的运弓，塞尚的苹果一副王者相，基里柯的木筏欲沉不沉。本地的走读生回家吃好饭好菜去了；“外地帮”要么在寝室里开下流玩笑，要么混迹游乐场，“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个不夜城”，等等；“职业学生”拉胡琴，喝五加皮，洗脚洗袜子；“文艺工作者”有的去探望已婚的未婚妻之类，有的参加协会的讨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极为重要。其实每个人的道路都是曲折的，前途呢？无论如何自以为是光明的。年轻，真像是一个理由，一个实际上毫无用处的理由，而且当时也惘然不知用这个理由去年轻个够，我只懂得独自利用图书馆的桌椅和灯光。在校外是匆匆的吞食，在图书馆才开始静静地反刍，再则电灯坏了的琴室中燃烛而弹奏的夜晚，杜美路蓝顶教堂边电影院连看七遍《罗密欧与茱丽叶》的夜晚，万国公墓月光照着大理石天使的翅膀的夜晚，风雪交加窜进“亚洲”西餐馆罗宋汤加牛排及沙拉的夜晚，寒暑假回西湖“多谢长条似相识”的孤山背坡的夜晚，好像我是凭夜晚而长大的。大白天，社会、人性、哲学，锻炼周旋，消耗甚巨，所以只能在夜晚成人长大。一九四九年后，上海美专变为华东艺专，地点已在无锡，再变就变成南京艺术学院，顾名思义是在石头城了。一九八一年秋，我在南京的医院中会晤谢海燕先生，老校长一见就叫响我的名字，蔼然前辈之风使我感到自己仍然是不安分的坏学生，于是纷纷扬扬地共怀一番旧：包了火车去旅行写生哪！蔡先生的那些话到了今天反而更有现实意义哪！医生着护士来干涉，我们抗命又继续半小时才怅然结束。回上海，故意选定初春的雨日，驱车去菜市路，一路的地名历历在目，景物也依稀如旧，近校情怯，我提前下车步行过去，东一条街，西一条路，弄堂也不缺少，就是没有那幢深灰色的四层楼，问问附近店家，“什么上海煤砖”，似乎很生我的气，我情怯而胆也怯起来，只好立在绵绵的春雨中，定心凝神，捉摸方位，徐徐认出那一座方头方脑的有门无窗的冷藏仓库，便是当年的上海美专了。如果改建为别的民房或商店，也许还能走进去，搭讪着瞧瞧内里是否犹存若干旧观，唯独这庞大的仓库，使我的记忆力和想像力只能死限于严寒和漆黑……一切建筑物中，以冷藏仓库最为饱胀、窒息、颟顸无情。“我曾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人们不介意这句话，我又何尝不知有的生命确实是完成了的。在世界各国的名城首都，我巡礼所及，多的是完成了的、永恒了的生命的化石或结晶，然而近百年来的中国却无此等景观，上海美专的消失，只是极微弱的象征。“兰心”也曾除名，现在又复了名，倒显得有表不及里的反讽意味。“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是一番得理的感慨，“早知当初，何必今日”是一点忘情的滑稽。历史这种东西，即使短短一段，也充满寂寂的笑声，多少人还想以“行过”算作“完成”，其实称之为“行过”，乃是为没落者代庖措词，所以还想重复说：“我曾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以示我希望有所“完成”的个人和时代的出现，这是一个额外的残剩心愿，挥之不去，草此芜文，时美东风雪，一九九三年岁云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