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十五题-2

yesacaatthopuna瘙堿temrovattumarahati‖Lalitavistara261，18:a瘙塀umtra瘙堿himepu瘙塀yairarthomranavidyate｜arthoyes-瘙堿tupu瘙塀yenatneva瘙堿vaktumarhasi‖MahvastuⅡ，238，17:anumtraih-pu瘙塀yaih-arthomahya瘙堿navidyati｜yes-瘙堿naarthopu瘙塀yehikatha瘙堿t瘙堿mravinesi‖第一首诗是用巴利文写成的；第二首和第三首都属于混合梵文的范围。这是语言方面的不同。巴利文是小乘上座部(Theravda)的经典语言,Lalitavistara(大略与汉译佛典里面的《佛说普曜经》和《方广大庄严经》相当)是大乘的最广大经(vaipulyasūtra)之一，而Mahvastu则是属于摩诃僧祗部(Mahsn-ghika)的超世部(Lokottaravdin)的律。这是宗派方面的不同。尽管有这些不同，但是这三首诗却是如此地相似；除了个别的例外以外，简直是逐句逐字相当。我们只能承认，它们是从一个共同的来源里衍变出来的。没有其他的可能。至于这个共同来源是否就是三者之一，那是另一个问题。第三题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5）在佛典里面，偈颂由于本身易于背诵，所以也就容易辗转传袭。但是这种现象却决不限于偈颂，在散文里面也同样可以找到。巴利文DīghaNikyaTheDīghaNikya，Vol.Ⅲ，J.EstlinCarpenter校订，London，PaliTextSociety,1911，p.85.Ekodakībhūta瘙堿khopanaVaset-t-htenasamayenahotiandhakroandhakratimis.Nacandimasurypayanti，nanakkhattnitrakarūpnipayanti，narattindivpayanti，namsaddhamspayanti，nautusa瘙堿vaccharpayanti，naitthipumpayanti.SattSatttvevasan-khya瘙堿gacchanti.Athakhotesa瘙堿Vset-t-hsa-ttnamkadcikarahacidīghassaaddhunoaccayenarasapat-havīudakasmi瘙堿samatni.Seyyathpinmapayasotattassanibhyamnassauparisantnaka瘙堿hoti，eva瘙堿eva瘙堿pturahosi.Sahosiva瘙塀瘙塀asampanngandhasampannrasasampann，seyyathpinmasampanna瘙堿vsappi，sampanna瘙堿vnavanīta瘙堿，eva瘙堿va瘙塀瘙塀aahosi;seyyathpinmakhuddamadhuanelaka瘙堿eva瘙堿assdahosi.Mahvastu—(I，339，1～9)Imecandramasūrylokenaprajyensuh-｜candramasūryehilokeaprajyantehitrakarūplokenaprajyensuh-｜trakarūpehilokeaprajyantehinaks-atrapathlokenaprajyensuh-｜naks-apathehilokenaprajyantehirtri瘙堿divlokepnarajayensuh-｜rtri瘙堿direhilokanaprajyantehimsrdhamslokenaprajyensuh-｜.msrdhamses-ulokeaprajyamnes-ur-tusa瘙堿ratsarlokenaprajyante‖dharmatkhalubhiks-avoya瘙堿tes瘙堿satvn瘙堿svayaprabh瘙塀mantarīks-acar瘙塀瘙堿yvadyenakma瘙堿gatn‖ayamapimahpr-thivīudakahrada瘙堿viyasamudgacchet‖scbhūdvar瘙塀asampannrasasampannsayyathpinamks-udra瘙堿madhvaned-aka瘙堿evamsvdosayyathpinmaks-īrasantnav瘙堿sarpisantna瘙堿veva瘙堿var瘙塀apratibhso‖DīghaNikya是用巴利文写成的，而Mahvastu则正如上面说过的，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但是上面举出的这一段散文，却是这样相似。只要加以分析比较，立刻就可以看出两者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参阅汉译文《长阿含经》，1，37。上面举的两个例子是从不同的佛典里选出来的。在同一部佛典不同语言的各种本子中，也可以找到这种现象。我也举一个例子。在巴利文Dhammapada(《法句经》)里，有许多偈颂可以在驴唇体《法句经》法国梵文学者Senart校订出版，见J.A.，新集卷XII.，1898，第193～308页。的残卷里找到。Dhammapada，27:mpamdamanuyujethamkmaratisanthavam-｜appamattohijhyantopappotivipulam-sukham-驴唇体残卷A12（p.201)：apramadipramodi’amagamiradis-abhamu｜apramatohijayaduvis＇es-aadhikachadi｜把两首诗拿来一比，就可以发现，两者基本上是一首诗，但是字句又不完全一样。两者的关系同上面举的那几个例子是一样的。这样的例子在佛经里面真是俯拾即是。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呢?可能有两个解释：第一，从印度语言的发展上来看，巴利文早于所谓混合梵文和其他俗语；因此，巴利文的本子很可能就是原本，而混合梵文的本子以及其他俗语的本子是从巴利文里抄来的。佛教梵文更是比较晚的，在解释上，不致发生困难。第二，混合梵文的本子、其他俗语的本子，以及梵文本子，都不是从巴利文抄来的，它们(包括巴利文)都来自同源，都是从一个地方抄来的。在抄的时候，巴利文本子“巴利化”，混合梵文本子“梵文化”，俗语的本子“俗语化”；从同一个来源出发，各自向着不同的方向演化，结果形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第三题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6）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究竟哪一个解释是正确的。如果抛开别的现象不谈，专从语言的发展上来看，巴利文的确是最老的，它有资格做其他本子的父亲；因此，第一个解释就对了。但是，如果再进一步加以仔细的分析，把其他现象也考虑进来，就会觉得，第一个解释是说不通的。在混合梵文和其他俗语里面，间或有一些语法形式与巴利文相冲突，而这种冲突又不能用后来的演变来解释。这就说明，它们不是从巴利文里面借来的，而是从其他一种可能更古的语言里演变出来的，例如Suttanipta431的an-umattena是具格单数，在Lalitavistara里与它相当的字是anumtram-是业格单数，在Mahvastu里是anumtraih-，是具格复数。在这里，巴利文显然不会是共同的来源。根据吕德斯的意见，这三个字都是从一个最古的本子转译过来，而且是转译错了的。原文大概是anumattehi，字尾e在这里是体格单数，这种语法现象为后来的译者所不解，因而发生了错误。《原始佛典语言的观察》（BeobachtungenüberdieSprachedesBuddhistischenUrkanons），柏林《德国科学院专刋-语言文学和艺术学类》，1952，第10种，第19页。同样的情况也表现在第二个例子和第三个例子上。把巴利文的DīghaNikya拿来同Mahvastu仔细比较，或者把巴利文的《法句经》同驴唇体残卷拿来仔细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在基本上一致之中，终究还有不一致的地方。这也说明巴利文不会是来源。两者有一个共同的更古的来源。因此，我们必须承认第二个解释是正确的，必须假定，在过去确实有过一个原始佛典。其他比较晚出的佛典，不管是用巴利文写成的，用其他印度中世俗语写成的，用混合梵文写成的，还是用梵文写成的，都来自同一部原始佛典。只有这样，上面提到的那种现象才能解释得通。这一部原始佛典是用什么语言写成的呢?揣情度理，它应该是一种东部方言。因为佛陀自己是生在印度东部，他一生游行说教也是在印度东部，他的许多大弟子也都是生在这一带。尽管当时还不可能有书面的记录；但是他们宣传教义必须用一种语言做为工具，而这一种语言又必须是他们自己掌握的同时又是当地老百姓所能够了解的。合乎这个条件的只有当时东部的方言。不这样，是无法理解的。据我们现在的推测，佛典形成的过程大概应该是这样的：佛陀本人不会有什么著作，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他却不可能没有一些常说的话，佛典里面有关十二因缘的那一段经文可能就属于这一类。当时没有书籍，学习经典都是师傅口授，弟子口学。最初口授口学的一定就是佛陀经常所说的一些话；因为这些话一听再听，一传再传，就比较牢固地印在徒弟们的记忆里，时间一长，就形成了佛典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随着时代的推移，一代一代的师傅和徒弟逐渐增添上一些新的东西，到了编纂写定的时候，已经是一部比较大的书了。既然佛陀本人，以及佛教初期那些大师都是东部人，说的是东部的话，最初这一部佛典，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原始佛典，也就应该是用东部方言写成的。不这样，是无法理解的。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毫无根据的幻想。我们说，不是这样。多少年来许多国家的梵文学者的研究结果给我们提供了颠扑不灭的铁证。我们现在就先从印度古代语言的发展方向，从方言的分布方面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古代印度东部主要的俗语是摩揭陀语(Mgadhī)。印度古代俗语语法学家醯摩战达罗(Hemacandra，寒月)，在他的《俗语文法》德国梵文学者皮舍尔（R.Pischel）校订出版，分为两部，Halle，1877，1880。里，列举了摩揭陀语的特点：阳性体格单数字尾是e（Ⅳ，287)，r＞1（Ⅳ，288），s＞s′（Ⅳ，288）。这一些语法现象在别的语法书里也可以找到。此外，他还提出了下面两条规则：sas-oh-sam-yogeso’grīs-me(Ⅳ，289)s和s-，在一组辅音之前，就变为s，grīs-ma是例外。t-t-as-t-hayoh-st-ah-(Ⅳ，290)t-t-a和s-t-ha变为st-a。这两条是别的书里面找不到的，我们不拿来做为讨论的依据对于摩揭陀语一般的叙述，参阅皮舍尔《俗语文法》GrammatikderPrakritSprachen，Strassburg1900，§17，18，23。语法学家提出的摩揭陀语的这些特点在古代碑刻里得到了证实。我们拿阿育王碑来做一个例子。阳类以a作尾声的字体格单数的语尾，在东部碑刻(K.,Dh.,J.)里，的确是e，而与此相当的西部碑刻(G.)则作o。r也的确是在东部碑刻里变为l，譬如rj(国王)变为lj；西部方言的rabhisu，在西北部碑刻(Sh.,M.)里是arabhiyisu和arabhisu，而在东部方言里则是ala瘙堿bhiyisu和labhiyisu。既然语法学家的理论和碑刻完全相同，这一定就是事实，东部方言的特点一定就是这样子，再没有什么怀疑的余地。但是原始佛典的语言是否就是纯粹的摩揭陀语呢?根据当时的各种情况和条件来推断，它不可能是纯粹的摩揭陀方言。阿育王时代的官方语言是古代半摩揭陀语(Ardhamgadhī)。大概在阿育王以前很多年北印度的流行语言就是这种语言吕德斯《佛教戏剧残卷》BruchstückebuddhistischerDramen，KoniglichPreussischeTurfanExpeditionen，KleinereSanskritTexte，第1册，Berlin，1911，第40页……耆那教的信徒说，耆那教的始祖大雄(Mahvīra)就是用这种语言来宣扬他的学说的，耆那教的早期经典也就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吕德斯《佛教戏剧残卷》，第41页；皮舍尔《俗语文法》，第16节……佛陀同大雄，生值同世，宣教活动的地区又完全一样，很难想像，他们俩使用的语言竟会不一样。因此，我们必须假定，佛陀和他的大弟子们宣传佛教时所使用的语言，佛教原始经典的语言，不会是纯粹的摩揭陀方言，而是古代半摩揭陀语。我们对原始佛典语言特点的研究证实了这个假定。原始佛典的语言保留了摩揭陀语的许多特征，像阳类以a作尾声的字体格单数的语尾是e，r＞1等等。但是也有同摩揭陀语不同的地方。譬如在摩揭陀语里，三个咝音，s-和s都变成了，而在原始佛典里却同巴利文以及其他西部方言一样，三个咝音都变成了s。这正是古代半摩揭陀语的特点。这些现象都说明，原始佛典的语言不可能是纯粹的摩揭陀语，而是古代半摩揭陀语。我们上面已经说过，比较晚出的巴利文佛典、混合梵文佛典、其他中世印度俗语佛典，以及梵文佛典里面比较古老的那一部分都来自同源。他们之所以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是经过了一番翻译的手续。由于这些语言在语言形态方面很接近，又因为译者对语言的掌握能力不见得都很高，所以我们就不能要求他们的译文都完全正确。无论是在巴利文里，或者是在混合梵文，以及其他中世印度俗语里，都保留下了一些东部方言的残余。这种保留可能是有意的，他们想保留一些原始佛典里的东西；也可能是无意的，他们的语言水平决定了他们会犯错误。无论如何，东部方言的残余被保留下来，总是事实。学者们给这种残余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摩揭陀语残余”(Magadhismus)。我们现在就来分别谈一下这些残余。先从巴利文谈起。关于巴利文的性质问题，多年来学者们曾有过大争论，提出了五花八门的看法。到现在，大多数的学者都承认巴利文是一个西部方言。它的语法现象同阿育王碑里面的基尔纳尔(Girnr)石刻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基尔纳尔石刻所代表的正是西部方言。所以，巴利文的性质应该说是已经肯定了。但是，在这样一部用西部方言写成的佛典里面，特别是在较古的那一部分里，却明显地有东部方言的残余。这又应该怎样解释呢?把这一种现象同我们上面谈到的承认有一种原始佛典存在的事实结合起来看，这个疑问就迎刃而解：巴利文佛典里较古的部分是从原始佛典里“翻译”爱哲顿是反对用“翻译”一词的，参阅《佛教混合梵文文法》，第2页。过来的。摩揭陀语残余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留下来的。第三题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7）在巴利文佛典里，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盖格（WihelmGeiger）《巴利文献和语言》PliLiteraturundSprache，Strassburg，1916，66，2a，80，82.5，98.3，105.2，110.2各节。吕德斯《原始佛典语言的观察》整个一部大书几乎都是讲的这个问题……譬如e代替o；pure等于puras；attako变成attakre；bahukejanepsapn-ike等于bahukojanopsapn-iko。随处都可以遇到的呼格复数bhikkhave“比丘们呀!”也是一个摩揭陀语的残余。r＞1的现象在巴利文里也可以找到，譬如palikun-t-hita“包起来了”，是字头pali加字根gun-t-h，pali等于pari。这种例子还多得很，只举出上面这几个，也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这都是事实，事实是否认不掉的。装做看不见，它们仍然是存在的。现在再谈一谈混合梵文。混合梵文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在《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那篇论文里已经详细地论证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佛教初起的时候，多少是对婆罗门教的一种反抗，它在被压迫的人民群众中找到了不少的信徒。这种情况就决定了它必须采用放任的语言政策；如果它采用梵文做标准语言的话，就会脱离群众。但是，这只是佛陀在世时和他涅槃后几百年内的情况。这种情况也是会变的。这种变化归纳起来可以说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内在的变，也可以说是内因。佛教初兴起时，是用“在野”的身份反抗当时正统的国教，即“在朝”的婆罗门教；它的宣传对象是一般老百姓，所以才采用俗语。但是，到了后来，经过阿育王和迦腻色迦王的大力支持，佛教的阶级地位改变了。它已经取婆罗门教而代之，上升为国教；从此以后，它的宣传对象也随之改变，不再是一般老百姓，而主要是社会上层的统治阶级。因此就决定了语言政策的改变。在一些宗派里，经堂语不再是俗语而是梵文了。所谓佛教的护法大王迦腻色迦统治地区主要是印度西北部，佛教的一个宗派，说一切有部，也主要流行在这一个地区，而说一切有部却正是采用了梵文当做经堂语。这一事实是十分值得我们寻思的。另一方面，是外在的变，也可以说是外因。在极长时间占统治地位的梵文，在公元前后的几个世纪以内，曾一度失势。到了公元初，又逐渐有抬头之势。“梵文复兴”这一个名词也许是太夸大了一些；有些学者反对，是完全有理由的。但是梵文曾一度失去过去的活力和光彩，后来又逐渐恢复，这却是事实。佛教徒为了适应时代潮流，宣扬自己的教义，就不得不采用梵文来做工具。这种做法是违反佛陀的意旨的。在巴利文《小品》(Cullavagga)V.33.1里，佛陀明明白白地告诉比丘们，不许用梵文表达佛说；谁要是违反了这规定，就要受到惩罚。这本来是再清楚不过的。但是，在这一个故事的各种异本中，对于佛陀说的这一句话竟有不同的解释。在《毗尼母经》佚名译，1463号。、《四分律》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1428号。和《五分律》刘宋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译，1421号。里，说的同巴利文一样，是一个不许使用梵文这种语言的问题。但是在《十诵律》后秦弗若多罗共罗什译，1435号。里却说的是不许用吠陀的声音诵读佛经，是一个诵读声音的问题。《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唐义净译，1451号。里也说：“若苾刍作阐陀声诵经典者，得越法罪。”这两个本子的意思就是，比丘可以用梵文表达佛说，只是不许用吠陀或梵文的声音来诵读佛典。这显然是违反、曲解佛陀的原意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这里面有极其微妙的苦衷。原来佛教各个派别在发展过程中，都规定了一种语言做为本派的经堂语。巴利上座部、昙无德部、弥沙塞部都以俗语为经堂语，而说一切有部及根本说一切有部则以梵文为经堂语。说一切有部和根本说一切有部之所以这样做，原因上面已经谈到过，他们是为时势所迫，不得不这样。然而他们也不愿意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他们不能在自己的律里把佛陀的原话记载下来，因而只好曲解佛说擅改佛说了。但是，这些不得不采用梵文做经堂语的和尚们不见得每个人都是婆罗门出身，他们绝大部分大概都不是。梵文这一种语言语法异常复杂，不是科班出身的人很难掌握得好。当这些和尚们从别的俗语，特别是东部方言，翻译经典的时候，把俗语改成梵文的时候，犯了许多语法错误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他们的梵文就成为一种非驴非马的东西。后世的学者无以名之，就名之为混合梵文。所谓混合梵文就是俗语和梵文的一种混合物。其中梵文的成份和俗语的成份随时代早晚而不同：时代愈早，其中俗语成份也就愈多；时代愈晚，其中俗语成份也就愈少。甚至在同一部佛经的早晚不同的异本中，也表现出这种情况，《妙法莲华经》梵文原本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参阅季羡林《论梵本妙法莲华经》，见《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北京，人民出版社版，第24～30页……在混合梵文里面，同在巴利文里面一样，也有东部方言的残余，譬如阳性以a收尾的字体格多数的字尾是a(应该是h-)，业格多数的字尾是ni(应该是n)，呼格多数是ho(应该同体格一样)等等。这也都是事实，事实是否认不掉的。装做看不见，它们仍然是存在的。现在根据上面的论述归纳起来，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一部用东部方言，更具体一点说，就是用古代半摩揭陀语写成的佛典曾经存在过。这就是所谓原始佛典。后来佛教其他宗派的经典，巴利文佛典也包括在内，都是或多或少地从这一部佛典里演变出来的；最古的那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翻译过来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并不是什么人专凭主观臆断幻想出来的。但是我们还要注意两种情况。一方面，由于种种条件和因素，在许多印度古代的方言中，有一种方言成为佛典的基础；这一种方言不但成为原始佛典的语言，而且余音袅袅，还有一些残余保留在晚出的佛典里。在另一方面，佛陀自己或者早期佛教的领导人，却并没有规定某一种方言是佛教的经堂语，他们允许比丘们用自己的方言来学习佛陀的教义。这两种情况，看起来好像是有点矛盾，但是实际上却丝毫没有矛盾之处。规定不规定是一个语言政策的问题；有没有是客观发展的结果。佛说法图麦积山石窟第12窟明代壁画据我看，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把佛典传承的情况同其他宗教经典传承情况比较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其间有很显著的差别。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据我们所知道的，最初也没有定本。后来写定的时候，曾做过规定：如果在语言方面有分歧的话，应以麦加方言为主。结果只传下来一个定本，没有语言方面的分歧。天主教和耶稣教也有类似的情况。都不像佛教那样，根本没有什么定本，语言乱七八糟，每一个宗派几乎都有自己的语言。佛教之所以有这种情况，据我看，是跟它的语言政策密切联系的。第三题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8）三我们知道，佛教同其他宗教一样，是一个社会现象，一个历史现象；它的产生与发展受时代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制约。对创建人释迦牟尼来说，对当时一部分人民来说，一定是先有这个需要，然后才会产生这个宗教；否则既不会产生，更不会发展。如果只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这句话是正确的)，创立宗教的人一开始就存心欺骗、麻醉，或者只说什么傻子撞着骗子，则是把极端复杂的问题过分地简单化了，为我们所不取。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在北印度，是一个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有点像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从政治上来看，摩揭陀国与萨罗国互争雄长。从经济上来看，生产方式有某种新的萌芽。从意识形态方面来看，以西方旁遮普为据点的婆罗门保守思潮，与以东方摩揭陀为据点的沙门新兴思潮尖锐对立。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属于沙门体系，有其进步意义。他一方面反对婆罗门的思想控制，一方面宣传一切无常的宗教哲学，成为一个新宗教的始祖。世界上很多宗教都宣扬出世。实际上卖命地宣扬出世正是不出世的表现。佛教一旦创立，首先是教主本人，其次是他的一些弟子，就奋不顾身地加以宣传。宣传必有工具。当时还不使用文字，只能使用语言。因此就产生了使用什么语言，怎样使用语言的问题，从而出现了“语言政策”。佛和最初的弟子们使用什么语言呢?佛本人生在今天的尼泊尔境内。他的母语是什么样子，今天已无从推断。但他一生游行说教在摩揭陀国内的时间相当长。摩揭陀约略相当于今天的比哈尔，有自己的方言。佛在这里用摩揭陀语说法，是意中事。至于他的弟子，出身不同，来源不同；既然都相会于摩揭陀，则使用共同语言，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不规定一种语言为经堂语，并不等于他自己也不说一种语言或方言。Lamotte说：佛到哪里就说哪里的话，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谈到(第一部分第二节)。其他一些学者，特别是贝歇特，也再三强调佛的语言的多样性。所有这些都是主观臆测，缺乏根据。至于有的学者说，说印度雅利安语的人能互相了解，因为都是方言(上面第一部分第二节)，更是缺少根据。退一步说，如果他这意见是正确的话，那么佛只说一种方言，在广阔的地区，就完全能够消除语言的障碍，又何必到哪里就说哪里的话呢?就算是方言吧，也不一定能互相了解。在今天中国浙江、福建一些山区，隔一座山，交谈就有困难。难道印度古代的情况竟这样迥乎不同吗?至于佛说的究竟是摩揭陀语，还是半摩揭陀语，学者间的意见也不一致，请参阅上面第二部分结尾。我自己的看法是，他说古代半摩揭陀语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第一，摩揭陀语不是他的母语；第二，以中国旧日的蓝青官话为例，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摩揭陀国，古代半摩揭陀语就好像是一种蓝青官话。我在上面第二部分第一节已经讲到，它实际上已经是一种Hochsprache，一种linguafranca参阅HeinzBechert,AllgemeineBemerkungenzumThema“DieSptachederltestenbuddhistischenberlieferung”，见DieSprachederlteatenbuedhistischenberlieferung，Gttingen1980，第78页GustavRoth的意见。他说，薄伽梵佛在王舍城和摩揭陀其他地区游行说法时，对人民进话自然要用古代摩揭陀语或古代半摩揭陀语……宗教创立了，现成的语言工具也找到了，释迦牟尼就到处游行说法。传说他第一次说法——用佛教的术语说就是“初转法轮”——是在迦湿国(贝拿勒斯)的鹿野苑。此地是商业中心，贸易通途。可见佛教一开始就同商人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专文阐述，这里不再细谈。不管怎样，释迦牟尼开始说法了。第一次说法，据巴利文记载，着重讲了四圣谛。记载初转法轮的经典比比皆是。请参阅H.Oldenberg,Buddha,StuttgartundBerlin1923，S.142ff.;A.K.Warder,IndianBudhism,Delhi,Varanasi,Patna,1980,p.52.据Fr.Weller的研究，四圣谛最古的本子是用古代摩揭陀语写成的(参阅上面第二部分第二节)。结合我在上面谈到的那些问题，这一件事实是非常有意义的，非常有启发性的。在这次初转法轮时，释迦牟尼还讲到两端的问题。不管怎样，最早的学说一定会是比较简单的，不成体系的。现在的佛典，不管是哪一个部派，其中记载的佛教义理都是后来系统化了的，不能据此以推定佛教原始教义。大概后来随着佛教势力的逐渐扩大，离开佛教的原始中心越远，便越感到需要有一部经典。最初的佛典决不会像后代这样体大思精，而是由小渐大，由粗渐精，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这一点切不可忘记。现在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原始佛典形成的过程。贝歇特主张，最古的佛典是属于律部的Bechert,NotesontheFormationofBuddhistSectsandtheOriginofMhyana,见GermanScholarsonIndia,Varanasi1973,p.7参阅E.Frauwallner的意见，他认为：部派分裂源于教义。律条的分歧从吠舍离结集才开始。见所著TheEarliestVinaya&theBeginningsofBuddhistLiterature,Roma,1956,p.5.，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先拿中国儒家经典的形成来作例子。学者们公认，在儒家经典中《论语》是最古的、最有权威的一部。其中有许多话可能真正来源于孔子。讲的都不是律条。当然，佛家与儒家不同；可是，难道二者之间竟没有一点共同之处吗?佛经的形成可能有类似《论语》的地方。佛说法时或者平常谈话时有一些常说的话，深深地印在弟子们的记忆中。到了适当的时候，比如说第一次结集时，弟子们聚集在一起，回忆佛语(buddhavacanam)，把佛说话的时间和地点都一一说清楚，然后定了下来。每一部佛经都以“如是我闻”(eva瘙堿mayrutam)开始，不外想说明事实的可靠性，原始佛典的滥觞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在这里想举一个小例子。我们在许多佛经中常常看到意思完全相同、词句微有不同的四句话：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长阿含经》卷三《游行经》，1，17b)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三十六，24，389a)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复受身(《四分律》卷三十八，22，844c)我在上面只举了三部佛经，实际上数目比这个要多得多。为什么这四句话总是重复出现呢?我觉得，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是佛常常挂在嘴上的话，对弟子印象深刻，因而传了下来。依此类推，佛常说的一些话就这样流传下来，形成了最初经典的核心或基础。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扩大，发展，像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最终形成了一部汪洋浩瀚，在量上来讲并世无二的三藏宝典。贝歇特提出了佛典形成层次说：第一个层次，在部派形成以前，地区性的僧伽有自己的传统；第二个层次，由于对律的解释不同而形成了部派，教义部派又在律部派内产生Bechert,NotesontheFormationofBuddhistSectsandtheOriginofMhyana,见GermanScholarsonIndia,Varanasi1973,p.8。这个理论基本上是站得住脚的。按照这个理论，决不能说最早的佛典是律部，因为有了僧伽，才能有律，这个道理不是一清二楚吗?同贝歇特一样，Norman也是既有正确的看法，同时又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说：“在佛生前或死后不久，佛说法时的讲话已经根据听众的记忆收集了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材料形成了一种或多种本子；此时，‘翻译’为其他方言的情况也出现了，也许是因为佛教正向不懂东部方言的印度一些地区传播，或者也因为，由于中世印度雅利安方言继续发展，古词必须去掉。”HeinzBechert,AllgemeineBemerkungenzumThema“DieSprachederltestenbuddhistischenberlieferung”，见DieSprachederltestenbuddhistischenberlieferung，Gttingen1980，p.75.这个看法应该说也是站得住脚的；但是Norman又否认有什么“原始佛典”，结果不能自圆其说。第三题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9）我所能够设想的原始佛典的形成过程大体上就是上面说的这个样子。虽然有了一些佛典的雏形，但由于还不使用文字，所以仍然是口头流传。不但第一次结集是这个样子，佛灭度后约100年，公元前350年左右召开的第二次结集仍然是这个样子。这次结集是在吠舍离举行的，可见佛教已经传播开来。传播带来了新问题：原来使用的古代半摩揭陀语的经典，现在不行了，过时了，必须使用新的语言或方言。佛的语言政策也必须有某些修正或补充。此时离开佛教的原始中心越来越远，为了维护大法，越来越感到需要有某种形式的比较系统的经典。阿育王以后，古代摩揭陀语和古代半摩揭陀语益趋式微。佛教在西部和南部兴盛起来，西部方言渐渐行时。连耆那教用古代半摩揭陀语写成的经典也窜入了不少摩诃罗湿特罗语的成分参阅G.Roth的意见，HeinzBechert,AllgemeineBemerkungenzumThema“DieSprachederltestenbuddhistischenberlieferung”，见DieSprachederltestenbuddhistischenberlieferung，Gttingen1980，p.79.Alsdorf意见相同，同上书，第17页……西部方言aurasenī也流行起来。到此为止，依然是口头流传。那么佛典是什么时候开始写定的呢?阿育王已经使用了文字，有碑铭和柱铭为证。但是没有证据证明佛典已在阿育王时期写定。锡兰上座部传说，巴利藏是在公元前89～前77年国王Vat-t-agama瘙塀īAbhaya时期写定的，这个传说一般认为是可靠的。估计在印度本土佛典写定时间可能要早一些，可能早到公元前2世纪末。还有一个说法：佛典的写定与梵文化差不多同时并举HeinzBechert,AllgemeineBemerkungenzumThema“DieSprachederltestenbuddhistischenberlieferung”，见DieSprachederltestenbuddhistischenberlieferung，Gttingen1980，p.80.，而梵文化又与梵文的复兴有联系。梵文复兴(SanskritRenaissance)与帝国的版图扩大有关。阿育王曾使用过当作行政语言的古代半摩揭陀语，后来可能遇到了困难。他以后的皇帝还有宗教界人士想再挑选一个比较能在全国广大地区为人民所接受的语言，那就只有梵文。中国的秦始皇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其用意也不外是想有利于对大帝国的统治。在印度梵文复兴的时代一般认为是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大疏》的作者波颠阇利就生在这个时期。《大疏》的出现表明梵文势力的抬头。梵文的影响越来越大，各部派、各地区原来口头流传的俗语的佛典，开始梵文化起来。关于梵文化和通过梵文化而形成的语言，所谓“混合梵文”(HybridSanskrit)或佛教梵文，有几点还需要说明一下。第一，梵文化不是全盘搬用，而是一点一点地渗透进来。比如bhiks-u(比丘)这个字，它的单数属格按照古典梵文应该是bhiks-oh-；但是梵文化的结果却成了bhiks-usya，sya是以a收尾的名词或形容词单数属格的语尾；它的复数体格应该是bhiks-avah-，经过梵文化却成了bhiks-ū，巴利文是bhikkhū，古代半摩揭陀语同。又比如以r-收尾的名词单数间接格的语尾“化”成了are。第二，梵文化不是一蹴而就，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逐渐前进，越来越接近梵文，但最终也没完全梵文化。F.Bernhard说：“大家都知道，流传下来的佛教梵文经典在语言上从没有完全固定下来。”GabeseinenLokativaufesmi瘙堿imbuddhistischenSanskrit?NachrichtenderAkadeniederAkademiederWissenschafteninGttingen，I.Phil.hist.Kl.1964，Nr.4，S.208.Roth引用西藏佛教史家Buston的《佛教史》中的话，说大众部的语言是俗语，而这种俗语又是一种“过渡方言”(intermediatedialect)GustavRoth，Bhiks-瘙塀īVinaya，Patna1970，p.LV。Buston的意思是否是指的向梵文过渡呢?据Roth的估计，梵文化过程可能是从公元前1世纪直至公元后1世纪Bhiks-u瘙塀IvinayaandBhiks-uPrakīr瘙塀akaandNotesonthelanguage，JournaloftheBiharResearchSociety52（1966），Patna，p.39。第三，Roth把梵文化的语言称作“超地域性的”(superregional)，实际上并没能完全超地域，而是仍有地域性的尾巴，比如有的有am-＞o，u的变化，这是印度西北部方言的特点；有的就没有。第四，F.Edgerton主张，混合梵文性质是统一的，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混合梵文并不统一。拿《妙法莲华经》来作例子，本子越古老，俗语成分就越多。这一部佛经的梵文化就可以分出许多层次，怎么能说是统一呢?第五，C.Regamy主张，有一些佛典从一开始就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RandbemerkungenzurSpracheundTextüberlieferungdesKra瘙塀d-avyūha，Asiatica，FestschriftFriedrichWeller，Leipzig1954，S.514～527.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在上面谈到的所有的情况都与这种主张抵触。我在上面从释迦牟尼创立佛教起按历史的顺序谈到佛典的写定和梵文化，系统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本题文字选自《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版）。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原载《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7年，第1期）全文；第二部分节选自《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兼评美国梵文学者弗兰克林-爱哲顿的方法论》（原载《语言研究》，1958年，第1期）；第三部分节选自《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的第五章（原载《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月)佛教十五题第四题　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 提婆达多问题佛足迹雕塑大英博物馆藏“佛脚上有轮相”，这是如来佛三十二相之一。十六罗汉——降龙宋代绢画陆信忠绘“佛在王舍城竹林迦兰铎迦园中，有500苾丘围绕世尊，皆是阿罗汉，唯提婆达多未得圣果。”“罗汉”全称“阿罗汉”，意思是“应当受到众生供养”。指得到了很高的智慧、断绝了一切嗜好欲望、解除了一切烦愁苦恼、跳出了生死轮回的高僧。此图所绘的龙象征着一个人在成为罗汉前必须经过的考验。惊恐的罗汉挂在松树上与蛟龙周旋，突出的眼珠是中国画中最典型的表情。第四题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佛教十五题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的堂兄弟，在佛经中他被描绘为十恶不赦的坏人。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有才能、威望很高的人。他有自己的戒律，有自己的教义，有群众。他同释迦牟尼的矛盾决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佛教史上是重大事件。他的信徒，晋代法显在印度看到过，唐代玄奘和义净也看到过。足征他的影响之深远，历千数百年而不息。这是佛教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可惜过去还没有人认真探讨过，本文是第一次尝试。以后再写印度佛教史，必不应再忽略这个事实。第四题　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 问题的提出（1）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印度佛教史的研究，经过了100多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其中的一切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有很多问题，甚至是重大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这一点几乎是所有的学者都承认的。中外学者们也提出了一些这样的问题，说明他们对研究工作中不足之处是感觉到的，认识到的。但是，唯独有一个我认为是佛教初期的一场重大的斗争问题，却从来没有人提出来过。只有现在常常使用的一个新词：“路线斗争”约略能表达出这场斗争的重要性。这就是提婆达多问题。稍稍熟悉印度佛教史的人都知道，提婆达多(Devadatta，旧译“调达”，意译“天授”)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堂兄弟，后来加入了僧伽，当了和尚。所有的佛典都说，提婆达多是一个天生的坏人、恶人。处心积虑想篡夺僧伽的领导权，多次想谋害佛祖，拉帮结伙，从事“破僧”(破坏僧伽)活动。最后堕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中国古话说：“胜者王侯败者贼。”释迦牟尼成了王侯，成佛作祖，至今还高踞许多佛教国家美轮美奂的大雄宝殿中莲花座上，而提婆达多则成了不齿于佛徒的狗屎堆，成了佛教的犹大。千百年来，代代相传，众口铄金，从无异辞。几乎所有的中外学者的有关印度佛教史的著作中，都提到提婆达多，有详有略，有重有轻；但其内容则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些书都重复佛典中的记载，讲一点他同佛祖的亲属关系，讲一点他企图破坏僧伽团结的故事。至于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究竟为什么要“破僧”?他同佛祖的斗争究竟有什么意义?这一场斗争在佛教史上究竟有什么影响?对于这一些问题，从来没有书认为这真能成为问题，真值得去探索一下。中国到印度去取经的高僧们，在印度巡礼佛教圣迹的过程中，也都提到在什么什么地方当年提婆达多企图伤害佛祖，也都讲到一些两个堂兄弟斗争磨擦的情况，理所当然地都把提婆达多看做叛徒。我在下面从印度佛教史的著作中举出几个例子，说明一下我上面提到的这种情况。至于中国僧人的游记则不再列举，因为那种充满了僧侣偏见的记载对我们今天的学术探讨毫无用处，最多只不过证明这些都是偏见而已。在中国学者的著作中我只想举出一部来，这就是吕澂先生的《印度佛教史略》佛学丛书，商务印书馆，1933年、1935年国难后第一、第二版……在本书的本篇上，第一章第四节中，有一段关于提婆达多的话：佛陀既于社会得势，随而反对者往往有之，其中最著者为禅那教徒，如摩揭陀王阿阇世即初信禅那教者，又阿阉世之亲信者佛陀从弟提婆达多，亦同教徒也，故设诸计略以坏佛教。彼欲害佛者三数次，初放醉象，次使狂人，后投大石，而皆目的不果，遂自称为大师，而诽谤沙门瞿昙非大师。又云五法是道，瞿昙所说八支圣道则非真道。所云五法者：一至寿尽着粪扫衣，二至寿尽常乞食，三至寿尽唯一坐食，四至寿尽常露居，五至寿尽不食一切鱼肉血味盐酥乳等。此皆较佛陀之戒更为峻严，因此一时得众之欢心，而暂使佛众叛教云。禅那教，今作耆那教。说提婆达多是耆那教徒，恐无根据。这里讲到提婆达多与佛祖的矛盾，其理解不高出同类书籍的水平。说到醉象、狂人、大石，皆拾佛典牙慧，未辨真伪。说提婆达多“暂使佛众叛教”，亦与历史事实有违。吕先生在他的新著《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中没有再提到提婆达多的问题。欧美印度佛教史的专家们当然并没有忽视提婆达多这个人，几乎没有一部印度佛教史没讲到他的。我在下面按照出版年代的顺序选出几部书来，稍稍加以说明。第一部书是荷兰学者克恩的《佛教和它在印度的历史》HeinrichKern，DerBuddhismusundseineGeschichteinIndien，ünHermannJacobi，2Bde.Leipzig，OttoSchulze，1882，1884。书中用大量的篇幅相当详尽地叙述了提婆达多的历史，主要是根据巴利文经典，同时又引用了其他语言的佛典。在第一卷，第149～153页，克恩叙述了提婆达多和一群释迦族的青年，还有理发匠邬波离(Upli)，一起出家，加入僧伽。提婆达多后来得到了一个没有成为阿罗汉的人能够得到的最高智慧。第175页，讲到提婆达多与佛祖的第一次冲突。第226～253页，叙述了提婆达多与阿阇世的关系，讲到他们俩如何谋划弑父杀佛。第230页，佛祖说，提婆达多过去是好的，后来性格变了。第236页，提到了提婆达多的五法。第二卷，第73～87页，克恩详细论述了佛教徒的吃肉问题。总之，克恩用了很多篇幅来介绍提婆达多；但是，他主要是照抄佛典的原文，对于提婆达多与释迦牟尼矛盾的性质，几乎是一字没提。第二部是英国学者查尔斯-埃利奥特的《印度教与佛教史纲》SirCharlesEliot，HinduismandBuddhism，anHistoricalSketch，李荣熙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这一部书在第9～13页，叙述了佛陀的历史，但是根本没有讲到提婆达多。第三部书是德国学者杜图瓦的《佛陀传》Dr.JuliusDutoit，DasLebendesBuddha，Leipzig1906，LotusVerlag。这一部书，第164～188页，叙述提婆达多破坏僧伽团结的故事。作者注明是根据巴利佛典CullavaggaⅦ，2～4。因此，他不可能对提婆达多提出什么新的看法。第四题　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 问题的提出（2）第四部书是德国学者奥尔登堡的《佛陀，他的生平、学说和僧团》HermannOldenberg，Buddha，seinLeben，seineLehre，seineGemeinde，StuttgartundBerlin，1923。在这一部书中，第179～180页，叙述了提婆达多同释迦牟尼的矛盾，说提婆达多出于野心，企图害佛。他提出了五法，也是为了篡夺僧伽的领导权，最后堕入地狱。第343页，又讲到提婆达多用大象害佛的故事。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超出巴利文佛典的范围。奥尔登堡的这一部书在欧美流行最广，威信最高。但是，在提婆达多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水平不过如此。第五部书是比利时学者拉茂特的《印度佛教史，自创始至塞伽时期》tienneLamotte，HistoireduBouddhismeIndien，desOriginesl＇reS＇aka，UniversitideLouvain，InstitutOrientaliste，LouvainlaNeuve，1976。在这一部书中，第19～20页，叙述了释迦牟尼的生平，讲到提婆达多与阿阇世合谋：一弑父，一杀佛；一夺王位，一夺僧伽领导权，不外是醉象、狂人、大石之类。第69～70页，又讲到提婆达多想篡夺僧团的领导权。第374页，讲到玄奘在印度还看到了谨遵提婆达多遗训的佛教僧侣，拉茂特在这里引证了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羯罗拿苏伐刺那国的记载。第728～729页，又讲到提婆达多与释迦牟尼的矛盾，明确指出，这是破坏僧伽团结的活动(Schisme)。特别值得提出来的是第572页关于佛教部派出现的论述。拉茂特说，在如来佛还活着的时候，出现过两次僧团破裂的情况，其中之一的首领就是提婆达多。拉茂特的这一部书被认为是近几十年来欧美研究印度佛教史的最高成就，备受赞扬。同以上几部书比较起来，这一部书确有一些与众不同之处，比如它讲到《大唐西域记》中有关于提婆达多信徒的记载，眼光确实超过了以上诸家。但是，仅就此事而言，拉茂特也有其局限性，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已有英文译本)中关于同一件事的记载，他就没有引用。因此，如果想给此书以实事求是的评价的话，赞美之词只能到此为止。拉茂特，同以上诸家一样，一点也没有认识到提婆达多问题在印度佛教史上的重要意义。第六部书是加拿大学者瓦特尔的《印度佛教》A.K.Warder，IndianBuddhism，MotilalBanarsidas，Delhi，Varanasi，Patna，1980.，这是最晚出的一部书。在这一部书中，第62～63页，叙述在佛陀涅槃前不久，提婆达多向他提出让领导权的问题，遭到拒绝，就企图害佛。他是阿阇世的密友，阿阇世的父亲逊位，让自己的儿子登基。提婆达多怂恿阿阇世杀害佛陀。提婆达多还提出了五法，以与佛陀对抗。瓦特尔指出，这是一次“破僧”的举动，并且提到，提婆达多获得了某一些成功，他那分裂出去的僧团(Schimaticcommunity)存在了几个世纪之久(severalcenturies)。瓦特尔高明之处就在最后这一点。但是也就仅此而已，他对提婆达多事件的认识比起以上诸家来并不高明多少。最后，我还想引用两部印度学者的著作，一部是杜德的《在印度的佛教部派》NalinakshaDutt，BuddhistSectsinIndia，FirmaKimprivate1ed.Calcutta，1977。在不到一页的篇幅中(第38～39页)，杜德叙述了提婆达多事件(TheepisodeofDevadatta)。他说，这几乎是一次破僧活动(sa瘙塀ghabheda)，虽然佛典律中没有这样说。他列举了提婆达多提出来的“五法”，并且指出，在如来佛的直系弟子中也有一些实行苦行的人(dhūtavdin)。杜德还提到玄奘和义净关于提婆达多信徒的记载。看来杜德对提婆达多事件的认识没有能超出一般的水平我再简略地介绍几本书：一、雷曼(Edv.Lehmann)《佛教，作为印度宗教部派，作为世界宗教》。1911年，Tübingen，p.74～75；二、格拉森纳卜(HelmuthvonGlasenapp)《佛教》，1936年，Berlin，Zürich，这是一本通俗的书，流传颇广，根本没有提到提婆达多；三、弗劳瓦尔纳(E.Frauwallner)《最古的毗奈耶和佛教文献的开端》(TheEarliestVinayaandtheBeginningsofBuddhistLiterature)，Roma，Is.M.E.O，1956，p.117，118，119，120，121，126，137，181，195，197……第二部是慕克吉的《提婆达多的传说》(B.Mukhevjee，DieberlieferungvonDevadatta，München1966)。这是一部专门研究提婆达多的书，在以上诸书中是水平最高的。它把提婆达多的事迹分为主要传说、附属传说、个别记载三大项。主要传说包括四件大事：一，作为和尚的提婆达多；二，提婆达多想夺取领导权；三，夺权斗争和他的恶行；四，他那破僧的尝试，然后加以综述并分析其可靠性。附属传说包括提婆达多的家谱、他的青年时期、杀死大象、参加射箭比赛、想毒死佛陀从而堕入地狱。个别记载对象仍然是上述诸大事。最后一部分是资料的鉴别和评价。作者根据提婆达多传说各异本，主要是上座部、法藏部、化地部、说一切有部和根本说一切有部的五部律，分析事件的过程，确定其先后次序。他触及了一些敏感的问题，比如佛陀派阿难或舍利弗到王舍城去宣布提婆达多非法(第52～54页)，提婆达多的五法(第41～45页，第104页)，提婆达多与阿阇世和晡剌拿的关系(第126页)。作者指出了提婆达多代表正统方向，这是本书的高明之处。但是其高明也就到此为止。作者一点也没有认识到，这在佛教开创时期是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没有分析提婆达多思想与晡剌拿的关系。因此，我们只能说，他的认识有极大的局限，没有搔到痒处。欧美和印度学者的著作就引到这里为止。我不想求全，因为没有那个必要。这几部著作是有代表性的，鼎尝一脔，豹窥一斑，欧美、印度的研究水平一目了然。这些著作和我没有引用的众多著作，基本上都没有脱开正统佛典的羁绊。哪一部书也没能真正认识提婆达多事件的重要意义，这一件事真成了千百年来印度佛教史上待发之覆。多少年来，我个人就对此事有所怀疑。因此，在搞其他研究工作之余，随手搜集了一些有关提婆达多的资料，现在加以整理，希望能够用新观点来探讨这个问题，还提婆达多事件以本来面目。同时也希望对印度佛教史的研究增加点新东西，在某一些方面改变对印度佛教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如果我的观点能够站得住脚的话，将来再写佛教史必须在一定范围内改换一下写法。第四题　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 佛典中对于提婆达多的论述（1）为了解决提婆达多问题，我想从分析佛典中关于他的记载入手。现存的佛典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们和再传弟子们的一家之言。提婆达多是斗争的失败者，对于他根本不可能有真实的记载。既然不真实，就必然自相矛盾。这情况有点像印度古代的唯物主义者，他们的著作(如果有的话)都已荡若云烟，今天要想了解他们，只能从他们那些胜利了的论敌的诬蔑不实之辞中去细心地爬罗剔抉。对于提婆达多，我们也只能利用现存的佛典，剔抉其矛盾之处，然后努力摄取真相。佛典中关于提婆达多的论述多如牛毛。想全面地介绍提婆达多，困难不在于材料太少，而在于材料太多。我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以唐义净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为基础来加以叙述(以下简称《破僧事》)，于必要时采用一些其他佛典的说法。《破僧事》实际上类似一部佛传，我只选取其中与提婆达多关系密切的事件加以介绍。《破僧事》的梵文原文已在巴基斯坦吉尔吉特(Gilgit)发现，但残缺不全，只剩下最后一段GilgitManuscripts，vol.Ⅲ，partⅣ，Calcutta，1950.请参阅CharlesS.Prebish，VinayaandPratimoksa：TheFoundationofBuddhistEthics，见A.K.Narain，StudiesinHistoryofBuddhism，Delhi，1980，p.237。，对我们参考价值不大。《破僧事》24，99a～206a。叙述提婆达多破僧的故事用的是典型的印度方式。几乎是从开天辟地讲起，讲人类的出现、人类的逐渐堕落、私欲渐增，出现了争夺土地的现象，因而产生了国王(地主)，中间经过了无数年代，出现了释迦种，又经历了不同的国王统治，到了师子颊王。他生了四个儿子：净饭、白饭、斛饭、甘露饭。净饭王生二子，长子即佛祖释迦牟尼，次子是难陀。白饭生二子，斛饭生二子，甘露饭也生二子，长子是阿难(庆喜)，次子是提婆达多一说提婆达多是斛饭之子。还有一说，他是白饭之子，见22，101。释迦家族的历史多半是捏造的，家谱没有法排清楚的。24，882b夹注：“调达婆儿，阿难妹也。”殊难解释。根据《破僧事》的说法，岂非提婆达多娶自己的姊妹吗?。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的堂兄弟。接着讲释迦牟尼的诞生，用的也完全是印度方式，从睹史多天宫讲起，佛典中所有的佛传几乎都是这样。在以下的叙述中，一方面竭力宣扬佛祖的神奇，另一方面又竭力渲染提婆达多的卑劣。提婆达多与佛祖一败一胜，这种情况是在意料中的。佛祖与提婆达多的矛盾从很早的时期就开始了。太子(佛祖)学习乘马射箭，有博士来教，他的阿舅就说：“唯提婆达多本自恶性，无有慈心，愿请博士勿教妙杀之法。”薜舍离城的居民向太子献宝象。提婆达多出于嫉妒，打死宝象。太子把大象尸体遥掷城外，太子挽弓射下大雁，提婆达多来抢。后来太子厌倦人世，出家修道。渡过弶伽(恒)河，到了王舍城附近的阇崛山旁野林中，修习苦行，同一群苦行者在一起。他翘一足至二更方休，他五热灸身至二更方休，实行严酷的苦行。但是，他不久就感觉到，这样苦行的结果仍然是天上人间轮回不息，“此是邪道，非清净道”(24，119b)。他便毅然舍弃这种苦行方法，另寻其他途径。他走到伽耶城南尼连禅河边，在这里实行另外一种苦行，想闭塞诸根，不令放逸，闭气不令喘息，结果身体忍受了极大的痛苦，仍然不得入于正定。只喝小豆大豆及牵牛子汁，结果身体羸弱，毫无所获。最后他认识到，“此非正道，非正智，非正见，非能到于无上等觉”(24，121b)。他决心舍弃苦行之道，吃了二村女献上的粥，恢复了体力。他来到了尼连禅河东金刚地，坐在菩提树下，终于证无上正智，他成了佛有一段小插曲，很有趣味。当释迦牟尼坐在菩提树下，正准备成佛时，听了魔王的谎言，曾萌生杀害提婆达多的念头。这肯定是后来的和尚捏造出来的，故事本身没有多大意义，意义在于从中可见二人结怨之深……释迦牟尼成了佛以后，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留在世上，宣扬大法。他首先想到那五个苦行伙伴，于是走到波罗尼斯城仙人堕处施鹿林中，为他们五人说法，“度陈如五苾苾(刍)众，次度耶舍五人，次度贤众六十人”(24，156c)。这可以说就是僧伽的滥觞。要讲“破僧”，必须从这里讲起，因为有了僧伽，才能谈到破；没有僧伽，何从破起呢?总之，从此之后，佛法逐渐传播起来，僧伽逐渐扩大起来。释迦牟尼会见频毗娑罗王，接受了给孤独长者的赠园，进行了一系列的佛教史上著名的活动。后来他决定回家看望父亲净饭王。净饭王大喜过望，用极其隆重的仪式欢迎了自己这成了佛的儿子。王令人击鼓鸣槌，“宣王教令，普使投劫比罗城内家家一子随佛出家”(24，144c)。斛饭王二子，一名无灭，一名大名，无灭出了家，大名没有。无灭来到贤释种王那里。“住彼一宿。王言：‘童子!我若随汝出家，天授(提婆达多)当为释种王，与诸释种极为大患。可共相劝天授同共出家。’”于是就把天授叫了来。天授也有自己的打算：“我报言不出家者，贤释种王亦不出家。我设方便，应当诳彼。”他于是就回答说：“王既出家，我亦不住。”这实际上是一句谎话，但是贤王对公众宣布了这个消息，提婆达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迫不得已，只好出家。同时剃头匠邬波离也出了家。世尊规定，他们都要礼邬波离足。提婆达多认为这样有失身份。世尊让他照办，他不肯。“第一先起破佛之意”(24，146a)，他要设法伤害释迦牟尼了。从此以后，在僧伽内部，在释迦牟尼与提婆达多之间，矛盾与斗争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频毗娑罗王的儿子未生怨王(阿阇世，Ajtasatru)归依了世尊。他告诉守卫宫门的执仗人说，若见世尊及僧尼居士来，应当立刻放他们进来，“若见提婆达多及彼徒众，应须掩障，勿使其前。”(24，147c)既曰“徒众”，足见此时提婆达多已经不是单枪匹马。他遭到拒绝，怀疑嗢钵罗色苾刍尼从中捣了鬼，就打了她。这个苾刍尼遂即入无余依涅槃界。提婆达多同未生怨王的关系是他一生重要事件之一，以矛盾开始，后来二人却成了密友。此是后话，这里暂且不谈。提婆达多一生中另一个重要事件是他同外道六师之一的晡刺拿(Pūra瘙塀aKyapa，巴利文PūranaKassapa，佛典中异译甚多：富兰那-迦叶，不兰-迦叶等等)的友谊。这一件事似乎为人们所忽略，其中有重大意义；但是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一部印度佛教史谈到过这个问题。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莲花色尼涅槃之后，提婆达多忧心忡忡，“以手支颊，退在一边，愁思而坐”(24，148b)。这情景被晡刺拿看到，问提婆达多是什么原因。提婆达多如实告知。下面我引一段《破僧事》原文：晡剌拿曰：“我常谓诸舍迦种内唯汝一个解了聪明。岂谓汝今亦成愚蠢。岂有后世，令汝见忧?若有后世，汝造斯业者，我亦为斯愁思而住。”彼为开解天授情故，便于对面扑破己瓶，而告曰：“纵天世间不能令此更为和会。更无后世，谁往受之?作者受者并成虚说。然而可往劫毕罗伐窣睹城，自称天子，为王而住。我当作汝第一声闻。”于时提婆达多便谤无圣，邪见遂兴，能令一切善根断绝。(24，148c)第四题　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 佛典中对于提婆达多的论述（2）可见二人默契于心的情况。佛祖咒骂提婆达多将堕入地狱。提婆达多也索性一不作二不休，别立五法。他告诉自己的徒众说：尔等应知，沙门乔答摩及诸徒众，咸食乳酪，我等从今更不应食。何缘由此?令彼犊儿镇婴饥苦。又沙门乔答摩听食鱼肉，我等从今更不应食。何缘由此?于诸众生为断命事。又沙门乔答摩听食其盐，我等从今更不应食。何缘由此，于其盐内多尘土故。又沙门乔答摩受用衣时截其缕绩，我等从今受用衣时留长缕绩。何缘由此?坏彼织师作功劳故。又沙门乔答摩住阿兰若处，我等从今住村舍内。何缘由此?弃捐施主所施物故。(24，149b)这五法都是想同释迦牟尼“对着干”的结果。但其意义远不止此。下面第四章再谈这个问题。在同一部《破僧事》中，下面释迦牟尼又讲到提婆达多破僧的五种禁法：一、不居阿兰若；二、于树下坐；三、常行乞食；四、但蓄三衣；五、着粪扫服。(24，153b)这同五法有一定联系，可参考。提婆达多与释迦牟尼结怨越来越深。提婆达多公然凌辱佛妻耶输陀罗，被瞿弥迦掷人池内。他从水窦中逃走，衣服被橛杙所裂，白氎一条，遂成两片，他说道：“善哉斯服，巧称净仪，为我声闻，制其裙服。”(23，149c)他跑进宫中，又被耶输陀罗抓住双手，十指迸血流出。他怀恨出宫，把毒药填指爪中，想掴佛脚令伤。结果是十指并皆摧破，吃了大苦头。而且无间之火遍燎其身，现身堕入无间无隙捺落迦(地狱)中。舍利弗啰(舍利弗或舍利子)到地狱里去看提婆达多，看到他在那里受苦，火烧水浇，火焰铁山磨碎其身。又有铁棒遍皆热焰，打碎其头。又有大象来践踏其身。舍利弗啰又到外道六师受苦之处。首先看到高迦离迦高迦离伽(Kokalika)，不是六师之一，他只是提婆达多的一个追随者，经常在佛典中出现。，在他舌头上有1000张犁在耕垦。他又去看提婆达多的朋友晡剌拿迦摄波，有500张犁时时耕舌。《破僧事》上面这一段叙述，时间顺序完全混乱。可见《破僧事》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或许是因为印度思想方式本来就不注意时间顺序。下面释迦牟尼结合提婆达多的罪行，讲了几个本生故事。下面主要讲破僧问题。这是《破僧事》的主题，也是提婆达多的首要罪状。释迦牟尼给“破僧”下了一个定义，他说：“何谓破僧?若一苾刍，是亦不能破僧伽也。若二若三乃至于八，亦复不能破和合众。如其至九，或复过斯，有两僧伽，方名破众。”(24，153b)提婆达多宣布五种禁法，同释迦牟尼唱反调，以达到破坏僧伽的目的。如来佛宣布：“若有人破和合众已，此人定生无间之罪，亦成无间之业者。”(24，154a)下面他又施展了印度那种典型的烦琐分析的本领，共总区分了18种不同的情况，有的只生无间罪，不成无间业；有的既生无间罪，亦成无间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