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

忏悔录译本序　　在历史上多得难以数计的自传作品中，真正有文学价值的显然并不多，而成为文学名著的则更少。至于以其思想、艺术和风格上的重要意义而奠定了撰写者的文学地位——不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席位，而是长久地受人景仰的崇高地位的，也许只有《忏悔录》了。卢梭这个不论在社会政治思想上，在文学内容、风格和情调上都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的人物，主要就是通过这部自传推动和启发了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使它——用当时很有权威的一位批评家的话来说——“获得最大的进步”、“自巴斯喀以来最大的革命”，这位批评家谦虚地承认：“我们十九世纪的人就是从这次革命里出来的”。　　写自传总是在晚年，一般都是在功成名就、忧患已成过去的时候，然而对于卢梭来说，他这写自传的晚年是怎样的一个晚年啊！　　一七六二年，他五十岁，刊印他的著作的书商，阿姆斯特丹的马尔克－米谢尔·雷伊，建议他写一部自传。毫无疑问，象他这样一个平民出身、走过了漫长的坎坷的道路、通过自学和个人奋斗居然成为知识界的巨子、名声传遍整个法国的人物，的确最宜于写自传作品了，何况在他的生活经历中还充满了五光十色和戏剧性。但卢梭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显然是因为自传将会牵涉到一些当时的人和事，而卢梭是不愿意这样做的。情况到《爱弥儿》出版后有了变化，大理院下令焚烧这部触怒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作品，并要逮捕作者，从此，他被当作“疯子”、“野蛮人”而遭到紧追不舍的迫害，开始了逃亡的生活。他逃到瑞士，瑞士当局也下令烧他的书，他逃到普鲁士的属地莫蒂亚，教会发表文告宣布他是上帝的敌人，他没法继续呆下去，又流亡到圣彼得岛。对他来说，官方的判决和教会的谴责已经是够严酷的了，更沉重的一击又接障而来：一七六五年出现了一本题名为《公民们的感情》的小册子，对卢梭的个人生活和人品进行了攻击，令人痛心的是，这一攻击并不是来自敌人的营垒，而显然是友军之所为。卢梭眼见自己有被抹得漆黑、成为一个千古罪人的危险，迫切感到有为自己辩护的必要，于是在这一年，当他流亡在莫蒂亚的时候，他怀着悲愤的心情开始写他的自传。　　整个自传是在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中断断续续完成的。在莫蒂埃和皮埃尔岛时，他仅仅写了第一章，逃到英国的武通后，他完成了第一章到第五章前半部分，第五章到第六章则是他回到法国后主义》、《孔德和实证主义》、《论自由》等。，一七六七年住在特利堡时完成的，这就是《忏悔录》的第一部。经过两年的中断，他于一七六九年又开始写自传的第七章至第十二章，即《忏悔录》的第二部，其中大部分是他逃避在外省的期间写出来的，只有末尾一章完成于他回到了巴黎之后，最后“竣工”的日期是一七七年十一月。此后，他在孤独和不幸中活了将近八年，继续写了自传的续篇《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想》。　　《忏悔录》就是卢梭悲惨的晚年的产物，如果要举出他那些不幸岁月中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内容，那就是这一部掺合着辛酸的书了。这样一部在残酷迫害下写成的自传，一部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为自己的存在辩护的自传，怎么会不充满一种逼人的悲愤？它那著名的开篇，一下子就显出了这种悲愤所具有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卢梭面对着种种谴责和污蔑、中伤和曲解，自信他比那些迫害和攻击他的大人先生、正人君子们来得高尚纯洁、诚实自然，一开始就向自己的时代社会提出了勇敢的挑战：“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　　这定下了全书的论辩和对抗的基调。在这对抗的基调后面，显然有着一种激烈的冲突，即卢梭与社会的冲突，这种冲突决不是产生于偶然的事件和纠葛，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阶级根由的。　　卢梭这一个钟表匠的儿子，从民主政体的日内瓦走到封建专制主义之都巴黎，从下层人民中走进了法兰西思想界，象他这样一个身上带着尘土、经常衣食无着的流浪汉，和整个贵族上流社会当然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性的存在，它是各门科学研究的对象；后者是本原的存在，是，即使和同一营垒的其他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也有很大的不同。孟德斯鸠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的庄园、同时经营工商业的穿袍贵族，一生过着安逸的生活；伏尔泰本人就是一个大资产者，家有万贯之财，一直是在社会上层活动；狄德罗也是出身于富裕的家庭，他虽然也过过清贫的日子，毕竟没有卢梭那种直接来自社会底层的经历。卢梭当过学徒、仆人、伙计、随从，象乞丐一样进过收容所，只是在经过长期勤奋的自学和个人奋斗之后，才逐渐脱掉听差的号衣，成了音乐教师、秘书、职业作家。这就使他有条件把这个阶层的情绪、愿望和精神带进十八世纪的文学。他第一篇引起全法兰西瞩目的论文《论科学与艺术》（1750）中那种对封建文明一笔否定的勇气，那种敢于反对“人人尊敬的事物”的战斗精神和傲视传统观念的叛逆态度，不正反映了社会下层那种激烈的情绪？奠定了他在整个欧洲思想史上崇高地位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75）和《民约论》（1762）对社会不平等和奴役的批判，对平等、自由的歌颂，对“主权在民”原则的宣传，不正体现了十八世纪平民阶层在政治上的要求和理想？他那使得“洛阳纸贵”的小说《新爱洛伊丝》又通过一个爱情悲剧为优秀的平民人物争基本人权，而带给他悲惨命运的《爱弥儿》则把平民劳动者当作人的理想。因此，当卢梭登上了十八世纪思想文化的历史舞台的时候，他也就填补了那个在历史上长期空着的平民思想家的席位。　　但卢梭所生活的时代社会，对一个平民思想家来说，是完全敌对的。从他开始发表第一篇论文的五十年代到他完成《忏悔录》的七十年代，正是法国封建专制主义最后挣扎的时期，他逝世后十一年就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时期，有几百年历史的封建主义统治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长期以来，封建生产关系所固有的矛盾、沉重的封建压榨已经使得民不聊生，农业生产低落；对新教徒的宗教迫害驱使大量熟练工匠外流，导致了工商业的凋敝；路易十四晚年一连串对外战争和宫廷生活的奢侈浪费又使国库空虚；路易十五醉生梦死的荒淫更把封建国家推到了全面破产的边缘，以致到路易十六的时候，某些改良主义的尝试也无法挽救必然毁灭的命运了。这最后的年代是腐朽、疯狂的年代，封建贵族统治阶级愈是即将灭顶，愈是顽固地要维护自己的特权和统治。杜尔果当上财政总监后，提出了一些旨在挽救危机的改良主义措施，因而触犯了贵族特权阶级的利益，很快就被赶下了台。他的继任者内克仅仅把宫廷庞大的开支公之于众，触怒了宫廷权贵，也遭到免职。既然自上而下的旨在维护封建统治根本利益的改良主义也不为特权阶级所容许，那么，自下而上的反对和对抗当然更要受到镇压。封建专制主义的鼎盛虽然已经一去不复返，但专制主义的淫威这时并不稍减。伏尔泰和狄德罗都进过监狱，受过迫害。这是十八世纪思想家的命运和标志。等待着思想家卢梭的，就正是这种社会的和阶级的必然性，何况这个来自民间的人物，思想更为激烈，态度更为孤傲：他居然拒绝国王的接见和赐给年金；他竟然表示厌恶巴黎的繁华和上流社会的奢侈；他还胆敢对“高贵的等级”进行如此激烈的指责：“贵族，这在一个国家里只不过是有害而无用的特权，你们如此夸耀的贵族头衔有什么可令人尊敬的？你们贵族阶级对祖国的光荣、人类的幸福有什么贡献！你们是法律和自由的死敌，凡是在贵族阶级显赫不可一世的国家，除了专制的暴力和对人民的压迫以外还有什么？”　　《忏海录》就是这样一个激进的平民思想家与反动统治激烈冲突的结果。它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在封建专制压迫面前维护自己不仅是作为一个人、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人权和尊严的作品，是对统治阶级迫害和污蔑的反击。它首先使我们感到可贵的是，其中充满了平民的自信、自重和骄傲，总之，一种高昂的平民精神。　　由于作者的经历，他有条件在这部自传里展示一个平民的世界，使我们看到十八世纪的女仆、听差、农民、小店主、下层知识分子以及卢梭自己的平民家族：钟表匠、技师、小资产阶级妇女。把这样多的平民形象带进十八世纪文学，在卢梭之前只有勒·萨日。但勒·萨日在《吉尔·布拉斯》中往往只是把这些人物当作不断蔓延的故事情节的一部分，限于描写他们的外部形象。卢梭在《忏悔录》中则完全不同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论述了数学的辩证本性和现实根源。20，他所注重的是这些平民人物的思想感情、品质、人格和性格特点，虽然《忏悔录》对这些人物的形貌的描写是很不充分的，但却足以使读者了解十八世纪这个阶层的精神状况、道德水平、爱好与兴趣、愿望与追求。在这里，卢梭致力于发掘平民的精神境界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自然淳朴的人性、值得赞美的道德情操、出色的聪明才智和健康的生活趣味等等。他把他平民家庭中那亲切宁静的柔情描写得多么动人啊，使它在那冰冷无情的社会大海的背景上，象是一个始终召唤着他的温情之岛。他笔下的农民都是一些朴实的形象，特别是那个冒着被税吏发见后就会被逼得破产的拿出丰盛食物款待他的农民，表现了多么高贵的慷慨；他遇到的那个小店主是那么忠厚和富有同情心，竟允许一个素不相识的流浪者在他店里骗吃了一顿饭；他亲密的伙伴、华伦夫人的男仆阿奈不仅人格高尚，而且有广博的学识和出色的才干；此外，还有“善良的小伙子”平民乐师勒·麦特尔、他的少年流浪汉朋友“聪明的巴克勒”、可怜的女仆“和善、聪明和绝对诚实的”玛丽永，他们在那恶浊的社会环境里也都发散出了清新的气息，使卢梭对他们一直保持着美好的记忆。另一方面，卢梭又以不加掩饰的厌恶和鄙视追述了他所遇见的统治阶级和上流社会中的各种人物：“羹匙”贵族的后裔德·彭维尔先生“不是个有德的人”；首席法官西蒙先生是“一个不断向贵妇们献殷勤的小猴子”；教会人物几乎都有“伪善或厚颜无耻的丑态”，其中还有不少淫邪的色情狂；贵妇人的习气是轻浮和寡廉鲜耻，有的“名声很坏”；至于巴黎的权贵，无不道德沦丧、性情刁钻、伪善阴险。在卢梭的眼里，平民的世界远比上流社会来得高尚、优越。早在第一篇论文中，他就进行过这样的对比：“只有在庄稼人的粗布衣服下面，而不是在廷臣的绣金衣服下面，才能发现有力的身躯。装饰与德行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德行是灵魂的力量。”这种对“布衣”的崇尚，对权贵的贬责，在《忏悔录》里又有了再一次的发挥，他这样总结说：“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遇到了这样多的好人，到我年纪大了的时候，好人就那样少了呢？是好人绝种了吗？不是的，这是由于我今天需要找好人的社会阶层已经不再是我当年遇到好人的那个社会阶层了。在一般平民中间，虽然只偶尔流露热情，但自然情感却是随时可以见到的。在上流社会中，则连这种自然情感也完全窒息了。他们在情感的幌子下，只受利益或虚荣心的支配。”卢梭自传中强烈的平民精神，使他在文学史上获得了他所独有的特色，法国人自己说得好：“没有一个作家象卢梭这样善于把穷人表现得卓越不凡。”　　当然，《忏悔录》中那种平民的自信和骄傲，主要还是表现在卢梭对自我形象的描绘上。尽管卢梭受到了种种责难和攻击，但他深信在自己的“布衣”之下，比“廷臣的绣金衣服”下面更有“灵魂”和“力量”。在我们看来，实际上也的确如此。他在那个充满了虚荣的社会里，敢于公开表示自己对于下层、对于平民的深情，不以自己“低贱”的出身、不以他过去的贫寒困顿为耻，而宣布那是他的幸福年代，他把淳朴自然视为自己贫贱生活中最可宝贵的财富，他骄傲地展示自己生活中那些为高贵者的生活所不具有的健康的、闪光的东西以及他在贫贱生活中所获得、所保持着的那种精神上、节操上的丰采。　　他告诉读者，他从自己那充满真挚温情的平民家庭中获得了“一颗多情的心”，虽然他把这视为“一生不幸的根源”，但一直以他“温柔多情”、具有真情实感而自豪；他又从“淳朴的农村生活”中得到了“不可估量的好处”，“心里豁然开朗，懂得了友情”，虽然他后来也做过不够朋友的事，但更多的时候是在友情与功利之间选择了前者，甚至为了和流浪少年巴克勒的友谊而高唱着“再见吧，都城，再见吧，宫廷、野心、虚荣心，再见吧，爱情和美人”，离开了为他提供“飞黄腾达”的机遇的古丰伯爵。　　他过着贫穷的生活，却有自己丰富的精神世界。他很早就对读书“有一种罕有的兴趣”，即使是在当学徒的时候，也甘冒受惩罚的危险而坚持读书，甚至为了得到书籍而当掉了自己的衬衫和领带。他博览群书物的全体和相互联系出发，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只见树木，，从古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一直到当代的启蒙论著，从文学、历史一直到自然科学读物，长期的读书生活唤起了他“更高尚的感情”，形成了他高出于上层阶级的精神境界。　　他热爱知识，有着令人敬佩的好学精神，他学习勤奋刻苦，表现出“难以置信的毅力”。在流浪中，他坚持不懈；疾病缠身时，他也没有中断；“死亡的逼近不但没有削弱我研究学问的兴趣，似乎反而更使我兴致勃勃地研究起学问来”。他为获得更多的知识，总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他的时间，劳动的时候背诵，散步的时候构思。经过长期的努力，他在数学、天文学、历史、地理、哲学和音乐等各个领域积累了广博的学识，为自己创造了作为一个思想家、一个文化巨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他富有进取精神，学会了音乐基本理论，又进一步尝试作曲，读了伏尔泰的作品，又产生了“要学会用优雅的风格写文章的愿望”；他这样艰苦地攀登，终于达到当代文化的高峰。　　他生活在充满虚荣和奢侈的社会环境中，却保持了清高的态度，把贫富置之度外，“一生中的任何时候，从没有过因为考虑贫富问题而令我心花怒放或忧心忡仲。”他比那些庸人高出许多倍，不爱慕荣华富贵，不追求显赫闻达，“在那一生难忘的坎坷不平和变化无常的遭遇中”，也“始终不变”。巴黎“一切真正富丽堂皇的情景”使他反感，他成名之后，也“不愿意在这个都市长久居住下去”，他之所以在这里居住了一个时期，“只不过是利用我的逗留来寻求怎样能够远离此地而生活下去的手段而已。”他在恶浊的社会环境中，虽不能完全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但在关键的时刻，在重大的问题上，却难能可贵地表现出高尚的节操。他因为自己“人格高尚，决不想用卑鄙手段去发财”，而抛掉了当讼棍的前程，宫廷演出他的歌舞剧《乡村卜师》时邀他出席，他故意不修边幅以示怠慢，显出“布衣”的本色，国王要接见并赐给他年金，他为了洁身自好，保持人格独立而不去接受。　　他处于反动黑暗的封建统治之下，却具有“倔强豪迈以及不肯受束缚受奴役的性格”，敢于“在巴黎成为专制君主政体的反对者和坚定的共和派”。他眼见“不幸的人民遭受痛苦”，“对压迫他们的人”又充满了“不可遏制的痛恨”，他鼓吹自由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注意对感性经验进行辨别，反对奴役，宣称“无论在什么事情上，约束、屈从都是我不能忍受的”。他虽然反对法国的封建专制，并且在这个国家里受到了“政府、法官、作家联合在一起的疯狂攻击”，但他对法兰西的历史文化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对法兰西民族寄予了坚强的信念，深信“有一天他们会把我从苦恼的羁绊中解救出来”。　　十八世纪贵族社会是一片淫靡之风，卢梭与那种寡廉鲜耻、耽于肉欲的享乐生活划清了界线。他把妇女当作一种美来加以赞赏，当作一种施以温情的对象，而不是玩弄和占有的对象。他对爱情也表示了全新的理解，他崇尚男女之间真诚深挚的情感，特别重视感情的高尚和纯洁，认为彼此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它不是基于情欲、性别、年龄、容貌，而是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一切，除非死亡，就绝不能丧失的那一切”，也就是说，应该包含着人类一切美好高尚的东西。他在生活中追求的是一种深挚、持久、超乎功利和肉欲的柔情，有时甚至近乎天真无邪、纯洁透明，他恋爱的时候，感情丰富而热烈，同时又对对方保持着爱护、尊重和体贴。他与华伦夫人长期过着一种纯净的爱情生活，那种诚挚的性质在十八世纪的社会生活中是很难见到的。他与葛莱芬丽小姐和加蕾小姐的一段邂逅，是多么充满稚气而又散发出迷人的青春的气息！他与巴西勒太太之间的一段感情又是那样温馨而又洁净无瑕！他与年轻姑娘麦尔赛莱一道作了长途旅行，始终“坐怀不乱”。他有时也成为情欲的奴隶而逢场作戏，但不久就出于道德感而抛弃了这种游戏。　　他与封建贵族阶级对奢侈豪华、繁文缛节的爱好完全相反，保持着健康的、美好的生活趣味。他热爱音乐，喜欢唱歌，抄乐谱既是他谋生的手段，也是他寄托精神之所在，举办音乐会，更是他生活中的乐趣。他对优美的曲调是那么动心，童年时听到的曲调清新的民间歌谣一直使他悠然神往，当他已经是一个“饱受焦虑和苦痛折磨”的老人，有时还“用颤巍巍的破嗓音哼着这些小调”，“怎么也不能一气唱到底而不被自己的眼泪打断”。他对绘画也有热烈的兴趣，“可以在画笔和铅笔之间一连呆上几个月不出门”。他还喜欢喂鸽养蜂，和这些有益的动物亲切地相处，喜欢在葡萄熟了的时候到田园里去分享农人收获的愉快。他是法国文学中最早对大自然表示深沉的热爱的作家。他到一处住下，就关心窗外是否有“一片田野的绿色”；逢到景色美丽的黎明，就赶快跑到野外去观看日出。他为了到洛桑去欣赏美丽的湖水，不惜绕道而行，即使旅费短缺。他也是最善于感受大自然之美的鉴赏家，优美的夜景就足以使他忘掉餐风宿露的困苦了。他是文学中徒步旅行的发明者，喜欢“在天朗气清的日子里，不慌不忙地在景色宜人的地方信步而行”，在这种旅行中享受着“田野的风光，接连不断的秀丽景色，清新的空气，由于步行而带来的良好食欲和饱满精神……”　　《忏悔录》就这样呈现出一个淳朴自然、丰富多采、朝气蓬勃的平民形象。正因为这个平民本身是一个代表人物，构成了十八世纪思想文化领域里一个重大的社会现象，所以《忏悔录》无疑是十八世纪历史中极为重要的思想材料。它使后人看到了一个思想家的成长、发展和内心世界，看到一个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历史人物所具有的强有力的方面和他精神上、道德上所发出的某种诗意的光辉。这种力量和光辉最终当然来自这个形象所代表的下层人民和他所体现的历史前进的方向。总之，是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的反封建性质决定了《忏悔录》和其中卢梭自我形象的积极意义中对物理事件进行时空描述时所使用的语言。卡尔纳普等人，决定了它们在思想发展史上、文学史上的重要价值。　　假如卢梭对自我形象的描述仅止于以上这些，后人对他也可以满足了，无权提出更多的要求。它们作为十八世纪反封建的思想材料不是已经相当够了吗？不是已经具有社会阶级的意义并足以与蒙田在《随感集》中对自己的描写具有同等的价值吗？但是，卢梭做得比这更多，走得更远，他远远超过了蒙田，他的《忏悔录》有着更为复杂得多的内容。　　卢梭在《忏悔录》的另一个稿本中，曾经批评了过去写自传的人“总是要把自己乔装打扮一番，名为自述，实为自赞，把自己写成他所希望的那样，而不是他实际上的那样”。十六世纪的大散文家蒙田在《随感集》中不就是这样吗？虽然也讲了自己的缺点，却把它们写得相当可爱。卢俊对蒙田颇不以为然，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个哲理性的警句：“没有可憎的缺点的人是没有的。”这既是他对人的一种看法，也是他对自己的一种认识。认识这一点并不太困难，但要公开承认自己也是“有可憎的缺点”，特别是敢于把这种“可憎的缺点”披露出来，却需要绝大的勇气。人贵有自知之明、严于解剖自己，至今不仍是一种令人敬佩的美德吗？显然，在卢梭之前，文学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有勇气的作家，于是，卢梭以藐视前人的自豪，在《忏悔录》的第一段就这样宣布：“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　　卢梭实践了他自己的这一诺言，他在《忏悔录》中的确以真诚坦率的态度讲述了他自己的全部生活和思想感情、性格人品的各个方面，“既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属山西绛县）人。官至尚书左仆射。患时俗放荡，儒术冷落，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他大胆地把自己不能见人的隐私公之于众，他承认自己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产生过一些卑劣的念头，甚至有过下流的行径。他说过谎，行过骗，调戏过妇女，偷过东西，甚至有偷窃的习惯。他以沉重的心情忏悔自己在一次偷窃后把罪过转嫁到女仆玛丽永的头上，造成了她的不幸，忏悔自己在关键时刻卑劣地抛弃了最需要他的朋友勒·麦特尔，忏悔自己为了混一口饭吃而背叛了自己的新教信仰，改奉了天主教。应该承认，《忏悔录》的坦率和真诚达到了令人想象不到的程度，这使它成了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在这里，作者的自我形象并不只是发射出理想的光辉，也不只是裹在意识形态的诗意里，而是呈现出了惊人的真实。在他身上，既有崇高优美，也有卑劣丑恶，既有坚强和力量，也有软弱和怯懦，既有朴实真诚，也有弄虚作假，既有精神和道德的美，也有某种市并无赖的习气。总之。这不是为了要享受历史的光荣而绘制出来的涂满了油彩的画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复杂的个人。这个自我形象的复杂性就是《忏悔录》的复杂性，同时也是《忏悔录》另具一种价值的原因。这种价值不仅在于它写出了惊人的人性的真实，是历史上第一部这样真实的自传，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用卢梭自己的话来说，“可以作为关于人的研究——这门学问无疑尚有待于创建——的第一份参考材料；”而且它的价值还在于，作者之所以这样做，是有着深刻的思想动机和哲理作为指导的。　　卢梭追求绝对的真实，把自己的缺点和过错完全暴露出来，最直接的动机和意图，显然是要阐述他那著名的哲理：人性本善，但罪恶的社会环境却使人变坏。他现身说法，讲述自己“本性善良”、家庭环境充满柔情，古代历史人物又给了他崇高的思想，“我本来可以听从自己的性格，在我的宗教、我的故乡、我的家庭、我的朋友间，在我所喜爱的工作中，在称心如意的交际中，平平静静、安安逸逸地度过自己的一生。我将会成为善良的基督教徒、善良的公民、善良的家长、善良的朋友、善良的劳动者。”但社会环境的恶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平等，却使他也受到了沾染，以至在这写自传的晚年还有那么多揪心的悔恨。他特别指出了社会不平等的危害，在这里，他又一次表现了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的思想，把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视为正常人性的对立面，并力图通过他自己的经历，揭示出这种不平等对人性的摧残和歪曲。他是如何“从崇高的英雄主义堕落为卑鄙的市并无赖”呢？正是他所遇到的不平等、不公正的待遇，正是“强者”的“暴虐专横”，“摧残了我那温柔多情、天真活泼的性格”，并“使我染上自己痛恨的一些恶习，诸如撒谎、怠惰、偷窃等等”。以偷窃而言，它就是社会不平等在卢梭身上造成的恶果。卢梭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人是处于一种“平等、无忧无虑的状态”中，“所希望的又可以得到满足的话”，那么又怎么会有偷窃呢？既然“作恶的强者逍遥法外，无辜的弱者遭殃，普天下皆是如此”，那末怎么能够制止偷窃的罪行呢？对弱者的惩罚不仅无济于事，反而更激起反抗，卢梭在自己小偷小摸被发现后经常挨打，“渐渐对挨打也就不在乎了”，甚至“觉得这是抵消偷窃罪行的一种方式，我倒有了继续偷窃的权利了……我心里想，既然按小偷来治我，那就等于认可我作小偷”。卢梭在通过自己的经历来分析不平等的弊害时，又用同样的方法来揭示金钱的腐蚀作用，他告诉读者：“我不但从来不象世人那样看重金钱，甚至也从来不曾把金钱看做多么方便的东西”，而认定金钱是“烦恼的根源”。然而，金钱的作用却又使他不得不把金钱看作“是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使他“害怕囊空如洗”，这就在他身上造成了这样一种矛盾的习性：“对金钱的极端吝惜与无比鄙视兼而有之”。因此，他也曾“偷过七个利物尔零十个苏”，并且在钱财方面不时起过一些卑劣的念头，如眼见华伦夫人挥霍浪费、有破产的危险，他就想偷偷摸摸建立起自己的“小金库”，但一看无济于事，就改变做法，“好象一只从屠宰场出来的狗，既然保不住那块肉，就不如叼走我自己的那一分。”从这些叙述里，除了可以看到典型卢梭式的严酷无情的自我剖析外，就是非常出色的关于社会环境与人性恶的互相关系的辩证法的思想了。在这里，自我批评和忏悔导向了对社会的谴责和控诉，对人性恶的挖掘转化成了严肃的社会批判。正因为这种批判是结合着卢梭自己痛切的经验和体会，所以也就更为深刻有力，它与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对于财产不平等、社会政治不平等的批判完全一脉相承，这一部论著以其杰出的思想曾被恩格斯誉为“辩证法的杰作”。　　卢梭用坦率的风格写自传，不回避他身上的人性恶，更为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的思想体系。他显然并不把坦露自己、包括坦露自己的缺点过错视为一种苦刑，倒是为深信这是一个创举而自诩。在他看来，人具有自己的本性，人的本性中包括了人的一切自然的要求，如对自由的向往、对异性的追求、对精美物品的爱好，等等。正如他把初民的原始淳朴的状态当作人类美好的黄金时代一样，他又把人身上一切原始的本能的要求当作了正常的、自然的东西全盘加以肯定。甚至在他眼里，这些自然的要求要比那些经过矫饰的文明化的习性更为正常合理。在卢梭的哲学里，既然人在精美的物品面前不可能无动于衷，不，更应该有一种鉴赏家的热情，那末，出于这种不寻常的热情，要“自由支配那些小东西”，又算得了什么过错呢？因此，他在《忏悔录》中几乎是用与“忏悔”绝缘的平静的坦然的语调告诉读者：“直到现在，我有时还偷一点我所心爱的小玩艺儿”，完全无视从私有制产生以来就成为道德箴言的“勿偷窃”这个原则，这是他思想体系中的一条线索。另一条线索是：他与天主教神学相反。不是把人看作是受神奴役的对象，而是把人看成是自主的个体，人自主行动的动力则是感情，他把感情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地位，认为“先有感觉，后有思考”是“人类共同的命运”。因此，感情的真挚流露、感情用事和感情放任，在他看来就是人类本性纯朴自然的表现了。请看，他是如何深情地回忆他童年时和父亲一道，那么“兴致勃勃”地阅读小说，通宵达旦，直到第二天清晨听到了燕子的呢喃，他是多么欣赏他父亲这种“孩子气”啊！这一类感情的自然流露和放任不羁，就是卢梭哲学体系中的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卢梭无疑是十八世纪中把个性解放的号角吹得最响的一个思想家，他提倡绝对的个性自由，反对宗教信条和封建道德法规的束缚，他傲视一切地宣称，那个时代的习俗、礼教和偏见都不值一顾，并把自己描绘成这样一个典型，宣扬他以个人为中心、以个人的感情、兴趣、意志为出发点、一任兴之所至的人生态度。这些就是他在《忏悔录》中的思想的核心，这也是他在自传中力求忠于自己、不装假、披露一切的根本原因。而由于所有这一切，他的这部自传自然也就成为一部最活生生的个性解放的宣言书了。　　卢梭虽然出身于社会的下层，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思想体系不可能超出资产阶级的范围，他在《忏悔录》中所表现的思想，其阶级性质是我们所熟悉的社会和思维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马克思恩格，它就是和当时封建思想体系相对立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种思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当时十八世纪，显然具有非常革命的意义。它以宗教世界观为对立面，主张以人为本，反对神学对人的精神统治，它从人这个本体出发，把自由、平等视为人的自然本性，反对封建的奴役和压榨，在整个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历史时期里，起着启迪人们的思想、摧毁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为历史的发展开辟道路的作用。然而，这种思想体系毕竟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的历史阶段的产物，带有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因而，我们在《忏悔录》中可以看到，卢梭在与宗教的“神道”对立、竭力推崇自己身上的“人性”、肯定自己作为人的自然要求的同时，又把自己的某些资产阶级性当作正当的“人性”加以肯定；他在反对宗教对人的精神奴役、肯定自我活动的独立自主性和感情的推动作用的同时，又把自己一些低劣的冲动和趣味美化为符合“人性”的东西。他所提倡的个性自由显然太至高无上了，充满了浓厚的个人主义的味道；他重视和推崇人的感情，显然又走向了极端，而成为了感情放纵。总之，这里的一切既表现了反封建反宗教的积极意义，又暴露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　　卢梭并不是最先提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思想家，在这个思想体系发展的过程中，他只是一个环节。早在文艺复兴时代，处于萌芽阶段的资本主义关系就为这种意识形态的产生提供了土壤，这种思想体系的主要方面和主要原则，从那时起，就逐渐在历史的过程中被一系列思想家、文学家充实完备起来了。虽然卢梭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却无疑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他的新贡献在于，他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进一步具体化为自由、平等的社会政治要求，为推翻已经过时的封建主义的统治的斗争，提供了最响亮、最打动人心的思想口号。他还较多地反映了平民阶级、也就是第三等级中较为下层的群众的要求，提出了“社会契约”的学说，为资产阶级革命后共和主义的政治蓝图提供了理论基础。这巨大的贡献使他日后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民主派、激进派等奉为精神导师，他的思想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这是他作为思想家的光荣。在文学中，他的影响似乎也并不更小，如果要在他给法国文学所带来的多方面的新意中指出其主要者的话，那就应该说是他的作品中那种充分的“自我”意识和强烈的个性解放的精神了。　　“自我”意识和个性解放是资产阶级文学的特有财产，它在封建贵族阶级的文学里是没有的。在封建主义之下，个性往往消融在家族和国家的观念里。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后，随着自由竞争而来的，是个性自由这一要求的提出，人逐渐从封建束缚中解脱出来，才有可能提出个性解放这一观念和自我意识这种感受。这个新的主题在文学中真正丰富起来，在法国是经过了一两百年。十六世纪的拉伯雷仅仅通过一个乌托邦的德廉美修道院，对此提出了一些懂憬和愿望，远远没有和现实结合起来；十七世纪的作家高乃依在《勒·熙德》里，给个性和爱情自由的要求留下了一定的地位，但也是在国家的利益、家族的荣誉所允许的范围里；在莫里哀的笔下，那些追求自由生活的年轻人的确带来了个性解放的活力，但与此并存的，也有作家关于中常之道的说教。到了卢梭这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是他，第一次把个性自由的原则和“自我”提到如此高的地位；是他，以那样充足的感情，表现出了个性解放不可阻挡的力量，表现出“自我”那种根本不把传统观念、道德法规、价值标准放在眼里的勇气；是他，第一个通过一个现实的人，而且就是他自己，表现出一个全面体现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的资产阶级个性；是他，第一个以那样骇世惊俗的大胆，如此真实地展示了这个资产阶级个性“我”有时象天空一样纯净高远、有时象阴沟一样肮脏恶浊的全部内心生活；也是他，第一个那么深入地挖掘了这种资产阶级个性与社会现实的矛盾以及他那种敏锐而痛苦的感受。由于所有这些理由，即使我们不说《忏悔录》是发动了一场“革命”，至少也应该说是带来了一次重大的突破。这种思想内容和风格情调的创新，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文学中的必然结果，如果不是由卢梭来完成的话，也一定会有另一个人来完成的。唯其如此，卢梭所创新的这一切，在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高涨的历史阶段，就成为了一种典型的、具有表征意义的东西而对后来者产生了启迪和引导的作用。它们被效法，被模仿，即使后来者并不想师法卢梭，但也跳不出卢梭所开辟的这一片“个性解放”、“自我意识”、“感情发扬”的新天地了。如果再加上卢梭第一次引入文学的对大自然美的热爱和欣赏，对市民阶级家庭生活亲切而温柔的感受，那末，几乎就可以说，《忏悔录》在某种程度上是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灵感的一个源泉了。　　《忏悔录》前六章第一次公之于世，是一七八一年，后六章是一七八八年。这时，卢梭已经不在人间。几年以后，在资产阶级革命高潮中称“纯粹经验”或称为“思想流”、“意识流”的东西是宇宙，巴黎举行了一次隆重的仪式，把一个遗体移葬在伟人公墓，这就是《忏悔录》中的那个“我”。当年，这个“我”在写这部自传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获得这样巨大的哀荣。当他把自己一些见不得人的方面也写了出来的时候，似乎留下了一份很不光彩的历史记录，造成了一个相当难看的形象，否定了他作为一个平民思想家的光辉。然而，他这样做本身，他这样做的时候所具有的那种悲愤的力量，那种忠于自己哲学原则的主观真诚和那种个性自由的冲动，却又在更高一级的意义上完成了一次“否定之否定”，即否定了那个难看的形象而显示了一种不同凡响的人格力量。他并不想把自己打扮成历史伟人，但他却成了真正的历史伟人，他的自传也因为他不想打扮自己而成了此后一切自传作品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如果说，卢梭的论著是辩证法的杰作，那末；他的事例不是更显示出一种活生生的、强有力的辩证法吗？柳鸣九一九八年三月　　第一章　　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　　只有我是这样的人。我深知自己的内心，也了解别人。我生来便和我所见到的任何人都不同；甚至于我敢自信全世界也找不到一个生来象我这样的人。虽然我不比别人好，至少和他们不一样。大自然塑造了我，然后把模子打碎了，打碎了模子究竟好不好，只有读了我这本书以后才能评定。　　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我既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假如在某些地方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饰，那也只是用来填补我记性不好而留下的空白。其中可能把自己以为是真的东西当真的说了，但决没有把明知是假的硬说成真的。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你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　　我于一七一二年生于日内瓦，父亲是公民伊萨克·卢梭，母亲是女公民苏萨娜·贝纳尔。祖父留下的财产本来就很微薄，由十五个子女平分，分到我父亲名下的那一份简直就等于零了的作用，教育是万能的。，全家就靠他当钟表匠来糊口。我父亲在这一行里倒真是个能手。我母亲是贝纳尔牧师的女儿，家境比较富裕；她聪明美丽，我父亲得以和她结婚，很费了一番苦心。他们两人的相爱，差不多从生下来就开始了：八、九岁时候，每天傍晚他们就一起在特莱依广场上玩耍；到了十岁，已经是难舍难分的了。两人心心相印和相互同情，巩固了他们从习惯中成长起来的感情。两人秉性温柔和善感，都在等待时机在对方的心里找到同样的心情，而且宁可说，这种时机也在等待着他们。因此两个人都心照不宣，谁也不肯首先倾吐衷肠：她等着他，他等着她。命运好象在阻挠他们的热恋，结果反使他们的爱情更热烈了。这位多情的少年，由于情人到不了手，愁苦万分，形容憔悴。她劝他去旅行，好把她忘掉。他旅行去了，但是毫未收效，回来后爱情反而更热烈了。他心爱的人呢，还是那么忠诚和温柔。经过这次波折以后，他们只有终身相爱了。他们海誓山盟，上天也赞许了他们的誓约。　　我的舅舅嘉伯利·贝纳尔爱上了我一个姑母，可是我的姑母提出了条件：只有他的姐姐肯嫁给她自己的哥哥，她才同意嫁给他。结果，爱情成全了一切，同一天办了两桩喜事。这样，我的舅父便也是我的姑丈，他们的孩子和我是双重的表兄弟了。过了一年，两家各自生了一个孩子，不久便因事不得不彼此分手了。　　贝纳尔舅舅是一位工程师：他应聘去帝国和匈牙利，在欧仁亲王麾下供职。他后来在贝尔格莱德战役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我父亲在我那唯一的哥哥出生之后，便应聘到君士坦丁堡去当了宫廷钟表师。我父亲不在家期间，我母亲的美丽、聪慧和才华给她招来了许多向她献殷勤的男人。其中表现得最热烈的要算法国公使克洛苏尔先生。他当时的感情一定是非常强烈的，因为在三十年后，他向我谈起我母亲的时候还十分动情呢。但是我母亲的品德是能够抵御这些诱惑的，因为她非常爱她的丈夫，她催他赶紧回来。他急忙放下一切就回来了。我就是父亲这次回家的不幸的果实。十个月后生下了我这个孱弱多病的孩子。我的出生使母亲付出了生命，我的出生也是我无数不幸中的第一个不幸。　　我不知道父亲当时是怎样忍受这种丧偶的悲痛的，我只知道他的悲痛一直没有减轻。他觉得在我身上可以重新看到自己妻子的音容相貌，同时他又不能忘记是我害得他失去了她的。每当他拥抱我的时候，我总是在他的叹息中，在他那痉挛的紧紧拥抱中决定和创造的。经验之外的自然只是一种无理性的存在，它，感到他的抚爱夹杂着一种辛酸的遗恨：惟其如此，他的抚爱就更为深挚。每次他对我说：“让－雅克，我们谈谈你妈妈吧”，我便跟他说：“好吧，爸爸，我们又要哭一场了”。这一句话就使他流下泪来。接着他便哽咽着说：“唉！你把她还给我吧！安慰安慰我，让我能够减轻失掉她的痛苦吧！你把她在我心里留下的空虚填补上吧！孩子！若不是因为你是你那死去的妈妈生的孩子，我能这样疼你吗？”母亲逝世四十年后，我父亲死在第二个妻子的怀抱里，但是嘴里却始终叫着前妻的名字，心里留着前妻的形象。　　赐给我生命的就是这样两个人。上天赋予他们的种种品德中，他们遗留给我的只有一颗多情的心。但，这颗多情的心，对他们来说是幸福的源泉，对我来说却是我一生不幸的根源。　　我生下来的时候几乎是个死孩子，能否把我养活，希望很小。我身上还带着一种生来的病根，它随着年岁而加重，现在虽然有时稍微减轻，但那只是为了叫我换一种方式挨受更残酷的痛苦。我父亲有一个妹妹，她是个聪明亲切的姑娘，她对我照拂备至，终于把我救活了。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她还健在，不过已经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她还侍候着比她年轻、但因饮酒过度而损伤了身体的丈夫。亲爱的姑姑，我不怨你把我救转来让我活下去，我痛心的是，你在我年幼时费尽心力照顾我，而我在你的晚年却不能有所报答。还有我那位亲爱的老乳母雅克琳娜，她也健在，精神矍铄，身体壮实。在我出生时给我扒开眼睛的手，很可能还要在我死的时候给我合上眼睛。　　我先有感觉后有思考，这本是人类共同的命运。但这一点我比别人体会得更深。我不知道五、六岁以前都作了些什么，也不知道是怎样学会阅读的，我只记得我最初读过的书，以及这些书对我的影响：我连续不断地记录下对自己的认识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我母亲留下了一些小说物主义的一些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必，吃过晚饭我就和父亲读这些小说。起初，父亲不过是想利用这些有趣的读物叫我练习阅读，但是不久以后，我们就兴致勃勃地两个人轮流读，没完没了，往往通宵达旦。一本书到手，不一气读完是决不罢休的。有时父亲听到早晨的燕子叫了，才很难为情地说：“我们去睡吧；我简直比你还孩子气呢。”　　这种危险的方法，不久便使我非但获得了极端娴熟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还叫我获得了在我这样年龄的人谁也没有的那种关于情欲方面的知识。我对事物本身还没有一点儿概念，却已经了解到所有的情感了。我什么都还不理解，却已经感受到了。我接二连三感受到的这些混乱的激情，一点也没有败坏我的理智，因为我那时还没有理智，但却给我造成了一种特型的理智，使我对于人生产生了荒诞而奇特的看法，以后不管是生活体验或反省，都没能把我彻底纠正过来。　　到了一七一九年夏季的末尾，我们读完了所有的那些小说。当年冬天又换了别的。母亲的藏书看完了，我们就拿外祖父留给我母亲的图书来读。真幸运，里面有不少好书；这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些图书是一位牧师收藏的，按照当时的风尚，牧师往往是博学之士，而他又是一个有鉴赏力、有才能的人。勒苏厄尔著的《教会与帝国历史》、包许埃的《世界通史讲话》、普鲁塔克的《名人传》、那尼的《威尼斯历史》、奥维德的《变形记》、拉勃吕耶的著作、封得奈尔的《宇宙万象解说》和《死人对话录》，还有莫里哀的几部著作，一齐搬到我父亲的工作室里来了。每天父亲工作的时候，我就读这些书给他听。我对这些书有一种罕有的兴趣，在我这个年纪便有这样一种兴趣，恐怕只我一人。特别是普鲁塔克，他成了我最心爱的作者，我一遍又一遍，手不释卷地读他的作品，其中的乐趣总算稍稍扭转了我对小说的兴趣；不久，我爱阿格西拉斯、布鲁图斯、阿里斯提德便甚于爱欧隆达特、阿泰门和攸巴了。由于这些有趣的读物，由于这些书所引起的我和父亲之间的谈话，我的爱自由爱共和的思想便形成了；倔强高傲以及不肯受束缚和奴役的性格也形成了；在我一生之中，每逢这种性格处在不能发挥的情况下，便使我感到苦恼。我不断想着罗马与雅典，可以说我是同罗马和希腊的伟人在一起生活了。加上我自己生来就是一个共和国的公民，我父亲又是个最热爱祖国的人，我便以他为榜样而热爱起祖国来。我竟自以为是希腊人或罗马人了，每逢读到一位英雄的传记，我就变成传记中的那个人物。读到那些使我深受感动的忠贞不二、威武不屈的形象，就使我两眼闪光，声高气壮。有一天，我在吃饭时讲起西伏拉的壮烈事迹，为了表演他的行动，我就伸出手放在火盆上，当时可把大家吓坏了。　　我有一个比我大七岁的哥哥。那时，他正学我父亲那一行手艺。由于家里人对我过分疼爱，对他就未免有些漠不关心，这样厚此薄彼，我并不赞成。这种漠不关心影响了他的教养。还不到放荡的年龄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哲学上的两个对子、对，他就真正放荡起来了。后来把他送到别的师傅那里去学艺，他依旧象在家里一样经常偷跑出去。我几乎根本见不着他。只能勉强说我跟他相识罢了：但我确实非常喜爱他，他也象一个顽劣少年能爱别人似地爱我。记得有一次，父亲生气了，狠狠地打他，我急忙冲到他们两人中间，紧紧地搂住他，用我的身子掩护他，替他挨打。我保持这种姿势。一动也不动，最后，父亲只好把他饶了；这也许是因为我连哭带喊，弄得父亲没办法，也许是不愿意叫我比哥哥吃更大的苦头。后来我的哥哥越来越堕落下去，终于由家里逃走，一去无踪。过了一些时候，才听说他在德国。他连一封信也没给家来过。从那时候起，就再没得到他的消息，这样一来；我就成为我父亲的独子了。　　如果说这个可怜的孩子的教养从小被忽略了，他的兄弟可就不是那样了。即便是国王的儿子，也不会象我小时候那样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周围人们的钟爱；非常罕见的是，我是一个一向只被人特别疼爱而从来不曾被人溺爱的孩子。在我离开家庭之前，从来没有让我单独在街上和其他孩子们一起乱跑过，也从来没有抑制或放任过我那些希奇古怪的脾气，这些古怪脾气，有人说是天生的，其实那是教育的结果。我有我那个年龄所能有的一些缺点；我好多说话，嘴馋，有时还撒谎。我偷吃过水果，偷吃过糖果或其他一些吃食，但我从来不曾损害人，毁坏东西，给别人添麻烦，虐待可怜的小动物，以资取乐。可是我记得有一次，我曾趁我的一位邻居克罗特太太上教堂去的时候，在她家的锅里撒了一泡尿。说真的，我至今想起这件事还觉得十分好笑，因为那位克罗特太太虽然是个善良的女人，但实在可以说是我一生中从没有遇见过的爱唠叨的老太婆。这就是我幼年时期干过的种种坏事的简短而真实的历史。　　既然我所见到的人都是善良的榜样，而我周围的人又都是最好的人物，我怎能变坏了呢？我的父亲，我的姑姑，我的乳母，我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总之所有跟我接近的人，并不都是一味地顺从我，而是爱我，我也同样爱他们。我的遐想很少受到刺激和拂逆，因此我竟觉得我根本没有什么遐想。我敢发誓，在我没有受到老师辖制以前，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作幻想。我除了在父亲身边念书写字以及乳母带我去散步的时间以外，别的时间总跟姑姑在一起，在她身边坐着或站着，看她绣花，听她唱歌，我心中十分快活。姑姑为人好说好笑，很温柔，容貌也可爱，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她的神情、目光和姿态，如今还都历历在目，她跟我说的那些惹人欢喜的话至今也还记得。我可以说出她那时穿的衣服和她的发髻式样，当然也忘不了她两鬓上卷起的两个黑发小鬟，那是当时流行的式样。　　我对于音乐的爱好，更确切地说，我在很久以后才发展起来的音乐癖，确信是受了姑姑的影响。她会唱无数美妙的小调和歌曲，以她那清细的嗓音顿学院研究员，曾获英国国王颁布的“功勋”奖章。用诡辩，唱起来十分动听。这位出色的姑娘的爽朗心情，可以驱散她本人和她周围一切人的怅惘和悲愁。她的歌声对我的魅力是那样大，不仅她所唱的一些歌曲还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甚至在我的记忆力已经衰退的今天，有些在我儿童时代就已经完全忘却了的歌曲，随着年龄的增长，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给了我一种难以表达的乐趣。谁相信，家我这样一个饱受焦虑和苦痛折磨的老糊涂，在用颤巍巍的破嗓音哼着这些小调的时候，有时也会发现自己象个小孩子似的哭泣起来呢？特别是其中有一支歌，调子我清清楚楚想得起来，可是它那后半段歌词，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虽然它的韵脚还隐隐约约在我脑际盘旋。这支歌的开始和我所能想得起来的其余几句是这样：　　我真没有胆量啊，狄西！　　再到那小榆树下，　　倾听你的牧笛；　　因为在我们的小村里，　　已经有人窃窃私议。　　……一个牧童，　　……一往情深；　　……无所畏惧，　　玫瑰花哪有不带刺儿的。　　为什么我一回忆起这支歌曲，就产生一种缠绵悱恻的感情？这种奇异的情趣，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然而，我怎样也不能把这支歌曲一气唱到底，而不被自己的眼泪打断。我曾无数次打算写信到巴黎去，请人设法补全其余的歌词，如果有人还能记得的话。但是，我几乎可以断定，假如我准知道这支歌曲除了我那可怜的苏森姑以外，还有别人唱过，那么，我这种一心要追忆这支歌曲的乐趣，恐怕就会消失大半。　　这就是我踏入人世后的最初的感情；这样，我就开始养成或表现出一种既十分高傲而又非常温柔的心灵，一种优柔怯懦却又不受约束的性格，这种性格永远摇摆于软弱与勇敢、犹疑与坚定之间，最后使我自身充满了矛盾，我连节制与享受、欢乐与慎重哪一样都没有得到。　　一次意外的变故打断了这种教育，其结果影响了我后来的一生。我父亲跟一个名叫高济埃先生的法国陆军上尉发生了一场纠纷，高济埃和议会里的人有亲戚关系。这个高济埃为人蛮横无礼而又胆小如鼠，我父亲把他鼻子打出血了。为了报复，他就诬告我父亲在城里向他持剑行凶。他们要把我父亲送入监狱，但是，依照当时的法律，我父亲坚决要求原告应和他一同入狱；这个要求被驳回了，我父亲只好离开日内瓦，让自己的余生在异乡度过；他宁愿这样，也决不让步：他认为若是让步，他一定会失掉荣誉和自由。　　父亲走后，我的舅父贝纳尔就做了我的监护人。舅父那时正在日内瓦防御工事中任职。他的大女儿已死，但还有一个和我同岁的儿子。我们一起被送到包塞，寄宿在朗拜尔西埃牧师家里，以便在那里跟他学习拉丁文，附带学习在所谓教育的名义下的一些乱七八糟的科目。　　两年的乡村生活，把我那罗马人的严峻性格减弱了一些，恢复了童年的稚气。在日内瓦，谁也不督促我，我却喜欢学习，喜欢看书，那几乎是我唯一的消遣；到了包塞，功课使我对游戏发生了爱好，它起了调剂劳逸的作用。乡村对我真是太新奇了，我不知厌倦地享受着它。我对它产生了一种非常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一直没有减退过。此后，在我所有的岁月中，我一想起在那里度过的幸福时日，就使我对这些年代在乡村的逗留和乐趣感到怅惘，直到我又返回乡村时为止。朗拜尔西埃先生是个很通情达理的人，他对我们的教学从不马虎，但也不给我们过多的课业。他在这方面安排得很好，有两点可以证明，即：尽管我很不愿意受老师管束，可是当我回忆我的求学时代，却从来没有感到厌恶；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虽不多，可是我所学到的都没有费什么力气就学会了，而且一点也没有忘掉。　　这种淳朴的农村生活给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好处，我的心里豁然开朗，懂得了友情。在此以前，我只有一些高雅而空想的感情。共同生活在恬静的环境里逐渐使我和我的贝纳尔表兄相处得很亲密。没有多久，我对他的感情就超过了对我哥哥的感情，而且这种感情从来没有消失。他是一个身材高大而骨瘦如柴、十分孱弱的男孩。他性情柔和正如他身体羸弱，并不以自己是我监护人的儿子而过分利用家里对他的偏爱。我们俩的功课、游戏和爱好完全相同：我们都没有别的朋友，两人年龄相同，每个人都需要有个同伴；要是把我们分开，简直可以说是毁灭我们。我们虽然很少有机会表现出彼此间深厚的感情，但这种感情确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我们不仅是一时一刻谁也不能离开谁，甚至我们谁也没想象过我们会有分开的一天。我们两人的性情都是听两句好话便心软，只要人们不强制我们，老是那么殷勤，无论对于什么，我们的意见都相同。如果说，由于管教我们的长者的偏爱，我的表兄在他们眼里好象比我高一等，可是当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又比他高一等，这样我俩就算扯平了。我们上课的时候，他背诵不出来，我就小声提示他；我的练习作完以后就帮助他做；游戏的时候，我的兴趣比他大，总是做他的辅导。总之，我们俩性情是如此相投，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如此诚挚，因而不管是在包塞或在日内瓦，五年多的时间我们几乎是形影不离。我承认，我们时常打架，但是从不需要别人来劝解，我们间的任何一次争吵从来没有超过一刻钟，而且我们也从来没有谁去向老师告对方的状。也许有人会说，这都是些不值一提的小孩子的事；不过，自从世界上有了孩子以来，这也许是个独特的例子。　　包塞的生活方式，对于我太合适了，只要时间再长一些，就可以使我的性格彻底定型了。所有温柔、亲切、平和的感情，构成了这个生活方式的基调。我认为，世间再也没有一个人生来比我的虚荣心更小的了。虽然有时候我一冲动，心情会特别激昂，但我立刻又会陷入原有的颓唐。让跟我接近的人都爱我，乃是我那时最强烈的愿望。我的性情柔和，我表兄也柔和，连所有管教我们的人也都很柔和。整整两年里，我没见过谁粗暴地发脾气，也没受过谁的粗暴待遇。凡此种种，都在我心中培养天赋的素质。看到人人都喜欢我，也喜欢一切，我就感到极度的愉快。我常常想起我在礼拜堂里一时回答不出教理问答时的情景，朗拜尔西埃小姐脸上那种痛苦和不安的表情，使我特别心烦意乱。我在大庭广众面前答不上来，固然会感到羞愧和极端难受，但朗拜尔西埃小姐的这种表情则是唯一使我比羞愧更加难受的事。因为我虽然对于表扬没有什么感觉，对于羞耻却总是非常敏感的，在这里我可以说：我怕朗拜尔西埃小姐的责备远不如怕惹她难过那样厉害。　　然而，她和她哥哥一样，在必要的时候也会严厉；但这种严厉差不多总是合理的，而且从不过分，所以虽然使我感到愁闷，但是我完全不想反抗。我觉得使别人不愉快比自己受责罚更难受，而看到别人一个不愉快的脸色比自己受到体罚还要难堪。要想把我的心情说得更清楚些是相当麻烦的，但这也是必要的。假如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他们对待年轻人往往不加区别地、甚至常冒昧从事而使用的那种方法所产生的长远后果，他们或许会改变这种方法！我从这一既普遍而又不幸的事例中得出了重大教训，因而决定在这里加以解释。　　期拜尔西埃小姐对我们不但有母亲般的慈爱，还拥有母亲般的权威，遇到我们应该受罚的时候，她有时也采用惩罚子女的办法。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她只是以惩罚来恫吓我们。受着这种在我看来是十分新颖的惩罚的恫吓，我觉得十分可怕；但是在她惩罚了以后；我却发现受罚倒不如等待处罚的时候那么可怕；而更奇怪的是，这种处罚使我对于处罚我的那位朗拜尔西埃小姐更加热爱。我发现在受处罚的痛楚乃至耻辱之中还搀杂着另外一种快感，使得我不但不怎么害怕，反倒希望再尝几回她那纤手的责打；只是由于我对她的真挚感情和自己的善良天性，才不去重犯理应再受到她同样处罚的过错。真的，这里边无疑有点儿早熟的性的本能，因为同样的责打，如果来自她哥哥，我就感不到丝毫快意。不过，按她哥哥的脾气来说，我是不怕他替妹妹动手的。我所以约束自己，免受惩罚，唯一的原因是怕招朗拜尔西埃小姐生气；这就是好感在我身上发挥的威力，甚至可以说，由肉感产生出来的好感所发挥的威力，而好感在我的心中总是支配着肉感的。　　这个我不怕重犯却又远而避之的错误又发生了，但这不怨我，也就是说，我并不是有意要犯的，而且可以说，我是心安理得地利用了这个机会。不过，这第二次也是最后的一次，因为期拜尔西埃小姐说，她不再用这种办法了，这种办法使她太累了。她一定也从某种迹象中看出这种惩罚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在这以前，我们睡在她的房里，冬天甚至有几次还睡在她的床上。过了两天，她便把我们安置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去睡了。从此以后，我就有了她把我当大男孩子看待的荣誉，其实我并不需要这种荣誉。　　谁能想到这种由一个三十岁的年轻女人的手给予一个八岁儿童身上的体罚，竟能恰恰违反自然常态而决定了我以后一生的趣味、欲望、癖好、乃至我这整个的人呢？在我的肉感被激起的同时，我的欲望也发生了变化，它使我只局限于以往的感受，而不想再找其它事物。虽然我的血液里几乎生来就燃烧着肉欲的烈火，但直到最冷静、最迟熟的素质都发达起来的年龄，我始终是守身如玉地保持住纯洁。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不知为什么经常用一双贪婪的眼睛注视着漂亮的女人。我不时在回想她们，但仅只是为了让她们象我幻想的那样一个个活动起来，叫她们一个个都变成朗拜尔西埃小姐。　　甚至在我到了结婚年龄以后，这种奇异的癖好，这种一贯顽强、并且快发展到堕落乃至疯狂地步的癖好，也没有使我丧失我的纯洁的习尚，尽管它象是早该失去了。假如说真的有过质朴而纯洁的教育的话，那末我所受过的教育就是这种教育。我的三位姑姑不但是贤德典范的女人，而且她们身上的那种庄重典雅也是当时一般女人所没有的。我父亲倒是个喜欢玩乐的人，但他的情趣是旧式的，在他所爱的女人们跟前，他也从没讲过使一个处女感到害羞的话；在任何别的地方，我也没有见过象在我们家里，尤其在我面前那样，注意对孩子们应有的尊重。我觉得朗拜尔西埃先生对这个问题也同样注意：有一个十分和善的女仆，只因在我们面前说了一句稍微有些放肆的话，就被辞退了。在我成年以前，我对于两性的结合根本没有清晰的概念，就是这一点点模糊的概念也总是以一种丑恶而可厌的形象呈现在我的脑际，我对娼妓具有一种永难磨灭的痛恨。我每遇到一个淫棍，就不能不表示轻蔑，甚至感到恐怖，因为有一天，我到小萨果内克斯去，经过一条低洼的小路，我看两旁有一些土洞，有人跟我说，那些家伙就在里面野合，从那以后我对浮乱行为就是这样深恶痛绝。我想到这种人，脑子里又经常回忆到我所见过的狗的交媾，一回忆就觉得恶心。　　由教育而来的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本身就能够推迟那种易于燃起欲火的天生气质最初的迸发，象我前面所说过的，我的肉欲初次露出的苗头在我身上所引起的规避作用对此也有所帮助。尽管我被沸腾起来的血液所冲动，可是由于我的想象只限于我过去的感受，所以我只知道把我的欲望寄托在我所已知的这种快感上，从来也未想到人们曾说得使我憎恶的那种快乐上面；这种快乐和我那种快感非常相近，我却丝毫没有理会到。在我愚妄的遐想中，在我色情的狂热中，在这种遐想与狂热有时使我做出的一些荒唐举动中，我曾运用想象力求助于异性，可是除了我所渴望获得的那种功用而外，我从来没想到异性还有什么其他的用途。　　就这样，我竟以十分热情、十分淫靡和异常早熟的气质，度过了春情时期，除了朗拜尔西埃小姐无意中使我认识到的一些肉感上的快慰以外，从来不曾想过，也不曾有过任何别种肉感之乐；甚至在我年龄增长，到了成人以后，仍然如此，依然是原来可以把我毁掉的事物保全了我。我旧有的童年嗜欲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和另外那种嗜欲连结一起，使我怎么也不能从感官所燃起的欲望里把它剔除掉。这种怪癖，加上我生性腼腆，就使我在女人面前很少有冒险的劲头；原来我认为另外那种享受只不过是我所好的那种享受的终点，而我所好的这种享受，男方心里想而又抢夺不来，女方可以给而又猜想不到；既然我在女人面前不敢把什么都说出来，或不能把什么都做出来，当然我就灰溜溜的了。我就是这样过了一辈子，在最心爱的女人身边垂涎三尺而不敢吭声，我既不敢把我的癖好向对方说明，就只好用一些使我能想起这种癖好的男女关系来聊以自慰。跪在一个泼辣情妇面前，服从她的命令，乞求她的原宥，对我说来就是极甜美的享受；我那敏捷的想象力越使我血液沸腾，我就越象个羞羞答答的情郎。谁都知道，这种搞恋爱的方式不会有什么迅速的进展，对于被爱者的贞操也没有多大危险。因此，我实际上所获甚微，可是运用了我的方式，就是说运用想象力，我仍然得到很多的享受。我的情欲，配合上我那腼腆的性格和浪漫的心情，就这样保持了我的感情纯洁和习尚端正；假使我稍微脸皮厚一些，同样的癖好也许会使我陷入最粗野的淫欲里。　　在我自动坦白的这座黑暗而充满污泥的迷宫里，我总算走完了最初的、最困难的一步了。最难出口的倒不是罪恶的事，而是又可笑又可耻的事。现在我心里已经稳定了，说出了我方才大胆说出的话以后，便没有任何顾虑了。根据我自白出来的事情，人们可以断定，在我一生中，有时在我狂爱的女人跟前激奋起来，甚至眼不能见，耳不能闻，神魂颠倒，全身痉挛，但从来也没有向她们说出我的怪癖，从来也没有在最亲密的情况下向她们恳求我需要的唯一的恩宠。这样的事从来也没发生过，只是在我童年时和一个跟我同岁的女孩子有过一次，不过那也是她先提出的。　　这样追溯到我感情生活的最初事迹，我发觉有些因素有时似乎非常矛盾，但又连在一起，有力地产生一个同样而单纯的效果；我又发现有些因素表面看来都一样，由于发生了某些情况而形成完全不同的巧合，以致使人想象不出它们之间当初会有什么关系。譬如，谁能相信我灵魂上一种最坚强的力量，是从我那有着柔弱与嗜欲两种因素的血液的同一泉源里淬砺出来的呢？下面的事情并没离开我刚才所说的主题，人们却可以从中得出完全不同的印象。　　有一天，我正在厨房隔壁的一间屋子里独自念书。女仆把朗拜尔西埃小姐的几把拢梳放在砂石板上烤干。在她来取的时候，发现一把拢梳有一边齿儿都断了。这是谁弄坏的呢？除我以外，没有别人到这间房里来过。他们追问我，我否认动过那个拢梳。朗拜尔西埃先生和朗拜尔西埃小姐一起来训诫我，逼问我，甚至还恫吓我，我始终坚决否认，然而，我的一切抗议都没有用，他们认定是我弄坏的，尽管人们从来没见过我如此大胆说谎。他们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事实上也应该这样看。毁坏东西、说谎、硬不认错，似乎都应该受罚。可是这回却不是朝拜尔西埃小姐动手来惩罚我。他们给我舅父贝纳尔写了信，舅父来了。我那可怜的表兄也被加上另一种同样严重的罪名，我们两个人要受到同样的惩处。这次由我舅父动手的处罚可真厉害。为了以毒攻毒，彻底矫正我那败坏了的欲望，这可能是不能再好的方法了。所以，此后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这些欲望没有再来干扰我。　　他们没能从我口中得出他们所希望的口供，以后又逼问了好几次，弄得我狼狈不堪，但我毫不动摇，我宁可死，并且决心去死。结果，暴力面对一个孩子的“魔鬼般的倔强”（他们对我的不屈不挠找不出别的字眼来形容）让步了。我从这次残酷的遭遇逃脱出来以后，已被折磨得不象人样了，然而，我胜利了。　　这件事差不多已经有五十年了，今天我不必再担心为这一事件而受惩罚了。那么，让我在上帝的面前声明：我在这件事上是无罪的，我既没弄坏那把拢子，也没有动过它，我不但没挨近那块砂石板，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大家不必问我这件东西到底是怎么弄坏的；我不知道，而且我也想不出道理来。我所确实知道的，就是我在这件事上是无罪的。　　人们可以设想，一个儿童在平常生活里性情腼腆温顺，但在激情奋发的时候却是那样激烈、高傲而不可驯服。他一向听从理智的支配，日常所受到的都是温柔、公正、亲切的待遇。在他心里连不公正这个观念都没有，可是现在恰恰受到了他所最爱和最尊敬的人们方面的第一次不公正的磨难。当时，他的思想该是多么混乱！他的感情该是多么复杂！在他的心里，在他的脑海中，在他那整个小小生灵的精神和理智里又该是多么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所以要请读者们，如果可能的话，自己想象一下这种情况，是因为我那时是怎样一种心情，我自己也无力分析清楚和详细叙述出来。　　那时我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理解表面的情况如何使我脱不开罪责，我也不会设身处地替别人想一想。我只能从我本身着想，我感觉到的只是：因为一个并不是我犯的过错，竟给我如此严厉的惩罚，实在太残酷了。肉体上的痛楚虽然剧烈，我并不觉得怎么样，我所感觉到的只有气愤、激怒和失望。我表兄的情况也跟我差不多，人们把一件无心的过错当作蓄意已久的行为来处罚他，因此也跟我一样怒不可遏，可以说，他跟我采取了一致行动。我们俩倒在一张床上，激动得不住颤抖，互相拥抱在一起，甚至喘不过气来。等到我们幼小的心灵稍稍平静了些，能够发泄我们的愤怒的时候，我们就起来直挺挺坐在床上，两个人一起用尽全身的力气，不停地喊：刽子手！刽子手！刽子手！　　我写这件事的时候，还觉得脉搏怦怦跳动；即使我活到十万岁，这些情景也一直历历在目。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不公正和暴力的感受，它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上，以致一切和这种感受有关的观念都会使我的心情又象最初那样激愤起来；这种感受，一开始是由我自己身上而起的，以后它变得非常坚强并且完全摆脱了个人的利害关系，无论不公正行为的受害者是谁，也无论它是什么地方发生的，只要我看见或听到，便立刻怒发冲冠，有如身受。每当我在书中读到凶恶暴君的残忍，或是邪恶僧侣的阴谋诡计的时候，真有心不惜万死去把这些无耻之徒宰掉。有时我看到一只公鸡、一头母个、一只狗或是其他畜生侵害别的畜生，我往往会跑得满身大汗去追它，或用石块去砍它，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它恃强凌弱。这种感情可能是我的天性，我也相信一定是生来就有的；但是，我第一次所遭受的不公正的沉痛回忆和我的天性密切融合得太久，因而这种天性更加增强了。　　我那欢畅的童年生活就这样结束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享受不到纯洁的幸福了。就是在今天，我仍觉得我所回忆的幸福童年也就到这里为止。我们以后还在包塞住了几个月。在这期间，我们在那里，就好象人们所描述的亚当的情况那样，虽然还在地上乐园，但已不能再享受其中之乐：表面的环境虽然没有变，生活实际完全不同了。学生对于他们的教导者再也没有那种热爱、尊敬、亲密和信赖的关系了，我们再不把他们看做洞悉我们心灵深处的神灵了！我们做了坏事不象从前那样感到羞愧，而是比以前更加害怕被人告发：我们开始隐瞒、反驳、说谎。我们那个年龄所能有的种种邪恶，腐蚀了我们的天真，丑化了我们的游戏。田园生活在我们眼中也失去了那种令人感到惬意的宁静和淳朴，好象变得荒凉阴郁了；又象盖上了一层黑幕，使我们看不到它的优美。小花园也辍了耕，我们不再去莳花锄草。我们不再轻轻地去把地上的土掀开，发现我们撒下的种于发了芽也不再欢呼了。我们讨厌了这种生活，人家也讨厌了我们。舅父把我们接回去，我们就跟朗拜尔西埃先生和朗拜尔西埃小姐分了手，彼此都觉得腻烦，没有什么惜别之感。　　我离开包塞以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从没有一次愉快地想过在那里的光景，只觉得那里没有什么值得念念不忘的。但是当我盛年即逝，行将进入老年的时候，别的回忆逐渐消失，而这些回忆却重新浮起，深深地刻在我的脑际，而且越来越显得美妙和有力。我好象由于感到生命即将逝去而设法把它抓回来，再从头开始。那个时期的一点小事都使我喜悦，其所以如此，只是因为它是那个时候的事情。时间、地点和人物的情况，我都回忆起来了：女仆或男仆在屋子里忙着；一只燕子从窗户飞进屋来；我背诵的时候有一只苍蝇落在我的手上；种种情景历历在目。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住过的那个房间的一切布置；右边是朗拜尔西埃先生的书房，墙上挂着一张历代教皇的版画、一只晴雨表和一个大型日历。这所房子后面，是一座花园，地势很高，那里有许多覆盆子树，不仅树荫遮住了窗子，甚至有时树枝一直钻到窗户里面来。我很知道读者并不大需要知道这些，但是我需要把这些告诉读者。所有在这幸福岁月里的一些轶事，现在想起来还使我喜欢得跳跃起来，我有什么不敢向读者说的呢！特别有五、六件轶事应该讲一讲。让我们打个折扣吧。我给你删去五件，只谈一件；不过这一件，请允许我尽量把它述说得长一些，好让我延长一下我的快乐。　　假如我只是讨你们高兴，我一定会选择朗拜尔西埃小姐露出屁股的故事，她不幸在草地边缘上跌了一跤，正好撒丁王从那里经过，把她整个屁股都看见了。但是土台上的胡桃树的轶事我更觉得有趣，因为我是这个铁事的演员；而在她跌跤的轶事中我不过是个观客；我承认，尽管那件事的本身很可笑，可是那时我还把她当做母亲看待，甚至比对母亲还爱，那件事只有使我惊慌，并不感到有什么可笑的地方。　　啊，读者们，你们是想知道那土台上胡桃树的伟大历史的，就请你们听听它那惊人的悲剧吧，如果可能的话，请不要颤抖！　　院门外边，进口处左侧有一片土台，下午大家常到那里去闲坐，但那里一点荫凉也没有。为了使它能有点荫凉，朗拜尔西埃先生叫人在那里栽了一棵胡桃树。栽这棵树时仪式相当隆重，我们两个寄宿生作了这棵树的教父。人们往坑里填土的时候，我们每人用一只手扶着树，唱着凯歌。为了便于浇水，在树根周围还砌了个池子。我和我的表兄每天都兴致勃勃地看着人们浇水，我们天真地确信：在这土台上栽一棵树比在敌人堡垒的墙孔上插一面旗帜还要伟大；因此我们俩决心取得这种光荣，而不让任何人分享。　　为此，我们砍来一根嫩柳树枝子，也把它栽在土台上，离那棵雄伟的胡桃树大约有十来呎。我们也没忘了在我们那棵小树根下围起一个池子。困难的是没有水往里浇，因为水源离得相当远，人家又不许我们跑去提水。但是我们的柳树非浇水不可，因此，那几天我们想出种种诡计来给它浇水，成绩果然不坏，我们亲眼看到它发了芽，长出嫩叶来。我们不时地量一量叶子长了多大。尽管全树不过一呎高，但我们确信它不久便会给我们荫凉的。　　这棵小树占据了我们的整个心灵，弄得我们干什么也不能专心，一点书也念不下去，我们简直就象发了疯。人们不了解我们在跟谁斗气，只好对我们管束得比以前更严了。我们到了真正缺水浇的严重时刻了，眼看着小树要干死，心里实在难受。可是急中生智，我们想出了一个窍门，能保证小树和我们免于一死，那就是在地底下掘一个小暗沟，把浇胡桃树的水给小柳树暗暗引过来一部分。我们积极地执行了这项措施，但是起初并未成功。我们把那个沟的斜坡做得太不合适，水根本不流，土往下坍，把小沟给堵死了，入口处又塞满了一些脏东西，一切都不顺利。但是我们并不灰心：“Omniavincitlaborimprobus”。我们又把小沟和小柳树根下的池子挖深了一些，让水容易流过来。我们把小箱子的底劈成小窄木板，先用一些一条接着一条地平铺在沟里，然后又用一些斜放在沟的两侧，作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水道。在入口处插上一排细木棍，棍与棍之间留有空隙，好象一种铁蓖子或澡盆里的放水孔，可以挡住泥沙石块，而又能使水流得通畅。我们非常仔细地把这项工程用土盖好，并且把土踩平。全部完工的那一天，我们怀着希望和恐惧交织在一起的紧张心情等待着浇水时刻的到来。好象等了有几世纪之久，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朗拜尔西埃先生跟往常一样，来参加这项工作；在浇水的时候，我们俩老站在他身后，以便掩护那棵小柳树；最侥幸的是，他始终是背对着树，没有转过身来。　　头一桶水刚刚浇完，我们就看见水流到我们树的池子里。看到这种情景，我们忘掉了谨慎，不由得欢呼起来，朗拜尔西埃先生因此回过头来，这一下可糟糕了！他刚才看到胡桃树底下的泥土大量吸收水分，认为是土质好，心里非常快活；此时，他忽然发觉水分到两个池子里去了，不禁吃了一惊，也大叫起来。他仔细一瞧，看破了诡计，立刻叫人拿来一把大镐，一镐下去，我们的木板就飞起了两三片，他大声喊道：“一条地下水道！一条地下水道！”他毫不留情地把各处都给刨了，每刨一下子都刨到我们的心上。一刹那间，木板、水沟、池子、小柳树，全都完了，全都被刨得稀烂。在这一段可怕的破坏工作中，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不停地叫着“地下水道”。他一面喊着：“地下水道！地下水道！”一面破坏着一切。　　有人也许会想，这件事情必然会给小建筑师们带来不幸，但他想错了，全部事件到此为止。朗拜尔西埃先生并没有说一句责备我们的话，也没有给我们脸色看，也再没跟我们提这件事；甚至过了一会儿，我们还听见他在他妹妹跟前哈哈大笑，他的笑声老远就能听得见。更怪的是，我们除了起初有点惊慌，也没有觉得太难过。我们在别处又栽了一棵树，我们也常常提起第一棵树的悲剧，一提起来我们俩就象背诵文章似地叫道：“一条下水道！一条下水道！”在此以前，当我以阿里斯提德或布鲁图斯自居的时候，曾不时出现过那么一种骄傲感。这是我的虚荣心第一次明显的表现。我觉得我们能够亲手筑成一条地下水道，栽一棵小柳枝来和大树竞赛，真是至高无上的光荣，我十岁时对事物的看法比凯撒在三十岁时还要高明。　　这棵胡桃树以及同它有关的那段小故事，一直非常清楚地留在我的脑际，或者说时常浮现在我的脑际，因此当我于一七五四年到日内瓦去的时候，我最惬意的打算之一就是到包塞去再看一下我儿童时代游戏的纪念物，特别是那棵亲爱的胡桃树，它该有一个世纪的三分之一的寿命了。但是我那时一直有事缠身，不能自主，始终没有满足这种愿望的机会。看来这样的机会也不可能再有了。然而，我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得到这种机会的愿望；我差不多可以断定，假如一旦我能回到那心爱的地方，看到那棵心爱的胡桃树还活着的话，我一定会用我的眼泪浇灌它的。　　回到日内瓦以后，我在舅父家里住了两三年，等待着人们对我前途的安排。舅父希望自己的儿子当工程师，他教给我表兄一点制图学，并给他讲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原理》。我也陪着他一起学，并且发生了兴趣，特别是对于制图学。这时大家却商量着叫我做钟表匠、律师或牧师。我很喜欢做牧师，我觉得传道说教倒挺有意思。可是我母亲遗产每年的那点收入由哥哥和我一分，就不够供我继续读书了。既然我当时的年龄还不那么急于选择职业，就只好暂时留在舅父家里等待着，这几乎是虚度光阴，同时还得支付一笔虽然公平合理、数目却也实在可观的饍宿费。　　我的舅父和我父亲一样，也是个喜欢玩乐的人，他也象我父亲一样不善于用义务约束自己，很少关心我们。舅母是一个稍带虔信派教徒作风的虔诚女人，她宁愿去唱圣诗，也不愿注意我们的教育；他们对我们几乎是完全放任，我们也从来不滥用这种放任。我们两人形影不离，互相帮助，无求于他人，而且因为我们从来不想去跟那些和我们年纪相仿的顽童们厮混，所以丝毫没有沾染上由于终日无所事事而养成的那种浪荡逍遥的习气。其实，我说我们闲散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一辈子也没有放闲过。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感到极为有趣的各种毫不间断的游戏，使我们在家里忙个不停，甚至使我们不想出门。我们自己作鸟笼子、笛子、毯子、鼓，盖小房子，作水枪、弩弓等玩具。我们也学我那位和善的年迈外祖父那样制造钟表，有时竟弄坏了他的那些工具。另外还有一种最喜欢的爱好，就是在纸上涂抹，起画稿，施墨，加彩，糟蹋颜色。有一个名叫刚巴高尔达的意大利江湖艺人到日内瓦来，我们去看过一次就不想再去了；但是，他有木偶，我们也就造起木偶来；他的木偶演一些喜剧式的东西，我们也就为我们的木偶编喜剧。没有变音哨子，我们就用假嗓子学那滑稽小丑的语声，来演我们这些动人的喜剧，我们那些慈祥的长辈们倒也都耐心地看，耐心地听。但是有一天，我的舅父贝纳尔召集家人朗读了他自己写的一篇动人的讲道稿。于是我们又丢开了喜剧，也写起讲道稿来了。这些琐事没有多大意思，我自己也承认；不过，这些琐事证明，我们最初的教育是多么需要很好的指导，才能使我们这些在那样幼小的年龄就几乎自己管束自己的孩子很少滥用这种放任。我们不太需要结交同伴，甚至有这种机会，我们也不重视。我们出去散步的时候，经常看到孩子们玩耍，但是并不羡慕，甚至也不打算参加。我们两人之间的友情足以使我们心满意足，只要我们两人能在一起，就是最单调的娱乐，我们也会感到喜悦。　　由于我们两人形影不离，人们注意起来了；特别是我的表兄身材很高，而我很矮，这样的一对确是十分可笑。他瘦高个子，小脸儿象个皱苹果，神气柔弱、步伐无力，招得孩子们嘲笑。　　人家用当地的土语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他“笨驴”，只要我们一出门，就会在我们的周围响起一片“笨驴，笨驴”的喊声。他对于这种嘲笑比我更能处之泰然。我恼火了，想跟他们打架，这正是那些小流氓求之不得的。我跟他们打起来了，结果挨了打。我那可怜的表兄尽力帮助我，可惜他弱不禁风，人家一拳就把他打倒了。这么一来，我简直气疯了。虽然我脑袋上、肩膀上挨的那几拳的确不轻，但他们要打的并不是我，而是“笨驴”。我这种倔强的怒火反倒把事情弄得更糟，后来，只有在人家上课的时间，我们才敢出门，我们唯恐受到小学生们的詈骂和追赶。　　现在我已成了打抱不平的骑士了。为了作一个象样的骑士，我需要有一位情人；我有过两位。我时常到尼翁去看我父亲，尼翁是伏沃州的一个小镇，我父亲已定居在那里。我父亲的人缘很好，连他的儿子也沾了光。我在他那里住的日子虽不多，看在他面上，所有的人对我都很亲切。有一位菲尔松太太更是对我万分疼爱，这还不算，她女儿还把我看作她的情人。一个十一岁的男孩子给一个二十二岁的姑娘作情人，人们当然会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所有这种非常机灵的姑娘们都很乐意把小洋娃娃摆在前面，以便把大洋娃娃掩蔽起来，她们很会运用手腕，造成一种令人着迷的假象，来诱惑那些大洋娃娃。在我这方面看不出她和我有什么不相称的地方，因此我对这件事倒挺认真；我把我整个的心，或者更确切地说，把我全副的脑筋都用在这上面了，因为，虽然我爱她已达发狂的程度，虽然我的狂热、兴奋、激昂做出了许多令人绝倒的趣剧，但我也只是在我那小脑袋里爱她而已。　　据我所知，有两种完全不同而又完全真实的爱情，它们虽然都很强烈，但是彼此间几乎没有共同的地方；它们跟亲密的友谊也不一样。我整个一生被这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爱情各占去一半，甚至我曾在同一时间亲身体验了这两种爱情。比方说，在我刚刚讲述的那个时期，也就是当我公然把德·菲尔松小姐据为己有、专横到不能忍受别的男子跟她接近的时候，我曾经跟一位小姑娘戈登小姐有过几次时间不长、但是热烈的幽会；幽会时，她好象老师对待学生一样对待我。全部经过，如此而已。虽然不过如此，但是实际上，我却觉得这就是一切，这就是无上的幸福了。我当时已经体会到秘密之可贵。虽然在使用秘密方面，我还十分幼稚，但是当我发现德·菲尔松小姐跟我定情，只不过为了遮掩其他风流勾当的时候，我便针锋相对地以同样的方式报答了她。这是她万万没有料到的。但我深感遗憾的是，我的秘密被发现了。也可以说，我的小老师并没有象我一样保守秘密。不久，人家就把我们分开了。又过些天，当我回日内瓦从库当斯路过的时候，我听到有几个小姑娘低声喊道：“戈登跟卢闹翻了。”　　这位戈登小姐的确是一个不寻常的人物。她长得并不美，但她那脸庞是令人难以忘记的；我至今还时常想起它来，拿我这样一个老疯子来说，未免想得过分了一些。她的身段，她的姿态，特别是她那双眼睛都与她的年龄不相称。她那副小神气又威严又骄傲，倒很合乎她扮的那种脚色，也就是她那副小神气使我们想起演这种角色来。但是，她最奇怪的一点是，她那种大胆与端庄混合在一起的样子，是令人难以了解的。她对我肆无忌惮，我对她却丝毫不能随便。她完全把我当做小孩子看待，因此我相信，要未她已经不再是一个孩子，要末恰恰相反，她本人还是一个孩子，居然把面临的危险视为儿戏。　　我对她们两人，可以说都是一心一意。而且我是那样全心全意，当我跟其中一个在一起的时候，心里从来不想另一个。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对她们两人的感情却没有一点相似的地方。我就是跟德·菲尔松小姐过一辈子，也不会想到要离开她；但是，我接近她的时候，我的喜悦心情是平静的，决不会感情激动。我爱她，特别是在跟许多人一起谈笑的时候，打趣取笑，打情骂俏，甚至争风吃醋，都使我心花怒放，津津有味。我看到那些年岁大的情敌仿佛受到冷遇，而我独为她所垂青，便洋洋得意地自豪起来。我也曾被逗得愁肠百转，但是我喜欢承受这种苦痛。人们的赞美、鼓励和欢笑，又使我心头发暖，勇气倍增。我又发脾气，又说机灵话，在交际场里，我爱她爱得发狂；若是单独和她相对，我反而会局促不安，心情冷淡，甚至有些厌烦的情绪。不过，我对她是那样关心，当她生病的时候，我非常苦恼，我宁愿牺牲自己的身体使她得以恢复健康。请大家注意，由于我本身的经验，我是深切了解疾病和健康的意义的。一离开她，我就想念她，觉得非有她不可；而在和她相会的时候，她的那些爱抚使我感到甜蜜的是心灵而不是肉体。我跟她在一起有一种泰然的感觉；我除了她所给的一切，并不想得到更多的东西。不过，我要是看见她跟别人也是这样，那我是不能容忍的。我对她是爱若兄妹，妒如情郎。　　至于戈登小姐，我每一想到她可能象对待我一样对待别的男子，心里就嫉妒起来，仿佛土耳其人、疯子或者老虎那样。因为她的所赐即便星星点点，我若不下跪也是得不到的。当我和德·菲尔松小姐接近的时候，我只感到欢喜，并不动情；但是，只要戈登小姐一出现，我便任何别的东西都看不见了，简直神魂颠倒。跟前者相处，虽然很亲昵，决没有什么放肆的地方；但在后者面前，那就完全相反了，即便是彼此已十分厮熟，我心里也是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我觉得，假如我跟她在一起的时间太久，我的命都得断送掉，因为心脏的跳动准会把我活活憋死。对于她们两个，我同样害怕失宠；不过，我对一方是体贴备至，而对另一方则是唯命是从。把世界上所有的财宝都给我，我也不肯去惹德·菲尔松小姐生气；可是，如果戈登小姐命令我去跳火坑，我相信，我马上就会去跳的。　　我跟戈登小姐的那些桃色事件——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幽会——没有维持多久，这对她对我都算天大的幸事。我跟德·菲尔松小姐的交往没有发生同样的危险，不过，经过稍长的时间之后，也形成了一场悲剧的结局。这类事件的结局永远带有一些浪漫的气息，使人不禁为之感叹。我跟德·菲尔松小姐的情爱虽然并不炽烈，但是也许更加眷恋。我们没有一次不是挥泪而别，更奇怪的是，在分手以后，我便感到难堪的寂寞。我一开口，便会谈起她，我一沉思，便会想到她。我的伤感是真实和痛切的。不过，我相信，实际上这种英雄之泪决非完全为她而洒，在我的伤感中，对于以她为中心的那种玩乐的留恋，也占很大的成分，只是我没有理会这一点罢了。为了排遣离愁别恨，两个人写了一阵情书，词句之动人就是冷若岩石的人也会为之心碎。我终于得到了胜利；她再也忍耐不住，只好到日内瓦来看我。这一下子我更晕头转向了，在她小住的两天中，我简直如醉如痴。她要离开的时候，我真想她一走我便去投水自尽。我的号啕声久久停留在茫茫的太空中。过了一个星期，她给我寄来一些糖果和几副手套，假若我不知这时她已经结婚，她那次“光临”只是为了置办嫁妆而来的，那么，我一定会觉得她这种举动是多情的表示。当时我是何等愤怒，不用描述，就可想而知。我满怀崇高的怒火，坚决发誓，永远不再见这个负心的女子。我觉得这是对她最严重的惩罚。可是，她并没有因此而死去。二十年后，我去看我的老父。我们父子二人泛舟湖上的时候，我看见高我们的船不远，有一只游艇，上面坐着几个女人，我问那是谁。“怎么！”我父亲笑着说，“想不起来了吗？那是你当年的情人啊。现在叫克里斯丹夫人，就是从前的德·菲尔松小姐。”听到这个差不多已经完全忘掉的名字，我哆嗦了一下。不过，我马上吩咐船夫把船划开了。虽然这是一个相当好的复仇机会，但是我觉得犯不上违背誓言，跟一个年已四十的女人算二十年前的帐。　　在没有确定我的前途以前，我少年时代的大好光阴便在这些无聊的琐事中浪费掉了。人们根据我的天性，经过再三考虑，终于给我选择了一个最不称心的职业。他们把我送到本城法院书记官马斯隆那里，叫我在他手下学习“承揽诉讼人”的行道，依照贝纳尔先生的说法，那是种有用的职业。我对“承揽诉讼人”这个雅号讨厌透了。我人格高尚，决不想用卑鄙手段去发财。天天干这行业务真是枯燥无味，令人难以容忍，加上工作时间又长，还得和奴才一样听人驱使，我心里就更不高兴了。我每走进事务所大门的时候，总是怀着憎恶的心情，这种心情日甚一日。至于马斯隆先生呢，他很不满意我，对我抱着轻蔑的态度。他经常骂我懒惰和蠢笨，他每天都喋喋不休地说：“你舅舅硬说你会这个，会那个，其实你什么也不会。他答应给我送来一个能干的小伙子，哪知道送来的却是一头驴。”结果，我以“无能”的罪名，很不光采地被赶出了那家事务所；照马斯隆先生的那些办事员们的说法，我除了使用钟表匠的锉刀以外，没有别的用处。　　自己的天资经过这样评定以后，我就只好去当学徒了。不过，他们叫我去投靠的不是一个钟表制造匠，而是一个零件镂刻师。书记官的轻蔑态度实在把我的骄气压得太低了，所以我依命而行，毫无怨言。我的师傅，人称杜康曼先生，是一个脾气粗暴的青年人，在很短的期间里，就把我儿童时代的一切光华全都磨光了；他摧残了我那温柔多情、天真活泼的性格，使我不但在实际生活上、而且在精神面貌上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学徒。我的拉丁文和我所学的古典文学和历史，都长期抛在脑后，我甚至记不起世界上有过罗马人。我去看我父亲的时候，他再也看不出我是他的“宝贝”了。在那些太太小姐们的心目中，我再也不是风流潇洒的让－雅克了。连我自己都确切地相信，朗拜尔西埃兄妹决不会认出我是他们的门生，因此，我真不好意思去拜访他们；从那以后，我永远也没有再碰到他们了。最低级的趣味、最下流的习惯代替了我当年可爱的娱乐，甚至使那些娱乐在我的记忆里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我虽然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想必是我生来就有一种易于堕落的倾向，因为我丝毫没费力，转瞬之间便堕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就连非常早熟的凯撒，也不曾这样迅速地变成拉里东。　　说起那行手艺本身，我并不讨厌。我非常喜欢打图样的艺术，挥动刻刀也觉得很有趣味。同时，在钟表制造业这一行里，镂刻零件，用不着有多么高超的技术，所以我希望在这方面能有卓越的成就。假如不是由于我师傅蛮横无礼，由于我所受的种种束缚，因而对这种工作感到厌烦的话，那么，我也许会达到这个目的了。我曾经背着他在工作时间内搞了一些虽然属于同样性质、但是对我那不受束缚的性格具有吸引力的东西。我镂刻了一些骑士勋章，供我自己和伙伴们佩戴之用。我师傅发现我私下里干这种违禁的活儿，痛打了我一顿，并且说我在练习制造伪币，因为我们的勋章上面刻有共和国的国徽。说老实话，我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伪币，就是对于真币，我认识的也不多。我对罗马的“阿斯”的铸造方法倒比对我们的三苏辅币更加熟悉。　　由于师傅的暴虐专横，终于使我对于本来喜爱的工作感到苦不堪言，并使我染上了自己痛恨的一些恶习，诸如撒谎、怠惰、偷窃等等。这一时期我身上发生的变化，回忆起来，令我深刻地体会到，在家靠父母和出外当奴隶之间的天壤之别。我生性腼腆而懦怯，尽管可以有千百个缺点，但决不至于堕落到厚颜无耻的程度。在此以前，我所享受的正当的自由仅只是一点一点地缩小范围，而现在呢，它完全化为乌有了。跟父亲在一起的时候，我肆无忌惮；在朗拜尔西埃先生家里的时候，我无拘无束；在舅父家里，我谨言慎行；到了我师傅那里，我就变得胆小如鼠了。从那以后，我就成为一个堕落的孩子。当初跟长辈在一起的时候，我过惯了完全和他们一样的生活：没有一种娱乐我不能参加，没有一种佳肴会缺少我的那一份，我心里想什么，嘴里便说什么。而在我师傅家里竟变成怎样一个人呢？大家是一想便知的。因为在那里，我不敢张嘴；在那里，饭只吃到三分之一时候，就得离开饭桌，马上就得走出去；在那里，我是一天忙到晚，我看见别人有玩有乐，只是我什么也享受不着；在那里，主人及其狐朋狗友的逍遥放荡，越发使我感到受人奴役的重压；在那里，即便争论我最熟悉的事情，我也不敢张嘴；总之，在那里，我眼睛看见什么，心里就羡慕什么。为什么？只是因为被剥夺了一切。永别了，我的安逸生活；永别了，我的愉快活泼；就是从前我犯错误时候往往使我躲过责罚的那些聪明活，而今也休想再说了。有一件事情，我一想起来便不能不笑；某天晚上，在父亲家里，我因为淘气，罚我不吃饭就上床睡觉；当我拿着一小片面包从厨房走出去的时候，我看见并且闻到铁叉子上烤着一大块肉。大家站在炉灶周围；我从那儿走过去，不得不向他们每个人道声晚安。道完晚安之后。我向那块肉瞥了一眼。哎呀，它的颜色多么好看，它的味儿多么香啊！我不由自主地也向它鞠了一躬，用悲戚的声音对它说：“烤肉，再见吧！”这句灵机一动、脱口而出的天真无邪的玩笑话是那样逗乐，他们到底还是叫我一块吃晚饭了。在我师傅家里，如果这样做，也许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但是，我相信，在那里，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机灵劲儿，即便有，我也决不敢说出口来。　　我就这样学会了贪婪，隐瞒，作假，撒谎，最后，还学会了偷东西——以前，我从来没有过这种念头，可是现在一有了这种念头，就再也改不掉了。力不从心，结果必然走上这条邪恶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奴仆都是连偷带骗，个个学徒都是连骗带偷。不过，如果后者处在与人平等、无忧无虑的状态，而所希望的又可以得到满足的话，那么，在他们逐渐成长的过程中，一定会丢掉这种不光彩的癖好。可惜我没有遇到那样有利的条件，所以未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儿童第一步走向邪恶，大抵是由于他那善良的本性被人引入歧途的缘故。我在师傅家里已经待了一年以上，尽管经常感到手头拮据，不断受到外物的诱惑，但是，就连吃的东西我也没想偷过。我第一次偷东西本是出于一番给人帮忙的好意，不过，它为另外几次偷窃揭开了序幕，而那几次偷窃的动机却不值得赞扬。　　我师傅有位伙友，叫做维拉，他家与我们为邻，稍远处有一个园子，园中种着最名贵的龙须菜。这时维拉手头不大宽裕。他想背着自己的母亲偷几颗刚刚长成的嫩小龙须菜，当作鲜货把它卖掉，换几顿好饭吃。他自己不愿意去冒这个风险，而且他手脚也不灵便，就选中我去办这件事。他首先恭维了我一顿，我当时没有识破他的用意所在，所以很容易就上了圈套。然后，他假装忽然想出这个主意，让我去干。我拒绝了好半天；可是他固执己见，又向我百般阿谀奉承，我抵抗不住，结果投降了。我每天早晨去割一些最好的龙须菜，拿到茂拉尔市场出售；市场上有位老太婆，她猜我是偷来的，便向我当面揭穿，以便贱价收买。我作贼心虚，只好凭她随意给价，然后我将钱如数交给维拉。这钱马上变成一顿饭菜，置办人是我，吃的是他和另外一个伙友。他给我一点小惠已经使我心满意足了，至于他们的酒杯，我摸都没有摸到。　　这种小把戏我一直干了好几天，我丝毫没有想到偷窃一下偷窃者，即从维拉盗卖龙须菜的收入中抽个头儿。我实心实意干这种勾当，唯一的动机就是为了讨主使人的欢心。但是，假若我被人捉住的话，我要怎样挨打、受骂、大吃苦头啊，而那个坏蛋一定会说我诬赖他，别人也一定会相信他的话，结果，我便要以诬告之罪受到加倍的惩罚，因为他是个伙友，而我只是一个学徒！作恶的强者逍遥法外，无辜的弱者遭殃，走遍天下皆是如此。　　这样一来，我才了解到偷窃并不象我原来想象的那样可怕。我对这门学问很快便登堂入室，凡是我想弄到手的东西，只要我力所能及，那就难保安全了。在师傅家里，我吃的并不算坏；我所以难以克制自己的食欲，是由于看到我师傅吃东西太没节制。每当端来美味珍馐的时候，他便把青年人赶下桌子，我觉得这种习尚是培养馋鬼和小偷的最有利因素。没有多久，我便兼任这两种角色了；一般来说，我总是得心应手，只偶尔被捉住挨顿苦揍而已。　　有一次我偷苹果，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一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感到战栗，也觉得好笑。那些苹果放在储藏室的最里边，那间储藏室上面有一个很高的格子窗，厨房里的阳光可以射到里面去。有一天。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便登在案板上，向“赫斯珀里得斯苹果园”张望我所不能接近的禁脔。我把烤肉的铁叉子取来，看它是否够得着；不成，它太短了。我又找了一个小叉子（我师傅喜欢打猎，为了烤打来的野味，所以专门预备一个小叉子）接在上面。我扎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最后，我到底扎上了一个苹果，这可把我乐坏了。我小心翼翼地往上拉，苹果已经接近格子窗户了。我伸手去拿。但是，多么叫人伤脑筋啊！苹果太大，从格子里拿不出来。为了拿它，我费了多少苦心！要使铁叉子不掉下来，我必须找个夹住它的东西，要切苹果，我必须找把相当长的刀子，在切的时候，又必须有一块托板。等万事齐备以后，我就开始切苹果，我打算把它切成两半，分别取出来。但是，我刚刚切开，两块苹果就都掉到储藏室地下去了。富有同情心的读者哟，请分担我的烦恼吧！　　我并没有丧失勇气；不过，我已经浪费了许多时间。我怕冷不防被人逮住，只好等第二天再来作比较幸运的尝试。于是，我就好象没事人儿似地，干我的工作去了。至于储藏室里那两个不会保守秘密的凭证，对我是多么不利，我连想都没有想它。　　第二天，我找了个适当机会，又作了一次新的尝试。我爬上我的楼板，伸出铁叉，对准苹果，正准备去扎……谁知道那个守卫龙并没睡着，储藏室的门叭哒一声开了。我师傅走了出来，两手一叉，瞪着我，对我说：“好哇！”……写到这里，我的手哆嗦得连笔都攥不住了。　　由于经常挨打，我渐渐对挨打也就满不在乎了。后来我觉得这是抵消偷窃罪行的一种方式，我倒有了继续偷窃的权利了。我并不把眼睛向后看、看我挨打时的情况，而是把眼睛向前看，看我究竟怎样复仇。我心里想，既然按小偷来治我，那就等于认可我做小偷。我发现，偷东西与挨揍是相辅而行的事情，因而构成了一种交易，作为交易的一方，我只要履行我所承担的义务就行了，至于对方的义务，那就让我师傅费心去履行吧。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每当我偷东西的时候，就比以前更加心安理得了。我对自己说：“结果会怎样呢？挨揍吗？管它呢！我生来就是为挨揍的。”　　我好食而不贪，好色而不淫：由于别的欲念太多，这两种欲望就被冲淡了。非心闲时，我从来不思口福，而我平生又难得心闲，所以就很少有思考美味的时间。正因为这样，我才没有把我的偷窃伎俩长期局限在食物上，不久，我便把它扩展到我所希求的一切东西上面去了；后来我所以没有变成职业小偷，只是因为我一向不爱钱的缘故。在作坊的一端，我师傅另有一间私室，门老是锁着，我想了个窍门，把它打开，然后再人不知鬼不觉地把它关好。我潜入那个房间，征用了师傅的应手工具、精美图案和产品模型，凡是我所喜爱，凡是他有意瞒着我的东西，我都拿。说真的，这种偷窃是无辜的，因为我偷来的东西还是用在给我师傅干的活上；不过，由于我能够自由支配那些小东西，所以心里喜欢得不得了；我觉得，在偷师傅的产品时，仿佛连他的技术都偷来了。另外，在一些小匣里，我发现有碎金块、碎银块、小宝石、贵重物品和钱币。我呢，口袋里只要有四五个苏，就心满意足了，因而不但没有去摸匣子里的任何东西，就连贪婪地看上一眼，我记得也没有过。我看见那些东西的时候，我心里不是喜欢，而是恐怖。我深深相信，我对于盗窃金银财宝以及对于由此而产生的后果的畏惧，大半是由于教育的结果。另外一小半，是由于内心里交织着丢脸、坐牢、受罚、上绞刑架的观念，只要一起盗心，这些思绪便会使我不寒而栗；所以，我总觉得，我的那些恶作剧只不过是淘气罢了，实际上也正是如此。我认为，结果顶多挨我师傅一顿狠揍，这是我早就有所准备的。　　不过，我再重复一遍，我渴望的那点儿东西实在有限，根本谈不上什么悬崖勒马的问题，我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念头要打消。对于我，一张上等图画纸比可以买一令纸的金钱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我的怪癖是从自己的一种特殊性格产生的。因为这种性格对我的行动发生过巨大影响，所以我必须说个仔细。　　我的欲望是非常炽烈的，每当它激动起来的时候，我的那种狂热是无与伦比的；什么审慎，恭敬，畏惧，礼节，我完全不管不顾，我变成一个厚脸皮的胆大包天的人，羞耻心阻挡不住我，危险也不能使我畏葸不前，除了我所迷恋的那件东西而外，我觉得天地虽大，却仿佛空无一物。然而，这只是一瞬间的事，过了这一瞬间，我又陷入虚无飘渺之中了。　　宁静的时候，我简直是疏懒和懦怯的化身；无论什么都使我害怕，无论什么都使我沮丧；一只苍蝇飞过，都吓我一跳，哪怕一句话，我都懒得讲，哪怕一个手势，我都懒得做，我的畏惧和羞耻心把我拘束到了极点，我真想藏到谁也看不见的地方。在我非动不可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样动；在我非说不可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样说；如果有人注视我，我便张煌失措。在我热情洋溢的时候，我也能够说几句漂亮话，但是，在日常谈话中，我简直无话可说，甚至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而我又非说不可，所以我遇到日常谈话就苦不堪言了。　　再说，我的任何一种占有支配地位的欲念，都是不能用金钱收买的东西。我所追求的是纯洁的玩乐，而金钱会把一切玩乐都玷污。比方说，我喜欢美味，但是，我受不了高朋满座时的拘束，也受不了小酒馆里的放荡，我只能跟一个知已共享其乐；我不能独餐，因为独餐时，我便胡思乱想，结果就会食而不知其味。如果我心里焚起情欲之火，需要女人的话，那么，我这颗兴奋起来的心所更渴望的是爱情。凡是可以用金钱得到手的女人，在我的眼睛里，她们所有的动人之处，都会荡然无存，我甚至怀疑我是否还愿意跟这种女人在一起。我对于唾手可得的享乐都是如此。如果它们需要出钱买，我便感到索然无味。我爱的是那些只有我一个人首先尝到味道的东西。　　我不但从来不象世人那样看重金钱，甚至也从来不曾把金钱看做多么方便的东西；金钱本身是毫无用处的，要享受它，必须把它变成别的东西：必须购买，必须讨价还价，必须时常受骗；虽掷千余，难遂所愿。我本想得到一件质地好的货色，但如果用钱去买，弄到手必然是一件劣货。我以高价买鲜蛋，结果是个臭蛋；我以高价购买成熟的水果，结果是个未成熟的；我以高价找个纯洁少女，结果是个淫荡的。我好美酒，但是到哪儿去找？到酒肆去吗？不论我怎样预防，结果我得到的还是伤身的劣酒。如果我非要称心满意不可，那便要操多少心，弄多少麻烦！我必须结识许多朋友，找代理人，送佣金，写信，东奔西走，伫候佳音，而结果往往还是上当。金钱金钱，烦恼根源！我怕金钱，甚于我爱美酒。在我学徒时期和学徒以后的时期，我曾经千百次地想出去买点甜美的吃食。我走到一家点心铺门前，看见柜台那里有几个女人，我心里就想，她们又说又笑，一定是在嘲笑我这个小馋鬼呢。我又走到一家水果店门口，瞟着鲜艳诱人的梨，但是，有两三个小伙子就在旁边盯着我，我的一个熟人正站在店铺门前，我又看见有一个姑娘从远处走来，便怀疑她是不是家里那个女仆？由于我是近视眼，我产生种种的幻觉，我把所有的过路者都当成熟人了。总之，不管在那儿，我都觉得胆怯，都知难而退；我越觉得不好意思，瞅着那些东西就越眼馋。到末了，我只好象一个傻瓜似的，带着馋涎欲滴的食欲转回家去；我口袋里的钱虽然足可供我一顿美餐，但我不敢买任何东西。　　在我自己或别人使用我的金钱的时候，我所经常感受到的困窘、羞惭、厌恶、麻烦以及其他种种的不快，如果必须把它们都—一写出来，那就得记一大篇枯燥无味的细账。但是，读者在逐渐了解我的生活的时候，一定会逐渐熟悉我的性格，因此，用不着我来赘述，他们便会了解前面所讲的一切了。　　一旦有了这些了解，人们就容易明白我所具有的矛盾之一就是：对于金钱的极端吝惜与无比鄙视兼而有之。对于我，金钱并不是多么可人意的东西；当我没有它的时候，我决不想它；当我有它的时候，由于我不知道怎样使用才合我的心意，只好把它长期存放起来；但是，只要遇到适意的良机，我便顺手花掉，连钱包空了都不知道。不过，不要从我身上寻找守财奴的怪癖——为了摆阔而大手大脚地花钱；恰恰相反，我总是偷偷地花钱，其目的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快乐；我决不以挥金如土来炫耀自己，而是尽量隐蔽。我深深觉得，金钱不是由我这样的人使用的东西；只要手头有几文，我都感到可耻，更不用说去使用它了。万一我有一笔足能让我过惬意生活的收入，老实说，我决不会当一个守财奴。我一定把这笔款子统统花光，并不用它生利吃息。可是，我的不安定处境使我害怕。我热爱自由，我憎恶窘迫、苦恼和依附别人。只要我口袋里有钱，我便可以保持我的独立，不必再费心思去另外找钱。穷困逼我到处去找钱，是我生平最感头痛的一件事。我害怕囊空如洗，所以我吝惜金钱。我们手里的金钱是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我们所追求的金钱，则是使自己当奴隶的一种工具。正因为这样，我才牢牢掌握自己占有的金钱，不贪求没有到手的金钱。　　所以说，我的淡泊不过是出于懒惰罢了。我觉得，有钱的乐趣抵偿不了求财的痛苦。我的挥霍也是出于懒惰，因为既然有了一掷千金的机会，谁还斤斤计较利害得失呢？对于我，物的诱惑力比钱的诱惑力大，因为在金钱和所希望享有的物品之间，永远存在着一个媒介物，而物品本身和享用之间却是毫无间隔的。我看到某一物品时候，它能诱惑我，而当我只看到获得该物品手段的时候，我就感觉不到这种手段的诱惑力。正因为这样，我才做贼，直到现在，我有时还偷一点儿我所心爱的小玩艺儿，我宁愿自己去拿，而不愿向人家讨。然而，在我一生之中，无论是孩提时代还是成人以后，我从来没有偷过人家的一个铜板；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十五年前，我偷过七个利物儿零十个苏。这件事是值得一提的，因为它是无耻与愚蠢的巧合，假若当事者不是我，而是另外的人，我简直不会信以为真。　　事情发生在巴黎：约下午五点钟，我跟德·弗兰格耶一同在“王宫”散步。他掏出怀表看了看，对我说：“咱们到歌剧院去吧！”我欣然同意，我们就去了。他买了两张池座，给我一张，然后，他拿着自己那张票一个人在前边走，我跟在后边。他先走进去了，我往里走的时候，发现门口已经挤得水泄不通。我向里边瞧了瞧，只见大家都在站着。我心想，在这样拥挤的人群中，我很容易被挤丢；反正德·弗兰格耶一定这样想。于是，我离开那里，交了副票，取了钱，走了出来。万万没有想到，我刚走到大门口，观众全都坐下了，德·弗兰格耶很清楚地看到我不在剧场里边。　　这种行为跟我的天性完全背道而驰。我所以把它记载在这里，是为了说明人们有时陷入精神错乱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根据他们的行动断定他们的善恶。我所要偷的不是金钱本身，而是金钱的用途。不过越说不是作贼，就越寡廉鲜耻。　　如果我把学徒时代从崇高的英雄主义堕落为卑鄙的市井无赖所走过的每个历程—一讲述，那就永远讲不完了。我虽然染上了学徒的种种恶习，但是，我对这些恶习未能产生丝毫兴趣。我讨厌伙伴们的那些娱乐。当我由于束缚重重，连对工作都感到乏味的时候，我便厌倦了一切。结果，我把久已放弃的读书癖重新捡了起来。我是占用工作时间偷着看书的，因此造成一种新的罪过，惹来一些新的惩罚。不过，我的读书癖越受到限制，兴致也越高，不久，就陷入狂热状态了。有一个有名的女租书商，名字叫拉·特里布，她向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好书坏书都行，我不挑选，什么书我都同样贪婪地阅读。我在干活的案子上读。出去办事的时候读，蹲在厕所里读，我经常一连几小时沉醉在书籍里。我读得头晕脑胀，别的事儿什么也干不下去了。我师傅窥探我，捉住我，打我，抢走我的书。有多少本书被撕毁，被焚烧，被扔到窗户外边去啊！拉·特里布的店铺里，有多少部残缺不全的文集啊！我没钱付给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的衬衫，自己的领带，自己的衣服给了那位租书商。我每星期日一定把师傅付给我的三个苏零花钱给她送去。　　讲到这里，读者也许要说，金钱不还是必需的吗！说的对。不过，这是在我爱书成癖，不能进行其他活动的时候。新的兴趣完全征服了我；我除了读书而外，什么都不想干，连东西也不想偷了。这也是我身上的突出的特点：当我的某种爱好已经成为习惯的时候，一点儿小事就能使我转移目标，就能改变我，迷惑我，最后使我如醉如痴。于是我忘却一切，一心只想我所倾慕的新的东西了。我口袋里只要有一本新书，我的心就怦怦跳了起来，恨不得一口气把它读完，只要剩下我一个人，我马上就把它掏出来，这时，我再也不想上我师傅的私室里去乱翻了。我相信，即使我爱上什么更高价的娱乐，我也决不会去偷钱的。我只顾眼前，不顾未来。拉·特里布肯赊给我，押金很少。我只要有书放在衣袋里，其他一切就全都抛到九霄云外了。不管得到多少钱，我都原封不动献给那位女老板。当她向我催索欠款的时候，我便立刻拿自己的东西去抵偿，那是最简便不过的办法。偷钱以备不时之需，未免太有远见，偷钱还账也谈不上什么诱惑。　　由于吵嘴、打架，由于偷阅选择不当的书，我变得性情孤僻，沉默寡言；我的精神也开始变坏，我过起真正落落寡合的生活来了。虽然由于我嗜书如狂，难免阅读一些平淡无味的东西，但是，我幸而没有阅读那些下流的淫书。原因倒不在拉·特里布这个八面玲珑的女人把这种书租给我有什么良心上的不安，而是每当她向我推荐那些淫书的时候，为了提高租价，总是摆出一副神秘的面孔。这种面孔一方面使我感到羞惭，一方面使我感到厌恶，因此，我每次都断然拒绝了。我的天性本来就腼腆，再加上机缘凑巧，所以一直到三十岁，我认来没有涉猎过任何一部上流社会的漂亮女人在读的时候都觉得难为情的坏书，这种书她们只能偷着看。　　不到一年功夫，我把拉·特里布这家小书铺的书全读光了。此后，每当闲暇无事的时候，我就感到十分烦闷。但我的读书癖已经纠正了我那些幼稚无赖的恶习；我对书籍，虽然有时选择不当，而且其中常常有些很坏的东西，可是，凡是我所读过的书籍，在我的内心里，都比我的职业能唤起更高尚的感情。对唾手可得的东西，我感到厌烦，那些可能诱惑我的东西，我又觉得它们离我太远，于是找不到任何能够打动我的心弦的东西了。我的感官早已蠢蠢欲动，我简直想象不出它所要求的享乐究竟要达到怎样的目标。我对于这个真正的目标可谓一无所知，我仿佛是一个没有性欲的人。当我已经进入成年，春情不住发动的时候，我常常想起从前一些古怪的行径，然而，事情只此而已。在这种奇异的情况下，惶惶不安的想象把我从自己的手里拯救出来，平息了我那日益旺炽的欲火。经过是这样：我以沉思默想书中曾使我最感兴趣的环境来自娱，我追忆那些环境，我改变它们，综合它们；我要变成我所想象的人物之一，并使我所设想的那些空中楼阁恰恰适合我的身分。我总是把自己放在我感到最称心如意的地位。到了最后，我已完全处在我所玄想的环境中，竟至把我极端不满的现实环境都忘掉了。由于我喜欢这种空中楼阁，又容易到那里去神游，结果，我就讨厌起我周围的一切，养成了爱好孤独的性格，从此以后，我始终是一个爱好孤独的人。乍看起来，这种性格显然是极端恨世的，十分阴郁的，然而实际上，它是从一颗充满热情、善良、温和亲切的心产生出来的，而这颗心，由于找不到跟它相似的心，就不得不耽于幻想了。现在，我只指出这种癖好的起源与最初的原因就够了。这种癖好改变了我所有的欲念，并且因为这种癖好本身包含着欲念，就使得我热中于梦幻而懒于行动。　　就这样，我到了十六岁。这时候，我心神不安，对自己和其他一切都感不满，对自己的工作毫无兴趣，我没有十六岁少年应有的欢乐，心中充满了茫无目的的欲念，我毫无原因地潸然泪下，我无缘无故地喟然长叹，一句话，由于看不到自己周围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东西，我就只好寄情于玄思遐想了。每到星期日的时候，我的伙伴们在做过礼拜以后，就来找我跟他们一同出去玩。在未去以前，如果我有可能逃走的话，我是宁愿逃开他们的。不过，一旦参加他们的娱乐，我比谁都兴奋，比谁都跑得远。推动我是很困难的，叫我停下也不容易。我的脾气永远是这样。当我们到郊外去散步的时候，我总是跑在前头，除非别人提醒我，我连到时候该回去都忘了。我有两回不得不在城外过夜，因为在我回城以前，城门已经关上。第二天我受到怎样的处分，是可以想象的。第二次，师傅警告我说，如果下次再犯，一定严惩不贷，因此我下定决心不再冒险了。可是，这个万分可怕的第三次仍然落到了我的头上。米努托里队长是一个该死的家伙，当他看守城门的时候，总比别人提前半个钟头关城门。我虽然早有警惕，结果也毫无用处。那天，我跟两个伙伴一同回城。离城还有半里，我听见预备关城的号声响了。我两步并作一步走。我听见鼓声冬冬地响了起来。我拼命往前跑，跑得通身大汗，连气都喘不上来。我的心怦怦直跳。我远远看见那些兵士还在站岗。我赶紧跑上前去，上气不接下气地呼喊。可是已经迟了。我在离前卫二十步的地方，看到第一号桥已经吊了起来。当我看到号兵扬起可怕的号角的时候，我身上就哆嗦起来，因为这是凶多吉少的预兆，我那不可避免的遭遇就从这一刹那开始了。　　我于万分悲痛中倒在斜堤上，嘴啃着地。伙伴们对于我的不幸只是觉得可笑，他们马上决定应该怎样做。我也确定了自己的方针，但是，我的方针跟他们的完全不同。我当场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回我师傅那儿去了。第二天，城门开后，他们回城的时候，我就跟他们永远道别了。只是恳求他们把我的决定偷偷告诉我的表兄贝纳尔，并且通知他可以跟我再见一面的地点。　　自从我当学徒以后，因为我住的地方离我表兄家较远，二人就很少见面了。最初，我们每星期日还聚会一下，但是后来，由于我们不知不觉地已经各有所好，两个人就渐渐疏远起来。我相信，这种变化大部分是他母亲促成的。他是上城区的子弟，而我这个可怜的学徒只不过是圣·日尔维区的孩子。尽管有亲戚关系，我们的身分是完全不同的。他跟我常来常往，那是有失体面的事情。不过，我们俩的关系并没有完全断绝。表兄为人憨厚，尽管有他母亲的训诫，他有时还是按照自己的心愿办事。他听到我下定决心以后，就跑来看我。他跑来不是为了劝阻我或者陪我逃走，而是为了送给我一点财物，以便减轻我出逃中的困苦，因为以我自己的财力，我是不能走出多远的。在他送给我的那些东西里还有一把短剑，我非常喜爱它，我一直将它带到都灵。在那里，穷困逼得我把它出脱了，变了钱好买吃食。后来，我越思量表兄在这紧要关头对我所表示的态度，我越觉得那一定是他母亲的主意，并且也许还有他父亲的主意。因为如果依照他自己的意思，他不可能不阻止我逃走，或者跟我同行。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看他那意思，与其说是在劝阻我，毋宁说是在鼓励我执行自己的计划。当他看到我已经下定决心的时候，他就跟我道别，眼睛里没有流几滴泪。从那以后，我们既没有书信往还，也不曾重新会面。真是千古恨事！他的脾气本来很好，我们俩是天生的一对知心朋友。　　当我听天由命、远走高飞以前，让我这样考虑一下：假若我遇见的是一个比较好的师傅，我的前途该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在某些行业里，特别是在日内瓦镂刻行业中当一名善良的手艺人，过那种平稳安定的、默默无闻的生活，倒是最合乎我的解性，能够给我带来莫大的幸福。干这种行业，虽然不能发财致富，但是温饱有余。它可以限制我此后的生活中不致有很大的虚荣心，它可以给我充分的闲暇来从事一些有节制的爱好；这样，我就可以满足于我的小天地，既不想也不能僭越雷池一步。我的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它足可以用那些绚丽的幻想来美化任何生活；我的想象力是十分强烈的，它足可以让我随心所欲地从这一幻想飞驰到另一幻想；至于我自己实际上究竟处在怎样的地位，我是不大在乎的。不论叫我干什么，我都能轻而易举地飞上我所臆造的海市蜃楼。我觉得，天下最简单的职业，最不必费心劳神的职业，最能够保持精神自由的职业，正是最适合于我的职业；而我的职业恰恰是这样一种职业。我本来可以听从自己的性格，在我的宗教、我的故乡、我的家庭、我的朋友间，在我所喜爱的工作中，在称心如意的交际中，平平静静、安安逸逸地度过自己的一生。我将会成为善良的基督教徒，善良的公民，善良的家长，善良的朋友，善良的劳动者，在任何方面都是一个老好人。我本来可以热爱我的职业，也许还能为本业争光，并且在度过虽然朴素微贱、但是既无风波而又安乐的一生之后，在家人的环绕中安然地瞑目。当然，大家很快就会把我忘掉。不过，只要有人想到我，他对我一定会追念不止的。　　可是，事情偏偏不是如此……我给大家描述的将是怎样一幅画面呢？哎！先不要急着谈我身世中的那些惨痛境况吧，这种辛酸事，我将来向读者谈得只会太多而不会太少的。　　第二章　　当我由于恐惧而计划逃跑的时候，心里有多么凄惨，但是在一旦实行这一计划的时候，心里反而觉得十分惬意。当时我还是个孩子，就离开家乡，离开亲属，没有依靠，没有生活来源；学艺刚学了一半，还没掌握足以谋生的技能，就中途而辍，置身于没有任何出路的悲惨的穷困境遇中；在稚弱无知的年龄，面临着邪恶和绝望的种种诱惑，在比我以前所不能忍受的还要无情得多的压迫下，到很远的地方去接受苦恼、谬误和陷阱，接受奴役和死亡：这便是我当时要做的，也是我当时料到的前景。然而这跟我自己当时想象的情景又是多么迥然不同啊！我自以为已经获得了的独立是使我精神振奋的唯—一种心情。可以自由地支配我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了，于是我便以为什么都能做，什么都做得成，只要我一纵身就能腾空而起，在空中翱翔了。我可以安全稳妥地进入广阔的天地，那里，将充满我的丰功伟绩，每走一步我都会遇到豪华的宴会和财宝，碰到奇遇，遇到准备为我效劳的朋友和急于博得我的欢心的情人。我一出现，就可以囊括宇宙，但是，我并不想囊括整个宇宙，我要放弃一部分，因为我不需要那么多。我只要结交一些可爱的朋友就够了，其他的事我就不操心了。我不贪婪，我只要一个小小的范围，但这个小小范围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在那里我能够支配一切。一座宅第就是我最大的奢望，只要能做那里的领主和领主夫人的宠人，小姐的恋人，少爷的朋友，邻居的保护人，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再没有更多的要求。　　我期待着这个朴素的未来，我在城郊流浪了几天，住在我熟识的农人家里，他们对我的接待比城里人亲切得多。他们接待我，留我住，给我饭吃，他们对我实在太好了，真使我受之有愧。这也不能叫施舍，他们在接待中并没有摆出任何高高在上的倔傲神气。　　我到处漫游，到处乱跑，一直来到了距离日内瓦二里约的萨瓦境内龚非浓地方，那里的教区神父是德·彭维尔先生。这个在共和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名字，大大引起了我的兴趣。我真想看看“羹匙”贵族的后裔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于是我去拜访德·彭维尔先生：他亲切地接待了我，和我谈起日内瓦的异教以及圣母教会的权威，最后留我吃饭。我对于这样结束议论，又有什么话可说呢！因为我认为，在他那里吃得那样好，象他这样的神父至少可以和我们的牧师相等。我自信一定比德·彭维尔先生更有学问，尽管他是个贵族，但是，当时我一心一意要做一个好食客，就顾不得做一个好神学家了。他那弗朗基葡萄酒，我喝了觉得十分醇美，这种酒就能让他在辩论中取胜，所以我不好意思再把这样一位好主人逼得闭口无言。我让步了，至少我没有正面反驳。就我说话行事这样有分寸来看，有人会认为我虚伪，谁要果真这样，那可就错了。我不过是忠厚对人而已，这是确实的。奉承，或者更确切地说，迁就别人的意见，不见得总是恶习，尤其对于年轻人，它往往是一种美德。人家盛情招待我们，自然要对人家表示点情谊！对他退让并不是为了欺骗他，只是为了不使他扫兴，不以怨报德而已。德·彭维尔先生接见了我，很好地招待我，有意说服我，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呢？除了我个人所受的好处之外，对他任何好处也没确。当时我幼稚的心就是这样想的。我对这位和善的神父充满了感谢和尊敬之意。我觉得自己比他高一等，但是我不愿意拿这种优越感使他难堪，以此来报答他的款待。我这种行为丝毫没有伪善的动机，我一点也不想改变信仰；我不但不能这么快就产生这种改变信仰的想法，而且我一考虑到这点就感到厌恶，因此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我对这种想法总是避而远之。我只是不肯叫那些有意使我改变信仰而表示好感的人不高兴，我愿以虚与委蛇的态度对待他们的美意，显出不那么胸有成竹的样儿，从而给他们一点获得成功的希望。我在这方面的错误，就象那些正经女人的故作媚态，她们有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既不许给你什么，也不答应你什么，却会使你所希望的比她们到时候真能给你的东西要多得多。　　当然，理智、怜悯和爱惜体统，都会要求人们不但不能赞成我的愚蠢行为，而且还要把我送回家去，使我离开我正在走着的灭亡之路。这正是任何一个真正有德的人都会这样做的纯粹经验经验批判主义者阿芬那留斯和实用主义者詹姆，或者试图这样做的。然而，德·彭维尔先生虽然是个好人，却一定不是个有德的人；相反，他是一位除了拜圣像和作祈祷的德行以外，不知道还有别的美德的信仰者。他是这样一种传教士：为了信仰上的利益，除了写些小册子诋毁日内瓦的牧师们而外，再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主意了。他根本不想把我送回家去，反而利用我那种远离家乡的念头，使我处于纵然有意回家也无法再回去的境地。总之，我可以断言：他让我走的道路是，死于穷困或者变成一个无赖。然而他所看到的决不是这方面，他只看到把一个灵魂从异教中抢救出来，把它交还给天主教会。只要我去参加弥撒，至于做个正直人或是做个无赖汉，那算得了什么呢？再说，不要认为这种想法是天主教徒所独有的，凡是只讲教义的宗教都有这种想法，那儿最根本的是信仰而不是行为。　　德·彭维尔先生对我说：“上帝在召唤你，你到安讷西去吧！你在那里可以见到一位非常仁慈的善心的夫人，她由于国王的恩惠，不仅自己摆脱了谬误，还可以把别人的灵魂从谬误中拯救出来。”这指的是最近皈依天主教的华伦夫人，实际上神父们迫使她和任何跑来出卖自己信仰的坏蛋分享撒丁王给她的一笔两千法郎的年金。我居然需要一位非常仁慈的善心夫人的帮助，这使我感到十分羞辱。我很欢迎有人供给我日常所需，但是我不接受任何人的施舍，而且一个虔诚的女信徒对我也没有多大吸引力。然而，一方面由于德·彭维尔先生的催促和那饥饿的熬煎，另一方面，我觉得去做一次旅行，有了一个目标，倒也不错，因此；虽然心里有点不自在，却也下了动身到安讷西去的决心。本来一天的功夫就可以顺利到达，但我不慌不忙，一共走了三天。每逢看到路旁的庄园宅第，我就去寻找奇遇，好象准有什么奇遇在等着我。我既不敢进入宅第，也不敢去敲门，因为我一向是非常腼腆的。但是我在最漂亮的窗户下面唱歌，使我十分惊讶的是，我唱了那么久，连肺都唱疼了，却没有见到贵妇人，也没有见到小姐被我的优美的歌声或绝妙的歌词吸引出来，因为我所会的歌曲都是很精彩的，是我跟伙伴们学来的，而且我唱得也相当精彩。　　我终于到达了安讷西，见到了华伦夫人。我一生中的这个时期决定了我的性格，我绝不能轻轻地略过不谈。那时我已经十六岁半。我虽然不能说是一个美少年，但是我那小小的身材却很匀称，腿脚纤小玲珑，神态洒脱，容貌清秀，嘴小而可爱，乌黑的眉毛和头发，一双小而微陷的眼睛有力地放射出热血中烧的光芒。然而遗憾的是我当时对于这一切丝毫没有理会，而且我从来也未曾想到过我的风采，只是在以后我已不能拿它取得好处的时候才想到过一下。因此我除了因年龄关系而胆怯以外，同时还因为天生多情而胆怯，我总是怕自己使别人不痛快。此外，虽然我的知识已经相当丰富，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世面，对社交方面的礼节习惯完全不懂，我的知识不但不能弥补我的短处，反而使我越发感觉到自己在这方面的缺陷，因此更加胆怯了。　　由于担心自己的拜访得不到华伦夫人的垂青，我便采用了别的有利的方法。我以演说家的手法写了一封文词华丽的信，在信上把书中看到的名句和小徒弟的日常用语组合在一起，为了博得华伦夫人的好感，我施展了我所有的才华。我把德·彭维尔先生的信封在我的信里部表现；宇宙是无限的，有无数的世界在形成、发展和消灭。，然后带着惶恐的心情进行这次非同小可的拜谒。当时正逢华伦夫人不在家，人们对我说她刚刚出门到教堂去了。这是一七二八年举行圣枝议式的日子。我跑着赶上前去：我看到了她，追上了她，和她谈了话……我想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地方。此后我曾多少次把我的眼泪洒在这个地方，用我的热吻吻这个地方啊。哎！我真想用金栏杆把这块幸福的地方围起来，使全世界的人都来瞻仰它！谁尊重人类得救的纪念物，谁就该跪拜前进到该纪念物的跟前。　　她的住宅后面，有一条走道，右边有一条小溪把房舍和花园隔开，左边是院墙，有一个便门通向方济各会的教堂。华伦夫人正要进入这道门的时候，听到我的声音便转过头来。这一刹那，我真不知惊讶到了什么程度！我本来以为她一定是个面目可憎、老态龙钟的丑老婆子，我认为德·彭维尔先生说的善心的太太只能是这个样子；然而我现在所见到的却是一个风韵十足的面庞，一双柔情美丽的大蓝眼睛，光彩闪耀的肤色。动人心魄的胸部的轮廓——我这新入教的年轻信徒，一眼便把她完全看遍了。我立刻被她俘虏了。毫无疑问，用这样的传教士来传教，一定会把人领进教堂的。我用哆哆嗦嗦的手把信递给她，她笑盈盈地接过去拆开，在德·彭维尔先生的信上瞥了一眼，就来看我写的信，并且从头看到尾，如果不是她的仆人告诉她到了进教堂的时候，恐怕她还要看一遍。她对我说：“哎，孩子，”她的声音使我战慄，“你这样年轻就到处飘泊，实在太可惜了。”她不等我回答又接着说；“到家里去等我吧，叫他们给你预备早饭，弥撒以后我就来和你谈谈。”　　路易丝·爱丽欧诺尔·德·华伦是伏沃州佛威市的古老贵族拉图尔·德·比勒家的小姐。她很年轻的时候就和洛桑市罗华家的威拉尔丹先生的长子华伦先生结婚，婚后没有生养子女。由于这桩婚姻不太美满，又受了些家庭纠纷的烦恼，华伦夫人就趁维克多－亚梅德玉到艾维安来的机会，渡过湖去，拜伏于这位国王的膝下；就这样，由于一时的轻率，她抛弃了她的丈夫、她的家庭和她的故乡。她的轻率和我很相似，并且也常常因此而非常懊悔。这位喜欢装做是热心肠的天主教徒的国王便把华伦夫人收留在他的庇护之下，并且给她一千五百皮埃蒙特银币的年金。从一位并不好挥霍的国王手中拿出这样一笔款子，也算是很可观的了。然而，当他得知有人认为他这样收留华伦夫人是对她有爱恋之意的时候，他就派了一支卫队把她护送到安讷西来。在这里，她在日内瓦名誉主教米歇尔－加俾厄尔·德·贝尔奈的主持下，在圣母访问会女修道院里发誓放弃新教，皈依了天主教。　　我来到安讷西的时候，她已在这里住了六年，她是和本世纪一同诞生的，当时二十八岁。她的美不在面貌上，而是在风姿上主敬宋儒提倡的道德修养方法。“敬”指“持己之道”、自，因此经久不衰，现在仍保有当初少女的丰采。她的态度亲切妩媚，目光十分温柔，嫣然一笑好象一个天使，她的嘴和我的嘴一般大小，美丽的灰发也是很少见的，她漠不经心地随便一梳，就增添了不少风韵。她的身材不高，甚至有点矮小，致使她的体态稍嫌矮胖；虽然没有什么不相称的地方，但是，要找比她那样更美的头、更美的胸部、更美的手和更美的胳膊，那是办不到的事。　　她所受的教育是非常杂乱的：她也和我一样，生下来就失去了母亲，因而漫无条理地遇到什么就学什么，从她家庭女教师那里学了一点。从她父亲那里学了一点，从她学校的老师们那里学了一点，而且，从她的情人们那里学的更不少，特别是从一位达维尔先生那里学的最多。这位先生是一个又风雅又有学识的人，并以他的风雅和学识美化了他所喜爱的女人。可是，种种不同的教育是要互相干扰的，而她又不曾很好地加以安排，因此，她所学的东西便不能正确发挥她那天赋的智慧。虽然她学到了一些哲学和物理学的原理，但同时也沾染上了她父亲的对经验医学及炼金术的喜好。她制造过各种液体配剂、酊剂、芥香剂与所谓的神奇妙药，并且自以为有一些秘诀。一些江湖术士便利用她的弱点包围了她，纠缠她，使她倾家荡产，在药炉和药剂之中消耗她的才智、天资和风韵。但以她这种才智、天资和风韵本可以在上流社会中受到极大欢迎的。　　尽管那些卑鄙的骗子流氓利用她走入歧途的教育来迷惑她的理智，她那高尚的心灵却丝毫没有受影响，始终如一：她那爱人而又温和的性格，她那对不幸者的同情，她那无限的仁慈，她那愉快、开朗而率直的性情从来没有改变。甚至就是在她接近晚年陷入贫困、疾病和种种灾难的时候，她那爽朗的美丽灵魂仍然使她保持着最幸福时日的愉快，直到死亡。　　她的一些谬误的根源在于她总想利用她那取之不尽的精力从事各样活动。她喜欢做的不是妇女们那些偷偷摸摸的艳事，而是要创办和主持一些事业，她是生来就想做一番大事的。隆格威尔夫人要是处在她这种地位只能是一个迷惑人的荡妇，而她要是处在隆格威尔夫人的地位，一定会治理国家。她是个怀才不遇的女人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似指人生最高理想，即内，她的那些才能，如果她处在较高的地位，能使她享有盛名，而她实际所处的那种地位，却把她毁灭了。她处理事情的时候，总是好大喜功，好高务远，因此，她所采用的方法，实际上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方法，结果由于别人的过错而告失败。她的计划没有成功，别人几乎毫无损失，而她却毁灭了。这种事业心虽然给她造成了那么多的灾害，但是至少对她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在她被劝诱避居女修道院的时候，阻碍了她在修道院里终其余年。没有变化的、单调的修女生活，小客室中无聊的谈话，不能使一个脑筋总在活动的人心满意足，因为她每天都在拟定新的计划，她需要自由，以便完成那些计划。那位仁慈的贝尔奈主教虽然不如弗朗索瓦·德·撒勒那样富于才智，却与德·撒勒有不少相似之点；他把华伦夫人称作他的女儿，而华伦夫人则有许多地方象尚达耳夫人。要不是她的性情把她从女修道院的闲逸生活中拉出来，而是在那里隐居下去的话，那就更象尚达耳夫人了。新近皈依教会的女教徒，在主教指导下做一些细微的虔城修行的事情，是应该的，但这个可爱的妇人如果不如此，也决不能说她缺乏虔诚。不管她改教的动机是什么，她是忠于这个宗教的。她可以悔恨自己犯了一次错误，但决不希望弥补这个错误。她不仅临死的时候是个很好的天主教徒，而且在真诚的信仰中度过她的一生，我了解她的心灵深处，我敢肯定，她只是因为讨厌装模作样才决不当众表现她是一位虔诚的女信徒，她的信仰非常坚固，用不着装做虔诚。不过，这里不是大谈特谈她的信仰的地方，以后有机会再说。　　一切否认心灵感应的人，假使他们能够的话，就请他们讲讲吧，为什么我和华伦夫人第一次会面，第一次交谈，第一次凝视，就不仅令我对她无限钟情，而且产生了对她一种永不磨灭的完全的信赖。假使我对她的感情是真正出自爱情——至少看到我们交往史的人会认为是可疑的，那么，为什么这种爱情一产生，伴随着的却是与爱情无关的内心平静、镇定、宁静、可靠和信赖等等情绪呢？为什么我初次接近一位和蔼、端庄、令人眩惑的女人，接近一位身份比我高而我从未接触过的贵妇人，接近一个能以她对我关心的程度来决定我命运的女人，总之，为什么当我初次去接近这样一个女人的时候，就立刻感到自由自在和轻松愉快，就好象我有充分信心能讨她欢心呢？我为什么一会儿也没感到窘迫、羞怯、拘束呢？我这个天性羞怯、遇事手足无措、从未见过世面的人，为什么第一天、第一瞬间的相处，便和她好象有了十年亲交而自然形成的那种举止随便、言谈温柔和语调亲昵呢？我不谈没有无欲望的爱情，因为我是有欲望的，世界上能有既无挂虑、又无嫉妒心的爱情吗？人不是都想知道一下自己所爱的对象是否爱自己么？可是我一辈子没有想到向她提出这个问题，我只想到问我自己是否爱她；她对我也是如此，对于这个事，她从来没有表现得比我更加关心。我对这位动人的女人的感情中一定有点什么奇异的东西，大家在后面将会看到一些意料不到的怪事。　　这时要谈的是关于我的前途的问题，为了从从容容地谈论这件事，她留我共进午餐。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饭的时候没有食欲，连她那伺候我们用饭的女仆也说，象我这样年龄、这样体格、远道而来的客人竟这样不想吃饭，这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些话并没有使女主人对我产生什么不好的印象，倒似乎使那和我们一起进餐的一个大胖子感到难堪，他一个人狼吞虎咽，吃了足够六个人的饭。我完全陷入心神恍惚的状态，不想吃东西。我的心完全被一种新的情绪所占据，我不能再考虑任何其他事物了。　　华伦夫人想知道我过去的详情，为了向她述说我那短短的历史，我又恢复了在师傅家中失去的那种满腔热情。我越激起这个杰出的女人对我的关怀，她就越对我即将遇到的不幸表示惋惜。她的神态、眼神和举动，都流露着亲切的同情。她不敢劝我回日内瓦的肯定，而作为主体全体的国家和个人又是相即关系，全体，就她所处的地位说来，如果她这样劝我，那是悖逆天主教的一大罪行。她很知道现在她怎样受监视，她所说的话怎样被注意。然而她以一种极其动人的口吻对我叙说我父亲的痛苦，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这是赞成我回去安慰我的父亲。她没想到她这样不知不觉说出来的话对她自己是多么不利。我不仅已经拿定了主意不回日内瓦去——这一点似乎已经说过了，而且，我越感到她善于词令，富于说服力，她那些话越打动我的心，我就越离不开她。我觉得回日内瓦去就是在她和我之间筑一道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势必再来一次逃跑，那就不如一狠心坚持下来，而我也就这样坚持下来了。华伦夫人看到自己白费劲，也就到此为止，以免连累自己，但是她用一种怜悯的眼光望着我说：“可怜的孩子，你应该到上帝召唤你去的地方，你将来长大成人，就会想起我的。”我相信她自己也没料到这个预言居然残酷无情地应验了。　　困难依然没有解决。象我这样小小年纪，远离家乡，怎样生存下去呢？学徒期刚刚过了一半，说起精通那行手艺还差得远呢。而且即使精通，也不能在萨瓦赖以为生，因为这个地方太穷了，养活不起手艺人。替我们吃饭的那个大胖子，由于不得不暂停一会儿，以便歇一歇他的腭骨，于是发表了一个意见，他说这个意见是来自天上的，可是，从结果来看，倒不如说是从反面那里来的。他的意见是让我到都灵去，那里有一个为训练准备行洗礼的新入教者而建立的教养院，他说要是我到那里去，不仅是灵魂和肉体生活都有了着落，等到我领了圣体以后，我还可以依靠善男信女的慈悲，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至于路费，”那个大胖子继续说，“只要夫人向主教大人把这件善事提出来，他一定会发善心供给的，而且男爵夫人非常慈善”，他一面在他菜碟上颔首致意，一面说，“也一定乐于解囊相助的。”　　我觉得所有这些馈赠都非常令人难堪，我心里很不好受，什么话也没说。华伦夫人对采纳这个计划并不象提议人那样热心，只是回答说，对于这个善事，人人都该量力而行，她可以和主教谈谈。但是，我们这位人形魔鬼因为这件事对自己有点小便宜，唯恐华伦夫人不按他的意思去谈，便立即通知那些管事的神职人员，并且跟这些善心的神甫都说好了，所以当华伦夫人不放心我去旅行而要向主教谈这件事的时候，她发现事情已成定局，主教当时就把给我的一小笔旅费交给了她。她没敢坚持叫我留下，因为拿我已届的年龄来说，象她那样年龄的女人要把我这样一个青年人留在身边是不合适的。　　我的行程既然由照顾我的人们这样决定了，当然只有服从，甚至我在服从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反感。虽然都灵比日内瓦远，但我认为。由于它是首都，和安讷西的关系总比和一个不同国家、不同宗教的城市的关系要密切些；再说尼采（FriedrichNietz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唯，听从华伦夫人的话我才动身，我认为依然是在夫人的指导之下生活，这比在她身边生活更好。而且，这次远途旅行，正适合我那已形成的漫游癖好，我觉得象我这样的年岁就能爬山越岭，登临阿尔卑斯山的高峰俯视朋辈，真是件美事。各处遨游乃是日内瓦人几乎无法抗拒的诱惑，所以我同意了。那个大胖子两天之后就要和他妻子一同动身，于是我就被托付给他们，由他们来照顾我。我那由华伦夫人给添了不少钱的钱包也交给了他，另外，华伦夫人还私下给了我一点钱和东西，并且周详地嘱咐了我一番，然后我们就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三启程了。　　我离开安讷西的第二天。我的父亲便和一位跟他一样当钟表匠的朋友里瓦尔先生来到了安讷西；他们是来找我的。里瓦尔先生是个有才学的人，甚至是个很有才学的人，他写的诗比拉莫特写的还好，他讲话也差不多同拉莫特一样好；他还是一个十分正直的人，但是他的文才没有得到发挥的机会，结果只能把他的一个儿子造就成喜剧演员。　　这两位先生见到了华伦夫人。他们骑马，我步行，要想追上我，是轻而易举的，但是他们并没追我，只是和华伦夫人一起对我的命运悲叹了一番。我的舅父贝纳尔也这样自走了一趟。他曾来到龚非浓，知道我在安讷西以后，又回到日内瓦去了。我的亲属们好象是和我的司运星串通一气，要把我送到正在等着我的那个命运的手里。我哥哥就是因为没有受到人们的照拂而自行出走的；出走之后，查无音信，至今谁也不知其下落。　　父亲不仅是个正人君子，而且是个耿直的人，他有一个坚强的灵魂，足以构成弘毅之德。此外，特别对我说来《共产党宣言》作为论述的出发点，说明了科学共产主义产生，他还是个好父亲。他非常疼爱我，但是，他也爱他自己的乐趣，自从我远离了他以后，他的其他一些爱好就把他那父爱冲淡了。他在尼翁续了弦，虽然他的妻子已经到了不能再给我生育弟弟妹妹的年龄，但她有她的亲属，这就使他成立了另一个家庭，生活在另一种环境，过另一种日子，所以，父亲就不常想念我了。我父亲日益衰老，却没有任何养老的财产。我哥哥和我从母亲手里得了一点财产，这笔财产的收益在我们出外的时候当然就归我父亲了。他不是特意盘算这件事的，也不会因此就放弃了做父亲的责任，只是在不知不觉中这种想法对他发生了作用，冲淡了他的热情，要没有这件事，他会更尽父责的。所以我认为：他明明知道追到尚贝里，就可以追上我，可是只追到安讷西，没有到尚贝里，原因就在这里；我出走之后；每逢去看他，我受到的只是父亲的抚爱，他却没有坚决把我留下来。　　我十分了解我父亲的慈爱和美德，他的这种行为促使我自己反省，这种反省大大帮助我保持心灵的健全。从这里，我得出了一种道德上的重大教训，这或许是唯一的富有实际效用的教训：我们要避免我们的义务与我们的利益发生冲突，避免从别人的灾难中企望自己的幸福。我确信，一个人处于这样情况的时候，不设法避免，那就不管他的心地多么善良和公正，迟早会不知不觉地衰颓下去，事实上会变成邪恶的和不公正的。　　这种教训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灵深处，虽然实行得晚了些，总算贯彻在我的一举一动中。这种教训使我在公众眼前，尤其是在亲友们当中，显得极其古怪和愚蠢。于是人们就责怪我标奇立异，所作所为与众不同。其实，我既没有想使我的行为同别人一样，也没有想使我的行为同别人不一样，我只是真诚地希望做好事罢了。每当我遇有一种情况，会使我的利益和某一个人的利益发生抵触，因而会使我对那个人产生一种隐蔽的、虽然不是有意的幸灾乐祸之心，我总是竭尽全力从这种情况中摆脱出来。　　两年前，元帅大人要把我列入他的遗嘱上，我极力反对。我向他表示，无论给我多少世上的财宝，我也不肯叫人把我的名字列在任何人的遗嘱上除”。强调“权时之变”，反对循序守旧，传有“天变不足畏，，更不肯列在他的遗嘱上。他只好依从我的意见。现在他要给我一笔终身年金，我没有反对。或许有人说这么一来我更合算了；这是可能的。可是，我的恩人啊，我的尊长啊，如果我不幸死在你之后，我知道，你一死，我就失去一切，我对于你的死是绝对无利可图的。　　依我看这才是好的哲学，唯一真正合乎人情的哲学。我日益深刻地体会到这一哲理的深邃之处，因此，在我最近的一些著作中，都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反复予以论述。然而，那些目光短浅的人没有理会到这一点。如果在这部著作完成以后，我的余年还允许我着手另一部的话，我将在《爱弥儿》的续篇中写关于这种哲理的一个非常生动感人的实例，使读者们不能不注意。然而对于一个旅行者的反省已经够了，现在又是该启程的时候了。　　我的旅程比我所想象的要愉快得多，那个大胖子并不象他外表上让人看着那么讨厌，他是一个中年人，斑白的黑头发扎成了一个短辫，样子象个士兵，嗓音粗大，相当活泼，能走，更能吃。他什么行业都干过，哪一行都不精通。我记得他曾经打算在安讷西设立一个什么手工厂，华伦夫人当然同意这个计划。现在他到都灵去，是为了取得大臣的批准，路上的大批开销都是别人供给的。这个人富于钻营的天才，经常在神甫们当中鬼混，装出向神甫们殷勤效力的样子。他曾在神甫的学校里学会了一种虔诚的信徒的语言，他就不断援用这种语言，自以为是一个伟大的传道家。他只会圣经中的一段拉丁文，却装作会一千段似的，因为他每天要重述一千遍；此外，只要他知道别人的钱袋里有钱，他就不会没钱花；说他是个骗子倒不如说他是个机灵鬼。他用一种诱募士兵的军官的口吻来进行虚假的说教，好象当年隐居的修士彼得腰间挎着剑宣传十字军似的。　　他的妻子沙勃朗太太则是一个相当和善的妇人，她白天比夜里安静些。由于我每天都跟他们睡在一个房间，他们那种夜不成眠时弄出来的声音常把我吵醒，我要是知道那些吵人的声音是怎么回事，我就更睡不着了。可是一般地就是以任何一种方式刺激我们感官的东西”。肯定运动，我那时甚至对这种事情连一点疑心也没有，我在这方面是完全愚昧无知的，只好听任本能来慢慢开导我。　　我愉快地跟我那位虔诚的向导和他的活泼的佳侣继续前进。没有任何意外来打搅我们的行程；我的肉体和精神都沉浸在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状态中。　　当时，我年轻力壮，朝气勃勃，无忧无虑，对人对己满怀信心，我正处于人生中的那个短暂而宝贵的时期，这个时期里有种青春活力，可以说把我们整个身心都舒展开了，同时用生活的乐趣把我们眼前的万物也美化了。我那种别具风味的惶惶不定的心情有了对象，不那么飘摇了，这对象固定了我的想象。我把我自己看作华伦夫人的作品、她的学生、他的朋友，甚至是她的情人。她对我所说的亲切的言词，对我轻柔的抚爱，对我那种体贴以及她那脉脉含情的目光（在我看来，她那种目光充满了爱情，因为它激起了我的爱情），这一切，在旅途中养育着我的思想，使我沉湎在甜蜜的梦幻中。对于我的命运的任何恐惧和惶惑，都扰乱不了我的梦想。我认为把我送往都灵就是负责让我在那里有个糊口之计，在那里给我找个适当的位置。我自己什么都甭操心了，因为有人替我张罗。我没有这个重担，就走得轻松愉快了。我心里充满了青春的愿望、美妙的期待和灿烂的远景。我所看到的一切，好象都是我那即将来临的幸福的保证。我在幻想中看到家家都有田舍风味的宴会；草场上都有愉快的游戏；河边都有人洗澡、散步和钓鱼；树枝上都有美果；树荫下都有男女的幽会；山间都有大桶的牛乳和奶油，惬意的悠闲、宁静、轻快以及信步漫游的快乐。总之，凡是映入眼帘的东西，都令我内心感到一种醉人的享受。这种景象的雄伟、多彩和实际的美都足以说明其所以如此引人入胜是不无理由的；于是，我的虚荣心也露出了锋芒。在这样小的年纪就到意大利去，经过那样多的地方，越过重山，踏着汉尼拔的足迹，对我说来都是一种非我这种年龄所应有的荣誉。除此以外，还常常在很好的驿站打尖，我胃口非常好，又有完全满足这种胃口的食物，因为，说老实话，在那些食物面前，我用不着客气，而且和沙勃朗先生的一顿饭比起来，我吃的那点东西就不值一提了。　　我们这欢旅行竟用了七八天的工夫，我不记得我这一辈子有过比这七、八天的旅行更无忧无虑的时候。我们的步子必须适应沙勃朗太太的步子，因此这次旅行只不过是一次长途散步。所有和这一次旅行有关的事物的回忆，特别是那些高山和徒步旅行，都给我留下了极其强烈的兴趣。我只是在这些美好的日子里这样徒步旅行过持哲学的党性原则，就是在一切问题上都始终坚持唯物主义，而且总是十分愉快。不久以后，由于种种职责事务和需要携带的行李，使我不得不装成绅士的样子雇车出门；而劳神的挂虑、烦难与困窘，也都和我一起上了车。从此我就不象以前旅行那样，一心只想途中的快乐，而是只想快点到达目的地了。在巴黎时，我曾想我两个和我有同样兴趣的伙伴，每人豁出五十路易和一年的时光，共同去作一次周游意大利的徒步旅行，除了一个拿行囊的随身僮仆以外什么也不带。我找了好久，有不少人曾来找我，他们表面上很赞成这个计划，而实际上每个人都把它看成是空中楼阁，只是随便谈谈，并不打算实行。我记得，我跟狄德罗和格里姆曾经很兴奋地谈过这个计划，终于使他们也有了这种奇思异想。我当时以为这事就算说受了，但是不久又都化为只想作一次纸上空谈的旅行。在这样的旅行中。格里姆所最感兴趣的只是叫狄德罗去犯许多反对宗教的罪行，让我替他关进宗教裁判所。　　遗憾的是我到都灵太快了。只是由于喜欢在这个大城市观光，又因脑子里有了妄图虚名的空想，希望自己早日成为出头露面的人物，这种遗憾心情才缓和下来。这时我已经觉得自己的身分比我过去当学徒高了无数倍；我丝毫没有预料到，过不了多少时间，我就要变得远远不如当学徒了。　　我方才已经说了一些琐碎的事情，下面还要接着谈一些在读者看来毫无趣味的事，因此，在继续往下叙述以前，我应先请读者原谅，并向读者为自已作一些辩解。我既然把我自己完全赤裸裸地摆在公众面前，就不该有任何隐晦或隐瞒的情节，我必须从始至终站在读者面前，叫读者可以原原本本地了解我心灵中的一切迷误，叫读者洞见我生活中的一切角落，叫读者片刻不停地用眼盯着我，要不然，当读者在我的叙述中发见最小的漏洞和空隙时；心里会想：“他那时候做什么去了？”就会指责我好象不肯把一切都讲出来。我宁可利用这些叙述来揭露人的邪念，而不愿由于我的沉默，扩大了人的邪念。　　我随身携带的一些钱和东西全完了。因为闲谈中我泄露了秘密。我太粗心大意，对我的引路人说来，这倒是不无收获的。沙勃朗太太耍尽了一切手法，甚至把华伦夫人给我系在短剑上的一条银丝带都给我弄走了，在我失去的东西中这是我最爱惜的物件；如果我再不力争的话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伟大的继承者、捍卫者，，连那柄短剑也落到他们手里了。路上他们倒老老实实地替我支付了一切费用，但是最后他们把我弄得两手空空。我一到都灵就钱也没了，衣服也没了，连换洗衣服都没了，我只有凭自己的本领去找生财之道了。　　我带了几封介绍信，拿出来交给了收信人，我立即被人送到志愿领洗者教养院去，我是为了换取衣食才去受这种宗教开导的。我一往里走，就看见一个大铁栅栏门，我刚一进去，这个大铁门就紧跟着用两道锁牢牢地锁上了。这样的开端使我感到的只是重压而不是轻松。当有人把我带进一间相当宽阔的房间的时候，我就开始思索起来。这个房间尽头有一个木制的祭台，祭台上有个大十字架，祭台周围放着四五把椅子，也都是木制的。那些椅子看来好象上过蜡；其实不过是由于长久使用和不断摩擦而发亮罢了。这就是房间里的全部家具。大厅内有四五个奇五的恶汉，那就是我的学友，与其说他们是要作上帝儿女的后补教徒，不如说他们是魔鬼的护卫。其中有两个克罗地亚人。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和摩尔人，他们对我说，他们一向在西班牙和意大利过着流浪的生活，不管在哪儿，只要他们认为有利可图，便接受天主教教义，领受洗礼。另外一个铁门打开了，它是在院内的大阳台中央。我们那些志愿领洗礼的妹妹们从这个门走进来，她们和我一样，不是通过洗礼，而是通过改教的宣誓来获得新生。她们都是最不顾廉耻的卖身的女人和一些最丑恶的淫妇，基督的羊圈这样受糟蹋可说是第一次。其中只有一个我看着还漂亮，也十分迷人，她差不多和我年岁相仿，也许比我大一两岁。她有一对滴溜溜的眼睛，有时和我的目光相遇，这就引起了我想和她结识的愿望。三个月以前她就到了这里，虽然以后又在这里待了差不多两个月，要想接近她却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我们那位年老的女监管人寸步不离地看管着她，那位神圣的教士也总是缠着她毫不放松，这个一心要使她改教的神圣教士，对她所用的热情远超乎诲人不倦的努力。应该设想，她是极端愚蠢的，虽然她看来并不如此，因为从来没有人象她似的需要受这么久的训海。那位神圣的教士总认为她还不够宣誓的程度。但是她过腻了这种幽居的生活，要求离开这个避难所，入教不入教没关系。所以，必须在她还愿意作一个天主教徒的时候接受她的要求，不然的话，她要是反抗起来，就会连天主教徒都不愿意当了。　　为了欢迎我这个新来的人，这一批人数不多的志愿领洗者全体集合，开了一个小会，会上有人对我们作了简短的训话，叫我不要辜负上帝赐予我的恩惠，叫别人为我祈祷，并劝他们给我做好榜样。会后，我们的贞女们都回到她们的修道院去了，现在我才有足够的时间怀着惊奇的心情悠闲自在地欣赏我所住的地方。　　第二天早晨，为了进行训诲，又把我们集合起来，这时我才开始第一次考虑到我将要采取的步骤，以及促使我这样做的一切情况。　　我从前说过，现在还说，将来也许还要说的一件事，我日益深信的一件事，就是如果有个受过合理而良好的教育的孩子，那就是我。我出生于一个风俗习惯不同于一般人民的家庭里，我所受到的教训，都是我尊亲长辈们明智的教训；我所看到的榜样，都是我尊亲长辈们贤德的榜样。父亲虽然是一个喜好玩乐的人，然而他不仅十分正直，而只宗教观念很强，他在社交界是个漂亮人物，回到家里却是一个教徒。他很早就把自己所具有的道德观念灌输给我了。我的三个姑姑都非常贤慧。大站和二始是虔诚的信女。三姑是个非常娴雅聪明而又通情达理的姑娘；她也许比我两个大姑更虔诚，虽然她的虔诚在表面上不太显著。我从这样一个值得尊重的家庭到了朗拜尔西埃先生那里，朗拜尔西埃先生不仅是个教会中人，而且是个宣教士，他衷心信仰上帝，言行也差不多一致。他和他的妹妹发现了我心灵中的虔诚的宿根，他们就用温和的、理性的教育培养我这宿根。为了这件事，这两位可敬佩的人所用的方法都是十分真诚、十分谨慎、十分合理的，所以在他们讲道说教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厌烦，我每次听完讲道以后，总是深受感动，并且立志要过正当的生活，而且由于我念念不忘他们的教导，很少破坏过自己的誓言。但贝纳尔舅母的虔诚却使我有点儿厌恶，因为她好象把虔城当做一种职业。在我师傅家里，对宗教方面的事，我几乎完全不想了。但是我的想法没有改变。我没有遇到把我引诱坏了的青年朋友，我虽然变成了一个顽皮的孩子，却不是一个不信教的人。　　所以，我那时候对宗教的信仰，完全是我那样年龄的孩子所能有的信仰，而且我的信仰甚至比一般孩子还深。但是现在为什么隐瞒我的思想呢？因为童年时候我一点儿也不象个儿童，我总是象成年人一样地感觉，思考。我生来就和别人不同，只是年纪越来越大，我才渐渐变成了一个普通人。你看到我这样把自己说得有点儿象个神童，一定会笑我的。笑就笑吧，但是，笑够了以后，请你再找出一个六岁的孩子，能被小说吸引住，能对小说发生兴趣，甚至感动得流出热泪来，如果你能找出，我就觉得我这种自炫是可笑的，我就承认我错了。　　因此，我说，为了叫人们日后能保持宗教信仰，就决不要对孩子们谈宗教，孩子们是不会象我们那样去认识上帝的。这话不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而是根据我的观察，因为我知道自己的经验是完全不适于别人的。找几个象让－雅克·卢梭那样的六岁的孩子来，在他们七岁的时候跟他们谈上帝，我保证你绝对不会冒险的。　　我想谁都知道，一个儿童，甚至一个成年人，其有所信仰，无非是生在哪个宗教里就信仰哪个宗教，这是显然的。这种信仰有时会减弱，但很少有所增强；信仰教义是教育的结果。除了这种一般的道理使我热衷于我先辈的宗教之外，我对天主教深感厌恶，这种厌恶的心情是我的故乡城市的人们所特有的。人们常对我们说，天主教是极端的偶像崇拜，并且把天主教的教士们描绘成非常阴险可怕的人物。这种感情在我身上是非常强烈的。起初，我一瞧见教堂的内部。一遇到穿小白衣的神父，一听到迎神时的钟声，就立刻惊慌恐怖得浑身发抖，后来不久，在城里时我没有这种情结了，但是到了乡村教堂里还常有这种感觉，因为这些教堂和我最初体会到这种感觉的教堂太相似了。不过，想起日内瓦附近的神父们那样乐于爱抚城市的孩子，这就确实形成了奇异的对照。送临终圣体的钟声，固然使我恐惧，教堂里做弥撒和做晚祷的钟声则又使我想到午餐和午后点心、鲜奶油、水果和奶酪。彭维尔先生的盛宴又曾对我发生巨大的影响。这些都使我很容易地麻醉了自己。我原先只从娱乐与美食方面来认识罗马旧教，觉得可以逐渐习惯于这里的生活，至于正式加入这个教会的念头在我脑筋里只是一闪即过，认为这是遥远的将来的事。现在没有办法变卦了：我抱着极大的厌恶心看待我自己的这种诺言及其不可避免的后果。我周围的未来的新入教者又不能以他们的榜样来支持我的勇气，因此我无法装模作样，实际上我的神圣功业只是一种歹徒的勾当。虽然我还年轻，我已感觉到不管哪个宗教是真正的宗教，我也要出卖自己的宗教了。即使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我也会在心灵的深处欺骗圣灵，并因而受到人们的鄙视。我越想这些，就越对自己愤恨，并且抱怨命运使我落得这种下场，好象这种下场不是我自作自受。这些想法有时非常强烈，如果转瞬之间我发觉大门是开着的，我一定会逃走，然而，我没有遇到这样的机会，所以我的决心也未能长时间保持下去。　　有过多的秘密欲望在进行搏斗，以战胜我的心。除此之外，坚持不返回日内瓦的既定计划，没脸见人。登山越岭的艰苦，以及远离故乡、一贫如洗、举目无亲的困窘，这一切都令我感到我的良心上的谴责是为时已晚的悔恨。我为了给以后要做的事情寻找卸责的借口，便假装着谴责以前所做的事情。我夸大从前的罪过，以便把将来的罪过视为必然的后果。我不向自己说：“你还没有犯下什么重大的罪过，只要你愿意。还可以成为无罪的。”却向自己说：“哀叹你自己犯过的和你不得不继续要犯的罪过吧。”　　实际上，象我这样年龄的人，要推翻自己的诺言或人们对我的期望，以便打破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锁链，并以极大的勇气不顾一切后果公开声明我决不放弃我祖先的信仰，这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啊！这种勇气不是我这种年龄的人所能有的，侥幸成功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事情已经发展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我反抗越厉害，人们就竭力想办法来制服我的反抗。　　大多数人都是在运用力量已经太晚的时候，才埋怨缺乏力量。这虽似诡辩，但是我的失败也就在这里。勇气只有我们犯错误的时候才是可贵的，假使我们始终谨慎从事，我们就很少需要勇气了。但是，种种容易克服的倾向对我们具有无可抗拒的吸引力，只是我们轻视诱惑的危险，才会向轻微的诱惑屈服。我们都是不知不觉地陷入本来毫不费力就可以避免的险境。可是，等到陷入这种险境之后，没有惊人的英勇毅力便不能从那里挣脱出来。我们终于落入深渊了，这时便向上帝哀祷：“为什么你把我造得这样软弱？”上帝却不管我们怎样辩解，只是对我们的良心回答说：“我是把你造得太软弱了。以致你自己爬不出深渊，因为我原先把你造得够坚强的，你本来就不会掉进深渊。”　　我还没有下定决心当个天主教徒。但是，我看到限期还远，可以慢慢地习惯于这种改教的想法，在等候期间，我想或许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件使我从困难中摆脱出来。为了争取时间，我决意尽可能来进行最有力的防御。不久，我的虚荣心也使我忘却了准备作天主教徒的决心。自从我发现有几次我把那些试图开导我的人难住以后，我便觉得不用费更多的力量就可以完全把他们驳倒。我甚至怀着一种可笑的热忱来做这种工作，因为在他们开导我的时候，我也开导他们。我真相信，只要说得他们信服了，他们就会转为新教教徒的。　　因此，他们发现我无论在知识方面，或是在意志方面，都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对付。一般说来，新教徒比天主教徒学问高，而且是必然如此：前者的教义要求论证，后者的教义则要求服从。天主教徒必须接受别人的判断，新教徒则必须学会自己判断。这点他们是知道的，他们只是没有料到以我的资历和年龄会给一些对宗教研究有素的人带来多少困难。再说，我还没有拜领过圣体，也没有受过与此有关的教育，这都是他们知道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不知道我曾经在朗拜尔西埃先生那里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另外，我还有一间小仓库，也是让这些先生们十分头痛的，这就是《教会与帝国历史》，我在父亲那里差不多把这部书都背了下来，后来日子一久便渐渐淡忘，但是，随着争论激烈展开，我又想了起来。　　有一位老神父，人虽矮小却是相当严肃的，他把我们叫在一起，第一次向我们布道。这次布道会对学友们来说，与其说是进行一次辩论，不如说是一次教理问答，这位老神父注意的是向他们传授知识，而不是解答他们的问题。但他对我这样可就不行了。轮到我说话的时候，每个问题我都要逼问他，凡是我能给他找出的难题一个也不放过。这就把布道会的时间拖长了，参加的人都十分厌倦。我这位老神父说了很多的话，越说越发火，先是支吾其词，最后下不了台的时候，就借口自己不太懂法语一走了之。第二天，由于怕我轻率的反问对学友们发生坏作用，我就被单独放在另一间屋子里，让我同一位神父同住。这位神父比较年轻，健谈善辩，就是说，会编冗长的句子，并且非常自满。其实真有学问的人从来也不会那么自满的，但是，我没有让他这种堂皇的架势镇住，另外，我认为，反正凭借自己的努力，我能够十分自信地回答他的问题，并且尽我所能从各方面把他堵得没话可说。他想用圣奥古斯丁、圣格里果利以及其他圣师来压服我，可是，我运用起这些圣师的著作来，差不多和他一样娴熟，真使他万分惊异。我从前没有读过他们的著作，他大概也没有读过，但是，我记住了勒苏厄尔的教会史的很多片断，每逢他给我引出一段的时候，我并不直接反驳他的引证，而是用同一圣师的另一段话来回击他，这就常常使他非常为难。然而，最后还是他胜利了，此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他的势力比我大，我知道我是在他的支配之下的，我不管怎样年轻，总还懂得不应该逼人太甚，我已相当明确地看到，那位矮小的老神父不论是对我本人或者对我的学识都没有什么好感。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位年轻的神父作过专门研究，而我却没有，因此，他有他的论证方式，他运用一种方法，使我没法听懂，每逢他觉得要遇到意外的反驳弄得他不得开交时候，他就借口我超出了本题的范围，把问题拖延到第二天。他甚至有几次驳斥我的引文是假的，并自告奋勇去替我找原书，说我一定找不到那些引文。他觉得这样也不会有什么大危险，因为就凭我那一点表面知识，我是不大会翻阅书籍的，而且我对拉丁语的修养又实在有限，即使我知道引文一准在某本书里，我也没法在一本厚书里找到那一段。我甚至怀疑他也用过他责难牧师们的那种不忠实的治学方法。我怀疑他为了摆脱使自己感到窘困的反驳，有时不惜编造一些引文。　　这些无谓的论争在继续，日子一天一天在争辩、诵经和耍无赖中过去，这时我遇到了一件令人十分厌恶的小小的丑事，这件事差一点对我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后果。　　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灵魂多么卑鄙，他那颗心多么粗野，到时候也不会不发生某种爱慕之情的。那两个自称为摩尔人的歹徒中的一个喜欢上我了。他愿意和我亲近，毫无避讳地跟我说些乱七八糟、难以理解的话，向我献些小殷勤，吃饭中间有时把他自己的菜饭分给我，并且经常热情地吻我，吻得我实在难为情。他那张椒盐面包似的脸，上面还点缀着一道长长的刀痕，他那双火辣辣的眼睛与其说是充满了柔情。毋宁说是充满了狂怒。我虽然一见就感到害怕，还是忍受着他的亲吻，我心里想：“这个可怜的人对我这样友爱，拒绝他是不对的。”以后他一步一步地放肆起来了，向我说的话是那样下流，以至我有时认为他是发疯了。有一天晚上，他要来和我睡在一个床上，我借口我的床太小，把他拒绝了，于是他想使我到他的床上去，我也拒绝了，因为这个家伙脏得厉害，浑身是嚼烟草的臭味儿，真叫我噁心。　　第二天大清早，大厅里只有我们俩；他又开始抚摸我了，可是，这次他的动作十分猛烈，神色越来越可怕。最后。他居然要干最丑恶的狎昵的事儿，他攥住我的手，强迫我干这样的事。我用力挣脱开了，同时大嚷一声，向后面跳了一步，没有表示愤恨，也没表示恼怒，因为我一点也不知道这种举动有什么意义。我非常坚决地向他表示惊愕和厌恶，最后他把我放开了。在他自己胡闹一阵以后，我看见一种不知是什么粘糊糊的白色东西朝着壁炉射去，落在地上，我噁心透了，当时飞快跑到阳台上去，我一辈子也没有那样激动，那样慌张，那样恐怖，差点儿晕了过去。　　我那时还不能理解这个坏家伙是怎么回事，我以为他是得了疯病，或是什么更严重的癫狂；看到这种猥亵、肮脏的样子和这一副兽欲如火的可怕面孔，对于任何一个冷静的人说来，不知道还有什么更丑恶的事。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男人，如果我们在女人面前做出这种狂乱的举动，只有她们的眼睛被迷惑住，才不致把我们看成是奇丑而可怕的东西。　　我一会儿也等不了，马上就把我自己所遇到的事向大家讲开了。我们的女总管叫我不要声张，我看出这件事情使她非常不高兴，我还听见她咬牙切齿地嘟嚷着：“该死的东西！野蛮的畜生！”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准我声张，我仍旧照样到处嚷嚷。我嚷得太厉害了，结果，第二天大清晨就有一个管理员来找我，严厉地申斥了我一顿，责备我小题大作，甚至损害了神圣道院的名誉。　　他训了我很久，还向我解释了许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但是，我并不以为这是在给我讲我所不懂得的事，因为他相信我懂得别人要跟我干什么事，只因不肯同意，才进行了抵抗。他严肃地对我说，这种行为和淫乱一样都是被禁止的，但这种意图对于作为这种行为对象的那个人说来并不算多大的侮辱，被别人看得可爱，有什么可发火的。他毫不掩饰地对我说，他自己年轻时候也碰到过这种荣幸，由于来得突然，未能抗拒，他丝毫也没感到其中有什么苦得受不了的。他恬不知耻，居然用了直陈其事的词句；他还推想我所以拒绝是因为怕疼，于是向我保证这种害怕是多余的，完全用不着大惊小怪。　　我听了这个无耻之徒的话，感到极大的惊奇，因为他毫不为他自己辩护，他似乎是完全为了我好而来开导我的。在他看来，这完全是件极平常的事儿，所以他根本不必找个地方跟我密谈；我们身旁有一位作为第三者的教士，他也觉得这不必大惊小怪。他们这种泰然自若的神气完全把我懵住了，我只好相信，这准是人间习以为常的事，只是先前我没有领教的机会罢了。所以，我听了他的话并没有生气，但不无厌恶之感。我所亲身遭遇的、尤其是我所亲眼看到的情景，在我记忆里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所以我回想起来还觉得噁心。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把对那件事的憎恶一直伸展到辩护者的身上了，我无论怎样控制自己，也不能不使他看出他的教训所发生的恶劣效果。他以一种不大亲切的目光瞪了我一眼，自此以后，他便用尽办法让我在教养院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他总算达到了目的，因而我看到，要跳出教养院，只有一条出路，过去我拖延时日，不肯采取这个途径，如今我是急不可待了。　　这件事倒起了一种防护作用，使我一生也不会干出男子同性爱的勾当，而且一看到这样的人，就联想起那个可怕的摩尔人的样子和举动，心里便产生一种难以隐藏的厌恶。另一方面，相形之下，女人在我心目中却博得了极大的价值。我觉得应该对她们表示温柔的感情与崇高的敬意，以补偿男性对她们的侮辱，因此，当我想起那个假非洲人的时候，就连最最丑的女人都认为是值得崇敬的对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