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度的人-赫伯特-5

在目前的历史情况下，一切政治作品只能证实着一个警察世界，犹如一切思想作品，只能产生不再敢说出自己名字的庇护文学一样。——罗兰.巴特斯幸福意识相信现实的就是合理的，现存制度提供着商品。这种幸福意识反映着新的顺从主义，这种顺从主义是转化为社会行为的技术合理性之一面。它之所以是新的，乃因为它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是合理的。它维持着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已经减少了——而且在其最发达的地区已经排除了——以前阶段的较原始的不合理性，因而比以前更有规则地延续和改善生活。毁灭性的战争未曾发生；纳粹灭绝人口的集中营已被清除。幸福意识拒斥这类东西。严刑，只是在文明世界的边缘上发生的殖民战争中，才被当作正常事物起用。在因为战争而问心无愧地实行严刑的地方，仍然有战争。但这种战争也是在边缘地带发生的，它只蹂躏“不发达的”国家。其它国家则是和平统治。这个社会的效率和生产力，每天都在为它达到的对人的统治权进行开脱。如果这个社会能同化它接触的一切，如果它能吸收对立面，如果它即使有矛盾也能运转自如，那么它便证明了它有文化上的优势。同样，资源的破坏和浪费的激增，证明着它的富裕和“福利高水平”；“共同体太富裕了，所以无忧无虑！”①全面管理的语言这种福利，这种凌驾于不幸的社会基础之上的多产的上层建筑，充满了把主人与其奴仆联接起来的“媒介”。它的公共力量塑造着传播领域，使得单向度的行为在其中表现出来。它的语言有助于同一和统一，有助于系统地彰扬肯定性思维和行为，有助于一致攻击越轨的批判性观念。在流行的言语方式上，双向度的辩证思维方式同技术行为或社会“思维习惯”之间的对照显示出来。①约翰．Ｋ．加尔布雷思《美国资本主义》（波士顿，霍夫顿.米夫林，１９５６）第９６页。在这些思维习惯的表达上，现象与现实、事实与因素、实质与属性之间的紧张状态趋于缓解。自主、发现、证明和批判的因素，退居于指派、断定和模仿之后。魔术般的、权力主义的和仪式性的因素充斥了言语和语言。言论丧失了作为认识和认识评价过程之环节的媒介。那些理解事实并因而超越事实的概念，正在失去它们真正的语言表现力。没有这些媒介，语言便趋于表现和助长理性与事实、真理与既定真理、本质与存在、事物与其功能的直接同一。这些同一性，曾表现为操作主义的一个特点，现在在社会行为上重现为言论的特点。在这里，语言的机能化有助于拒斥言语结构和运动上的非循规蹈矩的因素。词汇和句法同样受到影响。社会直接在语言材料中表现它的要求，但不是没有对立面；在官方和半官方的言论中，通俗语言以恶意和挑衅性的幽默在博动着。俚语和口语从没有象今天这样富有创造性。仿佛普通人（或他的无名代言人）会以他的言语来表现他的反现实权力的人性，仿佛在政治领域里被压抑的拒绝和造反行为，会以坦率粗俗的词汇爆发出来。例如，说精神病医师是“割敌人的头颅作为战利品来保存的人”，称知识分子为“鸡蛋脑袋”，把电视机叫做“笨蛋管”，说“打它”、“挖它”即是滚，而说“滚，人，滚”却是在说“了不起，人”。然而，国防实验室和办公室、政府和行政机构、计时员和经理、效率专家和政治美容厅（它为领袖们提供合适的化妆品）却说一种不同的语言，很快它们似乎就有了最终的辞令。正是用这种辞令发布命令、进行组织工作，引诱人民去行动、去购买、去接受。这种辞令正以一种风格来传播，而这种风格则是十足的语言学创造。它是一种句法，使句子的结构得以节约和压缩，以致句子的各部分之间不留下任何张力，任何“空白”。这种语言形式阻碍了意义的发展。待一会儿我将试图阐释这种风格。操作主义的特点是认为概念与相应的一套操作是同义的。操作主义的这一特点也表现在这样的语言倾向上，即“认为事物的名称同时标明事物的作用方式，性能和过程的名称是用于察觉或产生这些性能和过程机制的象征”。①这就是技术的推理，它超于“使事物与其功能相同一。”②这种推理，作为科学技术语言之外的思维习惯，塑造着一种特定的社会政治行为主义的表现。在这一行为领域里，语词和概念趋于一致，或者说，概念趋于被语词同化。概念所具有的内容仅仅是在公布的标准化用法上语词指派的内容，而语言能反应的不过是公布的标准化的行为（反应）。语词成了陈词滥调，而且作为陈词滥调来支配言语或写作。因此，大众传播阻碍了意义的真正发展。可以肯定，任何语言都包含数不胜数的用语，这些用语并不要求发展它们的意义，这些用语标示着日常生活的物体和工具、明显可见的性质、至关重要的需要和渴求。这些用语是普遍被理解的，它们一出现，便会产生同说出它们的实际语境相一致的反应（语言的或操作的）。①斯坦利.格尔“语言和科学”，见《科学哲学》１９４２年６月，第１５６页。②斯坦利.格尔“语言和科学”，见《科学哲学》１９４２年６月，第１５６页。这种情况完全不同另外一些用语的情况，这些用语是在无争议的语境之外来标示事物或现象的。在这里，语言的机能化表现了具有政治涵义的意义省略。事物的名称不仅“标志它们的作用方式”，而且事物的（实际的）作用方式也规定并“封闭”事物的意义，排除其它的作用方式。名词以权力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样式支配着句子，句子成为应被接受的断言——它拒绝对它的被编纂和断定的意义进行证明、定性和否定。在公共言论领域的关节点上，出现了不证自灵的分析命题，它们的功能象是巫术－宗教公式的功能。它们被硬塞进和一再塞进接受者的头脑里，它们产生的效果是把接受者的思想封闭在公式所规定状况的圈子里。我已经提到，不证自灵的假说是政治言论领域里的命题形式。“自由”、“平等”、“民主”和“和平”之类的名词，在分析上意味着一些特定的属性，当说出或写下这些名词时，这些属性便一定呈现出来。在西方，这种分析的论断表现在象自由企业、创制、选举、个人这样的用语中；在东方则表现在象工人和农民、建立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消除敌对阶级这样的用语中。无论在哪一方，尽管强化真理的手段和惩罚的程度是很不相同的，只要言论超越了被封闭的分析结构，都是不正确的或宣传性的。在这个公共言论领域里，言语是同义反复的；实际上，它决不会趋于发生质的差异。分析的结构，使支配性名词脱离了它的一些内容，而这些内容在政策和舆论陈述上会取消或者至少会干扰这个名词被认可的用法。仪式化了的概念，避免了矛盾。因此，现行的自由方式是奴役，现行的平等方式是被强加的不平等，这是事实。然而，这些概念被封闭的定义，依靠支配有关言论领域的权力，禁止表现这一事实。结果造成大家所熟悉的奥韦尔的语言（“和平是战争”和“战争是和平”等等），这种语言决不单是恐怖主义的极权主义语言。如果这种矛盾在句子中不明确，但又被封闭在名词中，也同样会出现奥韦尔的语言。那种维护和加强资本主义的政党被叫做“社会主义的”，那种专横的政府被叫做“民主的”，那种被操纵的选举被叫做“自由的”，这些是早在奥韦尔之前很久大家就已熟悉的语言（和政治）的特点。相对新一点的是，公众意见和个人意见普遍接受这些谎言，压制它们怪异的内容。这种语言的传播和影响证明，社会战胜了它包含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再现，并不能炸毁这种社会制度。正是坦率的大叫大嚷的矛盾，成了言语和宣传的计策。省略的句法通过把对立面缠绕进一种固定的习以为常的结构，从而宣布对立面重新和谐。我将力图表明，“无放射性尘埃的炸弹”和“无害的放射尘埃”只是一种规范风格的极端创造物。一旦把这当作违背逻辑的主要过错，那么，矛盾就成了操作逻辑的原则——辩证法的现实主义漫画。这种逻辑是一个可以不要逻辑而从事破坏工作的社会的逻辑，一个用技术来统治精神和物质的社会的逻辑。重新协调对立面的言论领域，有着统一的坚实基础——它的有利的破坏性。全盘商业化在形式上结合了对抗的生活领域，这种统一表现在言语的冲突着的各部分顺利地联结起来。对一个尚未被充分制约的头脑来说，许多公共演说和出①版物是完全超现实主义的。象“劳工在寻求导弹均衡”这样②的标题，象“豪华的防放射性尘埃避难所”这样的广告，仍会使人们朴素地认为，“劳工”、“导弹”和“均衡”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任何逻辑和语言都不能正确把豪华同放射性尘埃组合一起。然而，当我们知道“弹道导弹核潜艇”“带有一亿两千万美元的价格标签”，“一千美元规格的避难所备有地毯、保护装置和电视机”时，这种逻辑和语言就成为完全合理的。效力并不主要在于这种语言是在推销商品（看来放射性尘埃的事情不是那么好），而在于它推进了特殊利益和一般利益、生意和国家力量、繁荣和潜在的灭绝之间的直接同一。如果把一出戏宣布是“演出斯特林贝格的《死亡之舞》前夕的特定选举”，③那么这只是真理的疏忽。这一声明以较少意识形态色彩的形式，而不是以正常被认可的形式，揭示了二者的联系。作为商业和政治风格特点的对立面同一，是许多用来避免抗议和拒绝行为的言论和交流方式之一。当现存社会机关承认并宣扬和平是战争的边缘，极限武器带有可观的价格标签，避难所带来了舒适时，这种抗议和拒绝还怎能找到它们的正当言词呢？这个言论领域显示自己的矛盾就是自己的真理标志，从而封闭了自身，抵挡其它无自身根基的言论。它①《纽约时报》，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１日。②同上刊物，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２日③同上刊物，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７日。有着把所有其它主张同化于自身的能力，它提供了把最可能的宽容同最可能的同一结合起来的前景。然而，它的语言证明了这种同一有压抑性特点。这种语言，以强加于接受者的句法结构，谈论被歪曲和节略的意义、被阻止的内容发展，以及接受按提供这种语言的方式所提供的东西。这种分析性论断是一种压抑的句法结构。一个专有名词并不总是与同样的“解释性”形容词和定语相配对的，从而使得句子成为催眠性的无止境重复的公式，在接受者的头脑里形成了固定的意义。他想不到这名词还有本质上不同的（而且可能真实的）涵义。后面我们将考察其它显示这种语言的权力主义特点的句法结构。它们都缩短和节略了句法，使得句法创造了一些具有普遍僵化的具体性的自欺欺人的固定形象，从而割断了意义的发展。正是众所周知的广告工业的技术，在方法上促进“建立一种”依附思想和产品的“形象”，并帮助出卖人们和商品。言论和写作麕集在“冲击线”上和“观众唤起者”周围，来传播这种形象。这种形象也许是“自由”或“和平”，也许是“好人”、“共产主义者”或“莱茵金仙女”。读者或听众可以联想（而且实际上也在联想）起一种固定的制度、态度和激情的结构，并以一种固定的特殊方式做出反应。在这种相对无害的商业领域之外，结果更为严重，因为这种语言同时也是“威胁和炫耀”。①命题采取了暗示性命令的形式——命题是启示性的，而不是证明性的。论断成了规①罗兰.巴特斯《文字的零等级》（巴黎，杜?塞维尔出版社，１９５３）第３３页。定；整个大众传播过程具有一种催眠的特点。同时它被染上一层虚伪的亲近的色彩——这是不断重复的结果。是对传播过程的熟练管理指导的结果。这种大众传播直接同接受者相联系——没有地位、教育和职务的距离，并在起居室、厨房和卧室不拘礼节的气氛中射中他或她。那种在发达的大众传播中起重大作用的语言，也确立了一种同样的亲近感。①例如，“你的”国会议员，“你的”公路，“你”满意的药店，“你的”报纸；带给“你”，“邀请你”等等。这样一来，附加的、标准化的和一般的事物和功能表现为“专为你的”。听到这话的人是否相信它，这无关鸿旨。它的成功表明，它助长了个人同他们及别人履行的功能自我同一。在机能化的和被操纵的传播领域最发达的部分，语言以真正惊人的句法结构兜售着个人和功能的权力主义同一。《时代》杂志可以作为这种倾向的一个极端例子。它使用了曲折变化的所有格，使得个人象是他们的地位、他们的工作、他们的雇主或企业的附庸或属性。例如，它介绍的个人是弗吉尼亚的伯德、美国钢铁公司的布劳、埃及的纳瑟等等。用连字号连接的定语句法结构，创造了一种固定的综合症：“佐治亚州专－横的、低－前额的州长……，现在为他下一周的野蛮政治联盟做了准备。”这个州长②，他的功能、他的生理特点和他的政治实践，熔炼成一种①见利奥.洛温塔尔《文学、通俗文化和社会》（学徒厅，１９６１）等１０９页以下和理查德.霍格特《文学的用途》（波士顿，灯塔出版社，１９６１）第１６１页以下。②这段话不是指目前的州长，而是指塔尔梅奇先生。不可分割和不可改变的结构，这种结构以其自然的天真和坦率征服了读者的头脑。这种结构没有为意义的区分、发展和差异留下任何地盘：它只是作为一个整体而运动和生活。文章被这种人格化和催眠的形象所统治，甚至能继续提供本质的消息。这种叙述能安全地保存在或多或少人们感兴趣的故事被剪辑的框架里，这种框架是被出版者的政策所确定的。用连字号连接进行节略的用法广泛流行。例如，“毛刷－眉毛的”特勒，“氢－弹之父”，“公牛－肩臂似的导弹手冯?布朗”，“科学－军事餐”①和“核－动力、弹道－导弹－燃料”潜水艇。这些句法结构在一些把技术、政治和军事结合一起的短语中特别常见，也许不是偶然的。那些标示着完全不同的领域或性质的术语，被迫组合成一个坚固不可抗拒的整体。效果也是巫术般的和催眠性的——散布那些表示矛盾不可避免的同一和和谐的形象。因此，是可爱而又可畏的天父，生命的挥霍者，为消灭生命而产生了氢弹；“科学－军事”齐心协力用那种制造焦虑和苦难的工作来减轻焦虑和苦难。另外，也有无需连字号的短语，如“冷战专家的自由学院”②和“无放射性尘埃的炸弹”——认为是毁灭促成了道德的和物质的一体化。那些说出并接受这种语言的人民，似乎不受每一事物影响——但又易受每一事物影响。这种语词连接法（明①后三个术语引自《民族》，１９５８年２月２２日。②《生命》杂志的一个提法，引自《民族》，１９６０年８月２０日。据大卫?萨尔诺夫说，国会曾收到一个建立这种学院的议案。见约翰.Ｋ．杰瑟普、阿德莱.史蒂文森等人的《国家目标》（在《生命》杂志编辑部的监督和帮助下出版，纽约，霍尔特、莱因哈特和温斯顿，１９６０）第５８页。显的或不明显的）并不总是调和不可调和的东西。通常，这种连接显得非常顺眼，如“公牛－肩膀似的导弹手”，或者它表达一种威胁或一种鼓舞人心的动力。但结果都是类似的。这种加强于人的结构，闪电般地把暴力、权力、保护和宣传的行动者同行动本身统一起来。我们是在操作中而且只是在操作中看到人或物，不可能是别的情况。注意一下缩略语。ＮＡＴＯ（北约组织）、ＳＥＡＴＯ（东南亚条约组织）、ＵＮ（联合国），ＡＦＬ－ＣＩＯ（美国劳联－产联）、ＡＥＣ（原子能委员会），以及ＵＳＳＲ（苏联）、ＤＤＲ（民主德国）等等，这些缩略语大多数是非常合理的，这些指示词如果不被缩略也显得太长了。然而，人们可以大胆从一些这样的缩略语中看出“理性的狡计”——缩略语有助于压制不想碰到的问题。ＮＡＴＯ并没有指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说的东西，即北大西洋沿岸各国之间的条约——否则人们可以质疑希腊和土耳其作为它的成员国的地位是否合理。ＵＳＳＲ缩略了“社会主义和苏维埃”的意思；ＤＤＲ缩略了“民主”的意思。ＵＮ省略了对“联合”的突出强调；ＳＥＡＴＯ使人忽略了那些并不属该组织的东南亚国家。ＡＦＬ－ＣＩＤ掩盖了一度使劳联和产联这两个组织各自独立的根本政治差别。ＡＥＣ显得只是众多组织中的一个行政管理机关。这些缩略语表明而且只表明那种以割除越轨涵义的方式而被制度化的东西。意义被固定、修改并负载。一旦它成为一个在通常用法上被不断重复、被知识分子“认可”的官方言词，它也就丧失了它的一切认识价值，并仅仅用于承认不加怀疑的事实。这种风格具有一种压倒一切的具体性。“与自身功能相同一的事物”比与自身功能相分别的事物更现实，而且这种同一性的语言表达（在实用的名词上，在许多句法节略形式上）创造了阻碍分化、分离和区别的基本词汇和句法。这种语言不断兜售形象，妨碍了概念的发展和表达。它直接而径直地阻碍了概念性思维，因而阻碍了思维。因为概念并不使事物与其功能相同一。这种同一可以是合法的，甚至是操作和技术的概念的唯一意义，但操作和技术的定义是概念的有特定目的的用法。此外，这些定义把概念溶解在操作中，并排除那种同这种溶解相对立的概念意图。概念先于概念的操作用途，否定事物与其功能的同一；它把存在的事物同事物在既定现实中的偶然功能区别开来。盛行的言语趋势，排斥这些区别，表现了前几章论述的思维方式上的变化——这种被功能化、节略和同一的语言是单向度思维的语言。为了说明它的新颖之处，我想把它同一种古典语法哲学对比一下。这种语法哲学超越了行为领域，并把语言范畴同本体论范畴联系起来。在这种哲学看来，一个句子的语法主语首先是一个“实体”，而且在该句子论断主语的各种状态、功能和性质中均是如此。这个主语积极地或消极地同它的谓语相关联，但不同于谓语。如果这主语不是一个专有名词，那么它就包含着一个名词之外的涵义：它命名着一个事物的概念，即该句子在一个特定状态或功能中所定义的一般概念。因此，语法的主语具有一种超出了句子所表达意义的意义。用威尔海姆.冯.霍姆勃尔特的话说：作为语法主语的名词，标示着某种“能进入某些关系中”的东西，①但又不等同于这些关系。而且，它一直是处在这些关系之中并“反对”这些关系的东西；它是这些关系的“一般的”和实质的核心。命题的综合把行动（或状态）同主语联系起来，以致主语被指定为行动者（或负担者），因而有别于它在其中发生的状态或功能。当人们在说“闪电”时，人们“不仅想到引人注目的闪光，而且想到闪击的雷电本身”，想到一个“投入行动”的主体。如果一个句子对它的主语有了定义，那么它并不把主语溶解在其状态和功能中，而是确定它存在于这种状态中或发挥这种功能。主语既不会湮灭在它的谓语中，也不会在它的谓语之前或之外作为一个实体而存在，而是在它的谓语中构成自身——这是句子中体现的中介过程的结果。②在阐述语言上的缩略在何种程度上标志着它们促成的思想上的缩略时，我已间接提到了语法哲学。坚持语法中有哲学因素，坚持语法的、逻辑的和本体论的“主体”之间有联系，旨在指出在实用语言中有被压抑的内容，这些内容被禁止表现和传播。用固定形象来节略概念，用不证自灵的催眼性公式来约束意义的发展，回避矛盾，使事物（人）与其功①Ｗ．Ｖ．霍姆勃尔特《论人类语言构造之差异》，柏林１９３６年重印本，第２５４页。②关于辩证逻辑的这种语法哲学，见《精神现象学》序言中黑格尔的“作为主语的实质”和“思辨性句子”的概念。能相同一，这些趋势在其语言上显示了单向度的思想。如果语言行为封闭概念的发展，如果它阻碍抽象和中介，如果它向直接的事实投降，那么它也就拒绝承认事实背后的因素，因而拒绝承认事实，承认历史的内容。在社会中，并且对社会来说，这种实用言论的组织工作是至关重要的。它成了协调和奴役的载体。统一起来的实用语言，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反批判和反辩证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操作和行为的合理性同化了越轨、否定和敌对的理性因素。我将根据“是”和“应该”之间，本质和现象、潜在性和现实性之间的紧张状态来讨论这些因素——逻辑的否定性的决定因素进入了逻辑的肯定性的决定因素中。这种得以维持的紧张状态弥漫了作为批判的抽象的思想领域的双向度言论领域。这两个向度是彼此对抗的；现实带有这二者的特征，而且辩证概念发展了这些现实的矛盾。辩证思想在自身的发展中，开始理解了这些矛盾的历史特点和它们作为历史过程的中介过程。因此，思想的“另一”向度表现为历史的向度——即作为历史可能性的潜在性，作为历史事件的潜在性实现。在操作的合理性的社会领域里，压制这一向度就是压制历史，这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这种压制是压制社会自身的过去——就未来将引起质变并否定现在而言，这种压制也是压制社会的未来。如果一个言论领域使得自由的范畴和它的对立面成为可互换的，甚至相同一的，那么这个言论领域不仅使用着奥韦尔或伊索的语言，而且是在排斥和遗忘历史的现实——法西斯主义的恐怖、社会主义的观念、民主的先决条件、自由的内容。如果一种官僚专政统治决定着共产主义社会，如果法西斯主义是自由世界的好伙伴，如果开明的资本主义福利纲领因被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而失败，如果在民主过程中反而和谐地废除了民主的基础，那么旧的历史概念就会因新式的重下的操作定义而失效。这些重下的定义是虚假化的东西，现存权力和实际权力把它们强加于人，用来把谎言变成真理。实用的语言是一种彻底的反历史的语言：操作的合理性几乎没有为历史的理性留下任何地盘和任何用场。①在反单向度心灵的斗争中，离心的才能和力量可以发展起来，可以阻碍个人同社会的完全协调。实用的语言不是在反对这场斗争的历史部分吗？对过去的记忆可以产生危险的见解，现存社会似乎担心记忆的破坏性内容。记忆是同既定事实相离异的方式，一种短暂地破坏既定事实的至上权力的“中介”方式。记忆使人想起了逝去的恐怖和希望。但一旦二者在现实中重新复活，前者能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后者依然是希望。在个人记忆中重现的个人事件里，人类的畏惧和向往表现了出来——特殊中的一般。这种个人事件是记忆保存的历史。它屈服于行为领域的权力主义力量：①这并不意味着个人或一般的历史从言论领域中消失。人们经常想起过去：如奠基之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或者总统候选人的卑贱出身。然而，这些回想也是宗教仪式化的祈祷，这些祈祷并不允许所想起的内容有所发展。通常，纯粹的祈祷是封闭这种发展的，使其显示出历史不适当性。　　“无记忆的人的幽灵……不止是衰落的一个方面——它必然同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进步原则相联系。”“象弗纳?松巴特和马克斯?韦伯这样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把传统原则与封建原则相提并论，把合理性原则同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相提并论。这不过意味着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把记忆、时间、回忆当作不合理的过去遗物来清除……。”①如果发达工业社会的进步的合理性，想把时间和记忆的干扰性因素当作“不合理的残余”来清除，那么它也会清除这种不合理的残余包含的干扰的合理性。承认作为现在的过去，并与之相联系，这会抵制既定现实中的并因既定现实而造成的思想机能化。它阻碍着言论和行为领域的封闭；它把那些动摇并超越被封闭领域的概念发展理解成历史的领域，从而使这种发展成为可能。批判思想面对着作为它的反映对象的既定社会，而发展成为历史的意识；这样一来，它本质上就是判断。它根本不需要中立的相对主义，而是在人的现实历史中寻求真理与虚假、进步与倒退的标准。把过去同现在沟通起来，便能揭示那些造成事实的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生活方式，确定了主人和奴仆的关系。这种沟通制定了界限和替代目标。一旦这种批判意识说话，它就说出“认识的①Ｔ．Ｗ．阿道尔诺“更新的过去作何解释？”见《在威斯巴登１１月６—７日教师会议上的报告》，法兰克福１９６０年，第１４页。我将在第七章进一步讨论这种反历史的斗争。语言”（罗兰.巴特斯语），这种语言能打破被封闭的言论领域日渐僵化的结构。这种语言的关键术语不是那些无止境地造成同样僵化的谓语的催眠性名词。相反，它们允许公开的发展；它们甚至用矛盾着的谓语来展示它们的内容。《共产党宣言》提供了一个经典例子。这里的两个关键术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每一个都“支配”一些相反的谓语。“资产阶级”既是技术进步、自由、征服自然、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语，也是滥用并破坏这些成就的主语。同样，“无产阶级”既具有全面压抑的定语，也具有全面击败压抑的定语。在命题之中并依靠命题而形成的这种对立面的辩证关系之所以成为可能，乃在于它承认主体是一种历史的动因，这种动因的地位是在它的历史实践中并靠这种历史实践而形成的，是在它的社会现实性中并靠这种社会现实性而形成的。这种论述提出并陈述了事物与其功能的冲突，这种冲突在那些把矛盾着的谓词结合成一个逻辑单位的句子中，找到了它的语言表现——客观现实的概念对应物。同一切奥韦尔的语言相对比，矛盾现在得到了证明，成为明白的，解释了的和被斥责的。我曾涉及马克思的理论风格，阐明了这两种语言之间的对比，但批判的、认识的性质不是马克思的风格专有的特点。在那些对正在展开的资产阶级社会进行保守的和自由的伟大批判的风格中，也能找到这些特点（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例如，一方面有伯克和托克威尔的语言，另一方面有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语言，它们都是高度证明的、概念的、“开放的”语言，并未屈服于现代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催眠－仪式性公式。然而，言论的权力主义仪式化对辩证语言的侵袭，是很惊人的。竞争的工业化的要求、人对生产设备的完全屈服，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向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语言的根本转变中。这些要求，由于是由控制设备的领导人来解释的，所以便决定着什么是正确的和错误的、真实的和虚假的。它们没有为会提出分裂性替代品的讨论留下任何机会和余地。这种语言本身根本不会引起“言论”。它断定了事实，并凭借设备的力量确定了事实——它是不证自灵的公告。这里，应该充分引用罗兰?巴特斯的一段话，这段话描述了这种语言的巫术－权力主义式的特点：“命名和判断之间不容有一点耽搁，而且语言是完全封闭的……。”这种封闭的语言不去证明和解释——它只是传达决定、裁决、命令。如果它下了定义，那么定义就会“把善与恶分离开来”；它确定着不可置疑的正确和错误，一种价值便是另一种价值的证明。它一直在同义反复，但这些同义反复是极有效力的“判决”。它们以“预断的形式”进行裁决；它们宣判定罪。例如，“客观的意图”，即对“异端分子”、“修正主义者”之类术语的定义，是刑事法典的定义。这种效果助长了一种意识，对这种意识来说，现存权力的语言是真理的语言。不幸的是，事情并不到此为止。现存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增长，还谴责自由的共产主义反对派；这种力图回想并保存最初真理的语言，屈从了它的宗教仪式化。用“无产阶级”、“工人委员会”、“斯大林主义机构的专政”之类的术语进行言论（和行动）的倾向，成了依据于宗教仪式性公式的倾向，在这里，“无产阶级”不再存在或尚未存在，“自下而上”的直接控制会妨碍大众生产的进步，反官僚的斗争会削弱在国际规模上能动员起来的反资本主义的唯一现实力量的效率。在这里，过去被刻板地保留下来，但并未和现在相沟通。人们反对那些理解历史状况的概念，不把它们纳入现实状况内——人们封闭了概念的辩证法。这种宗教仪式－权力主义的语言，通过民主的和非民主①的、资本主义的和非资本主义的国家而遍布当代世界。在罗兰?巴特斯看来，这是“专制政权特有的”语言。今天在发达工业文明的势力范围内，还能存在一个不受专制政权统治的社会吗？既然各种政权的实质不再表现在可供替代的生活方式上，那么它就开始静止在可供替代的操纵和控制技术上。语言不仅反映着这些控制，而且甚至在它不传达命令而传达信息的地方，它本身也成了一种控制工具，尽管它要求的不是服从而是选择，不是屈服而是自由。这种语言的控制方式是，贬低关于反映、抽象、发展、矛盾的语言形式和象征，用形象取代概念。它否定或同化越轨性因素；它不是探求，而是确立并兜售真理和虚假。但这种①关于西德的情况，见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１９５０—１９５１年在美因进行的深入细致的研究：《群体经验》，Ｆ．波洛克编（法兰克福，欧洲出版社，１９５５）特别是第５４５页以下。亦见卡尔?科恩《被管理的世界中的语言》（法兰克福，海因里希.舍弗勒，１９５８）有关德国的两部分。言论不是恐怖主义的。看起来不能确有把握地断定，接受者相信或被迫相信他们得知的东西。这种巫术－宗教仪式的语言的新格调是，人民并不相信它或不关心它，然而却据之行动。人民并不相信一个操作概念的陈述，但这个陈述在行动中——在已做过的工作中，在买卖中，在拒绝听别人所言中——证明了自身的合理性。如果政治的语言趋于成为广告的语言，因而沟通了这两个形式上很不相同的社会领域，那么这种趋势似乎表明统治和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成为技术社会一个孤立的独立职能。这并不意味着职业政治家的权力已经减少，恰恰相反，他们为了满足权力欲而进行的挑战越是全球性的，全面破坏的逼近也就显得越正常，他们越有更大的自由来摆脱有力的公众统治。但他们的统治已经结合进公民的日常工作和休息中，政治的“象征”也成了工作、商业和娱乐的象征。语言的变迁和政治行为的变迁是相平行的。在推销避弹所的休息娱乐设备时，在竞选国家领袖的候选人的电视演说中，政治、商业和娱乐完全结合起来了。但这种结合是欺骗性的，命中注定是不成熟的——生意和娱乐仍然是统治的政治。这不是悲剧之后的讽刺剧，也不是悲剧的结束——也许悲剧刚刚开始。作为这仪式牺牲品的将不是英雄，而是人民。全面管理的研究实用的大众传播只是单向度世界的外层，它训练人们忘记否定的东西，或把否定的东西变成肯定的东西，这样人们就能继续发挥自己的功能，虽被贬低，却心安理得。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制度并不妨碍同既定现实的精神协调。所造成的事情是对思想本身及其功能和内容进行全面的重新定义。个人同其社会的协调深及心灵的各个层次，对概念的详尽阐释旨在理解既定现实。这些概念来自思想传统，被转换成操作术语。这种转换削弱了思想的否定力量，从而缓和了思想和现实之间的紧张状态。这就是哲学的发展。为了表明它同传统决裂的程度，分析将不得不日益成为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正是脱离具体社会最远的领域，恰恰最明显地显示了社会征服思想前程度。而且，分析将不得不返回到哲学传统的历史中，并试图统一趋于分崩离折的各种倾向。然而，在深入讨论哲学的分析之前，作为向更抽象的理论领域的过渡，我想简单明了地讨论一下经验研究的直接领域的两个（在我看来有代表性的）例子，并直接涉及到作为发达工业社会之特点的某些状况。语言的问题或思想、语词、概念的问题，语言学的或认识论的分析，都是应加以讨论的妨碍做出明确学术区分的问题。纯语言学的分析同概念的分析相分离，这本身就是思想改变方向的表现，在以下几章我将试图解释这个问题。为了给以后的哲学分析做准备，必须先对经济研究进行批判。有鉴于此，初步陈述一下“概念”一词的用途来指导这一批判，可以作为一个导言。　我们用“概念”来标示某种事物的精神表象，这种事物是被当作一个反映过程的结果来理解、领会和认识的。这种事物可以是日常实践的一个对象，或者是一种状况、一个社会、一本小说。不论在何种情形中，如果它们被领会了，它们就成了思想的对象，这样一来，它们的内容和意义就与直接经验的现实对象相同一，但又不同于这些现实对象。“同一”是就概念指示着同一个事物而言的；“差别”是就概念是一种反映的结果而言的，这种反映联系到（或根据）其他并未出现在直接经验中而又“解释”这一事物的事物，来理解这一事物。如果概念并不标志一个特定的具体事物，如果它一直是抽象的和一般的，那么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这一概念理解的不单是一个特定事物，还有某种一般的条件或关系，这种条件或关系对这一特定事物是根本的，并且决定着它作为一个具体经验对象而呈现的形式。如果任何具体事物的概念都是精神分类、组织和抽象的产物，那么，只有当这些精神过程在某一般条件和关系中重新构造特定事物，因而超越它的直接现象而超于它的实在性时，这些精神才开始去理解。同理，一切认知的概念都具有一种及物的意义：它们超出了描述性的指称特殊事实。而且，如果这些事实是社会事实的话，那么认知的概念也超出事实的任何特殊语境——进入这个社会所依据的过程和条件，而这些过程和条件深深触及到一切具体事实，塑造、维持并毁灭这个社会。认知的概念由于涉及这一历史的总体，便超越了一切操作的语境，但它们的超越是经验的，因为这种超越使可认识的事实成为它们真正的样子。这种意义对操作概念的“超越”，解释了事实得以被经验的有限甚至欺骗的形式。因而解释了概念与直接事实（具体事物）之间，指称概念的语词与指称事物的语词之间的张力、差异、冲突；解释了“一般概念的实在性”观念。同时也解释了这样一些思想方式的非批判的随和的特点，即把概念当作精神计策，并把一般概念转换成有特殊的客观指称的术语。如果这些被贬低的概念支配了对人类现实的（个人的或社会的，精神的或物质的）分析，那么，这些概念就达到了一种虚假的具体性——这种具体性脱离了构成它的实在性的条件。在这种语境里，对待概念的操作态度，具有了一种政治功能。在疗法的意义上个人和他的行为——适应他的社会——受了分析。思想和表现、理论和实践不得不同他的生存事实保持一致，而没有对这些事实进行概念批判的余地。如果概念性思维在方法上被限于在现存社会制度的框架内来探索和改进现存社会条件，即限于工业社会学、动机研究、市场和舆论研究上，那么操作概念的疗法特点就表现得最为明显。如果既定的社会形式是而且仍将是理论和实践的最终参照系，那么这种社会学和心理学就没有任何运行不正常的东西。如果有良好的劳动管理关系，而不是恶劣的关系，如果有愉快的工作条件，而不是不愉快的工作条件，如果消费者的欲望与商业和政治需要之间是和谐的，而不是冲突的，那么这就是更人道的而且更丰富的。但是，如果现存社会在保持这个参照系的同时又成为那种针对这个社会根本结构的批判理论的对象，体现在一切特殊事实和条件中并决定着这些事实和条件的地位和功能，那么，这种社会科学的合理性就会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显示出来。于是，它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特点就成了显而易见的，如果想精心阐释完全认知的概念，就必须超越实证的经验主义虚幻的具体性。疗法的和操作的概念之所以虚假，乃在于它孤立了事实并使事实原子化，使它们稳定在压抑性总体中，并把这个总体的术语当作分析的术语来接受。于是，一般概念向操作概念的方法论转化，成了对思想的压抑贬低。①我想举一个工业社会的“经典”例子：对西方电力公司霍索恩工厂劳工关系的研究。②这是约四分之一世纪以前进行的一项老研究，自那时以来，方法已经大大精确化了。但在我看来，方法的实质和作用仍是一样的。而且，自那时以来，这种思想方式不仅已经扩及到社会科学的其它分支中，扩及到哲学中，而且它还帮助塑造了它所关心的人类主体。这①在机能主义理论中，分析疗法和意识形态的特点并未出现；它被概念（“体系”、“部分”、“单位”、“项”、“多样结果”、“功能”）的抽象一般性所模糊。这些概念在原则上可应用于社会学家所选择的作为他的分析对象的任何“体系”——从最小的集团到现存社会。实用的分析被封闭在所选择的体系中，这个体系本身并不接受批判分析，因为批判的分析要超越体系的界限而趋于历史连续体，使得体系的功能和反常功能表现为它们现实的样子。因此，机能理论显示出错误抽象的荒谬。它的概念之所以获得一般性，靠的是抽象掉一些根本的性质，而正是这些性质使体系成为一个历史的体系，并使其功能和反常功能具有批判－超越的意义。②引语搁自罗特利斯伯格和迪克森《经理与工人》（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４７）。见洛伦?巴里兹《权力的奴仆：美国工业中社会科学用途的历史》中精彩的论述（米德尔城，韦斯利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０）第五、六章。些操作概念的目的在于改善了的社会控制的方法上：它们成了管理科学的一部分，人际关系的一部分。《劳工看劳工》中记述了一位汽车工人的话：　　经理们“不能把我们阻挡在纠察线上；他们不能靠伸手硬拦的策略来阻止我们，所以他们一直在研究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里的‘人际关系’，以便找到阻止工会的办法。”在调查工人对工作条件和工资的抱怨时，研究者偶然碰到这样的事实：这些抱怨的大多数说法都包含着“模糊而不确定的用语”，缺乏对“公认的标准”的“客观指称”，而且①具有的特点“本质上不同于通常与共同事实相关的性质。换句话说，表达抱怨的一般说法是，“盥洗室不卫生”，”工作危险”、“计件工价太低”。在操作性思维原则指导下，研究者们开始转换或重新概括这些表述，把它们模糊的一般性还原成特殊的指称和术语，标明产生抱怨的具体情况，从而“精确地”描绘出“公司的状况”。一般形式被分解成鉴别产生抱怨的特定操作和条件的表述，并通过改变这些特定操作和条件来消除抱怨。例如，“盥洗室不卫生”这一表述被转换成“在某某时候，①罗特利斯伯格和迪克森《经理与工人》（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４７）。见洛伦?巴里兹《权力的奴仆：美国工业中社会科学用途的历史》（米德尔城，韦斯利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０）第２５５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