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度的人-赫伯特-2

②Ｐ．Ｗ．《现代物理学的逻辑》第３１页。惯上的一种意义深远的变化，因为在我们不能根据操作给予充分说明的那些思维概念中，我们将不再当作工具来使用。布里奇曼的论断已经成为真实的。今天，这种新的思维方式是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及其它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的倾向。许多最严重复杂的概念，因为不能根据操作得到充分说明，正在被“排除掉”。彻底经验主义的冲击（在本书第七章和第八章我将考察它的经验主义主张）为知识分子揭露心灵提供了方法论的证明——一种实证主义，它在对理性的超越性因素的否定中，构成了与社会要求的行为相一致的学术现象。在学术领域之外，“我们一切思维习惯上的意义深远的变化”更为严重。它有助于把观念和目标同占统治地位的体系所急需的东西协调起来，把它们封闭在这一体系中，并排斥那些同这一体系不相和谐的东西。这种单向度现实的统治，并不意味着唯物主义占主导地位，精神的、形而上学的和浪漫豪放的作用正在消失。恰恰相反，存在着大量的“全周崇拜”、“为什么不试试上帝”、禅宗、存在主义和颓废的生活方式之类的东西。但这些抗议和超越方式小再同现状相矛盾，而且不再是否定的。它们毋宁是实践的行为主义的仪式部分，是它的无害的否定，而且很快就被现状当作它的一部分有助于健康的饮食而消化掉。政治的制造者和他们的大众信息供应商系统地助长了单向度的思想。他们的言论领域充斥着自行生效的假设，这些假设不停地而且垄断性地一再重复，成了催眠性的定义或命令。例如，“自由”是在自由世界的各国中起作用的（和被操纵的）制度；其它超越这个范围的自由方式，按照定义，要么是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要么是宣传。“社会主义”是由非私人企业（或政府契约）从事的对私人企业的侵犯，如普遍而全面的健康保险，或保护自然免受压倒一切的商业化危害，建立可以损害私人利润的公共服务业。这一关于既成事实的极权主义逻辑在东方有它的对立物。在那里，自由是靠共产主义政权建立的生活方式，其它一切超越这个范围的自由方式要么是资本主义的或修正主义的，要么是极左宗派主义。在这两个阵营中，非操作的观念是非行为的和颠覆性的。思想的运动停留在作为理性之界限的栅栏之内。这种思想限制肯定不是新的。正在上升的现代理性主义，以其思辨的和经验的形式，显示出科学和哲学方法上的极端的批判激进主义同对现存的起作用的社会制度的非批判的寂静教态度之间的强烈对照。因此，笛卡尔的我思根本未触及到“伟大的共和体”，而且霍布士主张，“现状总应受到偏爱、维护，并被当作最好的。”康德同意洛克的意见，只有当革命成功地组织整体并防止颠覆之时，才能证明革命合理。然而，这些随和的理性概念，总是同“伟大的共和体”的明显不幸和不公平、同那种有效的或多或少自觉的造反相矛盾的。存在着一些社会条件，这些条件引起并且允许同既定事态真正决裂。出现了一种个人的和政治的向度，在其中这种决裂能发展成有效的对抗，证明它的力量和它的目标的有效性。随着这一向度被社会逐渐封闭，思想的自我限制具有更大的重要意义。科学——哲学的过程同社会的过程、理论理性同实践理性之间的相互关系，躲藏在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背后”。社会禁止一切敌对性的操作和行为；结果，这些操作和行为所拥有的概念成了幻想的或无意义的。历史的超越表现为形而上学的超越，不被科学和科学思维所接受。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种“思维习惯”来实践的操作主义和行为主义观点，成了既定的言论和行动、需求和渴望领域的观点。“理性的狡诈”象它以前经常做的那样，迎合现存的权力来起作用。坚持操作的和行为的概念，进而反对那些使思想和行为摆脱既定现实并拥护被压制的替代品的企图。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学术的行为主义和社会的行为主义在共同的基础上结合起来：发达社会使科学技术进步成为一种统治工具。“进步”不是中性词；它有特定的目的，这些目的是由改善人类条件的可能性来确定的。发达的工业社会正接近这样一个阶段，即继续的进步将要求彻底破坏正盛行的进步方向和组织。当物质生产（包括必要的服务业）得以自动化，以致一切必不可少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同时把必要劳动时间降低到边际时间时，就会达到这一阶段。从这一点看，技术进步将超越必然性王国，而正是在这一王国它过去曾作为统治和剥削的工具，限制了自己的合理性；技术将有利于在争取自然和社会安定中自由地发挥才能。马克思的“废除劳动”思想预见了这种情况。“生活安定”一词似乎更适于表达一个濒临全球战争——通过国际冲突，国际冲突转移或暂时中止了既定社会内部的矛盾——的世界的历史替代品。“生活安定”意味着在竞争着的需求、欲望和向往不再由在统治和匮乏中被赋予的利益来组织的条件下——这种组织使斗争的破坏形式长期存在下去——发展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斗争。今天，反对这种历史替代品的战争，在下层人民中找到了一个坚实的群众基础，并在对既定事实领域的刻板思想和行为倾向中找到了它的意识形态。科学和技术的成就使现状发挥效力，它增长的生产力证明现状合理，所以现状公然蔑视一切超越性行为。成熟的工业社会面对着在它的技术和思想成就基础上安定生活的可能性，使自身封闭起来反对这种替代品。在理论和实践上，操作主义成了遏制性的理论和实践。在其明显的动态背后，这个社会是一个完全静态的生活体系：自行推进它的压制性生产力和富有效益的协作。对技术进步的遏制，同它按既定方向增长，并行不悖。尽管有现状强加的镣铐，技术越是能为安定创造条件，人的心身则越能组织起来反对这种替代品。工业社会最发达的地区，到处显示出两个特点：趋于完善技术的合理性，和在既定的制度内进一步遏制这种趋势。这里存在着这种文明的内在矛盾：其合理性中的不合理因素。这是它的成就的标志。那种把技术和科学攫为己有的工业社会，为更有效地统治人和自然，为更有效地使用它的资源而组织起来。当这些努力的成就打开了人类现实的新向度时，这个社会就成了不合理的。和平组织不同于战争组织；有助于生存斗争的制度不会有利于生活安定。作为目的的生活，在性质上不同于作为手段的生活。决不能把这种新质的生活方式当作经济和政治变化的纯粹副产品，当作构成必要前提的新制度的或多或少自发的效果。质变还牵涉到社会依赖的技术基础上的变化——它维持着经济和政治制度，正是这些制度把人的“第二天性”确定为不驯服的管理对象。工业化的技术是政治的技术；正因为这样，它们也就预断了理性和自由的可能性。诚然，劳动一定先于劳动强度的减轻，工业化一定先于人类需求和满足的发展。但由于一切自由都取决于征服异己的必然性，所以自由的实现取决于这种征服的技术。最高级的生产力能用来使劳动永久存在下来，最有效的工业化能有助于限制和操纵需求。如果达到了这一点，统治（以富裕和自由为伪装）便扩展到一切私人的和公共的生活领域，使一切真正的对立达到一体化，同化一切替代品。随着技术合理性成为更好的统治的巨大载体，便创造了一个真正极权主义的世界，使社会和自然、心和身为维护这个世界而处于长期动员状态，技术合理性也就显示出它的政治特点。　　　　第二章　政治领域的封闭工业文明最发达的地区，形成了全民动员的社会，这个社会在生产联合方面，同时具有福利国家和战时国家的特色。与先前的社会相比，这确实是一个“新的社会”。传统的污点正被清除或缩减，各种导致分裂的因素正被控制。人所共知的主要趋势是：因有政府作为推动、支持有时甚至控制的力量，国民经济集中于大公司的需求上；国民经济与世界范围的众多的军事同盟、金融机构、技术组织和发展组合结合在一起；蓝领群众与白领群众之间、劳资双方的领导层之间以及不同社会阶级的闲暇活动与向往之间，逐渐同化；学术与国家目标之间形成了一种前定和谐；公众舆论的结合侵挠了私人家庭；寝室已向大众传播媒介敞开。在政治领域里，这种趋势以对立双方引人注目的统一或结合形式表现出来。在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面前，两党在对外政策上超脱了竞争着的集团利益，并扩大到对内政策上，两大政党的纲领在对内政策上更别无二致，以致虚伪和陈词滥调甚嚣尘上。对立党派的这种联合影响了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它掌握了那些把这一制度的进步置于脑后的社会阶层，即那些其生活一度体现着同整个制度相对立的社会阶级。在美国，人们注意到资方与有组织的劳工之间的勾结和联盟。民主制度研究中心１９６３年出版的《劳工看劳工；对话》一书中写道：　　“现在的情况是：工会在它自己看来，与公司几乎无甚区别。我们今天看到了这样的现象：工会与公司共同进行院外活动。当工会与公司为更大的导弹合同而进行院外活动，并力图把其它国防工业也纳入这一地区时，或者当工会与公司怀着碰巧能签订什么合同的希望，共同奔赴国会，共同要求生产导弹而不生产炸弹，或者生产炸弹而不生产导弹时，工会将不能使制造导弹的工人相信他们为之工作的公司是一个工贼集团。”英国工党的领袖们为了增进国家利益而同保守党对手竞选，这个党很难保全哪怕最温和的部分国有化纲领。在已经剥夺了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西德，社会民主党正式放弃了它的马克思主义纲领，令人信服地证明它是温文尔雅的。这就是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情形。在东方，直接政治控制的逐渐减弱，表明对作为统治工具的技术控制效率的信赖感正在增长。至于法国和意大利的强大的共产党，则坚持这样的最低纲领，即收起革命夺权的主张，遵守议会竞选的规则，从而证明了环境的总趋势。尽管那种因为法共和意共受外来力量的支持而认为它们是“外来的”党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但这种宣传有着某种非故意捏造的真理内核：只要这两个党在当前现实中是过去（或未来？）历史的见证人，那么它们就是“外来的”。如果它们同意在既定体系的框架内活动，那么这不只是基于战术的基础，不是短期策略，而是因为它们的社会基础已被削弱，它们的目标已因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而改变（正如默认这种政策转变的苏联的目标已经改变一样）。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扮演着“被指责”为非激进的合法反对党的历史角色。它们证明着资本主义一体化的深度和广度，并证明着那些使得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质的差别表现为既定社会内部中量的差别的条件。为找出这些发展变化的理由，看来不必作深入的分析。在西方国家，社会内部以前的冲突，在技术进步和国际共产主义这双重（而且相互关联的）影响下，得到了缓和与调解。在来自外部的威胁面前，阶级斗争被冲淡了，“帝国主义的矛盾”也被束之高阁。资本主义社会被动员起来反对这种威胁，显示出一种在工业文明早期阶段所不知晓的内在统一和凝聚力。这是一种有物质基础的凝聚力；同仇敌忾的总动员，起到了全面刺激生产和就业的作用，因而维持着高标准的生活水平。在这些基础上，出现了一个行政管理的领域，在这个领域，生产力的增长和核战争的现实威胁的有利结果，就是使萧条受到控制，社会冲突得到稳定。这种稳定，就其未触及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发现的这些冲突的根源（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社会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来说，是“暂时”的呢，还是这种以容忍矛盾来解决矛盾的对抗性结构本身的转变？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它又如何改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即后者是前者的历史否定呢？对社会变革的遏制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是一场政治革命：无产阶级要摧毁资本主义的政治机器，但保留其技术设备，并使之为社会化服务。革命当中有连续性：从不合理的束缚和破坏下解放出来的技术合理性，在新社会里将继续下去，并达到尽善尽美。读一读一位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种连续性的论述，是很有趣的，这对于理解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否定的观点，至关重要：　　“（１）虽然技术的发展从属于某个社会形态的经济规律，但如同其它经济因素一样，它并不随着这个社会形态的规律失效而告终。在革命过程中，在旧的生产关系被打碎时，技术仍然存在，并从属于新的经济形态的规律，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２）与对抗性社会中经济基础的发展相反，技术不是通过飞跃，而是通过新质因素的逐渐积累和旧质因素的消失而发展的。（３）〔与本书无关，故略——作者注〕。”①①Ａ.沃里金：“技术作为一种科学和一门学问的历史：一种苏维埃观点”，见《技术和文化》（底特律：韦恩州立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１年冬）第２页。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技术的应用尽管是不合理的，但在生产设备中还是体现了技术的合理性。这不仅适用于机械化的工厂、工具和资源开发，而且也适用于“科学管理”所安排的适合机器操作程序的劳动方式。国有化或社会化本身并没有改变技术合理性的这种物质体现。相反，后者仍然是社会主义发展一切生产力的前提。诚然，马克思主张，“直接生产者”对生产设备的组织与指导将在这种技术的连续性中引起质的变化，也就是说，生产将趋于满足自由发展的个人需求。但是，既定的技术设备在社会的一切领域吞没了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也就是说，它成为把各劳动阶级组合在一起的政治世界里的控制和凝聚中介，这样一来，这种质的变化将牵涉到技术结构本身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预先决定于劳动阶级在根本生存上同这个世界相异化，他们的意识是对他们完全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中继续生存下去这一状况的意识，以致对这种质变的需要竟成为生死攸关的事情。因此，否定性先于这种质变本身而存在，那种认为自由的历史力量在现存社会内部发展的观点，乃是马克思理论的一块基石。今天，社会所禁止的恰恰是这种意识，这种“内部空间”，亦即超越性的历史实践的空间。在这个社会里，主体和客体成了总体中的工具，而总体以其极为强大的生产力的成就获得了它的存在理由。这个社会的最高承诺，就是为日益增多的人们提供更为舒适的生活，而这些人们，严格地说，想象不出有一个性质不同的言论和行动世界，因为遏制和操纵颠覆性想象力和行动的能力，是现存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些生活在富裕社会的地狱里的人，因使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做法死灰复燃的残暴行为而被迫循规蹈矩。对其较少丧失特权的人来说，社会关心自由的要求，满足了那些使奴役变得轻快甚至不引人注意的要求，而且社会是在生产过程中做到这一点的。在这种影响之下，发达的工业文明地区的劳动阶级，正经历着一场决定性的转变。这种转变已成为广泛的社会学研究的课题。这种转变的重要因素，列举如下：（１）机械化使花费在劳动中的体力的数量和强度日益减少。这种演变对马克思的工人（无产者）概念有很大影响。在马克思看来，无产者即便使用机器劳动，也基本上是在劳动过程中花费和消耗体力的体力劳动者。为了私人攫取剩余价值而以非人的条件购买和使用这种人力，引起了对非人的剥削现象的反抗。马克思的思想谴责劳动者肉体上的痛苦和悲惨状况。这是在工资奴役制和异化——古典资本主义的生理学和生物学向度——中可感触到的物质内容。　　“在前几个世纪里，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类使自己的生物个性适合于技术设备的需要：人是工具的附属物；不把人作为工具的附属物纳入其中，技术的联合体就不能建立。这种占有的本性，在其结果上，既是心理上的畸形也是生理上的畸形。”①①吉尔伯特.西蒙顿《技术对象的存在方式》（巴黎：１９５８年秋）第１０３页注释。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仍维持着剥削，但日臻完善的劳动机械化改变了被剥削者的态度和境况。在技术组合内部，由自动化和半自动化的反应占据了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劳动时间的机械化劳动，作为终生职业，仍然是耗费精力、愚昧头脑的非人的奴役——由于控制机器操作者（而不是产品）的速度加快和劳动者的彼此孤立，更使得精力消耗①殆尽。可以肯定，这种奴役形式表现了有限制的、局部的自动化，以及同一个工厂里自动化、半自动化和非自动化生产环节并存的情况，但甚至在这种状况下，“就肉体疲劳来说，技术已取代了紧张操作和（或）脑力的奋争。”②对更为先进的自动化工厂来说，体力向技术技巧和智力技巧的转变更为显著：　　“……与其说是手的技巧，不如说是脑的，如其说是工匠的技巧，不如说是逻辑学家的；与其说是肌肉的技巧，不如说是神经的；与其说是轮机工的技巧，不如说是导航员的；与其说是操作工的技巧，不如说是维修③工的。”这种技艺上的奴役，与对打字员、银行出纳员、超级市场男女售货员和电视播字员的奴役，并无本质区别。标准化和程式化，使生产性工作与非生产性工作同化了。资本主义初期的无产者，的确是负重的牛马，以自己的体力劳动获取生存①见查尔斯?登比“工人周自动化斗争”（《新闻通讯》，底特律，１９６０）。②查尔斯?Ｒ．沃尔克《走向自动化工厂》（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７）第１９页。③同上书，第１９５页。的必需品和奢侈品，同时又生活在肮脏和贫困中。因此，他们曾经是他们社会的活生生的否定力量。①相反，在技术社会的先进地区，被组织起来的工人身上的这种否定性却非常不明显了，象社会劳动分工的其他人类对象一样，他们也被结合进被管理的民众的技术共同体中。而且，在自动化最成功的地方，某种技术共同体看来已经把工作岗位上的每个人，都融为一体了。机器向操作者逐渐输入了某种单调乏味的均匀节拍：　　“人们普遍认为，一群人按一种节拍演奏交织的曲子，会使人产生满足的感受，更不消说这种曲子所完成②的东西了。”而且这位社会观察家还认为，这就是“既有利于生产，又有利于人类某种重要满足”的“一般时尚”逐渐发展的缘由。他谈到了所谓“每个人群中的强烈的类感情的增长”，并引用了一位工人的话说：“我们大家都处在摇荡不定的境遇中……。”③这句话形象地描绘了机械化的奴役上的变化：境遇不是压迫性的，而是摇荡不定的。这种境遇摇荡着人类器官，①应该承认，马克思的剥削概念和贫困化概念之间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但后者有了一些新的定义，如贫困化或是文化方面的，或是相对于备有自动化设施、电视机等的别墅那样的水平而言的。贫困化意味着有绝对需要和必要推翻不能容忍的生活条件，而且在一切反对社会根本制度的革命的初期，都表现出了这种绝对必要性。②查尔斯.Ｒ．沃尔克《走向自动化工厂》（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７）第１０４页。③同上书，自第１０４页起。不仅摇荡人的肉体，而且摇荡人的心灵，甚至灵魂。萨特的评论阐释了这一过程的深度：　　“调查表明，引入半自动化机器后不久，熟练女工们在工作时会沉缅于一种性生活的梦幻中；她们会想起寝室、床、夜晚以及仅与一对男女独居时的个人有关的一切。但是，她们心中梦幻着的爱抚，却正是机器①……。”技术领域的机械化过程，泄露了最深处的自由隐私，以一种下意识的、均匀单调的自动性，把性生活同劳动联系起来——这是一个与各种职业的同化过程相同步的过程。（２）在职业分层中进一步显示出这种同化趋势。在关键的工业体制里，“蓝领”工人的劳动力相对于“白领”工人来说正在衰减；非生产性工人的数量在增加。②这种量的变化反过来涉及到基本生产工具的特点上的变化。在先进的机械化阶段，机器作为技术现实的一部分，并不是　　“一种绝对的统一体，而仅仅是在两个方向上——同各种因素的关系，技术整体中个人之间的关系——展①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巴黎：加利马德，１９６０）第２９页。②《自动化和主要技术变化：对工会规模、构成和功能的影响》（劳联－产联工业工会部，华盛顿，１９５８）第５页以下诸页。索罗蒙.巴尔金《劳工运动的衰落》（圣巴巴拉，民主制度研究中心，１９６１）第１０页以下诸页。①开的一种个体化的技术现实。”机器本身变成了机械工具和关系的体系，并因此而远远超越了个别的劳动过程，就此而言，机器削弱了劳动者的“职业自治”，并使劳动者与参与并指挥这个技术组合的其它职业融为一体，从而建立了它的更大的统治权。诚然，劳动者以前的“职业”自治，毋宁说是职业奴役。但是，这种特定的奴役形式同时也是他的特定的、职业的否定力量之源泉，即阻止奴役过程对他的人身灭绝威胁的力量之源泉。今天的劳动者正在失去这种职业自治，而过去这种自治因体现了对现存社会的抗拒，曾把他造就成与其他职业集团不同的阶级的成员。技术变化趋于废除作为个别生产工具、作为“独立单位”的机器，这种变化似乎一笔勾销了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概念和关于剩余价值形成的理论。马克思认为，机器从不创造价值，只是把它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而剩余价值依然是对活劳动的剥削的结果。机器是人类劳动力的体现，通过它，过去的劳动（死劳动）得以保存并制约着活劳动。今天，自动化看来已从性质上改变了死劳动和活劳动的这种关系；它走到这样一步：决定生产力的，“不是个别产品，而是机器。”②而且，对个别产品的精确计量，也成了不可能的：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自动化实际上意味着工作①吉尔伯特.西蒙顿《技术对象的存在方式》（巴黎：１９５８年秋）第１４６页。②赛奇.马利特，见《论证》第１２—１３期，巴黎１９５８年，第１８页。计量的结束……。自动化使你无法计量单个人的产品；现在你不得不仅仅计量设备利用率。如果把这概括成一种概念，……就没有任何理由，例如，按产品件数或按劳动时间付酬了”，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坚持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这种“双重付酬制”了。①这个报告的作者丹尼尔?贝尔甚至走得更远，他把这种技术变化同工业化的历史体系联系起来：　　工业化〔的意义〕不是随着工厂的引入而产生的，它“产生于对劳动的计量。一旦能够计量劳动，一旦你能把一个人拴在职业上而使他有固定岗位，并按单件计量他的产品，计件或计时付酬，你也就有了现代工业化。”②在这些技术变化中，最关键的东西远不是付酬制度、工人同其他阶级的关系和劳动组织。关键的是技术进步同发展工业化的根本制度相适应的问题。（３）劳动特点和生产工具的这些变化，改变了劳动者的态度和意识。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广泛讨论的劳动阶级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一体化”上。这仅仅是意识上的变化吗？马克思主义者通常给予的肯定性回答，看来有着惊人的矛盾。不假定在“社会存在”方面也有相应的变化，①《自动化和主要技术变化：对工会规模、构成和功能的影响》（劳联－产联工业工会部，华盛顿，１９５８）第８页。②《自动化和主要技术变化：对工会规模，构成和功能的影响》（劳联－产联工业工会部，华盛顿，１９５８）第８页。能理解意识上的这种根本变化吗？即使承认意识形态的高度独立性，这种变化与生产过程的转变之间的联系也不利于作出这种理解。需求和愿望上的同化，生活标准上的同化，闲暇活动上的同化，政治上的同化，均来自工厂自身即物质生产过程的一体化。能否在并非讽刺的意义上谈论“自愿的一体化”（赛奇?马利特语），确实值得怀疑。在目前情况下，自动化的消极方面占据主导地位：急剧增长的技术性失业，经理地位的增强，工人日渐软弱和无能为力。晋升的机会减少了，因为经理更偏向工程师和大学毕业生。①然而，也存在着其它的趋势。那种有利于现行机械共同体的技术组织，也产②生了把工人同工厂融为一体的更大的相互依赖性。人们注意到工人“参加解决生产问题”的“热忱”，即“积极为解决明显与工艺有关的技术和生产问题而出谋献策的欲望。”③在某些技术最先进的部门，工人们甚至表现出对这种部门的持久兴趣——这是在资本主义企业中经常可见的“工人参与”的结果。关于法国阿姆贝斯高度美国化的卡尔台克斯炼油厂的动人描绘，也许有助于刻划这种趋势。这个工厂的工人意识到了使他们依附于这家企业的关系：①查尔斯.Ｒ．沃尔克《走向自动化工厂》（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７）第９７页以下各页。另见伊利.奇诺伊《汽车工人与美国之梦》（加登城，双日出版社，１９５５），随处可见。②弗劳伊德.Ｃ．曼和Ｌ．里查德.霍夫曼《自动化与工人：对电厂里社会变化的研究》（纽约，亨利.霍尔特，１９６０）第１８９页。③查尔斯.Ｒ．沃尔克《走向自动化工厂》（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７）第２１３页开始。　　职业的、社会的、物质的关系：他们在炼油厂学到的技艺，他们已经习惯了在那里建立的某些生产联系；在突然死亡、身患重病、丧失劳动能力以及最终年老体衰的情况下，他们仅仅因为自己属于这家工厂就可望获得各种社会福利，在他们一生中的生产时期之外也可以继续保证他们安全。因此，这种同卡尔台克斯炼油厂活生生的、不可断绝的联系，使得工人能够以出乎意料之外的关切和精明来思考有关这家工厂的财政经营问题。“企业委员会”的代表们，以股东们贡献于企业的忠实热忱，来检查和讨论公司的帐目。当工会因为需要新的投资而同意暂不满足自己的工资要求时，卡尔台克斯董事会的董事们，确实松了一口气。但是当代表们严肃地对待法国分厂伪造的资产负债表，并为这些分厂做出的不利交易而担忧的时候，董事们就开始表现出“合情合理的”焦虑，甚至敢①于在产品成本上竞争，提出节省费用的措施。①赛奇.马利特“技术工资”，见《舟》（巴黎１９５９年第２５期）第４０页。关于美国的一体化趋势，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一位工会领袖有一段令人吃惊的话：“许多次，……我们打算在工会大厦聚会，讨论工人已提出来的困难和我们解决困难的办法。到第二天我安排和经理会面时，问题已经解决了，工会没有因解决困难而博得信赖。这是争宠的战斗……。我们为公司所奋争的一切东西，现在正给予工人。我们必须找到的东西，是工人想要的而雇主却不情愿给他们的另外一些东西……。我们正在找这样的东西，我们正在找。”《劳工看劳工：对话》（圣巴巴拉：民主制度研究中心，１９６３）第１６页以下。（４）这样，新技术的劳动世界迫使工人阶级的否定立场日益衰弱：它不再表现为同现存社会活生生的矛盾。这一趋势因生产的技术组织对另一方，即对经理和指挥的影响，而①强化了。统治让位于行政管理。资本主义的老板和所有者正在失去作为责任总督的身份；他们在公司机器中正发挥着官僚的职能。行政人员和管理委员会的庞大等级制度，远远超出了个别机构而进入科学实验室和研究所、国家政府和国民活动中，剥削的有形根源消失在客观合理性的伪装背后。仇恨和破坏失去了其特定的目标，技术的面纱掩盖了不平等和奴役的再生产。在人隶属于他的生产设备的意义上，不自由随着作为它的工具的技术进步，以众多自由和舒适的形式被永恒化和强化。新的特点是，在这种不合理的企业中有压倒一切的合理性，以及那种塑造个人的个别冲动和激情，并模糊真假意识之区别的深刻的先决条件。事实上，无论是采用行政管理的控制（而不是采用饥饿、人身依附、暴力等肉体的控制），还是繁重劳动特点上的变化，无论是各个职业阶级的同化，还是消费领域里的平等，都没有弥补这样的事实：有关生与死、个人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决定，都是在个人不能控制的地方做出的。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隶，但仍然是奴隶，因为决定奴役的①还有无必要去指责“经理革命”的思想？资本主义生产是通过为私人吸取和攫取剩余价值而发放私人资本投资来进行的，资本是人对人统治的社会工具。推行股票持有权，使所有者与经营权相分离等等，”都不能改变这个过程的本质特点。　　“既不是顺从，也不是艰苦劳动，而是处于纯粹工具的地位，人退化到物的境地。”①作为工具，作为物而存在，这就是纯粹的奴役形式。如果这物有生命，并择取物质和精神养料，如果它没有感觉到它是一种物，如果它是漂亮、洁净、自动的物，这种奴役的存在方式并没有被消除。相反，由于物化凭借其技术形式而走向极权主义，组织者和管理者本人便越来越依赖于他们组织和管理的机器。这种相互依赖，不再是主人和奴隶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在争取相互承认的斗争中已被破坏），毋宁说是一种将主人和奴隶都封闭在内的恶性循环。是专家统治着那些把专家当作设计者和执行者来信赖的人，还是专家的统治就是那些人的统治？　　“……当代技术手段激烈竞赛的压力，已从责任政府官员们的手中夺回了创制权和做出重要决策的权力，并把这些权力交到技术专家、计划者和科学家的手中，这些人受雇于庞大的工业帝国，并对其雇主的利益负责。他们的职业是，发明新的武器系统，并说服军人相信其戎武生涯和国家的未来全仰仗于购买他们发明的东西。”②正如生产部门信赖军队是为了自卫和发展一样，军队也信赖①弗朗西奥斯.佩罗克斯《和平共处》（巴黎，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８）第三卷，第６００页。②斯图亚特.梅查姆《劳工与冷战》（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费城１９５９）第９页。公司，“不仅是为了它所需要的武器，而且也为了了解它需要哪种武器，这些武器值多少钱，以及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得到这些武器。”①恶性循环的确是社会的本来面目，这个社会由它所产生同时又遏制的增长着的需求所推动，按它预定的方向自我扩充并自我延续。这种生产力和压抑同时增长的链条，有没有被截断的前景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根据当前的发展来设想未来，假设一种相对规范的演进，即不考虑核战争的现实可能性。根据这种假设，敌人将“长期存在”，即共产主义将继续与资本主义并存。同时，资本主义有能力继续为日益增多的人维持甚至提高生活水平——尽管靠的是加紧生产破坏性手段、有条理地浪费资源和才能。即便有过两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制度造成的不可估量的物质和精神损失，这种能力还是表现出来了。这种能力的物质基础将继续体现在以下方面：（１）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技术的进步）；（２）基本人口出生率的提高；（３）永久性国防经济；（４）资本主义各国经济－政治的一体化，以及建立它们与不发达地区的联系。①斯图亚特?梅查姆《劳工与冷战》（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费城１９５９）第９页。但是，社会生产能力与其破坏性、压制性的使用之间的持续冲突，必然极力把技术装置的要求强加于群众，即取消多余的能力，创造购买为利润而销售商品的需求，以及为生产和增加商品而工作的欲望。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制度使趋于全盘行政管理，趋于完全依赖占统治地位的公共和私人的经理们的管理，加强了大型公有和私有公司的利益与其顾客和雇员的利益之间的前定和谐。只要劳动者本身仍然是一种支柱和肯定力量，无论是部分国有化还是劳动者广泛参与管理和利润分配，都不能改变这个统治制度。存在着各种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离心倾向。其中之一在技术进步即自动化中是内在固有的。我认为，广泛的自动化不只是机械化量的增长——它是基本生产力特点上的变化。受技术可能性限制的自动化，似乎同建立在生产过程中私人剥削人类劳动力基础上的社会不相容。在自动化成为一种现实以前近一个世纪的时候，马克思就预见了这个爆发性前景：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本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劳动表现为不再象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①自动化确实表现为发达工业社会强大的催化剂。在质变的物质基础上，它是爆炸性或非爆炸性的催化剂，是量转化为质的技术动因。因为，自动化的社会过程表达了这种转变，或者说劳动力的变质；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与个人相分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生产对象，因而成为一个主体自身。自动化一旦成为这种物质生产过程，会使整个社会发生革命。趋于完善的人类劳动力物化，将通过割断个人与机器①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下，第２１７—２１８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