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度的人-赫伯特-10

①伯特兰罗素《我的哲学发展》（纽约，西蒙和舒斯特，１９５９）第１７０—１７１页。②威尔海姆冯霍姆勃尔特《论人类语言的多样化》第１９７页。念）的联系，使得人们不可能想象语言的起源来自客体同语词而发生的意义化，以及它们的进一步结合：　　”在现实中，语言不是由以前的语词拼凑起来的，而①是相反，语词来自语言整体。”这里开始评论的这个“整体”，应该避免一切误解，也就是说，不要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实体、一个“完形”之类的东西。这个概念表达了潜在性和现实性之间的差别和张力——这种差别中的同一。它表现在性质（白的、硬的，还有美的、自由的、正义的）和相应概念（白、硬、美、自由、正义）之间的关系上。后者的抽象特点似乎标示着一些更具体的性质，这些性质是一种具体地被经验到的更一般而且更“卓越”的性质的部分现实化、方面、表现。由于这种关系，具体的性质似乎既代表着一般概念的实现，也代表着它的否定。雪是白色的，但不是“白”；一个姑娘可以是美丽的，甚至是一美，但不是“美”；一个国家可以因为它的人民享有某些权利而是自由的（同其它国家相比较而言），但它不是自由的根本化身。另外，概念只有在同它们的对立面的被经验到的对照中，才是有意义的，如白同不白的对照，美同不美的对照，否定性陈述有时能转换肯定性陈述，如“不白”代表“黑”或“灰”，“不美”代表“丑陋”。这些概括并不改变抽象概念和它的具体实现之间的关①同上书，第７４—７５页。系：一般概念标志着特殊实体是或不是的东西。转换可以通过重新概括非矛盾命题的意义而排除隐藏的否定，但未被转换的陈述则暗示着一种现实的要求。在抽象名词（美、自由）中，比在特殊的人、物或条件所具有的性质（“美的”、“自由的”）中，有更多的东西。实质的一般概念意指超越一切特殊经验的性质，但这些性质既不是作为想象力的虚构物，也不是作为纯逻辑的可能性，而是作为我们的世界由之组成的“材料”而固守在头脑里。任何雪都不是纯白，任何残忍的野兽或人都不是人们所知道的一切残忍，尽管人们在历史上和想象中具有一种几乎无穷无尽的认识力量。现在，在一大批概念（我们敢说，这些是哲学上中肯的概念）上，一般和特殊之间的量的关系具有着一种质的意义，抽象的一般似乎标明着在具体的历史的意义上的各种潜在性。不管对“人”、“自然”、“正义”、“美”或“自由”如何定义，它们都把经验内容综合成一些观念，这些观念超越了它们作为某种应被超越和克服的东西的特殊实现。因此，美的概念包括一切尚未实现的美，自由的概念包括一切尚未达到的自由。或者用另一个例子说，“人”这一哲学概念着眼于充分发展起来的人类才能，这些才能是人的独特才能，表现为人们实际生活在其中的状况的可能性。这一概念清楚地表达了被视为“典型人类”的性质。这一模糊的术语可以阐明这样的哲学定义的模糊性，即，这些定义汇集了那些同其它生物相对照而从属于一切人的性质，同时要求这些性质是人的最充①分或最高的实现。因此，这些一般概念是根据事物的潜在性来理解事物的特殊状况的概念工具。它们是历史的和超历史的；它们使构成经验世界的材料概念化；它们着眼于这种材料的可能性，根据这些可能性的实际限制、压制和否定，使这种材料概念化。不论是经验还是判断，都不是私人的。这些哲学概念是在对历史连续体内的总条件的意识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它们受到了一个特定社会的个人立场的精心阐释。不管思想的材料在哲学或科学理论中变得多么抽象、一般或纯粹，都是历史的材料。怀特海的《科学和现代世界》承认并明确陈述了思①这种强调一般概念的规范特点的解释，可以同希腊哲学中的一般概念观联系起来，即，认为最一般的是最高的、最“卓越的”，因而是真正的实在：“……一般性不是一个主语，而是一个谓语，正是指称在最高级的优秀表现中蕴含的第一性。这就是说，一般性之所以是一般的，正是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象’第一性，所以，它不是在逻辑的一般概念或类概念的意义上是一般的，而是在一种规范的意义上，这种规范只是靠普遍的粘合剂而打算把多样化的部分统一成一单个整体。至关重要的是要相信。这个总体和它的部分的关系不是机械的（整体＝它的部分之和），而是内在地目的论的（整体＝有别于它的部分之和）。这种内在地目的论的观点把整体当作机能的而无意图的，这种观点就它同生命现实的关联来说，并不唯一地甚至首要地是一个“有机论”范畴。相反，它扎根在卓越性内在固有的机能上，这种机能正是在使其‘高贵化’的过程中来统一多样化的，卓越性和统一性是多样化充分实现的根本条件，甚至是多样化本身的条件。”哈罗德Ａ．Ｔ．赖歇“因为第一而一般”，见《亚里士多德神学中的前苏格拉底动机》（马萨诸塞州技术研究所，坎布里奇，１９６１，人性出版物，第５２期）第１０５页以下。想的这些“永恒对象”的抽象一般的同时又是历史的特点：①　　“永恒对象……在其本性上是抽象的。我用‘抽象的’意指一个永恒对象本身所是的东西，即它的本质，无需涉及某种特殊经验便可理解的东西。成为抽象的，就是去超越实际发生的特殊场合。但超越一个实际场合并不意味着同它脱离联系。恰恰相反，我认为每一个永恒对象都同一个这样的场合有它自己的妥当联系，我把这称作它侵入这个场合的方式。”“因此，一个个永恒对象的形而上学地位，就是对一种现实性来说一种可能性的地位。在其特点上，它对每一实际场合的确定，靠的是这些可能性对这一场合来说如何被现实化。”关于现实可能性的经验、设计和预期的因素，以假说这样的体面形式，或以“形而上学”这样的不体面形式，进入了概念的综合中。不论在何种程度上，这些因素都是非现实的，因为它们超越了既定的行为领域，从简洁性和精确性上来看，它们甚至是要不得的。肯定，在哲学分析中，　　“很难指望有真正的进展，把我们的世界扩展到足②以包括所谓可能的实体”，但这完全取决于如何应用奥康剃刀，也就是说，应切除哪些可能性。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生活组织的可能性，同一个戴①怀特海《科学和现代世界》（纽约，麦克米兰，１９２６）第２８８页以下。②Ｗ．Ｖ．Ｏ．奎因《从逻辑的观点来看》第４页。绿帽子的人明天出现在门口的可能性，没有丝毫共同之处，但用同一种逻辑来对待它们，则可以诽谤要不得的可能性。奎因批评把可能的实体引进来，他写道，这种　　“人口过剩的世界在许多方面是不可爱的。它触犯了我们欣赏荒凉风景的美感，但这还不是它最坏的东西。①〔这种〕可能事物的贫民窟是混乱因素的培养基。”当代哲学极少对它的意图和它的功能之间的冲突做出比这更真实的概括。“可爱性”、“美感”和“荒凉风景”的这种语言综合症，唤醒了尼采思想的自由气氛，去侵犯法律和秩序，而“混乱因素的培养基”则属于调查和情报当局说出的语言。从逻辑的观点看不可爱而混乱地出现的东西，可以包含着一种不同秩序的可爱的因素，因而可以用来作为建造哲学概念的一部分本质材料。不论是最精细的美感还是最精确的哲学概念，都不阻碍历史。混乱的因素进入了最纯洁的思想中。这些因素还脱离了社会基础，而且它们从中抽象出来的内容指导着抽象过程。于是，“历史决定论”的幽灵产生了。如果思想的出发点是继续在抽象过程中起作用的历史条件，那么，是否存在着客观的根据，能把思想设计的各种可能性区别开来，把各种不同的冲突着的概念超越方式区别开来？而且，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不能只涉及不同的哲学设计。就哲学设计是意识形态①Ｗ．Ｖ．Ｏ．奎因《从逻辑的观点来看》第４页。的而言，它是历史设计的一部分，即，它从属于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和水平，而批判的哲学概念涉及到（不管多么间接！）社会发展的多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因此，寻求判断不同哲学设计的标准，导致寻求能够判断不同的历史设计和选择目标、判断不同的理解和改造人与自然的实际的或可能方式的标准。我将只提出一些命题，表明哲学概念的内在历史特点远不是排除客观的有效性，而是为哲学概念的客观有效性确定基础。当哲学家为自己说话和思考时，他是从他的社会的一个特定立场上来说话和思考的，而且他的说话和思考具有被这个社会传播和利用的内容。但他在这样做时，他的言论和思考进入了一个共同的事实和可能性领域中。通过各种经验的个别力量和层次，通过各种不同的指导思想方式从日常生活事务走向科学和哲学的“设计”，一个集合主体和一个共同世界的相互作用继续保持着一般概念的客观有效性。它之所以是客观的：（１）靠的是同进行欣赏和理解的主体相对立的物质（材料）。概念形态是由不能分解成主观性的物质结构（即使这一结构完全是数理逻辑的）决定的。概念如果靠那些并不属于它的对象的属性和功能来定义对象，那么概念就不可能是有效的（例如，不能把一个人定义成同另一个人同一的，不能把人定义成永远年轻的）。然而，物质正视历史领域中的主体，客观性是在一种开放的历史地平线上出现的；它是可变化的。（２）靠的是概念在其中得以发展的特定社会结构。这一结构对各个领域的一切主体都是共同的。这些主体存在于同样的自然条件、同样的生产制度、同样的开发社会财富的方式、同样的过去遗产、同样的可能性范围之内。阶级、集团、个人之间的一切差别和冲突都是在这一共同框架内展现的。思想和知觉的对象，因为它们都先于一切“主观的”解释而呈现于个人，所以共同具有某些首要性质，从属于实在性的两个层次：（１）从属于物质的物理（自然）结构；（２）从属于物质在集体的历史实践（这种实践使物质成为主体的对象）中所获得的形式。客观性的这两个层次或方面（物理的和历史的）是相互联系的，以致不能彼此相隔离；历史的方面决不可能被彻底排除掉，只剩下“绝对的”物理方面。例如，我曾力图表明，在技术的现实中，客观世界（包括主体）被经验为工具的世界。技术的背景预先决定着对象呈现的形式。对象在科学家面前先验地表现为在一个有效的数理逻辑体系中易于组合的自由价值因素或关系复合体；而且对象在常识面前表现为劳动或闲暇、生产或消费的材料。因此，对象－世界是一个特定历史设计的世界，而且在这种把物质组织起来的历史设计之外是决不可达到的，对物质的组织同时既是理论事业，也是实践事业。我之所以一再使用“设计”一词，是因为在我看来这个词最清楚地强调了历史实践的特点。它来自在许多理解、组织和改造现实的方式中对一种方式的决定性选择和把握。这一最初选择确定了在这种方式上展开的可能性范围，并排除了和这种方式不相容的可以替代的可能性。现在我要为不同历史设计的真理价值提出一些标准。这些标准应涉及到一个历史设计实现既定可能性（不是形式的可能性，而是那些牵涉到人类存在方式的可能性）的方式。这种实现实际上是在各种历史状况中进行的。每一既定的社会都是这样的实现；而且，它总要预断可能的设计的合理性，把这些设计保持在它的框架内。同时，每一既定的社会都面临着一种性质上不同的历史实践的现实性或可能性，这种实践可以摧毁现存的制度框架。既定的社会已经证明了它作为历史设计的真理价值。它已成功地组织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斗争；它（或多或少充分地）再生并保护了人类生存（总存在着一些例外，如那些被叫做被遗弃者、外来敌人和这种制度的其他牺牲品的人）。但作为对这一充分实现的设计的反对，出现了其它设计，其中一些会全盘改变既定设计。这尤其是指这样一种超越性设计，即客观历史真理的标准最好能被概括为它的合理性的标准：（１）超越性设计应符合在已达到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水平上展现的现实可能性。（２）超越性设计为了证明既定总体是假的，必须在以下三重意义上证明自身有更高的合理性.（ａ）它提出一种保存并改进文明的生产成就的前景；（ｂ）它在其根本结构、基本倾向和关系上来确定既定总体；（ｃ）它的实现将在一种制度的框架内为生存安定提供更大的机会，而这种制度又为人类需求和才能的自由发展提供更大的机会。显而易见，特别是在这后一陈述中，这种合理性概念包含着一种价值判断。我再重复一下我前面说过的话：我相信，理性的概念起源于这种价值判断，真理的概念不能脱离理性的价值。“安定”，“人类需求和才能的自由发展”，这些概念可以根据可利用的精神和物质资源及才能以及它们为减少生存斗争时系统的使用，从而在经验上得以确定。这就是历史合理性的客观基础。如果历史连续体为确定不同的历史设计的真理性提供了客观基础，那么它是否还决定着这些设计的后果及它们的界限呢？历史的真理性是可以比较的；可能之物的合理性取决于实际之物的合理性，超越性设计的真理性取决于实现过程中设计的真理性。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是在它的成就的基础上被证明虚假的；如果资本主义被共产主义证明是虚假的，那么根由就在它自身的成就之中。连续性是通过决裂而保留下来的。如果量的发展触及到了一个既定体系的根本结构，那么它就成了质的变化；如果在体系的内在发展过程中，体系的潜在性在速度上超过了它的制度，那么现存的合理性就成了不合理的。这种内在的反驳依赖于现实的历史特点，而且这一历史特点给了理解这个现实的概念以批判的意图。这些概念认识到并预见到既定现实中的不合理之处，它们设计着历史的否定。这种否定是一种“决定性的”否定吗？也就是说，一种历史设计一旦成为一个总体，它的内在连续性是否必然被这一总体的结构所预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设计”一词就是靠不住的。凡作为历史可能性的东西，或迟或早会是现实的；把自由定义为被理解的必然性，这会具有一种它并不具有的压抑性涵义。所有这一切也许无关紧要。紧要的是这种历史决定性会（尽管有各种精致的伦理学和心理学）为文明继续在犯的反人道罪行开脱责任，因而促使这种罪行继续存在下去。我提出“决定性的选择”一词，以便强调自由侵入历史必然性之中！这个词不过是精练了这样一个命题：人们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却是在既定条件下创造的。被决定的是：（１）在一个历史体系内作为潜在性和现实性的冲突表现而发展起来的特定矛盾；（２）这个体系可利用的物质和精神资源；（３）理论自由和实践自由同这个体系相容的程度。这些条件敞开了发展和利用现有资源的可供替代的可能性，“谋生”和组织人与自然的斗争的可供替代的可能性。因此，在既定状况的框架内，工业化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在集体或私人的控制下，甚至只在私人的控制下，按不同的进步方向并以不同的目的来进行。选择首先（只是首先！）是那些已经控制了生产过程的集团的特权。他们的控制为整体设计了生活方式，继之而来的奴役的必然性是他们的自由的结果。能否消除这种必然性，取决于引入新的自由，这种自由只能是那些把既定必然性理解成不可忍受的痛苦，理解成非必然性的人们的自由。这一辩证过程，作为历史的过程，牵涉到意识，即识别并把握解放的潜在性。因此，它牵涉到自由。就意识是由现存社会的迫切需要和利益来决定的而言，它是“不自由的”；就现存社会是不合理的而言，对那种只在反对现存社会的斗争中存在的更高的历史合理性来说，意识成了自由的。否定性思想的真理性和自由在这个斗争中获得了它们的基础和理由。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是唯一作为革命力量的历史解放力量；如果无产阶级已经意识到自身，意识到构成这个社会的条件和过程，便会发生对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否定。这种意识既是否定性实践的一个因素，也是它的一个前提。这种“如果”对历史进步是根本的，它是一种自由（和机会）的因素，这种因素展现了征服既定事实的必然性的可能性。离开了它，历史就会重新陷入未征服的自然之黑暗中。我们前面遇到过自由和解放的“恶性循环”；在这里它再现为决定性否定的辩证法。对现存条件的（思想和行动的）超越，以这些条件内部的超越为前提。这种否定性自由，即摆脱既定事实的压抑性的意识形态权力的自由，是历史辩证法的先验性；它是在历史决定中并违背历史决定的选择和决策的因素。任何既定的替代品，本身都不是决定性的否定，除非它被自觉地把握，以便打破不可容忍的条件的权力，获得靠占主导地位的条件而成为可能的更合理、更合逻辑的条件。无论如何，在思想和行动的运动中产生的合理性和逻辑，都是应被超越的既定条件的东西。否定是在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它是在一个处在现行的设计之内并超越这个设计的历史设计，它的真理性是在经验的基础上被决定的机会。然而，一个历史设计的真理性，不是因为成功而事后生效的，也就是说，不是因它被社会所接受并实现，它就是有效的。伽利略的科学在它受到谴责时，就是真实的；马克思的理论在《共产党宣言》时期就已是真实的；法西斯主义即使在它国际范围内的上升时期，仍是虚假的（“真实的”和“虚假的”总是在上面确定的历史合理性的意义上而言的）。现时期，一切历史的设计都趋于围绕着两个冲突着的总体（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两极分化，结果似乎取决于两类对抗性因素：（１）更大的破坏力量；（２）更大的无破坏性的生产力。换言之，更高的历史真理性属于那种提供更大的安定机会的体系。　　　　第九章　自由的灾难实证思维及其新实证主义哲学，敌视合理性的历史内容。这种内容决不是那种能或不能被包括在分析之中的外来因素或意义。它作为组成因素而进入概念思维中，并决定着它的概念的有效性。由于现存社会是不合理的，所以依据历史合理性而进行的分析便把否定性因素（批判、矛盾和超越）引入概念中。这种否定性因素不能和实证性因素相同化。它在整体上、意图和效力上改变了概念。因此，在对作为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独立”力量的资本主义经济或非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中，只要否定性特点（生产过剩、失业、不稳定、浪费、压制）只表现为或多或少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表现为增长和进步事情的“另一面”，这些否定性特点就没有被理解。诚然，极权主义的管理可以促进有效的开发资源；核军备可以通过巨大的购买力而提供成百万个职业；艰难和溃疡可以是获得财富和责任的副产品；领导人致命的差错和罪行可以只是生活方式问题。人们自愿赞同经济和政治的疯狂性，并且相信它。但是，这种对“阴暗面”的认识是稳固事态、统一对立面、抵制质变的一部分，因为它从属于一种彻底无望或完全预定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把自己的家园建立在一个把不合理的东西当作理性的世界上实证思维的宽容是一种被迫的宽容，但不是被恐怖主义的力量所迫，而是被技术社会压倒一切的无形的权力和效率所迫。这样一来，它就渗透进了一般意识之中，包括批评家的意识。否定的东西被实证的东西所同化，这在日常经验中是有效果的，这种日常经验模糊了合理的现象和不合理的实在之间的区别。下面是关于这种和谐的几个平庸例子：　　（１）我开着一辆新汽车。我体验到它的漂亮、明亮、功力和便利性。但后来我意识到，在相对不长的时间内，这车将坏掉，需要修理，它的漂亮外观是廉价的，它的功力是不必要的，它的设计尺寸是愚蠢的，而且我也找不到一个停车场。我开始考虑，我的汽车是三大汽车公司之一的产品。这些公司决定着我的汽车的出现，使它既美观又廉价，既有大功力又有防震性，既起作用又很快被废弃。在某种意义上，我感到自己受骗了。我相信这辆汽车不是它能是的样子，造更好的汽车可能只需要更少的钱。但我又想到，别的家伙也得生活，工资和税收太高，赚点钱是必要的，我们现在有车总比以前没车要好得多。于是，现象和实在之间的紧张状态消失了，二者合并进一种有点令人愉快的感情中。（２）我在乡间散步。万物皆是其本来面目，自然处在最佳状态。小鸟、太阳、柔软的青草、山上的树木尽收眼底，周围空旷无人，没有收音机的声音，闻不到汽油味。我走着走着，小道转了弯，来到了公路上。我又回到了广告牌、加油站、汽车游客旅馆和客栈中间。此时我醒悟过来，我刚才是在一个国家公园里，现在这已不是现实。它是一种“保留地”，是象稀有货币一样被保留起来的东西。如果不是有了政府，广告牌、红肠面包摊和汽车游客旅馆早就侵占了这块自然保护区。于是，我感激政府，我们有这块自然保护区总比没有强……。（３）晚间高峰期的地铁里。我看到人们个个都四肢疲惫无力，一脸怒容，仿佛有一触即发之势。但也不过如此。他们读着书，或者说沉浸在报纸杂志和通俗读物中。然而，两小时过后，这些人除去身上的汗臭味，洗得干干净净，换上新衣服，还是愉快的和温和的，并发出真正的笑声，忘记（或者记住）了一天的辛苦。他们大多数人将在家里享受庄重的团聚幸福或孤独感。这些例子可以解释实证性东西和否定性东西的幸福联姻，即粘附在经验材料上的客观模糊性。它之所以是客观模糊性。乃因为我的感觉和反映上的变化符合经验事实实际上相互联系的方式。但这种相互联系，一旦被理解，便驱散了和谐的意识及其虚假的现实主义。批判的思想力图确定现存合理性（它开始日渐明显起来）的不合理特点，并确定那些使得这种合理性自身发生变化的趋势。这种变化之所以是合理性“自身”的变化，乃是因为这种合理性作为历史的总体，发展起一些力量和能力，这些力量和能力本身已成为超越现存总体的设计。它们是先进技术合理性的可能性，所以，它们牵涉到整个社会。技术的转变同时也是政治的转变，但政治的变化只有当它能改变技术进步的方向，即发展一种新技术时，才会变成社会的质变。因为现存技术已经成为破坏性政治的一个工具。如果为了平息生存斗争而有计划地利用技术的话，那么这种质变就会是向更高的文明阶段的转变。为了指明这一陈述的干扰性含义，我提出，技术进步的这种新方向会使既定方向发生灾难，不仅盛行的（科学的和技术的）合理性会有量的进化，而且它还会发生灾难性的改造，会出现一种新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观念。这种新的理性观念表现在怀特海的命题中：“理性的功能是促进生活的艺术。”①根据这一目的，理性是“对环境的进攻方向”，它出自“三重迫切要求：（１）生活，（２）生活好，（３）生活更好。”②怀特海的命题似乎既描述了理性的实际发展，也描述了它的挫折。或者说，这些命题似乎提出，仍应去发现、认识①Ａ．Ｎ．怀特海《理性的功能》（波士顿，灯塔出版社，１９５９）第５页。②同上书，第８页。和实现理性，因为迄今为止理性的历史功能还是压制甚至摧毁生活、生活好、生活更好的渴望，或者拖延实现这种渴望，要求为实现这种渴望而付出高昂的代价。在怀特海关于理性功能的定义中，“艺术”一词内含着决定性的否定因素。理性，在其对社会的应用上，迄今为止一直同艺术相对立，而艺术则被特定为不合理的，即不屈服于科学的、技术的和操作的理性。统治的合理性已经把科学的理性同艺术的理性割裂开来，或者说，它已证明艺术的理性是虚假的，把它并入统治的领域中。这是一种十足的割裂，因为从一开始科学就包含了美学的理性、想象力的自由表现甚至蠢动、改造的幻想；科学曾沉溺于对可能性的合理化之中。然而，这种自由表现曾造成了它诞生于其中并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遍不自由；科学玩弄的可能性过去也是解放的可能性，即更高真理的可能性。科学、艺术和哲学之间有起源上的联系（在统治和匮乏的领域里）。它是对现实的东西和可能的东西、外表的真理性和真正的真理性之间差异的意识，努力理解并把握这种差异。表现这种差异的一个首要形式，是神与人、有限性与无限性、变化与永恒之间的区别。现实的东西和可能的东西之间的这种神话般的相互联系，在科学思想中幸存下来，并继续被导向一种更合理和更真实的现实。在和柏拉图形而上学的理念同样的意义上，数学过去被认为是现实的和“好的”。那么，为什么后者发展为科学，而前者仍然是形而上学呢？最明显的回答是，在很大程度上，科学的抽象在对自然的实际征服和改造中提出并证明了自己的真理性，而哲学的抽象却没有这样，而且也不可能这样。因为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是在一种生活的法则和秩序内进行的，而哲学超越了这种法则和秩序，使它服从于具有一种不同的法则和秩序的“健康生活”。这另一种秩序以充分摆脱艰难、无知和贫困的自由为前提，因而在哲学思想的起源和发展上，始终是不现实的，而科学思想可继续应用于一种日益强大的普遍的现实。最终的哲学概念依然是形而上学的；它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依据现存言论和行动领域被证实。如果是这么回事，那么形而上学的问题，特别是形而上学命题的意义和真理性问题，就是一种历史的问题。也就是说，是历史的条件，而不是纯认识论的条件，决定着这些命题的真理性、认识价值。象所有断言自身真理性的命题一样，形而上学的命题应是可证实的；它们应该停留在可能的经验领域内。这一领域同现存领域决不是共存的，而是尽力延伸，直到通过改造现存领域，用现存领域提供或禁止的手段创造出一个世界。在这种意义上，可证实的范围是在历史过程中增长的。因此，关于健康生活、健全社会、永久和平的思辨，获得了一种不断增长的现实主义内容；在技术的基础上，形而上学的趋于成为物理的。再者，如果形而上学命题的真理性是由它们的历史内容决定的，即由它们确定历史可能性的程度决定的，那么，形而上学和科学之间的关系在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就是历史的。至少，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圣西门的三阶段法则的一部分仍是有根据的，因为它规定形而上学的阶段先于文明的科学阶段。但这一顺序是最终的顺序吗？或者说，对世界的科学改造是否包含着它自己的形而上学超越？在工业文明的发达阶段，科学合理性转化为政治权力，表现为历史选择发展中的决定因素。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权力是否走向它自身的否定，即趋于推进“生活的艺术”？在现存社会内，科学合理性的继续应用，会随着一切社会必要的但对个人是压抑的劳动（“社会必要的”在这里包括一切能被机器更有效地执行的操作，即使这些操作产生的是奢侈和浪费，而不是必需品）的机械化，而达到一个终点。但这一阶段也将是科学合理性在其现存结构和方向上的终结和界限。进一步的进步将意味着破坏，量转化为质。它将展现一个本质上新的人类现实的可能性，即在实现了根本需要的基础上生活在自由时间里。在这些条件下，科学的设计将自由地趋于超功利的目的，将自由地趋于超越统治的必要性和奢侈性的“生活艺术”。换言之，技术现实的完善将不仅是超越技术现实的先决条件，而且也是其基本原理。这将意味着把科学和形而上学之间的传统关系颠倒过来。那些根据非精确的或行为的科学术语来确定现实的观念，将作为对世界的科学改造之结果，而失去它们形而上学的或情感的特点；科学的概念将设计并确定自由安定生存的可能的现实性。对这些概念的精心阐释将不仅仅意味着现行的科学继续进化，而且还将牵涉到迄今为止曾造成不自由的生活的整个科学合理性有所变化，将意味着出现一种新的科学观念、理性观念。如果技术设计的完成要求同现有的技术合理性决裂，那么这种决裂反过来又取决于技术基础本身的继续存在。因为正是这一基础使得满足需求和减轻艰难困苦成为可能，它仍然是人类一切自由形式的基础。质的变革在于重建这一基础，即着眼于不同的目的来发现它。我已经强调过，这并不意味着复活那些作为对人和自然的科学技术改造之补充的精神“价值”或别的“价值”。恰恰相反，科学和技术的历史成就已经使得价值向技术任务的转化（价值的物质化）成为可能。结果，至关紧要的是用技术的术语把价值重新定义为技术过程中的因素。这些新的目的，作为技术的目的，将在设计中，在机械化的构造中，而不只是在机械的使用中，发挥作用。而且，这些新的目的甚至表现在构造科学假说上，纯科学理论上。科学从第二性质的定量化出发，将进而使价值定量化。例如，为满足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的根本需要而用的最少限度的劳动和达到的满足程度，就是可计算的——假若是为这一目的而使用可利用的资源，而又不受其它利益限制，不妨碍为这个社会的发展所必需的资本积累的话。或者说，可达到的摆脱匮乏的范围是可以定量的。或者说，在同样的条件下照顾老弱病残者的程度是可以计算的，即可能减轻焦虑，可能摆脱畏惧的程度是可以定量的。阻挡这种物质化的障碍，是可确定的政治障碍。工业文明已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在一个人对人的生活的向往问题上，脱离终极原因的科学抽象，即使用科学本身的话来说也是过时的。科学本身已能够使终极原因成为科学的正当领地。社会“通过技术领域的兴盛和扩大，应该把原来被错误地视为伦理学的、有时视为宗教的终极性问题，当作技术的问题。技术的不完善造成了对终极性问题的崇拜，并①使人隶属于他视为绝对者的目的。”在这种意义上，“中立的”科学方法和技术成了一个历史阶段的科学和技术，这个历史阶段正在被它自身的成就所超越，即已经达到了它自身的决定性的否定。形式上的形而上学自由观念，不是同科学和科学方法相分离，听任主观的偏爱和不合理的先验法令，而是成为科学的正当对象。但这一发展使科学面临着要被政治化的不愉快的任务，即承认科学的意识是政治的意识，科学的事业是政治的事业。因为把价值转化为需求，把终极原因转化成技术可能性，这是征服那些压迫性的未被控制的社会力量和自然力量的一个新阶段。它是一种解放行动：　　“人把自身从对每一事物的终极性的隶属状态中解放出来，学会创造终极性，组织一个他对之进行判断和评价的‘终极化的’整体。人通过自觉地组织终极性来②克服奴役。”①吉尔伯特西蒙顿《技术对象的存在方式》（巴黎，奥毕尔，１９５８）第１５１页（我加的着重号）。②同上书，第１０３页。然而，当科学和技术在方法上自我组成政治事业时，它们将超越它们过去所处的阶段。由于它们的中立性，它们去屈服于政治并违背了它们作为政治工具的内在职能。现在，对终极原因的技术新定义和技术控制，是摆脱一切妨碍人类需求的满足和人类才能的进化的特殊利益，去建造、发展和利用物质和精神资源。换言之，它是那种作为人的合理事业，是人类的合理事业。因此，技术可以历史地纠正不成熟地把理性和自由相等同的作法，因为根据这种等同，人可以在压迫的基础上在自行循环的生产力进步中成为自由的或保持着自由。如果技术是在这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话，那么技术进步本身决不可能导致这种纠正。这种纠正要求进行政治上的倒转。工业社会拥有把形而上学的东西改造成物理的东西、把内在的东西改造成外在的东西、把心灵的冒险改造为技术的冒险的工具。“灵魂工程师”、“头脑收缩者”、“科学的管理”、“消费的科学”这些可怕的术语（和现实）集中体现了（以不幸的形式）日益把不合理的东西、“精神的”东西合理化，否定了唯心主义的文化。但技术合理性的完善，在把意识形态转化为现实时，也将超越唯物主义同这种文化的对立。因为把价值转化为需求是一个双重过程：（１）物质的满足（自由的物质化），（２）在满足的基础上自由发展需求（非压抑的升华）。在这一过程中，物质的才能和需求同精神的才能和需求之间的关系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思想和想象力的自由发挥，在实现人和自然的安定生存中具有着一种合理的指导性功能。于是，正义、自由和人道的观念在它们能具有真理性和道德心的唯一基础上，获得了它们的真理性和道德心，即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合理地组织必然性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