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度的人-赫伯特-9

以这种被删节的形式，经验的世界成了实证思维的对象。新实证主义探究、揭露并澄清一切模糊之物和含混之处，但它不关心大的和一般的模糊性和含混性，即现存的经验领域。它肯定是不关心的，因为这种哲学采用的方法怀疑或“转换”那些有助于理解既定现实的压抑和不合理的结构的概念，即否定性思维的概念。这种由批判性思维向实证性思维的转变，主要发生在对一般概念的治疗上。一般概念向操作和行为术语的转换，是和前面讨论的社会学的转换密切配合的。人们曾极力强调哲学分析的这种疗法特点，治疗幻想、骗术、含混之物、难解之谜、不可回答的问题，治疗幽灵和鬼怪。那么，谁是病人呢？显然是某种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和语言不符合日常言论的用语。在这种哲学中的确有一大群精神分析家，他们进行分析，却不用弗洛伊德的基本见解，即病人的病根就在一种不能靠分析疗法来治愈的总疾病中。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弗洛伊德认为，病人的疾病是对他生活在其中的病态世界的抗议反应。但医生应该漠视这个“道德”问题。他应该恢复病人的健康，使他能够在他的世界中正常起作用。哲学家不是医生，他的职业不是治疗个人，而是理解个人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根据世界已为人做的事情和能为人做的事情来理解它。因为哲学（在历史上，而且它的历史仍是有效的）同维特根斯坦想使它成为的样子相反。维特根斯坦宣称，哲学是对一切理论的抛弃，是“听任每一事物自便”。哲学知道的最无用的“发现”，莫过于“给哲学以和平，这样它就不再被那些自身成问题的问题所折磨”。①最非哲学的格言，莫过于巴特勒主教修饰Ｇ．Ｅ．穆尔《伦理学原理》的声明：“每一事物都是它现实的样子，唯此而已”——除非这个“是”被理解为意指真正存在的东西同被造成的东西之间质的差别。新实证主义的批判仍然不遗余力地反对形而上学的概念，而促动它的东西是精确性概念，这种概念既非形式逻辑的，亦非经验描述的。不论是到逻辑和数学的分析纯粹性中去寻找精确性，还是到与日常语言保持一致中寻找精确性（这是当代哲学的两极），都同样是拒斥或贬低那些超越被认可的有效体系的思想和言论因素。这种敌意，即使在它采取宽容形式的地方——即，在意思和意义的一个孤立方面权且承认这些超越因素有某种真理价值（诗的真理、形而上学的真理）——也是最广泛的。因为正是留出特定的保留地，允①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５１页。许思想和语言合法地不精确、模糊甚至矛盾，才是最有效地保护规范的言论领域免遭不合适的观念严重干扰的方式。凡在文学中包含的任何一种真理，都是“诗的”真理，凡在批判的唯心主义中包含的任何一种真理，都是“形而上学的”真理——即使它有效力，也无补于日常言论和行为，而且哲学也不去适应日常言论和行为。这种新形式的“双重真理”学说，否定超越性语言同日常语言的相关性，宣称它们完全是互不干涉的，从而认可了一种虚假意识。而实际上前者的真理价值正在于它同后者相关联并互相干涉。在人们的思维和生活受到压抑性的条件下，思想（任何在现状中不局限于实用倾向的思维方式）只有靠“躲在”事实“背后”，才能认识事实并对事实作出反应。经验面前出现了一块进行遮掩的幕布，如果这个世界是直接经验幕布后面的某种东西的现象的话，那么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居于这幕后的正是我们本身。我们本身，不象在语言分析中那样，作为常识的主体，也不是作为“净化了的”科学计量的主体，而是作为人同自然和社会的历史斗争的主体和客体。事实就是它们在这种斗争中所表现的东西。它们的实际性即使仍然具有野蛮的未征服的本性，也是历史的。这一在思想上对既定事实的解决乃至颠覆，是哲学和哲学向度的历史任务。科学方法也超越了这些事实，甚至反对直接经验的事实。科学方法在现象和实在之间的紧张状态中发展起来。然而，思想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中介是根本不同的。在科学中，中介是被剥掉一切其它性质的观察、测定、计算、试验的主体；抽象的主体设计并确定着抽象的客体。相比之下，哲学思想的客体同意识相关联，意识把具体的性质引入概念，引入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哲学的概念保持并解释了前科学的中介（日常实践、经济组织、政治行动的作用），这些中介已经创造了实际上存在的对象－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事实都是一个历史连续体内的事件、现象。科学同哲学的分离，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事件。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过去是哲学的一部分，因而是“第一科学”（本体论）的准备。亚里士多德的物质观有别于伽利略和后伽利略的物质观，不仅表现在科学方法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对现实的不同“层次”的发现），而且还可能最主要地表现在不同的历史设计上，以及旨在建立不同的自然和社会的不同的历史事业上。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在客观上不利于对自然的新经验和理解，不利于历史地建立新的主体和对象－世界，因此，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虚假化退回到了过去的被超越的经验和理解。不管哲学的概念是否被并入科学之中，哲学的概念都是同日常论域相矛盾的，因为这些概念仍然包含着一些在说出的言词、公开的行为、可知觉的条件或倾向、盛行的嗜好中未实现的内容。因此，哲学的领域仍然包含着“幽灵”、“虚构”和“幻想”，这些东西也许比它们的对立面更合理，因为它们识别了盛行的合理性的界限和骗术。它们表达了维特根斯坦反对的经验，即，“同我们预先接受的观念相反，思考①‘如此这般’是可能的，不管它意味着什么。”忽视或清除这一特定的哲学向度，已使当代实证主义陷①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４７页。入一个在综合上枯竭的学术具体性的世界，并制造了比它所摧毁的虚幻问题更虚幻的问题。哲学表现的最深奥的严肃精神，莫过于在“形而上学的和表意符号的语言”研究中对三个瞎耗子的解释那样的分析中所显示的严肃精神，它讨论“根据纯粹表意符号原理来人为建造的三个天生瞎耗子的不①对称顺序。”也许这个例子用得不公正。然而，可以公正地说，最深奥的形而上学也未曾表现出象那些在归纳、转化、描述、名称、专名等问题上产生的担心一样人为而费解的担心。既严肃又开玩笑似地熟练举出一些例子：司各脱和《波动》的作者之间的差别；法兰西现国王的秃头；张三在大街上碰到或不碰到“普通纳税人”李四；我此时此地看到了一块红补丁，我说“这是红的”；或者表明人们经常描述激动、剧痛、悲痛、震动、扭疼、发痒、刺痛、寒冷、热烈、沉重、眩晕、渴望、②冻结、消沉、紧张、咬痛和震惊之类的感觉。这种经验主义用一个概念或感觉上的零碎、只言片语（后被组织成哲学）的世界，来取代它所仇恨的形而上学幽灵、神话、传说和幻想的世界。所有这一切不仅是合理的，甚至也是正确的，因为这显示了非操作的观念、激情、记忆和形象在何种程度上已成为可牺牲的、不合理的、混乱的或无意义的。①玛格丽特马斯特曼，见《本世纪中叶的英国哲学》，Ｃ．Ａ．梅西编（伦敦，艾伦和昂温，１９５７）第３２３页。②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第８３页。在清除这种大杂烩时，分析哲学使目前的现实技术组织中的行为概念化了，但它也接受了这种组织的裁决；对旧的意识形态的抛弃，成了新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不仅抛弃了幻想，而且也抛弃了这些幻想中的真理。这种新的意识形态表现在这样的表述上：“哲学只陈述每一个人所赞同的东西”，或者，我们语词的共同主干蕴含着“人们发现值得描绘的一切特性”。这一“共同主干”是什么呢？它能以任何适当的转换而包含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本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马克思的“雇佣劳动”吗？它能包含诗的语言的关键词和超现实主义散文的关键词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是否按它们的否定涵义来包含它们（即，使日常用法的领域失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人们发现值得描绘的一整套特性便被拒斥，被清除到虚构或神话的王国；一个残缺不全的虚假意识便被确立为真实意识，决定着现存之物的意义和表现。其余的被斥责（和认可）为虚构或神话。然而，我们并不清楚，哪一方卷入了神话。当然，神话是原始的不成熟的思想，文明的进程使神话失去了效力（这几乎是进步的一个定义），但它也可以使合理的思想返回到神话的地位。在后一种情形中，那些鉴别并设计历史可能性的理论，可以成为不合理的，或者说表现为不合理的，因为它们同既定言论和行为领域的合理性相矛盾。因此，在文明的进程中，黄金时代和至福一千年的神话服从于进一步的合理化。（历史上）不可能的因素同可能的因素分离开来，梦想和虚构同科学、技术和实业分离开来。在十九世纪，社会主义理论把原始的神话转换成社会学的术语，或者说在既定的历史可能性中揭示了神话的合理内核。然而，接着便发生了相反的运动。今天，当面临实际状况时，昨天合理的和现实的概念又表现为神话的。发达工业社会中劳动阶级的现实使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成了一个神话的概念；当代社会主义的现实使马克思的观念成为一种梦想。这种倒转是由理论和事实之间的矛盾造成的——这种矛盾本身并没有使理论虚假化。批判理论的非科学的思辨的特点来自它的概念的特定特点，这些概念指明并确定了合理中的不合理性、现实中的神秘性。它们的神话性质反映着既定事实的神秘性质——社会矛盾骗人的调和。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成就，对精神和物质生产力的有效操纵，已经造成了神秘化的地点的转移。如果有理由说意识形态开始蕴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的话，那么也有理由指出，不是不合理的东西，而是合理的东西成了神秘化最有效的载体。有种观点认为，当代社会不断增长的压抑，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首先表现在不合理的伪哲学（生命哲学，反社会的共同体概念，血土论等等）的兴起中。这种观点被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驳倒了。这些政权依靠设备的全面技术合理化，否定了这些伪哲学和它们自身的不合理的“哲学”。正是物质和精神机器的总动员，从事着这种工作，并确立了它对社会的神秘权力。它使个人看不到机器“背后”的那些使用机器的人，那些从中渔利的人和那些为之付出代价的人。今天，在生产的广告、宣传和政治中已经掌握并雇佣了这些神秘的因素。在家庭、商店和办公室的日常规矩中到处是神秘的、巫术般的和入迷的弃权行为，合理的成就掩盖了整体的不合理性。例如，科学对互相毁灭这一苦恼问题的研究（数学上计算杀伤力和核杀伤力，测定扩散或不扩散的放射性尘埃，试验反常情况下的持久力），促使（甚至要求）人们认可疯狂的行为，因而这种研究是神秘的。因此，它同真正合理的行为（拒绝顺从，努力消除导致疯狂的条件）正相反对。这种新的神秘化使合理性走向了它的反面。为了反对这种神秘化，必须坚持上述区分。合理的不是不合理的，对事实的精确认识和分析同模糊的富有情感思辨之间的差别，一直是根本的。问题在于，经验社会学和政治科学的统计、计量和场研究不是非常合理的。它们脱离了产生事实并决定其功能的真正具体的环境，所以它们成了神秘的。这种环境比起调查的工厂和商店的环境、考察的乡镇和城市的环境、征询其舆论或计算其生存机会的地区和集团的环境，更广大而且更不同。由于这种环境创造并决定着调查、征询和计算的事实，所以它也是更现实的环境。在这种现实的环境中，特殊的主体获得了它们现实的意义，但这种环境只是在一种社会理论中才是可确定的。因为事实中的因素不是观察、计量和调查的直接材料。它们只是在一种分析中才成为材料，这种分析能够鉴别出那种把社会的各部分和各过程结合在一起并决定它们的相互关系的结构。认为这种超环境是（大写的）社会，这就把凌驾于部分之上的整体实体化了。但这种实体化是在现实中发生的，是现实，而且只有认识它并理解它的范围和原因，才能克服它，社会的确是一个整体，行使着它对个人的独立权力，这个社会决不是不可捉摸的“幽灵”。它的经验硬核就在制度体系中，这些制度就是人们之间现存的僵硬关系。如果脱离了它，那么计量、查问和计算就会虚假化——但这种虚假化是在一个向度上产生的，这个向度并不表现在计量、查问和计算中，因而并不同它们相冲突和相干扰。它们保持着它们的精确性，而且正是在它们的精确性上，它们是神秘的。语言分析在揭露超越性术语、模糊概念、形而上学的一般概念等等的神秘特点时，把日常语言的用语留在现存论域的压抑环境中，从而使它们神秘化。正是在这种压抑领域中，出现了对意义的行为解释，这种解释祓除笛卡尔和其它过时神话的旧语言“幽灵”。语言分析坚持认为，如果张三李四说出他们心灵里的东西，那么他们只是涉及他们碰巧具有的特定知觉、概念或气质；心灵是一个可用词语描述的幽灵。同样，意志不是灵魂的一个现实功能，而只是特定气质、嗜好和激情的特定方式。“意识”、“自我”、“自由”也是这样，都可以根据所标明的特定的行动和行为的方式方法来解释它们。后面我将再回过头来看看这种对一般概念的态度。分析哲学经常制造出用委员会来谴责和调查的气氛，把知识分子摆到了被审席上。当你说某某话时，你意指着什么？你没有掩盖某种东西吗？你说的是一种可疑的语言。你不象我们其他人，象大街上的人那样说话，而象个不属于这里的外国人那样说话。我们不得不打倒你，抓住你，揭露你的诡计，净化你。我们将教给你说出你头脑里的东西，“弄得一清二白”，“把你的牌摊到桌面上”。当然，我们并不干涉你和你的思想言论自由，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思维。但一旦你说出来，你就应该向我们交流你的思想，用我们的语言或用你的语言。诚然，你可以说你自己的语言，但它应该是可翻译的，而且它将被翻译。你可以谈论诗，这完全对。我们喜爱诗。但我们想理解你的诗，只有当我们能按日常语言来解释你的符号、隐喻和形象时，我们才能理解你的诗。诗人可以回答说，他的确想使他的诗成为可理解的并被理解的（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写诗的原因），但假若他想说的东西能按日常语言来说出的话，他或许早就这样做了。诗人可以说：理解我的诗的先决条件，是瓦解并破坏你们用来翻译这诗的那个言论和行为领域。如果我的语言能象别的语言（实际上也包括你们的语言）一样，被弄明白，那么我的符号、隐喻等等也就不是符号、隐喻之类的东西了，而是准确地意指着它们说的东西。你们的宽容是骗人的。你们在为我保留一个特定意思和意义的壁龛时，权且准许我精神不健全和缺乏理性，但在我看来，疯人院和我风马牛不相及。诗人还会感到，固执庄重的语言哲学说着一种带有偏见和情感的语言——愤怒的老年人或年轻人的语言。他们的词汇里充满了“不适当”、“奇怪”、“荒谬”，“疑惑”、“古怪”、“废话”和“含糊不清”之词。如果感官的理解力强盛的话，这些不适当或迷惑人的古怪物应该被清除掉。交流不应该凌驾于人们的头脑之上；那些超越常识和科学意义的内容，不应该挠乱学术的和日常的论域。但是，批判的分析应该脱离它力图理解的东西，哲学术语应该有别于日常用语，以便阐明日常用语的全部意义。①因为现存论域浑身上下都带有社会成员所屈从的特定统治、组织和操纵方式的标记。人民为了谋生而依附于工头、政客、、股票经纪人和邻居，这些人使人民象他们一样说话和言谈；人民被社会必然性所迫，把“事物”（包括他们自己的身体、头脑、感情）与其功能相同一。我们如何了解情况呢？我们靠的是看电视，听广播，读报刊杂志，同人们交谈。在这种环境里，口头的话语表现了说话的个人，也表现了那些迫使个人这样说话的人们，还表现了把他们相互联系起来的张力或矛盾。人民在说出自己的语言时，也说出了他们主人、恩人、广告商的语言。因此，他们不仅表达了自身、自己的认识、感情和激情，而且也表达了不同于他们自身的别的东西。不论是在他们的家乡还是在国际舞台上，当他们“亲自”描述政治形势时，他们（“他们”包括我们，认识政治形势和批评政治形势的知识分子）也就描述了“他们的”大众传播媒介告诉他们的东西——这同他们实际上思考、观看和感觉的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当我们彼此描述我们的爱和恨、柔情和不满时，我们不得不使用我们广告、电影、政客和优秀推销商的用语。我们不得不使用同样的用语来描述我们的汽车、食物和家具、同事和竞争对手，我们彼此完全能理解。必然是这样的，因为语言决非私人和个人的东西，或者说私人和个人是靠可利用①当代分析哲学以自己的方式承认了这种作为元语言问题的必要性。的语言材料来沟通的，而这种语言材料是社会的材料。但这种状况使日常语言无法实现它在分析哲学中的有效功能。“当人们说某某话时，他们所意指的东西”是同他们未说的东西相联系的。或者说，他们意指的东西不能按表面价值来看待。这不是因为他们撒谎，而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其中的思想和实践领域是一个被操纵的矛盾的领域。这些环境也许对分析下列陈述来说是不相干的，如“我痒”，“他吃鸦片”或“这在我看来是红的”。但当人们真的言之有物的时候（“她爱他”，“他没有心”，“这是不公平的”，“我对它能做些什么呢？”）这些环境便成为非常相干的，对伦理学、政治等等的语言分析便是致命的，如不这样，那么语言分析所能达到的经验精确性只能是既定事态强加给人民的精确性，所达到的明晰性只能是在这种事态中允许人民具有的明晰性，也就是说，它仍停留在神秘和骗人的言论界限内。它看起来超越了这种言论（如在它的逻辑净化中），但骨架仍属于同样的领域——这是比语言分析反对的幽灵更鬼怪得多的幽灵。如果哲学不是一种消遣，那么它将揭示在什么基础上言论成了一种残缺不全的骗人的领域。如果把这一任务留给社会学或心理学系的同事，那么这就是使现存的学术劳动分工成为一种方法论原则。此处，也不能谦虚地说语言分析只从事澄清“浑浊的”思维和语言的谦卑任务，而把这一任务本身丢弃一边。如果这种澄清不单是纯粹列举和分类可能语境中的可能意义，而为每一个人留下根据环境而广泛选择的权利，那么这就根本不是一种谦卑的任务。这种澄清会牵涉到在真正可争议的领域里分析日常语言，在看来最不浑浊的地方识别浑浊的思维，在非常规范和明确的用法中揭示虚假。于是，语言分析将能看出并理解那些塑造并限制论域的特定社会进程。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元语言”的问题；有些术语是用来分析别的术语的意义的，它们一定不同于或有别于别的术语。它们一定不同于那些仍属于同样的（直接的）论域的纯同义词。但是，如果这种元语言真的要冲破现存论域（在这个论域中，语言的不同向度被一体化和同化）的极权主义范围，那么它一定能揭示那些决定并“封闭”现存论域的社会进程。结果，它不可能是一种主要着眼于语义学或逻辑的明晰性来构造的技术元语言。迫切需要的是现存语言亲口说出它掩盖或排除的东西，因为应被揭露和斥责的东西是在日常言论和行动领域内部起作用的，流行的语言包含着元语言。这种迫切需要的东西已经在卡尔克劳斯的著作中得到了实现。他已经证明了对语言和写作、标点符号甚至印刷错误的“内在”考察，如何能揭示整个道德的或政治的体系。这种考察仍然是在日常论域中进行的，它不需要用任何人工的“高水平的”语言来推论并澄清被考察的语言。对语词、句法形式的读解是在它们出现在其中的语境中来进行的——例如在一份报纸上，在一个特定的城市或乡村里，报纸通过特定人物的笔来采纳特定的观点。因此，词典编纂的和句法的语境对另一个向度是开放的，这另一向度不是外来的，而是语词的意义和功能的组成因素，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维也纳出版界的倾向，它的编辑们对屠杀、君主政体、共和制度等等的态度。根据这一向度，语词的用法、句子的结构采取了一种在“直接的”阅读中并不出现的意义和功能。在报纸的风格中表现的反语言的罪行从属于报纸的政治风格。句法、语法和词汇成了道德的和政治的行为。或者说，语境可以是一种美学的和哲学的语境，文艺批评可以是一种学会里的讲演之类的东西。在这里，对一首诗或一篇散文的语言分析，使既定的（直接的）材料（这首诗或这篇散文的语言）同作者在文艺传统中发现并加以改造的东西相对立。对这种分析来说，一个术语或形式的意义需要在多向度的领域中发展，在那里任何表达出来的意义都带有几个相互联系、部分重叠和对抗的“体系”的性质。例如，它属于：　　（１）一个个别的设计，即在一个特定场合下为一个特定目的而形成的特定传播（一篇报纸文章，一次讲演）；（２）一个既定的超个别的观念、价值和目标体系，个别设计带有这个体系的性质；（３）一个特殊的社会，这个社会把不同的甚至冲突着的个别的和超个别的设计合为一体。我来解释一下。某次讲演、某篇报纸文章、甚至某次私人交流，都是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由作为一个特殊集团（职业的、居住地的、政治的、思想的）的发言人（权威或不权威）的某个人做出的。这个集团有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价值、目标、准则，这些东西以不同程度的自觉性和明确性进入——证实或反对——个人交流。因此，个人交流使一种超个体的意义体系“个体化”，这个体系构成一个言论向度，这个向度同个人交流的向度是不同的，然而又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一超个别的体系进而又是一个广泛的无所不在的意义领域的一部分，交流发生在其中并由之而来的社会制度发展了这个领域，而且通常也“封闭了”这个领域。社会的意义体系的范围和程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相应于所达到的文化水平而大不相同。但如果交流涉及的东西不限于日常生活不可争议的工具和关系，那么可以非常明确地确定这一体系的界限。今天，各种社会的意义体系把不同的民族国家和语言区域联合起来，这些大的意义体系一方面趋于符合或多或少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轨道，另一方面趋于符合发展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轨道。虽然社会的意义体系的决定作用最明显地表现在有争议的政治论域中，但它也以一种更隐蔽的、无意识的和情感的方式在日常论域中起作用。真正哲学的意义分析不得不考虑意义的所有这些向度，因为语言表现出具有所有这些向度的性质。结果，哲学上的语言分析具有一种超语言的义务。如果它确定着合法的用法和不合法的用法、真正的意义同虚幻的意义、感觉同非感觉之间的区别，那么它也就牵涉到一种政治的、美学的或道德的判断。有人提出了反对，说这种“外在的”分析（之所以用引号，是因为它实际上不是外在的，而是意义的内在发展）是不适当的，特别是当我们的意图是靠分析术语在日常言论中的功能和用法来把握术语的意义之时。但我的意见是，这恰恰是当代哲学的语言分析做不到的事。只要它把日常言论转移到一种特定的学术领域上，而这种领域即使在充满日常语言的地方也是被净化和综合的领域，它就做不到这一点。在这种对日常语言的分析治疗中，实际上是消毒和麻醉了日常语言。多向度的语言变成了单向度的语言，其中不同的冲突着的语言不再互相渗透，而是互相隔离；意义的爆炸性历史向度沉寂了。维特根斯坦用堆积石头或谈论张三李四来进行的无止境的语言游戏，可以再次成为我们的例子，尽管这种例子具有简单的明晰性，但说话者及其状况仍需弄明白。不管他们多么亲密地交谈，他们都是Ｘ和Ｙ。而在现实的论域里，Ｘ和Ｙ是“幽灵”。他们并不存在，他们是分析哲学家的产物。诚然，Ｘ和Ｙ的交谈是完全可理解的，语言分析有权诉诸于普通人的正常理解。但在现实中，我们只能通过各种误解和矛盾的领域来彼此理解。现实的日常语言领域是生存斗争的领域。它的确是一个模糊、混乱、昏暗的领域，肯定需要澄清。而且，这种澄清可以很好地起到一种疗法的作用。假如哲学能成为疗法的，那么它将真正成为它自身。就哲学使思想摆脱现存言论和行为领域的奴役，阐明既定状况（它的积极方面是充分大众化）的否定性并提出它的替代目标而言，哲学接近了这一目的。可以肯定，哲学只是在思想上提出矛盾并进行设计。它是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特点是任何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都不能克服的哲学命运。而且，它的意识形态的努力也是真正疗法的，即表明真正存在的现实，表明这个现实防止产生的东西。在极权主义时代，由于现存日常论域趋于凝结成一个被全盘操纵和灌输的领域，所以哲学的疗法任务将是一个政治任务。于是政治将出现在哲学中，既不是作为一种特定的学科或分析对象，也不是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哲学，而是作为去理解未被肢解的现实的概念的意图。如果语言分析不去推进这种理解，如果它反而力图把思想封闭在残缺不全的日常论域的圈子里，那么它最好的命运，则是完全微不足道了。而它最坏的结局，是逃避到非争论，非现实的东西中，逃避到那种只在学术上可争论的东西中。　　　　第八章　哲学的历史义务分析哲学效命于残缺不全的思想和语言的现实，这最明显地表现在它对待一般概念的作法上。我们前面提到过一般概念的问题，那是当作哲学概念的内在历史特点和超越性的一般特点的一部分来提的。一般概念的地位问题，远远不单是一个认识论的抽象问题或一个关于语言及其用途的虚假的具体问题，而是哲学思想的根本核心。因为对待一般概念的作法显示了思想文化上的一种哲学立场——它的历史功能。当代分析哲学要祓除象心灵、意识、意志、灵魂、自我这样的“神话”或形而上学“幽灵”，把这些概念的意图分解成关于特殊的可鉴别的操作、表演、权力、气质、嗜好、技巧等等的陈述。结果是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表明了这种破坏的软弱无力，幽灵们继续在游荡。虽然每一个解释或转换都可以充分描述一个特殊的精神过程、一种想象的行动，例如当我说“我”时我意指什么，或当一位牧师说玛丽是一个“好姑娘”时他意指什么。但是，任何这样的概括或它们的总和都不能把握甚至定义象心灵、意志、自我、善这类术语的充分意义。这些一般概念继续象“诗的”用法一样普遍存在，而且哪一种用法都能把它们同各种行为或气质方式（在分析哲学家看来，这些方式实现了概念的意义）区别开来。诚然，不可能因为断定一般概念标示着一个不同于其部分的整体，这些一般概念便有了效力。它们显然是标示着这个整体的，但这个“整体”要求对未被肢解的经验语境作出分析。如果拒绝作出这种超语言的分析，如果按表面价值来看待日常语言，也就是说，如果用人们中间靠不住的一般理解领域来取代这个盛行的误解的和被管理的交流领域，那么，这些被认为有罪的一般概念的确是可转换的，它们“神话的”实质能分解成行为和气质方式。然而，这种分解本身应受到质疑，不仅是为了哲学家的利益，而且也是为了普通人民的利益，因为这种分解就发生在他们的生活和言论中。这种分解不是他们自己的做法和说法；它是碰巧给他们造成的，它依靠“环境”强制性地迫使他们把自己的心灵同精神过程相同一，把他们的自我同他们在自己的社会中不得不履行的作用和功能相同一。如果哲学不把这些转换和同一过程理解成社会过程，即理解成社会使个人遭受的心灵（和身体）的肢解，那么哲学与之斗争的就只不过是它想使之非神秘化的实质的幽灵。神秘化特点不是粘附在“心灵”、“自我”、“意识”等概念上，而是粘附在它们的行为转换上。这种转换之所以是骗人的，正是因为它把信仰上的概念转换成实际的行为、嗜好和气质方式，而且在进行转换时，它用残缺不全的被组织起来的现象（本身非常现实！）来取代实在。然而，甚至在这场幽灵之战中，也需要一些能把这场假战争进行到底的力量。分析哲学的一个干扰性问题是关于“民族”、“英国政体”、“牛津大学”、“英格兰”这些一般概念①的陈述问题。任何特殊的实体都不符合这些一般概念，但是说“民族”被动员起来，“英格兰”宣战了，我在“牛津大学”学习，这仍然可以形成完整的意思，甚至是不可避免地要这样说的。任何对这些陈述的还原转换看来都会改变它们的意义。我们可以说大学不是凌驾于它的各个学院、图书馆等等之上的特殊实体，而是一种把各个学院、图书馆等等组织起来的方式。我们也可以对其他陈述作同样的稍有变化的解释。然而，这种把这些事物和人们组织起来，归为一体并加以管理的方式，是作为一种不同于其组成部分的实体而起①见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第１７页以下，随处可见；Ｊ．威兹德姆“形而上学与证实”，见《哲学与精神分析》（牛津１９５３年）；Ａ．Ｇ．Ｎ．弗卢《逻辑和语言》导言第一辑（牛津１９５５年）；Ｄ．Ｆ．皮尔斯“一般概念”，同上书第二辑（牛津１９５９年）；Ｊ．Ｏ．厄姆森《哲学分析》（牛津１９５６年）；Ｂ．罗素《我的哲学发展》（纽约１９５９年）第２２３页以下；彼德拉斯莱特（编）《哲学、政治和社会》（牛津１９５６年）第２２页以下。作用的，以致能处理生与死的问题，如在民族和政体的情形中。那些执行判决的人，如果他们是有身份的话，就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民族、公司、大学的“代表”来执行判决的。会议举行期间的美国国会、中央委员会、政党、董事和经理会、总统、理事和全体行政人员，在开会进行决策时，是凌驾于作为组成因素的个人之上的有形而有效的实体。在记录上，在他们的法律结果上，在他们命令生产的核武器上，在他们发布的任命、薪水和规定制度上，他们是有形的。集合起来开会，个人便成了在组织中蕴含的制度、影响、利益的代言人（经常是无意识的）。按他们的决定（投票、压力、宣传——本身是竞争制度和利益的产物），民族、政党、公司、大学得以运转、保存和再生，作为一个（相对）最终的一般现实，压倒从属于它的特定制度或人民。这一现实已经采取了一种额外的独立的存在方式；因此，关于它的陈述意味着现实的一般概念，并且不能被妥当地转换成关于特殊实体的陈述。然而，迫切要求进行这种转换，否定转换的不可能性，这意味着这里有某种错误的东西。出于善意，“民族”或“政党”应该可以转换成它的组成部分和组成因素。但事实上它不能，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这个事实妨碍着语言和逻辑的分析。个人需求和社会需求之间的不和谐，以及缺乏个人为自己工作并为自己说话的代议制度，造成了象民族、政党、政体、公司、教会这样的一般概念的实在性，这种实在性同任何特殊的可识别的实体（个人、集体或制度）不是等同的。这些一般概念表达了物化的各种程度和方式。由于它们的独立性具有组织社会整体的特殊权力，所以这种独立性是假造的，尽管也是现实的，重新转换会消除一般概念假造的实质，这种重新转换仍是一种迫切需要，但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迫切需要。　　“他们相信他们正在为阶级而死，他们却是在为党的儿子而死。他们相信自己正在为祖国而死，他们却是在为实业家而死。他们相信自己正在为人的自由而死，他们却是在为红利的自由而死。他们相信自己正在为无产阶级而死，他们却是在为无产阶级的官僚而死。他们相信自己在国家的命令下而死，他们却是为掌握国家的金钱而死。他们相信自己正在为民族而死，他们却是在为窒息民族的匪徒而死。他们在相信着，但为什么人们要相信这种黑暗呢？当问题在于要学会生存时，为什么要相信这种死亡呢？”①这是真正地把实体化的一般概念“转换”成了具体性，然而也坦率地承认了一般概念的实在性。这种实体化的整体抵制分析性的分解，并不是因为它是特殊实体和表现背后的一种神话实体，而是因为它是它们在既定社会历史背景中起作用的具体客观的基础。所以，它是个人在行动、环境和关系中所感觉到的并受其影响的一种现实力量。个人分享这种力量（以完全不平等的方式）；它决定着个人的存在和能力。这一现实的幽灵具有非常有力的实在性，具有属于个人之上的①弗朗西奥斯佩罗克斯《和平共存》第３卷，第６３１页。整体的独具的独立力量。这种整体既不纯粹是一种被知觉到的形态（如在心理学中），也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绝对者（如在黑格尔那里），还不是一种极权主义国家（如在贫乏的政治科学中），而是决定着个人生活的现存事态。然而，如果我们认可这些一般政治概念的这种实在性，那么，所有其它的一般概念具有一种非常不同的地位吗？是的，它们具有这种地位，但它们的分析太容易限制在学术哲学的界限内了。以下论述并不打算深入讨论“一般概念的问题”，只是试图阐明哲学分析（人为地）限定的范围，并指明需要超越这些限制。我的论述还将集中注意那种同逻辑－数学的一般概念（集、数、类）相区别的实质，而且在实质中又集中注意那些真正向哲学思想挑战的更抽象和更可争论的概念。实质的一般概念不仅是从具体的实体中抽象出来的，而且它还标志着一种不同的实体。心灵不同于自觉的行动和行为。可以尝试性地把它的实在性描述为个人用来综合这些特殊行动并使之一体化的方式或样式。人们可以大胆地说这是一种靠“超验的知觉”综合起来的先验性，意即，这种一体化的综合使特殊的过程和行动成为可能，先于它们，塑造它们，使它们有别于“其他心灵”。但是，这种概括有违于康德的概念，因为这种意识的先验性是一种经验的先验性，它包括着特殊社会集团的超个人的经验、观念、激情。鉴于这些特点，意识可被叫做意向、嗜好或才能。然而，它不是一种个人的意向或才能，而是严格意义上的一种在不同程度上为一个集团、阶级、社会的个体成员所共有的一般意向。在这些基础上，真实意识和虚假意识的区别成了有意义的。前者将把那些尽可能充分而妥当地反映既定事实上的既定社会的概念中所包含的经验材料综合起来。这种“社会学的”定义之所以被提出，不是因为出于对社会学的偏爱，而是因为社会实际上进入了经验材料中。结果，在概念形态上社会的压制也就等于一种学术上的经验限定，一种意义限制。再者，正常的经验限制造成了“心灵”和精神过程、“意识”和自觉行动之间的普遍的紧张状态，甚至冲突。当我谈到一个人的心灵时，我并不单纯指在他的表达、语言、行为等等中显示出来的他的精神过程，也并不单纯指他的被经验到的或从经验中推论出来的意向或才能。我还意指着他并未表达、他对之没有表现任何意向的东西，但这种东西是存在的，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他的行为、他的理解、他的概念的形态和范围。因此，特定的“环境”力量是“否定地呈现的”，它们预定着个人的心灵自发地排斥某些材料、条件、关系。它们呈现为被拒绝的内容。它们的不在眼前，是一种现实，一种解释他的实际精神过程、他的言语和行为的意义的实证因素。对谁有意义呢？不仅是对职业哲学家（他们的任务是纠正充斥日常论域的错误），而且也是对那些犯有这种错误或许没有意识到错误的人。当代语言分析逃避这一任务，用枯竭的被预定的心灵来解释概念。因此，至关紧要的是某些关键概念的未节略和未删改过的意图，它们未被压抑的理解现实的功能，即非顺从主义的批判的思想。刚才我们评论了象“心灵”和“意识”这样的一般概念的实在性内容，这些评论能否应用到别的概念上，即那些抽象的然而实质的一般概念上，如美、正义、幸福以及它们的反义词？看起来，对这些作为思想要点的不可转换的一般概念的坚持，反映着对一个分化的世界的痛苦意识，在这个世界中，“存在的东西”不符合甚至否定“能存在的东西”。一般和它的殊相之间的这种不可低估的差别，看来根子在关于潜在性和现实性之间（一个被经验的世界的两个向度之间）不可克服的差别的基本经验中。在一个观念中，一般包含着种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在现实中被实现的同时也被束缚了。当我谈论一个美丽的姑娘、一种美丽的风景、一幅美丽的图画时，我头脑里肯定有着一些很不相同的事物。这些事物共有的“美”，既不是一个神秘的实体，也不是一个神秘的语词。恰恰相反，也许最直接最清楚地经验到的东西不过是各种美丽对象的“美”的外观。男朋友和哲学家、艺术家和殡葬承办人可以用很不相同的方式来“定义”美，但他们都是在定义着同一种特定状态或条件——使这美丽的东西同其它对象形成反差的某种性质或某些性质。以这种模糊性和直接性，美在美的东西中被体验到，也就是说，它被看到、听到、闻到、触觉到、感觉到、领会到，美几乎是作为一种震惊感而被体验到的，这也许归因于美的反差特点，这一特点打破了日常经验的圈子，并展现了（短暂一瞬）另一种现实（畏惧也许是这种现实的一个组成因素）。①这一描述恰恰具有形而上学的特点，实证主义分析想通①里尔克《第一哀歌》。过转换来消除这一特点，但转换却消除了要被确定的东西。在美学上关于美有许多或多或少令人满意的“技术”定义，但似乎只有一种定义保留了美的经验内容，因此它是最不精确①的定义，即美是“幸福的许诺”。这个定义指出了人和万物的条件、人和万物的关系，这些条件和关系在消失之时又短暂出现，在个人身上以多种不同的形式呈现，而且在消失中又表明了能存在的东西。反对这些一般概念的模糊、昏暗、形而上学的特点，坚持常识和科学感觉熟悉的具体性和受保护的可靠性，这仍然显示出了某种原始焦虑的东西，这种东西指引了有文字记载的进化中哲学思想的起源从宗教走向神话，并从神话走向逻辑；防卫和安全仍然是智力投资和国家预算的大项目。未净化的经验似乎比分析哲学更抽象和一般；它似乎被埋置在形而上学的世界中。一般概念是经验的首要因素——这些一般概念不是哲学的具体概念，而是人们每天所面对的世界的根本性质。例如，所被经验到的东西是雪或雨、暑热、一条大街、一个办公室或一个工头、爱或恨。特殊的事物（实体）和事件，只能作为它们与之不可分离的总构造中的偶然事物和部分，而出现在（甚至成为）一组连续不断的关系中；它们不可能以别的方式出现，而又不丧失它们的身份。只有与不同于普通背景的总背景相对照，它们才是特殊的事物和事件。正是在这一①司汤达语。具体基础上，它们开始产生、存在并消失。这一基础是在象色彩、形状、密度、坚硬或柔软、明亮或黑暗、运动或静止这些一般概念中被构造的。在这种意义上说，一般概念似乎标志着世界的“材料”：　　“我们也许可以把世界的‘材料’定义为语词所标示的东西，当这些语词被正确使用时，就呈现为论断的主语或关系的术语。在这种意义上，我应该说世界的材料是由象白色这样的事物构成的，而不是由具有白色属性的客体构成的。”“在传统上，象白、硬、甜这些性质被当作一般概念，但如果上述理论是有效的，那么它们①在句法上就更近似于实质。”“性质”的实质特点指明了实质的一般概念的经验起源，指明了概念起源于直接经验的方式。霍姆勃尔特的语言哲学强调同语词相关联的概念的经验特点，从而他假定不仅在概念和语词之间，而且在概念和语音之间有一种最初的血缘关系。然而，如果语词作为概念的载体，是语言的现实“因素”，那么它既不传播现成的概念，也不包含已经固定和“封闭的”概念。语词仅仅暗示一个概念，使自身同一个一般概念相关联。②但在霍姆勃尔特看来，正是语词和一个实质的一般（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