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自选集-周国平自选集-14

周国平　　早晨我说：一天很长，人能遍游整个宇宙。夜晚我说：一天很短，人不能穷尽一个原子。　　夜是不会消失的。我知道，它藏在白天的心里。　　我什么也不会忘记。世界将忘记一切。　　我生活在我的思想之中。那把我从中拉了出来的人，是我的救星，还是我的仇敌?　　幸运的和不幸的人们呵，你们实际上经历过的一切，我在心灵中都经历过。　　我年轻得涨满情欲又在情欲的爆炸中失去了躯体，我老得堆满记忆又在记忆的重压下遗忘了一切。　　有时候，我觉得人类的一切观念在我头脑里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都成了毫无意义的声音和符号。于是，我感到一种解脱，又感到一种惶恐。　　我会厌倦一本书，一个人，一间屋子，一座山丘，一条河流，可是，我怎么会厌倦新鲜空气呢?　　有时候我想：一个人一辈子永远是自己，那也是够单调乏味的。　　当我忙忙碌碌时，我多么厌恶自己。宿舍熄灯了，一个十七岁的大学生蹲在走廊的灯光下写诗。我喜欢那时候的我。　　这里是我的生命的果实。　　请吧，把你们选中的吃掉。剩下的属于我自己，那是我的最好的果实。　　即使我没有更多的东西可让你们回忆，我也要提供更多的东西让你们忘却。　　尽管世上有过无数片叶子，还会有无数片叶子，尽管一切叶子都终将凋落，我仍然要抽出自己的绿芽。　　我预感到在进入永恒的黑夜之前，会有一个耀眼的白昼，在正午太阳的曝晒下，没有阴影，没有色彩，没有思想，没有苦恼……　　我不是为你，而是为我自己写的。不过，如果没有你，我就写不出这一切。　　我始终摆脱不了尴尬，有时是因为我太年轻，世界太老；有时是因为世界还年轻，我却老了。　　我突然感到这样忧伤。我思念着爱我或怨我的男人和女人，我又想到总有一天他们连同他们的爱和怨都不再存在，如此触动我心绪的这小小的情感天地不再存在，我自己也不再存在。我突然感到这样忧伤……　　我的情感和理智都是早熟的，意志和经验却永远也成熟不了。　　比起那些冷静的人，我有太多的情感。比起那些放纵的人，我有太多的理智。这正是我的不幸。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爱情、事业、友谊、名声都消逝了，但我还活着，活得如此单纯坦然。　　此刻我心中涌现出一些多么生动的感觉，使我确信我活着，--正是我，不是别人，这个我不会和别人混同。于是我想，在我的生命中还是有太多的空白，那时候感觉沉睡着，我浑浑噩噩，与芸芸众生没有什么两样。　　和太强的人在一起，我会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和太弱的人在一起，我会只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只有和强弱相当的人在一起，我才同时感觉到两个人的存在，在两点之间展开了无限的可能性。　　种种感触、思绪从心中流过，伸手去捕捉，湿漉漉的手依然是空的。但干吗要去捕捉呢?　　花的蓓蕾，树的新芽，壁上摇曳的光影，手的轻柔的触摸……它们会使人的感官达于敏锐的极致，似乎包含着无穷的意味。相反，繁花簇锦，光天化日，热烈拥抱，真所谓信息爆炸，但感官麻痹了，意味丧失了。　　夜里睡了一个好觉，早晨起来又遇到一个晴朗的日子，便会有一种格外轻松愉快的心情，好像自己变年轻了，而且会永远年轻下去。　　繁忙中清静的片刻是一种享受，而闲散中紧张创作的片刻则简直是一种幸福了。　　梦是景象的流动和重叠。梦是流水，睡眠是船。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梦的流速均匀时，睡眠最佳。　　这么好的夜晚，宁静，孤独，精力充沛，无论做什么，都觉得可惜了，糟蹋了。我什么也不做，只是坐在灯前，吸着烟……　　我从我的真朋友和假朋友那里抽身出来，回到了我自己。只有我自己。　　这样的时候是非常好的。没有爱，没有怨，没有激动，没有烦恼，可是依然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生存，感到充实。这样的感觉是非常好的。　　一个夜晚就这么过去了。可是我仍然不想睡觉。这是这样的一种时候，什么也不想做，包括睡觉。　　身不由己地卷进大团圆的旋涡，可我始终像个外人，不能感受别人的激动和热烈。有时自以为超脱，有时又不免感到凄凉。我没有家，没有故乡，没有籍贯。文明把我的保护层一层层地剥了去，然后把一个赤裸裸的我抛在世上。　　可是，有了你，我的生命终于在这个世界扎了根。我的病态的悲观从你的健康的欢乐受孕，于是，在我枯萎之前，我还来得及在这世界上结下果实。：＞态度周国平　　我信任每一个怀疑自己的人。我怀疑每一个过于自信的人。　　当我在一个恶人身上发现一个美德，我就原谅了他的一千件恶行。　　当我在一个善人身上发现一个伪善，我决不肯因为他的一千件善行而原谅他的这一个伪善。　　我无求于人。求朋友会伤害我的虚荣心，求敌人会伤害我的骄傲。　　我不愿使人为难，也不愿自讨没趣。　　当我注定要与一个人敌对时，我不怕我的敌手太恶，而怕他太善，使我不能下决心与他交战。　　除了平庸，一切都可以忍受。然而，我受不了的只是自己的平庸。至于别人的平庸，只要不冒充为高明，我是乐于原谅的。　　当我享受时，我最受不了身边坐着一个苦行僧，因为他使我觉得我的享受有罪，使享受变成了受苦。　　我最憎恶的品质，第一是虚伪，第二是庸俗。虚伪是一种冒充高尚的庸俗，因而是自觉的庸俗，我简直要说它是有纲领、成体系的庸俗。单纯的庸俗是消极的，虚伪却是积极的，它富有侵略性。庸俗是小车，惟有推举虚伪为元帅，才能组成一支剿杀优秀灵魂的正规军队。诚然，也不该低估小卒们的游击战的杀伤力。　　平时我受不了爱讲废话的人，可是，在某些社交场合，我却把这样的人视为救星。他一开口，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保持缄默，不必为自己不善于应酬而惶恐不安了。　　在一次长途旅行中，最好是有一位称心的旅伴，其次好是没有旅伴，最坏是有一个不称心的旅伴。　　一件事情，即使是我感兴趣的，一旦作为任务规定下来，非做不可，我就会忽然提不起兴趣来。　　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况：如果没有某种外部强制，只凭兴趣，也许一件事情也不能做到底。　　悲观出哲学家，忧郁出诗人，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烦恼出什么。　　当我们在诗和哲学的天地中悠游和寻求着的时候，偶尔会听见来自尘世的新闻：某某高升了，某某出名了，某某发财了……　　你有什么感想?　　我的朋友答道：各得其所。　　有一种人追求成功，只是为了能居高临下地蔑视成功。　　我爱人世的不幸胜过爱天堂的幸福。我爱我的不幸胜过爱他人的幸福。　　我不愿用情人脸上的一个微笑换取身后一个世代的名声。　　我所厌恶的人，如果不肯下地狱，就让他们上天堂吧，只要不在我眼前就行。我的嫉妒也有洁癖。我决不会嫉妒我所厌恶的人，哪怕他们在天堂享福。　　在某一类人身上不值得浪费任何感情，哪伯是愤怒的感情。　　我把这一点确立为一个原则，叫做：节省感情。　　在不能说真话时，宁愿不说话，也不要说假话。　　必须说假话的场合是极其稀少的。　　不能说真话而说真话，蠢。不必说假话而说假话，也蠢。　　如果不说话也不能呢?那就说真话吧，因为归根到底并不存在绝对不能说真话的情况，只要你敢于承担其后果。　　我就怕人讲理。我就怕人不讲理。我就怕不知道人讲不讲理。　　他们很狂，个个都是天下第一。我能说出的狂言只有一句："我是天下第一不狂的人。"　　"你智慧吗?"　　"当然--因为我不聪明。如果不智慧，我还有什么优点呢?"　　猥琐假冒神圣乃是最无耻的亵渎神圣。夜里我不断梦见一个句子--　　"子曰他妈的!"：＞思想(1)周国平　　一个聪明人说："不把真理说得太过分，就可以把它说得久一些。"　　但也可能相反：没有人注意这位有分寸的导师。世人往往不理睬平和的真理，对极端的真理则大表震惊和愤慨，然后就悄悄打折扣地接受。一切被人们普遍接受并长久流传的真理，在其倡导者那里几乎都是极端的，说得太过分的，只是后来才变得平和持中。　　新思想的倡导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偏执狂，他对自己的发现有一种狂热，每每把它绝对化。一种新思想无非是看事物的一个新角度，仅仅是一个角度，但倡导者把它看作惟一的角度，把它变成轴心了。就让他这样做好了，否则很难引起世人的注意。只有这样做，才可能使人们摆脱习惯的角度，接受新的角度。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他的偏执并无大害，迟早会被克服，而他发现的新角度却永远保留下来了，使得人类看事物的角度日益多样，灵活，自由。于是，偏执辩证地导致了灵活。　　"你也来创造一种新思想。"　　"新思想?天底下哪有什么新思想?人类的历史实在太漫长了，凡是凭人类的脑袋想得出来的思想，在历史上都已经提出过了。人们是很迟钝、很粗心的，面对五花八门的世界，什么印象也形不成。于是有人出来把世界的某一因素加以夸大，说成是世界的轴心，大事宣扬一番。人们这才有了印象，并且承认这样做的人创造了新思想，是思想家。这派夸大了这个因素，那派夸大了那个因素，待到所有的因素都被夸大过了，又有人出来兼收并蓄，加以综合，于是又算提出了新思想，又成一派。以后呢，人类是很健忘的，它换个儿崇拜各种思想然后换个儿把它们忘掉，于是有人把人类早已遗忘的某种思想用新的术语装饰一番，重新搬出来，又算是创造了新思想。这就是人类的一部思想发明史，一部文化史。"　　论误解的必然和必要：人类思想凭借误解而发展；独立的思想家凭借误解前人思想而形成；诠释是自我生长的一种方式。　　当一个大师解释另一个大师时，难免发生曲解，因为他自己的思想太强大了，犹如强磁场，使一切进入这磁场的事物都发生了扭曲。例如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解释。　　一个思想家一旦形成他一生中的主导思想，他便成熟了，此后他只是在论证、阐释、应用、发挥、丰富他的这个主导思想。很少有人根本改变自己的主导思想，而且其结果往往是不幸的--多半不是确立了一个新的主导思想，而只是转入了别人的思想轨道，丧失了自己的活力和特色。惟有旷世大才能够经历主导思想的根本转折而又不丧失活力和特色。在当代哲学家中，仅可举出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二人而已。　　人类思维每每开出相似的花朵，相隔数千年的哲人往往独立地发现同一真理。这与其说是因为人类心理结构的一致，不如说是因为人类境遇的一致。不管社会如何变化，人类总的境遇是始终如一的。　　我愈来愈不信任哲学和文学中的所谓客观研究，我也愈来愈厌烦那种面面俱到、四平八稳的评述文章。你喜欢谁，你就去研究谁好了。你在哪些方面与他发生强烈的共鸣或抗争，你就去写那些方面好了。至于其他的人和方面，只要真正有价值，自会有相宜的人对之发生共鸣和抗争，由他们来研究和写作总比由你来研究和写作更合适。我想，在思想史领域中，如果我们的作者都去写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思想家，并且仅限于写自己真正有感受的侧面，如此产生的成果放到一起，要比人人都写面面俱到的评介文章更能反映思想史和思想家的真实面貌，"主观"的方式达到了更"客观"的效果。　　开放不是兼收并蓄。一种思想有其独特性，又能与其他思想对话，这就是有开放性了。　　第一种人有常识，没有思想，但也没有思想的反面--教条。他们是健康的，像动物一样健康。　　第二种人有常识，也有教条，各有各的用处。工作用教条，生活靠常识。他们是半健康的。　　第三种人完全缺乏常识，全然受思想的支配，或者全然受教条的支配。从常人的眼光看来，他们是病人，前者是疯子，后者是呆子。　　思想停止了，才有思想。一切思想都是回忆。　　感情的极端是痴，思想的极端是疯。　　有时思想孕育于沉默，而靠谈话催产。有时思想孕育于谈话，而靠沉默催产。　　感觉与感觉之间没有路，只能跳跃。思想与思想之间有漫长的路，必须跋涉。前者靠灵巧，后者靠耐力。　　思想是一份一经出版就被毁掉的原稿，学问便是各种充满不同印刷错误的版本，每一种都力图证明自己最符合原稿。　　讨论什么呢?我从来觉得，根本问题是不可讨论的，枝节问题又是不必讨论的。　　真理是人人知道而只有一个人敢说出来的东西。　　不过，也可能相反：真理是人人都不知道而只有一个人知道却不肯说出来的东西。　　谎言重复十遍就成了真理，--当然是对那些粗糙的耳朵来说。　　还有另一种情形：真理重复十遍就成了谎言，--对于那些精致的耳朵来说。一个真理在人云亦云的过程中被抹去了个性，从而丧失了原初的真实性。精致的耳朵是宁愿听到有个性的谎言，而不愿听到无个性的真理的。不妨说，有个性的谎言比无个性的真理更为"真实"。：＞思想(2)周国平　　智慧无国籍。无论东西方，都有过一些彻悟人生底蕴的智者，他们的思想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在这方面，谈不上东西方优劣的比较。为了疗治现代文明的弊病而求诸东方文化，乃断章取义之论。正确的提法是，全人类共同继承各民族历史上的优秀文化遗产。　　在精神创造的领域内，不可能有真正的合作，充其量只能有交流。在这个领域内，一切严肃伟大的事情都是由不同的个人在自甘寂寞中独立完成的。他们有时不妨聚在一起轻松地玩玩，顺便听听别人在做些什么事，以便正确估价自己所做的事。这是工作之余的休息，至于工作，却是要各人关起门来单独进行的。：＞信仰周国平　　有信仰者永远是少数。利益常常借信仰之名交战。　　信仰是情感的事，理性不利于信仰。在一个宗教内部，虔信者大多是一些情感强烈理性薄弱的人。理性强烈情感薄弱的人无意做信徒。介于两者之间的是情感和理性皆强的怀疑者，他们渴望信仰而不易得，精神上最痛苦，以及情感和理性皆弱的盲从者，他们实际上并无信仰，只是随大流罢了。　　怀疑来自过分认真。无所用心的人从不怀疑，但也没有信仰。当然，这不妨碍他们以信仰的名义绞杀怀疑者。　　弟子往往比宗师更偏执。宗师的偏执多半出于一种创造的激情，因而本质上包含着对新的创造的宽容和鼓励。弟子的偏执却是出于盲信或利益，本质上是敌视创造性的。　　一种信仰无非就是人生根本意义问题的一个现成答案。有两种人不需要信仰，一种是对此问题从不发问的人，另一种是决心自己去寻找答案的人。前者够不上信仰，后者超越了信仰。　　不相信一切形式的上帝，并不妨碍一个人对人生持有某种基本的信念。　　所以，我不是虚无主义者。　　当信徒是少年人的事，收信徒是老年人的事。前者还幼稚，后者已腐朽。　　要我当信徒，我已太不幼稚。要我收信徒，我还不够腐朽。　　乌纳穆诺说，信仰就是愿意相信，信仰上帝就是希望真有一个上帝。此话道出了宗教的真相。所以，真正的基督徒决不是盲信者，而是渴求者，充满着内心冲突，他一辈子在努力使自己相信他并不真正相信的上帝。伟大的基督徒，如奥古斯丁、帕斯卡尔、克尔凯郭尔，内心深处从未摆脱过怀疑的折磨。　　上帝存在于人的局限性之中。　　人在何处看到自己不可逾越的界限，就在何处安放一个上帝。　　有一天人突然发现自己是大地上的孤儿，于是就为自己生下了一个父亲--上帝。　　古希腊人凭本能相信神灵，中世纪人凭逻辑相信上帝。现代人用理性扼杀了本能，又用非理性摧毁了逻辑，于是只好跋涉在无神的荒原上。　　世上有虔信者，就必定有奇迹。奇迹在虔信者的心里。　　奇迹是绝望者的希望。　　一个不相信奇迹的绝望者是一个真正的绝望者，他已经失去了一切希望；或者，是一个勇敢的绝望者，他敢于不要任何希望而活着。　　偶像崇拜是一种矛盾情结，本身交织着对偶像的爱和惧，虔信的迷狂和亵渎的渴望。所以，一夜之间，狂热的崇拜就可以突变为同样狂热的破坏。　　释道二教，其原初的出发点都是一种哲学的觉悟，要摆脱生死的纠缠。但是，一经传播，便离初衷愈来愈远。适意淡泊的老庄哲学变成了装神弄鬼的妖术，虚无悲观的佛陀哲学变成了积善图报的谋略。大乘宣称要普渡众生，为此不惜方便说法，把佛理改造得适合众生的口味，其结果真不知是佛把众生渡出了苦海，还是众生把佛渡入了尘嚣。　　教堂的原型是天国，庙的原型是地府。天国有音乐、烛光和不露形迹的上帝，地府有咒语、香火和面目狰狞的塑像。西方人向往灵魂的不朽，中国人渴求肉身的长存。精神现象(1)周国平　　偏才或有强的感情，或有强的理智，或有强的意志。全才三者俱强，因而要忍受最强烈的内部冲突，但也因此有最深刻的体验和最高的成就。最强的本能受到最深的潜抑，从而有最耀眼的升华。例如歌德。　　真善美的统一，也许只是诗人的梦想，哲学家的逻辑游戏，道德家的说教。事实上，只有三者都弱，才能相安无事，如果它们都很强，碰到一起，不能不发生冲突。　　一个人，一个民族，精神上发生危机，恰好表明这个人、这个民族有执拗的精神追求，有自我反省的勇气。可怕的不是危机，而是麻木。　　心灵的财富也是积累而成的。一个人酷爱精神的劳作和积聚，不断产生、搜集、贮藏点滴的感受，日积月累，就在他的内心中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宝库，造就了一颗丰富的灵魂。在他面前，那些精神懒汉相比之下终于形同乞丐。　　精神乞丐?可是精神的财富是可以乞讨而得的么，哪怕拥有者愿意施舍?何况，物质上愈是贫穷的人就愈知道金钱的价值，认识精神财富的价值却需要精神的眼睛，而精神贫乏的人必定也在精神整体上发育不良，他的精神眼睛是盲的，甚至连乞讨的愿望也没有。　　物质上的贫富差别显而易见，于是穷人起而反抗，并且把带头揭露此种差别的人视为英雄和救星。可是，精神上的贫富差别惟有富者看得分明，倘若他直言不讳地揭露此种差别，就会被视为罪人，宽容一点吧，便是狂人和疯子。　　物质上的贫富差别，受害者是穷人，他受肉体冻馁之苦。精神上的贫富差别，受害者是富人，他受精神孤独之苦。　　一切精神的创造，一切灵魂的珍宝，到头来都是毁于没有灵魂的东西之手：老鼠、蛀虫、水、火、地震、战争、空气、时间……　　我们身上的任何一个器官，当它未被欲望、冲突、病痛折磨时，我们是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的。灵魂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善与恶、理性与本能、天堂与地狱的角斗和交替，灵魂会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一个行为有两个动机，一个光明，浮在表面；一个晦暗，沉在底里。当它们各居其位时，灵魂风平浪静。有谁想把它们翻一个个儿，灵魂就会涌起惊涛骇浪。　　在幸福时，人也会有良心的斗争，但那良心是在脑子里，斗来斗去只是头痛。只有在苦难中，回首往事，良心发现，这时的良心才在心灵中，人才真正感到心痛。　　我们的心灵上都罩着各式滤色镜，只允许某些种类的光线透出，遮住了另一些种类的光线。于是，连自己也无法看清自己内心的复杂的丰富的色彩。一切都合理化了，也贫乏化了。然后，滤色镜又对经过它过滤的即被它批准的心灵品质下判断，用道德上的自豪感来平息我们的不安。　　当你做一件事，完全预料到它的坏结果之时，或者完全预料不到它的坏结果之时，坏结果发生了，你不会内疚。因为在前者，你可以承担责任，在后者，你可以推卸责任。　　内疚发生在对坏结果有所预感但又希望避免的情形下，那时候，你既不能承担责任，因为你本来是想要避免的，又不能推卸责任，因为你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存心伤害一个人，或一个完全正当的行为无意中伤害一个人，都不会内疚。只有一个本身可非议的行为无意中伤害一个人，才会内疚。　　假如你平白无故地每月给某人一笔惠赠，开始时他会惊讶，渐渐地，他习惯了，视为当然了。然后，有一回，你减少了惠赠的数目，他会怎么样呢?他会怨恨你。　　假如你平白无故地每月向某人敲一笔竹杠，开始时他会气愤，渐渐地，他也习惯了，视为当然了。然后，有一回，你减少了勒索的数目，他会怎么样呢?他会感激你。　　这个例子说明了人类感激和怨恨的全部心理学。　　早年受挫的小愿望是怎样地困扰着我们呵。一位著作等身的大作家，也许会念念不忘要在拒绝刊登他的处女作的某个小刊物上发篇东西。一个享尽山珍海味的大富翁，也许会把贫困的童年时代求而不得的某种小点心视为最美味的食品。　　文明之对于不同的人，往往进入其不同的心理层次。进入意识层次，只是学问；进入无意识层次，才是教养。　　有两种人最不会陷入琐屑的烦恼，最能够看轻外在的得失。他们似是两个极端：自信者和厌世者。前者知道自己的价值，后者知道世界的无价值。　　世上许多事，只要肯动手做，就并不难。万事开头难，难就难在人皆有懒惰之心，因为怕麻烦而不去开这个头，久而久之，便真觉得事情太难而自己太无能了。于是，以懒惰开始，以怯懦告终，懒汉终于变成了弱者。　　意识形态和人生智慧是两回事，前者属于头脑，后者属于心灵。人与人之间能否默契，并不取决于意识形态的认同，而是取决于人生智慧的相通。　　一个人的道德素质也是更多地取决于人生智慧而非意识形态。所以，在不同的意识形态集团中，都有君子和小人。　　社会愈文明，意识形态愈淡化，人生智慧的作用就愈突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愈真实自然。　　一本浅薄的书，往往只要翻几页就可以察知它的浅薄。一本深刻的书，却多半要在仔细读完了以后才能领会它的深刻。：＞精神现象(2)周国平　　一个平庸的人，往往只要谈几句话就可以断定他的平庸。一个伟大的人，却多半要在长期观察了以后才能确信他的伟大。　　我们凭直觉可以避开最差的东西，凭耐心和经验才能得到最好的东西。　　天性健康者之间容易彼此理解，天性病态者之间往往互相隔膜。原因何在?　　套一句托尔斯泰的话--　　健康与健康是相似的，病态和病态却各不相同。　　友谊是宽容的。正因为如此，朋友一旦反目，就往往不可挽回，说明他们的分歧必定十分严重，已经到了不能宽容的地步。　　只有在好朋友之间才可能发生绝交这种事，过去交往愈深，现在裂痕就愈难以修复，而维持一种泛泛之交又显得太不自然。至于本来只是泛泛之交的人，交与不交本属两可，也就谈不上绝交了。　　人品和才分不可截然分开。人品不仅有好坏优劣之分，而且有高低宽窄之分，后者与才分有关。才分大致规定了一个人为善为恶的风格和容量。有德无才者，其善多为小善，谓之平庸。无德无才者，其恶多为小恶，谓之猥琐。有才有德者，其善多为大善，谓之高尚。有才无德者，其恶多为大恶，谓之邪恶。　　懦弱：懦则弱。顽强：顽则强。那么，别害怕，坚持住，你会发现自己是个强者。　　在较量中，情绪激动的一方必居于劣势。　　有精神洁癖的人在污蔑面前最缺乏自卫能力。平时他不屑于防人，因为他觉得防人之心也玷污了自己精神上的清白。一旦污水泼来，他又不屑于洗刷，他的洁癖使他不肯触碰污水，哪怕这污水此刻就在他自己身上，于是他只好怀着厌恶之心忍受。　　当我们被人诬蔑，加以莫须有的罪名时，我们愤怒了。当我们被人击中要害，指出确实有的污点时，我们更加愤怒了。　　我们喜欢听赞扬要大大超过我们自己愿意承认的程度，尤其是在那些我们自己重视的事情上。在这方面，我们的趣味很不挑剔，证据是对我们明知言过其实的赞扬，我们也常常怀着感谢之心当作一种善意接受下来。我们不忍心把赞扬我们的人想得太坏，就像不放心把责备我们的人想得太好一样。　　很少有人真心蔑视名声。一个有才华的人蔑视名声有两种情况：一是他没有得到他自认为应该得到的名声，他用蔑视表示他的愤懑；一是他已经得到名声并且习以为常了，他用蔑视表示他的不在乎。真的不在乎吗?好吧，试着让他失去名声，重新被人遗忘，他就很快又会愤懑了。　　当我们缺少一样必需的东西时，我们痛苦了。当我们渴求一样并非必需的东西而不可得时，我们十倍地痛苦了。当我们不可得而别人却得到了时，我们百倍地痛苦了。　　就所给予我们的折磨而言，嫉妒心最甚，占有欲次之，匮乏反倒是最小的。　　嫉妒是对别人的快乐(幸福、富有、成功等等)所感觉到的一种强烈而阴郁的不快。　　在人类心理中，也许没有比嫉妒更奇怪的感情了。一方面，它极其普遍，几乎是人所共有的一种本能。另一方面，它又似乎极不光彩，人人都要把它当作一桩不可告人的罪行隐藏起来。结果，它便转入潜意识之中，犹如一团暗火灼烫着嫉妒者的心，这种酷烈的折磨真可以使他发疯、犯罪乃至杀人。　　成功有两个要素，一是能力和品质，二是环境和机遇。因此，对成功者的嫉妒也相应有两种情况，一是平庸之辈的嫉贤妒能，另一是怀才不遇者的嫉世愤俗。　　当嫉妒不可遏止时，会爆发为仇恨。当嫉妒可以遏止时，会化身为轻蔑。　　在仇恨时，嫉妒肆无忌惮地瞪视它的目标。在轻蔑时，嫉妒转过脸去不看它的目标。　　嫉妒是蔑视个人的道德的心理根源之一。每一个人按其本性都是不愿意遭到抹杀的，但是，嫉妒使人宁肯自己被抹杀也不让更优秀者得到发扬。在一概抹杀之中，他感到一种相对的满足：与损失更大的人相比，他几乎可以算是获利了。　　理性早熟者的危险是感性发育不良。凡别人必须凭情感和经验体会的东西，他凭理性就理解了。于是就略去了感性的过程，久而久之，感性机能因为得不到运用而萎缩了。　　浪漫主义的可笑在于失去了欣赏者。　　无聊是对欲望的欲望。当一个人没有任何欲望而又渴望有欲望之时，他便感到无聊。　　她们谈得很热烈。　　"我这道题错得太冤枉……"　　"是呀，我明明复习过的，可当时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谈话按照这相同的方式进行着，各人只是说着自己的事，可是居然互相能接上茬，居然没有中断，居然很热烈。　　交谈往往如此，每人都乘机发泄一下谈谈自己的热望。女人尤其如此。　　一个幼儿摔倒在地，自己爬了起来。他突然看见妈妈，就重新摆出摔倒的姿势，放声大哭。　　我们成年人何尝不是如此。试想种种强烈的情绪，愤怒或痛苦的姿态，如果没有观众在场，其中有多少能坚持下去?：＞世态人情(1)周国平　　假如某人暗中对你做了坏事，你最好佯装不知。否则，只会增加他对于你的敌意。他因为推测到你会恨他而愈益恨你了。　　怨恨者的爱是有毒的，吞食这爱的人必呕吐。　　有的人的所谓诚实是出卖别人的信任。　　主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钻针眼还难。我听见富人狂笑着答道：主呵，没有一只骆驼想要钻针眼，没有一个富人想要进天堂!　　人之常情是喜欢接近成功的人、走运的人，而避开失败的人、倒霉的人。这倒未必出于趋炎附势的算计，毋宁说是出于趋利避害、趋乐避苦的本能。成功者的四周洋溢着一种欢快的气氛，进入这氛围似乎便分享了他的欢快。相反，失败者即使不累及旁人，他的那一种晦气也够令人感到压抑了。情绪是会传染的。每个人自己的烦恼已经嫌多了，谁又愿意再去分担别人的烦恼呢?　　当然，我只说人之常情，不包括超出常情的特殊情形。　　他老是想挤入名人的宴席。哪里有名人聚宴，他就在门外探头探脑，在名人的高谈阔论中插上几句不着边际的话。结果，他比任何名人都更频繁地在名人聚集的场合露面，他想他一定也是名人了。　　可惜的是，小丑在舞台上窜得再频繁，也仍然只是个小丑。　　大智者必谦和，大善者必宽容。惟有小智者才咄咄逼人，小善者才斤斤计较。　　我相信，骄傲是和才能成正比的。但是，正如大才朴实无华，小才华而不实一样，大骄傲往往谦逊平和，只有小骄傲才露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傲慢脸相。有巨大优越感的人，必定也有包容万物、宽待众生的胸怀。　　狂妄者往往有点才气，但无知，因无知而不能正确估量自己这一点才气。这是少年人易犯的毛病，阅历常能把它治愈。　　傲慢者却多半是些毫无才气的家伙，不但无知，而且无礼，没有教养。这差不多是一种人格上的缺陷，极难纠正。　　两种人最自信：无所不知者和一无所知者。后者的那份狂热自信有时真会动摇我们自己的原本就不坚定的自信，使我们胆怯地以为又遇到了一个无所不知者。　　人是会由蠢而坏的。傻瓜被惹怒，跳得比聪明人更高。有智力缺陷者常常是一种犯罪人格。　　"走自己的路，让他们去说吧!"--因为他们反正是要说的!你的幸与不幸并不关他们的痛痒，他们不过是拿来做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所以，你完全不必理会他们，尤其在关涉你自身命运的问题上要自己拿主意。须知你不是为他们活着，至少不是为他们茶余饭后的闲谈活着。　　有一种人的灵魂装有扩音器，每一种声响都夸大许多倍地播放出来，扰乱世界和邻人的安宁。于是他们自以为拥有一颗多么动荡不安、多么丰富的灵魂了。　　一种女人向人展示痛苦只是为了寻求同情，另一种女人向人展示痛苦却是为了进行诱惑。对于后者，痛苦是一种装饰。　　有的人头脑肆无忌惮而躯体安分守己，有的人头脑安分守己而躯体肆无忌惮。　　牛顿说自己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人，这话说得既自豪又谦虚，他以这种方式表达了一位巨人对于被自己超过了的前辈的尊敬。倘若这话从一个寄生在巨人身上的侏儒口中说出，就只能令人啼笑皆非了。　　撒谎是容易的，带着这谎活下去却是麻烦事，从此你成了它的奴隶，为了圆这谎，你不得不撒更多的也许违背你的心愿且对你有害的谎。　　他们刚上车，彼此争行李架，像仇敌。车开了，安定下来了，为了解闷，彼此搭话。其中一位到站了，另一位就从他们曾经争夺过的行李架上帮他搬下行李，送到车门口，如同老朋友。　　狭小的空间强迫人们竞争，也强迫人们亲近。　　有时候，为了办成一件聪明事，只好违心干十件蠢事。你干了十件蠢事，人家会赞许你，对你放心，于是你乘势办一件聪明事，不等他们明白过来，你再接着干十件蠢事，他们又放心了，就不去追究那一件聪明事了。　　这就是今日改革者们的处境。　　医生把罪犯看作病人，道德家把病人看作罪犯。医生治国，罪犯猖獗。道德家治国，病人遭殃。　　无论"文化热"，还是"文化低谷"，都与真正爱文化者无关，因为他所爱的文化是既不会成为一种时髦，也不会随市场行情低落的。　　在中国生活最需要的是忍耐。每一个人不断忍耐的结果，便是怨气郁结，有机会便发无名火，于是又成了别人必须忍耐的一个对象。　　竖子成名，遂使世无英雄。　　当庸俗冒充崇高招摇过市时，崇高便羞于出门，它躲了起来。　　谗言伤人，谣言杀人，谀词求宠，谏词招祸。查一下以言为部首的中国字吧，语言的名堂可真不少。中国人是深知语言的厉害的，所以有"一言兴邦"、"一言危邦"、"人言可畏" 之说。有时候，语言决定着民族、个人的命运。语言甚至预定了人类的生存方式。我不禁想，假如没有语言，人间可省去多少事。可惜的是，没有语言，人也不成其为人了。　　禽兽的世界倒是单纯。倘若禽兽有朝一日学会说话，造谣、拍马、吹捧、辱骂之事恐怕会接踵而至，它们也就单纯不下去了。：＞世态人情(2)周国平　　舆论是最不留情的，同时又是最容易受愚弄的。于是，有的人被舆论杀死，又有的人靠舆论获利。　　在自由竞争状态，自然选择淘汰了劣者。在专制状态，人工选择淘汰了优者。惟有平庸者永远幸免，有最耐久的生命力。所以，在任何时代，总是平庸文人居多。　　新秩序正在建立：商人居上，文化商人次之，文化人等而下之。　　最令人厌恶的是卑怯的恶。以无辜者为人质的恐怖分子，在无人处作案的窃贼，均属此类。　　无论什么时候，这个世界决不会缺少名人。一些名人被遗忘了，另一些名人又会被捧起来。剧目换了，演员跟着换。哪怕观众走空，舞台决不会空。　　当然，名人和伟人是两码事，就像登台表演未必便是艺术家。　　有钱的穷人不是富人。有权的庸人不是伟人。有学识的笨人不是聪明人。有声誉的坏人不是好人。　　打一个不确切的比喻：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必要劳动时间，价格则随市场行情浮动；与此同理，上帝造人(说人的自我塑造也一样)也是倾注了不等的时间和心血的，而价值的实现则受机遇支配。所以，世有被埋没的英雄，也有发迹的小丑。但被埋没的英雄终究是英雄，发迹的小丑也终究是小丑。：＞死(1)周国平　　我最生疏的词：老。我最熟悉的词：死。尽管我时常沉思死的问题，但我从不觉得需要想想防老养老的事情。　　中国的圣人说："未知生，焉知死?"西方的哲人大约会倒过来说："未知死，焉知生?"中西人生哲学的分野就在于此。　　人人都知道死是必然的，它是一个我们一出生就通报要来访的客人，现正日夜兼程，一步步靠近我们。可是，当它敲响我们的门的时候，我们仍然感到突然，怪它是最唐突的不速之客。　　其实，爱算不得永恒的主题。人们可能会厌倦于爱，从爱的魅惑中解脱出来。可是，有谁能摆脱死呢?　　死是永恒的叹息。它正从书架上挤得紧紧的书册的缝隙里透露出来，写这些书和发这些叹息的文豪哲人如今都已经长眠地下，用死的事实把他们的死的叹息送到我们心里。　　可怕的不是有，而是无。烦恼是有，寂寞是无。临终的痛苦是有，死后的灭寂是无。　　自我意识过于强烈的人本能地把世界看作他的自我的产物。于是，他无论如何不能设想，他的自我有一天会毁灭，而作为自我的产物的世界却将永远存在。若说他出生之前的世界，尽管也是没有他而永远存在过，他却能够接受，因为那个世界不是他创造的，是与他无关的。　　我从来不对临终的痛苦感到恐惧，它是可以理解的，因而也是可以接受的。真正令人恐惧的是死后的虚无，那是十足的荒谬，绝对的悖理。而且，恐惧并非来自对这种虚无的思考，而是来自对它的感觉，这种感觉突如其来，常常发生在夜间突然醒来之时。我好像一下子置身于这虚无之中，不，我好像一下子消失在这虚无之中，绝对地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然后，当我的意识回到当下的现实，我便好像用死过一回的人的眼光看我正在经历的一切，感觉到了它们的虚幻性。好在虚无感的袭击为数有限，大多数时刻我们沉溺在日常生活的波涛里，否则没有一个人能够安然活下去。　　"我没有死的紧迫感，因为我还年轻。"这同年龄有什么关系呢?哪怕可以活一万岁，一万年后的死仍然是死。我十几岁考虑死的问题所受的震颤并不亚于今天。　　深夜，我躺在床上，手里拿着一本书。这是我每天留给自己的一点享受。我突然想到，总有一天，我也是这样地躺在床上，然而手里没有书，我不能再为自己安排这样的享受，因为临终的时候已经到来……　　对于我来说，死的思想真是过于明白、过于具体了。既然这个时刻必然会到来，它与眼前的现实又有多大区别呢?一个人自从想到等待着他的是死亡以及死亡之前的黯淡的没有爱和欢乐的老年，从这一刻起，人生的梦就很难使他入迷了。他做着梦，同时却又知道他不过是在做梦，就像我们睡得不踏实时常有的情形一样。　　我躺在床上，决定体会一下死的滋味。我果然成功了。我觉得我不由自主地往下坠。确切地说，是身体在往下坠，灵魂在往上升。不对，无所谓上下。只是在分开，肉体和灵魂在分离，越离越远。过去，我是靠我的灵魂来体会我的肉体的存在，又是靠我的肉体来体会我的灵魂的存在的。现在，由于它们的分离，它们彼此不能感应了，我渐渐既不能体会我的肉体的存在，也不能体会我的灵魂的存在了。它们在彼此分离，同时也就在离我远去，即将消失。我猛然意识到，它们的消失意味着我的消失，而这就是死。我、肉体、灵魂，好像是三个点，当它们重叠时，就形成生命的质点，色浓而清晰；当它们分离时，色调愈来愈淡，终于消失，生命于是解体。我必须阻止它们消失，一使劲，醒过来了。　　时间给不同的人带来不同的礼物，而对所有人都相同的是，它然后又带走了一切礼物，不管这礼物是好是坏。　　善衣冠楚楚，昂首挺胸地招摇过市。回到家里，宽衣解带，美展现玫瑰色的裸体。进入坟墓，皮肉销蚀，惟有永存的骷髅宣示着真的要义。　　活着总是有所遗憾，但最大的遗憾是有一天要死去。　　我们拥有的惟一时间是现在。拥有了现在，我们也就拥有了过去和未来。死意味着现在的丧失，同时我们也就丧失了过去，丧失了未来，丧失了时间。　　我忧郁地想："我不该就这么永远地消失。"　　我听见一个声音对我说："人人都得死。"　　可是，我的意思是，不仅我，而且每一个人，都不该就这么永远地消失。　　我的意思是，不仅我，而且每一个人，都应该忧郁地想："我不该就这么永远地消失。"　　对于一切悲惨的事情，包括我们自己的死，我们始终是又适应又不适应，时而悲观时而达观，时而清醒时而麻木，直到最后都是如此。只有死才能结束这种矛盾状态，而到死时，我们不适应也适应了，不适应也无可奈何了，不适应也死了。　　"不知老之将至"--老总是不知不觉地到来的。一个人不到老态龙钟，行将就木，决不肯承认自己老。如果有谁自言其老，千万不要认真附和，那样必定会大大扫他的兴。其实他内心未必当真觉得自己老，才能有这份自言其老的自信。中年与老年之间实在也没有明确的分界线。我们二十来岁时觉得四五十岁的人老了，自己到了四五十岁，又会觉得四五十岁并不老，六七十岁才是老人。我们不断地把老年的起点往后推移，以便保持自己不老的记录。因此，当死神来临时，我们总是感到突然和委屈：还没有老，怎么就要死了?：＞死(2)周国平　　死是最令人同情的，因为物伤其类：自己也会死。死又是最不令人同情的，因为殊途同归：自己也得死。　　我们对于自己活着这件事实在太习惯了，而凡是习惯了的东西，我们就很难想像有朝一日会失去。可是，事实上，死亡始终和我们比邻而居，它来光顾我们就像邻居来串一下门那么容易。所以，许多哲人都主张，我们应当及早对死亡这件事也习惯起来，以免到时候猝不及防。在此意义上，他们把哲学看作一种思考死亡并且使自己对之习以为常的练习。　　一辆卡车朝悬崖猛冲。　　"刹车!"乘客惊呼。　　司机回过头来，笑着说："你们不是想逃避死吗?在这人间，谁也逃不脱一死。要逃避死，只有离开人间。跟我去吧!"　　卡车跌下悬崖。我醒来了，若有所悟。　　死是荒谬的，但永生也是荒谬的：你将在这个终有一天熟透了的世界上永远活下去，太阳下不再有新的事物，生活中不再有新的诱惑，而你必须永远忍受这无休止的单调。这是人生的大二律背反。　　波伏瓦的《人总是要死的》想说明什么呢?是的，不死也是荒谬的。没有死，就没有爱和激情，没有冒险和悲剧，没有欢乐和痛苦，没有生命的魅力。总之，没有死，就没有了生的意义。　　最终剥夺了生的意义的死，一度又是它赋予了生的意义。　　然而，欲取先予，最终还是剥夺了。　　健康的胃不会厌倦进食，健康的肺不会厌倦呼吸，健康的肉体不会厌倦做爱。总之，健全的生命本能不会厌倦日复一日重复的生命活动。我以此论据反驳了所谓永生的厌倦。只要同时赋予不衰的生命力，永生是值得向往的。所谓永生与寂灭的二律背反，也许不过是终将寂灭的人的自我慰藉。　　生命是残酷无情的，它本能地厌恶衰老和死亡。当衰老和死亡尚未落到我们自己头上时，我们对于别人包括亲友的衰老和死亡会同情一时，但不会永久哀伤，生命本身催促我们越过它们而前进。因此，当我们自己年老和垂死时，我们理应以宿命的态度忍受孤独，不要去嫉妒和打搅年轻一代的生命欢乐。　　各种各样的会议，讨论着种种人间事务。我忽发奇想：倘若让亡灵们开会，它们会发怎样的议论?一定比我们超脱豁达。如果让每人都死一次，也许人人会变得像个哲学家。但是，死而复活，死就不成其为死，那一点彻悟又不会有了。　　没有一个死去的人能把他死前片刻之间的思想和感觉告诉活着的人。但是，他一旦做到这一点，那思想和感觉大约也是很平常的，给不了人深刻印象。不说出来，反倒保持了一种神秘的魅力。　　一个人处在巨大的自然灾难之中，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譬如爱伦?坡所描写的那个老头被卷入大旋涡底的时候，再来回想社会的沉浮(假如当时他有力量回想的话)，就会觉得那是多么空泛，多么微不足道。　　据说，临终的人容易宽恕一切。我想这并非因为他突然良心发现的缘故，而是因为在绝对的虚无面前，一切琐屑的往事对于他都真正无所谓了。　　死是哲学、宗教和艺术的共同背景。在死的阴郁的背景下，哲学思索人生，宗教超脱人生，艺术眷恋人生。　　美感骨子里是忧郁，崇高感骨子里是恐惧。前者是有限者对有限者的哀怜，后者是有限者对无限者的敬畏。死仍然是共同的背景。：＞时间和永恒周国平　　人生的秘密尽在时间，在时间的魔法和骗术，也在时间的真相和实质。时间把种种妙趣赐给人生：回忆，幻想，希望，遗忘……人生是过于依赖时间了，但时间本身又是不折不扣的虚无，是绝对的重复，是人心的一个虚构。哲学中没有比这更难解开的鬼结了。　　我的一切都存在时间那里，花掉了不少，还剩下一些，可都是支取的同时就花掉，手上什么也没有。　　有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活了很久很久，我的记忆是一座复杂的迷宫。有时候，我又觉得我的生活昨天才开始，我的记忆是一片空白。我知道，这种矛盾的感觉会延续到生命的终结。　　记忆是我们体悟时间的惟一手段，可是谁能够从记忆中找出时间的刻度呢?　　假如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年龄，他能否根据头脑里积累的印象来判断这个年龄呢?几乎不可能。有的人活了很久，印象少得可怜。有的人还年轻，印象却很丰富了。如此看来，寿数实在是无稽的。我比你年轻十岁，假定我们将在同日死，即我比你短十年寿。但此时此刻，我心灵中的体验和大脑中的印象比你丰富得多，你那多活了的十年对于你又有什么意义呢?它们甚至连记忆也不是，因为抽象的绝对时间是无法感受因而也无法记忆的，我们只能记住事件和印象。于是，只剩下了一个"多活十年"或"早生十年"的空洞的观念。　　难怪柏格森要谈"绵延的自我"，难怪克尔凯郭尔要谈"存在的瞬间"。　　每当经过我居住过的房屋或就读过的学校，我总忍不住想走进去，看看从前的那个我是否还在那里。从那时到现在，我到过许多地方，有过许多遭遇，可是这一切会不会是幻觉呢?也许，我仍然是那个我，只不过走了一会儿神?也许，根本没有时间，只有许多个我同时存在，说不定会在哪里突然相遇?　　总有一天，我要对时间的魔幻作用作出哲学的解说，如不能，就作出文学的描述。　　我想起一连串往事。我知道它们是我的往事，现在的我与那时的我是同一个我。但我知道这一点，并非靠直接的记忆，而是靠对记忆的记忆，记忆的无限次乘方。记忆不断重复，成了信念，可是离真实事件愈来愈远，愈来愈间接了。自我的统一性包含着这种间接性的骗局。　　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心灵中总是会出现自己的形象，我们看见自己在某个情境中做某件事。可是，我们真实的眼睛是看不见自己的形象的。那看见自己的形象的眼睛早已不是我们自己的真实的眼睛，而是代表着愿望和舆论的虚构的见证。　　记忆是一种加工。一件往事经过不断回忆，也就是经过不断加工，早已面目全非了。　　少年人前面的光阴和老年人背后的光阴长度大致相等。但是，少年人往往觉得前面有无限的光阴，老年人却觉得背后的光阴十分有限。　　年轻人没有什么可回忆，于是就展望。老年人没有什么可展望，于是就回忆。　　逝去的事件往往在回忆中获得了一种当时并不具备的意义，这是时间的魔力之一。　　年龄就像面孔一样，自己是看不到的，必须照镜子，照见了的也只是一种外在的东西。　　我不接受年龄就像有时不接受我的面孔一样。　　历史是民族的记忆。民族和人一样，只记住自己愿意记住的事情。　　无数岁月消失在无底的黑暗中了。可是，我们竟把我们可怜的手电灯光照及的那一小截区域称作历史。　　人生的每一个瞬间都是独特的重复。　　时间就是生命，时间是我们的全部所有。谁都不愿意时间飞速流逝，一下子就到达生命的终点。可是大家似乎又都在"消磨"时间，也就是说，想办法把时间打发掉。如此宝贵的时间似乎又是一个极其可怕的东西，因而人们要用种种娱乐、闲谈、杂务隔开自己与时间，使自己不至于直接面对这空无所有而又确实在流逝着的时间。　　我时刻听见时间的流逝声。这使我与自己的任何眼前经历保持了一段距离，即使在情绪最亢奋时，也对自己的痛苦和欢乐持一种半嘲讽、半悲悯的态度。我既沉溺，又超脱。我常常大悲大欢，但在欢乐时会忽生悲凉，在痛苦时又有所慰藉。我的灵魂不是居于肉体之中，而是凌驾肉体之上，俯视这肉体的遭际。我降生得不完全，有一半留在天堂，于是这另一半也就不能在尘世安居，常常落入地狱。　　人生活在时间和空间的交叉点上，向两个方向瞻望永恒，得到的却永远只是瞬息。　　希腊人有瞬时，中世纪人有永恒。现代人既没有瞬时，也没有永恒，他生活在两者的交接点上--生活在时间中。　　瞬时和永恒都是非时间、超时间的。时间存在于两者的关系之中。　　思得永恒和不思永恒的人都是幸福的。不幸的是那些思而不得的人。　　但是，一个寻找终极价值而终于没有找到的人，他真的一无所获吗?至少，他获得了超越一切相对价值的眼光和心境，不会再陷入琐屑的烦恼和平庸的忧患之中。不问终极价值的价值哲学只是庸人哲学。　　"超越"一词用得愈来愈滥了。其实，按其本义，"超越"是指摆脱人类的根本局限性，达于永恒和绝对。可见，只有在宗教和艺术的幻想中，才可认真谈"超越"。在现实中，只能谈"超脱"，即彻悟人类的根本局限性，对暂时和相对的人生遭际保持心理距离。　　一切复活都在回忆中，一切超越都在想像中。风中的纸屑：＞和命运结伴而行周国平　　命运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环境和性格。环境规定了一个人的遭遇的可能范围，性格则规定了他对遭遇的反应方式。由于反应方式不同，相同的遭遇就有了不同的意义，因而也就成了本质上不同的遭遇。我在此意义上理解赫拉克利特的这一名言："性格即命运"。　　但是，这并不说明人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因为人不能决定自己的性格。　　性格无所谓好坏，好坏仅在于人对自己的性格的使用，在使用中便有了人的自由。　　就命运是一种神秘的外在力量而言，人不能支配命运，只能支配自己对命运的态度。一个人愈是能够支配自己对于命运的态度，命运对于他的支配力量就愈小。　　"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太简单一些了吧?活生生的人总是被领着也被拖着，抗争着但终于不得不屈服。　　昔日的同学走出校门，各奔东西，若干年后重逢，便会发现彼此在做着很不同的事，在名利场上的沉浮也相差悬殊。可是，只要仔细一想，你会进一步发现，各人所走的道路大抵有线索可寻，符合各自的人格类型和性格逻辑，说得上各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