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特涅公爵的政府所遵循的两个方针是：第一，使奥地利统治下的各民族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受到所有其他处于同样境地的民族的牵制；第二，这向来是一切专制君主制的基本原则，即依靠封建地主和做证券生意的大资本家这两个阶级，同时使这两个阶级的权势和力量互相平衡，以便政府保留完全的行动自由。以各种封建收益作为全部收入的土地贵族，不能不支持政府，因为政府是他们对付被压迫的农奴阶级（他们靠掠夺这些农奴为生）的唯一靠山。而每当他们之中较不富裕的一部分起来反对政府的时候，例如1846年加利西亚的情形，梅特涅立刻就纵使这些农奴去反抗他们，因为这些农奴总是力图抓住机会狠狠地报复他们的直接压迫者（注：1846年2-3月在加利西亚爆发了乌克兰农民起义，当时在奥地利所辖的波兰地区，恰好地爆发了以克拉科夫为中心的波兰民族解放起义。奥地利当局利用乌克兰农民与当时准备进行反奥暴动的波兰贵族之间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多次使起义农民将矛头指向波兰起义者的队伍。起义农民一开始就解除了波兰贵族起义部队的武装，随后大规模地摧毁地主庄园。奥地利政府在平息了波兰贵族的起义运动之后，又镇压了加利西亚的农民起义。——505。）。另一方面，交易所的大资本家由于大量投资于公债，也受到梅特涅政府的束缚。奥地利在1815年恢复了它的全部实力，1820年后又在意大利恢复和维持了专制君主制，1810年的破产（注：奥地利的财政状况在19世纪初依然极度拮据。当局曾想用发行纸币的办法来克服支付和信贷上的困难；1810年流通的钞票超过十亿盾，全值兑现已不可能。1811年2月20日的特许令规定兑现面值的五分之一，从根本上说，这意味着国家的破产。——505。）又免除了它的一部分债务，所以，在媾和之后，它很快就在欧洲各大金融市场重新建立了信用；而信用越是增长，它也就越是加紧利用这种信用。于是，欧洲的一切金融巨头都把他们的很大一部分资本投于奥地利的公债。他们全都需要维持奥地利的信用，而要维持奥地利的国家信用又总是需要新的借款，于是他们便不得不时常提供新的资本，以维持他们过去已经投资的债券的信用。1815年以后的长期和平，以及表面上看来奥地利这样一个千年王国不可能倾覆的假象，使梅特涅政府的信用惊人地增长，甚至使它可以不依赖维也纳的银行家和证券投机商了；因为只要梅特涅还能够在法兰◎第505页◎克福和阿姆斯特丹得到足够的资金，他当然就心满意足地看着奥地利的资本家们被踩在他的脚下，而且，他们在其他方面也得仰承他的鼻息。银行家、证券投机商、政府的承包商虽然总是设法从专制君主制那里获得大宗利润，但这是以政府对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具有几乎是无限的支配权作为交换条件的。因此，不能期待这一部分人会对政府持任何反对态度。这样，梅特涅便有把握获得帝国中最有力量和最有权势的两个阶级的支持，此外他还拥有军队和官僚机构，它们被组织得最适合于为专制制度服务。奥地利的文武官员自成一个门第；他们的父辈是为奥皇效劳的，他们的子孙也将如此。他们不属于在双头鹰（注：神圣罗马帝国国徽。——编者注）的羽翼下联合起来的许多民族中的任何一族；他们经常从帝国的一端迁移到另一端，从波兰到意大利，从德意志地区到特兰西瓦尼亚。他们对匈牙利人、波兰人、德意志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克罗地亚人，对一切没有打上“皇家和王室”等等标记而具有某一民族特性的人同样予以轻视；他们没有民族性，或者更确切些说，正是他们构成了真正的奥地利民族。很明显，这样一个文武官员的特殊等级，在一个有才智有能力的统治者手里会是怎样一种驯顺而有力的工具。至于居民中的其他阶级，梅特涅采取十足的旧式政治家的态度，不大重视他们的支持。他对待他们只有一个政策：通过赋税从他们身上尽可能多地进行榨取，同时使他们保持平静。工商业中间阶级在奥地利发展很慢。多瑙河流域的贸易相对来说无足轻重；奥地利只有的里雅斯特一个港埠，而这个港埠的贸易也十分有限。至于工业家，他们则受益于广泛实行的保护关税制度，这一制度在大多数场合下甚至无异于完全排除了外国的竞争；但向他们提供这◎第506页◎种优惠，主要是为了增加他们纳税的能力；不过，由于国内对工业的限制，由于行会和其他封建公会（在不妨碍政府实现它的目的和意图的情况下，它们是受到周密的保护的）的特权，这种优惠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抵销了。小手工业者被封闭在这些中世纪行会的狭窄框框内，这种行会使各个行业彼此不断地为争夺特权而斗争，同时它们使工人阶级的各个成员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使这些强制性的联合体的成员具有一种世袭的稳定性。最后，农民和工人只是被当作征税的对象；他们所得到的唯一的关心，就是要尽可能使他们保持他们当时和以前他们父辈所赖以生存的生活条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切旧的、既存的、世袭的权力，都像国家的权力一样受到保护；地主对小佃农的权力，厂主对工厂工人的权力，手工业师傅对帮工和学徒的权力，父亲对儿子的权力，到处都受到政府的极力维护，凡有不服从者，都像触犯法律一样，要受到奥地利司法的万能工具——笞杖的惩罚。最后，为了把所有这些创造人为的安定的努力结成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被允许给予人民的精神食粮都要经过最审慎的选择，而且极其吝啬。教育到处都掌握在天主教教士手里，而教士的首脑们像大封建地主一样，是迫切需要保存现有制度的。大学都办成这个样子：只容许它们造就充其量在种种专门知识部门可能有比较高深造诣的专家，但无论如何不允许进行在别的大学里可望进行的那种全面的自由的教育。除了匈牙利，根本没有报刊，而匈牙利的报纸在帝国一切其他地方都是违禁品。至于一般的著述，100年以来它的发行范围不但毫未扩大，自约瑟夫二世死后反倒缩减了。在奥地利各邦与文明国家接壤的地方，除了关税官员的警戒线，还有书报检查官的警戒线；外国的任何书籍或报纸不经过两次三番的详细审查，查明它们丝毫没有沾染时代的恶毒精神，他们决不让◎第507页◎它们进入奥地利。在1815年后的将近30年中，这种制度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奥地利几乎完全不为欧洲所了解，而欧洲也同样不为奥地利所了解。居民中各阶级和全体居民的社会状况，似乎都没有丝毫变化。不管阶级与阶级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怨仇（这种怨仇正是梅特涅统治的一个主要条件，他甚至有意加深这种怨仇，让上层阶级充当政府进行一切横征暴敛的工具，从而把憎恶引向它们），不管人民对国家下级官吏有怎样的憎恨，但整个说来，他们对于中央政府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不满情绪。皇帝受到崇拜，而事实似乎也证实了老弗兰茨一世的话，——他曾经怀疑这种制度能否持久，但他接着就安慰自己说：“在我和梅特涅在世的时候，它总还是会维持下去的。”但是有一种徐缓的、表面上看不见的运动在进行着，它使梅特涅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工商业中间阶级的财富和势力都增加了。工业中机器和蒸汽的采用，在奥地利，也像在所有别的地方一样，使社会各阶级的一切旧有关系和生活条件发生了变革；它把农奴变成了自由民，把小农变成了工业工人；它摧毁了旧有的封建手工业行会，消灭了许多这种行会的生存手段。新的工商业居民与旧的封建制度到处发生冲突。因营业关系日益频繁地去国外旅行的中间阶级，把关于帝国关税壁垒以外的各文明国家的某些神话般的知识介绍给国内；最后，铁路的建设加速了国内工业和智力的发展。此外，在奥地利的国家机构中，也存在一个危险的部分，这就是匈牙利的封建宪法、议会辩论以及反政府的大批破落贵族对政府和它的同盟者豪绅显贵们进行的斗争。匈牙利的议会所在地普雷斯堡在维也纳的大门口。这一切因素都促使城市中间阶级产生一种情绪——这不是真正反政府的情绪，因为当时反政府还不可能，◎第508页◎而是一种不满情绪，产生实行改革，主要是行政上的改革，而不是立宪性质的改革的普遍要求。也如在普鲁士一样，在这里一部分官僚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了。在这个世袭的官吏阶层中间，约瑟夫二世的传统还没有被遗忘；政府中受过较多教育的官员本身有时也幻想各种可能的改革，他们宁愿要这位皇帝的进步和开明的专制，而不愿要梅特涅的“严父般的”专制。一部分较穷的贵族也支持中间阶级，至于居民中一向有充分理由对上层阶级（如果不是对政府）不满的下层阶级，它们在大多数场合是不会不赞助资产阶级的改革要求的。大约正是在这个时候，即1843年或1844年，在德国创立了一个适应这种变革的特殊的著作部门。少数奥地利的作家、小说家、文艺批评家、蹩脚诗人（他们的才能都很平常，但都天生具有犹太人所特有的那种勤奋）在莱比锡以及奥地利以外的其他德国城市站住了脚，在梅特涅的势力所不及的这些地方出版了一些论述奥地利事务的书籍和小册子。他们和他们的出版商的这桩生意“十分兴隆”。全德国都急于想了解这个欧洲的中国的政治的秘密；奥地利人本身通过波希米亚边境上进行的大批的走私而获得了这些出版物，他们的好奇心更加强烈。当然，这些出版物中所泄露的秘密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它们的善意的作者所设计的改革计划非常天真，可以说在政治上十分纯朴。人们认为宪法和新闻出版自由对奥地利来说是难以得到的东西。实行行政改革，扩大省议会权限，允许外国书报入境，稍稍放松书报检查制度，——这些善良的奥地利人的忠君守法的谦恭的要求，不过如此而已。无论如何，要阻止奥地利与德国其他部分以及经过德国与全世界的文化交流，越来越不可能了，这种情况大大促进了反政府的舆论的形成，并且至少使奥地利居民中的一部分人获得一些政治知◎第509页◎识。于是在1847年底，当时盛行于全德国的政治的和政治宗教的鼓动也波及到奥地利，虽然在程度上较弱。这种鼓动在奥地利进行得较为沉寂，但它仍然找到了足以供它施加影响的革命因素。这些因素是：被地主或政府的横征暴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农民、农奴或封建佃农，在警察的棍棒下被迫在厂主随意规定的任何条件下做工的工厂工人，被行会条例剥夺了在自己的行业取得独立地位的任何机会的手工业帮工，在经营中处处被种种荒谬条例捆住手脚的商人，不断与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特权的手工业行会发生冲突或不断与贪婪而多事的官吏发生冲突的厂主，与无知而专横的教士或愚蠢而跋扈的上司进行徒劳无益的斗争的教师、学者和受过较高教育的官员。总之，没有一个阶级感到满意，因为政府有时不得不作的一些小小让步，并不是由它自己出资（国库是负担不了的），而是靠上层贵族和教士出资进行的。至于大银行家和国家证券持有人，那么意大利最近的事变、匈牙利议会中日益加强的反对派、以及波及整个帝国的异常的不满情绪和要求改革的呼声，自然丝毫也不会加强他们对奥地利帝国的巩固与支付能力的信心。这样，奥地利也在缓慢地但确实地走向伟大的变革，而这时法国忽然爆发了事变，它使逼近的暴风雨立刻倾降下来，驳倒了老弗兰茨关于大厦在他和梅特涅在世的时候还是会维持下去的断语。 1851年9月于伦敦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恩格斯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二）*（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是恩格斯于1851年8月至1852年9月写成的。共19篇。1851年7月底，《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查理·德纳约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当时马克思正忙于经济学研究，而且他的英语水平还不足以为英文报纸撰稿，所以他于1851年8月14日写信给恩格斯，请他写一些关于1848年以来的德国革命的文章。恩格斯在写这些文章时利用了《新莱茵报》（见注164）合订本以及马克思提供的其他一些资料，并经常和马克思交换意见。这些文章在寄出之前都经马克思看过。他本来还打算写一篇结束语，可惜没能写成。这一组文章从1851年10月25日到1852年10月23日陆续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德国”栏目里，标题是：《革命和反革命》，同时用罗马数字标明篇序。署名是卡尔·马克思。直到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书信发表后，才知道作者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这组文章没有出过单行本，只有开头的几篇曾被译成德文在美国的德文报纸《纽约晚报》以及柏林出版的《德意志总汇报》上转载过。1896年，马克思的女儿爱·马克思－艾威林编辑出版了第一个英文单行本。书名是《革命和反革命或1848年的德国》，此外她还给每篇文章加了标题。同年还出版了卡·考茨基翻译的德文版，书名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两个版本均收入了《最近的科隆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49-456页）以代替恩格斯原打算写的最后一篇文章。1900年，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法格将此书译成法文出版。本卷选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作为总标题，并保留了爱·马克思－艾威林为19篇文章所加的标题。——482。）［五 维也纳起义］1848年2月24日，路易－菲力浦被赶出巴黎，法兰西共和国宣告成立。紧接着，在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摧毁了梅特涅公爵的◎第510页◎政权，迫使他可耻地逃亡国外。3月18日，柏林人民举行武装起义，经过18小时顽强的战斗之后，满意地看到国王（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向他们求饶乞降。同时，在德国各小邦的首府也都爆发了猛烈程度不同但全都得到同样的成果的骚动。如果说德国人民没有完成他们的第一次革命，那么他们至少是真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们不能在这里考察这许多次起义的细节；我们只想阐明这些起义的性质以及居民中各个阶级对起义所采取的立场。维也纳的革命可以说几乎是全体居民一致完成的。资产阶级（银行家和证券投机商除外）、小生意人阶级、全体工人，一致立即起来反对大家所憎恶的政府，这个政府如此普遍地被人憎恨，以致从前支持它的极少数贵族和金融巨头在它刚刚遭到攻击时也都隐藏起来了。梅特涅已使中间阶级在政治上无知到如此程度，以致他们对从巴黎传来的关于无政府状态、社会主义和恐怖的统治的消息，以及关于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即将展开斗争的消息完全不能理解。他们由于政治上的幼稚，不是完全不了解这些消息的意义，就是以为那是梅特涅恶意捏造的，为的是恐吓他们，让他们再去服从他。而且，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工人作为一个阶级而行动或者为自己本身的特殊的阶级利益而斗争。他们根据过去的经验，不能设想刚刚如此衷心地联合起来推翻大家一致憎恨的政府的各阶级之间可能产生任何分歧。他们看到工人在所有各点上——在宪法、陪审审判、新闻出版自由等等问题上——都与他们一致。于是，他们至少在1848年3月，全身心地投入了运动，而另一方面，运动从最初起就使他们（至少在理论上）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但是，不同阶级的这种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向来是一切革◎第511页◎命的必要条件，却不能持久，——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如此。在战胜共同的敌人之后，战胜者之间就要分成不同的营垒，彼此兵戎相见。正是旧的复杂的社会机体中阶级对抗的这种迅速而剧烈的发展，使革命成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正是新的党派的这种不断的迅速成长，一个接替一个掌握政权，使一个民族在这种剧烈的震动时期5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100年还走不完的途程。维也纳革命使中间阶级成为理论上的统治阶级；这就是说，从政府那里争取到的让步一旦付诸实行，并且能够坚持一个时期的话，就一定会保证中间阶级的统治。可是，事实上这一阶级的统治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不错，由于国民自卫军的建立使资产阶级和小生意人掌握了武器，资产阶级获得了力量和权势；不错，由于成立了“安全委员会”这种由资产阶级占支配地位的、对谁都不负责的革命政府，资产阶级取得了最高的权力。但同时一部分工人也武装起来了，每当发生战斗时，他们和大学生（注：指大学生军团，它是一个准军事性的学生团体，1848年3月组建于维也纳。参加该团体的还有一些大学讲师以及其他知识分子，主要是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它在1848年奥地利的革命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维也纳十月起义失败后该军团被解散。——512、535。）总是承担起战斗的全部重任；约4000名装备优良、训练远比国民自卫军要好的大学生，形成了革命武装的核心和真正力量，他们决不愿意只是充当安全委员会手里的一个工具。他们虽然承认安全委员会，甚至是它的最热烈的拥护者，可是他们成立了一种独立的而且颇不安分的团体，在“大礼堂”召开他们自己的会议，保持介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中间立场，以不断的鼓动阻止事物回复到旧日的平常状态，而且经常把自己的决议强加于安全委员会。另一方面，工人差不多完全失业了，国家不得不花钱雇用他们到公共工程中去做工，而用于这方面的款项当然必须取自纳税人的腰包或维也纳市的金库。这一切自然使维也纳的生意人很不愉快。该市的工业企业本来是为这个大国中的富豪和贵族的消费服务的，由于发生革命，由◎第512页◎于贵族和宫廷的逃亡，这些企业自然完全停业了；商业陷于停顿，工人和大学生不断进行的鼓动和骚动，当然不是如当时人们常说的“恢复信任”的办法。这样，中间阶级与不安分的大学生和工人之间很快就出现了某种冷淡关系，而这种冷淡关系之所以在一个长时期中并没有转变为公开的敌对关系，那是由于内阁、尤其是宫廷急欲恢复旧秩序，因而不断证明比较革命的党派的疑虑和不安分的活动是有道理的，并且甚至当着中间阶级的面，不断地使旧日的梅特涅专制借尸还魂。由于政府企图限制或完全取消某些刚刚争得的新的自由，于是5月15日和5月26日先后两次发生了维也纳各阶级的起义。在这两次起义中，国民自卫军或武装的中间阶级、大学生、工人之间的联盟又暂时得到巩固。至于居民中的其他阶级，贵族和金融巨头们已经销声匿迹，农民则到处忙于铲除封建制度的残余。由于意大利的战争（注：指1848-1849年的奥意战争。1847年底和1848年初在并入奥地利版图的伦巴第和威尼斯地区，意大利居民掀起了反对奥地利的群众运动。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以皮埃蒙特为首的意大利各君主国于1848年3月底向奥地利宣战。战争的第一阶段，皮埃蒙特的军队于1848年7月25日在库斯托扎被击败，8月9日签订了奥地利-皮埃蒙特停战协定。1849年3月20日由于意大利国内革命运动重新高涨，皮埃蒙特的君主被迫继续进行战争。但在21-23日，他的军队在摩尔塔拉和诺瓦拉又被彻底击溃。皮埃蒙特在军事上的失败及其统治集团的投降，使奥地利恢复了在意大利北部的统治。——513。），也由于宫廷忙于维也纳和匈牙利问题，农民得到了充分的行动自由，在奥地利，他们在解放事业中取得的成就，比在德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大。在这之后不久，奥地利议会只好确认农民已经实际实行了的种种措施，不管施瓦尔岑堡公爵的政府还能够恢复别的什么东西，它却永远不能恢复对农民的封建奴役了。如果说奥地利目前又比较平静了，甚至强有力了，这主要是因为人民的大多数即农民真正从革命中得到了利益，还因为不管业已重建的政府侵犯了别的什么东西，农民所争得的这些实际的物质利益却没有受到侵犯。 1851年10月于伦敦◎第513页◎［六 柏林起义］革命运动的第二个中心是柏林。从前面几篇中所叙述的情形，不难了解，为什么柏林的革命运动根本不像在维也纳那样得到几乎所有阶级的一致支持。在普鲁士，资产阶级早已经卷入了反政府的实际斗争；“联合议会”（注：联合议会或联合（省）议会，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了获得向国外借款的保证以摆脱财政困难，于1847年4月11日至6月26日在柏林召集的普鲁士各省等级议会的联合议会。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第一届联合议会的开幕词中说，他决不会让“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天经地义的联系”变成“受到制约的、宪制的”联系；他决不会让一张“写上了字的纸”来代替“真正神圣的王权”。由于国王拒绝满足议会资产阶级多数派的最微薄的政治要求，议会大多数代表拒绝给国王以新贷款的保证。国王于同年6月解散了联合议会。——316、497、514、516。） 造成了破裂；资产阶级革命日益迫近。如果不是由于巴黎二月革命（注：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日至24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资产阶级手里。——248、254、263、317、331、376、389、500、514、582。），这个革命在爆发之初也许会像维也纳革命一样万众一心。巴黎事变猛然促进了一切，但同时它是在另一旗帜下进行的，这面旗帜与普鲁士资产阶级准备进攻自己的政府时所举起的旗帜完全不同。二月革命在法国所推翻的那种政府，正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他们自己国内所要建立的。二月革命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反对中间阶级的革命，它宣告了中间阶级政府的垮台和工人的解放。而普鲁士资产阶级最近则受够了自己国内工人阶级的骚扰。在西里西亚起义所引起的最初恐怖过去以后，他们甚至想为自身利益来利用这些骚扰。但他们对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始终怀有本能的恐惧。因此，当他们看到巴黎政府的首脑人物正是被他们视为财产、秩序、宗教、家庭以及现代资产者的其他家神的最危险的敌人的时候，他们的革命热情马上一落千丈。他们知道，必须抓紧时机，没有工人群众的帮助他们就会失败，可是他们没有勇气。因此，当外地刚一出现零星的发动时，他们便站在政府方面，努力使柏林的人民保持安定，因为五天以来人民一直聚集在王宫前讨论各种新闻，要求改组政府。而当梅特涅被推翻的消息传来、国王终于作了一些小小的让步时，资产阶级便认为革命已经完成，跑去向陛下谢恩，说他已满足了他的人民的一切愿望。◎第514页◎可是紧接着便出现了军队向群众的进攻、街垒、战斗以及王室的溃败。于是一切都改变了。一直被资产阶级排挤到后面去的工人阶级，现在被推到斗争的前列，进行了战斗而且获得了胜利，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对于选举权、新闻出版自由、陪审权、集会权的限制——这些限制是资产阶级所最欢迎的，因为受到限制的只是它下面的各阶级——现在已经不能继续下去了。重演巴黎的“无政府状态”那一场戏的危险迫在眉睫。在这种危险面前，一切过去的分歧都消逝了。多年来的朋友和仇敌为了反对胜利的工人而联合起来了，虽然工人还并没有提出他们自己的任何特殊要求。资产阶级和被推翻的制度的拥护者在柏林的街垒上订立了联盟。他们彼此不得不作些必要的让步，但也只限于势在必行的让步；成立了一个由联合议会中各反对派的领袖组成的内阁，为了酬答这个内阁保全王位的功绩，旧政府的一切支柱——封建贵族、官僚、军队都保证支持它，这就是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先生组阁的条件。新阁员们对于觉醒的群众非常恐惧，在他们眼里，任何能巩固已被动摇的政权的基础的手段都是好的。这些糊里糊涂的可怜虫以为旧制度复辟的一切危险都已经过去了，因此便利用整个旧的国家机器来恢复“秩序”。文武官员没有一个人被撤职；旧的管理国家的官僚制度丝毫没有变更。这些可爱的立宪责任内阁的阁员们，甚至把那些由于其过去的官僚暴行而被人民在最初的革命高潮中赶跑的官员也恢复了原职。在普鲁士除了阁员更换而外，没有任何变更，甚至各部门的主管人员也都一个未动；所有那些在新擢升的统治者周围组成一个合唱队并希望分得一份权位的猎取官职的立宪派，都被告知：应该等到秩序恢复安定时再来更动官员，因为现在就这样做是有危险的。在3月18日起义以后完全陷于沮丧的国王，很快就发觉这些◎第515页◎“自由派”阁员需要他，正如他也同样需要他们一样。起义没有推翻王位；王位成了防范“无政府状态”的最后一个现存的屏障；因此自由派中间阶级及其现任阁员的领袖们，很愿意同国王保持最亲善的关系。国王和他周围的反动的宫廷奸党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于是便利用这种环境来阻碍内阁实行它有时打算进行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改革。内阁首先关心的事情，是要给最近的暴力变革一种合法的外貌。它不顾人民群众的反对，召集了联合议会（注：联合议会或联合（省）议会，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了获得向国外借款的保证以摆脱财政困难，于1847年4月11日至6月26日在柏林召集的普鲁士各省等级议会的联合议会。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第一届联合议会的开幕词中说，他决不会让“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天经地义的联系”变成“受到制约的、宪制的”联系；他决不会让一张“写上了字的纸”来代替“真正神圣的王权”。由于国王拒绝满足议会资产阶级多数派的最微薄的政治要求，议会大多数代表拒绝给国王以新贷款的保证。国王于同年6月解散了联合议会。——316、497、514、516。），使之作为人民的合法的立宪机关，通过新的议会选举法，新选出的议会应与国王商定新的宪法。选举应当是间接的——选民先选举若干选举人，选举人再选出议员。虽然遭到各种反对，这种两级选举制还是通过了。接着又要求联合议会允许发行数目相当于2 500万美元的公债，人民党反对，但是议会又同意了。内阁的这些行为，促使人民党，或者——像它现在自己称呼的那样——民主党异常迅速地发展起来。这个以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为首的党，在革命之初曾经把大多数工人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它要求法国已实行的那种直接的普遍的选举权，要求一院制的立法议会，要求完全和公开地承认3月18 日的革命是新政府的体制的基础。这个党的较温和的一派认为可以对这样“民主化的”君主制表示满意，它的较先进的一派则要求彻底建立共和国。两派都同意承认德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而立宪派和反动派对这个机构的最高权力却怀着很大的恐惧，他们宣布说他们认为这个议会太革命了。工人阶级的独立运动被革命暂时打断了。运动的直接要求和环境不允许把无产阶级党的任何特殊要求提到首位。事实上，当工人进行独立行动的场地尚未扫清，直接的普遍的选举权尚未实现，◎第516页◎36个大小邦照旧把德国分成无数小块的时候，无产阶级党除了注视对自己具有极重要意义的巴黎运动，以及和小商人一起共同争取那些使他们日后能够为自身的事业进行斗争的权利以外，别的还能做些什么呢？当时无产阶级党在其政治活动中不同于小生意人阶级或所谓的真正的民主党之外，主要只有三点：第一，对于法国的运动的评价不同，民主派攻击巴黎的极端派，而无产阶级革命者却维护他们；第二，宣布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而民主派中最最激进的分子也只敢希望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第三，在一切场合都表现了革命的勇气和行动的决心，而这却是任何以小生意人为首并主要由他们组成的党永远不会有的。无产阶级的或真正革命的党只是逐渐地使工人群众摆脱了民主派的影响，而在革命初期工人是跟着民主派跑的。但是在一定的时刻，民主派领袖们的优柔寡断和软弱怯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而现在可以说，过去几年的动荡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在所有工人阶级相当集中的地方，工人们完全摆脱了民主派的影响，这种影响在1848年和1849年曾使他们犯了许多错误和遭到种种不幸。但我们不必去进行预测，这两年的事变将给我们充分的机会看到这些民主派先生们的实际行为。普鲁士的农民，像奥地利的农民一样，曾经利用革命一举摆脱了一切封建枷锁，但其劲头较小，因为这里的农民所遭受的封建压迫一般说来不那么厉害。可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这里的中间阶级立即转而反对自己最早的、最不可少的同盟者——农民。同资产者一样被所谓对私有财产的侵犯吓坏了的民主派，也不再支持农民；这样，在三个月的解放之后，在流血冲突和军事屠杀（尤其是在西里西亚）之后，封建制度便通过昨天还在反封建的资产阶级之手恢◎第517页◎复了。再没有比这更可耻的事实可以用来谴责他们了。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党派这样出卖自己最好的同盟者，出卖自己。不管这个中间阶级党后来遭到怎样的侮辱与惩罚，单单由于它的这一种行为，它也完全是罪有应得的。 1851年10月于伦敦［七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读者大概还记得，我们在前六篇里叙述了德国的革命运动，直到维也纳3 月13日和柏林3月18日两次人民的伟大胜利（注：指柏林群众反对普鲁士政府的三月革命。1848年3月初，柏林群众举行集会，要求取消等级特权，召开议会和赦免政治犯。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调动军队镇压，发生流血冲突。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推翻梅特涅统治的消息传到柏林，斗争形势进一步激化。国王慑于群众威力，企图拉拢资产阶级自由派，阻止革命发展，于17、18日先后颁布特别命令，宣布取消报刊检查制度；允许召开联合议会，实行立宪君主制。资产阶级自由派遂与政府妥协。柏林群众要求把军队撤出首都，在遭到军警镇压后，于3月18日构筑街垒举行武装起义。最终迫使国王于19日下令把军队撤出柏林。起义获得了胜利，但成果却被资产阶级窃取。3月29日普鲁士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316、317、331、365、518、522。）。我们看到，在奥地利和普鲁士都建立了立宪政府，自由主义的或中间阶级的原则被宣布为未来整个政策的指导方针；这两大运动中心之间唯一显著的区别是：普鲁士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以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先生这两位富商为代表，直接攫取了权柄，而奥地利的资产阶级所受的政治训练差得很远，自由派官僚们便上任就了职，宣称自己是受资产阶级的委托来执掌政权。我们又看到，原来团结一致反对旧政府的各党派和各社会阶级如何在胜利之后或者甚至在斗争进行中四分五裂；而独享胜利果实的上述自由派资产阶级如何立即转而反对它昨天的同盟者，如何对一切较先进的阶级或党派采取敌对态度，并且同战败的封建官僚势力结成同盟。事实上，早在革命剧开演时就可以看出，自由派资产阶级只有依靠较激进的人民党的援助，才能守住自己的阵地，抵抗那些已被击败但未被消灭的封建官僚党；另一方面，为了对付这些较激进的群众的冲击，自由派资产阶级又需要封建贵族和官僚的援助。所以，很明显，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没有掌握足够的力量保持自己的政权◎第518页◎并使一切国家机构适应于他们自己的需要和理想。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内阁不过是一个中间站。从这里，按照事态的发展情况，国家或者将走向更高级的阶段——统一的共和国，或者将重新堕入旧日封建教权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制度中去。无论如何，真正的决战还在后面；三月事变只是战斗的开始。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德国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两邦，因此维也纳或柏林的每个决定性的革命胜利，对全德国都有决定的意义。这两个城市1848年三月事变的发展，也确实决定了全德国事态的进程。所以，如果不是由于各小邦的存在而产生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的存在本身正是德国的不正常状态的最显著的证据，正是最近这次革命半途而废的证据，那么本来无须再叙述各小邦所发生的运动，我们的确可以只限于研究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情况了。上述机构如此不正常，它所处的地位如此滑稽可笑，可是又如此自命不凡，可以说，在历史上将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机构。这个机构就是所谓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国国民议会（注：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于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其目的是消除德国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和制定全德宪法。它的选举采取两级制，不是直接选举。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除了勃鲁姆、福格特等人组成的左翼外，还有卢格、施略费尔、齐茨、特留茨什列尔等人组成的极左翼，或称激进民主党。议会的多数派是自由资产阶级中间派，它又分裂成中间派右翼和中间派左翼。中间派拥护君主立宪政体。但是由于自由派多数的胆怯和妥协，以及小资产阶级左翼的动摇和不彻底性，议会害怕接管国家的最高政权，没有成为真正统一德国的机构，最后变成了一个没有实际权力，只能导致群众离开革命斗争的纯粹的争论俱乐部。当德意志各大邦召回本邦议员，而法兰克福市当局又禁止留下的左翼议员在当地开会时，左翼议员便于1849年5月30日决定把议会地点迁到斯图加特，并试图组织保卫帝国宪法的合法运动（见注172）。1849年6月6日，国民议会宣布废除帝国摄政及其阁员，建立由温和民主派弗·拉沃、卡·福格特、亨·西蒙、弗·许勒尔和奥·贝谢尔组成的五人摄政，但是没有成功。同年6月18日，议会被军队驱散，停止了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新莱茵报》（见注164）上发表许多文章，对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活动进行了尖锐的批评。——501、519。）。在维也纳和柏林的人民胜利之后，自然就产生了应当召开全德代表会议的问题。于是这个会议就被选举出来，在法兰克福开会，与旧的联邦议会并存。人民希望德国国民议会解决一切有争议的问题，履行全德意志联邦最高立法权力机关的职能。但召集国民议会的联邦议会，对于它的职权未作任何规定。谁也不知道它的法令是具有法律效力呢，还是需要经过联邦议会或各邦政府的批准。在这种混乱状况中，如果国民议会稍有一点力量，它就会把联邦议会这个在德国最不受欢迎的机构立即解散，使之寿终正寝，代之以从国民议会自己的议员中选举出来的人所组成的联邦政府。它就会宣布自己是德国人民的至高无上的意志的唯一合法代表，从而使自己的一切法令具有法律效力。最重要的是，它就会使自己在国◎第519页◎内获得一支足以粉碎各邦政府的任何反抗的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在革命初期，这一切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要求一个主要是由自由派律师和学究式的教授们组成的议会做到这一点，那就未免太过分了，这个议会虽自称体现了德国思想和学术的真髓，而事实上它只是一个供老朽政客在全德国眼前表现他们不自觉的滑稽丑态和他们思想与行动上的无能的舞台。这个老太婆议会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害怕最小的人民运动甚于害怕全德各邦政府的所有一切反动阴谋。它在联邦议会的监视之下开会，不仅如此，它几乎是恳求联邦议会批准它的各项法令，这是因为它的最初一些决议必须由这个可憎的机关发布。它不坚持自己的最高权力，反而故意回避讨论任何这一类危险的问题。它不把人民的武装力量聚集在自己周围，而是闭眼不看各邦政府的暴行，直接就来讨论议事日程上的问题。这个国民议会眼看着美因茨实行戒严，该城的居民被解除武装，竟不闻不问。后来它选举了奥地利的约翰大公做德国的摄政，并宣称自己的一切决议都具有法律效力。但约翰大公只是在获得了各邦政府的同意之后才荣登新的高位，而且这不是由国民议会而是由联邦议会授予的。至于国民议会的法令的法律效力，这点从来没有被各大邦政府所承认，而国民议会本身也不坚持，因此仍然是一个悬案。总之，我们看到一种奇异的景象：一个议会宣称自己是伟大的主权民族的唯一合法代表，但它从来既没有愿望也没有力量迫使别人承认自己的要求。这个机构中的辩论没有任何实际结果，甚至也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只不过是重复一些陈腐不堪的哲学学派和法律学派的最乏味的老生常谈；人们在这个议会中所说的，或者无宁说是所嘟哝的每一句话，报刊上早已刊登过一千次，而且比他们说得要好一千倍。总之，这个自称为德国新的中央政权的机构，使一切都保持原◎第520页◎来的状态。它根本没有实现人们久已渴望的德国的统一，连统治德国的各邦君主中最无足轻重的君主也没有废除；它没有加强德国各个分散的省份之间的联系；它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去摧毁那分隔汉诺威和普鲁士、分隔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关税壁垒；它甚至完全没有打算废除在普鲁士到处妨碍内河航行的苛捐杂税。但是，这个议会做得越少，却喧嚷得越厉害。它建立了一个纸面上的德国舰队；它兼并了波兰和石勒苏益格；它允许德意志的奥地利对意大利作战，但在奥地利人安全退入德境时却禁止意大利人追击；它对法兰西共和国连呼万岁，并接纳了匈牙利的使者，后者回国时对德国的了解无疑是比出使时更加糊涂了。在革命之初，全德各邦政府曾把这个议会看作一个可怕的怪物。它们估计这个议会可能采取十分专断而革命的行动，因为它的权限极不明确——当时对它的权限问题不作明确规定是必要的。于是，为了削弱这个可怕的机构的影响，各邦政府策划了一整套十分周密的阴谋；但事实证明，它们的幸运胜过聪明才智，因为这个议会替各邦政府办事比它们自己办得还要好些。这些阴谋中主要的一招，就是召开地方的立法议会。结果，不仅各小邦召开了它们的立法议会，连普鲁士和奥地利也召开了制宪议会。在这些议会里，像在法兰克福议会里一样，也是自由派中间阶级或它的同盟者——自由派律师和官僚占据多数，而且所有这些议会的工作情况几乎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德国国民议会是一个假想的国家的议会，因为它拒绝建立它自身赖以存在的首要条件——统一的德国；它讨论一些它自己创造出来的假想的政府的各种假想的永远不能实现的措施，它通过了一些谁也不感兴趣的假想的决议。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制宪议会至少还是真正的议会，它们推翻了旧内阁并且任命了真正的内阁，而且至少曾一度强迫它们与之进行◎第521页◎斗争的各邦君主实行它们的决议。它们也是怯懦的，也缺乏作出革命决断的远大见识；它们也背叛了人民，把政权交还给了封建的、官僚的和军事的专制制度。但当时它们至少还是被迫讨论了一些有关目前利益的实际问题，被迫同别人一起生活在地上；而法兰克福的吹牛家们却以在“梦想的空中王国”（注：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7章。——编者注）里遨游为无上的快乐。因此，柏林和维也纳制宪议会的辩论构成德国革命史的重要的部分，而法兰克福这群笨伯的苦心佳作，却只能使文献和古董收藏家感兴趣。德国人民深深感到必须消除可恨的疆土分裂状态，因为这种状态分散和抵销了民族的集体力量，他们曾一度希望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至少是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但这群自作聪明的蠢人的幼稚行为很快就使全国的热情冷却了。签订马尔默停战协定（注：马尔默停战协定指1848年8月26日丹麦和普鲁士签订的关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的停战协定。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德意志居民起义开始的反对丹麦的战争，是德国人民争取德国统一的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德国各邦政府，其中包括普鲁士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参战。但是，普鲁士政府实际上在作战中采取消极态度，并于1848年8月在马尔默同丹麦政府签订了为期七个月的停战协定。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1848年9月批准了这一协定，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抗议怒潮并导致法兰克福的人民起义。1849年春天，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事再起，结果，1850年7月普鲁士和丹麦签订了和约，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仍然留在丹麦王国中。——522、533。）方面的可耻行为（1848年9月），使人民怒不可遏地起来反对这个议会；他们本希望它会给民族提供一个自由的活动场所，但它却无比怯懦而不知所措，只是使现在的反革命制度借以建立的各种基础恢复了它们从前的稳固。 1852年1月于伦敦［八 波兰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从以上几篇的叙述中已经可以明显看出，除非1848年三月革命（注：指柏林群众反对普鲁士政府的三月革命。1848年3月初，柏林群众举行集会，要求取消等级特权，召开议会和赦免政治犯。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调动军队镇压，发生流血冲突。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推翻梅特涅统治的消息传到柏林，斗争形势进一步激化。国王慑于群众威力，企图拉拢资产阶级自由派，阻止革命发展，于17、18日先后颁布特别命令，宣布取消报刊检查制度；允许召开联合议会，实行立宪君主制。资产阶级自由派遂与政府妥协。柏林群众要求把军队撤出首都，在遭到军警镇压后，于3月18日构筑街垒举行武装起义。最终迫使国王于19日下令把军队撤出柏林。起义获得了胜利，但成果却被资产阶级窃取。3月29日普鲁士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316、317、331、365、518、522。） 后紧接着再来一次新的革命，否则德国就不可避免地要恢复到这次事变以前的状态。但我们现在试图略加阐述的历史问题，性◎第522页◎质非常复杂，因此，如果不考虑到可以称之为德国革命的国际关系的种种情况，便不能够充分了解后来的一些事件。而这些国际关系也像德国内部情形一样复杂。大家都知道，在过去1 000年中，整个德国东半部，直到易北河、萨勒河和波希米亚林山，已经从斯拉夫族的入侵者手里夺回来了。这些地区的大部分都已日耳曼化，以至斯拉夫族的民族性和语言几百年以前已经完全消失；如果我们把少数完全孤立的残余（总共不到10万人，包括波美拉尼亚的卡舒布人、劳西茨的文德人或索布人）除外，这些地区的居民都已经是地地道道的德意志人了。但在所有同旧波兰接壤的地带和捷克语国家，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情形就不同了。在这些地方，两个民族在每个区域都混居杂处，城市一般地说在不同程度上属于德意志人，而农村中则是斯拉夫人占优势，不过在农村中斯拉夫人也因德意志人势力的不断增强而逐渐被瓦解和排挤。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自从查理大帝时代以来，德意志人就十分坚决顽强地力求征服欧洲东部，把它殖民地化，或至少文明化。封建贵族在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所进行的征服，武装骑士团在普鲁士和利沃尼亚一带所建立的封建殖民地，只是为德国工商业中间阶级所实行的一个规模更大和更有效得多的日耳曼化计划奠定了基础，因为在德国，正如在西欧其他国家一样，从15世纪起，中间阶级的社会和政治作用增长起来了。斯拉夫人，尤其是西方的斯拉夫人（波兰人和捷克人），主要是从事农业的民族，他们从来不怎么重视工商业。结果，随着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的兴起，一切工业品的生产便落在德意志人移民的手里，这些商品与农产品的交换完全被犹太人所垄断，而这些犹太人，如果说他们属于什么民族的话，那么在这些国家里，他们当然与其说属于斯拉夫人，◎第523页◎不如说属于德意志人。整个东欧的情形都是如此，虽然程度略轻。在彼得堡、佩斯、雅西，甚至在君士坦丁堡，直到今天，手工业者、小商人、小厂主都还是德意志人，而放债人、酒店老板和小贩（在这些人口稀少的国家，这种人是非常重要的）则大多数是犹太人，他们的母语是一种讹误百出的德语。在边境各斯拉夫人地区，德意志人的重要性随着城市和工商业的发达而增加，而当实际情况是几乎一切精神文化都必须从德国输入时，他们的重要性就更加增大了。继德意志商人和手工业者之后，德意志牧师、教员和学者也到斯拉夫人的土地上安家立业。最后，侵略军的铁蹄或审慎周密的外交手段，不仅跟随在由于社会发展而发生的缓慢的但是肯定无疑的非民族化过程的后面，而且常常走在它的前面。因此，自从第一次瓜分波兰（注：第一次瓜分波兰是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根据1772年8月5日在圣彼得堡签订的协定进行的。奥地利分得了加利西亚，普鲁士分得了瓦尔米亚以及滨海区、库雅维亚和大波兰区的一部分；拉特加利亚的白俄罗斯东部的一部分划归俄国。——524。）以后，由于把官地卖给或赐给德意志殖民者，由于奖励德意志资本家在这些混居地区建立工业企业等等以及经常对该地波兰居民采取极端横暴的手段，西普鲁士和波森的大部分就日耳曼化了。因此，近70年来，德意志民族和波兰民族间的分界线完全改变了。1848年的革命，立即唤醒一切被压迫民族起来要求独立和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所以很自然，波兰人也立即要求恢复他们在1772年以前旧波兰共和国的疆界以内的国家。的确，就在当时，这个疆界作为德意志民族与波兰民族的分界线也已经过时了，而此后随着日耳曼化的进展，它更是一年比一年过时了；但是当时德意志人既然曾经那样热情地宣布他们赞助波兰复国，那么，要求他们放弃他们所掠得的一部分领土作为体现他们同情心的第一个证据，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但另一方面，应不应该把主要是德意志人居住的大块大块的土地和完全属于德意志人的大城市，让给一个从来没有证明自己能够摆脱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状态的民◎第524页◎族呢？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同俄国开战。那时，革命化了的各民族间的划界问题就会成为次要的问题，而主要的问题就将是确立一个对付共同敌人的安全的疆界。波兰人如果在东方获得广大的领土，他们在西方的要求便会比较温和而合理；总而言之，对他们来说，里加和米塔瓦也会同但泽和埃尔宾一样重要。因此，德国的先进政党认为，要支持大陆上的运动，就必须对俄国开战，而且它深信，即使是部分地恢复波兰的民族独立，也必然要引起这样的战争，所以它支持波兰人。而当权的自由派中间阶级党却很清楚地预见到，反对俄国的民族战争将使它自身崩溃，因为这种战争一定会使更活跃、更积极的人掌握政权；因此，它装出一副热心于德意志民族的扩张的样子，宣布普属波兰，即波兰革命鼓动的中心，是未来的德意志帝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热情高涨的最初几天向波兰人许下的诺言，被可耻地背弃了。经政府批准而组成的波兰军队，被普鲁士的炮兵击溃和屠杀；到1848年4月，即柏林革命后六个星期，波兰的运动就被镇压下去了，而且波兰人和德意志人之间旧有的民族敌视就复活了。为俄国专制君主（注：亚历山大一世。——编者注）立下这场巨大的和无法估量的功劳的是自由派商人阁员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应当附带说明，这次对波兰的战役，是改组和鼓舞普鲁士军队的第一步，正是这支军队后来推翻了自由派政党，摧毁了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先生辛辛苦苦造成的运动。“恶有恶报”，——这就是从赖德律－洛兰到尚加尔涅、从康普豪森到海瑙所有这些1848年和1849年的暴发户的共同的命运。民族问题在波希米亚引起了另一场斗争。在这个居住着200万德意志人和300万捷克语斯拉夫人的地区，有不少伟大的历史◎第525页◎事迹几乎都与捷克人先前的霸权相联系。但自从15世纪的胡斯战争（注：胡斯战争是1419-1434年间捷克民族为反对德国贵族和德意志皇帝的最高权力而进行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农民战争（见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99页）。由捷克爱国者和宗教改革领袖胡斯而得名。胡斯严厉谴责教皇兜售“赎罪券”，反对教会占有土地，抨击教士的奢侈堕落行为，主张用捷克语举行宗教仪式。1415年7月胡斯作为异教徒被处以火刑。这一处决激起捷克人民更大的义愤，1419年7月30日布拉格发生起义，拉开了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胡斯战争的参加者分为两大派，即代表农民和平民的塔博尔派和代表捷克贵族和中产阶级的圣杯派。战争期间，塔博尔派军队击退了教皇和德国皇帝组织的五次反对捷克的十字军征讨。只是由于圣杯派同国外的封建反动势力实行叛变性的妥协，人民起义才遭到失败。胡斯派的运动对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526。）以后，斯拉夫族的这一支脉的势力就被摧毁了。捷克语地区分裂了：一部分形成了波希米亚王国，另一部分形成了摩拉维亚公国，第三部分——斯洛伐克人居住的喀尔巴阡山地则归入匈牙利。从那时起，摩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就已失掉一切民族意识和民族生命力的痕迹，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他们的语言。波希米亚被德意志人的地区三面包围。德意志人在波希米亚境内作出了很大的成绩，甚至在首都布拉格，这两个民族也完全势均力敌；而资本、商业、工业和精神文化则普遍掌握在德意志人手里。捷克民族的头号卫士帕拉茨基教授，他本人就是一个发了狂的博学的德意志人，直到今天他还不能正确地、不带外国腔调地讲捷克语。但是就像常有的情形那样，垂死的捷克民族——最近400年历史上的一切事实都证明它是垂死的——于1848 年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来恢复它从前的生命力，而这次努力的失败，撇开一切革命方面的考虑不谈，足以证明波希米亚此后只能作为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即使它的一部分居民在几百年之内继续说非德国的语言。 1852年2月于伦敦［九 泛斯拉夫主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战争］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斯拉夫族的另一个离散的成员，它受匈牙利人的影响，就像波希米亚人受德意志人的影响一样），是欧洲大陆上所谓“泛斯拉夫主义”的发源地。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都没有强大到自身足以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它们各自的民族性都已逐渐被种种历史原因的作用所破坏，这些原因必然使它们为更强◎第526页◎大的种族所并吞，它们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和其他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而恢复一定的独立性。波兰人有2 200万，俄罗斯人有4 500万，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有800万，为什么不把所有这8 000万斯拉夫人组成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把侵入神圣的斯拉夫族领土的土耳其人、匈牙利人、尤其是那可恨而又不可缺少的Niemetz即德意志人驱逐出去或消灭掉呢？于是，就从几个斯拉夫族的历史科学的爱好者的书斋里发起了一个荒唐的、反历史的运动，其目的无非是要使文明的西方屈服于野蛮的东方，城市屈服于乡村，商业、工业和文化屈服于斯拉夫农奴的原始农业。但在这种荒唐的理论之后，还站着俄罗斯帝国这一可怕的现实；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它想把整个欧洲变成斯拉夫族、尤其是这个族的唯一强有力的部分即俄罗斯人的领土的野心；这个帝国虽有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个首都，但只要被每个俄国农民看作是他们的宗教和国家的真正京都的“沙皇之城”（君士坦丁堡，俄文为沙皇格勒，即沙皇城）还没有成为俄国皇帝（注：亚历山大一世。——编者注）的真正的府邸，这个帝国就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重心；过去150年以来，这个帝国在它所进行的每次战争中不仅从未失掉领土，而且总是获得领土。在中欧，人所共知，俄罗斯的政策是用种种阴谋手段支持新式的泛斯拉夫主义体系，这个体系的发明最适合于它的目的。因此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的泛斯拉夫主义者有的是自觉地、有的是不自觉地为俄国的直接利益服务；他们为了民族性的幻影而出卖了革命事业，而这个民族的命运至多也不过同俄国统治下的波兰民族的命运一样。然而必须对波兰人加以赞扬：他们从来没有真正陷入这个泛斯拉夫主义的圈套；至于少数贵族变成了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者，那是由于他们知道，他◎第527页◎们在俄国统治下所受的损失，要比他们在自己的农奴起义时所受的损失轻微一些。后来波希米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布拉格召开了一个斯拉夫人代表大会（注：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于1848年6月2日在布拉格举行。在代表大会上，受哈布斯堡王朝压迫的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中的两个派别展开了斗争。温和的自由主义右派（属于该派的有代表大会的领导者帕拉茨基和沙法里克）为了维护和巩固哈布斯堡王朝，试图使之变为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的联盟，从而解决民族问题。民主主义左派（萨宾纳、弗利契、里别尔特等）坚持反对这一点，竭力主张同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民主力量一致行动。代表大会中属于激进派和积极参加1848年6月12-17日布拉格起义的那一部分代表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布拉格其余的代表即温和的自由派代表6月16日宣布代表大会无限期休会。——528。），筹备成立一个斯拉夫人大同盟。即使没有奥地利军队的干涉，这个大会也会遭到惨败。几种斯拉夫语言各不相同，就像英语、德语和瑞典语各不相同一样；因此在会议开始以后，那些发言人都无法讲一种大家都能听懂的共同的斯拉夫语言。曾经试用法语，但大多数人也不懂，于是，这些可怜的斯拉夫族狂热分子——他们的唯一的共同感情就是对德意志人的共同仇恨——最后不得不用与会人都懂得的唯一语言，即可恨的德语来表达意见！但正在这个时候，在布拉格也召开了另外一个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参加这个大会的是加利西亚人的轻骑兵、克罗地亚人和斯洛伐克人的掷弹兵、波希米亚人的炮兵和重骑兵，而这个真正的武装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在文迪施格雷茨的指挥之下，不到24小时就把假想的斯拉夫人霸权的这些奠基者们驱逐出城，并把他们赶得东逃西散了。奥地利制宪议会中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达尔马提亚的代表和一部分波兰的代表（贵族），在这个议会中对德意志代表发动了有计划的斗争。德意志人和一部分波兰人（破产的贵族）在这个议会中是革命进步势力的主要支持者。对他们采取反对态度的大多数斯拉夫族代表，并不满足于这样明确表露自己整个运动的反动倾向；他们竟下贱地同驱散他们的布拉格会议的奥地利政府暗中勾结。他们的这种卑鄙的行为也得到了报答。斯拉夫代表在1848年十月起义（归根到底正是这次起义使他们在制宪议会中获得了多数）时支持政府，而在这之后，现在这个几乎是清一色的斯拉夫人的议会，也像布拉格代表大会一样被奥地利军队驱散了，这些泛◎第528页◎斯拉夫主义者还被警告说，他们如果再有所动作，就将被关进监狱。他们得到的只是这样一个结果：斯拉夫人的民族性现在到处都被奥地利的中央集权所摧毁，而这是他们的幻想和愚蠢所应得的。如果匈牙利和德国的边境问题还有任何疑问，那也一定会引起另一场争端。但是，幸亏没有任何口实，而且两个民族的利益密切相连，他们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奥地利政府和泛斯拉夫主义狂热。相互的善意谅解一刻也没有发生破绽。但是意大利的革命至少使德国的一部分陷入了自相残杀的战争，而在这里必须指出一个事实，证明梅特涅的统治多么严重地阻碍了社会意识的发展，1848年的头六个月曾经在维也纳参加街垒战斗的人又满腔热情地参加了与意大利爱国者作战的军队。不过，这种可悲的思想混乱并没有继续多久。最后，还曾经因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而发生了与丹麦的战争。这两个地方在民族、语言和感情方面无疑都是德意志的，而从军事、海运和商业方面说，也是德国所需要的。这两地的居民在过去三年中曾经顽强地反对丹麦人的入侵。此外，根据条约，正义在他们方面。三月革命使他们与丹麦人发生公开冲突，德国援助了他们。可是，虽然在波兰，在意大利，在波希米亚，以及后来在匈牙利，战事进行得十分激烈，但在这个唯一得人心的、唯一至少具有部分革命性的战争中，却采取了一系列毫无意义的前进和后撤行动，甚至屈从外国的外交干涉，在进行了许多次英勇的战斗之后，导致了十分悲惨的结局。德国各邦政府在这次战争中抓住一切机会出卖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革命军队，故意让丹麦人在这支军队被分散或分开的时候把它消灭，由德意志志愿兵组成的部队也遭到同样的待遇。虽然德国的名字遭到普遍的憎恨，而德国各立宪派和自由派◎第529页◎的政府却扬扬得意。它们把波兰人和波希米亚人的运动镇压下去了。它们到处重新挑起旧日的民族仇恨，这种仇恨直到今天还使德意志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彼此间不能有任何谅解和共同行动。它们使人民习惯于内战和军队镇压的场面。普鲁士军队在波兰，奥地利军队在布拉格都恢复了自信。当满怀着过分的爱国激情（即海涅所谓的“die patriotische überkraft”）（注：海涅《夜巡逻来到巴黎》。——编者注）的、热心革命但目光短浅的青年被引导到石勒苏益格和伦巴第去在敌人的霰弹下送死的时候，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正规军这些真正的作战工具，却得到机会以战胜外国人来重新赢得人心。但是我们要再说一遍：这些被自由派加强起来当作反对较先进的党派的作战工具的军队，刚刚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它们的自信和纪律，便翻脸反对自由派，而把政权交还给了旧制度的代表人物。当拉德茨基在阿迪杰河彼岸他的军营中接到维也纳的“责任大臣们”的第一批命令时，他大喊道：“这些大臣是些什么人？他们并不是奥地利政府！奥地利现在只存在于我的军营中；我和我的军队就是奥地利；等将来我们把意大利人打败，我们就要为皇帝夺回帝国！”老拉德茨基是对的。但维也纳的没有头脑的“责任”大臣们却没有注意他。 1852年2月于伦敦［十 巴黎起义。法兰克福议会］早在1848年4月初，在整个欧洲大陆革命的洪流已经被那些从最初的胜利中获得利益的社会阶级同战败者立即缔结的联盟挡◎第530页◎住了。在法国，小生意人阶级和共和派资产阶级，同保皇派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在德国和意大利，胜利的资产阶级急忙乞求封建贵族、政府官僚和军队帮助他们对付人民群众和小生意人。联合起来的保守的和反革命的党派，很快又获得了优势。在英国，发动得不适时和准备得不充分的人民示威（4月10日），使从事运动的党派遭到了彻底的决定性的失败（注：宪章派于1848年4月10日在伦敦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计划前往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通过人民宪章。政府当局禁止这次游行示威，派出大批军警阻止游行队伍。宪章派的许多领导人表现了动摇，决定放弃游行示威并且劝说游行的群众解散。——531。）。在法国，两次类似的运动（4月16日（注：1848年4月16日巴黎工人在路·勃朗影响下举行和平示威，向临时政府提出关于“劳动组织”和“消灭人对人的剥削”的请愿书，示威队伍被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驱散。——531、607。）和5月15日（注：1848年5月15日巴黎人民的革命行动是在进一步推进革命和支持意大利、德国、波兰的革命运动的口号下进行的，参加游行的有15万人，其中主要是以布朗基等为首的巴黎工人。游行者向当天讨论波兰问题的制宪议会走去，闯进了波旁王宫的会议大厅，要求议会兑现诺言，要求对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波兰给予军事援助，要求采取断然措施消除失业和贫困，给工人以面包和工作，成立劳动部；他们试图驱散制宪议会，成立新的临时政府。但5月15日的示威运动被镇压下去了。它的领导人布朗基、巴尔贝斯（他曾提出向富人征收十亿税款）、阿尔伯、拉斯拜尔等都被逮捕。这次革命行动失败后，临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废除国家工场的措施，实施了禁止街头集会的法律，封闭了许多民主派俱乐部。1849年3月7日至4月3日，当局在布尔日对1848年5月15日事件的参加者进行了审判。巴尔贝斯被处以无期徒刑，布朗基被处以10年的单独监禁，德弗洛特、索布里埃、拉斯拜尔、阿尔伯等人各被判处期限不等的徒刑，有的被流放到殖民地。——397、403、408、421、531、607。） ）也同样被击败了。在意大利，炮弹国王在5月15日一举而恢复了政权（注：1848年5月15日，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镇压了那不勒斯的人民起义，解散了议会和国民自卫军，取消了1848年2月在群众压力下实行的一些改革。1848年1月斐迪南炮轰巴勒莫，同年9月又炮轰墨西拿。所以被人们称为“炮弹国王”。——531。）。在德国，各个新的资产阶级政府和它们的制宪议会都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如果说在维也纳，多事的5月15日使人民获得了胜利，那么这毕竟只是一个次要的事变，可以认为这是人民的能量的最后一次胜利的闪耀。在匈牙利，运动看来是转入了完全合法的平静的轨道。至于波兰的运动，我们在前面一篇中已经提到，它刚刚萌芽就被普鲁士的刺刀镇压下去了。但是这一切并没有确定事态的最后结局，各革命党派在各国失去的每一寸土地，只是使它们更加团结自己的队伍，投入决定性的战斗。决定性的战斗已经临近了。它只能在法国爆发；因为当英国没有参加革命战斗而德国仍然四分五裂的时候，法国由于国家的独立、文明和中央集权，是唯一能够推动周围各国发生强烈震动的国家。所以，当1848年6月23 日巴黎的流血斗争（注：指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执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政府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见注192）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日至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6月25日，镇压起义的布雷亚将军在枫丹白露哨兵站被起义者打死，因此两名起义者后来被处死刑。经过四天英勇斗争，最后在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见本卷第398页）——248、254、262、331、403、408、430、531、534、607。）开始的时候，当接二连三的电报和信件使欧洲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次斗争是在工人群众为一方和得到军队援助的巴黎居民的其他一切阶级为另一方之间进行的这样一件事实的时候，当战斗以现代内战史上空前未有的激烈程度打了好几天，但双方都没有得到明显的胜利的时候，这时候，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这是一次伟大的决战，如果起义胜利，整个欧洲大陆就会掀起新的革命浪潮，如果起义失败，反革◎第531页◎命统治就会至少暂时恢复。巴黎的无产者被击败，被屠戮，被摧毁到这样的程度，以致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恢复元气。在整个欧洲，新旧保守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都立即肆无忌惮地抬起头来，这说明他们对这次事变的重要性了解得十分清楚。他们到处压制报刊，限制集会结社权，利用外地任何一个小城镇发生的任何细小事件来解除人民的武装，宣布戒严，并且用卡芬雅克传授给他们的新的策略和手段训练军队。此外，二月革命以后，大城市里的人民起义是不可战胜的这种说法第一次被证明是一种幻想；军队的荣誉恢复了；以前经常在重大的巷战中失败的队伍，现在重新获得了信心，相信自己也能胜任这样的斗争了。在巴黎工人的这次失败之后，德国的旧封建官僚党便开始采取积极的步骤并制定明确的计划，甚至抛弃他们暂时的同盟者中间阶级，使德国恢复到三月事变以前的状态。军队又成为这个国家中的决定力量，而军队已不属于中间阶级而属于它自己了。甚至在普鲁士，那里一部分下级军官在1848年以前十分倾向于立宪制度，革命在军队中引起的混乱又使这些理智的年轻人像从前一样忠于职守了。只要普通士兵对于长官们稍微随便一点，长官就会立刻感到纪律和绝对服从的必要。被击败的贵族和官僚们现在开始看到自己的出路。空前团结的军队由于在镇压小规模起义和对外战争中得到胜利而扬扬得意，羡慕法国士兵刚刚获得的大胜利，——只要使这个军队不断和人民发生小冲突，一旦决定性的时刻到来，它就能够以强有力的一击粉碎革命党人，并把中间阶级议员们的傲慢不逊一扫而光，而进行这样一次决定性的打击的时刻很快就到来了。关于德国各党派夏季里所从事的那些有时令人感到新奇而多◎第532页◎半令人感到厌烦的议会辩论和地方性斗争，我们就不谈了。只需要说明一点：中间阶级利益的维护者虽然在议会里取得多次胜利，但没有一次得到过任何实际效果，他们普遍感到，他们介于两个极端党派之间的地位一天天变得更不稳固了；因此，他们不得不今天力求同反动派结盟，明天又向比较民主的党派讨好。这种不断的摇摆使舆论界对他们嗤之以鼻，而按照事态发展的趋向来看，他们受人轻蔑，暂时主要是有利于官僚和封建主们。到了秋初，各党派之间的关系已极其尖锐而紧张，使决战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民主派革命群众同军队之间在这场战争中的最初战斗发生在法兰克福277。虽然这次战斗并不十分重要，但是军队却是第一次在这里取得对起义的显著优势，而这产生了很大的精神上的效果。普鲁士根据十分明显的理由允许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所建立的虚有其名的政府同丹麦签订停战协定，这个协定270 不但把石勒苏益格的德意志人交给丹麦人去横加报复，而且也完全否认了在丹麦战争中公认的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原则。法兰克福议会以两三票的多数否决了这个停战协定。在这次表决之后发生了虚假的内阁危机，而三天以后议会重新审查了自己的决议，实际上取消了这个决议而承认了停战协定。这种可耻的行为激起了人民的愤怒，筑起了街垒，但法兰克福调来了足够的军队，经过六小时的战斗，起义便被镇压下去了。这次事件在德国其他地方（巴登、科隆）引起的类似的但声势不大的运动，也同样被镇压下去了。这次前哨战给反革命党派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好处：完全由人民选举出来（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唯一政府——法兰克福帝国政府，也像国民议会一样，在人民心目中破产了。这个政府和这个议会都不得不用军队的刺刀来反对人民意志的表现。它们已名誉扫地，虽然它们以前多少还能得到一点尊敬，但这次的忘本行为和这◎第533页◎种依赖反人民的各邦政府及其军队的做法，却使帝国的摄政，使他的大臣们和议员们此后都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摆设。我们不久就会看到，最先是奥地利，接着是普鲁士，后来是各小邦，都怎样轻蔑地对待这群无能的梦想家所发出的每一道命令、每一项要求、每一次委派。现在我们应该来谈谈法国六月战斗在德国所引起的强有力的反响，来谈谈对德国有决定意义的——就像巴黎无产阶级的斗争对法国那样——事变了。我们是指1848年10月维也纳的起义278和随之而来的对维也纳的攻击。但这次斗争的意义十分重大，说明对这次事件的进程发生比较直接影响的种种情况需要占《论坛报》很大篇幅，因此我们不得不专门写一篇通讯来加以阐述。1852年2月于伦敦［十一 维也纳起义］现在我们来谈谈一个有决定意义的事变，即1848年10月的维也纳起义，它是巴黎六月起义（注：指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执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政府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见注192）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日至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6月25日，镇压起义的布雷亚将军在枫丹白露哨兵站被起义者打死，因此两名起义者后来被处死刑。经过四天英勇斗争，最后在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见本卷第398页）——248、254、262、331、403、408、430、531、534、607。）在德国的革命的对应物，它使优势一下子转到了反革命党派方面。我们已经看到，3月13日革命胜利以后维也纳各阶级的状况如何。我们也已经看到，德意志的奥地利的运动如何同非德意志的奥地利各省的事变交错在一起并受到后者的阻碍。所以，我们现在只要简短地叙述一下引起德意志的奥地利的这次最后的最勇猛的起义的原因就可以了。上层贵族和做证券生意的资产阶级是梅特涅政府的主要的官方的支柱，他们在三月事变后仍然能够保持对政府的决定性影响。◎第534页◎这是因为他们不仅利用了宫廷、军队和官僚，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利用了在中间阶级当中迅速传播开来的对“无政府状态”的恐怖。他们很快就大胆地放出了一些试探气球，这就是：新闻出版法（注：指1848年4月1日奥地利政府公布的新闻出版暂行条例。该新闻出版法规定必须交纳大量保证金才能取得出版报纸的权利。由于保留书报检查制度并规定“在新闻出版方面犯罪”的人必须交由行政法庭（而不是陪审法庭）审判，政府官员就有可能禁止任何一本著作的出版。——535。）、不伦不类的贵族宪法和以旧日的“等级”区分为基础的选举法（注：1848年4月25日宪法规定在选举议会方面实行苛刻的财产资格限制和居住资格限制，决定建立两院，即下院和上院，并保留各省的等级代议机关。宪法将行政权和军权交给皇帝，并授予皇帝对两院通过的法律的否决权。1848年5月11日选举法剥夺了短工和仆役等的选举权。上院议员一部分由皇帝任命，另一部分则按照两级选举制从纳税数目最多的人中间选举。下院的选举也实行两级制。——535。）。由怯懦无能的半自由派官僚组成的所谓宪制内阁，5月14 日竟敢直接攻击群众的革命组织，解散了国民自卫军代表和大学生军团（注：指大学生军团，它是一个准军事性的学生团体，1848年3月组建于维也纳。参加该团体的还有一些大学讲师以及其他知识分子，主要是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它在1848年奥地利的革命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维也纳十月起义失败后该军团被解散。——512、535。） 代表的中央委员会（这个团体是专门为了监督政府并且在必要时动员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反对它而组织的）。但这种行动激起了5月15日的起义，因此政府被迫承认了上述委员会，取消了宪法和选举法，并且授权由普选产生的制宪议会来制定新的根本法。这一切都由第二天的圣谕确认了。但是在内阁中拥有代表的反动党派，不久就促使自己的“自由派”同僚向人民的胜利成果发动新的进攻。大学生军团是从事运动的党派的堡垒，是经常的鼓动的中心，正因为如此，它就为较温和的维也纳市民所厌恶。5 月26日，内阁下令把它解散了。如果只是由一部分国民自卫军来执行这个命令，这次打击也许能够成功，但是政府连国民自卫军也不相信，它调动了军队，于是国民自卫军立即倒戈，和大学生军团联合起来，从而破坏了内阁的计划。但是与此同时，皇帝（注：斐迪南一世。——编者注）和他的宫廷却于5月16日离开维也纳，逃到因斯布鲁克去了。在这里，他们被狂热的蒂罗尔人所包围，这些人由于看到撒丁——伦巴第的军队有入侵自己国家的危险，他们对皇室的忠心重新激荡起来；他们可以依靠驻在附近的拉德茨基的军队的支持，因斯布鲁克就在该军的大炮的射程之内。在这里，反动党派找到了一个避难所，可以摆脱任何监督和注视，毫无◎第535页◎危险地集结自己已被击溃的力量，修补自己的阴谋之网，再次撒向全国。和拉德茨基、耶拉契奇、文迪施格雷茨以及各省行政官僚中可信赖的人们之间的联系恢复了，开始同斯拉夫族领袖们策划阴谋；这样一来，由反革命的宫廷奸党所掌握的一股真正的势力便形成了，而维也纳的无能的大臣们却只能在与革命群众不断的冲突中，在关于即将成立的制宪议会的辩论中败坏自己短暂而低微的声誉。因此，对首都的革命运动暂时听之任之的政策，在法国那样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中会使从事运动的党派变得无比强大，而在奥地利这样一个五光十色的政治结合体里则是重新组织反动力量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维也纳的中间阶级以为，宫廷党在连续遭到三次失败之后，而且面临着由普选产生的制宪议会，已经不再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了，于是就越来越陷入厌倦和冷漠，老是呼吁遵守秩序和保持镇静；这个阶级在猛烈的动荡和由此产生的工商业混乱之后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情绪。奥地利首都的工业，几乎只是生产奢侈品，而对奢侈品的需求，自从革命爆发和宫廷逃亡以后，当然是大大缩小了。要求恢复正常的政府组织和宫廷还都（这二者都被指望会带来商业的重新繁荣），现在已成为中间阶级的普遍呼声。7 月间制宪议会的召开被当作革命时代的终结而受到热烈的欢迎。宫廷还都也受到同样的欢迎（注：根据约翰大公的决定，1848年7月22日在维也纳召开了奥地利制宪议会会议。根据民主派议员的提议，奥地利议会1848年7月31日发出请愿书，要求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无条件地返回维也纳。当年8月12日斐迪南一世回到维也纳。——536。）；而宫廷在拉德茨基在意大利获胜和多布尔霍夫反动内阁上台之后，感到自己已经足以抵挡住人民的浪潮，同时它认为也需要回到维也纳以完成它同在议会中占多数的斯拉夫议员策划的阴谋。当制宪议会讨论把农民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并且免除他们为贵族进行强迫劳动的法律的时候，宫廷耍了一个巧妙的手腕。8月19日，皇帝被安排去检阅国民自卫军，皇室、廷臣和将军们竞相恭维这些武装的市民，这些市民看到自己被公开承认为◎第536页◎国家的一支重要力量而扬扬得意。紧接着发布了一道由内阁中唯一有声望的大臣施瓦策先生签署的命令，取消国家一向发给失业工人的补助金。诡计成功了。工人阶级举行了示威；中间阶级的国民自卫军宣称拥护他们的大臣的命令；他们向“无政府主义者”进攻，他们像猛虎一样扑向手无寸铁、毫未抵抗的工人，他们在8月23日那天屠杀了许多工人。革命力量的团结和实力就这样被摧毁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维也纳也演成了流血的搏斗，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则看到，它可以进行致命打击的日子已经临近了。匈牙利的事态很快就给反革命的宫廷奸党提供了一个机会，公开宣布他们行动中所要遵循的原则。10月5 日官方的《维也纳日报》发表一道皇帝敕令（敕令没有一个匈牙利责任大臣副署），宣布解散匈牙利议会并且任命克罗地亚总督耶拉契奇做该国的军政首脑；耶拉契奇是南方斯拉夫反动派的领袖，他实际上与匈牙利合法政权处于交战状态。同时，维也纳的部队奉令出动，加入支持耶拉契奇政权的军队。可是，这么一来马脚就过于明显地露出来了；每一个维也纳人都觉得，向匈牙利开战，就等于向立宪制度的原则开战。这个原则在这个敕令中已经遭到蹂躏，因为皇帝企图不经责任大臣的副署就使自己的命令发生法律效力。10月6日，人民、大学生军团和维也纳的国民自卫军举行了大规模的起义，阻止部队出发。一些掷弹兵转到人民方面来；人民的武装力量和部队发生了短时间的冲突；陆军大臣拉图尔被人民杀死，到晚间人民取得了胜利。在施图尔韦森堡被佩尔采尔击败的耶拉契奇总督，这时逃到了维也纳附近的德意志的奥地利领土上。本应开去援助他的维也纳卫戍部队，现在也对他采取显然敌对和戒备的态度；皇帝和宫廷再次逃亡，逃到了半斯拉夫人的领土奥尔米茨。◎第537页◎宫廷在奥尔米茨的处境和它从前在因斯布鲁克时的处境完全不同了。它现在已经能够直接进攻革命了。它被成群流入奥尔米茨的制宪议会的斯拉夫族议员，以及帝国各个部分的斯拉夫族狂热分子所包围。在他们看来，这次战役应当是斯拉夫人复兴的战争，是歼灭侵入他们认为是斯拉夫人领土的两个入侵者——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的战争。布拉格的征服者，现在集结在维也纳四周的军队的司令官文迪施格雷茨，一下子变成了斯拉夫民族的英雄。他的军队迅速地从各方面集中。一团一团的军队从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施蒂里亚、上奥地利和意大利开往维也纳，与耶拉契奇的部队和原来的首都卫戍部队会合。这样，到10月底就集结了六万多人，他们立刻从四面八方把帝国的首都包围起来，到10月30日，他们已经推进到可以大胆进行决定性攻击的地位了。这时，笼罩着维也纳的是惊慌失措和束手无策。中间阶级刚刚获得胜利，就又对“无政府主义的”工人阶级抱定从前那种不信任的态度。工人们也还清楚地记得六个星期以前武装的生意人对待他们的态度，记得整个中间阶级的摇摆不定的政策，因此不愿意指靠他们去保卫维也纳城，而要求自己取得武器，成立自己的军事组织。热望与君主专制作斗争的大学生军团，完全不能了解两个阶级彼此隔膜的真正原因，或者说完全不能了解当前局势的需要。公众思想混乱，各领导机构也是一片混乱。议会中剩下的人，即德意志族议员和几个给自己在奥尔米茨的朋友作侦探的斯拉夫族议员（几个革命的波兰议员除外），没完没了地开会。但是他们并不采取坚决的行动，却把全部时间消耗在能不能不越出宪法惯例的范围抵抗帝国军队这种无聊的辩论上。差不多全部由维也纳各民众团体的代表组成的安全委员会虽然决心抵抗，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多数是市民和小生意人，这些人永远不允许它采取坚决果敢的行◎第538页◎动路线。大学生军团的委员会显然通过了一些英勇的决议，但它根本不能掌握领导权。不受信任、没有武装、也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刚刚解脱旧制度的精神枷锁，刚刚觉醒，但并不是认识到，而只是本能地感觉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应当采取的政治行动路线。他们只能在喧嚷的示威中表现自己；不能指望他们去克服当时的种种困难。但是只要能得到武器，他们是准备战斗到底的，在德国革命时期他们一向都是这样。这就是维也纳当时的情形。在城外，是经过整编的奥地利军队，由于拉德茨基在意大利的胜利而士气大振，其人数共有六七万，武装和组织都很良好，尽管指挥不力，但至少总还有指挥官。在城内，人心惶惶，阶级矛盾重重，一片混乱；国民自卫军有一部分决定根本不打，一部分犹豫不决，只有一小部分准备行动；无产阶级群众虽然人数众多，但是没有领袖，没有受过任何政治教育，他们容易惊慌失措，或者几乎是无缘无故地怒不可遏，盲目听信一切流言蜚语；他们决心战斗，但是至少开始是没有武装，而当最后被带去打仗的时候，也是武装不全，组织很差；议会束手无策，在火差不多已经烧着它头上的屋顶的时候，它还在讨论一些琐碎的理论问题；领导委员会（注：指1848年10月6日成立的帝国议会常设委员会，最初有10名议员参加。该委员会由温和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阿·费希霍夫主持。——539。）既无魄力，又无能力。一切情形都和3月和5月的那些日子不同了，那时反革命营垒中充满混乱，唯一有组织的力量是革命所创造的力量。这样一场斗争的结局如何，几乎是不问可知的；如果还有什么疑问，那么10月30、31日和11月1日的事变也已经作出解答了。 1852年3月于伦敦◎第539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恩格斯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三）*（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是恩格斯于1851年8月至1852年9月写成的。共19篇。1851年7月底，《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查理·德纳约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当时马克思正忙于经济学研究，而且他的英语水平还不足以为英文报纸撰稿，所以他于1851年8月14日写信给恩格斯，请他写一些关于1848年以来的德国革命的文章。恩格斯在写这些文章时利用了《新莱茵报》（见注164）合订本以及马克思提供的其他一些资料，并经常和马克思交换意见。这些文章在寄出之前都经马克思看过。他本来还打算写一篇结束语，可惜没能写成。这一组文章从1851年10月25日到1852年10月23日陆续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德国”栏目里，标题是：《革命和反革命》，同时用罗马数字标明篇序。署名是卡尔·马克思。直到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书信发表后，才知道作者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这组文章没有出过单行本，只有开头的几篇曾被译成德文在美国的德文报纸《纽约晚报》以及柏林出版的《德意志总汇报》上转载过。1896年，马克思的女儿爱·马克思－艾威林编辑出版了第一个英文单行本。书名是《革命和反革命或1848年的德国》，此外她还给每篇文章加了标题。同年还出版了卡·考茨基翻译的德文版，书名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两个版本均收入了《最近的科隆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49-456页）以代替恩格斯原打算写的最后一篇文章。1900年，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法格将此书译成法文出版。本卷选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作为总标题，并保留了爱·马克思－艾威林为19篇文章所加的标题。——482。）［十二 对维也纳的攻击。对维也纳的背叛］当最后文迪施格雷茨调集的军队对维也纳发动进攻的时候，能够用于防御的兵力极其不足。国民自卫军只有一部分可以调到战壕中去。不错，无产阶级的自卫军最后终于仓促组成了，但由于决定这样来利用人数最多、最勇敢、最坚决的这一部分居民为时已晚，所以他们未能充分学会使用武器和受到最基本的训练，因而不能胜利地抗击敌人。因此，有三四千之众、训练有素、纪律也相当好、勇敢热情的大学生军团，从军事观点来说便成为能够胜任自己任务的唯一的一支部队了。但他们，再加上少数可靠的国民自卫军和一群纷乱的武装起来的无产者，同文迪施格雷茨的人数多得多的正规军比较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不要说耶拉契奇的那帮土匪了，他们由于生活习惯，十分擅长于那种争夺一幢幢房屋和一条条胡同的巷战。文迪施格雷茨肆无忌惮地动用了许许多多装备完善的大炮，而起义者除了几门陈旧不堪、装配不好、使用不灵的火炮而外，还有什么呢？危险越迫近，维也纳城内就越惊慌失措。直到最后一刻，议会还不能下决心向驻扎在离首都几英里的佩尔采尔的匈牙利军队求援。安全委员会通过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决议，它也像武装的人民群众一样，随着各种互相矛盾的谣言的起伏而情绪时高时低。只有一件事是全体都同意的——尊重财产；而这种尊重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达到了滑稽可笑的程度。在最后制定防御计划方面没有做什么事情。如果说当时还有人能挽救维也纳的话，那么贝姆便是唯一的一个，他是一个本籍斯拉夫族的、在维也纳几乎没有人知道的外◎第540页◎国人；而由于大家对他不信任，他放弃了这个任务。如果他坚持下去，他也许要被当作叛徒而遭到私刑拷打。起义部队的指挥官梅森豪泽作为小说家的才能远远超过他甚至作为下级军官的才能，因此他根本不适合承担这个任务；可是，在八个月的革命斗争之后，人民党并没有造就或者物色到一个比他更能干的军事人才。战斗就这样开始了。维也纳人既十分缺少防御手段，又非常缺乏军事训练和组织，但他们还是作了最英勇的抵抗。贝姆担任指挥官时所发布的命令——“坚守阵地到最后一人”，在很多地方都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但是，毕竟寡不敌众。在构成近郊的主要交通线的又长又宽的林荫道上，街垒一个接着一个被帝国炮兵扫除了；到战斗的第二天晚上，克罗地亚人便占领了旧城斜堤对面的一排房屋。匈牙利军队的无力而零乱的攻击完全被击退了；在休战期间，旧城里的队伍有的投降了，有的踌躇动摇，惊慌失措，剩下来的大学生军团在构筑新的工事，而帝国军队就在这时攻入城内，趁着城内的一片混乱占领了旧城。这次胜利的直接后果就是种种暴行和许多人被依军法处死，就是进入维也纳的斯拉夫族匪帮的各种骇人听闻的无耻兽行；这些事大家知道得太清楚了，用不着在这里详细叙述。这次胜利的更深远的后果，即维也纳革命的失败使德国事态发生的完全新的转化，我们下面再谈。关于对维也纳的攻击，还有两点需要加以考察。这个首都的人民有两个同盟者：匈牙利人和德意志人民。在这考验的时刻他们在哪里呢？我们已经看到，维也纳人以刚解放的人民的全部慷慨胸怀挺身起来捍卫的事业，虽然归根到底也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但首先是和主要是匈牙利人的事业。他们不让奥地利军队开去进攻匈牙利，而宁愿自己首当其冲地承受这些军队的最凶猛的攻击。当他们这◎第541页◎样高尚地挺身出来援助他们的同盟者的时候，成功地抵挡住了耶拉契奇的匈牙利人却把他赶向维也纳，用自己的胜利增强了准备进攻维也纳的兵力。在这种情形下，匈牙利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应该是毫不迟延地以一切可供使用的兵力去援助维也纳——不是援助维也纳议会，也不是援助安全委员会或维也纳的任何其他官方机构，而是援助维也纳革命。如果说匈牙利甚至忘记了维也纳为匈牙利打了第一仗，那么，它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不应该忘记维也纳是维护匈牙利独立的唯一前哨，如果维也纳陷落，便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帝国军队向匈牙利推进。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弄清匈牙利人为他们在维也纳被包围和被攻击时按兵不动作辩护的种种借口：他们自己的战斗力量不足，维也纳议会或任何其他官方机构都拒绝向他们求援，他们必须坚持宪法立场而避免和德国中央政权发生纠纷。至于匈牙利军队实力不足，事实是这样的：在维也纳革命和耶拉契奇到来以后最初几天，完全可以不需要什么正规军队，因为当时奥地利的正规军还远远没有集中起来；如果在第一次击败耶拉契奇后乘胜进行勇猛无情的追击，那么单是在施图尔韦森堡作战的人民自卫团的力量也足以和维也纳人会合，而使奥地利军队的集中迟延半年。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在没有获得某种决定性的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规则；而且我们可以断然地说，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佩尔采尔在和维也纳人会合以前是不应该停止行动的。事情当然是有些危险，但有谁打胜仗而不曾冒一点危险呢？当40万维也纳人把要开去征服1200万匈牙利人的军队吸引来攻击他们自己的时候，难道他们就不冒一点危险吗？在奥地利人集结起来以前一直采取观望态度，以及后来在施韦夏特举行软弱无力的佯攻（结果当然遭到了不光彩的失败），——这种军事错误同坚决向维也纳进军去追击耶拉契奇的溃散了的匪军◎第542页◎相比所招致的危险肯定更大。可是，据说匈牙利人如果不经官方机构的同意就这样进兵，便是侵犯德国领土，便会和法兰克福的中央政权发生纠纷，最重要的是，这就意味着背弃合法的和立宪的政策，而这种政策据说正是匈牙利人的事业的力量所在。可是要知道，维也纳的官方机构不过是形同虚设！奋起保卫匈牙利的难道是议会或什么民众委员会吗？难道不是维也纳的人民（而且只有他们）拿起武器为匈牙利的独立而打先锋吗？问题不在于必须支援维也纳的这个或那个官方机构，因为所有这些机构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可能而且很快就会被推翻；问题在于革命运动的高涨，在于民众行动的不断发展本身，只有这些才能保障匈牙利不被侵略。当维也纳和整个德意志的奥地利仍是匈牙利人反抗共同敌人的同盟者的时候，革命运动以后可能采取怎样的形式，这是维也纳人而不是匈牙利人的事情。但问题是：匈牙利政府这样坚持要取得某种所谓合法的认可，我们是否应当从中看出这是追求一种颇为可疑的合法性的第一个明显的征兆。这种追求虽然没有能够挽救匈牙利，但后来至少给英国中间阶级的公众留下了不坏的印象。至于借口说可能和法兰克福的德国中央政权发生冲突，这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法兰克福当局事实上已被维也纳反革命的胜利所推翻了，假使革命能在那里得到为击败它的敌人所必需的帮助的话，该当局也同样会被推翻。最后，一个重要理由是，匈牙利不能离开合法的和立宪的基础；这种说法也许会得到英国的自由贸易派（注：自由贸易派，即曼彻斯特学派，是19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和奖励出口，要求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税的谷物法（见注(英国的谷物法是历届托利党内阁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法令，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调节制：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谷物进口税就提高，反之，英国谷物价格上涨时谷物进口税就降低。谷物法的实行，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导致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进行的。1846年6月英国议会通过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25。)）。1839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40年代和50年代，自由贸易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自由党的左翼。——215、308、460、543、741。）的满口称赞，但历史永远不会承认这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假如维也纳人在3月13日和10月6日拘泥于“合法的和立宪的”手段，那么那种“合法的和立宪的”运动的命运，以及所有那些第一次使匈牙利为文明世界所注意的光荣战斗的结局又会怎样呢？据说，◎第543页◎匈牙利人在1848年和1849年曾立足于合法的和立宪的基础之上，而这个基础正是维也纳人民在3月13 日用极端不合法的和非立宪的起义给他们争取到的。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考察匈牙利的革命史，但我们应该指出，只用合法手段去反抗对这种循规蹈矩报以嘲笑的敌人，那是完全不适当的；还应该指出，如果不是这样一味声称要坚持合法性，使戈尔盖得以利用这种合法性来反对匈牙利政府，戈尔盖的军队就不会服从自己的统帅，就不会出现维拉戈什的那种可耻的灾祸（注：1849年4月19日，奥军在纳迪-夏尔洛被击溃，1849年4月26日，奥军撤出科莫恩（科马罗姆），当时匈牙利军队司令部和匈牙利革命政府没有组织力量追击向维也纳方向撤退的奥军，而是去围攻布达。恩格斯认为，这个决定给匈牙利革命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因为它使奥军在沙皇军队开始入侵匈牙利以前得以发动新的进攻，最终导致匈牙利军队在1849年8月13日在维拉戈什向派来镇压匈牙利起义的沙皇军队投降。匈牙利军队当时还有战斗力，并且受到匈牙利革命群众的积极支持，它的投降是由总司令戈尔盖的叛卖行动造成的，戈尔盖所依靠的是匈牙利资产阶级中和贵族中的反革命势力。另一方面，科苏特和革命政府的其他领导人在与戈尔盖的叛卖行为的斗争中也很不坚决。——544。）。而当1848年10 月底匈牙利人为挽救自己的名誉终于渡过莱塔河的时候，那不是和任何直接的坚决的攻击一样不合法吗？大家知道，我们对匈牙利并不怀有任何不友好的情感。在斗争中我们是维护它的；我们有权利说，我们的报纸——《新莱茵报》（注：《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是德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新莱茵报》起了教育和鼓舞人民群众的作用。阐述报纸对德国和欧洲革命的重要观点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尽管遭到当局的种种迫害和阻挠，《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同时又加紧迫害《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致使该报被迫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报纸的编辑在致科隆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321、398、544。），为在德国宣传匈牙利人的事业而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报纸做得都要多（注：《新莱茵报》（见注164）在1849年1-5月间发表了大量有关匈牙利人民革命战争的文章，其中大部分出自恩格斯的手笔。他写的第一篇文章题为《匈牙利的斗争》，发表在该报1849年1月13日第194号。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的最后一号上，发表的是恩格斯的总结性文章《匈牙利》。——544。）。它阐释了马扎尔族和斯拉夫族之间的斗争的性质，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匈牙利战争的文章，这些论文得到了这样的荣誉，几乎后来出版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每一本书都抄袭它们，连匈牙利本国人和“目击者”的著作也不例外。我们甚至现在也还认为，在欧洲大陆将来的任何动荡中，匈牙利仍然是德国的必需的和天然的同盟者。但我们一向对自己的同胞是很严厉的，所以我们也有权对我们的邻居直言不讳。其次，在这里我们应以历史学家的公正态度记述事实，所以我们必须说，在这个特定的事例中，维也纳人民豪迈的英勇精神，比匈牙利政府的小心谨慎态度不仅高尚得多，而且有远见得多。而同时我们作为德国人，还可以说，我们不愿意拿匈牙利战役中的一切煊赫胜利和辉煌战斗同我们的同胞维也纳人的那种自发的、独力进行的起义和英勇的抵抗相交换。使匈牙利有时间去组织能够完成如此伟大业绩的军队的是维也纳人。◎第544页◎维也纳的第二个同盟者是德国人民。但他们到处都被卷入了像维也纳人所卷入的那种斗争。法兰克福、巴登和科隆都刚刚遭到失败并被解除武装。在柏林和布雷斯劳，人民和军队双方都剑拔弩张，战事一触即发。每一个地方的运动中心的情况也都是这样。到处问题都争执不下，只有靠武力来解决；保持德国过去的分裂和涣散状态的不幸后果，现在才第一次被痛切地感觉到。各邦、各省和各城市的各种不同的问题，在实质上是一样的；但它们在各个地方是以不同的形式和借口提出的，它们在各个地方成熟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就发生了这种情形：虽然每个地方都感觉到了维也纳事变的决定性意义，但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实行一次重要的打击，以便帮助维也纳人或牵制住敌人的力量；这样，能够帮助他们的就只有法兰克福的议会和中央政权了。各方面都向它们呼吁；但它们做了些什么呢？法兰克福议会和由于它同旧联邦议会私通而产生的私生子——所谓的中央政权，因维也纳的运动而暴露了它们的彻头彻尾的无能。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可鄙的议会早就丧失了它的贞操，它尽管还年轻，但已白发苍苍，它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各种胡扯瞎诌和娼妓式的八面玲珑的伎俩。议会最初曾对德国的强盛、复兴和统一满怀梦想和幻想，可是现在剩下的只是到处重复的条顿人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以及每个议员都坚信他个人十分重要而公众则诚实可欺。最初的质朴被抛弃了；德国人民的代表变成了一些讲求实际的人，就是说，他们发现，他们做的越少，说的越多，他们作为德国命运的裁决者的地位就越稳固。他们并不认为他们的许多会议是多余的；完全相反。但他们已经看出，一切真正重大的问题，对于他们都是禁区，他们最好置之不理。于是他们像一群东罗马帝国（注：东罗马帝国指拜占庭帝国。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罗马帝国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地中海东南岸地区，其首都是君士坦丁堡。1453年土耳其军队占领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中国史籍中称东罗马帝国为指拂菻或大秦。——545、558。）的拜占庭学者一样，以骄傲而勤恳的态度（他们后来的命运◎第545页◎正是这种勤恳的报酬）讨论在文明世界的一切地方都早已解决了的理论教条，或者讨论一些永远得不到任何实际结果的显微镜下的实际问题。这样，议会就成了一所兰开斯特学校（注：兰开斯特学校是以英国教育家约·兰开斯特的名字命名的贫民子弟学校。在这些学校中实行学习互助制度。年龄较大和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帮助其他学生学习，以弥补师资的不足。19世纪上半叶，英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曾经广泛建立兰开斯特学校。——546。）。议员们在这里互教互学，因而这个议会对他们都有重大意义，他们都相信，这个议会所做的事情甚至超过了德国人民对它的希望，他们认为，谁要是再无耻地要求它取得什么成果，谁就是祖国的叛徒。当维也纳起义爆发时，关于这个事件曾经有过许多质问、辩论、建议和修正，这一切当然毫无结果。中央政权准备加以干涉，它派了两个专员——过去的自由党人韦尔克尔先生以及莫斯莱先生到维也纳去。同这两位德国统一的游侠骑士的英勇事迹和令人惊异的冒险行为比较起来，唐·吉诃德和桑乔·潘萨的旅行可以算得上是奥德赛。他们不敢到维也纳去，文迪施格雷茨恫吓他们，愚蠢的皇帝不理解他们，施塔迪昂大臣公然无礼地愚弄他们。他们的公文和报告也许是法兰克福记录中可以在德国文献里占一席之地的唯一的一部分；这是一部卓越的、道地的讽刺小说，是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及其政府树立的永久性耻辱纪念碑。国民议会的左派也派了两个专员——福禄培尔先生和罗伯特·勃鲁姆先生——到维也纳去，以维持他们在那里的声望。当危机临近的时候，勃鲁姆正确地断定，德国革命的大会战将在这里进行，并且毫不迟疑地决心为此而献出自己的头颅。福禄培尔却相反，认为他必须保全自己，以便承担他在法兰克福的岗位上的重要职责。勃鲁姆被认为是法兰克福议会里最善于雄辩的人才之一，他当然是最得人心的。他的辩才恐怕在任何一个富有经验的议会里都经不起考验；他太喜欢德国非国教派传教士的那种浅薄的空谈，而他的论据既缺乏哲学的锐敏，又缺乏实际知识。在政治上他属于“温和的民主派”，这是一个相当暖昧的派别，但正是这种在原则问◎第546页◎题上的模棱两可，受到一些人的喜爱。虽然如此，罗伯特·勃鲁姆按其天性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然而又是文质彬彬的平民，在决定性的关头，他的平民的本能和平民的气魄就战胜了他的模棱两可以及由此造成的动摇不定的政治信念和见解。在这种时刻，他的才干远远超过了他平日的水平。因此，他一到维也纳便看出他的国家的命运要在这里决定，而不是在法兰克福那些堂而皇之的辩论中决定。他立刻下了决心，抛弃了一切退却思想，挑起了指挥革命军的担子，行动异常冷静而果断。正是他使维也纳城的陷落迟延了一个长时期，并且烧毁了多瑙河上的塔博尔桥，使该城的一面没有受到攻击。大家都知道，在维也纳被攻陷以后他就被捕，被军事法庭审判并处死。他英勇地牺牲了。而法兰克福议会虽然吓得发抖，却装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态度接受了这种血腥的侮辱。它通过了一个决议，就其措辞的和缓和克制来说，与其说是对奥地利的诅咒，不如说是对被害的殉难者坟墓的侮辱。但是，难道能够指望这个卑劣的议会对它的一个议员——尤其是一个左派领袖——的被杀害表示愤怒吗？ 1852年3月于伦敦［十三 普鲁士制宪议会。国民议会］维也纳于11月1日陷落，而同月9日柏林制宪议会的解散说明这一事变怎样立刻助长了全德国反革命党派的气焰和势力。1848年夏季普鲁士的事变很快就传开了。制宪议会，或者更确切些说，“为了与国王商定宪法而选出的议会”，以及它的由中间阶级利益的代表构成的多数，由于害怕居民中较积极的分子而同◎第547页◎宫廷勾结起来进行种种阴谋，它早已威信扫地。他们承认了，或者无宁说，恢复了令人憎恨的各种封建特权，因而出卖了农民的自由和利益。他们既没有能够起草宪法，也没有能够对总的立法作任何改进。他们差不多只是忙于弄清一些理论上的细微差别、纯粹的形式问题和制宪的仪式问题。事实上，这个议会与其说是一个能够代表人民的任何一点利益的机关，不如说是一个供议员们学习议会礼仪的学校。另外，议会中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多数，而且这个多数差不多总是由动摇的“中间派”来决定，它的忽左忽右的摇摆，起初推翻了康普豪森内阁，后来又推翻了奥尔斯瓦尔德和汉泽曼的内阁。但当自由派在这里也像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坐失时机的时候，宫廷却把它在贵族、最落后的农村居民以及在军队和官僚中的各种力量重新组织起来。在汉泽曼倒台以后，建立了一个由官僚和军官、由一切顽固的反动派组成的内阁，而这个内阁装出一副样子，好像它准备考虑议会的要求。议会采取“重要的是措施而不是人”这一变通原则使自己大受愚弄，竟对这个内阁鼓掌称赞；这样，它当然就看不到这个内阁几乎公开地在收集和组织反革命势力的事实。最后，维也纳的陷落发出了信号；国王把大臣们都撤了职，用现任的内阁首相曼托伊费尔先生为首的“实干家”代替了他们。于是梦中的议会才突然惊醒，意识到大难临头。它通过了一个不信任内阁案，但是对此的回答是立刻来了一道命令，责令议会从柏林，从这个在发生冲突时议会可以指望得到群众支持的地方，迁到勃兰登堡——一个完全处在政府控制之下的外地小城镇。但议会宣称，除非它本身同意，既不能推延它的会期，也不能把它迁移或解散。这时候，弗兰格尔将军统率约四万大军进入柏林（注：实际只有13 000名士兵。——编者注）。市政当局◎第548页◎和国民自卫军军官会议决定不予抵抗。于是，制宪议会和它的后盾——自由派资产阶级听任联合起来的反动党派占据了一切重要阵地，并从他们手里夺去了几乎所有的防御手段，在这以后，就开始演出了一场“消极合法抵抗”的大喜剧，他们想把这种抵抗变成对汉普敦和美国人在独立战争期间最初行动（注：1637年约·汉普登（下院议员，后来成为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之一）拒绝向皇家收税官交纳一种未经下院批准的捐税——“造船费”，并且在法庭上坚持英国人有抗交皇家非法征收的捐税的权利。就汉普登拒绝纳税一事举行的审判案使英国社会中反对专制制度的情绪更加高涨。美国人反对英国政府在殖民地征收捐税的斗争，是英属北美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1775-1783年）的序幕。1766年英国议会被迫取消前一年开始征收的印花税；后来美国人宣布抵制缴纳间接税的英国商品。1773年英国强行向美国输入缴纳高消费税的茶叶，货物在波士顿港口被销毁。这些冲突导致了美洲殖民地举行反对英国的起义。——549。）的光荣模仿。柏林宣布了戒严，但仍然平静无事；国民自卫军被政府解散，它规规矩矩地缴了械。在两个星期中，议会被军队从一个开会地点赶到另一个地点，到处都被驱散，而议员们却要求市民保持镇静。最后政府宣布议会已被解散时，议会才通过一项决议，宣布征税是非法的，随后议员们奔走全国，组织抗税（注：指普鲁士国民议会于1848年11月15日通过的一项决议。决议指出：“只要国民议会不能自由地继续在柏林召开会议，政府就无权动用国家的资金并征收捐税。本决议从11月17日开始生效。”（见1848年11月17日《新莱茵报》第145号特刊发表的《不再纳税！》一文）。11月15日的会议是议员们在柏林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12月初，一部分议员，主要是右翼议员已集中到了勃兰登堡。12月5日，国王发布了关于解散国民议会并实施钦定宪法的敕令。至此，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即告成功。——549。）。但他们发现，他们选择这种手段是个大错误。在令人忐忑不安的几个星期之后，政府对反对派采取了严厉手段，于是所有的人都不愿再拒绝纳税以取悦于一个甚至连自卫的勇气都没有的已经死去的议会了。在1848年11月初进行武装抵抗是否已经太迟，或者一部分军队如果遇到严重反抗是否会转到议会方面来，从而使事态的结局有利于议会，——这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永远需要勇敢地面对敌人，而进攻者总是处于有利地位。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在决定性关头，不计成败地孤注一掷是十分必要的。历史上没有一次胜利的革命不证明这个原理的正确。1848年11月，普鲁士革命的决定性关头来到了，正式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议会，不但没有勇敢地面对敌人，反而节节后退；进攻就更谈不上了，因为它连自卫都宁肯放弃。在弗兰格尔率领四万人叩打柏林大门的决定性关头，完全出乎他和他的军官们的意料，他看到的不是布满街垒的街道和变成枪眼的窗口，而是敞开的城门，街道上唯一的障碍物是和平的柏林市民，他们欣赏着自己同他开的这次玩笑——他们把自己手脚全都◎第549页◎捆绑起来而听任那些惊异不止的士兵的处置。不错，议会和人民如果进行抵抗，也许会被击败；柏林也许会遭到炮击，也许会有千百人死亡，而仍然不能阻止保皇党的最后胜利。但这并不能作为他们立刻缴械乞降的理由。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1848年6月巴黎的失败和10月维也纳的失败，在使这两个城市人民的头脑革命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无疑是2月和3月的胜利所不可比拟的。也许，议会和柏林的人民会遭到和上述两个城市同样的命运，但那时他们虽败犹荣，他们会在活着的人的心里留下一种复仇的渴望，而在革命时期，这种渴望是采取坚决激烈的行动的最有力的刺激之一。当然，在一切斗争中，应战的人都有被击败的危险，但这难道能作为不抽刀应战就承认战败、甘受奴役的理由吗？在革命中，占据决定性阵地而不迫使敌人进攻以试其身手就把这种阵地丢弃的人，永远应该被视为叛徒。普鲁士国王解散制宪议会的同一道敕令也宣布了新的宪法，这个宪法是以该议会的一个委员会所拟定的草案作为基础的；不过，它在某些条款中扩大了国王的权限，而在另外一些条款中使议会的权力大成问题。根据这个宪法建立了两个议院，这两个议院应该在短期内开会，以便批准和修订宪法。几乎用不着再问：当普鲁士的立宪派进行“合法而又和平的”斗争的时候，德国国民议会究竟在什么地方。像通常在法兰克福所见的情形一样，它忙于通过一些很温和的决议，谴责普鲁士政府的行动，而称赞“全体人民消极地、合法地和一致地抵抗暴力的壮观”。中央政府派专员到柏林去调解内阁和议会间的纠纷，但他们遭到了他们的前任在奥尔米茨所遭受的同样命运——被客气地送出来了。国民议会的左派即所谓激进派，也派遣了他们的专员，这◎第550页◎些专员确信柏林议会完全无用并承认自己也同样无用之后，便回到法兰克福去报告事情的经过，并证实柏林居民的令人称道的和平行为。不仅如此，当中央政府的一个专员巴塞尔曼先生报告说，因为近来常看见各种各样粗野的人物在柏林街头徘徊，而在一切无政府主义运动发生之前总是有这类人物（后来这种人物就被称为“巴塞尔曼式的人物”）出现，所以普鲁士内阁最近所采取的严厉手段并非毫无理由的时候，这些可敬的左派议员和革命利益的坚决捍卫者便真的站起来赌咒发誓，证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此，在两个月当中，已经明显地证明了法兰克福议会的完全无能。这再清楚不过地证明这个机构完全不能胜任它的职务，证明它甚至连自己的职务究竟是什么也毫不理解。革命的命运在维也纳和柏林都已被决定了，而在这两个首都解决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时都好像根本不知道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存在似的，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这个机构不过是个由一群轻信的笨伯组成的辩论俱乐部，他们让各邦政府把自己当作议会傀儡，登场演戏，使各小邦和小城市的小店主和小生意人开心，因为政府认为暂时有必要转移一下这一部分人的视线。这种作法需要保持多久，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这个议会的所有的“卓越”人物中，任何一个人都丝毫没有感觉到人家要他扮演的是什么角色，甚至直到今天，法兰克福俱乐部的旧日的成员们也还原封未动地保留着他们所特有的历史感觉器官。 1852年3月于伦敦◎第551页◎［十四 秩序的恢复。议会和议院］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利用1849年的最初几个月来扩大上年10月和11月的战果。自从维也纳被占领以后，奥地利的议会就在摩拉维亚的一个叫作克雷姆西尔的小镇上继续其有名无实的存在。斯拉夫族议员和选派他们的人曾经充当奥地利政府用来摆脱虚脱状态的主要工具，在这里，他们因为自己背叛欧洲革命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政府一经恢复了力量，便用极端轻蔑的态度来对待议会和构成它的多数的斯拉夫族议员；当帝国军队的最初的胜利已经预示匈牙利战争将很快结束的时候，议会便在3月4日被解散了，议员们也被武力驱散了。这时斯拉夫人才终于看到他们受了愚弄，于是他们大声疾呼：我们要到法兰克福去继续我们在这里不能进行的反对派活动！但这时已经太迟了，而他们除了安分守己或者参加无能的法兰克福议会以外再无别的选择，单是这个事实也足以表明他们已完全无可奈何了。德国的斯拉夫人恢复独立的民族生存的尝试，现在而且多半是永远地就这样完结了。有许多民族的零星残余，它们的民族性和政治生命力早已被消灭，因此它们在近一千年来总是不得不尾随一个更强大的民族即他们的征服者，就像过去威尔士人在英国，巴斯克人在西班牙，下布列塔尼人在法国一样，也像今天西属或法属克里奥尔人在最近被英裔美国人占领的北美洲那些地方一样。这些垂死的民族，如波希米亚人、卡林西亚人、达尔马提亚人等等，都力图利用1848年的普遍混乱恢复他们在公元800年时的政治状况。过去一千年的历史应该已经向他们表明，这样开倒车是不行◎第552页◎的；如果说易北河和萨勒河以东的全部领土的确曾一度被斯拉夫血统的人所占据，那么这个事实只能证明德意志民族征服、并吞和同化它的古老的东方邻人的历史趋势以及它的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德意志人进行并吞的趋势过去一向是，现在也还是西欧文明传播到东欧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只有当日耳曼化的过程进行到那些能够保持独立民族生存、团结统一的大民族（匈牙利人是这种民族，在某种程度上波兰人也是这种民族）的边界时，这种趋势才会停止；因此，这些垂死的民族的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让它们的强邻完成这种瓦解和并吞它们的过程。当然，这对曾经把一部分波希米亚人和南方斯拉夫人鼓动起来的泛斯拉夫主义梦想家的民族野心来说，并不是一种很惬意的前途；但是他们怎么能够希望历史为了让少数病弱者称心而倒退一千年呢？这些人在他们居住的所有地方到处都是和德意志人混居杂处并且为后者所包围，他们几乎从很久以来为了满足文明的需要除了德语以外就再没有别的语言，而且他们甚至缺乏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众多的人口和整片的领土。因此，泛斯拉夫主义的浪潮，在德国和匈牙利的斯拉夫人地区，到处都掩盖着所有这些无数的小民族力求恢复独立的企图，到处都与欧洲的革命运动相冲突，同时，斯拉夫人虽然自称为自由而战，却总是（除了波兰的一部分民主派之外）站在专制主义和反动势力一边。在德国、匈牙利是这样，甚至在土耳其某些地方也是这样。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叛徒，是奥地利政府的各种阴谋的拥护者和主要支持者，在所有革命的民族的心目中，他们是罪人。虽然任何地方的人民群众都没有参加泛斯拉夫运动的领袖们所制造的关于民族问题的琐碎的纷争——这完全是因为他们过分无知，但永远不应忘记：在布拉格这个半德意志的城市里，成群的狂热的斯拉夫人曾经一再高呼：“宁受俄罗斯的鞭笞也不要德意志◎第553页◎的自由！”在他们1848年的初次尝试遭到失败以后，在奥地利政府给了他们教训以后，下次遇有机会他们大概不会再这样做了。但如果他们再一次准备以类似的借口去和反革命势力联合起来，那么德国的职责就是很明显的，没有一个处于革命状态并卷入了对外战争的国家，能够容忍一个旺代（注：旺代是法国西部的一个省，1793年春季，该省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在贵族和僧侣唆使和指挥下举行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暴动，围攻并夺取了共和国军队所防守的索米尔城。暴动于1795年被平定，但是在1799年和以后的年代中又多次试图叛乱。旺代因此而成为反革命叛乱策源地的代名词。——314、554、678。）处在自己的心腹之中。至于皇帝（注：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编者注）在解散议会的同时所颁布的宪法，没有必要再谈它，因为它从未生效，现在则已完全废除了。从1849年3月4日起，在奥地利已经完全恢复了专制制度。在普鲁士，各议院曾在2月开会，审查和批准国王所颁布的新宪章。它们开了差不多六个星期的会，它们对政府的态度十分谦卑恭顺，但它们当时还没有充分的决心完全遵照国王和他的大臣们的愿望办事。因此，时机一到它们就被解散了。于是，奥地利和普鲁士都暂时摆脱了议会监督的束缚。两邦政府现在已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并且能够在一切需要的场合使用这种权力。奥地利用它对付匈牙利和意大利，普鲁士用它对付德意志。因为普鲁士也准备进行一次战役来恢复各小邦的“秩序”。现在，在德国的两个巨大的运动中心维也纳和柏林，反革命占了上风，只是在各小邦里斗争尚未见分晓，虽然在那里力量的对比也日渐不利于革命方面。我们已经说过，这些小邦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里找到了共同中心。虽然这个所谓的国民议会的反动性质早已十分明显，连法兰克福的人民也都武装起来反对它，但是它的产生却多少带一点革命性。1月间它曾经采取过一反常态的革命立场；它的权限从未确定，但它却终于能够作出一项决议——虽然各◎第554页◎大邦从未承认这个决议，说它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在这种情况下，在君主立宪派看到正在恢复元气的专制派已经夺取了它的阵地的时候，差不多全德国的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自然都把他们的最后希望寄托在这个议会的多数派身上，而小商人的代表，民主派的核心，在日渐困难的境遇中团结在这个议会的少数派周围，这个少数派的确是民主派在议会中最后的密集的方阵。另一方面，各大邦的政府，尤其是普鲁士的内阁，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不正常的民选机关和德国已经复辟的君主制度是不能相容的，而它们所以没有要求立刻把它解散，那只是因为时机未到，也因为普鲁士还希望先利用它去达到沽名钓誉的目的。同时，这个可怜的议会本身也一天比一天更加狼狈。在维也纳和柏林，它派去的代表和专员都遭到极端的轻蔑；它的一个议员（注：罗·勃鲁姆。——编者注）在维也纳被当作一个普通造反者处以死刑，虽然他具有议员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它的法令到处都没有人理睬。如果说各大邦还曾经提到这些法令，那只是在抗议书中提到，这些抗议书否认议会有权通过它们的政府必须执行的法律和决定。代表这个议会的中央行政权，几乎和全德各邦的内阁都发生了外交争辩，而且不管议会和中央政府如何努力，它们都没有能够使奥地利和普鲁士说明它们的意图、计划和要求究竟是什么。最后，议会终于开始清楚地看到，至少是看到了这样一点：它已失去了一切权力，它本身也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掌握中；如果它真打算给德国制定全联邦宪法，它就必须立刻认真地开始做这件事情。许多动摇的议员也都清楚地看到，他们被各邦政府大大地愚弄了。但他们既然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现在他们又能做什么呢？唯一能挽救他们的办法是迅速而◎第555页◎坚决地投入人民的营垒，但就是采取这个步骤，成功的希望也是很渺茫的。其次，这是一伙软弱无能、优柔寡断、目光短浅、自以为是的人，当各种互相矛盾的谣言和外交照会的没完没了的嘈杂声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的时候，他们却在不断重复的誓言中寻求慰藉和支持，说什么他们是国家最优秀、最伟大、最英明的人物，只有他们能够拯救德国。一年的议会生活已使他们变成了道地的白痴，难道在这伙可怜虫中间能找到可以作出迅速明确的决定的人吗？至于行动坚决果断的人，那就更不用说了！奥地利政府终于丢掉了假面具。在3月4日颁布的宪法中，它宣称奥地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君主国，财政、关税制度和军事编制完全统一；这样便抹去了德意志省份和非德意志省份之间的一切界线和差别。它这样宣布，是与法兰克福议会已经通过的决议和已经通过的草拟中的联邦宪法的条文相抵触的。这是奥地利对议会的挑战，而可怜的议会除了应战而外，再没有别的选择。它虚张声势地应战一番，但奥地利很明白它自己的力量，也很了解议会一文不值，所以根本不予理睬。而这个自以为是宝贝的代议机关，为了报复奥地利对它的这种侮辱，竟想不出任何更好的办法，而只好自缚手足，跪倒在普鲁士政府面前。说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它向之屈膝跪拜的，正是它曾经斥之为违背宪法和敌视民意并坚持要撤换而没有撤换掉的那些大臣。这种可耻的行径和后来发生的悲喜剧事件的详情，将是我们下一篇的课题。1852年4月于伦敦◎第556页◎［十五 普鲁士的胜利］我们现在来谈德国革命史的最后一章：国民议会与各邦政府尤其是普鲁士政府的冲突，德国南部和西部的起义及其最后为普鲁士所镇压。我们已经看到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工作情况了。我们已经看到，奥地利践踏它，普鲁士侮辱它，各小邦不服从它，它自己的无能的中央“政府”（注：无能的中央“政府”指根据法兰克福国民议会1848年6月28日成立的由帝国摄政和帝国内阁组成的临时中央政府。该政府没有财权、军权等任何实权；唯一能做的就是支持德国各邦君主推行反革命政策。——557。） 愚弄它，而这个中央政府本身又被全国各邦的每个君主所愚弄。到最后，这个软弱、动摇、无聊的立法机关终于感到事态的严重了。它被迫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统一德国这个崇高思想的实现受到了威胁”，而这恰恰等于说，法兰克福议会以及它做过的和要做的一切，看来即将成为泡影。因此它以最认真的态度开始工作，以便尽快地完成它的杰作——“帝国宪法”。但是这里有一个难题。行政权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是一个行政委员会么？不行，明智的议会考虑到：那样就会使德国成为一个共和国。“总统”么？那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这就是说，必须恢复旧日的皇帝尊严。但是皇帝总是要由一个君主来做的，究竟谁该做皇帝呢？自然不能是罗伊斯－施莱茨－格雷茨－罗本施泰因－埃伯斯多夫公爵（注：亨利希七十二世。——编者注）以至巴伐利亚君主这些二流人物；无论奥地利或普鲁士都不能容忍那样做。只有奥地利或普鲁士才有这样的资格。但是怎样二者择一呢？毫无疑问，如果环境更好的话，如果不是奥地◎第557页◎利政府斩断戈尔迪之结因而使议会解脱了麻烦的话，这个崇高的议会可能直到今天还在开会，还在讨论这个重要的左右为难的问题而得不出结论。奥地利十分清楚，一旦它把自己的一切省份驯服，而重新以一个强大的欧洲大国出现在欧洲，政治引力定律本身就会把德国其他部分拉入它的势力范围之内，而不需要借助于法兰克福议会授予它的皇冠可能使它获得的威信。奥地利自从扔掉那个毫无实际意义的德皇皇冠之后，它已经更加强盛得多了，行动也更加自由得多了。那个皇冠妨碍了它实行独立的政策，而并没有在德国国内国外给它增加丝毫力量。如果奥地利不能在意大利和匈牙利保持自己的阵地，那么它在德国也会土崩瓦解、一败涂地，它永远也别想拿回它在全盛时期就已失去的皇冠。因此，奥地利立刻宣称它根本反对复活皇权，而明确地要求恢复德意志联邦议会——即被1815年的各个条约提到和承认的唯一的德国中央政府。它在1849年3月4日颁布的宪法，则明确宣布奥地利是个不可分割的、中央集权的和独立的君主国，它甚至与法兰克福议会所要改组的那个德国也毫不相干。这种公开宣战使得法兰克福的那些自作聪明的人实在没有别的选择，只得把奥地利屏除于德国之外，而把德国的其余部分建成一个东罗马帝国（注：东罗马帝国指拜占庭帝国。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罗马帝国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地中海东南岸地区，其首都是君士坦丁堡。1453年土耳其军队占领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中国史籍中称东罗马帝国为指拂菻或大秦。——545、558。）式的国家——“小德意志”；把它那相当粗陋的皇袍加在普鲁士国王陛下的身上。应该提到，这是六至八年前德国南部和中部的一批自由主义空论家们所提倡的那种旧的计划的更新，这些人把这种有失体面的状况视为天赐的良机，因为在这种状况下，可以把自己旧日的奇怪念头重新提出来，作为拯救祖国的最后的“新招”。因此，1849年2月和3月间，他们结束了关于帝国宪法以及◎第558页◎权利宣言和帝国选举法的讨论，同时不得不在许多地方作了十分矛盾的让步——时而向议会中的保守派或者更确切些说向反动派让步，时而又向较进步的派别让步。事实上，很明显，原来属于右派和右翼中间派（保守派和反动派）的议会领导权，现在逐步地（虽然是徐缓地）转到议会中的左派或民主派方面来。议会已把奥地利屏除于德国之外，但奥地利代表仍被邀请参加会议和进行表决，这些代表的暖昧立场，也促使议会中的均势遭到破坏；因此，早在2月底，左翼中间派和左派就常常由于奥地利代表的支持而居于多数地位，虽然有的时候保守的奥地利代表好像开玩笑似的忽然在投票时又追随右派，使天平又倒向另一边。他们使议会这样忽左忽右，其目的是想让它为人所轻视，但这是完全用不着的，因为人民群众早已认识到法兰克福所做的一切纯粹是空洞无益的事情。不难想象，在当时这种左右摇摆的情形下拟定的宪法，究竟是怎样一种东西了。议会中的左派（他们自信是革命德国的精英和骄傲），完全陶醉于依靠受奥地利专制制度唆使并为它效劳的一些奥地利政客的好意（更确切些说是恶意）而取得的微小的胜利。每当一种稍稍接近于他们自己的那些不很明确的原则的主张以一种用顺势疗法冲淡了的形式获得法兰克福议会的某种批准时，这些民主派就宣称他们已经挽救了国家和人民。这些可怜的蠢人，在他们的整个说来是十分黯淡的一生中，绝少遇到胜利一类的事情，以致他们真正相信，以两三票的多数通过的他们的毫无价值的修正案，会改变欧洲的面貌。他们从开始立法生涯时起，就比议会中任何其他派别更深地感染了议会迷这种不治之症，这种症候使它的不幸的患者满怀一种庄严的信念；整个世界，它的历史和它的未来，都要由有幸以他们为议员的这个代议机关的多数票来支配和决定；他们议院四◎第559页◎壁以外发生的所有一切——战争、革命、建筑铁道、所有新大陆的殖民地化、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中美洲运河、俄罗斯的军队、以及任何其他多少可以影响人类命运的事情——同取决于目前正受到他们的可敬的议院的关注的重要问题的解决的那些无可比拟的事件比较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于是，议会中的民主派由于他们成功地往“帝国宪法”里偷偷塞进了自己的一些灵丹妙药，便认为自己首先有义务对它加以支持，虽然这部宪法的每一重要条款都和他们自己所常常宣扬的原则正相矛盾。最后，当这部不伦不类的作品被它的主要作者们抛弃并遗赠给民主派的时候，后者就接受了这份遗产，并且坚持这部君主制的宪法，甚至反对任何当时主张民主派自己的共和主义原则的人。但是应该承认，这里的矛盾不过是表面的。帝国宪法的不明确、自相矛盾和不成熟的性质，恰好反映了这些民主派先生们的不成熟、混乱和自相矛盾的政治思想。如果说他们自己所说的话和所写的文章——就他们所能够写出的而言——还不能充分证明这一点，那么他们的行为就是充分的证据。因为对头脑正常的人说来，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而德国民主派的这些英雄们的行动，完全足以说明他们自己，这我们以后就会看到。不管怎样，帝国宪法及其一切附属物和装饰品的确被通过了，3月28日，普鲁士国王在248票弃权和大约29位议员缺席的情况下以290票当选为除奥地利之外的德国皇帝。这真是历史的一个绝大的讽刺：在1848年3月18 日的革命后三天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惊愕的柏林的街道上演出了一出皇帝的滑稽剧（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演出的皇帝滑稽剧，指1848年3月21日在力图恢复国王权威的普鲁士资产阶级阁员们的倡议下，在柏林举行的普鲁士国王出巡的盛典。与此同时还举行了要求德国统一的游行示威。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沿柏林的街道巡视，臂上戴着黑红黄三色臂章——德国统一的象征——并且发表了假爱国主义的演说，把自己装扮成“德国自由和统一”的捍卫者。当天他发布了《告陛下的臣民和德意志民族书》，庄严地保证要把统一德国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里，他答应成立等级代议机构，实施宪法，确立内阁责任制，规定公开的和口头的诉讼手续以及陪审制等。——560。），当时的情形如果是在别处，他也许会被认为触犯了缅因州的禁酒令，而恰好在一年之后，这个令人厌恶的滑稽剧却被一个虚构的全德代◎第560页◎表会议所批准。德国革命的结果就是这样！ 1852年7月于伦敦［十六 国民议会和各邦政府］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把普鲁士国王选为德国（奥地利除外）皇帝以后，便派遣一个代表团到柏林去授予他皇冠，然后就宣告休会。4月3日弗里德里希－威廉接见了代表们。他告诉他们说，虽然他接受人民代表投票所赋予他的凌驾于德国其他各邦君主之上的权利，但他在还没有确信其余各邦君主承认他的最高统治权和承认赋予他这些权利的帝国宪法以前，不能接受皇冠。他接着说，考虑这个宪法是否可以予以批准，这是德国各邦政府的事。最后他说，做皇帝也好，不做皇帝也好，他时刻都准备着以武力打击内部或外来的敌人。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他以使国民议会十分吃惊的方式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法兰克福的那些自作聪明的人经过一番深刻的外交研究之后，终于得出结论说，作这种答复就等于拒绝皇冠。于是他们（在4月12 日）作出一项决议：帝国宪法是国家的法律，必须遵守。但是，由于他们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他们就选举了一个三十人委员会，要它就如何才能实施这部宪法提出建议。这项决议就是法兰克福议会和德国各邦政府之间现在已爆发的冲突的信号。中间阶级，尤其是小生意人阶级，立即宣布拥护新的法兰克福宪法。他们不能再等待“终结革命”的时刻了。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由于武力的干涉，革命当时已经终结。上述各阶级本想选择一个较◎第561页◎和平的方式来实现这个行动，但他们没有得到机会。事已如此，他们只能好自为之，——这就是他们立即作出的并坚决执行的决定。在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的各小邦，中间阶级早已重新陷入那种最合他们心意的、表面上轰轰烈烈但由于没有实力而毫无成效的议会鼓动。这样一来，德国的每一个邦，单独看来，好像都获得了据说能使它们今后走上和平立宪发展道路的新的最终形式。只留下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即关于德意志联邦的新的政治组织的问题。人们认为这个唯一的、看来还包含着危险的问题必须立刻加以解决。因此中间阶级就对法兰克福议会施加压力，以便敦促它尽快制定宪法；因此上层和下层资产阶级都决心接受并支持这部不管是什么样的宪法，以便立即造成一个稳定的局面。总之，要求制定帝国宪法的鼓动一开始就是出于一种反动的情感，并且是在那些早已厌倦革命的阶级中产生的。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未来的德国宪法的首要的基本的原则，在1848年奏和夏天的最初几个月就已被表决通过了；当时，人民运动还处于高潮。那时通过的决议虽然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反动的，但在经历了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的暴虐行为之后，现在看起来它们却是十足自由主义的，甚至民主主义的了。进行比较的标准变了。法兰克福议会如果不愿在道义上自杀，就不能勾销已经通过的这些条款，而根据在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的刀剑的威逼下制定的那些宪法的模样去仿造一部帝国宪法。此外，我们已经说过，议会中多数派的地位已经掉换，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势力不断增大。因此，帝国宪法的特色是：它不仅在表面上完全出自民意，同时，虽然充满了矛盾，却仍然是全德国最富于自由主义精神的宪法。它的最大缺点在于它只是一纸空文，它的条款没有实力作为后盾。◎第562页◎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民主派即小生意人阶级群众抱住帝国宪法不放，那是很自然的。这一阶级在提出自己的要求方面，向来比自由派的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更先进；它曾经表现出比较强硬的态度，常常以武力对抗相要挟，经常慷慨地宣称，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不惜牺牲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但是有许多事实证明，一到危急关头它就不见了，而在遭到彻底失败的第二天，它却觉得再舒服不过了，这时虽然一切都已失掉，但它至少可以自慰的是：它知道，无论如何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当大银行家、大工厂主和大商人对法兰克福宪法的拥护比较慎重，只是简单地对它表示赞成的时候，紧挨在他们下面的阶级——我们的勇敢的民主派小商人，却堂而皇之地出来亮相，像往常一样地宣称，他们宁愿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让帝国宪法完蛋。得到这两派——拥护君主立宪的资产者和多少带有民主主义倾向的小商人——支持的、要求立即实施帝国宪法的运动进展很快，它在几个邦的议会中得到了最强有力的表现。普鲁士、汉诺威、萨克森、巴登和符腾堡的议院都宣称赞成这部宪法。各邦政府和法兰克福议会之间的斗争尖锐化了。可是，各邦政府迅速行动起来了。普鲁士的两院被解散了，这是违宪的，因为应由它们审查和批准普鲁士宪法；政府故意在柏林激起了骚动；过了一天，即4月28日，普鲁士内阁发布了一个通告，声称帝国宪法是一个极端无政府主义的和革命的文件，德国各邦政府必须予以审订并使之纯正。普鲁士就这样直截了当地否认了法兰克福的那些聪明人常常夸耀而从未真正实现过的自主的制宪权。于是召集了一个各邦君主的会议（注：各邦君主会议是1849年5月17日在柏林召开的有普鲁士、萨克森、汉诺威、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君主参加的会议，会议的目的是修改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拟定的所谓帝国宪法。5月26日会议结束时，普鲁士、萨克森和汉诺威的国王缔结了协定（“三个国王的联盟”），到1849年9月共有29个邦加入了这个协定，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德意志邦。帝国的摄政由普鲁士国王充任，议会由两院组成。“联盟”是一次使普鲁士君主制在德国取得霸权的尝试。但是，在奥地利和俄国压力下，普鲁士不得不退却，并于1850年11月退出了“联盟”。——563。），即死灰复燃的旧联邦议会，来讨论已被宣布为法律的宪法。同时，普鲁士把军队集中于离法兰克福只有三天路程的克罗伊茨纳赫，并且号召各小邦效法◎第563页◎它的榜样，只要各小邦的议院支持法兰克福议会，就立即予以解散。汉诺威和萨克森马上照着这个榜样做了。显然，斗争的结局要靠武力来决定，这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各邦政府的敌对态度和人民中的骚动，一天比一天更加明显。具有民主情绪的市民到处力图影响军队，并且在德国南部取得了很大成绩。到处举行群众大会，会上通过决议准备在必要时以武力支持帝国宪法和国民议会。科隆为此召开了一个莱茵普鲁士各市议会代表会议（注：莱茵普鲁士各市议会代表会议于1849年5月8日在科隆召开。代表们明确主张重新召开第二议院会议，赞成1849年3月28日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反对勃兰登堡-曼托伊弗尔的政府。——564。）。在普法尔茨、在贝格区、在富尔达、在纽伦堡、在奥登林山，农民成群地举行集会，情绪十分激昂。这时，法国的制宪议会被解散了，各地都在激烈的骚动中准备新的选举；而在德国的东部边境，匈牙利人通过连续不断的光辉的胜利在不到一个月的期间把奥地利的侵略浪潮从蒂萨河压回到莱塔河，每天都有攻下维也纳的可能。总之，人民的想象力到处都达到了最高点，而各邦政府的挑衅政策也一天天更加露骨，暴力冲突是必不可免了，只有怯懦的低能儿才会相信斗争可以和平解决。但这种怯懦的低能儿在法兰克福议会里却大有人在。 1852年7月于伦敦［十七 起 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德国各邦政府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冲突，终于在1849 年5月初爆发为公开的敌对行动。被奥地利政府召回的奥地利议员，除了少数左派或民主派议员外，已经离开议会回家去了。大多数保守派议员看到事态的动向，甚至不等他们各自的政府提出要求就退出了议会。因此，即令撇开前几篇中所指出的左派◎第564页◎势力得以加强的种种原因不谈，仅仅右派议员的离职，就足以使议会里以前的少数派转变为多数派了。以前从未梦想到会获得这种好运的新的多数派，过去曾经利用自己的反对派地位尽情揭发旧多数派及其帝国摄政府的软弱、犹豫和怠惰，现在他们竟然突然要来代替那个旧多数派了。现在他们要表明他们能做什么。当然，他们的活动应该是有魄力、有决心而充满生气的。他们，德国的精英，很快就能推动老朽的帝国摄政和它的动摇的大臣们前进，如果做不到这点的话，他们就要——这是毫无疑问的——以人民主权的力量废除这个无能的政府，用一个精干的、不知疲倦的行政权代替它，行政权一定能挽救德国。可怜的家伙们！他们的统治——如果没有一个人服从也能称为统治的话——比他们的前任的统治更加荒唐可笑。新的多数派宣称：尽管有种种障碍，帝国宪法必须付诸实行，并且必须立即付诸实行；7月15日人民要选举新议院的议员，而这个议院将于8月15日在法兰克福开会。这是向未承认帝国宪法的各邦政府——首先是占德国人口四分之三以上的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公开宣战；各邦立即接受了宣战。普鲁士和巴伐利亚也召回了由它们境内派往法兰克福的代表，并加紧它们反对国民议会的军事准备。另一方面，民主派（在议会以外）为拥护帝国宪法和国民议会而举行的示威，也一天比一天更加激烈，工人群众在激进党人领导之下，也决心拿起武器捍卫一种事业。这虽然不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但是使德国摆脱旧的君主制枷锁至少给他们提供了在某种程度上达到自己目的的机会。于是人民和政府到处为此而剑拔弩张；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地雷已经装好，一点火星就可以使它爆炸。萨克森议院的解散、普鲁士后备军的征召、各邦政府对帝国宪法的公开反对就是这样的火星。火星落下了，于是全国◎第565页◎马上燃起了熊熊大火。德累斯顿的人民在5 月4日胜利地占领了该城，驱逐了国王（注：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编者注），同时一切邻近的地区都派遣援军帮助起义者。在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利亚，后备军拒绝出征，占领了兵工厂，武装起来捍卫帝国宪法。在普法尔茨，人民逮捕了巴伐利亚的政府官吏，夺取了公款，组织了一个保卫委员会，委员会宣布该省受国民议会的保护。在符腾堡，人民强迫国王（注：威廉一世。——编者注）承认了帝国宪法。在巴登，军队和人民联合起来迫使大公（注：莱奥波德。——编者注）逃亡，并建立了临时政府。在德国其他地方，人民都在等待着，只要国民议会发出决定性信号，就武装起来听它指挥。虽然国民议会过去的活动不大光彩，现在它的处境却出乎意料的好。德国的西半部已经拿起武器来捍卫议会；军队到处都发生动摇，在各小邦，军队无疑都支持运动。匈牙利人胜利的挺进已使奥地利精疲力竭，俄罗斯——德国各邦政府的后台则正在以全副精力帮助奥地利对抗马扎尔军队。只有普鲁士尚待制服；由于该邦存在着对革命的同情，达到这一目的的机会肯定是存在的。总之，一切都取决于议会的行动。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被忽视，那么忽视它们的政党就会遭到灭亡。这些规则是从各政党的性质和在这种情况下所要对待的环境的性质中产生的逻辑推论，它们是如此浅显明白，1848年的短时期的经验已经使德国人十分熟悉它们了。第一，不要玩弄起义，除非你有充分的准备应付你所玩弄的把戏的后果。起义是一种用◎第566页◎若干极不确定的数进行的演算，这些不确定的数的值每天都可能变化。敌人的战斗力量在组织、训练和传统的威望方面都占据优势；如果你不能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你就要被击溃和被消灭。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的最初胜利给你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力量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用迄今为止人们所知道的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话来说，就是要：“勇敢，勇敢，再勇敢！”（注：丹东1792年9月2日在立法议会上的演说。——编者注）那么，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要想逃脱它必然要灭亡的命运，它应当怎么办呢？首先，要把局势弄清，并且要认识到，现在除了无条件地向各邦政府屈服或者毫不动摇地坚决实行武装起义以外别无选择。其次，要公开承认一切已经爆发的起义，并号召各处的人民拿起武器保卫国民代议机关，宣布一切敢于反对有主权的人民（有受委托者代表他们）的君主、大臣以及其他人都不受法律保护。第三，要立即废除德意志帝国摄政，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活跃的、毫不退缩的行政权；召集起义部队到法兰克福来直接保护它，从而给起义的扩展一个合法的借口；要把它所指挥的一切战斗力量组织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总之，要迅速而坚决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巩固自己的阵地，削弱敌人的阵地。法兰克福议会里善良的民主派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这些可◎第567页◎敬的先生们不满足于听任事变自然发展，而且走得更远，竟用自己的反对行动扼杀一切正在准备中的起义运动。例如，卡尔·福格特先生在纽伦堡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让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利亚的起义被镇压下去而不予任何援助，只是在事后对普鲁士政府的残酷暴行作了感伤的抗议。他们和德国南部的起义暗中保持着外交关系，但从未以公开承认的方式来支持这些起义。他们知道帝国摄政站在各邦政府方面，但他们却呼吁他反对这些政府的阴谋，而后者无动于衷。帝国的大臣们即旧日的保守派，每次开会都嘲笑这个无能的议会，他们却加以容忍。当西里西亚的议员、《新莱茵报》编辑之一威廉·沃尔弗要求他们宣布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公正地指出帝国摄政是帝国第一个和最大的叛徒时，他却被这些激愤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全场一致地哄下了台！（注：1849年5月26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第228次会议讨论一个措词极为温和的《告德国人民书》时，威·沃尔弗发表演说，要求宣布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并且说“我要在这里代表人民讲话”，结果被哄下台。——568。）简单说来，他们继续清谈、抗议、发宣言，但一直没有采取行动的勇气或意识；各邦政府派来的敌军日渐逼近，而他们自己的行政官帝国摄政却忙于和各邦君主密谋尽快地消灭他们。这样一来，这个可耻的议会连最后一点威信也失去了；那些起来保护它的起义者也不再关心它了。最后，当它那可耻的末日到来时，正如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的那样，它就寿终正寝了，它的不光彩的死亡没有引起任何人的任何注意。 1852年8月于伦敦［十八 小生意人］在我们的前一篇中，我们指出了德国各邦政府和法兰克福议会之间的斗争终于达到了如此激烈的程度，以致在5 月初德国很◎第568页◎大一部分地区都爆发了公开的起义：首先在德累斯顿，接着在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在莱茵普鲁士的部分地区，最后在巴登。（注：指维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的运动。这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邦拒绝承认帝国宪法，但是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唯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爆发了维护宪法的起义。但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对起义者丝毫不加援助，1849年7月，维护宪法运动遭到镇压。恩格斯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27-235页）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本卷第482-578页）中评述了这一运动。——365、366、433、569、570。）在这一切场合，起义者真正的战斗的主力，首先拿起武器与军队作战的主力，是由城市工人阶级组成的。一部分穷苦的农村居民，即雇农和小农，一般在冲突真正爆发后参加了工人的队伍。资本家阶级以下的一切阶级中的大多数青年至少曾一度参加了起义军的队伍，但这一群颇为混杂的青年人，一到事态的严重时刻，便很快减少了。尤其是喜欢自称为“知识界的代表”的大学生，如果不是由于获得军官头衔而被留住，他们便首先抛弃自己的旗帜，可是，他们担任军官根本就不够格。工人阶级参加了这次起义，正像它也会参加其他起义一样，——只要这种起义能清除它在取得政治统治和实行社会革命道路上的某些障碍，或者至少可以迫使那些势力较大而勇气较小的社会阶级采取一种比它们以前所采取的更坚决更革命的方针。工人阶级拿起武器时已清楚地认识到，从事件的直接目的来说，这次起义并不是它自己的斗争；但它仍然执行了对它来说是唯一正确的策略：不让任何以它为垫脚石的阶级（像资产阶级在1848年所干的那样）巩固其阶级统治，除非这一阶级至少给工人阶级提供一个为自身的利益而斗争的自由场地；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使事态发展成为危机，这种危机不是使整个民族坚决果断地走上革命道路，就是使革命前的状况尽量恢复，从而使新的革命不可避免。在这两种场合下，工人阶级都代表整个民族的真正的和被正确理解的利益，因为它尽量加速革命的进程，而这个革命对于文明欧洲的任何一个旧社会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没有这个革命，文明欧洲的任何一个旧社会都休想较安稳较正常地继续发展自己的力量。至于参加这次起义的农村居民，他们大半是这样投入革命派◎第569页◎的怀抱的：部分地是由于捐税过重，部分地是由于压在他们身上的封建义务过重。他们本身没有任何主动性，总是尾随在参加起义的其他阶级的后面，在工人与小生意人阶级之间摇摆。他们站在哪一边几乎总是由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农业工人通常是支持城市工人的；小农则倾向于和小商人携手。我们已经几次提到过这个小生意人阶级的重大作用和影响，可以认为这个阶级是1849年五月起义（注：指维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的运动。这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邦拒绝承认帝国宪法，但是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唯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爆发了维护宪法的起义。但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对起义者丝毫不加援助，1849年7月，维护宪法运动遭到镇压。恩格斯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27-235页）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本卷第482-578页）中评述了这一运动。——365、366、433、569、570。）的领导阶级。因为，在这一次，没有一个德国大城市是运动的中心，所以通常在中小城市中占优势的小生意人阶级便能够掌握运动的领导权。而且我们已经知道，这次维护帝国宪法和德国议会权利的斗争，正是同这个阶级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在一切起义地区所组织的临时政府中占大多数的都是这一部分人的代表，因此，他们能走多远，这完全可以作为衡量德国小资产阶级有多大能耐的尺度。我们将要看到，它除了使托付给它的运动遭到失败而外，什么能耐也没有。小资产阶级擅长于吹牛，在行动上却十分无能，而且不敢作任何冒险。这个阶级的商业交易和信贷业务的小本经营，很容易给它的性格打上缺乏魄力和进取心的烙印，因此它的政治活动也自然具有同样的特点。所以小资产阶级是用漂亮的言词和吹嘘它要完成什么功绩来鼓动起义的；一当完全违背它的愿望而爆发了起义，它就迫不及待地攫取权力；但它使用这种权力只是为了毁灭起义的成果。每当一个地方的武装冲突使事态发展到了危急关头，小商人就十分害怕他们所面临的危险局势，害怕人民真正接受了他们号召武装起来的高调，害怕已经落到他们手里的政权，尤其是害怕他们被迫采取的政策会给他们自己，给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的财产带来的后果。人们不是希望他们真的像他们常说的那样，为了起义的事业，可以不惜牺牲“生命财产”吗？他们在起义时不是被迫◎第570页◎担任官方职务，因而在失败时就有失去自己的资本的风险吗？而在起义胜利时，他们不是深信自己会立即被赶下台，并且眼看着他们的全部政策被作为他们的战斗部队主力的胜利的无产阶级根本改变吗？这样，小资产阶级就被种种互相对立的危险团团包围，它除了让一切都听天由命之外，再也不知道如何使用它的权力；因此，它当然也就失去了本来可能有的取得胜利的小小的机会，而把起义完全断送了。小资产阶级的策略，或者更确切些说，小资产阶级的毫无策略，到处都是一样，所以1849年5月德国各个地方的起义，也都是由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在德累斯顿，巷战继续了四天之久。德累斯顿的小商人、“市自卫军”，不仅没有参加斗争，反而在许多场合支持军队镇压起义者的行动。起义者又几乎全是周围工业区的工人。他们找到了一个能干的、头脑冷静的指挥者——俄国的流亡者米哈伊尔·巴枯宁，后来他被俘了，现在被囚禁在匈牙利的蒙卡奇监牢里。人数众多的普鲁士军队的干涉，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了。在莱茵普鲁士，实际的战斗规模不大。所有的大城市都是被许多炮台所控制的堡垒，起义者只能进行一些小的战斗。一旦调集了足够数量的部队，武装反抗就终止了。在普法尔茨和巴登则相反，起义者占领了一个富饶的省份和一个整个的邦。金钱、武器、兵士、军需品这里应有尽有。正规军的士兵们本身就参加了起义队伍；在巴登他们甚至是起义的先锋。萨克森和莱茵普鲁士的起义作了自我牺牲，为组织德国南部的运动赢得了时间。一省范围内的地方起义，还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有利的条件。巴黎也有爆发革命的可能；匈牙利人已兵临维也纳城下；在德国中部各邦，不仅人民，连军队也都坚决赞助起义，一等有适当机会就公开加入起义。可是运动既然被小资产阶级所控制，从一◎第571页◎开始就注定了要遭到毁灭。小资产阶级的统治者，尤其是以布伦坦诺先生为首的巴登小资产阶级统治者，无论如何也忘不了他们篡夺“合法的”君主即大公的地位和特权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他们坐在大臣的坐椅里深感内疚。能够希望这些懦夫有什么作为呢？他们不仅对起义放任自流，使之分散因而毫无结果，并且还竭力磨去运动的锋芒，阉割和摧毁运动。由于一批深谋远虑的政客即“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英雄们的热诚支持，他们做到了这一点；这些英雄们当真相信，他们让布伦坦诺之流的少数狡猾之徒牵着鼻子走的时候，是在“拯救祖国”。至于军事方面，从没有见到过比原正规军尉官巴登总指挥济格尔指挥的军事行动更草率、更蠢笨了。一切都杂乱无章，一切有利时机都放过了，一切宝贵的时刻都浪费在考虑一些庞大而不能实现的计划上，到最后，当能干的波兰人梅洛斯拉夫斯基担任指挥的时候，军队已经是组织涣散、迭遭败北、士气沮丧、给养恶劣，却面对着四倍于己的敌人，所以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在瓦格霍伊瑟尔进行战斗，这一仗虽未打胜但打得很英勇，接着实行了机智巧妙的退却，在拉施塔特城下进行了最后一次绝望的战斗便辞职了。像在任何起义战争中一样，部队是由老练的士兵和新召入伍的士兵混合组成的，所以在这支部队中虽然有许多英雄事迹，但同时也有许多次士兵所不应有的、常常是不可理解的惊慌失措。但是，尽管有这种种不可避免的缺陷，这支军队至少有一点是可以对自己表示满意的，这就是：人们承认四倍的优势兵力还不足以把它击溃，十万正规军在对付两万起义者的战役中，在军事上对后者如此高度重视，就好像要同拿破仑的老近卫军作战一般。起义在5月爆发；1849年7月中它完全被镇压下去。第一次德国革命就此完结了。◎第572页◎［十九 起义的终结］当德国的南部和西部举行公开起义的时候，当各邦政府费了十多个星期的时间——从德累斯顿的军事行动开始到拉施塔特投降——来扑灭第一次德国革命的这最后一团火焰的时候，国民议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它的退场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们已经谈到，法兰克福的这个崇高的机关处于狼狈不堪的境地，因为各邦政府对它的尊严进行放肆的攻击，因为它自己所创立的中央政权既软弱无能又怠惰得等同背叛，因为拥护它的小生意人阶级和追求更革命的最终目的的工人阶级纷纷起义。悲观和失望完全支配了它的议员们；事变立刻形成了如此明确而肯定的态势，以致在几天之内，这些博学的立法者关于他们有真正力量和势力的幻觉就完全破灭了。保守派在各邦政府的示意下，早已退出了这个除非向各个合法当局挑战今后便不能够再存在下去的机关。慌乱的自由派认为事情已无可挽救，他们也抛弃了议员的职务。这些可敬的先生们成百地开了小差。议员最初有800 -900人，但是这个数目急速地减少，以致法定人数只好规定为150人，而几天之后又改为100人。但是甚至这么一点人也很难召集起来，虽然全体民主派都还留在议会里。剩下的议员应当遵循什么方针，这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只需公开而坚决地站在起义方面，从而给予起义以合法性所能赋予它的一切力量，他们自己也就立刻获得了一支实行自卫的军队。他们应该要求中央政权立即制止一切军事行动，如果像可以预见到的那样，这个政权既不能也不愿这样做，那就立即废除它而代之以一个◎第573页◎更有力量的政府。如果不能把起义部队调到法兰克福（起初，当各邦政府缺乏准备，还犹豫不决的时候，这一点并不难做到），那么可以立即把议会迁移到起义区域的中心地点去。如果在5月中或5月底以前迅速地、坚决地做到了这一切，起义和国民议会就还有取胜的机会。但是谁也不能指望德国小市民阶级的代表会采取这样坚决的方针。这些抱负不凡的政治家一点也不能抛开他们的幻想。那些已经失去自己对议会的力量和不可侵犯性的倒霉信念的议员们，已经溜之大吉，要让留下的民主派放弃他们一年来所怀抱的对于权力和虚荣的梦想又很不容易。他们忠实于他们以前所采取的方针，百般回避坚决的行动，直到最后失去了一切胜利的机会，甚至一切光荣失败的机会。为了开展装模作样的无事忙的活动（这种活动的毫无效果和它的虚张声势，只是使人觉得既可怜又可笑），他们继续向毫不理睬他们的帝国摄政和公开同敌人勾结的大臣们发布一些低三下四的决议、文告和请求。而最后，当施特里高的议员、《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整个议会中唯一的真正革命者威廉·沃尔弗宣称，如果他们说的话算数，他们最好结束空谈，立刻宣布德国最大的叛徒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时，这些议员先生们积蓄已久的义愤，一下子全都爆发出来了，其猛烈的气势，连政府一再凌辱他们的时候也从没有看到过。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沃尔弗的提议是圣保罗教堂（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1848年5月18 日-1849年5月30日开会的会址。——编者注）四壁之内说出的第一句通达情理的话。因为他所说的正是必须做的，而话又说得那么直截了当，所以不能不使那班敏感的人感到受了侮辱，这些人只有在不坚决这一点上是坚决◎第574页◎的，他们胆小怕事，而且下了永久不变的决心：什么都不做——这就是他们所应该做的事情。每一句像闪电一样拨开了蒙蔽他们的头脑而他们自己又有意地加以保持的迷雾的话，每一个能把他们引出他们要尽可能在里面多呆一些时候的迷宫的建议，每一种对于实际情况的清楚的见解，当然都是对这个自主的议会的尊严的冒犯。法兰克福的可敬的议员先生们虽然发表了种种决议、呼吁、质问和宣言，但他们的地位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此后不久他们就退却了，但不是退到起义地区去，因为采取这一步骤未免太胆大了。他们到了斯图加特，那里的符腾堡政府保持着观望的中立态度。在这里，他们终于废黜了帝国摄政，从他们自己中间选举了一个五人摄政。这个摄政立刻通过了民军法，并按规定手续通告了德国各邦政府。它们，议会的真正敌人，被命令去征兵以保卫议会！于是便创造了——当然是在纸上——一支保卫国民议会的军队。师、旅、团、炮队，一切都被规定好和安排好了。所缺乏的只是实在的东西，因为这支军队当然从来没有出世。还有最后一个方案呈现在国民议会面前。民主派民众，从全国各地派来代表团请求议会出面指挥，并催促它采取坚决的行动。人民知道符腾堡政府的真正意向，恳求国民议会强迫这个政府同各邻邦一道公开而积极地参加起义。但是白费气力，国民议会一迁到斯图加特，就完全听符腾堡政府的摆布。议员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便压制人民中间的骚动。这样一来，他们便丧失了他们还可以保持的最后一点点影响。他们获得了应得的轻蔑；符腾堡政府在普鲁士和帝国摄政的逼迫下结束了这出民主的滑稽剧；在1849年6月18日封闭了议会开会的大厅，命令摄政成员离开该邦。于是他们前往巴登，去参加起义者的阵营，但现在他们在那里◎第575页◎已经毫无用处了。没有一个人理睬他们。可是摄政仍然以有自主权的德国人民的名义在继续努力拯救祖国。它企图获得外国列强的承认，凡是愿意领取护照的人都一律发给。它不断发表宣言，派专员到符腾堡那些它曾经拒绝及时给予积极支援的地区去发动起义；这一切当然没有成功。现在我们手边有一篇报告原件，这是这些专员之一律斯勒先生（厄尔斯的议员）寄给摄政的，它的内容很能说明问题。报告注明“1849年6月30日于斯图加特”。律斯勒先生在描述六位委员筹措现金毫无收获的奇遇之后，举了一大堆理由说明他为什么尚未到达指定的岗位，接着又就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和符腾堡之间可能发生的纷争及其可能引起的后果发表了很有份量的见解。但是，他详细地考察了这一切之后，得出结论说，再也没有任何指望了。其次，他提议建立由可靠人员组成的驿站式的机构以传递消息，并建立谍报系统以侦查符腾堡内阁的意向和军队的调动情形。这封信没有寄到收信人手里，因为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摄政”已完全转变为“外交部门”，也就是搬到瑞士去了。当可怜的律斯勒先生正在为一个第六等王国的可怕内阁的意向而绞尽脑汁的时候，十万普鲁士的、巴伐利亚的和黑森的兵士，已经在拉施塔特城下的最后一战中把全部问题解决了。德国的议会就这样消失了，德国革命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作品也随之消失了。议会的召开是德国的确曾发生过革命的首要证据；这个议会一直存在到这第一次现代的德国革命完结之时。在资本家阶级的影响下由分裂涣散的、多半是刚刚从封建制度的愚昧中觉醒过来的农村居民选举出来的这个议会，它的作用是把1820-1848年间一切有名的大人物统统集中在政治舞台上，然后又把他们彻底葬送。这里集中了中间阶级自由派所有的知名人士。资产阶级期待出现奇迹，但是却为自己和自己的代表赢得了耻辱。◎第576页◎工商业资本家阶级在德国遭受的失败，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惨重。最初他们在德国各邦被打败，被击溃，被逐出官场，后来在德国的中央议会里遭到痛击，遭到侮辱和嘲笑。政治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的统治，不管是采取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的形式，在德国永远不可能实现了。德国议会在其存在的后期，使1848年3月以来领导官方反对派的那一帮人，那些代表小生意人阶级的利益并部分地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的民主派，蒙受永久的耻辱。这一阶级在1849年5月和6月，曾得到机会来表明它有办法在德国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我们已经看到它遭到了怎样的失败；这与其说是由于环境不利，不如说是由于它在革命爆发以来的一切紧急关头一贯畏缩不前；它遭到这种失败是由于它在政治上也同样目光短浅、畏首畏尾和动摇不定，这正是它的商业活动的特点。1849年5月，它由于这种行为已经失去了欧洲所有起义的真正战斗力量——工人阶级的信任。可是当时它还有取得胜利的大好机会。德国的议会在反动派和自由派退出以后，完全在它掌握之中。农村居民也都赞助它。只要它认清形势，坚决地、勇敢地行动起来，各小邦三分之二的军队，普鲁士三分之一的军队，普鲁士后备军或民军的大多数，都准备和它一致行动。但领导这一阶级的政客们，并不比追随他们的小生意人群众更有洞察力。他们甚至比自由派更糊涂，更迷恋于他们有意保持着的幻觉，更容易上当受骗，更缺乏正视事实的能力。他们的政治作用也降到了零度以下。但是由于事实上他们还没有实现他们那些陈腐的原则，所以在十分有利的环境下，他们本来还能够再活跃一个短暂的时期；但是，最后的这一点希望也被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剥夺了，正像他们的法国“纯民主派”伙伴们一样。德国西南部起义的失败和德国议会的解散，结束了第一次德◎第577页◎国革命的历史。最后，我们还需要看一下获得胜利的反革命联盟的成员们。这我们将在下一篇通讯来谈。（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的最后一篇没有写成。1896年英文版以及后来的许多版本都收录了恩格斯的《最近的科隆案件》一文，把它作为最后一篇。实际上它并不属于《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578。） 1852年9月24日于伦敦写于1851年8月17日-1852年9月23日载于1851年10月25和28日，11月6、7、12和28日，1852年2月27日，3月5、15、18和19日，4月9、17和24日，7月27日，8月19日，9月18日，10月2和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原文是英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115页◎第578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一）*（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针对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的政变而撰写的一部评述法国政局的著作。1851年12月2日政变后不久，马克思动笔撰写这部著作。在撰写过程中，马克思经常同恩格斯交换看法。除了英法两国的书刊和官方资料之外，马克思还利用了寄自巴黎的私人书信。这部著作原来准备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魏德迈在美国筹办的德文周刊《革命》上连续发表。最初计划大致写三篇，但在撰写过程中不断扩充，最后共写了七篇，于1852年3月25日前完稿。《革命》周刊1852年1月只出了两期，因经济困难而停刊。1852年5月，魏德迈以单行本形式将这部论著作为不定期刊物《革命》的第一期出版，然而，他在扉页和自己写的前言中误将标题写成了《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1869年，这部著作由汉堡出版商奥·迈斯纳在德国汉堡再版。再版前，马克思重新审订了原文，改正了大量的印刷错误，删去了重复的语句，节略了某些段落，把书名改正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并亲自写了第2版序言。这里发表的中译文是根据1869年的版本译出的。马克思对1852年版本所做的重要改动，均在脚注中作了说明。马克思逝世后，这部著作于1885年6月在汉堡出版了第3版。这个版本由恩格斯负责编辑，对第2版作了少量修辞上的改动。1891年这部著作被译成法文，当年1月7日至11月12日分32节连续发表在法国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上。同年还在法国里尔出版了单行本。另外，1889年出版了波兰文译本，1894年出版了俄文译本。法国大革命后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即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第一发动政变，改行帝制，实行军事独裁。1851年12月2日，拿破仑第一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废除共和，复辟帝制，号称拿破仑第三。马克思给自己的这部著作冠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标题，显然含有讽刺意味。——579。）1869年第二版序言（注：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2版于1869年7月在汉堡出版。资产阶级报刊对这部著作的新版竭力保持沉默，而《人民国家报》直到1870年3月16日才发表该书第2版出版的消息，同时刊登了马克思写的这篇序言。后来，由恩格斯编辑的该书1885年第3版也收录了这篇序言。1891年1月，法国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发表了序言的法译文；同年，在里尔出版的该书单行本中也载有这篇序言。1894年，这篇序言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日内瓦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俄文第1版上。《人民国家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从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反映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编辑常被逮捕，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社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经常帮助编辑部，不断纠正报纸的路线。因此这家报纸成了19世纪70年代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根据1876年哥达代表大会的决定，从1876年10月1日起，开始出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统一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以代替《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行以后，《前进报》于1878年10月27日停刊。——579。）我的早逝的朋友约瑟夫·魏德迈（注：魏德迈在美国内战时期担任过圣路易斯区的军事指挥官。），曾打算从1852年1月1日起在纽约出版一个政治周刊。他曾请求我给这个刊物写政变的历史。因此，我直到2 月中为止每周都在为他撰写题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论文。这时，魏德迈原来的计划遭到了失败。作为变通办法，他在1852年春季开始出版名为《革命》的月刊，月刊第一期的内容就是我的《雾月十八日》。那时这一刊物已有数百份输送到德国，不过没有在真正的书籍市场上出售过。当我向一个行为极端激进的德国书商建议销售这种刊物时，他带着真正的道义上的恐惧拒绝了这种“不合时宜的要求”。从上述事实中就可以看出，本书是在形势的直接压迫下写成的，而且其中的历史材料只是截至（1852年）2月止。现在把它再版发行，一方面是由于书籍市场上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于我那些在德国的朋友们的催促。在与我这部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中，◎第579页◎值得注意的只有两部：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的《政变》（注：即蒲鲁东的《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编者注）。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机智的痛骂。事变本身在他笔下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巨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在他那里关于政变的历史构想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编纂学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现在如果对本书加以修改，就会使它失掉自己的特色。因此，我只限于改正印错的字，并去掉那些现在已经不再能理解的暗语。我这部著作的结束语：“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注：旺多姆圆柱又称凯旋柱。它是为了纪念拿破仑第一的战功，于1806-1810年在巴黎旺多姆广场修建的。整个圆柱全部用缴获的武器上的青铜制成，顶上铸有一座拿破仑雕像，雕像在复辟时期被拆除。但在1883年又重新复原。1871年根据巴黎公社的决议，旺多姆圆柱作为军国主义的象征被推倒。1875年圆柱又被资产阶级政府修复。——580、689。）顶上倒塌下来”——这句话已经实现了。沙尔腊斯上校在他论述1815年战役的著作（注：即沙尔腊斯的《1815年滑铁卢战役史》。——编者注）中，开始了对崇拜拿破仑的攻击。从那时起，特别是在最近几年中，法国的出版物借助历史研究、批评、讽刺和诙谐等等武器彻底破除了关于拿破仑的奇谈。在法国境外，这种与传统的民众信仰的断然决裂，这个非同寻常的精神革命，很少有人注意，更不为人所理解。最后，我希望，我这部著作对于清除那种特别是现今在德国流◎第580页◎行的所谓凯撒主义的书生用语，将会有所帮助。在作这种肤浅的历史对比时，人们忘记了主要的一点，即在古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富有的自由民与贫穷的自由民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人们忘记了西斯蒙第所说的一句名言：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注：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1837年巴黎版第1卷第35页。——编者注）。由于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有这样的根本区别，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怪物之间的共同点也就不可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最高祭司撒母耳之间的共同点更多。 卡尔·马克思1869年6月23日于伦敦载于1869年7月在汉堡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2版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04-406页◎第581页◎恩格斯写的1885年第三版序言《雾月十八日》在初版问世33年后还需要印行新版，证明这部著作就是在今天还丝毫没有失去自己的价值。的确，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紧接着一个事变——这个事变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政治界，有的人出于道义的愤怒大声诅咒它，有的人把它看作是脱离革命险境的办法和对于革命误入迷途的惩罚，但是所有的人对它都只是感到惊异，而没有一个人理解它——紧接着这样一个事变之后，马克思写出一篇简练的讽刺作品，叙述了二月事变（注：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日至24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资产阶级手里。——248、254、263、317、331、376、389、500、514、582。）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12月2日的奇迹（注：指1848年12月10日担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职务的路易·波拿巴于1851年12月2日在法国举行的政变：立法议会和国务会议被解散，许多议员被逮捕，全国有32个省宣布处于战时状态，社会党和共和党的领导人被驱逐出法国。1852年1月14日通过的新宪法曾规定，一切权力都集中在总统手中，1852年12月2日却宣布路易·波拿巴为法国皇帝，帝号拿破仑第三。——582。）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而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对政变的主人公除了给予应得的蔑视以外，根本不需要采取别的态度。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高明，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实际。他对活生生的时事有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像马克思那样深知法国历史。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中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第582页◎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正在上升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因此，各种事变从来也没有使他感到意外。此外还有另一个情况。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个规律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即使已经过了33年，我们还是不能不说，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 弗·恩·写于1885年载于1885年在汉堡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3版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0-291页◎第583页◎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注：马克思后来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再次作过类似的阐述：“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本卷第584页）。这里是指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第3部第2篇《从第二次普尼克战争到皇帝当政时期》中的论述。黑格尔指出，盖·尤·凯撒消灭共和国和建立个人独裁是历史的必然。所以他认为，布鲁士斯、卡西乌斯和西塞罗把凯撒实行个人独裁看成是他的个性所致，以及不杀凯撒便不能恢复共和国的观点是错误的。黑格尔得出结论说：“如果某种国家变革重复发生，人们总会把它当作既成的东西而认可。这样就有了拿破仑的两次被捕，波旁王室的两次被驱逐。由于重复，开初只是偶然和可能的东西便成了现实的和得到确认的东西了”。——5、584。） 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 -1851 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注：1793-1795年的山岳派，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在国民公会开会时坐在大厅左侧的最高处而得名。代表人物有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等。其成员大都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1792年10月，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山岳派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的同义语。1848-1851年的山岳派，指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集合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其领袖人物为赖德律－洛兰、皮阿等人。以路·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一派。他们自称是1793-1795年法国国民公会（见注21）中的山岳派思想的继承人。1849年2月后该派又称新山岳派。——21、402、413、422、434、471、584、606、610、629、647、660、674。），侄子代替伯父。在使雾月十八日事变得以再版的种种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注：在1852年版中这一段是这样写的：“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伟大的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卑劣的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伦敦的特别警察和一打债台高筑的军官代替小个军士指路易·波拿巴流亡伦敦期间曾自愿充当特别警察。所谓特别警察是由平民组成的警察后备队，他们曾帮助正规警察驱散1848年4月10日的宪章派示威队伍。伦敦的警察代替小个军士，是指路易·波拿巴代替拿破仑第一。——584。）及其一桌元帅！白痴的雾月十八日代替天才的雾月十八日！在使雾月十八日事变得以再版的种种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第一次是法国站在破产的边缘，这一次是波拿巴自己站在债务监狱的边缘；当初是大国联盟站在边境，这一次是卢格和达拉什联盟在英国，金克尔和布伦坦诺联盟在美国；当初是爬过一座圣伯纳德山（注：1800年6月14日，拿破仑的军队经圣伯纳德山口翻越阿尔卑斯山，在意大利北部的马伦戈击溃奥地利将军梅拉斯的军队，这一决定性胜利最后导致英、俄、奥等国反法同盟的解体。——584。），这一次是派一个中队宪兵越过汝拉山脉（注：指1851年12月至1852年1月间由于路易·波拿巴要求瑞士当局引渡法国共和派流亡者而发生的法国和瑞士两国之间的冲突。——584。）；当初是不止获得一个马伦戈，这一次是应当得到圣安德烈大十字勋章（注：圣安德烈勋章是沙皇俄国的最高勋章。马克思在这里显然是指路易·波拿巴需要得到俄国皇帝尼古拉一世的承认。——584。） 和丧失柏林《国民报》的尊敬”。◎第584页◎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注：使徒保罗是圣经中的人物，原名扫罗，是虔诚的犹太教徒。据《新约全书·使徒行传》记载，当他前往大马士革追捕基督教徒时，忽被强光照射，耶稣在光中显现，嘱他停止迫害基督徒。他从此转信耶稣基督，后来成为耶稣直接挑选的使徒，被派往各地传教，改名保罗。《新约全书》中的保罗书信传说为他所写，其主要思想成为基督教教义和神学的重要依据之一。——585。）的服装，1789-1814 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就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新语言翻译成本国语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出它们中间的显著差别。旧的法国革命时的英雄卡米尔·德穆兰、丹东、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拿破仑，同旧的法国革命时的党派和人民群众一样，都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前几个人粉碎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割去了长在这个基础上的封建头脑；另一个人在法国内部创造了一些条件，从而才保证有可能发展自由竞争，经营分成小块的地产，利用解除了桎梏的国内的工业生产力，而他在法国境外则到处根据需要清除各种封建的形式，为的是要给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创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土斯们、格拉古们、普卜利科拉们、护民官们、元老们以及凯撒◎第585页◎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冷静务实的资产阶级社会把萨伊们、库辛们、鲁瓦耶－科拉尔们、本杰明·贡斯当们和基佐们当作自己真正的翻译和代言人；它的真正统帅坐在营业所的办公桌后面，它的政治首领是肥头肥脑的路易十八。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经守护过它的摇篮。但是，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需要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间战斗的。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理想和艺术形式，找到了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自我欺骗。例如，在100年前，在另一发展阶段上，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当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当英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实现时，洛克就排挤了哈巴谷（注：哈巴谷是圣经中12个所谓小先知之一。他以其诗一般热情的话语为人们所称道。约翰·洛克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出现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处事注重实际而缺少诗意，只相信人的理智。在这里马克思把哈巴谷当作洛克的对立面。——586。）。由此可见，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在1848-1851年间，只有旧革命的幽灵在游荡，从改穿了老巴伊的服装的戴黄手套的共和党人马拉斯特起，直到用拿破仑的死人铁面型把自己的鄙陋可厌的面貌掩盖起来的冒险家（注：路易·波拿巴。——编者注）止。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亡的时代；而为了不致对倒退产生错觉，于是就使那些早已成为古董的旧的日期、旧的纪年、旧的名称、旧的敕◎第586页◎令以及好像早已腐朽的旧宪兵复活起来。一个民族的感觉，就好像贝德勒姆（注：伦敦的疯人院。——编者注）那里的一个癫狂的英国人的感觉一样，这个英国人设想自己生活在古代法老的时代，他每天悲痛地埋怨繁重的劳役，因为他要在地下监狱般的埃塞俄比亚矿场挖掘金矿，借着系在自己头上的一盏暗淡油灯的灯光，在一些手持长鞭的奴隶监工的监督下劳动；矿洞口站着一群乱哄哄的野蛮兵士，他们既不了解劳役囚人，相互之间也不了解，因为大家讲着不同的语言。疯癫的英国人叹道：“我这个生来自由的不列颠人被迫忍受这一切，为的是要替古代法老找金子。”“为的是要替波拿巴家族还债。”——法兰西民族叹道。这个英国人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总不能撇开找金子这种固定观念。法国人在从事革命的时候总不能摆脱对拿破仑的追念，12 月10 日的选举（注：1848年12月10日，路易·波拿巴经大选成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587。）就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害怕革命的危险，他们曾经退回去追求埃及的肉锅（注：“惋惜埃及的肉锅”一语源于圣经传说：被奴役的以色列人逃离埃及，行至旷野，饥饿难忍，于是开始抱怨摩西，说他不应该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因为他们在埃及虽然世代为奴，但毕竟可以围着肉锅吃饱肚子。（参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16章第1-3节）“惋惜埃及的肉锅”后来逐渐成了一句谚语。——587。），1851年十二月二日事件便是对于这一点的回答。他们所得到的不只是一幅老拿破仑的漫画，他们得到的是漫画化的老拿破仑本身，是在19世纪中叶所应当出现的老拿破仑。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注：《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8章第22节。——编者注），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二月革命对于旧社会是一个突然袭击，是一个意外事件，而人◎第587页◎民则把这个突然的打击宣布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壮举，认为它开辟了一个新纪元。12月2 日，二月革命被一个狡猾的赌徒的骗术所葬送，结果，被消灭的不再是君主制度本身，而是一个世纪以来的斗争从君主制度方面夺取来的自由主义的让步。结果，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的内容，而只是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极端原始的统治。1851年12月的轻率行为报复了1848年2月的勇敢打击。来得容易去得快。然而这两个事变之间的时间并不是白过了的。在1848-1851年期间，法国社会总算获得了教训和经验，而且是以革命的、因而是速成的方式获得的。这些教训和经验在正常的即所谓按部就班的发展进程中，本来应该在二月革命以前预先获得，如果这次革命不只是一种表面的动荡的话。看起来仿佛社会现在落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还只是在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唯一能使现代革命成为真正的革命的形势、关系和条件。资产阶级革命，例如18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学会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无产阶级革命，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前面挺立起来；它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第588页◎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注：“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句话出自伊索寓言《说大话的人》。一个说大话的人自吹在罗陀斯岛上跳得很远很远。别人就用这句话反驳他。其转意是：这里就是最主要的，你就在这里证明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这句话是从上面那句话演变而来的。罗陀斯在希腊语中既是岛名，又有“玫瑰花”的意思。黑格尔在《法哲学》一书的序言中曾使用这种说法。——589。）但是，每个平庸的观察家，即使他没有逐步研究过法国事变发展的进程，也不免要预感到，这次革命必将遭受前所未闻的屈辱。只要听一听民主派先生们当时那种自鸣得意的胜利叫嚣就够了，这些先生们曾经互相祝贺，满以为1852 年5月第二个星期日（注：按照1848年11月4日宪法规定，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任期为四年，新总统的选举在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举行，即将离任的总统不能参加竞选。1852年5月的这一天，路易·波拿巴的总统任期届满。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特别是流亡者，希望民主党派在这一天能够上台执政。——589。）一定会带来良好的结果。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在他们头脑中成了一种固定观念，成了一个教条，正如在锡利亚（注：锡利亚一词源于希腊文锡利亚斯（Chilioi，意为“一千”）。锡利亚教义产生在奴隶制度解体时期，宣传基督复临和在地球上建立公正、平等和幸福的“千年王国”（千禧年）的宗教神秘主义学说。它反映了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心态，在基督教早期这种信仰流传很广，后来经常出现在中世纪的各种教派的学说中。——589。） 信徒脑子里基督再临和千年王国到来的那个日子一样。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以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想象中驱除了敌人就算打败了敌人；他总是对自己的未来，以及自己打算建树，但现在还言之过早的功绩信口吹嘘，因而失去对现实的一切感觉。这些英雄是想以彼此表示同情和结成团伙，来驳倒关于他们显然庸碌无能的意见，他们收拾起自己的家私，预先拿起自己的桂冠，准备把他们的有名无实的共和国（这些共和国的政府人员已由他们毫不挑剔地在暗中确定了）拿到交易所里去贴现。12月2日对他们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人民在意气消沉的时代总是乐意让呼喊者的大喊大叫来压抑自己内心的惊愕，这一次他们也许已经了解到：鹅的叫声能够拯救卡皮托利诺（注：卡皮托利诺是罗马城中一个设有防御工事的小丘，那里建有尤诺纳教堂等。据传说，公元前390年高卢人进犯罗马时，尤诺纳教堂里鹅的叫声惊醒了守卫卡皮托利诺的士兵而使罗马城得救。——589。）的那种时代已经过去了。宪法、国民议会，保皇党、蓝色的和红色的共和党人（注：蓝色共和党人指资产阶级共和派，因其机关报是《国民报》（见注181），故又称《国民报》派，亦称三色旗共和派、纯粹的共和派。1848年革命时期，这一派的领导人参加了临时政府，后来靠卡芬雅克的帮助策划了六月大屠杀。红色共和党人指其他各种民主派和社会主义者。——589。）、非洲的英雄（注：“非洲的英雄”指曾经参加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的法国军官，在法国，人们曾把他们称作“非洲人”或“阿尔及利亚人”。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卡芬雅克、拉莫里谢尔和贝多等将军，他们是国民议会中共和派集团的首领。——589。）、讲坛的雷鸣声、报刊的闪电、整个著作界、政治声望和学者的名誉、民法和刑法、自由、平等、博爱以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有这一切，都好像一片幻影在一个人的咒文面前消失不见了，而这个人连他的敌人也不认为是一个魔法师。普选权还保持了一刹那，好像仅仅是为了在全世界面前亲笔写下自己的遗嘱，并以人民自己的名义宣布：“一切现存的东西，都一定要死亡。”◎第589页◎像法国人那样说他们的民族遭受了偷袭，那是不够的。一个民族和一个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开这个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罢了。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一个有3 600 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偷袭而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现在我们来把法国革命从1848年2月24日到1851年12 月所经过的阶段大致总结一下。总共有以下三个明显的主要时期：二月时期；共和国建立时期，或制宪国民议会时期（从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28日）；立宪共和国时期，或立法国民议会时期（从1849年5月28日到1851年12月2日）。第一个时期，从1848年2月24日到5月4日，即从路易－ 菲力浦被推翻起到制宪议会开幕之日止（这是本来意义上的二月时期），这个时期可以称为革命的序幕。这个时期的性质，正式表现于这一时期仓促建立的政府自己宣布自己是临时性的。在这个时期所采取、试行和发表的一切，都像政府一样，一概宣布自己只是临时性的。无论什么人和什么机构，都不敢承认自己有权长期存在，有权真正有所作为。所有一切准备了或决定了革命的分子——王朝反对派、共和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小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派工人，都在二月政府中临时取得了位置。情况只能是这样。二月事变原先的目标是选举改革，以求扩大有产阶级内部享有政治特权者的范围和推翻金融贵族独占的统治。但是，当事变已演进到引起实际冲突，当人民已投入街垒斗争，当国民自卫军采取消极的态度，军队不进行认真抵抗而王室已经逃走的时候，成立共和国似乎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每个政党都按自己的观点去解释共和国。手持武器夺得了共和国的无产阶级，◎第590页◎在共和国上面盖上了自己的印记，并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这样就表露出了现代革命的总的内容，这个内容和在当时的情况与条件下、在群众已达到的教育水平上用现成材料所能立刻直接实现的一切都是极为矛盾的。另一方面，其余一切曾经促进二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分子，都因在政府里获得最好的位置而心满意足了。正因为如此，任何其他时期都没有当时那样错综复杂：浮夸的空话同实际上的犹豫不决和束手无策相混杂，热烈谋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成规的顽固积习相混杂，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协调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相混杂。当巴黎无产阶级还陶醉于为它开辟的伟大前途并且认真地埋头讨论各种社会问题时，旧的社会力量却在集结，联合，醒悟，并获得了国内群众的意外支持，即获得了那些在七月王朝这个障碍物被推翻后立刻跃上政治舞台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的意外支持。第二个时期，从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底，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创立、奠定的时期。紧跟在二月事变之后，不仅王朝反对派被共和派弄得惊慌失措，共和派被社会主义者弄得惊慌失措，而且全法国都被巴黎弄得惊慌失措了。由国民选出而于1848年5月4日开幕的国民议会，是代表国民的。这个议会是对二月事变的奢望所提出的活的抗议，并且要把革命的结果降低到资产阶级的水平。巴黎无产阶级一下子就看出了这个国民议会的性质，所以他们在国民议会开幕后不几天，即在5月15日，就企图用强力停止其存在，把它解散，将国民中起反动作用的思潮所借以威胁他们的这个机体重新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但是这个企图没有成功。大家知道，五月十五日事变的结果，不过是使布朗基及其同道者，即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袖们，在我们所考察的整个周期中退出社会舞台罢了。◎第591页◎继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之后，只能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说，以前是由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国王的招牌下进行统治，今后将由全体资产阶级借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巴黎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是必须终止的狂妄空想。对制宪国民议会的这个声明，巴黎无产阶级以六月起义作了回答，这是欧洲各国内战史上最大的一次事变。获得胜利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方面的有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间等级、小资产者、军队、组成别动队的流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牧师和农村居民。而站在巴黎无产阶级方面的却只有它自己。资产阶级共和国胜利以后，起义者被屠杀的有3 000多人，未经审判就被放逐的有15 000人。无产阶级从这次失败后，就退到革命舞台的后台去了。每当运动好像又进入高潮时，无产阶级就企图再向前推进，可是劲头越来越弱，成效也越来越小。每当无产阶级上面的某个社会阶层进入革命动荡时，无产阶级就跟它缔结同盟，从而分享了各个政党依次遭受到的全部失败。但是，这些相继而来的打击，随着力量分摊到全部社会的整个表面，也越来越弱了。无产阶级在议会和报刊方面的一些比较杰出的领袖，相继被捕判罪，代替他们挂帅的是些愈益模棱两可的人物。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条的实验，醉心于成立交换银行和工人团体，换句话说，醉心于这样一种运动，即不去利用旧世界自身所具有的一切强大手段来推翻旧世界，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的有限的生存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当六月事变中与无产阶级为敌的一切阶级还没有在无产阶级身边倒下的时候，无产阶级大概既不能使本身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的伟大，也不能从重新缔结的联盟中获得新的力量。但是，无产阶级至少是带着进行过世界历史性的伟大斗争的光荣而失败的；不仅法国，并且整个欧洲都被六◎第592页◎月的地震所惊动，而各个上层阶级后来的失败所付的代价却如此便宜，以致得胜的党派只有公然无耻地加以夸张，才可以把这些失败说成是事变。同时，失败的政党离开无产阶级政党越远，这些失败就越是可耻。六月起义者的失败，固然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奠基和建立准备和扫清了基地，但同时它也表明，欧洲的问题并不是争论“共和国还是君主国”的问题，而是别的问题。它揭示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它表明，在那些阶级构成发达、具有现代生产条件、具有那种通过百年来的工作而使一切传统观念都融化于其中的精神意识的旧文明国家里，共和国一般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变革形式，而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保守形式，例如，像北美合众国那样；在那里，虽然已有阶级存在，但它们还没有固定下来，它们在不断的运动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组成部分，并且彼此互换着自己的组成部分；在那里，现代的生产资料不仅不和经常的人口过剩现象同时发生，反而弥补了头脑和人手方面的相对缺乏；最后，在那里，应该占有新世界的物质生产的那种狂热而有活力的运动，没有给予人们时间或机会来结束旧的幽灵世界。在六月的日子里，一切阶级和党派都团结成一个维护秩序的党来反对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党。它们从“社会之敌”手里“救出了”社会。它们选择了旧社会的格言“财产、家庭、宗教、秩序”作为自己的军队的口令，并用“在此标记下你必胜！（注：相传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在312年征讨马克森提乌斯时，中午时刻看见天上出现一个光芒四射的十字架，旁边有一行字：”在此标记下你必胜！“有人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认为君士坦丁从迫害基督教到皈依和保护基督教与这个杜撰的传说有关。——593。）”这句话激励反革命十字军征讨。从这时起，许多曾经团结在这个旗号下反对过六月起义者的政党中的任何政党只要企图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守住革命战场，它就要被“财产、家庭、宗教、秩序！”这一口号所战胜。每当社会的统治者集团范围缩小时，每当◎第593页◎比较狭小的利益压倒比较广大的利益时，社会就得救了。任何最单纯的资产阶级财政改革的要求、任何最平凡的自由主义的要求、任何最表面的共和主义的要求、任何最浅薄的民主主义的要求，都同时被当作“侵害社会的行为”加以惩罚，被当作“社会主义”加以指责。最后，连那些“宗教和秩序”的最高祭司自己也被踢出他们的皮蒂娅的座椅，半夜里被拖下床，关进囚车，投入监狱或流放；他们的神殿被拆毁，他们的嘴被封住，他们的笔被折断，他们的法律被撕毁，这一切都是为了宗教、财产、家庭和秩序。一群群酩酊大醉的兵士对那些站在自己阳台上的资产者即秩序的狂信者开枪射击，亵渎他们的家庭圣地，炮击他们的房屋以取乐，这一切都是为了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最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败类组成为维护秩序的神圣队伍，而主人公克拉普林斯基就以“社会救主”的资格进入了土伊勒里宫（注：巴黎的一座皇宫。——编者注）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二）*（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针对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的政变而撰写的一部评述法国政局的著作。1851年12月2日政变后不久，马克思动笔撰写这部著作。在撰写过程中，马克思经常同恩格斯交换看法。除了英法两国的书刊和官方资料之外，马克思还利用了寄自巴黎的私人书信。这部著作原来准备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魏德迈在美国筹办的德文周刊《革命》上连续发表。最初计划大致写三篇，但在撰写过程中不断扩充，最后共写了七篇，于1852年3月25日前完稿。《革命》周刊1852年1月只出了两期，因经济困难而停刊。1852年5月，魏德迈以单行本形式将这部论著作为不定期刊物《革命》的第一期出版，然而，他在扉页和自己写的前言中误将标题写成了《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1869年，这部著作由汉堡出版商奥·迈斯纳在德国汉堡再版。再版前，马克思重新审订了原文，改正了大量的印刷错误，删去了重复的语句，节略了某些段落，把书名改正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并亲自写了第2版序言。这里发表的中译文是根据1869年的版本译出的。马克思对1852年版本所做的重要改动，均在脚注中作了说明。马克思逝世后，这部著作于1885年6月在汉堡出版了第3版。这个版本由恩格斯负责编辑，对第2版作了少量修辞上的改动。1891年这部著作被译成法文，当年1月7日至11月12日分32节连续发表在法国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上。同年还在法国里尔出版了单行本。另外，1889年出版了波兰文译本，1894年出版了俄文译本。法国大革命后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即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第一发动政变，改行帝制，实行军事独裁。1851年12月2日，拿破仑第一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废除共和，复辟帝制，号称拿破仑第三。马克思给自己的这部著作冠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标题，显然含有讽刺意味。——579。）二现在让我们再接着谈下去。六月事变以后的制宪国民议会的历史，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统治和瓦解的历史，这个派别是以三色旗的共和党人、纯粹的共和党人、政治的共和党人、形式的共和党人等等称呼闻名的。这个派别在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度下是官方的共和主义反对派，因而是当时政界中一个公认的构成部分。议院中有它的代表，在报界它也有相当大的势力。它在巴黎的机关报《国民◎第594页◎报》181，和《辩论日报》199一样，算是受人尊敬的。它的性质和它在立宪君主制度下的这个地位也是相称的。它并不是一个因有某些重大的共同利益而紧密团结、因有特殊生产条件而独树一帜的资产阶级集团。它是由一些抱有共和主义思想的资产者、作家、律师、军官和官吏组成的一个派系，这个派系之所以有影响，是由于全国对路易－菲力浦个人的反感，由于对旧的共和国的怀念，由于一群幻想家的共和主义信仰，而主要是由于法国人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对于维也纳条约200和对于同英国联盟的憎恶，这个派别是始终予以鼓励的。在路易－菲力浦的统治下，《国民报》的很大一部分拥护者都是因为它鼓吹这种隐蔽的帝制思想而获得的，也正因为如此，后来在共和国时期，这种帝制思想就能以路易·波拿巴为代表，作为一个置人于死地的竞争者来同《国民报》本身对立。《国民报》也和其余一切资产阶级反对派一样，曾经对金融贵族作过斗争。反对预算案的论争在当时的法国是同反对金融贵族的斗争完全相吻合的，这个论争既然保证有可能博得非常便宜的声望，并吸取非常丰富的材料来写清教徒式的社论，因而是不能不大受利用的。工业资产阶级感激《国民报》，是因为它奴颜婢膝地拥护法国的保护关税制度，而它维护这个制度又多半是出于民族的动机，而不是出于国民经济学的动机。整个资产阶级感激它，则是因为它恶毒地诽谤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此外，《国民报》派是纯粹的共和派，就是说，它要求把资产阶级统治的形式由君主国改为共和国，首先是要求保证自己能在这个统治中占优势。对于这一变革的条件，它的认识极其模糊。但有一点它看得十分清楚，而且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末期的改革运动的宴会上，这一点已很明显地表露出来了，这就是它在民主派小资产者中间，特别是在革命无产阶级中间是不受欢迎的。这些纯粹的共和党人，真是名副其实的纯粹的共和党◎第595页◎人，本来已经准备好在开始时满足于奥尔良公爵夫人的摄政（注：1848年2月24日，路易－菲力浦让位给他的年幼的孙子巴黎伯爵。奥尔良公爵夫人打算让法国众议院拥戴她来摄政，立其年幼的儿子为国王。但是，在起义人民的压力下，法国后来成立了临时政府，并宣布成立共和国。——596。），恰好这时爆发了二月革命，因而他们那些最有名的代表人物都在临时政府里获得了位置。他们当然是一开始就受到资产阶级的信任并在制宪国民议会中占了多数。临时政府中的社会主义分子马上被排挤出国民议会开幕后成立的执行委员会；《国民报》派利用六月起义的爆发解散了执行委员会，从而清除了它的最切近的对手，即小资产阶级的或民主主义的共和党人（赖德律－洛兰等人）。卡芬雅克，这个指挥了六月战斗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将军，获得了一种独裁的权力，代替了执行委员会。《国民报》的前任总编辑马拉斯特，成了制宪国民议会的常任议长；政府各部部长以及其他一切重要职位，都由纯粹的共和党人占据了。这样，实际情况超过了早就自命为七月王朝的合法继承人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理想。但是，这个派别取得统治权并不像它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所幻想的那样是通过资产阶级举行反对国王的自由主义叛乱，而是由于无产阶级对资本举行了被霰弹镇压下去的起义。资产阶级共和派认为最革命的事件，实际上却是最反革命的事件。果实落到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怀里，但它不是从生命树上落下来，而是从知善恶树上落下来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独占的统治，只是从1848年6月24日起存在到12月10日止。这种统治的结果就是拟定共和主义宪法和宣布巴黎戒严。新的宪法实质上不过是1830年宪章（注：法国1830年宪章是七月王朝的根本法。宪章在表面上宣布了国民的自主权并对国王的权力作了某些限制，但是，那些反对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官僚警察机构和苛刻的法律仍然原封未动。关于“新的宪法”，马克思在《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78-592页）一文中作了专门评述。——596。）的共和主义化的版本。七月王朝的过高的选举资格限制，甚至把资产阶级的一大部分人也排挤在政治统治之外，这是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存在不相容的。二月革命立刻取消了这种选举资格限制而宣布了直接的普遍的选举权。资产阶级共和派不能把这一事件一笔勾销。他们只得◎第596页◎补充了一个限制条款，规定选民必须是在选区居住6个月的。旧有的行政、市政、司法和军队等等组织，仍然原封不动；宪法上作了变更，而这种变更只涉及目录而没有涉及内容，只涉及名称而没有涉及事物。1848年各种自由的必然总汇，人身、新闻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和宗教等自由，都穿上宪法制服而成为不可侵犯的了。这些自由中的每一种都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然而总是加上一个附带条件，说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是无限制的，而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种个人自由彼此之间以及同公共安全协调起来。例如：“公民有权成立团体，有权和平地、非武装地集会，有权进行请愿并且通过报刊或用其他任何方法发表意见。对于这些权利的享受，除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限制外，不受其他限制。”（法国宪法第2章第8条）“教育是自由的。教育的自由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并在国家的最高监督下享用之。”（同上，第9 条）“每一公民的住所是不可侵犯的，除非按照法定手续办事。”（第1章第3条）如此等等。所以，宪法经常提到未来的构成法；这些构成法应当详细地解释这些附带条件并且调整这些无限制的自由权利的享用，使它们既不致互相抵触，也不致同公共安全相抵触。后来，这种构成法由秩序之友制定出来，所有这些自由都加以调整，结果，资产阶级可以不受其他阶级的同等权利的任何妨碍而享受这些自由。至于资产阶级完全禁止“他人”享受这些自由，或是允许“他人”在某些条件（这些条件都是警察的陷阱）下享受这些自由，那么这都是仅仅为了保证“公共安全”，也就是为了保证资产阶级的安全，宪法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后来两方面都有充分权利援引宪法：一方面是废除了所有这些自由的秩序之友，另一方面是要求恢复所有这些自由的民主党人。◎第597页◎宪法的每一条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所以，当自由这个名字还备受尊重，而只是对它的真正实现设下了——当然是根据合法的理由——种种障碍时，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的现实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然而，用这么巧妙的方法弄成不可侵犯的这个宪法，如同阿基里斯一样，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只是这个弱点不是在脚踵上，而是在头脑上，或者不如说，是在两个头脑（在这里宪法便消失了）上：一个是立法议会，另一个是总统。只要把宪法浏览一遍，就可以看出：只有那些确定总统对立法议会的关系的条文，才是绝对的、肯定的、没有矛盾的、不容丝毫曲解的。要知道，这里所谈的问题，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可靠地位。按照宪法第45-70条规定，国民议会可以用合乎宪法的办法排除总统，而总统要排除国民议会却只能用违背宪法的办法，即只有取消宪法本身。可见，这里宪法本身是在号召以暴力来消灭自己。宪法不仅像1830年的宪章那样尊崇分权制，而且把这种分权制扩大到矛盾重重的地步。基佐曾经把立法权和行政权在议会内的争吵称为宪法的权力的赌博，在1848年的宪法中，这种赌博一直是孤注一掷的。一方面是由普选产生并享有连选连任权的750名人民代表构成一个不受监督、不可解散、不可分割的国民议会，它拥有无限的立法权力，最终决定宣战、媾和及商约等问题，独揽大赦权，因自己不间断地召集会议而经常站在政治舞台最前面。另一方面是具有王权的一切特性的总统，他有权不经国民议会而任免自己的内阁阁员，他掌握行政权的一切手段，他可以分封一切官职，从而在法国操纵着至少有150万人的命运，因为有这么多的人在物质生活上依靠于50万各级官◎第598页◎吏和各级军官。他统率一切武装力量。他享有赦免个别罪犯、解散国民自卫军以及——经国务会议同意——罢免由公民自己选出的省委员会、县委员会、市镇委员会的特权。同外国缔结条约时，他具有倡议和领导的作用。国民议会永远留在舞台上，是公众日常批评的对象，而总统却在极乐世界（注：指路易·波拿巴的总统府邸。“极乐世界”的德文是“elys?ischeGefilde”，与波拿巴的总统府邸巴黎的爱丽舍宫“Palaisdee’Elysées”谐音。——599。）过着隐居的生活，不过他眼前和心里老是有宪法第45 条在提醒他：“兄弟，要准备牺牲！”（注：“兄弟，要准备牺牲！”(Frére,ilfautmourir)是特拉伯天主教修道会修士见面时的问候语。特拉伯修道会成立于1664年，以严格的规章及其成员的禁欲主义生活方式而闻名。——599。）你的权力在你当选的第四年，在美丽的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要完结了！那时你的荣华就要完蛋了，这出戏是不会再演的，如果你负有债务，你就及时用宪法规定给你的60万法郎的薪俸一律偿清，不然你就不免要在美丽的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一进入克利希（注：1826-1827年巴黎的债务监狱。——编者注）！这样，宪法就把实际权力授给了总统，而力求为国民议会保证精神上的权力。可是，不用说，法律条文不可能创造精神上的权力，宪法就在这方面也是自己否定自己，因为它规定总统由所有的法国人直接投票选举。全法国的选票是分散在750个国民议会议员之间，可是在这里选票就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每一单个人民代表不过是某个政党、某个城市、某个桥头堡的代表，甚至只是表示必须选出一个人来凑足750个人民代表，人们并不去特别注意事情本身和被选举者本人，可是总统是由全国人民所选出，选举总统是行使主权的人民每四年运用一次的王牌。民选的国民议会和国民只有形而上学的联系，而民选的总统却和国民发生个人联系。国民议会的确通过它的各个代表反映着国民精神的多种多样的方面，而总统却是国民精神的化身。和国民议会不同，总统是一种神权的体现者，他是人民恩赐的统治者。海洋女神西蒂斯曾经预言阿基里斯要在盛年夭折。像阿基里◎第599页◎斯一样有个致命弱点的宪法，也像阿基里斯一样预感到它命该早死。根本用不着西蒂斯离开海洋向制宪的纯粹的共和派泄露这个秘密，这些共和派只要从自己的理想共和国的高空云层间俯瞰一下罪孽的尘世，就可以看到，他们越是接近于完成他们那个伟大的立法艺术创作，保皇派、波拿巴派、民主派和共产主义者的傲慢自负以及他们自己的不孚众望，也就与日俱增。他们力图用立宪的狡猾手腕，用宪法第111 条来躲过厄运，根据这条规定，任何修改宪法的提案都必须经过每次相距一个月的三次讨论，至少必须由3/4的票数通过，而且参加表决的至少必须有500个国民议会议员。可是这只是为了在他们将来成为议会少数派时（他们现在已经预感到这一点）保持自己势力的一种无力的尝试，这种势力现在当他们还在议会中占多数并且握有一切政府权力手段时，就已经一天天地从他们的软弱的手中滑出去了。最后，在一个特别滑稽的条文中，宪法把自己托付给“全体法国人民和每一个法国人的警惕性和爱国心”，而在前面的另一条文中，它已经把有“警惕性”和“爱国心”的法国人托付给它专门发明出来的最高法院(“haute cour”)所实行的温柔的刑事监护了。1848年的宪法就是这样。它在1851年12月2日不是被人头撞倒，而只是由于触摸一顶帽子而倾倒，诚然，这顶帽子是三角拿破仑帽。当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国民议会内忙于构思、讨论和表决这个宪法时，卡芬雅克却在国民议会外把巴黎控制在戒严状态中。巴黎戒严是处于分娩共和国的产前阵痛中的制宪议会的助产婆。如果说后来宪法被刺刀葬送了，那么不要忘记，在它还在母胎中时，刺刀，而且是对准人民的刺刀就保护过它，而且它是在刺刀帮助下出世的。“正直的共和派”的祖先们曾经拿着他们的象征即三色旗走◎第600页◎遍了全欧洲。正直的共和派自己也作出了一项发明，这项发明自己给自己开拓了通向整个大陆的道路，但是它又怀着永不熄灭的爱回到法国，直到它终于在法国的半数的省里取得公民权为止。这项发明就是戒严。这是一项卓越的发明，每当法国革命进程处于危机关头，它就要被周期地加以运用。但是，既然兵营和露营是这样周期地重重压在法国社会头上，以便压制这个社会的意识并制服这个社会；既然马刀和毛瑟枪周期地受命进行审判和管理，进行监护和检查，执行警察和更夫职务；既然胡子和军服周期地被宣布为社会的最高智慧和指导者，那么兵营和露营、马刀和毛瑟枪、胡子和军服又怎么能不终于得出一个结论说：最好是宣布自己的制度是最高等的制度，并使资产阶级社会根本不必关心自治问题，从而一劳永逸地拯救社会！兵营和露营、马刀和毛瑟枪、胡子和军服必然要产生这种想法，尤其是因为它们在这种场合下可以希望自己所建树的更高的功劳得到更多的现金报酬，而当它们按某一派资产阶级的命令实行周期戒严和暂时拯救社会的时候，它们除了几个人的死伤和资产者的一些假笑之外，是很少获得实际利益的。为什么军方不可以终于搞出一次对它自己有利益有好处的戒严，同时把资产者的交易所也围攻一下呢？而且还不应忘记（我们顺便提一提），贝尔纳上校，即在卡芬雅克时期未经审判就把15 000名起义者放逐的那位军事委员会主席，现在又是巴黎各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了。如果说正直的、纯粹的共和派宣布巴黎戒严，从而创设了后来1851年12 月2日的近卫军（注：近卫军是古罗马帝王或将相拥有的享有特权的武装力量，经常参与内讧，扶助主子登上王位。马克思在这里是指支持路易·波拿巴政变的法国部队和军官。——601。）所赖以成长的苗床，那么同时属于他们的还有另一种功绩：在路易－菲力浦时期他们还点燃民族情感，而现在，当他们掌握了全国的力量的时候，他们却向国外列强跪拜，不去解放意大利，反而让奥地利人和那不勒斯人再一次来奴◎第601页◎役意大利。路易·波拿巴在1848年12月10日当选为总统，结束了卡芬雅克的独裁和制宪议会。宪法第44条说：“曾经丧失过法国公民资格的人不能担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只丧失过法国公民资格，不只当过英国的特别警察，而且是一个已经归化了的瑞士人（注：1832年路易·波拿巴在图尔高州加入瑞士国籍。——602。）。关于12月10日选举的意义，我在另一个地方已经详细谈过（注：见本卷第 433-467页。——编者注），这里就不再谈了。这里只须指出，12月10 日的选举是曾经不得不支付了二月革命的费用的农民反对国内其他各个阶级的表现，是农村反对城市的表现。这次选举得到军队方面的巨大同情，因为军队从《国民报》派的共和党人那里既没有取得荣誉，也没有领到附加军饷；这次选举还受到大资产阶级方面的巨大同情，大资产阶级欢迎波拿巴是把他作为恢复君主制度的一个跳板；选举也受到无产者和小资产者的巨大同情，他们欢迎波拿巴是把他作为对卡芬雅克的一种惩罚。下边我还要更详细地谈谈农民对法国革命的态度。从1848年12月20日到1849年5月制宪议会解散这个时期，包括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灭亡的历史。资产阶级共和派为资产阶级建立了共和国，把革命无产阶级赶下台，一时堵住了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嘴，以后自己也就被资产阶级群众所排斥，这批资产阶级群众有权利把共和国据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可是这批资产阶级群众是保皇派，其中一部分，即大土地所有者，曾经在复辟时期居于统治地位，因而是正统派；另一部分，即金融贵族和大工业家，曾经在七月王朝时期居于统治地位，因而是奥尔良派。军队、大学、教◎第602页◎会、律师界、学院和报界的显要人物，都分属于上述两派，虽然所占比例各不相同。这两部分资产阶级都把这个既不叫作波旁、也不叫作奥尔良、而是叫作资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当作它们能够共同进行统治的国家形式。六月起义已经把他们联合成“秩序党”，现在首先应该是把还在国民议会中占有席位的一帮资产阶级共和派排斥出去。这些纯粹的共和派曾经极其残暴地滥用武力对付人民，而现在，当需要捍卫他们自己的共和主义和自己的立法权以对抗行政权和保皇党人时，他们却极其怯懦地、畏缩地、沮丧地、软弱无力地放弃了斗争。我用不着在这里叙述他们解体的可耻历史。他们不是灭亡了，而是无形消失了。他们已经最终演完了自己的角色。在往后的时期中，不论在议会内或议会外，他们都仅仅表现为对过去的回忆，只要涉及到共和国的名称，只要革命冲突有下降到最低水平的危险，这些回忆便又复活起来。顺便指出，把自己的名称交给这个派别的《国民报》，在后来一个时期就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去了。（注：在1852年版中这一段之后还有如下一段话：“这样，法兰西共和国创立或奠定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1845年5月4日-6月24日，在二月事变中联合起来的所有阶级和附属阶级在资产阶级共和派的领导下反对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一败涂地；1848年6月25日-1848年12月10日，资产阶级共和派当政，制定宪法，巴黎戒严，卡芬雅克专政；1848年12月20日-1849年5月底，波拿巴和秩序党反对共和派制宪议会，共和派制宪议会失败，资产阶级共和派覆灭”。——编者注）在结束这一时期之前，我们还应该回顾一下两种力量，这两种力量从1848年12月20日起到制宪议会结束时止是并居在一起的，而在1851年12月2日那天，其中的一种力量消灭了另一种力◎第603页◎量。我们所指的一方是路易·波拿巴，另一方是联合的保皇党，即秩序党，大资产阶级的党。波拿巴就任总统后立即组织了以奥迪隆·巴罗为首（请注意，是以议会资产阶级的最自由主义的一派的老领袖为首）的秩序党内阁。巴罗先生终于获得了1830年以来他朝思暮想的内阁职位，并且是内阁总理的职位。然而这个位置并不是像他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所幻想的那样以议会反对派的最先进领袖的身分得到的，而是以他的一切死敌即耶稣会和正统派的同盟者的身分得到的，而且他的任务是把议会送进坟墓。他终于把新娘迎来举行婚礼，然而只是在新娘失身以后才迎来的。波拿巴本人好像是完全退隐了。代他行动的是秩序党。在内阁第一次会议上就决定派出远征军去罗马，并且商定要瞒着国民议会来安排这件事，而经费却要假造口实向国民议会索取。这样，内阁就开始以欺骗国民议会和暗中勾结外国专制势力的办法来对付革命的罗马共和国了。波拿巴也用同样的方法和同样的手段准备了反对保皇党立法议会及其立宪共和国的十二月二日政变。不要忘记，在1848年12月20日组成波拿巴内阁的那个政党，又是1851年12月2日的立法国民议会中的多数。8月间制宪议会曾经决定，在制定并公布一套补充宪法的构成法以前，它不解散。1849年1月6日，秩序党通过议员拉托建议议会不要去搞什么构成法，最好是通过一项关于解散自己的决议。这时，不仅是以奥迪隆·巴罗先生为首的内阁，而且国民议会中的全体保皇党议员，都以命令口吻对国民议会说：为了恢复信用，为了巩固秩序，为了终止不确定的暂时状态而建立完全确定的状态，必须解散国民议会；议会妨碍新政府进行有效的工作，它只是由于执迷不悟才企图延长自己的生命；它已经使全国感到厌恶了。波拿巴把这一切攻击立法权的说法都记在心里，背得烂熟，并在1851◎第604页◎年12月2日向议会保皇派证明，他确实从他们那里学得了一些东西。他把他们自己的口号拿来反对他们。巴罗内阁和秩序党往前更进了一步。他们在全法国掀起了向国民议会请愿的运动，客客气气地请求国民议会隐退。这样，他们就把无组织的人民群众引入反对国民议会、反对依照宪法组织起来的民意表现的斗争。他们教会波拿巴从诉诸议会转而诉诸人民。1849年1月29日那天，制宪议会终于不得不解决关于自行解散的问题了。这一天，军队占据了国民议会举行会议的场所；总揽国民自卫军和正规军指挥大权的秩序党将军尚加尔涅，就像是处于临战状态那样在巴黎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而联合的保皇党人威胁制宪议会说，如果它不表示顺从，就将使用暴力。国民议会果然表示愿意顺从，但商定再苟延一个短短的时期。1月29 日不就是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吗？ 不过这次是由保皇党人协同波拿巴反对共和派国民议会罢了。保皇党老爷们没有看到或是不愿意看到，波拿巴利用1849年1 月29日事变，为的是让一部分军队在土伊勒里宫前受他检阅；他贪婪地抓住这个公然诉诸武力来反对议会权力的初次尝试，为的是提醒大家想起卡利古拉（注：卡利古拉是罗马皇帝（37-41年）。他执政后立即同元老院一起参加他的近卫军的阅兵式并发表演讲。——605。）。他们当然只看见了他们的尚加尔涅。特别推动秩序党使用暴力去缩短制宪议会生命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些补充宪法的构成法——教育法、宗教法等等。联合的保皇党人认为极其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制定这些法律，而不是让那些疑虑重重的共和党人去制定。可是，在这些构成法中，还有一个关于共和国总统的责任的法律。1851年立法议会正从事于制定这个法律，波拿巴就以12月2日的打击防止了这一打击。联合的保皇党人在1851年冬季议会战役时期，是多么希望有一个现成的总统责任法，并且是由疑虑重重的、敌对的共和派议会制成的总统责任法◎第605页◎啊！在制宪议会于1849年1月29日自己毁坏了自己的最后的武器以后，巴罗内阁和秩序之友便将它置于死地。他们不放过任何机会来贬低它，强迫这个软弱无力的和对自己绝望的议会通过一些使它失去最后一点社会尊敬的法律。波拿巴沉溺于自己的固定的拿破仑观念（注：暗指路易·波拿巴在英国写的《拿破仑观念》一书。——编者注），竟肆无忌惮地公开利用对议会势力的这种贬低。例如，当国民议会1849年5月8日因乌迪诺将军占领奇维塔韦基亚而通过谴责内阁议案，并命令罗马远征军回到它所谓的目标时，当天晚上波拿巴就在《通报》上发表了致乌迪诺的一封信，祝贺这位将军建树了英雄的功绩，并且和那些卖弄笔墨的议员相反，假装成宽大为怀的军队的庇护者。保皇党人对此加以讥笑。他们认为他不过是个笨蛋。最后，当制宪议会议长马拉斯特偶尔怀疑到国民议会的安全，根据宪法责令一个上校率领所部开来保护国民议会时，那个上校却以军纪为借口拒绝调动，并建议马拉斯特去跟尚加尔涅交涉，但尚加尔涅也拒绝了马拉斯特的要求，并且刻毒地说，他不喜欢能思想的刺刀。1851年11月，联合的保皇党人在准备同波拿巴开始作决定性的斗争时，曾经企图在他们的声名狼藉的议会总务官法案（注：议会总务官原是古罗马元老院中的下级官员——财务官和档案官。这里是指在法国国民议会中负责经济、财务和安全保卫事务的官员委员会。1851年11月6日，保皇党人议会总务官勒夫洛、巴兹和帕纳提出一项议案，要求把调动军队的权利授予议会。阿·梯也尔支持这项提案，波拿巴分子圣阿尔诺表示反对，经过激烈的辩论，这项议案于11月17日被否决。在表决中山岳派支持波拿巴派，因为他们认为保皇党人是主要危险。——606。）中规定国民议会议长能直接调动军队的原则。他们的一位将军勒夫洛签署了这个法案。但是，尚加尔涅白白地投票赞成了这一法案，梯也尔也白白地赞扬了已故制宪议会的有远见的智慧。陆军部长圣阿尔诺像尚加尔涅回答马拉斯特一样回答了他，而且博得了山岳党（注：1793-1795年的山岳派，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在国民公会开会时坐在大厅左侧的最高处而得名。代表人物有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等。其成员大都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1792年10月，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山岳派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的同义语。1848-1851年的山岳派，指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集合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其领袖人物为赖德律－洛兰、皮阿等人。以路·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一派。他们自称是1793-1795年法国国民公会（见注21）中的山岳派思想的继承人。1849年2月后该派又称新山岳派。——21、402、413、422、434、471、584、606、610、629、647、660、674。）的鼓掌！当秩序党还只是内阁而不是国民议会的时候，它就这样玷污了议会制度。而当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把议会制度逐出法国的◎第606页◎时候，它就叫喊起来了！我们祝议会制度一路平安！三立法国民议会于1849年5月28日开会，到1851年12月2日被解散。这一时期是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存在时期（注：在1852年版中这一段是这样写的：“立法国民议会于1849年5月28日开会，到1851年12月2日被解散。这一时期是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存在时期。这一时期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1849 年5月28日-1849年6月13日，民主派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小资产阶级或民主主义政党的失败；1849年6月13日-1850年5月31日，资产阶级，即联合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或秩序党的议会专政，这个专政是在废除普选权之后实行的；1850年5 月31日-1851年12月2日，资产阶级和波拿巴的斗争，推翻资产者的统治，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覆灭”。——编者注）。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立宪派统治以后是吉伦特派（注：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个派别，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在革命时期产生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该派的许多领导人在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代表吉伦特省，因而得名。吉伦特派借口保卫各省实行自治和成立联邦的权利，反对雅各宾政府以及拥护政府的革命群众。——21、607。）的统治；吉伦特派统治以后是雅各宾派（注：雅各宾派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下层资产阶级的利益，1793-1794年实行了雅各宾专政，颁布了一系列废除封建所有制、镇压反革命活动和击退外国武装干涉的法令。——607。）的统治。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1848年革命的情形却相反。当时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属物。后者背叛了它，并使它在4月16日（注：1848年4月16日巴黎工人在路·勃朗影响下举行和平示威，向临时政府提出关于“劳动组织”和“消灭人对人的剥削”的请愿书，示威队伍被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驱散。——531、607。）、5月15日（注：1848年5月15日巴黎人民的革命行动是在进一步推进革命和支持意大利、德国、波兰的革命运动的口号下进行的，参加游行的有15万人，其中主要是以布朗基等为首的巴黎工人。游行者向当天讨论波兰问题的制宪议会走去，闯进了波旁王宫的会议大厅，要求议会兑现诺言，要求对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波兰给予军事援助，要求采取断然措施消除失业和贫困，给工人以面包和工作，成立劳动部；他们试图驱散制宪议会，成立新的临时政府。但5月15日的示威运动被镇压下去了。它的领导人布朗基、巴尔贝斯（他曾提出向富人征收十亿税款）、阿尔伯、拉斯拜尔等都被逮捕。这次革命行动失败后，临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废除国家工场的措施，实施了禁止街头集会的法律，封闭了许多民主派俱乐部。1849年3月7日至4月3日，当局在布尔日对1848年5月15日事件的参加者进行了审判。巴尔贝斯被处以无期徒刑，布朗基被处以10年的单独监禁，德弗洛特、索布里埃、拉斯拜尔、阿尔伯等人各被判处期限不等的徒刑，有的被流放到殖民地。——397、403、408、421、531、607。）和6月的日子（注：指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执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政府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见注192）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日至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6月25日，镇压起义的布雷亚将军在枫丹白露哨兵站被起义者打死，因此两名起义者后来被处死刑。经过四天英勇斗争，最后在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见本卷第398页）——248、254、262、331、403、408、430、531、534、607。）里遭受了失败。民主派又全靠资产阶级共和派双肩的支持。资产阶级共和派刚刚感到自己站稳脚跟，就把这◎第607页◎个麻烦的伙伴抛弃，自己又去依靠秩序党双肩的支持。但秩序党耸了耸肩膀，抛开资产阶级共和派，自己赶忙站到武装力量的双肩上去；它还一直以为它是坐在武装力量的肩膀上，却忽然有一天发现肩膀已经变成了刺刀。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挤着它向前的党派，并向前伏在挤着它后退的党派身上。无怪乎它们在这种可笑的姿势中失去平衡，并且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鬼脸，奇怪地跳几下，就倒下去了。革命就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二月革命的最后街垒还没有拆除，第一个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革命就已经这样开起倒车来了。我们所谈的这个时期，各种尖锐的矛盾极其错综复杂：立宪派公然图谋反对宪法，革命派公开承认自己拥护立宪；国民议会想左右一切，却总是按议会方式进行活动；山岳党以忍耐为天职，并以预言未来的胜利来补偿现在的失败；保皇派扮演着共和国的元老院议员的角色，为环境所迫，不得不在国外支持他们所依附的互相敌对的王朝，而在法国内部却支持他们所憎恨的共和国；行政权把自己的软弱当作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招来的轻蔑看作自己的威信；共和国不过是两个王朝——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卑鄙方面在帝国的招牌下的结合；联盟的首要条件是分离；斗争的首要准则是不分胜负；放肆的无谓的煽动，是为了安宁；最隆重地宣扬安宁，是为了革命；有热情而无真理；有真理而无热情；有英雄而无功绩；有历史而无事变；发展的唯一动力仿佛是日历，它由于同一的紧张和松弛状态的不断反复而使人倦怠；对立形势周期地达到高度尖锐化，好像只是为了钝化和缓和，但始终不能得到解决；一方面是装腔作势的努力和害怕世界灭亡的市侩恐怖心理，另一方面却是救世主们玩弄极其卑微的倾轧手段和演出宫廷闹剧，他们这种无忧无虑的做法使人想起的不是末日的审判，而是弗伦特运动（注：弗伦特运动是1648-1653年法国反专制制度的运动。弗伦特(Fronde)原意是一种投石器，曾为当局所禁，违令者应受惩罚；这个词的转义为破坏秩序、反对当局。因此，弗伦特运动又译投石党运动。这个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称为“高等法院弗伦特”（1648-1649年）。路易十四未成年期间，摄政太后安娜（1643-1653年）及首相马扎里尼的专横引起国内广大阶层的不满。1648年5月，巴黎高等法院要求监督政府财政，取消各省巡按使，遭到拒绝，8月，巴黎市民起义，支持高等法院，曾迫使王室逃出首都，1649年3月起义被政府军镇压，高等法院被迫与王室妥协。第二阶段称为“亲王弗伦特”（1650-1653年）。1650年1月后，以孔代亲王为首的贵族资产阶级在外国军队支持下，利用城乡人民运动，与专制政府抗衡，1653年被政府军击败。弗伦特运动的失败为路易十四当政后的专制独裁铺平了道路。——608。） 时◎第608页◎期的情景；法国的全部官方天才，由于一个人的狡猾的愚钝而破灭；国民的共同意志每次经过普选权来表现时，都试图在群众利益的顽固的敌人身上得到适当的表现，一直到最后它在一个海盗的固执的意志上得到了表现。如果历史上曾经有一页是被涂抹得一片灰暗的话，那就正是这一页。人物和事变仿佛是些颠倒的施莱米尔——没有肉体的影子。革命自己麻痹自己的体现者，而把热情的强力完全赋予自己的敌人。如果说，反革命派不停地召唤来的“赤色幽灵”（注：策划1851年12月2日政变的波拿巴统治集团和反革命报刊在1852年5月总统选举之前用无政府状态、革命阴谋、新的农民起义和侵犯私有财产来恐吓善良的遵纪守法的法国公众。前警察局长罗米厄所写的一本小册子《1852年的赤色幽灵》在这个宣传运动中起了特殊的作用。——609。）终于出现，那么它出现时就不是戴着无政府主义的弗利基亚帽（注：弗利基亚帽，或红色尖顶帽，是古代弗利基亚（小亚细亚）人的头饰。后来在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成为雅各宾党人的帽子样式，从此它就成了自由的象征。——609。），而是穿着秩序的制服、红色的军裤。我们已经看到，波拿巴在1848年12月20日他自己的升天节这一天所组成的内阁，是秩序党的内阁，即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联合内阁。这个或多或少用强力缩短了共和派制宪议会寿命的巴罗-法卢内阁，直到制宪议会死后还在执掌政权。联合保皇党人的将军尚加尔涅继续执掌着正规军第一师和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最高统帅权。最后，普选保证秩序党在国民议会中取得极大多数的席位。在国民议会中，路易－菲力浦的众议院议员和贵族院议员，已同一群神圣的正统主义者汇合起来了，对于这些正统主义者说来，国民的大量的选票变成了政治舞台的入场券。波拿巴派的议员人数太少，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议会党。他们只不过是秩序党的一个可怜的附属物。这样，秩序党就掌握了政府权力、军队和立法机关，一句话，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而且这个党在精神上是靠着把它的统治炫示为民意表现的普选、靠着反革命势力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同时获得的胜利而加强起来的。从来还没有一个党派拥有这样强有力的手段和在这样良好的征兆下开始斗争。罹难的纯粹的共和派在立法国民议会中只剩下一个以非洲的◎第609页◎将军卡芬雅克、拉莫里谢尔和贝多为首的、大约50人组成的集团。大的反对党是山岳党（注：1793-1795年的山岳派，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在国民公会开会时坐在大厅左侧的最高处而得名。代表人物有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等。其成员大都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1792年10月，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山岳派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的同义语。1848-1851年的山岳派，指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集合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其领袖人物为赖德律－洛兰、皮阿等人。以路·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一派。他们自称是1793-1795年法国国民公会（见注21）中的山岳派思想的继承人。1849年2月后该派又称新山岳派。——21、402、413、422、434、471、584、606、610、629、647、660、674。）——这是社会民主派给自己取的议会名称。在国民议会750个席位中，它占有200多个，所以它至少是和秩序党三个派别中任何一个派别同等强大。它和整个保皇派联盟相比之下所占的相对少数地位，好像是由于特殊情况而趋于平衡了。不仅各省的选举表明山岳党在农村居民中获得很多拥护者，而且差不多全体巴黎议员都是属于山岳党的；军队以选出三个下级军官来表明它的民主主义信念，而山岳党的首领赖德律－洛兰与秩序党的一切代表不同，是由于五个省的选票集中到他身上而升为议会贵族。这样，在1849年5月28日，山岳党在保皇党内部以及在整个秩序党和波拿巴之间必然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看来有获胜的一切条件。可是，两星期以后，它竟失掉了一切，包括声誉在内。在我们继续叙述议会的历史以前，为了避免在估计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代的总的性质时通常易犯的猎误，需要作几点说明。在民主派看来，无论在制宪国民议会时期或在立法国民议会时期，问题都不过是在于共和党人和保皇党人之间的斗争。他们把运动本身概括为一个词儿：“反动”——黑夜，这时所有的猫都是灰的，而他们也可以滔滔不绝地倾泻出他们的更夫的老生常谈。当然，初看起来，秩序党好像是各种保皇派集团的结合体，这些集团不仅互相倾轧，以便把自己的王位追求者捧上王位，把对方的王位追求者排挤掉，而且它们一致对“共和国”表示仇恨，一致对“共和国”进行斗争。和这些保皇派的阴谋家相反，山岳党好像是“共和国”的代表。秩序党似乎是永远忙于“反动”，而这种“反动”完全像在普鲁士一样，反对新闻出版、结社等等，并且还像在普鲁士一样，是以官僚、宪兵和法庭进行粗暴的警察干涉的方式实现的。“山岳党”同样毫不停息地忙于抵抗这种攻击，以此来保护“永恒的人权”，就像近◎第610页◎150 年以来每个所谓的人民党派所多多少少做过的那样。可是，只要更仔细地分析一下情况和各个党派，这种遮蔽着阶级斗争和这个时期特有面貌的假象就消失了。我们已经说过，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是秩序党中的两个大集团。什么东西使这两个集团依附于它们的王位追求者并使它们互相分离呢？难道只是百合花（注：百合花是波旁王朝的徽号，紫罗兰是奥尔良王朝的标志。——412、611、658。）和三色旗，波旁王室和奥尔良王室，各种色彩的保皇主义？难道真是它们的保皇主义信仰？在波旁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大地产连同它的僧侣和仆从；在奥尔良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金融贵族、大工业、大商业，即资本和它的随从者——律师、教授和健谈家。正统王朝不过是地主世袭权力的政治表现，而七月王朝则不过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篡夺权力的政治表现。所以，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的物质生存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占有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之间的竞争。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有谁会否认呢？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如果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这两个集团中每一个集团，都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它们对两个不同王朝的忠诚，那么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却刚刚相反，正是它们利益的对立才使得这两个王朝不能结合为一。正如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第611页◎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词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同处于共和国中并提出同样的要求。如果一方不管另一方力求复辟它自家的王朝，那么这只是表明，资产阶级分裂成的两大集团（地产和资本），都力图恢复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使对方处于从属地位。我们谈论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是因为大地产虽然还摆着封建主义的资格，抱着高贵门第的高傲态度，但是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下已经完全资产阶级化了。例如，英国的托利党人曾长期认为，他们是热中于王权、教会和旧日英国制度的美好之处，直到危急的关头才被迫承认，他们仅仅是热中于地租。联合的保皇党人在报刊上，在埃姆斯（注：埃姆斯是德国威斯巴登附近的一个疗养地。法国王位追求者（圣路易的孙子）、自封为亨利五世的德·尚博尔伯爵经常住在此地。这里是指1849年8月当地举行的一次正统派代表大会，尚博尔也出席了这次会议。——443、612。），在克莱尔蒙特（注：克莱尔蒙特是伦敦附近的一个城堡。二月革命后路易－菲力浦从法国出逃后曾住在该地。这里指的是奥尔良派同路易－菲力浦在那里进行的谈判。——444、612。），在议会之外，总是互相倾轧。在幕后，他们又穿起他们旧时的奥尔良派的和正统派的制服，进行他们的旧时的比武。但是在公开的舞台上，在大型政治历史剧演出时，在扮演一个议会大党的角色时，他们对自己的可敬的王朝只是敬而远之，无止境地推迟君主制的复辟。他们在从事自己的真正事业时是以秩序党的姿态出现，即凭着社会的资格，而不是凭着政治的资格；是作为资产阶级世界秩序的代表者，而不是作为出游公主的护卫骑士；是作为和其他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而不是作为和共和党人相对立的保皇党人。作为秩序党，他们也比先前任何时候，比复辟时期或七月王朝时期，享有更加无限和更加稳固地统治其他社会阶级的权力。这样的权力只有在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下才可能存在，因为只有在这种国家形式下，法国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才能互相结合起来，从而把自己的阶级的统治提到日程上来，以代替这一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集团的统治。如果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以秩序党身分痛骂共和制，并不掩盖◎第612页◎他们对共和制的憎恶，那么这就不仅是由于保皇主义的回忆了。本能告诉他们，共和制虽然完成了他们的政治统治，同时却破坏着这一统治的社会基础，因为他们现在必须面对各个被奴役的阶级并且直接和它们斗争，没有人调解，没有王冠作掩护，也不能用相互之间以及和王权之间的次要斗争来转移全国的视线了。由于感觉到自己软弱无力，他们才不得不在他们阶级统治的完备的条件面前退缩下来，力图返回到那些不大完备、不大发达、因而危险也较少的阶级统治的形式上去。相反地，每当联合的保皇党人和敌视他们的王位追求者即波拿巴发生冲突时，每当他们担心行政权危害他们的议会的万能权力时，每当他们因此必须亮出自己统治的政治资格时，他们就不是以保皇党人的身分出面，而是以共和党人的身分出面，从奥尔良派的梯也尔起直到正统派的贝里耶止都是如此：前者曾向国民议会担保说，关于共和国的问题，他们的意见最少分歧；后者缠着三色绶带，以护民官的姿态，在1851年12月2 日代表共和国向集合在第十区市政厅前面的人民群众发表演说。的确，有一阵讥笑的回声响应着他：亨利五世！亨利五世！与联合的资产阶级相对抗的，是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联合，即所谓社会民主派。1848年六月事变以后，小资产者发觉自己受到了亏待，它的物质利益受到威胁，而那些应当保证它有可能捍卫这种利益的民主保障，也受到了反革命的危害。因此，它就和工人接近起来。另一方面，它在议会中的代表，即在资产阶级共和派专政时期被排挤到后台去的山岳党，在制宪议会存在的后半期中，因为同波拿巴及保皇派阁员们进行了斗争，又重新获得了已失去的声望。山岳党和社会主义的领袖们结成了同盟。1849年2月举行了和解宴会，制定了共同纲领，设立了共同的选举委员会，提出了共同的候选人。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已被磨掉革命的锋芒，从而发生了民◎第613页◎主主义的转折，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则丢掉了纯政治的形式而显露出社会主义的锋芒。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由这种联合产生出来的新山岳党所包含的成员，除了几个工人阶级出身的配角和几个社会主义的宗派分子，还是和旧山岳党所包含的成员一样，不过是人数多点罢了。但是，逐渐地它就随着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一同变化了。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把民主共和制度作为手段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无论它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颜色是淡是浓，其内容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然而也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从以上的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当山岳党为了共和国和所谓的人权不断同秩序党作斗争时，共和国或人权并不是它的最终目的，正像一支将被缴械的军队进行反抗和投入战斗并不只是为了保留自己的武器一样。◎第614页◎国民议会刚一开幕，秩序党就向山岳党挑战。资产阶级这时已感到必须制服民主派小资产者，正如他们在一年以前感到必须整垮革命无产阶级一样。不过这次敌方的情况已是另一个样子了。无产阶级党的力量是在街上，小资产者的力量却在国民议会中。因此必须趁时间和形势还没有把这种力量巩固起来的时候，就把它从国民议会引诱到街上，使它自己摧毁它在议会中的力量。山岳党便纵马飞奔到陷阱中去了。把山岳党引入陷阱的诱饵是法军炮轰罗马。这次炮轰违反了宪法第V条，因为该条禁止法兰西共和国使用自己的兵力侵犯他国人民的自由。此外，宪法第54条还禁止行政权不经国民议会同意宣布战争，而制宪议会在5月8日的决议中曾指责远征罗马的举动。赖德律－洛兰以此为根据在1849年6 月11日对波拿巴和他的部长们提出弹劾案。赖德律－洛兰被梯也尔的刻毒的讥刺激怒，威胁说将用一切手段，甚至将使用武力来保卫宪法。山岳党全体一致起立，重申这个使用武力的号召。6月12日，国民议会否决了弹劾案，于是山岳党就退出了议会。六月十三日事变大家都知道：一部分山岳党人发表宣言，宣布波拿巴和他的部长们“不受宪法保护”；民主派的国民自卫军徒手举行示威游行，遇到尚加尔涅的军队就逃散了，如此等等。一部分山岳党人逃到国外，另一部分被交付布尔日最高法院审讯，余下的山岳党人按照议会规则（注：这项议会规则是由国民议会多数派制订的，它限制议员发言自由并赋予议长开除议员和扣除议员津贴的权利。1849年6月13日起义后的第十天，提出了这项规则的草案（见1849年6月25日巴黎《总汇通报》第176号第2174-2178页），经过多日的讨论，于1849年7月6日通过。当时国民议会议长是安·杜班。——615。）受到国民议会议长的琐碎的监管。巴黎重又宣布戒严，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民主派部分被解散了。山岳党在议会中的影响和小资产者在巴黎的力量就这样被消灭了。（注：1849年6月13日山岳党（见注25）在巴黎组织和平示威，抗议法国派兵镇压罗马共和国的违宪行为。示威被警察和军队驱散。6月13日，民主派和社会主义派报纸编辑部遭到搜查，其中许多报纸被查封。1849年8月10日，国民议会通过一项法令，将“6月13日暴乱的主谋和从犯”送交“布尔日最高法院”审讯。34名山岳派议员（其中包括亚·赖德律－洛兰、弗·皮阿和维·孔西得朗）被提交法庭审判。——615。）里昂——在那里六月十三日事变成了工人流血起义的信号（注：在巴黎1849年6月13日起义的影响下，里昂工人于6月15日举行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经过八小时的战斗，最后被贝·马尼昂将军指挥的军队镇压下去。——615。） ——也和邻近的五个省同时宣布了戒严。戒严状态一直继续到现在。◎第615页◎山岳党大多数背弃了自己的先锋队，拒绝在它的宣言上签名。报刊也临阵脱逃了，只有两家报纸（注：《改革报》和《和平民主日报》。——编者注）敢于登载这个宣言。小资产者背叛了自己的代表，国民自卫军没有露面，即使在某处露了面，也只是阻挠构筑街垒。代表们欺骗了小资产者，军队中的所谓同盟者根本没有露过面。最后，民主派不但没有从无产阶级中去汲取力量，反而把自己的懦弱传染给无产阶级，并且正如民主党人一切伟大行动中常有的情形那样，领袖们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人民”背叛了他们，人民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领袖欺骗了他们。很少看到什么事情比山岳党当前的进军喧嚷得更厉害；很少看到谈论什么事情像现在吹嘘民主派必然胜利这样自信、这样迫不及待。显然，民主党人是相信使耶利哥城墙应声倒塌的号角声（注：使耶利哥城墙应声倒塌的号角声是出自圣经传说的典故：公元前2000年的下半年，占领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吹响用羊角制成的号角，使久攻不破的耶利哥城墙随之塌陷（见《旧约全书·约书亚记》第6章第2-5、12-20节）。——616。）的力量的。每当他们站在专制制度的城墙面前时，他们就力图重复这个奇迹。如果山岳党真想在议会中获得胜利，它就不应该号召使用武力。如果它在议会中号召使用武力，它就不应该在街头上采取议会式的行动。如果它认真考虑过和平示威，那么它没有预先看到示威将受到武力的干涉，就很愚蠢了。如果它想过实际的战斗，那么放下战斗所必需的武器，就是件怪事了。可是问题在于，小资产者和他们的民主派代表人物提出革命威胁，不过是企图吓唬一下敌人罢了。当他们错误地走入死胡同时，当他们丢尽了面子，以致不得不把他们的威胁付诸实行时，他们就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尽力避免采取可能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急于寻找失败的口实。一旦必须实地战斗时，宣战的震耳欲聋的前奏曲就变成怯懦的唠叨；演员不再认真表演了，戏也就停止了，像吹胀了的气球一样，针◎第616页◎一刺就破了。没有一个党派像民主党这样夸大自己的力量，也没有一个党派像民主党这样轻率地错误估计局势。当一部分军队投票赞成山岳党的时候，山岳党就认为，军队会举行起义来拥护它。而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根据这样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在军队看来只有一个意思，即革命家站在罗马士兵方面反对法国士兵。另一方面，人们对1848年的六月事变还记忆犹新，以致无产阶级对国民自卫军深恶痛绝，秘密团体的领袖们对民主派的领袖们表示很不信任。要消除这些矛盾，必须有受到威胁的重大的共同利益出现。宪法某一抽象条文遭破坏，并不能激起这种利益。如民主党人自己所说，难道宪法不是已经被人破坏了许多次吗？难道最大众化的报纸不是已经责骂宪法是反革命的拙劣作品吗？但是，民主党人代表小资产阶级，即体现两个阶级的利益互相削弱的那个过渡阶级，所以他们认为自己完全是站在阶级对抗之上。民主党人认为，和他们对立的是一个特权阶级，但他们和全国所有其他阶层一起构成了人民。他们所维护的是人民的权利；他们所关心的是人民的利益。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在临近斗争时考察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和状况。他们不必过分仔细地估量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只要发出一个信号，人民就会用它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冲向压迫者。可是，如果事实表明民主党人的利益并不使人关心，他们的力量是软弱无力的，那么这就应该归罪于危险的诡辩家，他们把统一的人民分成了各个敌对的阵营，或者是由于军队太野蛮，太没有理智，不能把民主党人的纯正目的当作自己的至宝，再不然就是由于执行中的某种细节使全局都遭失败，最后，或者是由于某种意外的偶然事件，事情没有成功。不管怎样，民主党人逃出最可耻的失败时总是洁白无瑕的，正像他们进入这种失败时是纯洁无辜的一样；他们摆脱失败时信心更加◎第617页◎坚定了。他们以为他们一定会胜利，以为不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党应该放弃旧的观点，相反地，是形势应该来适应他们的旧观点。因此，不应当以为人数大大削减、备受挫折并被新的议会规则所侮辱的山岳党是太不幸运了。虽然六月十三日事变排挤了它的领袖，但是这一天又给第二流的能者腾出了位置，这个新地位使得他们得意忘形。虽然他们在议会中软弱无力的情况已经无可怀疑，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有权把他们的行动局限于道义上的愤怒和虚张声势的言论了。虽然秩序党把他们这些最后正式代表革命的人物看作无政府状态一切可怕现象的体现者，但是他们在实际上已经能够表现得更平庸、更温和了。关于6月13日的失败，他们意味深长地安慰自己说，只要谁敢动一动普选权，只要敢动一下，我们就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走着瞧吧！至于那些逃到国外的山岳党人，那么这里只须指出：赖德律－洛兰在不到两星期的时间内就把他所领导的强大的党无可挽回地断送了，在这以后，他竟觉得自己负有使命组织一个有名无实的法国政府；他这个远离行动舞台的人物，似乎将随着革命水平的下降，随着官方法国的官方大人物变得愈益矮小而愈益高大起来；在1852年，他能以共和派竞选人的资格出面；他不断向瓦拉几亚人和其他民族发出通告，威胁说要以他自己和他的同盟者的壮举来对付大陆上的专制暴君。蒲鲁东曾向这班老爷们说过：“你们就是会吹牛皮！”他这样说难道没有一点道理吗？6月13日，秩序党不仅击溃了山岳党的势力，同时还执行了宪法应服从国民议会多数的决议的原则。它对共和国的理解是：在共和国里，资产阶级通过议会形式实现统治，它不像在君主国里那样既要受行政权的否决权的限制，又要受行政权解散议会的权力的限制。根据梯也尔所下的定义，议会制共和国就是这样。可是，◎第618页◎如果说资产阶级在6月13日保证自己在议会大厦内取得了无限的权力，那么它把议会中最孚众望的议员排除出去，岂不是严重地削弱了议会对付行政权和人民的力量，因而使议会本身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吗？它既然毫不客气地把许多议员交付法庭审判，也就是废弃了它本身的议会不可侵犯性。它迫使山岳党议员遵守的那个屈辱性的规则，大大提高了共和国总统的地位，因而也就大大贬低了每一个人民代表。它指责为保护立宪制宪法而举行的起义是图谋颠覆社会的无政府行动，也就是自己剥夺了自己在遭受行政权违反宪法的侵犯时诉诸起义的机会。历史真能捉弄人！1851年12月2日，秩序党痛哭流涕、但徒劳无益地向人民推荐了一位抵御波拿巴而保护宪法的将军乌迪诺，这位将军曾按照波拿巴的命令炮轰了罗马，因而成为6月13日护宪骚动的直接原因。6月13日的另一个英雄维埃伊拉，曾经率领一帮属于金融贵族的国民自卫军在民主派报社内胡作非为，因而受到来自国民议会讲坛的称赞；这个维埃伊拉竟参与了波拿巴的阴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国民议会在生死关头失掉了国民自卫军方面的任何援助。6月13日的事变还有另一种意思。山岳党曾力求把波拿巴交付法庭审判。所以，山岳党的失败也就是波拿巴的直接胜利，也就是波拿巴个人对他那些民主派敌人的胜利。秩序党赢得了这个胜利，而波拿巴只要把这次胜利写在自己的帐簿上就行了。他这样做了。6月14日，巴黎各处墙壁上张贴了一个布告，据布告所说，总统好像并没有参与这一切，好像他也并不愿意，只是为事变所迫才离开他的僧院式的隐居生活，他以被人误会的善人口吻抱怨敌人对他的诽谤，他仿佛把他个人和秩序的事业等同起来，实际上却是把秩序的事业和他个人等同起来。此外，虽然国民议会后来批准了对罗马的征讨，但这次征讨是由波拿巴发起的。波拿巴恢复了最高◎第619页◎祭司撒母耳在梵蒂冈的权力以后，便可以指望以大卫王的姿态进入土伊勒里宫了（注：据圣经传说，犹太王大卫是由撒母耳主持涂油仪式而登极的（见《旧约全书·撒姆耳记（上）》第16章）。这里暗指路易·波拿巴在恢复罗马教皇庇护九世的世俗权力之后，指望在他复辟称帝进入土伊勒里宫时，能得到教皇的支持。——620。）。他已把僧侣拉到自己方面来了。我们已经说过，6月13日的骚动只不过是一次和平的街头游行。所以，对付这次游行，是说不上什么军事勋业的。然而，在这个很少有英雄人物和事变的时期，秩序党却把这个不流血的战斗变成了第二个奥斯特利茨（注：奥斯特利茨是现在的斯拉夫科夫的旧称。1805年12月2日，拿破仑第一在这里击败了俄奥联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620。）。讲坛和报纸都称赞军队，说它是秩序用来对抗那些反映无政府状态的软弱无力的人民群众的一种力量，而尚加尔涅则被称颂为“社会中坚”——这个骗局，最后连他自己也信以为真了。这时，那些仿佛怀有二心的军队，都被悄悄地调出了巴黎；那些在选举中表露出浓厚的民主倾向的团队，都从法国调往阿尔及尔去了；士兵中不安分的分子，都被送入了惩罚队；最后，报刊渐渐和兵营完全隔绝，而兵营渐渐和市民社会完全隔绝了。在这里我们已经谈到了法国国民自卫军历史上的决定性的转折点。1830年，国民自卫军决定了复辟的垮台。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如果国民自卫军站在军队一边，每次暴动都要遭到失败。当国民自卫军在1848年的二月事变中对镇压起义采取消极的态度，而对路易－菲力浦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时，路易－菲力浦就认为自己一定要完蛋，而事情果然也就是这样。于是就确立了这样一种信念：革命没有国民自卫军便不能胜利，而军队如果反对国民自卫军便不能获胜。这是军队对市民万能的一种迷信。在1848年六月事变中，当全部国民自卫军协同正规军镇压了起义的时候，这种迷信更加牢固了。从波拿巴就任总统时起，由于违反宪法地把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和正规军第一师的指挥权统一在尚加尔涅一人身上，国民自卫军的地位才稍稍降低了一些。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在这里好像成了最高军事统帅的一种属◎第620页◎性，同样，国民自卫军本身也好像只是正规军的附属物。最后，在6月13 日国民自卫军已经被粉碎，这不仅是由于从这一天起它在法国全国各地都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被解散，直到它只剩了一些碎屑为止。6月13 日的示威游行首先是国民自卫军中民主派的示威游行。固然，他们用来和军队对抗的，不是自己的武器，而只是自己的军装；可是，护身符就在于这个军装。军队知道，这种军装不过是一块普普通通的毛料。魔法消失了。1848年六月事变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国民自卫军为代表同军队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1849年6月13日，资产阶级在军队的帮助下驱散了小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1851年12月2日，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也已经不存在了，当波拿巴后来签署解散国民自卫军的法令时，他只是确认了既成的事实。资产阶级就这样自己毁坏了自己对抗军队的最后一个武器，但是自从小资产阶级已不像一个忠顺的臣仆支持它而像一个反叛者反对它的时候，它就已经应该毁坏这个武器了。一般说来，资产阶级一当自己成为专制者的时候。它就不得不亲手把自己用来对付专制制度的一切防御手段尽行毁坏。这时候，秩序党却在庆祝政权重新回到它手里（1848年它失掉了这个政权，好像只是为了1849年它摆脱一切羁绊的时候重新把它收回来），它对共和国和宪法横加侮辱，咒骂未来、现在和过去的一切革命，甚至连它自己的领袖所完成的革命都包括在内，最后还颁布了箝制报刊言论、消灭结社自由和把戒严状态规定为正常制度的法律。接着，国民议会从8月中旬到10月中旬停止了开会，任命了休会期间的常任委员会。在休会期间，正统派在埃姆斯进行阴谋活动，奥尔良派在克莱尔蒙特进行阴谋活动，波拿巴借皇帝式的巡游来进行阴谋活动，而各省议会则在为修改宪法召开的会议上施展阴谋，这是国民议会定期休会时期照例发生的一些事实。这◎第621页◎些事实只有在它们具有事变的性质时，我才较为详细地予以论述。不过这里还应该指出，国民议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退出舞台，只留下路易·波拿巴这一个——虽然是一个可怜的——人物在众目共睹之下占据共和国首脑的地位，国民议会的这种举动是失策的，而这时秩序党却分解为各个保皇派构成部分，发泄其彼此敌对的复辟欲望，使公众为之哗然。每当这种休会期间议会的喧闹声趋于沉寂而议会的身体消融到国民里去的时候，就显然可以看出，这个共和国为要显出自己的真面目来，只缺少一件东西——使议会的休会继续不断，并把共和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三）*（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针对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的政变而撰写的一部评述法国政局的著作。1851年12月2日政变后不久，马克思动笔撰写这部著作。在撰写过程中，马克思经常同恩格斯交换看法。除了英法两国的书刊和官方资料之外，马克思还利用了寄自巴黎的私人书信。这部著作原来准备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魏德迈在美国筹办的德文周刊《革命》上连续发表。最初计划大致写三篇，但在撰写过程中不断扩充，最后共写了七篇，于1852年3月25日前完稿。《革命》周刊1852年1月只出了两期，因经济困难而停刊。1852年5月，魏德迈以单行本形式将这部论著作为不定期刊物《革命》的第一期出版，然而，他在扉页和自己写的前言中误将标题写成了《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1869年，这部著作由汉堡出版商奥·迈斯纳在德国汉堡再版。再版前，马克思重新审订了原文，改正了大量的印刷错误，删去了重复的语句，节略了某些段落，把书名改正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并亲自写了第2版序言。这里发表的中译文是根据1869年的版本译出的。马克思对1852年版本所做的重要改动，均在脚注中作了说明。马克思逝世后，这部著作于1885年6月在汉堡出版了第3版。这个版本由恩格斯负责编辑，对第2版作了少量修辞上的改动。1891年这部著作被译成法文，当年1月7日至11月12日分32节连续发表在法国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上。同年还在法国里尔出版了单行本。另外，1889年出版了波兰文译本，1894年出版了俄文译本。法国大革命后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即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第一发动政变，改行帝制，实行军事独裁。1851年12月2日，拿破仑第一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废除共和，复辟帝制，号称拿破仑第三。马克思给自己的这部著作冠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标题，显然含有讽刺意味。——579。）四1849年10月中，国民议会复会。11月1日，波拿巴送给议会一个咨文（注：1849年11月1日巴黎《总汇通报》第305号。——编者注）。说巴罗-法卢内阁已经免职，新内阁已经组成，这使议会大为震惊。就是驱逐一个仆人也不会像波拿巴驱逐自己的内阁阁员那样蛮横无礼。预定要向国民议会踢去的一脚，先踢到巴罗和他的同僚身上了。我们已经说过，巴罗内阁是由正统派（注：正统派指法国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的利益的波旁王朝（1589-1792年和1814-1830年）长系的拥护者。1830年波旁王朝第二次被推翻以后，正统派就组成政党。在反对以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良派王朝时，一部分正统派常常抓住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标榜自己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的观点叫作封建的社会主义。这里的“第一代法兰西正统派”是指那些极端仇视法国革命的保皇派著作家和政客。——296、383、396、422、622。）和奥尔良派（注：奥尔良派是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保皇党，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革命这段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396、422、622。）组成的。这是秩序党的内阁。波拿巴需要这个内阁，是为了要解散共和派制宪议会，实现对罗马的征讨，并摧毁民主派的力量。那时他好像躲到这个内阁背后，把政府权力让给了秩序党，戴上了路易－菲力浦时期报刊的责任发行人戴的谦虚的性格面具，即代理人戴的面具。现在他把面具丢掉了，因为这个面具已不是一块使他能够隐◎第622页◎藏自己的面容的薄纱，而是已变成一个妨碍他显示出自己的本来面目的铁制面具了。他任命巴罗内阁，是要借秩序党的名义驱散共和派的国民议会；他解散这个内阁，是要宣布他自己的名字和这个秩序党的国民议会无关。要解散巴罗内阁是不乏正当借口的。巴罗内阁在对待共和国总统这个和国民议会并存的权力时，甚至连必须遵守的礼节都忽视了。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波拿巴发表了致埃德加·奈的信，其中好像是指责教皇（注：庇护九世。——编者注）的自由主义行动（注：所谓教皇的自由主义行动是指教皇庇护九世1846年就职时实行大赦，在教会国家开始实行广泛的改革，以及1848年3月在教会国家实施立宪制并建立某种程度的世俗内阁等做法。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第1版和1869年第2版中，此处都错印成“教皇的非自由主义行动”，1885年出版第3版时改为“教皇的自由主义行动”。——623。），正像他曾同制宪议会相对抗，发表了称赞乌迪诺进攻罗马共和国的信一样。当国民议会表决远征罗马的拨款时，维克多·雨果从所谓的自由主义出发提起了这封信的问题。秩序党在表示轻蔑和怀疑的叫声下，根本埋葬了认为波拿巴的狂妄举动可能有什么政治意义的念头。内阁阁员没有一个人出来替波拿巴应战。又一次，巴罗以他特有的空洞的热情，在讲坛上愤愤不平地讲到据他说是在总统亲信人物中进行的“可憎的阴谋”。最后，内阁从国民议会中为奥尔良公爵夫人争得了寡妇抚恤金，却坚决拒绝向国民议会提出增加总统薪俸的议案。在波拿巴身上，王位追求者和破产冒险家的身分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因此，认定他自己负有恢复帝国的使命这一伟大思想总是由认定法国人民负有替他偿清债务的使命的另一伟大思想所补充。巴罗-法卢内阁是波拿巴所成立的第一个同时又是最后一个议会制内阁。所以，这个内阁的解散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随着这个内阁的解散，秩序党就不可挽回地丧失了为维持议会制度所必需的支柱——掌握行政权。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行政权支配着由50多万人组成的官吏大军，也就是经常和绝对控制着大量的利◎第623页◎益和生存；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它那些最广大的生活表现起，直到最微不足道的行动止，从它的最一般的生存形式起，直到个人的私生活止；在这里，这个寄生机体由于非常的中央集权而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并且极其敏捷、极其灵活，同时现实的社会机体却又是极无自动性、极其软弱、极不固定；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十分明显，国民议会如果不同时简化国家管理，不尽可能缩减官吏大军，最后，如果不让市民社会和舆论界创立本身的、不依靠政府权力的机关，那么它一旦失掉分配阁员位置的权限，也就失掉任何实际影响了。但是，法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恰恰是和保持这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器最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它在这里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并且以国家薪俸形式来补充它用利润、利息、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又迫使它每天都要加强压制，即每天都要增加国家政权的经费和人员，同时又不断地进行反对社会舆论的战争，并由于猜疑而去摧残和麻痹独立的社会运动机关，如果不能把它们根本割掉的话。这样，法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就迫使它一方面要根本破坏一切议会权力、包括它自己的议会权力的存在条件，另一方面则使得与它相敌对的行政权成为不可克制的权力。新内阁叫作奥普尔内阁。这并不是说奥普尔将军得到了内阁总理的职位。自从巴罗免职时起，波拿巴甚至废除了这个职位，因为事实上这个职位使共和国总统成为在法律上微不足道的立宪君主，这个立宪君主没有王位和王冠，没有权杖和宝剑，没有不被追究责任的特权，没有世袭的最高国家权位，而最坏的是没有皇室费。奥普尔内阁里只有一个人拥有议员头衔，这就是高利贷者富尔德，他是金融贵族中恶名昭彰的一个。财政部长的位置就落到他手◎第624页◎上。只要看看巴黎交易所的行市表，就可以看出，从1849年11月1日起，法国的证券是随着波拿巴的股票的涨跌而涨跌的。这样波拿巴在交易所中找到了同盟者，同时又以任命卡尔利埃为巴黎警察局长而把警察抓到自己手里。可是，内阁更迭的后果，只有在事变继续发展的进程中才能显露出来。波拿巴暂时只向前进了一步，好像是为了更清楚地表明自己被抛到后面去了。他送了一份粗鲁的咨文以后，接着就极为卑屈地表示听命于国民议会。每当内阁阁员们敢于小心翼翼地试图把他们个人的奇奇怪怪的想法制定成法案的时候，他们好像只是迫于本身地位违心地执行他们事先已确信不会有什么效果的滑稽的委托。每当波拿巴在内阁阁员们背后泄露出他的意图并玩弄他的“拿破仑观念”的时候，他的内阁阁员就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表示不同意他的主张。看来他说出篡夺权位的欲望，只是为了使他的敌人们的幸灾乐祸的笑声不致沉寂下去。他扮演了一个不被赏识而被全世界当作傻瓜的天才角色。他从来还没有像这个时期这样遭到一切阶级的极度的轻蔑。资产阶级从来还没有这样绝对地统治过，从来还没有这样高傲地炫耀过自己的统治的象征物。我的任务不是在这里叙述资产阶级立法活动的历史。它的立法活动在这个时期只限于制定两个法律：一个是恢复葡萄酒税的法律（注：制宪议会原来决定从1850年1月1日起取消葡萄酒税，但是在这个期限前10天，国民议会又通过了恢复这项税收的法律。关于采取这一措施的政治意义的论述，见本卷第471页。——625。），另一个是废除无神思想的教育法（注：1850年1月19日、2月26日和3月15日，国民议会讨论了教育法并在3月15日通过了这项法律。这项废除无神思想的教育法，实际上是把学校置于教士的控制之下。——625。）。当法国人难以喝上葡萄酒的时候，真正的生命之水（注：《新约全书·启示录》第22章。——编者注）却供应得更加充裕。资产阶级以葡萄酒税的法律宣布了旧时的可恨的法国税制的不可侵犯性，同时又力图以教育法使群众保存他们能够容忍这一税制的旧时的心境。有人感到奇怪，为什么奥尔良派，自由派资产者，这些伏尔泰主◎第625页◎义205和折衷派哲学的老信徒们，竟把指导法国人的精神的工作，委托给他们的世仇耶稣会去担任。可是，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在王位追求者这个问题上虽然有分歧，但是他们双方都懂得，他们的共同统治要求把两个时期的压迫手段结合起来，七月王朝时期的奴役手段必须用复辟时期的奴役手段来补充和加强。农民的一切希望都落了空，他们一方面比任何时候都苦于粮价低落，另一方面又苦于赋税和抵押债务日益加重，于是他们在各省开始骚动起来。他们所得到的答复是迫害教师，使他们服从于僧侣，迫害镇长，使他们服从于县官，最后是施行控制一切人的侦探制度。在巴黎和各大城市，反动派本身具有自己时代的特征，挑衅行为多于压制。在乡村，反动派卑鄙龌龊，琐碎小气，可恶可厌，一句话，就是宪兵。显然，受过牧师制度祝福的宪兵制度三年来对愚昧的群众的腐蚀该是多么深。虽然秩序党在国民议会讲坛上热情奔放，大发议论反对少数派，但是它的言词始终是单音节的，正如基督徒“是，就说是，不，就说不”（注：《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5章第37节。——编者注）一样！不论是讲坛上或报刊上的言论，都很单调，和预先知道答案的谜语一样平淡无味。不管是谈请愿权还是葡萄酒税，不管是谈新闻出版自由还是贸易自由，不管是谈俱乐部还是市政机构，也不管是谈保障人身自由还是决定国家预算，发出的口号总是一样，题目总是一个，判词总是早已准备妥帖而且总是一成不变地说：“社会主义！”甚至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教育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财政改革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在已有运河的地方建筑铁路也是社会主义，用木棍抵御刀剑的袭击也是社会主义。◎第626页◎这并不只是一句空话、一种时髦或一种党派斗争手腕。资产阶级正确地了解到，它为反对封建制度而锻造出来的各种武器都倒过来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创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转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文明了，它创造的所有的神都离弃了它。它了解到，一切所谓的市民自由和进步机关，都侵犯它的阶级统治，并且既威胁它的社会基础，又威胁它的政治上层，因此这些东西就成了“社会主义的”了。在这种威胁和这种侵犯中，它正确地看出了社会主义的秘密，所以它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和趋势的评价，就比所谓的社会主义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更正确些。而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因此也就不能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对它一味表示反对——不管它是在为人类的痛苦感伤地哭泣，不管它是在宣扬基督的千年王国和博爱，也不管它是在用人道主义态度漫谈精神、教育和自由，或是在空泛地臆造一切阶级的协调和幸福的制度。资产阶级只是没有了解到一点：如果推论下去，那么它自己的议会制度，它的整个政治统治，现在也应该被普遍指责为社会主义的东西了。当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没有充分组织起来，还没有获得自己的纯粹的政治表现时，其他各个阶级的对抗也不能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而在出现这一对抗的地方，它也不能实现那种使一切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转化为反对资本的斗争的危险转变（注：在1852年版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它也不能实现那种立刻危及财产、宗教、家庭和秩序，使一切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转化为反对资本的斗争的危险转变”。——编者注）。既然资产阶级认为任何一种社会生活表现都危害“安宁”，那么它又怎能希望在社会上层保持不安宁的制度，即保持自己那个——照它的一位发言人的说法——生存在斗争中并且靠斗争生存的议会制度呢？靠辩论生存的议会制度怎能◎第627页◎禁止辩论呢？既然这里每种利益、每种社会措施都被变成一般的思想，并被当作一种思想来讨论，那么在这种条件下怎么能把某种利益、某种措施当作一种高出思维的东西而强使人们把它当作信条来接受呢？发言人在讲坛上的斗争，引起了报界低级作家的斗争；议会中的辩论俱乐部必然要由沙龙和酒馆中的辩论俱乐部来补充；议员们经常诉诸民意，就使民意有理由在请愿书中表示自己的真正的意见。既然议会制度将一切事情交给大多数决定，那么议会以外的大多数又怎能不想作决定呢？既然你们站在国家的顶峰上拉提琴，那么站在下面的人跟着跳舞不正是意料之中的事吗？总之，既然资产阶级把它从前当作“自由主义”颂扬的东西指责为“社会主义”，那么它就是承认它本身的利益要求它逃避自身统治的危险；要恢复国内的安宁，首先必须使它的资产阶级议会安静下来，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会权力，就应该摧毁它的政治权力；只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政治上注定同其他阶级一样毫无价值，个别资产者才能继续剥削其他阶级，安逸地享受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要挽救它的钱包，必须把它头上的王冠摘下，而把保护它的剑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地悬在它自己的头上。在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方面，国民议会表现得非常无能。例如1850年冬季开始的关于修筑巴黎-阿维尼翁铁路问题的讨论，直到1851年12月2 日还没有结果。只要国民议会不从事压迫，不进行反动活动，它就患了不可救药的不妊之症。当波拿巴的内阁一部分人倡议制定符合秩序党精神的法律，一部分人还在夸大这些法律在实施和运用中的残酷性的时候，波拿巴本人却企图以一些幼稚荒唐的提案来博得声望，强调自己对于国民议会的敌意，并暗示有某种神秘的藏宝处，只是由于环境的阻碍暂时还不能把所藏的财宝奉献给法国人民。例如，给下级军官◎第628页◎每天增加四个苏的津贴的提案，以及为工人创设信誉贷款银行的提案。金钱的馈赠和金钱的借贷，这就是他希望用以诱惑群众的远景。馈赠和贷款，这就是显贵的和卑贱的流氓无产阶级的财政学。波拿巴所善于运用的妙诀只此而已。从来还没有一个王位追求者像他这样庸俗地利用群众的庸俗习气来进行投机勾当。国民议会眼看着波拿巴这样明明白白地企图靠损害它来博取声望，眼看着这个被债主催逼而又毫无值得珍惜的声誉的冒险家越来越可能干出某种极冒险的勾当，曾不止一次地表示狂怒。秩序党和总统之间的分歧已经带有危险性质，一个出乎意料的事件又迫使总统怀着忏悔的心情重新投入秩序党的怀抱。我们指的是1850年3月10日的补选。这次选举是为了填补六月十三日事变后被监禁或驱逐出国的议员所空下来的席位。巴黎只选了社会民主派的候选人（注：拉·伊·卡诺、保·德弗洛特和弗·维达尔。——编者注），并且绝大部分选票都投给了参加过1848年六月起义的德弗洛特。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巴黎小资产阶级，就这样报复了1849年6月13日的失败。看来，小资产阶级在危急关头离开战场，只是为了要在顺利的情况下以更大的战斗力量和更勇敢的战斗口号重新进入战场。看来有一种情况更加重了这次选举胜利的危险性。军队在巴黎投票选举了六月起义的一个参加者来对抗波拿巴的内阁阁员拉伊特，而在各省，军队中大部分人投了山岳党25人的票，山岳党人在这些地方虽然不像在巴黎那样占有绝对优势，但也比对手占了优势。波拿巴突然看到自己又面对着革命了。和1849年1月29日及1849年6月13日一样，1850年3月10日他又躲到秩序党背后去了。他屈服了，他怯懦地请罪，表示决心遵照议会多数的意旨来◎第629页◎组织任何一个内阁，他甚至恳求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首领们，梯也尔们、贝里耶们、布罗伊们和摩莱们，一句话，就是恳求所谓的卫戍官们亲自掌握政权。秩序党未能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它不但没有大胆地抓住这个送到手上的政权，甚至也没有强迫波拿巴恢复他在11月1 日所解散的内阁；它满足于用自己的宽恕羞辱波拿巴，并使巴罗什先生加入奥普尔内阁。这个巴罗什作为公诉人曾经在布尔日最高法院上疯狂地攻击过五月十五日事件中的革命者和六月十三日事件中的民主派，两次都指控他们危害国民议会。以后波拿巴的任何一个内阁阁员，都没有再敢像巴罗什那样蔑视国民议会，而在1851年12月2日以后，我们发现，他又得到了参议院副议长这个官高禄厚的职位。他把痰吐在革命者的菜汤中，为的是让波拿巴能够把它喝掉。社会民主派这方面似乎只是在寻找借口，以便再度使自己的胜利成为问题并削弱这一胜利的意义。巴黎新选出的议员之一维达尔，同时在斯特拉斯堡也当选了。他被说服放弃巴黎的选举而接受了斯特拉斯堡的选举。这样，民主派就没有把自己在投票站的胜利变成最终的胜利，从而激起秩序党立刻在议会中对这个胜利提出异议，它没有迫使对手在人民热情高昂和军队情绪良好的时机出来斗争，反而在3月和4月间用新的竞选把巴黎弄得疲惫不堪，使人民的激昂的感情在这一新的临时竞选把戏中消耗掉，使革命的精力满足于宪制的成就，把革命精力浪费于细小的攻讦、空洞的宣言和表面的运动，让资产阶级集合起来并作好准备，最后，以4月补选的感伤主义的注释（欧仁·苏当选）减弱了3月选举的意义。一句话，社会民主派让3月10日受了4月愚人节的愚弄。议会中的多数派了解自己对手的弱点。因为波拿巴让多数派领导和负责攻击，多数派的17个卫戍官制定了新选举法，法案的◎第630页◎报告人是要求这种荣誉的福适先生。5月8日，福适提出了这个法案，其内容是要废除普选权，并规定选举人必须在他们所在的选区内居住3年，最后，工人在选区的居住年限应由他们的雇主来作证。民主派在宪制选举斗争时期曾满怀革命的激情，当现在应该拿起武器来证明自己的选举胜利的重大意义的时候，他们却以宪制精神鼓吹秩序，宣扬庄严的宁静(calme majestueux)和合法行为，也就是盲目地服从自封为法律的反革命势力的意志。在辩论的时候，山岳党力图羞辱秩序党，以一个遵守法制的正直庸人的冷漠态度来对抗它的革命热情，严厉责备它的革命行为，从而把它置于死地。甚至新当选的议员们也极力想以自己的谨慎而有礼的举动来向大家证明：责骂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把他们的当选解释成革命的胜利，是一种怎样的误解。5 月31日，新选举法（注：新选举法即法国1850年5月31日通过的《1849年3月15日选举法修正案》。该法案规定，在固定居住地居住3年以上并直接纳税的人才有表决权。此项法案使300多万选民丧失了选举权，实际上废除了普选权。——631。）通过了。山岳党把抗议书塞进总统的衣袋里就心满意足了。继选举法之后又通过了一个彻底消灭革命报刊的新的新闻出版法（注：新的新闻出版法于1850年7月16日由立法议会通过。它大大提高了报纸出版者应交付的保证金数额，并开始征收印花税，小册子也不例外。新的新闻出版法是实际取消法国出版自由的又一项反动措施。——631。）。革命报刊遭到这种厄运是应该的。在这场大洪水以后，革命的最前哨就只剩下《国民报》和《新闻报》这两个资产阶级的报纸了。我们已经看到，民主派的领袖们在3月和4月间曾竭力把巴黎人民拖入虚构的斗争，而他们在5月8日以后又竭力阻止巴黎人民进行实际的斗争。此外，我们还不应当忘记，1850年是少有的工商业繁荣的年头，所以当时巴黎的无产阶级有充分就业的机会。可是1850年5月31日的选举法根本剥夺了无产阶级参政的权利，甚至断绝了他们接近战场的机会。这个法律使工人回复到他们在二月革命以前所处的贱民地位。面对着这样的事变，他们却让民主派来驾驭自己，为了一时的安逸而忘记了自己阶级的革命利益，他们放弃了作为致胜力量的光荣，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并且表明，◎第631页◎1848年6月的失败使他们长期丧失了战斗能力，最近的历史进程又要撇开他们而向前发展。至于在6月13 日曾大嚷大叫“只要敢动一动普选权，那就对他不客气！”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现在他们却自慰说：反革命给他们的打击根本不是打击，而5月31日的法律也根本不是法律。在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每个法国人都将一手拿着选票，一手拿着利剑来到投票站。他们用这样的预言来安慰自己。最后，军队为了1850年3月和4月的选举而受到上级的处罚，正如他们曾经为了1849年5月29日的选举而受到处罚一样。可是这次军队坚决地对自己说：“第三次我们再不会上革命的当了！”1850年5月31日的法律，是资产阶级的政变。资产阶级过去所有各次对革命的胜利，都只具有临时的性质。只要现届国民议会一退出舞台，这些胜利就成为问题了。这些胜利是取决于新的普选中的偶然情况的，而自从1848年以来，选举的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资产阶级的实际统治越强大，它对人民群众的精神统治就越软弱。普选权在3月10日直接表明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就以取消普选权进行了报复。所以，5月31日的法律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必然表现。另一方面，按宪法规定，共和国总统的当选至少要有200万票才算有效。如果总统候选人中没有一个人获得这个最低限度的票数，国民议会就有权从得票最多的三个候选人中选出一个来当总统。当制宪议会制定这个法律的时候，选民册中共有1 000万选民。所以，按照这个法律，只要取得占选民总数1/5的票数，总统当选就算有效了。5月31日的法律至少从选民册中勾销了300万个选民，这样就把选民人数减低到700万人，但是当选总统需要获得200万选票的法定最低限额却依然保留着。这样◎第632页◎一来，法定的最低限额就从总选票的1/5几乎提高到1/3。换句话说，这个法律用尽一切办法把总统选举从人民手里暗中转到国民议会手里。总之，秩序党好像是用5月31日的选举法加倍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因为它已经把国民议会议员的选举和共和国总统的选举转交给社会的保守部分了。五革命危机刚一过去，普选权刚一废止，国民议会和波拿巴之间的斗争就重新爆发了。宪法规定发给波拿巴的薪俸是每年60万法郎。他就职后不到半年功夫，就把这个数额增加了一倍，因为奥迪隆·巴罗硬要制宪议会每年发给60万法郎的津贴作为所谓交际费。在6月13日以后，波拿巴也曾提出过同样的要求，可是巴罗这次并没有听从。现在，在5月31日以后，波拿巴立即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通过他的内阁阁员们向国民议会要求每年发给300万法郎的皇室费。长期的流浪生活使这个冒险家长出非常发达的触角，他能探知可能向资产者勒索金钱的时机，他采取了十足的敲诈手段。国民议会在他的协助和同意下污辱了人民的主权。他威胁说，如果国民议会不松开钱袋，不以每年300万法郎来买他的沉默，他就要向人民法庭告发国民议会的犯罪行为。国民议会剥夺了300万法国人的选举权，他要求把每一个不流通的法国人换成一个流通的法郎，正好是300万法郎。他是由600万人选出来的，他要求赔偿他在事后被剥夺掉的票数。国民议会的委员会拒绝了这种厚颜无耻的要求。波拿巴派的报纸进行威胁。国民议会能够在它根本彻底和国民群众决裂的时候又同共和国总统决裂吗？国民议会虽然否决了每年的◎第633页◎皇室费，但同意一次增发216万法郎。国民议会既已答应给钱，同时又以自己的烦恼表明自己这样做是出于不得已，因而就暴露了双倍的软弱。波拿巴为什么需要这笔款子，我们往后就可以看到。在废除普选权后，接踵而至的是令人气恼的尾声，在这尾声当中波拿巴对于篡权的议会的态度已经从3月和4月危机时期的恭顺平和变成了挑战式的骄横，而国民议会在这个尾声后却休会三个月，从8月11 日到11月11日。它在休会期间留下了一个由28人组成的常任委员会，代行它的职能。这其中没有一个波拿巴分子，但是有几个温和的共和派。1849年的常任委员会完全是由秩序党和波拿巴分子组成的。但是，那时是秩序党以革命的经常反对者自命，现在则是议会制共和国以总统的经常反对者自命了。5月31 日的法律通过后，秩序党要对付的只是这个敌手了。1850年11月国民议会复会的时候，过去国民议会和总统之间的一些小小的冲突看来势必要转化为两个权力之间的大规模的无情战斗，转化为两个权力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同1849年间一样，这一年议会休会期间，秩序党又分解成了各个派别，每一派别都忙于自己的复辟阴谋，这种阴谋因路易－菲力浦之死而更加活跃起来。正统派的国王亨利五世，甚至任命了一个组织完备的内阁驻在巴黎，其中有几个常任委员会委员参加。因此，波拿巴也有理由巡游法国各省，并按照他所幸临的每个城市的情绪，或者隐晦地或者公开地吐露自己的复辟计划，为自己张罗选票。波拿巴的这次巡游，自然被大型的官方报纸——《通报》和小型的波拿巴私人通报捧作胜利的游行，在这次巡游期间，到处都有十二月十日会（注：十二月十日会是为纪念该会庇护人路易·波拿巴1848年12月10日经大选成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而得名。这一组织是波拿巴派的秘密团体。成立于1849年，主要由堕落分子、政治冒险家、军人等组成。虽然1850年11月该组织表面上被解散，实际上它的党羽还继续进行波拿巴主义的宣传，并积极参加了1851年12月2日政变。——479、634、685。） 的会员们随驾陪行。这个团体在1849年就成立了。它名义上是个慈善会，实际上是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一些秘密宗派，每一个宗派都由波拿巴的走狗们领导，总领导人是一◎第634页◎个波拿巴派的将军（注：让·比·皮阿。——编者注）。在这个团体里，除了一些生计可疑和来历不明的破落放荡者，除了资产阶级中的败类和冒险分子，就是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拣破烂的、磨刀的、补锅的、叫化子，一句话，就是被法国人称作浪荡游民的那个完全不固定的不得不只身四处漂泊的人群。波拿巴把这些跟他同类的分子组成十二月十日会即“慈善会”的核心，因为这个团体的所有成员都和波拿巴一样感到自己需要靠国内的劳动群众来周济。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只有在这些流氓无产者身上才能重新找到他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作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级，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不加掩饰的波拿巴（注：在1852年版中这句话是：“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不加掩饰的波拿巴，他后来除了革命者之外，还把他的一部分昔日的共谋者送到卡宴(卡宴是法属圭亚那的首府，是法国流放政治犯的地方。政治犯在这里大批被折磨致死，故有“不流血的断头台”之称。——635。)，从而以万能的方式还清了欠他们的债，这充分地显示出波拿巴的本色”。——编者注）。他这个老奸巨猾的痞子，把各国人民的历史生活和他们所演出的大型政治历史剧，都看作最鄙俗的喜剧，看作专以华丽的服装、辞藻和姿势掩盖最鄙陋的污秽行为的化装舞会。例如，在进攻斯特拉斯堡时，一只受过训练的瑞士兀鹰就扮演了拿破仑之鹰的角色。当他在布洛涅登陆时，他给几个伦敦仆役穿上了法国军装，于是他们就俨然成了军队（注：指七月王朝时期路易·波拿巴企图实行政变的两次武装叛乱。1836年10月30日，他在一些赞成波拿巴主义的军官的帮助下策动了斯特拉斯堡驻防军的两个炮兵团的叛变，但几小时后叛乱分子就被解除了武装。路易·波拿巴本人被捕并被流放到美洲，1837年回到瑞士。因为他在举事时是瑞士国民，所以称之为瑞士兀鹰。1840年8月6日他利用法国波拿巴主义抬头的机会，和一小撮密谋家一起在布洛涅登陆，企图在当地驻防军队中发动叛乱。这个企图也遭到了完全的失败。路易·波拿巴被判处终身监禁，但他1846年就逃往英国去了。——635。）。在他的十二月十日会中，他搜罗了一万个游手好闲分子，要他们扮演人民，正像尼克·波顿扮演狮子（注：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1幕第2场。——编者注）一样，当资产阶级毫不违反法国演剧格式的迂腐规则，十分◎第635页◎严肃地表演最纯粹的喜剧时，当它一半被骗一半信服自己的大型政治历史剧的庄严时，一个把喜剧仅仅看作喜剧的冒险家当然是要获得胜利的。只有当他战胜了盛装的敌人，并且认真演起自己的皇帝角色，戴上拿破仑的面具装作真正的拿破仑以后，他才会成为他自己的世界观的牺牲品，成为一个不再把世界历史看作喜剧而是把自己的喜剧看作世界历史的认真的丑角。十二月十日会是波拿巴特有的一种党派战斗力量；它对于波拿巴的意义，正如国家工场（注：国家工场是1848年二月革命（见注112）结束后根据法国临时政府的法令仓促建立起来的。国家工场一律采取军事化方式进行生产，对工人实行以工代赈的办法，发给面包卡和军饷。临时政府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使路·勃朗关于组织劳动的思想在工人中丧失威信，另一方面是想利用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工场工人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但是这个分裂工人阶级的计划没有成功，革命情绪在国家工 场中继续高涨，政府就采取减少工人人数，派他们去外省参加公共工程等办法来达到取消国家工场的目的。这些做法引起了巴黎无产阶级的极大愤怒，成了巴黎六月起义的导火线之一。起义者曾经利用了国家工场内已有的军事组织。起义被镇压后，卡芬雅克政府于1848年7月3日下令解散了国家工场。——393、419、636。）对于社会主义工人，别动队对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意义一样。在他巡游期间，十二月十日会的会员们成群地聚集在沿途各火车站，装作迎驾的群众，并表示人民的热情，高叫“皇帝万岁！”，侮辱和殴打共和党人，——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在警察保护下干出来的。在他返回巴黎的途中，这些人就充当了前卫，防止或驱散敌对性的示威游行。十二月十日会属于他，它是他创造出来的，是完全出自他自己的主意。在其他方面，他据为己有的东西，都是由于形势关系落到他手中的；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形势替他做好或者是他模仿别人的行为罢了。他公开地对资产者大打其关于秩序、宗教、家庭、财产的官腔，暗地里却依靠着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一流人的秘密团体，依靠着无秩序、卖淫和偷窃的团体，这是波拿巴的本色，而十二月十日会的历史便是他本人的历史。有一次破例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有几个秩序党议员挨了十二月十日会会员的木棍。更有甚者，指派给国民议会负责它的保卫事宜的警官伊雍，根据一个名叫阿莱的人的口供向常任委员会报告，说十二月十日会的一个支部决定暗杀尚加尔涅将军和国民议会议长杜班，并且已经指定了凶手。可以想象，杜班先生该是多么惊恐。看来，议会对十二月十日会的调查，即对波拿巴秘密内幕的揭发，是不可避免的了。可是，在国民议会即将开会的时候，波拿巴却早有戒备地解◎第636页◎散了自己的这个团体，不过这种解散当然只是在纸面上，因为1851年底，警察局长卡尔利埃在一个详尽的报告书中还白费气力地劝他把十二月十日会真正解散。当波拿巴还未能把国家军队变成十二月十日会时，十二月十日会仍然是他的私人军队。波拿巴在国民议会休会不久就在这方面作了初次的尝试，而且用的是他刚刚从国民议会手中索取来的钱。他是一个宿命论者，相信有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是人们特别是军人们所抵抗不住的。而首先被他列入这种力量的就是雪茄烟和香槟酒，冷盘禽肉和蒜腊肠。所以他一开始就在爱丽舍宫的大厅里用雪茄烟、香槟酒、冷盘禽肉和蒜腊肠款待了军官和军士。10月3日他在圣莫阅兵时，又对军队采用了这种办法；10月10日他在萨托里阅兵时，又更大规模地重复了这种办法。伯父回忆亚历山大的远征亚洲，侄子就回忆巴克科斯在同一地方的征伐。不错，亚历山大是半神，而巴克科斯却是神，并且是十二月十日会的庇护神。10月3日检阅后，常任委员会曾把陆军部长奥普尔召来质问，后者保证这类违反纪律的事情不再发生。大家知道，波拿巴怎样在10月10日履行了奥普尔的诺言。这两次阅兵都是由巴黎军队总司令尚加尔涅担任指挥的。这个尚加尔涅既是常任委员会的委员，又是国民自卫军的司令官；既是1月29日和6月13日的“救星”，又是“社会中坚”；既是秩序党的总统候选人，又是两个王朝的意中的蒙克；他以前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是陆军部长的部属，一向公开嘲笑共和国宪法，以模棱两可的高傲的庇护态度追逐着波拿巴。现在他却热烈地拥护军纪，反对陆军部长；拥护宪法，反对波拿巴了。当10月10日有一部分骑兵高呼“拿破仑万岁！腊肠万岁！”时，尚加尔涅竟作了安排，至少使他的朋友诺马耶率领去受检阅的步兵严守沉默。在波拿巴的怂恿下，陆军部长为了惩罚诺马耶◎第637页◎将军，以任命他为第十四和第十五师团的司令官为借口，解除了他在巴黎的职位。诺马耶拒绝调换职务，因而被迫辞职。尚加尔涅于11月2日发布命令，禁止军队在持军械的情况下呼喊任何政治口号和进行任何示威。爱丽舍宫方面的报纸（注：指波拿巴派的报纸。爱丽舍宫是路易·波拿巴任总统期间在巴黎的官邸。——638。）攻击尚加尔涅；秩序党的报纸攻击波拿巴；常任委员会接连不断地召开秘密会议，会上一再提议宣布祖国处于危急状态；军队好像已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有两个敌对的总参谋部，一个在波拿巴的官邸爱丽舍宫，另一个在尚加尔涅的官邸土伊勒里宫。看来只需国民议会召开会议来发出战斗的信号了。法国公众对波拿巴和尚加尔涅之间这次纠纷的评判，和一位英国记者的评论相同，这位记者写道：“法国的政治女仆们正在用旧扫帚扫除革命的灼热熔岩，而她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又互相争吵得不可开交。”这时，波拿巴急忙免除了陆军部长奥普尔的职务，随即把他派到阿尔及尔去，任命施拉姆将军继任陆军部长。11月12日波拿巴向国民议会送去了一篇美国式的冗长咨文（注：1850年11月13日巴黎《总汇通报》第317号。——编者注），其中充满了琐事，渗透着秩序的臭味，渴望调和，表示服从宪法，谈论到所有一切，只是没有谈论到当前的紧急问题。他好像是顺便指出，根据宪法的明确规定，军队的指挥权完全属于总统。这篇咨文是以下面一段极其庄严的词句结尾的：“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 我只受誓言约束，我将谨守这个誓言给我划定的狭隘界限…… 至于我个人，我是人民选出的，我的权力完全是人民赋予的，我将永远服从人民的合法表示的意志。如果你们在本届会期中决定要修正宪法，那就由制宪议会来调整行政权的地位。否则人民将于1852年庄严地宣布自己的决定。可是不论将来的结局如何，我们总应该取得一种共◎第638页◎识，永远不让一个伟大民族的命运由热情、意外事故或暴力来主宰…… 我首先注意的问题不是弄清楚谁将在1852年治理法国，而是要运用我所能支配的时间使这个过渡时期不发生风波和乱子。我对诸位是开诚布公的。望你们以信任来回答我的诚意，以襄助来回答我的善念，其余的一切上帝会来照顾。”资产阶级的有礼貌的、伪善而温和的、庸俗慈善的腔调，在十二月十日会的专权者兼圣莫和萨托里的野餐英雄的口中，暴露了它那最深长的含义。关于这种内心剖白是否值得信任的问题，秩序党的卫戍官们总是心中有数的。誓言他们早已听厌了，他们自己的人中间就有许多政治上发伪誓的老手和巧匠；不过关于军队的那一段话，他们倒没有听漏。他们愤懑地发觉：这个咨文非常烦琐地列举了最近颁布的各种法律，但是故意不提最重要的法律——选举法；不仅如此，在不修改宪法的情况下，这个咨文把1852年的总统选举委诸人民。选举法是拴在秩序党脚上的铅球，妨碍他们行动，当然更妨碍他们冲击！此外，波拿巴以正式解散十二月十日会和免除奥普尔的陆军部长职务的手法，亲手把替罪的羔羊献到祖国的祭坛上。他把预期发生的尖锐冲突缓和了下来。最后，秩序党自己也胆怯地竭力回避、缓和并抹杀和行政权发生的决定性的冲突。由于害怕失去在和革命进行斗争中所获得的一切，它让敌手攫取了它所获得的果实。“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秩序党从2月起就开始对革命这样叫喊；现在波拿巴在他的咨文中又对秩序党这样叫喊。“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波拿巴采取了图谋篡夺权位的行为，但是当秩序党因为这种行为而吵吵嚷嚷并且神经过敏地加以解释的时候，它就造成了“不安宁”。只要没有人谈到萨托里的腊肠，这腊肠是根本不会说话的。“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所以波拿巴要求让他安安◎第639页◎静静地干他的事情，而议会党却由于双重的恐惧而动弹不得：一怕重新引起革命的不安宁状态，二怕自己在本阶级即资产阶级眼中成为造成不安宁的人。既然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所以秩序党也就不敢用“战争”来回答波拿巴咨文中的“和平”了。公众本来以为在国民议会开会时准有好戏看，结果是大失所望。反对派议员要求常任委员会交出它关于十月事件的记录，但这个要求被多数否决了。人们根本规避一切可能激动人心的辩论。国民议会在1850年11月和12月的工作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直到12月底，才开始在议会的个别特权问题上爆发一场游击战。自从资产阶级以废止普选权暂时避开了阶级斗争的时候起，运动就沦为两个权力之间为特权问题发生的小小的口角。有一位人民代表，名叫莫甘，因负债被法庭判罪。司法部长鲁埃在回答法院院长的询问时宣称，应当径直下令把负债者拘捕起来。于是莫甘就被投入债务监狱。国民议会知道这种谋害行为时，大为愤懑。它不仅决定立即释放被捕者，而且当晚（注：1850年12月28日晚。——编者注）就通过自己的法警强制地把他从克利希监狱放出来了。可是，为了要证明自己信仰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并且暗中打算将来在必要时能够把讨厌的山岳党人安置到收容所去，国民议会又宣布说：在事先取得它的同意时，拘捕负债的人民代表是容许的。国民议会忘记宣布总统也可以因负债被捕入狱。国民议会把自己议员的不可侵犯权的最后一点影子都消灭无余了。上面已经讲过，警官伊雍根据一个名叫阿莱的人的供词，告发了十二月十日会的一个支部阴谋暗杀杜班和尚加尔涅两人的计◎第640页◎划。因此，议会总务官在第一次会议（注：1850年12月29日举行的会议。——编者注）上就提议设立一种特殊的议会警察，由国民议会本身的预算中的经费维持，完全不受警察局长管辖。内务部长巴罗什提出了抗议，说这是一种侵害他的职权的行为。结果双方达成了可怜的妥协，规定议会警官应由议会预算中的经费维持并由议会总务官任免，但是事先必须取得内务部长的同意。这时，政府已对阿莱提起诉讼，政府方面很容易就把阿莱的供词宣布为凭空捏造，并通过公诉人的嘴把杜班、尚加尔涅、伊雍和整个国民议会嘲笑了一顿。然后，12月29日，巴罗什部长又写信给杜班，要求把伊雍免职。国民议会委员会决定伊雍留任原职，可是国民议会由于自己在莫甘案件中采取了强制性的行动而忐忑不安，它习惯于在每次给行政权打击后受到它两次回击，因此没有批准这个决定。国民议会为酬答伊雍的忠诚尽职而免了伊雍的职，因而丧失了自己所享有的一种议会特权，但这种特权对它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所要对付的那个人，不是一个夜间决定白天要干什么的人，而是一个白天作决定夜间就采取行动的人。我们已经看到，国民议会在11月和12月间，总是极力避免和拒绝在重大的、迫切的问题上和行政权进行斗争。现在我们却看到，它不得不为了最微不足道的理由投入战斗。在处理莫甘案件时，它原则上已经允许逮捕负债的人民代表，不过有个条件，即这个原则只能运用于可恶的人民代表身上，它为了这种可耻的特权和司法部长（注：欧·鲁埃。——编者注）发生了争执。国民议会没有利用关于有人准备谋杀杜班和尚加尔涅两人的消息要求追查十二月十日会的活动，并在法国和欧洲面前彻底揭穿波拿巴作为巴黎流氓无产阶级首领的真◎第641页◎面目，它竟把冲突归结为在警官应由谁任免的问题上跟内务部长的争吵。这样，我们就看到，秩序党在这个时期内始终都因自己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而不得不把自己反对行政权的斗争缩小为关于权限问题的无谓争吵，变成吹毛求疵、无谓争讼以及关于界限问题的争论，把最无聊的形式问题变成了自己的活动的内容。当斗争具有原则意义，行政权真正名誉扫地，国民议会的事业成为国民的事业的时候，秩序党不敢争斗，因为它如果要争斗，就会对国民发出一种进军令，而发动国民正是它最害怕的事情。因此，在这种场合，它总是否决山岳党的提案而转入日常议程。当秩序党已经放弃了大规模的斗争之后，行政权就静待时机，以便有可能当斗争只具有可以说是议会性的局部的利害关系时，借一些无关紧要的理由重新开始这种斗争。那时秩序党将发泄出满腔的愤怒，那时它将拉开后台的幕布，揭开总统的面具，宣布共和国处境危急，然而那时它的热情令人感到荒唐，斗争的理由是一种虚伪的口实或根本不值得斗争的东西。议会的风暴原来不过是一杯水中的风暴，斗争不过是阴谋，冲突不过是吵架。各革命阶级都幸灾乐祸地观望着国民议会受屈辱，因为它们对国民议会的议会特权热心的程度，和国民议会对社会自由热心的程度一样；同时，议会外的资产阶级却不了解，为什么议会内的资产阶级居然把时间浪费在这样琐碎的纠纷上，为什么它竟这样无聊地跟总统进行竞争，从而危害安宁。当大家都在等候作战的时候进行媾和，而当大家都以为和约已经缔结的时候却又开始进攻，这种战略把议会外的资产阶级弄迷糊了。12月20日，帕斯卡尔·杜普拉就发行金条彩票一事向内务部长提出质问。这彩票是“来自爱丽舍园的女儿”。波拿巴和他的亲信把它献给人世，而警察局长卡尔利埃则把它置于自己的正式保护之下，虽然法国的法律除了以救济为目的的彩票外是禁止发◎第642页◎行任何其他彩票的。彩票发行了700万张，每张一法郎，而所得纯利据说是用来遣送巴黎的游民到加利福尼亚去。一方面是为了用黄金梦来排除巴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梦想，用可望中头彩的诱人幻景来驱除作为教义的劳动权。自然，巴黎的工人们没有认出加利福尼亚的耀眼的金条就是从他们口袋里骗去的无光彩的法郎。无论如何，这种彩票不过是一种骗局而已。妄想不离开巴黎就能发现加利福尼亚金矿的游民，正是波拿巴本人和他的负债累累的亲信。国民议会同意给他的300万法郎已经用光，无论如何总得重新填满空虚的钱库。波拿巴为建立所谓的工人村曾向全国募集捐款，并且他自己在认捐名册上第一个认捐了一大笔款子，但他只是徒劳了一番。冷酷的资产者抱着不信任的态度等待他付出认捐的款子；而这笔款子自然是没有付出，于是利用社会主义空中楼阁进行的投机把戏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金条的成效较大。波拿巴和他的同谋者并不满足于把700万法郎中扣除应兑现的金条以后的一部分纯收益装进自己的腰包，他们还制造了假彩票，同一个号码的彩票发出了10张、15张以至20张，——这真是十二月十日会的金融手段啊！这里，国民议会所碰到的不是名义上的共和国总统，而是有血有肉的波拿巴。这里，国民议会可以在他犯罪——不是违犯宪法，而是违犯刑法典——的现场把他当场捉住。如果说国民议会以转入日常议程回答了杜普拉的质问，那么，它这样做不只是因为日拉丹要国民议会宣布自己“满意”的提案提醒了秩序党人想起他们自己的一贯的贪污行为。资产者，尤其是高升为政治家的资产者，总是用理论上的浮夸来弥补自己实践上的卑下。资产者身为政治家时，也和同他相对立的国家权力一样，就俨然成为至高无上之物，因而对他作斗争时，也只能采取高尚的庄严的方式。波拿巴是一个浪荡人，是一个骄横的流氓无产者，他比无耻的◎第643页◎资产者有一个长处，这就是他能用下流手段进行斗争。现在，在国民议会亲手帮助他顺利地走过了军人宴会、阅兵、十二月十日会以及违犯刑法典等几处很容易滑倒的地点以后，他看到，他可以由伪装的防御转为进攻的时刻已经到了。司法部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财政部长（注：欧·鲁埃、让·保·亚·施拉姆、罗·约·德福塞和阿·富尔德。——编者注）所遭到的那些小小的失败，即国民议会借以表示愤懑的失败，很少使波拿巴感到不安。他不仅阻止了部长们辞职，从而阻止了承认行政权服从议会。他现在已经能完成他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就已经开始做的事情：军权和议会分立，把尚加尔涅免职。爱丽舍宫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个5 月间似乎是向第一师团颁发的紧急命令（注：1851年1月2日巴黎《祖国报》。——编者注）（因而是出自尚加尔涅的命令），劝告军官们遇有叛乱时不要宽容自己队伍中的叛徒，要立刻将他们枪毙，并且不要按国民议会的要求派遣军队。1851年1月3日，内阁因这一紧急命令受到了质问。为了调查这一事件，内阁起初要求的限期是三个月，继则一个星期，最后仅仅是二十四小时，国民议会要求立即予以解释。尚加尔涅站起来声明说：这个紧急命令从未下过。他并且补充说，他随时都准备执行国民议会的要求；遇有冲突发生时，国民议会可以信赖他。国民议会以狂热的鼓掌欢迎他的声明，并对他投了信任票。国民议会既委身于一个将军的私人保护之下，也就是放弃了权力，宣告自己的软弱和军队的万能；但是这位将军弄错了，因为他居然想把波拿巴只是封给他的权力交付给国民议会去反对同一个波拿巴，并且盼望从这个议会，从他的需要保护的被托◎第644页◎管者那里获得保护。可是尚加尔涅相信资产阶级从1849年1月29日起赋予他的那种神秘力量。他以为自己是和其他两个国家权力相鼎立的第三个权力。他所遭遇到的命运，也和当代其他的英雄，更正确些说，和当代的圣者们所遭遇到的命运一样，这些人物的伟大只在于他们的党派故意替他们宣扬，而到局势要求他们创造奇迹时，他们就显得平庸无奇了。一般说来，不信神是这些假英雄和真圣者的死敌。因此他们对那些冷酷无情的讽刺者和讥笑者表示高尚的道义的愤懑。当晚（注：1851年1月3日晚。——编者注），内阁阁员们被召请到爱丽舍宫，波拿巴坚持要撤换尚加尔涅，五个阁员（注：比·茹·巴罗什、罗·约·德福塞、让·厄·杜·拉伊特、玛·路易·皮埃尔·费·帕略和欧·鲁埃。——编者注）拒绝署名。《通报》宣布内阁危机，而秩序党的报纸则以组织由尚加尔涅指挥的议会军相威胁。根据宪法，秩序党是有权这样做的。它只要任命尚加尔涅为国民议会议长，并调来任何数量的军队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就够了。由于尚加尔涅实际上还统率着军队和巴黎国民自卫军，并且正等待和军队一起被调用，所以秩序党是可以更加放心地这样做的。波拿巴派的报纸甚至还不敢否认国民议会直接调动军队的权利，提出这种法律上的问题在当前局势下是不会有什么成效的。军队将听从国民议会调遣，这是可能的，要知道，波拿巴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才在巴黎找到两位将军（巴拉盖·狄利埃和圣让·丹热利）愿意在把尚加尔涅撤职的命令上签名。但是秩序党本身是否能在自己的队伍中和议会里找到通过这种决定所必需的票数，就很成问题了，要知道，过了一个星期就有286 个议员脱离了秩序党，而且山岳党甚至在1851年◎第645页◎12月，在最后的决定性的时刻还否决了这样的提议。不过，卫戍官们这时也许还能发动他们党内的群众去建立丰功伟绩，即藏身于枪林之后，并利用投到它阵营中的军队的帮助。可是，卫戍官先生们并没有这样做，1月6日晚上他们到爱丽舍宫去，希望用政治手段和论据规劝波拿巴放弃把尚加尔涅撤职的决定。劝谁就是承认谁是主事人。波拿巴由于卫戍官们的这种做法而增加了勇气，1月12日他任命了新内阁，旧内阁的首领富尔德和巴罗什两人继续留任。圣让·丹热利当了陆军部长。《通报》（注：《通报》是法国日报《总汇通报》的简称，1789年至1901年在巴黎出版。1799年至1869年是政府的官方报纸。《通报》各期均刊登政府的法令、议会的报告以及其他官方的文件；1848年卢森堡委员会会议的报告曾刊载在该报上。——386、441、646、649、742。） 刊载了把尚加尔涅撤职的命令，他的职权划分给指挥第一师团的巴拉盖·狄利埃和指挥国民自卫军的佩罗了。社会中坚退职了，这虽然并没有使一块瓦片从屋顶上掉下来，但是使交易所的行情上涨了。秩序党既然推开了由尚加尔涅作代表表示愿意听它指挥的军队，因而把这个军队永不复返地让给了总统，这就表明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统治的使命。议会制内阁已经不存在了。秩序党现在既已丧失了控制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权力，那么它还剩下什么强制手段来同时保持议会用以统治人民的篡夺来的权力和议会用以防止总统侵犯的宪法的权力呢？什么也没有了。它现在只好求助于一些无力的原则，这些原则就连它自己也经常看作只是责成第三者遵守而使自己能更加从容行动的一般规则。我们所研究的时期，即秩序党和行政权斗争的时期的前一部分，就以尚加尔涅被撤职和军权落入波拿巴之手而结束。现在，两个权力之间的战争已经正式宣布并且已在公开进行，不过是在秩序党既失去武器又失去士兵以后罢了。国民议会已经没有内阁，没有军队，没有人民，没有社会舆论，从5月31 日通过选举法起就不再是有主权的国民的代表者了，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没有一切，逐渐变成了一个旧法国高等法院（注：旧法国高等法院是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前法国的最高司法机关，许多城市设有这种高等法院。作用最大的是巴黎高等法院，它办理国王敕令的登记，并具有所谓谏诤的权力，即对不合习惯和国家法律的敕令提出反对意见的权力。但是高等法院没有实权，因为只要国王亲自出席会议，敕令就一定要作为法律登记下来。法国大革命时期这种高等法院于1790年被解散。——646。），它让政府去行动，自己则满足于在事后发出◎第646页◎唠叨的抗议。秩序党以狂怒迎接了新的内阁。贝多将军提醒大家记住常任委员会在议会休会期间的温和态度，记住它由于过分慎重而拒绝把自己的议事记录公布出来。这时内务部长（注：比·茹·巴罗什。——编者注）自己也坚持公布这些记录，因为这些记录现在当然就像不新鲜的水一样已经走味，它暴露不出任何新的事实，对于厌倦的公众也不会有任何影响了。根据雷缪扎的建议，国民议会退回到自己的各委员会，任命了一个“非常措施委员会”。巴黎不越出自己平常生活的常轨一步，尤其是因为这时贸易繁荣，工厂开工，粮价低廉，食品丰富，储蓄银行每天都收到新存款。议会所喧嚷的“非常措施”，不过是在1月18 日通过了对内阁的不信任案罢了，而关于尚加尔涅将军连提都没有提到。秩序党不得不这样来提出自己的不信任案，是为了保证自己取得共和党人的票数，因为在内阁的一切措施中共和党人只赞成尚加尔涅被撤职一项，而秩序党实际上也不能非难其余的措施，因为这些措施是它自己迫使内阁采取的。1月18日的不信任案以415票对286票通过，就是说，只是由于极端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同纯粹共和党人和山岳党人（注：1793-1795年的山岳派，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在国民公会开会时坐在大厅左侧的最高处而得名。代表人物有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等。其成员大都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1792年10月，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山岳派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的同义语。1848-1851年的山岳派，指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集合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其领袖人物为赖德律－洛兰、皮阿等人。以路·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一派。他们自称是1793-1795年法国国民公会中的山岳派思想的继承人。1849年2月后该派又称新山岳派。——21、402、413、422、434、471、584、606、610、629、647、660、674。）的联合才得以通过。这就证明，秩序党不只失去了内阁，不只失去了军队，而且在自己和波拿巴的冲突中失去了自己的独立的议会多数；由于狂热地倾向妥协，由于害怕斗争，由于软弱，由于顾及亲属而眷恋国家薪俸，由于指望获得阁员的空缺（如奥迪隆·巴罗），由于那种经常使平庸的资产者为某种个人动机而牺牲本阶级的总的利益的庸俗的利己主义，一部分议员已经从秩序党阵营中开了小差。波拿巴派的议员们从最初起就只是在对革命进行斗争时才依附于◎第647页◎秩序党。天主教党的首领蒙塔朗贝尔在那时已经把他个人的势力投到波拿巴方面，因为他已不相信议会党的生命力了。最后，这个党的首领们，奥尔良派的梯也尔和正统派的贝里耶，不得不公开宣称自己是共和派，不得不承认说，虽然他们的心是保皇派，而头却是共和派，议会制共和国是整个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唯一可能的形式。一句话，他们不得不在资产阶级眼前把他们在议会背后继续努力从事的复辟计谋咒骂为危险而愚蠢的阴谋。1月18日的不信任案是对内阁阁员的打击，而不是对总统的打击。可是撤换尚加尔涅的并不是内阁，而是总统。秩序党不应当向波拿巴本人问罪吗？不应当以他的复辟欲望作为罪名吗？可是，这种复辟欲望只不过是补充了秩序党自己的复辟欲望罢了。不应当以他在阅兵和十二月十日会中的阴谋活动作为罪名吗？可是，秩序党早已把这些问题埋葬在一堆日常议程下面了。不应当以他撤换了1 月29日和6月13日的英雄，即撤换了1850年5月曾威胁遇有叛乱发生时就四处放火烧光巴黎的那个人作为罪名吗？可是，秩序党的山岳党同盟者和卡芬雅克甚至根本不让它以正式表示同情来把倒台的社会中坚扶起来。秩序党自己不能否认总统拥有由宪法赋予他的撤换将军的权力。秩序党之所以气愤，只是因为总统把自己由宪法赋予的权力当作反对议会的手段。可是，秩序党自己岂不是也不断地（特别是在废除普选权时）把它的议会特权当作违犯宪法的手段吗？因此，秩序党只好严格地在议会范围以内活动。1848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议会迷，染有这种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失去一切理智，失去一切记忆，失去对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只有这种议会迷才可以说明，为什么秩序党在它已亲手消灭了议会势力的一切条件并在它反对其他阶级的斗争中不得不消灭了这些条件之后，仍然◎第648页◎把它的议会胜利看作胜利，并且以为打击了总统的内阁阁员也就是打击了总统本人。这样，秩序党只是让总统得到一次机会在国民面前重新凌辱国民议会罢了。1月20日，《通报》（注：《通报》是法国日报《总汇通报》的简称，1789年至1901年在巴黎出版。1799年至1869年是政府的官方报纸。《通报》各期均刊登政府的法令、议会的报告以及其他官方的文件；1848年卢森堡委员会会议的报告曾刊载在该报上。——386、441、646、649、742。）报道说，内阁全体辞职已被批准。波拿巴把已经没有一个议会党占据多数（这点已由1月18日的投票，即山岳党和保皇党联合产生的果实所证明），而新的多数又尚待形成作为借口，任命了一个所谓的过渡内阁，其中没有一个人是议会议员，全都是些毫不知名的和微不足道的人物，这是个纯粹由一些听差和司书组成的内阁。秩序党现在可以把自己的精力花费在跟这些傀儡打交道上面了；而行政权则不再认为自己在国民议会中需要有什么认真的发言人了。波拿巴的内阁阁员越是成为单纯的哑配角，波拿巴就越是明显地把全部行政权集中在他一人身上，越容易利用行政权来达到个人目的。为了报复，秩序党和山岳党联合在一起否决了给予总统180 万法郎补助金的提案，这个提案是由十二月十日会的首领命令他的听差阁员们提出来的。这一次，问题是由不过102票的多数票决定的，由此可见，秩序党从1月18日以来又丧失了27票；它的解体又进了一步。同时，为了使人不致对它和山岳党联合的用意发生丝毫怀疑，它甚至对189 名山岳党人所署名提出的关于大赦政治犯的议案不屑一顾。只要那个叫作瓦伊斯的内务部长出来声明说，安宁只是表面的安宁，有人在加紧进行秘密鼓动，到处都有人组织秘密团体，民主报纸又准备重新出版，从各省传来不利的消息，日内瓦的流亡者正在主持一个通过里昂遍及法国南部全境的阴谋活动，法国处于工商业危机的前夜，鲁贝市的厂主们缩短了工作时间，贝勒岛（注：贝勒岛是比斯开湾的一个岛。1849年-1857年是法国囚禁政治犯的地方，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参加者奥古斯特·布朗基也被囚禁在这里。——649。）的囚犯已经骚动起来——只要瓦伊斯这么一个人唤来赤色幽灵，秩序党不经讨论就立刻否决一个将使国民议会获得极大的声望并迫使波拿巴重新投入它的怀抱的提案。秩序党本来◎第649页◎不应当被行政权所描绘的新骚动的远景吓住，而应当让阶级斗争有些活动余地，以便把行政权控制在从属于自己的地位。可是，秩序党没有感觉到自己有能力担负这种玩火的任务。可是，所谓的过渡内阁却一直勉强维持到4月中旬。波拿巴不断地以组织新内阁的把戏来搅扰和愚弄国民议会。他时而表示要组织一个有拉马丁和比约参加的共和党内阁，时而表示要组织一个不免要有奥迪隆·巴罗（凡是需要有个易于愚弄的蠢才时总是少不了他）参加的议会制内阁，时而又表示要组织一个有瓦蒂梅尼尔和贝努瓦·达济参加的正统派内阁，时而又表示要组织一个有马尔维尔参加的奥尔良派内阁。波拿巴用这种方法使秩序党各派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并以共和党内阁的出现以及因此必然会使普选权恢复的远景来恫吓整个秩序党，同时他又竭力让资产阶级相信，他组织议会制内阁的真诚努力由于保皇派集团的不调和态度而受挫。而资产阶级呢，日益逼近的普遍商业危机越是给社会主义在城市中招募信徒，而低落得招致破产的粮价越是给社会主义在农村中招募信徒，它就越是响亮地要求“强有力的政府”，越是认为使法国陷于“没有行政”的状态是不可宽恕的。商业萧条日益加重，失业者显著增多，巴黎至少有一万工人没有饭吃，在鲁昂、米卢斯、里昂、鲁贝、图尔宽、圣艾蒂安、埃尔伯夫等地，无数的工厂停了工。在这种情况下，波拿巴就敢于在4月11日恢复了1月18日的内阁，除了鲁埃、富尔德、巴罗什及其他先生们而外，还添进了莱昂·福适先生，这个福适先生曾因散发伪造的电讯而被制宪议会在最后几天一致（除五个内阁阁员外）投了不信任票。这样，国民议会在1月18日取得了对内阁的胜利，它和波拿巴斗了三个月，只不过是为了在4月11 日让富尔德和巴罗什能够把清教徒福适当作第三者接受到自己的内阁同盟中去而已。◎第650页◎1849年11月，波拿巴满足于非议会制内阁，1851年1 月他满足于超议会制内阁，而到4月11日，他已经觉得有充分的力量来组织一个反议会制内阁了，这一内阁把两个议会——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即共和派议会和保皇派议会所表示的不信任协调地结合在自己身上。内阁的这种演变，是议会可以用来测定其体温下降的温度计。这种体温到4月底已经降得非常之低，甚至佩尔西尼能够在私人谈话中建议尚加尔涅投到总统方面去。他向尚加尔涅保证：波拿巴认为国民议会的势力已经彻底消灭，并且已经拟定了预备在政变后发表的宣言，这个政变已经经过深思熟虑，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又延迟下来。尚加尔涅把这个讣告通知了秩序党的首领们。但是谁会相信臭虫咬人能致人于死命呢？议会虽然已经虚弱无力，完全瓦解，奄奄一息，但是它毕竟还不能使自己把和十二月十日会的小丑一般的头子的决斗看作一种不同于和臭虫的决斗。然而波拿巴像阿革西拉乌斯回答国王亚奇斯那样回答了秩序党：“你把我看作蚂蚁，但是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狮子的。”（注：马克思在这里套用了古希腊作家阿泰纳奥斯（2-3世纪）的著作《哲人宴》中的一个情节。埃及法老泰俄斯讥笑带兵前来支援他的斯巴达王阿革西拉乌斯身材矮小，他说：“山怀孕了，宙斯很吃惊，但山生了个老鼠。”阿革西拉乌斯回答说：“您把我看作老鼠，但是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狮子的”。——651。）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四）*（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针对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的政变而撰写的一部评述法国政局的著作。1851年12月2日政变后不久，马克思动笔撰写这部著作。在撰写过程中，马克思经常同恩格斯交换看法。除了英法两国的书刊和官方资料之外，马克思还利用了寄自巴黎的私人书信。这部著作原来准备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魏德迈在美国筹办的德文周刊《革命》上连续发表。最初计划大致写三篇，但在撰写过程中不断扩充，最后共写了七篇，于1852年3月25日前完稿。《革命》周刊1852年1月只出了两期，因经济困难而停刊。1852年5月，魏德迈以单行本形式将这部论著作为不定期刊物《革命》的第一期出版，然而，他在扉页和自己写的前言中误将标题写成了《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1869年，这部著作由汉堡出版商奥·迈斯纳在德国汉堡再版。再版前，马克思重新审订了原文，改正了大量的印刷错误，删去了重复的语句，节略了某些段落，把书名改正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并亲自写了第2版序言。这里发表的中译文是根据1869年的版本译出的。马克思对1852年版本所做的重要改动，均在脚注中作了说明。马克思逝世后，这部著作于1885年6月在汉堡出版了第3版。这个版本由恩格斯负责编辑，对第2版作了少量修辞上的改动。1891年这部著作被译成法文，当年1月7日至11月12日分32节连续发表在法国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上。同年还在法国里尔出版了单行本。另外，1889年出版了波兰文译本，1894年出版了俄文译本。法国大革命后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即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第一发动政变，改行帝制，实行军事独裁。1851年12月2日，拿破仑第一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废除共和，复辟帝制，号称拿破仑第三。马克思给自己的这部著作冠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标题，显然含有讽刺意味。——579。）六秩序党在徒劳地力图保持军权和夺回已经丧失的对于行政权的最高领导权时，不得不去跟山岳党和纯粹共和党人进行联合，这就确凿地证明，秩序党已经失去了独立的议会多数。仅仅是日历的力量、钟表的时针，在5月28 日发出了秩序党彻底瓦解的信号。5月28日是国民议会生命的最后一个年头的开始。国民议会现在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原封不动地保存宪法呢，还是把它加以修改。但是，修改宪法就不只意味着是资产阶级统治还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统治，是民主主义还是无产阶级无政府状态，是议会制共和国◎第651页◎还是波拿巴，而且意味着是奥尔良王朝还是波旁王朝！这样，在议会内部就出现了厄里斯的金苹果，秩序党内利益彼此矛盾的各个敌对派别将围绕着它展开公开的斗争。秩序党是各种不同社会成分的结合体。修改宪法的问题造成了一种政治热度，它使这个产物重又分解为它原来的各个构成部分。波拿巴派关心修改宪法的原因很简单。他们首先想废除禁止再度选举波拿巴的第45条和延长他的权力期限。共和派的立场也很简单。他们无条件地反对任何修改，认为修改宪法是反对共和国的周密的阴谋。因为他们在国民议会中拥有1/4以上的票数，而依照宪法又必须要有3/4的票数赞成才能合法地决定修改宪法和召集修改宪法的专门会议，所以他们只要计算一下自己的票数，就可以相信自己必获胜利了。他们当时确实是相信自己一定要胜利的。和这些明显的立场相反，秩序党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中。如果它拒绝修改宪法，它就会使现状受到威胁，因为这样就会使波拿巴只有使用暴力一个出路，并且会使法国在1852年5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这个决定时刻听任革命的无政府状态摆布，那时，总统是失去了权力的总统，议会是早已没有权力的议会，人民则是企图重新争得权力的人民。如果它投票支持按照宪法修改宪法，那么它知道它的表决是枉然的，它的表决一定会被共和派按照宪法进行的否决所推翻。如果它违背宪法而宣布说只要有简单多数通过就够了，那么它就只有在自己完全服从行政权的条件下才能希望制服革命；这样它就把宪法、宪法的修改和它本身一并交给波拿巴掌握了。为延长总统权力而作局部的修改，将为帝制派篡夺权力开辟道路。为缩短共和国寿命而作全面的修改，又必然会引起各个王朝的要求之间的冲突，因为波旁王朝复辟的条件和奥尔良王朝复辟的◎第652页◎条件不仅各不相同，而且是互相排斥的。议会制共和国已不仅是法国资产阶级中的两派（正统派与奥尔良派，即大地产与工业）能够平分秋色的中立地盘。它并且是他们共同进行统治的必要条件，是他们的共同阶级利益借以支配资产阶级各派的要求和社会其他一切阶级的唯一的国家形式。作为保皇派，他们又重新陷入他们旧有的对抗状态，卷入地产和金钱争夺霸权的斗争，而这种对抗状态的最高表现，这种对抗状态的化身，就是他们各自的国王，他们各自的王朝。正因为如此，秩序党总是反对召回波旁王族。奥尔良派的人民代表克雷通，在1849年、1850年和1851年曾定期地建议废除放逐王族的法令。议会同样定期地表演保皇派集会顽强地阻挡其被逐国王返国的场面。理查三世在杀死亨利六世以前曾对他说，他太好了，这个尘世容纳不了他，他的位置在天上（注：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第1幕第2场。——编者注）。保皇派认为法国太坏了，不能再有自己的国王。形势迫使他们成为共和派并屡次批准人民作出的把他们的国王逐出法国的决定。修改宪法（而这个问题由形势所迫又非讨论不可）不仅会使共和国成为问题，而且会使资产阶级两派的共同统治成为问题；不仅会使君主国有恢复的可能，而且会复活曾在君主国中轮流占有特权地位的那些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复活资产阶级两派之间争夺霸权的斗争。秩序党的外交家们希望以两个王朝的结合，即以各个保皇派和它们的王室的所谓融合来中止这一斗争。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真正融合便是议会制共和国，在这一共和国中，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双方的色彩都脱落了，各类的资产者都消融为一般的资◎第653页◎产者，消融为资产者这个类属了。现在奥尔良派应当变成正统派，正统派应当变成奥尔良派。体现着他们的互相对抗的君主国，应当成为他们彼此统一的化身；他们互相排斥的派别利益的表现，应当成为他们的共同的阶级利益的表现；君主国应当完成只有废除两个君主国，只有共和国才能完成和已经完成的任务。这就是秩序党的术士们绞尽脑汁制造出来的哲人之石。仿佛正统派的君主国可能在什么时候变成工业资产者的君主国，或是资产者王权可能在什么时候变成世袭土地贵族所拥有的王权。仿佛地产和工业能够在一顶王冠下面称兄道弟，可是王冠只能落到一个人头上——不是落到哥哥头上，就是落到弟弟头上。仿佛在地产还没有决心自动变成工业财产以前，工业可以完全和地产和解。如果亨利五世明天逝世，巴黎伯爵仍然不会成为正统派的国王，除非他不再作奥尔良派的国王。但是，从事融合的哲人随着宪法修改问题被提到首位而自我膨胀起来，把《国民议会报》（注：《国民议会报》是法国正统君主派的日报，1848-1857年在巴黎出版。1848-1851年它反映了拥护两个保皇集团——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融合的观点。——474、654。）变成自己的正式的机关日报，并且现在（1852年2 月）又在努力活动——这些哲人认为一切困难都是由于两个王朝的对抗和竞争。想使奥尔良王室和亨利五世和解的企图，从路易－菲力浦逝世时就已经开始，但这种企图也像只是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在幕间小节目中，在后台进行的一切王朝阴谋一样，与其说是郑重的事情，不如说是对旧日迷信的卖弄风情，这种企图现在已经变成大型政治历史剧，秩序党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把它当作票友戏，而是把它搬上公开的舞台。信使不断从巴黎奔到威尼斯（注：19世纪50年代为尚博尔伯爵的驻地。——编者注），再从威尼斯奔到克莱尔蒙特，又从克莱尔蒙特奔到巴黎。尚博尔伯爵发表了一个宣言，他在这个宣言中“靠他全家族的支持”，宣布“国民的”、而不是他自己的复辟。奥尔良派的萨尔万◎第654页◎迪跪倒在亨利五世脚下，正统派的首领贝里耶、贝努瓦·达济和圣普里跑到克莱尔蒙特去劝说奥尔良王室，但是徒劳无功。融合派在太晚的时候才觉察到，资产阶级两派的利益既然集中地表现为家族利益即两个王室的利益，那么，它们的利益就会互相排斥，而不会互相通融。假定亨利五世承认巴黎伯爵是他的继承人（这是融合派在最好的场合所能指望的唯一成就），那么奥尔良王室除了因亨利五世没有后嗣本来就一定能够获得的东西外，并不会得到别的权利，可是它会因此丧失它从七月革命获得的一切权利。奥尔良王室将放弃自己旧日的要求，放弃它在差不多100年的斗争中从波旁王室长系手里夺得的一切权利，它将要为了宗教的特权而放弃自己的历史特权，即现代君主国的特权。所以，融合无非就是奥尔良王室自愿退让，向正统派让权，忏悔地从新教国教后退到天主教国教。这种后退甚至不可能把奥尔良王室送上它所失去的王位，而只能把它送上它诞生时所占据的王位的台阶。旧日的奥尔良派阁员基佐、杜沙特尔等人，也赶快跑到克莱尔蒙特那里去为融合游说，实际上他们只是表现了七月革命后的沮丧，表现了对资产者王权和资产者所拥有的王权的失望，表现了对正统派的迷信，把它作为防止无政府状态的最后的护符。他们自命为奥尔良王室和波旁王室之间的调停者，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奥尔良派的变节分子，而茹安维尔亲王就是把他们当作这种人来看待的。然而，奥尔良派富有生命力的、好战的那部分人，如梯也尔、巴兹等，却因此更容易使路易－菲力浦家族确信，既然君主制的任何直接的复辟都要以两个王朝的融合为前提，而任何这样的融合又都要以奥尔良王室引退为前提，那么，暂且承认共和国，等到事变允许把总统的安乐椅变成王位时再说，这样做是和他们先辈的传统完全相适合的。起初有传言说茹安维尔要当共和国总统的候选人，公众的好奇心被激发◎第655页◎起来了，过了几个月，到9月间，在宪法修改案已被否决以后，这个候选人就被公开宣布了。这样一来，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之间搞保皇主义融合的企图，不仅遭到了失败，而且还破坏了他们在议会中的融合，破坏了把他们联合起来的共和国形式，把秩序党又分解成原来的各个构成部分。但是，克莱尔蒙特和威尼斯之间越是疏远，它们之间的关系越是近于决裂，有利于茹安维尔的煽动越是加紧，波拿巴的内阁阁员福适和正统派之间的谈判，也就越是热烈，越是认真了。秩序党的解体还不止于它分解成原来的构成部分。这两大派别中的每一派，又都继续分解下去。看来，先前两大营垒中的每一个营垒（不论是正统派或奥尔良派）内部曾经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一切旧有色彩，如同干纤毛虫碰到了水一样，又都重新活起来了。看来，他们又重新获得了充分的生命力，能够形成具有互相对立的独立利益的各个派别了。正统派在梦中回味土伊勒里宫和马松阁之间的争吵、维莱尔和波林尼雅克之间的争吵（注：指复辟时期正统派阵营中在策略上的意见分歧。路易十八和让·维莱尔主张谨慎从事，而达尔图尔伯爵（1824年起为国王查理十世）和茹·波林尼雅克却不顾法国局势的变化，主张完全恢复革命前的秩序。巴黎的土伊勒里宫是路易十八的皇宫，马松阁是宫里的建筑之一，复辟时期是达尔图尔伯爵的府邸。——656。）。奥尔良派重温基佐、摩莱、布罗伊、梯也尔和奥迪隆·巴罗之间比武的黄金时代。秩序党中有一部分人赞成修改宪法，可是对于修改的范围，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在这一部分人中，有贝里耶和法卢为一方所领导和拉罗什雅克兰为另一方所领导的正统派，有摩莱、布罗伊、蒙塔朗贝尔和奥迪隆·巴罗领导的那些在斗争中疲倦了的奥尔良派；这一部分人和波拿巴派的议员一致提出了如下一个含义广泛而不明确的建议：“下面署名的议员建议把宪法加以修改，目的在于把完全实现国民主权的可能性还给国民。”◎第656页◎同时，这些议员通过自己的报告人托克维尔一致声称：国民议会无权建议废除共和国，这个权利只能属于为修改宪法而召集的议会。此外，他们声称，宪法只能在“合法的”基础上，就是说，只有在按照宪法规定的3/4 的多数票赞成修改时才能修改。经过六天的激烈讨论之后，7 月19日，宪法修改案果然被否决了。赞成修改的有446票，反对修改的有278票。极端的奥尔良派梯也尔、尚加尔涅等人在表决时和共和派及山岳党采取了一致行动。这样，议会的多数表示反对宪法，而宪法本身却表示拥护议会的少数，认为议会少数的决议具有约束力。可是，秩序党在1850年5月31日和1849年6月13日岂不都曾经把议会多数置于宪法之上吗？它以前的全部政策岂不都是以宪法条文服从议会多数决议为基础的吗？它不是曾经让民主派以迷信旧约的态度去对待法律的字眼，并因为这种迷信而处罚了民主派吗？可是目前，修改宪法无非就是要延长总统掌权的期限，而延长宪法的寿命无非就是要罢免波拿巴。议会表示拥护波拿巴，但是宪法表示反对议会。所以，当波拿巴撕毁宪法时，他的行动是合乎议会精神的，而当他解散议会时，他的行动又是合乎宪法精神的。议会宣布宪法，同时也就是宣布议会本身的统治处在“多数之外”；议会以自己的决议废除了宪法，延长了总统掌权的期限，同时也就是宣布说，当它本身还继续存在时，宪法既不能死亡，总统的权力也不能生存。它未来的掘墓人已经站在门前了。当议会正忙于讨论修改宪法的问题时，波拿巴撤销了表现得不坚决的巴拉盖·狄利埃将军第一师指挥官的职务，任命马尼昂将军继任该职，这位将军是里昂的胜利者，十二月事变的英雄，波拿巴的爪牙之一，早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就由于布洛涅征讨事件多多少少地替波拿巴出了丑。◎第657页◎秩序党关于修改宪法的决议表明，它既不能统治，又不能服从；既不能生，又不能死；既不能容忍共和国，又不能推翻共和国；既不能维护宪法，又不能废除宪法；既不能和总统合作，又不能和总统决裂。它究竟是期待谁来解决一切矛盾呢？期待日历，期待事变的进程。它不再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事变。这样，它就把自己交给事变支配，交给一种力量支配，它在反对人民的斗争中已经向这种力量让出了一个又一个属性，直至它自己在这种力量面前变得毫无权力为止。为了使行政权的首脑能够更顺利地定出对付它的战斗计划，加强自己的进攻手段，选择自己的工具和巩固自己的阵地，秩序党就在这个紧急关头决定退出舞台，使议会从8月10日到11月4日休会三个月。不仅议会党分裂为原来的两大集团，不仅其中的每一个集团又各自再行分裂，而且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议会外的秩序党也分裂了。资产阶级的演说家和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刊，一句话，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资产阶级自己，代表者和被代表者，都互相疏远了，都不再互相了解了。外省的正统派，由于眼界狭小和过分热情，责备他们的议会领袖贝里耶和法卢投奔波拿巴阵营和背叛了亨利五世。他们的百合花（注：百合花是波旁王朝的徽号，紫罗兰是奥尔良王朝的标志。——412、611、658。） 的头脑只相信造孽行为，不相信外交手腕。商业资产阶级和它的政治家之间的分裂，更加危险，更具有决定的意义。正统派责备自己的政治家背弃了原则，而商业资产阶级却正好相反，责备自己的政治家忠实于已经变得无用的原则。前面我已经指出，自从富尔德加入内阁以来，那一部分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握有绝大部分权力的商业资产阶级，即金融贵族，已经变成波拿巴派了。富尔德不仅在交易所中维护波拿巴的利益，而且也在波拿巴面前维护交易所的利益。关于金融贵族的态度，他◎第658页◎们的欧洲机关刊物即伦敦的《经济学家》（注：《经济学家》是英国的经济、政治周刊，1843年起在伦敦出版；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659、694、721、728、747。）杂志中的一段话作了最贴切的说明。这个杂志在1851年2月1日那一期上发表了如下的巴黎通讯：“现在我们从各方面都得到证实，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总统在他致立法议会的咨文中声明了这一点；国民讲台上也有人响应了这一点；报纸上再三重复说到这一点；教堂的教坛上也宣扬这一点；国家证券对于最小的破坏安宁的事件的敏感以及它们在行政权每次胜利时的稳定，也证明这一点。”《经济学家》杂志在1851年11月29日那一期上以自己的名义宣称：“在欧洲所有的证券交易所中，总统现在已被公认为秩序的卫士。”可见金融贵族指责秩序党对行政权进行的议会斗争是破坏秩序，而把总统每次对它那些所谓的代表们的胜利当作秩序的胜利来欢呼。这里所说的金融贵族，应当了解为不只是那些大国债经纪人和大国家证券投机者，这些人的利益当然是和国家政权的利益相吻合的。全部现代金融业，全部银行业，都是和社会信用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银行的部分营业资本必然要投入容易兑现的国家证券以收取利息。银行存款，即交给银行并由银行在商人和工业家之间分配的资本，有一部分是从国家债权人的红利中得来的。既然在一切时代国家政权的稳定对整个金融市场和这种金融市场的牧师们来说是摩西和先知，那么现在，当任何大洪水都有把旧的国家连同旧的国债一并从地面上冲掉的危险时，又怎能不是这样呢？狂热地渴望秩序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因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行政权发生争吵而感到烦恼。梯也尔、昂格勒斯、圣贝夫等人在1月18 日因尚加尔涅免职事件投票以后，也受到他们的选民们（而且◎第659页◎正是工业区的选民）的公开谴责，特别是他们跟山岳党（注：1793-1795年的山岳派，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在国民公会开会时坐在大厅左侧的最高处而得名。代表人物有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等。其成员大都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1792年10月，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山岳派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的同义语。1848-1851年的山岳派，指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集合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其领袖人物为赖德律－洛兰、皮阿等人。以路·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一派。他们自称是1793-1795年法国国民公会（见注21）中的山岳派思想的继承人。1849年2月后该派又称新山岳派。——21、402、413、422、434、471、584、606、610、629、647、660、674。）成立联盟的行为被指斥为背叛秩序。如果说，像我们所已经看到的，秩序党和总统的斗争不过是些言过其实的嘲弄和琐屑无聊的攻讦，不配受到好的待遇，那么，另一方面，对这部分要求自己的代表们顺从地把军权从自己的议会手中奉送给冒险的王位追求者去掌握的资产阶级，就连那些曾为他们的利益而采用过的攻讦手段也不值得采取了。这部分资产阶级表明，为了保持他们的公共利益、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政治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是有碍于他们私人的事情的，因而只是使他们感到痛苦和烦恼。当波拿巴巡游各地时，外省城市的资产阶级显贵、市政官员、商业法庭的法官等等，到处都几乎毫无例外地以极卑屈的态度迎接他，甚至当他在第戎公开地攻击国民议会，特别是攻击秩序党的时候，也是这样欢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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