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5

此外，还存在着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相矛盾的。”这种责难归结为什么呢？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但是，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第292页◎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不过，我们还是把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撇开吧。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注：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使进一步向旧的社会制度进攻成为必要”。——编者注）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2.征收高额累进税。3.废除继承权。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第293页◎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7.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注：“对立”在1872、1883 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差别”。——编者注）逐步消灭。（注：在1888 年英文版中这一条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编者注）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注：“联合起来的个人”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巨大的全国联合体”。——编者注）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注：“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消灭了阶级本身”。——编者注），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第294页◎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1.反动的社会主义（甲）封建的社会主义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注：七月革命指1830年7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814年拿破仑第一帝国垮台后，代表大土地贵族利益的波旁王朝复辟，它竭力恢复封建专制统治，压制资本主义的发展，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加剧了资产阶级同贵族地主的矛盾，激起了人民的反抗。1830年7月27日至29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金融资产阶级攫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为首的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295、377。）和英国的改革运动（注：政治权力，在19世纪20年代末提出改革议会选举的要求，经过几年斗争，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迫使英国议会于1832年6月通过了选举法改革法案。这次改革削弱了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加强了工业资产阶级在议会中的地位。——295。）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注：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这里所指的不是1660-1689年英国的复辟时期，而是1814-1830年法国的复辟时期”。——编者注）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作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第295页◎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一部分法国正统派（注：正统派指法国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的利益的波旁王朝（1589-1792年和1814-1830年）长系的拥护者。1830年波旁王朝第二次被推翻以后，正统派就组成政党。在反对以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良派王朝时，一部分正统派常常抓住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标榜自己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的观点叫作封建的社会主义。这里的“第一代法兰西正统派”是指那些极端仇视法国革命的保皇派著作家和政客。——296、383、396、422、622。）和“青年英国”（注：“青年英国”是由英国托利党（见注33）中的一些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组成的集团，成立于19世纪40年代初，主要代表人物是本·迪斯累里、托·卡莱尔等。他们维护土地贵族的利益，对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不满，企图用蛊惑手段把工人阶级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并利用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296。），都演过这出戏。封建主说，他们的剥削方式和资产阶级的剥削不同，那他们只是忘记了，他们是在完全不同的、目前已经过时的情况和条件下进行剥削的。他们说，在他们的统治下并没有出现过现代的无产阶级，那他们只是忘记了，现代的资产阶级正是他们的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不过，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批评的反动性质，他们控告资产阶级的主要罪状正是在于：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有一个将把整个旧社会制度炸毁的阶级发展起来。他们责备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因此，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词，屈尊拾取金苹果（注：“金苹果”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工业树上掉下来的金苹果”。——编者注），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注：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这里主要是指德国，那里的土地贵族和容克通过管事自行经营自己的很大一部分土地，他们还开设大规模的甜菜糖厂和土豆酒厂。较富有的英国贵族还没有落到这种地步；但是，他们也知道怎样让人家用他们的名义创办颇为可疑的股份公司，以补偿地租的下降”。——编者注）。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第296页◎过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财产，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乙）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封建贵族并不是被资产阶级所推翻的、其生活条件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日益恶化和消失的唯一阶级。中世纪的城关市民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在工商业不很发达的国家里，这个阶级还在新兴的资产阶级身旁勉强生存着。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但是，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甚至觉察到，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中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不仅对法国而且对英国来说都是这类著作家的首领。这种社会主义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积聚、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风尚、旧家庭关系和◎第297页◎旧民族性的解体。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农业中的宗法经济，——这就是它的结论。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注：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一句是：“最后，当顽强的历史事实把自我欺骗的一切醉梦驱散的时候，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就化为一种可怜的哀愁”。——编者注）（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文字表现，这种文献被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这样，第一次法国革命的要求，在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看来，不过是一般“实践理性”的要求，而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的表现，在他们心目中◎第298页◎就是纯粹的意志、本来的意志、真正人的意志的规律。德国著作家的唯一工作，就是把新的法国的思想同他们的旧的哲学信仰调和起来，或者毋宁说，就是从他们的哲学观点出发去掌握法国的思想。这种掌握，就像掌握外国语一样，是通过翻译的。大家知道，僧侣们曾经在古代异教经典的手抄本上面写上荒诞的天主教圣徒传。德国著作家对世俗的法国文献采取相反的作法。他们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法国人对货币关系的批判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在法国人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批判下面写上所谓“抽象普遍物的统治的扬弃”，等等。这种在法国人的论述下面塞进自己哲学词句的做法，他们称之为“行动的哲学”、“真正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论证”，等等。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就这样被完全阉割了。既然这种文献在德国人手里已不再表现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于是德国人就认为：他们克服了“法国人的片面性”，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这种曾经郑重其事地看待自己那一套拙劣的小学生作业并且大言不惭地加以吹嘘的德国社会主义，现在渐渐失去了它的自炫博学的天真。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和专制王朝的斗争，一句话，自由主义运动，越来越严重了。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得到了一个好机会，把社会主义的◎第299页◎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德国的社会主义是这种批判的可怜的回声）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这种社会主义成了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随从——僧侣、教员、容克和官僚求之不得的、吓唬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稻草人。这种社会主义是这些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了这些政府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武器，那么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在德国，16世纪遗留下来的、从那时起经常以不同形式重新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是现存制度的真实的社会基础。保存这个小资产阶级，就是保存德国的现存制度。这个阶级胆战心惊地从资产阶级的工业统治和政治统治那里等候着无可幸免的灭亡，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本的积聚，另一方面是由于革命无产阶级的兴起。在它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能起一箭双雕的作用。“真正的”社会主义像瘟疫一样流行起来了。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给自己的那几条干瘪的“永恒真理”披上一件用思辨的蛛丝织成的、绣满华丽辞藻的花朵和浸透甜情蜜意的甘露的外衣，这件光彩夺目的外衣只是使他们的货物在这些顾客中间增加销路罢了。◎第300页◎同时，德国的社会主义也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就是充当这种小市民的夸夸其谈的代言人。它宣布德意志民族是模范的民族，德国小市民是模范的人。它给这些小市民的每一种丑行都加上奥秘的、高尚的、社会主义的意义，使之变成完全相反的东西。它发展到最后，就直接反对共产主义的“野蛮破坏的”倾向，并且宣布自己是不偏不倚地超乎任何阶级斗争之上的。现今在德国流行的一切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属于这一类卑鄙龌龊的、令人委靡的文献。（注：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1848年的革命风暴已经把这个可恶的流派一扫而光，并且使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再也没有兴趣搞社会主义了。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和典型人物是卡尔·格律恩先生”。——编者注）2.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这一部分人包括：经济学家、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状况改善派、慈善事业组织者、动物保护协会会员、戒酒协会发起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小改良家。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甚至被制成一些完整的体系。我们可以举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作为例子。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第301页◎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它所统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把这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体系。它要求无产阶级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这种社会主义的另一种不够系统、但是比较实际的形式，力图使工人阶级厌弃一切革命运动，硬说能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的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改革，而仅仅是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关系的改变。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所理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绝对不是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废除，而是一些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行政上的改良，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至多只能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财政管理。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它变成纯粹的演说辞令的时候，才获得自己的适当的表现。自由贸易！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关税！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单身牢房！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唯一认真说出的最后的话。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3.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里，我们不谈在现代一切大革命中表达过无产阶级要求的文献（巴贝夫等人的著作）。◎第302页◎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诚然，这些体系的发明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本身中的瓦解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由于阶级对立的发展是同工业的发展步调一致的，所以这些发明家也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他们就去探求某种社会科学、社会规律，以便创造这些条件。社会的活动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要由一种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诚然，他们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主要是代表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但是，由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由于他们本身的生活状况，他们就以为自己是高高超乎这种阶级对立之上的。他们要改善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状况，甚至生活最优裕的成员也包括在内。因此，他◎第303页◎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他们以为，人们只要理解他们的体系，就会承认这种体系是最美好的社会的最美好的计划。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这种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描绘，在无产阶级还很不发展、因而对本身的地位的认识还基于幻想的时候，是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的。（注：这段话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这种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描绘，是在无产阶级还很不发展、因而对本身的地位的认识还基于幻想的时候，从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中产生的”。——编者注）但是，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也含有批判的成分。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例如消灭城乡对立（注：“城乡对立”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城乡差别”。——编者注），消灭家庭，消灭私人营利，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所有这些主张都只是表明要消灭阶级对立，而这种阶级对立在当时刚刚开始发展，它们所知道的只是这种对立的早期的、不明显的、不确定的形式。因此，这些主张本身还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第304页◎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这些信徒无视无产阶级的历史进展，还是死守着老师们的旧观点。因此，他们一贯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对立。他们还总是梦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创办单个的法伦斯泰尔，建立国内移民区，创立小伊加利亚（注：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法伦斯泰尔是沙尔·傅立叶所设计的社会主义移民区；伊加利亚是卡贝给自己的理想国和后来他在美洲创立的共产主义移民区所起的名称”。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国内移民区是欧文给他的共产主义的模范社会所起的名称。法伦斯泰尔是傅立叶所设计的社会宫的名称。伊加利亚是卡贝所描绘的那种共产主义制度的乌托邦幻想国”。——编者注），即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而为了建造这一切空中楼阁，他们就不得不呼吁资产阶级发善心和慷慨解囊。他们逐渐地堕落到上述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伙中去了，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更加系统地卖弄学问，狂热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的奇功异效。因此，他们激烈地反对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认为这种运动只是由于盲目地不相信新福音才发生的。在英国，有欧文主义者反对宪章派，在法国，有傅立叶主义者反对改革派150。四、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看过第二章之后，就可以了解共产党人同已经形成的工人政党的关系，因而也就可以了解他们同英国宪章派和北美土地改革◎第305页◎派（注：全美土地改革派即北美土地改革派又称美国“全国改革协会”，成立于1845年，是一个以手工业者和工人为核心的政治团体，宗旨是无偿地分给每一个劳动者一块土地。40年代后半期，协会宣传土地改革，反对种植场奴隶主和土地投机分子，并提出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废除农奴制、取消常备军等民主要求。许多德国手工业侨民参加了这一土地改革运动。——246、306。）的关系。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在法国，共产党人同社会主义民主党（注：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当时这个党在议会中的代表是赖德律－洛兰，在著作界的代表是路易·勃朗，在报纸方面的代表是《改革报》(改革派指法国《改革报》的支持者，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主要代表人物有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等人。他们主张建立共和国，实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改革报》是一家法国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报纸，1843年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1847年10月到1848年1月恩格斯在该报上发表过文章。——305、306、402。)。’社会主义民主党’这个名称在它的发明者那里是指民主党或共和党中或多或少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一部分人”。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当时在法国以社会主义民主党自称的政党，在政治方面的代表是赖德律－洛兰，在著作界的代表是路易·勃朗；因此，它同现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有天壤之别的”。——编者注）联合起来反对保守的和激进的资产阶级，但是并不因此放弃对那些从革命的传统中承袭下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在瑞士，共产党人支持激进派，但是并不忽略这个政党是由互相矛盾的分子组成的，其中一部分是法国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一部分是激进的资产者。在波兰人中间，共产党人支持那个把土地革命当作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政党，即发动过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注：波兰人民为了民族解放曾准备在1846年2月举行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邓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于波兰小贵族的背叛行为和普鲁士警察逮捕了起义的领袖，总起义没有成功。只有在1815年起由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共管的克拉科夫，起义者在2月22日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国民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克拉科夫起义在1846年3月初被镇压。1846年11月，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签订了关于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306、380。）的政党。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第306页◎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写于1847年12月-1848年1月1848年2月第一次以单行本形式在伦敦出版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1-504页◎第307页◎上一页目录下一页马克思和恩格斯　关于波兰的演说（注：1847年11月29日，民主派兄弟协会在伦敦举行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见注153）国际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1847年12月9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见注86）刊载了这两篇演说的全文。——308。）1847年11月29日在伦敦举行的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注：指1830年11月开始的1830-1831年反对沙皇制度的波兰解放起义。起义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波兰小贵族的手里。他们由于拒绝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废除农奴依附地位的要求，没有能够把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没有农民的支持注定了起义的失败，这次起义遭到了沙皇的残酷镇压。对这次起义的评价，可参看恩格斯的演说《论波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37-541页）和恩格斯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中的有关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38-439页）。——308。）十七周年的国际大会上马克思的演说各民族的联合和兄弟联盟，这是目前一切派别，尤其是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注：自由贸易派，即曼彻斯特学派，是19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和奖励出口，要求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税的谷物法（见注30）。1839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见注71）。40年代和50年代，自由贸易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自由党的左翼。——215、308、460、543、741。）的一句口头禅。的确，现在存在着一种各民族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这就是压迫者对付被压迫者的兄弟联盟、剥削者对付被剥削者的兄弟联盟。一个国家里在资产阶级各个成员之间虽然存在着竞争和冲突，但资产阶级却总是联合起来并且建立兄弟联盟以反对本国的无产者；同样，各国的资产者虽然在世界市场上互相冲突和竞争，但总是联合起来并且建立兄弟联盟以反对各国的无产者。要使各国真正联合起来，它们就必须有一致的利益。要使它们利益一致，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因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一些国家剥削另一些国家的条件；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只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也只有工人阶级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第308页◎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就是对民族冲突和工业冲突的胜利，这些冲突在目前使各国互相敌视。因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毫无疑问，旧波兰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绝对不希望它恢复。不过不复存在的不仅是旧波兰。旧德国、旧法国、旧英国，——整个旧社会都已经不复存在了。旧社会的失去对于在那个社会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的人们来说并不是一种损失，而一切现代国家里的极大多数人的处境正是这样。而且，他们必须通过旧社会的覆灭才能获得一切；旧社会的覆灭是建立一个不再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新社会的条件。在所有的国家里，英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最为尖锐。因此，英国无产者对英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对于一切被压迫者战胜他们的压迫者具有决定意义。因此，不应该在波兰解放波兰，而应该在英国解放波兰。因此，你们宪章派（注：宪章派是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行包括要求普选权和一系列为工人保证此项权利的许多条件的人民宪章（见注31）。英国工人阶级为实现人民宪章掀起了广泛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由于资产阶级收买工人上层和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到50年代中期运动终于失败。宪章派的领导机构是“全国宪章派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哈尼、琼斯等。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见本选集第3卷第712页）。列宁把宪章运动称作“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193、215、305、309。）不应该仅限于说出解放各民族的善良愿望。打倒你们国内的敌人，那时你们就可以自豪地感到，你们消灭了整个旧社会。恩格斯的演说我的朋友们，请允许我今天作为例外，以一个德国人的身分来讲几句话。我们德国的民主主义者特别关心波兰的解放。正是德国的君主们曾经从瓜分波兰中得到好处，正是德国的士兵直到现在还在压迫加利西亚和波森。我们德国人，我们德国民主主义者，首先应当洗刷我们民族的这个污点。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因此，只要波兰没有从德国人◎第309页◎压迫下解放出来，德国就不可能获得解放。正因为这样，波兰和德国才有着一致的利益，也正因为这样，波兰的和德国的民主主义者才能够为解放两个民族而共同努力。我也认为，导致民主主义胜利、导致欧洲各国解放的首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打击将来自英国的宪章派；我在英国已经住了几年，并且在这段时间内公开地参加了宪章运动。英国的宪章派将第一个奋起，因为正是在英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最为激烈。为什么最为激烈呢？因为由于现代工业，由于运用机器，英国一切被压迫阶级已经汇合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庞大阶级，即无产阶级；由于这种原因，对立方面的一切压迫阶级也联结成为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这样，斗争便简单化了，因此只要一次重大的打击就能解决这种斗争。难道不是这样吗？贵族在英国已不再拥有任何权力，资产阶级独揽大权，并使贵族受自己的控制。跟资产阶级对抗的是众志成城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战胜统治者资本家的时刻已经日益临近了。过去使工人的各个部分互相分离的那种对立的利益已经消除，所有工人的生活水平已经趋于平均化，这一切你们都应归功于机器生产；没有机器生产就不会有宪章运动，即使机器生产使你们现在的处境恶化，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胜利才有可能。不仅在英国，就是在所有别的国家里，机器生产对工人的影响也都是如此。在比利时、美国、法国和德国，机器生产使一切工人的生活水平都平均化了，并且越来越平均；所有这些国家里的工人现在的共同利益，就是推翻压迫他们的阶级——资产阶级。各民族工人生活水平的平均化，他们的党派利益的一致，都是机器生产的结果，因此机器生产仍然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从这里我们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既然各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是相同的，既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的敌人也是相同的，那么他们就应当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各国工人的兄弟◎第310页◎联盟来对抗各国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载于1847年12月9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98号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09-412页◎第311页◎上一页目录下一页马克思　危机和反革命*（注：在德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了《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见注164），并在该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论述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种种迫切问题。马克思的《危机和反革命》这组评论柏林内阁危机的文章，共四篇。写于1848年9月11、12、13和15日，载于1848年9月12、13、14和16日《新莱茵报》第100、101、102和104号。其中第二、四篇论文和收入本选集的第三篇论文，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的标题是《危机》。——312。）科隆9月13日。柏林的危机又进了一步：同国王的冲突，昨天还仅仅估计是难免的，现在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本报读者在下面就可看到国王对内阁呈请辞职的答复（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9月10日的信中同意内阁的意见，认为普鲁士国民议会1848年9月7日的决议——要求陆军大臣发布一道命令，让反对立宪制度的军官辞职——破坏了“君主立宪的原则”，他赞同内阁以辞职来抗议议会的这种行动。——312。）。由于这封信，国王自己登上了前台，同内阁站在一边，把自己和议会对立起来。不仅如此，国王还背着议会让贝克拉特组阁，贝克拉特在法兰克福站在极右派一边，全世界早就知道，他绝不可能指望在柏林获得多数。国王的信是由奥尔斯瓦尔德先生副署的。奥尔斯瓦尔德先生以这种方式把国王推到前面去以掩饰他自己的可耻的退缩，同时，他在议会面前却企图躲在立宪原则后面践踏这一原则，破坏国王的声誉，并激起建立共和国的要求。对这一切奥尔斯瓦尔德先生是要承担责任的！大臣们高喊：立宪原则！右派高喊：立宪原则！《科隆日报》（注：《科隆日报》是德国的一家日报，自1802年起在科隆出版；1848-1849年革命时期和在此以后的反动统治时期，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和背叛的政策；它经常猛烈地攻击《新莱茵报》。——312。）也以哀叹的声音无力地应和：立宪原则！“立宪原则！”难道这些先生真的这样愚蠢，以为依靠腐朽透顶的孟德斯鸠-德洛姆的分权学说，依靠陈词滥调和早就被揭穿的假象就能使德国人民摆脱1848年的风暴，摆脱日益临近的、使历◎第312页◎史上遗留下来的全部机构覆灭的危险吗？！“立宪原则！”但是，正是这些想不惜任何代价拯救立宪原则的先生们首先应当看到：在这种临时局面下，只有毅力才能拯救这一原则。“立宪原则！”难道柏林议会的表决、波茨坦和法兰克福之间的冲突、动荡、反动阴谋以及军阀的挑衅不是早就表明，我们总是不顾一切空话而始终立足于革命的基础上吗？难道不是早就表明，说我们已经立足于业已确立的完备的立宪君主制基础上的这种捏造，只会导致现在已经使“立宪原则”濒于毁灭的冲突吗？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政局下都需要专政，并且是强有力的专政。我们一开始就指责康普豪森没有实行专政，指责他没有马上粉碎和清除旧制度的残余。正当康普豪森先生陶醉于立宪的幻想时，被打垮的党派就在官僚机构和军队中巩固他们的阵地，甚至敢于在各处展开公开的斗争。为了协商宪法而召集了国民议会。它和国王是平权的。在一种临时局面下有两个平等的权力！正是康普豪森先生想借以“拯救自由”的这种分权，正是临时局面下的这种分权状态，必然会导致冲突。贵族、军阀和官僚的反革命奸党藏身于国王背后。资产阶级站在议会的多数派背后。内阁想充当调停人。但是它太软弱，不能坚决维护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并且一举推翻贵族、官僚和军阀的权力；它也太不灵活，它的财政措施每一次总是触犯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所提出的都是各个党派所不能接受的，因而正好引起了它所希望避免的冲突。在任何一种尚未组织就绪的局面下，有决定意义的不是这种或那种原则，而是salut public，即社会安宁。内阁要想防止议会和国王之间的冲突，只有遵循社会安宁的原则，并且即使自己和国王有发生冲突的危险也不畏缩。但是，内阁宁愿成为波茨坦“能够”◎第313页◎接受的内阁。它一直坚决采取各种保持社会安宁的措施(mesures dusalut public)、专制的措施来对付民主派。在梅尔克尔先生已经承认邦法（注：指1794年颁布的《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编者注）的某些条文应当废除之后又用这些旧法律来对付政治上的犯罪行为，难道不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吗？在王国各地进行大规模的逮捕，不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吗？可是内阁以保持社会安宁为由，在对付反革命时却缩手缩脚！正因为内阁对待日益猖獗的反革命采取这种温和态度，议会才不得不亲自提出保持社会安宁的措施。既然大臣们所代表的那位国王过于软弱，议会就不得不亲自过问。它通过了8月9日的决议，这就是它在这方面采取的行动。不过它的行动方式还是非常温和的，只是向大臣们提出了警告。可是大臣们却置之不理。的确，他们怎么能同意这一点呢？！8月9日的决议践踏了立宪原则，它是立法权对行政权的干预，它要消灭为了自由的利益所十分必需的分权和权力互相监督，它要把协商议会（注：马克思和恩格斯把1848年5月22日在柏林召开的普鲁士国民议会称为“协商议会”；召开这个议会的目的是“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议会把这个公式作为自己行动的基础，从而放弃了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把协商议会中的自由派称为协商派、妥协派等。1848年11月，在反革命势力进攻下，这一派曾提出拒绝纳税的决议，但是，由于他们仅限于消极抵抗，最后国民议会于1848年12月5日被解散。——314、366。）变成国民公会（注：国民公会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建立的最高立法机关，从1792年9月存在到1795年10月。国民公会在雅各宾派专政期间，即革命的第三阶段（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28日），作为最高权力机关，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废除封建所有制，确立民主共和国，并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后，遵循大资产阶级意旨，取消了雅各宾派颁布的主要革命措施，最后于1795年10月被解散。——21、314、373、426、435。）！于是燃起了威胁的烈火，传来了使小资产者心惊胆战的雷鸣般的呼号，说什么将来会出现一个恐怖政府，它将设置断头台，征收累进税，没收财产，悬挂红旗。柏林议会变成了公会！真是极大的讽刺啊！然而这些先生们并不是完全不对。如果政府今后仍然我行我素，我们很快就会有公会。并且不只是普鲁士的公会，而且是全德国的公会。这个公会应当用一切办法来制止我们的二十个旺代（注：旺代是法国西部的一个省，1793年春季，该省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在贵族和僧侣唆使和指挥下举行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暴动，围攻并夺取了共和国军队所防守的索米尔城。暴动于1795年被平定，但是在1799年和以后的年代中又多次试图叛乱。旺代因此而成为反革命叛乱策源地的代名词。——314、554、678。）的内战和不可避免的同俄国的战争。而现在，我们的确只有一幅制宪议会（注：制宪议会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第一阶段（1789年7月14日-1792年8月10日）的革命领导机关和国家立法机关，从1789年7月存在到1791年9月。在议会中君主立宪派起主要作用。制宪议会曾于1789年8月4-11日通过法令，宣布废除封建制度，取消教会和贵族的特权。1789年8月26日通过《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确立资产阶级的人权、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原则。——21、314。）的讽刺画！◎第314页◎但是，呼吁立宪原则的各位大臣先生自己是怎样遵守这个原则的呢？8月9日，他们让议会平静地散会了，议会当时还满以为大臣们会执行决议。其实这些大臣根本不想把自己拒绝执行决议的打算告诉议会，更不准备提出辞职。大臣们考虑了整整一个月，最后，在许多质问的追逼下，他们才直截了当地向议会宣布：他们不打算执行决议，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以后，议会仍然命令大臣们执行决议，于是，大臣们就躲在国王后面，在国王和议会之间制造裂痕，从而激起建立共和国的要求。然而这些先生们却还在谈论什么立宪原则！总起来说：在一种临时局面下的两个平等的权力之间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内阁不敢坚决果断地处理政务；它没有采取必要的保持社会安宁的措施。议会要求内阁尽职只是执行了自己的职责。内阁宣布这样做是破坏国王的权利，而在它辞职的时候，它却损害了国王的声誉。国王和议会互相对立。“协商”造成了分裂，造成了冲突。这也许还要用武力来解决。谁最勇敢、最坚定，谁就能取得胜利。写于1848年9月13日载于1848年9月14日《新莱茵报》第102号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74-477页◎第315页◎上一页目录下一页马克思　资产阶级和反革命*（注：1848年底，马克思以《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为题写了一组总结德国三月革命（见注160）的文章，共四篇。写于当年12月9、11、15和29日，分别载于12月10、15、16和31日《新莱茵报》第165、169、170和183号。在收入本选集的第二篇论文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德国资产阶级状况作了总结性的分析。——316。）科隆12月11日。当三月的洪水（注：指柏林群众反对普鲁士政府的三月革命。1848年3月初，柏林群众举行集会，要求取消等级特权，召开议会和赦免政治犯。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调动军队镇压，发生流血冲突。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推翻梅特涅统治的消息传到柏林，斗争形势进一步激化。国王慑于群众威力，企图拉拢资产阶级自由派，阻止革命发展，于17、18日先后颁布特别命令，宣布取消报刊检查制度；允许召开联合议会，实行立宪君主制。资产阶级自由派遂与政府妥协。柏林群众要求把军队撤出首都，在遭到军警镇压后，于3月18日构筑街垒举行武装起义。最终迫使国王于19日下令把军队撤出柏林。起义获得了胜利，但成果却被资产阶级窃取。3月29日普鲁士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316、317、331、365、518、522。）——一场势头很小的洪水——消退以后，在柏林地面上留下的不是什么庞然大物，不是什么革命巨人，而是一些旧型生物，一些低矮的资产阶级人物——联合议会（注：联合议会或联合（省）议会，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了获得向国外借款的保证以摆脱财政困难，于1847年4月11日至6月26日在柏林召集的普鲁士各省等级议会的联合议会。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第一届联合议会的开幕词中说，他决不会让“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天经地义的联系”变成“受到制约的、宪制的”联系；他决不会让一张“写上了字的纸”来代替“真正神圣的王权”。由于国王拒绝满足议会资产阶级多数派的最微薄的政治要求，议会大多数代表拒绝给国王以新贷款的保证。国王于同年6月解散了联合议会。——316、497、514、516。）的自由派，觉悟的普鲁士资产阶级的代表。那些拥有最发达的资产阶级的省份，即莱茵省和西里西亚，曾提出新内阁的基本人选。尾随其后的有莱茵省的一大群律师。随着资产阶级被封建主排挤到次要地位，莱茵省和西里西亚在内阁里也向旧普鲁士各省让位了。勃兰登堡内阁只是通过一个埃尔伯费尔德的托利党人（注：托利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拥护詹姆斯继承王位的议员，被敌对的辉格党人讥称为托利。托利(Tory)为爱尔兰语，原意为天主教歹徒。托利党一贯是反动的对内政策的捍卫者，坚决维护国家制度中保守和腐败的体制，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曾与辉格党轮流执政。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托利党逐渐失去它先前的政治影响和在议会的垄断权。1832年议会改革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入议会。1846年废除谷物法（见注81）削弱了英国旧土地贵族的经济基础并造成了托利党的分裂。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老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27、316、750。），才与莱茵省保持一点联系。汉泽曼和海特男爵！在普鲁士资产阶级看来，这两个名字体现着1848年三月和十二月之间的全部差别！普鲁士资产阶级被抛上了国家政权的高峰，不过与它的初衷不符的是，这一结果并不是通过一次同王权的和平交易取得的，而是通过一场革命取得的。它本来不应当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应当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去反对王权，即反对自己，因为人民运动替它扫清了道路。但是在它看来，王权只是上帝赐予的一道屏障，可以用来掩盖它自身的尘世利益。它自身的利益以及与这些利益相适应的政治形态的不可侵犯性，译成宪法的语言应该是王权的不◎第316页◎可侵犯性。因此，德国资产阶级特别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就狂热地向往立宪君主制。所以，虽然二月革命（注：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日至24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资产阶级手里。——248、254、263、317、331、376、389、500、514、582。）及其在德国的可悲结果使普鲁士资产阶级感到高兴，因为这场革命使国家的权柄落到了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手中，但是这场革命同时也打碎了它的如意算盘，因为此时它的统治已受到它所不愿实现而且也不可能实现的那些条件的束缚了。资产阶级只是袖手旁观，让人民为它作战。因此，转交给它的统治权，也就不是一个统帅在战胜自己的敌人后掌握的那种统治权，而是一个受胜利了的人民委托来保护人民自身利益的安全委员会所掌握的那种统治权。康普豪森倒也深深地感觉到了这种处境的难堪之处，并且他的内阁的全部软弱性都是从这种感觉和引起这种感觉的那些情况中产生的。因此，他的政府的那些最无耻的行径便带有某种由于羞耻而泛出的红晕。而汉泽曼的特权却是肆无忌惮的无耻和卑鄙。脸色是否发红，就是这两个油漆匠之间的唯一差别。普鲁士的三月革命（注：指柏林群众反对普鲁士政府的三月革命。1848年3月初，柏林群众举行集会，要求取消等级特权，召开议会和赦免政治犯。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调动军队镇压，发生流血冲突。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推翻梅特涅统治的消息传到柏林，斗争形势进一步激化。国王慑于群众威力，企图拉拢资产阶级自由派，阻止革命发展，于17、18日先后颁布特别命令，宣布取消报刊检查制度；允许召开联合议会，实行立宪君主制。资产阶级自由派遂与政府妥协。柏林群众要求把军队撤出首都，在遭到军警镇压后，于3月18日构筑街垒举行武装起义。最终迫使国王于19日下令把军队撤出柏林。起义获得了胜利，但成果却被资产阶级窃取。3月29日普鲁士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316、317、331、365、518、522。）既不应该和1648年的英国革命混为一谈，也不应该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混为一谈。1648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结成同盟反对君主制，反对封建贵族，反对居于统治地位的教会。1789年，资产阶级和人民结成同盟反对君主制、贵族和居于统治地位的教会。1789年革命仅仅以1648年革命作为自己的榜样（至少就欧洲来说是如此），而1648年革命则仅仅以尼德兰人反对西班牙的起义作为自己的榜样。这两次革命都比自己的榜样前进了一个世纪；不仅在时间上是如此，而且在内容上也是如此。在这两次革命中，资产阶级都是实际上领导运动的阶级。无产◎第317页◎阶级和那些不属于资产阶级的市民等级集团，不是还没有与资产阶级截然不同的利益，就是还没有组成独立发展的阶级或阶层。因此，在它们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地方，例如1793年和1794年在法国，它们只不过是为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虽然它们采用的并不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来对付资产阶级的敌人，即对付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1648年革命和1789年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这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它们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在这两次革命中获得了胜利；然而，当时资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新社会制度的胜利，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民族对地方主义的胜利，竞争对行会制度的胜利，财产分配制对长子继承制的胜利，土地所有者支配土地制对土地所有者隶属于土地制的胜利，启蒙运动对迷信的胜利，家庭对宗族的胜利，进取精神对游侠怠惰的胜利，资产阶级权利对中世纪特权的胜利。1648年革命是17世纪对16世纪的胜利，1789年革命是18世纪对17世纪的胜利。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它们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普鲁士的三月革命却完全不是这样。二月革命在事实上消灭了立宪君主制，在思想上消灭了资产阶级统治。普鲁士的三月革命却要在思想上确立立宪君主制，在事实上确立资产阶级统治。三月革命决不是欧洲的革命，它不过是欧洲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的微弱的回声。它不仅没有超过自己的世纪，反而比自己的世纪落后了半个世纪以上。它一开始就是一种继发性的现象，大家都知道，继发性病症比原发性疾病更难医治，◎第318页◎并且对机体更加有害。它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社会，而是要在柏林复活那种早已在巴黎死亡了的社会。普鲁士的三月革命甚至不是民族的、德意志的革命，它一开始就是普鲁士地方性的革命。维也纳起义、卡塞尔起义、慕尼黑起义以及各式各样的地方性的起义，都是同它并驾齐驱的，都同它争夺首位。1648年革命和1789年革命，因其站立于创造性的事业的顶峰而充满无限的自信；而1848年柏林革命的抱负，则在于造成时代错乱。这次革命的光芒就像某些星球的光芒一样，在发出这种光芒的那些星体消逝了10万年以后，才到达我们地球居民的眼中。普鲁士的三月革命对于欧洲来说就是这样一个星球，只是缩小了规模，就像它在一切方面都缩小了规模一样。它的光芒是一具早已腐烂的社会尸体发出的光芒。德国资产阶级发展得如此迟钝、畏缩、缓慢，以致当它以威逼的气势同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对抗的那一刻，它发现无产阶级以及市民等级中所有那些在利益和思想上跟无产阶级相近的集团也以威逼的气势同它自己形成了对抗。它看到，不仅有一个阶级在它后面对它采取敌视态度，而且整个欧洲都在它前面对它采取敌视态度。与1789年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代表整个现代社会反对旧社会的代表，即反对君主制和贵族的阶级。它降到了一种等级的水平，既明确地反对国王又明确地反对人民，对国王和人民双方都采取敌对态度，但在单独面对自己的每一个对手时态度都犹豫不决，因为它总是在自己前面或后面看见这两个敌人；它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因为它本身已经从属于旧社会了；它不是代表新社会的利益去反对旧社会，而是代表已经陈腐的社会内部重新出现的那些利益；它操纵革命的舵轮，并不是因为它有人民为其后盾，◎第319页◎而是因为人民在后面迫使它前进；它居于领导地位，并不是因为它代表新社会时代的首创精神，而只是因为它反映旧社会时代的怨恨情绪；它是旧国家的一个从未显露的岩层，由于一次地震而被抛到了新国家的表层上；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对两者都持利己主义态度，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利己主义；对于保守派来说是革命的，对于革命派来说却是保守的；不相信自己的口号，用空谈代替思想，害怕世界风暴，同时又利用这个风暴来谋私利；毫无毅力，到处剽窃；因缺乏任何独特性而显得平庸，同时又因本身平庸而显得独特；自己跟自己讲价钱；没有首创精神，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没有负起世界历史使命；活像一个受诅咒的老头，注定要糟踏健壮人民的最初勃发的青春激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风烛残年的利益；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没有一切——这就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三月革命后执掌普鲁士国家权柄时的形象。写于1848年12月11日载于1848年12月15日《新莱茵报》第169号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3-127页◎第320页◎上一页目录下一页马克思　雇佣劳动与资本（之一）*（注：《雇佣劳动与资本》是马克思根据他于1847年12月下半月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见注165）发表的演说写成的。1848年初，马克思打算在布鲁塞尔发表这部著作，可是，由于被逐出比利时，这个愿望未能实现。这部著作以《新莱茵报》（见注164）社论的形式于1849年4月5-8日和11日首次发表，标题为《雇佣劳动与资本》。由于马克思暂时离开科隆，后来又由于德国政局更加紧张，加上《新莱茵报》被迫停刊，这些文章的刊载遂告中断。《新莱茵报》停刊后，马克思曾想出版《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单行本，可是他未能亲自实现这个想法。1880年在布雷斯劳首次出版了这部著作的单行本。这个版本于1881年又再版了一次。1884年在霍廷根-苏黎世由“瑞士合作印书馆”出版的单行本，是在恩格斯参与下出版的，恩格斯还为它写了一篇关于该书发表经过的简短前言。1891年，为了在工人中进行宣传，这本小册子又出了一种新版，由恩格斯校订并写了导言。现在发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是根据1891年版译出的。凡是恩格斯所作的重要更改，均在脚注中注明《新莱茵报》上发表时的原文。——321。）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注：这篇导言是恩格斯为他校订的、于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新版单行本而写的。恩格斯在导言开头，把他为这一著作的1884年版本所写的前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4页）全部复述一遍。为了在工人当中宣传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曾大量刊印了附有恩格斯这篇导言的小册子。导言在工人和社会主义报刊上获得广泛的传播，它以独立的论文形式登载出来。在这个单行本出版以前，它曾发表在1891年5月13日《前进报》第109号附刊上，标题是：《雇佣劳动与资本》。它还稍经删节载于1891年5月30日《自由报》第22号，1891年7月10日意大利杂志《社会评论》第10期，1891年7月22日《社会主义者报》第44号，1892年法国社会主义杂志《社会问题》的文集，以及其他报刊。马克思的这一著作后来根据1891年版译成许多种外文出版，所有这些版本都收有这篇导言。——321。）这部著作从1849年4月5日起以社论的形式陆续发表在《新莱茵报》（注：《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是德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新莱茵报》起了教育和鼓舞人民群众的作用。阐述报纸对德国和欧洲革命的重要观点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尽管遭到当局的种种迫害和阻挠，《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同时又加紧迫害《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致使该报被迫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报纸的编辑在致科隆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321、398、544。）上。它的基础是1847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注：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德国工人团体，全称是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侨居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同佛兰德和瓦隆的工人俱乐部保持了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见注112）后不久，由于协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321。）作的几次讲演。这部著作没有全文刊载；在第269号上的文章末尾曾刊有“待续”字样，但这一点并未实现，因为当时接连爆发的事变——俄国人开进了匈牙利，德累斯顿、伊瑟隆、埃尔伯费尔德、普法尔茨和巴登发生起义（注：俄国人开进了匈牙利，指1849年沙皇军队为镇压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和恢复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而对匈牙利进行的武装干涉。德累斯顿等地的起义是为了维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而举行的。这些起义是德国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见注172）。——321、433。），——使报纸本身被查封了（1849年5月19日）。这部著作的续稿，在马克思的遗稿中始终没有发现（注：在马克思的遗稿中后来发现一份手稿，它是为《雇佣劳动与资本》最后一讲或最后几讲准备的提纲，标题为《工资》，封面上注明“布鲁塞尔，1847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35-660页）。这份手稿可以作为马克思这篇未完成的著作的部分补充。——321。）。《雇佣劳动与资本》已经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过好几种单行本，最后一次于1884年在霍廷根-苏黎世由瑞士合作印书馆出版。所有以前发行的版本都是一字不动地按原稿印行的。可是，现在刊印的新版是宣传性质的小册子，销数至少应当是一万册，因此我不免产生了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本人是否会同意不加任何修改地重印呢？在40年代，马克思还没有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这个工作只是到50年代末才告完成。因此，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21页◎第一分册出版（1859年）以前发表的那些著作中，有个别地方与他在1859年以后写的著作中的论点不同，并且从较晚的著作来看，有些用语和整个语句是不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因而不言而喻：在供一般读者阅读的普通版本中，作者的思想发展进程中所包含的这种比较早期的观点，也应该得到反映；作者和读者都有无可争议的权利要求不加任何修改地重印这些比较早期的著作。在这种情况下，重印这些比较早期的著作，我连想也不会想到要更改这些著作中的任何一个字。但是，当新刊行的版本可以说是专为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工作用的时候，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种场合，马克思一定会使这个发表于1849年的旧的论述同他的新的观点一致起来。所以我相信，我在这个版本中为了在一切重要点上达到这种一致而作的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是完全符合他的心愿的。因此，我要预先告诉读者：这本小册子现在已经不是像马克思在1849年写成的那个样子，而大致有些像在1891年写成的。况且原本已经大量发行，在我将来有机会把它不加修改地编入全集重印以前，这已经够了。我所作的全部修改，都归结于一点。在原稿上是，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在现在这一版本中则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关于这点修改，我应当作一个解释。向工人们解释，是为了使他们知道，这里并不是单纯的咬文嚼字，而是牵涉到全部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向资产者们解释，是为了使他们确信，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要比我们那些高傲的“有教养的”人高明得多，因为前者对最难的经济论述也很容易理解，而后者对这种复杂的问题却终身也解决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工业实践方面因袭了工厂主的流行的看◎第322页◎法，仿佛工厂主所购买和偿付的是自己的工人的劳动。这一看法对于工厂主进行营业、记账和计算价格来说，是完全够用了。可是，把这个看法天真地搬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就在那里造成了不可思议的谬误和混乱。经济学碰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切商品的价格，包括被它称作“劳动”的那个商品的价格在内，不断地发生变动；它们由于那些往往与商品本身的生产毫不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情况的影响，忽而上涨，忽而下降，因而使人觉得价格通常是由纯粹的偶然情况来决定的。当经济学作为科学出现的时候，它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找出隐藏在这种表面支配着商品价格的偶然情况后面，而实际上却自己支配着这种偶然情况本身的规律。在商品价格不断地时而上涨，时而下降的变动和波动中，它要找出这种变动和波动所围绕的稳定的轴心。一句话，它要从商品价格出发，找出作为调节价格的规律的商品价值，价格的一切变动都可以根据价值来加以说明，而且归根到底都以价值为依归。于是古典经济学就发现了，商品的价值是由商品所包含的、为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来决定的。古典经济学满足于这样的解释。我们也可以暂且到此为止。不过为了避免误会起见，我认为需要提醒一下，这种解释在今天已经完全不够了。马克思曾经第一个彻底研究了劳动所具有的创造价值的特性，并且发现，并非任何仿佛是或者甚至真正是生产某一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都会在任何条件下给这一商品追加一个与所消耗的劳动量相当的价值量。因此，如果我们现在还是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们一起简单地说，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决定的，那么我们在这里总是以马克思所提出的那些附带条件为当然前提的。这里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其余的可以在马克思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第323页◎判》一书和《资本论》第一卷里找到（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5 -41页和第23卷第47-101页。——编者注）。可是只要经济学家将价值由劳动来决定这个观点应用到“劳动”这个商品上去的时候，他们马上就陷进一连串的矛盾之中。“劳动”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它所包含的必要劳动来决定的。但是，在一个工人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一年的劳动里面，包含有多少劳动呢？包含有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一年的劳动。假如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尺度，那么我们只能用劳动来表现“劳动的价值”。但是假如我们只知道一小时劳动的价值等于一小时劳动，那么我们对一小时劳动的价值就绝对地毫无所知。这样，我们丝毫也没有接近我们的目的，总是在一个圈子里打转。于是古典经济学就企图另找出路，它说：商品的价值等于它的生产费用。但是劳动的生产费用又是什么呢？为了答复这个问题，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对逻辑施加一些暴行。他们不去考察劳动本身的生产费用（遗憾得很，这是不能确定的），而去考察什么是工人的生产费用。而这种生产费用是可以确定的。它是随着时间和情况而改变的，可是在一定的社会状况下，在一定的地方，在一定的生产部门中，它同样是个特定的量，至少在相当狭小的范围内是个特定的量。我们现在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的条件下，在这里，居民中的一个人数众多并且不断增长的阶级，只有为生产资料（工具、机器、原料）和生活资料占有者工作以挣得工资，才能生存。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工人的生产费用就是为了使工人具有劳动能力，保持其劳动能力以及在他因年老、疾病或死亡而脱离生产时用新的工人来代替他，也就是为了使工人阶级能够以必要的◎第324页◎数量繁殖下去所平均必需的生活资料数量，或者是这些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现在我们假定，这些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是平均每天3马克。这样，我们这个工人从雇他的资本家那里得到一天3马克的工资。资本家借此让他一天工作譬如说12小时。在这当中，资本家大致是这样盘算的：假定我们的这个工人——一个钳工——应当做出他在一天里所能做成的一个机器零件。假定原料——加工制成必要样式的铁和铜——值20马克。又假定蒸汽机的耗煤量，以及这蒸汽机、旋床和这个工人所使用的一切其他工具的损耗，按一天时间和按他所占的份额计算，值1马克。一天的工资，照我们的假定是3马克。总共算起来，我们所说的这个机器零件要耗费24马克。但是资本家却打算平均从零件购买者手上取得27马克的价格，即要比他所支出费用多3马克。资本家装到自己腰包里去的这3马克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说法，商品是平均按照它的价值出卖的，也就是按照相当于这商品中所包含的必要劳动量的价格出卖的。于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机器零件的平均价格——27马克——就和它的价值相等，即和它里面所包含的劳动量相等。但是，在这27马克当中，有21马克是在我们所说的这个钳工开始工作以前就已经存在的价值；20马克包含在原料中，1马克包含在工作期间所燃去的煤中，或是包含在当时所使用，因而工作效能已经按这一价值额降低了的机器和工具中。剩下的6 马克被加到原料的价值上去了。但是按照我们那些经济学家自己的假定，这6 马克只能是从我们所说的这个工人加到原料上去的那个劳动中产生的。这样一来，他12小时的劳动创造了6马克的新价值。因此，他的12小时劳动的◎第325页◎价值就等于6马克，这样我们就会终于发现什么是“劳动的价值”了。“等一等”！——我们所说的这个钳工说，——“6马克吗？但是我只拿到3马克呀！我的资本家向天发誓说，我的12小时劳动的价值只等于3马克，假使我向他要6马克，就要被他嗤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如果说前面在谈到劳动价值问题的时候，我们曾经陷在一个圈子里走不出去，那么现在我们又完全陷进一个不能解决的矛盾之中。我们寻找劳动的价值，而我们所找到的却多于我们所需要的。对于工人说来，12小时劳动的价值是3 马克；对于资本家说来却是6马克，资本家从这6马克中拿出3 马克作为工资付给工人，而其余3马克则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这样看来，劳动不是有一个价值，而是有两个价值，并且是两个极不相同的价值！如果我们把货币所表现的价值归结为劳动时间，那么这个矛盾就显得更加荒谬了。在12小时劳动时间内创造了6马克的新价值。这就是说，在6小时内创造的是3马克，即工人劳动12小时所得到的那个数目。工人劳动了12小时，而他当作等价物得到的却是6小时劳动的产品。因此，或者是劳动有两个价值，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大一倍，或者是12等于6！两种情况都是极端荒谬的。不管我们怎样挣扎，只要我们还是讲劳动的买卖和劳动的价值，我们就不能够摆脱这种矛盾。经济学家的情况就是这样。古典经济学的最后一个分支——李嘉图学派，多半是由于不能解决这个矛盾而遭到了破产。古典经济学走入了绝境。从这种绝境中找到出路的那个人就是卡尔·马克思。经济学家所看作“劳动”生产费用的，并不是劳动的生产费用，而是活的工人本身的生产费用。而这个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也不◎第326页◎是他的劳动。马克思说：“当工人的劳动实际上开始了的时候，它就不再属于工人了，因而也就不再能被工人出卖了。”（注：《资本论》第1卷第17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87页。——编者注）因此，他最多只能出卖他自己的未来的劳动，也就是说，他只能承担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一定工作的义务。但是，这样他就不是出卖劳动（这劳动还待去完成），而是为了获得一定的报酬让资本家在一定的时间内（在计日工资下）或为完成一定的工作（在计件工资下）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他出租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可是，这个劳动力是同工人本身长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所以它的生产费用是和工人本身的生产费用一致的；那些被经济学家称为劳动生产费用的，恰恰就是工人的生产费用，因而也就是劳动力的生产费用。这样一来，我们就能从劳动力的生产费用进而谈到劳动力的价值，并确定为生产一定质量的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马克思在论劳动力买卖的那一节里也就是这样做的（《资本论》第1卷第4章第3节）。那么，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之后，就是说为了获得预先讲定的工资——计日工资或计件工资——而把自己的劳动力交给资本家去支配之后，情形又怎样了呢？资本家把这个工人带到自己的工场或工厂里去，在那里已经有了工作上所必需的各种东西：原料，辅助材料（煤、染料等等），工具，机器。于是工人就在这里开始工作起来。假定他一天的工资跟前面所假定的一样是3 马克，——至于他是以计日工资还是计件工资获得这笔工资，那没有什么关系。这里我们还是照前面那样假定，工人在12小时内用自己的劳动在被使用的原料上追加了6马克的新价值，这个新价值◎第327页◎是资本家在出卖成品的时候实现的。从这6马克中，他付给工人3马克，剩下的3马克则留给自己。但是，假定工人在12小时里生产6马克的价值，那么在6小时里他所创造的就是3马克的价值。这样，工人在替资本家工作了6小时之后，就已经把包含在工资中的3马克等量价值偿还给资本家了。在6小时劳动以后双方两讫，谁也不欠谁一文钱。“等一等！”——现在是资本家叫起来了，——“我雇工人是雇的一整天，是12小时。6小时只有半天。快去把剩下的6小时做完，只有到那时我们才算是两讫！”于是这个工人实际上只得去履行他自己“自愿”签订的合同，根据那个合同，他为了值6小时的劳动产品，应该去工作整整12小时。计件工资的情形也是如此。假定我们所说的这个工人在12小时内制成了12件商品。每件商品所用去的原料和机器的损耗共计2马克，而每件商品却卖2 1/2马克。这样，在上面所假设的同样条件下，资本家只付给工人每件商品25 分尼。12件就是3马克；要得到这3马克，工人必须工作12小时。资本家从12件商品上得到30马克。扣除原料和机器损耗共24马克外，还剩下6马克，从这6马克中，他拿出3马克作为工资付给工人，而把其余3马克放进了自己的腰包。全部情形完全和上面一样。这里工人为自己工作6小时，即为偿还自己的工资而工作6 小时（在12小时中，每小时为自己工作半小时），而为资本家工作6小时。那些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从“劳动”价值出发而无法解决的困难，一到我们用“劳动力”价值来作出发点，就消失不见了。在我们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力是商品，是跟任何其他的商品一样的商品，但却是一种完全特殊的商品。这就是说，这个商品具有一种独特的特性：它是创造价值的力量，是价值的源泉，并且——在◎第328页◎适当使用的时候——是比自己具有的价值更多的价值的源泉。在现代生产状况下，人的劳动力不仅仅在一天里能生产超过它本身具有的和消耗的价值；而且随着每一个新的科学发现，随着每一项新的技术发明，劳动力的一天产品超出其一天费用的那个余额也在不断增长，因而工作日中工人为偿还自己一天的工资而工作的那一部分时间就在缩短；另一方面，工人不得不为资本家白白工作而不取分文报酬的那部分时间却在延长。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当代社会的经济制度：工人阶级是生产全部价值的唯一的阶级。因为价值只是劳动的另一种表现，是我们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用以表示包含在一定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的一种表现。但是，这些由工人所生产的价值不属于工人，而是属于那些占有原料、机器、工具和预付资金，因而有可能去购买工人阶级的劳动力的所有者。所以，工人阶级从他们所生产的全部产品中只取回一部分。另一部分，即资本家阶级保留在自己手里并至多也只需和土地所有者阶级瓜分的那一部分，如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随着每一项新的发明和发现而日益增大，而落到工人阶级手中的那一部分（按人口计算）或者增加得很慢和很少，或者是一点也不增加，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会缩减。但是，这些日益加速互相排挤的发明和发现，这种每天空前大量增长的人类劳动的生产率，终于造成一种定会使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陷于灭亡的冲突。一方面是不可计量的财富和购买者无法对付的产品过剩，另一方面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口无产阶级化，变成雇佣工人，因而无力获得这些过剩的产品。社会分裂为人数不多的过分富有的阶级和人数众多的无产的雇佣工人阶级，这就使得这个社会被自己的富有所窒息，而同时它的极大多数成员却几乎得不到或完全得不到保障去免除极度的贫困。社会的这种状况一天◎第329页◎比一天显得越加荒谬和越加不需要了。它应当被消除，而且能够被消除。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是可能实现的，在这个制度之下，当代的阶级差别将消失；而且在这个制度之下——也许在经过一个短暂的，有些艰苦的，但无论如何在道义上很有益的过渡时期以后，——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至于工人们正日益充满决心地争取这个新的社会制度，那在大洋两岸都将由明天的5月1日和5月3日的星期日（注：指1891年五一庆祝活动。在某些国家（英国、德国），这种庆祝活动是在5月1日以后头一个星期日举行的；1891年，5月1日以后的头一个星期日是5月3日。英国、奥地利、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和其他国家许多城市的工人，在1891年五一纪念日举行了集会和示威游行。——330。）来证明。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1年4月30日于伦敦载于1891年5月13日《前进报》第109号附刊和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34-243页◎第330页◎雇佣劳动与资本我们听到了各方面的责难，说我们没有叙述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这句话的前面加有“科隆4月4日”。——编者注）。我们只是当这些关系在政治冲突中直接表现出来的时候，才有意地提到过这些关系。过去首先必须从日常历史进程中去考察阶级斗争，并根据已有的和每天新出现的历史材料来从经验上证明：当实现了二月革命（注：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日至24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资产阶级手里。——248、254、263、317、331、376、389、500、514、582。）和三月革命（注：指柏林群众反对普鲁士政府的三月革命。1848年3月初，柏林群众举行集会，要求取消等级特权，召开议会和赦免政治犯。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调动军队镇压，发生流血冲突。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推翻梅特涅统治的消息传到柏林，斗争形势进一步激化。国王慑于群众威力，企图拉拢资产阶级自由派，阻止革命发展，于17、18日先后颁布特别命令，宣布取消报刊检查制度；允许召开联合议会，实行立宪君主制。资产阶级自由派遂与政府妥协。柏林群众要求把军队撤出首都，在遭到军警镇压后，于3月18日构筑街垒举行武装起义。最终迫使国王于19日下令把军队撤出柏林。起义获得了胜利，但成果却被资产阶级窃取。3月29日普鲁士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316、317、331、365、518、522。）的工人阶级被征服的时候，它的敌人（在法国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在整个欧洲大陆则是反对过封建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也同时被战胜了；法国“正直的共和国”的胜利，同时也就是以争取独立的英勇战争响应了二月革命的那些民族的失败；最后，随着革命工人的失败，欧洲又落到了过去那种受双重奴役即受英俄两国奴役的地位。巴黎的六月斗争（注：指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执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政府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见注192）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日至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6月25日，镇压起义的布雷亚将军在枫丹白露哨兵站被起义者打死，因此两名起义者后来被处死刑。经过四天英勇斗争，最后在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见本卷第398页）——248、254、262、331、403、408、430、531、534、607。），维也纳的陷落（注：指1848年11月1日，维也纳被文迪施格雷茨的军队占领。——331。），1848年柏林11月（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柏林11月”前面没有“1848年”。——编者注）的悲喜剧（注：指1848年11月11日的柏林事件。1848年11月8日国王下令把普鲁士国民议会会址从柏林迁往勃兰登堡。国民议会的多数派通过了一项继续在柏林开会的决定。11月10日国民议会被赶出它经常开会的话剧院。11月11-13日议会在射击俱乐部开会，11月15日被弗兰格尔将军的军队驱散。——331。），波兰、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拚命努力，爱尔兰的严重饥荒——这些就是那些集中表现了欧洲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主要事件。我们曾经根据这些实例证明过：任何一次革命起义，不论它的目的显得离阶◎第331页◎级斗争有多么远，在革命的工人阶级没有获得胜利以前，都是不免要失败的；任何一种社会改革，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封建反革命没有在世界战争中用武器进行较量以前，都是要成为空想的。在我们的阐述中，也如在现实中一样，比利时和瑞士都是大历史画中的悲喜剧式的、漫画式的世俗画：前者是资产阶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后者是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典型国家，两者都自以为既跟阶级斗争无关，又跟欧洲革命无关。现在，在我们的读者看到了1848年以波澜壮阔的政治形式展开的阶级斗争以后，我们想更切近地考察一下资产阶级的生存及其阶级统治和工人的奴役地位所依为基础的经济关系本身，也就适当其时了。我们分三大部分来加以说明：(1)雇佣劳动对资本的关系，工人的奴役地位，资本家的统治；(2) 各个中等资产阶级和所谓的市民等级（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所谓的市民等级”，而是“农民等级”。——编者注）在现存制度下必然发生的灭亡过程；(3) 欧洲各国资产者阶级在商业上受世界市场霸主英国的奴役和剥削的情形。我们力求说得尽量简单和通俗，我们就当读者连最起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也没有。我们希望工人能明白我们的解说。加之，在德国到处对一些最简单的经济关系的了解都极端无知和十分混乱，从特许的现存制度的辩护者到冒牌的社会主义者和未被承认的政治天才都莫不如此，这种人在四分五裂的德国比诸侯王爷还多。我们首先来讲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工资？它是怎样决定的？假如问工人们：“你们的工资是多少？”那么一个工人回答说：◎第332页◎“我做一天工从我的雇主那里得到一马克（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马克”，而是“法郎”。以下出现的“马克”原来也都是“法郎”。——编者注）”；另一个工人回答说：“我得到两马克”，等等。由于他们工作的劳动部门不同，他们每一个人因（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此处在“因”后面有“劳动了一定的时间或”。——编者注）做了一定的工作（譬如，织成一尺麻布或排好一个印张的字）而从各自的雇主那里得到的货币数量也不同。尽管他们得到的货币数量不同，但是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工资是资本家（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资本家”，而是“资产者”。——编者注）为了偿付劳动一定的时间或完成一定的工作而支出的一笔货币。可见（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可见”后面没有“看起来好像是”。——编者注），看起来好像是资本家（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资本家”，而是“资产者”。——编者注）用货币购买工人的劳动。工人是为了货币而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但这只是假象。实际上，他们为了货币而向资本家出卖的东西，是他们的劳动力。资本家以一天、一星期、一个月等等为期购买这个劳动力。他在购买劳动力以后使用这个劳动力，也就是让工人在约定的时间内劳动。（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没有“但这只是假象……也就是让工人在约定的时间内劳动”这几句话。——编者注）资本家（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资本家”，而是“资产者”。——编者注）用以购买工人的劳动力（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103。——编者注）的那个货币量，譬如说两马克，也可以买到两磅糖或一定数量的其他某种商品。他用以购买两磅糖的两马克，就是两磅糖的价格。他用以购买12小时的劳动力的使用（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的使用”，而是“劳动”。——编者注）◎第333页◎的两马克，就是12小时劳动的价格。可见，劳动力（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是一种商品，是和砂糖一模一样的商品。前者是用钟点来计量的，后者是用重量来计量的。工人拿自己的商品即劳动力（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去换得资本家的商品，即换得货币，并且这种交换是按一定的比例进行的。一定量的货币交换一定量的劳动力的使用（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的使用”，而是“劳动”。——编者注）时间。织布工人的12小时劳动交换两马克。但是，难道这两马克不是代表其他一切可以用两马克买到的商品吗？可见，实质上工人是拿他自己的商品即劳动力交换各种各样的其他商品（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交换各种各样的其他商品”，而是“劳动交换各种各样的商品”。——编者注），并且是按一定的比例交换的。资本家付给他两马克，就是为交换他的工作日而付给了他一定量的肉，一定量的衣服，一定量的劈柴，一定量的灯光，等等。可见，这两马克是表现劳动力（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同其他（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没有“其他”一词。——编者注）商品相交换的比例，即表现他的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商品通过货币来估价的交换价值，也就称为商品的价格。所以，工资只是人们通常称之为劳动价格的劳动力价格（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人们通常称之为劳动价格的劳动力价格”，而是“劳动价格”。——编者注）的特种名称，是只能存在于人的血肉中的这种特殊商品价格的特种名称。拿任何一个工人来说，比如拿一个织布工人来说吧。资本家（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资本家”，而是“资产者”。——编者注）供给他一台织布机和一些纱。织布工人动手工作，纱变成了布。资◎第334页◎本家把布拿去，卖了比方说20马克。织布工人的工资是不是这块布中的一份，20马克中的一份，他的劳动产品中的一份呢？绝对不是。因为这个织布工人是在布还没有卖出以前很久，甚至可能是在布还没有织成以前很久就得到了自己的工资的。可见，资本家支付的这笔工资并不是来自他卖布所赚的那些货币，而是来自他原来储备的货币。资产者给织布工人提供的织布机和纱不是织布工人的产品，同样，织布工人用自己的商品即劳动力（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交换所得的那些商品也不是他的产品。可能有这样的情形：资产者给自己的布找不到一个买主。他出卖布所赚的钱，也许甚至不能捞回他用于开销工资的款项。也有可能他出卖布所得的钱，比他付给织布工人的工资数目大得多。这一切都与织布工人毫不相干。资本家拿自己的一部分现有财产即一部分财产去购买织布工人的劳动力（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这就同他拿他的另一部分资本去购买原料（纱）和劳动工具（织布机）完全一样。购买了这些东西（其中包括生产布所必需的劳动力（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以后，资本家就用只是属于他的原料和劳动工具进行生产。当然，我们这位善良的织布工人现在也属于劳动工具之列，他也像织布机一样在产品中或在产品价格中是没有份的。所以，工资不是工人在他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工资是原有商品中由资本家用以购买一定量的生产性劳动力（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的那一部分。总之，劳动力（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是一种商品，是由其所有者即雇佣工人出卖给资本的一种商品。他为什么出卖它呢？为了生活。可是，劳动力的表现即（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没有“劳动力的表现即”。——编者注）劳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动，是工人◎第335页◎本身的生命的表现。工人正是把这种生命活动出卖给别人，以获得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可见，工人的生命活动对于他不过是使他能够生存的一种手段而已。他是为生活而工作的。他甚至不认为劳动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相反，对于他来说，劳动就是牺牲自己的生活。劳动是已由他出卖给别人的一种商品。因此，他的活动的产物也就不是他的活动的目的。工人为自己生产的不是他织成的绸缎，不是他从金矿里开采出的黄金，也不是他盖起的高楼大厦。他为自己生产的是工资，而绸缎、黄金、高楼大厦对于他都变成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也许是变成棉布上衣，变成铜币，变成某处地窖的住所了。一个工人在一昼夜中有12小时在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搬运重物等等，他能不能认为这12小时的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是他的生活的表现，是他的生活呢？恰恰相反，对于他来说，在这种活动停止以后，当他坐在饭桌旁，站在酒店柜台前，睡在床上的时候，生活才算开始。在他看来，12小时劳动的意义并不在于织布、纺纱、钻孔等等，而在于这是挣钱的方法，挣钱使他能吃饭、喝酒、睡觉。如果说蚕儿吐丝作茧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那么它就可算是一个真正的雇佣工人了。劳动力（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并不向来就是商品。劳动并不向来就是雇佣劳动，即自由劳动。奴隶就不是把他自己的劳动力（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出卖给奴隶主，正如耕牛不是向农民卖工一样。奴隶连同自己的劳动力（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一次而永远地卖给奴隶的所有者了。奴隶是商品，可以从一个所有者手里转到另一个所有者手里。奴隶本身是商品，但劳动力（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却不是他的商品。农奴只出卖自己的一部分劳动力（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不是他从土地所有者方面领◎第336页◎得报酬；相反，是土地所有者从他那里收取贡赋。农奴是土地的附属品，替土地所有者生产果实。相反地，自由工人自己出卖自己，并且是零碎地出卖。他每天把自己生命中的8小时、10小时、12小时、15小时拍卖给出钱最多的人，拍卖给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即拍卖给资本家。工人既不属于某个所有者，也不属于土地，但是他每日生命的8小时、10小时、12小时、15 小时却属于这些时间的购买者。工人只要愿意，就可以离开雇用他的资本家，而资本家也可以随意辞退工人，只要资本家不能再从工人身上获得利益或者获得预期的利益，他就可以辞退工人。但是，工人是以出卖劳动力（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为其收入的唯一来源的，如果他不愿饿死，就不能离开整个购买者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工人不是属于某一个资本家，而是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不是属于某一个资本家，而是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而是“不是属于某个资产者，而是属于整个资产阶级，即资产者阶级”。——编者注）；至于工人给自己寻找一个雇主，即在这个资本家阶级（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资本家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编者注）中间寻找一个买者，那是工人自己的事情了。现在，在更详细地谈论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以前，我们先简短地叙述一下在决定工资时要考虑到的一些最一般的条件。我们已经说过，工资是一定商品，即劳动力（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的价格。所以，工资同样也是由那些决定其他一切商品价格的规律决定的。那么，试问：商品的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呢？◎第337页◎商品的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这句话的前面加有“科隆4月5日”。——编者注）它是由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竞争即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决定的。决定商品价格的竞争是三方面的。同一种商品，有许多不同的卖者供应。谁以最便宜的价格出卖同一质量的商品，谁就一定会战胜其他卖者，从而保证自己有最大的销路。于是，各个卖者彼此间就进行争夺销路、争夺市场的斗争。他们每一个人都想出卖商品，都想尽量多卖，如果可能，都想由他一个人独卖，而把其余的出卖者排挤掉。因此，一个人就要比另一个人卖得便宜些。于是卖者之间就发生了竞争，这种竞争降低他们所供应的商品的价格。但是买者之间也有竞争，这种竞争反过来提高所供应的商品的价格。最后，买者和卖者之间也有竞争。前者想买得尽量便宜些，后者却想卖得尽量贵些。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这种竞争的结果怎样，要依上述竞争双方的情况如何来决定，就是说要看是买者阵营里的竞争激烈些呢还是卖者阵营里的竞争激烈些。产业把两支军队抛到战场上对峙，其中每一支军队内部又发生内讧。战胜敌人的是内部冲突较少的那支军队。假定，市场上有100包棉花，而买者们却需要1 000包。在这种情形下，需求比供给大10倍，因而买者之间的竞争就会很激烈；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竭力设法至少也要搞到1包，如果可能，就把100包全都搞到手里。这个例子并不是随意虚构的。在商业史上有过这样一些棉花歉收的时期，那时几个资本家彼此结成联盟，◎第338页◎不只想把100包棉花都收买下来，而且想把世界上的全部存棉都收买下来。这样，在我们前述的情形下，每一个买者都力图排挤掉另一个买者，出较高的价格收买每包棉花。棉花的卖者们看见敌军队伍里发生极剧烈的内讧，并完全相信他们的100包棉花都能卖掉，因此他们就严防自己内部打起架来，以免在敌人竞相抬高价格的时候降低棉花的价格。于是卖者阵营里忽然出现了和平。他们冷静地叉着双手，像一个人似地对抗买者；只要那些最热中的买者的出价又没有非常确定的限度，那卖者的贪图也就会没有止境。可见，某种商品的供给低于需求，那么这种商品的卖者之间的竞争就会很弱，甚至于完全没有竞争。卖者之间的竞争在多大程度上减弱，买者之间的竞争就会在多大程度上加剧。结果便是商品价格或多或少显著地上涨。大家知道，较为常见的是产生相反后果的相反情形：供给大大超过需求，卖者之间拚命竞争；买者少，商品贱价抛售。但是，价格上涨和下跌是什么意思呢？高价和低价是什么意思呢？沙粒在显微镜下就显得高，宝塔比起山岳来就显得低了。既然价格是由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决定的，那么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让我们随便问一个资产者吧。他会像新即位的亚历山大大帝一样，马上毫不犹豫地利用乘法表来解开这个形而上学的纽结。他会对我们说，假如我生产我出卖的这个商品的费用是100马克，而我把它卖了110马克（自然是以一年为期），那么这是一种普通的、老实的、正当的利润。假如我在进行交换时得到了120 或130马克，那就是高额利润了。假如我得到了整整200马克，那就会是特高的巨额利润了。对于这个资产者来说，究竟什么是衡量利润的尺◎第339页◎度呢？这就是他的商品的生产费用。假如他拿自己的商品换来的一定数量的别种商品，其生产费用少于他的商品的生产费用，那他就算亏本了。可是假如他拿自己的商品换来的一定数量的别种商品，其生产费用大于他的商品的生产费用，那他就算赢利了。他是以生产费用作为零度，根据他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在零度上下的度数来测定他的利润的升降的。我们已经说过，需求和供给的关系的改变，时而引起价格的上涨，时而引起价格的下跌，时而引起高价，时而引起低价。假如某一种商品的价格，由于供给不足或需求剧增而大大上涨，那么另一种商品的价格就不免要相应地下跌，因为商品的价格不过是以货币来表示的别种商品和它交换的比例。举例说，假如一码绸缎的价格从5马克上涨到6马克，那么白银的价格对于绸缎来讲就下跌了，其他一切商品也都是这样，它们的价格虽然没有改变，但比起绸缎来却是跌价了。人们在交换中必须拿出更多的商品才能得到原来那么多的绸缎。商品价格上涨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大量资本将涌向繁荣的产业部门中去，而这种资本流入较为有利的产业部门中去的现象，要继续到该部门的利润跌落到普通水平时为止，或者更确切些说，要继续到该部门产品的价格由于生产过剩而跌落到生产费用以下时为止。反之，假如某一种商品的价格跌落到它的生产费用以下，那么资本就会从该种商品的生产部门抽走。除了该工业部门已经不合时代要求，因而必然衰亡以外，该商品的生产，即该商品的供给，就要因为资本的这种外流而缩减，直到该商品的供给和需求相适应为止，就是说，直到该商品的价格重新上涨到它的生产费用水平，或者更确切些说，直到供给低于需求，即直到商品价格又上涨到它◎第340页◎的生产费用以上为止，因为商品的市场价格总是高于或低于它的生产费用。我们看到，资本是不断地从一个产业部门向另一个产业部门流出或流入的。价格高就引起资本的过分猛烈的流入，价格低就引起资本的过分猛烈的流出。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证明：不仅供给，连需求也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可是，这样一来，我们就未免离题太远了。我们刚才说过，供给和需求的波动，总是会重新把商品的价格引导到生产费用的水平。固然，商品的实际价格始终不是高于生产费用，就是低于生产费用；但是，上涨和下降是相互补充的，因此，在一定时间内，如果把产业衰退和兴盛总合起来看，就可看出各种商品是依其生产费用而互相交换的，所以它们的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这一点，不应当理解成像经济学家们所理解的那种意见。经济学家们说，商品的平均价格等于生产费用；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规律。他们把价格的上涨被价格的下降所抵销，而下降则被上涨所抵销这种无政府状态的运动看作偶然现象。那么，同样也可以（另一些经济学家就正是这样做的）把价格的波动看作规律，而把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这一点看作偶然现象。可是，只有在这种波动的进程中，价格才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我们细加分析时就可以看出，这种波动起着极可怕的破坏作用，并像地震一样震撼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这种无秩序状态的总运动就是它的秩序。在这种产业无政府状态的进程中，在这种循环运动中，竞争可以说是拿一个极端去抵销另一个极端。由此可见，商品的价格是这样由它的生产费用来决定的：某些时期，某种商品的价格超过它的生产费用，另一些时期，该商品◎第341页◎的价格却下跌到它的生产费用以下，而抵销以前超过的时期，反之亦然。当然，这不是就个别产业的产品来说的，而只是就整个产业部门来说的。所以，这同样也不是就个别产业家来说的，而只是就整个产业家阶级来说的。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就等于说价格由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因为构成生产费用的是：(1) 原料和劳动工具的损耗部分（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工具的损耗部分”，而是“劳动工具”。——编者注），即产业产品，它们的生产耗费了一定数量的工作日，因而也就是代表一定数量的劳动时间；(2)直接劳动，它也是以时间计量的。调节一般商品价格的那些一般的规律，当然也调节工资，即调节劳动价格。劳动报酬忽而提高，忽而降低，是依需求和供给的关系为转移的，依购买劳动力（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的资本家和出卖劳动力（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的工人之间的竞争情形为转移的。工资的波动一般是和商品价格的波动相适应的。可是，在这种波动的范围内，劳动的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即为创造劳动力（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这一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那么，劳动力（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的生产费用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为了使工人保持其为工人并把他训练成为工人所需要的费用。因此，某一种劳动所需要的训练时间越少，工人的生产费用也就越少，他的劳动的价格即他的工资也就越低。在那些几乎不需要任何训练时间，只要有工人的肉体存在就行的产业部门里，为造成◎第342页◎工人所需要的生产费用，几乎只归结为维持工人的可以保住其劳动能力的生存（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可以保住其劳动能力的生存”，而是“生存”。——编者注）所需要的商品。因此，工人的劳动的价格是由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可是，这里还应该注意到一种情况。工厂主在计算自己的生产费用，并根据生产费用计算产品的价格的时候，是把劳动工具的损耗也计算在内的。譬如说，假如一台机器值1 000马克，使用期限为10年，那么他每年就要往商品价格中加进100马克，以便在10 年期满时有可能用新机器来更换用坏的机器。同样，简单劳动力（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的生产费用中也应加入延续工人后代的费用，从而使工人阶级能够繁殖后代并用新工人来代替失去劳动能力的工人。所以，工人的损耗也和机器的损耗一样，是要计算进去的。总之，简单劳动力（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的生产费用就是维持工人生存和延续工人后代的费用。这种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的费用的价格就是工资。这样决定的工资就叫作最低工资额。这种最低工资额，也和商品价格一般由生产费用决定一样，不是就单个人来说的，而是就整个种属来说的。单个工人、千百万工人的所得不足以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但整个工人阶级的工资在其波动范围内则是和这个最低额相等的。现在，我们既已讲明了调节工资以及其他任何商品的价格的最一般规律，我们就能更切近地研究我们的本题了。资本是由用于生产新的原料、新的劳动工具和新的生活资料◎第343页◎的各种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组成的。（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这句话的前面加有“科隆4月6日”。——编者注）资本的所有这些组成部分都是劳动的创造物，劳动的产品，积累起来的劳动。作为进行新生产的手段的积累起来的劳动就是资本。上一页目录下一页马克思　雇佣劳动与资本（之二）*（注：《雇佣劳动与资本》是马克思根据他于1847年12月下半月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见注165）发表的演说写成的。1848年初，马克思打算在布鲁塞尔发表这部著作，可是，由于被逐出比利时，这个愿望未能实现。这部著作以《新莱茵报》（见注164）社论的形式于1849年4月5-8日和11日首次发表，标题为《雇佣劳动与资本》。由于马克思暂时离开科隆，后来又由于德国政局更加紧张，加上《新莱茵报》被迫停刊，这些文章的刊载遂告中断。《新莱茵报》停刊后，马克思曾想出版《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单行本，可是他未能亲自实现这个想法。1880年在布雷斯劳首次出版了这部著作的单行本。这个版本于1881年又再版了一次。1884年在霍廷根-苏黎世由“瑞士合作印书馆”出版的单行本，是在恩格斯参与下出版的，恩格斯还为它写了一篇关于该书发表经过的简短前言。1891年，为了在工人中进行宣传，这本小册子又出了一种新版，由恩格斯校订并写了导言。现在发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是根据1891年版译出的。凡是恩格斯所作的重要更改，均在脚注中注明《新莱茵报》上发表时的原文。——321。）经济学家们就是这样说的。什么是黑奴呢？黑奴就是黑种人。这个说明和前一个说明是一样的。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而是“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编者注）。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对自然界的影响”，而是“对自然界的关系”。——编者注），才会有生产。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全部生产活动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第344页◎因此，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难道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生产出来和积累起来的吗？难道这一切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被用来进行新生产的吗？并且，难道不正是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质把那些用来进行新生产的产品变为资本的吗？资本不仅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并且还包括交换价值。资本所包括的一切产品都是商品。所以，资本不仅是若干物质产品的总和，并且也是若干商品、若干交换价值、若干社会量的总和。不论我们是以棉花代替羊毛也好，是以米代替小麦也好，是以轮船代替铁路也好，只要棉花、米和轮船——资本的躯体——同原先体现资本的羊毛、小麦和铁路具有同样的交换价值即同样的价格，那么资本依然还是资本。资本的躯体可以经常改变，但不会使资本有丝毫改变。但是，虽然任何资本都是一些商品即交换价值的总和，然而并不是任何一些商品即交换价值的总和都是资本。任何一些交换价值的总和都是一个交换价值。任何单个交换价值都是一些交换价值的总和。例如，值1 000马克的一座房子是◎第345页◎1 000马克的交换价值。值一分尼（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分尼”，而是“生丁”。——编者注）的一张纸是100/100分尼的交换价值的总和。能同别的产品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这些产品由以交换的一定比例就是它们的交换价值，或者说用货币来表示，就是它们的价格。这些产品的数量多少丝毫不能改变它们成为商品，或者表现交换价值，或者具有一定价格的规定。一株树不论其大小如何，终究是一株树。无论我们拿铁同别的产品交换时是以罗特（注：欧洲旧重量单位，约为1/30磅。——编者注）为单位还是以公担为单位，这一点难道会改变铁成为商品，成为交换价值的性质吗？铁是一种商品，它依其数量多少而具有大小不同的价值，高低不同的价格。一些商品即一些交换价值的总和究竟是怎样成为资本的呢？它成为资本，是由于它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即作为一种属于社会一部分的力量，通过交换直接的、活的劳动力（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而保存并增大自身。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是资本的必要前提。只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为资本。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编者注）是怎样进行交换的呢？◎第346页◎工人拿自己的劳动力（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换到生活资料，而资本家拿他的生活资料换到劳动，即工人的生产活动，亦即创造力量。工人通过这种创造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工人从资本家那里得到一部分现有的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对工人有什么用处呢？用于直接消费。可是，如果我不利用靠这些生活资料维持我的生活的这段时间来生产新的生活资料，即在消费的同时用我的劳动创造新价值来补偿那些因消费而消失了的价值，那么，只要我消费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对我来说就会永远消失。但是，工人为了交换已经得到的生活资料，正是把这种贵重的再生产力量让给了资本。因此，工人自己失去了这种力量。举一个例子来说吧。有个农场主每天付给他的一个短工5银格罗申。这个短工为得到这5银格罗申，就整天在农场主的田地上干活，保证农场主能得到10 银格罗申的收入。农场主不但收回了他付给短工的价值，并且还把它增加了一倍。可见，他有成效地、生产性地使用和消费了他付给短工的5银格罗申。他拿这5银格罗申买到的正是一个短工的能生产出双倍价值的农产品并把5 银格罗申变成10银格罗申的劳动和力量。相反，短工则拿他的生产力（他正是把这个生产力的作用让给了农场主）换到5银格罗申，并用它们换得迟早要消费掉的生活资料。所以，这5银格罗申的消费有两种方式：对资本家来说，是再生产性的，因为这5银格罗申换来的劳动力带来了10银格罗申；对工人来说，是非生产性的，因为这5银格罗申换来的生活资料永远消失了，他只有再和农场主进行同样的交换才能重新取得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这样，资本以雇◎第347页◎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一个棉纺织厂的工人是不是只生产棉织品呢？不是，他生产资本。他生产重新供人利用去支配他的劳动并通过他的劳动创造新价值的价值。资本只有同劳动力（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交换，只有引起雇佣劳动的产生，才能增加。雇佣工人的劳动力（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雇佣工人的劳动力”，而是“雇佣劳动”。——编者注）只有在它增加资本，使奴役它的那种权力加强时，才能和资本交换。因此，资本的增加就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增加。所以，资产者及其经济学家们断言，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千真万确呵！如果资本不雇用工人，工人就会灭亡。如果资本不剥削劳动力（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资本就会灭亡，而要剥削劳动力（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资本就得购买劳动力（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投入生产的资本即生产资本增加越快，从而产业越繁荣，资产阶级越发财，生意越兴隆，资本家需要的工人也就越多，工人出卖自己的价格也就越高。原来，生产资本的尽快增加竟是工人能勉强过活的必要条件。但是，生产资本的增加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对活劳动的权力的增加，就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力量的增加。雇佣劳动生产着对它起支配作用的他人财富，也就是说生产着同它敌对的权力——资本，而它从这种敌对权力那里取得就业手段，即取得生活资料，是以雇佣劳动又会变成资本的一部分，又◎第348页◎会变成再一次把资本投入加速增长运动的杠杆为条件的。断言资本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工人的利益”，而是“劳动的利益”。——编者注）是一致的，事实上不过是说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同一种关系的两个方面罢了。一个方面制约着另一个方面，就如同高利贷者和挥霍者相互制约一样（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这句话前面加有“科隆4月7日”。——编者注）。只要雇佣工人仍然是雇佣工人，他的命运就取决于资本。这就是一再被人称道的工人和资本家利益的共同性。资本越增长，雇佣劳动量就越增长，雇佣工人人数就越增加，一句话，受资本支配的人数就越增多。（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这句话前面加有“科隆4月7日”。——编者注）。我们且假定有这样一种最有利的情形：随着生产资本的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也增加了。因而劳动价格即工资也提高了。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讲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工资的任何显著的增加是以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为前提的。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会引起财富、奢侈、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等同样迅速的增长。所以，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纵然增长了，但是，与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相比，与一般社◎第349页◎会发展水平相比，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工资一般不仅是由我能够用它交换到的商品数量来决定的。工资包含着各种关系。首先，工人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取得一定数量的货币。工资是不是单由这个货币价格来决定的呢？在16世纪，由于在美洲发现了更丰富和更易于开采的矿藏（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在美洲发现了更丰富和更易于开采的矿藏”，而是“美洲的发现”。——编者注），欧洲流通的黄金和白银的数量增加了。因此，黄金和白银的价值和其他各种商品比较起来就降低了。但是，工人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所得到的银币数仍和从前一样。他们的劳动的货币价格仍然如旧，然而他们的工资毕竟是降低了，因为他们拿同样数量的银币所交换到的别种商品比以前少了。这是促进16世纪资本增长和资产阶级兴盛的原因之一。我们再举一个别的例子。1847年冬，由于歉收，最必需的生活资料（面包、肉类、黄油、干酪等等）大大涨价了。假定工人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所得的货币量仍和以前一样。难道他们的工资没有降低吗？当然是降低了。他们拿同样多的货币所能换到的面包、肉类等等东西比从前少了。他们的工资降低并不是因为白银的价值减低了，而是因为生活资料的价值增高了。我们最后再假定，劳动的货币价格仍然未变，可是一切农产品◎第350页◎和工业品由于使用新机器、年成好等等原因而降低了价格。这时，工人拿同样多的货币可以买到更多的各种商品。所以，他们的工资正因为工资的货币价值仍然未变而提高了。总之，劳动的货币价格即名义工资，是和实际工资即用工资实际交换所得的商品量并不一致的。因此，我们谈到工资的增加或降低时，不应当仅仅注意到劳动的货币价格，仅仅注意到名义工资。但是，无论名义工资，即工人把自己卖给资本家所得到的货币量，还是实际工资，即工人用这些货币所能买到的商品量，都不能把工资所包含的各种关系完全表示出来。此外，工资首先是由它和资本家的赢利即利润的关系来决定的。这就是比较工资、相对工资。实际工资所表示的是同其他商品的价格相比的劳动价格，而相对工资所表示的，则是与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从劳动新创造出来的价值中所取得的份额相比而言的直接劳动在这一价值中所占的份额。（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相对工资所表示的……”以后的一段话如下：“相对工资所表示的则是同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价格相比的直接劳动价格，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价值，是资本家和工人的相互价值”。——编者注）。上面，在第14页上，（注：见本卷第335页。——编者注）我们说过：“工资不是工人在他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工资是原有商品中由资本家用以购买一定量的生产性劳动力（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的那一部分。”但是，资本家必须从出卖由工人创造的产品的价格中再补偿这笔工资。资本家必须这样做：他在补偿这笔工资时，照例要剩下一笔超出他所支出的生产费用的余◎第351页◎额即利润。工人所生产的商品的销售价格，对资本家来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补偿他所预付的原料价格和他所预付的工具、机器及其他劳动资料的损耗；第二，补偿资本家所预付的工资；第三，这些费用以外的余额，即资本家的利润。第一部分只是补偿原已存在的价值；很清楚，补偿工资的那一部分和构成资本家利润的余额完全是从工人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并追加到原料上去的新价值中得来的。而在这个意义上说，为了把工资和利润加以比较，我们可以把两者都看成是工人的产品中的份额。（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没有这一整段话。——编者注）实际工资可能仍然未变，甚至可能增加了，可是尽管如此，相对工资却可能降低了。假定说，一切生活资料跌价2/3，而日工资只降低了1/3，比方由3 马克降低到2马克。这时，虽然工人拿这2马克可以买到比从前拿3 马克买到的更多的商品，但是他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相比却降低了。资本家（比如，一个工厂主）的利润增加了1马克，换句话说，资本家拿比以前少的交换价值付给工人，而工人却必须生产出比以前多的交换价值。资本的份额与劳动的份额相比提高了（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资本的份额与劳动的份额相比提高了”；而是“资本的价值比劳动的价值提高了”。——编者注）。社会财富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更不平均了。资本家用同样多的资本支配着更大的劳动量。资本家阶级支配工人阶级的权力增加了，工人的社会地位更低了，比起资本家的地位来又降低了一级。究竟什么是决定工资和利润在其相互关系上的降低和增加的一般规律呢？◎第352页◎工资和利润是互成反比的。资本的份额（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资本的份额”，而是“资本的交换价值”。——编者注）即利润越增加，则劳动的份额（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的份额”，而是“劳动的交换价值”。——编者注）即日工资就越降低；反之亦然。利润增加多少，工资就降低多少；而利润降低多少，则工资就增加多少。也许有人会驳斥说：资本家赢利可能是由于他拿自己的产品同其他资本家进行了有利的交换，可能是由于开辟了新的市场或者原有市场上的需要骤然增加等等，从而对他的商品的需求量有所增加；所以，一个资本家所得利润的增加可能是由于损害了其他资本家的利益，而与工资即劳动力（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的交换价值的涨落无关；或者，资本家所得利润的增加也可能是由于改进了劳动工具，采用了利用自然力的新方法等等。首先必须承认，所得出的结果依然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是经过相反的途径得出的。固然，利润的增加不是由于工资的降低，但是工资的降低却是由于利润的增加。资本家用同一数量的他人的劳动（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他人的劳动”，而是“劳动”。——编者注），购得了更多的交换价值，而对这个劳动却没有多付一文。这就是说，劳动所得的报酬同它使资本家得到的纯收入相比却减少了。此外，我们还应提醒，无论商品价格如何波动，每一种商品的平均价格，即它同其他商品相交换的比例，总是由它的生产费用决定的。因此，资本家相互间的盈亏得失必定在整个资本家阶级范围◎第353页◎内互相抵销。改进机器，在生产中采取利用自然力的新方法，使得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用同样数量的劳动和资本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产品，但决不是创造出更多的交换价值。如果我用纺纱机能够在一小时内生产出比未发明这种机器以前的产量多一倍的纱，比方从前为50磅，现在为100磅，那么我在一定时间内（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没有“在一定时间内”。——编者注）用这100磅纱所交换到的商品不会比以前用50 磅交换到的多些，因为纱的生产费用减少了一半，或者说，因为现在我用同样多的生产费用能够生产出比以前多一倍的产品。最后，不管资本家阶级即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也好，整个世界市场的也好）相互之间分配生产所得的纯收入的比例如何，这个纯收入的总额归根到底只是直接劳动使积累起来的劳动（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这里是“积累起来的劳动直接劳动”。——编者注）在总体上增加的那个数额。所以，这个总额是按劳动使资本增加的比例，即按利润与工资相对而言增加的比例增长的。可见，即使我们停留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范围内，也可以知道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资本的迅速增加就等于利润的迅速增加。而利润的迅速增加只有在劳动的价格（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的价格”，而是“劳动的交换价值”。——编者注），相对工资同样迅速下降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即使实际工资同名义工资即劳动的货币价值同时增加，只要实际工资不是和利润以同一比例增加，相对工资还是可能下降。比如说，在经济兴旺的时期，工资提高5％，而利润却提高30％，那么比较工资即相对工资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第354页◎所以，一方面工人的收入随着资本的迅速增加也有所增加，可是另一方面横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社会鸿沟也同时扩大，而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劳动对资本的依赖程度也随着增大。所谓资本迅速增加对工人有好处的论点，实际上不过是说：工人把他人的财富增加得越迅速，工人得到的残羹剩饭就越多，能够获得工作和生活下去的工人就越多，依附资本的奴隶人数就增加得越多。这样我们就看出：即使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情势，即资本的尽快增加改善了工人的物质生活，也不能消灭工人的利益和资产者的利益即资本家的利益之间的对立状态。利润和工资仍然是互成反比的。假如资本增加得迅速，工资是可能提高的；可是资本的利润增加得更迅速无比。工人的物质生活改善了，然而这是以他们的社会地位的降低为代价换来的。横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鸿沟扩大了。最后：所谓生产资本的尽快增加是对雇佣劳动最有利的条件这种论点，实际上不过是说：工人阶级越迅速地扩大和增加与它敌对的权力，即越迅速地扩大和增加支配它的他人财富，它就被允许在越加有利的条件下重新为增加资产阶级财富、重新为增大资本的权力而工作，满足于为自己铸造金锁链，让资产阶级用来牵着它走。然而，是不是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样，生产资本的增加真的和工资的提高密不可分呢？（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这句话的前面加有“科隆4月10日”。——编者注）我们不应当听信他们的◎第355页◎话。我们甚至于不能相信他们的这种说法：似乎资本长得越肥，它的奴隶也吃得越饱。资产阶级很开明，很会打算，它没有封建主的那种以仆役队伍的奢华夸耀于人的偏见。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迫使它锱铢必较。因此我们就应当更仔细地研究一个问题：生产资本的增长是怎样影响工资的？如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资本整个说来是在不断增长，那么劳动的积累就是更多方面的了。资本（注：《新莱茵报》发表时误为“资本家”，后在第270号作出更正，现根据这一更正进行改动。恩格斯在1891年版中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编者注）的数量和规模日益增大。资本的增大加剧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资本规模的不断增大，为把装备着火力更猛烈的斗争武器的更强大的工人大军引向产业战场提供了手段。一个资本家只有在自己更便宜地出卖商品的情况下，才能把另一个资本家逐出战场，并占有他的资本。可是，要能够更便宜地出卖而又不破产，他就必须更便宜地进行生产，就是说，必须尽量提高劳动的生产力。而增加劳动的生产力的首要办法是更细地分工，更全面地应用和经常地改进机器。内部实行分工的工人大军越庞大，应用机器的规模越广大，生产费用相对地就越迅速缩减，劳动就更有效率。因此，资本家之间就发生了全面的竞争：他们竭力设法扩大分工和增加机器，并尽可能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可是，假如某一个资本家由于更细地分工、更多地采用新机器并改进新机器，由于更有利和更大规模地利用自然力，因而有可能用同样多的劳动或积累起来的劳动生产出比他的竞争者更多的产◎第356页◎品（即商品），比如说，在同一劳动时间内，他的竞争者只能织出半码麻布，他却能织出一码麻布，那么他会怎样办呢？他可以继续按照原来的市场价格出卖每半码麻布，但是这样他就不能把自己的敌人逐出战场，就不能扩大自己的销路。可是随着他的生产的扩大，他对销路的需要也增加了。固然，他所采用的这些更有效率、更加贵重的生产资料使他能够廉价出卖商品，但是这种生产资料又使他不得不出卖更多的商品，为自己的商品争夺更大得多的市场。因此，这个资本家出卖半码麻布的价格就要比他的竞争者便宜些。虽然这个资本家生产一码麻布的费用并不比他的竞争者生产半码麻布的费用多，但是他不会以他的竞争者出卖半码麻布的价格来出卖一码麻布。不然他就得不到任何额外的利润，而只是通过交换把自己的生产费用收回罢了。如果他的收入终究还是增加了，那只是因为他推动了更多的资本，而不是因为他比其他资本家更多地增殖了自己的资本。而且，只要他把他的商品价格定得比他的竞争者低百分之几，他追求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他压低价格就能把他的竞争者挤出市场，或者至少也能夺取他的竞争者的一部分销路。最后，我们再提一下，市场价格总是高于或低于生产费用，这取决于该种商品是在产业的旺季出卖的还是在淡季出卖的。一个采用了生产效能更高的新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的卖价超出他的实际生产费用的百分率，是依每码麻布的市场价格高于或低于迄今的一般生产费用为转移的。可是，这个资本家的特权不会长久；参与竞争的其他资本家也会采用同样的机器，实行同样的分工，并以同样的或更大的规模采用这些机器和分工。这些新措施将得到广泛的推广，直到麻布价格不仅跌到原先的生产费用以下，而且跌到新的生产费用以下为止。◎第357页◎这样，资本家的相互关系又会像采用新生产资料以前那样了；如果说他们由于采用这种生产资料能够以同一价格提供加倍的产品，那么现在他们已不得不按低于原来的价格出卖加倍的产品了。在这种新生产费用的水平上，同样一场角逐又重新开始：分工更细了，使用的机器数量更多了，利用这种分工的范围和采用这些机器的规模更大了。而竞争又对这个结果发生反作用。我们看到：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是如何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变革，不断革命化的；分工如何必然要引起更进一步的分工；机器的采用如何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规模的劳动如何必然要引起更大规模的劳动。这是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一次又一次地把资产阶级的生产抛出原先的轨道，并且因为资本已经加强了劳动的生产力而迫使它继续加强劳动的生产力；这个规律不让资本有片刻的停息，老是在它耳边催促说：前进！前进！这个规律正是那个在商业的周期性波动中必然使商品价格和商品生产费用趋于一致的规律。不管一个资本家运用了效率多么高的生产资料，竞争总使这种生产资料普遍地被采用，而一旦竞争使这种生产资料普遍地被采用，他的资本具有更大效率的唯一后果就只能是：要保持原来的价格，他就必须提供比以前多10倍、20 倍、100倍的商品。可是，因为现在他必须售出也许比以前多1000倍的商品，才能靠增加所售产品数量的办法来弥补由于售价降低所受的损失；因为他现在必须卖出更多的商品不仅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利润（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得到更多的利润”，而是“得到利润”。——编者注），并且也是为了◎第358页◎补偿生产费用（我们已经说过，生产工具本身也日益昂贵）；因为此时这种大量出卖不仅对于他而且对于他的竞争对方都成了生死问题，所以先前的斗争就会随着已经发明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日益激烈起来。所以，分工和机器的采用又将以更大得无比的规模发展起来。不管已被采用的生产资料的力量多么强大，竞争总是要把资本从这种力量中得到的黄金果实夺去：竞争使商品的价格降低到生产费用的水平；也就是说，越是有可能便宜地生产，即有可能用同一数量的劳动生产更多的产品，竞争就使更便宜的生产即为了同一价格总额（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为了同一价格总额”，而是“为了保持原来的价格”。——编者注）而提高日益增多的产品数量成为确定不移的规律。可见，资本家努力的结果，除了必须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提供更多的商品以外，换句话说，除了使他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恶化以外，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因此，虽然竞争经常以其生产费用的规律迫使资本家坐卧不宁，把他为对付竞争者而锻造的一切武器倒转来针对他自己，但资本家总是想方设法在竞争中取胜，孜孜不倦地采用价钱较贵但能更便宜地进行生产的新机器，实行新分工，以代替旧机器和旧分工，并且不等到竞争使这些新措施过时，就这样做了。现在我们如果想象一下这种狂热的激发状态同时笼罩了整个世界市场，那我们就会明白，资本的增长、积累和积聚是如何导致不断地、日新月异地、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实行分工，采用新机器，改进旧机器。这些同生产资本的增长分不开的情况又怎样影响工资的确◎第359页◎定呢？更进一步的分工使1个工人能做5个、10个乃至20个人的工作，因而就使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剧5倍、10倍乃至20倍。工人中间的竞争不只表现于1个工人把自己出卖得比另1个工人贱些，而且还表现于1个工人做5个、10个乃至20 个人的工作。而资本所实行的和经常扩展的分工就迫使工人进行这种竞争。其次，分工越细，劳动就越简单化。工人的特殊技巧失去任何价值。工人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单调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不需要投入紧张的体力或智力。他的劳动成为人人都能从事的劳动了。因此，工人受到四面八方的竞争者的排挤；我们还要提醒一下，一种工作越简单，越容易学会，为学会这种工作所需要的生产费用越少，工资也就越降低，因为工资像一切商品的价格一样，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总之，劳动越是不能给人以乐趣，越是令人生厌，竞争也就越激烈，工资也就越减少。工人想维持自己的工资总额，就得多劳动：多工作几小时或者在一小时内提供更多的产品。这样一来，工人为贫困所迫，就越加重分工的极危险的后果。结果就是：他工作得越多，他所得的工资就越少，而且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工作得越多，他就越是同他的工友们竞争，因而就使自己的工友们变成他自己的竞争者，这些竞争者也像他一样按同样恶劣的条件出卖自己。所以，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归根到底是自己给自己，即自己给作为工人阶级一员的自己造成竞争。机器也发生同样的影响，而且影响的规模更大得多，因为机器用不熟练的工人代替熟练工人，用女工代替男工，用童工代替成年工；因为在最先使用机器的地方，机器就把大批手工工人抛向街头，而在机器日益完善、改进或为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所替换的地◎第360页◎方，机器又把一批一批的工人排挤出去。我们在前面大略地描述了资本家相互间的产业战争。这种战争有一个特点，就是制胜的办法与其说是增加劳动大军，不如说是减少劳动大军。统帅们即资本家们相互竞赛，看谁能解雇更多的产业士兵。不错，经济学家们告诉我们说，因采用机器而成为多余的工人可以在新的劳动部门里找到工作。他们不敢干脆地肯定说，在新的劳动部门中找到栖身之所的就是那些被解雇的工人。事实最无情地粉碎了这种谎言。其实，他们不过是肯定说，在工人阶级的其他组成部分面前，譬如说，在一部分已准备进入那种衰亡的产业部门的青年工人面前，出现了新的就业门路。这对于不幸的工人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资本家老爷们是不会缺少可供剥削的新鲜血肉的，他们让死人们去埋葬自己的尸体。这与其说是资产者对工人的安慰，不如说是资产者对自己的安慰。如果机器消灭了整个雇佣工人阶级，那么这对资本来说将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因为资本没有雇佣劳动就不成其为资本了！就假定那些直接被机器从工作岗位排挤出去的工人以及原来期待着这一工作的那一部分青年工人都能找到新工作。是否可以相信新工作的报酬会和已失去的工作的报酬同样高呢？要是这样，那就是违反了一切经济规律。我们说过，现代产业经常是用更简单的和更低级的工作来代替复杂和较高级的工作的。那么，被机器从一个产业部门排挤出去的一大批工人如果不甘愿领取更低更坏的报酬，又怎能在别的部门找到栖身之所呢？有人说制造机器本身的工人是一种例外。他们说，既然产业需要并使用更多的机器，机器的数量就必然增加，因而机器生产、从事机器生产的工人也必然增加；而这个产业部门所使用的工人是◎第361页◎熟练工人，甚至是受过教育的工人。从1840年起，这种原先也只有一半正确的论点已经毫无正确的影子了，因为机器制造也完全和棉纱生产一样，日益多方面地采用机器，而在机器制造厂就业的工人，比起极完善的机器来，只能起着极不完善的机器的作用。可是，在一个男工被机器排挤出去以后，工厂方面也许会雇用三个童工和一个女工！难道先前一个男工的工资不是应该足够养活三个孩子和一个妻子吗？难道先前最低工资额不是应该足够维持工人生活和繁殖工人后代吗？资产者爱说的这些话在这里究竟证明了什么呢？只证明了一点：现在要得到维持一个工人家庭生活的工资，就得消耗比以前多三倍的工人生命。总括起来说：生产资本越增加，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就越扩大。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就越扩大，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越剧烈，他们的工资就越减少。加之，工人阶级还从较高的社会阶层中得到补充；降落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的有大批小产业家和小食利者，他们除了赶快跟工人一起伸手乞求工作，毫无别的办法。这样，伸出来乞求工作的手像森林似地越来越稠密，而这些手本身则越来越消瘦。不言而喻，小产业家在这种斗争（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斗争”，而是“战争”。——编者注）中是不可能支持下去的：这种斗争的首要条件之一就是生产的规模经常扩大，也就是说要做大产业家而决不能做一个小产业家。当然，还有一点也是用不着进一步说明的：资本的总量和数目越增加，资本越增长，资本的利息也就越减少；因此，小食利者就不可能再依靠租金来维持生活，必须投身于产业，即扩大小产业家的◎第362页◎队伍，从而增加无产阶级的候补人数。最后，上述发展进程越迫使资本家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利用既有的巨大的生产资料，并为此而动用一切信贷机构，产业“地震”（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产业地震”，而是“地震”。——编者注）也就越来越频繁，在每次地震中，商业界只是由于埋葬一部分财富、产品以至生产力才维持下去，——也就是说，危机也就越来越频繁了。这种危机之所以越来越频繁和剧烈，就是因为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亦即随着对扩大市场的需要的增长，世界市场变得日益狭窄了，剩下可供榨取的新市场（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新市场”，而是“市场”。——编者注）日益减少了，因为先前发生的每一次危机都把一些迄今未被占领的市场或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被商业榨取过的市场卷入了世界贸易。但是，资本不仅在活着的时候要依靠劳动。这位尊贵而又野蛮的主人也要把他的奴隶们的尸体，即在危机中丧生的大批工人陪葬，同自己一起葬入坟墓。由此可见：如果说资本增长得迅速，那么工人之间的竞争就增长得更迅速无比，就是说，资本增长得越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越厉害；虽然如此，资本的迅速增长对雇佣劳动却是最有利的条件（注：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这句话后面加有“（待续）卡尔·马克思”。——编者注）。根据1847年12月下半月所作的讲演写成载于1849年4月5-8和11日《新莱茵报》第264-267和269号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73-506页◎第363页◎上一页目录下一页马克思和恩格斯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写于1850年3月24日以前，曾在流亡国外的以及德国境内的同盟盟员中秘密散发。1851年这个文件由于几个盟员被捕而被普鲁士警察查获，刊登在德国资产阶级报纸《科隆日报》、《德累斯顿新闻通报》上，后来，又被警官维尔穆特和施梯伯收入他们编写的《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1885年，这篇告同盟书经恩格斯校订，作为附录收入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57-536页）。——364。）　　　　　 1850年3月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兄弟们！在1848年和1849年这两个革命的年头中，同盟（注：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正确，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驻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写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和指导中心。）（注：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仍然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继续开展活动。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反对它无视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同盟与该集团的分裂。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248、254、364。）经受了双重的考验。第一重考验是，它的成员到处都积极参加了运动，不论在报刊上、街垒中还是在战场上，都站在唯一坚决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最前列。同盟经受的另一重考验是，1847年各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通告以及《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同盟关于运动的观点，都已被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观点，这些文件中的各种预见都已完全被证实，而以前同盟仅仅秘密宣传的关于现代社会状况的见解，现在人人都在谈论，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宣扬。可是在同一个时候，同盟以前的坚强的组织却大大地涣散了。大部分直接参加过革命运动的成员，都认为秘密结社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单靠公开活动就够了。个别的区部和支部开始放松、甚至渐渐地中止自己同中央委员会的联系。结果，当德国民主派即小资产阶级的党派日益组织起来的时候，工人的政党却丧失了自己唯一巩固的支柱，至多也只是在某些地方为了当地的目的还保存着组织的形式，◎第364页◎因此在一般的运动中就落到了完全受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控制和领导的地位。这种状况必须结束，工人的独立应该恢复。中央委员会理解到这种必要性，因此早在1848-1849年冬天就已委派特使约瑟夫·莫尔到德国去改组同盟。可是莫尔所负的使命没有产生持久的影响，这一方面是由于德国工人当时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另一方面是由于去年5月发生的起义172使这次使命不能继续执行。莫尔本人拿起武器加入了巴登-普法尔茨军队，于6 月29日在穆尔格河战役中阵亡。他的牺牲使同盟失去了一位资历最深、最积极和最可靠的成员，他参加过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以前曾多次非常成功地前往各地完成使命。在1849年7月德法两国革命政党遭到失败之后，差不多全体中央委员会委员都重聚在伦敦，他们用新的革命力量补充了自己的队伍，又大力开始进行改组同盟的工作。同盟的改组只有通过一个特使才可能实现，因此中央委员会认为指派一个特使立即动身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新的革命即将爆发，工人的政党必须尽量有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才不会再像1848年那样被资产阶级利用和支配。兄弟们，我们早在1848年就对你们说过，德国的自由资产者很快就会掌握统治权，并且立刻就会利用他们刚刚获得的权力转过来对付工人。你们已看到，这个预言已成为事实。1848年三月运动160之后，资产者果然立即就夺得了国家政权，并且随即利用这个权力迫使工人即自己在战斗中的同盟者回到从前那种受压迫的地位。资产阶级如果不同那个在3月间被打败了的封建党派结成联盟，最后甚至把统治权重又让给这个封建专制主义党派，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不过它终究为自己保住了一些条件，假如革命运动现在就有可能走上所谓和平发展的道路，那么，由于政府陷入财◎第365页◎政困难，那些条件就可能使统治权逐渐落到资产阶级的手中，使它的全部利益都得到保障。为了保障自己的统治权，资产阶级甚至不必采用惹人憎恨的反人民的暴力措施，因为所有这一切暴力手段封建反革命派都用过了。但是，发展不会采取这种和平进程。相反，革命已经迫近，而这次革命不管将来是由法国无产阶级的独立起义引起的，还是由神圣同盟（注：神圣同盟是欧洲各专制君主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的反革命同盟。该同盟是战胜拿破仑第一以后，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议，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时还缔结了神圣同盟条约。几乎所有的欧洲君主国家都参加了同盟。这些国家的君主负有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义务，以维持维也纳会议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神圣同盟为了镇压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分别召开过几次会议：1818年亚琛会议，1820-1821年特罗保会议，1821年5月莱巴赫会议和1822年的维罗纳会议。根据会议的决议，曾于1820-1821年间镇压意大利的革命运动，1823年武装干涉西班牙革命，并企图干涉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由于欧洲诸国间的矛盾以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神圣同盟实际上已经瓦解。——366、380、407。）对革命的巴比伦的侵犯引起的，都会加速这种发展。德国自由资产者1848年在对人民的关系上扮演过的叛徒角色，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将由民主派小资产者来担任，而民主派小资产者现今在反对派中所持的态度，正和自由资产者在1848年以前所持的态度相同。这个党派，这个对工人来说比从前的自由派危险得多的民主派，是由下面三种人组成的：一、大资产阶级中最进步的那部分人，他们所追求的目的是立即彻底推翻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这一派的代表是从前的柏林的协商派157，即那些曾经主张拒绝纳税的人。二、立宪民主派小资产者，他们在迄今为止的运动中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多少有点民主的联邦国家，也就是要建立他们的代表即法兰克福议会左派以及后来的斯图加特议会和他们自己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注：指维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的运动。这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邦拒绝承认帝国宪法，但是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唯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爆发了维护宪法的起义。但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对起义者丝毫不加援助，1849年7月，维护宪法运动遭到镇压。恩格斯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27-235页）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本卷第482-578页）中评述了这一运动。——365、366、433、569、570。）中所争取的那种国家。三、共和派小资产者，他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瑞士式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他们现在由于好心好意地想消除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压迫、大资产者对小资产者的压迫而自称为红色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这一派的代表是历次民主大会和民主委员会的成员，民主协会的领导者和民主报纸的编辑。所有这三派在遭到失败之后现在都自称为共和党人或红色党人，正像法国的共和派小资产者现在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一样。凡是◎第366页◎在他们还能找到机会用立宪的办法追求自己目标的地方，如在符腾堡、巴伐利亚等地方，他们总是利用机会来坚持他们那套陈词滥调，用行动来证明他们丝毫没有改变。此外，很明显，改变这个党的名称，丝毫也改变不了它对工人的态度；改变名称只不过是证明这个党现在不得不反对同专制制度相勾结的资产阶级，而且不得不依靠无产阶级。德国的这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力量很大。它不但包括居住在城市里的绝大多数市民、小工业品商贩和手工业师傅；跟着它走的还有农民以及尚未得到独立的城市无产阶级支持的农村无产阶级。革命的工人政党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关系是：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而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为自己而巩固本身地位的一切场合，工人政党都对他们采取反对的态度。民主派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要求改变社会状况，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日子好过而舒服。因此，他们首先要求限制官僚制度以缩减国家开支，让主要税负由大土地占有者和大资产者承担。其次，他们要求消除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压迫，设立国家信用机构，颁布取缔高利贷的法令，这样他们和农民就可以不从资本家那里，而从国家那里以优惠条件得到贷款；然后，他们再力求彻底铲除封建制度，在农村中建立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为实现这一切，他们需要有一种能使他们及其同盟者农民占多数的民主的——不论是立宪的或共和的——政体，并且需要有一种能把乡镇财产的直接监督权以及目前由官僚行使的许多职能转归他们掌握的民主的乡镇制度。其次，他们认为，必须一方面用限制继承权的办法，另一方面◎第367页◎用尽量把各种事业转由国家经营的办法，阻挡资本的统治及其迅速的增长。至于工人，那么首先毫无疑问的是，他们还应当照旧做雇佣工人，不过这班民主派小资产者想让工人的工资多一点，生活有保障一点；他们希望通过国家部分地解决就业问题，并通过各种慈善救济的措施来达到这点，——总之，他们希望用多少是经过掩饰的施舍来笼络工人，用暂时使工人生活大体过得去的方法来摧毁工人的革命力量。这里概述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各种要求，并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切派别都在坚持，而只有其中的极少数人才把所有这些要求当作既定的目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个别人物和派别走得越远，这些要求中被他们当作本身要求去争取的也越多，而那些把上述种种要求视为自己纲领的少数人，也许会以为这就是对革命所能寄予的最大希望。但是这些要求无论如何也不能使无产阶级的党感到满足。民主派小资产者只不过希望实现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将保持一段时期的优势，这是毫无疑义的。因此，试问，无产阶级特别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应对他们采取什么态度：1.当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处于被压迫地位的现有关系还继续存在的时候应取什么态度？2.在最近的将来会使他们获得优势的革命斗争中应取什么◎第368页◎态度？3.这场斗争结束后，在他们的势力超过被推翻各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时候对他们应取什么态度？第一，目前，在民主派小资产者到处都受压迫的时候，他们一般地都向无产阶级宣传团结与和解，表示愿意与无产阶级携手合作，力求建立一个包括民主派内各种人物的巨大的反对党，就是说，他们极力想把工人拉入这样一个党组织，在这里尽是一些掩盖他们特殊利益的笼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空话，为着维持极合心愿的和平而不许提出无产阶级的明确要求。这种联合只会对小资产者有利，而对无产阶级则十分有害。无产阶级会完全丧失它辛辛苦苦争得的独立地位，而重又沦为正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庸。因此，对于这种联合应该坚决拒绝。工人，首先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不应再度降低自己的地位，去充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而应该努力设法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同那些正式的民主派相抗衡，并且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都变成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在这种工人协会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资产阶级民主派对于他们同无产者缔结的这种应该保证无产者与他们具有同等力量和同等权利的联盟，采取多么不严肃的态度，这可从布雷斯劳的民主派的例子上看出来：他们在自己的机关报《新奥得报》（注：《新奥得报》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1849-1855年在布雷斯劳出版。该报是1846年出版的天主教反对派的《奥得总汇报》编辑部分裂后于1849年3月创办的。在50年代，《新奥得报》被认为是德国最激进的报纸，受到政府官方报刊的迫害。报纸的领导人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泰梅、施泰因和埃尔斯纳。1855年马克思是该报驻伦敦的通讯员。——369。）上，非常猖狂地攻击他们称为社会主义者的那些独立组织起来的工人。在反对共同的敌人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联合。一旦必须进行反对共同敌人的直接斗争，两个党派的利益也就会暂时趋于一致，正如历来的情况一样，将来也自然会产生出这种只适合一时需要的联合。不言而喻，在即将发生的流血冲突中，也如在先前各次流血冲突中一样，主要是工人必须勇敢而坚定地以自我牺◎第369页◎牲的精神来争取胜利。在这个斗争中，小资产者群众也必定会和从前一样，行动尽可能拖延，采取犹豫不决和消极的态度，而在将来取得胜利的时候，则把胜利果实据为己有，要求工人镇静下来，回去劳动，防止所谓过火行为，并且不让无产阶级享有胜利果实。工人没有能力阻止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样做，可是工人有能力阻挠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凌驾于武装的无产阶级之上，并逼迫他们接受一些条件，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统治一开始就带有覆灭的根苗，使他们的统治在以后很容易就被无产阶级的统治排挤掉。工人在发生冲突时期和斗争刚结束以后，首先必须尽一切可能反对资产阶级制造安静局面的企图，迫使民主派实现他们现在的恐怖言论。工人应该努力设法使直接革命的热潮不致在刚刚胜利后又被压制下去。相反，他们应该使这种热潮尽可能持久地存在下去。工人不仅不应反对所谓过火行为，不应反对人民对可恨的人物或对与可恨的往事有关的官方机构进行报复的举动，不但应该容忍这种举动，而且应该负责加以领导。在斗争中和斗争后，工人一有机会就应当提出他们本身的要求，以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要求相抗衡。民主派资产者一准备夺取政权，工人就应当要求他们给工人以各种保证。在必要时，工人应当以强制性手段争得这些保证，并且应当设法使新执政者作出一切可能的让步和承诺，——这是使他们丧失威信的最可靠的手段。总之，工人应该用一切方法尽可能抑制那种随着每次巷战胜利而出现的新形势所引起的陶醉于胜利的情绪，应该镇定清醒地认清形势，对新政府公开表示不信任。同时，工人应该立刻成立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可以采用市镇领导机关即市镇委员会的形式，也可以采用工人俱乐部或工人委员会的形式，以便同正式的新政府相抗衡，这样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府不仅立刻失去工人的支持，并且一开始就看到自己处于受全体工人◎第370页◎群众拥护的行政机关的监督和威胁之下。总之，从胜利的最初一瞬间起，工人所表示的不信任态度就不再针对已被打倒的反动党派，而是必须针对自己从前的同盟者，即针对那个想要独自从共同的胜利中渔利的党。第二，为了坚决而严厉地反对这个从胜利的头一小时起就开始背叛工人的党，工人应该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必须立刻把整个无产阶级用步枪、马枪、大炮和弹药武装起来；必须反对复活过去那种用来对付工人的市民自卫团。在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工人就应该设法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和自己选出的总参谋部来指挥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不听从国家权力机关的调遣，而听从由工人建立的革命的市镇委员会调动。凡是国家出钱雇用工人做工的地方，工人们都应该武装起来，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指挥的独立军团，或者组成无产阶级近卫军的支队。武器和弹药不得以任何借口交出去；对任何解除工人武装的企图在必要时都应予以武装回击。消除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工人的影响，立刻建立起独立和武装的工人组织，造成各种条件，尽量使暂时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统治感到困难和丧失威信，——这就是无产阶级，因而也就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即将爆发的起义中和起义后应当牢记不忘的主要问题。第三，新政府只要巩固到一定程度，就会立刻开始反对工人的斗争。为了能够有力地反对民主派小资产者，首先必须使工人通过俱乐部独立地组织起来并集中起来。在推翻现存政府以后，中央委员会一有可能就迁往德国，立刻召开代表大会，审查旨在把各个工人俱乐部集中起来由一个设在主要运动中心的机关来领导的各种必要的提案。至少要在各省范围内迅速把各个工人俱乐部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这是加强和发展工人政党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推◎第371页◎翻现存政府以后，立刻就要选举国民代表会议。这里无产阶级必须注意以下几点：一、无论如何都不要让地方当局或政府委员用某种诡谲借口把一定数量的工人屏除于选举之外。二、各地都要尽可能从同盟盟员中提出工人候选人来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候选人相抗衡，并且要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使工人候选人当选。甚至在工人毫无当选希望的地方，工人也一定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估计自己的力量，并公开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和自己的党的观点。同时，工人不应听信民主派的空话，例如说这种做法将使民主派陷于分裂而使反动派有可能获得胜利。所有这些空话，归根到底不外是为了蒙骗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党用这种独立行动所能取得的进展，比起几个反动分子参加国民代表会议所能造成的害处，不知要重要多少。如果民主派一开始就坚决用恐怖手段对付反动派，那么，反动派在选举中的影响预先就会被消除掉。引起资产阶级民主派同工人发生冲突的第一个问题，将是废除封建制度的问题。正如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一样，小资产者将把封建地产交给农民作为他们自由支配的财产，也就是说，他们要继续保存农村无产阶级并造成一个农民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会像法国农民现在的处境一样，经受日益贫困和债台高筑的痛苦。工人为了农村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自身的利益，一定要反对这种意图。他们必须要求把没收过来的封建地产变为国有财产，变成工人移民区，由联合起来的农村无产阶级利用大规模农业的一切优点来进行耕种。这样一来，在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发生动摇的情况下，公有制的原则立刻就会获得巩固的基础。正如民主派同农民联合起来那样，工人也应当同农村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其次，民主◎第372页◎派或者是直接力求建立联邦共和国，或者，如果他们不能回避建立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他们至少也要设法赋予各乡镇和各省区以尽量大的独立自主权，以便使中央政府陷于瘫痪。工人应该反对这种意图，不仅要力求建立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而且还要极其坚决地把这个共和国的权力集中在国家政权手中。他们不应当被民主派空谈乡镇自由、空谈自治等等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在任何一个像德国这样还需要铲除那么多中世纪残余，还必须打破那么多地方性和省区性痼习的国家里，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每个村庄、每个城市和每个省都设置什么新的障碍去阻挠革命活动，因为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全部力量。——决不能容许现今这种状况重现，因为在这种状况下，德国人在每个城市和每个省都不得不为同一个前进步骤而独自去搏斗。决不能容许利用所谓自由的乡镇制度来永远保存乡镇所有制，因为这种所有制形式比现代私有制还要落后，并且到处都必然陷于解体而转变为现代私有制，——也决不能容许利用所谓自由的乡镇制度使各个贫穷乡镇与富裕乡镇在这种所有制基础上永无休止地发生争执，决不能容许与全国民法并存的乡镇民法及其各种刁难工人的规定永远存在下去。正如1793年在法国那样，目前在德国实行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是真正革命党的任务（注：恩格斯在1885年版上加了一个注：“现在必须指出，这个地方是出于误会。当时因受到波拿巴派和自由派的历史伪造家的欺骗，大家都以为法国中央集权的管理机构是通过大革命才开始建立起来的，特别是以为国民公会（国民公会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建立的最高立法机关，从1792年9月存在到1795年10月。国民公会在雅各宾派专政期间，即革命的第三阶段（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28日），作为最高权力机关，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废除封建所有制，确立民主共和国，并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后，遵循大资产阶级意旨，取消了雅各宾派颁布的主要革命措施，最后于1795年10月被解散。——21、314、373、426、435。）曾利用这个机构作为战胜保皇主义反动派和联邦主义反动派以及外敌的必不可少的和决定性的武器。可是，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实是：在整个革命时期，直到雾月十八日为止，各省、各区和各乡镇的全部管理机构都是由被管理者自己选出而可以在全国法律范围内完全自由行动的机关组成的；这种和美国类似的省区和地方自治制，正是革命的最强有力的杠杆；拿破仑在雾月十八日政变刚刚结束以后，就急忙取消这种自治制而代之以沿用至今的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制，可见，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制自始就纯粹是反动势力的工具。但是，地方的和省区的自治制虽然不同政治的和全国的中央集权制相抵触，然而它也并不一定同自治州或乡镇的狭隘的利己主义联系在一起，这种利己主义现今在瑞士那里已经显得非常丑恶可憎，而德意志南部的所有联邦共和主义者在1849年却企图在德国把它奉为准则”。——编者注）。我们已经说过，在下次运动中，民主派将取得统治，他们将不得不提出一些多少带点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试问：工人对此应该提出一些什么措施呢？当然，在运动初期，工人还不可能提出直接的共产主义的措施。但是他们可以采取如下两个措施：1.迫使民主派尽可能多方面地触动现存的社会制度，干扰现存社会制度的正常进展，使他们自己丧失威信，并尽量把生产力、交通工具、工厂、铁路等等由国家集中掌握。2.工人应当极力将那些肯定不会采取革命手段而只会采取改良手段的民主派所提出的主张加以扩展，把这些主张变成对私有制的直接攻击。例如，假若小资产者主张赎买铁路和工厂，工人就应该要求把这些铁路和工厂作为反动派财产干脆由国家没收，不给任何补偿。假若民主派主张施行比例税，工人就应该要求施行累进税；假若民主派自己提议施行适度的累进税，工人就应该坚持征收比率迅速提高的捐税，从而使大资本走向覆灭；假若民主派要求调整国债，工人就应该要求宣布国家破产。这就是说，工人的要求到处都必须针对民主派的让步和措施来决定。如果说德国工人不经过较长时间的革命发展的整个过程，就◎第374页◎不能掌握统治权和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那么这一次他们至少有一个把握，那就是这一出即将开始的革命剧的第一幕，必将在他们自己的阶级在法国取得直接胜利的时候演出，因而第一幕的发展一定会大大加速。但是，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终胜利，首先还必须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1850年3月于伦敦写于1850年3月24日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