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1

1892年7月21 日于伦敦载于189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2 版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67-383页◎第434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恩格斯　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注：这封贺信是恩格斯为答谢邀请他参加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而写的，发表在1894年3月25日-4月10日《社会主义者大学生报》第8号和1894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杂志《日子》第4-5期上。根据日内瓦社会主义者大学生小组的倡议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于1893年12月22日至25日在日内瓦举行。参加大会有亚美尼亚、比利时、保加利亚、意大利、德国、波兰、罗马尼亚、俄国、法国和瑞士等大学生组织的代表共26人。代表大会研究了关于脑力劳动者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反犹太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问题。代表大会的决议贯彻第二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苏黎世代表大会的决议的精神。大会还建议在学生中进行积极的社会主义宣传，并决定在日内瓦设立国际书记处，以建立和加强各国社会主义者大学生的联系。——435。）　　 1893年12月19日于伦敦亲爱的公民们：感谢你们盛情邀请我参加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非常遗憾的是，我不能接受这一邀请，因为我有一些刻不容缓的和重要的事情要做。因此我只能祝你们的代表大会取得它应有的一切成就。希望你们的努力将成功地使大学生们意识到，正是应该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向大学要求的仅仅是律师，作为培养他们的政治家的最好的原料；而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材，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扎实的知识。◎第435页◎致兄弟般的敬礼。　弗·恩格斯载于1894年3月25日-4月10日《社会主义者大学生》报第8号原文是法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7页◎第436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恩格斯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是恩格斯在把《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收进1894在柏林出版的《〈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文集(1871-1875)》时专门写的。恩格斯在论文集的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0-491页）里说到促使他重印这篇文章并为它写了详细的跋的原因。这篇跋连同恩格斯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的俄译文第一次发表在劳动解放社1894年出版的小册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里，小册子由日内瓦《社会民主党人》印刷所印刷。这本小册子的译文是维·查苏利奇同恩格斯商定后译出的，格·瓦·普列汉诺夫为小册子写了序。后来这篇跋连同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以不同标题在俄国一再出版。——437。）首先我应当更正一下：准确地说，彼·特卡乔夫先生不是巴枯宁主义者，即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自己冒充的“布朗基主义者”。这个错误是很自然的，因为上面提到的那位先生，按照当时俄国流亡者的惯例，在西方面前表现自己同全体俄国流亡者团结一致，并且在他的小册子里实际上还为受到我抨击的巴枯宁及其一伙进行辩护，仿佛我的抨击是针对他本人似的。（注：恩格斯指彼·尼·特卡乔夫的小册子《致1874年〈人民国家报〉第117和118号所载〈流亡者文献〉一文的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1874年苏黎世《哨兵报》印刷所版。这封信的俄译文载于彼·特卡乔夫《社会经济问题论文选》1933年版第3卷第88-98页。恩格斯《流亡者文献》一组文章的第四篇和第五篇就是答复特卡乔夫的（见本选集第3卷第261-272和272-285页）。——437。）他在同我的论战中所坚持的对于俄国共产主义农民公社的观点，实质上是赫尔岑的观点。赫尔岑，这位被吹捧为革命家的泛斯拉夫主义文学家，从哈克斯特豪森的《对俄国的考察》（注：指奥·哈克斯特豪森《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1847-1852年汉诺威-柏林版第1-3册。——437。）中得知，他的庄园里的农奴不知道土地私有，而且时常在相互之间重新分配耕地和草地。作为一个文学家，他没有必要去熟悉那很快就为大家知道的事情，即土地公有是一种在原始时代曾经盛行于德意志人、克尔特人、印度人，总而言之曾经盛行于一切印欧民族中的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在印度至今还存在，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只是不久前才遭到暴力压制，在德国，甚至现在在一些地方还能见到；这是一种衰亡中的占有形式，它实际上是所有民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的共同现象。然而作为一个泛斯拉夫主义者，这位充其量不过是个口头社会主义者的赫尔岑，却从中发现一个新的口实，使◎第437页◎他能够在这个腐朽的西方面前用更鲜明的色彩来描述自己“神圣的”俄罗斯和它的使命——使这个腐朽的、衰老的西方返老还童和得到新生，必要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老朽的法国人和英国人无论怎样努力都不能实现的东西，俄国人在自己家里却有现成的。“保存农民公社和保障个人自由，把乡村的自治扩展到城市和整个国家，同时保持民族的统一——这就是俄国未来的全部问题所在，也就是西方思想家正在行动起来力求解决的同一个社会矛盾的问题所在。”（赫尔岑给林顿的信）（注：亚·伊·赫尔岑给《英格兰共和国》杂志编辑威·林顿的三封信是他在1854年1-2月写的，第一次用英文发表在林顿的杂志1854年第3卷上。恩格斯所引赫尔岑给林顿的第三封信上的一段是从1885年日内瓦出版的格·瓦·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第9页转引来的。赫尔岑给林顿的信的全文，见亚·伊·赫尔岑的文集《旧世界和俄国》。——438。）这就是说，在俄国也许还存在政治问题；但“社会问题”在俄国则已经解决。赫尔岑的追随者特卡乔夫像赫尔岑一样把事情看得很简单。虽然在1875年他已经不能再断言什么“社会问题”在俄国已经解决，但是他仍然认为，俄国农民作为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同贫困的、被上帝遗忘的西欧无产者比起来，要无限地接近社会主义，并且他们的生活也要无限地好。如果说法国的共和主义者由于他们百年来的革命活动，认为自己的人民是政治方面的上帝选民，那么当时的许多俄国社会主义者则认为俄罗斯是社会方面的上帝选民；据说旧的经济世界不是从西欧无产阶级的斗争中而是从俄国农民的最内在的东西中得到它的新生。我的抨击也就是针对这种幼稚的观点。但是俄国的公社还引起了一些无比高明于赫尔岑们和特卡乔夫们的人的注意，并且博得他们的承认。其中包括有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俄国有无限大的贡献，把他长年流放在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中间而对他施行慢性谋杀，这将给“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留下一个永久的污点。由于俄国的思想封锁，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未读过马克思的著◎第438页◎作，当《资本论》问世的时候，他早已在中维柳伊斯克的雅库特人中间了。他的全部精神发展只能在这种思想封锁所造成的环境中进行。俄国书报检查机关不放过的东西，对俄国说来都是几乎不存在的或者根本不存在的。如果说他有弱点，他的视野有局限性，那么令人惊奇的，只是这种弱点、局限性并不太多。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把俄国农民公社看作从现存社会形式过渡到新的发展阶段的手段，这个新阶段一方面高于俄国的公社，另一方面也高于阶级对立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俄国拥有这种手段，而西方却没有这种手段，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这是俄国优越的地方。“在西欧，由于个人权利的无限扩张，实行一种良好的制度异常困难……人们习惯上享有的东西，哪怕是放弃一点点也不容易，在西欧，个人已经习惯于个人权利的无限性。只有经过痛苦的经验和长时间的思考才能够教人认识到相互让步的益处和不可避免性。在西方，建立一种经济关系的良好制度是不能没有牺牲的，因此建立这种制度很困难。它同英法两国农民的习惯是不相容的。”但是，“在一个国家里是空想的东西，在另一个国家里却是事实……有些习惯，对英国人和法国人说来，要贯彻到人民生活中去是无比困难的，但在俄国人这里，却作为人民生活中的事实而存在着……　西方目前正在经过如此困难而漫长的道路来争取的那种制度，在我们这里却仍然是我们农村生活中强有力的人民风尚……　我们看见，在西方土地公有制的衰亡带来了多么悲惨的后果，而西方人民要挽回自己失去的东西又是何等费力。西方的例子我们不应当视而不见。”（《车尔尼雪夫斯基文集》日内瓦版第5卷第16-19页；转引自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年日内瓦版）（注：这里所引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批评文章《杂志短评》，第一次发表在1857年《同时代人》杂志第5期。接下去引的他的另一篇文章《奥·哈克斯特豪森男爵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第一次发表在1857年《同时代人》杂志第7期。两篇文章都收在1879年日内瓦出版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文集》第5卷，以《论公社的土地占有制》为总标题。在格·瓦·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年日内瓦版）一书中这段引文在第16-17页上；后面紧接的第二段引文在第15页上。显然恩格斯是从普列汉诺夫的书上引用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因为这两段引文同该书一样。——439。）。而在谈到乌拉尔哥萨克那里至今还盛行土地共耕然后在各户之间分配产品的制度时，他说：“假使乌拉尔人在他们现在的制度下一直生活到在谷物生产中使用机器的时候，那时乌拉尔人将会因他们保存了那种允许使用机器（这些机器要求◎第439页◎以数百俄亩计的大农庄）的制度而十分高兴。”（同上，第131页）只是这里不应忘记，乌拉尔人和他们的出于军事考虑才保留下来的土地共耕制（我们这里也有兵营共产主义）在俄国是非常独特的，情形大致同我们这里摩泽尔河地区的农户公社及其定期的重新分配的做法一样。如果他们保存现有的制度到他们能够使用机器的时候，那么，从这里得到好处的不是乌拉尔人自己，而是奴役他们的俄国军事国库。不管怎么说，事实是这样：当资本主义社会正在西欧崩溃而它本身发展中必然产生的矛盾威胁着它的生存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在俄国，全部耕地的半数左右却仍然是农民公社的公有财产。如果说在西方用重新改组社会的办法来解决矛盾是要以一切生产资料（当然也包括土地）转归社会公有作为前提条件，那么在俄国已经存在，或者说得更准确点，仍然存在的公有制对于西方的这个只是行将建立的公有制是怎样的关系呢？它是否不能作为民族活动的一个起点，以便用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技术成就来充实俄国的农民共产主义，使它一下子越过整个资本主义时期进入一切生产资料的现代社会主义公有制？或者像马克思在本文后面引用的一封信（注：见本卷第445-446页。——编者注）里表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时所说的那样：“俄国是应当像自由派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问题的提法本身已经表明应当向哪个方向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第440页◎自己发展成高级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情况恰如德意志人的马尔克制度、克尔特人的克兰、印度人的和其他民族的实行原始共产主义制度的公社一样。所有这些公社，都在包围着它们的、或者在它们内部产生并且逐渐渗透它们的商品生产以及各户之间和各人之间的交换的影响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丧失共产主义的性质，而变成互不依赖的土地占有者的公社。因此，如果一般地说可以提出俄国的公社是否将有别的更好的命运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不是公社本身的错，而只在于这样一个情况：公社在一个欧洲国家里保持相当的生命力到了这样一个时刻，这时，在西欧不仅一般的商品生产，甚至连它的最高和最后的形式——资本主义生产都同它本身所创造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它不能再继续支配这种生产力，它正在由于这些内部矛盾及其所造成的阶级冲突而走向灭亡。由这一点就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对俄国的公社的这样一种可能的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社会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事实上，从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农业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俄国的农民公社本身，在1861年就已经是这种共产主义的比较衰弱的形式；在印度某些地方以及在可能是俄国公社的母体的南方斯拉夫人家庭公社（扎德鲁加（注：扎德鲁加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大家族，由同一父亲的若干后代及其妻子儿女组成的家庭公社（20-30人）；共同生产，共同消费。19世纪后半期逐渐解体。——55。））中还存在着的土地共耕，已经让位给单个家庭的经营管理；公有制只是还表现在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分配土地上，而这种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在不同的地方其间隔时间也极不相同。只要这种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一终止或通过决定被废止，就会出现小农的农村。◎第441页◎然而单是这样一个事实：与俄国农民公社并存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同时接近了崩溃的时刻，在这一时刻它本身就会显示出一种新的生产形式，在这种新的生产形式下将有计划地使用作为社会财产的生产资料，——单单这样一个事实，并不能赋予俄国公社一种能够使它把自己发展成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完成这一革命以前，俄国公社如何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掌握起来呢？在俄国公社已经不再按照公有原则耕种自己的土地之后，它又怎么能向世界指明如何按照公有原则管理大工业呢？诚然，在俄国有不少人很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并且清楚地知道这条似乎走不通的死胡同的出路何在。可是，首先，明白这一点的几千人并不生活在公社里，而大俄罗斯的仍然生活在土地公有制条件下的大约5 000万人，却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们至少对这几千人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就像1800-1840年的英国无产者对罗伯特·欧文为了拯救他们而设想出来的计划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一样。在新拉纳克的欧文的工厂里做工的工人当中，大多数也是在解体的共产主义氏族社会的秩序和习俗中、在苏格兰克尔特人的克兰中成长起来的，但是欧文一个字也没有谈到这些人对他有很好的理解。其次，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在商品生产和单个交换以前出现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式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独特的最后的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第442页◎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这一点对于俄国的公社，也同对于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印度的氏族公社、或者任何其他以生产资料公有为特点的蒙昧时期或野蛮时期的社会形式一样，是完全适用的。然而，不仅可能而且无庸置疑的是，当西欧各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也是有保证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但比较起来，这在俄国将最容易做到，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精神，因而在革命时期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这一点，马克思和我已经在1882年1月21 日给普列汉诺夫翻译的俄文版《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里说过了。我们在那里写道：“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第443页◎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注：见《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本选集第1卷第250-251页）。恩格斯在这里引用的是从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俄译文翻译回去的，因此同序言手稿中有关地方稍有出入。——444。）可是，不应当忘记，这里提到的深深陷于解体的俄国公有制从那时以来已经又向前迈了一大步。克里木战争期间的失败清楚地表明，俄国必须迅速发展工业。首先需要铁路，而大规模修筑铁路不能没有本国的大工业。产生大工业的先决条件是所谓的农民解放；随着农民的解放，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从而也进入了土地公有制迅速灭亡的时代。农民负担了赎金，再添上税捐加重，同时分配给农民的土地越来越少和越来越差，自然使得农民落入高利贷者手中，这些高利贷者大半都是发了财的农民公社社员。铁路为早先的许多边远地区开放了谷物销售市场，而又运来了便宜的大工业产品，结果排挤了农民的家庭工业，这类产品原先是由家庭工业制造的，一部分供自用，一部分供出售。久已习惯的经济关系被破坏了，随着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过渡，各地出现了混乱局面，在公社社员中间出现了巨大的财产差别——穷人沦为富人的债务奴隶。总而言之，那种在梭伦之前曾经因货币经济的渗入导致雅典氏族解体的过程，在这里开始使得俄国公社解体。（注：见恩格斯《家庭……的起源》1892年斯图加特第5 版第109-113页。(恩格斯指出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关于雅典民族解体的过程，见本卷第107-118页。)）梭伦固然能够通过对当时还很年轻的私有权实行革命的干预，来解放债务奴隶，干脆废除他们的债务，但是他不能使古雅典氏族复活。同样，现在世界上也没有一种力量能在俄国公◎第444页◎社的解体过程达到一定深度时重建俄国公社。况且俄国政府还规定，在公社社员之间重新分配土地，间隔时间不得少于12年，目的就在于使农民越来越不习惯于重新分配土地并开始把自己看作自己份地的私有者。早在1877年，马克思在他的一封寄往俄国的信里就表示过这样的看法。有一位茹柯夫斯基先生，即现在以国家银行司库的身分在俄国信用券上署上自己名字的那位先生，曾在《欧洲通报》（注：《欧洲通报》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月刊，1866-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1909-1918年夏由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编辑；19世纪90年代该杂志刊登反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1908年以前该杂志的编辑兼出版者是米·马·斯塔修列维奇。——445、637。）(Vestnik Jevropy)上刊登过一篇谈论马克思的东西，另一个著作家（注：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编者注）在《祖国纪事》（注：《祖国纪事》是俄国一家文学政治杂志，1820-1884年在彼得堡开始出版；1839年起成为当时最好的进步杂志之一。维·格·别林斯基参加杂志编辑部，亚·伊·赫尔岑等人为它撰稿。1846年别林斯基退出编辑部后，杂志由尼·阿·涅克拉索夫和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接办，杂志把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聚集在它的周围。1877年涅克拉索夫去世后，民粹派取得了占优势的影响。《祖国纪事》不断受到书报检查的迫害并于1884年4月被沙皇政府封闭。——445。）(Otetschestvenyja Zapiski)上出来回答他。（注：指载于1877年《欧洲通报》（见注336）杂志第9期的尤·加·茹柯夫斯基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以及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之一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为回答这篇文章而在1877年《祖国纪事》杂志第10期上发表的《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445。）马克思为了指出这后一篇文章的错误，写了一封信给《纪事》的编辑，这封信曾以法文原信的手抄本在俄国流传很久，后来译成俄文于1886年发表在日内瓦的《民意导报》（注：《民意导报》是俄国民意党在国外的机关报，1883年至1886年在日内瓦出版，由彼·拉·拉甫罗夫和列·亚·吉霍米罗夫主编，共出五期。——445。）(V ěstnik Narodnoj Voli)上，随后俄译文又在俄国国内发表过。（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见本选集第3卷第339-342页），是马克思于1877年底读到该杂志第10期登载的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后写的。这篇文章对《资本论》作了曲解。马克思这封信没有寄出，是他逝世以后恩格斯从他的文件中发现的。恩格斯复制了这封信并将一份副本和1884年3月6日的信一起寄给了在日内瓦的劳动解放社成员维·伊·查苏利奇。这封信曾在日内瓦1886年《民意导报》杂志第5期上发表。后来又于1888年10月在俄国的合法刊物《司法通报》杂志上发表。——445、724。）这封信同所有出自马克思手笔的东西一样，在俄国各界人士中引起极大注意，并被作了极不相同的解释；因此我在这里把它的内容扼要加以转述。马克思首先驳斥《祖国纪事》上的文章强加给他的观点，仿佛他所持的观点同俄国自由派一样，认为对俄国来说没有比消灭农民公有制和急速进入资本主义更为刻不容缓的事了。他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注释的增补中关于赫尔岑的简短评语根本不能证明什么。这一评语是这样写的：“如果说在欧洲大陆上……破坏人种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将像迄今为止一样，同在扩大国民军、国债、赋税以及以优雅方式进行战争等等方面的竞争手拉手地向前发展，那么，正像半个俄罗斯人但又是道地的莫斯科人赫◎第445页◎尔岑（顺便说一下，这位文学家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普鲁士参政官哈克斯特豪森的书里发现了'俄国的'共产主义）非常认真地预言的，欧洲也许最终将不可避免地靠鞭子和强行注入卡尔梅克人的血液来返老还童。”（《资本论》德文第1版第1卷第763页）（注：马克思关于赫尔岑的这段话，见1867年汉堡出版的《资本论》德文第1版第1卷第763页（1987年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第750-751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德文第2版及其后各版里删去了这个注释的增补。——446。）马克思接着说（注：以下是引自马克思给《祖国纪事》（见注337）编辑部的信中的几段引文（见本选集第3卷第339、340和341页）。——446。）：这段话“无论如何，决不能从这里理解我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单引号里面的话在原稿中是引的俄文〉的努力的看法等等。——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跋里，我曾经以应有的高度尊重谈到'一位伟大的俄国的学者和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18页。——编者注）这个人在几篇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他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最后，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注：引文中的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接着马克思澄清了他的批评者的其他一些错误观点；涉及我们这里研究的问题的唯一的一个地方是这样说的：◎第446页◎“现在，我的批评家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叙述〉中的哪些东西应用到俄国去呢？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马克思在1877年就是这样写的。那时候俄国有两个政府：沙皇政府和恐怖主义密谋家的秘密执行委员会(ispolnitel'nyj komitet)的政府（注：显然是指民粹派组织土地和自由社（1876年秋至1879年秋）和民意党（1879年8月至1881年3月）的领导机关；后者曾宣布以恐怖手段为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447。）。这个秘密的并列政府的势力日益壮大。推翻沙皇制度似乎指日可待；俄国的革命一定会使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失去它的最有力的支柱，失去它的强大的后备军，从而也一定会给西方的政治运动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并且为它创造无比顺利的斗争条件。马克思在他的信里劝告俄国人不必急急忙忙地跳进资本主义，是不奇怪的。俄国的革命没有发生。沙皇制度战胜了恐怖主义，后者在当时甚至把一切“喜欢秩序”的有产阶级都推到了沙皇制度的怀抱里。在马克思写了那封信以后的17年间，在俄国，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农民公社的解体都大有进展。目前，在1894年，情况怎样呢？在克里木战争失败和皇帝尼古拉一世自杀以后，旧的沙皇专制制度原封不动地继续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一条出路：尽快地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帝国的辽阔版图毁了军队，调兵到战场上去的漫长路程毁了军队；必须靠战略性的铁路网来消除这种距离遥远的状态。但是，铁路意味着兴建资本主义工业和把原始的农业革命化。一方面，最边远的地区的农产品也同世界市场发生了直◎第447页◎接的联系；另一方面，没有提供钢轨、机车、车厢等等的本国的工业，就不可能建造和利用广阔的铁路网。然而不建立起铁路网，便不能建立大工业的一个部门；早先已在莫斯科省和弗拉基米尔省，以及在波罗的海沿岸边区生根的较现代化的纺织工业，获得了新的高涨。随着铁路和工厂的建立，已有的银行扩大了而且建立了新的银行；由于农民从农奴地位下解放出来，产生了迁徙自由，而且可以预期，在这之后，这些农民中的很大部分自然而然也将从占有土地的状况中解放出来。这样，俄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础。但是与此同时也就根除了砍断俄国农民公社的斧头。现在来抱怨这个是无益的。如果在克里木战争后，沙皇专制制度被贵族和官僚的直接议会统治所代替，那么这一过程也许要慢一些；如果新兴的资产阶级执政，那么这一过程一定会加快。在既成的条件下没有别的选择可言。当法国建立起第二帝国的时候，当英国的资本主义工业繁荣昌盛的时候，实际上也不能够要求俄国在农民公社的基础上投身于自上而下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试验。必定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正如在商品生产的国家里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发生的事情一样，人们多半只是半自觉地或者完全机械地行动，而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这时，一个由德国开创的从上面进行的革命的新时期，同时也就是社会主义在所有欧洲国家迅速成长的时期到来了。俄国参加了共同的运动。这一运动在这里理所当然地采取了冲锋的形式，目的是要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争得民族的思想和政治运动的自由。认为农民公社本身具有一种能够带来并且必定带来社会新生的神奇力量的信念（我们已经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没有能完全摆脱这一信念），起了自己的作用，它鼓起了英勇的俄国先进战士的热情◎第448页◎和毅力。这些人不过几百，但是由于他们的牺牲精神和大无畏精神，竟然弄得沙皇专制制度也不得不考虑投降的可能性和条件了，——我们不去同这些人争论，虽然他们把俄国人民看作社会革命的上帝选民。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跟他们抱同样的空想。上帝选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而在这个斗争的同时，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前进而且越来越接近恐怖主义者所没有能达到的目的：让沙皇制度投降。沙皇制度需要钱。它要钱不仅是为了它的宫廷豪华生活，它的官僚，首先是为了它的军队和以收买为基础的对外政策，而且尤其是为了它那可怜的财政经济和在铁路建设方面所采取的相应的荒唐的政策。外国再也不愿意而且也不能够来弥补沙皇的全部赤字了；它只好在国内寻求帮助。一部分铁路股票不得不在本国推销；一部分公债也是这样。俄国资产阶级的第一个胜利是铁路租让合同，根据这个合同，将来的利润全部归股东，而将来的亏损却全部由国家承担。接踵而来的是对开办工业企业的津贴和奖励金，以及维护本国工业利益的保护关税，这种关税使得许多东西最终完全不可能进口。俄国政府由于负有无数债务，并且在国外的信用几乎完全丧失，不得不为了国库的直接利益而设法人工培植本国的工业。它经常需要黄金来支付外债的利息。但是在俄国没有黄金，因为流通的是纸币。一部分黄金来自规定以黄金支付的几种关税，顺便指出，这种规定使这几种关税提高50％。但是最大部分的黄金要由俄国原料出口对外国工业品进口的顺差中得来；购买者对这一余额所开的票据，俄国政府在国内用纸币收买进来，再到国外提取黄金。因此，如果政府不愿为支付外债的利息而举借新的外债，那么它就得设法使俄国的工业迅速壮大到能够满足国内的全部需求。这就要求俄国成为不依赖外国的、能够自给的工业国；使政府◎第449页◎拚命努力要在几年内使俄国的资本主义达到高水平。因为如果这一点落空了，那就没有其他办法，只有动用储存在国家银行和国库里的硬币军事基金或者宣布国家破产。在这两种情况下，俄国对外政策都会完蛋。有一点很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的俄国资产阶级就把国家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国家在所有重要的经济问题上都不得不屈从于它。如果说它仍然容忍沙皇及其官僚的专制独裁统治，那只是因为这个独裁统治由于官僚受贿而变得较为温和，它给资产阶级提供的保证，比实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改革所能提供的还要多，而在俄国国内目前情况下，这种改革的后果是谁也不能预测的。这样一来，俄国越来越快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很大一部分农民越来越快地无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越来越快地崩溃。这种公社是否还能得到挽救，以致在一定的时刻，像马克思和我在1882年所希望的那样，它能够同西欧的转变相配合而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个问题我不能予以回答。但是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要想保全这个残存的公社，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的革命不仅会把民族的大部分即农民从构成他们的“天地”、他们的“世界”（注：俄文“мир”既有“村社”、“公社”的意思，也有“世界”、“天地”的意思。——编者注）的农村的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不仅会把农民引上一个大舞台，使他们通过这个大舞台认识外部世界，同时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处境和摆脱目前贫困的方法；俄国的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第450页◎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从公社那里还是从资本主义那里，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写于1894年1月上半月载于1894 年在柏林出版的弗·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4-510页◎第451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恩格斯　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注：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应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领导人库利绍娃和屠拉梯的请求写的，库利绍娃和屠拉梯在1894年1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里，请恩格斯就当时意大利国内所酝酿的革命危机谈谈党的策略问题。这篇文章由屠拉梯译成意大利文，以恩格斯致屠拉梯的信的形式发表在1894年2月1日《社会评论》杂志（见注579）第3期上，编辑部加的标题是《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屠拉梯的译文有几处同恩格斯的手稿有出入。这篇文章还载于德国报纸《社会民主党人》（见注294）1894年7月12日第24号，标题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谈意大利的状况》。收入本卷的恩格斯的这封信是根据发表在费耳特里内利学院于米兰出版的1958年《年鉴》上的法文手稿译出的。——452。）意大利的状况在我看来是这样：资产阶级在争取民族解放时期和那以后取得了政权，但是没有能够而且也没有想要彻底实现它的胜利。它既没有消灭封建制度的残余，也没有按照现代资本主义模式改组国民生产。它没有能力让本国分享资产阶级制度的相对的和暂时的利益，反而把这种制度的一切累赘、一切弊害都加在它身上。这还不够，它还由于卑鄙的财政舞弊行为而永远丧失了最后的一点尊严和信用。因此，劳动人民——农民、手工业者、工人——一方面受到过去的弊病的压迫，这些弊病不仅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甚至还是古典古代（对分租佃制；南方的大地产，那里人被牲畜所排挤）遗留下来的；另一方面又受到资产阶级制度所曾发明的最贪婪的税收制度的压迫。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马克思的话：“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第452页◎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注：见本选集第2卷第100-101页。——编者注）这种状况将导致危机。生产者群众到处都情绪激昂；他们在有些地方已经举行起义。这种危机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呢？显而易见，社会党还太年轻，而且由于经济条件的缘故还太软弱，使我们不能希望立即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全国的农村人口远远地超过了城市人口；在城市里，大工业很不发达，因此典型的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大多数人是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失掉阶级性的分子即摇摆于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群众。这是正在没落和瓦解的中世纪的小资产阶级，这些人目前还不是无产者，但却是未来的无产者。只有这个面临着经济破产并且已经陷入绝境的阶级，能够为革命运动提供大批战士和领袖。农民将会支持他们。农民虽然由于土地分散和不识字而没有可能表现任何有效的主动精神，但是毕竟是强大的和不可缺少的同盟者。如果通过或多或少和平的方式取得成功，那就只能是内阁的更换，卡瓦洛蒂这一帮在新的旗帜下集合起来的共和主义者（注：在新的旗帜下集合起来的共和主义者指意大利激进派，其领袖是费·卡瓦洛蒂。他们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在许多场合都同社会主义者趋于一致。——453。）将会上台；如果发生了革命，那就会出现资产阶级共和国。面对这些可能性，社会党应该起什么作用呢？自从1848年以来，时常为社会党人带来极大成就的策略就是《共产党宣言》的策略。“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社会党人（注：恩格斯在引证时把“共产党人”一词换成“社会党人”。——编者注）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社会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第453页◎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注：见本选集第1卷第285 和306页。——编者注）社会党人总是积极参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经历的每个发展阶段，而且，一时一刻也不忘记，这些阶段只不过是导致首要的伟大目的的阶梯。这个目的就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他们的位置是在为每一个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直接利益而斗争的战士的行列中；但是，他们只是把所有这些政治的或经济的利益看作分期偿付的债款。因此他们把每一个进步的或者革命的运动看作是沿着自己道路上前进的一步；他们的特殊任务是推动其他革命政党前进，如果其中的某一个政党获得胜利，他们就要去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这种永远不忽视伟大目标的策略，能够防止社会党人产生失望情绪，而这种情绪却是其他缺少远大目光的政党——不论是纯粹的共和主义者或感伤的社会主义者——无法避免的，因为他们把前进中的一个普通阶段看作是最终目的。让我们把所有这些运用于意大利吧。因此，正在瓦解的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胜利可能把一个在新的旗帜下集合起来的马志尼主义者的内阁捧上台。这将使我们获得普选权和显著扩大活动自由（新闻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取消警察监视等等），这是不应该忽视的新的武器。或者这种胜利将给我们带来一个由同一批人再加上某些马志尼主义者组成的共和国。这将使我们的活动场所和活动自由更加扩大，至少对目前来说是这样。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能够在其中进行决战的唯一的政治形式。（注：参看本选集第1卷第592-593页。——编者注）姑且不谈它会对欧洲产生的影响。◎第454页◎所以，当前革命运动的胜利只能使我们更加强大，并且给我们创造出一种更为有利的环境。假如我们站在一旁，假如我们对各“亲戚”党只限于纯粹消极的批评，那么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我们必须和他们积极合作的时刻可能会到来。这个时刻将在什么时候到来呢？显然，直接去准备一种严格说来不是我们所代表的阶级的运动，那不是我们的事情。如果激进派和共和派认为出动的时刻已经到来，那就让他们去发泄他们的激情吧。至于我们，我们受这些先生们的漂亮诺言欺骗的次数太多了，决不会再一次地落入陷阱。不论是他们的阴谋，还是他们的声明，都不应该打动我们。如果说我们有责任支持一切真正的人民运动，那么，我们同样有责任不让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的刚刚形成的核心作无谓的牺牲，不让无产阶级在徒劳无益的地方性的起义中被灭绝。与此相反，如果运动真正是全国性的，我们的人就将参加，用不着人家来发号令，我们参加这种运动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那时必须清楚地了解，而且我们必须公开宣布：我们是作为独立的政党参加，暂时同激进派和共和派联合，但是和他们截然不同；我们在胜利的情况下对斗争成果不抱任何幻想，这样一种成果远远不能使我们满足，它对于我们来说仅仅是已经达到的阶段之一，仅仅是一个作进一步占领的新的作战基地；正是在胜利的当天我们就将分道扬镳，并且从那一天起，我们将成为和新政府对立的新反对派，但不是反动的而是进步的反对派，一个极左的、要求越过已获得的阵地而向新的阵地进军的反对派。在共同的胜利以后，人家也许在新政府中给我们几个位子——然而总是要我们居于少数。这是最大的危险。在1848年二月革命后，法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改革报》派的赖德律－洛兰、路◎第455页◎易·勃朗、弗洛孔等）就犯了接受这种席位的错误。（注：在1848年2月24日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中，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占了大部分职位。此外，三个《改革报》（见注152）派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赖德律－洛兰、弗洛孔、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机械工阿尔伯也参加了政府。很快就看出，“社会主义者部长们”（更不用说“民主主义者部长们”了）只是资产阶级政府可怜的装饰品而已。——456。）作为由纯粹的共和派组成的政府中的少数派，他们心甘情愿地在政府内为多数派投票通过和作出的、针对工人阶级的一切无耻行为和叛卖勾当分担责任，与此同时，这些先生们加入政府就瘫痪了他们声称自己代表着的工人阶级。所有这些都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只是应你的要求才提出来，而且有很大保留。至于我所强调的一般的策略，长期以来，我已经确信它的有效性；它从未丧失过这种有效性。但是说到怎样把它运用到意大利目前的状况，那就是另一回事；必须因地制宜地作出决定，而且必须由处于事变中的人来作出决定。写于1894年1月26日译成意大利文载于1894年2月1日《社会评论》杂志第3期原文是法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14-518页◎第456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恩格斯　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注：恩格斯的《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一文，是科学无神论的基本著作之一，是恩格斯对基督教的产生和本质问题多年研究的成果。据恩格斯自己说，从1841年起他就对这个问题发生了兴趣。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7-336页）和《启示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0-16页）两篇文章里，已经部分地论述了他在这些问题上的见解。本文是为《新时代》（见注3）杂志写的，发表在该杂志1894-1895年第1卷第1期和第2期上。恩格斯在世时这一著作还用法文在1895年4月和5月《社会发展》杂志第1期和第2期上刊登过，是由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翻译的。——457。）一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与现代工人运动有些值得注意的共同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从奴役和贫困中得救；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里寻求这种得救，而社会主义则是在现世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两者都遭受过迫害和排挤，信从者遭放逐，被待之以非常法：一种人被当作人类的敌人，另一种人被当作国家、宗教、家庭、社会秩序的敌人。虽然有这一切迫害，甚至还直接由于这些迫害，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胜利地、势不可挡地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基督教在产生300 年以后成了罗马世界帝国的公认的国教，而社会主义则在60来年中争得了一个可以绝对保证它取得胜利的地位。所以，如果说安东·门格尔教授先生在其所著《十足劳动收入权》一书中表示惊异：为什么在罗马皇帝时代土地占有大集中的情况下，在几乎纯粹由奴隶构成的当时的工人阶级受着无限痛苦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并没有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出现”（注：安·门格尔《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讨》1886年斯图加特版第108页。对该书的批判，见《法学家的社会主义》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45-568页）。——457。），那◎第457页◎是他恰恰没有注意到：这个“社会主义”在当时可能的程度上，确实是存在过的，甚至还取得了统治地位，——那就是基督教。只是这种基督教——由于历史的先决条件，也不可能是别个样子，只能希望在彼岸世界，在天国，在死后的永生中，在即将来临的“千年王国”中实现社会改造，而不是在现世里。这两个历史现象的类似，早在中世纪，在被压迫农民，特别是城市平民的最初的起义中就有突出的表现了。这些起义同中世纪的所有群众运动一样，总是穿着宗教的外衣，采取为复兴日益蜕化的原始基督教而斗争的形式（注：伊斯兰教世界的宗教起义，特别在非洲，是一种奇特的与此相反的情况。伊斯兰这种宗教适合于东方人，特别适合于阿拉伯人，也就是说，一方面适合于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适合于贝都英游牧民族。而这里就存在着周期性冲突的萌芽。市民富有起来了，他们沉湎于奢华的生活，对遵守“教律”满不在乎。生活贫困并因此而保持着严峻习俗的贝都英人，则以忌妒和渴望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财富和享受。于是，他们就团结在某个先知，即某个马赫迪的领导下，去惩罚背教者，恢复对教义、对真正信仰的尊重，并把背叛者的财富作为奖赏而收归己有。100年之后，他们自然也处于这些背叛者所处的同样的地位；这时需要再来一次信仰净化，于是又出现新的马赫迪，戏再从头演起。从非洲的阿尔摩拉维德王朝和阿尔摩哈德王朝对西班牙进行侵略战争起，直到喀土穆的那位最后的马赫迪非常成功地抗击英国人(指祖鲁人和努比亚人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民族解放斗争。1879年1月英国人向祖鲁人进攻，祖鲁人在自己的领袖开芝瓦约的领导下非常顽强地抵抗了英国殖民军达半年之久。后者只是由于在武器装备方面占巨大优势而在经过一系列战斗之后才取得胜利的。直到1887年，英国人由于利用了他们在祖鲁人中间挑起的连续几年的部落混战，才得以最后征服祖鲁人。19世纪70年代英国殖民者开始侵入苏丹，遇到苏丹各族人民的顽强抵抗。1881年爆发了以穆斯林传教主穆罕默德－阿罕默德（他自称“马赫迪”，意即“救世主”）为首的苏丹的努比亚人、阿拉伯人和其他民族的民族解放起义，起义于1883-1884年获得胜利，从英国殖民军手中解放了几乎全部国土。在起义的过程中成立了独立的统一的马赫迪国家。只是到1899年，英国殖民军利用这个国家因连年打仗和发生部落纷争而内部削弱之机，同时依靠武器的绝对优势，才征服了苏丹。)止，情况就是如此。波斯以及其他伊斯兰教国家的起义，情况也相同或大致相同。所有这些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运动都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可是这些运动即使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也让原有的经济条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样，一切又都照旧，冲突就成为周期性的了。与此相反，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的人民起义中，宗教外衣只是用来作为进攻陈旧经济制度的旗帜和掩盖物；陈旧的经济制度最终被摧毁，为新的经济制度所取代，世界向前迈进。）；但是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第458页◎藏有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这在光荣不朽的扬·瑞日卡所领导的波希米亚塔博尔派（注：塔博尔派是15世纪上半叶向德国封建主和天主教会进行斗争的波希米亚胡斯派民族解放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中革命的、民主的一翼。塔博尔派之名得自1420年建成并成为他们的政治中心的城市塔博尔。该派建立自己的军队，领袖之一是约·杰士卡，基本群众是农民和城市平民，其中大多数人主张消灭封建所有制和封建特权，没收天主教会财产，建立一个没有“国王的国家。”并曾试图在消费方面实行平均共产主义的原则。拥有自己的军事组织的塔博尔派曾经联合胡斯运动中的温和派——圣杯派，多次击退教皇和德国皇帝对波希米亚进行的征讨。后来由于圣杯派与天主教势力妥协，塔博尔派于1437年遭到失败，胡斯派运动也随之被镇压下去。——459。）的组织中表现得最清楚；但是这种特征贯串于整个中世纪，在德国农民战争之后才逐渐消失，到1830年以后又再现于共产主义者工人身上。厄内斯特·勒南说过：“如果你想要知道最早的基督教会是什么样子，那就请你看看'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地方支部。”在他说这句话之前很久，法国的革命共产主义者，此外，特别是魏特林及其追随者早就提到原始基督教了。这个用甚至在当代新闻界都找不出先例来的抄袭德国圣经批判的办法写了教会历史小说《基督教的起源》（注：厄·勒南《基督教起源史》1863-1883年巴黎版第1-8卷。——编者注）的法国文学家，自己并不知道在他上述的话里含有多少真理。我很想看看有哪位过去的国际活动家，在比方说阅读所谓《保罗达哥林多人后书》的时候，他的旧日的创伤，至少在某一方面的创伤，能不绽开来。这整篇使徒书，从第八章起，发出永远不断的，可惜竟是那么熟悉的诉苦的调子：les cotisations ne rentrent pas——捐款没有来！好多60 年代的最热心的宣传家会大有同感地握着这位使徒书作者——不论他是谁——的手悄悄地对他说，“你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呀！”这个题目我们也有话要说的——我们的协会里也挤满了哥林多人；这些在我们眼前捉摸不定地晃来晃去的、带来唐达鲁士之苦的拿不到手的会费，恰恰就是盛传的“国际的百万财产”！关于最初的基督徒，我们最好的资料来源之一是萨莫萨塔的琉善；这位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伏尔泰，对任何一种宗教迷信都一律持怀疑态度，因而对基督徒，比起对其他任何宗教社团来，都不会由于异教的或政治的原因而另眼相待。相反，对他们的迷信，他一◎第459页◎律大加嘲笑——对丘必特的崇拜者并不比对基督的崇拜者嘲笑得少一些；从他那肤浅的唯理论的观点看来，这两种迷信是同样荒谬的。这位在任何场合都不抱偏见的证人，曾经讲述过生于赫勒斯滂海峡的帕里城、自称普罗特斯的冒险家佩雷格林的生平。这个佩雷格林年轻时的事业是在亚美尼亚以通奸开始的，他在犯罪现场就地被拿获，按当地习俗被判处私刑。侥幸逃脱之后，在帕里由于勒死了他的父亲又不得不躲藏起来。◎第460页◎我来引一段肖特的德译文（注：恩格斯从琉善的讽刺作品《佩雷格林之死》所摘引的话，不像肖特的译文，更像奥·鲍利译的这篇作品的德译文（见《琉善文集》1831年斯图加特版第13卷第1618-1620和1622页）。——460。）：“这时，他凑巧在巴勒斯坦遇到些基督徒里的教士和学者而知道了基督徒的奥妙的道理。不久他就获得很大的成功，他的老师们同他相比反倒有如童稚。他成了先知、教会首脑、犹太寺院主持——总而言之，他成了一切的一切；他解释他们写的圣书，自己也写了一大批，结果，基督徒们最终把他视为神明，奉为立法者，并把他拥立为首领（主教）……　由于这种原因〈即由于作基督徒〉，普罗特斯有一次被当局逮捕，投入监狱……　当他因此而身被镣铐的时候，基督徒们认为他受囚禁是他们的大不幸，就用尽一切办法营救他。但是，营救没有成功，于是他们就无微不至地从各方面去照料他。天刚刚亮，就有些老太婆、寡妇和孤儿守在他的监狱门口；较有势力的基督徒则买通禁卒，去整夜地陪伴他；他们带着饭去，在他的身边读他们的圣书，——一句话，敬爱的佩雷格林（当时他还是叫这个名字）在他们看来至少也是另一位苏格拉底。有的基督教会的使者甚至从若干小亚细亚城市跑来援助他，安慰他，并在法庭上替他辩护。这些人，只要关系到他们的团体，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会立即到场，快得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们这时既不辞辛劳，也不惜费用。因此，佩雷格林当时从四面八方都拿到钱，监禁竟成了他大笔收入的来源。这些可怜的人自以为他们的肉体和灵魂不死，他们将永生；所以他们对死毫不在意，其中有许多人甚至情愿去死。而且他们的第一立法者还向他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只要他们一改宗，即放弃希腊诸神而信奉那个被钉十字架的诡辩家并按照他的指示生活，他们大家就都成为兄弟了。因此他们无区别地轻视一切身外的财富，而把这些财富归共同所有——这是他们不经检验和证明而径直接受的教义。于是巧于利用环境的狡猾的骗子来到他们当中，很快就能变成富翁，而且还要暗中嘲笑这些傻子。后来，佩雷格林又一次被当时的叙利亚当局释放了。”在叙述了他的一些新的冒险之后，作者接着写道：“于是我们这位伟大人物第二次动身〈从帕里〉漫游各地，而且他一点旅费也不用花，只靠基督徒的慷慨厚待就够了，他们到处都保护他，保证他什么也不缺乏。他就这样被供养了一个时期。可是当他也犯了基督徒的规矩——我想是被发现吃了他们所禁忌的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就把他赶出了他们的团体。”（注：琉善《佩雷格林之死》第11-14和16章。——编者注）读琉善这段文字，引起我多少青年时代的回忆啊！首先想起的就是“先知阿尔布雷希特”。他大约从1840年起，好多年间简直使瑞士魏特林派的共产主义支部（注：恩格斯指的是威·魏特林在19世纪40年代初建立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的支部。恩格斯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见本卷第190-210页）一文讲述了正义者同盟的历史。——461。）处于危险状态；他是个健壮的长须大汉，徒步走遍了整个瑞士，为他那神秘的新救世福音寻找听众，看来他是个颇为无害的糊涂蛋。不久就死了。接替他的是一个不那么无害的后继人——荷尔斯泰因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他趁魏特林坐牢的时候，要瑞士法语区的各支部改信他的那种福音，而且在一段时期内做得很成功，甚至他们之中最有才能但也最轻狂的奥古斯特·贝克尔也被他诱了过去。这位库尔曼给他们作过讲演，这些讲演于1845年在日内瓦出版，总标题是：《新世界或人间的精神王国。通告》。在他的门徒（也许就是奥古斯特·贝克尔）写的序里有这样的话：“需要有人来表达我们的一切痛苦、一切苦难和希望，简言之，一切使我们的时代深感不安的东西……　这个人，我们的时代所期待的人出现了。这就是荷尔斯泰因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他带来了关于新世界或体现为现实的精神王国的学说。”（注：格·库尔曼《新世界或人间的精神王国。通告》1845年日内瓦版第Ⅷ、Ⅸ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穿了库尔曼的“预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29-640页）。——461。）当然用不着我说，这种关于新世界的学说，不过是饰以拉梅耐式的半圣经味的词句，并用先知的傲慢口吻讲出的一种最庸俗的◎第461页◎伤感的胡诌。这并没有妨碍老实的魏特林派像亚细亚的基督徒拥戴佩雷格林那样拥戴这个骗子。这些人的超民主主义和平均主义达到了极点，甚至把每个小学教师、新闻记者，总之一切非手工业者，都看成有意剥削他们的“学者”，总是怀疑他们；正是这些人，竟让库尔曼这个装腔作势的能手灌输了这样的思想：在“新世界”中，最大的圣贤，也就是库尔曼，将调节享受的分配，因而，现在在旧世界里，弟子们就已经应该把一切享受大把大把地供献给这位至圣，而自己则应该对残羹剩饭感到满足。于是，当这种情况继续存在的时候，佩雷格林－库尔曼就靠支部的破费过着十分阔绰和心满意足的生活。诚然，这种情况并没有延续很久；怀疑者和不信仰者中间日益增长的怨言，沃州政府进行迫害的威胁，结束了洛桑的这个“精神王国”，于是库尔曼不见了。凡是亲身经历过欧洲初期工人运动的人，都会记起几十个类似的事例。现在，这样的极端情况，至少在大中心地区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在运动争得新地盘的边远地方，这一类小号的佩雷格林还可望获得暂时的、有限的成功。各国工人政党里都会钻进一些在官方世界中毫无指望或在其中走完红运的形形色色的分子——种痘反对者、戒酒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反活体解剖者、用自然疗法行医者、已散掉的自由公理会（注：自由公理会是在“光明之友”运动的影响下，于1846年和1847年从官方新教教会中分化出来的宗教团体，它曾试图成立全德国的教会。“光明之友”是产生于1841年的一种宗教派别，它反对在新教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主义和伪善行为为特征的虔诚主义。自由公理会于1847年3月30日获得了进行自由的宗教活动的权利。——462。）的传教士、世界起源新学说的编造者、无结果或未成功的发明者、被官僚指为“爱打官司的无赖汉”的或真或假的受屈者、诚实的傻子和不诚实的骗子——，同样，最初的基督徒的情况也是如此。旧世界解体过程所解放出来的，也就是所扔出来的各种分子，都一个接一个地掉进基督教的引力圈子里，——基督教是唯一抵抗了这一解体过程（因为基督教本身就是它的必然产物）从而得以保存下来并且不断成长起来的成分，而其他成分则只不过是短命蜉蝣而已。每一种狂想、胡说或骗术都会钻◎第462页◎进年轻的基督教会，找到热心的听众和热诚的信徒，至少在一些地方和一段时期不会找不到。最初的基督徒也像我们最初的共产主义工人支部那样，对于一切投合他们口味的东西都是无比的轻信，这就使我们甚至无法肯定，我们的新约中是否没有掺杂着佩雷格林给基督徒们写的“大批圣书”中的某个片断。二德国的圣经批判——迄今我们在原始基督教史领域中的认识的唯一科学基础——曾经按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蒂宾根学派（注：蒂宾根神学学派是德国神学家斐·克·鲍尔在19世纪上半叶创立的一个研究并批判圣经的学派。这一派人批判《新约全书》中的矛盾和历史谬误，但又力图把圣经里的某些说法作为符合历史的东西保留下来。可是这些从事研究的人无意中使圣经的威信受到破坏。——463。），广义来说，应该把大卫·弗·施特劳斯也算在内。在批判研究方面，这个学派做到了一个神学派别所能做到的一切。它承认，四福音书并不是目击者的传述，而是已佚典籍的后来的加工品，在据说是使徒保罗写的使徒书中，最多有四篇是真的，如此等等。它把历史记叙中的一切奇迹和矛盾都作为无法接受的东西而勾销了；但对于其余部分，它却企图“挽救一切还能挽救的”，这就非常清楚地显示出它的神学家学派的性质。这样它就使大部分以这个学派为依据的勒南，得以通过同样的方法，“挽救”了还要更多得多的东西，除大量的显然可疑的新约中的故事以外，还想把许多其他关于殉道者的传说，也都当作历史上可资信考的资料硬塞给我们。但是无论如何，蒂宾根学派从新约中作为非历史的或伪造的东西而屏弃的那一切，可以认为在科学上已经被最后清除了。另一个方向，只有一个代表人物，即布鲁诺·鲍威尔（注：布·鲍威尔对新约的批判，见他的下列著作：《约翰福音史批判》1840年不来梅版、《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1841年莱比锡版第1—2卷；此书第3卷用《符类福音作者和约翰的福音史批判》的名称于1842年在不伦瑞克出版。在宗教史文献中把前三部福音书，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作者称为符类福音作者。——463。）。他的巨大功绩，不仅在于他对福音书和使徒书信给了无情的批判，而且还在于他第一个不但认真地研究了犹太的和希腊-亚历山大里亚◎第463页◎的成分，并且还认真地研究了纯希腊的和希腊-罗马的成分，而正是后者才给基督教开辟了成为世界宗教的道路。说什么基督教从犹太教产生时就已经定型，并凭大体上已经确定的教义和伦理从巴勒斯坦征服了世界，这种奇谈怪论从布鲁诺·鲍威尔时起再也站不住脚了；它只能在神学院里和那些要“为人民保存宗教”而不惜损害科学的人们中间苟延残喘。斐洛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和希腊罗马庸俗哲学——柏拉图派的，特别是斯多亚派（注：斯多亚主义是公元前4—3世纪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因其创始人芝诺通常在雅典集市的画廊讲学，又称画廊学派（画廊的希腊文是“Stoa”）。斯多亚派哲学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以伦理学为中心，逻辑学和物理学只是为伦理学提供基础。这个学派主要宣扬服从命运并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泛神论思想，其中既有唯物主义倾向，又有唯心主义思想。早期斯多亚派认为认识来源于对外界事物的感觉，但又承认关于神、善恶、正义等的先天观念。他们把赫拉克利特的火和逻各斯看成一个东西，认为宇宙实体既是物质性的，同时又是创造一切并统治万物的世界理性，也是神、天命和命运，或称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也受天命支配，人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而生活，即遵照理性和道德而生活。合乎理性的行为就是德行，只有德行才能使人幸福。人要有德行，成为善人，就必须用理性克制情欲，达到清心寡欲以至无情无欲的境界。中期斯多亚派强调社会责任、道德义务，加强了道德生活中的禁欲主义倾向。晚期斯多亚派宣扬安于命运，服从命运，认为人的一生注定是有罪的、痛苦的，只有忍耐和克制欲望，才能摆脱痛苦和罪恶，得到精神的安宁和幸福。晚期斯多亚派的伦理思想为基督教的兴起准备了思想条件。——255、464。）的——给予在君士坦丁时代成为国教的基督教的巨大影响，虽然还远没有彻底弄清，但这种影响的存在已经得到证明，这主要归功于布鲁诺·鲍威尔；他基本上证明了基督教不是从外面、从犹太输入而强加给希腊罗马世界的，至少就其作为世界性宗教的形成而言，它正是这个世界的最道地的产物。当然，鲍威尔也像一切对根深蒂固的偏见作斗争的人们一样，在许多地方是做得过分的。为了也要根据文献来肯定斐洛，尤其是塞涅卡对形成中的基督教的影响，为了要说明新约的作者们是上述两位哲学家的直接剽窃者，鲍威尔不得不把新宗教的兴起推迟半个世纪，而不顾罗马历史编纂学家们的记述与此不符，总是十分轻率地对待历史。照他的意见，基督教直到弗拉维王朝时才真正诞生，而新约的著作则是直到哈德良、安敦尼和马可·奥勒留的时代才有的。因此，在鲍威尔心目中，新约中耶稣及其门徒的故事的任何历史背景都消失了；这些故事就成了这样一种传说，其中把最初团体的内在发展阶段和内部精神斗争都归之于多少是虚构出来的人物。在鲍威尔看来，这一新宗教的诞生地不是加利利和耶路撒冷，而是亚历山大里亚和罗马。所以，蒂宾根学派以新约的历史和文献中未被它批驳的残余部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目前尚可被科学承认为有待争论的问题的最高极限，布鲁诺·鲍威尔则给我们提供了在这一历史和文献◎第464页◎中可以为科学所批驳的最高极限。实际真理存在于这两个极限之间。凭现有的资料能否确定这真理，是很大的疑问。新发现，特别是罗马的，东方的，首先是埃及的新发现，在这方面的贡献将比任何批判都要多得多。但在新约中有唯一的一篇，判定写作时间可以精确到几个月以内：它大概是在67年6月和68年1月或4月之间写成的；所以属于基督教的最初期，它以最朴素的真实性和相应的习惯语言反映出了当时的观念；因此，我认为，要确定原始基督教究竟是什么样子，它比起今本新约中所有其余在写成时间方面晚得多的各篇来要重要得多。这一篇就叫《约翰启示录》；它原来似乎是全部圣经中最令人迷惑不解的，现在由于德国的批判已经变得最易懂、最清楚的了，所以我想同读者来谈谈它。只要把这一篇浏览一下，你就会确信，不仅它的作者，甚至连作者在其中活动的“周围环境”，都是何等动荡不安。我们这篇《启示录》并不是当时这种著作中独一无二的一篇。从纪元前164 年第一篇流传至今的此类著作《但以理书》写成时起，差不多到约为康莫迪安写《护教歌》（注：即康莫迪安《反犹太人和异教徒的护教歌》。——编者注）时的纪元250年止，根据勒南的统计，传至今日的古典“启示作品”不下15种之多，较晚的仿作还不计算在内（我所以援引勒南，是因为他的书并不是只有专家才熟悉，而且也最容易找到）。当时，甚至罗马和希腊，尤其是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都把由各种不同民族的极端粗陋的迷信观念构成的毫无批判的混合物无条件地信以为真，并且用虔诚的蒙蔽和直截了当的欺骗来加以补充；当时，奇迹、狂热、幻觉、神咒、占卜、炼金术、喀巴拉（注：喀巴拉（希伯来语，意为传统、传说）是一种对古老的“圣”书经文进行解释的神秘而具有巫术成分的方法，即对一些词和数码赋予特殊的象征性含义。这种办法曾流行于犹太教徒中间，后又从犹太教传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465。）以及其他神秘荒诞的东西占据着首要地位。原始基◎第465页◎督教就产生在这样一种气氛中，而且是产生在特别易于接受这种对超自然事物的玄想的那一类人中间。这就无怪乎在埃及，如莱顿城的纸草书之类的资料所证明的，基督教诺斯替教派（注：诺斯替教派是诺斯替教的信徒。诺斯替教是公元1至2世纪时产生的一种宗教哲学学说，由基督教的、犹太教的、各种多神教的以及唯心主义的希腊—罗马哲学的某些成分结合而成。诺斯替教的基础是关于“诺斯”（古希腊语，意为“真知”）的神秘学说——通过世界的神的始源的启示而获得真知。诺斯替教派的特点在于强调物质是罪恶的，宣传禁欲主义，不承认旧约的神圣性和神话中基督教创始者耶稣基督的“神人”双重性。正统的基督教界斥诺斯替教为异端，对诺斯替教派进行了残酷斗争，把他们的著作几乎全部销毁。——466。）曾在基督纪元2世纪时热中于炼金术，并把炼金术的观念引入他们的教义中。而迦勒底的和犹太的数学家——根据塔西佗的说法，他们曾在克劳狄乌斯时代和维特利乌斯时代先后两次因施用巫术而被逐出罗马（注：塔西佗《编年史》第12篇第52章和《历史》第2篇第62章。——编者注）——所从事的，正是我们将要看到的构成《约翰启示录》之核心的那种几何学。此外，还要补充第二点。所有启示作品都认为有权蒙蔽读者。这些作品（例如《但以理书》、《以诺书》，以斯拉、巴录、犹大等人的启示作品，《西维拉占语集》（注：《西维拉占语集》，据传为古代一游方预言家（库马城的西维拉）所作，在古罗马的宗教生活中起过很大作用。——466。））不仅通常都根本是别人所写（这些作者比名义上的作者晚得多），而且所预言的也都是早已发生并为真正作者所熟知的一些事情。例如《但以理书》的作者，在164年名王安条克死前不久的时候，把关于波斯、马其顿的世界统治的兴衰和罗马的世界统治的开始的预言，放到好像生在尼布甲尼撒时代的但以理的嘴里，以便通过这种效验来证实自己的预言，使读者能够接受最后关于以色列人会克服一切苦难，终将胜利的预言。所以，如果《约翰启示录》果真是那假想的作者所作，就会是所有启示著作中唯一的例外。托名为约翰的作者，无论如何是在小亚细亚的基督徒中极孚众望的一个人。这可以由给七教会的书信中的语气来证明。因此，可能这就是那位使徒约翰，此人历史上是否存在尚无法完全肯定，但也可能确有其人。假如作者真的就是这位使徒，就只会加强我们◎第466页◎的看法。这会有力地证实，书中的基督教，的的确确是真正的原始基督教。但是应该顺便指出的是，《启示录》和那也被认为是约翰写的一篇福音书或三篇使徒书信决不属于同一作者。《启示录》是由一连串幻景构成的。在第一个幻景中出现了穿着最高祭司装束的基督；他在代表七个亚细亚教会的七个灯台中间行走，并把给这些教会的七个“天使”的书信口授给“约翰”。在这里，一开头就很尖锐地显示出这种基督教和尼西亚宗教会议（注：尼西亚宗教会议是第一次基督教会世界性主教会议。这次会议是325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城召开的，约300名主教或代表主教的长老出席。会议针对当时教会存在的“三位一体”派和阿里乌派的信仰分歧，通过了一切基督徒必须遵守“三位一体”的信条（正统基督教教义的基本原则），不承认信条以叛国罪论。会议还制定教会法规，以加强主教权力，实为加强皇帝权力，因主教是由皇帝任免的，从此基督教变成了罗马帝国国教。——255、467。）所制定的、君士坦丁大帝的世界宗教不同。在这里，不但没有听说过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神圣的三位一体。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后来的一个圣灵，而是犹太教的拉比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的基础上构成的“神的七灵”。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是阿拉法也是俄梅戛，但绝不就是神本身，或与神等同；相反，他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因而也就同上述七灵一样，是永远存在的，但却是居于属位的、神的流出体。在第十五章第三节里，殉道者在天上唱“神的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以赞美神。这样看来，基督在这里不仅是作为神的下属，而且甚至于在某些方面被放在与摩西同等的地位。基督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第十一章第八节），但复活了（第一章第五节、第十八节）；他是为世界赎罪而牺牲的“羔羊”，各族各方的信徒都由于他的血而在神面前得蒙赦罪。这里我们看到了使原始基督教后来得以发展成为世界宗教的那种根本观念。当时，闪米特人和欧洲人的一切宗教里都存在有一种共同的观点，认为被人们的行为冒犯了的众神是可以用牺牲求其宽宥的。基督教最初的一个革命的（从斐洛学派抄袭来的）根本观念就是，在信徒们看来，一切时代的、一切人的罪恶，都可以通过一个中间人的一次伟大自愿牺牲而永远被赦免。于是，以后就没有必要再作任何牺牲，许许多多的宗教礼仪也就随之而失去依据；而◎第467页◎摆脱这些妨碍或禁止与异教徒交往的礼仪，则是世界宗教的首要条件。然而，供献牺牲的习俗在各民族的风尚中毕竟是根深蒂固的，以致吸取了很多异教做法的天主教感到有必要实行一种哪怕是象征性的弥撒祭礼来适应这种情况。关于原罪的教义，在我们分析的书中反而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但是在这些信中，也像在全书中一样，最大的特点却是，无论何时何地，作者都不曾想到要对自己或自己的教友用别的称呼，而只是称作犹太人。对于他所痛斥的士麦那和非拉铁非的宗派分子，他发出的指责是：“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而是撒但一会的人。”谈到帕加马宗派分子，则说他们遵从巴兰的教训，而巴兰曾教巴勒引诱以色列孩子们去吃祭偶像之物，去行奸淫的事。可见，我们在这里接触到的不是自觉的基督徒，而是一些自称为犹太人的人；诚然，他们的犹太教是先前的犹太教发展的新阶段，但正因为如此，才是唯一真正的犹太教。因此，当圣徒在神的宝座前出现的时候，先是144 000个犹太人，每一支派各12 000人，随后才是无数前来改宗这种革新了的犹太教的异教徒群众。请看，我们这位作者在基督纪元69年的时候，对于他代表着宗教发展的崭新阶段，即行将成为人类精神史中最革命因素之一的阶段，是很少意识到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还不曾有自我意识的基督教，同后来在尼西亚宗教会议上用教条固定下来的那种世界宗教，是有天渊之别的；二者如此不同，以致从后者很难认出前者。这里既没有后世基督教的教义，也没有后世基督教的伦理，但是却有正在进行一场对全世界的斗争以及这一斗争必将胜利的感觉，有斗争的渴望和胜利的信心，这种渴望和信心在现代的基督徒身上已经完全丧失，◎第468页◎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只存在于社会的另一极——社会主义者方面。事实上，对起初极其强大的世界作斗争，同时又在革新者自己之间作斗争，这既是原始基督教教徒的特点，也是社会主义者的特点。这两个伟大的运动都不是由领袖们和先知们创造出来的（虽然两者都拥有相当多的先知），两者都是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在起初的时候必然是混乱的；其所以混乱，是由于群众的任何思想开始都是矛盾的，不明确的，无联系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先知们起初在运动中还起着的那种作用。这种混乱表现为形成许许多多的宗派，彼此进行斗争，其激烈至少不亚于对共同外敌的斗争。在原始基督教是如此，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早期也是如此，尽管这会使那些在根本无统一之可能的情况下宣扬统一的好心的庸人感到非常难过。难道国际是靠某种统一的教条联合起来的吗？恰恰相反。那里有谨守1848年以前法国传统的共产主义者，而这些人又是带有各种不同色彩的；有魏特林派的共产主义者和重整旗鼓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另一种共产主义者，有在法国和比利时占优势的蒲鲁东主义者，有布朗基主义者，有德国工人党，最后，还有一度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占上风的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而这还只是些主要的集团。从国际建立时起，为了在各处彻底同无政府主义者划清界限，至少在最一般的经济观点上能够达到统一，竟花费了整整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而且这还是依靠了现代的交通工具，依靠了铁路、电报、巨大的工业城市、报刊和有组织的人民集会才达到的。最初的基督徒也分裂成无数宗派，而这恰好成了引起争论并从而获致后来的统一的手段。就在我们这篇无疑是最古的基督教文献中，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分裂成宗派的情况，而我们的作者，就像抨击整个罪恶的外部世界那样，势不两立地激烈地抨击这些宗◎第469页◎派。这里首先是以弗所和帕加马的尼哥拉派，接着是士麦那和非拉铁非的那些自称是犹太人、其实并非犹太人而是属于撒但一会的人，帕加马的那些信奉名叫巴兰的伪先知的教训的人，以弗所的那些自称是使徒而其实并非使徒的人，最后是推雅推喇的那些信奉名叫耶洗别的伪女先知的人。关于这些宗派的详情，我们毫无所知，只是听人谈到巴兰和耶洗别的徒众吃祭偶像之物和行奸淫的事。人们企图把所有这五个宗派说成是保罗派的基督徒，而把所有这些书信说成是反对保罗，反对伪使徒，反对虚构出来的巴兰和“尼哥拉”的。勒南在其1869年巴黎出版的《圣保罗》一书中（第303-305、367-370页）收集了一些相应的、很难使人信服的论据。所有这些论据，不外乎要从使徒行传和所谓的保罗使徒书出发来解释这些书信，其实这些著作至少就目前的版本来说其成书时间起码比《启示录》要迟60年，因而其中包含的与此有关的事实资料不仅极可怀疑，而且是彼此完全矛盾的。有决定意义的倒是：我们这位作者不会想到要用五个不同的名称来称呼同一个宗派；单对以弗所就使用了两个（伪使徒和尼哥拉派），对帕加马也使用了两个（巴兰派和尼哥拉派）而且每次都清清楚楚地是两个不同的宗派。当然，不能否认，这些宗派里也完全可能有现在该称之为保罗信徒的那种人。在讲得较详细的这两个场合，所谴责的都不外乎是吃祭偶像之物和行奸淫的事，这是犹太人——不论是古代的还是基督教的——同改宗的异教徒争论不休的两点。异教徒不仅把祭神肉拿到庆宴上，在此种情况下拒绝食用是非礼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而且祭神肉还在公共市场上出售，在这里并不是每次都能分辨出是否已按教规清洁过。讲到奸淫的事，这些犹太人所指的不仅是婚姻以外的性关系，而且指犹太法律所禁止的、某亲等以内的人的通◎第470页◎婚，也指犹太人与异教徒之间的通婚；这个词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二十和二十九节里一般都作此解释。但我们这位约翰对于正统犹太人所认可的那种性关系，也另有自己的看法。他在第十四章第四节里谈到天上的144 000个犹太人：“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而在我们这位约翰的天上，确实是一个妇女都没有。因而他是属于原始基督教其他著作中也常遇到的那个笼统地视性关系为罪恶的派别。如果我们还注意到，他把罗马叫作大淫妇，说地上的君王们与她行淫并被她淫乱之酒所醉倒，而她的商人因她的骄奢淫逸而发了财，那我们对上述的那个词就决不能按照神学的护教论所要赋予它的那种狭窄意义来理解，神学的护教论是要借此为解释新约中的其他地方找证据。与此相反，书信中这些地方清楚地显示出一切深刻动荡时代所共有的一种现象，即对性关系的传统束缚也同所有其他藩篱一起发生动摇。在基督教的最初几个世纪里，一方面有禁止肉欲的禁欲主义，同时，把或多或少不受限制的男女关系列入基督教自由的概念的倾向，也相当常见。在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情况也是这样。30 年代圣西门派的“肉体复权”——德文译作“Wiedereinsetzung des Fleisches”——在当时德国这样一个“虔诚的育儿所”（注：摘自海涅的诗《安心》。——编者注）曾引起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惧啊！而恐惧得最厉害的，恰恰是那个在柏林也像在自己的庄园里一样，不经常使自己的肉体复权就一天也活不下去的、当时居统治地位的高贵等级（当时我们还没有阶级）！如果这些正人君子还知道傅立叶给肉体规定的自由不止这些的话，不知道该怎样啊！随着空想主义被克服，这◎第471页◎些放荡行为让位给较为理智的而且实际上更激进得多的概念；而且自德国从海涅的“虔诚的育儿所”发展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中心的时候起，崇尚美德的上流社会那种伪善的愤慨，就被人们嗤之以鼻了。那些书信里包含的全部教理就是如此。此外就是强烈号召同道者进行热心的宣传，在敌人面前勇敢而高傲地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不屈不挠地对内外敌人作斗争，——就这些而论，国际的某个有先知气概的热心家也可以写得毫不逊色。三我们这位约翰传谕给七个小亚细亚教会，并通过它们传谕给69年的经过改革的犹太教（基督教就是以后从这种犹太教发展而来的）的其余部分。书信只是约翰传谕的真正题旨的引言。这里，我们才进入原始基督教的圣所。最初的基督徒来自什么样的人呢？主要来自属于人民最低阶层的“受苦受难的人”，革命因素总是这样形成的。这些人之中都有些什么人呢？在城市里，是形形色色的破产的自由人，他们很像美国南部各蓄奴州的“白种贫民”或在殖民地口岸和中国口岸流浪并从事冒险的欧洲人，此外还有被释的奴隶和特别是未被释的奴隶；在意大利、西西里、阿非利加的大庄园里，是奴隶；在各行省农业地区，是日益陷入债务奴役的小农。对所有这些人说来，绝对不存在任何共同的求得解放的道路。对所有这些人说来，天堂已经一去不复返；破产的自由人的天堂是他们先人曾在其中作自由公民的过去那种既是城市、又是国家的城邦；战俘奴隶的天堂是被俘和成为奴隶以前的自由时代；小农的天堂是已经被消灭的氏族制度和土◎第472页◎地公有制。所有这一切，都被罗马征服者用荡平一切的铁拳消灭净尽了。古代所达到的最大的社会群，是部落以及亲属部落的联盟；野蛮人的组织的基础是氏族联系，而建立起城市的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的组织则以包括一个或几个部落的城邦为基础。菲力浦和亚历山大使希腊半岛得到政治的统一，但是希腊民族还没有就此建成。民族[Nation]只是由于罗马世界统治的衰亡才成为可能。罗马的世界统治一下子永远结束了小的联盟；军事暴力、罗马的诉讼程序、税收机构彻底瓦解了传统的内部组织。除失去独立和自己特有的组织而外，更加之以军事和民政当局的强暴掠夺：它们先夺走被征服者的资财，然后又以重利贷给他们，为的是让他们能够交纳新的苛捐杂税。在纯自然经济的地区或者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地区，沉重的赋税以及由此引起的对货币的需要，使农民越来越深地陷入被高利贷者奴役的境地，造成了巨大的财产差异，使富者更富，贫者赤贫。对于巨大的罗马世界强权，零散的小部落或城市进行任何反抗都是无望的。被奴役、受压迫、沦为赤贫的人们的出路在哪里？他们怎样才能得救？所有这些彼此利益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冲突的不同的人群的共同出路在哪里？可是为了使所有这些人都卷入一个统一的伟大革命运动，必须找到这样一条出路。这样的出路找到了。但不是在现世。在当时的情况下，出路只能是在宗教领域内。于是另一个世界打开了。肉体死后灵魂继续存在，就渐渐成为罗马世界各地公认的信条。死后的灵魂将为其生前的行为受到某种报偿或惩罚这一信念，也越来越为大家所接受。但报偿是相当靠不住的；古代世界具有强烈的自发唯物主义，它把人世生活看得比冥土生活宝贵得多；希腊人把死后的永生还看成是一种不幸。于是，基督教出现了。它认真地对待彼岸世界的报偿和惩罚，造出天国和地狱。一条把受苦受难的人从我们苦难的尘世◎第473页◎引入永恒的天堂的出路找到了。事实上，也只有靠对彼岸世界获得报偿的希望，斯多亚-斐洛学说的弃世和禁欲才得以提升为能吸引被压迫人民群众的一种新的世界宗教的基本道德原则。但这种天堂乐园决不是一死之后就向信徒们开放的。我们将看到，以新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天国，只是经过对地狱势力的激烈斗争才攻克与打开。可是在最初的基督徒的观念中，这种斗争很快就要到来。我们的约翰一开始就表明他的书是启示“必要快成的事”；随后，在第三节，他宣称：“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基督吩咐写信给非拉铁非教会说：“看哪，我必快来。”而在最后一章里天使说，他把“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给约翰，并吩咐他：“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基督自己也说过两次（第十二节和第二十节）：“我必快来。”我们以后会看到，人们预期这次降临将怎样快地到来。《启示录》的作者现在向我们展示的那些幻景，全都是（而且大都一字不易地）从较早的一些范本中抄袭来的。一部分来自旧约中的古典先知，特别是以西结，一部分来自后来按照《但以理书》范式撰写的犹太教启示作品，特别是当时已经写就，至少是部分写就的《以诺书》。圣经批判已经详细查明，我们这位约翰的书中每一个情景，每一个可怕的预兆，每一项降给不信者的灾难——总之，书中的全部材料，是从哪里抄袭来的；这样，约翰不仅暴露出精神上的完全贫乏，而且还清楚地表明，他所描述的那种所谓狂喜和幻景，他连在想象中也没有经历过。◎第474页◎这些幻景出现的经过，简略地说来是这样的。一开始，约翰看到了神坐在宝座上，手里拿有一卷用七印封严了的书，在神面前是被杀过但又复活了的羔羊（基督），他被认为是配揭开那些印的。那些印揭开时，发生了各种各样可怕的奇异的征兆。在第五印揭开时，约翰看见在神的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被杀的基督徒殉道者的灵魂，他们大声喊着说：“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随后有白衣赐给他们，并有话劝他们还要等待片刻，因为需要有更多的殉道者被杀。——这样看来，这里还根本没有什么“爱的宗教”，什么“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等等；这里宣讲的是复仇，毫不隐讳的复仇，是应该的、正当的对基督徒迫害者的复仇。而且全篇都是如此。危机越是临近，天上降来的灾难和惩罚越是频繁，我们的约翰就越兴奋地宣布说广大众人还是不想忏悔他们的罪恶，说神的鞭子还应该再向他们头上猛抽，说基督应当用铁杖来放牧他们，并要踹全能的神烈怒的酒醡，但又说有罪的人心里仍将顽固不化。这是一种自然的、不夹杂任何伪善的情感：斗争正在进行，而打仗就应当像个打仗的样子。——在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出现七个带着号角的天使，每当其中一个天使吹响号角的时候都有新的可怕征兆出现。在第七个天使吹响号角之后又出现七个天使，带着装满神的大怒的七个碗，向地上倾注；又是新的灾难和惩罚，基本上大部分是令人厌烦地重复已经说过许多次的那些东西。然后，出现了坐在众水上、穿着朱红色衣服、喝醉了圣徒和为耶稣殉道者的血的巴比伦大淫妇；这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座落在七座山上的大城。她骑在一匹七头十角兽上。七头代表七座山，也代表七位“王”。在这些王中，五位已经倾倒，一位还在，第七◎第475页◎位还没有来到，而在他之后，还有最初五位中受了死伤但已医好的一位要来到。末后这一位将在地上做王四十二个月，或三年半（由七年构成的星期年的一半），将迫害信徒，置他们于死地，使罪恶居统治地位。但跟着来的是一场大决战；圣徒和殉道者扫灭了巴比伦大淫妇及其所有信从者，即广大众人，从而报了仇；魔鬼被投进无底坑，在那里捆绑1 000年，在这段时间内，基督和死去复活的殉道者一同作王。但在1 000年完了的时候，魔鬼将又被释放，并将发生一次新的神灵们的大交战，在这一战中魔鬼将被最终战胜。然后发生的是第二次复活，这时其余的死者也将苏醒过来，并在神（注意，不是基督！）面前听候审判，信徒们将进入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而获得永生。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是以基督教之前的、犹太教的材料构成的，因而这里几乎全都是纯粹犹太教的观念。自从以色列人在这个世界上进入苦难时代，即从必须向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纳贡，以色列和犹太两王国被灭时起，一直到塞琉古的奴役，因而也就是从以赛亚到但以理，在每次灾难时期都有预言说救主将出现。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一至三节里甚至有预言说，保佑犹太人的天使米迦勒将降临，他将救他们脱离大灾难；将有许多死者复活，一种末日的审判将发生，而教人归义的教师将永远发光如星。属于基督教的只有一点，即特别强调基督的王国快要到来，复活了的信徒——主要是殉道者——是光荣的。对这一预言与当时事件的关系作出解释应归功于德国的批判，特别是埃瓦尔德、吕克和斐迪南·贝纳里。勒南使这种解释连非神学界也能理解。巴比伦大淫妇指的是罗马这个座落在七座山上的城，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了。至于她骑的那匹兽，第十七章第九至十一节里有下面的话：◎第476页◎“那〈兽的〉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这里兽指的是罗马的世界统治，顺次由七个皇帝代表，其中一个皇帝受了死伤，不再做王，但将被医好，而且还要回来，作为第八个皇帝来最后完成亵圣渎神的王国。将任凭他“与圣徒争战，并且得胜，凡住在地上、名字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兽的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 ”（第13章第7-18节）。我们只指出，由此看来，这里讲的是作为罗马世界强权用以对付基督徒的手段之一的抵制（因而，很明显，这是魔鬼搞出来的），现在我们来看这样一个问题：已经统治过一次，受了死伤，失了踪，但将按次序作为第八位回转来并将起反基督作用的这位罗马皇帝，究竟是谁呢？把奥古斯都按次序算作第一，第二该是提比利乌斯，第三是卡利古拉，第四是克劳狄乌斯，第五是尼禄，第六是加尔巴。“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那就是说，尼禄已经倾倒了，而加尔巴还在。加尔巴做王是从68年6月9日至69年1月15日。但紧随他登极之后，守卫莱茵河的军团在维特利乌斯率领下起来暴动，而在其他行省，其他军事长官也在准备军事暴动。就在罗马当地，禁卫兵也起而叛变，杀死了加尔巴，立奥托为帝。由此可以推论，我们的《启示录》是在加尔巴时代写的。很像是在他统治的末期，最迟是在奥托——“第七位”——的三个月（到69年4月15 日）统治期间写的。但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第八位◎第477页◎究竟是谁呢？666这个数字将告诉我们。在闪米特族——迦勒底人和犹太人——中间，当时流行着一种以字母双关义为根据的巫术。大约从纪元前300年开始，希伯来字母也当作数字来使用：a＝ 1；b＝2；g＝3；d＝4等等。喀巴拉占卜术士就是把某个名字的字母数值的总和算出，再设法从这个总和作出预言；例如，用这同一个数值构成一个词或词组，从而对具有此名字的人作出关于其前途的结论。这种数字语言也用作切口之类的东西。这种方术在希腊语叫作gematriah——几何学；专干这一行，并被塔西佗称作数学家的迦勒底人在克劳狄乌斯时代，后来又一次是在维特利乌斯时代，被赶出罗马，大概是因为“太胡闹”的缘故。666这个数字也正是通过这种数学产生的。它隐含着前五个罗马皇帝之一的名字。但伊里奈乌斯在2世纪末在666这个数字之外，还知道有个数字是616，在许多人仍然知道数字之谜的时候，这个数字还至少是出现过的。（注：伊里奈乌斯《反异端五书》第5卷第28-30章。——编者注）如果找到的答案同样适合于这两个数字，那就证明这个答案是准确无误的了。柏林的斐迪南·贝纳里提供了这个答案。那名字就是尼禄。数字的根据是（尼禄凯撒）为希腊字Nêron Kaisar（尼禄皇帝）的希伯来文写法，犹太圣法经传和巴尔米拉铭文都可以证明。帝国东半部铸造的尼禄钱币上都有这种字样。原来n(nun)＝50；r(resch)＝200；w(waw)代替0＝6；n(nun)＝50；k(koph) ＝100；s(samech)＝60；r(resch)＝200；合计＝666。　 如果我们拿拉丁文的写法Nero Caesar作根据，去掉第二个nun＝50，我们就得出666－50＝616，即伊里奈乌斯的那个数字。◎第478页◎实际上，在加尔巴时代，整个罗马帝国突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加尔巴自己就曾率领着西班牙和高卢的军团进军罗马来打倒尼禄。尼禄逃跑了，并命令一个被释的奴隶把他杀死。但不仅罗马的禁卫兵，而且各行省的军事长官都阴谋反对加尔巴；到处都出现了新的王位追求者，准备带着他们的军团开向首都。看来帝国的内战在所难免，崩溃之日已经临近。除这一切之外，还流传着一种谣言，特别是在东方，说尼禄并没有被杀死，只是受了伤，逃到安息人那里去了，并将率领军队越过幼发拉底河回来，好进行新的、更加凶残的恐怖统治。亚该亚和亚细亚对这些消息尤其感到恐怖。而且大约在写《启示录》的时候，恰好出现了一个假尼禄，带着相当众多的归附者盘踞在帕特莫斯和小亚细亚附近爱琴海的基斯诺斯（现在的塞尔米亚）岛上，直到他在奥托时代被杀死为止。在受尼禄第一次严重迫害的基督徒中间流传一种看法，认为他将作为一个反基督者重新回来，认为他的回来以及必然与之俱来的、残忍地消灭新宗派的更加坚决的企图，将是一种先兆和前奏，预示基督将重新降临，预示将要对地狱的势力进行一场伟大的、胜利的决战，预示那殉道者出于信仰就为之欣然赴死的千年王国“很快”即将来临，难道是奇怪的事吗？最初两个世纪的基督教的文献和受基督教影响的文献，充分表明，666 这个数字的秘密是当时很多人都知道的。伊里奈乌斯固然已经不知道这个秘密，但他也像很多其他活到3世纪末的人一样，知道《启示录》里的兽是暗指回来的尼禄。后来连这个线索也失去了，我们所研究的这篇著作便被正统的占卜术士作了荒诞的解释；我自己在幼年时也还认识一些老年人，他们继老约翰·阿尔布雷希特·本格尔之后，在那里等待1836年出现世界的末日和末日的审判。这个预言应验了，而且恰恰就在那一年。不过末日的审判◎第479页◎没有落到罪恶世界的头上，而是落到了《启示录》的虔诚的解释者自己的头上。因为正是在1836年，斐·贝纳里给666这个数字提供了一把钥匙，从而给一切预言性的数字演算，给这种新式的几何学带来一个可怕的末日。关于等待着信徒的天国，我们这位约翰只能作最表面的描写。新耶路撒冷相当大，至少就当时的概念来说是这样；它是正方形的，每边长12 000 斯达第＝2227公里，因此它的面积差不多有500万平方公里，比美利坚合众国的一半还要大；它是用纯金和宝石筑成的。那里有神居住在信神者中间，他代替太阳为他们照耀，那里再没有死亡，再没有忧愁，再没有苦难；生命之水的河从城中流过，河两岸长着生命之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有果子成熟；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勒南认为，这是一种茶叶——《反基督者》第542页）。圣徒们在这里将永生。就我们所知，68年前后，基督教在其主要所在地小亚细亚就是这样。神圣的三位一体连影子也没有，相反，只有晚期犹太教的那个旧的单一而不可分的耶和华，他在犹太教晚期，从犹太民族的神一跃而为天地间唯一最高的神，他要统治一切民族，他对改宗者许以恩泽，给不驯者以无情的毁灭，他信守古代的老规矩：宽恕降服者，制服傲慢者。因此，在末日的审判时高坐在审判席上的也就是这位神，而不是像晚出的福音书和使徒书所描写的那样是基督。按照晚期犹太教从波斯吸收的流出说，羔羊基督一开始是从神产生出来的，由于误解富有诗意的一个段落（《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而造成的“神的七灵”虽然地位较低，也永远是从神产生出来的。他们都不是神，也不与神等同，而是从属于神。羔羊自己为世界罪恶赎罪而牺牲自己，为此它的地位在天上得到了相当的提升，因为这种自愿的牺牲在全篇中都是被当作特殊功勋，而不是内在◎第480页◎本质必然产生的。不言而喻，还少不得有一整套天宫建制：天使长、基路伯、天使和圣徒。为要成为宗教，一神论从远古时代就不能不向多神论作些让步，曾德-阿维斯陀（注：曾德—阿维斯陀是18世纪至19世纪时对阿维斯陀使用的不正确的名称。阿维斯陀是流行于古波斯、阿塞拜疆、中亚细亚的琐罗亚斯德教的圣书。琐罗亚斯德教的主要教义是善与恶在世界上的斗争这种二元论观念。阿维斯陀的写作时间大约是从公元前9世纪直到公元3—4世纪。——481。）便已开其端。犹太人慢慢地转向异教徒的诸具体神，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在流放（注：指公元前6世纪的所谓古犹太人的“巴比伦之流放”（或者叫作“巴比伦之囚”）。巴比伦皇帝尼布甲尼撒在公元前597年攻占耶路撒冷和公元前586年最终灭掉犹太王国以后，犹太贵族、官吏、商人和手工业者被强制移居巴比伦。公元前6世纪30年代，波斯皇帝居鲁士征服了巴比伦王国，才准许大部分被俘的犹太人返回故国。——481。）以后有了波斯式的天宫建制从而使宗教更适应于人们的想象的时候。就连基督教本身甚至在用自身有异的、神秘的、三位一体的神代替了永远等于自身的、不变的犹太神以后，也只是凭着对圣徒的崇拜才能在人民大众中间把对诸旧神的崇拜排除掉；例如，按照法耳梅赖耶尔的说法，在伯罗奔尼撒，在迈纳，在阿卡迪亚，对丘必特的崇拜只是在大约9 世纪时才完全消失（《摩里亚半岛史》（注：即法耳梅赖耶尔《摩里亚半岛中世纪史》1830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编者注）第1册第227页）。只有现今的资产阶级时代及其新教，才又把圣徒取消，终于认真奉行自身有异的神的一神论。我们分析的这篇作品也同样不知有原罪与因信称义之说。这些最初的战斗的团体的信仰，与后来胜利了的教会的信仰完全不同。除羔羊的赎罪的牺牲外，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临近的基督再临和快要到来的千年王国；而用来树立这种信仰的手段只是：进行积极的宣传，对内外敌人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异教徒的法庭上昂首承认自己的革命观点，决心随时为将来的胜利而殉道。我们已经看到，作者尚未意识到自己与犹太人有所不同。相应地，全篇没有一个地方讲到洗礼，倒是有许多其他地方使我们相信，洗礼是基督教的第二个时期的制度。144 000个犹太信徒曾受“印记”，而不是受洗。讲到天上的圣徒和地上的信徒时说，他们洗去了自己的罪恶，洗净自己的白衣服，用羔羊的血使它们变得鲜明◎第481页◎洁亮；根本没有提到洗礼圣水。在反基督者出现以前的那两个先知（第十一章），也没有给任何人行洗礼，而且，照第十九章第十节的话看来，耶稣的见证不是洗礼，而是预言中的灵意。在所有这些场合，自然是该提到洗礼的，如果当时洗礼已经通行的话；因此，我们差不多可以有绝对把握得出结论说，我们这位作者不知道有洗礼，洗礼是在基督徒同犹太人最后分手的时候才出现的。关于第二种更晚出的圣礼——圣餐礼，作者也同样一无所知。如果说在路德的译文中，基督许诺每一个信仰坚定的推雅推喇人到他那里并同他进圣餐，这只能导致误解。在希腊文本中是deipnês?——我将（同他）进晚餐，英文本圣经完全正确地译为：I shall sup with him。关于圣餐，即使作为一种悼念餐，这里也绝对没有谈到。我们这篇以如此独特方式证实了写作时间为68年或69年的作品，在一切基督教文献中最为古老，这是无可怀疑的。找不到其他任何一篇作品，文字写得这样粗俗，满纸是希伯来腔调、荒谬的构句和文法错误。例如在第一章第四节中有一句话，现照录如下：“但愿从那今在昔在将在有恩惠与平安赐给你们。”至于说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是对现已佚失的著作的后来的加工品，这些佚失著作的微弱的历史核心在传说的层层笼罩之下现在已经辨认不出；就连那几篇所谓“真正的”使徒书，也如布鲁诺·鲍威尔所说，或者是更晚的作品（注：在《社会发展》杂志上发表的经作者同意的法译文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就连蒂宾根学派还认为真本的那三、四篇使徒书，也都如布鲁诺·鲍威尔通过深刻分析而指出的，不过是晚出的作品”。─-编者注），或者最多也只是无名作家的旧著◎第482页◎经过增补以后的加工品，——这在目前只有职业神学家或其他立场偏颇的历史编纂学家才加以否认。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这里有了这样一篇作品（对其写作时间的判定已经精确到几个月以内），这篇作品给我们描绘出形态最不发展时的基督教，这种形态的基督教对于4世纪时有着完备的教条和神话的国教的关系，大致有如塔西佗时代日耳曼人那种尚未固定的神话对于受基督教和古典古代因素影响而形成的、见于《艾达》（注：《艾达》是一部斯堪的纳维亚各民族的神话和英雄的传说与歌曲的集子；保存下来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13世纪时的手稿，1643年为冰岛主教斯魏因森所发现（即所谓《老艾达》），另一种是13世纪初诗人和编年史家斯·斯土鲁森所编的古代北欧歌唱诗人诗歌论集（即所谓《小艾达》）。《艾达》中的诗歌反映了氏族制度解体和民族大迁徙时期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状况。从中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民间创作中的一些形象和情节。《厄革斯德列克》是《老艾达》诗歌集中属于较晚时期的歌词之一。恩格斯在这里引的是这首诗歌的第32和36节。——34。）的神话的关系。这里是一种世界宗教的幼芽，但这种幼芽却已均等地包含着上千种的发展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后来体现为无数的宗派。这部基督教形成时期的最古文献对我们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以纯净的形式告诉我们，犹太教在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强烈影响之下，把什么带进了基督教。所有后来的东西，都是西方，希腊罗马附加进去的。只是通过一神论的犹太宗教的媒介作用，后来的希腊庸俗哲学的文明的一神论才能够取得那种唯一使它能吸引群众的宗教形式。但找到了这样一种媒介以后，它也只有在希腊罗马世界里，借助于希腊罗马世界所达到的思想成果而继续发展并且与之相融合，才能成为世界宗教。写于1894年6月19日-7月16日之间载于1894-1895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1期和第2期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3-552页◎第483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恩格斯　法德农民问题*（注：《法德农民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土地问题方面的最重要文献，它是恩格斯在1894年11月15日和22日之间为《新时代》（见注3）杂志撰写的。促使恩格斯写这一著作的直接原因，是福尔马尔在土地问题方面的机会主义言论，首先是他1894年10月25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土地纲领的补充报告。福尔马尔在说明他所建议的措施时，引述了法国社会党人的土地纲领，仿佛那个纲领真是得到恩格斯赞同的。在此以前恩格斯虽然已驳斥过这种说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1—562页），但他认为有必要专门写篇文章来阐述在农民问题上革命无产阶级立场的基本原则，有必要对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观点以及在马赛代表大会（见注362）上通过的并在南特代表大会上作了补充的法国社会党人的土地纲领中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方加以批判。在恩格斯生前，《法德农民问题》一文曾转载于波兰杂志《黎明》1894年第12期，标题是《农民问题》。——484。）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政党，对目前社会主义者突然到处都把农民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感到非常惊奇。按理说，我们倒应该对这件事情没有早已发生而感到惊奇。从爱尔兰到西西里，从安达卢西亚到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只有西欧的两个地区是例外。在大不列颠本土，大土地占有和大农业完全排挤了自耕农；在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几百年来一直发生着同样的过程，在这里，农民也是日益被“驱逐”，或者至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日益被挤到次要地位。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通过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闭塞状况的冷漠态度而证明自己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因素。人口的主体的这种冷漠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议会贪污腐化的最强大的支柱，而且是俄国专制制度的最强大的支柱。然而这种冷漠态度决不是不可克服的。自从工人运动发生以来，西欧的资产者，特别是在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占优势的地区，不用很费气力就能使得农民把社会主义工人想象成partageux，即“均产分子”，想象成设法抢夺农民财产的一群懒惰而贪婪的城里人而怀疑和憎恨他们。1848年二月革命（注：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资产阶级手里。——180、197、484。）的朦胧的社会主义的激情，很快就被法国农民的反动投票一扫而光；希望能生活安定的农民，从他们那丰富的记忆中取出关于农民皇帝拿破仑的神话，创立了第二帝国。我们大家◎第484页◎都知道：单是农民的这一勋业就索取了法国人民多少代价；法国人民至今还深受这一勋业的后果之苦。但是从那时以来，许多情况都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灭亡和衰落。北美、南美和印度的竞争使廉价的粮食充斥欧洲市场，这种粮食廉价到没有一个欧洲的生产者能够跟它竞争。大土地占有者和小农都同样面临着灭亡。而因为他们两者都是土地占有者和农村人，所以大土地占有者宣称自己是为小农利益奋斗的先锋战士，而小农——一般讲来——也承认这个先锋战士。然而在这个时候，在西方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已经成长起来了。二月革命时代模糊的预感和憧憬已经明朗化了，扩展、深化成为能满足一切科学要求并包含有明确具体要求的纲领；不断增多的社会党议员在德国、法国、比利时的议会里捍卫着这些要求。社会党夺取政权已成为可以预见的将来的事情。然而，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社会党先于所有其他政党明确理解到经济原因和政治后果的联系，因此它早就识破了硬要跟农民作朋友的大地主那副羊皮掩盖着的豺狼面孔，——这样一个政党能心安理得地任凭注定灭亡的农民继续被他们的伪保护者所控制，一直到农民从工业工人的消极敌人变成工业工人的积极敌人为止吗？这样，我们便谈到农民问题的中心点了。一我们可能面对的农村居民，包含有一些很不相同的组成部分，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本身又按各个地区而有所区别。◎第485页◎在德国西部，和在法国和比利时一样，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块土地农民的小生产，这些农民大部分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在少数场合则是小块土地的租佃者。在西北部——在下萨克森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占优势的是大农和中农，他们是非雇用男女长工、甚至非雇用短工不可的。在巴伐利亚的部分地区，情形也是一样。在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和梅克伦堡，是一个拥有家奴、长工和短工的大土地占有和大生产的区域，而在某些地方则尚有为数不多并且日趋减少的小农和中农。在德国中部，我们遇到的是所有这些生产形式和土地占有形式的混合，其比例因地区而异，并且这些形式当中没有一种是在稍许广大的面积上占有优势的。此外，还有一些大小不同的地区，在那里，自有的或者租佃的耕地不足以养活家口，而只是作为从事某种家庭手工业的基础，确保这种手工业有可能支付通常无法思议的低工资，从而使产品在任何异国竞争下都能有稳固的销路。这几类农村居民中有哪些是可以争取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的呢？不用说，我们只是大概地研究这一问题；我们只是考察一些显著突出的形式；篇幅的限制不允许我们详述各个过渡阶段以及农村居民的混合组成的情况。我们先从小农说起。在所有的农民当中，小农不仅一般说来对于西欧是最重要的农民，而且还给我们提供了解开整个问题的关键。只要我们搞清楚了我们对小农应有的态度，我们便有了确定我们对农村居民其他组成部分的态度的一切立足点。我们这里所说的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第486页◎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因此，这个小农，像小手工业者一样，是一种工人，他和现代无产者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还占有自己的劳动资料；所以，这是过去的生产方式的一种残余。他的祖先曾经是固定在土地上的，没有人身自由的，或者在十分例外的情况下是自由的，但又羁于代役租和徭役租的农民，他和他的祖先有三方面不同。第一，法国革命已经为他解除了必须对地方担负的种种封建的地租和劳役，并在大多数场合，至少在莱茵河左岸，给了他一块田地作为他的自由的财产。第二，他丧失了自己曾作为其中一员的自治马尔克公社的保护，同时也丧失了他那一份使用早先马尔克公有土地的权利。马尔克公有土地一部分被过去的封建主，一部分被那开明的、基于罗马法的、官僚制度的立法玩魔术似地掠夺去了，从而使现代的小农不购买饲料就不能养耕畜。但是，在经济方面，废除封建负担远远抵不上马尔克土地使用权的丧失；养不起耕畜的农民的数目不断增长。第三，现时的农民的不同点还在于：他丧失了自己过去的生产工作的一半。过去他和他的家庭用自产的原料来生产他所需要的大部分工业品；他的其余的需要则由那些除农业外同时兼营手工业的乡村邻居来满足，后者从他那里得的报酬大部分是交换的物品或换工。家庭是自给自足的，几乎生产它所需要的一切，而村庄则更是如此。这差不多是十足的自然经济，货币几乎根本不需要。资本主义生产借助于货币经济和大工业结束了这种情况。而如果说马尔克土地使用权是农民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那么工业副业则是另一个基本条件。于是农民每况愈下。捐税、歉收、继承人分家、诉讼，将一个又一个农民驱向高利贷者；负债现象越来越普遍，而且每个人的债务越来越沉重，——一句话，我们的小农，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他们是未来的无产者。◎第487页◎作为未来的无产者，他们本来应当乐意倾听社会主义的宣传。但是他们那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暂时还阻碍他们这样做。为了保持他们那一小块岌岌可危的土地而进行的斗争越加艰苦，他们便越加顽固地拚命抓住这一小块土地不放，他们便越加倾向于把那些谈论将土地所有权转交整个社会掌握的社会民主党人看作如同高利贷者和律师一样危险的敌人。社会民主党应当用什么办法来战胜这种成见呢？在不改变自己的信念的情况下，它能给走向灭亡的小农拿出些什么呢？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派的法国社会党人的土地纲领当作实际的立足点，这一纲领特别值得重视，因为它是从小农经济的典型国家产生出来的。在1892年的马赛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土地纲领。（注：1892年9月24日至28日在马赛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研究了关于农村工作、党的状况和党的活动、庆祝五一节、参加1893年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以及关于参加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等问题。代表大会议事日程上最重要的一项是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原因是国内农民运动有了高涨，并且党希望在议会选举中得到农民的支持。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一个土地纲领，其中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农村无产阶级和小农的具体要求。但是，纲领也包含了许多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地方，对农民的小资产阶级幻想与私有者情绪，甚至对它的富裕阶层的剥削意图作了某些让步。在党的南特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纲领绪论部分和对纲领的补充里，这些机会主义倾向更加严重了。——488。）这个纲领为无地的农业工人（即短工和家奴）提出的要求是：实行由同业公会和市镇委员会规定的最低工资额；建立其成员半数由工人组成的农村工商业仲裁法庭；禁止出卖市镇土地并把国有土地租给市镇，市镇应当将这一切土地——不论是自己的或租来的——在禁止使用雇工并受市镇监督的条件下交给无地的农业工人家庭组合共同耕种；规定养老金和残废抚恤金，由对大地产征收的特别税支付。这个纲领为小农（其中还专门谈到了佃农）提出的要求是：由市镇置备农业机器，按成本价格租给农民使用；建立农民合作社以购买肥料、排水管、种子等等并销售产品；对于价值不超过5 000法郎的土地，在土地转手时免于征税；建立爱尔兰式的调停委员会，以减低过高的租价，并为退佃的佃农和分成制佃农 (métayers)补偿他们所提高的土地价值；废除规定土地所有者有权夺走收成抵债的民法典第2102条，并剥夺债权人将青苗抵作押金的权利；◎第488页◎规定一定数量的农具、收成、种子、肥料、耕畜——总之，凡农民耕作所必需的东西——不得抵作押金；修订早已过了时的总的地籍册，暂时则在每个市镇中进行地方性的修订；最后，实行免费的农业进修教育和建立农业试验站。我们看到，为农民利益而提出的要求——至于为工人利益而提出的要求，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并不是过分的。其中有一部分在别的国家里已经实现了。佃农调解法庭明显地是按照爱尔兰的样式建立起来的。农民合作社在莱茵地区已经存在。修订地籍册是西欧各地一切自由派以至于官僚经常表示的善良愿望。纲领的其他各条，也是不必使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受到什么根本损害就可以实现的。我们说这些，只是为了说明纲领的特征，并无责难之意，而是恰恰相反。利用这一纲领，党在法国各个不同地区的农民中间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致——因为胃口越吃越大——我们的法国同志就迫切地想把纲领弄得更加适合于农民的口味。当然，他们同时也感到他们正走上危险的道路。应该如何帮助农民，不是作为未来的无产者，而是作为现时的私有者农民来帮助，同时又不违背社会主义总的纲领的基本原则呢？为了对付这方面的异议，于是在新的实际建议之前加上了一段理论性的绪论，企图证明社会主义原则中包括有保护小农所有制免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遭到灭亡，当然作者们自己完全明白这种灭亡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我们来仔细考察一下这个绪论以及今年9 月在南特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要求本身。绪论开头写道：“鉴于按照党的总纲的本文，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时才能自由；鉴于虽然说在工业方面这些生产资料已经达到如此程度的资本主义的◎第489页◎集中，以至于只有以公有的或者说社会所有的形式才能归还生产者，但是，——至少在今天的法国，——在农业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生产资料，即土地，在许多地方还是作为个人财产掌握在个体生产者手中；鉴于虽然这种以小块土地所有制为特征的情况不可挽救地注定要灭亡(est　fatalement appelé à dispara?tre)，可是社会主义却不应加速这种灭亡，因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把所有权和劳动分离开来，而是相反，要把任何生产的这两个要素结合在同一手中，因为把这两个因素分隔开来的后果，就是已沦为无产者的劳动者遭受奴役和贫困；鉴于如果说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职责在于重新使农业无产者在对大片领地现在的游手好闲的所有者实行剥夺之后，占有——以公有的或者说社会所有的形式——大地产，那么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同样迫切的职责就在于维护自食其力的农民占有自己的小块土地，而反对国库、高利贷者以及来自新生的大地主方面的侵犯；鉴于对那些作为佃农或分成制佃农(métayers)耕种别人土地，即使剥削短工也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自己受着剥削才被迫出此一途的生产者，也应该予以同样保护，——工人党——它与无政府主义者相反，不把社会制度的改造寄托于贫困的增长和蔓延，而认为劳动和整个社会的解放只有靠城乡劳动者组织起来和共同努力，靠他们掌握行政和立法的权力才可获得，——通过了下列土地纲领，以联合农村生产的一切成分和在各种法律基础上经营国内土地的一切种类的活动一齐去与共同的敌人——封建土地所有制作斗争。”让我们来更详细地考察这几个“鉴于”。首先，紧接法国纲领中关于占有生产资料是生产者自由的前提这句话之后，应该添上下面这几句，即生产资料的占有只能有两种形式：或者是个人占有，这一形式无论何时何地对于生产者来说都从来没有作为普遍形式存在过，而且一天天地越来越被工业的进步所排除；或者是公共占有，这一形式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前提都已经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本身造成了；所以，必须以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为生产资料转归公共占有而斗争。这样，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便在纲领中被提出来作为应当争◎第490页◎取的唯一的主要目标。这不仅在基础已经打好了的工业方面是如此，而且在所有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农业方面也是如此。按照纲领所说，个人占有无论何时何地对于一切生产者来说都从来没有普遍适用过；正因为如此，并且还因为工业的进步本来就在排除个人占有，所以社会主义的利益决不在于维护个人占有，而是在于排除它，因为凡是个人占有还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为不可能。如果要引证纲领，那么就应该引证整个纲领，而这就会根本改变南特绪论中所引用的论点，因为这将使其中表达的普遍历史真理依存于这样的一些条件，只有在这些条件下，这个真理现在才能对西欧和北美仍然有效。个体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现代已经不再赋予这些生产者以真正的自由。城市中的手工业已经破产，而在像伦敦那样的大城市中甚至已经全然绝迹，取而代之的是大工业、血汗制度以及靠破产维持生活的卑鄙的劣品制造者。靠自力耕种的小农既非牢靠地占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也不自由。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房屋、他们的院子、他们的少量田地，都属于高利贷者，他们的生活比无产者更没有保障，无产者至少有时还能过上些安生日子，而受尽折磨的债务奴隶却永远没有这样的事。即使把民法典第2102条删掉，即使通过法律保证农民有一定数量的农具、牲畜等等不得抵作押金，你们也仍旧无法使他们从走投无路的处境中解脱出来，因为他们为了暂时延缓毁灭的日期，必须“自愿地”将自己的牲畜，将他们本人连肉体带灵魂一并出卖给高利贷者。你们企图保护小农的所有权，这不是保护他们的自由，而仅仅是保护他们被奴役的特殊形式而已；这种形式的奴役延长着他们的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状况；因此，引证你们纲领的第一段在这里是根本不适当的。绪论中说道：在今天的法国，生产资料，即土地，在许多地方还◎第491页◎是作为个人财产掌握在个体生产者手中；社会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把所有权和劳动分离开来，而是相反，要把任何生产的这两个要素结合在同一手中。——上面已经指出过，后面这点作为一种普遍状况来谈，决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不如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我们只要忽视这一点，上述论点立刻就把我们引入歧途，以为仿佛社会主义的使命是把小农对自己田地的现在这种虚构的所有权变成真正的所有权，也就是说，把小佃农变成所有者，把满身债务的所有者变成没有债务的所有者。自然，农民所有权的这种假象消失对于社会主义是有好处的，但不是以这种方式。无论如何，现在事情已弄到这样的地步绪论竟直截了当地宣称，社会主义的职责，甚至它的迫切的职责，是在于“维护自食其力的农民对自己的小块土地的占有，而反对国库、高利贷者以及来自新生的大地主方面的侵犯”。这样，绪论便把实现一件在前一段中已经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当作迫切的职责交给了社会主义。绪论委托社会主义“维护”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虽然它本身就说这一所有制“不可挽救地注定要灭亡”。国库、高利贷者、新生的大地主，这些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借以实现这种不可避免的灭亡的工具又是什么呢？“社会主义”应当用什么方法去保护农民不遭受这三位一体的侵害，我们下面就会看到。但是不仅小农的所有权应该得到保护。与此同时，“对那些作为佃农或分成制佃农(métayers)耕种别人土地，即使剥削短工也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自己受着剥削才被迫出此一途的生产者，也应该予以同样保护”。◎第492页◎这里我们就谈起一个完全奇特的领域了。社会主义是专门反对剥削雇佣劳动的。而这里却宣布社会主义的迫切的职责是保护那些即使“剥削短工”——原话就是这样说的！——的法国佃农。这是因为这些佃农是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自己受着剥削”才被迫出此一途！一旦踏上了斜路，往下滑是多么容易和舒服啊！如果德国的大农和中农跑来请求法国社会党人在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面前美言一番，要德国社会民主党保护他们剥削男女长工，据说就是他们“自己受着”高利贷者、税吏、粮食投机商和牲口贩子们的“剥削”，——那么法国社会党人将怎样回答呢？谁又能为他们担保我们的大土地占有者不会把卡尼茨伯爵（要知道，他也提出了类似的将粮食进口国有化的议案）也派到他们那里去，以他们“自己受着”交易所、高利贷者和粮食投机商的“剥削”为理由而请求社会党人在他们剥削农业工人方面也加以保护呢？不过应该说明，我们的法国朋友们根本不是表面看上去那样怀有什么恶意。在上述的那一段中所指的仅仅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即如下的情况：在法国北部，也如在我国甜菜产区一样，土地租给农民耕种，责成他们栽种甜菜，而且条件极端苛刻：他们必须向指定的工厂并按照该工厂所规定的价格出售甜菜，必须购买指定的种子，按规定定量施肥，此外他们在送交甜菜时还要受到无耻的欺诈。这一切我们在德国也很熟悉。但是，如果法国社会党人想予以保护的正是这类农民，那就应当直接和明确地说出来。这作为一种普遍状况来谈，不仅直接违反法国的纲领，而且直接违反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如果这一草率的措辞被不同的方面用来作出不符合它的起草者们本意的解释，那么他们是没有理由抱怨的。绪论的结束语也可能受到同样的曲解。按照这一结束语，社会◎第493页◎主义工人政党的任务是“联合农村生产的一切成分和在各种法律基础上经营国内土地的一切种类的活动一齐去与共同的敌人——封建土地所有制作斗争”。我坚决否认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有任务除了吸收农村无产者和小农以外，还将中农和大农，或者甚至将大地产租佃者、资本主义牧主以及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国内土地的人，也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就算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对于他们大家都是共同的敌人吧。我们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和他们一道走，可以在一定时期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而与他们一起奋斗。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人，但是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这里的本意也并不是看上去的那样坏；关于这一切，起草者们显然是根本没有考虑到；然而遗憾的是喜欢概括的热情使他们忘乎所以；如果有人要他们信守诺言，他们可不要大惊小怪。绪论的后面接着是对纲领本身的一些新近作出了决议的补充。它们也像绪论一样措辞很草率。关于市镇应当购置农业机器并按成本出租给农民的那一条，作了如下的更改：第一，市镇为此目的应当从国家获得补助金；第二，市镇应当无报酬地把机器提供小农使用。这个进一步的让步决不会给小农带来多大的好处，因为小农的田地及其经营方式只容许小规模地运用机器。其次：“对3 000 法郎以上的一切收入征收单一的累进税以取代一切现行的间接税和直接税。”若干年来几乎在每一个社会民主党纲领中都包含有类似的要◎第494页◎求。然而专门为了小农的利益把它提出来，这却是一件新鲜事，而且只是证明，它的效果被估计得多么不够。我们就拿英国作例子。在那里，国家的预算是9 000万英镑。其中有1 350万-1 400万英镑来自所得税，其余的7 600 万中有一小部分来自营业税（邮政、电报、印花税），但绝大部分是靠对日用消费品抽税来取得的，即靠对全体国民而主要是对较贫穷阶层的收入经常不断地进行少量克扣——毫不显眼，但加起来却是若干百万——来取得的。在现代社会中，恐怕不可能用其他办法来偿付国家的开支了。我们姑且假定说，所有这9 000万英镑在英国都是靠对120英镑（3 000法郎）以上的收入征收直接累进税取得的。每年的平均积累，整个国民财富每年的增长，按吉芬的统计，在1865-1875年是24 000万英镑。假定现在每年是3亿英镑；9 000 万英镑的捐税负担在这种场合便会耗去全部积累的将近1/3。换句话说，除了社会主义政府以外，没有一个政府能采取这类做法；而当社会主义者掌握了政权的时候，他们将要实行种种措施，这种税收改革在那时将只不过起一种暂时的、微不足道的分期偿付债款的作用，而在小农面前则将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前景。纲领的起草者们看来也认识到，这种税收改革农民还得等待一段较长的时间，因此“暂且”(en attendant)向他们许诺：“废除向一切自食其力的农民征收的土地税和减轻向一切典押地征收的土地税。”这项要求的后半部所指的只能是不能单靠家中人力耕作的较大的农庄；因此，这又是对那些“剥削短工”的农民的一个优待。其次：◎第495页◎“渔猎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但为保护野物、鱼类以及庄稼所须作的限制除外。”这听起来颇得人心，但是，这句话的后半部却将前半部勾销了。现时在所有农业地区每一户农家究竟能摊到多少兔子、鹧鸪、梭鱼和鲤鱼呢？够不够一年给每个农民一天多的时间去渔猎呢？“减低法定的和通行的利率”——这就是说，重新颁布一些反高利贷的法律，企图重新实行那种两千年来无论何时何地都遭到失败的警察措施。如果小农陷入困难的处境，以致向高利贷者求贷在他们看来已是较小的祸害，那么高利贷者总是能找到办法来吸尽他们的脂膏，而又不会受到反高利贷法律的制裁。这一措施最多只能使小农得到安慰，而不会带给他们什么好处；相反，它只会使他们恰恰在特别需要贷款时却难于获得贷款。“免费治疗并按成本价格供给药品”——这无论如何不是专门的保护农民的措施；德国纲领比这更进一步，甚至还要求免费供给药品。“预备役士兵应征服役期间，其家属应得贴补”——这在德国和奥地利都已经实行，虽然还很不够，并且这也不是专门为农民提的要求。“降低肥料、农业机器和农产品的运费”——这在德国基本上已经实行，而且主要是符合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立即进行准备工作以拟定改良土壤和提高农业生产的公共工程计划”——◎第496页◎这一切都超不出含糊其词和漂亮诺言的圈子，并且首先也是为了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一句话，在绪论的全部大吹大擂的理论性的开场白之后，新土地纲领的实际建议却一点也没有向我们说清楚，法国工人党究竟打算怎样做到维护小农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这种土地所有制按照它自己的说法是无法挽救地注定要灭亡的。二我们的法国同志有一点是完全正确的：违反小农的意志，任何持久的变革在法国都是不可能的。我只是觉得，他们没有找到接近农民的正确方法。大概，他们的出发点是想要在朝夕之间，尽可能甚至就在最近一次的普选中把小农争取过来。他们只有靠很冒险的广泛的许诺，才有希望达到这个目的，而为了替这些许诺作辩护，他们便不得不运用还要冒险得多的理论上的一些考虑。如果我们比较仔细地考察一下，那就会发现：这些广泛的许诺是自相矛盾的（许诺准备维护一种他们自己宣布为无法挽救地注定要灭亡的状态）；个别的措施或者完全没有实际的作用（反高利贷的法律），或者是工人的广泛要求，或者也对大土地占有者有利，或者最后，其作用对于小农的利益决不是很有意义的；因此，纲领的纯实践部分便自动改正了错误的开场白，并把绪论中那些看起来有冒险性的大话降低到事实上无伤大体的程度。坦率地说，在由小农的整个经济地位、由他们所受的教育和闭塞的生活方式所产生并且为资产阶级报刊和大土地占有者所助长的偏见之下，我们只有向小农群众作出一些明知不能兑现的许诺，◎第497页◎才能于朝夕之间把他们争取过来。这就是说：我们得向他们许诺不仅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护他们的财产，反对一切向它进攻的经济力量，而且要把这财产从现在就已经压在它身上的重担下解放出来：把佃农变成自由的所有者，为被典押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所有者偿还其债务。即使我们能够做到这点，也只会回到那必然要重新发展成现在这种情况的局面。我们不会使农民得到解放，而只会延缓一下他们灭亡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利益决不是要今天就把农民争取过来，好使他们明天在我们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时又离开我们。我们是不需要期望我们永久保存其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农民来做党员的，正如我们不需要那些想永久保存其师傅地位的小手工业师傅来做党员一样。这种人属于反犹太主义者之流。让他们到反犹太主义者那里去吧，让他们向后者取得拯救他们的小生产的诺言吧；当他们在那里知道这些夸夸其谈的话语有什么意义，反犹太主义者天堂里的小提琴演奏的是些什么样的曲子，他们就会越来越懂得：虽然我们许诺得少些，并且完全是从另一个方向寻求解救，但我们毕竟是更加可靠的人。假如法国人那里曾经发生过像我们这里一样喧嚣的反犹太主义的煽动，那么他们未必会犯南特的错误。我们对待小农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呢？在我们夺得国家政权的那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呢？第一，法国纲领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第二，同样明显的是，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第498页◎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足够的手段，向小农许诺，他们将得到现在就必须让他们明了的好处。差不多20年以前，丹麦的社会党人就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计划，因为他们的国家实际上只有一座城市，即哥本哈根，所以除这座城市以外，他们就几乎完全要靠在农民中间进行宣传。一个村庄或教区的农民——在丹麦有许多大的个体农户——应当把自己的土地结合为一个大田庄，共同出力耕种，并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出劳力的比例分配收入。在丹麦，小土地所有制只起次要作用。可是，如果我们将这一思想运用于小块土地经营方面，我们就会发现：把各小块土地结合起来并且在全部结合起来的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经营的话，一部分过去使用的劳动力就会变为多余的；劳动的这种节省也就是大规模经营的主要优点之一。要给这些劳动力找到工作，可以用两种方法：或是从邻近的大田庄中另拨出一些田地给农民合作社支配，或是给这些农民以资金和机会去从事工业性的副业，尽可能并且主要是供自己使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经济地位都会有所改善，并且这同时会保证总的社会领导机构有必要的影响，以便逐渐把农民合作社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使整个合作社及其社员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跟整个社会其他部门的权利和义务处于平等的地位。至于怎样具体地在每一个特殊场合下实现这一点，那将取决于这一场合的情况，以及我们夺得政权时的情况。可能我们那时将有能力给这些合作社提供更多的便利：由国家银行接收它们的一切抵押债务并将利率大大减低；从社会资金中抽拨贷款来建立大规模生产（贷款不一定或者不主要是货币，而且可以是必需的产品：机器、人造肥料等等）及其他各种便利。这里主要的是使农民理解到，我们要挽救和保全他们的房产◎第499页◎和田产，只有把它们变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产才能做到。正是以个人占有为条件的个体经济，使农民走向灭亡。如果他们要坚持自己的个体经济，那么他们就必然要丧失房屋和家园，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将排挤掉他们陈旧的生产方式。情况就是如此。现在我们来让农民有可能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共同利益自己进行大规模经营。难道不能使农民理解到，这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是他们唯一得救的途径吗？我们永远也不能向小农许诺，给他们保全个体经济和个人财产去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优势力量。我们只能向他们许诺，我们不会违反他们的意志而强行干预他们的财产关系。其次，我们可以促使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反对小农的斗争现在就尽量少用不公正的手段进行，并且尽可能阻挠现在常常发生的直接掠夺和欺诈行为。这是只有在例外的场合才可做到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谁也搞不清楚到哪里为止算是诚实，从哪里起就算是欺诈。然而政权是站在欺骗者方面还是站在被欺骗者方面，这始终是有很大差别的。而我们则坚决站在小农方面；我们将竭力设法使他们的命运较为过得去一些，如果他们下了决心，就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合作社，如果他们还不能下这个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我们认为自食其力的小农可能来补充我们的队伍，而且也是为了党的直接利益。我们使之免于真正沦为无产者，在还是农民时就能被我们争取过来的农民人数越多，社会改造的实现也就会越迅速和越容易。假如我们不得不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发展到底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再来实现这个改造，那对我们可就太糟了。我们在这个意义上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第500页◎的一些社会资金，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像只是白花钱，然而这却是一项极好的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9/10。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这里不是深入细节，在这方面提出一定建议的地方；这里只能讲到一般的要点。可见，如果我们许下的诺言使人产生哪怕一点点印象，以为我们是要长期保全小块土地所有制，那就不仅对于党而且对于小农本身也是最糟糕不过的帮倒忙。这就简直是把农民解放的道路封闭起来并把党降低到招摇过市的反犹太主义的水平。恰恰相反。我们党的义务是随时随地向农民解释：他们的处境在资本主义还统治着的时候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要保全他们那样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是绝对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如果我们这样做，那就是按照必然的经济发展的精神行动，而经济发展会使农民的头脑接受我们的话。然而，在结束这个话题之前，我必须说明我相信南特纲领的起草者们实质上跟我抱有同样的观点。他们极有见识，决不会不了解，现在分为小块的土地也必定要转归公共占有。他们自己也承认，小块土地所有制是注定要消灭的。由拉法格起草的全国委员会在南特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注：指保·拉法格的报告《农民的财产和经济的发展》是以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的名义向南特代表大会提出的。拉法格的报告还发表在1894年10月18日《社会民主党人》第38号附刊上。——501、737。），也完全确认了这一观点。这个报告的德文本刊载于今年10月18日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注：《社会民主党人》是德国的一家周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894年至1895年在柏林出版。——501。）报上。南特纲领在措辞上的矛盾百出本身就已表明：它的起草者们实际上所说的并不是他们所想要说的。如果他们得不到理解，他们的言论被人滥用，——实际上已经发生这种情形，——那当然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不管怎样，他们应该更详细地说明他们的纲领，而下届法国代表大会则必须对它进行彻底审查。◎第501页◎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较大的农民。在这里，主要由于遗产分割，而且也由于欠债和被迫卖地，我们看到从小块土地农民起到完整保存了甚至扩大了自己旧有田地的大农为止的各个过渡阶段的全图。在中农住在小块土地农民中间的地方，中农的利益和观点跟小块土地农民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但是他们本身的经验应该告诉他们，有多少像他们这样的人已经下降为小农了。然而，在中农和大农占优势而农业经营又普遍都需用男女长工的地方，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工人政党当然应该首先维护雇佣工人，即维护男女长工和短工的利益；仅仅由于这一点，工人政党就不能向农民作出任何包括有让工人雇佣奴隶制继续存在的诺言。但是只要大农和中农本身仍然存在，他们就非使用雇佣工人不可。如果我们向小块土地农民许诺长期作为小块土地农民存在是愚蠢行为的话，那么向大农和中农作这样的许诺就近乎背叛了。在这里又有跟城市手工业者相似的地方。虽然他们遭受破产比农民更为严重，但是他们中间还是有一些人除学徒外还雇有帮工，或用学徒来做帮工的工作。让这些手工业师傅中想永久保存自己的地位的人到反犹太主义者那里去吧，直到他们确信，即使在那里也不会得到什么帮助。其余那些看到自己的生产方式必然灭亡的人，则要到我们这里来，而且还准备在将来共同承担其他一切工人正面临的命运。对于大农和中农也是如此。当然，我们关心得更多的是他们的男女长工和短工，而不是他们。如果这些农民想要获得使他们的经济继续存在下去的保证，我们决不能给。这样一来，他们就到那些乐于什么都许诺，但什么都不履行的反犹太主义者、农民同盟盟员以及类似的党派那里去了。我们确切地知道一个经济上的真理，即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和海外廉价粮食生产的竞争，无论大农和中农都同样无法挽救地要走向灭亡，这是甚至这些农民◎第502页◎日益增加的债务和到处可见的衰落所证明了的。对付这种衰落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在这里我们也建议把各个农户联合为合作社，以便在这种合作社内越来越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并把这些合作社逐渐变成一个全国大生产合作社的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组成部分。如果这些农民看到他们现在的生产方式必然要灭亡并且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他们就要到我们这里来，而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尽力使他们也易于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否则，我们就只得让他们听天由命，而去同一定会对我们表示欢迎的他们的雇佣工人打交道了。大概我们在这里也将拒绝实行暴力的剥夺，不过我们可以指望，经济发展将使这些顽固脑袋也能变得明智。只有对于大土地占有制，事情才十分简单。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毫无掩饰的资本主义企业，因此也就不应该有任何顾忌。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人数众多的农村无产者，因而我们的任务很清楚。我们的党一旦掌握了国家政权，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就像剥夺工厂主一样。这一剥夺是否要用赎买来实行，这大半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我们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也取决于大土地占有者先生们自己的态度。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赎买下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最便宜不过了。然而这里我们不去谈论这点。我们将把这样归还给社会的大地产，在社会监督下，转交给现在就已经耕种着这些土地并将组织成合作社的农业工人使用。我们将用什么方式方法转交这些土地，关于这点现在还不能说出一定的意见。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的企业转变为社会的企业在这里已经万事具备了，并且一夜之间就可以马上完成，比方说，在克虏伯先生或冯·施杜姆先生的工厂中就是这样。这些农业合作社的范例，将说服最后一些可能仍在反抗着的小块土地农民◎第503页◎而且也许还有某些大农相信大规模合作企业的优越性。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在农村无产者面前展开一幅光辉的远景，就像在工业工人面前所展开的一样。所以，把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对于我们仅仅是时间问题，而且甚至是一个很短时间的问题。而当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跟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整个德国立刻就会改变风向。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实际上的半农奴状况，是普鲁士容克统治的主要基础，因而也就是德国的道地普鲁士霸权的主要基础。正是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他们日益陷入负债、贫穷、靠国家和别人的供养过着寄生生活，因此也就越来越拚命抓紧自己的统治不放，——正是他们造成了并在维护着官僚和军官的道地普鲁士性质；他们的傲慢、狭隘和骄横，使得普鲁士民族的德意志帝国——尽管显而易见，此刻它之作为现时唯一可能实现的民族统一形式，是无可避免的——在国内如此被人憎恨，而在国外，虽有其光辉的胜利，却如此不受尊敬。这些容克的权力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在七个旧普鲁士省份的全部领土上，也就是说，几乎在整个帝国1/3的领土上，他们掌握着在这里提供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地产，不仅掌握着地产，而且还通过甜菜制糖厂和烧酒酿造厂掌握着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无论德国其余部分的大土地占有者或大工业家，都没有处于这样有利的地位；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没有掌握着整个的王国。他们都分散在广阔的地域里，并且为取得经济和政治优势既彼此发生竞争，又跟周围其他社会成分发生竞争。但是普鲁士容克的这种实力地位正日益丧失其经济基础。虽然有国家的帮助（自弗里德里希二世以来，这种帮助总是列入容克的每一个正常预算中），负债和贫穷化现象在这里也是不可抑制地日益扩大；只是立法和习惯所认可的实际上的半农奴制以及因而有可能对农◎第504页◎业工人进行的无限制的剥削，才把正要没顶的容克勉强支持在水面上。只要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种子撒到这些工人当中去，鼓舞他们和团结他们去坚持自己的权利，容克的统治也就会完结。这一对于德国犹如俄国沙皇制度对于整个欧洲一样是野蛮的侵略成分代表的巨大反动势力，就会像刺破了的肥皂泡一样完全瓦解。普鲁士军队的“劲旅”就会变成社会民主主义的劲旅，那时在力量对比上便会发生那孕育着彻底变革的变动。但是正因为如此，争取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村无产者比争取德国西部的小农或者甚至比争取德国南部的中农都重要得多。这里，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正是我们决战的战场，所以政府和容克将采取一切措施来阻挡我们到这里来。如果像他们威胁我们的那样，将重新采用强制措施来制止我们党的扩展，那么这首先将是为了阻碍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村无产阶级接受我们的宣传。这对我们反正一样。我们终究会将他们争取过来。写于1894年11月15日-22日之间载于1894-1895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10期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3-587页◎第505页◎上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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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页恩格斯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注：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本选集第1卷第376—481页）的导言，是恩格斯于1895年2月14日和3月6日之间为在柏林出版的该书单行本写的。从费舍1895年3月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在发表这个导言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曾坚决要求恩格斯把这部著作中在执行委员会看来是过分革命的调子冲淡，并使它具有更为谨慎的形式；当时费舍提出的借口是：由于帝国国会讨论新的反社会党人法草案，国内又形成了紧张局势。恩格斯在给费舍的复信中（复信尚未找到，但根据1895年3月14日费舍给恩格斯的信可以推断出它的内容），对党的领导的不坚定立场和它力求“仅仅在合法范围内进行活动”作了批评。但是恩格斯不得不考虑执行委员会的意见而同意在校样中删去一些地方和改变一些提法，结果，在他看来，导言的原稿“受到了一些损害”。在本选集中，这些删改都在脚注中注出。由于作过这些修改的条样以及导言手稿保存了下来，因而有可能完全恢复原稿的本来面目。那时社会民主党的个别领袖企图根据这一著作说恩格斯主张工人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通过和平途径取得政权。1895年3月3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见注561）发表了一篇标题是《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的社论，社论未经恩格斯同意就从他的导言中断章取义地摘引了几处，因而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恩格斯主张“无论如何要守法”。恩格斯感到非常愤懑，向《前进报》编辑李卜克内西提出坚决抗议，反对这种歪曲他的观点的做法。恩格斯在1895年4月1日给考茨基的信中强调有必要在《新时代》（见注3）杂志上发表导言全文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恩格斯在1895年4月1日给卡·考茨基的信和4月3日给保·拉法格的信中也谈到了《前进报》在发表导言时的这种不光彩做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32、436页）。在马克思的著作单行本出版前不久，由于恩格斯的坚持，1895年的《新时代》杂志第27期和第28期摘要登载了恩格斯的导言，但是保留了作者在上述单行本中不得不作出的那些删节。在德国颁布新的反社会党人法（见注302）的危险消除之后，导言仍未能全文发表。恩格斯的导言曾经根据《新时代》杂志的文本以删节的形式登载在1895年《社会评论》杂志第9期和1895年保加利亚《事业》杂志第1期上。——506。）目前再版的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共产党宣言》中，用这个理论大略地说明了全部近代史；在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注：《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是德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新莱茵报》起了教育和鼓舞人民群众的作用。阐述报纸对德国和欧洲革命的重要观点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尽管遭到当局的种种迫害和阻挠，《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同时又加紧迫害《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致使该报被迫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报纸的编辑在致科隆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180、204、401、506。）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论一直被用来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可是，这里的问题是要把一个对全欧洲都很紧要而又很典型的多年发展时期的内在因果联系揭示出来，照作者看来，就是把政治事件归结为最终是经济原因的作用。在判断当前发生的各个事件和一系列事件时，人们总是不能追溯到最终的经济原因。甚至在今天已经有相应的专业报刊提供这样丰富的材料的时候，连在英国都还没有可能逐日考察工业和世界市场贸易的进程以及生产方法中发生的变化，从而对这些十分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因素随时作出全面的总结，更何况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还没有突然有力地显露出来以前，大部分都是长时期处于隐蔽作用状态。对于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清晰的概观，决不能在当时就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整理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在这里，统计是必要的辅助手段，而统计总是落在事件之后。因此，在研究当前的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最重要的因素看作◎第506页◎是固定的，把所研究的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作是在整个时期内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本身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变化。所以，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为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作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大体相应的政治表现。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这是所要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难免的忽略，必然是产生错误的根源。但是，概括叙述眼前的事件所面对的种种条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产生错误的根源，然而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眼前的事件。当马克思着手写本书时，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误的根源就更难了。在1848-1849年的革命时期，要跟踪考察同时发生的那些经济变化，或者即使只是掌握它们的概况，也简直是无能为力的。在流亡于伦敦的最初几个月，即1849-1850年的秋冬，情况也是一样。然而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撰写本书。虽然有这些不利的情况，但是，马克思由于准确了解法国在二月革命以前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国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事件，所以对当时的事变作出的叙述，对其内在联系的揭示能达到至今还无人达到的程度，并且光辉地经受住了后来由马克思自己进行的两度检验。第一次检验是这样来的：从1850年春天起，马克思又有空从事经济研究，并且首先着手研究最近10年的经济史。结果，他从事实中完全弄清楚了他以前半先验地根据不完备的材料所推出的结论，即：1847年的世界贸易危机是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生身的母亲；从1848年年中开始逐渐重新到来而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全盛状态的工业繁荣，是重新强大起来的欧洲反动势力的振奋力◎第507页◎量。这是有决定意义的。如果说在前三篇文章中（载于1850年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月号、2月号和3月号）还在期待不久革命力量新高涨就会到来，那么由马克思和我为1850年秋季出版的最后一期合刊号所写的那篇《时评（5-10 月）》，就已经永远抛弃了这种幻想，那里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注：恩格斯在1895年出版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单行本时，把《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见注162）第1、2和3期发表的马克思的《从1848年到1849年》一组文章中的几篇文章收入这个单行本作为头三章（恩格斯这里提到的也就是这几篇文章），并且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该杂志5、6两期合刊撰写的《时评（三）》中马克思所写的关于法国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1—514和520—531页）作为第四篇文章或第四章。恩格斯所引的这两句话取自时评中收入马克思著作单行本中作为第四章的那部分（见本选集第1卷第471页）。——508。）然而这是我们所必须作的唯一重大修改。前几篇文章中对于事变所作的解释，那里所确定的种种因果关系，都绝对没有什么需要改动的地方，上面提到的那篇述评中对1850年3月10 日至秋季的续评就表明了这一点。因此，我就把这篇续评作为第四篇文章编入了本版。第二次检验更为严格。在路易·波拿巴1851年12月2日政变之后，马克思立刻又重新探讨了从1848年2 月起直到这次暂时结束了革命时期的事变为止的法国历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3版，1885 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出版（注：见本选集第1卷第582-689页。——编者注））。在这本小册子里，又一次谈到了本书中所描述的时期，不过较为简略一些。如果把这个参照一年多以后发生的决定性事变作出的第二次记述与本书比较一下，就可看到作者只须作很少的改动。使本书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在第二章中，讲到被称作“初次概述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的“劳动权”时说：“但是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第508页◎的关系。”（注：见本选集第1卷第409页。——编者注）可见，这里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形形色色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等等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的以及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如果说马克思后来把这个公式也扩大到占有交换手段上，那么这种扩大不过是从基本原理中得出的结论罢了，况且，按《共产党宣言》来看这种扩大是不言而喻的。最近英国有些聪明人对此还提出了一个补充，说“分配手段”也应该转交给社会。这些先生大概很难说清楚，这些不同于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经济分配手段究竟是些什么东西；他们莫不是指政治的分配手段，如捐税、包括萨克森林地（注：指1871年皇帝威廉一世赠给俾斯麦的汉堡附近的地产萨克森林地。——509。）及其他捐赠在内的贫民救济。但是，首先，这些分配手段现今已经归整体所有，即归了国家或市镇；其次，这些正是我们想要废除的。——当二月革命爆发时，在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看法上，我们大家都受过去历史经验，特别是法国经验的影响。因为正是法国在1789年以来的全部欧洲历史中起了主导作用，而现在又是它发出了普遍变革的信号。因此，我们关于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步骤的观念，带有回忆1789-1830年榜样的浓厚色彩，这是很自然和不可避免的。而当巴黎暴动在维也纳、米兰和柏林的胜利起义中获得响应时；当整个欧洲直至俄国边境都被卷入运动时；当后来6 月间在巴黎发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权的第一次大搏斗时；当甚至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如此震撼各国资产阶级，致使它又重新投入刚被推翻的君主封建反动势力的怀抱时，——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们不可能◎第509页◎有丝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在1849年失败以后，我们并没有与那些在国外聚集在未来临时政府周围的庸俗民主派抱着相同的幻想。他们指望“人民”很快就会一举彻底打败“压迫者”，我们却估计到在铲除“压迫者”之后，这个“人民”内部所隐藏着的对立成分彼此之间进行长时期的斗争。庸俗民主派一天又一天地等待再次爆发革命；我们却早在1850年秋季就已经宣布，至少革命时期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而在新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前什么也等待不到。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当时曾被某些人当作革命叛徒革出教门，可是这些人后来只要受到俾斯麦的关照，就几乎毫无例外地跟俾斯麦和解了。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以往的一切革命，结果都是某一阶级的统治被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排挤；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一个统治的少数这样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取代它执掌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每次这都是一个由于经济发展状况而有能力并且负有使命进行统治的少数集团，正因为如此，并且也只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变革发生时，被统治的多数或者站在这个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或者安然听之任之。但是，如果撇开每一次的具体内容不谈，那么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式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第510页◎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少数人效劳；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的不反抗的态度，于是看起来就好像这个少数代表了全体人民。在初次取得巨大的成就以后，胜利的少数照例发生分裂，其中一部分人满足于已经达到的成就，另一部分人则想继续前进，提出一些新的要求，这至少有一部分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的或表面的利益的。在个别场合，这些比较激进的要求也曾实现过；不过，往往都只是瞬间的，较温和的一派重新占了上风，刚取得的成果又全部或部分地化为乌有；于是战败者就高呼有人叛变，或者把失败归咎于偶然。而实际上情形大多是这样：第一次胜利的成果，只是由于较激进的一派取得第二次胜利才会巩固下来；一旦达到这一点，从而得到眼前需要的东西，激进派及其成就又从舞台上消失了。从17世纪英国大革命起的近代一切革命，都显示了这些似乎是与任何革命斗争分不开的特征。看来，无产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也具有这些特征，何况恰好在1848年，就连稍微懂得应该循哪个方向去求得这一解放的人还是屈指可数的。甚至连巴黎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在获得胜利后也还完全不明白应该选择哪一条道路。然而终究有了运动，有了本能的、自发的和不可遏止的运动。难道这不正是革命一定要获得成功的形势吗？虽然这次革命是由少数人领导的，但这一次已经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多数人的真正利益进行的革命。既然在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人民群众很容易轻信那些拚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的纯粹的欺蒙，那么他们对于那些最确切地反映他们经济状况的思想，对于那些正好是明确而合理地表达了他们自己还没有理解到、而只是刚刚模糊感觉到的要求的思想，难道会更难接受吗？诚然，当幻◎第511页◎想一消失而失望袭来的时候，人民群众的这种革命情绪几乎总是，而且往往是很快就变为心灰意冷，或者甚至转到相反的方面去。但是，现在问题不是要欺蒙，而是要实现大多数人本身的真正利益；虽然这些利益当时还根本没有为这大多数人所认识，但是在其实际实现的过程中，由于亲眼目睹而令人信服，一定很快就会为他们所认识。并且，正如马克思在第三篇文章中所证明的，1848年“社会”革命中所产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到1850年春季已经使实际统治集中于大资产阶级——而且是具有保皇主义倾向的大资产阶级手中，而另一方面却使所有其他的社会阶级，农民和小资产者，团结到无产阶级周围，以致在共同胜利时和共同胜利后，应该成为决定因素的已经不是大资产阶级，而是有了经验教训已经变得聪明起来的无产阶级。在这些条件下，难道不是完全存在着少数人革命变成多数人革命的前景吗？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然而，正是这个工业革命才到处都使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明朗化起来；它排除了从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而在东欧甚至是从行会手工业中遗留下来的许多过渡形式，造成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并把它们推到了社会发展的前台。因此，在1848年除英国而外只在巴黎以及充其量是几个大工业中心发生的这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现在已经遍及全欧洲，并且达到了1848年难以想象的猛烈程◎第512页◎度。那时有的是许多模模糊糊的宗派福音及其各自的万应灵丹；现在则是马克思的理论，是一个得到大家公认的、透彻明了的、明确表述了最终斗争目标的理论。那时按照地区和民族来划分和区别的群众，只是由共同蒙受痛苦的感情联结起来，还不成熟，往往一筹莫展地摇摆于热情与绝望之间；现在则是一支社会主义者的国际大军，它不可阻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纪律、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与日俱增。既然连这支强大的无产阶级大军也还没有达到目的，既然它还远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那么这就彻底证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资产阶级分裂成两个王朝保皇集团（注：指19世纪上半叶法国资产阶级的两个保皇党——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正统派是法国于1792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在1830年，该王朝第二次被推翻以后，正统派就组成了政党。奥尔良派是金融贵族的大资产阶级的保皇党，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革命这段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在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1851年），两个保皇集团成为联合起来的保守的“秩序党”的核心。——513、684。），但是它要求的首先是它的金融活动所需的太平和安全；与之相对抗的，是虽被打败但仍然很可畏的无产阶级，小资产者和农民日益聚集在它的周围——这就始终存在突发暴力事件的威胁，而这种突发事件无论如何也不能提供任何最终解决问题的希望，——这就是好像专为第三个，即冒牌民主主义的王位追求者路易·波拿巴举行政变造成的良机。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借助军队结束了紧张局势，保障了欧洲内部的安宁，同时又赐给了它一个新的战争时代。从下面进行革命的时期暂告结束了；跟着来的是从上面进行革命的时期。1851年的向帝制的倒退，又一次证明那时无产阶级的愿望还不成熟。但是向帝制倒退本身必定会造成使无产阶级的愿望成熟起来的条件。内部安宁为充分发展新的工业繁荣提供了保证；由于需要使军队有事可做，并且由于需要将革命潮流引开，使之关注国外，结果就产生了战争，而波拿巴就利用这些战争，借口让“民族原◎第513页◎则”（注：“民族原则”是波拿巴第二帝国(1852—1870)统治集团提出的、反映其对外政策的一个原则。拿破仑第三冒充是民族的保卫者，利用被压迫民族的民族利益进行投机，以图巩固法国的霸权并扩大其疆域。各个大国的统治阶级普遍利用这个所谓的“民族原则”来从思想上掩盖它们的侵略计划和对外政策上的冒险。“民族原则”与承认民族自决权毫无共同之处，它的目的是挑起民族不和，把民族运动，特别是小民族的运动变成互相争夺的大国的反革命政策的工具。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397—754页）中、恩格斯在《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70—183页）中，都曾对“民族原则”进行揭露和批判。——514。）发挥有利作用，千方百计为法国兼并领土。他的效尤者俾斯麦，为普鲁士采取了同样的政策；俾斯麦实行了他自己的政变，在1866年对德意志联邦和奥地利，同样也对那个跟政府发生冲突的普鲁士议院，实行了一个从上面进行的革命。可是，欧洲太小，容不下两个波拿巴，于是就出现了历史的讽刺，俾斯麦推翻了波拿巴，普鲁士国王威廉则不仅建立了一个小德意志帝国，而且还建立了一个法兰西共和国。然而总的结果则是，欧洲除波兰而外的所有各个大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内部统一都成了现实。诚然，疆界是小了点，但是毕竟已宽广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的发展进程不再受民族纠纷的阻碍了。1848年革命的掘墓人，竟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而在他们旁边则已经有1848年革命的继承者令人生畏地站立起来，这就是以国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在1870-1871年的战争以后，波拿巴从舞台上消失了，俾斯麦的使命也已经完成，于是他又可以变成一个平庸的容克了。可是，结束这个时期的却是巴黎公社。梯也尔想窃取巴黎国民自卫军大炮的险恶企图，引起了一次胜利的起义。这再次表明，在巴黎，除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外，任何其他的革命都已经不可能了。在胜利后，统治权就自然而然地、不容争辩地落到了工人阶级手中。这又表明，甚至在那时，即在本书所描述的那个时期的20年以后，工人阶级的这种统治还是多么不可能。一方面，法国让巴黎听天由命地观望着它在麦克马洪的炮弹下流血；另一方面，布朗基派（多数）和蒲鲁东派（少数）使公社本身发生分裂，其中哪一派都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彼此进行着没有结果的斗争，致使公社精力疲惫。1871年的送上来的胜利，也和1848年的突然袭击一样，都没有什么成果。人们以为战斗的无产阶级也跟巴黎公社一起被彻底埋葬了。◎第514页◎可是，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发展，是从公社和普法战争的时候开始的。所有适合服兵役的人都应召编入人数以百万计的军队，以及威力空前强大的火器、炮弹和炸药的采用，——这一切在全部军事方面造成了全面的变革，从而一方面使得除了空前酷烈而结局绝对无法逆料的世界战争以外的任何其他战争都成为不可能，这样就立刻结束了波拿巴的战争时期并且保证了和平的工业发展。另一方面，它使得军费按几何级数增长，必然引起捐税的激增，从而迫使人口中较贫苦的阶级投入社会主义的怀抱。阿尔萨斯-洛林的兼并，这个引起疯狂军备竞争的最近原因，能够煽起法德两国资产阶级互相敌对的沙文主义情绪，但是它却成了两国工人的新的联系纽带。而巴黎公社的周年纪念日，则成了全体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共同节日。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由于1870-1871年的战争和公社的失败，目前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了德国。在法国，要从1871年5 月的流血牺牲中复原过来，自然需要多年的时间。在德国则相反，工业因获得法国的数十亿（注：指1870—1871年普法战争失败后法国根据1871年法兰克福和约的条款付给德意志帝国的50亿法郎赔款。——515。），简直像处在温室条件下一样更加迅猛地发展起来，而社会民主党也更加迅猛和持续地成长起来。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1866年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1871年为102 000张，1874年为352 000张，1877年为493 000张。接着就是当局以实行反社会党人法高度赞扬了这些成就；党暂时被打散了，所得选票在1881年降到了312 000张。但是这种状况被很快克服了，当时正是在受非常法压迫、没有报刊、没有合法组织、没有结社集会权利的情况下，真正开始了迅速的增长：1884年为550 000张，1887年为763 000张，1890年为1 427 000张。于是国家的手就软了。反社会党人法没有了，社会党◎第515页◎人的选票增到了1 787 000张，即超过总票数的1/4。政府和统治阶级使尽了一切手段，可是毫无用处，毫无成效，毫无结果。当局，从巡夜人以至首相，都不得不接受——并且是从被看不起的工人那里接受！——表明自己无能为力的明显证据，而这种证据数以百万计。国家已经走入绝境，工人却刚才起程。但是，德国工人仅仅以自己作为最强有力、最守纪律并且增长最快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经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头一个重大贡献，除此以外，他们还对这个事业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普选权在法国老早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它在那里因为被波拿巴政府滥用而声名狼藉。公社之后，就没有工人政党去利用它了。在西班牙，普选权也是自共和国成立时起就已经施行了的（注：普选权在西班牙从1868年（1868—1874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开始实施，并经1869年宪法批准。西班牙共和国在1873年宣布成立，到1874年由于保皇派发动政变而被推翻。——516。），但在西班牙拒绝参加选举早已成为所有严肃的反对党的通则。瑞士实施普选权的结果，恰恰最不能鼓舞工人政党。罗曼语族各国的革命工人都惯于把选举权看作陷阱，看作政府的欺骗工具。在德国，情况就不同了。《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而拉萨尔又再次提出了这个要求。当俾斯麦不得不实施普选权作为促使人民群众对他的计划发生兴趣的唯一手段时，我们的工人立刻就认真地加以对待，把奥古斯特·倍倍尔选进了第一届制宪帝国国会。从此以后，他们就一直这样使用选举权，以致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千百倍的好处，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的榜样。如果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话来说，选举权已经被他们transformé de moyen de duperie qu'il a été jusqu'ici en　instrumentd'émancipation——由历来是欺骗的手段变为解◎第516页◎放的手段。（注：这句话引自马克思写的《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4页），这个纲领是1880年在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通过的。——517。）并且，即使普选权再没有提供什么别的好处，只是使我们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只是通过定期确认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长，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同样又增加对手的恐惧，因而成了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自身力量和各个敌对党派力量的精确情报，从而给了我们一把能计量我们行动规模的独一无二的尺子，使我们既可避免不适时的畏缩，又可避免不适时的蛮勇，——即使这是选举权所给予我们的唯一的好处，那也就非常非常够了。但是它的好处还要多得多。在竞选宣传中，它给了我们到人民还疏远我们的地方去接触群众的独一无二的手段，并迫使一切政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抨击，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此外，它在帝国国会中给我们的代表提供了一个讲坛，我们的代表在这个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权威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会中的对手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既然竞选宣传和帝国国会中的社会主义演说不断地突破反社会党人法，那么这项法律对于政府和资产阶级还有什么用处呢？但是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只要在安排一个职位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工人就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这样的职位。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第517页◎时了。我们对此不应抱什么幻想，因为在巷战中起义者对军队的真正胜利，就是说像两支军队之间的那种胜利，是极其罕见的。而起义者指望获得这样的胜利，也是同样罕见的。对起义者而言，关键在于用道义影响来动摇军队的士气，而这在两个交战国军队之间不会有任何作用、或者无论如何作用要小得多。这一点做到了，军队就会拒绝开枪，或者指挥官就会惊慌失措，而起义就会胜利。如果做不到，就证明军队方面即使人数较少，但由于装备和训练较好、指挥统一、兵力调度得当和遵守军纪等长处，起义在实际战术行动中所能达到的，至多也只是熟练地构筑和防卫个别街垒。至于互相支援、后备力量的配置或使用，即各分队的互相配合和协同动作，在防卫一个市区时已经是必不可少的，更不用说在防卫整个大城市了——但是这在起义的场合即使做到了也是漏洞百出；集中战斗力于决定胜负的一点，在这里也就谈不上了。所以，这里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消极防御；如果某些地方也采取攻势，那只是例外，只是为了进行偶然的出击和翼侧攻击；通常进攻只限于占领退却军队所放弃的阵地。并且，军队拥有大炮以及装备优良和训练有素的工兵，而起义者则差不多总是完全缺乏这些战斗手段。所以无怪乎那些表现了莫大英勇精神的街垒战，——如1848年6月在巴黎，1848年10 月在维也纳，1849年5月在德累斯顿，——一当进攻部队的指挥官抛开政治上的考虑而按纯粹军事观点采取行动，并且手下的士兵仍属可靠的时候，就都以起义失败告终。1848年以前起义者多次获得成功，是有各种各样原因的。1830年7 月和1848年2月在巴黎，以及在西班牙大部分巷战中，在军队与起义者之间都站着市民自卫军，它或者是直接投向起义者，或者是因采取冷漠的、犹豫不决的态度而使得军队也发生动◎第518页◎摇，并且它还为起义者提供武器。凡是在这种市民自卫军一开始就表示反对起义的地方，如1848年6月在巴黎那样，起义总是遭受失败。1848 年柏林人民之所以获得胜利，一部分是由于3月18日夜间到19 日早晨有许多新的战斗力量归附了他们，一部分是由于军队的疲惫和供应恶劣，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军队的命令下达迟缓。但是在一切场合，起义者获得胜利总是由于军队拒绝执行命令，由于指挥官优柔寡断，或是由于指挥官的行动受到了束缚。可见，即使在盛行巷战的时代，街垒在道义上也比在物质上起的作用更大。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能坚持到实现这个目的，就获得胜利；坚持不到，就遭受失败。在考察将来可能发生的巷战的胜利机会时，这也是应该注意的一个主要点。（注：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这句话被删去。——编者注）在1849年，这种胜利机会就已经相当少了。资产阶级到处都投到政府方面去了；“教育和财产”的代表人物欢迎和犒赏了镇压起义的军队。街垒已经丧失了它的魅力；兵士已经不是把街垒后面的人们看作“人民”，而是把他们看作叛逆者、扰乱分子、抢掠者、分肥分子、社会渣滓；军官们渐渐掌握了巷战的战术形式：他们已经不是毫无掩蔽地径直冲向匆匆砌成的胸墙，而是穿过花园、庭院和房屋迂回前进。而这种办法，现在只要稍微用得巧妙一些，十回有九回都能得手。但是，自那时以来，又发生了许多变化，并且都对军队有利。大城市已经扩展了很多，而军队就更多了。巴黎和柏林的人口自1848年以来还没有增长到四倍，而那里的驻军却增长到四倍以上。有了铁路，这些驻军的人数在24小时内就能增加一倍以上，而◎第519页◎在48小时内则能扩增为一支大军。这种人数大量增加了的军队，在武装上也是无比地改进了。在1848年是击发式前装滑膛枪，现在是小口径后装弹仓枪，它的射程是旧式枪的四倍，准确性和射速则是十倍。先前大炮发射的是威力不大的实心球形弹和霰弹，现在则是爆炸式的榴弹，只要命中一发，就足以摧毁最好的街垒。先前用以破坏防火壁的是工兵的丁字镐，现在则是炸药筒。相反，在起义者方面，一切条件都变坏了。人民各个阶层都同情的起义，很难再有了；在阶级斗争中，中等阶层大概永远不会毫无例外地统统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而使纠集在资产阶级周围的反动党派几乎完全消失。就是说，“人民”看来将总是分开的，因而也就不会有一个强有力的像在1848年那样非常起作用的杠杆了。如果起义者方面有较多服过役的兵士，那么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就更为困难了。枪械商店中的猎枪和豪华枪，即使不会按照警察命令预先把枪机的某一部分拆去而弄成不能使用，在近距离的射击中也远比不上士兵的弹仓枪。在1848年以前，可以自己用火药和铅制造出所需的子弹，而现在每种枪的子弹都各不相同，其相同点只在于它们都是大工业的复杂产品，因而是不能即刻制成的，所以，如果没有专用的子弹，大部分枪枝就都要成为废物。最后，各大城市在1848年以后新建的街区中，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好像是故意要使新式枪炮能充分发挥其效力似的。一个革命者，如果自愿选择柏林北部和东部的新建工人街区来进行街垒战，那他一定是疯了。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1848年以来，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经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经变得有利得多了。所以说，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情况有其他的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第520页◎因此，巷战今后在大规模革命初期将比在大规模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要少，并且必须要用较多的兵力来进行。而这样多的兵力，正好像是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1870年9月4日和10月31日在巴黎（注：1870年9月4日，法军在色当溃败的消息传出后，巴黎发生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这次行动导致第二帝国制度的垮台和以资产阶级国防政府为首的共和国的成立。1870年10月31日，梅斯投降，布尔歇失守以及梯也尔受国防政府之命同普鲁士人开始进行谈判的消息传来以后，巴黎工人和一部分革命的国民自卫军举行起义，占领市政厅，成立了以布朗基为首的革命政权机关——公安委员会。在工人的压力下，国防政府被迫答应辞职并决定于11月1日举行公社选举。但是由于巴黎革命力量缺乏组织性和领导起义的布朗基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雅各宾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国防政府便乘机借助于国民自卫军中站在政府一边的几个营，背弃了自己辞职的诺言，重新占据了市政厅，恢复了自己的政权。对这两个事件的评述并见本选集第3卷第5页。——521。）那样，到时候恐怕会宁愿采取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注：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整个这一段被删去。——编者注）现在，读者是否已经明白了，为什么统治阶级一定要把我们引到枪鸣剑啸的地方去？为什么现在人家因为我们不愿贸然走上我们预先知道必遭失败的街头，就指责我们怯懦？为什么他们这样坚决恳求我们最后一定答应去当炮灰？这些先生们总是徒然地恳求和挑战。我们并不这么笨。他们也可以在下一次战争中同样要求敌人，把军队排列成老弗里茨式的横队，或是排列成瓦格拉姆会战和滑铁卢会战（注：1809年法奥战争期间，拿破仑第一指挥下的法国军队在1809年7月5—6日的瓦格拉姆会战中击败了卡尔大公的奥地利军队。在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比利时）会战时，拿破仑的军队被威灵顿指挥下的英荷联军和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队击溃。滑铁卢会战在1815年战局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它注定了欧洲列强反拿破仑同盟的最终胜利和拿破仑第一帝国的垮台。——521。）中那样的整师构成的纵队，并且手持燧发枪。如果说国家间战争的条件已经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有了同样大的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注：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不是“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而是“他们应该拥护什么”。——编者注）。近50年来的历史，已经教会了我们认识这一点。但是，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而我们现在正是在进行这种工作，并且进行得很有成效，已经使敌人陷于绝望。◎第521页◎在罗曼语族国家里，人们也开始逐渐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正。德国人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效法；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注：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这句话被删去。——编者注）。在法国，虽然在百多年来地基已经被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掏空，那里没有一个政党不曾采取过密谋、起义和其他各种革命行动，因此政府丝毫也不信赖军队，一般说来，环境对于突然起义要比在德国有利得多，但是甚至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也日益认识到，除非预先把人民中的广大群众——这里就是农民——争取过来，否则就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耐心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在那里也被认为是党的当前任务。成绩很快就做出来了。社会主义者不但夺得了许多市镇委员会，而且已经有50个社会主义者在议院中占有议席，他们已经推翻了共和国的三个内阁和一个总统。在比利时，工人去年争得了选举权（注：1890—1893年在比利时发生了争取实施普选权的斗争。由于在工人党领导下进行了群众性发动和罢工，众议院于1893年4月18日通过了关于普选权的法律（4月29日由参议院批准），按照这一法律，在比利时实施以年满25岁、居住期限满1年为限制条件的男子普选权。此外，该法律还规定了多次投票——对某几类选民，可根据他们的财产状况、教育程度和供职情况，多给一两张选票。——522。），并在四分之一的选区中获得了胜利。在瑞士、意大利、丹麦，甚至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有社会主义者参加议会。在奥地利，所有一切政党都已经一致认定再不能继续阻挠我们进入帝国议会了。我们是一定要进去的，现在争论的问题只是从哪一个门进去。甚至在俄国，如果召开著名的国民代表会议，即小尼古拉现在徒然反对召开的那个国民议会，我们也能很有把握地预期那里也将有我们的代表参加。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一无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连梅克伦堡也算在内，那里的◎第522页◎贵族革命是1755年以《继承条约》这个至今还有效力的光荣的封建主义文书而告终的。（注：恩格斯指梅克伦堡—什未林公国和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公国中公爵政权和贵族阶级之间的长期斗争，以1755年在罗斯托克签订作为宪法基础的关于继承权的条约而告终。根据这个条约，梅克伦堡贵族以往的优惠和特权得到确认。他们的一半土地以及商业和手工业享受免税待遇，在国家开支中占有的份额被固定下来，在等级议会及其常设机构中的领导地位得到巩固。——523。）革命权已经如此普遍地深入人心，甚至冯·博古斯拉夫斯基将军也只是根据这个人民权利才为自己的皇帝引伸出举行政变的权利。但是，不管别国发生什么情况，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所以它，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也就负有一个特殊的任务。由它派去参加投票的200万选民，以及虽非选民而却拥护他们的那些男青年和妇女，共同构成为一个最广大的、坚不可摧的人群，构成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这个人群现在就已经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并且时刻都在增加，帝国国会的补充选举以及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和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都证明了这一点。它的增长过程是自发的，经常不断的，不可遏止的，并且是平稳的，正如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过程一样。政府对此进行的一切干预都毫无成效。我们在现在就已经能指望拥有225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注：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被删去。——编者注）。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过程暂时遏止住，甚至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使它同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像1871年在巴黎那样流血。假以时日这也会被◎第523页◎克服的。要把一个成员以百万计的党派从地面上消灭是不可能的，即使动用欧洲和美洲所有的弹仓枪都做不到。但是这种冲突会阻碍正常的发展进程，使得我们临到紧急关头也许没有了突击队，决定性的战斗（注：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使得我们临到紧急关头也许没有了突击队”被删去，而“决定性的战斗”印成“解决”。——编者注）就会推迟、延缓并且不得不作出更大的牺牲。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走向崩溃。它们跟奥迪隆·巴罗一起绝望地高叫：La légalité nous tue——合法性害死我们（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的保守派政治活动家奥·巴罗的这句话，反映出1848年底至1849年初法国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打算挑起人民起义，然后把它镇压下去，恢复君主制。——524。），可是我们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身强力壮，面带红光，简直是一副长生不老的样子。只要我们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入巷战，那么它们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目前，它们在制定新的法律来反对颠覆。又是一切都颠倒了。难道今天疯狂的反颠覆的人不正是昨天的颠覆者吗？难道是我们引起了1866年内战吗？难道是我们把汉诺威国王、黑森选帝侯、拿骚公爵驱出了他们世袭的合法的领土，并且兼并了这些领土吗？（注：暗指1866年普鲁士对奥地利和德意志几个小邦的战争取得胜利后，汉诺威王国、黑森—卡塞尔选帝侯国和拿骚大公国在1866年归并于普鲁士。——524。）不正是这些颠覆了德意志联邦和三个奉天承运国王的人们，在那里埋怨颠覆吗？谁能容许格拉古埋怨叛乱呢？（注：尤维纳利斯的第二首讽刺诗。——编者注）谁能容许崇拜俾斯麦的人们咒骂颠覆呢？他们尽可以去通过他们的反颠覆法案，把这些法案弄得更残忍些，把全部刑法都变成一块可以随便捏的橡皮，但是他们所能得◎第524页◎到的，只是再次证明自己无能为力罢了。他们要想认真地对付社会民主党就不得不采取完全另外的办法。现在社会民主党是靠遵守法律来从事颠覆的，要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颠覆，他们就只能运用秩序党的颠覆，即非破坏法律不可的颠覆。普鲁士的官僚律斯勒先生和普鲁士的将军冯·博古斯拉夫斯基先生，已经给他们指明了也许能用来对付那些不愿被人骗入巷战的工人们的唯一手段。破坏宪法，实行独裁，恢复专制，君主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那就大胆干吧，先生们，这里闲谈没有用，需要的是实际行动！但是请不要忘记，德意志帝国，同一切小国家，也同一切现代国家一样，是一种契约的产物：首先是君主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其次是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如果有一方破坏契约，整个契约就要作废，另一方也不再受约束。这点已经由俾斯麦在1866年给我们绝妙地示范过。所以，如果你们破坏帝国宪法，那么社会民主党也就会放开手脚，能随意对待你们了。但是它那时究竟会怎样做，——这点它今天未必会告诉你们。（注：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这一段的最后三句话被删去。——编者注）几乎整整1600年以前，罗马帝国也有一个危险的颠覆派活动过。这一派破坏了宗教和国家的一切基础，他们干脆不承认皇帝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他们没有祖国，是国际性的；他们散布在全帝国，从高卢到亚细亚，并且渗入帝国边界以外的地方。他们长期进行地下秘密活动，但是他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感觉到自己已经足够强大，应该公开活动了。这个叫作基督徒的颠覆派，在军队中也有许多信徒；整个整个的军团都信奉基督教。当这些军团被派去参加非基督教的国教会的祭典礼仪时，颠覆派士兵们就大胆地◎第525页◎在头盔上插上了特别的标志——十字架，以示抗议。连兵营里长官所惯用的惩戒手段也不能奏效。戴克里先皇帝不能再无动于衷地看着他军队中的秩序、服从和纪律败坏下去。他趁着还不太迟的时候采取了坚决措施。他颁布了一道反社会党人法，请原谅，我是想说反基督徒法。颠覆者被禁止举行集会，他们的集会场所被封闭或者甚至被捣毁了，基督教的标志——十字架等等——一概被禁止，正像在萨克森禁止红手帕一样。基督徒不得担任公职，他们甚至不能当上等兵。既然当时还没有在“徇私”方面训练有素的法官，还没有这种为冯·克勒尔先生那个反颠覆法案所需要有的法官，所以基督徒就被干脆禁止在法庭上寻求公道。但是连这项非常法也没有奏效。基督徒轻蔑地把它从墙上扯下来，并且据说他们甚至在尼科美底亚竟无视皇帝的权威放火烧毁了皇帝当时所在的宫殿。于是皇帝就在公元303 年用大规模迫害基督徒来进行报复。这也就是这类迫害的最后一次。而这次迫害竟起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17年之后，军队中绝大多数都成了基督徒，而继任了全罗马帝国君主，即教士们所称的君士坦丁大帝，则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了。　　弗·恩格斯1895年3月6日于伦敦摘要载于1894-1895年《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27和28期，并载于1895 年在柏林出版的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1-612页◎第526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马克思和恩格斯　书信（之一）1842年1.马克思致阿·卢格　［1842年］11月30日于科隆亲爱的朋友：我今天这封信只谈同“自由人”（注：“自由人”是19世纪40年代上半期由柏林著作家组成的青年黑格尔派小组的名称，该小组的核心是布·鲍威尔、埃·鲍威尔、爱·梅因、路·布尔、麦·施蒂纳等。马克思1842年对“自由人”进行了批判，并拒绝在他所主编的《莱茵报》（见注171）上发表他们的空洞浮夸的论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29—430、435—436页）。“自由人”脱离现实生活，醉心于抽象的哲学争论，在1843—1844年抛弃了激进主义，陷入了庸俗的主观唯心主义。他们宣传一种理论，认为只有杰出人物，即“精神”的体现者，“纯粹的批判”的体现者，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群众、人民，似乎只是毫无生气的东西，是历史发展的障碍。青年黑格尔派把自己的观点叫作批判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一部合写的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268页），就是揭露青年黑格尔派的这种有害的反动思想的。——527。）有关的“纠纷”。……几天前我接到了小个子梅因（他心爱的范畴确实是：必然）的信，他在信里向我提出了几个关于我的态度的问题：(1)对您和海尔维格，(2)对“自由人”，(3)对编辑部的新原则，以及对政府的立场。我立即回了信，对他们作品的缺点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这些作品不是从自由的、也就是独立的和深刻的内容方面体现自由，而更多地是从不受任何拘束的、长裤汉的、而且是方便的形式方面体现自由。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作些自我欣赏，多说一些明确的意见，多探讨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我声明说，在偶尔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偷运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也就是偷运新的世界观，我认为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们，如果◎第527页◎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我还要求他们：更多地联系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因为这样做才更符合报纸的本质和读者的水平，因为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最后，我向他们建议，如果真要谈论哲学，那么最好少炫耀“无神论”的招牌（这就像一个小孩对一切愿意听他讲话的人保证自己不怕鬼怪一样），而多向人民宣传哲学的内容。我所说的就是这些……1846年2.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　委员会　1846年10月23日于巴黎给委员会的第三封信关于这里的施特劳宾人（注：施特劳宾人是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称呼那些还受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528。）的事情，没有多少可说的了。最主要的是，以前使我不得不和这些人斗争的各种争执问题现在都解决了；格律恩的主要支持者和门徒艾泽曼老爷子已经被赶跑，其余的人对群众的影响也完全扫清了，我提出的反对他们的议案获得了一致的通过。事情的简单经过如下：对于蒲鲁东的协作社计划争论了三个晚上，最初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反对我，到最后只剩下艾泽曼和其余三个格律恩分子。我所◎第528页◎要做的主要就是证明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同时说明：在蒲鲁东的万应灵药中找到了新生命力的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反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庸人的东西，从根本上驳倒了它。最后，我因我的对手们老是重复同样的论据而发火了，并且直接攻击了这些施特劳宾人，这激起了格律恩分子的极大的恼怒，但是我借此迫使高贵的艾泽曼对共产主义进行了公开的攻击。于是我就把他痛骂一顿，使得他再也没有露面。我当时紧紧抓住了艾泽曼给我的把柄——对共产主义的攻击，尤其是因为格律恩在继续捣鬼，奔走于各个作坊之间，每个星期天都把人召到他家里去，如此等等，而在上面说过的那次会议以后的星期天，他自己做了一桩天大的蠢事：当着八到十个施特劳宾人的面攻击共产主义。因此，我宣布，在我继续参加讨论以前，必须先表决，我们在这里是不是以共产主义者的身分来集会的。如果是，那就必须注意不让像艾泽曼攻击共产主义那样的事情再度发生；如果不是，如果这里只是随便什么人在随便讨论某个问题，那我就不必和他们打交道，以后也不再来了。这使格律恩分子大为震惊，他们就辩解起来了，说他们是“为了人类的幸福”，为了自己弄清问题来这里集会的，他们都是进步的人，并不是片面的空谈家，等等，像这样正直的人无论如何是不能称为“随便什么人”的。此外，他们首先想要知道，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些卑劣的家伙多年来都以共产主义者自命，自从格律恩和艾泽曼打着共产主义的招牌混到他们里面以后，他们仅仅因为害怕这两个人才离经叛道！）。他们盛情地请求我用三言两语对他们这些无知的人说明共产主义是什么，这当然难不倒我。我给他们下了一个最简单的定义，这个定义恰好涉及当时争论的各点，它用主张财产公有排斥了对资产者和施特劳宾人采取和解、温情和体谅的态度，最后也排斥◎第529页◎了蒲鲁东的股份公司及其所保留的私人财产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此外，这个定义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他们作为借口来离题发挥和回避所提出的投票表决。就是说，我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1)实现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这个问题争论了两个晚上。到第二个晚上，三个格律恩分子中最好的一个觉察到大多数人的情绪，完全转到我这方面来了。其余两个老是自相矛盾，而自己却对此毫无觉察。好些还从来没有发过言的人突然开了口，宣布坚决拥护我。在这以前只有云格这样做过。这些新人中有那么几个，虽然因为害怕得发抖而说不清，但是都说得非常好，看来他们具有相当健全的头脑。一句话，在表决的时候，以十三票对两票宣布集会是共产主义的，是遵守上述定义的。至于投反对票的那两个依然忠实的格律恩分子，其中的一个后来也宣称他有改邪归正的最大愿望……3.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日于布鲁塞尔亲爱的安年科夫先生：如果不是我的书商拖到上星期才把蒲鲁东先生的著作《贫困的哲学》给我寄来，那您早就接到我对您11月1日来信的回信了。 为了能够立即把我的意见告诉您，我用了两天的时间把这本书浏览了一遍。由于读得很仓促，我不能深入细节，而只能对您谈谈这本书给我的一般印象。假如您需要的话，我可以在下一封信里来谈◎第530页◎谈细节。我必须坦白地对您说，我认为它整个说来是一本坏书，是一本很坏的书。您自己在来信里对蒲鲁东先生在这一杂乱无章而妄自尊大的著作中所炫耀的“德国哲学的一个角落”（注：安年科夫1846年11月1日给马克思的信。 ——编者注）曾经取笑了一番，但是您认为哲学之毒并没有感染他的经济学论述。我也丝毫不把蒲鲁东先生在经济学论述中的错误归咎于他的哲学。蒲鲁东先生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谬误批判，并不是因为他有一种可笑的哲学；而他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笑的哲学， 却是因为他不了解处于现代社会制度联结[engrènement]—— 如果用蒲鲁东先生像借用其他许多东西那样从傅立叶那里借用的这个名词来表示的话——关系中的现代社会制度。为什么蒲鲁东先生要谈上帝，谈普遍理性，谈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认为它永无谬误，认为它永远等于它自身，认为只要正确地意识到它就可以获得真理呢？为什么他要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呢？他自己给了我们一把解开这个哑谜的钥匙。蒲鲁东先生在历史中看到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他发现进步是在历史中实现的。最后，他发现，人们作为个人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误解了自身的运动，就是说，他们的社会发展初看起来似乎是和他们的个人发展不同、分离和毫不相干的。他无法解释这些事实，于是就作出假设，说是一种普遍理性在自我表现。发明一些神秘的原因即不合常理的空话，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了。但是，蒲鲁东先生既然承认自己完全不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他在使用普遍理性、上帝等等响亮的字眼时就承认了这一◎第531页◎点——，岂不是含蓄地和必然地承认他不能理解经济发展吗？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永远不会了解的东西，因为，当他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社会，即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的时候，他竟认为他是在完成一桩伟业。这里不必再补充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而越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蒲鲁东先生混淆了思想和事物。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第532页◎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例如：各种特权、 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唯一适应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在行会制度及各种规则的保护下积累了资本，发展了海上贸易，建立了殖民地，而人们如果想把这些果实赖以成熟起来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 他们就会失去这一切果实。 于是就爆发了两次霹雳般的震动，即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和这些形式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曾经是旧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国家，当时在英国都被破坏了。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这正是蒲鲁东先生没有理解、尤其是没有证明的。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他觉得没有必要谈到17、18和19世纪，因为他的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蒲鲁东先生所说的进化，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进化。如果揭去这种神秘词句的帷幕，那就可以看到，蒲鲁东先生给我们提供的是经济范畴在他的头脑中的排列次序。我用不着花很多力量就可◎第533页◎以向您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没有秩序的头脑中的秩序。蒲鲁东先生的书一开头就论述价值，论述他的这个拿手好戏。我这次不来分析他书中的这些论述。永恒理性的一系列经济进化是从分工开始的。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分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难道等级制度不是某种分工吗？难道行会制度不是另一种分工吗？难道在英国开始于17世纪中叶而结束于18世纪末叶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分工不是又和现代大工业中的分工截然不同吗？蒲鲁东先生离开真理这样遥远，竟然忘记了连普通经济学家都会做的事情。他谈分工时，竟没有感到必须谈世界市场。真行！难道14世纪和15世纪的分工，即在还没有殖民地、美洲对欧洲说来还不存在以及同东亚来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的那个时代的分工，不是一定同已经存在有充分发展的殖民地的17世纪时的分工有根本的不同吗？但是还不止于此。难道各族人民的整个内部组织、他们的一切国际关系不都是某种分工的表现吗？难道这一切不是一定要随着分工的改变而改变吗？蒲鲁东先生竟如此不懂得分工问题，甚至没有提到例如在德国从9-12 世纪发生的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这样，在蒲鲁东先生看来，这种分离必然成为永恒的规律，因为他既不知道这种分离的来源，也不知道这种分离的发展。他在他的整本书中都这样论述，仿佛这个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一直会存在到世界末日似的。蒲鲁东先生就分工问题所说的一切，最多不过是亚当·斯密和其他成百上千的人在他以前说过的东西的归纳，并且是个很表面、很不完备的归纳。第二个进化是机器。在蒲鲁东先生那里，分工和机器间的联系◎第534页◎是十分神秘的。每一种分工都有其特殊的生产工具。例如，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人们并不是一切工作都用双手来做。他们已经有了工具，而且是很复杂的工具，如车床、帆船、杠杆等等。由此可见，把机器的产生看作一般分工的结果，是再可笑不过了。我再顺便指出一点：蒲鲁东先生由于不懂得机器产生的历史，就更不懂得机器发展的历史。可以说，在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时期——以前，消费的需求一般说来比生产增长得快，机器的发展是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从1825年起，机器的发明和运用只是雇主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而这一点也适用于英国。至于欧洲各国，那么迫使它们使用机器的，是英国在它们的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最后，在北美，机器的引进既由于和其他国家的竞争，也由于人手不够，即由于北美的人口和工业上的需求不相称。根据这些事实您就可以得出结论：蒲鲁东先生把竞争这个鬼怪召来当作第三个进化，当作机器的反题，是表现得多么明达呵！最后，把机器说成一种同分工、竞争、信贷等等并列的经济范畴，这根本就是极其荒谬的。机器不是经济范畴，正像拉犁的牛不是经济范畴一样。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之一，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火药无论是用来伤害一个人，或者是用来给这个人医治创伤，它终究还是火药。当蒲鲁东先生按照这里列举的次序在自己的头脑中发展出竞争、垄断、税收或警察、贸易平衡、信贷和所有制的时候，他真是在大显身手。在英国，几乎全部信贷事业都在机器发明以前的18世纪初就发展起来了。公债不过是增加税收和满足资产阶级掌握政◎第535页◎权所造成的新需要的一种新方式。最后，所有制形成蒲鲁东先生的体系中的最后一个范畴。在现实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蒲鲁东先生的分工和所有其他范畴都是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制的东西；在这些关系之外，资产阶级所有制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另一时代的所有制，封建所有制，是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发展起来的。蒲鲁东先生把所有制规定为独立的关系，就不只是犯了方法上的错误：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没有理解把资产阶级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的纽带，他不懂得一定时代中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蒲鲁东先生看不到现代种种社会体制是历史的产物，既不懂得它们的起源，也不懂得它们的发展，所以他只能对它们作教条式的批判。因此，为了说明发展，蒲鲁东先生不得不求救于虚构。他想象分工、信贷、机器等等都是为他的固定观念即平等观念而发明出来的。他的说明是极其天真的。这些东西都是特意为了平等而发明出来的，但是不幸它们掉过头来反对平等了。这就是他的全部论断。换句话说，他作出一种主观随意的假设，而因为实际发展进程和他的虚构每一步都是矛盾的，他就作出结论说，这里存在着矛盾。他对我们隐瞒了一点，这就是矛盾只存在于他的固定观念和现实运动之间。这样，蒲鲁东先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作历◎第536页◎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所以，蒲鲁东先生不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作实在的、暂时的、历史性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作这些抽象的体现。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已安睡在天父心怀中的公式。在这里，这位善良的蒲鲁东先生的确陷入了严重的智力上的痉挛。既然所有这些经济范畴都是从上帝的心里流出来的东西，既然它们是人们的隐蔽的和永恒的生命，那么为什么：第一，有发展存在；第二，蒲鲁东先生不是一个保守分子？他认为这些明显的矛盾是由于有一整串对抗存在。现在我们举个例子来阐明这一串对抗。垄断是好东西，因为它是一个经济范畴，因而是从上帝那里流出来的东西。竞争是好东西，因为它也是一个经济范畴。但是，不好的是垄断的现实和竞争的现实。更不好的是垄断和竞争在相互吞并。该怎么办呢？因为上帝的这两个永恒思想是互相矛盾的，所以蒲鲁东先生就以为上帝的心怀里同样有这两个思想的综合，在这种综合中，垄断的祸害被竞争所抵消，而竞争的祸害则由垄断所抵销。两个观念互相斗争所引起的最终结果，将仅仅使它们的好的方面表露出来。应该从上帝那里夺取这个秘密的思想，然后加以运用，于是就万事大吉了。应该发现这个深藏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里面的综合公式。而蒲鲁东先生毫不犹豫地以发现者的身分出现了。但是，请稍稍看一下现实生活吧。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您不仅可以看到竞争和垄断，而且可以看到它们的综合，这个综合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产生竞争，竞争产生垄断。但是，这个方程式远不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能消除现代状况的困难，◎第537页◎反而会造成更困难、更混乱的状况。因此，如果改变现代经济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消灭现代的生产方式，那就不仅会消灭竞争、垄断以及它们的对抗，而且还会消灭它们的统一、它们的综合，亦即消灭使竞争和垄断达到真正平衡的运动。现在我给您举一个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的例子。自由和奴隶制形成一种对抗。我没有必要谈自由的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至于奴隶制，那么它的坏的方面就不必去说了。唯一需要说明的，是奴隶制的好的方面。这里所说的，不是间接奴隶制，即对无产者的奴役。这里所说的，是直接奴隶制，即在苏里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奴制。直接奴隶制也像机器、信贷等等一样，是我们现代工业的枢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买卖黑奴以前，殖民地给予旧大陆的产品很少，没有显著地改变世界的面貌。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范畴。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最进步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只要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北美，结果就会出现混乱状态，就会出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彻底衰落。但是，让奴隶制消失，那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把美国抹去。可见，正因为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所以奴隶制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在各个民族中存在。现代各民族善于在本国把奴隶制如何掩饰起来，而在新大陆则公开地推行它。这样思考过奴隶制以后，这位善良的蒲鲁东先生又将怎么办呢？他会寻找自由和奴隶制的综合，寻求真正的中庸之道，即奴隶制和自由的平衡。蒲鲁东先生很清楚地了解，人们生产呢子、麻布、丝绸——了解这么点东西确是一个大功劳！可是，蒲鲁东先生不了解，人们还◎第538页◎按照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性的和暂时的产物。而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却刚刚相反，抽象、范畴是始因。根据他的意见，创造历史的，正是抽象、范畴，而不是人。抽象、范畴就本身来说，即把它们同人们及其物质活动分离开来，自然是不朽的、不变的、不动的。它不过是一种纯理性的存在，这干脆就是说，抽象就其本身来说是抽象的。多么美妙的同义反复！这样，当作范畴来看的经济关系，对于蒲鲁东先生说来，是既无起源、又无发展的永恒的公式。换个方式说：蒲鲁东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生活对他说来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既然市民社会的产物被他想象为范畴形式、观念形式，他就把这些产物视为自行产生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永恒的东西。可见，他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视野。由于他谈到资产阶级的观念时，认为它们是永恒真理，所以他就寻找这些观念的综合，寻求它们的平衡，而没有看到，现在它们达到平衡的方式是唯一可能的方式。其实，他所做的是一切好心的资产者所做的事情。他们都说，竞争、垄断等等在原则上，即如果把它们看作抽象的观念，是生活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它们在实践中还得大加改善。他们全都希望有竞争而没有竞争的悲惨后果。他们全都希望有一种不可能的事情，即希望有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的必然后果。他们全都不了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性的和暂时的方◎第539页◎式，也正像封建方式的情况一样。他们之所以犯这个错误，是由于在他们看来作为资产者的人是一切社会的唯一可能的基础，是由于他们不能想象会有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那里人不再是资产者。所以，蒲鲁东先生必然是一个空论家。变革现代世界的历史运动，对他来说不过是要发现两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正确的平衡、综合的问题。于是这个机灵的家伙就借用他的敏锐感觉来发现上帝的隐秘思想，发现两个孤立思想的统一，而这两个思想所以是孤立的，仅仅是因为蒲鲁东先生把它们从实际生活中孤立出来，把它们从现代生产即作为这两个思想所表现的种种现实的结合物的现代生产中孤立出来。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彼此间准备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总之，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可见，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您现在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蒲鲁东先生十分强烈地敌视一切政治运动。在他看来，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运动。由于在他看来范畴是动力，所以要改变范畴，是不必改变现实生活的。完全相反。范畴必须改变，而结果就会是现存社会的改变。蒲鲁东先生一心想调和矛盾，因而完全避开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必须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推翻呢？他完全像一个空论的政治家，想把国王、众议院、贵族院一并当作社会生活的构成部分，◎第540页◎当作永恒的范畴。他只是寻求一个新公式，以便把这些力量平衡起来，而这些力量的平衡正是建立在现代运动的基础上，在这个运动中，各个力量时而取胜时而失败。例如，在18世纪，许多平庸的人物都曾努力发现一个真正的公式，以便把各个社会等级、贵族、国王、议会等等平衡起来，而第二天早晨就无论国王、议会或贵族都消失了。这一对抗的真正平衡是推翻一切社会关系——这些封建体制和这些封建体制的对抗的基础。由于蒲鲁东先生把永恒观念、纯理性范畴放在一边，而把人和他们那种在他看来是这些范畴的运用的实践生活放在另一边，所以他自始就保持着生活和观念之间、灵魂和肉体之间的二元论——以许多形式重复表现出来的二元论。您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对抗不过是表明蒲鲁东先生不能了解他所神化了的各种范畴的世俗的起源和平凡的历史罢了。我的信已经太长了，所以我不能谈到蒲鲁东先生对共产主义的可笑的责难。暂时您会承认：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种社会现状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只有一点我完全同意蒲鲁东先生，这就是他对社会主义温情的厌恶。在他以前，我因嘲笑那种绵羊般的、温情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而招致许多敌视。但是，蒲鲁东先生用他的小资产者的温情（我指的是他关于家庭生活、关于夫妻恩爱的空谈及其一切庸俗议论）来反对社会主义的温情（这种温情在譬如傅立叶那里要比我们的善良的蒲鲁东先生大言不惭的庸俗议论高深得多呢）时，岂不是给自己造成一些奇怪的幻想？他本人感到自己的论据异常空洞，感到完全无力谈论这一切东西，甚至突然忘形地恼怒起来，表示高尚的愤激，嚎叫，发疯发狂，肆口漫骂，指天画日，赌咒◎第541页◎发誓，捶胸拍案，满口吹嘘说他丝毫没有沾染社会主义的龌龊！他没有对社会主义的温情或他所视为温情的东西加以批评。他像一个圣徒，像一个教皇，无情地惩戒可怜的罪人，竭力颂扬小资产阶级以及那种小气的爱情的和宗法的家庭幻想。这并不是偶然的。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小资产者在已经发展了的社会中，迫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家，就是说，他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同时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引以为骄傲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一个自诩不同于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这样的小资产者把矛盾加以神化，因为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础。他自己只不过是社会矛盾的体现。他应当在理论中表现出他在实践中的面目，而蒲鲁东先生的功绩就在于他作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科学解释者；这是一种真正的功绩，因为小资产阶级将是一切正在准备中的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我本来很想随信把我那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注：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他曾经打算写的一本著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542。）寄给您，但是直到现在，我既未能出版这本书，也未能出版我曾在布鲁塞尔向您说过的对德国的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的那篇批判（注：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1-640页。——编者注）。您很难想象，在德国出版这种书要碰到怎样的困难，这困难一方面来自警察，一方面来自与我所抨击的一切流派利益攸关的出版商。至于我们自己的党，那么它不仅很贫困，而且德国共产党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由于我反对他们的空想和浮夸而生我的气。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4.恩格斯致约·魏德迈1851年6月19日于曼彻斯特亲爱的汉斯：马克思刚刚把你的信转给我，从信中我终于知道了你的确切地址。一段时间以来我就在打听你的地址，因为想问你以下这件事。我自从迁来曼彻斯特以后（注：1850年11月中，恩格斯从伦敦转赴曼彻斯特，重新在“欧门—恩格斯”公司工作，这主要是为了给马克思以物质上的援助，使他有可能继续研究经济理论。从这个时候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几乎每天都有通信。——543。），就开始啃军事，我在这里弄到的材料，至少对开端来说是足够了。军事在最近的运动中必将具有的重大意义，我往日的爱好，我在报纸（注：《新莱茵报》。——编者注）上发表的匈牙利军事通讯（注：弗·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关于匈牙利战争的军事通讯和评论，一小部分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大部分集中收入第43卷。——编者注），以及我在巴登的光荣的冒险经历（注：1849年6—7月，恩格斯参加了在普法尔茨和巴登展开的革命战斗（参看恩格斯1849年7月25日给燕·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25—526页）。关于这些战斗的详情，见《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27—235页）。——543。） ——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在这方面下功夫，我想在这方面要做到能够发表一定的理论见解而又不致太丢脸。这里现有的关于拿破仑战争和部分革命战争的材料要求事先了解很多历史细节，可是我对这些完全不了解或者了解得很肤浅，有关这些细节不是根本得不到解释，就是只能得到一些极为肤浅的解释，而且还要费很大的劲去搜罗它们。自学往往是空话，如果不是系统地钻研，那就学不到什么正经的◎第543页◎东西。为了使你更清楚地了解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提醒你——当然，我在巴登部队中的晋级除外——我在普鲁士皇家后备军中只不过是个炮兵伍长而已（注：1841年9月到1842年10月，恩格斯在柏林的炮兵旅服兵役。恩格斯利用业余时间作为旁听生在柏林大学听课。——544。），因此对了解战役的细节，我还缺乏中间一环的知识，这种知识是普鲁士尉官考试、而且是各兵种尉官考试时所必需具备的。当然，我所说的不是军事操练等等的细节，这些对我毫无用处，因为现在我已确信，我的眼病使我不能服现役。我是说要一般地熟悉各个军事部门所必需的基本知识，了解和正确评价军事史实所必需的细节知识。例如，基本战术，筑城原理（多少带历史性的，包括从沃邦到现代独立堡垒的各种体系）以及对野战工事和其他有关军事工程问题（如各种类型的桥梁等等）的研究；还有一般的军事科学史和由于武器及其使用方法的发展和改进而引起的变化的历史。再就是需要认真熟悉炮兵学，因为我已经忘了不少，而且有些我根本不知道；还需要其他一些材料，我一时想不起来，不过你一定记得的。请把所有这些基本问题的资料来源告诉我，并让我能立即弄到它们。我最需要的是这样的书：它们一方面能使我了解目前各个军事部门的概况，另一方面还能使我了解现代各种军队之间的差别。例如，我想了解野炮炮架等等的各种不同的构造，师、军等等各种不同的编制和组织。我特别想得到关于军队的组织、给养、医院以及任何一支军队所必需的装备方面的各种情况。你现在大致可以了解，我所需要的是什么，你应该给我介绍些什么书。我猜想，恰恰在这类手册中，德国军事著作比法国或英国的同类著作适用得多。当然，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了解实际的、确实存在的东西，而不是一些无人承认的天才们的体系或臆造物。至于◎第544页◎炮兵学，贝姆的手册（注：约·贝姆《1819年以前波兰王国炮兵使用康格里燃烧火箭的经验》1820年魏玛版。——编者注）也许是最好的。在近代战争史方面（我对早期的历史不太感兴趣，这方面我有蒙特库库利老头的著作），我在这里能找到的当然都是法文和英文的史料。在英文的史料中，特别出色的是威廉·纳皮尔中将的西班牙战争史；这是到目前为止我读过的战争史编纂方面出类拔萃的一部作品。如果你没有看过这本书而又能在你那里找到它的话，那是值得一读的（《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方战争史》，共六卷）。我这里什么德文著作都没有，但我必须弄到几本；我首先想到的是维利森和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他们两个人的书怎样？从理论和历史方面来说，哪些值得读，哪些不值得读？只要我有所进展，我就要下功夫钻一钻1848-1849年的历次战役，特别是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役。你大概知道普鲁士方面出版过什么关于巴登运动的或多或少正式的或者稍微客观的报道吧？其次，我还希望你能介绍一些好的专用的德国地图，价钱不要太贵，但足以用来研究1792年以后的各次战役（尤其是1801-1809年的符腾堡、巴伐利亚、奥地利战役，1806-1807年和1813年的萨克森、图林根、普鲁士战役，1814年的法国东北部战役，伦巴第、匈牙利、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比利时战役）。我有施梯勒大地图集，但它太不详细了。我有1792-1814年期间各次会战的平面图；它们是收在艾利生的《从法国革命开始的欧洲史》一书所附的地图集里，但是我发现，这些平面图有许多是不正确的。德国有没有价钱不太贵但又可靠的这类地图集？你对现在被法国人捧上了天的若米尼先生了解得多吗？我◎第545页◎只是从梯也尔先生那里知道他的，众所周知，梯也尔无耻地抄袭过他的东西。这个小矮子梯也尔是当今仅有的最不要脸的撒谎家之一，没有一次战役他能举得出正确的数字。由于若米尼先生后来投奔了俄国人，所以人们当然会认为，他有理由不像梯也尔先生那样把法国人的英勇业绩描写得神乎其神，在梯也尔的书里，一个法国人总是能打败两个敌人的。这就是向你提出的一大堆问题。除此之外，我希望，现在在德国发生的对犹太人的迫害不再进一步扩大。但是丹尼尔斯的被捕令人深思。看来，这里在准备进行搜查，以便把我们也牵连到这个案件中去，但是这不那么容易，想必也弄不出什么名堂，因为在我们这里是什么也找不到的。关于在伦敦为美国建立石印所的计划，马克思显然会写信告诉你的。像这样的打算，如果一切都要办齐全的话，在这里就需要花很大的代价，而美国报纸大部分都很不可靠。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和弗莱里格拉特正在伦敦。本月初我也在那里呆了两个星期。根据一切情况看来，既然你很快也要到那里去，那么最好你能和一家或者几家报纸或杂志签订关于通讯报道等的合同。这在伦敦很有好处，不过，最有支付力的几家报纸当然已经满员了。此外，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在德国的报刊情况如何。指挥官维利希仍旧住在他的兵营里，靠兵营供养和救济过日子。你看会不会弄出什么大规模对抗的事情？请尽快回信。　　你的　弗·恩·◎第546页◎来信请寄：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