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8

1.氏族成员的相互继承权；财产仍保留在氏族以内。在罗马氏族里，也像在希腊氏族里一样，因为父权制已经盛行，所以女系后裔已经没有继承权。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最古的罗马成文法即十二铜表法（注：十二铜表法是古罗马最早的成文法，它代替了原先在罗马有效的习惯法。习惯法的解释权原先操于贵族手中，在平民的要求下，成立了以亚庇乌斯·克劳狄乌斯为首的十人委员会（十人团）编制法律，公元前451年编出十表，次年又成立新的十人委员会，再编两表，先后刻在十二块铜牌上公布，故而得名，原物已散失，仅在拉丁作家文集中保存下来不完整的法律条文。十二铜表法反映了罗马社会财产分化的过程，奴隶制的发展和奴隶主国家的形成过程。十二铜表法是后来罗马法以及欧洲法学的渊源。——119。），首先是子女作为直系继承人继承财产；要是没有子女，则由父方宗亲（男系亲属）继承；倘若连父方宗亲也没有，则由同氏族人继承。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财产都是留在氏族以内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由财富的增加和专偶制所产生的新的法律规范已逐渐渗入氏族的习俗：同氏族人的原先是平等的继承权，起初——如前面所说的在很早的时期——在实践上只限于父方宗亲，最后只限于亲生子女及其男系后裔；不言而喻，这和十二铜表法上的顺序是相反的。2.拥有共同的墓地。克劳狄名门氏族，在由雷吉尔城迁到罗马时，得到了一块土地，此外还在城内得到了一块共同墓地。还在奥古斯都时代，死在条顿堡林山的瓦鲁斯的首级运到罗马后（注：公元9年，在条顿堡林山会战中，阿尔米纽斯领导的德意志部落起义军歼灭了三个罗马军团，罗马军队的统帅普卜利乌斯·昆提利乌斯·瓦鲁斯自杀身亡。　　构成罗马人名的中间部分是表明其氏族属性的原名，由此可以推断瓦鲁斯是昆提利氏族的成员。——119。），即埋在氏族坟地；可见他的氏族（昆提利）还有专用的坟地。（注：“可见他的氏族（昆提利）还有专用的坟地”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3.共同的宗教节日。这些氏族祭典是众所周知的。4.氏族内部不得通婚。这在罗马似乎从来没有成为一种成文法，但一直是一种习俗。在名字一直保存到今天的大量罗马人夫妇中，没有一对夫妇的氏族名称是相同的。继承权也证实了这一规◎第119页◎则。妇女出嫁后就丧失了她的父方宗亲的权利，而退出自己的氏族；不论她或她的子女都不能继承她的父亲或父亲的兄弟，因为不然的话，父亲的氏族就会失掉一部分财产。这一惯例只有在女子不能和同氏族人结婚的前提下才有意义。5.共同的地产。这在原始时代，从部落土地开始实行分配的时候起，始终是存在的。在各拉丁部落中间，我们看到，土地一部分为部落占有，一部分为氏族占有，一部分为家户占有，那时这种家户未必是（注：在1884年版中不是“未必是”，而是“并不必定是”。——编者注）个体家庭。相传罗慕洛第一次把土地分配给了个人，每人大约一公顷（两罗马亩）。但是后来我们也还看到氏族掌握的地产，至于那为共和国全部内政史所围绕的国有土地，就更不必说了。6.同氏族人有互相保护和援助的义务。关于这一点，成文史仅有片断的记载；罗马国家，一开始就表现为这样一种超乎一切的力量，以致防御侵害的权利就转到了它的手里。当亚庇乌斯·克劳狄乌斯被捕时，他的氏族的全体成员，包括他的私敌在内，都穿上丧服。（注：亚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在公元前451年和450年被选进十人委员会（十人团），委员会受托制定法律，即著名的十二铜表法；在此期间，委员会享有充分权力，在期满以后，亚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同十人团的其他人一起企图把委员会的权力延长到公元前449年；但是十人团尤其是亚庇乌斯·克劳狄乌斯的专横和暴力引起了平民的起义，结果十人团被推翻；亚庇乌斯·克劳狄乌斯被关进了监狱，不久就死在那里。——120。）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注：布匿战争是古代地中海地区两个最大的奴隶制国家——罗马和迦太基——为了确立在地中海西部的统治，为了争夺新的土地和奴隶而进行的三次战争。第二次布匿战争发生于公元前218—201年，以迦太基的失败而告终。——120。）时，各氏族都联合起来，赎回他们的被俘的同氏族人；元老院则禁止它们这样做。7.使用氏族名称的权利。这种权利一直保持到帝政时代；被释奴隶可以采用他们从前的主人的氏族名称，但不能获得氏族的权利。8.接纳外人入族的权利。其办法是接纳到某一家庭中（像印第安人所做的那样），这同时也就是接纳入族。9.关于选举和罢免酋长的权利，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过。但是，由于在罗马存在的最初时期，从选举产生的王起，自上而下一◎第120页◎切官职都是选举或任命的，同时，库里亚的祭司也是由库里亚选举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氏族酋长(princi-pes)也定然如此，虽然氏族酋长从氏族内同一家庭选出的办法可能已成为规则。这就是罗马氏族的职能。除了已经完成向父权制的过渡这一点以外，都完全是易洛魁氏族的权利与义务的再版；在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易洛魁人”（注：这里恩格斯再次引用马克思关于希腊氏族的意见，参看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497页）。——121。）。今天（注：从本段开始到“在罗马建城差不多300年后”（本卷第125页）以前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就连最著名的历史编纂学家们在内，关于罗马氏族制度的概念还是怎样的一片混乱，仅举一例就可以看出。在蒙森关于共和时代和奥古斯都时代罗马氏族名称的论文（《罗马研究》1864年柏林版第1卷）中，有这样一段话：“除了血族的一切男性成员以外，——被接纳入族和受保护的人包括在内，但奴隶当然除外，——血族的名称也给予妇女……　部落〈蒙森在这里如此翻译gens一词〉是……一个从共同的——真实的或推测的或甚至虚构的——世系中产生的，由共同的节日、墓地和继承权联合起来的共同体，一切有人身自由的个人，因而也包括妇女，都可以而且必须算在该共同体内。但是，确定已婚妇女的血族名称却成了一种困难。当妇女只能同自己血族的成员结婚时，这一困难自然是不存在的；而可以证明的是，在长时期内，妇女和血族以外的人结婚比同血族以内的人结婚要困难得多，因为这种在血族以外结婚的权利(gentis enuptio) 到6世纪时，还被当作赏给个人的特权……　但是，凡是实行这种外婚制的地方，妇女在上古时代是转入夫方部落的。毫无疑问，依照古代的宗教婚姻，妇女完全加入夫方的法的和宗教的公社，而脱离她自己的公社。谁不知道出嫁的妇女就丧失了在本氏族内继承遗产或将自己的遗产传给本氏族成员的权利，而加入自己的丈夫、子女以及他们的所有同氏族人的继承团体呢？假使她被她的丈夫接纳而加入他的家庭，那么她怎能和他的血族不相干呢？”（第9-11页）◎第121页◎可见，蒙森断言，属于某一氏族的罗马女子，最初只能在她的氏族内部结婚，因而，罗马的氏族是内婚制，不是外婚制。这种跟其他民族的全部经历相矛盾的观点，主要是（即使不完全是）以李维著作中引起很多争论的唯一的一段话（第39卷第19章）（注：梯·李维《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编者注）为依据的，这段话说，元老院于罗马城建立568年即公元前186年，曾作出如下的决议：uti Feceniae Hispalae　datio, deminutio, gentis　enuptio, tutoris　optio item esset quasi ei vir testamento dedisset;utique　ei　ingenuonubere liceret,neu quid ei qui eam duxisset,ob id fraudi　ignominiaeveesset,——费策妮娅·希斯帕拉应有处理她的财产、减少她的财产、在氏族以外结婚、给自己选定保护人的权利，如同她的〈已故的〉丈夫曾用遗嘱把这个权利授予她一样；她可以和一个完全自由的人结婚，不能认为娶她为妻的人是做了不好的或可耻的事情。毫无疑问，在这里，一个被释女奴隶费策妮娅获得了在氏族以外结婚的权利。同样无疑的是，丈夫也有权用遗嘱的方式允许妻子在他死后有权在氏族以外结婚。但是在哪一个氏族以外呢？如果像蒙森所推测的那样，妇女必须在她的氏族内部结婚，那么她在结婚以后也仍然留在该氏族以内。不过，第一，正是这个关于氏族内婚的断言，尚待证明。第二，如果妇女必须在她的氏族内部结婚，那么，男子自然也应当如此，否则他就会找不到妻子。这样一来，就成了丈夫可以用遗嘱把一项他自己也没有并且自己也享受不到的权利传给他的妻子了；这从法律的观点来看是荒谬的。蒙森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又推测道：“为了在血族以外结婚，在法律上，大概不仅需要得到掌权者的同意，而◎第122页◎且需要得到全体氏族成员的同意。”（第10页注）这首先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推测；其次，它跟那个决议的明确语意相矛盾；元老院是代替她的丈夫把这个权利给予她的；元老院给予她的显然不多不少恰恰和她的丈夫可能给予她的一样多；但是元老院给予她的乃是没有任何其他限制的绝对权利，以便她如果使用这个权利，她的新丈夫也不应因此受到损害；元老院甚至责成现在的和将来的执政官和大法官注意不要使她因此遭到任何烦恼。这样，蒙森的推测便全然不能成立了。或者，再假定，一个妇女和别的氏族的男子结婚，而她本人仍留在她原来的氏族内。这样一来，依照上面所引的那个决议，她的丈夫就有权允许他的妻子在她自己的氏族以外结婚。这就是说，他有权处理他所不属于的那个氏族的事务了。这是十分荒谬的事，用不着多说的。因此，剩下的只有这样一个推测，即妇女第一次结婚是嫁给别的氏族的男子，结婚后她便立即转入夫方的氏族，如蒙森事实上对于这类场合所容许的那样。这样一来，一切相互关系立刻就不言自明了。妇女由于结婚而脱离她的老氏族，加入新的、夫方的氏族团体，这样她便在那里占着一个完全特殊的地位。虽然她也是氏族的一员，但她并不是血缘亲属；她加入氏族的方式，从一开始就使她不受因结婚而加入的那个氏族禁止内部通婚的一切规定的束缚；其次，她已经被接受到氏族的继承团体中来，可以在她的丈夫死亡时继承他的财产，即一个氏族成员的财产。为了把财产保存在氏族以内，她必须同她的第一个丈夫的同氏族人结婚而不得同别的任何人结婚，这岂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吗？如果一定要造成例外，那么除了把这份财产遗留给她的第一个丈夫之外，试问谁还有资格◎第123页◎授权她这样做呢？在他把一部分财产遗留给她，而同时允许她通过结婚或当作结婚的结果而把这一部分财产转移到别的氏族的瞬间，这份财产还是属于他的；因而，他实际上只是处置他自己的财产。至于这个妇女本身以及她和她的丈夫的氏族的关系，那么，正是他通过自由意志的行为——结婚，使她加入了这个氏族；因此，同样自然的是，也正是他可以授权她通过第二次结婚而退出这个氏族。总之，只要我们抛弃罗马氏族实行内婚制的奇怪观念，而同摩尔根一起承认它最初是实行外婚制的氏族，那么问题就很简单而不言自明了。还有最后一种推测，这种推测也有它的拥护者，而且它的拥护者似乎最多。根据这个推测，那个决议只是说：“被释奴婢(libertae)没有特别的许可，不得e gente enubere 〈在氏族以外结婚〉，也不得作出任何由于丧失家庭权利而使被释奴婢脱离氏族团体的行为。”（朗格《罗马的古代》1856年柏林版第1卷第195页，那里谈到我们从李维著作中引用的那段话时，引用了胡施克的话（注：胡施克关于被释奴婢没有特别许可不得在氏族以外结婚的这段话，见他的学位论文《关于元老院决议赋予费策妮娅·希斯帕拉的特权（《李维全集》第39卷第19章）》1822年格丁根版。——124。））如果这一推测是正确的，那么那个决议对于完全自由的罗马妇女的地位根本就什么也没有证明；更谈不上她们应在氏族内部结婚的义务了。Enuptio gentis［在氏族以外结婚］一语，只出现在上面那个决议中，在全部罗马文献中再没有遇见过；enubere——与外人结婚——一语只遇见三次，也是在李维的著作中，而且和氏族无关。那种虚幻的、认为罗马妇女只能在本氏族内部结婚的看法，其来源仅仅是那个决议。但是这种看法是绝对站不住脚的。因为，那个决议或者只是与被释女奴隶所受的特殊限制有关，那么它对于完全自由的妇女(ingenuae)就什么都没有证明；或者它也适用于完全自由的妇女，那么它倒证明妇女按照通例是在本氏族以外结婚，而◎第124页◎结婚以后便转入夫方的氏族，从而证明蒙森说得不对，而摩尔根是正确的。在罗马建城差不多300年后，氏族联系还这样牢固，以致一个名门氏族，即法比氏族，经元老院许可，竟以自己的力量征伐了邻近的维爱城。据说有306 个法比人出征，尽为伏兵所杀；唯一剩下的一个男孩，延续了这个氏族。我们已经说过，10个氏族构成一个胞族，胞族在这里叫作库里亚，它有着比希腊胞族更重要的社会职能。每一个库里亚都有自己的宗教仪式、圣物和祭司；全体祭司构成罗马祭司团之一。10个库里亚构成一个部落，这种部落，像其余的拉丁部落一样，最初大概有一个选举产生的酋长——军事首长兼最高祭司。所有三个部落合在一起，构成罗马人民，即populus romanus。这样，只有身为氏族成员，并且通过自己的氏族而为库里亚成员和部落成员的人，才能属于罗马人民。罗马人民最初的制度是这样的：公共事务首先由元老院处理，而元老院，正像尼布尔最先正确地看到的那样，是由300 个氏族的酋长组成的（注：巴·格·尼布尔《罗马史》（三卷集）1827年柏林修订第2版第1部第352页。恩格斯的这段话转引自摩尔根《古代社会》第315页的脚注。参看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418—419页）。——125。）；正因为如此，他们作为氏族的长老被称为patres，即父老，而他们全体则构成元老院（长老议事会，由senex——老者一词而来）。氏族酋长总是从每个氏族的同一家庭中选出的习俗，在这里也造成了最初的部落显贵；这些家庭自称为贵族，并且企求进入元老院和担任其他一切官职的独占权。随着时间的进展，人民容忍了这种企求，这种企求就变成实际的权利，这一点在关于罗慕洛赐给第一批元老及其子孙以贵族身分和特权的传说中得到了反映。元老院像雅典议事会一样，在许多事情上有决定权，在比较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新法律方面有权预先讨论。这些新法律，最后由叫作comitia curiata （库里亚大会）的人民大会通过。来参加大会的人民按库里亚分组，而在◎第125页◎每个库里亚内大概又按氏族分组；在通过决议时30个库里亚各有一票表决权。库里亚大会通过或否决一切法律，选举一切高级公职人员，包括勒克斯（所谓王）在内，宣战（但由元老院媾和），并以最高法院资格，在一切事关判处罗马公民死刑的场合，根据当事人的上诉作最后的决定。最后，与元老院和人民大会并列的，还有勒克斯，他完全相当于希腊的巴赛勒斯，但决不像蒙森所描述的那样（注：见泰·蒙森《罗马史》1881年柏林第7版第1卷第62—63页。该书第1卷第1版于1854年在莱比锡出版。——126。）几乎是专制的王。（注：拉丁语的rex［勒克斯］，相当于克尔特-爱尔兰语的righ（部落长）和哥特语的reiks［勒克斯］。哥特语的这个词，像德语Fürst的本义（与英语的first，丹麦语的f?rste相同，意即“第一”）一样，也是氏族酋长或部落酋长的意思，这从哥特人在4 世纪时对于后世的王即全体人民的军事首长已有特别名称即thiudans［狄乌丹斯］一事中已可以看出来。在乌尔菲拉所翻译的圣经中，阿尔塔薛西斯和希律从来不叫作reiks［勒克斯］，而是叫作thiudans［狄乌丹斯］，提比利乌斯皇帝的国家从来不叫做reiki，而叫作thiudinassus。在哥特的thiudans （这个词我们不大确切地译为“王”）的名字Thiudareiks即德语的Theodorich ［狄奥多里希］亦称Dietrich［迪特里希］中，两个名称合而为一了。）他同样也是军事首长、最高祭司和某些法庭的审判长。他决没有民政方面的权力，换句话说，决没有处理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力，除非这些权力来自军事首长的惩戒权或法庭审判长的判决执行权。勒克斯的职位不是世袭的；相反地，他大概是由其前任推荐，先由库里亚大会选出，然后在第二次大会上被隆重委任。他也是可以罢免的，高傲的塔克文的命运，便是证明。像英雄时代的希腊人一样，罗马人在所谓王政时代也生活在一种以氏族、胞族和部落为基础，并从它们当中发展起来的军事民主制之下。尽管库里亚和部落可能一部分是人为的组织，但它们都是按照它们所由发生并且从四面包围着它们的那种真正的、自然◎第126页◎产生的社会的模型造成的。尽管自然成长的罗马贵族已经获得了牢固的基础，尽管担任勒克斯的人力图逐渐扩大自己的权力，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制度的最初的根本性质，而全部问题就在于这个最初的根本性质。这时，罗马城以及靠征服而扩大了的罗马地区上的人口日益增加；增加的人口中一部分是外来移民，一部分是被征服地区，主要是拉丁地区的居民。所有这些新的国民（关于被保护民的问题，这里暂且不谈），都处在旧的氏族、库里亚和部落之外，因而，不是populus romanus即本来的罗马人民的组成部分。他们是人身自由的人，可以占有地产，必须纳税和服兵役。可是他们不能担任任何官职；既不能参加库里亚大会，也不能参与征服得来的国有土地的分配。他们构成被剥夺了一切公权的平民。由于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由于他们受过军事训练并有武装，于是就成了一种同这时根本禁止增加外人的旧的populus 相对抗的可怕力量了。加以土地看来几乎是平均分配于populus和平民之间的，而商业和工业的财富，虽然还不十分发达，可能也主要是在平民手中。由于全部传说的罗马原始史都被浓厚的黑暗所笼罩，这种黑暗又因后世受过法学教育的史料典籍著作家们的唯理主义－实用主义的解释的尝试和报告而更加浓厚，因而，关于使古代氏族制度终结的革命发生的时间、进程和动因，都不可能说出什么确定的意见。只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革命的原因在于平民和　　populus之间的斗争。据说是由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这位勒克斯依照希腊的榜样特别是梭伦的榜样制定的新制度，设立了新的人民大会；能参加或不得参加这个大会的，不分populus和平民，都依是否服兵役而定。凡是应服兵役的男子，都按其财产分为六个阶级。前五个阶级◎第127页◎中每个阶级的最低财产额为：一、10 万阿司；二、75000阿司；三、5万阿司；四、25 000阿司；五、11 000阿司；据杜罗·德·拉·马尔计算，这些数目大约相当于14 000、10 500、7 000、3 600和1 540马克（注：杜罗·德拉马尔的计算，见他的《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两卷集）1840年巴黎版第1卷第39及以下几页和第448页。该卷卷末附有新旧度量衡以及货币单位比较表。——128。） 。第六阶级为无产者，是由那些没有什么财产、不服兵役和不纳税的人构成的。在新的百人团人民大会(comitia centuriata)上，公民以军队方式按连队来编组，每队100人，称百人团，每个百人团有1票表决权。但是，第一阶级出80个百人团，第二阶级出22个，第三阶级出20个，第四阶级出22个，第五阶级出30个，而第六阶级，为了体面起见，也准出1个。此外，还有从最富裕的公民中征集的骑士所组成的18个百人团；一共有193个百人团；多数票为97票。但骑士和第一阶级合在一起就有98票，即占多数；只要他们意见一致，就可以不征询其余阶级的意见，决议也就有效了。以前库里亚大会的一切政治权利（除了若干名义上的权利以外），现在都归这个新的百人团大会了；这样一来，库里亚和构成它们的各氏族，像在雅典一样，就降为纯粹私人的和宗教的团体，并且作为这样的团体还苟延残喘了很久，而库里亚大会不久就完全消失了。为了把三个旧的血族部落也从国家中排除出去，便设立了四个地区部落，每个地区部落居住罗马城的四分之一，并享有一系列的政治权利。这样，在罗马也是在所谓王政被废除之前，以个人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制度就已经被炸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以地区划分和财产差别为基础的真正的国家制度。公共权力在这里体现在服兵役的公民身上，它不仅被用来反对奴隶，而且被用来反对不许服兵役和不许有武装的所谓无产者。只是在那僭取了真正王权的最后一个勒克斯，即高傲的塔克文被驱逐以后，在两个拥有同等职权（像在易洛魁人那里那样）的◎第128页◎军事首长（执政官）代替了一个勒克斯以后，这个新制度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罗马共和国的全部历史也就在这个制度的范围内演变，这里包括，共和国的贵族与平民为了担任官职以及分享国有土地而进行种种斗争，最后贵族溶化在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货币所有者的新阶级中，这种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货币所有者逐渐吞并了因兵役而破产的农民的一切地产，并使用奴隶来耕种由此产生的广大庄园，把意大利弄到十室九空的地步，从而不仅给帝政而且也给帝政的后继者德意志野蛮人打开了门户。七　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注：“德意志人”过去译为“日耳曼人”。在我国习惯上，“日耳曼人”是指中古以前的德意志人，“德意志人”是指那以后的德意志人。但在德文中和恩格斯著作中，却没有这样的区别。恩格斯在本卷第89—90页指明：“德意志人的最初的历史的总称’日耳曼人’是由克尔特人给他们取的……”本篇中所用的“德意志人”、“德语”、“高地德意志语”、“德意志国家”等词，都译为“德意志”，不再一一加以区别。恩格斯在个别地方使用日耳曼一词的，则依原文译为“日耳曼”。——129。）的氏族（注：摩尔根《古代社会》第2编第15章（《人类其他部落中的氏族》）对克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氏族阐述得比较简单，于是恩格斯决定撰写这一章。摩尔根在上述第15章中还扼要地对其他各民族的氏族发表了看法。马克思在他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第2编第15章《人类其他部落中的氏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66—571页）中完全略去了摩尔根的这些探讨。除一小段关于克尔特人的摘录外，他集中摘记了日耳曼人氏族的材料，同时根据凯撒和塔西佗著作的拉丁文版本核对了摩尔根所引用的资料，在核对过程中又摘录了比摩尔根更多的原始资料。恩格斯在论述日耳曼人时使用了马克思搜集的原始资料。至于克尔特人，他可能依据了他自己在1869年至1870年间写的《爱尔兰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23—571页）；在论述日耳曼人时，他利用了自己的《马尔克》、《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和《法兰克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51—369、478—538和539—599页）等著作。——129。）由于篇幅的原因，我们不能详细研究今天仍然在各种不同的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中间以比较纯粹或比较模糊的形式存在着的氏族制度，或者亚洲的文化民族的古代历史上的氏族制度的痕迹了。（注：以下直到本段结束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这两者是到处都可以见到的。只举几个例子：在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氏族的时候，那一位曾经费了莫大气力去误解氏族问题的麦克伦南，就已经证实了氏族的存在，并且大体上正确地描述了卡尔梅克人、切尔克斯人、萨莫耶特人（注：涅涅茨人的旧称。——编者注）的氏族，以及三个印度民族——华拉耳人、马加尔人、曼尼普尔人的氏族。（注：约·弗·麦克伦南《原始婚姻》1865年爱丁堡版。——编者注）不久以前，马·柯瓦列夫斯基也发现并描述了北萧胡人、显胡苏人、斯万人和其他◎第129页◎高加索部落的氏族。在这里，我们只对克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氏族的存在，作若干简短的记述。克尔特人的保存到今天的最古的法律，使我们看到了仍然充满着活力的氏族；在爱尔兰，甚至到今天，在英国人用暴力炸毁了氏族以后，它至少还本能地存在于人民的意识中；在苏格兰，在上世纪中叶，它还处于全盛时期，在这里它也只是由于英国人的武器、立法和法庭才被消灭的。在威尔士被英国人征服以前数世纪（注：威尔士在1283年被英格兰人征服，但在这以后继续保持自治；到16世纪中叶它才完全并入英国。——130。），即至迟于11世纪所制定的古代威尔士的法律，还表明有整个村落共同耕作的事情，虽然这只是一种普遍流行的早期习俗的稀有残余；每个家庭有供自己耕作的五英亩土地；此外，另有一块土地共同耕种，收获物实行分配。从它跟爱尔兰和苏格兰类似这一点来看，毫无疑问这种农村公社乃是一种氏族或氏族分支，即使对威尔士法律的重新考查——我没有时间去这样做（我的摘要是在1869年作的（注：1869—1870年，恩格斯着手编写一部长篇历史著作《爱尔兰史》。为此他曾开列了一个多达150余种图书的有关爱尔兰的书目，从这些著作中作的摘要共有15本，此外还有札记、单页资料、剪报等准备材料。但是1870年7月开始出现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迫使恩格斯中止写作，这部未完成的《爱尔兰史》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23—571页。后来，在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恩格斯利用了这些准备材料和研究成果。这里谈到的有关威尔士法律的摘要，是指他当时对安·欧文受官方委托于1841年出版的历史资料集《威尔士的古代法律和规章》一书所作的摘要，见恩格斯1870年7月6日写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11页）。——130。））——未必能直接证实这一点。然而，威尔士以及爱尔兰的材料却直接证明，在11世纪时，克尔特人的对偶婚还根本没有被专偶制所代替。在威尔士，婚姻只有满了七年之后才不能解除，或者更确切些说，才不能终止。甚至只差三夜就满七年，夫妻还是可以分离的。那时便要分家：由妻子来分，丈夫取他的一份。家具是按一定的非常有趣的规则来分的。如果是丈夫提出离婚的，那他必须把妻子的嫁妆和其他某些东西还给她；如果是妻子提出离婚的，那她便少得一点。如有三个子女，丈夫分两个，妻子分一个，即中间那一个。如果妻子在离婚后重新结婚，而她的前夫想重新要她时，即使她的一只脚已经踏上新夫的婚床，也要顺从前夫的要求。而如果已经同居七年，即使以前并未正式结婚，他们也是夫和妻。在结婚以前，少女的贞操完全不严格遵守，也不要求遵守；与此有关的◎第130页◎规定，具有非常轻佻的性质，同资产阶级的道德完全不符。如果妻子与人通奸，丈夫可以殴打她（这是允许他这样做的三种情况之一，在其余场合殴打妻子是要受罚的），但是这样一来，他就无权要求别的补偿了；因为“对于同一过错，或者要求赎罪，或者要求报复，但两者不可得兼”。（注：《威尔士的古代法律和规章》1841年版第1卷第93页。——编者注）妻子可据以要求离婚而且在分财产时自己的权利又不受损失的理由，范围非常广：只要丈夫口有臭气就够了。为赎回初夜权而付给部落首领或国王的赎金（gobr merch，中世纪的marcheta这个名称、法语的marquette 就是由此而来的）在法典上起着很大的作用。妇女在人民大会上享有表决权。如果我们补充下面几点：在爱尔兰已经证明有类似情况存在；在那里，暂时性的婚姻也非常流行，在离婚时，妻子享有很大的明确规定的照顾，甚至对她的家务操持也要给以赔偿；在那里，还有“长妻”与其他诸妻并存的事，而在分配遗产时，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没有任何差别，这样，我们便看到了一幅对偶婚的图景，与这种对偶婚比较起来，北美现行的婚姻形式就显得严格了，不过，对于一个在凯撒时代还过着群婚生活的民族来说，在11世纪有这种情形，是不足为奇的。爱尔兰氏族（即sept［塞普特］；部落称为claie，即克兰（注：克兰即氏族，在克尔特民族中，除指氏族外偶尔也指部落；在氏族关系解体时期，则指一群血缘相近且具有共同想象祖先的人们。克兰内部保存着土地公有制和氏族制度的古老习俗。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个别地区，克兰一直存在到19世纪。——84、131。） ）不仅由古代法典，而且还由17世纪被派到那里去把克兰领地变成英王王室领地的英国法学家们所证实并作过记述。直到那时，土地只要未被首领变为自己的私有领地，就仍是克兰或氏族的公共财产。如果某一氏族成员死亡，因而一户经济不再存在，首领（英国法学◎第131页◎家称之为caput cognationis ［宗族长］）便把全部土地在其他各户中间进行一次重新分配。这种分配，大体上应该是依照在德国通行的规则来进行的。即在今日，还可以见到一些属于所谓rundale［朗得尔］制度的村田，在四五十年前，这种村田是很多的。农民们，即租种被英国征服者所掠夺的先前属于氏族公有的土地的个体佃农们，每人为自己承租的地段交纳租金，但是却把全部耕地和草地合并起来，按照方位和土质分成许多“Gewae”［“大块”］，如摩泽尔河沿岸所称呼的那样；每个人在每一大块中都有一份；沼地和牧场共同使用。就在50年前，有时还重新分配土地，有些时候每年都重新分配。这种实行朗得尔制度的村落的地界图，看去极似摩泽尔河沿岸或霍赫瓦尔德地区的一个德意志人农家公社的地界图。氏族此外还继续存在于“factions”［“帮”］中。爱尔兰农民常常分成各种帮派，它们是建立在看起来毫无意思和十分荒诞的、为英国人所完全不理解的差别的基础之上的，并且它们除了彼此之间进行心爱的盛大殴斗而外，似乎别无任何目的。这是被消灭了的氏族的人为的复活，是氏族灭亡后产生的代替物，这种代替物以特殊的方式证明了流传下来的氏族本能的继续存在。此外，有些地方，同氏族人还一道住在他们旧有的地区内；比如在30年代，莫纳亨郡的大多数居民只有四个姓，换言之，即起源于四个氏族或克兰。（注：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加了一个注：“在爱尔兰度过的那几天中（1891年9月8日至23日，恩格斯同玛丽·艾伦·罗舍和路·考茨基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作了一次旅行。由于恩格斯在1891年9月底拿到最后的清样，所以这个注是后来加上的。——132。），我重新鲜明地意识到那里的乡村居民还是多么厉害地生活在氏族时代的观念中。土地所有者在他的佃户农民的眼中还俨然是一种为了全体的利益而管理土地的克兰首领；农民以租金的形式向他纳贡，但认为在困难时也应得到他的帮助。同样，一切比较富裕的人，也被认为当自己的比较贫苦的邻居有急需时，有责任接济他们，这种帮助并不是施舍，而是比较富有的克兰成员或克兰首领理所当然地应给予比较贫苦的克兰成员的。政治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们抱怨无法使爱尔兰农民接受现代资产阶级的财产概念，这是可以理解的；只有权利而无义务的财产概念，绝不能灌输到爱尔兰人头脑中去。当具有这种素朴氏族观念的爱尔兰人突然流落到英国或美国的大城市，置身于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全然不同的居民中时，他们在道德和法律问题上会多么容易迷惑惶乱，失去一切依托并且往往大批地道德沦丧——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编者注）◎第132页◎在苏格兰，氏族制度是随着1745年起义被镇压而灭亡的。（注：1745—1746年苏格兰山民举行起义，反对英格兰—苏格兰的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夺地运动。苏格兰高地的一部分贵族，为了保存封建宗法的氏族制度，并支持被推翻的斯图亚特王朝的代表对英国王位的要求，而利用了山民的不满。起义失败的结果，造成了苏格兰山地氏族制度被彻底破坏，并加剧了剥夺苏格兰农民的土地的进程。——133。）至于苏格兰的克兰是这个制度的哪一个环节，尚待研究；但它是这样一个环节，则是没有疑问的。在瓦尔特·司各脱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苏格兰高地的这种克兰的生动描写。摩尔根说，这种克兰，“就组织和精神而言，乃是氏族的最好典型，也是氏族生活支配氏族成员的突出例证……　从他们的结世仇和血族复仇上，从按克兰划分地区上，从他们的共同使用土地上，从克兰成员对于酋长的忠诚以及彼此间的忠诚上，我们都看到了氏族社会的那种通常的、持久的特征……　世系是按照父权制计算的，因此男子的子女仍留在克兰内，而妇女的子女则转到他们父亲的克兰里去”（注：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357-358页。——编者注）。至于从前在苏格兰盛行过母权制，有下述事实为证：据贝达说，皮克特人的王室是按照女系继承的。（注：贝达《盎格鲁教会史》第1册第1章。——编者注）甚至普那路亚家庭的残余，在威尔士人以及苏格兰人中间还以初夜权的形式一直保存到中世纪，那时，只要是初夜权没有赎回，克兰的首领或国王，便可以◎第133页◎作为以前的共同丈夫的最后代表者，对每个新娘行使这个权利。（注：在1884年版中在这句话后面接着还有两段话，第一段话是：“这种权利——在北美洲的最西北部地区经常可以见到——在俄国人当中也流行过；到10世纪时被奥丽珈女大公废除。”这一段话在1891年版中被恩格斯略去。第二段话是：“在法国，特别是在尼韦奈和弗朗什孔泰，直到法国革命时期还存在着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地区的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相似的由农奴家庭组成的共产制家户，这也是从前氏族组织的残余。这种共产制家户还没有完全消亡，例如在鲁昂地区（在索恩－卢瓦尔省）还可以看到一些巨大的、造型别致的农民住房，中间是公用的大厅，四周是卧室，住着同一家庭的好几代人。”这一段话在1891年版中被恩格斯修改后补入第二章（见本卷第56-57页）。——编者注）　　　　　　　　　——德意志人在民族大迁徙以前，曾组织成为氏族，这是没有疑问的。他们只是在公元前数世纪，才有可能占据了多瑙河、莱茵河、维斯瓦河和北方诸海之间的地区；基姆布利人和条顿人正处在大迁徙中，而苏维汇人只是到凯撒时代才稳定地定居下来。　 凯撒谈到苏维汇人时明确地说过：　 他们是按氏族和亲属关系(gentibus cognationibusque)分开居住的（注：见凯撒《高卢战记》第6卷第22章。——134。）；而在gens Julia ［尤利氏族］的一个罗马人的口中，gentibus这个名词有着不容误解的确定的意义。这适用于全体德意志人；甚至在被征服的罗马各行省，他们似乎还按氏族（注：以下直到“像在墨西哥人和希腊人那里一样，在德意志人那里”（本卷第136 页）以前的段落，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中增补的；在1884年版中原是如下一段话：“……还按氏族居住。在公元8世纪的《阿勒曼尼法典》中genealogia 一词完全与马尔克公社一词同义。这样我们就看到，德意志民族之一，并且恰恰又是苏维汇人，在这里是按血族即gentes分居的，每个氏族都分有确定的地区。勃艮第人和伦巴德人的氏族称为fara，而《勃艮第法典》中所使用的氏族成员(faramai)一词，同时也指勃艮第人，这是针对着罗马居民说的，后者自然不包括在勃艮第氏族内。因而在勃艮第人那里，土地的分配也是按照氏族进行的。日耳曼法学家们一百年来为之绞尽脑汁的faramai问题，这样就可解决。在德意志人中并不是到处都把氏族称为fara，尽管我们在一个哥特系的民族和另一个赫米奥南（高地德意志）系的民族那里可以发现这个名称。在德语中用来表示亲属关系的字根是很多的，这些字根同样使用在我们可以推断是和氏族有关的词语中。”——编者注）定居。从《阿勒曼尼亚法典》（注：阿勒曼尼亚法典是从5世纪起占有现在的阿尔萨斯、瑞士东部和德国西南部的阿勒曼尼亚（阿拉曼尼亚）德意志部落联盟的习惯法汇编；这一法典产生于6世纪末7世纪初和8世纪。恩格斯在这里引用的是《阿勒曼尼亚法典》第八十一（八十四）条。——134。）中可以得到证实，在多瑙河以南◎第134页◎的被征服的土地上人们是按血族(genealogiae)分开居住的。这里使用的genealogia一词，与后来的马尔克公社或农村公社的意义完全相同。不久以前，柯瓦列夫斯基提出了一种见解，说这些genealogiae都是大家庭公社，土地在它们之间进行分配，农村公社只是后来才从它们当中发展起来的。（注：指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原始法。第一分册：氏族》1886年莫斯科版和《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1890年斯德哥尔摩版。——135。）所以关于fara也可以这样说，这个词在勃艮第人和伦巴德人那里——自然也在哥特部落和赫米奥南部落或高地德意志部落那里——的含义和《阿勒曼尼法典》上的genealogia一词的含义虽不完全相同，却也大体一致。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究竟是氏族还是家庭公社，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在一切德意志人中是否有一个表示氏族的共同名词，这个名词又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古代语言研究文献没有给我们提供答案。在语源上，哥特语的kuni，中古高地德意志语的küe是和希腊语的genos，拉丁语的gens相当的，而且是在相同的意义上来使用的。　妇女的名称来自同一个词根，如希腊语的gyne、斯拉夫语的?ena、哥特语的qvino，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kona，kuna等，这表明曾存在过母权制时代。——在伦巴德人和勃艮第人那里，像刚才◎第135页◎说过的，我们看到fǎra一词，这个词被格林假定来源于词根fisan，意即生育。我则倾向于认为它来源于更显而易见的词根faran，意即乘车（注：德语是fahren。——编者注）、迁徙，用来表示当然只由亲属构成的迁徙队伍的一个固定的分队。这个词，在起初是向东方，后来又向西方迁徙的许多世纪中，渐渐地被用来指血族共同体本身了。——其次，哥特语的sibja，盎格鲁撒克逊语的sib，古代高地德意志语的sippia，sippa，都是亲属（注：德语是Sippe。——编者注）的意思。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语中，仅有复数的sifjar即亲属一词；单数只用作女神西芙[Sif]的名字。——最后，在《希尔德布兰德之歌》（注：《希尔德布兰德之歌》这部英雄史诗，是8世纪古代德意志叙事诗文献，保留下来的是一些片断。——136、163。）中还见到另外一种用语，它出现在希尔德布兰德问哈杜布兰德的话中：“这群人中的男子，谁是你的父亲……或你是哪一血族的？”(eddo　　　 huêlêhhes cnuosles du sls)要是德意志语有表示氏族的共同名称，那么这恐怕就是哥特语的kuni了；这不仅因为它和亲属语中相应的说法一致，而且因为最初表示氏族酋长或部落酋长的kuning（K?nig［王］）一词就是从kuni这个字演变来的。sibja （亲属）这个词似乎无须加以考虑；至少，sifjar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语中，不仅表示血缘亲属，而且也表示姻亲亲属，即包括至少两个氏族的成员；因此，sif 这个词本身不可能是表示氏族的用语。像在墨西哥人和希腊人那里一样，在德意志人那里，骑兵队和楔形步兵纵队的战斗队形，也是按氏族的组织来编的；如果塔西佗说的是按家庭和亲属关系（注：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7章。——编者注），那么这种不明确的用语的来由◎第136页◎是，在塔西佗时代氏族在罗马早已不再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团体了。有决定意义的是塔西佗的这一段话，那里说：母亲的兄弟把他的外甥看作自己的儿子；有些人甚至认为舅父和外甥之间的血缘关系，比父子之间的血缘关系还要神圣和密切，所以当要求人质的时候，那个将受到约束的人的姊妹的儿子被认为是比他自己的儿子还要大的保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按照母权制组织起来的、因而是最初的氏族的活生生的残余，而且这种残余还被当作德意志人特有的一种东西。（注：起源于母权制时代并在许多民族中间都可以看到的舅父和外甥之间的特别密切的关系，只是在英雄时代的神话中希腊人才具有。据狄奥多鲁斯（第4卷第34章）说，梅里格尔杀死了铁斯特士的儿子们，也就是自己母亲阿耳泰娅的兄弟们。阿耳泰娅认为这种行为是一种无可饶恕的罪行，她诅咒凶手——她自己的儿子，并祈求他死。“据说，诸神听从了她的愿望，结束了梅里格尔的生命。”又据狄奥多鲁斯（第4卷第44章）说，海格立斯率领下的亚尔古船英雄在色雷斯登陆，他们在那里发现，菲尼士受他新妻子的教唆，残酷虐待被他遗弃的前妻——博雷阿德族的克利奥帕特腊所生的两个儿子。但在亚尔古船英雄中间，也有博雷阿德族的人，即克利奥帕特腊的兄弟们，也就是被虐待者的母亲的兄弟们。他们立刻保护他们的两个外甥，释放他们并杀死看守者。指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史学丛书》第4卷第34、43—44章。——137。）某一个这样的氏族，其成员假如把自己的儿子当作某一庄严义务的担保物，而这个儿子却成了父亲违约的牺牲品，那么这位父亲就责任自负。但是假如成为牺牲品的是姊妹的儿子，那么这就违反了最神圣的氏族法规；男孩子或少年的最近的同氏族亲属，即首先负有保护他的义务的人，便对他的死负有罪责；这个同氏族亲属或者是不应当把他作为人质，或者是必须履行契约。即使我们在德意志人那里没有发现氏族制度的其他任何痕◎第137页◎迹，那么有上面这一段话也就够了。（注：以下直到本页“此外，在塔西佗时代”以前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关于诸神的晚景和世界的毁灭的《V?lusp a》（《女预言者的预言》）（注：《Vóluspa》（《女预言者的预言》）是《老艾达》（见注16）中最著名的一首歌。描述了世界从创始到毁灭及其再生——和平与公正的胜利。接下来引述的两行诗中的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这两行诗的德译文是恩格斯译的。——138。）中，有一个地方更具有决定的意义，因为那是此后又过了大约800年。在这个《女预言者的预言》中，——如现在班格和布格所证明的（注：安·克·班格《女预言者的预言和西维拉的卜辞》1879年版和索·布格《斯堪的纳维亚关于神和英雄的传说的起源问题探讨》1881—1889年克里斯蒂安尼亚版。——138。），这首歌中也包含有基督教的因素，——在描述大灾难前的普遍堕落和道德败坏的时代时说道：“Broedhr munu berjask ok at b?num verdask,munu systrungar sifjum spilla”.“兄弟们将互相仇视，互相杀戮，姊妹的儿女们就要毁坏亲属关系了。”Systrungr一字是母亲的姊妹的儿子的意思，在诗人看来，姊妹的子女否认相互之间的血缘亲属关系比兄弟互相残杀的罪还要大。起加强作用的是表示母方亲属关系的systrungar一词；要是不用这个词，而用syskina-b?rn （兄弟姊妹的子女）或syskinasynir（兄弟姊妹的儿子们），那么第二行对于第一行就不是加强，而是减弱了。由此可见，甚至在产生《女预言者的预言》的海盗时代，在斯堪的纳维亚对于母权制的回忆还没有消失。此外，在塔西佗时代，至少在他较为熟悉的（注：“至少在他较为熟悉的”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德意志人中间，母权制已经让位给父权制了：父亲的遗产由子女继承；如果没有子女，就由兄弟及叔伯和舅父继承。容许母亲的兄弟参加继承这一事◎第138页◎实，是和刚刚所说的习俗的保存有关系的，同时也证明德意志人的父权制在当时还是多么新近。直到进入中世纪很久之后，也仍然可以见到母权制的遗迹。那时，在人们中间，特别是在农奴中间，似乎仍然不大信赖父系血统；所以，当封建领主向某个城市要求追回逃亡的农奴的时候，例如在奥格斯堡、巴塞尔和凯泽斯劳滕，就要求有六个最近的血缘亲属，而且是只限于母方的亲属来宣誓证实被告的农奴身分（毛勒《城市制度》第1 卷第381页（注：毛勒《德国城市制度史》1869年埃朗根版。——编者注））。当时刚刚灭亡的母权制，还有一个残余，这就是在罗马人看来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德意志人对于女性的尊敬。在同德意志人缔结条约时，贵族家庭的少女被认为是最可靠的人质；想到自己的妻女可能被俘而沦为奴隶，这对于德意志人说来是很可怕的，并且最能激励他们的战斗士气；他们认为妇女体现着某种神圣的和先知的东西，他们甚至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也听取妇女的意见，例如，利珀河畔布鲁克泰人的女祭司魏勒妲，就曾经是推动巴达维人起义的灵魂，在这次起义中，齐维利斯领导德意志人和比利时人动摇了罗马人在高卢的全部统治。（注：齐维利斯领导的德意志部落和高卢部落反对罗马统治的起义，发生在69—70年（有些史料认为发生在69—71年），由增加赋税、加紧募兵和罗马官吏的胡作非为所引起的这次起义，席卷了高卢和被罗马统治的德意志地区的大部分，使罗马有失去这些地区的危险。起义者起初获得了一些胜利，之后却遭到了几次失败，最后被迫同罗马媾和。——139。） 在家里妻子的统治看来是无可争辩的；自然，一切家务也都由妻子、老人和子女关照；丈夫则打猎，饮酒或游手好闲。塔西佗就是这样说的；但是由于他没有说谁耕田种地，并且确定地说，奴隶只纳贡，不服任何劳役，因此，耕种土地所需要的少量劳动，看来仍须由众成年男子来承担。如前所述，婚姻的形式是逐渐接近专偶制的对偶制。这还不是严格的专偶制，因为还允许显要人物实行多妻制。少女的贞操，一般说来，是严格遵守的（这和克尔特人相反），同样，塔西佗也特别热情地说到德意志人的婚姻关系的不可破坏。他举出只有妻子通◎第139页◎奸，才是离婚的理由。不过，他的话在这里留下了一些漏洞，而且过分明显地用来给放荡的罗马人作美德的镜子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说德意志人在自己的森林中曾经是这种世上少有的美德骑士，那么，只要和外界稍一接触，便足以使他们堕落到其余一般欧洲人的水平；在罗马世界中，恪守道德准则的最后痕迹消失得比德语还要快得多。只消读一读图尔的格雷戈里的作品，就可以相信这点了。不言而喻，在德意志人的原始森林中，不可能像在罗马那样，盛行骄奢淫逸的享乐生活，因此，在这方面，即使我们没有硬给德意志人加上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的整个民族中都没有盛行过的节欲行为，他们也比罗马世界优越得多。从氏族制度中产生了把父亲或亲属的仇敌关系像友谊关系一样继承下来的义务；同样，也继承用以代替血族复仇的、为杀人或伤人赎罪的赔偿金。这种赔偿金在上一代还被认为是德意志人特有的制度，但现在已经证明，在成百个民族中都是这样，这是起源于氏族制度的血族复仇的一种普遍的较缓和的形式。这种赔偿金，就像款待客人的义务一样，我们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间也可以看到；塔西佗关于款待客人的情形的描述（《日耳曼尼亚志》第21章），与摩尔根关于印第安人款待客人的情形的描述，几乎在细节上都是一致的。塔西佗时代的德意志人是否已经最终分配了耕地以及与此有关的那几段文字应如何解释，像这种热烈而无休止的争论，如今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自从证明差不多一切民族都实行过土地由氏族后来又由共产制家庭公社共同耕作，——据凯撒证明（注：凯撒《高卢战记》第4卷第1章。——编者注），在苏维汇人当中就是如此，——继而差不多一切民族都实行过把土地分配◎第140页◎给单个家庭并定期实行重新分配以来；自从确定耕地的这种定期重新分配的办法在德意志本土有些地方还保存到今日以来，关于这个问题就不必再费一词了。如果从凯撒到塔西佗的150年间，德意志人从凯撒所明确指出的苏维汇人的共同耕作（他说，他们完全没有被分割的或私有的土地）过渡到了土地每年重新分配的个体耕作，那么这确实是个很大的进步；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而且没有任何外来干涉，要从那个阶段过渡到土地完全私有，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在塔西佗的著作中只读到他说得很简洁的话：他们每年更换（或重新分配）耕地一次，同时还留下充分的公有土地。（注：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26章。——编者注）这是和德意志人当时的氏族制度完全相适应的一个耕作和土地占有阶段。（注：以下直到“在凯撒时代，一部分德意志人……”（本卷第142页）以前是恩格斯在1891 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上面这一段，我仍照以前各版的样子保留下来，未作更改。在此期间，问题已转到另外一个方面了。柯瓦列夫斯基已经证明（见前引书，第44页（注：见本卷第55-57页。——编者注）），家长制家庭公社乃是母权制共产制家庭和现代的孤立的家庭之间的中间阶段，它虽不是到处流行，但是流行很广。在这以后，问题已经不再像毛勒和瓦茨争论的那样——土地是公有还是私有，而是公有的形式是什么了。毫无疑问，在凯撒时代，苏维汇人不仅有过土地公有，而且也有过共同核算的共同耕作。至于他们的经济单位是氏族，还是家庭公社，或者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共产制亲属集团，或者所有三种集团依土地条件的不同都存在过，关于这些问题将来还会长久争论。但柯瓦列夫斯基认定，塔◎第141页◎西佗所描述的状况，不是以马尔克公社或农村公社为前提，而是以家庭公社为前提的；只是过了很久，由于人口增加，农村公社才从这种家庭公社中发展出来。按照这个观点，德意志人在罗马时代在他们所占据的土地上的居住区，以及后来在他们从罗马人那里夺取的土地上的居住区，不是由村组成，而是由大家庭公社组成的，这种大家庭公社包括好几代人，耕种着相当的地带，并和邻居一起，作为共同的马尔克来使用四周的荒地。在这种情况下，塔西佗著作中谈到更换耕地的那个地方，实际上就应当从农学意义上去理解：公社每年耕种另一个地带，而将上年的耕地休耕，或令其全然抛荒。由于人口稀少，荒地总是很多的，因之，任何争夺地产的纠纷，就没有必要了。只是经过数世纪之后，当家庭成员的人数过多，以致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共同经营已经成为不可能的时候，这种家庭公社才解体；以前公有的耕地和草地，就按人所共知的方式，在此后正在形成的单个农户之间实行分配，这种分配起初是暂时的，后来便成为永久的，至于森林、牧场和水域则依然是公共的。这一发展过程，对于俄国，看来已经是历史上完全证实了的。至于德意志，乃至其余的日耳曼诸国，不可否认，这个推测，在许多方面，较之迄今流行的把农村公社的存在追溯到塔西佗时代的推测，能更好地诠释典籍，更容易解决困难。最古的文件，例如Codex Laureshamensis（注：《CodexLaureshamensis》（《洛尔希寺院文书》）是授予洛尔希寺院的证书和特权的副本集子。洛尔希寺院是764年在法兰克王国建立的，距沃尔姆斯城不远，它是德国西南部的一个大封建领地。《洛尔希寺院文书》于12世纪编成，它汇集了有关特权和馈赠的各类寺院档案证书3836份。其中2700份是涉及8—9世纪的档案，它是关于德国西南部农民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重要史料之一。——142。），一般说来，用家庭公社来解释，就比用农村马尔克公社来解释要好得多。另一方面，这种家庭公社又造成了新的困难和引起了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只有新的研究才能作出结论；但是，我不能否认，作为中间阶段的家庭公社，在德国、斯堪的纳维亚以及英国很可能也都有过。在凯撒时代，一部分德意志人刚刚定居下来，一部分人尚在找◎第142页◎寻定居的地方，但在塔西佗时代，他们已有整整百年之久的定居生活了；与此相适应，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面也有了无可怀疑的进步。他们居住在木屋中，穿的还是很原始的森林居民的衣服：粗糙的羊毛外套，兽皮；妇女和显要人物则穿麻布内衣。食物为乳、肉、野生果实，以及像普林尼所补充的燕麦粥（注：普林尼《博物志》（三十七卷集）第18卷第17章。——编者注）（直到今日，这还是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克尔特人的民族食物）。他们的财富是家畜，但是品种很差；牛矮小难看，没有角；马是小马，不善奔驰。钱币很少使用，数量有限，而且只是罗马钱币。他们不制造金银饰品，也不重视这些。铁是很少见的，看来至少在莱茵河和多瑙河诸部落中间差不多全靠输入，而不是自行冶炼。鲁恩文字（模仿希腊和拉丁字母造成文字）仅仅用作暗语文字，并且专供宗教巫术之用。把人当作祭品的做法还在流行。一句话，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一个刚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进到高级阶段的民族。不过，虽然与罗马人直接接壤的各部落由于输入罗马的工业品方便，因而其独立的金属业和纺织业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但是在东北部，在波罗的海沿岸诸部落中，则无疑发展起了这样的工业。在石勒苏益格沼地所发现的武器——长的铁剑、环甲、银盔等等，和2 世纪末的罗马铸币一起——以及由于民族大迁徙而流传各地的德意志金属制品，这些东西即使起初是模仿罗马式样的，但都相当讲究和独具风格。向文明的罗马帝国迁徙，使这种土生土长的工业，除了在英国以外，到处都绝迹了。至于这种工业是怎样一致地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可以拿青铜手镯为例来说明。在勃艮第、罗马尼亚、亚速海沿岸发现的青铜手镯，看来可能跟英国和瑞典的青铜手镯同出于一个作坊，因而同样无疑地是由日耳曼人生产的。◎第143页◎他们的制度也是跟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相适应的。据塔西佗说，到处都有氏族酋长(principes)议事会，它处理比较小的事情，而比较重大的事情则由它提交人民大会去解决；这种人民大会，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上，至少在我们知道有人民大会的地方，例如在美洲人那里，仅仅氏族才有，而部落或部落联盟是没有的。氏族酋长(principes)和军事头领(duces)还有显著的区别，正像在易洛魁人那里一样。氏族酋长已经部分地靠部落成员的献礼如家畜、谷物等来生活；他们——如在美洲一样——大半是从同一家庭中选举出来的；向父权制的过渡，例如在希腊和罗马，促进了选举制逐渐变为世袭制，从而促进了每个氏族形成一个贵族家庭。这种古代的所谓部落贵族，大多数在民族大迁徙中或在它以后不久便衰落了。军事首长完全是按才能来选举的，不问世系如何。他们的权力很小，必须以自己的榜样来发挥作用；至于军队的实际惩戒权，塔西佗确定地说，是握在祭司们手里的。真正的权力集中在人民大会上。大会由王或部落酋长主持；决定由人民来做：怨声表示反对，喝采、敲打武器表示赞成。人民大会同时也是审判法庭；各种控诉都向它提出，并由它作出判决，死刑也在这里宣判，但只有对卑怯、背叛民族和反自然的淫行才判处死刑。在氏族和其他分支中，也是由以氏族酋长为主席的全体大会进行审判；像在德意志人的一切最早的法庭上一样，氏族酋长可能只是诉讼的领导者和审问者；德意志人的判决，不拘何时何地，都是由全体作出的。部落联盟从凯撒时代起就组成了；其中有几个联盟已经有了王；最高军事首长，像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中间一样，已经图谋夺取专制权，而且有时也达到了目的。这种侥幸的篡夺者决不是绝对的统治者；不过他们已经开始粉碎氏族制度的枷锁了。被释奴隶一般处于低微地位，因为他们不能属于任何氏族，而在新王的手下，这◎第144页◎样一些宠儿却往往获得高官、财富和荣誉。罗马帝国被征服以后，现在成了大国国王的军事首长那里也发生了同样的事。在法兰克人中间，国王的奴隶和被释奴隶，起初在宫廷里，后来在国家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新的贵族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他们当中产生的。有一种设施促进了王权的产生，这就是扈从队。我们在美洲红种人中间就已经看到，与氏族制度并行，还形成了一种独立自主地从事战争的私人团体。这种私人团体，在德意志人中间，已经成为经常性的团体了。博得了声誉的军事领袖，在自己周围集合一队掠夺成性的青年人，他们对他个人必须忠诚，而他对他们亦然。首领供给吃喝并奖赏他们，把他们编成等级；对于小规模的征战，他们充当卫队和随时可以战斗的队伍；对于大规模的征战，他们是现成的军官团。不管这种扈从队必然是多么弱小，像后来例如在意大利奥多亚克麾下所表现的那样，但是他们仍然成为古代的人民自由走向衰落的开端；在民族大迁徙时期和迁徙以后，他们也表明自己的作用正是这样。因为，第一，他们促进了王权的产生；第二，如塔西佗已经指出的，只有通过不断的战争和抢劫，才能把他们纠合在一起。掠夺成了目的。如果扈从队首领在附近地区无事可做，他就把自己的人马带到发生了战争、可以指望获得战利品的别的民族那里去；由德意志人组成的辅助军，在罗马的旗帜下，甚至大举对德意志人作战，这种辅助军有一部分就是由这种扈从队编成的。德意志人的耻辱和诅咒——雇佣兵制度，在这里已经初具雏形。在罗马帝国被征服以后，国王们的这种扈从兵，就同非自由人和罗马人出身的宫廷奴仆一起，成了后来的贵族的第二个主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一般说来，在联合为民族[Volk]的德意志各部落中，也曾发展出像英雄时代的希腊人和所谓王政时代的罗马人那样的制度，即人民大会、氏族酋长议事会和已在图谋获得真正王权◎第145页◎的军事首长。这是氏族制度下一般所能达到的最发达的制度；这是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典型制度。只要社会一越出这一制度所适用的界限，氏族制度的末日就来到了；它就被炸毁，由国家来代替了。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五）八　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据塔西佗说，德意志人是人口众多的民族。我们从凯撒的著作中可以得出一个关于各德意志民族人数的大致概念；他认为住在莱茵河左岸的乌济佩特人和邓克泰人的人口，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共为18万人。因而，每个民族大约有10万人（注：这里所推测的数字，在狄奥多鲁斯关于高卢的克尔特人的一段文字中可以得到证实。他说：“在高卢住着人口不等的许多民族，其中最大者，人口约为20万人，最小者约为5万人。”(Diodorus Siculus,V,25.)因而，平均起来是125 000人；由于各个高卢民族发展程度较高，应该把他们的人口设想得比德意志人多一些。），这已经大大超过例如易洛魁人在其全盛时代的总数，那时易洛魁人不到2万人，但已成为自大湖至俄亥俄河和波托马克河整个地区的可怕力量。如果我们根据现有材料，把莱茵河附近定居的大家知道得比较确切的民族试着划分一下，那么每一个这样的民族在地图上所占的面积平均约等于普鲁士的一个行政区，即约为1万平方公里，或182 平方地理里。但是，罗马人的GermaniaMagna［大日耳曼尼亚］，直到维斯瓦河为止，占有依整数计共50 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如果一个民族的平均人口为10万人，那么整个大日耳曼尼亚的人口总数，应达500万；对于野蛮时代的民族集团来说，这是一个很◎第146页◎大的数目，而就今日的情况来说——1平方公里10人，或1平方地理里550人——这是极其微小的数目。但是这并不包括生活在那个时候的全部德意志人。我们知道，沿喀尔巴阡山脉直至多瑙河口，都居住着哥特系统的德意志民族——巴斯塔尔人、佩夫金人等等，——它们的人数非常之多，因而，普林尼认为他们是德意志人的第五个大系统（注：普林尼《博物志》第4卷第14章。——编者注），而这些在公元前180年已经替马其顿王柏修斯做过雇佣兵的德意志人，还在奥古斯都在位的初年就已突进到阿德里安堡附近了。假定他们的人数只有100万人，那么到公元初，德意志人的大概数目，就至少有600万了。在他们定居日耳曼尼亚以后，人口一定是日益迅速地增长的；单是上面提到的工业方面的进步，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在石勒苏益格沼地所发现的古物，就其中的罗马铸币来判断，是属于3世纪的。由此可见，到这个时候，在波罗的海沿岸金属业和纺织业已经很发达了，跟罗马帝国已有频繁的往来，比较有钱的人已享有某些奢侈品，——这一切都是人口更为稠密的迹象。而在这个时期，德意志人在莱茵河、罗马边墙和多瑙河全线，从北海起到黑海止，也开始了总进攻，——这也是人口日益增多，竭力向外扩张的直接证明。斗争持续了300年，在斗争期间，哥特民族的整个大系统（斯堪的纳维亚的哥特人和勃艮第人除外）向东南推进，形成了漫长的进攻线的左翼；进攻线的中央是高地德意志人（赫米奥南人），沿多瑙河上游突进；右翼是易斯卡伏南人即现今所谓法兰克人，沿莱茵河突进；征服不列颠，则是印格伏南人的事情。到5世纪末，罗马帝国已是那么衰弱，毫无生气和束手无策，因而为德意志人的入侵敞开了大门。◎第147页◎上面我们是站在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摇篮旁边。这里我们却站在这一文明的棺木旁边了。罗马的世界霸权的刨子，刨削地中海盆地的所有地区已经有数百年之久。凡在希腊语没有进行抵抗的地方，一切民族语言都不得不让位于被败坏的拉丁语；一切民族差别都消失了，高卢人、伊比利亚人、利古里亚人、诺里克人都不复存在，他们都变成罗马人了。罗马的行政和罗马的法到处都摧毁了古代的血族团体，这样也就摧毁了地方的和民族的自主性的最后残余。新出炉的罗马公民身分并没有提供任何补偿；它并不表现任何民族性，它只是民族性欠缺的表现。新民族[neue Nationen]的要素是到处都具备的；各行省的拉丁方言差别越来越大；一度使意大利、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成为独立区域的自然疆界依然存在，依然使人感觉得到。但是，任何地方都不具备能够把这些要素结成新民族[neue Nation]的力量，任何地方都还没有显示出发展能力或抵抗力的痕迹，更不用说创造力了。广大领土上的广大人群，只有一条把他们自己联结起来的纽带，这就是罗马国家，而这个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成了他们最凶恶的敌人和压迫者。各行省消灭了罗马，罗马本身变成了行省的城市，像其他城市一样；它虽然有特权，但已经不再居于统治地位，已经不再是世界帝国的中心了，甚至也不再是皇帝和副皇帝的所在地了，他们现在住在君士坦丁堡、特里尔、米兰。罗马国家变成了一架庞大的复杂机器，专门用来榨取臣民的膏血。捐税、国家徭役和各种代役租使人民大众日益陷于穷困的深渊；地方官、收税官以及兵士的勒索，更使压迫加重到使人不能忍受的地步。罗马国家及其世界霸权引起了这样的结果：它把自己的生存权建立在对内维持秩序对外防御野蛮人的基础上；然而它的秩序却比最坏的无秩序还要坏，它说是保护公民防御野蛮人的，而公民却把野蛮人奉为救星来祈望。◎第148页◎社会状况同样也是绝望的。从共和制的末期起，罗马统治的目的已经放在残酷剥削被征服的各行省上了；帝制不但没有消除这种剥削，反而把它变成了常规。帝国越是走向没落，捐税和赋役就越是增加，官吏就越是无耻地进行掠夺和勒索。商业和工业向来不是统治着各民族的罗马人的事业；只有在高利贷方面，他们做到了空前绝后。商业所得到所保持的东西，都在官吏的勒索下毁灭了；而残存下来的东西，仅在帝国东部的希腊部分才有，不过，这一部分不在我们研究范围之内。普遍的贫困化，商业、手工业和艺术的衰落，人口的减少，都市的衰败，农业退回到更低的水平——这就是罗马人的世界霸权的最终结果。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现在它更是这样了。在意大利，从共和制衰亡的时候起就几乎遍布全境的面积巨大的大庄园(Latifundien)，是用两种方法加以利用的：或者当作牧场，那里居民就被牛羊所代替，因为看管牛羊只用少数奴隶就行了；或者当作田庄，那里使用大批奴隶经营大规模的园艺业，——一部分为了满足主人的奢侈生活，一部分为了在城市市场上出售。大牧场保存了下来，甚至还扩大了；但田庄田产及其园艺业却随着主人的贫穷和城市的衰落而衰败了。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经济，已经不再有利可图；而在当时它却是大规模农业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现在小规模经营又成了唯一有利的形式。田庄一个一个地分成了小块土地，分别租给缴纳一定款项的世袭佃农，或者租给分成制农民，这种分成制农民只能获得他们一年劳动生产品的1/6，或者仅仅1/9，他们与其说是佃农，勿宁说是田产看管人。但是这种小块土地主要是交给隶农，他们每年缴纳一定的款项，被束缚在土地上，并且可以跟那块土地一起出售；这种隶农虽不是奴隶，但也◎第149页◎不是自由的，他们不能和自由民通婚，他们相互间的婚姻也不被看作完全有效的，而是像奴隶的婚姻一样，只被看作简单的同居( contubernium)。他们是中世纪农奴的前辈。古典古代的奴隶制，已经过时了。无论在乡村的大规模农业方面，还是在城市的工场手工业方面，它都已经不能提供值得费力去取得的收益，因为它的产品市场已经消失了。帝国繁荣时代的庞大的生产已经收缩为小农业和小手工业，这种小农业和小手工业都不能容纳大量奴隶了。只有富人的家庭奴隶和供他们显示豪华的奴隶，在社会上还有存在余地。但是，日趋灭亡的奴隶制仍然能够使人认为，一切生产劳动都是奴隶的事，让自由的罗马人来做有失他们的身分，而现在人人都是这种自由的罗马人了。结果，一方面，多余而成了累赘的被释奴隶的人数日益增加；另一方面，隶农的人数，破产的自由民（类似美国从前各蓄奴州的白种贫民）的人数，也日益增多。基督教对于古典古代奴隶制的逐渐灭亡是完全没有罪过的。它在罗马帝国和奴隶制同流合污达数世纪之久，以后也从来没有阻止过基督徒买卖奴隶，——既没有阻止过德意志人在北方或威尼斯人在地中海买卖奴隶，也没有阻止过后世买卖黑奴。（注：据克雷莫纳的主教利乌特普朗德说，10世纪在凡尔登，也就是说，在神圣德意志帝国，制造阉人成了一个主要的行业，因为把这些阉人输入西班牙，供摩尔人的后宫使用，可获厚利。（见克雷莫纳的利乌特普朗德《奖赏》第6卷第6章。——150。））奴隶制已不再有利，因此也就灭亡了。但是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民的生产劳动。在这里罗马世界就陷入了绝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民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前者是已经不能再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后者是还不能成为这种形式。只有一次彻底革命才能摆脱这种绝境。◎第150页◎各行省的情况，也不见得好些。我们所有的材料，以关于高卢的为最多。在这里，与隶农并存的，还有自由的小农。他们为了不受官吏、法官和高利贷者的侵害，往往托庇于有权势者以求保护；不仅农民个人这样做，而且整个公社也这样做，以致4世纪的皇帝们屡次发布命令，禁止这种行为。但是寻求保护的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保护者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条件：他们把自己那块土地的所有权转让给他，而他则保证他们终身使用这块土地，——这也就是神圣的教会所心领神会的，并且在9和10世纪竭力仿效以扩张神的国家即教会地产的诡计。诚然，在那个时候，即公元475年左右，马赛的主教萨尔维安还对这种掠夺表示愤慨，并且说，罗马官吏和大地主的压迫已经如此严重，以致许多“罗马人”纷纷逃往野蛮人所占领的地方，而移居那里的罗马公民最怕的是重新落入罗马统治之下。（注：萨尔维安《论神的统治》第5册第8章。——编者注）关于那时父母常常因贫穷而把自己的子女卖为奴隶的事情，为禁止这种行为而颁布的法律就证明了这一点。德意志野蛮人把罗马人从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解放了出来，为此他们便强夺了罗马人全部土地的2/3在自己人当中分配。这一分配是按照氏族制度进行的；由于征服者的人数相对来说较少，仍有广大的土地未被分配，一部分归全体人民占有，一部分归各个部落和氏族占有。在每个氏族内，则用抽签方法把耕地和草地平均分给各户；后来是否进行过重新分配，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这样的做法在罗马各行省不久就取消了，单块的份地变成了可以转让的私有财产即自主地。森林和牧场始终没有分配而留作共同使用；这种使用，以及被分配下去的耕地的耕种方式，都是按照古代的习◎第151页◎俗和全体的决定来调整的。氏族在自己的村落里定居越久，德意志人和罗马人越是逐渐融合，亲属性质的联系就越是让位于地区性质的联系；氏族消失在马尔克公社中了，但在马尔克公社内，它起源于各成员的亲属关系的痕迹往往还是很显著的。可见，至少在保存着马尔克公社的各个国家——在法国北部，在英国，在德国，在斯堪的纳维亚，——氏族制度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地区制度，因而才能够和国家相适应。但是，它仍保存了它那种自然形成而为整个氏族制度所特有的民主性质；甚至在它后来被迫蜕变的时候，也还留下了氏族制度的片断，从而在被压迫者手中留下了一种武器，直到现代还有其生命力。这样，如果说氏族中的血缘纽带很快就丧失了自己的意义，那么，这是血缘纽带的各种机关在部落和整个民族内由于征服而同样发生蜕变的结果。我们知道，对被征服者的统治，是和氏族制度不相容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普遍地看到这一点。各德意志民族做了罗马各行省的主人，就必须把所征服的地区组织管理起来。但是，它们既不能把大量的罗马人吸收到氏族团体里来，又不能通过氏族团体去统治他们。必须设置一种代替物来代替罗马国家，以领导起初大都还继续存在的罗马地方行政机关，而这种代替物只能是另一种国家。因此，氏族制度的机关必须转化为国家机关，并且为时势所迫，这种转化还非常迅速。但是，征服者民族的最近的代表人是军事首长。被征服地区对内对外的安全，要求增大他的权力。于是军事首长的权力转变为王权的时机来到了，这一转变发生了。就拿法兰克王国来说，在这里，胜利了的撒利法兰克人不仅完全占有了广大的罗马国有领地，而且完全占有了一切不曾分配给大大小小的区域公社和马尔克公社的大片土地，特别是全部较大◎第152页◎的林区。从一个普通的最高军事首长变成了真正君主的法兰克国王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这种人民的财产变为王室的财产，从人民方面把它盗窃过来而赠送或赏赐给他的扈从队。这种起初由他的私人军事扈从以及其余的下级军事首长组成的扈从队，不久就膨胀了起来，这不仅由于补入了罗马人即罗马化的高卢人，这些人因为能书写、有教养，懂得罗曼口语、拉丁文言和当地法律很快就变成他所离不开的人，而且还由于也补入了奴隶、农奴和被释奴隶，这些人构成了他的宫廷，他就从他们中间挑选自己的宠儿。所有这些人都得到了大片的人民的田地，这些田地起初多半是赠送给他们，后来就以采邑（注：采邑（beneficium，字面意思是“恩赐”）是8世纪上半叶在法兰克王国盛行的一种赏赐土地的形式。一块块的土地连同居住在土地上的依附的农民一起以采邑的形式授予领用人（采邑主）终身享用，条件是要完成一定的多半是军事性的义务。在领用人或采邑主死亡，或未完成义务以及田园荒芜的情况下，采邑就应当归还给原主或他的继承人，若要恢复采邑关系，就须第二次赏赐。实行分配采邑的不仅有王权，教会，而且还有豪绅巨富。采邑制度促进了封建主阶级、特别是中小贵族的形成，使农民群众处于更加受奴役的地位，同时促进了藩属关系和封建等级制的发展。后来采邑变成了世袭封地。恩格斯在《法兰克时代》这篇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39—599页）中揭示了采邑制度在封建制度形成史上的作用。——153。）的形式赏赐给他们——起初多半是享用到国王去世时为止。这样，就靠牺牲人民而造成了新贵族的基础。不仅如此，由于王国幅员广阔，就不能利用旧的氏族制度的手段来管理了；氏族酋长议事会即使没有老早消失，也已经不能召集了，它很快就被国王的固定亲信所代替；旧的人民大会还继续存在着做做样子，但是也越来越变成纯粹是下级军事首长和新贵的会议。占有土地的自由农民，即法兰克人的主体，正如以前共和制末期的罗马农民一样，也由于连年内战和征服战争、特别是查理大帝时期的征服战争而弄得疲惫不堪和贫困衰败了。这种起初构成全部军队，而在征服法兰西地区以后，又构成该地的核心的农民，到9世纪之初，已穷困到五个人之中难得抽出一个人出去作战了。以前由国王直接召募的自由农民的卫国军，现在已经由新贵的仆从所组成的军队代替。在这些仆从中，还有一些依附农民，他们是那些先前只知有国王而不知有主人，而更早一点根本不知有任何主人，甚至也不知有国王的农民的后裔。在查理大帝的后代统治时，由于国内战争、王权的削弱和相应的贵人跋扈（在这种贵人之中还加上了查理大帝所任命的那些力图把自己的职位变成世袭的郡◎第153页◎守（注：郡守是法兰克王国担任州郡领导的王室官吏。每一个郡守在自己的区域内都享有司法权，可以征税和管辖军队，并在出征的时候统率军队。郡守在任内可以享有王室在该郡的收入的三分之一，并获得赏赐的土地作为酬劳。后来郡守逐渐由王室委派的官员变成了大封建领主，拥有自主权，特别是在877年以后，正式建立了郡守官职的世袭制。——154。）），最后，还由于诺曼人的侵犯，法兰克的农民等级就完全破产了。查理大帝死后50年，法兰克王国便毫无反抗地匍匐在诺曼人的脚下，正和400年前罗马帝国匍匐在法兰克人的脚下一样。不仅对外软弱无能，而且内部的社会秩序（不如说是社会无秩序），差不多也是一样。自由的法兰克农民陷入了与他们的前辈即罗马的隶农一样的处境。他们被战争和掠夺弄得破产，不得不去乞求新贵或教会的保护，因为国王的权力太弱了，已经不能保护他们；不过这种保护使他们不得不付出很高的代价。像以前高卢农民那样，他们必须将自己那块土地的所有权交给保护人，再以各种不同的和变化的形式——不过总不外是力役和代役租——从他那里把这块土地作为租地而租回来。一经陷入这种依附形式，他们也就逐渐地丧失了自己的人身自由；过不了几代，他们大多数已经都是农奴了。自由的农民等级灭亡得多么迅速，这从伊尔米农所编的圣日尔曼－德－普雷修道院（当时在巴黎附近，现在巴黎市内）的地产登记册（注：指9世纪编成的圣日耳曼－德－普雷修道院地产登记册（地产、人口和收入登记册），以《修道院院长伊尔米农地产登记册》的名称而闻名。恩格斯从地产登记册中引用的材料大概载于保·罗特《远古至十世纪采邑制度史》1850年埃朗根版第378页。——154。）中可以得到证明。这个修道院的地产散布四周，面积极为广大，还在查理大帝在世的时候，就住有2 788户人家，差不多全是取德意志名字的法兰克人。其中2 080户是隶农，35户是黎特，220户是奴隶，只有8 户是自由的佃农！保护人让农民把自己那块土地交归他所有，然后仅仅是再将这块土地交回农民终身使用，这个曾被萨尔维安宣布为背神行为的习俗，如今到处被教会施加在农民身上了。现在日益盛行的徭役，其原型既是罗马的安加利（注：安加利是罗马帝国中派给居民的义务，规定居民必须提供马匹和挑夫为政府运输；后来范围更加扩大了，成为居民的沉重负担。——154。），即为国家所服的强制劳役，又是德意志马尔克公社成员为修桥、筑路，以及其他共同目的而出的工役。这样一来，居民的主体在过了400 年以后好像完全又回到起初的状况去了。然而，这不过证明两点：第一，没落时期罗马帝国的社会分◎第154页◎化和财产分配，是跟当时的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水平完全相适应的，因而是不可避免的；第二，这一生产水平在以后400年间，并没有根本性的下降和上升，因此，才以同样的必然性重新产生了同样的财产分配和同样的居民阶级。在罗马帝国的最后数百年间，城市丧失了它从前对乡村的统治，而在德意志人统治的最初数百年间，也没有把它恢复起来。这是由农业与工业的发展程度很低决定的。这样一个总的状况，必然产生居于统治地位的大地主和依附的小农。要把使用奴隶劳动的罗马大庄园经济或使用徭役的新的大规模经营嫁接在这种社会上面是多么不可能，这可以从查理大帝用著名皇室田庄所作的几乎没有留下痕迹的庞大实验中得到证明。只有修道院才又继续了这种实验，也只是对修道院说来才获益甚丰；但是修道院是以独身生活为基础的非正常的社会团体；它们可能会有例外的成绩，然而正因为如此，才不能不永远是一个例外。但在这400年间，毕竟是继续前进了。即使我们在这一时期末所看到的主要阶级差不多跟初期一样，但构成这些阶级的人却已经不同了。古典古代的奴隶制已经消失；破产的、贫穷的、轻视劳动为奴隶贱事的自由民也已经消失。介于罗马隶农和新的农奴之间的是自由的法兰克农民。奄奄一息的罗马世界的“无益的回忆与徒然的斗争”已经死亡并且被埋葬了。9世纪的社会阶级，不是在垂死文明的沉沦中，而是在新文明诞生的阵痛中形成的。新的世代，无论是主人还是仆从，跟他们的罗马前辈比较起来，已经是成年人的世代了。有权势的地主和服劳役的农民之间的关系，对罗马前辈来说曾经是古典古代世界毫无出路的没落形式，现在对新的世代来说则是新发展的起点。其次，不论这400 年看起来多么没有成果， 可是却留下了一个重大的成果：这就是一些现代的民族 [mod◎第155页◎erne Nationalit?ten]，亦即西欧人类为了未来的历史而实行的分化和改组。德意志人确实重新使欧洲有了生气，因此，日耳曼时期的国家解体过程才不是以诺曼－萨拉秦人的征服而告终，而是以采邑制度和保护关系（依附制度（注：依附制度是从8至9世纪起在欧洲盛行的农民受封建主“保护”，或者小封建主受大封建主“保护”的形式之一，接受保护要履行一定的条件，即为“保护人”服兵役和其他徭役，并把自己的土地交给“保护人”，然后以有条件地占有的形式领回这些土地。这对于那些迫于暴力而不得不如此做的农民来说，意味着人身自由的丧失，而对于小封建主来说，则意味着处于大封建主的藩属的地位，因而依附制度一方面促使农民沦入受奴役的境地，另一方面巩固了封建等级制度。——156。） ）的进一步发展为封建制度而告终，（注：以下直到本段结束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而人口也有了这样巨大的增长，以致能够完好无恙地经受了不到200年后的十字军远征的大流血。然而，德意志人究竟是用了什么神秘的魔法，给垂死的欧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呢？是不是像我们的沙文主义的历史编纂学所虚构的那样，德意志种族天生有一种特别的魔力呢？决不是。德意志人，尤其在当时，是一个天资高的雅利安族系，并且正处在生机勃勃的发展中。但是使欧洲返老还童的，并不是他们的特殊的民族特点，而只是他们的野蛮状态，他们的氏族制度而已。他们的个人才能和勇敢，他们的自由意识，以及把一切公共的事情看作是自己的事情的民主本能，总之，是罗马人所丧失的一切品质，而仅仅这些品质就能从罗马世界的污泥中造成新的国家，培养出新的民族[neue Nationalit?ten]——所有这一切，如果不是高级阶段野蛮人的特征——他们的氏族制度的果实，又是什么呢？如果说，德意志人改革了专偶制的古代形式，缓和了男子在家庭中的统治，给了妇女以比古典世界任何时期都更高的地位，那么，使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如果不是他们的野蛮状态、他们的氏族习惯，如果不是他们仍有母权制时代的遗风，又是什么呢？如果说，他们至少在三个最重要的国度——德国、法国北部和英国——以马尔克公社的形式保存下来一部分真正的氏族制度，并把它带到封建国家里去，从而使被压迫阶级即农民甚至在中世◎第156页◎纪农奴制的最严酷条件下，也能有地方性的团结即一个抵抗的手段，而这一手段无论在古典古代的奴隶那里或者在近代的无产阶级那里都没有这样现成，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如果不是他们的野蛮状态、如果不是他们的纯粹野蛮人的按血族定居的方式，又是什么呢？最后，如果说，他们能把那种在他们的故乡已经实行的比较温和的隶属形式——在罗马帝国，奴隶制也日益转化为这种形式——发展起来，并使之成为唯一的形式，而这种隶属形式，正如傅立叶最早强调指出的（注：沙·傅立叶《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第3版；《傅立叶全集》1846年巴黎版第1卷第220页。——157。），给被奴役者提供了一个使自己作为阶级而逐渐获得解放的手段(fournit　aux　cultivateurs　desmoyens d’ affranchissement collectif et progressif（注：给土地耕种者提供了一个获得集体和逐渐解放的手段。——编者注）），因此之故，这种形式大大胜过奴隶制——在奴隶制下，只能有单个人不经过过渡状态而立即获得释放（古代是没有用胜利的起义来消灭奴隶制的事情的），而中世纪的农奴实际上却作为阶级而逐渐实现了自己的解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一切如果不是归功于他们的野蛮状态（由于这种野蛮状态，他们还没有达到形成了的奴隶制：既没有达到古典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也没有达到东方的家庭奴隶制），又归功于什么呢？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而德意志人在民族大迁徙之前已经达到并努力开拓的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对于这一过程恰好最为适宜。这就说明了一切。◎第157页◎九　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我们已经根据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人这三大实例，探讨了氏族制度的解体。最后，我们来研究一下那些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已经破坏了氏族社会组织，而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又把它完全消灭的一般经济条件。在这里，马克思的《资本论》对我们来说是和摩尔根的著作同样必要的。氏族在蒙昧时代中级阶段发生，在高级阶段继续发展起来，就我们现有的资料来判断，到了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它便达到了全盛时代。所以现在我们就从这一阶段开始。这一阶段应当以美洲红种人为例；在这一阶段上，我们发现氏族制度已经完全形成。一个部落分为几个氏族，通常是分为两个（注：“通常是分为两个”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随着人口的增加，这些最初的氏族每一个又分裂为几个女儿氏族，对这些女儿氏族来说，母亲氏族便是胞族；部落本身分裂成几个部落，在其中的每一个部落中，我们多半又可以遇到那些老氏族；部落联盟至少是在个别情况下把亲属部落联合在一起。这种简单的组织，是同它所由产生的社会状态完全适应的。它无非是这种社会状态所特有的、自然长成的结构；它能够处理在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内部一切可能发生的冲突。对外的冲突，则由战争来解决；这种战争可能以部落的消灭而告终，但从没能以它的被奴役而告终。氏族制度的伟大，但同时也是它的局限，就在于这里没有统治◎第158页◎和奴役存在的余地。在氏族制度内部，还没有权利和义务的分别；参与公共事务，实行血族复仇或为此接受赎罪，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这种问题，对印第安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在印第安人看来，这种问题正如吃饭、睡觉、打猎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的问题一样荒谬。同样，部落和氏族分为不同的阶级也是不可能的。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对这种状态的经济基础加以研究了。人口是极其稀少的；只有在部落的居住地才比较稠密，在这种居住地的周围，首先是一片广大的狩猎地带，其次是把这个部落同其他部落隔离开来的中立的防护森林。分工是纯粹自然产生的；它只存在于两性之间。男子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原料，并制作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妇女管家，制备衣食——做饭、纺织、缝纫。男女分别是自己活动领域的主人：男子是森林中的主人，妇女是家里的主人。男女分别是自己所制造的和所使用的工具的所有者：男子是武器、渔猎用具的所有者，妇女是家内用具的所有者。家户经济是共产制的，包括几个、往往是许多个家庭。（注：特别是在美洲的西北沿岸，见班克罗夫特的著作。在夏洛特皇后群岛上的海达人部落中，还有700 人聚居在一所房屋中的家户经济。在努特卡人那里，整个部落都聚居在一所房屋中生活。）凡是共同制作和使用的东西，都是共同财产：如房屋、园圃、小船。所以，在这里，而且也只有在这里，才真正存在着文明社会的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所捏造的“自己劳动所得的财产”——现代资本主义所有制还依恃着的最后一个虚伪的法律借口。但是，人并不是到处都停留在这个阶段。在亚洲，他们发现了可以驯服和在驯服后可以繁殖的动物。野生的雌水牛，需要去猎取；但已经驯服的雌水牛，每年可生一头小牛，此外还可以挤奶。有◎第159页◎些最先进的部落——雅利安人、闪米特人，也许还有图兰人，——其主要的劳动部门起初就是驯养牲畜，只是到后来才又有繁殖和看管牲畜。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生产的生活资料，不仅比其余的野蛮人多，而且也不相同。同其余的野蛮人比较，他们不仅有数量多得多的乳、乳制品和肉类，而且有兽皮、绵羊毛、山羊毛和随着原料增多而日益增加的纺织物。这就第一次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在更早的阶段上，只能有偶然的交换；制造武器和工具的特殊技能，可能导致暂时的分工。例如，在许多地方，都发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作坊的无可置疑的遗迹；在这种作坊中发展了自己技能的匠人，大概是靠全体和为全体工作，正如印度的氏族公社的终身手艺人至今仍然如此一样。在这个阶段上，除了部落内部发生的交换以外，决不可能有其他的交换，而且，即使是部落内部的交换，也仍然是一种例外的事件。相反地，自从游牧部落分离出来以后，我们就看到，各不同部落的成员之间进行交换以及它作为一种经常制度来发展和巩固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起初是部落和部落之间通过各自的氏族酋长来进行交换；但是当畜群开始变为特殊财产（注：在1884年版中不是“特殊财产”，而是“私有财产”。——编者注）的时候，个人交换便越来越占优势，终于成为交换的唯一形式。不过，游牧部落用来同他们的邻人交换的主要物品是牲畜；牲畜变成了一切商品都用它来估价并且到处乐于同它交换的商品——一句话，牲畜获得了货币的职能，在这个阶段上就已经起货币作用了。在商品交换刚刚产生的时候，对货币商品的需求，就以这样的必然性和速度发展起来了。园圃种植业大概是亚洲的低级阶段野蛮人所不知道的，但它◎第160页◎在那里作为田野耕作的先驱而出现不迟于中级阶段。在图兰平原的气候条件下，在漫长而严寒的冬季，没有饲料储备，游牧生活是不可能的；因此，牧草栽培和谷物种植，在这里就成了必要条件。黑海以北的草原，也是如此。但谷物一旦作为家畜饲料而种植，它很快也成了人类的食物。耕地仍然是部落的财产，最初是交给氏族使用，后来由氏族交给家庭公社使用，最后（注：“交给家庭公社使用，最后”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交给个人使用；他们对耕地或许有一定的占有权，但是没有更多的权利。在这一阶段工业的成就中，特别重要的有两件。第一是织布机；第二是矿石冶炼和金属加工。铜、锡以及二者的合金——青铜是顶顶重要的金属；青铜可以制造有用的工具和武器，但是并不能排挤掉石器；这一点只有铁才能做到，而当时还不知道冶铁。金和银已开始用于首饰和装饰，其价值肯定已比铜和青铜高。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同时，这也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个体家庭的每个成员所担负的每日的劳动量。吸收新的劳动力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了。战争提供了新的劳动力：俘虏变成了奴隶。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领域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至于畜群怎样并且在什么时候从部落或氏族的共同占有变为各个家庭首长的财产，我们至今还不得而知。不过，基本上，这一过◎第161页◎渡一定是在这个阶段上发生的。随着畜群和其他新的财富的出现，便发生了对家庭的革命。谋取生活资料总是男子的事情，谋取生活资料的工具是由男子制造的，并且是他们的财产。畜群是新的谋取生活资料的工具，最初对它们的驯养和以后对它们的照管都是男子的事情。因此，牲畜是属于他们的；用牲畜交换来的商品和奴隶，也是属于他们的。这时谋生所得的全部剩余都归了男子；妇女参加它的享用，但在财产中没有她们的份儿。“粗野的”战士和猎人，以在家中次于妇女而占第二位为满足，但“比较温和的”牧人，却依恃自己的财富挤上了首位，把妇女挤到了第二位。而妇女是不能抱怨的。家庭内的分工决定了男女之间的财产分配；这一分工仍然和以前一样，可是它现在却把迄今所存在的家庭关系完全颠倒了过来，这纯粹是因为家庭以外的分工已经不同了。从前保证妇女在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同一原因——妇女只限于从事家务劳动，——现在却保证男子在家中占统治地位：妇女的家务劳动现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经相形见绌；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在这里就已经表明，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力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融化在公共的事业中。随着男子在家中的实际统治的确立，实行男子独裁的最后障碍便崩毁了。这种独裁，由于母权制的倾覆、父权制的实行、对偶婚制向专偶制的逐步过渡而被确认，并且永久化了。但是这样一来，◎第162页◎在古代的氏族制度中就出现了一个裂口：个体家庭已经成为一种力量，并且以威胁的姿态起来与氏族对抗了。下一步把我们引向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铁剑时代，但同时也是铁犁和铁斧的时代。铁已在为人类服务，它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所谓最后的，是指直到马铃薯的出现为止。铁使更大面积的田野耕作，广阔的森林地区的开垦，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硬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所有这些，都是逐渐实现的；最初的铁往往比青铜还软。所以，石制武器只是慢慢地消失的；不仅在《希尔德布兰德之歌》（注：《希尔德布兰德之歌》这部英雄史诗，是8世纪古代德意志叙事诗文献，保留下来的是一些片断。——136、163。） 中，而且在1066年的黑斯廷斯会战中（注：1066年10月14日侵入英国的诺曼底公爵威廉的军队在黑斯廷斯附近同盎格鲁撒克逊人发生了战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军队由于在自己的军事组织中还保持着公社制度的残余，使用的武器装备也是原始的，因此被击败了。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哈罗德战死，而威廉则成了英国国王，称威廉一世，史称征服者威廉一世。——163。）都还使用石斧。但是，进步现在是不可遏止地、更少间断地、更加迅速地进行着。用石墙、城楼、雉堞围绕着石造或砖造房屋的城市，已经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中心；这是建筑艺术上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是危险增加和防卫需要增加的标志。财富在迅速增加，但这是个人的财富；织布业、金属加工业以及其他一切彼此日益分离的手工业，显示出生产的日益多样化和生产技术的日益改进；农业现在除了提供谷物、豆科植物和水果以外，也提供植物油和葡萄酒，这些东西人们已经学会了制造。如此多样的活动，已经不能由同一个人来进行了；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生产的不断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提高了人的劳动力的价值；在前一阶段上刚刚产生并且是零散现象的奴隶制，现在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根本的组成部分；奴隶们不再是简单的助手了；他们被成批地赶到田野和工场去劳动。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不仅有部落内部和部落边◎第163页◎境的贸易，而且海外贸易也有了。然而，所有这一切都还很不发达；贵金属开始成为占优势的和普遍性的货币商品，但是还不是铸造的货币，只是不作加工按重量交换罢了。除了自由民和奴隶的差别以外，又出现了富人和穷人的差别，——随着新的分工，社会又有了新的阶级划分。各个家庭首长之间的财产差别，炸毁了各地迄今一直保存着的旧的共产制家庭公社；同时也炸毁了为这种公社而实行的土地的共同耕作。耕地起初是暂时地、后来便永久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它向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过渡，是逐渐进行的，是与对偶婚制向专偶制的过渡平行地发生的。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了。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融合，从而分开的各个部落领土融合为一个民族[Volk]的整个领土，也成为必要的了。民族的军事首长——勒克斯，巴赛勒斯，狄乌丹斯，——成了不可缺少的常设的公职人员。还不存在人民大会的地方，也出现了人民大会。军事首长、议事会和人民大会构成了继续发展为军事民主制的氏族社会的各机关。其所以称为“军事”，是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经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功能。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掠夺在他们看来比劳动获得更容易甚至更光荣。以前打仗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打仗，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了经常性的行当。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深壕宽堑成了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高耸入文明时代了。内部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的权力；习惯地由同一家◎第164页◎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特别是从父权制实行以来，就逐渐转变为世袭制，他们最初是耐心等待，后来是要求，最后便僭取这种世袭制了；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于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渐挣脱了自己在民族中，在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近部落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独立的、压迫和统治自己人民的机关了。但是，如果不是对财富的贪欲把氏族成员分裂成富人和穷人，如果不是“同一氏族内部的财产差别把利益的一致变为氏族成员之间的对抗”（马克思语）（注：参看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22页）。——165。），如果不是奴隶制的盛行已经开始使人认为用劳动获取生活资料是只有奴隶才配做的、比掠夺更可耻的活动，那么这种情况是决不会发生的。　　　　　　　　　　　　　——这样，我们就走到文明时代的门槛了。它是由分工方面的一个新的进步开始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人们只是直接为了自身的消费而生产；间或发生的交换行为也是个别的，只限于偶然的剩余物。在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我们看到游牧民族已经有牲畜作为财产，这种财产，到了畜群具有相当规模的时候，就可以经常提供超出自身消费的若干余剩；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游牧民族和没有畜群的落后部落之间的分工，从而看到了两个并存的不同的生产阶段，也就是看到了进行经常交换的条件。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进一步又发生了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分工，于是劳动产品中日益增加的一部分是直接为了交换而生产的，这就把单个生产者之间的交换提升为社会的生活必需。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各次分工，特别是通过加剧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或者是像古代那样，城市在经济上统治乡村，或者是像中世纪那样，乡村在经济◎第165页◎上统治城市）而使之巩固和加强，此外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在此以前，阶级的形成的一切萌芽，还都只是与生产相联系的；它们把从事生产的人分成了领导者和执行者，或者分成了规模较大和较小的生产者。这里首次出现一个阶级，它根本不参与生产，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双方都进行剥削。在可以使生产者免除交换的辛劳和风险，可以使他们的产品的销路扩展到遥远的市场，而自己因此就成为一个居民的最有用的阶级的借口下，一个寄生阶级，真正的社会寄生虫阶级形成了，它从国内和国外的生产上榨取油水，作为对自己的非常有限的实际贡献的报酬，它很快就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相应的社会影响；正因为如此，它在文明时期便取得了越来越荣誉的地位和对生产的越来越大的统治权，直到最后它自己也生产出自己的产品——周期性的商业危机为止。不过，在我们正在考察的这个发展阶段上，年轻的商人阶级还丝毫没有预感到它未来的伟大事业。但是这个阶级正在形成并且使自己成为必不可少的，而这就够了。随着它，出现了金属货币即铸币，随着金属货币就出现了非生产者统治生产者及其生产的新手段。商品的商品被发现了，这种商品以隐蔽的方式包含着其他一切商品，它是可以任意变为任何值得向往和被向往的东西的魔法手段。谁有了它，谁就统治了生产世界。但是谁首先有了它呢？商人。对货币的崇拜掌握在他手中是万无一失的。他尽心竭力地叫人们知道，一切商品，从而一切商品生产者，都应该毕恭毕敬地匍匐在货币面前。他在实践上证明，在这种财富本身的化身面前，其他一切财富形式都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以后货币的权力再也没◎第166页◎有像在它的这个青年时代那样，以如此原始的粗野和横暴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使用货币购买商品之后，出现了货币借贷，随着货币借贷出现了利息和高利贷。后世的立法，没有一个像古雅典和古罗马的立法那样残酷无情地、无可挽救地把债务人投在高利贷债权人的脚下，——这两种立法都是作为习惯法而自发地产生的，都只有经济上的强制。除了表现为商品和奴隶的财富以外，除了货币财富以外，这时还出现了表现为地产的财富。各个人对于原来由氏族或部落给予他们的小块土地的占有权，现在变得如此牢固，以致这些小块土地作为世袭财产而属于他们了。他们最近首先力求实现的，正是要摆脱氏族公社索取这些小块土地的权利，这种权利对他们已成为桎梏了。这种桎梏他们是摆脱了，但是不久他们也失去了新的土地所有权。完全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权，不仅意味着不折不扣和毫无限制地占有土地的可能性，而且也意味着把它出让的可能性。只要土地是氏族的财产，这种可能性就不存在。但是，当新的土地占有者彻底摆脱了氏族和部落的最高所有权这一桎梏的时候，他也就挣断了迄今把他同土地密不可分地连在一起的纽带。这意味着什么，和土地私有权同时被发明出来的货币，向他作了说明。土地现在可以成为出卖和抵押的商品了。土地所有权刚一确立，抵押就被发明出来了（见关于雅典的一章）。像淫游和卖淫紧紧跟着专偶制而来一样，如今抵押也紧紧跟着土地所有权而来了。你们曾希望有完全的、自由的、可以出售的土地所有权，那么好了，现在你们得到它了——这就是你所希望的，乔治·唐丹！（注：莫里哀《乔治·唐丹》第1幕第9场。——编者注）这样，随着贸易的扩大，随着货币和货币高利贷、土地所有权◎第167页◎和抵押的产生，财富便迅速地积聚和集中到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与此同时，大众日益贫困化，贫民的人数也日益增长。新的财富贵族，只要从一开始就恰巧不是旧的部落显贵，便把部落显贵完全排挤到后面去了（在雅典，在罗马，以及在德意志人中间）。随着这种按照财富把自由民分成各个阶级的划分，奴隶的人数特别是在希腊便大大增加起来（注：雅典奴隶的人数见前第117 页。在科林斯城全盛时代，奴隶的人数达46万人，在埃吉纳达47万人；在这两个地方奴隶的人数都等于自由民的十倍。），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现在我们来看看，在这种社会变革中，氏族制度怎么样了。面对着没有它的参与而兴起的新因素，它显得软弱无力。氏族制度的前提，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成员共同生活在纯粹由他们居住的同一地区中。这种情况早已不存在了。氏族和部落到处都杂居在一起，到处都有奴隶、被保护民和外地人在公民中间居住着。直到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末期才达到的定居状态，由于居住地受商业活动、职业变换和土地所有权转让的影响而变动不定，所以时常遭到破坏。氏族团体的成员再也不能集会来处理自己的共同事务了；只有不重要的事情，例如宗教节日，还勉强能够安排。除了氏族团体有责任并且能够予以保证的需要和利益以外，由于谋生条件的变革及其所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又产生了新的需要和利益，这些新的需要和利益不仅同旧的氏族制度格格不入，而且还千方百计在破坏它。由于分工而产生的手工业集团的利益，城市的对立于乡村的特殊需要，都要求有新的机构；但是，每一个这种集团都是由属于极不相同的氏族、胞族和部落的人们组成的，甚至还包括外地人◎第168页◎在内；因此，这种机构必须在氏族制度以外，与它并列地形成，从而又是与它对立的。——同时，在每个氏族团体中，也表现出利益的冲突，这种冲突由于富人和穷人、高利贷者和债务人结合于同一氏族和同一部落中而达到最尖锐的地步。——此外，又加上了大批新的、外氏族公社的居民，他们在国内已经能够成为一种力量，像罗马的情况那样，同时他们人数太多，不可能被逐渐接纳到血缘亲属的血族和部落中来。氏族公社作为一种封闭的享有特权的团体对抗着这一批居民；原始的自然形成的民主制变成了可憎的贵族制。——最后，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但是现在产生了这样一个社会，它由于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然分裂为自由民和奴隶，进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而这个社会不仅再也不能调和这种对立，反而必然使这些对立日益尖锐化。一个这样的社会，只能或者存在于这些阶级相互间连续不断的公开斗争中，或者存在于第三种力量的统治下，这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着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的冲突，顶多容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所谓合法形式决出结果来。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第169页◎　　　　　　　　　　　　——前面我们已经分别考察了国家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兴起的三种主要形式。雅典是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在罗马，氏族社会变成了封闭的贵族制，它的四周则是人数众多的、站在这一贵族制之外的、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平民；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血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而氏族贵族和平民不久便完全融化在国家中了。最后，在战胜了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人中间，国家是直接从征服广大外国领土中产生的，氏族制度不能提供任何手段来统治这样广阔的领土。但是，由于同这种征服相联系的，既不是跟旧有居民的严重斗争，也不是更加进步的分工；由于被征服者和征服者差不多处于同一经济发展阶段，从而社会的经济基础依然如故，所以，氏族制度能够以改变了的、地区的形式，即以马尔克制度的形式，继续存在几个世纪，甚至在以后的贵族血族和城市望族的血族中，甚至在农民的血族中，例如在迪特马申（注：对于氏族的本质至少已有大致概念的第一个历史编纂学家是尼布尔，这应归功于他熟悉迪特马申（迪特马申是德国北部的一个地区，曾是自由民的一个要塞。自由民曾长期保留公社制度，反抗德国和丹麦封建主的征服。从12世纪中叶起迪特马申的居民逐渐取得独立。旧的地方贵族到13世纪事实上已经消失，在独立时期迪特马申仍是自治的农民公社的总和，这些农民公社的基础在许多地方都是旧有的农民氏族。到14世纪，迪特马申的最高权力属于全体土地自由占有者大会，后来转归三个选举产生的委员会。1559年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和荷尔斯泰因公爵约翰和阿道夫的军队摧毁了迪特马申居民的反抗，胜利者瓜分了这个地区。但是公社制度和部分自治在迪特马申一直保存到19世纪下半叶。——170。）的血族。但是他的错误也是直接由此而来的。），还以削弱了的形式复兴了一个时期。可见，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注：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57和360节。该书第1版于1821年在柏林出版。——170。）确切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由血缘关系形成和联结起来的旧的氏族公社已经很不够了，这多半是因为它们是以氏族成员被束缚在一定地区为前提的，而这种束缚早已不复存在。地区依然，但◎第170页◎人们已经是流动的了。因此，按地区来划分就被作为出发点，并允许公民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实现他们的公共权利和义务，不管他们属于哪一氏族或哪一部落。这种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因此，我们才觉得这种办法很自然；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当它在雅典和罗马能够代替按血族来组织的旧办法以前，曾经需要进行多么顽强而长久的斗争。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经不再直接就是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了。这个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奴隶也包括在居民以内；9万雅典公民，对于365 000奴隶来说，只是一个特权阶级。雅典民主制的国民军，是一种贵族的、用来对付奴隶的公共权力，它控制奴隶使之服从；但是如前所述，为了也控制公民使之服从，宪兵队也成为必要了。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在阶级对立还没有发展起来的社会和偏远的地区，这种公共权力可能极其微小，几乎是若有若无的，像有时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某些地方所看到的那样。但是，随着国内阶级对立的尖锐化，随着彼此相邻的各国的扩大和它们人口的增加，公共权力就日益加强。就拿我们今天的欧洲来看吧，在这里，阶级斗争和争相霸占已经把公共权力提升到大有吞食整个社会甚至吞食国家之势的高度。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捐税是以前的氏族社会完全没有的。但是现在我们却十分熟悉它了。随着文明时代的向前进展，甚至捐税也不够了；国家就发行期票，借债，即发行公债。关于这点，老欧洲也已经屡见不鲜了。◎第171页◎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他们作为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代表，必须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凭借这种法律，他们享有了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文明国家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构加在一起还要大的“权威”；但是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酋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后者是站在社会之中，而前者却不得不企图成为一种处于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的东西。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17世纪和18世纪的专制君主制，就是这样，它使贵族和市民等级彼此保持平衡；法兰西第一帝国特别是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也是这样，它唆使无产阶级去反对资产阶级，又唆使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显得同样滑稽可笑的这方面的最新成就，就是俾斯麦国家的新的德意志帝国：在这里，资本家和工人彼此保持平衡，并为了破落的普鲁士土容克的利益而遭受同等的欺骗。◎第172页◎此外，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这直接地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阶级的组织。在按照财产状况划分阶级的雅典和罗马，就已经是这样。在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中，也是这样，在那里，政治的权力地位是按照地产来排列的。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的选举资格，也是这样。但是，对财产差别的这种政治上的承认，决不是本质的东西。相反地，它标志着国家发展的低级阶段。国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国，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条件下正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决定性斗争只能在其中进行到底的国家形式，——这种民主共和国已经不再正式讲什么财产差别了。在这种国家中，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而公债越增长，股份公司越是不仅把运输业而且把生产本身集中在自己手中，越是把交易所变成自己的中心，这一联盟就越容易实现。除了美国以外，最新的法兰西共和国，也是这方面的一个显著例证，甚至一本正经的瑞士，在这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成绩。不过，为了使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这种兄弟般的联盟，并不一定要有民主共和国，除英国以外，新的德意志帝国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德国，很难说普选制究竟是把谁抬得更高，是把俾斯麦还是把布莱希勒德。最后，有产阶级是直接通过普选制来统治的。只要被压迫阶级——在我们这里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行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但是，随着被压迫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第173页◎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真正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　　　　　——所以，根据以上所述，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先前的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在本质上是共同的生产，同样，消费也是在较大或较小的共产制共同体内部直接分配产品。生产的这种共同性是在极狭小的范围内实现的，但是它随身带来的是生产者对自己的生产过程和产品的支配。他们知道，产品的结局将是怎样：他们把产品消费掉，产品不离开他们的手；只要生产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它就不可能越出生产者的支配范围，也不会产生鬼怪般的、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像在文明时代经常地和不可避免地发生的那样。◎第174页◎但是，分工慢慢地侵入了这种生产过程。它破坏生产和占有的共同性，它使个人占有成为占优势的规则，从而产生了个人之间的交换，——这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前面已经探讨过了。商品生产逐渐地成了统治的形式。随着商品生产，即不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交换的生产的出现，产品必然易手。生产者在交换的时候交出自己的产品；他不再知道产品的结局将会怎样。当货币以及随货币而来的商人作为中间人插进生产者之间的时候，交换过程就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产品的最终命运就变得更加不确定了。商人是很多的，他们谁都不知道谁在做什么。商品现在已经不仅是从一手转到另一手，而且是从一个市场转到另一个市场；生产者丧失了对自己生活领域内全部生产的支配权，这种支配权商人也没有得到。产品和生产都任凭偶然性来摆布了。但是，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作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们早就证实，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去实现自己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然而适用于自然界的，也适用于社会。一种社会活动，一系列社会过程，越是超出人们的自觉的控制，越是超出他们支配的范围，越是显得受纯粹的偶然性的摆布，它所固有的内在规律就越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这种偶然性中去实现自己。这种规律也支配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偶然性：它们作为异己的、起初甚至是未被认识的、其本性尚待努力研究和探索的力量，同各个生产者和交换的参加者相对立。商品生产的这些经济规律，随这个生产形式的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是总的说来，整个文明期都处在这些规律的支配之下。直到今天，产品仍然支配着生产者；直到今天，社会的全部生产仍然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计划，而是由盲目的规律来◎第175页◎调节，这些盲目的规律，以自发的威力，最后在周期性商业危机的风暴中显示着自己的作用。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在相当早的生产发展阶段上，人的劳动力就能够提供大大超过维持生产者生存所需要的产品了，这个发展阶段，基本上就是产生分工和个人之间的交换的那个阶段。这时，用不了多久就又发现一个伟大的“真理”：人也可以成为商品；如果把人变为奴隶，人力（注：在1884年版中不是“人力”，而是“人的劳动力”。——编者注）也是可以交换和消费的。人们刚刚开始交换，他们本身也就被交换起来了。主动态变成了被动态，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文明时代所由以开始的商品生产阶段，在经济上有下列特征：(1) 出现了金属货币，从而出现了货币资本、利息和高利贷；(2) 出现了作为生产者之间的中间阶级的商人；(3)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和抵押；(4)出现了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的奴隶劳动。与文明时代相适应并随着它而彻底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的家庭形式是专偶制、男子对妇女的统治，以及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的个体家庭。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此外，文明时代还有如下的特征：一方面，是把城市和◎第176页◎乡村的对立作为整个社会分工的基础固定下来；另一方面，是实行所有者甚至在死后也能够据以处理自己财产的遗嘱制度。这种同古代氏族制度直接冲突的制度，在雅典直到梭伦时代之前还没有过；在罗马，它很早就已经实行了，究竟在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注：拉萨尔的《既得权利体系》（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第2部：《罗马和日耳曼继承权在历史—哲学发展中的实质》。该书第1版于1861年在莱比锡出版。——177。）一书第二部的中心，主要是这样一个命题：罗马的遗嘱制同罗马本身一样古老，以致在罗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无遗嘱制的时代”，遗嘱制确切些说是在罗马以前的时代从对死者的崇拜中产生的。拉萨尔作为一个虔诚的老年黑格尔派，不是从罗马人的社会关系中，而是从意志的“思辨概念”中引伸出罗马的法的规定，从而得出了上述的完全非历史的论断。这在该书中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该书根据同一个思辨概念得出结论，认为在罗马的继承制中财产的转移纯粹是次要的事情。拉萨尔不仅相信罗马法学家，特别是较早时期的罗马法学家的幻想，而且还比他们走得更远。）；在德意志人中间，这种制度是由教士引入的，为的是使诚实的德意志人能够毫无阻碍地将自己的遗产遗赠给教会。文明时代以这种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如果说在文明时代的怀抱中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在积累财富方面的现代的一切积聚财富的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罢了。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第177页◎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这一情况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机器的采用，其后果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如果说在野蛮人中间，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大能够区别权利和义务，那么文明时代却使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对立连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因为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但是，这并不是应该如此的。凡对统治阶级是好的，对整个社会也应该是好的，因为统治阶级把自己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了。所以文明时代越是向前进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是实行习惯性的伪善，这种伪善，无论在较早的那些社会形式下还是在文明时代初期阶段都是没有的，并且最后在下述说法中达到了极点：剥削阶级对被压迫阶级进行剥削，完全是为了被剥削阶级本身的利益；如果被剥削阶级不懂得这一点，甚至想要造反，那就是对行善的人即对剥削者的一种最卑劣的忘恩负义行为。（注：我最初打算引用散见于沙尔·傅立叶著作中的对文明时代的卓越的批判，同摩尔根和我自己对文明时代的批判并列。可惜我没有时间来做这个工作了。现在我只想说明，傅立叶已经把专偶制和土地所有制作为文明时代的主要特征，他把文明时代叫作富人对穷人的战争。同样，我们也发现他有一个深刻的观点，即认为在一切不完善的、分裂为对立面的社会中，个体家庭(les familles incohérentes)是一种经济单位。）现在把摩尔根对文明时代的评断引在下面作一个结束：“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第178页◎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摩尔根《古代社会》第552页）写于1884年3月底-5月26日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203页原文是德文1884年以单行本形式在苏黎世出版◎第179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恩格斯　马克思和《新莱茵报》*（注：《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是德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　 《新莱茵报》起了教育和鼓舞人民群众的作用。阐述报纸对德国和欧洲革命的重要观点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尽管遭到当局的种种迫害和阻挠，《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同时又加紧迫害《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致使该报被迫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报纸的编辑在致科隆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180、204、401、506。）（1848-1849年）（注：《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是恩格斯纪念马克思逝世一周年为《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注294）撰写的。——180。）当二月革命（注：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资产阶级手里。——180、197、484。）爆发的时候，我们所称的德国“共产党”仅仅是一个人数不多的核心，即作为秘密宣传团体而组成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注：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正确，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驻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5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见注119）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和指导中心。）（注：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仍然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继续开展活动。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反对它无视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同盟与该集团的分裂。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见本卷第190—210页。——180、720。）。同盟之所以是秘密的，只是因为当时在德国没有结社和集会的权利。同盟除了得以从中吸收盟员的国外各工人协会之外，在本国大约有30个支部或小组，此外，在许多地方还有单个的盟员。但是，这个不大的战斗队，却拥有一个大家都乐于服从的，第一流的领袖马克思，并且赖有他才拥有一个至今还完全适用的原则性的和策略的纲领——《共产党宣言》。这里应该谈到的首先是纲领的策略部分。这一部分一般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第180页◎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注：见本选集第1卷第285页。——编者注）而对于德国党，则特别指出：“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等等（《宣言》第4章）（注：见本选集第1卷第306-307页。——编者注）。从来没有一个策略纲领像这个策略纲领一样是得到了证实的。它在革命前夜被提出后，就经受住了这次革命的检验；并且从那时起，任何一个工人政党每当背离这个策略纲领的时候，都因此而受到了惩罚。而现在，差不多过了40年以后，它已经成为欧洲——从马德里到彼得堡所有坚决而有觉悟的工人政党的准则。巴黎的二月事变促使即将来临的德国革命匆忙上阵，从而改变了这个革命的性质。德国资产阶级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而是仰仗法国工人革命才取得了胜利。它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那些旧的敌人即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官僚以及怯懦的小市民彻底打倒，就已经不得不转过来反对新的敌人即无产阶级了。◎第181页◎但是这时，德国比法英两国落后得多的经济状况以及因此同样落后的阶级关系，立刻就发生作用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还刚刚开始建立自己的大工业，它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更没有迫切要求去争得在国家中的绝对统治地位；无产阶级也是同样不发展的，是在完全的精神奴役中成长起来的，没有组织起来，甚至还没有能力独立地进行组织，它只是模糊地感觉到自己的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深刻对立。因此，虽然它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危险敌人，但是另一方面它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附庸。资产阶级不是被德国无产阶级当时的样子所吓倒，而是被它势将变成而法国无产阶级已经变成的样子所吓倒，所以资产阶级认为唯一的生路就是去同君主制度和贵族进行任何的、甚至最懦弱的妥协；而无产阶级则由于还不知道它自己应该扮演的历史角色，所以它的绝大多数起初不得不充当资产阶级先进的极左翼的角色。当时德国工人应当首先争得那些为他们独立地组成阶级政党所必需的权利：新闻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这些权利本来是资产阶级为了它自己的统治必须争得的，但是它现在由于害怕竟不赞成工人们享有这些权利。两三百个分散的同盟盟员消失在突然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中间了。因此，德国无产阶级最初是作为最极端的民主派登上政治舞台的。当我们在德国创办一种大型报纸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现成的旗帜。这个旗帜只能是民主派的旗帜，但这个民主派到处，在各个具体场合，都强调了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这种性质是它还不能一下子就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如果我们当时不愿意这样做，不愿意站在已经存在的、最先进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那一端去参加运动并推动运动前进，那我们就只好在某一偏僻地方的小报上宣传共产主义，只好创立一个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创立一个大型的◎第182页◎行动党了。但是我们已经不适于做沙漠中的布道者：我们对空想主义者研究得太清楚了，而我们制定自己的纲领目的也不在这里。当我们到达科隆的时候，那里已经由民主派人士，部分地也由共产主义者在筹备创办大型报纸。他们想把报纸办成纯地方性的，即科隆的报纸，而把我们赶到柏林去。可是，我们（主要是由于有马克思）在24小时内就把阵地夺了过来；报纸成了我们的；不过我们作了让步，把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列入编辑部。此人只写过一篇文章（刊登在第2号上），以后就什么也没有写。当时我们要去的地方正是科隆，而不是柏林。首先，科隆是莱茵省的中心，而莱茵省经历过法国革命，通过拿破仑法典（注：恩格斯在这里和下面提到的拿破仑法典，不仅仅是指在拿破仑统治时期于1804年通过并以《拿破仑法典》著称的民法典，而是广义地指整个资产阶级法体系，即1804—1810年拿破仑第一统治时期通过的五部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这些法典曾沿用于拿破仑法国所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在莱茵省于1815年归并于普鲁士以后仍继续在该省生效。恩格斯称法兰西民法典（《拿破仑法典》本身）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见本卷第253页）。——183、702。）而保持有现代法的观念，发展了规模极大的大工业，当时在各方面它都是德国最先进的部分。我们根据自己的观察，十分了解当时的柏林，知道它那里有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有口头上勇敢，行动上怯懦的奴颜婢膝的小资产阶级，有还极不发展的工人，有大批的官僚以及贵族的和宫廷的奴仆，我们知道它仅仅作为一个“京城”所具有的一切特点。但是，关键是：在柏林实行的是可怜的普鲁士邦法，并且政治案件是由职业法官审理的；而在莱茵地区实行的则是拿破仑法典，由于已经存在书报检查制度，法典中根本没有提到报刊案件；人们受陪审法庭审判并不是由于政治上违法，而只是由于某种犯罪行为。在柏林，革命以后，年轻的施勒弗尔为了一点小事就被判处一年徒刑（注：德国学生、民主主义者古·阿·施勒弗尔1848年三月革命后曾在柏林出版《人民之友》报，由于4月19日在该报第5号上发表了他的两篇文章，抨击私有资产，捍卫劳动群众的权利，他在1848年4月受审，并以教唆暴动的罪名被判处六个月要塞监禁。——183。），而在莱茵地区，我们却享有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我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个自由。我们于1848年6月1日开始出版报纸时，只拥有很少的股份资本，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付了款；并且股东本身也极不可靠。第一号出版后就有一半股东退出了，而到月底竟一个也没有剩下。编辑部的制度是由马克思一人独裁。一家必须定时出版的大◎第183页◎型日报，如果采用别的制度，就不能保持一种贯彻始终的立场。况且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独裁对我们来说是理所当然和勿容置疑的，我们大家都乐于接受它。首先是马克思的洞察力和坚定立场，才使得这家日报成了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新莱茵报》的政治纲领有两个要点：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和对俄国进行一场包括恢复波兰的战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当时分为两个派别：希望有一个民主的普鲁士皇帝的北德意志派，和希望把德国变成瑞士式联邦共和国的南德意志派，后者当时几乎是清一色的巴登人。我们当时应该对这两派都进行斗争。不论是把德国普鲁士化，或者是把德国的小邦割据状况永远保存下去，都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所不能容许的。无产阶级的利益迫切要求德国彻底统一成一个民族，只有这样才能造成一个清除了过去遗留下来的一切琐碎障碍、让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可以较量的战场。但是，建立普鲁士的领导地位同样也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所不容许的；普鲁士国家及其全部制度、传统和王朝，正是德国革命应当打倒的唯一的国内劲敌；此外，普鲁士只有先把德国分裂，只有先把德意志奥地利从德国排除出去，才能统一德国。普鲁士国家的消灭，奥地利国家的崩溃，德国真正统一成为共和国，——我们在最近将来的革命纲领只能是这样的。要实现这个纲领，就要通过对俄战争，而且只有走这条路。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一般说来，报纸的语调完全不是庄重、严肃或热烈的。我们的敌人全都很卑鄙，我们对他们一律采取极端鄙视的态度。进行密谋的君主国、权奸、贵族、《十字报》（注：《十字报》是《新普鲁士报》的别名（因报头上印有后备军的十字章图样），是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6月至1939年在柏林出版，该报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和普鲁士容克以及后来的德国保守党极右派的喉舌。——184、568。），引起庸人极大的道义愤慨的整个“反动派”，——对待他们我们只用嘲笑和讽刺。但是，我们对◎第184页◎那些由革命创造的新偶像，如三月的大臣们、法兰克福议会和柏林议会（无论对其右派或左派）的态度也没有两样。第一号报纸就开始刊载一篇文章来讽刺法兰克福议会形同虚设，讽刺它的冗长的演说无济于事，讽刺它的怯懦的决议毫无用处。（注：指恩格斯《法兰克福议会》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4—18页）。——185。） 这篇文章的代价就是使我们失去了一半股东。法兰克福议会甚至连辩论俱乐部都算不上；这里几乎根本不进行什么辩论，而大多都是宣读预先准备好的学院式论文，通过一些用来鼓舞德国庸人，但却无人理睬的决议。柏林议会就具有较大的意义了，它是在同一种实际力量相对抗，它是在平地上，而不是在法兰克福的空中楼阁里进行辩论和通过决议。因此，对它就谈得较为详细。可是，我们对待那里的左派偶像，如舒尔采－德里奇、贝伦兹、埃尔斯纳、施泰因等的态度，也像对待法兰克福分子的态度一样尖锐；我们无情地揭露了他们的犹豫、畏缩和瞻前顾后，向他们指出，他们怎样用自己的妥协一步一步地出卖了革命。这一点自然引起了民主派小资产者的恐惧，他们正是为了供自己使用才制造出这些偶像的。但是，这种恐惧恰好证明我们击中了要害。同样，我们也反对了小资产阶级热心散布的一种错觉，仿佛革命已经随着三月事变而告结束，现在只需收获它的果实了。在我们看来，2月和3月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具有真正革命的意义，那就是：它们不是长期革命运动的终点，相反地是长期革命运动的起点，在这个革命运动中，像在法国伟大的变革时期一样，人民在自己的斗争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各个政党越来越明显地自成一家，直到它们同各个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完全相吻合为止，而无产阶级则在一系列战斗中相继夺得各个阵地。所以，凡是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想用它惯用的词句——◎第185页◎我们大家的愿望都是一样的，一切分歧只是出于误会——来抹煞它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的场合，我们也反对了民主派小资产阶级。而我们越是不让小资产阶级对我们无产阶级民主派发生误解，它对我们就越顺从，越好说话。越是激烈和坚决地反对它，它就越容易屈服，就越是对工人政党作更多的让步。这一点我们已经体会到了。最后，我们揭露了各种所谓国民议会的议会迷（用马克思的说法）（注：指载于《新莱茵报》（见注119）的许多篇批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柏林国民议会的文章，其中一部分出自马克思之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和第6卷）；这一批评也以概括的形式见之于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见本选集第1卷第482—578页）。——186。）。这些先生们放过了一切权力手段，把它们重新交还给——部分是自愿地交还给——政府。在柏林和法兰克福，在重新巩固起来的反动政府旁边存在着无权的议会，但这种议会却以为自己的无力的决议能扭转乾坤。这种痴迷不悟的自我欺骗，支配了直到极左派为止的所有的人。我们告诫他们：他们在议会中的胜利，同时也将是他们在实际上的失败。在柏林和法兰克福结果正是这样。当“左派”获得多数时，政府便把整个议会解散了；政府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议会已经失去人民的信任。当我后来读到布日尔论马拉的一本书（注：阿·布日尔《马拉，人民之友》1865年巴黎版第1-2卷。——编者注）时，我便发觉，我们不只是在一个方面都不自觉地仅仅模仿了真正的（不是保皇党人捏造的）《人民之友》（注：《人民之友》是法国的一家报纸，1789年9月12日至1793年7月14日由雅各宾派领袖之一让·保尔·马拉在巴黎出版；该报于1789年9月16日至1792年9月21日用这个名称出版；报上有这样的题字：Marat,l’AmiduPeuple（马拉，人民之友）。——186。） 的伟大榜样；一切的怒吼，以及使人们在几乎一百年中只知道一个完全被歪曲了形象的马拉的全部历史捏造，只不过是由于马拉无情地扯下了当时那些偶像——拉斐德、巴伊等人的假面具，揭露了他们已经成了十足的革命叛徒的面目，还由于，他也像我们一样要求不宣布革命已经结束，而宣布革命是不断◎第186页◎的革命。我们曾经公开声明，我们所代表的派别，只有在德国现有的正式政党中最极端的政党掌握政权的时候，才能开始为达到我们党的真正目的而斗争：那时我们将成为反对派，同这个最极端的政党相对立。但是，事变却要使人除了嘲笑德国的敌人以外，还要表现出一种昂扬的激情。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的时候，我们正守卫在自己岗位上。从第一声枪响，我们便坚决站到起义者方面。他们失败以后，马克思写了一篇极其有力的论文向战败者致敬。（注：指马克思《六月革命》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53—157页）。——183。）这时最后一些股东也离开了我们。但是，使我们感到满意的是，当各国资产阶级和小市民对战败者横加诽谤的时候，在德国，并且几乎是在全欧洲，我们的报纸是高举被击溃了的无产阶级的旗帜的唯一报纸。我们的对外政策很简单：支持一切革命民族，号召革命的欧洲对欧洲反动派的强大支柱——俄国，进行一场普遍的战争。从2月24日起，我们已经清楚了解到，革命只有一个真正可怕的敌人——俄国（注：1848年2月24日是法国路易－菲力浦君主制被推翻的日子。1848年俄历2月24日（公历3月7日），尼古拉一世在获悉法国二月革命（见注121）胜利的消息以后，向陆军大臣发布了在俄国实行部分动员的命令，准备对付欧洲的革命。——187。），运动越是具有全欧洲的规模，这个敌人也就越是不得不开始斗争。维也纳事变、米兰事变、柏林事变不免延迟了俄国的进攻，然而革命越是逼近俄国，这一进攻的最终到来就越是肯定无疑。可是，如果能使德国对俄国作战，那么，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就会灭亡，而革命就会在全线获得胜利了。这一政策贯穿着俄军真正入侵匈牙利以前的每一号报纸，而俄军的入侵完全证实了我们的预见并决定了革命的失败。在1849年春季，决战临近的时候，报纸的语调就变得一号比一号更猛烈和热情。威廉·沃尔弗在《西里西亚的十亿》（共8篇论文）（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威·沃尔弗的一组文章《西里西亚的十亿》于1849年3月22日至4月25日发表在《新莱茵报》（见注119）第252、255、256、258、264、270—272和281号。1886年，这些文章略经修改后，由恩格斯作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77—289页）以单行本形式出版。恩格斯在《威廉·沃尔弗》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61—106页）中对这些文章作了详细的评述。——187。）中提醒西里西亚的农民说，在他们解脱封建义务时，地主怎◎第187页◎样在政府的帮助下骗取了他们的钱财和土地，他并且要求10亿塔勒的赔偿费。与此同时，马克思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论文（注：见本选集第1卷第331-363页。——编者注）在4月间以一组社论的形式发表了，论文明确指出了我们政策的社会目的。每一号报纸，每一个号外，都指出一场伟大战斗正在准备中，指出了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各种对立的尖锐化。特别是4月、5月两月间出版的号外，都是号召人民准备战斗的。在整个德国，人们都因为我们在普鲁士的头等堡垒里敢于面对着8 000 驻军和警察作出这一切事情而感到惊讶；但编辑室内的8枝步枪和250发子弹，以及排字工人头上戴着的红色雅各宾帽（注：红色雅各宾帽，即弗利基亚帽，是古代弗利基亚（小亚细亚）人的一种红色尖顶帽。后来在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成为雅各宾党人的帽子。从此它就成了自由的象征。——188。），使得我们的报馆在军官们眼中也成了一个不能用简单的奇袭来夺取的堡垒。1849年5月18日，打击终于到来了。德累斯顿和埃尔伯费尔德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伊瑟隆的起义被围困；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遍布军队，在彻底镇压普鲁士莱茵地区之后就要向普法尔茨和巴登进军。这时政府终于敢来进攻我们了。编辑部人员有一半受到法庭迫害；另一半作为非普鲁士人被依法驱逐。对此是无可奈何的，因为政府有整整一个军团作为后盾。我们不得不交出自己的堡垒，但我们退却时携带着自己的武器和行装，奏着军乐，高举着印成红色的最后一号报纸的飘扬旗帜，我们在这号报纸上警告科隆工人不要举行毫无希望的起义，并且对他们说：“《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将始终是：工◎第188页◎人阶级的解放！”（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19页。——编者注）《新莱茵报》在它创办即将一周年时就这样停刊了。开始时它几乎没有任何资金，——我已经说过，人们答应给它的一笔不大的款子没有照付，——而在9月已经差不多发行到5 000份了。在科隆宣布戒严时，报纸曾经一度被封；在10月中报纸又不得不重新从头开始。但是，1849年5月，在它被禁止时，它又有了6 000订户，而当时《科隆日报》（注：《科隆日报》是德国的一家日报，自1802年起即以此名称在科隆出版；1848—1849年革命时期和在此以后的反动统治时期，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和背叛的政策；它经常猛烈地攻击《新莱茵报》（见注119）。——189。），据该报自己承认也不过只有9 000订户。没有一家德国报纸——无论在以前或以后——像《新莱茵报》这样有威力和有影响，这样善于鼓舞无产阶级群众。而这一点首先归功于马克思。遭到打击后，编辑部解散了。马克思去了巴黎，当时那里正准备着1849 年6月13日（注：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派遣法国军队去镇压意大利的革命，破坏法兰西共和国的宪法——该宪法禁止使用法国军队去反对别国人民的自由。这次示威被军队驱散，它的失败证实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6月13日以后，当局开始迫害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外侨。——189、205。）到来的结局；威廉·沃尔弗这时已经在法兰克福议会里占有他的席位——当时这个议会必须在被从上面解散或是投向革命之间进行选择；而我则到了普法尔茨，作了维利希志愿部队中的副官（注：关于恩格斯作为维利希志愿部队中的一员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一事，见他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27—235页）。——189。）。写于1884年2月中-3月初原文是德文载于1884年3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1号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7-26页◎第189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恩格斯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注：恩格斯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是为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57—536页）德文第3版而写的引言，第一次载于1885年11月12、19日和2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注294）第46、47和48号，并收入1885年11月下半月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小册子：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新版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引言和几个文件》。在这本书中，除了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外，还包括：马克思的著作《福格特先生》的第四篇附录《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726—734页），马克思给这本抨击性著作德文第2版写的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24—627页），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1850年3月和6月的告同盟书（见本选集第1卷第364—375页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59—366页）。——190。）随着1852年科隆共产党人被判决，德国独立工人运动第一个时期的帷幕便降下了。这个时期现在几乎已经被遗忘。但它从1836年起持续到了1852年，并且随着德国工人散居国外，这个运动差不多在一切文明国家中都曾经开展过。而且还不仅如此。目前的国际工人运动实际上是当时德国工人运动的直接继续，那时的德国工人运动一般说来是第一次国际工人运动，并且产生出许多在国际工人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人。而共产主义者同盟于1847年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在旗帜上的理论原则，则是目前欧洲和美洲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牢固的国际纽带。直到现在，关于这个运动的系统的历史只有一个主要的史料来源。这就是所谓的黑书：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853年和1854年柏林版，上下两册。（注：《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上册叙述了工人运动的“历史”，在它的附录中转载了若干落到警察手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下册的内容是一份同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有联系的人的“黑名单”以及他们的履历表。——190。） 本世纪两个最卑鄙的警棍制造的这本充满故意捏造的拙劣作品，至今还是一切论述那一时期的非共产主义著作的重要的史料来源。我在这里所能谈的只是一个梗概，而且也只限于同盟本身；只能谈一谈为了理解《揭露》（注：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57-536页。——编者注）所绝对必要的东西。我希望，将来还能◎第190页◎有机会，把马克思和我收集的关于国际工人运动光辉的青年时代的历史的丰富材料整理一下。　　——1836年，从德国流亡者于1834年在巴黎建立的民主共和主义的秘密同盟“流亡者同盟”中分出了最激进的、大部分是无产阶级的分子，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秘密同盟——正义者同盟。原先那个只剩下雅科布·费奈迭这类最不活动的分子的同盟，很快便沉寂了：当警察在1840年破获它在德国的几个支部时，它几乎只剩下一个影子。相反，新的同盟却发展得比较迅速。它原是当时在巴黎形成的受巴贝夫主义（注：巴贝夫主义是空想的平均共产主义流派之一，18世纪末由法国革命家弗·诺·巴贝夫及其拥护者创立。主张用密谋方式策动工人、贫民和士兵进行革命，消灭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的劳动人民共和国。——191。）影响的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一个德国分支；它要求实行财产共有，作为实现“平等”的必然结果。它的宗旨同当时巴黎各秘密团体的宗旨一样，都是半宣传、半密谋的团体，而巴黎也一向被看作革命活动的中心，虽然决不排除准备适当时机在德国举行起义的可能。但是，由于巴黎仍是决战的场所，所以事实上这个同盟在当时不过是法国各秘密团体，特别是它与之有密切联系的由布朗基和巴尔贝斯领导的四季社（注：四季社是法国七月王朝时期的秘密革命团体，1837—1839年在巴黎进行活动。1835年，布朗基等人建立了家族社，1837年改组为四季社。其目的是以暴力推翻现存的金融贵族政权，运用少数革命家的专政，建立共和国，实现社会平等。1839年5月12日发动了巴黎武装起义，占领市政厅。起义中革命工人起了主要作用，但没有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当天即被政府军队和国民自卫军镇压。布朗基等被捕，四季社亦不复存在。——191。）的德国分支。法国人在1839年5月12日举行了起义；同盟各支部都同他们一起行动，因而也同他们一起遭到了失败。德国人之中被捕的有卡尔·沙佩尔和亨利希·鲍威尔；路易－菲力浦政府觉得把他们比较长期地监禁之后驱逐出境也就够了。（注：沙佩尔在1839年5月12日起义后立即被捕，经过七个月监禁后被逐出法国；鲍威尔仍在巴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后来，于1841年12月被逮捕后也被驱逐出境。——191。）两人都去了伦敦。沙佩尔出生在拿骚的魏尔堡；他在吉森学习林业科学时于1832年加入了格奥尔格·毕希纳组织的密谋团体，1833年4月3日参加了袭击法兰克福警察岗哨的行动（注：法兰克福袭击岗哨事件是德国民主主义者同维也纳会议后在德国建立的反动统治进行斗争的事件之一。1833年4月3日，一群激进分子，主要是大学生，企图通过袭击德意志联邦中央机关——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联邦议会——在国内掀起变革，宣布成立全德意志共和国，这一准备得很差的发动被军队镇压了下去。——191。），而后逃亡国外，并于1834年2月参加了马志尼向萨瓦的进军（注：1834年2月，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马志尼组织了他在1831年创建的“青年意大利”社的成员以及一群外国革命流亡者，从瑞士向属于撒丁王国（皮埃蒙特）的萨瓦进军，目的是在那里发动人民起义，以便统一意大利和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意大利共和国；进入萨瓦的部队被皮埃蒙特的军队击溃。——191。）。他身材魁伟，果断刚毅，时刻准备牺牲生活幸福以至生命，是30年代起过一定作用的职业革命家的典型。正像他从“蛊惑者”（注：蛊惑者指19世纪20年代德国知识分子反政府运动的参加者。他们组织政治性的示威游行，提出统一德国的要求。1819年大学生桑德刺杀神圣同盟的拥护者和沙皇代理人科策布成了镇压这些人的借口。1819年8月德意志各邦大臣卡尔斯巴德联席会议通过了对付蛊惑者的阴谋的专门决议，这之后“蛊惑者”一词开始流行开来。——191、601。）到共产◎第191页◎主义者的发展所证明的，他虽然思维有些迟缓，但决不是不能较深刻地理解理论问题，并且一经理解就更加坚定地奉行。正因为如此，他的革命热情有时要越出他的理智，但他事后总是发现自己的错误，并公开承认这些错误。他是个能干的人，他在建立德国工人运动方面所做的一切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亨利希·鲍威尔生于法兰克尼亚，是皮鞋匠；他是个活泼、灵敏而诙谐的小个子；但在他那矮小的身体里也蕴藏着许多机警和果断。鲍威尔到达伦敦后，遇见了曾在巴黎当过排字工人的沙佩尔，他靠教授语文维持生活；他们两人一起恢复了同盟的各种中断了的联系，使伦敦成了同盟的中心。在这里（或许更早些时候在巴黎）同他们联合起来的有科隆的钟表匠约瑟夫·莫尔；这是个中等身材的大力士——他同沙佩尔一起（屡次！）胜利地抵挡住成百个企图闯进厅门的敌人，——在毅力和决心方面起码不亚于他的两个同志，而在智力上则胜过他们。他不仅是个天生的外交家，他多次作为全权代表出差获得的成功证明了这点，而且，对于理论问题也比较容易领会。1843年我在伦敦认识了他们三人，这是我遇到的第一批革命无产者。尽管我们当时的观点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对于他们的狭隘平均共产主义（注：如上所述，我把平均共产主义理解为全部或主要以要求平等为依据的共产主义。），我当时还报之以在某种程度上同样狭隘的哲学高傲态度，——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三个真正的男子汉在我自己还刚刚想要成为一个男子汉的时候所留给我的令人敬佩的印象。在伦敦，也像在瑞士（在较小的程度上）一样，结社、集会的自◎第192页◎由便利了他们。早在1840年2月7日，公开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就已经成立，它直到今天还存在着。（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1840年2月7日正义者同盟的卡·沙佩尔、约·莫尔和其他活动家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在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50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193。）这个协会成了同盟吸收新盟员的地方；因为共产主义者一向是最活动最有知识的会员，协会的领导权自然就完全掌握在同盟手中。不久，同盟在伦敦便建立了一些支部，当时尚称为“秘所”。这个十分明显的策略在瑞士和其他地方也都采用了。凡是能够建立工人协会的地方，同盟盟员都以同样的方式利用了它们。凡是法律禁止这样做的地方，同盟的盟员便参加歌咏团、体操协会等团体。联系主要靠不断来往的盟员来维持，这些盟员在必要时也担任特使。在这两方面，各政府的高明才略给了同盟很大帮助，这些政府把它们看不惯的工人——十有九个是同盟盟员——全都驱逐出境，结果就把他们变成了特使。恢复了的同盟大大扩展起来了。例如在瑞士，魏特林、奥古斯特·贝克尔（一个智力非凡的人，但也像许多德国人一样由于动摇而垮台）等人建立了一个或多或少忠于魏特林共产主义（注：魏特林共产主义是19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由威·魏特林创立的一种空想的工人共产主义。他的学说在一些时候曾是正义者同盟的政治和思想的纲领，在科学共产主义产生以前，在工人运动中基本上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魏特林观点的空想内容旨在建立一种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这使他的学说很快就成了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的障碍，因为工人运动要求有科学根据的思想体系和政策。从40年代中起，魏特林的学说的落后面变得日益突出，他自己也日益脱离工人运动。1846年5月，在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克利盖的一场争论中，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同魏特林彻底决裂。——193、628。）体系的坚强组织。这里不是批评魏特林共产主义的地方。但是，对于它作为德国无产阶级的第一次独立理论运动所具有的意义，至今我还同意马克思在1844年巴黎《前进报》（注：《前进报》是一家德文报纸，1844年1月至12月在巴黎出版，每周出两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1845年1月马克思及该报其他一些工作人员被基佐政府驱逐出法国，《前进报》因而停刊。——193。） 上所说的话：（德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哲学家和科学家哪里有一部论述资产阶级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呢？只要把德国的政治论著中的那种俗不可耐畏首畏尾的平庸气拿来和德国工人的这种史无前例的光辉灿烂的处女作比较一下，只要把这双无产阶级巨人的童鞋拿来和资产阶级侏儒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这位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注：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3页。——编者注）这◎第193页◎个大力士今天已站在我们面前，虽然他还远远没有发育完全。在德国也有了许多支部，这些支部由于当时的情况而带有短暂的性质；但是，新成立的支部远远多于瓦解的支部。警察只是在七年以后（1846年底）才在柏林（门特尔）和马格德堡（贝克）发现了同盟的踪迹，但进一步追寻就无能为力了。在巴黎，1840年还住在那里的魏特林在他去瑞士以前，也把分散的成员重新聚集起来。同盟骨干是裁缝。德国裁缝在瑞士，在伦敦，在巴黎，到处都有。在巴黎，德语在裁缝业中占有如此主要地位，以致1846年我在那里认识的一个从德隆特海姆乘船直达法国的挪威裁缝，在一年半内几乎没有学会一个法文字，而德语却学得很好。1847 年，在巴黎各支部中，有两个支部成员主要是裁缝，有一个支部成员主要是家具工人。自从重心由巴黎移到伦敦，便明显地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同盟逐渐从德国的变成国际的了。参加工人协会的，除了德国人和瑞士人以外，还有主要是用德语同外国人交往的那些民族的会员，就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南方斯拉夫人以及俄国人和阿尔萨斯人。1847年，甚至有一个穿军服的英国近卫掷弹兵也成了常客。协会不久便命名为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在会员证上至少用20种文字写着（虽然某些地方不免有错误）“人人皆兄弟！”这句话。像公开的协会一样，秘密的同盟不久也具有了更大的国际性；起初这种国际性还是有限的：在实践上，是由于盟员的民族成分复杂，在理论上，是由于认为任何革命要取得胜利，都必须是欧洲规模的。当时还没有超出这个范围，但基础已经打下了。通过流亡在伦敦的1839年5月12日起义的战友，同盟和法国革命者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同样也和波兰激进派保持了密切的◎第194页◎联系。波兰的正式流亡者，也和马志尼一样，当然与其说是盟友，不如说是敌人。英国的宪章派，由于他们的运动的性质仅限于英国，被看作不革命的而受到漠视。同盟的伦敦领导者们只是后来通过我才同他们建立了联系。此外，随着一桩桩事变的发生，同盟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虽然人们的目光仍然盯着巴黎，把它看作革命策源地——这在当时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已经摆脱对巴黎密谋活动家的依赖性。随着同盟的发展，它的自觉性也提高了。人们可以感到，运动日益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扎根，这些德国工人负有成为北欧和东欧工人的旗手的历史使命。他们拥有魏特林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理论家，可以大胆地把他放在同当时他的那些法国竞争者相匹敌的地位。最后，5月12 日的经验表明，盲动的企图已经应该放弃。如果说当时人们仍然把每个事变解释为风暴来临的预兆，如果说当时人们仍然完全保留着半密谋性的章程，那么，这主要是由于老革命者固执己见，他们的见解已经开始同那些正在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比较正确的观点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同盟的社会学说很不确定，它有一个很大的、根源于社会关系本身的缺点。一般地说，同盟的成员是工人，但他们几乎都是地道的手工业者。即使在世界各大城市，剥削他们的也多半只是小作坊师傅。通过把裁缝手工业变成听命于大资本家的大规模的家庭工业，从而对裁缝业即现在所谓的服装业实行剥削，当时甚至在伦敦也还刚刚产生。一方面，剥削这些手工业者的是小作坊师傅；另一方面，这些手工业者全都希望自己最终也能成为小作坊师傅。此外，当时的德国手工业者还有许多流传下来的行会观念。这些手工业者的最大光荣是：虽然他们本身还不是真正的无产者，而只不过是刚刚向现代无产阶级转变的、附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一◎第195页◎部分人，还没有同资产阶级即大资本处于直接对立地位，但他们已经能够本能地预料到自己未来的发展，并且能够组成为（虽然还不是充分自觉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了。但是，有一点也是不可避免的：每当问题涉及具体批判现存社会，即分析经济事实的时候，他们的手工业者旧有的成见对于他们就成为一种障碍。我不相信当时在整个同盟里有一个人读过一本经济学书籍。但这没有多大关系；“平等”、“博爱”和“正义”暂时还有助于克服一切理论上的困难。但是，除了同盟和魏特林的共产主义以外，同时还有另外一种根本不同的共产主义形成了。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1844年）（注：《德法年鉴》是马克思提议创办、由阿·卢格和马克思在巴黎编辑出版的德文杂志，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9—451页和本选集第1卷第1—16页），以及恩格斯的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625、626—65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革命民主主义最终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卢格之间存在原则分歧。——196、578、642。） 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当我们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种新观点了。但是，这个在史学方面引起变革的发现，这个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主要是马克思作出而我只能说参加了很少一部分工作的发现，◎第196页◎对于当时的工人运动却有着直接的意义。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共产主义，英国人的宪章运动，现在不再像是一种也可能不会发生的偶然现象了。这些运动现在已经被看作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的运动，被看作他们反对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上必然的斗争的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被看作阶级斗争的形式，但是这一阶级斗争和过去一切阶级斗争不同的一点是：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斗争，就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因此，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争取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争取德国无产阶级拥护我们的信念。我们明确了这一点以后，就立即着手工作了。我们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建立的德国工人团体，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侨居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同佛兰德和瓦隆工人俱乐部保持了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见注121）后不久，由于该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197、720。），取得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是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流亡者创办的报纸，1847年1月3日至1848年2月28日由阿·冯·伯恩施太德编辑和出版；起初具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后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开始传播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威·沃尔弗从1847年2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7年9月起成为报纸的经常撰稿人，并实际领导编辑部的工作。——197。），该报一直到二月革命（注：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资产阶级手里。——180、197、484。）始终是我们的机关报。我们通过朱利安·哈尼同英国宪章派中的革命部分保持着联系，哈尼是宪章运动中央机关报《北极星报》（注：《北极星报》是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的中央机关报，1837年创刊，1852年停刊；最初在利兹出版，1844年11月起在伦敦出版。该报的创办人和编辑是菲·奥康瑙尔，乔·哈尼也是编辑之一。1843年至1850年该报发表过恩格斯的论文和短评。——197。）的编辑，我是该报的撰稿人。我们也和布鲁塞尔的民主派（马克思是民主协会（注：民主协会于1847年秋在布鲁塞尔成立，它把无产阶级革命者（其中主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和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进步分子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所领导的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见注148），对民主协会的成立起了积极的作用。1847年11月15日，马克思当选为该协会的副主席，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律·若特兰被推行为主席。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了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巨大中心之一。在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见注121）时期，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无产阶级分子曾设法武装比利时工人开展争取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但在1848年3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和比利时当局惩治了协会中最革命的分子以后，比利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已不能领导劳动群众反对君主政体的运动，民主协会的活动就成为更狭窄和纯地方性的了；到1849年它的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197。）副主席），以及《改革报》（注：《改革报》是法国的一家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党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1843年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1847年10月至1848年1月恩格斯在该报发表了许多文章。——197。）（我向该报提供关于英国和德国运动的消息）方面的法国社会民主派结成了某种联盟关系。总之，我们同激进派的和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刊物的联系是再好也没有了。我们同正义者同盟的关系有如下述。存在这样一个同盟，我们◎第197页◎当然是知道的；1843年沙佩尔建议我加入同盟，当时我自然拒绝了这个建议。但是，我们不仅同伦敦的盟员经常保持通讯联系，并且同巴黎各支部当时的领导人艾韦贝克医生有更为密切的交往。我们不参与同盟的内部事务，但仍然知道那里发生的一切重要事件。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口头、书信和报刊，影响着最杰出的盟员的理论观点。我们在问题涉及当时正在形成的共产党内部事务的特殊场合，向世界各处的朋友和通讯员分发各种石印通告，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这些通告有时也涉及同盟本身。例如，有一个年轻的威斯特伐利亚大学生海尔曼·克利盖，到了美洲，在那里以同盟特使的身份出现，和一个疯子哈罗·哈林建立了联系，企图利用同盟在南美洲掀起变革；他创办了一家报纸（注：指《人民代言者报》，它是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纽约创办的周报，1846年1月5日至12月31日出版，该报编辑是海·克利盖。——198。），在报纸上以同盟的名义鼓吹一种以“爱”为基础、充满着爱、十分多情、陶醉于爱的共产主义。我们在一个通告（注：指《反克利盖的通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20页）。——198。）里反对了他，这个通告立即发生了作用：克利盖从同盟舞台上消失了。后来，魏特林到了布鲁塞尔。但这时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天真年轻的帮工裁缝了，他对自己的才能感到惊讶，力求弄清共产主义社会究竟会是什么样子的。这时他是一个由于自己的优势而受忌妒者迫害的大人物，到处都觉得有竞争者、暗敌和陷阱；这个从一个国家被赶到另一国家的预言家，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地上建成天堂的现成药方，并且觉得每个人都在打算窃取他的这个药方。他在伦敦时就已经和同盟盟员发生争吵，在布鲁塞尔（在那里特别是马克思夫妇对他表现了几乎是超人的耐心）他也还是同任何人都合不来。所以不久他就到美洲去了，想要在那里完成他的预言家的使命。所有这些情况都促进了同盟中，特别是伦敦领导者当中不知不觉发生的转变。他们越来越明白，过去的共产主义观点，无论是◎第198页◎法国朴素的平均共产主义还是魏特林共产主义，都是不够的。魏特林所著《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一书中有个别的天才论断，但他把共产主义归结为原始基督教，这就使瑞士的运动多半起初是掌握在阿尔布雷希特这种蠢货手中，后来又掌握在库尔曼这种诈取钱财的骗人预言家手中。由几个美文学家所传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把法国社会主义语句翻译成陈腐的黑格尔德文和伤感的陶醉于爱的幻想（见《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一节）（注：见本选集第1卷第298-301页。——编者注），这种通过克利盖和阅读有关著作而传入同盟的社会主义，仅仅由于它软弱无力就必然会引起同盟中老革命者的厌恶。过去的理论观念毫无根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实践上的错误，越来越使伦敦的盟员认识到马克思和我的新理论是正确的。当时伦敦领导者中有两个人无疑促进了这种体会，他们在理论理解能力上大大超过上面所说的那些人。这两个人，是海尔布隆的细工画家卡尔·普芬德和图林根的裁缝格奥尔格·埃卡留斯。（注：普芬德约在八年前死于伦敦。他具有一个思维独特而缜密的头脑，有诙谐、讥讽和舌辩的才能。埃卡留斯，大家都知道，后来曾多年任国际工人协会总书记，在参加协会总委员会的人当中，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如下老盟员：埃卡留斯、普芬德、列斯纳、罗赫纳、马克思和我。后来埃卡留斯完全献身于英国工会运动。）一句话，1847年春天莫尔到布鲁塞尔去找马克思，接着又到巴黎来找我，代表他的同志们再三邀请我们加入同盟。他说，他们确信我们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也确信必须使同盟摆脱陈旧的密谋性的传统和形式。如果我们愿意加入同盟，我们将有可能在同盟的代表大会上以宣言形式阐述我们的批判的共产主义，然后可以作为同盟的宣言发表；同时我们也将有可能帮助同盟用新的符合时◎第199页◎代和目的的组织来代替它的过时的组织。至于说在德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必须有一个哪怕只以宣传为目的的组织，至于说这个组织由于它将不只具有地方性质，所以即使在德国境外也只能是秘密的组织，对此我们没有怀疑过。而同盟就正是这样一个组织。我们以前认为是同盟的缺点的地方，现在同盟代表们自己承认，并且已经消除；甚至还邀请我们参加改组工作，我们能拒绝吗？当然不能。于是我们加入了同盟。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把比较靠近我们的朋友组成一个同盟支部，而我则经常到巴黎的三个支部去。1847年夏天在伦敦举行了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威·沃尔弗代表布鲁塞尔各支部，我代表巴黎各支部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首先进行了同盟的改组。密谋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切旧的神秘名称都被取消了；同盟现在已经是由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以及代表大会构成的了，并且从这时起它命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章程第一条这样说。（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72页。——编者注）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而同盟——至少在平常的和平时期——已变成一个纯粹宣传性的团体。这个新章程曾交付——现在一切都按这样的民主制度进行——各支部讨论，然后又由第二次代表大会再次审查并于1847年12 月8日最后通过。这个章程载于维尔穆特和施梯伯的书第1册第239页附录十。第二次代表大会于同年11月底至12月初举行。马克思也出◎第200页◎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他在长时间的辩论中——大会至少开了十天——捍卫了新理论。所有的分歧和怀疑终于都消除了，一致通过了新原则，马克思和我被委托起草宣言。宣言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二月革命前几个星期它就被送到伦敦去付印。自那时起，它已经传遍全世界，差不多译成了所有各种文字，并且直到今天还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指南。同盟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已经由公开宣布斗争的国际性的新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所代替。17年以后，这个口号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战斗号角响彻全世界，而今天世界各国斗争着的无产阶级都已经把它写到自己的旗帜上。二月革命爆发了。伦敦中央委员会立刻把它的职权转交给布鲁塞尔总区部。但当这个决定传到布鲁塞尔时，那里事实上已经完全处于戒严状态，特别是德国人，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举行集会了。我们大家都正准备到巴黎去，而新中央委员会因此也决定自行解散，把它的全部职权交给马克思，并且授权他在巴黎立刻成立新中央委员会。通过这个决议（1848年3月3日）的五个人刚一分手，警察就闯进了马克思的住宅，把他逮捕起来，并强迫他第二天就动身，前往他正好要去的法国。不久我们大家又在巴黎会面了。在这里拟定了下面的由新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签署的文件，这个文件曾在整个德国传播，并且许多人直到今天还可以从里面学到一些东西。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5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3月21日和29日之间在巴黎写成的。这些要求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刚开始的德国革命中的政治纲领。3月30日左右，《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印成了传单，4月初发表在一系列民主报纸上。《要求》是作为指示性文件分发给回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在革命的进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竭力在人民群众中宣传这个纲领性的文件。1848年9月10日以前，《要求》在科隆印成了传单，并由科隆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在莱茵省的许多地方散发。1848年10月在柏林召开的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科隆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博伊斯特以社会问题处理委员会的名义，建议通过一个措施纲领，这个纲领几乎完全摘自《要求》。1848年11月和12月在科隆工人联合会的多次会议上曾讨论过《要求》中的个别条文。1848年底或1849年初，《要求》在莱比锡也以单行本形式摘要发表。恩格斯没有全部引用这个文件。——201。）1.宣布全德国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3.给人民代表支付薪金，使德国工人也有可能出席德国人民◎第201页◎的国会。4.武装全体人民。7.各邦君主的领地和其他封建地产，一切矿山、矿井等等，全部归国家所有。在这些土地上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大规模地经营农业，以利于全社会。8.宣布农民的抵押地归国家所有。这些抵押地的利息由农民交纳给国家。9.在通行租佃制的地区，地租或租金作为赋税交纳给国家。11.国家掌握一切运输工具：铁路、运河、轮船、道路、邮局等。它们全部转为国家财产，并且无偿地由没有财产的阶级支配。14.限制继承权。15.实行高额累进税，取消消费税。16.建立国家工厂。国家保证所有工人都能生存，并且负责照管没有劳动能力的人。17.实行普遍的免费的国民教育。为了德国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利益，必须尽力争取实现上述各项措施；因为只有实现这些措施，德国千百万一直受少数人剥削、少数人今后仍力图使之受压迫的人，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和作为一切财富的生产者所应有的权力。　　　　委员会：卡尔·马克思　卡尔·沙佩尔　亨·鲍威尔弗·恩格斯　约·莫尔　威·沃尔弗当时在巴黎人们热中于组织革命义勇军。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荷兰人、波兰人和德国人，都组成队伍，准备去解放◎第202页◎自己的祖国。德国义勇军是由海尔维格、伯恩施太德和伯恩施太因三人领导的。由于一切外国工人在革命以后不但立刻失去工作，而且还在社会上受到排挤，所以愿意加入这种义勇军的人数是很多的。新政府想利用组织义勇军的办法来摆脱外国工人，于是决定给他们提供I'étape du soldat，即行军营房和每日50生丁的津贴，直到他们到达边境为止，在那里，经常被感动得流泪的外交部长、饶舌家拉马丁就有办法把他们出卖给有关政府。我们最坚决地反对了这种革命儿戏。正在德国发生骚动的时候侵入德国，以便从外面强行输入革命，那就等于破坏德国的革命，加强各邦政府，并且使义勇军徒手去受德国军队摆布，——这一点是有拉马丁作保证的。由于维也纳和柏林的革命取得胜利，组织义勇军已经毫无意义；然而，儿戏一开始，就停不下来了。我们建立了一个德国共产主义俱乐部（注：指德国工人俱乐部，它是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的提议于1848年3月8-9日在巴黎建立的。马克思在这个团体中起了领导作用。建立俱乐部的目的是要团结在巴黎的德国工人流亡者，向他们说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通过民族主义的宣传引诱工人参加志愿军团打回德国的冒险行径。俱乐部在组织德国工人个别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方面，进行了很多工作。——203。），在里面说服工人不要去参加义勇军，而应当单个返回祖国，在那里为加强运动而进行活动。我们的老友弗洛孔当时任临时政府委员，为那些由我们派回国的工人争得了许诺给义勇军的同样的旅途便利。这样我们就送了三四百个工人回到德国去，其中绝大多数是同盟盟员。当时很容易预见到，在突然爆发的人民群众运动面前，同盟是个极其软弱的工具。过去在国外侨居的同盟盟员，有四分之三回国后就改变了自己的住址。他们以前的支部因此大部分都瓦解了，他们和同盟的联系完全断绝。他们中间有一部分比较爱出风头的人，甚至不想恢复这种联系，而各行其是，在自己所在的地方开始开展小小的分散的运动。最后，各小邦，各省份，各城市的形势非常不同，以致同盟要发指示也只能发出极为一般的指示；而这种指示通过报刊来传播要好得多。一句话，自从使秘密同盟需要存在的原因◎第203页◎消失时起，这样的秘密同盟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而这对于刚刚使这个秘密同盟摆脱了最后一点密谋性残余的人们来说，是毫不奇怪的。但同盟却是一个极好的革命活动学校，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证明了。在有《新莱茵报》（注：《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是德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新莱茵报》起了教育和鼓舞人民群众的作用。阐述报纸对德国和欧洲革命的重要观点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尽管遭到当局的种种迫害和阻挠，《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同时又加紧迫害《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致使该报被迫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报纸的编辑在致科隆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180、204、401、506。）作为坚强中心的莱茵地区，在拿骚，在莱茵黑森等等地方，到处都是由同盟盟员在领导极端民主运动。在汉堡也是如此。在德国南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优势地位成了这样做的障碍。在布雷斯劳，威廉·沃尔弗成效卓著地活动到1848年夏天；他还在西里西亚获得了法兰克福议会议员委任状。最后，曾在布鲁塞尔和巴黎作为同盟盟员积极活动的排字工人斯蒂凡·波尔恩，在柏林建立了“工人兄弟会”（注：工人兄弟会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斯·波尔恩于1848年在柏林建立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组织。波尔恩是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路线的代表，他把兄弟会的活动局限于组织经济罢工和力图实现有利于手工业者的狭隘的行会性措施，如给小生产者贷款和组织合作社等。兄弟会的纲领是片断的被曲解的《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和路易·勃朗及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学说的混合物。但是，兄弟会的一些经常接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领导的地方分会，在1848-1849年革命事件的直接影响下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1849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筹建摆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无产阶级政党时，他们曾想利用工人兄弟会的组织。1850年，政府禁止了兄弟会的活动，但是它的若干分会还继续存在了许多年。——204。），这个组织有过很广泛的发展，并且一直存在到1850 年。波尔恩是一个有才能的青年，但是他有些太急于要成为大政治家，竟和各色各样的坏家伙“称兄道弟”起来，只图在自己周围纠合一群人。他完全不是一个能统一各种矛盾意向、澄清混乱状况的人物。因此，他那个兄弟会所发表的正式文件往往混乱不堪，竟把《共产党宣言》的观点同行会习气和行会愿望、同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观点的残屑碎片、同拥护保护关税政策的立场等等混杂在一起；一句话，这些人想讨好一切人。他们特别致力于组织罢工，组织工会和生产合作社，却忘记了首要任务是通过政治上的胜利先取得一块唯一能够持久地实现这些的领土。所以，当反动势力的胜利迫使这个兄弟会的首脑们感到必须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的时候，原先集合在他们周围的乌合之众就自然而然地离开了他们。波尔恩参加了1849年5月德累斯顿的起义（注：1849年5月3-8日在德累斯顿发生了武装起义，萨克森国王拒绝承认帝国宪法并且任命极端反动分子钦斯基担任首相，是这次起义的导火线。起义者曾控制了一个主要城区，成立了以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赛·埃·奇尔讷为首的临时政府。在起义中起积极作用的有米·巴枯宁、斯·波尔恩和作曲家理·瓦格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几乎没有参加斗争，工人和手工业者在街垒战中起了主要作用。起义遭到政府军队和开抵萨克森的普鲁士军队的镇压。德累斯顿起义为1849年5-7月在德国南部和西部发生的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揭开了序幕。——204。），侥幸得免于死，但是，“工人兄弟会”则对无产阶级的伟大政治运动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成为一个宗得崩德（注：宗得崩德原是瑞士七个经济落后的天主教州为对抗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和维护教会的特权而于19世纪40年代建立的单独联盟。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个名称来讽刺1850年9月15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另立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维利希-沙佩尔宗派集团。这个集团的活动方便了普鲁士警察当局破获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德国地下支部，使它得到借口于1852年在科隆制造了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著名活动家的案件。——203、209、738。），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存在于纸面上，它的作用小到极点，所以直到1850年反动◎第204页◎派才觉得必须取缔它，而它的分支则经过许多年以后才被取缔。真姓是布特尔米尔希的波尔恩没有成为大政治家，而成了瑞士的一个小小的教授，他不再把马克思著作译成行会语言，而是把温和的勒南的作品译成他那特有的多愁善感的德语。随着1849年巴黎的6月13日（注：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派遣法国军队去镇压意大利的革命，破坏法兰西共和国的宪法——该宪法禁止使用法国军队去反对别国人民的自由。这次示威被军队驱散，它的失败证实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6月13日以后，当局开始迫害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外侨。——189、205。），随着德国五月起义的失败和俄国人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注：指1849年5月德国一些地方为维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而举行的起义，以及1849年沙皇军队为了镇压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和恢复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而对匈牙利进行的武装干涉。——205。），1848年革命的整个伟大时期便结束了。但是，反动派的胜利这时还决不是最后的胜利。必须把被打散的革命力量并从而把同盟重新组织起来。像1848年以前一样，形势使得无产阶级任何公开组织都不可能存在；因此，不得不重新秘密地组织起来。　1849年秋天，以前各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重新聚集在伦敦；只缺少沙佩尔和莫尔。沙佩尔当时被监禁于威斯巴登，1850年春天获释后也到了伦敦。莫尔为了执行重要任务和进行宣传鼓动，曾在极危险的情况下多次出差（最后他在莱茵省普鲁士军队中为普法尔茨炮兵队召募骑乘炮手），后来加入了维利希部队的贝桑松工人连，在穆尔格河战役中在罗滕费尔斯桥边头部中弹牺牲。但这时维利希出现了。维利希是1845年以来在德国西部常见的感情用事的共产主义者之一；只从这一点来说，他就本能地对我们批判派暗中抱对立态度。但他不仅仅是这样，他还是一个十足的预言家，对于自己肩负着作为德国无产阶级天生的解放者的使命深信不疑，并以这种预言家身份直接觊觎政治独裁权和同样多的军事独裁权。这样，除了过去由魏特林所鼓吹的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之外，又产生了某种共产主义的伊斯兰教。不过，这一新宗教的宣传暂时还没有越出维利希所指挥的流亡者兵营的范围。同盟就这样重新组织起来，发表了刊登在附录（九，第1号）中◎第205页◎的1850年3月的《告同盟书》（注：见本选集第1卷第364-375页。——编者注），亨利希·鲍威尔作为特使被派往德国。由马克思和我校审的这篇告同盟书直到今天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直到现在也还是这样一个政党，它在即将来临的下一次欧洲震动（各次欧洲革命——1815年、1830年、1848-1852年、1870年——间隔的时间，在我们这一世纪是15年到18年）中在德国无疑会作为使社会摆脱共产主义工人的救星而首先获得政权。因此，在那里所说的，有许多今天也还适用。亨利希·鲍威尔的出使得到了完全的成功。这个矮小快活的皮鞋匠是个天生的外交家。他把有些是离开了工作，有些是独立进行工作的过去的盟员重新集合在一个积极的组织内，其中也包括“工人兄弟会”当时的领袖们。同盟开始在各个工人协会、农民协会和体操协会中起着比1848年以前还要大得多的主导作用，所以在1850年6 月印出的最近一期（三个月一期）告各支部书已经可以指出：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而周游德国的波恩大学生叔尔茨（后来在美国当过部长）“发现所有可用的力量已经都掌握在同盟的手里”（见附录九，第2号）（注：这句话引自1850年6月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61页）。1885年，恩格斯在编辑出版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第3版时，把1850年3月和6月的两个告同盟书都收入该书的附录之中。——206。）。同盟无疑是在德国唯一起过作用的革命组织。然而这个组织应当有怎样的作为，则主要取决于革命新高涨的前景能否实现。而这一点在1850 年期间越来越不大可能，甚至完全不可能了。曾经准备了1848年革命的1847年工业危机已经消除；一个新的、空前未有的工业繁荣时期已经开始。每个长着眼睛来看事物，并且用它看过事物的人，都应该很清楚地知道：1848年的革命风暴正在逐渐平息。“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第206页◎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秩序党内各个集团的代表目前争吵不休，并使对方丢丑，这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社会关系的基础在目前是那么巩固，并且——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是那么明显地具有资产阶级特征。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派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从这个基础上反弹回来。”马克思和我在载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刊物。1849年12月-1850年11月出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莱茵报》（见注119）的续刊。该杂志从1850年3月至11月底总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两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在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中间发行这个杂志。杂志的绝大部分材料（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杂志上发表的著作有：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本选集第1卷第376-481页），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27-235、383-483页），以及其他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略。1850年11月，杂志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刊。——207。）的《1850年5月至10月时评》一文里这样写过（1850年汉堡版第5、6两期合刊第153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3-514页。——编者注）但是，对局势的这一清醒看法在当时竟被许多人看作邪说，那时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马志尼、科苏特以及那些不大显要的德国名人像卢格、金克尔、戈克等等一类人，群集在伦敦，他们不但为各自的祖国，并且为全欧洲建立了一些未来的临时政府，而全部问题不过是要用举借革命贷款的办法在美国取得必要的经费，以便马上实现欧洲革命，从而建立理所当然的各个共和国。因此，像维利希这样一个人落入这种圈套，连怀有旧日革命热情的沙佩尔也任人愚弄，以及多数伦敦工人（大部分是流亡者）也跟着他们滚入资产阶级民主派革命制造者的阵营，也就不足为怪了。一句话，我们所坚持的沉着态度并不合乎这班人的口味；他们认为，应该开始制造革命；我们极为坚决地拒绝了这种做法。于是发生了分裂。关于以后的情况，可在《揭露》里读到。接着，诺特荣克首先被捕，后来又有豪普特在汉堡被捕，后者成了叛徒，竟泄露了科隆中央委员◎第207页◎会委员的姓名，并且还必须在法庭审判时充当主要证人；他的亲戚不愿蒙受这种耻辱，便把他送到里约热内卢去了，后来他在那里做了商人，由于他有功，先被任命为普鲁士总领事，后又被任命为德国总领事。现在他又在欧洲了。（注：沙佩尔在60年代末在伦敦去世。维利希参加了美国内战，并且战功卓著；他任准将时在默夫里斯伯勒（田纳西州）战役中胸部受伤，但又治愈；约于十年前在美国去世。关于上面说过的其他人，我还要指出：亨利希·鲍威尔在澳大利亚失踪了，魏特林和艾韦贝克在美国去世。）为了使人更好地理解《揭露》，我把科隆被告的名单列在下面：(1) 彼·格·勒泽尔，雪茄烟工人；(2)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后来去世时是进步党邦议会议员；(3)彼得·诺特荣克，裁缝，数年前在布雷斯劳去世，那时正做摄影师；(4)威·约·赖夫；(5)海尔曼·贝克尔博士，现任科隆市市长，上议院议员；(6)罗兰特·丹尼尔斯博士，医生，案件以后几年死于在狱中染上的肺病；(7) 卡尔·奥托，化学家；(8)阿伯拉罕·雅科比博士，目前在纽约当医生；(9)约·雅·克莱因博士，目前在科隆当医生并任市议员；(10)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但他当时已在伦敦；(11)约·路·埃尔哈德，店员；(12)弗里德里希·列斯纳，裁缝，目前住在伦敦。经过1852年10月4日至11月12日的公开审判，他们之中由陪审法庭按未遂叛国罪判处六年要塞监禁的有勒泽尔、毕尔格尔斯和诺特荣克，判处五年徒刑的有赖夫、奥托和贝克尔，判处三年徒刑的有列斯纳；丹尼尔斯、克莱因、雅科比和埃尔哈德被宣告无罪。从科隆案件时起就结束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第一时期。紧接着判决之后，我们解散了我们的同盟；又几个月以后，维利◎第208页◎希-沙佩尔的宗得崩德（注：宗得崩德原是瑞士七个经济落后的天主教州为对抗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和维护教会的特权而于19世纪40年代建立的单独联盟。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个名称来讽刺1850年9月15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另立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维利希-沙佩尔宗派集团。这个集团的活动方便了普鲁士警察当局破获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德国地下支部，使它得到借口于1852年在科隆制造了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著名活动家的案件。——203、209、738。） 也一命呜呼了。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年了。那时，德国是一个手工业和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家庭工业国家，现在它已经是一个工业不断急遽发展的大工业国了。那时，只有极少数工人理解自己作为工人的地位和自己同资本在历史上经济上的对立，因为那时这种对立本身还刚刚产生。现在，哪怕只是想稍稍延迟一下德国无产阶级发展到完全理解它作为被压迫阶级的地位的过程，也必须对整个德国无产阶级使用非常法。那时，已经认识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少数人，不得不秘密地聚集在一起，分成三人到二十人不等的小团体悄悄地举行集会。现在，德国无产阶级不再需要正式的组织，无论是公开的或秘密的；思想一致的阶级同志间的简单的自然联系，即使没有任何章程、委员会、决议以及诸如此类的具体形式，也足以震撼整个德意志帝国。俾斯麦在欧洲、在德国境外是公断人；而在国内，却如马克思还在1844年就已预见到的，德国无产阶级赫然可畏的大力士形象日益增长，对这个巨人来说，那个专供庸人使用的狭小的帝国建筑已经过于狭窄，他那魁伟的体格和宽阔的双肩不断壮大，有朝一日他从自己座位上站立起来，就可以使帝国宪法的整个建筑变为废墟。不仅如此，欧洲和美洲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现在已经壮大到如此地步，以致不仅它那狭窄的第一个形式即秘密同盟，而且连它那更广泛无比的第二个形式即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对它来说也成为一种桎梏了；单靠那种认识到阶级地位的共同性为基础的团结感，就足以使一切国家和操各种语言的工人建立同样的伟大无产阶级政党并使它保持团结。同盟在1847年到1852年所代表的学说，那时曾被聪明的庸人带着嘲笑的神情看作狂人呓语，看作几个孤单的宗派分子的秘密学说，现在，这个学说◎第209页◎在世界一切文明国家里，在西伯利亚矿山的囚徒中，在加利福尼亚的采金工人中，拥有无数的信徒；而这个学说的创始人、当时受到人们的憎恨和诽谤最多的一个人——卡尔·马克思，临到逝世时，却是新旧两大陆无产阶级的经常被请教的和永远乐于帮助的顾问。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5年10月8日于伦敦载于1885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卡·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并载于1885年11月12、19和2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6-48号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1-261页◎第210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之一）*（注：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书中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对其哲学先驱——德国古典哲学的最杰出代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关系，并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了系统的叙述。这部著作写于1886年初，最初刊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新时代》（见注3）1886年第4期和第5期。1888年又以单行本的形式在斯图加特出版。恩格斯专门为之写了序言，并在该书附录中第一次发表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89年圣彼得堡的杂志《北方通报》第3期和第4期刊登了恩格斯这部著作的俄译文，标题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危机》。1890年，这部著作被译成波兰文。1892年，日内瓦劳动解放社全文发表了格·普列汉诺夫翻译的俄译文，同年葡萄牙译文面世。1894年，在巴黎出版的法国社会主义月刊《新纪元》第4期和第5期上登载了劳·拉法格翻译并经恩格斯审阅的法译文。1903年，由美国凯尔出版社发表的英译文，标题为《社会主义哲学的根源》。——211。）1888年单行本序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的序言中说，1845年我们两人在布鲁塞尔着手“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主要由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注：见本选集第2卷第34页。——编者注）。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四十多年，马克思也已逝世，而我们两人谁也没有过机会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关于我们和黑格尔的关系，我们曾经在一些地方作了说明，但是无论哪个地方都不是全面系统的。至于费尔巴哈，虽然他在好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第211页◎间的中间环节，我们却从来没有回顾过他。这期间，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另一方面，德国的古典哲学在国外，特别是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有某种复活。甚至在德国，各大学里借哲学名义来施舍的折衷主义残羹剩汁，看来已叫人吃厌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越来越有必要把我们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又怎样同它脱离，作一个简要而又系统的阐述。同样，我也感到我们还要还一笔信誉债，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的狂飚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所以，当《新时代》3 杂志编辑部要我写一篇批评文章来评述施达克那本论费尔巴哈的书（注：指卡·尼·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年斯图加特版。——编者注）时，我也就欣然同意了。我的这篇文章发表在该杂志1886年第4期和第5期，现在经过修订以单行本出版。在这篇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注：指《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1-640页。——编者注）找出来看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旧稿中缺少对费尔巴哈学说本身的批判；所以，旧稿对现在这一目的是不适用的。可是我在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中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现在作为本书附录刊印出来。这是匆匆写成的供以后研究用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第212页◎付印。但是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8年2月21日于伦敦载于1888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11-412页◎第213页◎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注：哲学博士卡·尼·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年斯图加特，斐·恩克版。）使我们返回到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就时间来说离我们不过一代之久，但是它对德国现在的一代人却如此陌生，似乎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然而这终究是德国准备1848年革命的时期；那以后我国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1848年的继续，仅仅是革命遗嘱的执行罢了。正像在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崩溃的前导。但是这两个哲学革命看起来是多么不同啊！法国人同整个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在国外，在荷兰或英国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都可能进巴士底狱（注：巴士底狱是14-18世纪巴黎的城堡和国家监狱。从16世纪起，主要用来囚禁政治犯。——214。）。相反，德国人是一些教授，一些由国家任命的青年的导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而全部发展的最终体系，即黑格尔的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那时被认为是革命代表◎第214页◎人物的自由派，不正是最激烈地反对这种使头脑混乱的哲学吗？但是，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有看到的东西，至少有一个人在1833年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就是亨利希·海涅。（注：恩格斯指海涅关于德国哲学革命的言论，这些言论包含在海涅的著作《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这部著作发表于1834年，它是对德国精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进行评论（一部分发表于1833年）的继续。海涅的这些言论贯彻了这样的思想：当时由黑格尔哲学总其成的德国哲学革命，是德国即将到来的民主革命的序幕。——215。）举个例子来说吧。不论哪一个哲学命题都没有像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那样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这个命题就是：“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注：恩格斯在这里套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中的话。该书第1版于1821年在柏林出版。——215。）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警察国家、专断司法、书报检查制度祝福。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这样认为的，他的臣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决不是一切现存的都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性这种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所以，他决不认为政府的任何一个措施——黑格尔本人举“某种税制”为例——都已经无条件地是现实的。（注：见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全书缩写本。第一部。逻辑》第147节；第142节附释。该书第1版于1817年在海德堡出版。——215。） 但是必然的东西归根到底会表明自己也是合乎理性的。因此，黑格尔的这个命题应用于当时的普鲁士国家，只是意味着：这个国家只在它是必然的时候是合乎理性的，是同理性相符合的。如果说它在我们看来终究是恶劣的，而它尽管恶劣却继续存在，那么，政府的恶劣可以从臣民的相应的恶劣中找到理由和解释。当时的普鲁士人有他们所应得的政府。但是，根据黑格尔的意见，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状态或政治状态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具有的属性。恰恰相反，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法国的君主制◎第215页◎在1789年已经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性，以致必须由大革命（黑格尔总是极其热情地谈论这次大革命）来把它消灭。所以，在这里，君主制是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的。这样，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性的，就是说，注定是不合理性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乎理性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注：这里套用了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3场（《浮士德的书斋》）里的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话。——216。）但是，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完成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向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升，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在哲学认识的领域是如此，在任何其他的认识领域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也是如此。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第216页◎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正如资产阶级依靠大工业、竞争和世界市场在实践中推翻了一切稳固的、历来受人尊崇的制度一样，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诚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一定阶段对它那个时代和那种环境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这种观察方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我们在这里用不着去研究这种观察方法是否同自然科学的现状完全符合的问题，自然科学预言了地球本身存在的可能的末日和它适合居住状况的相当肯定的末日，从而承认，人类历史不仅有上升的过程，而且有下降的过程。无论如何，我们离社会历史开始下降的转折点还相当遥远，我们也不能要求黑格尔哲学去研究当时还根本没有被自然科学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但是这里确实必须指出一点：黑格尔并没有这样清楚地作出如上的阐述。这是他的方法必然要得出的结论，但是他本人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地作出这个结论。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不得不去建立一◎第217页◎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所以，黑格尔，特别是在《逻辑学》（注：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1812-1816年纽伦堡版。这部著作共分三册：《客观逻辑，存在论》(1812)、《客观逻辑，本质论》(1813)和《主观逻辑或概念论》(1816)。——218、573。）中，尽管如此强调这种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在《逻辑学》中，他可以再把这个终点作为起点，因为在这里，终点即绝对观念——它所以是绝对的，只是因为他关于这个观念绝对说不出什么来——“外化”也就是转化为自然界，然后在精神中，即在思维中和在历史中，再返回到自身。但是，要在全部哲学的终点上这样返回到起点，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把历史的终点设想成人类达到对这个绝对观念的认识，并宣布对绝对观念的这种认识已经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了。但是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在哲学的认识上是这样，在历史的实践上也是这样。人类既然通过黑格尔这个人想出了绝对观念，那么在实践上也一定达到了能够在现实中实现这个绝对观念的地步。因此，绝对观念对同时代人的实践的政治的要求不可提得太高。因此，我们在《法哲学》的结尾发现，绝对观念应当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向他的臣民再三许诺而又不予兑现的那种等级君主制中得到实现，就是说，应当在有产阶级那种适应于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关系的、有限的和温和的间接统治中得到实现；在这里还用思辨的方法向我们论证了贵族的必要性。可见，单是体系的内部需要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彻底革命的思维方法竟产生了极其温和的政治结论。这个结论的特殊形式当然是由下列情况造成的：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在各自的领域中都◎第218页◎是奥林波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摆脱德国庸人的习气。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妨碍黑格尔的体系包括了以前任何体系所不可比拟的广大领域，而且没有妨碍它在这一领域中阐发了现在还令人惊奇的丰富思想。精神现象学（也可以叫作同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对个人意识各个发展阶段的阐述，这些阶段可以看作人类意识在历史上所经过的各个阶段的缩影）、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而精神哲学又分成各个历史部门来研究，如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哲学史、美学等等，——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历史领域中，黑格尔都力求找出并指明贯穿这些领域的发展线索；同时，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识渊博的人物，所以他在各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当然，由于“体系”的需要，他在这里常常不得不求救于强制性的结构，对这些结构，直到现在他的渺小的敌人还发出如此可怕的喊叫。但是这些结构仅仅是他的建筑物的骨架和脚手架；人们只要不是无谓地停留在它们面前，而是深入到大厦里面去，那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保持充分的价值。在一切哲学家那里，正是“体系”是暂时性的东西，这恰恰因为“体系”产生于人类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但是，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么我们就达到了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完结了，而世界历史虽然已经无事可做，却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因而这是一个新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一旦我们认识到（就获得这种认识来说，归根到底没有一个人比黑格尔本人对我们的帮助更大），这样给哲学提出的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么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我们把沿◎第219页◎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任何单个人都无法达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些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可以理解，黑格尔的体系在德国的富有哲学味道的气氛中曾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这是一次胜利进军，它延续了几十年，而且决没有随着黑格尔的逝世而停止。相反，正是从1830年到1840年，“黑格尔主义”取得了独占的统治，它甚至或多或少地感染了自己的敌手；正是在这个时期，黑格尔的观点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大量渗入了各种科学，也渗透了通俗读物和日报，而普通的“有教养的意识”就是从这些通俗读物和日报中汲取自己的思想材料的。但是，这一全线胜利仅仅是一种内部斗争的序幕罢了。黑格尔的整个学说，如我们所看到的，为容纳各种极不相同的实践的党派观点留下了广阔场所；而在当时的理论的德国，有实践意义的首先是两种东西：宗教和政治。特别重视黑格尔的体系的人，在两个领域中都可能是相当保守的；认为辩证方法是主要的东西的人，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可能属于最极端的反对派。黑格尔本人，虽然在他的著作中相当频繁地爆发出革命的怒火，但是总的说来似乎更倾向于保守的方面；他在体系上所花费的“艰苦的思维劳动”倒比他在方法上所花费的要多得多。到30年代末，他的学派内的分裂越来越明显了。左翼，即所谓青年黑格尔派，在反对虔诚派的正统教徒和封建反动派的斗争中一点一点地放弃了在哲学上对当前的紧迫问题所采取的超然态度，由于这种态度，他们的学说在此之前曾经得到国家的容忍、甚至保护；到了1840年，正统教派的◎第220页◎虔诚和封建专制的反动随着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登上了王座，这时人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公开站在这一派或那一派方面了。斗争依旧是用哲学的武器进行的，但已经不再是为了抽象的哲学目的；问题已经直接是要消灭传统的宗教和现存的国家了。如果说在《德国年鉴》（注：《德国年鉴》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学哲学杂志《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的简称，该杂志以日报形式在莱比锡出版。1841年7月-1843年1月，杂志用上述名称出版；以前（1838-1841年）曾以《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的名称出版；1841年6月以前，杂志由阿·卢格和泰·艾希特迈耶尔在哈雷负责编辑，1841年7月起由阿·卢格在德累斯顿负责编辑。由于《哈雷年鉴》在普鲁士境内遭到停刊的威胁，编辑部从普鲁士的哈雷城迁往萨克森，并更改了杂志的名称。但是，即使用了新的名称，杂志也没有出版多久。1843年1月3日被萨克森政府查禁，并经联邦议会决定在全国查禁。——221。）中实践的最终目的主要还是穿着哲学的外衣出场，那么，在1842年的《莱茵报》（注：《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是德国的一家日报，青年黑格尔派的喉舌，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隆出版。该报是莱茵省一些反对普鲁士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人士创办的，曾吸收几个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年4月马克思开始为该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部成员。《莱茵报》也发表过许多恩格斯的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对该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1843年4月1日把它封闭了。——221。） 上青年黑格尔学派已经直接作为努力向上的激进资产阶级的哲学出现，只是为了迷惑书报检查机关才用哲学伪装起来。但是，政治在当时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所以主要的斗争就转为反宗教的斗争；这一斗争，特别是从1840年起，间接地也是政治斗争。1835年出版的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成了第一个推动力。后来，布鲁诺·鲍威尔反对该书中所阐述的福音神话发生说，证明许多福音故事都是作者自己虚构的。两人之间的争论是在“自我意识”对“实体”的斗争这一哲学幌子下进行的。神奇的福音故事是在宗教团体内部通过不自觉的、传统的创作神话的途径形成的呢，还是福音书作者自己虚构的，——这个问题竟扩展为这样一个问题：在世界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是“实体”呢，还是“自我意识”；最后，出现了施蒂纳，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先知（巴枯宁从他那里抄袭了许多东西），他用他的至上的“唯一者”（注：指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莱比锡版。——编者注）压倒了至上的“自我意识”。我们不打算更详细地考察黑格尔学派解体过程的这一方面。在我们看来，更重要的是：对现存宗教进行斗争的实践需要，把大批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推回到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他们在这里跟自己的学派的体系发生了冲突。唯物主义把自然界看作◎第221页◎唯一现实的东西，而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界只是绝对观念的“外化”，可以说是这个观念的下降；无论如何，思维及其思想产物即观念在这里是本原的，而自然界是派生的，只是由于观念的下降才存在。他们就在这个矛盾中彷徨，尽管程度各不相同。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这就一下子消除了这个矛盾。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那些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自己的本质的虚幻反映。魔法被破除了；“体系”被炸开并被抛在一旁了，矛盾既然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之中，也就解决了。——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甚至这部书的缺点也加强了它的一时的影响。美文学的、有时甚至是夸张的笔调赢得了广大的读者，无论如何，在抽象而费解的黑格尔主义的长期统治以后，使人们的耳目为之一新。对于爱的过度崇拜也是这样。这种崇拜，尽管不能认为有道理，在“纯粹思维”的已经变得不能容忍的至高统治下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从1844年起在德国的“有教养的”人们中间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正是同费尔巴哈的这两个弱点紧密相连的。它以美文学的词句代替了科学的认识，主张靠“爱”来实现人类的解放，而不主张用经济上改革生产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一句话，它沉溺在令人厌恶的美文学和泛爱的空谈中了。它的典型代表就是卡尔·格律恩先生。◎第222页◎还有一点不应当忘记：黑格尔学派虽然解体了，但是黑格尔哲学并没有被批判地克服。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各自抓住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方面，在论战中互相攻击。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但是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下面可以看到，这一任务是怎样实现的。但是这时，1848年的革命毫不客气地把全部哲学都撇在一旁，正如费尔巴哈把他的黑格尔撇在一旁一样。这样一来，费尔巴哈本人也被挤到后台去了。二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注：在蒙昧人和低级野蛮人中间，现在还流行着这样一种观念：梦中出现的人的形象是暂时离开肉体的灵魂；因而现实的人要对自己出现于他人梦中时针对做梦者而采取的行为负责。例如伊姆·特恩于1884年在圭亚那的印第安人中就发现了这种情形。（172关于梦中出现的人的形象是暂时离开肉体的灵魂等描写，见埃·斐·伊姆·特恩的著作《在圭亚那的印第安人中间》1883年伦敦版第344-346页。——223。）），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第223页◎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如果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就没有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这种观念在那个发展阶段出现决不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并且往往是一种真正的不幸，例如在希腊人那里就是这样。关于个人不死的无聊臆想之所以普遍产生，不是因为宗教上的安慰的需要，而是因为人们在普遍愚昧的情况下不知道对已经被认为存在的灵魂在肉体死后该怎么办。由于十分相似的原因，通过自然力的人格化，产生了最初的神。随着各种宗教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神越来越具有了超世界的形象，直到最后，通过智力发展中自然发生的抽象化过程——几乎可以说是蒸馏过程，在人们的头脑中，从或多或少有限的和互相限制的许多神中产生了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观念。因此，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愚昧无知的观念。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而创世说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往往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繁杂和荒唐得多），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第224页◎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给它们加上别的意义，就会造成怎样的混乱。但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作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认识的，正是这个世界的思想内容，也就是那种使世界成为绝对观念的逐步实现的东西，这个绝对观念是从来就存在的，是不依赖于世界并且先于世界而在某处存在的；但是思维能够认识那一开始就已经是思想内容的内容，这是十分明显的。同样明显的是，在这里，要证明的东西已经默默地包含在前提里面了。但是，这决不妨碍黑格尔从他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论证中作出进一步的结论：他的哲学因为对他的思维来说是正确的，所以也就是唯一正确的；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要得到证实，人类就要马上把他的哲学从理论转移到实践中去，并按照黑格尔的原则来改造整个世界。这是他和几乎所有的哲学家所共有的幻想。但是，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学家中，休谟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而他们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对驳斥这一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黑格尔都已经说了；费尔巴哈所增加的唯物主义的东西，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第225页◎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自在之物”；一旦把它们制造出来，“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例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们已经不再从地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300 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99％、99.9％、99.99％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必定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注：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加勒于1846年9月23日发现了海王星。——226。），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如果新康德主义者企图在德国复活康德的观点，而不可知论者企图在英国复活休谟的观点（在那里休谟的观点从来没有绝迹），那么，鉴于这两种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早已被驳倒，这种企图在科学上就是开倒车，而在实践上只是一种暗中接受唯物主义而当众又加以拒绝的羞羞答答的做法。但是，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在唯物主义者那里，这已经是一目了然的了，而唯心主义体系也越来越加进了唯物主义的内容，力图用泛神论来调和精神和物质的对立；因此，归根到底，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施达克在他对费尔巴哈的评述中，首先研究费尔巴哈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的立场。在简短的导言里，作者对以前的、特别是从康德以来的哲学家的见解，都◎第226页◎是用不必要的晦涩难懂的哲学语言来阐述的，并且由于过分形式主义地拘泥于黑格尔著作中的个别词句而大大贬低了黑格尔。在这个导言以后，他详细地叙述了费尔巴哈的有关著作中相继表现出来的这位哲学家的“形而上学”本身的发展进程。这一部分叙述得很用心、很明白，不过像整本书一样，哲学用语堆砌得太多，而这决不是到处都不可避免的。作者越是不保持同一学派或者哪怕是费尔巴哈本人的用语，越是把各种流派、特别是现在流行的自封的哲学派别的用语混在一起，这种堆砌所造成的混乱就越大。费尔巴哈的发展进程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诚然，他从来不是完全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走向唯物主义的发展进程，这一发展使他在一定阶段上同自己的这位先驱者的唯心主义体系完全决裂了。他势所必然地终于认识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之先于世界的存在，在世界之前就有的“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不外是对世界之外的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本身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但是费尔巴哈到这里就突然停止不前了。他不能克服通常的哲学偏见，即不反对事情本身而反对唯物主义这个名称的偏见。他说：“在我看来，唯物主义是人的本质和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是，我认为它不是生理学家、狭义的自然科学家如摩莱肖特所认为的而且从他们的观点和专业出发所必然认为的那种东西，即大厦本身。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完全一致；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注：这段引文在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年斯图加特版第166页上引用过。引文摘自卡·格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书简、遗稿及其哲学特征的阐述》1874年莱比锡-海德堡版第2卷第308页。——227。）费尔巴哈在这里把唯物主义这种建立在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特定理解上的一般世界观同这一世界观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即18◎第227页◎世纪所表现的特殊形式混为一谈了。不仅如此，他还把唯物主义同它的一种肤浅的、庸俗化了的形式混为一谈，18世纪的唯物主义现在就以这种形式继续存在于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的头脑中，并且被毕希纳、福格特和摩莱肖特在50年代拿着到处叫卖。但是，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上一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因为那时在所有自然科学中只有力学，而且只有固体（天上的和地上的）力学，简言之，即重力的力学，达到了某种完善的地步。化学刚刚处于幼稚的燃素说的形态中。生物学尚在襁褓中；对植物和动物的机体只作过粗浅的研究，并用纯粹机械的原因来解释；正如在笛卡儿看来动物是机器一样，在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看来，人是机器。仅仅运用力学的尺度来衡量化学性质的和有机性质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力学定律虽然也起作用，但是被其他较高的定律排挤到次要地位），这是法国古典唯物主义的一个特有的、但在当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种唯物主义的第二个特有的局限性在于：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这是同当时的自然科学状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方法相适应的。人们已经知道，自然界处在永恒的运动中。但是根据当时的想法，这种运动是永远绕着一个圆圈旋转，因而始终不会前进；它总是产生同一结果。这种想法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康德的太阳系发生说刚刚提出，而且还只是被看作纯粹的奇谈。地球发展史，即地质学，还完全没有人知道，而关于现今的生物◎第228页◎是由简单到复杂的长期发展过程的结果的看法，当时还根本不可能科学地提出来。因此，对自然界的非历史观点是不可避免的。根据这一点大可不必去责备18世纪的哲学家，因为连黑格尔也有这种观点。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它不能在时间上发展，只能在空间扩展自己的多样性，因此，它把自己所包含的一切发展阶段同时地、并列地展示出来，并且注定永远重复始终是同一的过程。黑格尔把发展是在空间以内、但在时间（这是一切发展的基本条件）以外发生的这种谬论强加于自然界，恰恰是在地质学、胚胎学、植物和动物生理学以及有机化学都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在这些新科学的基础上到处都出现了对后来的进化论的天才预想（例如歌德和拉马克）的时候。但是，体系要求这样，于是，方法为了迎合体系就不得不背叛自己。这种非历史观点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作是千年普遍野蛮状态造成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14和15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50年代在德国把唯物主义庸俗化并到处兜售的小贩们，丝毫没有越出他们的老师们的这个范围。自然科学后来获得的一切进步，仅仅成了他们否认有世界创造主存在的新论据；而进一步发展理论，实际上他们根本不去做。如果说唯心主义当时已经智穷才竭，并且在1848年革命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那么，它感到满足的是，唯物主义在这个时候更是江河日下。费尔巴哈拒绝为这种唯物主义负责是完全对的；只是他不应该把这些巡回传教士的学说同◎第229页◎一般唯物主义混淆起来。但是，这里应当注意两种情况。第一，费尔巴哈在世时，自然科学也还处在剧烈的酝酿过程中，这一过程只是在最近15年才达到了足以澄清问题的相对完成的地步；新的认识材料以空前的规模被提供出来，但是，只是到最近才有可能在纷纷涌来的这一大堆杂乱的发现中建立起联系，从而使它们有了条理。虽然这三个决定性的发现——细胞、能量转化和以达尔文命名的进化论的发现，费尔巴哈在世时全看到了，但是，这位在乡间过着孤寂生活的哲学家怎么能够对科学充分关注，给这些发现以足够的评价呢？何况对这些发现就连当时的自然科学家有的还持有异议，有的还不懂得充分利用。这里只能归咎于德国的可怜状况，由于这种状况，当时哲学讲座全被那些故弄玄虚的折衷主义的小识小见之徒所占据，而比这些家伙高明百倍的费尔巴哈，却不得不在穷乡僻壤中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因而，现在已经成为可能的、排除了法国唯物主义的一切片面性的、历史的自然观，始终没有为费尔巴哈所了解，这就不是他的过错了。第二，费尔巴哈说得完全正确：纯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虽然“是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不是大厦本身”。因为，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问题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但是，这一点费尔巴哈是做不到的。他虽然有“基础”，但是在这里仍然受到传统的唯心主义的束缚，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他说：◎第230页◎“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是一致的；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但是在这里，在社会领域内，正是费尔巴哈本人没有“前进”，没有超过自己在1840年或1844年的观点，这仍旧主要是由于他的孤寂生活，这种生活迫使这位比其他任何哲学家都更爱好社交的哲学家从他的孤寂的头脑中，而不是从同与他才智相当的人们的友好或敌对的接触中产生出自己的思想。费尔巴哈在这个领域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唯心主义者，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详细的考察。这里还应当指出，施达克在找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时找错了地方。他说：“费尔巴哈是唯心主义者，他相信人类的进步。”（第19页）“唯心主义仍旧是一切的基础，根基。在我们看来，实在论只是在我们追求自己的理想的意图时使我们不致误入迷途而已。难道同情、爱以及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不是理想的力量吗？”（第Ⅷ页）第一，在这里无非是把对理想目的的追求叫作唯心主义。但这些目的至多同康德的唯心主义及其“绝对命令”有必然联系；然而康德自己把他的哲学叫作“先验的唯心主义”，决不是因为那里也讲到道德的理想，而完全是由于别的理由，这是施达克会记得的。有一种迷信，认为哲学唯心主义的中心就是对道德理想即对社会理想的信仰，这种迷信是在哲学之外产生的，是在那些把席勒诗歌中符合他们需要的少数哲学上的只言片语背得烂熟的德国庸人中产生的。没有一个人比恰恰是十足的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更尖锐地批评了康德的软弱无力的“绝对命令”（它之所以软弱无力，是因为它要求不可能的东西，因而永远达不到任何现实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比他更辛辣地嘲笑了席勒所传播的那种沉湎于不能实现的理◎第231页◎想的庸人习气（见《现象学》（注：即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编者注））。第二，决不能避免这种情况：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甚至吃喝也是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饥渴而开始，并且同样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饱足而停止。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如果一个人只是由于他追求“理想的意图”并承认“理想的力量”对他的影响，就成了唯心主义者，那么任何一个发育稍稍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怎么还会有唯物主义者呢？第三，关于人类（至少在现时）总的说来是沿着进步方向运动的这种信念，是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绝对不相干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同自然神论者（注：自然神论者是一种宗教哲学学说的拥护者。这种学说认为神是非人格的、有理性的世界始因，但是神不干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在封建教会世界观统治的条件下，自然神论往往站在唯理论的立场上批判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揭露僧侣们的寄生生活和招摇撞骗的行为。——232、703。）伏尔泰和卢梭一样，几乎狂热地抱有这种信念，并且往往为它付出最大的个人牺牲。如果说有谁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就这句话的正面的意思说）而献出了整个生命，那么，例如狄德罗就是这样的人。由此可见，施达克把这一切说成是唯心主义，这只是证明：唯物主义这个名词以及两个派别的全部对立，在这里对他来说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事实上，施达克在这里向那种由于教士的多年诽谤而流传下来的对唯物主义这个名称的庸人偏见作了不可饶恕的让步，虽然这也许是不自觉的。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简言之，即他本人暗中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而把唯心主义理解为对美德、普遍的人类爱的信仰，总之，对“美好世界”的信仰，——他在别人面前夸耀这个“美好世界”，但是他自己至多只是在这样的时候才相信这个“美好世◎第232页◎界”，这时，他由于自己习以为常的“唯物主义的”放纵而必然感到懊丧或遭到破产，并因此唱出了他心爱的歌：人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在其他方面，施达克极力保护费尔巴哈，反对现今在德国以哲学家名义大吹大擂的大学教师们的攻击和学说。对关心德国古典哲学的这些不肖子孙的人们来说，这的确是很重要的；对施达克本人来说，这也许是必要的。不过我们就怜惜怜惜读者吧。三我们一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他的真正的唯心主义就显露出来了。费尔巴哈决不希望废除宗教，他希望使宗教完善化。哲学本身应当融化在宗教中。“人类的各个时期仅仅由于宗教的变迁而彼此区别开来。某一历史运动，只有在它深入人心的时候，才是根深蒂固的。心不是宗教的形式，因而不应当说宗教也存在于心中；心是宗教的本质。”（注：这段引文摘自费尔巴哈的著作《哲学原理、变化的必然性》，见卡·格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书简、遗稿及其哲学特征的阐述》1874年莱比锡-海德堡版第1卷第407页。——233。）（引自施达克的书，第168页）按照费尔巴哈的看法，宗教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关系、心灵的关系，过去这种关系是在现实的虚幻映象中（借助于一个神或许多神，即人类特性的虚幻映象）寻找自己的真理，现在却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在我和你之间的爱中寻找自己的真理了。归根到底，在费尔巴哈那里，性爱即使不是他的新宗教借以实现的最高形式，也是最高形式之一。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而性爱在最近800年间获得了这样的发展和地位，竟◎第233页◎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现存的通行的宗教只限于使国家对性爱的管理即婚姻立法神圣化；这些宗教也许明天就会完全消失，但是爱情和友谊的实践并不会发生丝毫变化。在法国，从1793年到1798年，基督教的确曾经消失到这种程度，连拿破仑去恢复它也不能不遇到抵抗和困难，但是在这一期间，并没有感觉到需要用费尔巴哈意义上的宗教去代替它。在这里，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就在于：他不是抛开对某种在他看来也已成为过去的特殊宗教的回忆，直截了当地按照本来面貌看待人们彼此间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即性爱、友谊、同情、舍己精神等等，而是断言这些关系只有在用宗教名义使之神圣化以后才会获得自己的完整的意义。在他看来，主要的并不是存在着这种纯粹人的关系，而是要把这些关系看作新的、真正的宗教。这些关系只是在盖上了宗教的印记以后才被认为是完满的。宗教一词是从religare一词来的，本来是联系的意思。因此，两个人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是宗教。这种词源学上的把戏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一着。这个词的意义，不是按照它的实际使用的历史发展来决定，而竟然按照来源来决定。因此，仅仅为了使宗教这个对唯心主义回忆很宝贵的名词不致从语言中消失，性爱和性关系竟被尊崇为“宗教”。在40年代，巴黎的路易·勃朗派改良主义者正是这样说的，他们也认为不信宗教的人只是一种怪物，并且对我们说：因此，无神论就是你们的宗教！费尔巴哈想以一种本质上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为基础建立真正的宗教，这就等于把现代化学当作真正的炼金术。如果无神的宗教可以存在，那么没有哲人之石的炼金术也可以存在了。况且，炼金术和宗教之间是有很紧密的联系的。哲人之石有许多类似神的特性，公元头两世纪埃及和希腊的炼金术士在基督教学说的形成上也出了一份力量。柯普和拜特洛所提供的材◎第234页◎料就证明了这一点。费尔巴哈的下面这个论断是绝对错误的：“人类的各个时期仅仅由于宗教的变迁而彼此区别开来。”重大的历史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只是就迄今存在的三种世界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言。古老的自发产生的部落宗教和民族宗教是不传布的，一旦部落或民族的独立遭到破坏，它们便失掉任何抵抗力；拿日耳曼人来说，甚至他们一接触正在崩溃的罗马世界帝国以及它刚刚采用的、适应于它的经济、政治、精神状态的世界基督教，这种情形就发生了。仅仅在这些多少是人工造成的世界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里，我们才发现比较一般的历史运动带有宗教的色彩，甚至在基督教传播的范围内，具有真正普遍意义的革命也只有在资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最初阶段即从13世纪到17世纪，才带有这种宗教色彩；而且，这种色彩不能像费尔巴哈所想的那样，用人的心灵和人的宗教需要来解释，而要用以往的整个中世纪的历史来解释，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但是到了18世纪，资产阶级已经强大得足以建立他们自己的、同他们的阶级地位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了，这时他们才进行了他们的伟大而彻底的革命——法国革命，而且仅仅诉诸法律的和政治的观念，只是在宗教挡住他们的道路时，他们才理会宗教；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要用某种新的宗教来代替旧的宗教；大家知道，罗伯斯比尔在这方面曾遭受了怎样的失败。同他人交往时表现纯粹人类感情的可能性，今天已经被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以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社会破坏得差不多了。我们没有理由把这种感情尊崇为宗教，从而更多地破◎第235页◎坏这种可能性。同样，对历史上的重大的阶级斗争的理解，特别是在德国，已经被流行的历史编纂学弄得够模糊了，用不着我们去把这些斗争的历史变为教会史的单纯附属品，使这种理解成为完全不可能。由此可见，现在我们已经离开费尔巴哈多么远了。他那赞美新的爱的宗教的“最美丽的篇章”现在已经不值一读了。费尔巴哈认真地研究过的唯一的宗教是基督教，即以一神教为基础的西方的世界宗教。他指出，基督教的神只是人的虚幻的反映、映象。但是，这个神本身是长期的抽象过程的产物，是以前的许多部落神和民族神集中起来的精华。与此相应，被反映为这个神的人也不是一个现实的人，而同样是许多现实的人的精华，是抽象的人，因而本身又是一个思想上的形象。费尔巴哈在每一页上都宣扬感性，宣扬专心研究具体的东西、研究现实，可是这同一个费尔巴哈，一谈到人们之间纯粹的性关系以外的某种关系，就变成完全抽象的了。他在这种关系中仅仅看到一个方面——道德。在这里，同黑格尔比较起来，费尔巴哈的惊人的贫乏又使我们诧异。黑格尔的伦理学或关于伦理的学说就是法哲学，其中包括：(1)抽象的法，(2)道德，(3)伦理，其中又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在这里，形式是唯心主义的，内容是实在论的。法、经济、政治的全部领域连同道德都包括进去了。在费尔巴哈那里情况恰恰相反。就形式讲，他是实在论的，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因而这个人始终是在宗教哲学中出现的那种抽象的人。这个人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他是从一神教的神羽化而来的，所以他也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里面；虽然他同其他的人来往，但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人也和他本人一样是抽象的。在宗教哲学里，我们终究还可以看到男人和女人，但是◎第236页◎在伦理学里，连这最后一点差别也消失了。的确，在费尔巴哈那里间或也出现这样的命题：“皇宫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的人所想的是不同的。”（注：这段引文摘自费尔巴哈的著作《驳躯体和灵魂、肉体和精神的二元论》，见《费尔巴哈全集》1846年莱比锡版第2卷第363页。——237。） ——“如果你因为饥饿、贫困而身体内没有养料，那么你的头脑中、你的感觉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没有供道德用的养料了。”（注：这段引文在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年斯图加特版第254页上引用过。引文摘自费尔巴哈的著作《贫穷操纵并取消所有法律》，见卡·格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书简、遗稿及其哲学特征的阐述》1874年莱比锡-海德堡版第2卷第285-286页。——237。）——“政治应当成为我们的宗教”（注：这段引文在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年斯图加特版第280页上引用过。引文摘自费尔巴哈的著作《哲学原理。变化的必然性》，见卡·格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书简、遗稿及其哲学特征的阐述》1874年莱比锡-海德堡版第1卷第409页。——237。），等等。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之二）*（注：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书中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对其哲学先驱——德国古典哲学的最杰出代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关系，并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了系统的叙述。这部著作写于1886年初，最初刊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新时代》（见注3）1886年第4期和第5期。1888年又以单行本的形式在斯图加特出版。恩格斯专门为之写了序言，并在该书附录中第一次发表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89年圣彼得堡的杂志《北方通报》第3期和第4期刊登了恩格斯这部著作的俄译文，标题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危机》。1890年，这部著作被译成波兰文。1892年，日内瓦劳动解放社全文发表了格·普列汉诺夫翻译的俄译文，同年葡萄牙译文面世。1894年，在巴黎出版的法国社会主义月刊《新纪元》第4期和第5期上登载了劳·拉法格翻译并经恩格斯审阅的法译文。1903年，由美国凯尔出版社发表的英译文，标题为《社会主义哲学的根源》。——211。）但是，费尔巴哈完全不知道用这些命题去干什么，它们始终是纯粹的空话，甚至施达克也不得不承认，政治对费尔巴哈是一个不可通过的区域，而“关于社会的学说，即社会学，对他来说，是一个未知的领域”（注：见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年斯图加特版第280页。——237。）。在善恶对立的研究上，他同黑格尔比起来也是肤浅的。黑格尔指出：“有人以为，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注：黑格尔关于恶是历史发展动力的思想见他的著作《法哲学原理》第18、139节以及《宗教哲学讲演录》第3部第2篇第3章。后面这本著作的第1版于1832年在柏林出版。——237。）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但是，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历史对他来说是一个不愉快的可怕的领域。他有句名言：“当人最初从自然界产生的时候，他也只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物，而不是◎第237页◎人。人是人、文化、历史的产物。”（注：这句话摘自路·费尔巴哈的著作《我的哲学经历的特征描述片断》，见《费尔巴哈全集》1846年莱比锡版第2卷第411页。——238。）——甚至这句名言在他那里也是根本不结果实的。从上述一切可以明白，关于道德，费尔巴哈所告诉我们的东西只能是极其贫乏的。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来就有的，因而应当是一切道德的基础。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受到双重的矫正。第一，受到我们的行为的自然后果的矫正：酒醉之后，必定头痛；放荡成习，必生疾病。第二，受到我们的行为的社会后果的矫正：要是我们不尊重他人同样的追求幸福的欲望，那么他们就会反抗，妨碍我们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由此可见，我们要满足我们的这种欲望，就必须能够正确地估量我们的行为的后果，另一方面还必须承认他人有相应的欲望的平等权利。因此，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又是爱！），这就是费尔巴哈的道德的基本准则，其他一切准则都是从中引伸出来的。无论费尔巴哈的妙语横生的议论或施达克的热烈无比的赞美，都不能掩盖这几个命题的贫乏和空泛。如果一个人只同自己打交道，他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而且决不会对己对人都有利。他的这种欲望要求同外部世界打交道，要求有得到满足的手段：食物、异性、书籍、娱乐、辩论、活动、消费和加工的对象。费尔巴哈的道德或者是以每一个人无疑地都有这些满足欲望的手段和对象为前提，或者只向每一个人提供无法应用的忠告，因而对于没有这些手段的人是一文不值的。这一点，费尔巴哈自己也说得很直截了当：“皇宫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的人所想的是不同的。”“如果你因为饥饿、贫困而身体内没有养料，那么你的头脑中、你的感觉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没有供道德用的养料了。”至于说到他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情况是否好一些呢？费尔◎第238页◎巴哈提出这种要求，认为这种要求是绝对的，是适合于任何时代和任何情况的。但是这种要求从什么时候起被认为是适合的呢？在古代的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在中世纪的农奴和领主之间，难道谈得上有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吗？被压迫阶级追求幸福的欲望不是被冷酷无情地“依法”变成了统治阶级的这种欲望的牺牲品吗？——是的，这也是不道德的，但是现在平等权利被承认了。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和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中不得不废除一切等级的即个人的特权，而且起初在私法方面、后来逐渐在公法方面实施了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从那时以来并且由于那个缘故，平等权利在口头上是被承认了。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观念上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所关心的，是使绝大多数权利平等的人仅有最必需的东西来勉强维持生活，所以资本主义对多数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给予的尊重，即使有，也未必比奴隶制或农奴制所给予的多一些。至于说到幸福的精神手段、教育手段，情况是否好一些呢？就连“萨多瓦的教师”（注：普军在1866年奥普战争中萨多瓦一役获胜后，德国资产阶级政论中的流行用语，意思是说普鲁士的胜利似乎是由于普鲁士国民教育制度的优越。这一用语源出《外国》杂志的编辑奥·佩舍尔，他在该杂志1866年7月17日第29期上的一篇文章《最近的战争历史的教训》中用了这个用语。——239。） 不也是一个神话人物吗？不仅如此。根据费尔巴哈的道德论，证券交易所就是最高的道德殿堂，只要人们的投机始终都是得当的。如果我的追求幸福的欲望把我引进了交易所，而且我在那里又善于正确地估量我的行为的后果，因而这些后果只使我感到愉快而不引起任何损失，就是说，如果我经常赚钱的话，那么费尔巴哈的指示就算执行了。我也并没有因此就妨碍另一个人的同样的追求幸福的欲望，因为另一个人和我一样，是自愿到交易所去的，他和我成立投机交易时是按照他追求幸福的欲望行事，正如我是按照我追求幸福的欲望行事一样。如果他赔了钱，那么这就证明他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因为他◎第239页◎盘算错了，而且，我在对他执行应得的惩罚时，甚至可以摆出现代拉达曼的威风来。只要爱不纯粹是温情的空话，交易所也是由爱统治的，因为每个人都靠别人来满足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而这就是爱应当做的事情，爱也在这里得到实现。如果我在那里正确地预见到我的行动的后果，因而赌赢了，那么我就执行了费尔巴哈道德的一切最严格的要求，而且还成了富翁。换句话说，费尔巴哈的道德是完全适合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管他自己多么不愿意或想不到是这样。可是爱啊！——真的，在费尔巴哈那里，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而且这是在一个分裂为利益直接对立的阶级的社会里。这样一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都陶醉在和解中了！简单扼要地说，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它的一切前驱者一样的。它是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并且，只要它能破坏这种道德而不受惩罚，它就加以破坏。而本应把一切人都联合起来的爱，则表现在战争、争吵、诉讼、家庭纠纷、离婚以及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尽可能的剥削中。但是，费尔巴哈所提供的强大推动力怎么能对他本人毫无结果呢？理由很简单，因为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但是，◎第240页◎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而费尔巴哈反对这样做，因此，他所不了解的1848年对他来说只意味着和现实世界最后分离，意味着退入孤寂的生活。在这方面，主要又要归咎于德国的状况，这种状况使他落得这种悲惨的结局。但是，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四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就他们没有离开哲学这块土地来说，都是黑格尔哲学的分支。施特劳斯写了《耶稣传》和《教义学》（注：指大·弗·施特劳斯的著作《基督教教理的历史发展及其和现代科学的斗争》1840-1841年蒂宾根-斯图加特版第1-2卷，该书第二部的标题是《基督教教理的物质内容（教义学）》。——241。）以后，就只从事写作勒南式的哲学和教会史的美文学作品；鲍威尔只是在基督教起源史方面做了一些事情，虽然他在这里所做的也是重要的；施蒂纳甚至在巴枯宁把他同蒲鲁东混合起来并且把这个混合物命名为“无政府主义”以后，依然是一个怪物；唯有费尔巴哈是个杰出的哲学家。但是，不仅哲学这一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把它们包罗在内的科学的科学，对他来说，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屏障，不可侵犯的圣物，而且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也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他没有批判地克服黑格尔，而是简单地把黑格尔当作无用的东西抛在一边，同时，与黑格尔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内容相比，他本人除了矫揉造作的爱的宗教和贫乏无力的道德以外，拿不出什◎第241页◎么积极的东西。但是，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个派别，唯一的真正结出果实的派别。这个派别主要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注：请允许我在这里作一点个人的说明。近来人们不止一次地提到我参加了制定这一理论的工作，因此，我在这里不得不说几句话，把这个问题澄清。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在这里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发生的。这就是说，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义。不过在这里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黑格尔不是简单地被放在一边，恰恰相反，上面所阐述的他的革命方面即辩证方法被接过来了。但是这种方法在黑格尔的形式中是无用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绝对概念不仅是从来就存在的（不知在哪里？），而且是整个现存世界的真正◎第242页◎的活的灵魂。它通过在《逻辑学》中详细探讨过的并且完全包含在它自身中的一切预备阶段而向自身发展；然后它使自己“外化”，转化为自然界，它在自然界中并没有意识到它自己，而是采取自然必然性的形式，经过新的发展，最后在人身上重新达到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在历史中又从粗糙的形式中挣脱出来，直到绝对概念终于在黑格尔哲学中又完全地达到自身为止。因此，在自然界和历史中所显露出来的辩证的发展，即经过一切迂回曲折和暂时退步而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的因果联系，在黑格尔那里，只是概念的自己运动的翻版，而这种概念的自己运动是从来就有的（不知在什么地方），但无论如何是不依任何能思维的人脑为转移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颠倒是应该消除的。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作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作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实现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且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注：见《人脑活动的实质。一个手艺人的描述》汉堡迈斯纳出版社版。（恩格斯指的是约·狄慈根的著作《人脑活动的实质。一个手艺人的描述，纯粹的和实践的理性的再批判》1869年汉堡版。——243。））◎第243页◎而这样一来，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就恢复了，同时也摆脱了那些曾经在黑格尔那里阻碍它贯彻到底的唯心主义装饰。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成了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实际上把这个思想分别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如果人们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这个观点出发，那么关于最终解决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远不会提出了；人们就始终会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人们对于还在不断流行的旧形而上学所不能克服的对立，即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同一和差别、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也不再敬畏了；人们知道，这些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它的残余还牢牢地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这种方法在当时是有重大的历史根据的。必须先研究事物，尔后才能研究过程。必须先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尔后才能觉察这个事物中所发生的变化。自然科学中的情形正是这◎第244页◎样。认为事物是既成的东西的旧形而上学，是从那种把非生物和生物当作既成事物来研究的自然科学中产生的。而当这种研究已经进展到可以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即可以过渡到系统地研究这些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发生的变化的时候，在哲学领域内也就响起了旧形而上学的丧钟。事实上，直到上一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是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联系——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的科学。研究植物机体和动物机体中的过程的生理学，研究单个机体从胚胎到成熟的发育过程的胚胎学，研究地壳逐渐形成过程的地质学，所有这些科学都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产儿。但是，首先是三大发现使我们对自然过程的相互联系的认识大踏步地前进了：第一是发现了细胞，发现细胞是这样一种单位，整个植物体和动物体都是从它的繁殖和分化中发育起来的。这一发现，不仅使我们知道一切高等有机体都是按照一个共同规律发育和生长的，而且使我们通过细胞的变异能力看出有机体能改变自己的物种从而能完成比个体发育更高的发育的道路。——第二是能量转化，它向我们表明了一切首先在无机界中起作用的所谓力，即机械力及其补充，所谓位能、热、辐射（光或辐射热）、电、磁、化学能，都是普遍运动的各种表现形式，这些运动形式按照一定的度量关系由一种转变为另一种，因此，当一种形式的量消失时，就有另一种形式的一定的量代之出现，因此，自然界中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不断转化的过程。——最后，达尔文第一次从联系中证明，今天存在于我们周围的有机自然物，包括人在内，都是少数原始单细胞胚胎的长期发育过程的产物，而这些胚胎又是由那些通过化学途径产生的原生质或蛋白质形◎第245页◎成的。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观念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想象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臆想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发表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要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违背自然研究者的意志，使他们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不得不承认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排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倒退。这样，自然界也被承认为历史发展过程了。而适用于自然界的，同样适用于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学。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去证实的现实的联系，把全部历史及其各个部分都看作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这样看来，历史是不自觉地、但必然是为了实现某种预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例如在黑格尔那里，是为了实现他的绝对观念而努力，而力求达到这个绝对观念的坚定不移的意向就构成了历史事变中的内在联系。这样，人们就用一种新的——不自觉的或逐渐自觉的——神秘的天◎第246页◎意来代替现实的、尚未知道的联系。因此，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通过发现现实的联系来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但是，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因为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预期的目的，总的说来在表面上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第247页◎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因此，问题也在于，这许多单个的人所预期的是什么。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想。但是，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单个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旧唯物主义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因此，它的历史观——如果它有某种历史观的话，——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它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且照例认为君子是受骗者，而小人是得胜者。旧唯物主义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历史的研究中不能得到很多有教益的东西；而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相反，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是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第248页◎动力输入历史。例如黑格尔，他不从古希腊历史本身的内在联系去说明古希腊的历史，而只是简单地断言，古希腊的历史无非是“美好的个性形式”的制定，是“艺术作品”本身的实现。（注：见乔·威·弗·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第2部第2篇。该书第1版于1837年在柏林出版。——249。）在这里，黑格尔关于古希腊人作了许多精彩而深刻的论述，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今天对那些纯属空谈的说明表示不满。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圣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使人们行动起来的一切，都必然要经过他们的头脑；但是这一切在人们的头脑中采取什么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种情况决定的。现在工人不再像1848年在莱茵地区那样简单地捣毁机器，但是，这决不是说，他们已经容忍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应用机器。但是，在以前的各个时期，对历史的这些动因的探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和自己的结果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期，这种联系已经简化了，以致人们有可能揭开这个谜了。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就是说，至少从 1815年签订欧洲和约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族(landed aristocracy)和资产阶级(middle class)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第249页◎的中心。在法国，随着波旁王室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被人们意识到了；复辟时期的历史编纂学家，从梯叶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尔，总是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而从1830年起，在这两个国家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已被承认是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当时关系已经非常简化，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见，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的现代历史的动力。但是，这些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呢？初看起来，那种大的、曾经是封建的土地占有制的起源，还可以（至少首先）归于政治原因，归于暴力掠夺，但是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就说不通了。在这里，显而易见，这两大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而同样明显的是，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一样，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是由于经济关系发生变化，确切些说，是由于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而产生的。最初是从行会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的过渡，随后又是从工场手工业到使用蒸汽和机器的大工业的过渡，使这两个阶级发展起来了。在一定阶段上，资产阶级推动的新的生产力——首先是分工和许多局部工人在一个综合性手工工场里的联合——以及通过生产力发展起来的交换条件和交换需要，同现存的、历史上继承下来的而且被法律神圣化的生产秩序不相容了，就是说，同封建社会制度的行会特权以及许多其他的个人特权和地方特权（这些特权对于非特权等级来说都是桎梏）不相容了。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力起来反抗封建土地占有者和行会师傅所代表的生产秩序了；结局是大家都知道的：封建桎梏被打碎了，在英国是逐渐打碎的，在法国是一下子打碎的，在德国还没有完全打碎。但是，正像工◎第250页◎场手工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曾经同封建的生产秩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现在已经同代替封建生产秩序的资产阶级生产秩序相冲突了。被这种秩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范围所束缚的大工业，一方面使全体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生产出越来越多的没有销路的产品。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因果，这就是大工业所陷入的荒谬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要求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因此，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因此，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从传统的观点看来（这种观点也是黑格尔所尊崇的），国家是决定的因素，市民社会是被国家决定的因素。表面现象是同这种看法相符合的。就单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同样，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当时是哪一个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意志，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这是问题的形式方面，这方面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要问一下，这个仅仅是形式上的意志（不论是单个人的或国家的）有什么内容呢？这一内容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人们所期望的正是这个而不是别的呢？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就发现，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但是，既然甚至在拥有巨量生产资料和交往手段的现代，国家都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发展的独立领域，而它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第251页◎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那么，以前的一切时代就必然更是这样了，那时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还没有使用这样丰富的辅助手段来进行，因而这种生产的必要性必不可免地在更大程度上支配着人们。既然在今天这个大工业和铁路的时代，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那么，在以前的时代，国家就必然更加是这样了，那时每一代人都要比我们今天更多得多地耗费一生中的时间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因而要比我们今天更多地依赖于这种物质需要。对从前各个时代的历史的研究，只要在这方面是认真进行的，都会最充分地证实这一点；但是，在这里当然不能进行这种研究了。如果说国家和公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那么不言而喻，私法也是这样，因为私法本质上只是确认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在一定情况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但是，这种确认所采取的形式可以是很不相同的。人们可以把旧的封建的法的形式大部分保存下来，并且赋予这种形式以资产阶级的内容，甚至直接给封建的名称加上资产阶级的含义，就像在英国与民族的全部发展相一致而发生的那样；但是人们也可以像在西欧大陆上那样，把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即罗马法以及它对简单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质的法的关系（如买主和卖主、债权人和债务人、契约、债务等等）所作的无比明确的规定作为基础。这样做时，为了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半封建的社会的利益，人们可以或者是简单地通过审判的实践贬低罗马法，使它适合于这个社会的状况（普通法），或者是依靠所谓开明的进行道德说教的法学家的帮助把它加工成一种适应于这种社会状况的特殊法典，这种法典，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从法学观点看来也是不好的（普鲁士邦法）；但是这样做时，人们也可以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后，以同一个罗马法为基础，制定出像法兰西民法典◎第252页◎这样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因此，如果说民法准则只是以法的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那么这种准则就可以依情况的不同而把这些条件有时表现得好，有时表现得坏。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它刚一产生，对社会来说就是独立的，而且它越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越是直接地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它就越独立。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必然要变成政治的斗争，变成首先是反对这一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斗争；对这一政治斗争同它的经济基础的联系的认识，就日益模糊起来，并且会完全消失。即使在斗争参加者那里情况不完全是这样，但是在历史编纂学家那里差不多总是这样的。在关于罗马共和国内部斗争的古代史料中，只有阿庇安一人清楚而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一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什么进行的，即为土地所有权进行的。但是，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来说是独立的力量，马上就产生了另外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说，在职业政治家那里，在公法理论家和私法法学家那里，同经济事实的联系就完全消失了。因为经济事实要以法律的形式获得确认，必须在每一个别场合都采取法律动机的形式，而且，因为在这里，不言而喻地要考虑到现行的整个法的体系，所以，现在法律形式就是一切，而经济内容则什么也不是。公法和私法被看作两个独立的领域，它们各有自己的独立的历史发展，它们本身都可以系统地加以说明，并需要通过彻底根除一切内部矛盾来作出这种说明。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第253页◎的。从15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在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同样，从那时起重新觉醒的哲学也是如此。哲学的内容本质上仅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在上一世纪的那些往往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经济学家的英国人和法国人那里，这种情形是表现得很明显的，而在黑格尔学派那里，这一情况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了。现在我们再简略地谈谈宗教，因为宗教离开物质生活最远，而且好像是同物质生活最不相干。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他们本身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但是，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作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存在的东西来对待了。人们头脑中发生的这一思想过程，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因此，大部分是每个有亲属关系的民族集团所共有的这些原始的宗教观念，在这些集团分裂以后，便在每个民族那里依各自遇到的生活条件而独特地发展起来，而这一过程对一系列民族集团来说，特别是对雅利安人（所谓印欧人）来说，已由比较神话学详细地证实了。这样在每一个民族中形成的神，都是民族的神，这些神的王国不越出它们所守护的民族领域，在这个界线以外，就无可争辩地由别的神统治了。只要这些民族存在，这些神也就继续活在人们的观念中；这些民族没落了，这些神也就随着灭亡。罗马世界帝国使得古老的民族没落了（关于罗马世界帝国产生的经济条件，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加以研究），古老的民族的神就灭亡了，甚至罗马的那些仅仅适合于罗马城这个狭小圈子的神也灭亡了；罗马曾企图除本地的◎第254页◎神以外还承认和供奉一切多少受崇敬的异族的神，这就清楚地表明了有以一种世界宗教来充实世界帝国的需要。但是一种新的世界宗教是不能这样用皇帝的敕令创造出来的。新的世界宗教，即基督教，已经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亚派（注：斯多亚主义是公元前4-3世纪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因其创始人芝诺通常在雅典集市的画廊讲学，又称画廊学派（画廊的希腊文是“Stoa”）。斯多亚派哲学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以伦理学为中心，逻辑学和物理学只是为伦理学提供基础。这个学派主要宣扬服从命运并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泛神论思想，其中既有唯物主义倾向，又有唯心主义思想。早期斯多亚派认为认识来源于对外界事物的感觉，但又承认关于神、善恶、正义等的先天观念。他们把赫拉克利特的火和逻各斯看成一个东西，认为宇宙实体既是物质性的，同时又是创造一切并统治万物的世界理性，也是神、天命和命运，或称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也受天命支配，人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而生活，即遵照理性和道德而生活。合乎理性的行为就是德行，只有德行才能使人幸福。人要有德行，成为善人，就必须用理性克制情欲，达到清心寡欲以至无情无欲的境界。中期斯多亚派强调社会责任、道德义务，加强了道德生活中的禁欲主义倾向。晚期斯多亚派宣扬安于命运，服从命运，认为人的一生注定是有罪的、痛苦的，只有忍耐和克制欲望，才能摆脱痛苦和罪恶，得到精神的安宁和幸福。晚期斯多亚派的伦理思想为基督教的兴起准备了思想条件。——255、464。）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了。我们必须重新进行艰苦的研究，才能够知道基督教最初是什么样子，因为它那流传到我们今天的官方形式仅仅是尼西亚宗教会议（注：尼西亚宗教会议是第一次基督教会世界性主教会议。这次会议是325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城召开的，约300名主教或代表主教的长老出席。会议针对当时教会存在的“三位一体”派和阿里乌派的信仰分歧，通过了一切基督徒必须遵守“三位一体”的信条（正统基督教教义的基本原则），不承认信条以叛国罪论。会议还制定教会法规，以加强主教权力，实为加强皇帝权力，因主教是由皇帝任免的，从此基督教变成了罗马帝国国教。——255、467。）为了使它成为国教而赋予它的那种形式。它在250年后已经变成国教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它是适应时势的宗教。在中世纪，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基督教成为一种同它相适应的、具有相应的封建等级制的宗教。当市民阶级兴起的时候，新教异端首先在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注：阿尔比派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12至13世纪广泛传播于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城市中。它的主要发源地是法国南部阿尔比城。阿尔比派反对天主教的豪华仪式和教阶制度，它以宗教的形式反映了城市商业和手工业居民对封建制度的抗议。法国南部的部分贵族也加入了阿尔比派，他们企图剥夺教会的土地。1209年教皇英诺森三世曾组织十字军征伐阿尔比派。经过二十年战争和残酷的镇压，阿尔比派运动终于失败。——255。）中间，在那里的城市最繁荣的时代，同封建的天主教相对抗而发展起来。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由宗教培育起来的群众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市民阶级从最初起就给自己制造了一种由无财产的、不属于任何公认的等级的城市平民、短工和各种仆役所组成的附属品，即后来的无产阶级的前身，同样，宗教异端也早就分成了两派：市民温和派和甚至也为市民异教徒所憎恶的平民革命派。新教异端的不可根绝是同正在兴起的市民阶级的不可战胜相适应的；当这个市民阶级已经充分强大的时候，他们从前同封建贵族进行的主要是地方性的斗争便开始采取全国性的规模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发生在德国，这就是所谓的宗教改革（注：指16世纪德国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参看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2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99-419页）。——255、558、696。）。那时市民阶级既不够强大又不够发展，不足以把其他的反叛等级——城◎第255页◎市平民、下级贵族和乡村农民——联合在自己的旗帜之下。贵族首先被击败；农民举行了起义，形成了这次整个革命运动的顶点；城市背弃了农民，革命被各邦君主的军队镇压下去了，这些君主攫取了革命的全部果实。从那时起，德国有整整三个世纪从那些能独立地干预历史的国家的行列中消失了。但是除德国人路德外，还出现了法国人加尔文，他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当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已经蜕化并把德国引向灭亡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在这里，加尔文教显示出它是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衣，因此，在1689年革命（注：指1688年英国政变（又称“光荣革命”）。由于这次政变，在英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确立了建立在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妥协基础上的、以奥伦治的威廉（从1689年起）为首的君主立宪制。——256、703。） 由于一部分贵族同资产阶级间的妥协而结束以后，它也没有得到完全的承认。英国的国教会恢复了，但不是恢复到它以前的形式，即由国王充任教皇的天主教，而是强烈地加尔文教化了。旧的国教会庆祝欢乐的天主教礼拜日，反对枯燥的加尔文派礼拜日。新的资产阶级化的国教会，则采用后一种礼拜日，这种礼拜日至今还在装饰着英国。在法国，1685年加尔文教的少数派曾遭到镇压，被迫皈依天主教或者被驱逐出境。（注：鉴于17世纪20年代起对胡格诺教徒（加尔文派新教徒）所施加的政治迫害和宗教迫害加剧了，路易十四于1685年取消亨利四世1598年颁布的南特敕令。这个敕令曾给予胡格诺教徒以信教和敬神的自由；由于南特敕令的取消，数十万胡格诺教徒离开了法国。——256。）但是这有什么用处呢？ 那时自由思想家皮埃尔·培尔已经在忙于从事活动，而1694年伏尔泰也诞生了。路易十四的暴力措施只是使法国的资产阶级更便于以唯一同已经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非宗教的、纯粹政治的形式进行自己的革命。出席国民议会的不是新教徒，而是自由思想家了。由此可见，基督教进入了它的最后阶段。此后，它已不能成为任何进步阶级的意向的意识形态外衣了；它越来越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统治阶级只把它当作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同时，每个◎第256页◎不同的阶级都利用它自己认为适合的宗教：占有土地的容克利用天主教的耶稣会派或新教的正统派，自由的和激进的资产者则利用理性主义，至于这些先生们自己相信还是不相信他们各自的宗教，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这样，我们看到，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但是，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在这里只说这一点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