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合集目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编者的话说　明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恩格斯　英国状况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和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二）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之一）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之二）恩格斯　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马克思　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恩格斯　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之二）马克思和恩格斯　关于波兰的演说马克思　危机和反革命马克思　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马克思　雇佣劳动与资本（之一）马克思　雇佣劳动与资本（之二）马克思和恩格斯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马克思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之一）马克思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之二）马克思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之三）马克思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之四）恩格斯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一）恩格斯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二）恩格斯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三）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一）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二）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三）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四）马克思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　俄国的对华贸易马克思　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恩格斯　波斯和中国马克思　鸦片贸易史马克思　英中条约马克思　中国和英国的条约恩格斯　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　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　对华贸易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　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人名索引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名目索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说明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册》马克思　工资、价格和利润（之一）马克思　工资、价格和利润（之二）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节选）（之一）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节选）（之二）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节选）（之三）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节选）（之四）马克思　《资本论》第二卷（节选）（之一）马克思　《资本论》第二卷（节选）（之二）马克思　《资本论》第二卷（节选）（之三）马克思　《资本论》第二卷（节选）（之四）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节选）（之一）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节选）（之二）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节选）（之三）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节选）（之四）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节选）（之五）恩格斯　卡·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马克思　论蒲鲁东恩格斯　《德国农民战争》序言 1870年第二版序言恩格斯　致国际工人协会人名索引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名目索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说明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之一）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之二）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之三）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之四）恩格斯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马克思　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马克思　论土地国有化恩格斯　论住宅问题（之一）恩格斯　论住宅问题（之二）恩格斯　论住宅问题（之三）恩格斯　论权威马克思　政治冷淡主义恩格斯　流亡者文献（之一）恩格斯　流亡者文献（之二）马克思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摘录）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　给奥·倍倍尔的信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马克思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恩格斯　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之一）恩格斯　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之二）恩格斯　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之三）恩格斯　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之四）恩格斯　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之五）恩格斯　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之六）恩格斯　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之七）恩格斯　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之八）恩格斯　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之九）马克思和恩格斯　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节选）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之一）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之二）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之三）马克思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恩格斯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人名索引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名目索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说明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一）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二）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三）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四）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五）恩格斯　马克思和《新莱茵报》恩格斯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之一）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之二）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节选）（之一）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节选）（之二）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节选）（之三）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节选）（之四）恩格斯　美国工人运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恩格斯　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恩格斯　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恩格斯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恩格斯　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恩格斯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恩格斯　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恩格斯　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恩格斯　法德农民问题恩格斯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和恩格斯　书信（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　书信（之二）马克思和恩格斯　书信（之三）马克思和恩格斯　书信（之四）马克思和恩格斯　书信（之五）马克思和恩格斯　书信（之六）马克思和恩格斯　书信（之七）编者的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版出版于1972年，译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遵照中共中央决定，我们正着手编译全集第二版，预计60卷左右。这是一项跨世纪的宏伟工程，全书出齐需要较长时间。为了适应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的需要，帮助读者全面、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改革和建设的实践，我们向读者提供这部内容更充实、译文更准确的选集新版本。本选集对第一版所选文献作了调整，增删了若干篇著作和书信，特别是首次节选了马克思的基本著作《资本论》的相当多的篇章，以便更全面地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本选集分为四卷。第一卷是1843-1859年的著作，第二卷是1857-1871年的著作以及《资本论》节选，第三卷是1871 -1883 年的著作，第四卷是1884 -1895年的著作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编入选集的文献一般按写作或发表时间顺序编排。为方便读者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时期为某一著作写的序言、导言，一般同原著作编在一起；论述中国问题的10篇文章以及从《资本论》第一、二、三卷中节选的篇章，也分别编在一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按时间顺序集中编排在第四卷。编入选集的全部文献都根据原文重新校订。每卷正文之前刊有编者说明，正文之后附有注释、人名索引、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和名目索引。目录和正文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和方括号［］内的文字，都是编者加的；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凡未说明是“编者注”的脚注均为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原注；人名索引和名目索引的条目均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1994年8月目录 下一页说　明本卷选载马克思和恩格斯1843-1859年的著作以及后来他们为一些著作写的序言和导言。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在欧洲主要国家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已经暴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开始尖锐。欧洲许多国家还面临反对封建反动势力和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1848-1849年欧洲大陆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虽然遭到了失败，但动摇了旧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工人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为反对资本压迫和封建专制，为争取自身的彻底解放开始积极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是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上半期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并开始作为自觉的共产主义者进行活动。他们在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新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把自己的革命理论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1847年他们参与创建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同工人运动中的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斗争。他们亲自参加了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失败后系统地总结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自己的理论。50年代后半期，马克思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这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科学社会主义为工人阶级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本卷的首篇著作是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1843年3 月到9月期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了批判，这对他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后来他自己说过，他的这一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见本选集第2卷第32页）。在《导言》中，马克思力求指出人类从各种形式的压迫下获得彻底解放的途径并论证共产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他指出，无产阶级是能实现这种革命变革的社会力量，无产阶级把自己从压迫下解放出来，也就必然推翻剥削制度的一切基础，从而解放人类。这样他就第一次表述了无产阶级作为旧制度的破坏者和新制度的创造者的历史使命的思想。《导言》阐述了先进理论的革命性作用。马克思写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见本卷第9页）；“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见本卷第15页）这篇文章标志着马克思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本卷收入的恩格斯著作《英国状况。十八世纪》，是1842年11月至1844 年8月他在英国期间考察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写的。他在这篇文章中概述了18世纪工业革命的过程，强调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机器的发明和应用对生产的发展、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他指出，“使用机械辅助手段，特别是应用科学原理，是进步的动力”（见本卷第32页），英国工业的这一次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运动的动力”（见本卷第35页）。恩格斯指出，工业革命使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阶级关系的主要方面也发生了根本变革，以往存在的阶级和阶层解体了，作为它们生存基础的条件和关系破坏了，于是就产生了崭新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篇文章不仅提出生产资料是进步的动力，而且还包含不同阶级和政党的利益冲突和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的思想。马克思从1844年起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他阅读了许多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他批判地研究德国哲学、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最初成果。在本卷选录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这一节中，马克思把德国哲学广为使用的异化概念用来分析社会关系，把它同私有制的统治和由私有制的统治所产生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由此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包含四个基本特征，首先是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生产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化的存在物同劳动相对立。其次，工人同自己的生产活动相异化。工人的劳动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别人；工人在劳动中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别人。再次，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劳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在私有制条件下成为仅仅维持他个人生存的手段。最后，人同人相异化。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是一切异化、首先是劳动异化的基础和原因，又是劳动异化的结果，他得出结论说，只有扬弃私有财产才能结束异化劳动，克服异化才会消除产生私有财产的条件，并由此更加深刻地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别以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见本卷第51页）异化劳动的观点是马克思关于资本占有他人的雇佣劳动理论的最初表达形式。在马克思创立剩余价值理论以后，他已很少使用异化劳动这一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自从1844年8月底在巴黎会面以后，由于观点完全一致，结成了亲密的友谊。1845年秋-1846年5月他们在布鲁塞尔为了制定新的世界观，共同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还写了被恩格斯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中心思想是革命实践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马克思指出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忽视实践作用的缺点，说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标准。世界是否可知，人们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只能由实践来证明。他还指出，人的革命实践既改变其周围环境，也改变人自身。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提纲》的最后一条即第十一条揭示了新旧世界观的根本区别，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见本卷第57页）。在本卷节选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章《费尔巴哈》中，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第一次得到了比较系统的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必须生存，为此人们首先需要衣、食、住和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东西，即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物质生产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他们第一次揭示了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指出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同现存的交往形式发生矛盾。这个矛盾通过社会革命来解决。已经变成桎梏的原先的交往形式被一种新的、与更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交往形式所取代。这种新的交往形式一旦不再适合发展着的生产力而成为桎梏，就又通过革命被另一种更进步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引起历史上不同所有制形式的更替。这种矛盾是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它表现为各阶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作者还考察了政治上层建筑的领域，特别是国家和法对所有制的依赖关系，揭露了国家的阶级实质，提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他们还阐述了社会意识对物质生产过程的依赖关系，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见本卷第73页）。同时还揭示了社会意识的阶级性，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他们从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得出了共产主义革命、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结论。他们指出共产主义革命是要废除私有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和阶级本身。为此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夺取政权。本章还概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私有制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和阶级统治将消失；随着阶级和分工的消灭，城乡对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将消灭；劳动将变成自由人的真正的自主活动；个人的才能将得到全面发展。《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针对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而写的。蒲鲁东的观点反映了小生产者的要求。他不主张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是主张取消大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保留小私有制。他企图在保留资本主义基础的条件下来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病，并反对通过革命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他的观点在当时欧洲一些国家有较大影响，客观上成为新世界观传播的障碍。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也是为了帮助无产阶级在思想上同小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在本卷节选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这一章中，马克思揭露了蒲鲁东方法论的根本缺点，批评他研究社会现象时所采取的形而上学态度，批判他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杜撰抽象范畴、滥用黑格尔辩证法的错误做法，指出观念、科学抽象、逻辑范畴不应当是思想的随心所欲的产物，而应当是现实过程的反映。马克思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指出生产力的内容不仅包括生产资料，而且还包括劳动者本身，同时说明“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见本卷第194页）。马克思批评蒲鲁东否定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的必要性的错误观点，论述了罢工斗争和建立工人同盟的作用，指出这是促进工人团结、提高他们的阶级意识、使他们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的手段。马克思提出了关于政治斗争在工人阶级解放事业中起决定作用的原理。他写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斗争的“最高表现就是全面革命”（见本卷第194页）。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与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卡尔·海因岑进行了论战。海因岑经常用大喊大叫的空谈来代替真正的革命宣传，他号召德国人立即举行起义，惩治他认为是万恶之源的君主等等，同时攻击德国共产主义者。恩格斯在《德意志-布尔塞尔报》上发表了两篇题为《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的文章，指出海因岑的鼓动活动非常有害，只能败坏民主运动的声誉，驳斥了海因岑关于共产主义者使民主阵营发生分裂的胡言乱语，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待民主运动的策略，强调共产主义的最近目标是争取民主，并在争取民主斗争中同民主主义者共同行动。他指出：“在所有的文明国家，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又是实行一切共产主义措施的首要前提。因此在民主主义还未实现以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要并肩战斗，民主主义者的利益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利益”（见本卷第205页）。恩格斯驳斥海因岑认为共产主义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的错误观点，指出共产主义是随着生活本身的要求而产生的，它不是教义，而是社会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作为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本卷收入的马克思1848年1月9日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召开的公众大会上所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揭穿了资产阶级关于自由贸易的欺人之谈，指出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由是虚假的，是用来欺骗群众的工具，贸易自由不外是资本发展的自由。他谴责了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驳斥了所谓自由贸易引起的国际分工有利于殖民地国家的谬论，说明殖民地统治是由资产阶级的剥削欲望造成的，这种欲望既引起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又造成一国牺牲别国而致富的贪心。收入本卷的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和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是他们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性文件。1847年1 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正义者同盟领导人的要求，加入了同盟，并协助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同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决定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通过了由恩格斯起草的同盟纲领草案《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同年10月底-11月恩格斯在《信条》的基础上写成纲领的新草案《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1月底到12月初，同盟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又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篇供发表的纲领，这就是《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用问答式形式指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说明了无产阶级的产生过程、工人阶级运动兴起和发展的历史前提，提出了工人阶级运动的目的；阐明了共产主义者的主要要求是废除私有制以及废除私有制的途径；根据对资本主义大工业内在矛盾的分析，论证了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代替的必然性；说明了共产主义同其他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区别和共产主义者对待其他政党的态度；还预言了未来社会的主要特征。《共产党宣言》是在《原理》的基础上写成的，它吸收了《原理》的基本内容，抛弃了它的问答形式。《宣言》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融为一体，言简意赅地阐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新世界观的原理，以唯物史观说明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揭示了物质生产在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阐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互相作用和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宣言》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指出自原始公社制度解体以来，以往的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它着重分析了资产阶级产生、发展的过程，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在不到100 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大大超过了以往整个人类社会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并说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本身的作用在客观上为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准备了条件。《宣言》分析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论证了无产阶级充当资产阶级掘墓人的历史使命，指出只有无产阶级领导受压迫的劳苦群众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和最重要条件，同时比较明确地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指出：无产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　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见本卷第294页）。《宣言》奠定了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基础。它强调指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改造社会的必要条件。它说明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人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宣言》规定了党的纲领和任务，提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见本卷第285 页），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主要任务是“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见本卷第293页）。《宣言》还指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见本卷第294页）。《宣言》剖析了当时流行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流派，揭露了它们的理论错误和阶级实质，从而划清了科学的社会主义与所有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宣言》阐明了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以及基本策略思想：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共产党人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并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宣言》庄严声明：“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见本卷第307 页）《宣言》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号召。本卷还收入了后来不同时期写的《宣言》的七篇序言。在这些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尽管后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本卷收入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是马克思40年代后半期继《哲学的贫困》以后第二部篇幅较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以剥削雇佣工人的劳动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实质，说明这些关系的对抗性质以及劳动的利益和资本的利益的根本对立。马克思在考察这种剥削的机制时指出，通过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交换，资本家换到“劳动，即工人的生产活动，亦即创造力量。工人通过这种创造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见本卷第347页）。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于完成“劳动力”商品这一重要发现。恩格斯1891年为这本著作写的《导言》不仅证明资本主义为新的社会制度代替的必然性，而且简略地说明了这个新制度的特征。他写道，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见本卷第330页）。在本卷中占有很大篇幅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法国和德国1848-1849年革命和总结这次革命的经验的著作。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第一次用唯物史观来研究法国的整个一段历史时期，卓越地分析了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原因、性质和进程，阶级力量的对比，各个阶级的作用以及导致革命失败的因素，进一步阐述并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马克思指出导致革命爆发的原因归根到底是经济。他确定了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之间的内在联系，说明当时上层建筑的现象（首先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在多大程度上和以什么样的形式影响历史过程。他指出革命加速社会的发展，使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直接参加政治斗争，提高了他们的阶级意识。他形象地把革命称为“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根据革命的经验，首先是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经验，指出法国资产阶级最终变成了反革命势力，而工人阶级成了历史进步的主要力量。可是法国无产阶级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只是通过被资产阶级镇压的起义，才看清了自己的真正作用。马克思说这次起义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见本卷第398页）。马克思还解决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同盟军问题，指出像法国这样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无产阶级只有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样，马克思就提出了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最重要前提的思想。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并使自己变为统治阶级的思想，还第一次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术语。他写道，革命的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见本卷第462页）。革命的进程表明，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就不可能镇压剥削阶级的顽固反抗，就不可能建立新社会，从而也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和巩固胜利。《法兰西阶级斗争》科学地表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在社会的经济改造中的任务：“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见本卷第409 页）这一提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如后来恩格斯所说，这里“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形形色色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等等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的以及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见本选集第4卷第509页）。《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这篇总结德国革命经验的文献，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3月24日以前写的。当时他们还寄希望于新的革命高潮很快到来。《告同盟书》包含了根据革命经验对共产主义者同盟进行改组的具体计划，是同盟改组的理论基础。他们预计即将到来的新的革命的结果很可能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掌握政权，因此在《告同盟书》中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策略。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在某些场合可以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乃至资产阶级自由派结成暂时的联盟，但必须在组织上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划清界限，必须保持自己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性。《告同盟书》阐述了不断革命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取得某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后，就希望尽快结束革命，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相反地，无产阶级关心的是革命过程的不断发展和深入。他们写道：“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　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见本卷第368页）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是第一部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著作。恩格斯科学地分析了革命的前提和性质、阶级力量的对比、各个阶级的作用、革命失败的原因。恩格斯指出，革命爆发和失败的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和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见本卷第483页）。他表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规律性。他写道，不同阶级的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向来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却不能持久，在战胜共同的敌人之后，战胜者之间的阶级对抗就会尖锐化。“正是旧的复杂的社会机体中阶级对抗的这种迅速而剧烈的发展，使革命成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正是新的党派的这种不断的迅速成长，一个接替一个掌握政权，使一个民族在这种剧烈的震动时期5 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100年还走不完的途程”（见本卷第512页）。这样他就发挥了马克思关于革命是“历史火车头”的思想。恩格斯以丰富的材料分析了各个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自由资产阶级在三月革命胜利后取得了政权，但它害怕人民，最终背叛了革命，与封建君主和贵族结成联盟。资产阶级的背叛使封建反革命势力复辟，资产阶级自己也失去了政治权力。小资产阶级由于其不坚定性，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怯懦，不敢依靠人民，不敢依靠武装群众的支持，并且迷信议会制的权力，使革命遭到失败。恩格斯指出，只有工人阶级是革命的最彻底的真正的战斗力量，它“代表整个民族的真正的和被正确理解的利益”（见本卷第569页），但德国的工人阶级人数很少，还没有很好组织起来，不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恩格斯通过对各个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态度的分析，说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不可能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完成这个历史使命。恩格斯从革命经验中概括出为取得武装起义胜利而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并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起义的学说奠定了基础。他指出，“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见本卷第566页），并具体地表述了革命政党在举行武装起义时必须遵循的一些原则。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可以说是《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续篇。它系统地总结了1848-1851年法国阶级斗争经验，它是马克思为评述法国阶级斗争的新发展，即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而写的，但正如恩格斯为这部著作撰写的第三版序言中所说，马克思用法国这段阶级斗争历史成功地检验了他最先发现的历史运动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见本卷第583页）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了他的国家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态度。他根据法国的历史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特征以及各种不同形式，指出一切资产阶级革命都没有动摇在君主专制下已经形成的军事官僚机器，而是把现存的国家机器看作主要的战利品。“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见本卷第676 页）无产阶级则要“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这个国家机器。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只能在旧的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马克思阐明了农民与工人阶级结成联盟的必然性。他精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的经济和政治状况，指出在资产阶级统治加强的情况下农民日益革命化，认识到自身利益与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因此，他们“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见本卷第681 页）。同时，由于农民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见本卷第684 页）马克思在革命过程中写的《危机和反革命》、《资产阶级和反革命》这两篇文章，深刻地揭露了德国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行径，指责资产阶级自由派掌权后一方面不对封建王朝实行专政，不去摧毁旧的制度，而是陶醉于君主立宪，想充当国民议会和国王之间的调停人，另一方面它又采取专制的措施来对付民主力量，这就使被打垮的反革命势力赢得了时间，在官僚机构和军队中巩固了自己的阵地。由此马克思得出了一个重要的原理：为了保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政局下都需要专政，并且是强有力的专政”（见本卷第313页），来迅速清除旧制度的残余。文章说明了德国资产阶级必然背叛革命的原因。马克思分析了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同17世纪英国革命和18世纪法国革命的区别，指出当德国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封建制度时，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这样，德国资产阶级的前面和后面站着两个敌人：封建势力和无产阶级及其他革命人民群众。德国资产阶级“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对两者都持利己主义态度”（见本卷第320页）。因此，“它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见本卷第319页）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关心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在本卷中有关民族问题和殖民主义问题的文章占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1847年11月29日在伦敦举行的纪念波兰人民反对沙皇制度的起义十七周年的国际大会上的演说，包含有关民族问题的重要思想。他们批判了资产阶级宣扬的“各民族兄弟联盟”这个口号的虚伪性，马克思指出，所谓“各民族兄弟联盟”的实质是压迫者对付被压迫者的兄弟联盟、剥削者对付被剥削者的兄弟联盟。一个国家里在资产阶级各个成员之间虽然存在着竞争和冲突，但资产阶级却总是联合起来反对本国的无产阶级，同样，各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在世界市场上互相冲突和竞争，但总是联合起来反对各国的无产阶级。他们认为民族压迫的根源在于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因此要消灭民族压迫，就得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他们还阐述了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在演说中恩格斯提出了“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这一著名论点，指出不把波兰从压迫波兰人的国家解放出来，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也就不可能获得解放，并提出以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来对抗各国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马克思第一次用唯物史观并联系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来考察殖民主义问题。马克思严厉鞭挞了英国殖民政策，深刻地揭露了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统治给印度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揭穿了资产阶级文明的真实面目，指出，如果资产阶级文明“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它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见本卷第772页）。同时马克思也反对把以往封建制度理想化的思想。文章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进步的矛盾性质。资产阶级文明发展了生产力，但又不能给人民群众带来平等和自由。它只是为建设新世界创造物质前提，产生一种能彻底结束各种压迫和剥削的力量，即无产阶级。马克思写道：“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见本卷第773页）本卷收入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等有关中国的10篇文章充分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多么关心中国人民反抗列强侵略的斗争，并高度赞扬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他们无情地谴责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愤怒地声讨英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野蛮罪行；深刻地揭露了沙皇俄国如何利用英法侵华战争从中渔利，掠夺中国的大片领土；热情支持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正义斗争，高度赞扬他们顽强的英勇精神。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太平天国的起义以及中国农民革命对欧洲革命的影响。马克思在谈到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时写道：“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见本卷第695 页）恩格斯对中国的前途寄予很大的希望，他写道，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见本卷第712页）。本卷的最后一篇文章是马克思1856年4月14 日在纪念英国宪章派报纸《人民报》创刊四周年的宴会上的演说。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宪章运动日趋衰落，英国工人对政治活动日益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发表了这篇简短而内容深刻、又鼓舞人心的讲话。马克思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他的革命学说的本质，指出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对抗，必然引起无产阶级革命，说明了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唯一能够改造旧世界的彻底革命的阶级，并对这一阶级的创造性的革命力量充满信心，他说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见本卷第775页）马克思怀着坚定的信念宣告：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最早写于1843年10月中-12月中，1844年2月发表于《德法年鉴》（见注61）。马克思于1843年3月到9月期间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45-404页）。1843年10月，马克思在巴黎和法国的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德国的正义者同盟盟员建立了联系，观察了那里的工人运动，研究了当时先进的政治思想，写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他在这篇著作中第一次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指出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掌握革命理论同革命实践统一的原理。《导言》标志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1850年，《导言》的法译文以节选的形式收入海·艾韦贝克的著作《什么是德国现代哲学所谓的宗教》。1887年《导言》的俄文版在日内瓦出版。1890 年12月2-10日，《柏林人民报》又重新发表了这篇导言。——1。）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谬误在天国为神祗所作的雄辩[oratio pro aris et focis （注：见西塞罗《论神性》。直译是：为保卫祭坛和炉灶所作的雄辩；转义是：为保卫社稷和家园所作的雄辩。——编者注）]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声誉扫地了。一个人，如果想在天国这一幻想的现实性中寻找超人，而找到的只是他自身的反映，他就再也不想在他正在寻找和应当寻找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只去寻找他自身的映象，只去寻找非人了。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就是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是，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point d'honneur]，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宗教是◎第1页◎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芽。这种批判撕碎锁链上那些虚构的花朵，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宗教只是虚幻的太阳，当人没有围绕自身转动的时候，它总是围绕着人转动。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随导言之后将要作的探讨（注：马克思本来打算在《德法年鉴》（见注61）上发表这篇《导言》之后，接着完成在1843年已经着手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著作并把它付印。《德法年鉴》停刊后，马克思逐渐放弃了自己的计划。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曾说明原因：他不满意把针对黑格尔的思辨观点的批判同针对各种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合在一起写成一本著作，他觉得这种形式会给人以任意制造体系的印象。鉴于这种考虑，马克思认为最好以单独的小册子形式分别对法、伦理、政治等等进行批判，再用一部批判性著作概述对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批判。此外，1844年5-6月以后，马克思已经忙于其他工作，把经济学研究提到了首位。从1844年9月起，由于需要对青年黑格尔派进行反击，马克思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开始把阐述新的革命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同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以及德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其他代表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结合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成了这项任务。——2。）——这是为这项工作尽的一份力——首先不是联系原本，而是联系副本即联系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来进行的。其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这一探讨是联系德国进行的。如果想从德国的现状[status quo]本身出发，即使采取唯一适◎第2页◎当的方式，就是说采取否定的方式，结果依然是时代错乱。即使对我国当代政治状况的否定，也已经是现代各国的历史废旧物品堆藏室中布满灰尘的史实。即使我否定了敷粉的发辫，我还是要同没有敷粉的发辫打交道。即使我否定了1843年的德国制度，但是按照法国的纪年，我也不会处在1789年，更不会是处在当代的焦点。不错，德国历史自夸有过一个运动，在历史的长空中，没有一个国家曾经是这个运动的先行者，将来也不会是这个运动的模仿者。我们没有同现代各国一起经历革命，却同它们一起经历复辟。我们经历了复辟，首先是因为其他国家敢于进行革命，其次是因为其他国家受到反革命的危害；在第一种情形下，是因为我们的统治者们害怕了，在第二种情形下，是因为我们的统治者们并没有害怕。我们，在我们的那些牧羊人带领下，总是只有一次与自由为伍，那就是在自由被埋葬的那一天。有个学派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说明今天的卑鄙行为是合法的，有个学派把农奴反抗鞭子——只要鞭子是陈旧的、祖传的、历史的鞭子——的每一声呐喊都宣布为叛乱；正像以色列上帝对他的奴仆摩西一样，历史对这一学派也只是显示了自己的后背[a posteriori（注：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33章第23节。——编者注）]，因此，这个历史法学派（注：历史法学派是18世纪末在德国兴起的一个法学流派。它的特征是反对古典自然法学派，强调法律应体现民族精神和历史传统；反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重视习惯法；反对制定普遍适用的法典。该派的代表人物是古·胡果、弗·卡·萨维尼等人，他们借口保持历史传统的稳定性，极力维护贵族和封建制度的各种特权。1842年萨维尼被任命为修订普鲁士法律的大臣，这样，历史法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就成了修订普鲁士法律的依据。历史法学派的主张是同黑格尔的观点相对立的。1841年底，马克思开始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同时也研究历史法哲学。对后者的批判，可见马克思于1842年写的《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7-106页）。——3、494。）本身如果不是德国历史的杜撰，那就是它杜撰了德国历史。这个夏洛克，却是奴才夏洛克，他发誓要凭他所持的借据，即历史的借据、基督教日耳曼的借据来索取从人民胸口割下的每一磅肉。相反，那些好心的狂热者，那些具有德意志狂血统并有自由思想的人，却到我们史前的条顿原始森林去寻找我们的自由历史。但是，如果我们的自由历史只能到森林中去找，那么我们的自由历史◎第3页◎和野猪的自由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呢？况且谁都知道，在森林中叫唤什么，森林就发出什么回声。还是让条顿原始森林保持宁静吧！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这种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正像一个低于做人的水平的罪犯，依然是刽子手的对象一样。在同这种制度进行的斗争中，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它是激情的头脑。它不是解剖刀，它是武器。它的对象是自己的敌人，它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因为这种制度的精神已经被驳倒。这种制度本身不是值得重视的对象，而是既应当受到鄙视同时又已经受到鄙视的存在状态。对于这一对象，批判本身不用自己表明什么了，因为它对这一对象已经清清楚楚。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这是指描述各个社会领域相互施加的无形压力，描述普遍无所事事的沉闷情绪，描述既表现为自大又表现为自卑的狭隘性，而且要在政府制度的范围内加以描述，政府制度是靠维护一切卑劣事物为生的，它本身无非是以政府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卑劣事物。这是一幅什么景象呵！社会无止境地继续分成各色人等，这些心胸狭窄、心地不良、粗鲁平庸之辈处于互相对立的状态，这些人正因为相互采取暖昧的猜疑的态度而被自己的统治者一律——虽然形式有所不同——视为特予恩准的存在物。甚至他们还必须承认和首肯自己之被支配、被统治、被占有全是上天的恩准！而另一方面，是那些统治者本人，他们的身价与他们的人数则成反比！涉及这个内容的批判是搏斗式的批判；而在搏斗中，问题不在于敌人是否高尚，是否旗鼓相当，是否有趣，问题在于给敌人以打击。问题在于不让德国人有一时片刻去自欺欺人和俯首听命。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第4页◎当公开耻辱，从而使耻辱更加耻辱。应当把德国社会的每个领域作为德国社会的羞耻部分[partie honteuse]加以描述，应当对这些僵化了的关系唱一唱它们自己的曲调，迫使它们跳起舞来！为了激起人民的勇气，必须使他们对自己大吃一惊。这样才能实现德国人民的不可抗拒的要求，而各国人民的要求本身则是能使这些要求得到满足的决定性原因。甚至对现代各国来说，这种反对德国现状的狭隘内容的斗争，也不会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德国现状是旧制度[ancien régime]的公开的完成，而旧制度是现代国家的隐蔽的缺陷。对当代德国政治状况作斗争就是对现代各国的过去作斗争，而且对过去的回忆依然困扰着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如果看到，在它们那里经历过自己的悲剧的旧制度，现在又作为德国的幽灵在演自己的喜剧，那是很有教益的。当旧制度还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世界权力，自由反而是个人突然产生的想法的时候，简言之，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是世界历史性的错误，而不是个人的错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相反，现代德国制度是时代错乱，它公然违反普遍承认的公理，它向全世界展示旧制度毫不中用；它只是想象自己有自信，并且要求世界也这样想象。如果它真的相信自己的本质，难道它还会用一个异己本质的外观来掩盖自己的本质，并且求助于伪善和诡辩吗？现代的旧制度不过是真正主角已经死去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历史是认真的，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形态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态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喜剧。（注：马克思后来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再次作过类似的阐述：“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本卷第584页）。这里是指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第3部第2篇《从第二次普尼克战争到皇帝当政时期》中的论述。黑格尔指出，盖·尤·凯撒消灭共和国和建立个人独裁是历史的必然。所以他认为，布鲁士斯、卡西乌斯和西塞罗把凯撒实行个人独裁看成是他的个性所致，以及不杀凯撒便不能恢复共和国的观点是错误的。黑格尔得出结论说：“如果某种国家变革重复发生，人们总会把它当作既成的东西而认可。这样就有了拿破仑的两次被捕，波旁王室的两次被驱逐。由于重复，开初只是偶然和可能的东西便成了现实的和得到确认的东西了”。——5、584。）在埃斯库罗斯的《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中已经悲剧性地因伤致死的希腊诸神，还要◎第5页◎在琉善的《对话》中喜剧性地重死一次。历史竟有这样的进程！这是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同自己的过去诀别。我们现在为德国政治力量争取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愉快的历史结局。可是，一旦现代的政治社会现实本身受到批判，即批判一旦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批判就超出了德国现状，不然的话，批判就会认为自己的对象所处的水平低于这个对象的实际水平。下面就是一个例子！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开始是以何种形式引起德国人的关注的呢？以保护关税、贸易限制制度、国民经济学的形式。德意志狂从人转到物质，因此，我们的棉花骑士和钢铁英雄也就在某个早晨一变而成爱国志士了。所以在德国，人们是通过给垄断以对外的统治权，开始承认垄断有对内的统治权的。可见，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现在才刚刚开始。这些国家在理论上反叛的、而且也只是当作锁链来忍受的陈旧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作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欢迎，这个美好的未来好不容易才敢于从狡猾的理论（注：德文的“listige Theorie”（“狡猾的理论”）在这里是双关语，暗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保护关税宣传，特别是指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listige（狡猾的）和List（李斯特）读音相近。——编者注）向最无情的实践过渡。在法国和英国，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对财富的统治；在德国，问题却是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因此，在法国和英国是要消灭已经发展到终极的垄断；在德国却要把垄断发展到终极。那里，正涉及解决问题；这里，才涉及到冲突。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德国式的现代问题，说明我们的历史就像一个不谙操练的新兵一样，到现在为止还认为自◎第6页◎己的任务只是补习操练陈旧的历史。因此，既然德国的整个发展没有超出德国的政治发展，那么德国人能够参与当代问题的程度顶多也只能像俄国人一样。但是，既然单个人不受国界的限制，那么整个国家就不会因为个人获得解放而获得解放。希腊哲学家中间有一个是西徐亚人（注：马克思指的是哲学家阿那卡雪斯，西徐亚人。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证明，希腊人曾把他列为希腊七大哲人之一。——7），但西徐亚人并没有因此而向希腊文化迈进一步。我们德国人幸而不是西徐亚人。正像古代各民族是在想象中、在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一样，我们德国人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延续。因此，当我们不去批判我们现实历史的未完成的著作[oeuvres incomplètes]，而来批判我们观念历史的遗著[oeuvres posthumes]——哲学的时候，我们的批判恰恰接触到了当代所谓的问题之所在[that is the question （注：见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3幕第1场。——编者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在先进国家，是同现代国家制度实际分裂，在甚至不存在这种制度的德国，却首先是同这种制度的哲学反映批判地分裂。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alpari]上的德国历史。因此，德国人民必须把自己这种梦想的历史一并归入自己的现存制度，不仅批判这种现存制度，而且同时还要批判这种制度的抽象继续。他们的未来既不能局限于对他们现实的国家和法的制度的直接否定，也不能局限于他们观念上的国家和法的制度的直接实现，因为他们观念上的制度就具有对他们现实的制度的直接否定，而他们观念上的制度的直接实现，◎第7页◎他们在观察邻近各国的生活的时候几乎就经历过了。因此，德国的实践政治派要求对哲学的否定是正当的。该派的错误不在于提出了这个要求，而在于停留于这个要求——没有认真实现它，也不可能实现它。该派以为，只要背对着哲学，并且扭过头去对哲学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对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该派眼界的狭隘性就表现在没有把哲学归入德国的现实范围，或者甚至以为哲学低于德国的实践和为实践服务的理论。你们要求人们必须从现实的生活胚芽出发，可是你们忘记了德国人民现实的生活胚芽一向都只是在他们的脑壳里萌生的。一句话，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起源于哲学的理论政治派犯了同样的错误，只不过错误的因素是相反的。该派认为目前的斗争只是哲学同德国世界的批判性斗争，它没有想到迄今为止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该派对敌手采取批判的态度，对自己本身却采取非批判的态度，因为它从哲学的前提出发，要么停留于哲学提供的结论，要么就把从别处得来的要求和结论冒充为哲学的直接要求和结论，尽管这些要求和结论——假定是正确的——相反地只有借助于对迄今为止的哲学的否定、对作为哲学的哲学的否定，才能得到。关于这一派，我们留待以后作更详细的叙述。该派的根本缺陷可以归结如下：它以为，不消灭哲学，就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注：马克思按照当时反对德国半封建状况的政治反对派对哲学的作用所持的态度，根据他在《莱茵报》从事编辑活动的一般体会，把这些政治反对派区分为“实践政治派”和“起源于哲学的理论政治派”。这种区分并不等同于三月革命中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各种倾向、派别或思潮所具有的同时代特征。实践政治派大概包括一部分自由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以及民主派的代表。他们提出实践政治的要求，要么是为争取立宪君主制而奋斗，要么是为争取民主主义共和制而奋斗。理论政治派可能带有整个青年黑格尔运动的特征。他们从黑格尔哲学得出彻底的无神论结论，但同时又使哲学脱离现实，从而事实上日益脱离实际革命斗争。——8。）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注： 1818-1819年黑格尔第一次讲授法哲学（在柏林大学）。他于1817 年出版的《哲学全书纲要》一书已经包括了他的法哲学的基本概念。1821年，黑格尔发表了《法哲学原理》，该书的副标题是：《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供授课用》。自1821年至1825年，黑格尔按照他自称为“教科书”的《法哲学原理》多次讲授法哲学。1831年，即在他逝世前不久，他又开始讲授法哲学。1833年，爱·甘斯在柏林出版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随着这个新版本的出版，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研究加强了，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和阐释。黑格尔的国家观曾是青年黑格尔派探讨的中心论题之一。对于马克思来说，如何对待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一直是个重要的问题。——8。）对这种哲学的批判既是对现代国家和对同它相联系的现实所作的批判性分析，又是对迄今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坚决否定，而这种意识的最主要、最◎第8页◎普遍、上升为科学的表现正是思辨的法哲学本身。如果思辨的法哲学，这种关于现代国家——它的现实仍然是彼岸世界，虽然这个彼岸世界也只在莱茵河彼岸——的抽象而不切实际的思维，只是在德国才有可能产生，那么反过来说，德国人那种置现实的人于不顾的关于现代国家的思想形象之所以可能产生，也只是因为现代国家本身置现实的人于不顾，或者只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德国人在政治上思考其他国家做过的事情。德国是这些国家理论上的良心。它的思维的抽象和自大总是同它的现实的片面和低下保持同步。因此，如果德国国家制度的现状表现了旧制度的完成，即表现了现代国家机体中这个肉中刺的完成，那么德国的国家学说的现状就表现了现代国家的未完成，表现了现代国家的机体本身的缺陷。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它就不会面对自己本身，而会面向只有用一个办法即实践才能解决的那些课题。试问：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à la hauteur desprincipes]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德国理论的彻底性从而其实践能力的明证就是：德国理论是从坚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第9页◎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一个法国人对草拟中的养犬税发出的呼声，再恰当不过地刻画了这种关系，他说：“可怜的狗啊！人家要把你们当人看哪！”即使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理论的解放对德国也有特别实际的意义。德国的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注：指16世纪德国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参看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2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99-419页）。——10。）。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的确，路德战胜了虔信造成的奴役制，是因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但是，新教即使没有正确解决问题，毕竟正确地提出了问题。现在问题已经不再是世俗人同世俗人以外的僧侣进行斗争，而是同他自己内心的僧侣进行斗争，同他自己的僧侣本性进行斗争。如果说新教把德国世俗人转变为僧侣，就是解放了世俗教皇，王公及其一伙即特权者和庸人，那么哲学把受僧侣精神影响的德国人转变为人，这就是解放人民。但是，正像解放不应停留于王公的解放，财产的收归俗用（注：教会财产的收归俗用，在德国是随着宗教改革开始的。教会地产首先转为诸侯地产，从中获利的只是极小部分低等贵族和市民阶层的成员（城市新贵）。在法国大资产阶级的直接影响下，1803年的帝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决定，教会诸侯领地收归俗用。首先，普鲁士和南德意志的中等邦国能够获得最大的土地利润。随着1810年10月10日颁布的敕令，普鲁士境内教会财产的收归俗用遂告结束。——10。）也不应停留于剥夺教会财产，而这种剥夺是由伪善的普鲁士最先实行的。当时，农民战争，这个德国历史上最彻底的事实，因碰到神学而失败了。今天，神学本身遭到失败，德国历史上不自由的最尖锐的事实——我们的现状——因碰到哲学也会破灭。宗教改革之前，官方德国是罗马最忠顺的奴仆。革命之前，德国则是小于罗马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土容克和庸人的忠顺奴仆。◎第10页◎可是，彻底的德国革命看来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困难。就是说，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但是，德国思想的要求和德国现实对这些要求的回答之间有惊人的不一致，与此相应，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以及和市民社会本身之间是否会有同样的不一致呢？理论需要是否会直接成为实践需要呢？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但是，德国不是和现代各国在同一个时候登上政治解放的中间阶梯的。甚至它在理论上已经超越的阶梯，它在实践上却还没有达到。它怎么能够一个筋斗[salto mortale]就不仅越过自己本身的障碍，而且同时越过现代各国面临的障碍呢？后一种障碍，它实际上应该把这看作是摆脱自己实际障碍的一种解放，而且应该把这作为目的来争取。彻底的革命只能是彻底需要的革命，而这些彻底需要所应有的前提和基础，看来恰好都不具备。但是，如果说德国只是用抽象的思维活动伴随现代各国的发展，而没有积极参加这种发展的实际斗争，那么从另一方面看，它分担了这一发展的痛苦，而没有分享这一发展的欢乐和局部的满足。一方面的抽象痛苦同另一方面的抽象活动相适应。因此，有朝一日，德国会在还没有处于欧洲解放的水平以前就处于欧洲瓦解的水平。德国可以比作染上基督教病症而日渐衰弱的偶像崇拜者。如果我们先看一下德国各邦政府，那么我们就会看到，由于现代各种关系，由于德国的形势，由于德国教育的立足点，最后，由于自己本身的良好本能，这些政府不得不把现代政治领域——它的长处我们不具备——的文明缺陷同旧制度的野蛮缺陷——这些缺陷我们却充分享受——结合在一起。因此，德国就得越来越多地分担那些超出它的现状之上的国家制度的某些方面，即使不是合理◎第11页◎的方面，至少也是不合理的方面。例如，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国家，像所谓立宪德国这样，天真地分享了立宪国家制度的一切幻想，而未分享它的现实呢？而德国政府忽发奇想，要把书报检查制度的折磨和以新闻出版自由为前提的法国九月法令（注：九月法令是法国政府于1835年9月9日颁布的反动法令。1789年8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法律确立新闻出版自由，但实际上拿破仑已取消新闻出版自由。拿破仑倒台后，1814年的宪章又恢复了新闻出版自由。1819年通过的新闻出版法，对滥用新闻出版权、新闻出版工作中的违法行为以及刑事陪审法庭如何予以惩处、新闻出版业应交的保证金等等均有详细规定。1835年9月9日颁布的九月法令是对上述出版法的修订，它限制陪审人员的权利，对新闻出版业采取多项严厉措施，增加定期刊物应交的保证金，对攻击现行政治体制的出版物以政治犯罪论处并课以大量罚款。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德国政府忽发奇想”，是指1843年1月31 日德国政府颁发的“书报检查令”、1843年2月23 日颁发的《关于书报检查机关的组织的规定》、1843年6月30日发布的《指令，包括对1843年2月23日的规定所作的有关新闻出版和书报检查条例的若干必要补充》。——12。）的折磨结合在一起，岂不是在所难免！正像在罗马的万神庙可以看到一切民族的神一样，在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注：神圣罗马帝国（962-1806年）是中世纪欧洲封建帝国。公元962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在罗马由教皇加冕，成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1034年帝国正式称为罗马帝国。1157年称神圣帝国，1254年称神圣罗马帝国。到1474年，神圣罗马帝国被称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帝国在不同时期包括德意志，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奥地利，匈牙利，法国东部，捷克，荷兰和瑞士。它是由具有不同政治制度、法律和传统的封建王国和公国，教会领地和自由城市组成的松散联盟。1806年，对法战争失败后，弗兰茨二世被迫放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这一帝国便不复存在了。——12。）可以看到一切国家形式的罪恶。这个折衷主义将达到迄今没有料到的高度，这一点特别是得到一位德国国王（注：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编者注）的政治的、审美的饕餮的保证，这个国王想扮演王权的一切角色——封建的和官僚的，专制的和立宪的，独裁的和民主的；他想，这样做如果不是以人民的名义，便以他本人的名义，如果不是为了人民，便是为他自己本身。德国这个形成一种特殊领域的当代政治的缺陷，如果不摧毁当代政治的普遍障碍，就不可能摧毁德国特有的障碍。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确切地说，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社会的普遍解放。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即整个社会都处于这个阶级的地位，也就是说，例如既有钱又有文化知识，或者可以随意获得它们，这个阶级才能解放整个社会。在市民社会，任何一个阶级要能够扮演这个角色，就必须在自身和群众中激起瞬间的狂热。在这瞬间，这个阶级与整个社会亲如兄弟，汇合起来，与整个社会混为一体并且被看作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总代表；在这瞬间，这个阶级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第12页◎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只有为了社会的普遍权利，特殊阶级才能要求普遍统治。要夺取这种解放者的地位，从而在政治上利用一切社会领域来为自己的领域服务，光凭革命精力和精神上的自信是不够的。要使人民革命同市民社会特殊阶级的解放完全一致，要使一个等级被承认为整个社会的等级，社会的一切缺陷就必定相反地集中于另一个阶级，一定的等级就必定成为引起普遍不满的等级，成为普遍障碍的体现；一种特殊的社会领域就必定被看作是整个社会中昭彰的罪恶，因此，从这个领域解放出来就表现为普遍的自我解放。要使一个等级真正[par excellence]成为解放者等级，另一个等级就必定相反地成为公开的奴役者等级。法国贵族和法国僧侣的消极普遍意义决定了同他们最接近却又截然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积极普遍意义。但是，在德国，任何一个特殊阶级所缺乏的不仅是能标明自己是社会消极代表的那种坚毅、尖锐、胆识、无情。同样，任何一个等级也还缺乏和人民魂魄相同的，哪怕是瞬间相同的那种开阔胸怀，缺乏鼓舞物质力量去实行政治暴力的天赋，缺乏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对敌人振振有辞地宣称：我没有任何地位，但我必须成为一切（注：参看艾曼纽尔·约瑟夫·西哀士《第三等级是什么？》1789 年巴黎第2版第3页：“本文的计划甚为简单，我们要向自己提三个问题。1.第三等级是什么？是一切。2.迄今为止，第三等级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是什么？什么也不是。3.第三等级要求什么？要求取得某种地位”。——13。）。德国的道德和忠诚——不仅是个别人的而且也是各个阶级的道德和忠诚——的基础，反而是有节制的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表现出自己的狭隘性，并用这种狭隘性来束缚自己。因此，德国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的关系就不是戏剧性的，而是史诗般的。每个领域不是在受到压力的时候，而是当现代各种关系在没有得到它的支持的情况下确立了一种社会基础，而且它又能够对这种基础施加压力的时候，它才开始意识到自己，才开始带着自己的特殊要求同其他各种社会领域靠拢在一起。就连德国中间阶级道德上的自信也只以自己是其他一切阶级的平庸习性的总代表这种意识为依◎第13页◎据。因此，不仅德国国王们登基不逢其时[mal à propos]，而且市民社会每个领域也是未等庆祝胜利，就遭到了失败，未等克服面前的障碍，就有了自己的障碍，未等表现出自己的宽宏大度的本质，就表现了自己心胸狭隘的本质，以致连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机遇，也是未等它到手往往就失之交臂，以致一个阶级刚刚开始同高于自己的阶级进行斗争，就卷入了同低于自己的阶级的斗争。因此，当诸侯同君王斗争，官僚同贵族斗争，资产者同所有这些人斗争的时候，无产者已经开始了反对资产者的斗争。中间阶级还不敢按自己的观点来表达解放的思想，而社会形势的发展以及政治理论的进步已经说明这种观点本身陈旧过时了，或者至少是成问题了。在法国，一个人只要有一点地位，就足以使他希望成为一切。在德国，一个人如果不想放弃一切，就必须没有任何地位。在法国，部分解放是普遍解放的基础。在德国，普遍解放是任何部分解放的必要条件[conditio sine qua non]。在法国，全部自由必须由逐步解放的现实性产生。在德国，必须由这种逐步解放的不可能性产生。在法国，人民中的每个阶级都是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它首先并不感到自己是个特殊阶级，而是整个社会需要的代表。因此，解放者的角色在戏剧性的运动中依次由法国人民的各个不同阶级担任，直到最后由这样一个阶级担任，这个阶级在实现社会自由时，已不再以在人之外的但仍然由人类社会造成的一定条件为前提，而是从社会自由这一前提出发，创造人类存在的一切条件。在德国则相反，这里实际生活缺乏精神活力，精神生活也无实际内容，市民社会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是由于自己的直接地位、由于物质需要、由于自己的锁链的强迫，是不会有普遍解放的需要和能力的。那么，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第14页◎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一般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德国无产阶级只是通过兴起的工业运动才开始形成；因为组成无产阶级的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工制造的贫民，不是在社会的重担下机械地压出来的而是由于社会的急剧解体、特别是由于中间等级的解体而产生的群众，虽然不言而喻，自然形成的贫民和基督教日耳曼的农奴也正在逐渐跨入无产阶级的行列。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这样一来，无产者对正在生成的世界所享有的权利就同德国国王对已经生成的世界所享有的权利一样了。德国国王把人民称为自己的人民，正像他把马叫作自己的马一样。国王宣布人民是他的私有财产，只不过表明私有者就是国王。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第15页◎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的结论：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在德国，只有同时从对中世纪的部分胜利解放出来，才能从中世纪得到解放。在德国，不摧毁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被摧毁。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注：高卢是法国古称。高卢雄鸡是法国第一共和国时代国旗上的标志，是当时法国人民的革命意识的象征。马克思在这里借用了海涅在《加里多尔夫就贵族问题致穆·冯·莫里加特伯爵书》序言中的形象比喻：“高卢雄鸡如今再次啼叫，而德意志境内也已破晓”。——16。）的高鸣来宣布。最早写于1843年10月中-原文是德文12月中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第1卷第452-467页◎第16页◎上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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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页恩格斯　英国状况*（注：恩格斯在1843-1844年相继撰写了三篇研究英国状况的文章。本文是这组文章的第二篇。第一篇是《英国状况评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6-655页），第三篇是《英国状况英国宪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78-705页）。18世纪的历史，是青年黑格尔派当时经常探讨的课题。如布·鲍威尔，莫·赫斯等均有论著。但是，恩格斯在探讨18世纪的历史时，认为18世纪的英国状况对于历史、对于其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他在这篇文章中不仅探索了18世纪英国的政治和哲学的发展，而且还把这种发展同英国的工业史和社会经济史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他研究英国的工业革命的起因、结果以及它对社会的进步和对社会关系方面的深远影响。他指出，“18世纪在英国引起的最重要的结果是：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17）十八世纪初看起来，革命的世纪并没有使英国发生多大变化便过去了。在大陆上，整个旧世界被摧毁，历时二十五年的战争（注：指1792-1815年欧洲国家同盟（英国、普鲁士、奥地利、俄国）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的历次战争。1792年2月欧洲各国联军发动对法战争。英国先是支持联合军队。1792年8月10日法国宣布成立共和国，1793年1月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以后，英国于1793年初加入联军，公开参战。——17。）净化了空气，而在英国，一切依然风平浪静，无论是国家还是教会，都没有受到任何威胁。但是，英国自上一世纪中叶以来经历了一次比其他任何国家经历的变革意义更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越是不声不响地进行，它的影响也就越大；因此，这种变革很可能会比法国的政治革命或德国的哲学革命（注：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有如下论述：“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推翻了上一世纪末大陆上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形而上学体系。费希特和谢林开始了哲学的改造工作，黑格尔完成了新的体系。……这个体系从外部是不能攻破的，实际上也是这样，只是由于那些身为黑格尔派的人从内部攻击，这个体系才被打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8-589页）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还写道：“德国的哲学经过长期的痛苦摸索过程，也终于达到了共产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75页）——17。）在实践上更快地达到目的。英国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因此比任何其他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有深远影响。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关系中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发生作用，同时也无不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发生某些变化。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这场社会革命在英国已经进行了七八十年，目前正在向着自己的决定性关头快步迈进。18世纪是人类从基督教把它投入的那种分裂涣散的状态中联合起来、聚集起来的世纪；这是人类在走上自我认识和自我解放道路之前所走的一步，可是正因为它是这样的一步，所以它仍然是◎第17页◎片面的，还陷于矛盾之中。18世纪综合了过去历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现的成果，并且揭示了它们的必然性和它们的内在联系。无数杂乱的认识资料经过整理、筛选，彼此有了因果联系；知识变成科学，各门科学都接近于完成，即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了起来。18世纪以前根本没有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具有自己的科学形式，只是在18世纪才有，某些部门或者早几年。牛顿由于发明了万有引力定律而创立了科学的天文学，由于进行了光的分解而创立了科学的光学，由于创立了二项式定理和无限理论而创立了科学的数学，由于认识了力的本性而创立了科学的力学。物理学也正是在18世纪获得了科学性质；化学刚刚由布莱克、拉瓦锡和普利斯特列创立起来；由于地球形状的确定和人们进行的许多次只有在今天才对科学服务有益的旅行，地理学被提高到科学水平；同样，自然史也被布丰和林耐提高到科学水平；甚至地质学也开始逐渐地从它所陷入的荒诞假说的旋涡中挣脱出来。百科全书思想是18世纪的特征；这种思想的根据是意识到以上所有这些科学都是互相联系着的，可是它还不能够使各门科学彼此沟通，所以只能够把它们简单地并列起来。在历史学方面情况也完全一样；这时我们第一次看到卷帙浩繁的世界史编纂著作，它们固然还缺乏评介并且完全没有哲学上的分析，但毕竟不是从前那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历史片断，而是通史了。政治学以人作为基础了，国民经济学为亚当·斯密所改造（注：参看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7-598页。——编者注）。18 世纪科学的最高峰是唯物主义，它是第一个自然哲学体系，是上述各门自然科学完成过程的结果。反对基督教的抽象主体性的斗争促使18世纪的哲学走向相对◎第18页◎立的片面性；客体性同主体性相对立，自然同精神相对立，唯物主义同唯灵论相对立，抽象普遍、实体同抽象单一相对立。18世纪是与基督教精神相反的古典古代精神的复活。唯物主义和共和政体——古代世界的哲学和政治——又复活了；基督教内部代表古典古代原则的法国人，曾一度夺取了历史主动权。因此，18世纪没有解决巨大的对立，即实体和主体、自然和精神、必然性和自由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历史一开始就予以关注的，它的发展寓于历史之中；但是，18世纪使对立的双方完全截然相反并充分发展，从而使消灭这种对立成为必不可免的事。由于对立的这种明显的、极端的发展，结果产生了普遍的革命，这个革命散见于各个不同的民族，而且它在不久的将来的实现，同时就是迄今历史上的对立得到解决。德国人，信仰基督教唯灵论的民族，经历的是哲学革命；法国人，信仰古典古代唯物主义的民族，因而是政治的民族，必须经过政治的道路来完成革命；英国人，这个民族是德意志成分和法兰西成分的混合体，就是说英国人身上具有对立的两个方面，所以比这两种因素中的任何一种更广泛，因此，英国人也就卷入了一场更广泛的革命，即社会革命。——这一点需要更详细地加以探讨，因为各个民族所占的地位，至少是在近代所占的地位，直到今天在我们的历史哲学中都阐述得很不充分，或者更确切些说，还根本没有加以阐述（注：莫泽斯·赫斯曾探讨过德国和法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所起的作用。他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1部第74-91页叙述了从巴贝夫经圣西门和傅立叶到蒲鲁东的法国政治革命，同时也阐述了从康德经费希特和黑格尔到青年黑格尔派无神论的哲学革命。——19。）。德国、法国和英国是当代史上的三个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我认为这是既成的事实。德国人代表基督教唯灵论的原则，法国人代表古典古代唯物主义的原则，换句话说，前者代表宗教和教会，后者代表政治和国家，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或者到时候就会显而易见。英国人在近代历史上的作用不大引人注目，但对我们现在的论题是至关重要的。英吉利民族是由日耳曼语族的民族和罗曼语族◎第19页◎的民族构成的，那时候正值这两个民族彼此刚刚分离，刚刚开始向对立的双方发展。日耳曼成分和罗曼成分并列地发展，最后形成一种具有不调和的两个片面性的民族。日耳曼唯心主义保留有那样多自由活动的余地，它甚至能够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即转变为抽象的外在性；妻子儿女仍然可以被合法地出卖以及英国人的整个商业精神，肯定应该归之于日耳曼成分。同样，罗曼唯物主义也转变为抽象的唯心主义，转变为内在性和宗教笃诚；由此就产生了日耳曼新教内部持续存在着罗曼天主教这种现象，产生了国教会、世俗君主的教皇权势以及使宗教拘泥于仪式这种彻头彻尾的天主教作风。英吉利民族的特征是存在着未解决的矛盾，是截然相反的东西的合一。英国人是世界上最信宗教的民族，同时又是最不信宗教的民族；他们比任何其他民族都关心彼岸世界，可是与此同时，他们生活起来却好像此岸世界就是他们的一切；他们向往天国丝毫不妨碍他们同样坚信这个“赚不到钱的地狱”（注：见托马斯·卡莱尔《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第362页。——编者注）。因此，英国人怀着持久的内心不安——一种无法解决矛盾的感觉，这种不安促使他们走出自我而行动起来。矛盾的感觉是毅力的源泉，但只是外化了的毅力的源泉，这种矛盾的感觉曾经是英国人殖民、航海、工业建设和一切大规模实践活动的源泉。无法解决矛盾这一点贯串着全部英国哲学，并促使它走向经验和怀疑论。由于培根未能用他的理性解决唯心主义和实在论的矛盾，人们就认为理性根本不能解决这个矛盾，干脆把唯心主义丢到一边，而把经验看作是唯一的拯救良方。对认识能力的批判和一般的心理倾向也正是从同一源泉产生的。英国哲学从一开始就只是在这种倾向的范围内兜圈子，在为◎第20页◎解决矛盾而进行了一切徒劳的尝试以后，英国哲学最终宣称矛盾是不可解决的，理性是不能胜任的，它不是求救于宗教信仰就是求救于经验。休谟的怀疑论今天仍然是英国一切非宗教的哲学推理的形式。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推论：我们无法知道上帝是否存在；即使上帝存在，他也不可能和我们有任何交往，因此，我们必须这样安排自己的实践活动，就像上帝是不存在的。我们无法知道，灵魂是否同肉体有区别，灵魂是否不死；因此，我们生活起来就好像此生是我们仅有的一生，用不着为那些超出我们的理解力的事物操心。简单地说，这种怀疑论在实践上恰好是法国的唯物主义；但是，它由于无法明确作出判断，因而仍停留于形而上学的理论。——英国人身上具有推动大陆上历史发展的两种成分，因此，尽管他们同大陆的联系不很密切，可是他们仍然跟上运动的步伐，有时甚至走在运动的前面。17世纪英国革命恰恰是1789年法国革命的先声。在“长期国会”（注：长期国会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存在长达13年（1640-1653年）没有改选的一届英国国会。它是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为筹集政府经费于1640年11月召开的，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成为立法机构和领导机构。1649年宣布处死国王，成立共和国。1653年4月，克伦威尔建立军事专政后解散。——21、668。）里，很容易识别相当于法国制宪议会（注：制宪议会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第一阶段（1789年7月14日-1792年8月10日）的革命领导机关和国家立法机关，从1789年7月存在到1791年9月。在议会中君主立宪派起主要作用。制宪议会曾于1789年8月4-11日通过法令，宣布废除封建制度，取消教会和贵族的特权。1789年8月26日通过《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确立资产阶级的人权、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原则。——21、314。）、立法议会（注：立法议会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第二阶段（1792年8月-1793年6月）的国家立法机关，从1791年10月存在到1792年9月。在此期间法国革命的政治领导转到吉伦特派（见注23）手中。但他们未能彻底废除封建制度和坚决抗击外国武装干涉。——21。）和国民公会（注：国民公会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建立的最高立法机关，从1792年9月存在到1795年10月。国民公会在雅各宾派专政期间，即革命的第三阶段（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28日），作为最高权力机关，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废除封建所有制，确立民主共和国，并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后，遵循大资产阶级意旨，取消了雅各宾派颁布的主要革命措施，最后于1795年10月被解散。——21、314、373、426、435。）的三个阶段。从立宪君主制到民主制、军事专政、复辟和中庸革命[Justemilieu-Revolution]（注：指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编者注）这个转变过程，在英国革命中也鲜明地显现出来。克伦威尔集罗伯斯比尔和拿破仑于一身；长老派（注：长老派是英国清教徒中的一派，产生于16世纪下半叶。主张设立长老管理教会；初期不脱离国教（即英国圣公会），只要求依据加尔文的教会组织原则对国教进行改革。后发展成为英国长老会。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该派在长期国会（见注18）中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利益的温和派，主张与国王妥协。1640-1648年一度构成长期国会中的多数派。最后被独立派清洗出英国国会。——21。）相当于吉伦特派（注：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个派别，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在革命时期产生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该派的许多领导人在立法议会（见注20）和国民公会（见注21）中代表吉伦特省，因而得名。吉伦特派借口保卫各省实行自治和成立联邦的权利，反对雅各宾政府以及拥护政府的革命群众。——21、607。），独立派（注：独立派是16世纪下半叶在英国产生的宗教政治派别，代表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新贵族的利益，反对专制政体和英国国教即圣公会。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独立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党，在1648年底取得了政权。——21。）相当于山岳派（注：1793-1795年的山岳派，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在国民公会开会时坐在大厅左侧的最高处而得名。代表人物有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等。其成员大都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1792年10月，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山岳派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的同义语。1848-1851年的山岳派，指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集合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其领袖人物为赖德律－洛兰、皮阿等人。以路·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一派。他们自称是1793-1795年法国国民公会（见注21）中的山岳派思想的继承人。1849年2月后该派又称新山岳派。——21、402、413、422、434、471、584、606、610、629、647、660、674。），平等派（注：这里的平等派是指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无地或少地农民利益的激进派别，全称真正平等派，又称掘地派。他们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宣传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并企图用集体开垦公有土地来实现这种思想。——21。）相当于阿贝尔派（注：阿贝尔派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从雅各宾派分离出来的左翼政治派别，以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雅·勒·阿贝尔的名字命名。在雅各宾专政时期，主张坚决镇压反革命，彻底实行全面限价法和没收嫌疑犯的财产平均分给农民的嫌疑犯法。——21。）和巴贝夫派（注：巴贝夫派是空想平均共产主义流派之一，由18世纪末法国革命家及其拥护者创立。他们主张用密谋方式策动工人、贫民和士兵进行革命，推翻现存制度，消灭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的劳动人民共和国。——21。）。两次革命在政治上的结果都相当可怜；整个这一类似现象——本来可以描写得更详尽一些——同时也说明：宗教的革命和非宗教的革命，只要它们始终是政治性的，那么最终仍然会归结为一回事。当然，英国人只是暂时赶超大陆，慢慢地又持平；英国的革命以中庸和两个全国性政党的建立而告终，可是法国的革命还没有结束，并且在没有达到德国哲学◎第21页◎革命和英国社会革命应该达到的结果以前，它是不可能结束的。英国人的民族特性在本质上和德国人、法国人的民族特性都不相同；对消除对立丧失信心因而完全听从经验，这是英国人的民族特性所固有的。纯粹的日耳曼成分固然也把自己的抽象内在性转变成抽象外在性，但是这种外在性从来没有失去它的起源的痕迹，并且始终从属于这种内在性和唯灵论。法国人也站在唯物的、经验的这一边；但是，因为这种经验直接是一种民族倾向，而不是自身分裂的民族意识的副产品，所以它通过民族的、普遍的方式起作用，并作为政治活动表现出来。德国人认定唯灵论是绝对有根据的，因此竭力在宗教方面，后来又在哲学方面阐明人类的普遍利益。法国人把唯物主义当作一种绝对有根据的东西来对抗这种唯灵论，因而把国家当作人类普遍利益的永恒形式。但是，英国人没有普遍利益，他们不触及矛盾这一痛处就无法谈普遍利益；他们对普遍利益不抱希望，他们只有单个利益。这种绝对的主体性——把普遍分裂为许多单一——当然导源于日耳曼成分，可是前面已经讲过，它已经和自己的根分离，因而它只是以经验的方式起作用，英国的社会经验和法国的政治经验的区别就在这里。法国的活动从来就是民族的活动，这种活动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的整体性和普遍性；英国的活动则是独立的、彼此并立的个人的活动，是无联系的原子的运动，这些原子很少作为一个整体共同行动，而且即使作为整体行动的时候也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目前的普遍贫困和极端涣散就是个人之间缺乏统一性的表现。换句话说，只有英国才有一部社会的历史。只有在英国，个人本身才促进了民族的发展并且使发展接近完成，而没有意识到要代表普遍原则。只有在这里，群众才作为群众为自己的单个利益进行活动；只有在这里，原则要对历史产生影响，必须先转变为利益。◎第22页◎法国人和德国人也在逐渐走向社会的历史，可是他们还没有社会的历史。在大陆，也有穷苦、贫困和社会压迫，然而这对民族的发展没有产生影响；相反，现代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和穷苦却具有全国性意义，甚至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在大陆，社会因素还完全隐藏于政治因素之下，还丝毫没有和后者分离；而在英国，政治因素已逐渐被社会因素战胜，并且为后者服务。英国的全部政治基本上是社会性的；只因为英国还没有越出国家的界限，因为政治还是英国必需的适当手段，所以社会问题才表现为政治问题。只要国家和教会还是实现人的本质的普遍规定性的唯一形式，就根本谈不到社会的历史。因此，古代和中世纪也表明不可能有任何的社会发展；只有宗教改革——这种还带有成见、还有点含糊的反抗中世纪的初次尝试，才引起了社会变革，才把农奴变成了“自由的”劳动者。（注：参看恩格斯在《大陆上的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中的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4-585页。——编者注）但是，这个变革在大陆没有那么持久的影响，其实这种变革在这里只是经过18世纪的革命才告完成。而在英国，随着宗教改革，当时所有的农奴变成vilains,bordars,cottars（注：恩格斯大概利用了约翰·韦德《中间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第3版所提供的资料。韦德在书中叙述了英国直到15世纪所发生的阶级关系的变化。他指出，在当时的农奴中，villains（威兰）“被容许占有小块土地以维持个人和家庭的生活”，bordars（包达尔）“被容许拥有一间小屋，并且要向领主供应家禽、蛋品和其他食物”，cottars（考塔尔）则“由领主指定从事铁匠、木工以及其他手工业劳动”。根据后来的研究，在15-17世纪，从农奴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的英国农民，大多数是凭土地登记册的副本并按照领主的意志而持有土地的，他们是缴纳封建地租的终身佃农和世袭佃农。现代历史学把中世纪英国的不同类别的农奴称为villains，bordars，cottars。——23。），从而变成享有人身自由的劳动者阶级，而且在这里早在18世纪就已经发展了这一变革的结果。至于这种情况为什么只发生在英国，前面已经分析过了。古代根本不懂主体权利，它的整个世界观实质上是抽象的、普遍的、实体性的，因此古代没有奴隶制就不可能存在。基督教日耳曼世界观以抽象的主体性，从而以任意、内在性、唯灵论作为基本原则同古代相对抗；但是，正因为这种主体性是抽象的、片面的，所以它必然会立刻变成自己的对立物，它所带来的也就不是主体的◎第23页◎自由，而是对主体的奴役。抽象的内在性变成了抽象的外在性，即人的贬低和外在化，这一新原则造成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奴隶制以另一种形式即农奴制的形式重新出现；这种形式不像奴隶制那样令人厌恶，却因此而更虚伪和不合乎人性。废除封建制度，实行政治改革，也就是说，表面上承认理性从而使非理性真正达到顶点，从表面上看这是消灭了农奴制，实际上只是使它变得更不合乎人性和更普遍。政治改革第一次宣布：人类今后不应该再通过强制即政治的手段，而应该通过利益即社会的手段联合起来。它以这个新原则为社会的运动奠定了基础。虽然这样一来它就否定了国家，但是，另一方面，它恰好又重新恢复了国家，因为它把在此以前被教会所篡夺的内容归还给国家，从而给予这个在中世纪时并无内容也无意义的国家以重新发展的力量。在封建主义的废墟上产生了基督教国家，即基督教世界秩序在政治方面达到顶点。由于利益被升格为普遍原则，这个基督教世界秩序也在另一方面达到了顶点。因为利益实质上是主体的、利己的、单个的利益，这样的利益就是日耳曼基督教的主体性原则和单一化原则的最高点。利益被升格为人类的纽带——只要利益仍然正好是主体的和纯粹利己的——就必然会造成普遍的分散状态，必然会使人们只管自己，使人类彼此隔绝，变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而这种单一化又是基督教的主体性原则的最终结果，也就是基督教世界秩序达到的顶点。——其次，只要外在化的主要形式即私有制仍然存在，利益就必然是单个利益，利益的统治必然表现为财产的统治。封建奴役制的废除使“现金支付成为人们之间唯一的纽带”（注：见托马斯·卡莱尔《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第198页。——编者注）。因此，财产，同人的、精神◎第24页◎的要素相对立的自然的、无精神内容的要素被捧上宝座，最后，为了完成这种外在化，金钱、财产的外在化了的空洞抽象物，就成了世界的统治者。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人的关系的颠倒完成了；现代生意经世界的奴役，即一种完善、发达而普遍的出卖，比封建时代的农奴制更不合乎人性、更无所不包；卖淫比初夜权更不道德、更残暴。——基督教世界秩序再也不能向前发展了；它必然要在自身内部崩溃并让位给合乎人性、合乎理性的制度。基督教国家只是一般国家所能采取的最后一种表现形式；随着基督教国家的衰亡，国家本身也必然要衰亡。人类分解为一大堆孤立的、互相排斥的原子，这种情况本身就是一切同业公会利益、民族利益以及一切特殊利益的消灭，是人类走向自由的自主联合以前必经的最后阶段。人，如果正像他现在接近于要做的那样，要重新回到自身，那么通过金钱的统治而完成外在化，就是必由之路。英国的社会革命大大地发展了封建制度的废除所引起的这些结果，以致基督教世界秩序灭亡的危机已经为期不远；而且，这个危机时代，虽然不能准确地从年份和量上加以预测，但可以确切地从质上加以预测：一旦废除了谷物法（注：英国的谷物法是历届托利党（见注33）内阁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法令，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调节制：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谷物进口税就提高，反之，英国谷物价格上涨时谷物进口税就降低。谷物法的实行，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导致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见注71）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进行的。1846年6月英国议会通过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见注81）。——25。）并实行了人民宪章（注：人民宪章(PeoplesCharter)是英国宪章运动中的纲领性文件，1837年由下院六名议员和六名伦敦工人协会会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提出，并于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草案在各地群众大会上公布。人民宪章包括了宪章派的下列六项要求：普选权（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1839、1842和1849年，议会三次否决了宪章派所递交的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25。），也就是说，一旦金钱贵族在政治上战胜了门阀世族，而工人民主派又在政治上战胜了金钱贵族，这个危机就必然到来。16世纪和17世纪创造了社会革命的一切前提，结束了中世纪，树立了社会的、政治的、宗教上的新教原则，建立了英国的殖民地、海军和贸易，并使日益增长而且已经相当强大的中间阶级同贵族并列。在17世纪的动乱以后，社会关系逐渐建立起来并采取了固定的形式，这种形式一直保持到1780年或者说1790年。◎第25页◎当时有三个土地占有者阶级。一个是贵族大地主，他们是这个王国仅存的和未受损害的贵族，他们把自己的土地分成小块出租，自己就靠地租在伦敦吃喝玩乐或到处游览。另一个是非贵族大地主或country-gentlemen （注：英国拥有土地的绅士。——编者注）（通常称为乡绅），他们住在自己的田庄里，出租土地；在租佃者和其他邻近居民的心目中，他们享有贵族的威望，但在城市里，由于他们出身低微、缺乏教养、土里土气，则得不到这种尊敬。这个阶级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过去的乡绅在邻近的农村居民中靠家长式的威信进行管辖，他们既是顾问又是公断人，统管一切，这些乡绅现在已经死光了；他们的后代自称为英国的无封号贵族，这些人就文化教养、文雅举止、奢侈挥霍以及贵族气质来讲，都足以和贵族相比，贵族也没有什么比他们优越的地方；除了占有土地这一点外，他们和自己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和粗俗的祖先毫无共同之处。——第三个土地占有者阶级是自耕农，即小块土地所有者，他们自己耕种土地，耕作方法通常还是自己祖先使用的十分古老的粗放的方法；这个阶级在英国也已经消失了；社会革命剥夺了它，结果就发生了一种怪异的情况：当法国的大地产被暴力分割时，英国的小块土地却被大地产侵占和吞并。和自耕农同时存在的还有小租佃者，他们通常除种地外还从事织布；这些人在现代的英国再也找不到了；现在几乎全部土地都划分成数量不多的大庄园，并以庄园为单位出租。大租佃者的竞争把小租佃者和自耕农从市场上排挤出去，使他们穷困潦倒；于是他们就变成雇农和靠工资生活的织工，这些人大批流入城市，使城市以极其惊人的速度扩大起来。农民当时十分虔诚地、安分守己地过着平静和安宁的生活，生◎第26页◎活中没有许多操心的事，但也没有什么变动，没有普遍利益，没有文化教育，没有精神劳动；他们还处在有史以前的阶段。城市的状况也没有多大差异。只有伦敦是一个较大的商业所在地；利物浦、赫尔、布里斯托尔、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格拉斯哥等地方，都还不值一提。主要的工业部门——纺织部门——大部分在农村，至少是在城外和郊区；金属制品和陶器制品的生产还处在手工业的发展阶段。那么，城市又能是什么样子呢？选举制度无比简单，这使市民用不着在政治上费心思，他们在名义上有的算是辉格党人（注：辉格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争论。反对詹姆斯王位继承权的一批议员，被敌对的托利党人讥称为辉格。辉格(Whig)为苏格兰语，原意为盗马贼。辉格党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以及新兴的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利益，曾与托利党轮流执政；19世纪中叶，辉格党内土地贵族的代表和保守党的皮尔派（见注393）以及自由贸易派（见注96）一起组成自由党，从此自由党人在英国两党制中取代了辉格党人的位置。——27。），有的算是托利党人（注：托利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拥护詹姆斯继承王位的议员，被敌对的辉格党人讥称为托利。托利(Tory)为爱尔兰语，原意为天主教歹徒。托利党一贯是反动的对内政策的捍卫者，坚决维护国家制度中保守和腐败的体制，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曾与辉格党轮流执政。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托利党逐渐失去它先前的政治影响和在议会的垄断权。1832年议会改革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入议会。1846年废除谷物法（见注81）削弱了英国旧土地贵族的经济基础并造成了托利党的分裂。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老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27、316、750。），但他们十分清楚，其实都是一样，反正他们没有选举权。小商人、小店主和手工业者构成了全部城市居民，他们过着大家熟悉的、对现代英国人却完全陌生的小城市的生活。矿山还很少被利用，铁、铜和锡还相当平静地埋在地下，而煤则仅供家用。简言之，英国当时所处的状况正是今天法国、特别是德国大部分地区所处的那种——够糟糕的——状况：像远古时代人似的对任何共同的利益和精神需求漠然处之，处在还没有社会、还没有生活、没有意识、没有活动的社会幼年时期。这种状况事实上是封建主义以及中世纪缺乏思想性的状况的继续，只有在出现了现代封建主义、社会分裂为有产者和无产者之后，这种状况才得以克服。前面已经谈过，我们大陆上的人们还深深地陷于这种状况中。八十年以来英国人就和这种状况进行了斗争，而克服这种状况已经有四十年了。如果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那么英国人确实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各门科学在18世纪已经具有自己的科学形式，因此它们终于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起来了。科学以哲学为出发点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牛顿的学说和洛克的学说同样是唯物主义的前提）、启蒙运动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科学◎第27页◎以实践为出发点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1760年乔治三世执政，他把自乔治一世时起几乎一直在执政的、自然是执行很保守的政策的辉格党人赶下台，开创了一直延续到1830年的托利党人独霸的局面。这样一来，政府又名实相符了；在英国的政治保守时代，应该由保守的党派执政，这是完全合乎时宜的。从此以后，社会的运动汲取了全国的力量，遏制甚至消灭了人们对政治的兴趣，因为以后全部国内政治只不过是隐蔽的社会主义，是各种社会问题为了能够普遍地、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注意而采取的形式。1763年格里诺克的詹姆斯·瓦特博士着手制造蒸汽机，1768年制造成功。1763年乔赛亚·韦奇伍德采用科学原理，为英国的陶器制造业奠定了基础。由于他的努力，斯塔福德郡的一片不毛之地变成了生产陶器的手工业区。目前这个地区共有6万人从事陶器生产，在近年的社会政治运动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764年兰开夏郡的詹姆斯·哈格里沃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这种机器只要一个工人开动，就可以比旧式纺车多纺纱15倍。1768年兰开夏郡普雷斯顿的一个理发师理查·阿克莱发明了水力纺纱机，这是从一开始就考虑用机械动力的第一部纺纱机。它纺制water-twist，即织布时作经纱用的纱线。1776年兰开夏郡博尔顿的赛米尔·克伦普顿综合了珍妮纺纱机和水力纺纱机的机械原理，发明了走锭精纺机。它和珍妮纺纱机一样，纺制mule-twist，即纬纱。这三种机器都是供棉花加工用的。1787年卡特赖特博士发明了动力织机，这种机器又经过多次改进，到1801年才可以实际应用。◎第28页◎这些发明使社会的运动活跃起来。它们的最近结果就是英国工业的兴起，首先是棉纺织业的兴起。虽然珍妮纺纱机降低了纱线的生产费用，并且由于扩大了市场而给予工业以第一推动，但是，它几乎没有触及工业生产的社会方面，即生产的性质。只是在阿克莱和克伦普顿的机器以及瓦特的蒸汽机建立了工厂制度以后，运动才开展起来。最初出现的是使用马力或水力的比较小的工厂，但它们很快就被使用水力或蒸汽力的比较大的工厂排挤了。第一个蒸汽纺纱厂是瓦特于1785年在诺丁汉郡建立的；随后又有另一些厂建立起来，新的制度很快就普及了。蒸汽纺纱厂，也像工业中所有其他同时期的和较晚的革新一样，异常迅速地得到推广。子棉的输入量，1770年一年还不到500万磅，后来增加到5　400 万磅（1800年），1836年又增加到36 000万磅。现在，蒸汽织机得到了实际应用，给予工业进步以新的推动。所有的机器都经过无数次微小的但总起来却很有意义的改进，而每一个新的改进都给予整个工业体系的扩展以有利的影响。所有的棉纺织业部门都革命化了。由于采用机械的助力，同时由于化学的进步使染色和漂白有了改进，印花布的水平空前提高；针织业也卷入这个潮流。从1809年起，细棉织品、绢网、花边等开始用机器生产。由于本文篇幅有限，我不能通过棉纺织业史的细节来追述它的进步，只能说明一下它的成果。可是，如果把这些成果同使用纺车、手摇梳棉机、手工织机、棉花输入量仅为400 万磅的已远远落后的工业比较一下，它们就不能不给人留下印象。1833年不列颠王国生产了1 026 400万绞纱，其总长度在50亿英里以上，印染了35 000万伊尔（注：英国旧时用于量布的长度单位，等于45英寸。——编者注）棉织品；当时有1 300家◎第29页◎棉纺织工厂在进行生产，在工厂劳动的纺工和织工有237 000人；纱绽有900万个以上，蒸汽织机10万台，手工织机24万台，针织机33 000台，六角网眼纱机3 500台；棉花加工机器所使用的动力为：蒸汽力——33 000马力，水力——11 000马力，直接或间接靠这一工业部门生活的有150万人。兰开夏郡的人完全靠棉纺织业为生，拉纳克郡的人大部分靠棉纺织业为生；诺丁汉郡、德比郡和莱斯特郡是棉纺织业辅助部门的主要所在地。自1801年以来，棉织品的输出量增加了7倍。国内本身的消费量增加得更多。棉纺织业所得到的推动很快地传到其他工业部门。在这以前，毛纺织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现在它被棉花加工业取代，但是它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展。1785年，对前三年收集的羊毛还未进行加工；当纺工仍然使用他们那些简陋的纺车时，他们是无法纺完这么多羊毛的。后来人们开始用纺纱机纺羊毛，经过几次改进以后，这样做完全成功了，于是毛纺织业也同样迅速发展起来，正如我们在棉纺织业中所看到的一样。原毛的输入量从700万磅（1801年）增加到4 200万磅（1835年）；1835年有1 300家毛纺织工厂在进行生产，共有71 300 工人在工作，其中还不包括在家里劳动的大批手工织工、间接依靠羊毛加工为生的大批印布工、染色工、漂白工等等。这一工业部门的主要所在地是约克郡的西区和“英格兰西部”（特别是萨默塞特郡、威尔特郡等）。麻纺织业的主要所在地以前是爱尔兰。第一批亚麻加工工厂是上一世纪末快结束时建立起来的，确切地说，是在苏格兰建立的。但那时的机器还很不完善。这种原料很难加工，需要大力改进机器。法国人日拉（1810年）第一个改进了机器，但这些改进只是在英国才有了实际的重要作用。用蒸汽织机来织亚麻，是更晚一些◎第30页◎时候才实行的，从那时起，麻织品的生产尽管经受棉纺织业的竞争，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展起来。英格兰的利兹、苏格兰的邓迪和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都成了麻纺织业的中心。1814年，单是邓迪这个城市就输入亚麻3 000 吨，1834年输入19 000吨。除使用蒸汽织机织布外还保持着用手工织布的爱尔兰，1800-1825年麻织品输出量增加了2 000万码，增加的这些几乎全部运往英格兰，其中有一部分又从英格兰输出。1820-1833年不列颠王国向其他国家输出的麻织品的总额增加了2 700万码；1835年有347家麻纺工厂在进行生产，其中170 家在苏格兰；这些工厂共有33 000工人，人数众多的爱尔兰手工业者还没有计算在内。丝纺织业只是从1824年起，由于取消了繁重的关税，才取得重要地位。从那时以来，生丝的输入量增加了一倍，工厂的数目增加到266个，共有3万工人。这一工业部门的主要所在地是柴郡（麦克尔斯菲尔德、康格尔顿及其附近地区），其次是曼彻斯特，还有苏格兰的佩斯利。织带业的所在地是沃里克郡的考文垂。由此可见，这四个工业部门都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人们不是在家里工作了，他们开始在大建筑物内共同工作。手工劳动由蒸汽动力和机器作业代替。现在一个8岁的儿童在机器的帮助下，比以前20个成年男子生产得还要多。60 万工厂工人，其中一半是儿童，而且大半是女性，做着15 000万人的工作。但是，这只是工业变革的开始。我们已经看到，染色、印布和漂白是怎样通过纺和织的进步而发展起来，其结果又是怎样得力于力学和化学的。自从使用蒸汽机和金属滚筒印布以来，一个工人做着200人的工作。由于漂白时用氯气代替了氧气，操作时间由几个月缩减到几小时。既然工业革命对于产品在纺和织以后所经过的◎第31页◎那些工序产生了这样大的影响，那么它对新兴工业所需原料的影响就更要大得多了。蒸汽机第一次使绵延于英国地下的无穷尽的煤矿层具有真正的价值。开发了许多新的煤矿，对原有的煤矿则加倍紧张地开采。纺纱机和织布机的制造现在也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工业部门，并且达到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达到的完善程度。机器开始由机器制造，并且因分工精细而达到的精密度和准确性成了英国机器具有的优点。机器制造业又影响到铁和铜的开采，虽然开采受到的主要推动来自其他方面，但这毕竟是瓦特和阿克莱引起的初次变革所造成的结果。一经形成的工业推动所带来的结果是无穷无尽的。一个工业部门的前进运动会传播到所有其他的部门。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新产生的力量需要营养；新产生的劳动人口带来了新的生活关系和新的需求。机械生产的优越性降低了产品的价格，从而使生活必需品降价，其结果是使工资普遍更低了；所有其他的产品也卖得更便宜了，这样，由于价格低廉，就争得了一个与价格低廉相称的更广阔的市场。使用机械辅助手段而获益一旦成为先例，一切工业部门也就渐渐仿效起来；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是工业中一切改进的无可争议的结果，文明程度一提高，就产生新的需要、新的生产部门，而这样一来又引起新的改进。随着棉纺业的革命化，必然会发生整个工业的革命。如果我们不是一直都能密切注视这种运动着的力量怎样传播到工业体系中比较间接的部门，那么这只能归咎于统计材料和历史材料的不足。但是，我们到处都会看出，使用机械辅助手段，特别是应用科学原理，是进步的动力。除纺织业外，英国工业的主要部门要算是金属加工业了；它的主要所在地是沃里克郡（伯明翰）和斯塔福德郡（伍尔弗汉普顿）。◎第32页◎这里很快就采用蒸汽力为辅助力，再加上实行分工，结果使金属制品的生产费用降低3/4。同时，从1800年到1835年输出量增加3倍。1800年输出86 000公担铁制品和同样多的铜制品，1835年输出32万公担铁制品，21万公担铜制品和黄铜制品。条铁和生铁的输出只是在这时才占有相当的地位。1800年输出4 600吨条铁，1835年输出92 000 吨条铁和14 000吨生铁。英国的刀类制品全部是在设菲尔德制造的。蒸汽力的采用，特别是用于磨快和磨快和磨光刀刃；炼钢，只是现在才受到重视；还有新铸钢法的发现，都在这个部门内引起了彻底的革命。仅设菲尔德一个地方每年就要消耗50 万吨煤和12000吨铁，其中有1万吨铁是外国的（主要是瑞典的）。生铁制品的使用也是在上一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只是最近几年才获得目前这样的重要地位。由于使用瓦斯照明（实际使用是从1804年开始的），就非常需要生铁管；铁路、链式吊桥以及机器等等更增加了这种需要。1780年发明了搅炼，即用高温和抽出碳素的办法把生铁变成锻铁，这就使英国的铁矿具有了新的重要意义。在此以前，由于缺乏木炭，英国人所需的全部锻铁不得不从国外输入。钉子和螺丝钉先后从1790年和1810年开始用机器制造；1760年亨茨曼在设菲尔德发明了铸钢法；钢丝可用机器拉制了，整个制铁部门和熔铜部门都普遍地采用了大批新的机器；手工劳动被排挤，凡是企业性质允许的地方，都建立了工厂制度。采矿业的发展只是上述情况的必然结果。1788年以前，铁矿石全是用木炭来熔炼的，由于燃料不够，铁的开采受到限制。从1788年起，人们用焦炭（炼焦的煤）来代替木炭，因此六年之间铁的年开采量增加了五倍。1740 年一年开采了17 000吨，1835年开采了553 000吨。1770年以来，锡矿和铜矿的开采量增加了两倍。◎第33页◎除铁矿外，煤矿也是英国最重要的一个矿业部门。从上一世纪中叶以来，煤的开采量的增加是无法计算的。现在，工厂、矿山使用的无数蒸汽机所消耗的以及锻工炉、冶炼炉、铸造场和人数增加了一倍的居民的取暖设备所消耗的大量煤炭，在数量上远非一百年前或八十年前所能比拟。现在，仅熔炼生铁一项，每年就要耗费300万吨以上（1吨合20公担（注：德国1公担等于50公斤。——编者注））。建立工业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交通的改善。在上一世纪，英国的道路和其他国家的道路一样坏，而且在著名的麦克亚当把筑路归结为几条科学原理从而给文明的进步以新的推动以前，一直是这样。从1818年到182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修筑了总长1 000英里的新公路，比较窄的乡村道路不算在内，而且几乎全部旧有的道路都按照麦克亚当原理重新修建。在苏格兰，公用事业局自1803年以来建造了1 000多座桥梁；爱尔兰南方广阔的沼泽地，那里曾住着半开化、好抢劫的居民，现在已经是道路纵横交错的地方。这样一来，国内那些从前一直和整个世界隔绝的偏僻地区，现在全都往来通达了；尤其是威尔士那些讲克尔特语的地区、苏格兰高地和爱尔兰南方，不得不因此而去了解外部世界，并接受强加于它们的文明。1755年兰开夏郡开凿了第一条值得一提的运河；1759年布里奇沃特公爵开始挖凿一条从沃斯利到曼彻斯特的运河。自那时以来，修建的运河总长2 200 英里；此外，英国还有1 800英里可以通航的河流，其中大部分只是近来才开始加以利用。从1807年起，蒸汽力开始用来推动船舶，英国的第一艘轮船造成（1811年）以后，又建造了600艘轮船，1835年往来于英国各◎第34页◎个港口的轮船达550艘之多。第一条公共铁路是1801年在萨雷修建的；但只是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之间的铁路通车（1830年）以后，这种新的交通工具才获得重要意义。六年后，又开辟了680英里铁路并有四大干线运营：伦敦至伯明翰、伦敦至布里斯托尔、伦敦至南安普敦、伯明翰至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从那时起，整个英国布满了铁路网；伦敦是九条铁路的枢纽站，曼彻斯特是五条铁路的枢纽站。（注：上面列举的统计材料大部分引自乔·波特所著《国家的进步》一书。波特是辉格党政府贸易部的官员，因此这是官方的第一手材料（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2版也用脚注说明他利用了乔·波特《国家的进步》一书提供的材料，并且还在脚注中补充说明：“上述有关工业变革的历史概况在某些细节上是不准确的，但是，在1843-1844年没有更好的资料可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87页）。后来的研究提供的比较准确的资料说明，阿克莱不是珍妮纺纱机的发明者，他利用了其他人的一些发明。恩格斯在本文中把统计数字凑成整数，因而在某些地方有较大的差异。本文中关于英国工业发展的资料，恩格斯显然还利用了爱·培恩斯《大不列颠纺织业史》、安·尤尔《大不列颠的棉纺织业》等著作。——35。）。）英国工业的这一次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运动的动力。上面已经谈过，它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利益被升格为对人的统治。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私有制的作用，这些按照法理应当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成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的垄断物，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商业吞并了工业，因而变得无所不能，变成了人类的纽带；个人的或国家的一切交往，都被溶化在商业交往中，这就等于说，财产、物升格为世界的统治者。财产的统治必然要首先反对国家，瓦解国家，或者，既然财产没有国家又不行，那么至少也要挖空它的基础。与工业革命同时，亚当·斯密开始从事这种挖空基础的工作，他在1776年发表自己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从而创新了财政学。全部以前的财政学都纯粹是国家的；国家经济仅仅被看作全部国家事务中的一个部门，从属于国家本身；亚当·斯密使世界主义服从国家的目的并把国家经济提升为国家的本质和目的。他把政治、党派、宗教，即把一切都归结为经济范畴，因此他认为财产是国家的本质，◎第35页◎致富是国家的目的。另一方面，威廉·葛德文（《论政治正义》1793年版）论证了共和主义的政治制度，并且与耶·边沁同时提出了功利原则（注：可能指耶·边沁《关于政府的断想》1776年伦敦版，《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1789年伦敦版。边沁在这两部著作中第一次论证了功利原则，其出发点是：人的一切感性和精神的动机，可归因于求乐避苦。他认为，道德和立法的任务是使个人的行为目的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36。），因而从公共福利是最高的法这一共和主义的原则得出各种合法的结论，并提出国家是祸害这一论点来攻击国家的本质。葛德文还把功利原则完全一般地理解为：公民的义务就是应当轻视个人的利益，只为普遍福利而生活；边沁则相反，他进一步阐释了这一原则的根本社会本性，他和当时全国的倾向相一致，把单个利益当作普遍利益的基础；边沁在人类的爱无非是开明的利己主义这一论点中承认，单个利益和普遍利益是同一的，而且还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代替了“普遍福利”，后来这个论点由他的学生穆勒进一步发展了（注：可能指詹·穆勒《政府》一文，文章载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4、5、6版的《补遗》，1824年爱丁堡版第3卷。穆勒从1808年起就维护边沁的学说，并加以补充。——36。）。这里，边沁在自己的经验中犯了黑格尔在理论上犯过的同样错误；他没有认真地克服二者的对立，他使主语从属于谓语，使整体从属于部分，因此把一切都颠倒了。最初他说普遍利益和单个利益是不可分的，后来他就仅止于片面地谈论赤裸裸的单个利益；他的论点只是另一个论点即关于人就是人类的论点在经验上的表现，但因为这一论点是在经验上表现出来的，所以它不是把类的权利赋予自由的、意识到自身和创造自身的人，而是赋予粗野的、盲目的、陷于矛盾的人。边沁使自由竞争成为伦理道德的实质，他根据财产的规律即物的规律，根据自然规律调整人类的关系；因此，这里是旧的、基督教的、自然形成的世界秩序的结束，即外在化的最高点，而不是那种应该由意识到自身的人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创造的新秩序的开始。边沁没有越出国家的范围，但他取出国家的全部内容，用社会的原则代替了政治的原则，使政治组织成为社会内容的形式，因而使矛盾达到了最高点。民主主义党派与工业革命同时出现。1769年约·霍恩·图克◎第36页◎创立了权利法案协会（注：约·霍·图克于1769年创立了支持权利法案协会，要求在议会中有英国人民的合法代表，要求缩短当选人任期和公布议会辩论。随后几年，这样的协会出现了不少。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18世纪90年代在英国的不同城市中成立了民主主义的通讯协会。1792年制鞋工人托马斯·哈迪创立了伦敦通讯协会，协会的纲领是实现普选权。1794年协会领导人托·哈迪、霍·图克等被指控犯有谋反罪而遭逮捕。审判以宣告他们无罪而结束。1799年协会解散，此时它已拥有会员8万人。至90年代末，各通讯协会停止了活动。但是，它们的思想和传统对英国的激进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有很大影响，如1816年出现了汉普敦俱乐部领导的要求实行普选权的改革运动，1819年改革运动被政府镇压。——37。），自共和国时代（注：指1649-1660年的共和国。——编者注）以来第一次在这个协会中重新讨论民主主义原则。正如在法国一样，民主主义者全都是有哲学素养的人，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上层阶级和中间阶级是同他们对立的，只有工人阶级才倾听他们的原则。他们很快就在工人阶级中间发现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在1794年已经相当强大，但它毕竟还没有强大到能够不断地进行活动。从1797年到1816年间，它无声无息；在1816年到1823年的动荡年代里，它又非常活跃，但后来重又停止活动，一直到七月革命。从那时起，它一直和那些老的团体并驾齐驱，并且不断在前进。这点我们以后将会看到。18世纪在英国所引起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新的工业总是需要大批常备的工人来供给无数新的劳动部门，而且需要的是以前未曾有过的工人。1780年以前，英国的无产者很少，这是上面所描述的英国社会状况必然产生的结果。工业把劳动集中到工厂和城市；工业活动和农业活动不可能结合在一起了，新的工人阶级只能依靠自己的劳动。过去的例外变成了通则，而且还逐渐扩展到城市以外。小块土地的耕作被大租佃者所排斥，这样就产生了新的雇农阶级。城市人口增加了两三倍，这些增加的人口几乎全是工人。采矿业的扩展同样需要大量的新工人，这些工人也是全靠自己的日工资生活的。另一方面，中间阶级上升到了明确的贵族地位。在工业的前进运动中，厂主以惊人的速度增殖自己的资本，商人也得到了自己的一份，而这次革命所创造的资本就成为英国贵族用来反对法国革命的工具。◎第37页◎整个前进运动的结果是：英国人现在分化成三派，即土地贵族、金钱贵族和工人民主派。这是英国仅有的三派，是这里唯一起作用的动力；至于它们怎样起作用，我们也许将在以后的文章（注：指恩格斯《英国状况　英国宪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78-705页。——编者注）中加以说明。大约写于1844年1月初-2月初载于1844年8月31日、9月4、7和11日《前进报》（巴黎）第70、71、72和73号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6-677页◎第38页◎上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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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页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大约写于1844年5月底6月初至8月，是马克思未完成的一部早期著作。这部手稿是马克思总结自己的经济学研究，批判分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解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理论，从而论证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的第一次尝试和最初成果。手稿由保存下来的三个笔记本构成。《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属于第一笔记本。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阐述了异化劳动范畴，证明异化劳动同私有财产的关系，揭示了在私有财产条件下工人状况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卷以两种编排形式发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文本以手稿写作的时间顺序编排，第二文本以三个笔记本的逻辑结构进行编排，并有编者加的标题。本卷所收《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是根据第二文本编译校订的。——39。）（节选）［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我们采用了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我们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土地的互相分离，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的互相分离以及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作前提。我们从国民经济学本身出发，用它自己的话指出，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降低为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反比；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起来，也就是垄断的更惊人的恢复；最后，资本家和地租所得者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而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注：马克思在《让·巴蒂斯特·萨伊〈论政治经济学〉一书摘要》中，对萨伊关于财富的性质和流通的原理的论述写了如下评注：“私有财产是一个事实，国民经济学对此没有说明理由，但是，这个事实是国民经济学的基础”；“没有私有财产的财富是不存在的，国民经济学按其本质来说是发财致富的科学。因此，没有私有财产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存在的。这样，整个国民经济学便建立在一个没有必然性的事实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1年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2卷第316、319页）。——39。）。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例如，当它确定工资和资本利润之间的关系时，它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终原因；就是说，它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作前◎第39页◎提。同样，竞争到处出现，对此则用外部情况来说明。至于这种似乎偶然的外部情况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过程的表现，国民经济学根本没有向我们讲明。我们已经看到，交换本身在它看来是偶然的事实。贪欲以及贪欲者之间的战争即竞争，是国民经济学家所推动的仅有的车轮。（注：在手稿中，这段话下面删去了一句话：“我们现在必须回顾上述财产的物质运动的本质”。——编者注）正因为国民经济学不理解运动的联系，所以才把例如竞争的学说同垄断的学说，行业自由的学说同同业公会的学说，地产分割的学说同大地产的学说对立起来。因为竞争、行业自由、地产分割仅仅被阐述和理解为垄断、同业公会和封建所有制的偶然的、蓄意的、强制的结果，而不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自然的结果。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弄清楚私有制，贪欲和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不要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注：马克思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摘要》中写有评注：“十分有趣的是斯密作的循环论证。为了说明分工，他假定有交换。但是为了使交换成为可能，他就以分工、以人的活动的差异为前提。他把问题置于原始状态，因而未解决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1年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2卷第336页）。——40。）。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国民经济学家只是使问题堕入五里雾中。他把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即两个事物之间的例如分工和交换之间的必然关系，假定为事实、事件。神学家也是这样用原罪来说明恶的起源，就是说，他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我们且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注：这个结论在当时的社会批判性著作中相当流行。例如，魏特林在他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就曾写道：“正像在筑堤时要产生土坑一样，在积累财富时也要产生贫穷。”——40。）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生产作◎第40页◎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注：马克思在这里仍旧使用了黑格尔的术语及其探讨对立的统一的方法。他把Verwirklichung（现实化）与Entwirklichung（非现实化）对立起来。——41。），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注：马克思在手稿中往往并列使用两个德文术语“Entfremdung”（异化）和“Ent?uβerung”（外化）来表示异化这一概念。但是他有时把“Ent?uβerung”这个术语用于另一种意义，例如，用于表示交换活动、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化、获得，就是说，用于表示那些并不意味着敌对性和异己性的关系的经济和社会现象。——41。）。劳动的现实化竟如此表现为非现实化，以致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对象化竟如此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以致工人被剥夺了最必要的对象——不仅是生活的必要对象，而且是劳动的必要对象。甚至连劳动本身也成为工人只有通过最大的努力和极不规则的中断才能加以占有的对象。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这一切后果包含在这样一个规定中：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因为根据这个前提，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注：马克思在这里以自己的理解复述了费尔巴哈哲学关于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论点。费尔巴哈在他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中曾经证明，因为在神的本质的观点中肯定的东西仅仅是人的东西，所以作为意识对象的人的观点就只是否定的东西。费尔巴哈说，为了使上帝富有，人就必须贫穷；为了使上帝成为一切，人就必须什么也不是。人在自身中否定了他在上帝身上所肯定的东西。——41。）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因此，这种活动越多，工人就越丧失对象。凡是成为他的劳动的产品的东西，就不再是他自身的东西。因此，这个产品越多，他自身的东西就越少。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第41页◎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现在让我们来更详细地考察一下对象化，工人的生产，并且考察对象即工人产品在对象化中的异化、丧失。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但是，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因此，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因此，工人在这两方面成为自己的对象的奴隶：首先，他得到劳动的对象，也就是得到工作；其次，他得到生存资料。因此，他首先是作为工人，其次是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够生存。这种奴隶状态的顶点就是：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按照国民经济学的规律，工人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表现在：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第42页◎劳动本质的异化。当然，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劳动对它的产品的直接关系，是工人对他的生产的对象的关系。有产者对生产对象和生产本身的关系，不过是这前一种关系的结果，而且证实了这一点。对问题的这另一个方面我们将在后面加以考察。因此，当我们问劳动的本质关系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问的是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以上我们只是从一个方面，就是从工人对他的劳动产品的关系这个方面，考察了工人的异化、外化。但是，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活动的产品怎么会作为相异的东西同工人对立呢？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因此，如果劳动的产品是外化，那么生产本身必然是能动的外化，或活动的外化，外化的活动。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那么，劳动的外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第43页◎要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最后，对工人来说，劳动的外在性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在宗教中，人的幻想、人的头脑和人的心灵的自主活动对个人发生作用不取决于他个人，就是说，是作为某种异己的活动，神灵的或魔鬼的活动发生作用，同样，工人的活动也不是他的自主活动。（注：这里表述的思想是与费尔巴哈的论点相呼应的。费尔巴哈认为宗教和唯心主义哲学是人的存在及其精神活动的异化。费尔巴哈写道，上帝作为对人来说的某种至高的、非人的东西，是理性的客观本质；上帝和宗教就是幻想的对象性本质。他还写道，黑格尔逻辑学的本质是主体的活动，是主体的被窃走的思维，而绝对哲学则使人自身的本质、人的活动在人那里异化。——44。）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因此，结果是，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我们从两个方面考察了实践的人的活动即劳动的异化行为。第一，工人对劳动产品这个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对象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工人对感性的外部世界、对自然对象——异己的与他敌对的世界——的关系。第二，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对生产行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工人对他自己的活动——一种异己的、不属于他的活动——的关系。在这里，活动是受动；力量是无力；生殖是去势；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因为，生命如果不是活动，又是什么呢？——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这是自我异化，而上面所谈的是物的异化。我们现在还要根据在此以前考察的异化劳动的两个规定推出◎第44页◎它的第三个规定。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注：马克思在本段和下一段利用了费尔巴哈哲学中表述人和整个人类时所用的术语，并且创造性地吸取了他的思想：人把他的“类本质”、他的社会性质异化在宗教中；宗教以人同动物的本质区别为基础，以意识为基础，而意识严格说来只是在存在物的类成为存在物的对象、本质的地方才存在；人不像动物那样是片面的存在物，而是普遍的、无限的存在物。——45。）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和动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注：在手稿中，“材料”一词写在“对象”一词上方。——编者注）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对人来说，◎第45页◎它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第一，它使类生活和个人生活异化；第二，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注：类、类生活、类本质都是费尔巴哈用的术语，它们表示人的概念、真正人的生活的概念。真正人的生活以友谊和善良的关系，即以爱为前提，这些都是类的自我感觉或关于个人属于人群这种能动意识。费尔巴哈认为，类本质使每个具体的个人能够在无限多的不同个人中实现自己。费尔巴哈也承认人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利益的相互敌对和对立关系，但是他认为这种关系不是来自阶级社会的历史的现实条件，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而是来自人的真正本质即类本质同人相异化，来自人同大自然本身预先决定了的和谐的类生活人为地但绝非不可避免地脱离开来。——46。）因为，首先，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生活本身仅仅成为生活的手段。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第46页◎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同样，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因此，人具有的关于自己的类的意识，也由于异化而改变，以致类生活对他来说竟成了手段。这样一来，异化劳动导致：(3)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4)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第47页◎总之，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因此，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按照他自己作为工人所具有的那种尺度和关系来观察他人。我们的出发点是经济事实即工人及其产品的异化。我们表述了这一事实的概念：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我们分析了这一概念，因而我们只是分析了一个经济事实。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应该怎样在现实中去说明和表述异化的、外化的劳动这一概念。如果劳动产品对我来说是异己的，是作为异己的力量面对着我，那么它到底属于谁呢？如果我自己的活动不属于我，而是一种异己的活动、一种被迫的活动，那么它到底属于谁呢？属于另一个有别于我的存在物。这个存在物是谁呢？是神吗？确实，起初主要的生产活动，如埃及、印度、墨西哥的神殿建造等等，是为了供奉神的，而产品本身也是属于神的。但是，神从来不单独是劳动的主人。自然界也不是。而且，下面这种情况多么矛盾：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使自然界受自己支配，神的奇迹越是由于工业的奇迹而变成多余，人就越是会为了讨好这些力量而放弃生产的乐趣和对产品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