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1

如果真正农业上的资本构成低于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那么，这就明显地表示，在生产发达的各国，农业的发展没有达到加工工◎第567页◎业那样的程度。撇开其他一切部分地有决定作用的经济情况不说，这个事实已经由下述情况得到说明：力学，特别是它的应用，同发展较晚而且部分地还十分幼稚的化学、地质学和生理学，特别是同它们在农业上的应用比较起来，发展得比较早，而且比较快。此外，一个不容置疑并早已为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农业本身的进步，总是表现在不变资本部分对可变资本部分的相对的增加上。在一个实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例如英国，农业资本的构成是否低于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这是一个只能用统计来判断的问题，并且，就我们的目的来说，对此也没有必要进行详细的探讨。无论如何，在理论上已经确定的是：农产品的价值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高于它们的生产价格；也就是说，农业上一定量的资本，同有社会平均构成的同等数量的资本相比，会生产较多的剩余价值，即推动和支配较多的剩余劳动（因此一般地说，也就是使用较多的活劳动）。因此，这个假定，对我们这里所研究的并且只有在这个假定下才会出现的地租形式来说，是足够了。在这个假定不成立的地方，和这个假定相适应的地租形式也就不会成立。但是，单是农产品的价值超过它们的生产价格这样一个事实本身，无论如何不足以说明这样一种不以各级土地的不同肥力或同一土地上各个连续投资的不同生产率为转移的地租的存在，一句话，即在概念上不同于级差地租，因而可以称为绝对地租的那种地租的存在。许多工业品具有这样的特性：它们的价值高于它们的生产价格，但它们不会因此就提供一个可以转化为地租的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或超额利润。恰好相反。生产价格以及它所包含的一般利润率的存在和概念，是建立在单个商品不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这样一个基础上的。生产价格是由商品价值的平均化产生的。在不同生产部门各自耗费的资本价值得到补偿以后，商品价值◎第568页◎的平均化，使全部剩余价值不是按各个生产部门所生产的、从而包含在其产品中的剩余价值的比例来进行分配，而是按各个预付资本的量的比例来进行分配。只有这样，平均利润和以平均利润为特征要素的商品生产价格才会产生。资本的不断趋势是，通过竞争来实现总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分配上的这种平均化，并克服这种平均化的一切阻碍。所以，资本的趋势是，只容许这样的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在一切情况下都不是由商品的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产生的，而是由调节市场的一般生产价格和与它相区别的个别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产生的；所以超额利润不是产生在两个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而是产生在每个生产部门之内；因此，它不会影响不同生产部门的一般生产价格，也就是说，不会影响一般利润率，反而以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和以一般利润率为前提。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这个前提是建立在社会总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不断变动的分配比例上，建立在资本的不断流入和流出上，建立在资本由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的可能性上，总之，建立在资本在这些不同生产部门（对社会总资本各独立部分来说，就是同样多的可使用的投资场所）之间的自由运动上。在这里要假定，例如，在商品的价值高于它的生产价格或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超过平均利润的生产部门，没有任何限制，或者只有偶然的暂时的限制，会妨碍资本的竞争把价值化为生产价格，从而把这个生产部门的超额剩余价值按比例分配于资本所剥削的一切部门。但是，如果发生了相反的情形，如果资本遇到了一种外力，对这种外力，资本只能局部地克服或完全不能克服，这种外力限制资本投入特殊生产部门，只有在完全排斥或部分地排斥剩余价值一般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的条件下才允许资本投入特殊生产部门，那么很明显，在这种生产部门中，由于商品的价值超过它的生产价格，就会产生◎第569页◎超额利润，这个超额利润将会转化为地租，并且作为地租能够与利润相对立而独立起来。当资本投在土地上时，和资本相对立的土地所有权，或者说，和资本家相对立的土地所有者，就是作为这样一种外力和限制出现的。在这里，土地所有权就是障碍。因此，不纳税，也就是说，不交地租，就不能对从来没有耕种或出租的土地投入任何新的资本，虽然新耕种的土地是属于不会提供任何级差地租的土地，并且，如果没有土地所有权，只要市场价格略微上涨，它就会被人耕种，从而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只是使这个最坏土地的耕种者得到他的生产价格。但是，因为有了土地所有权的限制，市场价格必须上涨到一定的程度，使土地除了生产价格外，还能支付一个余额，也就是说，还能支付地租。但是，因为按照假定，农业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高于它们的生产价格，所以，这个地租（除了我们立即就要研究的一种情形外）就是价值超过生产价格的余额或这个余额中的一部分。［856-859］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农产品的价格可以在达不到它们的价值的情况下，高于它们的生产价格。其次，可以得出结论说，农产品的价格，在达到它们的价值以前，可以持续上涨，直到一定点为止。还可以得出结论说，农产品的价值超过它们的生产价格的余额，所以能成为它们的一般市场价格的一个决定要素，只是因为有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最后，可以得出结论说，在这种情况下，产品价格昂贵不是地租的原因，相反地地租倒是产品价格昂贵的原因。如果最坏土地单位面积产品的价格＝P＋r，（注：按照马克思在本章开始时的说明，P 代表调节市场的生产价格；r代表地租。——编者注）一切级差地租就都会按r◎第570页◎的相应倍数增加，因为按照假定，P＋r成了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860］虽然土地所有权能使土地产品的价格超过它们的生产价格，但市场价格将在多大程度上高于生产价格，接近于价值，因而农业上生产的超过一定平均利润的剩余价值，将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地租，或在多大程度上进入剩余价值到平均利润的一般平均化，这都不取决于土地所有权，而取决于一般的市场状况。在任何情况下，这个由价值超过生产价格的余额产生的绝对地租，都只是农业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都只是这个剩余价值到地租的转化，都只是土地所有者对这个剩余价值的攫取；正像级差地租的形成是由于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是由于土地所有权在一般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下对这个超额利润的攫取一样。这两个地租形式，是唯一正常的地租形式。除此以外，地租只能以真正的垄断价格为基础，这种垄断价格既不是由商址的生产价格决定，也不是由商品的价值决定，而是由购买者的需要和支付能力决定。［861］◎第571页◎　第四十六章　建筑地段的地租。　　　　　矿山地租。土地价格凡是有地租存在的地方，都有级差地租，而且这种级差地租都遵循着和农业级差地租相同的规律。凡是自然力能被垄断并保证使用它的产业家得到超额利润的地方，不论是瀑布，富饶的矿山，盛产鱼类的水域，还是位置有利的建筑地段，那些因对地球的一部分享有权利而成为这种自然物所有者的人，就会以地租形式，从执行职能的资本那里把这种超额利润夺走。至于建筑上使用的土地，亚·斯密已经说明，它的地租的基础，和一切非农业土地的地租的基础一样，是由真正的农业地租调节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卷第1篇第11 章第2、3节）。这种地租的特征，首先是位置在这里对级差地租具有压倒性的影响（例如，对葡萄种植业和大城市的建筑地段来说，影响非常大）；其次是所有者的明显的完全的被动性，他的主动性（特别是在采矿业）只在于利用社会发展的进步，而对于这种进步，他并不像产业资本家那样有过什么贡献，冒过什么风险；最后，是垄断价格在许多情况下的优势，特别是对贫民进行最无耻的剥削方面的优势（因为贫民对于房租，是一个比波托西银矿（注：波托西银矿是玻利维亚南部的丰富的银矿地区，于1545年发现，开采这些银矿，使西班牙统治阶级大发横财。——572。）对于西班牙，更为富饶的源泉），以及这种土地所有权所产生的巨大权力，这种土地所有权，在和产业资本结合在一◎第572页◎个人手里时，实际上可以使产业资本从地球上取消为工资而进行斗争的工人的容身之所。在这里，社会上一部分人向另一部分人要求一种贡献，作为后者在地球上居住的权利的代价，因为土地所有权本来就包含土地所有者剥削地体，剥削地下资源，剥削空气，从而剥削生命的维持和发展的权利。不仅人口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住宅需要的增大，而且固定资本的发展（这种固定资本或者合并在土地中，或者扎根在土地中，建立在土地上，如所有工业建筑物、铁路、货栈、工厂建筑物、船坞等等），都必然会提高建筑地段的地租。［……］在这里，要考察两个要素：一方面，土地为了再生产或采掘的目的而被利用；另一方面，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所需要的要素。从这两个方面，土地所有权都要求得到它的贡赋。对建筑地段的需求，会提高土地作为空间和地基的价值，而对地体的各种当作建筑材料用的要素的需求，同时也会因此增加。在迅速发展的城市内，特别是在像伦敦那样按工厂方式经营建筑的地方，建筑投机的真正的基本对象是地租，而不是房屋。［871-872］真正的矿山地租，是和农业地租完全一样决定的。［873］我们必须加以区别，究竟是因为产品或土地本身有一个与地租无关的垄断价格存在，所以地租才由垄断价格产生，还是因为有地租存在，所以产品才按垄断价格出售。当我们说垄断价格时，一般是指这样一种价格，这种价格只由购买者的购买欲和支付能力决定，而与一般生产价格或产品价值所决定的价格无关。一个葡萄园在它所产的葡萄酒特别好时（这种葡萄酒一般说来只能进行比较小量的生产），就会提供一个垄断价格。由于这个垄断价格（它超过产品价值的余额，只决定于高贵的饮酒者的财富和嗜好），葡萄种植者将实现一个相当大的超额利润。在这里由垄断价格产生的◎第573页◎这种超额利润，由于土地所有者对这块具有独特性质的地体的所有权而转化为地租，并以这种形式落入土地所有者手中。因此，在这里，是垄断价格产生地租，反过来，如果由于土地所有权对在未耕地上进行不付地租的投资造成限制，以致谷物不仅要高于它的生产价格出售，而且还要高于它的价值出售，那么，地租就会产生垄断价格。一些人所以能把一部分社会剩余劳动作为贡赋来占有，并且随着生产的发展，占有得越来越多，只是由于他们对地体拥有所有权，而这个事实却被以下的情况掩盖了：资本化的地租，从而，正是这个资本化的贡赋，表现为土地价格，因此土地也像任何其他交易品一样可以出售。因此对购买者来说，他对地租的索取权，好像不是白白得到的，不是不出劳动，不冒风险，不具有资本的企业精神，就白白得到的，而是支付了它的等价物才得到的。像以前已经指出的那样，在购买者看来，地租不过表现为他用以购买土地以及地租索取权的那个资本的利息。对已经购买黑人的奴隶主来说也完全是这样，他对黑人的所有权，好像不是由于奴隶制度本身，而是通过商品的买卖而获得的。不过，这个权利本身并不是由出售产生，而只是由出售转移。这个权利在它能被出售以前，必须已经存在；不论是一次出售，还是一系列这样的出售，不断反复的出售，都不能创造这种权利。总之，创造这种权利的，是生产关系。一旦生产关系达到必须蜕变外壳的时刻，这种权利和一切以它为依据的交易的物质源泉，有经济上和历史上的存在理由的、从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产生的源泉，就会消失。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地体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完全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第574页◎给后代。［ 873-875］——在以下有关土地价格的研究中，我们要撇开一切竞争的变动，一切土地投机，甚至小地产（在这里，土地是生产者的主要工具，因此生产者不管按什么价格都必须购买它）。Ⅰ.土地价格可以在地租不增加的情况下提高；即：1.单纯由于利息率的下降，结果，地租按更贵的价格出售，因此，资本化的地租，土地价格，就增长了；2.因为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增长了。Ⅱ.土地价格可以因地租增加而提高。［875］Ⅲ.这些使地租提高，从而使一般土地价格或个别土地价格提高的不同条件，可以部分地互相竞争，部分地互相排斥，并且只能交替地发生作用。但是，根据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不能从土地价格的增加，无条件地得出地租的增加，也不能从地租的增加（这种增加总会引起土地价格的增加），无条件地得出土地产品的增加。［879］◎第575页◎第七篇　各种收入及其源泉　第四十八章　三位一体的公式Ⅰ资本-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就是把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切秘密都包括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公式。其次，因为正如以前已经指出的那样（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15-439页，或本卷第508-512 页。——576。），利息表现为资本所固有的、独特的产物，与此相反，企业主收入则表现为不以资本为转移的工资，所以，上述三位一体的公式可以进一步归结为：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在这个公式中，利润，这个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征的剩余价值形式，就幸运地被排除了。如果我们现在更仔细地考察一下这个经济上的三位一体，我◎第576页◎们就会发现：第一，每年可供支配的财富的各种所谓源泉，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彼此之间毫无共同之处。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就像公证人的手续费、甜菜和音乐之间的关系一样。资本，土地，劳动！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像金和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它是社会某一部分人所垄断的生产资料，是同活劳动力相对立而独立化的这种劳动力的产品和活动条件，通过这种对立在资本上被人格化了。它不仅是工人的已经转化为独立权力的产品，是已经成为它们自身生产者的统治者和购买者的产品，而且它也是这种劳动的社会力量及未来的……{？这里字迹不清.BMP}形式（注：根据我们辨认，这里是“这种劳动的社会力量及其有关的形式”。——编者注），作为生产者的产品的属性而与生产者相对立。因此，在这里，关于历史地形成的社会生产过程的因素之一，我们有了一个确定的、乍一看来极为神秘的社会形式。现在，与此并列，又有土地，无机的自然界本身，完全处在原始状态中的“粗糙的混沌一团的天然物”（注：“粗糙的混沌一团的天然物”这句话出自奥维狄乌斯《变形记》第1章第7行。——577。）。价值是劳动，因此，剩余价值不可能是土地创造的。土地的绝对肥力所起的作用，不过是使一定量的劳动提供一定的、受土地的自然肥力所制约的产品。土地肥力的差别所造成的结果是，同量劳动和资本，也就是同一价值，表现在不等量的土地产品上；因此，这些产品具有不同的个别价值。这些个别价值平均化为市场价值，促使◎第577页◎“肥沃土地同较坏的土地相比所提供的利益……从耕种者或消费者手里转移到土地所有者手里”。（李嘉图《原理》第62页）最后，作为其中的第三个同盟者（注：“第三个同盟者”出自席勒的叙事诗《人质之歌》，是暴君迪奥尼修斯在要求加入两个忠实朋友的同盟时说的话。——578。）的，只是一个幽灵——劳动，这不过是一个抽象，就它本身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或者，如果我们就……{ 这里字迹不清.BMP}来说（注：根据我们辨认，这里是“如果我们就它在这里所表示的意思来说”。——编者注），是人用来中介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人类生产活动，它不仅已经摆脱一切社会形式和性质规定，而且甚至在它的单纯的自然存在上，不以社会为转移，超乎一切社会之上，并且作为生命的表现和证实，是还没有社会化的人和已经有某种社会规定的人所共同具有的。［919-921］Ⅲ土地所有权、资本和雇佣劳动，就从下述意义上的收入源泉，即资本以利润的形式使资本家吸取他从劳动中榨取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土地的垄断以地租的形式使土地所有者吸取剩余价值的另一部分，劳动以工资的形式使工人取得最后一个可供支配的价值部分这种意义上的源泉，也就是从这种作为中介使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利润形式，第二部分转化为地租形式，第三部分转化为工资形式的源泉，转化成了真正的源泉，这个源泉本身产生出这几个价值部分和这几个价值部分借以存在或可以转化成的那些有关产品部分，因而是产生出产品价值本身的最后源泉。［934］在资本-利润（或者，更好的形式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财富一般的各个组成部分同财富的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578页◎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古典经济学把利息归结为利润的一部分，把地租归结为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使这二者在剩余价值中合在一起；此外，把流通过程当作单纯的形态变化来说明；最后，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把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归结为劳动；这样，它就把上面那些虚伪的假象和错觉，把财富的不同社会要素互相间的这种独立化和硬化，把这种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了。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伟大功绩。然而，甚至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也还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他们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也不可能有别的结果——因而，他们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彻底性、半途而废和没有解决的矛盾中。另一方面，现实的生产当事人对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些异化的不合理的形式，感到很自在，这也同样是自然的事情，因为他们就是在这些假象的形态中活动的，他们每天都要和这些形式打交道。庸俗经济学无非是对现实的生产当事人的日常观念进行训导式的、或多或少教条式的翻译，把这些观念安排在某种合理的秩序中。因此，它会在这个消灭了一切内部联系的三位一体中，为自己的浅薄的妄自尊大，找到自然的不容怀疑的基础，这也同样是自然的事情。同时，这个公式也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因为它宣布统治阶级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并把这个观点推崇为教条。［938-939］◎第579页◎　第五十一章　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可见，由每年新追加的劳动新加进的价值，——从而，年产品中体现这个价值并且能够从总收益中取出和分离出来的部分，——分成三部分，它们采取三种不同的收入形式，这些形式表明，这个价值的一部分属于或归于劳动力的占有者，另一部分属于或归于资本的占有者，第三部分属于或归于土地所有权的占有者。因此，这就是分配的关系或形式，因为它们表示出新生产的总价值在不同生产要素的占有者中间进行分配的关系。按照通常的看法，这些分配关系被认为是自然的关系，是从一切社会生产的本性，从人类生产本身的各种规律产生出来的关系。诚然，不能否认，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出现过其他的分配方式，但是，人们把那些方式说成是这种自然分配关系的未发展的、未完成的、伪装了的、没有取得最纯粹表现和最高形式的、具有另外色彩的方式。这种见解中唯一正确的一点是：在任何社会生产（例如，自然形成的印度公社，或秘鲁人的较多是人为发展的共产主义）中，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的消费，另一个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而不问这种剩余产品怎样分配，也不问谁执行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的职能；在这里我们撇◎第580页◎开用于生产消费的部分不说。这样，不同分配方式的同一性就归结到一点：如果我们把它们的区别性和特殊形式抽掉，只注意它们的同区别性相对立的一致性，它们就是同一的。更有学识、更有批判意识的人们，虽然承认分配关系的历史发展性质，但同时却更加固执地认为，生产关系本身具有不变的、从人类本性产生出来的、因而与一切历史发展无关的性质。相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却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出发的现成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最后，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所以二者都具有同样的历史暂时的性质。在考察分配关系时，人们首先是从年产品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种所谓的事实出发。但是，把事实说成这样是错误的。产品一方面分为资本，另一方面分为各种收入。其中一种收入，工资，总是先要以资本形式同工人相对立，然后才取得收入的形式，即工人的收入的形式。生产出来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总的说来作为资本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这个事实，从一开始就意味着：物的劳动条件和工人相对立而具有一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在生产中，工人同劳动条件的占有者之间，并且工人彼此之间，是处在一定的关系中。这些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这个事实，又意味着直接生产者被剥夺了土地，因而存在着一定的土地所有权形式。◎第581页◎如果产品的一部分不转化为资本，它的另一部分就不会采取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形式。另一方面，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生产条件的这种一定的社会形式为前提，那么，它会不断地把这种形式再生产出来。它不仅生产出物质的产品，而且不断地再生产出产品在其中生产出来的那种生产关系，因而也不断地再生产出相应的分配关系。当然，可以说，资本（包括作为资本的对立物的土地所有权）本身已经以这样一种分配为前提：劳动者被剥夺了劳动条件，这些条件集中在少数个人手中，另外一些个人独占土地所有权，总之，就是在论原始积累的那一部分（第1 册第24章）已经说明过的全部关系。但是，这种分配完全不同于人们把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对立起来，赋予它以一种历史性质时所理解的分配关系。人们用这种分配关系来表示对产品中归个人消费的部分的各种要求权。相反，前面所说的分配关系，却是在生产关系本身范围内，落到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的、生产关系的一定当事人身上的那些特殊社会职能的基础。这种分配关系赋予生产条件本身及其代表以特有的社会性质。它们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和全部运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有两个特征。第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和决定的性质。这首先意味着，工人自己也只是表现为商品的出售者，因而表现为自由的雇佣工人，这样，劳动就表现为雇佣劳动。根据以上的说明，已无须重新论证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怎样决定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第582页◎会生产关系的产物。这种性质，即1.产品作为商品和2.商品作为资本产品的性质，已经包含着一切流通关系，即产品所必须通过并由以取得一定社会性质的一定的社会过程；同样，这种性质也包含着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着他们的产品的价值增殖和产品到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的再转化。但是，即使撇开这点不说，从上述两种性质，即产品作为商品的性质，或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的性质，就会得出全部价值决定和得出全部生产由价值来进行调节。在这个十分独特的价值形式上，一方面，劳动只作为社会劳动起作用；另一方面，这个社会劳动的分配，它的产品的互相补充，它的产品的物质变换，它的从属和加入社会运转机构，却听任各个资本主义生产者个人偶然的、互相抵销的冲动去摆布。因为这些人不过作为商品占有者互相对立，每个人都企图尽可能以高价出售商品（甚至生产本身似乎也只是由他们任意调节的），所以，内在规律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竞争，他们互相施加的压力来实现，正是通过这种竞争和压力，各种偏离得以互相抵销。在这里，价值规律不过作为内在规律，对各个当事人作为盲目的自然规律起作用，并且是在生产的各种偶然变动中，维持着生产的社会平衡。其次，在商品中，尤其是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中，已经包含着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生产的社会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资本本质上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生产资本。在考察相对剩余价值时，进而在考察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时，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上面怎样建立起一种为资本主义时期所特有的生产方式。这是劳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第583页◎特殊形式，不过，这种劳动社会生产力是作为与工人相对立的资本的独立力量，因而直接与工人本身的发展相对立。这种为了价值和剩余价值而进行的生产，像进一步的说明所已经指出的那样，包含着一种不断发生作用的趋势，要把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也就是把商品的价值，缩减到当时的社会平均水平以下。力求将成本价格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的努力，成了提高劳动社会生产力的最有力的杠杆，不过在这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只是表现为资本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取得的权威，他作为生产的指挥者和统治者的社会职能，同建立在奴隶生产、农奴生产等等基础上的权威，有重大的区别。尽管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对于直接生产者大众来说，他们的生产的社会性质是以实行严格管理的权威的形式，并且是以劳动过程的完全按等级安排的社会机构的形式出现的，——这种权威的执掌者，只是作为同劳动相对立的劳动条件的人格化，而不是像在以前的各种生产形式中那样，以政治的统治者或神权的统治者的资格得到这种权威的，——但是，在这种权威的执掌者中间，在不过是作为商品占有者互相对立的资本家自己中间，占统治地位的却是极端无政府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生产的社会联系只是表现为一种不顾个人自由意志而压倒一切的自然规律。只是由于劳动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生产资料采取资本的形式这样的前提，——也就是说，只是由于这两个根本的生产要素采取这种独特的社会形式，——价值（产品）的一部分才表现为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才表现为利润（地租），表现为资本家的赢利，表现为可供支配的、归他所有的追加的财富。但也只是由于一部分价值这样表现为他的利润，那种用来扩大再生产并形成一部分利◎第584页◎润的追加生产资料，才表现为新的追加资本，并且整个再生产过程的扩大，才表现为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尽管劳动作为雇佣劳动的形式对整个过程的面貌和生产本身的特殊方式有决定的作用，雇佣劳动却并不决定价值。在价值的决定上所涉及的，只是社会一般劳动时间，只是社会一般可以支配的劳动量，而不同的产品在这个劳动量中所吸收的相对量，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它们各自在社会上所占的比重。当然，社会劳动时间在商品价值上作为决定要素起作用的一定形式，是同劳动作为雇佣劳动的形式，以及与此适应的生产资料作为资本的形式有关的，因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商品生产才成为生产的一般形式。我们再来考察一下这种所谓的分配关系本身。工资以雇佣劳动为前提，利润以资本为前提。因此，这些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现在我们来谈利润。剩余价值的这种一定的形式，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中新形成生产资料的前提；因而是一种支配再生产的关系，虽然在单个资本家看来，好像他真正能够把全部利润当作收入来消费掉。但他会在这方面碰到限制，这些限制以保险基金和准备金的形式，以竞争规律等形式出现在他面前，并且在实践中向他证明，利润并不只是供个人消费的产品的分配范畴。其次，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都是由产品的价格来调节的，而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又是由利润率的平均化和与之相适应的资本在不同社会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来调节的。因此，在这里，利润不是表现为产品分配的主要因素，而是表现为产品生产本身的主要因素，即资本和劳动本身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分配的因素。利润分割为企业主收入和利息，表现为同一个收入的分配。但这种分割所以会发生，◎第585页◎首先是由于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的发展，由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过程的这种一定的社会形式的发展。它从它本身发展出了信用和信用制度，因而也发展了生产的形式。利息等等这些所谓分配形式，是作为决定的生产要素加入价格的。至于地租，它能够表现为只是分配的形式，因为土地所有权本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不执行职能，至少不执行正常的职能。但是1.地租只限于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2.土地所有者从生产过程和整个社会生活过程的指挥者和统治者降为单纯土地出租人，单纯用土地放高利贷的人，单纯收租人，这些事实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的历史产物。土地取得土地所有权的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土地所有权取得允许实行资本主义农业经营方式的形式，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的产物。人们尽可以把其他社会形式中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也称为地租。但那种地租和这个生产方式中出现的地租有重大的区别。可见，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互相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资本主义的分配不同于各种由其他生产方式产生的分配形式，而每一种分配形式，都会同它由以产生并且与之相适应的一定的生产形式一道消失。只把分配关系看作历史性的东西而不把生产关系看作历史性的东西的见解，一方面，只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开始进行的、但具有局限性的批判。另一方面，这种见解建立在一种混同上面，这就是，把社会的生产过程，同反常的孤立的人没有任何社会帮助也必须进行的简单劳动过程相混同。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第586页◎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对于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来说都是共同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当一方面分配关系，因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和另一方面生产力，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扩大和加深时，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992-999］　第五十二章　阶级单纯劳动力的所有者、资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各自的收入源泉是工资、利润和地租，——也就是说，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在英国，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无疑已经有了最高度的、最典型的发展。但甚至在这里，这种阶级结构也还没有以纯粹的形式出现。在这里，也还有各种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到处使界限规定模糊起来（虽然这种情况在农村比在城市少得多）。不过，这种情况对我们的考察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趋势和发展规律，是使生产资料越来越同劳动分离，分散的生产资料越来越积聚成大的群团，因此，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生产◎第587页◎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适应于这种趋势，土地所有权同资本和劳动相分离而独立，换句话说，一切土地所有权都转化为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土地所有权形式。首先要解答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事情形成阶级？这个问题自然会由另外一个问题的解答而得到解答：什么事情使雇佣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成为社会三大阶级？乍一看来，好像就是收入和收入源泉的同一性。三大社会集团，它们的成员，形成这些集团的个人，分别靠工资、利润和地租来生活，也就是分别靠他们的劳动力、他们的资本和他们的土地所有权来生活。不过从这个观点来看，例如，医生和官吏也形成两个阶级了，因为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集团，其中每个集团的成员的收入都来自同一源泉。对于社会分工在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中间造成的利益和地位的无止境的划分，——例如，土地所有者分成葡萄园占有者，农场占有者，森林占有者，矿山占有者，渔场占有者，——也同样可以这样说了。［1000-1001］{手稿到此中断。.BMP}1894年由汉堡奥托·迈斯纳出版社出版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88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恩格斯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注：恩格斯的这篇评论发表在1868年3月21日和28日《民主周报》（见注90）第12号和第13号，没有署名。后来这篇评论于1871年4月5日和8 日刊登在《人民国家报》（见注89）第28号和第29号。——589。）马克思《资本论》（注：Das Kapital.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von Karl Marx.Erster Band.Der Produktionsprozeβ des Kapitals.Hamburg,O.Meissner,1867.）一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得到。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的著作现在和将来都是有价值的，可是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攀登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且一览无遗，就像一个观察者站在最高的山巅观赏下面的山景那样。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泉源，是一切◎第589页◎价值的尺度，所以两件物品在生产上花费了同样的劳动时间，就具有同样的价值，而且，因为一般说来，只有相等的价值才能互相交换，所以这两件物品就应当能够互相交换。但在同时，它又告诉我们，有一种积累的劳动存在，它把这种劳动叫作资本；它认为，资本这种东西，由于里面包含有辅助的资源，可以使活劳动的生产率增加几百倍、几千倍，因此要求一定的报偿，这种报偿叫作利润。我们大家知道，事实上情况是这样：积累的死的劳动的利润，变得越来越大，资本家的资本也变得越来越大，而活劳动的工资，却变得越来越少，只靠工资为生的工人大众越来越多，越来越穷。这个矛盾怎样解决呢？如果工人加在他的产品上的劳动的全部价值都得到补偿，那么，资本家能从哪里去得到利润呢？并且，既然只有相等的价值可以互相交换，在这个场合情形也应当是这样。从另一方面来说，既然如许多经济学家所承认的，产品是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分配的，相等的价值的交换怎么可能呢？工人又怎能得到他的产品的全部价值呢？在这个矛盾面前，以往的经济学束手无策，只是写一些或说一些毫无意义的空话。甚至以往从社会主义立场来批评经济学的人，也只能提出这一矛盾而已；在马克思以前，谁也没有解决这个矛盾，只有马克思才探寻了这种利润的产生过程，一直追溯到它的根源，把一切都弄明白了。在阐述资本时，马克思从简单的众所周知的事实出发，这就是资本家通过交换而增殖了他的资本的价值：他用他的货币去购买商品，后来又把商品卖出去，使其所得的货币，多于开始时所投入的。例如，某个资本家以1 000 塔勒购买棉花，后来以1 100塔勒卖出，这样一来，他就“赚了”100塔勒。这个超过原有资本的100塔勒的余额，马克思称为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呢？依照经济学家的假设，只有相等的价值才能互相交换，从抽象◎第590页◎的理论的观点来看，这一假设也是正确的。因此，买进棉花，再把它卖出去，是和一个银塔勒兑换成30个银格罗申和这些辅币再兑换成一个银塔勒一样，不能产生任何剩余价值。这种兑换既不能使人变富，也不能使人变穷。同样，剩余价值是不能由卖者在商品价值以上卖出商品或买者在商品价值以下买进商品产生出来的，因为他们每一个人，依次作为买者和卖者，这样也就相互抵销了。剩余价值也不能由买者和卖者互相欺诈而产生，因为互相欺诈不会创造任何新价值或剩余价值，只不过使已经存在的资本在资本家之间的分配有所不同而已。尽管资本家依照价值购买商品，并且依照价值卖出商品，但他获得的价值仍然比他投入的多。这是怎么回事呢？在现代社会关系中，资本家在商品市场上找到了一种商品，这种商品具有特别的性质，这就是，它的使用是新价值的泉源，是新价值的创造。这个商品，就是劳动力。劳动力的价值是什么呢？每一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来计量的。劳动力以活的工人的形式存在着。工人为维持他自己的生存并维持他的家庭——这保证在他死后劳动力继续存在——，需要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因此，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就代表了劳动力的价值。资本家按周支付劳动力的价值，并由此购买到工人一周劳动的使用权。关于劳动力价值的问题，就以上各点来说，经济学家先生们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大体上是一致的。现在，资本家就使他的工人去工作了。经过一定的时间后，工人支出的一定的劳动量会与他一周工资所代表的劳动相等。假设一个工人一周的工资代表3 个工作日，那么，这个工人从星期一开始工作，到星期三晚上，就把资本家所付的工资的全部价值偿还◎第591页◎了。他就在这个时候停止他的工作吗？不，决不是的。资本家已经购买了工人一周的劳动，所以工人在剩下的3天中也必须继续工作。工人这种超过补偿工资所必要的时间以外的剩余劳动，便是剩余价值的、利润的泉源，是资本继续不断增大的泉源。我们不能说这是一种随意的假定：工人在3 天之内再生产他所得到的工资，其余3天为资本家工作。他是恰好用3天时间，还是用2天或者4天时间来补偿工资，在这里当然是无关紧要的，那是随情况而变化的。但主要的是，资本家在他支付报酬的劳动以外，还榨取了他不支付报酬的劳动。这决不是一个随意的假定，因为如果有一天资本家从工人那里取得的劳动总是与他所支付的工资相等，那时，他就会关闭自己的工厂。因为那时他的全部利润便落空了。在这里，我们就解决了上述一切矛盾。现在，剩余价值（资本家的利润是它的一个重要部分）的起源，是十分明白而自然的了。劳动力的价值是被支付了的，但是这个价值比资本家从劳动力榨取出来的少得多。正是这二者之间的差额，即无酬劳动，构成资本家所得的部分，或者更准确地说，构成资本家阶级所得的部分。拿我们前面的例子来说，因为棉花商人由棉花所赚得的利润，在棉花价格不提高时，仍然要由无酬劳动构成。商人把棉花卖给一个纺织厂主，这个厂主，会在上述100塔勒之外，从他的产品中为自己抽取出利润，因此，他是把他所攫取的无酬劳动拿来和商人共分。一切不劳动的社会成员，都是依靠这种无酬劳动维持生活的。资本家阶级负担的国家的和地方的各种税收，土地所有者的地租等等，都是由无酬劳动支付的。全部现存的社会状况都是建立在这种无酬劳动之上的。另一方面，如果认为无酬劳动只有在现在这种关系下，即在生◎第592页◎产一方面由资本家，另一方面由雇佣工人进行的情形下，才能产生出来，那是荒谬的。正相反，在一切时代，被压迫阶级都必须提供无酬劳动。有一个很长的时期，奴隶制度是劳动组织的占支配的形式，奴隶必须做的劳动，比以生活资料的形式所还给他们的劳动，要多得多。在农奴制度下，直到农民徭役劳动废除为止，情形也是这样。不过，在这里，农民为维持自身生活而工作的时间和为地主工作的剩余劳动之间的区别是极清楚的，因为后者和前者是分开的。现在，形式已经变化了，不过本质依然是一样的。只要“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的垄断权，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他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马克思，第202 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63页。——编者注））。二我们在前一篇文章里已经知道，每一个被资本家雇用的工人都在做双重劳动。他的工作时间的一部分用来偿还资本家所预付给他的工资，这一部分劳动，马克思称为必要劳动。但在此之后，他必须继续劳动，在这段时间内，他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利润便是它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部分劳动，叫作剩余劳动。我们假定每星期中，工人要劳动3天来偿还他的工资，再劳动3天，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换句话说，这便是在每天12小时的劳动中，他要劳动6小时，生产他的工资，再劳动6小时，生产剩余价值。在一星期中，人们只能劳动6天，就是把星期日算入，至多也◎第593页◎只能劳动7天。可是在每一天中，可以劳动6小时，8 小时，10小时，12小时，15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为了一天的工资，工人已经把这一个工作日卖给资本家了。然而，什么是一个工作日呢？是8小时呢？还是 18小时呢？资本家想尽量延长工作日。工作日越长，生产的剩余价值也就越多。而工人则正确地感觉到，超过偿还工资的每一小时劳动，都是不合理地从他身上榨取的；他亲身体验到工作时间过长意味着什么。资本家为自己的利润而斗争，工人为自己的健康，为每天几小时的休息而斗争，以便在工作、睡眠和饮食之外，还能作为一个人从事其他活动。我们顺便指出，个别资本家是否愿意加入这一斗争，并不取决于他们的善良愿望，因为竞争会迫使其中最慈善的人和他的同行合作，而把工作时间拉得同他们一样长。为规定工作日而进行的斗争，从自由工人在历史上最初出现的时候起，一直延续到现在。在各种不同的行业中，流行着各种不同的传统的工作日；可是实际上很少得到遵守。只有在那些由法律规定工作日，并且其遵守受到监督的地方，才能够说，在那儿，存在着正常的工作日。但是直到现在，几乎只有在英国的工厂区才是这种情况。在这里为一切妇女和13岁至18岁的儿童规定了10小时工作日（每星期前五天每天做工10小时半，星期六做工7小时半）。同时，因为男工没有女工童工就不能劳动，所以，他们的工作时间每天也就变为10小时了。英国的工厂工人获得这一法律，是由于多年的坚持，是由于与工厂主作过最激烈最坚决的斗争，是由于出版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并且由于巧妙地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这个法律成了英国工人的保护者。它逐渐推广到一切大工业部门，去年，差不多推广到所有行业，至少推广到了一切雇用妇女和儿童的部门。关于英国由法律规定工作◎第594页◎日的历史，本书包含着极其详尽的材料。下一届“北德意志联邦（注：北德意志联邦是普鲁士在普奥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后，于1867 年建立的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国家，它代替了已经解体的德意志联邦。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有19个德意志邦和3个自由市，它们在形式上都被承认有自治权。北德意志联邦的宪法保证普鲁士在联邦中居统治地位；普鲁士国王被宣布为联邦元首和联邦武装部队总司令，并授予指导对外政策的权力。原来在联邦以外的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和黑森-达姆斯塔特在1870年加入了联邦。北德意志联邦的建立在德意志的国家统一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1871年1月，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北德意志联邦就不再存在了。——595、631。）国会”也将讨论工厂管理法的问题，因而也将讨论到工厂劳动管理法的问题。我们希望德国工人所选举出来的议员，在讨论这种法规之前，没有一个不熟悉马克思的著作。在那里将获得很多东西。德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对于劳动者说来，比从前英国发生同样情况时，更为有利，因为普选权会迫使统治阶级对工人表示好意。在这种情形下，无产阶级的四五个代表便是一种力量，如果他们知道利用他们的地位，如果他们首先能够知道资产者所不知道的争论问题所在的话。而在这方面，马克思这本书，把预备好了的一切材料，提供给他们。我们绕过一系列更具有理论意义的非常精彩的研究，只来谈一谈讨论资本积累的最后一章。在这里，首先说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即资本家为一方，雇佣工人为另一方而存在的生产方式，不但继续不断地重新生产出资本家的资本，而且同时还继续不断地再生产出工人的穷困。因此，人们关心地看到：一方面不断重新存在着资本家，他们是一切生活资料、一切原料和一切劳动工具的所有者；另一方面不断重新存在着广大的工人群众，他们被迫把他们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以换得一定量的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最多只能维持工人的劳动能力，并养育出新的一代有劳动能力的无产者。但是资本不仅再生产它本身而已；它会不断地增加和增大，因此，它对于无产的工人阶级的权力，也跟着增大起来。而且，像它会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出它自身一样，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以不断增加的规模，以不断增加的人数再生产出无产的工人阶级。资本的积累“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一极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因此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第600◎第595页◎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3-674页，或本卷第246-247页。——596。））可是，由于机器生产的发展、农业的改良等等，生产同样数量产品所必需的工人越加减少了，这种完善，也就是这种使工人过剩的现象，甚至比资本的增加更要快得多。这种不断地增加的工人人数将招致什么结果呢？他们形成产业后备军，这种产业后备军，在营业状况不佳或平常的时候，是在他们劳动的价值以下付予报酬的，而且就业不经常，或者要靠公共慈善机关的救济为生。但在营业特别活跃的时期，它对于资本家阶级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从英国的例子看得很清楚。可是，在所有的情况下，这种产业后备军却会破坏经常在业的工人的抵抗力量，使他们的工资保持在低下的水平上。“社会的财富越大……相对剩余人口（多余人口）或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但是同现役（经常在业的）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经常的）过剩人口，或者说，其贫困与其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的工人阶层也就越大。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第631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7页，或本卷第258页。——596。））这就是在科学上严格地证明了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一些主要规律，而官方的经济学家甚至不敢去试图驳倒它们。但是，难道到此一切事情就讲完了么？决不是的。正像马克思尖锐地着重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坏的方面一样，同时他也明白地证明这一社会形式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这样高度的水平所必需的：在这个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严的发展，才有可能。要达到这一点，以前的一切社会形式都太薄弱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才第一次创造出为达到这一点所必需的财富和生产力，但是它同时又创造出一个社会阶级，那就是被压迫的工人大众。他们越来越被迫起来要求利用这种财富和生产力来为全社会服务，◎第596页◎以代替现在为一个垄断者阶级服务的状况。写于1868年3月2日-13日之间原文是德文载于1868年3月21日和28日《民主周报》第12和13号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63-271页◎第597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注：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了工人的盛大的国际性会议；大会是伦敦各工联的领导人和一个由巴黎来的蒲鲁东派工人代表团筹备的，当时居住在伦敦的德国工人、意大利工人和其他国家工人中的代表，以及一些欧洲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流亡者也参加了筹备工作。大会通过了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后来通称为第一国际）的决议，并选出了临时委员会。马克思被选入这个委员会，接着在10月5 日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又被选入负责起草协会纲领性文件的小委员会。小委员会的最初几次会议在马克思缺席的情况下草拟了一个文件，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欧文的信徒韦斯顿起草并经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勒·吕贝校阅的作为引言的宣言，另一部分是意大利人鲁·沃尔弗译成英文的、由马志尼制定的意大利工人团体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88、597-598页）。马克思在10月18日的会议上才第一次看到这个文件，并对它提出批评；文件被退回小委员会作最后的修订。小委员会于10月20日把这项工作委托给马克思，并于10月27日赞同了马克思写成的两份全新的文献：《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1864年11月1日，宣言和章程经已被确认为协会领导机关的临时委员会一致批准。这个以国际总委员会的名称载入史册的机关，在1866年年底以前多半称为中央委员会。成立宣言最先发表在1864年11月5日《蜂房报》第160号上，并且以单行本的形式分发给各报刊。马克思对这个版本的大量印刷错误表示极大不满。1864 年11 月，宣言和章程一起印成小册子《1864年9月28 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和临时章程》，在伦敦出版了英文本。1864年12月10日《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第93号刊登了这份宣言。1864年12月21日和30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号和第3号上以《给欧洲工人阶级的宣言》为题发表了原作者的德译文。1866年8月根据同年5月9日的中央委员会决议，宣言和章程及其他文件以小册子的形式在伦敦出版了英文版。1865、1866年及后来，宣言的各种译本相继出版。在巴黎、日内瓦和布鲁塞尔有法文本；在热那亚和那不勒斯有意大利文本；在莱比锡、日内瓦、柏林和维也纳有德文本；1868年在佩斯有匈牙利文本；1871年在日内瓦有俄文本；1873年在马德里和里斯本有西班牙和葡萄牙文本。保存下来的成立宣言的两份手抄本，是马克思夫人燕妮·马克思和他的女儿燕妮抄写并经过马克思校勘的。）（注： 收入本卷的宣言以1864年发行的英文小册子的文字为依据。英文原文与原作者的德译文之间的重要不同之处都附有脚注。《蜂房报》是英国工联的机关报（周报），从1861年至1876年在伦敦出版，用过如下三种名称：《蜂房》、《蜂房报》、《便士蜂房》；该报受到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改良派的强烈影响。1864年11月22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该报被宣布为国际的机关报。国际工人协会的正式文件和总委员会历次会议的报道都刊登在该报上面。但是刊登在该报上的国际文件常被篡改或删节，为此，马克思曾一再提出抗议。从1869年起该报实际上已成了资产阶级的喉舌。1870年4月，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与《蜂房报》断绝了一切关系，并在报上发表了有关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80、701页）。——598。）工人们！（注：在1866年伦敦出版的小册子中是“工人朋友们”。——编者注）工人群众的贫困在1848年到1864年间没有减轻，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这个时期就工业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来说却是史无前例的。1850年，不列颠资产阶级一家温和的、消息灵通的机关报曾经预言，只要英国的进出口贸易增加50％，这个国家里的贫困现象就会消灭。其实不然！1864年4月7日，财政大臣曾用下面这样的声明取悦他的议会听众：英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 1863 年已经增加“到443 955 000英镑！这个惊人的数额几乎比刚刚过去的1843 年时代的贸易额多两倍！”虽然如此，财政大臣还是雄辩地讲到了“贫穷”。他喊道：“请想想那些濒临贫穷深渊的人们”，“那……没有提高的工资”，“那十有八九都是为生存而挣扎的……人的生活！”（注：这些引文出自英国财政大臣威·格莱斯顿1864年4月7日在下院的讲话，见《泰晤士报》1864年4月8日第24841号的有关报道。——598。）可是他完全没有提到爱尔兰人民，他们在北部正逐渐被机器所取代，在南部正逐渐被牧羊场所排挤；可是羊群在这个不◎第598页◎幸的地区也在减少，不过不像人减少得那样快罢了。他没有重复最高层贵族社会的代表诸君在惊慌失措中刚刚脱口说出的话。当“勒杀犯”（注：勒杀犯是一种行劫的强盗，他们专掐受害者的咽喉。60 年代初这种行劫在伦敦常常发生，以致成了议会专门讨论的题目。——599。）所引起的恐慌达到了相当程度时，上院决定要对流放和苦役情况进行调查，并把调查结果用报告书形式加以公布。真实情况已在1863年的一本厚厚的蓝皮书（注：这里提到的蓝皮书（见注82 ）是指《流放苦役法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报告书》1863年伦敦版第1、2卷。——599。）中揭露出来，由官方提供的事实和数字证明，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连最坏的刑事犯（苦役犯）也比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农业工人工作轻得多，饮食却好得多。但是还不止于此。当兰开夏郡和柴郡的工人因受美国内战影响被抛掷到街头时，同一个上院又派出一个医生到工业区去，任务是查明按最低廉的价格和最简便的方式来供给，平均至少需要多少碳素和氮素，才刚好能够“防止饥饿病”。当时医务专使斯密斯医生确定，一星期至少需要28 000喱（注：1喱＝0.065克。——编者注）碳素和1 330 喱氮素，才可以维持一个普通成年人的生命……也就是把他维持在刚好不致发生饥饿病的界限上；其次，他还发现，这个数量大约与棉织工厂的工人在极度贫困压迫下实际上所能够得到的菲薄养料相等。（注：大概用不着提醒读者，除水的构成元素和某些无机物外，碳素和氮素也是人类食物的原料。但是要使人体获得营养，这些简单化学成分应该以植物质或动物质的形态供给；例如马铃薯主要是含有碳素，而小麦面包则含有相当分量的碳素和氮素。）但是请注意！同一个博学的医生，不久后又被枢密院卫生视察员派去调查工人阶级中更贫困部分的营养状况了。他的调查结果写在今年根据议会命令公布的《第六号公共卫生报告书》（注：指《枢密院卫生视察员1863年度第六号报告书》1864年伦敦版，下面引用的是这份报告书的第13-15页上的内容。——599。）内。这位医生发现了什么呢？他发现，丝织工人、缝纫女工、织手套工人、织袜工人以及其他工人的食物，平均（注：在德文版中加有“每年”。——编者注）比失业的棉织工人的救济口粮还坏，甚至没◎第599页◎有包含“刚好能够防止饥饿病”的碳素和氮素。我们在报告书中读到：“不仅如此，在调查属于农业人口的家庭时发现，这些家庭有五分之一以上得不到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含碳食物，有三分之一以上得不到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含氮食物，并且在三个郡里（伯克郡、牛津郡和索默塞特郡），缺乏含氮食物是通常的现象。”官方报告书中补充说：“应当记住，食物的匮乏已经极难忍受，而食物的恶化通常是在其他各种匮乏之后才发生的……甚至保持清洁也成为一种费钱或难于办到的事情；如果由于自尊心而仍然要保持清洁，那么，每一次这样的企图都不免要带来更多的饥饿痛苦。”“这种情形是令人痛心的，特别是当人们想到这里所谈的贫困完全不是因懒惰而应得的惩罚；在一切场合，这都是劳动人民的贫困。实际上，工人为取得这点菲薄食物而支出的劳动，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时间非常长久的。”报告书举出了一件奇怪和相当出人意料的事实：“在联合王国各个部分〈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中，正是在英格兰〈这个王国最富有的部分〉，农业人口吃得最坏”；但是，甚至伯克郡、牛津郡和索默塞特郡的农业工人，也比伦敦东头大量家庭工业的熟练工人吃得好一些。这就是官方按照议会命令在1864年间，即在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公布的材料，正是这时财政大臣向下院通知说：“不列颠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并且应当承认这种改善是绝无仅有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时代都比不上的。”（注：马克思在这里和下面引用了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顿于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讲话。——编者注）同这种官方的赞美词令形成尖锐矛盾的是官方的公共卫生报◎第600页◎告书中这样一句枯燥的评语：“一国的公共卫生状况是指其居民大众的健康而言，如果这些居民直到最下层在生活上得不到一定的保障，那他们就很难是健康的了。”财政大臣被“国家进步”的统计数字弄得眼花缭乱，他得意忘形地喊道：“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6％……在从1853 年到1861年的8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20％！ 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格莱斯顿先生补充说，“完全限于有产阶级！”（注：马克思在这里引的格莱斯顿在1863年4月16日所说的话，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布伦坦诺于70年代掀起反对马克思的诽谤运动，而为大家所熟知。伦敦各家报纸（《泰晤士报》、《晨星报》、《每日电讯》等）差不多全都在1863 年4月17日关于议会会议的报道中刊登了格莱斯顿的这句话，而在汉萨德的半官方出版物议会辩论专辑中却省略了这句话，因为汉萨德版本的文字是经过发言人后来亲自修改过的。这就给了布伦坦诺一个借口，他指责马克思在科学上不诚实。马克思在1872年5月23日和7月28日给《人民国家报》（见注89）编辑部的两封信中对这种诽谤作了回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97-101、118-127页）。马克思去世后，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泰勒于1883年11月又提出同样的指责。爱琳娜·马克思于1884年2月和3月在给《今日》杂志的两封信中，以及后来恩格斯于 1890 年6 月在《资本论》德文第4版的序言中、于1891 年在《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07-213页）这部著作中，都彻底地揭穿了所谓伪造引文的胡说。——601。）如果你们想知道，产生这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的条件过去和现在怎样使工人阶级健康损坏、道德堕落和智力衰退，那就请你们看一看最近一次《公共卫生报告书》关于印刷厂和男女服装缝纫厂情况的描绘吧！（注：见《枢密院卫生视察员1863年度第六号报告书》1864年伦敦版第25-27页。——601。）请你们把这一描绘同1863 年公布的《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书》对照一下，例如，那里有这样一段话：“陶工这一类人，不论男女，在体力和智力方面都是居民中最退化的部分”，“不健康的儿童，反过来又要成为不健康的父母”，“有增无已的人种退化是不可避免的”，“斯坦福郡的居民，若不是经常有邻近地区的居民流进来，若不是与比较健康的居民群通婚，他们的退化程度是还会更加厉害的”（注：见《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委员会第一号报告书》1863 年伦敦版第24页。——601。）。请看一看特里门希尔先生的蓝皮书《面包房工人的申诉》（注： 指休·西·特里门希尔《就面包房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601。）吧！ 当人们读到工厂视察员发表的有官方的出生和死亡统计数字作说明的奇怪声明时，又有谁能不为之浑身战栗呢？据这个声明所◎第601页◎说：当兰开夏郡的工人依靠少量救济粮维持生活时，他们的健康状况实际上却改进了，因为由于棉荒，他们暂时停止了在棉织工厂做工；儿童死亡率在这个时期也减低了，因为母亲这时终于有可能给他们喂奶，而不是给他们喂安眠的鸦片药水了！现在让我们重新来看看事情的另一面吧！1864年7月20 日向下院提出的关于所得税和财产税的报告表明，根据收税员的估计，每年收入在5万英镑以及5万英镑以上的人数，从1862年4月5日到1863年4月5日的一年中增加了13人，即从67人增加到80人。从同一个报告中还可以看到，大约有3 000人每年共收入2 500万英镑，这个数目比英格兰和威尔士全体农业工人每年的收入还要大。翻开1861年的人口调查表，你们就会看到，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处的男性土地所有者人数已经由1851年的16 934人，减少到1861年的15 066人；这就是说，土地集中程度在10年中增大了11％。如果英国地产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过程今后仍将如此迅速地继续下去，那么土地问题就将异常简单化，就像在罗马帝国有过的情形那样，当时尼禄皇帝听说非洲一省有一半土地属于6个所有者，就曾露齿狞笑。我们这样详细地谈到这些“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的事实”，是因为英国在贸易和工业方面占欧洲第一位（注：在德文版中加有“并且在世界市场上实际上代表欧洲”。——编者注）。请回忆一下，几个月前路易-菲力浦的一个亡命的儿子就曾公开祝贺过英国农业工人，说他们的命运比他们在海峡彼岸的那些较不幸的同伴们好些。的确，在大陆上所有先进的工业国家里，都在重复着英国的情况，只是带有不同的地方色彩和规模较小罢了。从◎第602页◎1848年起，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工业都有了空前的发展，输入和输出都有了梦想不到的扩大。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财富和实力的增长”确实是“令人陶醉的”。在所有这些国家里，也如在英国一样，实际工资（注：在德文版中加有“也就是用货币工资所能买到的生活资料”。——编者注）对于工人阶级的少数稍微有些提高，但对大多数说来，货币工资的提高很少表示福利的实际的增长，正如对于伦敦贫民院或孤儿院的人来说，购买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在1852年费7 英镑7先令4便士，到1861年要费9英镑15先令8便士，这并不表示他们的生活有了任何改善。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到处都在深深地下降，下降的程度至少同那些站在他们头上的阶级沿着社会阶梯上升的程度一样。不论是机器的改进（注：在德文版中加有“化学上的发现”。——编者注），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这在欧洲一切国家里，现在对于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都已成了十分明显的真理，只有那些一心想使别人沉湎于痴人乐园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在这种“令人陶醉的”经济进步时代，在不列颠帝国的首都，饿死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规。这个时代在世界编年史上留下的标志，就是被称为工商业危机的社会瘟疫日益频繁地重复发生，规模日益扩大，后果日益带有致命性。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大陆上工人阶级所有的党组织和党的机关报刊都被暴力的铁腕所摧毁，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子弟在绝望◎第603页◎中逃亡到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去，短促的解放梦已随着工业狂热发展、道德败坏和政治反动的时代的到来而破灭了。大陆上的工人阶级的失败，部分是由无论当时或现在都和圣彼得堡的内阁结成兄弟同盟的英国政府的外交所促成，这一失败很快也就把自己的传染作用扩展到了海峡的这一边。大陆上的阶级弟兄的失败，把英国工人阶级弄得垂头丧气，挫伤了它对自己事业的信心，同时却使土地巨头和金融巨头恢复了他们已经多少动摇了的自信。他们蛮横地收回了已经宣布过的让步。新的金矿产地的发现，引起了大量的向外移民，结果在不列颠无产阶级队伍中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缺陷。工人阶级中另一部分先前积极的分子，受了暂时增加工作和工资的诱惑而变成了“政治工贼”。维持或革新宪章运动（注：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行包括要求普选权和一系列为工人保证此项权利的许多条件的人民宪章。英国工人阶级为实现《人民宪章》掀起了广泛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由于资产阶级收买工人上层和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到50年代中期运动终于失败。宪章派的领导机构是“全国宪章派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哈尼、琼斯等。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见本选集第3卷第712页）。列宁把宪章运动称作“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604。）的一切尝试都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 工人阶级的机关报刊由于群众的漠不关心而相继停刊；的确，英国工人阶级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苟安于政治上的毫无作为。如果说英国工人阶级和大陆上的工人阶级之间过去在行动上没有过一致，那么现在至少在失败上是一致了。虽然如此，1848年革命以来的这一段时期还不是白白地过去的。我们这里只指出两件重大的事实。英国工人阶级经过30年惊人顽强的斗争，利用土地巨头和金融巨头间的暂时的分裂，终于争得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注：英国工人阶级从18世纪末开始争取用立法手段限制工作日，从19 世纪30 年代起，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投入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英国议会在1847年6月8日通过的，1848年5月1日起作为法律生效。该法律将妇女和少年的日劳动时间限制为10小时。但是，许多英国工厂主不遵守这项法律。他们寻找各式各样的借口把工作日从早晨5时半延长到晚上8时半。例如，工厂视察员莱·霍纳的报告就是很好的证明（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 322-323页第(161)-(165)注）。恩格斯在《十小时工作制问题》和《英国的十小时工作制法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9-275、276-287页）中对该法案作了详细分析。关于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8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58-335页）中作了详细考察。——54、604。）的通过。这一法案对于工厂工人在体力、道德和智力方面引起的非常良好的后果，在工厂视察员每半年一次的报告书中都曾指出过，现在已经为大家所公认。欧洲大陆上的大多数政府都不得不在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之后采用了英国的工厂法，而英国议会本身也不得不每年扩大这一法律的应用范围。但是这个对工人的措施的成功，除了有实际的重要性以外，还有另一个重大的意义。资产阶级通过自己颇有名气的学者如尤尔博士、西尼耳教授及其他同类聪明人的◎第604页◎口屡次预言，并且不停地重复说：对于工时的任何立法限制都必然要为不列颠工业敲起丧钟；不列颠工业像吸血鬼一样，只有靠吮吸人血，其中也有儿童的血，才能生存。古时杀害儿童是崇拜摩洛赫神的宗教的神秘仪式，但它只是在一些极隆重的场合下实行，大概一年不过一次；同时摩洛赫神并没有表示专爱吃穷人的儿童。这种围绕用立法手段限制工时问题而展开的斗争所以更加激烈，撇开利润贪求者的惊慌不谈，是因为这里的问题涉及到一个大的争论，即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由社会预见（注：在德文版中是“由社会认识和社会预见”。——编者注）指导社会生产之间的争论。因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但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注：在德文版中不是“财产的政治经济学”，而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编者注）还取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力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注：在德文版中是“低级的社会形式”。——编者注），它注定要让◎第605页◎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在英国，合作制的种子是由罗伯特·欧文播下的；大陆上工人进行的试验，实质上是从那些并非由谁发明，而是在1848年大声宣布的理论中得出的实际结论。同时，1848年到1864年这个时期的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注：在德文版中加有“就像工人阶级最卓越的领导者们在1851年和1852年谈到英国合作运动时已经断言的那样”。——编者注）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仍然限于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困的重担。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所以那些面善口惠的贵族，资产阶级的慈善空谈家，以至机灵的政治经济学家，先前在合作劳动制处于萌芽状态时枉费心机地想要把它铲除，嘲笑它是幻想家的空想，咒骂它是社会主义者的邪说，现在都突然令人发呕地捧起场来了。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但是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他们不仅不会促进劳动解放，而且恰恰相反，会继续在它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请回忆一下帕麦斯顿勋爵在最近一次议会会议上攻击爱尔兰租佃者权利法案（注：爱尔兰租佃者权利法案是爱尔兰激进主义者舍·克罗弗德1835 年第一次向下院提出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在废除租约时，对租佃者在土地改良方面的开支予以赔偿。1836年，法案被下院否决。1847、1852和1856年，该法案又多次被重新提出讨论，均被下院否决。——606。）维护者的嘲弄口气吧。他大喊道：下院是土地所有者的议院。（注：指首相帕麦斯顿于1863年6月23日在议会的一次定期会议上讨论爱尔兰租佃者权利问题时的讲话。以马瓜伊尔为首的爱尔兰议员要求采取立法措施，限制大地主对租佃者的横行霸道。例如，议员们要求让租佃者有权在解除租约时取得对于他们在租种的土地上所耗全部费用的补偿。帕麦斯顿在讲话中把爱尔兰议员的要求叫做“共产主义的教条”、“对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的破坏”。——606。）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工人们似乎已经了解到这一点，因为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都同时活跃起来了，并且同时都在努力从政治上改组工人政党。工人们所具备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人数众多；但是只有当群◎第606页◎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众多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那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受到惩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这种认识促使1864年9月28日在圣马丁堂出席公开大会的各国工人创立了国际协会。还有一个信念鼓舞着这次大会的参加者。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注：在德文版中加有“各国”。——编者注）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那么当存在着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时，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呢？使西欧避免了为在大西洋彼岸永久保持和推广奴隶制进行可耻的十字军征讨冒险的，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智慧，而是英国工人阶级对于他们那种罪恶的疯狂行为所进行的英勇反抗。（注：指美国内战期间英国工人于1861年底到1862 年初为反对英国政府站在南部各蓄奴州一边干预战争所采取的行动。工人的斗争由于所谓的“特伦特号”事件而变得特别激烈，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利用北部政府截获和逮捕坐上“特伦特号”轮船赴英的奴隶主代表事件作口实，准备向北部各州开战。英国工人坚决支持北部。在人数众多的群众集会上，工人们抗议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战争叫嚣，要求和平解决冲突。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的群众性运动，使反动派没有能够把欧洲拖入支持奴隶主的战争，这一运动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思想。——607。）欧洲的上层阶级只是以无耻的赞许、假装的同情或白痴般的漠不关心态度来观望俄罗斯怎样侵占高加索的山区要塞和宰割英勇的波兰；这个头在圣彼得堡而爪牙在欧洲各国内阁的野蛮强国所从事的大规模的不曾遇到任何抵抗的侵略，给工人阶级指明了他们的责任，要他们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第607页◎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写于1864年10月21日-27日之间原文是英文载于1864年11月在伦敦出版的小册子《1864年9月28 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和临时章程》；由作者译成德文载于1864年12月21和3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和3号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14页◎第608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注：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的最初文本是由马克思在1864年10 月用英文写的，同年11月1日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称为《协会临时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5-18页）。在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上，章程经过某些补充和修改，同附在章程后面的组织条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78-485页）一起由大会批准。1866年秋，章程和组织条例由马克思和拉法格译成法文，于11月底在伦敦出版单行本，出版这个单行本时考虑了日内瓦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主要修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99-603页）。但是这个版本没有流传开来。1867年章程和组织条例的英文本在伦敦出版了，出版英文本时考虑了 1864 年临时章程通过以后日内瓦代表大会和洛桑代表大会对章程所做的修改。国际后来的两次代表大会（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定，这些决定是对章程的补充。但是流传的章程文本中都没有反映这些补充和修改。日内瓦代表大会和洛桑代表大会以后出版的英文本中也有许多很不确切的地方。此外，由于章程没有各种文字的正式版本，以致在好多国家出现了不准确的章程译文。1866年出版的右派蒲鲁东主义者托伦的法文译本就把关于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的作用这一最重要的论点歪曲了。鉴于所有这一切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准备伦敦代表会议的时候就拟了一项关于颁布新版的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的决议草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39 页）。伦敦代表会议通过了马克思所提出的关于用英文、德文和法文颁布新的标准版章程和组织条例的决议案，同时还决定，其他各种文字的译文也都应该经过总委员会的批准。）（注：1871年9月底至10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参照国际所有各次代表大会以及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重新修订章程和组织条例，准备了新版文本，同时删除了章程和条例中已经失效的提法。章程和条例的德译本和法译本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监督下翻译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的正式版本称为《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其英文本于1871年11月上半月在伦敦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同年12月出版了法文单行本。章程和条例的德译文是1872年2 月在莱比锡以单行本形式发表的，另外还发表于1872年2月10日《人民国家报》第12号。在恩格斯参与下翻译的章程和条例的意大利文正式版本，由于总委员会缺乏资金而没有出版。《人民报》出版社和《平等》周报出版社出版了章程和条例的意大利文节译本。——609。）鉴于：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项伟大的目标，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这一目标；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做的一切努力之所以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劳动的解放（注：在德文版中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编者注）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目前欧洲各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新高涨，在鼓起新的希望的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立刻◎第609页◎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鉴于上述理由，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协会宣布：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协会认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注：1864年的临时章程在“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这句话的前面还有下面这样一句话：“他们认为，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这段话和前面紧接着的那段话都带有宣言性质。由于1864年中央委员会为起草国际的纲领性文件而选出的小委员会其他委员的坚持，马克思把这两段话加进了1864年临时章程的引言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6页）。马克思在准备共同章程的1871年版的时候把“他们认为，一个人有责任……”这句话删去了，并在章程的附录里作了说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88页）。——610。）。根据上述精神，规定章程如下：第一条　本协会设立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注：在德文版中，在“合作”的前面加有“有计划的”。——编者注）的中心。第二条　本会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第三条　每年召开由协会各支部选派代表组成的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宣布工人阶级共同的愿望，采取使国际协会顺利进行活动的必要办法，并任命协会的总委员会。第四条　每次代表大会规定下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代表按规定的时间在规定的地点集会，不再另行通知。总委员会有权在必要时改变集会地点，但无权推迟集会时间。代表大会每年确定总委员会驻在地，并选举总委员会委员。当选的总委员会有权增加新的委员。全协会代表大会在年会上听取总委员会关于一年来活动的公开报告。在紧急情况下，总委员会可以早于规定的一年期限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第五条　总委员会由参加国际协会的各国工人组成。总委员会从其委员中选出为进行各种事务所必需的负责人员，如财务委◎第610页◎员、总书记、各国通讯书记等。　　第六条　总委员会是沟通协会各国的全国性组织和地方性组织之间联系的国际机关，应使一国工人能经常了解其他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使欧洲各国中的社会状况调查工作能同时并在共同领导下（注：在法文版中是“在共同精神下”。——编者注）进行；使一个团体中提出的但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能由一切团体加以讨论，并且在需要立刻采取实际措施时，例如在发生国际冲突时，使加入协会的团体能同时和一致行动。在一切适当场合，总委员会应主动向各国的全国性团体或地方性团体提出建议。为了加强联系，总委员会发表定期报告。第七条　既然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成功只能靠团结和联合的力量来保证，而国际总委员会活动的成效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同少数全国性的工人协会中心还是同许多细小而分散的地方性团体联系，所以，国际协会的会员应竭力使他们本国的分散的工人团体联合成由全国性中央机关为代表的全国性组织。但是，不言而喻，章程中这一条的运用应取决于每一国家法律的特点，同时不论是否存在法律造成的障碍，并不排斥独立的地方性团体同总委员会发生直接联系。第七条(a)　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为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工人力量的联合，同样应该成为这个阶级在反对它的剥削者的政权的斗争中所掌握的杠杆。◎第611页◎由于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来奴役劳动，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职责。（注：第七条(a)是根据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65页）补入本章程的，它是对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第九项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54-456页）的简要概括。——612。）第八条　每一个支部均有权任命一名与总委员会通讯的书记。第九条　每一个承认并维护国际工人协会原则的人，均可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每一支部应对接受的会员的品质纯洁负责。第十条　国际协会的每个会员，在由一个国家迁居另一国家时，应从加入协会的工人方面得到兄弟般的帮助。第十一条　加入国际协会的工人团体，在彼此结成亲密合作的永久联盟的同时，完全保存自己原有的组织。第十二条　本章程可以在每次代表大会上进行修改，但须获得出席的代表三分之二的赞同。第十三条　本章程规定如有未尽善处，将由每次代表大会上修改的条例另作补充。1871年11-12月分别用英文和法文、1872年2月用德文印成小册子原文是英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75-478页◎第612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马克思　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注：《论蒲鲁东》一文是蒲鲁东去世后，马克思应《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施韦泽的请求于1865年1月24日写的。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实际上也是针对拉萨尔的（参看马克思1865年1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社会民主党人报》在1865年2月1日、3日和5日的第16-18号上刊登了这篇文章。马克思的部分手稿的草稿还保存着。《论蒲鲁东》一文曾转载于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和第二版，这两版经过恩格斯校订，于1885年和1892年出版。该文的法译文是恩格斯在1884年翻译的，并经过保·拉法格校阅；1896年《哲学的贫困》法文版上所发表的译文就是以恩格斯的译文为基础的。——613。）　　1865年1月24日于伦敦尊敬的先生：我昨天接到您的信，您在信中要我对蒲鲁东作一个详细的评价。由于时间不够，不能满足您的愿望。此外，我手头没有他的任何一本著作。但是，为了向您表明我的良好愿望，我匆忙地写了一个简短的概要。以后您可以对它加以充实、补充、删节，总之，您可以随意处理。（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这里加了一个注：“我们认为最好原信照登，不做任何改动。”——编者注）蒲鲁东最初的试笔作品，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他那部论“世界语言”的幼稚著作（注：指蒲鲁东的著作《论通用文法》，载于贝尔纪埃《语文的基本原理》1837年伯桑松版。——613。），表明他是多么狂妄地敢于解决那些他缺少最基本的知识而不能解决的问题。他的第一部著作《什么是财产？》（注：即蒲鲁东的著作《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 1840年巴黎版。——613。）无疑是他最好的著作。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论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在他所知道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著作中，“财产”当然不仅受到各式各样的批◎第613页◎判，而且也被以空想的方式“废除”了。蒲鲁东在他那部著作中对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关系，大致就像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关系一样。和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但是，他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因为他强调了为基督教意识所厌恶而对于批判的进步却很重要的某几个论点，而这些论点是被黑格尔留置在神秘的朦胧状态中的。在蒲鲁东的这一著作中，风格方面还算强健的肌肉占优势，——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而且我认为这种风格是这一著作的主要优点。可以看出，蒲鲁东甚至把他仅仅重复旧东西的地方也看做独立的发现；他所说的东西，对他自己说来都是新东西而且是被他当做新东西看待的。向经济学中“最神圣的东西”进攻的挑战勇气，嘲笑庸俗的资产阶级悟性时使用的机智反论，致命的评论，辛辣的讽刺，对现存制度的丑恶不时流露出来的深刻而真实的激愤，革命的真诚——《什么是财产？》就是以所有这些激动了读者，并且一出版就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在严格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是，这种耸人听闻的著作在科学中也像在小说文学中一样起着自己的作用。以马尔萨斯的著作《人口论》（注：即马尔萨斯的著作《论人口律和人口对未来社会改良的影响。评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作者的观点》1798年伦敦版。——614。）为例。在出第一版时，它不过是一种“耸人听闻的小册子”，此外，从头到尾都是剽窃。然而，这本诋毁人类的诽谤书曾造成了多么大的冲击呵！假如我手头有蒲鲁东的这本书，那我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几个例子来说明他早期的手法。在他自己认为是最重要的几节里，他模仿康德（康德是他当时从翻译中知道的唯一的德国哲学家）二律背反的论法，并且给人造成一种强烈的印象：和康德一样，对他来说，解决二律背反是人类悟性“彼岸”的事情，即他自己的悟性所不清楚的事情。◎第◎第614页◎页◎但是，不管表面上如何轰轰烈烈，在《什么是财产？》中已经可以看到一个矛盾：蒲鲁东一方面以法国小农的（后来是小资产者的）立场和眼光来批判社会，另一方面他又用他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来的尺度来衡量社会。这本书的缺点在它的标题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问题提得非常错误，甚至无法给它一个正确的回答。古代的“财产关系”在封建的财产关系中没落了，封建的财产关系又在“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中没落了。这样，历史本身就已经对过去的财产关系进行了批判。蒲鲁东实际上所谈的是现存的现代资产阶级财产。这种财产是什么？——对这一问题，只能通过批判地分析“政治经济学”来给予答复，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起来，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起来。但是，由于蒲鲁东把这些经济关系的总和同“财产”“la propriété”这个一般的法律概念纠缠在一起，他也就不能超出布里索早在1789年以前在类似的著作（注：指瓦尔维耳的雅·比·布里索的著作《哲学研究。论自然界和社会中的所有权和盗窃》；载于《立法者、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家哲学丛书》1782年柏林-巴黎-里昂版第6卷。——615。）中用同样的话所作的回答：“财产就是盗窃”。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盗窃”这个资产阶级法律概念也适用于资产者本人的“诚实的”收益。另一方面，由于“盗窃”作为对财产的暴力侵犯，是以财产为前提的，所以蒲鲁东就纠缠在连他自己也模糊不清的关于真正资产阶级财产的种种幻想里面。1844年我居住在巴黎的时候，曾经和蒲鲁东有过私人的交往。我在这里提起这件事，是因为我对他的“sophistication”（注：“Sophistication”有“掺假”和“诡辩”两种意思。——编者注）（英国人这样称呼伪造商品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部分责任。在长◎第615页◎时间的、往往是整夜的争论中，我使他感染了黑格尔主义，这对他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不懂德文，不能认真地研究黑格尔主义。我被逐出巴黎之后，卡尔·格律恩先生继续了由我开始的事情。他作为德国哲学的教师，还有一个胜过我的地方，就是他自己一点也不懂德国哲学。在蒲鲁东的第二部重要著作《贫困的哲学》（注：即蒲鲁东的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2卷。——616。）出版前不久，他自己在一封很详细的信中把这本书的内容告诉了我，信中附带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等待着您的严格的批评”。不久以后，我果然对他进行了这样的批评（通过我的著作《哲学的贫困》1847年巴黎版（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1-198页。——编者注）），其严格的方式竟使我们的友谊永远结束了。从这里所说的您可以看出，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或经济矛盾的体系》才第一次真正包含了对《什么是财产？》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他只是在第一部著作出版以后才开始研究经济学；他发现，他提出的问题不能用咒骂来回答，而只能通过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来回答。同时，他还企图辩证地说明经济范畴的体系。康德的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现在必须用黑格尔的“矛盾”作为发展的手段来代替了。为了评价他的两卷厚厚的著作，我不得不介绍您看一下我的那部反驳他的著作。在那里，我指出了，他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他又是多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因为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作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作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并且指出了，他是如何通过这种迂回的道路又回到资产阶级◎第616页◎经济学的立场上去（注：“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见我的著作第113页（见本选集第1卷第151-152页。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同时用法文和德文引证了《哲学的贫困》中的这段话和下面一段话。在经恩格斯校阅的、于1885年和1892年出版的德文版《哲学的贫困》中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删去了法文的引证。——617。））。其次，我还指出，他对他所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认识是多么不够，有时甚至是小学生式的；他同空想主义者一起追求一种所谓“科学”，以为由此就可以先验地构想出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而不是从对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即对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得出科学。我特别指出，蒲鲁东对整个问题的基础——交换价值的理解始终是模糊、错误和不彻底的，他还错误地把对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的空想主义的解释看成一种新科学的基础。关于他的一般观点，我是用以下的话概述我的判断的：“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一点上蒲鲁东先生没有背叛自己。他认为，好的方面由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发。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经济关系的必然性这一看法；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使他们在贫困中只看到贫困的那种幻想（而不是在贫困中看到将会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注：括号中的这句话是马克思在本文中加上去的。——编者注）。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企图拿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在他的观念里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为如此，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第617页◎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注：见我的著作第119、120页。（见本选集第1卷第155-156页。——618。））上面这个判决尽管非常严厉，我今天仍然担保每个字都是正确的。但是，同时也要想到，当我把蒲鲁东的这本书称作小资产者社会主义的法典，并从理论上证明了这一点时，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还同时把蒲鲁东当作超极端的革命者加以诅咒。因此，后来我也从来没有同意过那种说他“背叛”了革命的叫嚣。他一开始就被别人和他自己所误解，如果说他辜负了毫无根据的期望，那么这并不是他的过错。同《什么是财产？》相比，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的一切叙述方法上的缺点都非常不利地显示出来了。文笔往往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是浮夸的。凡是他失去了高卢人的敏锐智慧的地方，冒充德国哲学风格的那种傲慢的思辨的胡言乱语就表现出来了。自矜自夸的、自吹自擂的、大言不惭的语调，特别是极其无聊地胡扯“科学”和错误地以此自夸，这类东西真是不断地刺耳极了。充满了他的第一部著作的真实的热情，在这里，在某些地方都已经系统地被虚浮的狂热代替了。此外，这是自学者炫耀自己学问的极为笨拙而令人讨厌的伎俩，这个自学者对自己的独创思想的那种天生的自豪感已经被挫伤，他作为科学的暴发户，觉得必须以自己所没有的身分和东西来炫耀一番。加之，这还是小资产者的心理，这个小资产者粗暴无礼地——既不尖锐又不深刻，甚至还不正确——攻◎第618页◎击卡贝这样一个由于对法国无产阶级所采取的实际态度而受到尊敬的人（注：指埃·卡贝在19世纪30-40 年代法国无产阶级政治运动中起的作用。卡贝在他出版的《人民报》和《1841年人民报》上除了宣传自己的空想计划外，还批评了七月王朝的制度并促进了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卡贝在自己的著作、文章、传单中尖锐地批评资本主义制度。尽管卡贝的观点是空想主义的，他的这些活动却在法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事业中起过显著的作用。——619。），而对于例如像杜诺瓦耶（无论怎么说，他是“国务参事”）这样一个人却表现得谦恭异常，虽然这个杜诺瓦耶的全部重要性在于，他认真得可笑地用三厚本无聊不堪的书（注：指沙·杜诺瓦耶的著作《论劳动自由，或关于人的力量能够得到最大发挥的条件的简述》1845年巴黎版第1-3卷。——619。）来宣传被爱尔维修描绘为“On veut que les malheureux soient parfaits”（向不幸者要求完美）的严肃主义。二月革命（注：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日至24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资产阶级手里。——34、39、199、233、619。）对蒲鲁东来说的确来得非常不是时候，因为正好在几星期前他还不容争辩地证明说，“革命的纪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在国民议会中的演说，虽然表明他对当前的情况很少了解，但仍然是值得极力称赞的。（注：指蒲鲁东在1848年7月31日法国国民议会的会议上的演说。演说的全文刊登在《国民议会会议记录》1849年巴黎版第2卷第770-782页。蒲鲁东在这次演说中除了谈论利息和降低利率、消灭私有制的方法，在谈到对1848年6月23-26日巴黎起义者的镇压时，他说这是暴力和专横的表现。对这篇演说的详细评价，见《蒲鲁东反对梯也尔的演说》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55- 359页）。——619。）在六月起义（注：指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见注41）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推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 日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 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经过四天英勇斗争，最后被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酷镇压。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这是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战斗。”（见本选集第1卷第397-398页）——619、627。）以后，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动。此外，他的演说还有一个良好的结果，这就是梯也尔先生在反对蒲鲁东提案的演说（注：指梯也尔在1848年7月26日反对蒲鲁东在法国国民议会财政委员会上提出的建议的演说。1848年7月31日蒲鲁东发表演说之后，梯也尔的演说先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后来又发表在《国民议会会议记录》1849年巴黎版第2卷第666- 671页。——619。）（后来出了单行本）中向整个欧洲证明了，法国资产阶级的这个精神支柱是建立在多么可怜而幼稚的教义问答的基础上。同梯也尔先生相比，蒲鲁东的确成了洪水期前的庞然巨物了。蒲鲁东发明“无息信贷”和以这种信贷为基础的“人民银行”(banque　 du peuple)，是他在经济学上的最后的“业绩”。在我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分册（第59-64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 70-76页。——编者注））中已经证明，他的观点的理论基础产生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素即商品对货币的关系的误解，而实际的上层建筑不过是更老得多和制定得更好得多的方案的翻版而已。信贷制度，正像它在18世纪初以及后来又在19世纪初在英国促进了财产从一个阶级手中转到另一个阶级手中一样，在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能加速工人阶级的解放，这是毫无疑问的，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想◎第619页◎把生息资本看作资本的主要形式，想把信贷制度的特殊应用，利息的表面上的废除，变为社会改造的基础，这就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幻想实际上已经由17世纪英国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上的代言人详细发挥过了。蒲鲁东和巴师夏关于生息资本的论战（1850年）（注：指《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 年巴黎版。——620。）又远不如《贫困的哲学》。他竟弄到让巴师夏把他击败的地步，而当他的论敌对他施加威力的时候，他就可笑地发出了怪声。几年前蒲鲁东写了一篇论《税收》（注：指蒲鲁东的著作《税收理论，窝州政务会议为1860 年征文比赛提出的问题》1861年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620。）的应征论文（我记得是洛桑政府征求的）。在这里，连天才的最后一点痕迹也消失了。剩下来的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资产者。至于谈到蒲鲁东的政治和哲学著作，那么所有这些著作都像经济学著作一样，也暴露出同样矛盾的、双重的性质。同时，它们的价值只是地方性的，即只限于法国。但是，他对宗教、教会等等的攻击在当时法国的条件下对本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功绩，因为那时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们认为，信仰宗教是他们优越于18世纪的资产阶级伏尔泰主义（注：伏尔泰是自然神论者，他对僧侣主义、天主教和专制政体的猛烈抨击曾对他的同时代人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伏尔泰主义特指18世纪末期的进步的、反宗教的社会政治观点。——620。）和19世纪的德国无神论的地方。如果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那么，蒲鲁东就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用空谈来战胜法国的空谈。他那本关于《政变》（注：即蒲鲁东的著作《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1852年巴黎版。——620。）的著作，在其中他向路易·波拿巴献媚，实际上是竭力把他弄成适合法国工人口味的人物，还有他那篇反对波兰的最后的著作（注：指蒲鲁东的著作《1815年的条约已不存在了吗？ 未来的代表大会决议书》1863年巴黎版。在这一著作中蒲鲁东反对修改1815年维也纳会议通过的关于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瓜分波兰的决议，反对欧洲民主力量支持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620。），在其中他为了迎合沙皇而表现了愚蠢的厚颜无耻。这些应当认为不仅是坏的著作，而且简直是卑鄙，然而是适合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卑鄙。人们常常拿蒲鲁东和卢梭相比。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他更像尼·兰盖，不过兰盖的《民法论》（注：即《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7年伦敦版第1-2卷。兰盖的这一著作是匿名出版的。——620。）是一部很有天才的著作。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第620页◎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实际上这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有联系的。小资产者像历史学家劳默一样，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构成的。他在自己的经济利益上是如此，因而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观点、科学观点和艺术观点上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道德上是如此，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如此。他是活生生的矛盾。如果说他同时还像蒲鲁东那样是个有才智的人，那么他很快就会学会玩弄他本身的矛盾，并且根据具体情况把这些矛盾变成出人意外的、大吹大擂的、时而丑恶、时而辉煌的反论。科学上的招摇撞骗和政治上的投机，都是和这种观点分不开的。对这种人来说，只有一种动力，那就是虚荣心，像一切爱虚荣的人一样，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时的风头。这样，那种例如使卢梭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妥协的简单的道德感，也必然消失了。也许后人在评论法国历史中最近这一阶段时会说，路易·波拿巴是这一阶段的拿破仑，而蒲鲁东是这一阶段的卢梭兼伏尔泰。这个人刚死不久，您就硬要我来为他盖棺论定，那么这件事就要由您自己负责了。尊敬您的　卡尔·马克思写于1865年1月24日原文是德文载于1865年2月1、3和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6、17和18号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8-36页◎第621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恩格斯　《德国农民战争》序言 1870年第二版序言（注：《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83-483页）第2版序言是恩格斯于1870年2月11日左右为1870年10月在莱比锡出版的德文第2 版而写的。序言在该书第2版问世以前曾刊载于1870年4月2日和6日《人民国家报》（见注89）第27号和第28号。1874年作者又补写了序言的第二部分，经过补充的序言于1875年载入该书第三版。——622。）这部著作是1850年夏天当刚刚完成的反革命还留着直接印象的时候在伦敦写成的；它发表于1850年由卡·马克思主编在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刊物。1849年12月-1850年11月出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 -1849年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莱茵报》（见注42）的续刊。该杂志从 1850年3月至11月底总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两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在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中间发行这个杂志。杂志的绝大部分材料（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杂志上发表的著作有：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本选集第1卷第376-481 页），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裾秸罚ā堵砜怂级鞲袼谷返?卷第127-235页和第383-483页），以及其他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1849年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略。杂志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办。——622。）杂志第5期和第6期上。我在德国的一些政治友人要求我把它再版，于是我来满足他们的愿望，因为我感到遗憾的是，这部著作至今还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这部著作并不奢望提供独立研讨过的材料。相反，关于农民起义和托马斯·闵采尔的全部材料，都是从戚美尔曼那里借用的。（注：指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史》1841-1843年斯图加特版第 1-3部。——622。）他那本书虽然有些缺点，但仍然不失为一部最好的资料汇编。并且，戚美尔曼老人热爱自己所研究的对象。在这本书里到处表现出来的那种为被压迫阶级辩护的革命本能，不久就使他成为法兰克福的极左派（注：指1848-1849 年革命期间设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全德国民议会的极左派；它主要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但是也得到一部分德国工人的支持。——622。）的最优秀代表之一。（注：在《德国农民战争》第三版（1875年）中，下面还有这样一句话：“诚然，从那时起，他仿佛是有点衰老了”。——编者注）如果说，尽管如此，戚美尔曼所作的论述还是缺乏内在联系，◎第622页◎如果说他没有能把这个时代的宗教上政治上的争论问题作为当时阶级斗争的反映表现出来，如果说他在这个阶级斗争中只看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善良者和凶恶者以及凶恶者的最后胜利，如果说他对于决定斗争的开端与结局的那些社会关系所持的见解带有很大的缺点，那么，这一切正是这本书问世的那个时代的错误。相反，就当时来说，这本书是德国唯心主义历史著作中值得嘉许的一个例外，它还是写得很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我的论述打算只是大致地阐明斗争的历史进程，打算说明农民战争的起源，参加这一战争的各种党派的立场，这些党派企图借以弄清自己立场的那些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论，以及从当时这些阶级的历史地存在的社会生活条件中必然产生的斗争结局本身；这就是说，我是打算指明：当时德国的政治制度，反对这一制度的起义，以及当时那个时代的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论，并不是当时德国农业、工业、水陆交通、商业和货币流通所达到的发展程度的原因，而是这种发展程度的结果。这个唯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不是由我，而是由马克思发现的，这个历史观还见于他在同一个《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的论述1848- 1849 年法国革命的著作（注：指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这一著作写于1850年1月至11月1日，它是一篇专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见注192 ）写的连载文章（见本选集第1卷第376-481页）。——623。），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德国1525年革命（注：指16世纪德国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和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36、623。）和1848-1849年革命间的类似之处异常明显，以致当时不能完全对它置之不理。但是，除了各种地方起义都是被同一种诸侯军相继镇压下去这一事变进程中的相同点之外，除了城市市民在这两种场合的行动相似得往往令人好笑之外，其间的差别也还是十分明显的：“从1525年的革命中得到好处的是谁呢？诸侯。从1848年的革命中得到好处的是谁呢？大诸侯，即奥地利和普鲁士。站在1525年的小诸侯背后的，是用赋税锁链把这些小诸侯束缚起来的小市◎第623页◎民，站在1850年的大诸侯背后，即站在奥地利和普鲁士背后的，是很快就能通过国债制服这些大诸侯的现代大资产者。而站在大资产者背后的是无产者。”（注： “站在大资产者背后的是无产者”这句话引自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82页）。——624、627。）很可惜，应当说这个论点未免把德国资产阶级看得太高了。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它都曾经有机会“很快就能通过国债制服”君主国，可是，无论何时何地这种机会都没有被利用。由于1866年战争的结果，资产阶级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奥地利这一礼物。但是，资产阶级不懂得统治，它软弱无力，庸碌无能。它只会做一件事，即一当工人行动起来，就狂暴地对付他们。它所以还在掌握政权，仅仅是由于匈牙利人需要它。而在普鲁士呢？固然，国债以惊人的速度增加起来了，财政赤字已成为经常的现象，国家支出一年比一年增多，资产者已在议院里占有多数，非经他们同意就既不能增税，也不能借债，——但是，他们驾御国家的权力何在呢？还在几个月以前，当国家又面临财政赤字的时候，他们的地位是极为有利的。他们只要稍许坚持一下，就能取得很大的让步。可是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认为，政府同意他们给政府献款约900万，并且不只是一年，而是今后每年如此，这就是一个足够大的让步了。（注：1860年5月15日，普鲁士议会应政府的要求就1861年6月30 日前为军事部拨款九百万塔勒（“用以临时保证军队做好战斗准备，并增强它的军事实力”）一事举行投票，结果（315票赞成，2票反对，5票弃权）表明，普鲁士的资产阶级事实上已对政府改组军队作了让步。——624。）我并不想来苛责议院中的那些可怜的“民族自由党人”（注：民族自由党是德国资产阶级、其中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6年秋在资产阶级的进步党分裂之后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而放弃了资产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把德意志各邦统一于普鲁士的领导之下；他们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政府的投降。——624。）。我知道，他们已被那些站在他们背后的人即资产阶级群众抛弃了。这个群众不愿进行统治。他们还非常清楚地记得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为什么表现得这样畏首畏尾，这一点我们留待下面来讲。上面引用的论断在其他各方面完全得到了证实。从1850年起，各个小邦日益明确地退到后面去了，只是充当着普鲁士或奥地利的各种阴谋的工具；奥地利和普鲁士彼此间发生越来越激烈的◎第624页◎争夺霸权的斗争，以致终于在1866年采取了暴力解决的手段，在这之后，奥地利保留了自己原有的省区，普鲁士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整个北部地区，而西南部三个邦（注：指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这三个邦在1866 年普奥战争之后尚未并入普鲁士，直到1870年才加入北德意志联邦。——625。）暂时还被排斥在门外。在这全部重大历史事件中，对德国工人阶级有意义的只有如下几点：第一，工人因普选权的施行而得到了直接选派自己的代表参加立法议会的权力。第二，普鲁士以吞并另外三个天赐王权（注：1866年普奥战争之后，普鲁士把汉诺威王国、黑森-卡塞尔选帝侯国和拿骚大公国并入了自己的版图。——625、631。）而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现在，甚至民族自由党人也不相信普鲁士在这个行动之后仍旧握有它先前自命自封的那样一个完美无缺的天赐王权了。第三，在德国现在只剩下一个反对革命的严重敌手——普鲁士政府了。第四，现在奥地利的德国人终于必须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了：他们究竟愿意做什么人——德国人，还是奥地利人？究竟什么对他们更珍贵些——是德国，还是莱塔河彼岸的那些非德属小块地区？他们必须放弃其中的一个，这一点早就是很清楚的，但是一直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蒙蔽起来了。至于“民族自由党”和“人民党”（注：德国人民党成立于1865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与民族自由党相反，德国人民党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坚持既包括普鲁士又包括奥地利在内的所谓“大德意志”计划。这个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同时也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它宣传建立联邦制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1866年，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萨克森人民党并入德国人民党。人民党的这支左翼，除了反普鲁士的情绪和力求共同努力以民主方法解决国家的全民族的统一问题之外，在实质上与原来的德国人民党毫无共同之点，以后它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后来该党的基本成员脱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于1869年8 月参加了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工作。——625。）双方从那时起已经讨论得令人生厌的其他有关1866年的重要争论问题，随后数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两种观点所以如此激烈地互相敌对，也无非是因为它们是同一个局限性的两个相反的极端而已。在德国的社会关系中，1866年几乎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几点资产阶级改革，如统一度量衡，迁徙自由，营业自由等等，——而这一切都是局限于官僚制度所能够接受的范围内，——甚至没有取得其他西欧资产阶级早已得到的东西，并且丝毫也没有触动主要的祸害——官僚主义的经营权制度（注：指19世纪60年代中在普鲁士实行的官僚主义的工业规章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为许多工业部门规定了特别许可（经营权）制度，不得到特别许可，就不能从事工业活动。这种半中世纪式的营业法束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直到70年代，在1870年6月11日法令中才规定允许建立合股企业而不用得到事先许可。——625。）。而对于无产阶级说来，通◎第625页◎常的警察行动本来也已经把迁徙自由、公民权、废止身分证等所有法律完全变成一纸空文了。比1866年的重大历史事件意义重大得多的，是从1848年起在德国开始的工商业、铁路、电报和海洋航运业的高涨。尽管这些进步还不及当时英国以至法国所取得的进步，但它们对于德国说来却是空前未有的，它们在20年中带来的成果比以前整整一个世纪还要多。只有到这时，德国才完全和不可逆转地被卷入了世界贸易。工业家的资本迅速增加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也相应地提高了。最能表明工业繁荣的投机事业广泛发展，它已把伯爵和公爵们紧系在它的凯旋车上了。在15年以前，德国铁路还曾向英国企业主乞求援助，而这时德国资本——保佑它在天之灵！——却已经在俄国和罗马尼亚修筑铁路了。可是为什么资产阶级没有在政治上也夺得统治，为什么它在政府面前表现得如此懦弱呢？德国资产阶级的不幸就在于：它按照惯常的德国方式，出世得太迟了。它兴盛的时期，正是西欧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开始衰败的时期。在英国，资产阶级能把自己真正的代表布莱特送到政府里去，只是由于扩大了选举权，——这种办法的后果是必定会终结整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在法国，资产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来进行统治，只有两年之久，即只是在1849年和1850年，在共和国时期；它只是由于把自己的政治统治让给了路易·波拿巴和军队，才得以延长了自己的社会存在。而在欧洲三个最先进国家相互作用已经无限增长的条件下，当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和法国已经衰败了的时候，资产阶级今天要在德国舒舒服服地确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与先前所有曾经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相比，资产阶级的特点正是在于：在它的发展中有一个转折点，经过这个转折点之后，它的◎第626页◎威力手段每进一步的增加，从而首先是它的资本每进一步的增加，只是使它越来越没有能力进行政治统治。“站在大资产者背后的是无产者”。（注：“站在大资产者背后的是无产者”这句话引自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82页）。——624、627。）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工业、商业和交通发展到什么程度，它也就使无产阶级成长到什么程度。而到了一定时刻——这种时刻不是到处同时到来，也不是到处在同一发展阶段上到来——，它就会开始觉察到：它的这个形影不离的同伴无产阶级已开始胜过它了。从这时起，它就丧失进行独占政治统治的能力；它为自己寻找同盟者，斟酌情况或是把自己的统治权分给他们，或是把统治权完全让给他们。在德国，资产阶级的这个转折点在1848年就已来到了。诚然，那时德国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害怕德国无产阶级，倒不如说是害怕法国无产阶级。1848年巴黎的六月战斗（注：指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见注41）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推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 日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 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经过四天英勇斗争，最后被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酷镇压。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这是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战斗。”（见本选集第1卷第397-398页）——619、627。）已经向它表明什么前途在等着它； 当时德国无产阶级所表现的激愤足以向它证明：在德国也已撒下可以得到同样收获的种子；从这时起，资产阶级政治行动的锋芒就被摧折了。它开始找寻同盟者，不计代价地把自己出卖给他们，——而直到今天它一步也没有前进。所有这些同盟者都具有反动的本性。这就是拥有自己的军队和官僚机构的王权，这就是大的封建贵族，这就是小的土容克，最后，这就是神甫。资产阶级跟所有这些人都缔结了合同和协议，只求保全自己宝贵的性命，直到最后它无可典卖时为止。而无产阶级越发展，越是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个阶级，并作为一个阶级行动起来，资产者就越是变得畏首畏尾。当普鲁士人的拙劣得惊人的战略在萨多瓦会战（注：萨多瓦会战是1866年7月3 日奥地利和萨克森的军队同普鲁士的军队之间在捷克进行的会战。这是1866年普奥战争（结果普鲁士战胜奥地利）中的一次决定性会战。在历史上这次会战又称凯尼格列茨（赫腊德茨-克腊洛佛）会战。——627、631。）中战胜了奥地利人的更加拙劣得惊人的战略时，很难说是谁更轻松地吁一口气，——是在萨多瓦同样被击败了的普鲁士资产者，还是奥地利资产者。我们的大资产者在1870年的行动，与1525年中产市民的行◎第627页◎动一模一样。至于小资产者、手艺匠和小店主，他们是永远不变的。他们千方百计地希望跻身于大资产阶级的行列，他们害怕被抛到无产阶级的行列中去。他们彷徨于恐惧和希望之间，在斗争时会力求保全自己宝贵的性命，而在胜利后去投靠胜利者。这就是他们的本性。伴随着1848年以后的工业高涨，无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活动也开展起来了。单是目前德国工人在其工会、合作社组织、政治组织和政治集会中，在选举以及所谓国会中所起的作用，就足以表明，最近20年来在德国已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什么样的变革。德国工人获得了很大的荣誉：唯有他们做到了把工人和工人代表派到国会中去，而无论是法国人或英国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就连无产阶级也还没有成长到不能再与1525年相比的状态。完全地和终生地依靠工资过活的阶级，还远没有构成德国人民的多数。因此，它也得依靠同盟者。而同盟者只能在小资产阶级、城市流氓无产阶级、小农和农业短工中间去寻找。关于小资产者，我们已经说过了。他们是极不可靠的；只有当胜利已经取得时他们才在啤酒馆中高呼狂叫。然而，在他们中间，也有一些自动加入到工人方面来的优秀的分子。流氓无产阶级是以大城市为其大本营的、由各个阶级的堕落分子构成的糟粕，他们是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中最坏的同盟者。这帮浪荡之徒是很容易被收买和非常厚颜无耻的。如果说法国工人们在每次革命中都在墙壁上写着　　Mort　 aux voleurs！——消灭盗贼！——并且把他们枪毙了不少，那么这并不是由于法国工人热中于保护财产，而是由于他们正确地认识到首先必须摆脱这帮家伙。任何一个工人领袖只要利用这些流氓作为自己的近卫军或依◎第628页◎靠他们，就已经足以表明他是运动的叛徒。小农——大农属于资产阶级——有不同类型：有的是封建的农民，他们还必须为自己的主人服劳役。既然资产阶级已经放过了把他们从农奴依附地位解放出来（这是资产阶级的职责）的机会，所以也就不难令他们相信：他们只有依靠工人阶级才能求得解放。有的是佃农。在这方面存在着大部分与爱尔兰相同的关系。地租已增加得如此之高，以致在得到中等收成时，农民也只能勉强维持本人和自己家庭的生活，而在收成不好时，他们就几乎要饿死，无力交纳地租，因而完全依附土地所有者。资产阶级只有迫不得已时才会为这些人做一点事。除了工人，他们还能指望谁来拯救自己呢？还有的农民是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进行经营。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抵押借款来维持，因而他们就像佃农依附土地所有者那样依附高利贷者。他们只有很少一点收入，而且这种收入由于收成的好坏不同而极不稳定。他们绝对不能对资产阶级寄托什么希望，因为正是资产者、高利贷资本家在榨取他们的脂膏。但是，他们大部分都牢牢抱住自己的财产不放，虽然这个财产实际上不是属于他们，而是属于高利贷者的。尽管如此，还是应当让他们明白，只有在服从人民意志的政府把一切抵押债务变成对国家的债务，并从而减低利息之后，他们才能摆脱高利贷者。而这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做到。凡是中等地产和大地产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农业短工是农村中人数最多的阶级。德国整个北部和东部地区的情况就是如此，而城市工业工人就在这里找到自己人数最多的天然同盟者。正像资本家与工业工人相对立一样，土地所有者或大租佃者是与农业短◎第629页◎工相对立的。那些帮助工业工人的措施，也能帮助农业短工。工业工人只有当他们把资产者的资本，即为生产所必需的原料、机器和工具以及生活资料变成社会财产，即变成自己的、由他们共同享用的财产时，他们才能解放自己。同样，农业工人，也只有当首先把他们的主要劳动对象即土地本身从大农民和更大的封建主私人占有中夺取过来，而变作社会财产并由农业工人的合作团体共同耕种时，他们才能摆脱可怕的贫困。这里，我们就谈到了巴塞尔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注：国际工人协会巴塞尔代表大会于1869年9月6-11日举行。马克思没有出席代表大会，但是他最积极地参加了它的准备工作。他在总委员会上讨论代表大会议程的某些问题——土地问题（1869年7月6日）、继承权问题（7月20 日）和普及教育问题（8月10日和17日）——时的发言记录被保存了下来。巴塞尔代表大会再次讨论了土地问题，大多数赞成废除土地私有制，变土地私有制为土地公有制；通过了关于在全国范围和国际范围内把工会联合起来的决议，以及一系列关于从组织上巩固国际和扩大总委员会权力的决议。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的追随者之间在废除继承权的问题上发生了第一次公开的争论。——630。）的著名决议：为了社会的利益，必须把地产变成共同的、国家的财产。这个决议所指的，主要是这样的国家，那里存在有大地产以及与它相联系的、在大片土地上经营的大规模经济，而且在这种大地产上存在有一个主人和许多短工。而这种情况一般说来在德国还占优势，因此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于德国也和对于英国一样，正好是极为适时的。农业无产阶级，即农业短工，是为各邦君主军队提供新兵最多的阶级。这是目前由于实行普选权而把许多封建主和容克送到国会去的阶级。但同时这又是最靠近城市工业工人，与他们生活条件相同，甚至处于比他们更贫困的境地的阶级。这个阶级因零星分散而软弱无力；政府和贵族十分知道它的潜在力量，因而故意使教育事业雕敝，好让这个阶级继续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唤起这个阶级并吸引它参加运动，是德国工人运动首要的最迫切的任务。一旦农业短工群众学会理解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德国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封建的、官僚的或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存在了。写于1870年2月11日前后原文是德文载于1870年在莱比锡出版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46-455页◎第630页◎1870年第二版序言的补充（注：恩格斯在他于1850年写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第3版准备付印时，对他在1870年2月给该书第2版写的序言做了补充。经过补充的序言载入1875年在莱比锡出版的《德国农民战争》第3版，恩格斯注明的写作日期是1874年7月1日。——631。）上面那一部分是4年多以前写成的。它直到今天还具有意义。在萨多瓦会战（注：萨多瓦会战是1866年7月3 日奥地利和萨克森的军队同普鲁士的军队之间在捷克进行的会战。这是1866年普奥战争（结果普鲁士战胜奥地利）中的一次决定性会战。在历史上这次会战又称凯尼格列茨（赫腊德茨-克腊洛佛）会战。——627、631。）及德国分裂后是正确的东西，在色当会战（注：1870年9月2日的色当会战是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一次决定性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普鲁士军队挫败了麦克马洪统率的法国军队，拿破仑第三当了俘虏。色当惨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覆灭，结果1870年9月4日法国宣布为共和国。——631。）及普鲁士民族的神圣德意志帝国（注：指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德意志皇帝）在凡尔赛宫宣告成立的德意志帝国。这里套用了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962-1806)的名称，以此强调指出，德国的统一是在普鲁士的霸权下实现的，同时还引起了德国各省的普鲁士化。——631。）建立以后又得到了证实。可见，所谓伟大政策造成的“震撼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并不能使历史运动的方向发生什么变化。但是这些事件可以加快这个运动的速度。在这方面，上述那些“震撼世界的事件”的肇事者无意中得到了大概是极不合他们自己心愿的结果，但不管愿意与否，他们都不得不容忍这些结果。1866年的战争已经震撼了旧普鲁士的根基。在1848年以后，为了使西部各省骚动的工业成分——无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重新遵守旧纪律，已经费了不少力气；这件事总算是成功了，而且东部各省容克的利益和军队的利益一起，重新在国家中占了统治地位。在1866年，几乎德国整个西北部都归普鲁士管辖。至于普鲁士的天赐王权因吞并其他三个天赐王权（注：1866年普奥战争之后，普鲁士把汉诺威王国、黑森-卡塞尔选帝侯国和拿骚大公国并入了自己的版图。——625、631。）而遭受了不可挽回的道德损失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帝国的重心已经大大地向西移动了。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原有的500万人口已经大有增加：起先有400万德意志人直接兼并进来，后来又有600万德意志人通过北德意志联邦（注：北德意志联邦是普鲁士在普奥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后，于1867 年建立的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国家，它代替了已经解体的德意志联邦。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有19个德意志邦和3个自由市，它们在形式上都被承认有自治权。北德意志联邦的宪法保证普鲁士在联邦中居统治地位；普鲁士国王被宣布为联邦元首和联邦武装部队总司令，并授予指导对外政策的权力。原来在联邦以外的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和黑森-达姆斯塔特在1870年加入了联邦。北德意志联邦的建立在德意志的国家统一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1871年1月，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北德意志联邦就不再存在了。——595、631。）间接兼并进来。（注：指普鲁士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获得胜利后，并吞了汉诺威王国、黑森-卡塞尔选帝侯国、拿骚大公国、法兰克福自由市、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两公国，以及巴伐利亚和黑森-达姆斯塔特的部分领土。普鲁士在直接实行并吞的同时，还迫使奥地利同意废除德意志联邦，建立一个没有奥地利参加的美因河以北德国各邦的新联合，它和德意志北部的17个小邦（这些小邦在战争中站在普鲁士一边）签订了同盟协定，过了不久萨克森和其他一些德意志邦也参加了协定。这种联合形式为建立北德意志联邦（见注153 ）做好了准备。——631。）而在 1870年，又增添了800万西南部德意志人（注：由于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获得了胜利，德国西南的四个邦（巴登、黑森、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并入了北德意志联邦（见注153），这一点由1870年 11月签订的正式条约肯定下来了。从1870年11月15日起，随着德国西南各邦根据条约逐渐并入北德意志联邦，德意志各邦的联盟才在正式文件中定名为德意志联邦。1870年12月9日，根据联邦国会的决定，这个名称改为德意志帝国。稍后，在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才正式宣告成立。——631。），结果在“新帝国”中，同1 450 万旧普鲁士人（这是易北河东部6个省的人，那里还有200万波兰人）对立的，是早已超过了旧普鲁士容克封建制度的2 500万左右的人。因此，正是普鲁士军队的胜利动摇了普鲁士国家建筑的整个基◎第631页◎础；容克的统治甚至使政府也越来越感到不堪忍受。但同时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把容克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排挤到后面去，而把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的斗争提到显要地位上来，所以在旧国家的社会基础中，从内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从1840年起慢慢变得腐朽的君主国存在的基本条件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中的均势是由君主国来维持的。但是，从问题已经不在于保护贵族免受资产阶级攻击，而在于保护一切有产阶级免受工人阶级攻击时起，旧有专制君主国就一定要完全转变成专为此目的而发明的国家形式，即波拿巴主义的君主国。普鲁士向波拿巴主义的这一转变，我在另一篇著作中（《论住宅问题》第二篇第26页及以下几页（注：见本选集第3 卷第191-194页。——编者注））已经做了研讨。在那里我没有必要强调的，而在这里却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一点是，这个转变是普鲁士在1848年以后向前迈进的最大一步，——可见，普鲁士当时多么落后于现代的发展。它当时仍然是个半封建的国家，而波拿巴主义则无论如何都是以消除封建制度为前提的现代国家形式。所以，普鲁士应当决心消灭自己的无数封建制度的残余并牺牲容克阶级本身。所有这一切，当然以最柔和的形式并在可爱的“永远慢步前进！”（注：“永远慢步前进”是1813 年流行于普鲁士的民歌《来自宁静村庄的后备军》的副歌。——632。）的曲调下进行的。大名鼎鼎的专区法（注：指根据1872年12月13日普鲁士政府通过的《普鲁士、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波森、西里西亚和萨克森诸省专区法》（《普鲁士王国法律汇编》1872年柏林版第661-714页）在普鲁士实行的行政改革。——632。）就是一个例子。它废除单个容克在他领地范围内的封建特权，但这不过是为了用全体大土地所有者在全专区的特权的形式来恢复这种特权。事情的实质依然如故，只是把封建的行话翻译成资产阶级的行话而已。旧普鲁士容克在被迫变为类似英国大地主的人物，但是他完全用不着特别反对这件事，因为两种人是同样的愚蠢。可见，普鲁士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命运，它的开始于1808-◎第632页◎1813年的并在1848年前进了一步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本世纪末以惬意的波拿巴主义的形式完成。如果一切很顺利，世界继续保持宁静，而我们自己又能长寿的话，那么也许我们活到1900年时会亲身看到，普鲁士政府确实消灭了一切封建机构，而普鲁士也终于达到了法国在1792年时所处的状况。（注：法国大革命时期，在1792年进入革命的第二阶段。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举行起义，逮捕了国王路易十六，推翻了君主制。代表工业和商业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开始掌握政权。1792年9月21日，国民公会在巴黎召开，宣布废黜国王，22日又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633。）消灭封建制度，从肯定方面来说，就是确立资产阶级制度。贵族特权废除到什么程度，立法也资产阶级化到什么程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德国资产阶级对待政府的态度的基本点。我们已经知道，政府是被迫实行这些缓慢而微小的改良的。但是，政府在资产阶级面前把每一个这样的小让步都描绘成对资产者所作的牺牲，描绘成费很大力气从国王那里争得的让步，为此资产者自己也应当对政府作某些让步。于是，资产者虽然十分清楚事情的真相，但却甘心去受这种欺骗。由此就产生了在柏林暗中成为国会和普鲁士议院各次讨论基础的默契：一方面政府像蜗牛爬行一样慢慢地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修改法律，消除各种封建的和由于划分为小邦而造成的阻挠工业发展的障碍，确立统一的币制和度量衡，确定营业自由等等，准许迁徙自由而使资本可以无限制地支配德国的劳动力，对贸易和投机实行保护；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使政府保留全部实际政权，投票赞成赋税、公债和征兵，并协助它制定一切新改良法，使得对付那些不称心人物的警察权力仍然完全有效。资产阶级用立刻放弃自己政权的代价，换取自己逐渐的社会解放。显然，资产阶级接受这种协议的主要动机，并不是害怕政府，而是害怕无产阶级。尽管我们的资产阶级在政治方面表现得极其可怜，但是不可否认，它在工业和商业方面终于开始去履行自己的义务了。我在第二版序言中所指出的工业和商业的高涨，从那时起更强有力地发◎第633页◎展起来。从1869年以来，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工业区在这方面所发生的一切，对德国说来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就像是本世纪初英国工业区的繁荣景象。在萨克森和上西里西亚，在柏林、汉诺威和沿海城市，也将有同样的情况。我们终于有了世界贸易、真正的大工业和真正的现代资产阶级；但同时我们这里也有了真正的危机，而且也形成了真正的、强大的无产阶级。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看来，在1869年至1874年德国的历史上施皮歇恩、马斯拉图尔和色当等地会战（注：施皮歇恩会战（1870-1871 年普法战争中最初的几次大会战之一）发生于1870年8月6日。在这次会战中，普鲁士军队打败了法国部队。在历史文献中，施皮歇恩会战也称为福尔巴克会战。马斯拉图尔会战（也称为维永维尔会战）发生于1870年8月16日。这次会战的结果，德军成功地阻止了法国莱茵军团从梅斯开始的退却，然后截断了它的退路。关于色当会战，见注206。——634。）中的炮火声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比起德国无产阶级那种质朴、平稳但不断向前的发展，其意义将小得多。早在1870年德国工人就经受住了一个严重的考验，即波拿巴的战争挑衅（注：当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同法国驻普鲁士大使就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进行谈判时，法国政府要求普鲁士作出保证：永不同意霍亨索伦家族继承西班牙王位。威廉一世拒绝给予这种保证，并于1870年7月13 日将谈判情况电告奥·俾斯麦。俾斯麦特意简化了电文，并使之带有对法国挑衅的口吻，然后公诸于众。于是拿破仑第三于1870年7月19日正式向北德意志联邦宣战。——634。）及其自然的结果——德国普遍的民族热情。德国社会主义的工人一刻也没有被人引入迷途。他们没有被卷入民族沙文主义的狂澜。当举国欢欣若狂地沉醉于胜利地，他们保持了冷静，要求“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公正的和约并且不要任何割地”（注：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见注89）从1870年9月21日起在每期报头上都刊有如下口号：“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公正的和约！不要任何割地！惩办波拿巴家族及其犯罪同伙！”——634。），就连戒严状态也不能迫使他们沉默。不论是对战争光荣的迷恋，不论是关于“德意志帝国伟大”的废话，在他们中间都得不到响应；他们唯一的目标仍旧是整个欧洲无产阶级的解放。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工人如此辉煌地经受住了这样严峻的考验。继战时戒严状态之后，便是以叛国、侮辱帝王和官员等罪名提出的审判案，便是和平时期日益加紧的警察的无端迫害。经常总是至少有三四个《人民国家报》（注：《人民国家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 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1873年7 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反映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编辑常被逮捕，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社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经常帮助编辑部，不断纠正报纸的路线，因此这家报纸成了19世纪70年代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根据1876年哥达代表大会的决定，从1876年10月1日起，开始出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统一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以代替《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行以后，《前进报》于1878年10月27日停刊。——108、634。）编辑同时关在监狱里；其他报纸境况也是一样。每个稍微著名的党的演说家每年至少总有一次要到法庭受审，而且几乎总是被判有罪。流放、没收、解散集会等接二连三地发生。但一切都是徒劳的。一个人被捕或被流放了，立刻就有另一个人来代替；一个集会被解散了，立刻就有两个新集会举行起◎第634页◎来；横暴的警察常因人民态度坚定和恪守法律而弄得疲于奔命。一切迫害都引起与本意相反的结果：不仅不能摧毁或至少制服工人政党，反而只是给它招来了新的信徒并巩固了它的组织。工人不论在对政权或对个别资产者的斗争中，处处都表现了自己智力上和道德上的优势，特别在与所谓“雇主”发生冲突时，工人证明了他们现在是有教养的人，而资本家则是愚昧无知的人。同时他们大都是抱着幽默态度进行斗争的，这种幽默态度是他们对自己事业满怀信心和了解自己优势的最好的证明。这样一种在历史作好准备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斗争，必定会得到很大的成果。一月选举的成功（注：在1874年1月10日的帝国国会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九个席位，支持他们的选票有35万多张，即占全部选票的百分之六，当选的人中有监禁期刚满的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635。）是现代工人运动史上迄今独一无二的现象，所以这次选举引起了整个欧洲的惊奇，那是很自然的。德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较起来，有两大优越之处。第一，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他们保持了德国那些所谓“有教养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论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么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这个优越之处无限重大，表现在以下的事实中：一方面，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单个行业有很好的组织，但是前进得非常缓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另一方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由于初始形态的蒲鲁东主义而发生毒害和混乱，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则由于经巴枯宁进一步漫画化的蒲鲁东主义而发生毒害和混乱。第二个优越之处，就是德国人参加工人运动，从时间上来说，差不多是最迟的。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虽然这三个人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第635页◎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同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一样，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它是站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的肩上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如果没有英国工联运动和法国工人政治斗争的榜样，如果没有特别是巴黎公社所给予的那种巨大的推动，我们现在会处在什么境地呢？必须承认，德国工人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自己地位的有利之处。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进行着。德国工人运动所以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也正是由于这种可以说是集中的攻击。一方面由于德国工人具有这种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工人运动具有岛国的特点，而法国工人运动又受到暴力的镇压，所以现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事态变化究竟容许他们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这是不能预先断言的。但是，只要他们还占据这个地位，他们就能很好地执行这个地位所应有的职责。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斗争和鼓动的各个方面都加倍努力。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言辞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虽然在1月份投票赞成社会党人的选民已经是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但是他们还远不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多数；而且，在农村居民中宣传的成就虽然很令人振奋，但正是在这方面还应◎第636页◎该做无数的事情。因此，不能在斗争中懈怠下来，而必须从敌人手中把城市和选区一个接一个地夺取过来。但是，首先必须维护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容许产生任何爱国沙文主义，并且欢迎无产阶级运动中任何民族的新进展。如果德国工人将来继续这样发展下去，那么虽然不能说他们一定会走在运动的最前列（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工人走在运动的最前列，这并不符合运动的利益），但是毕竟会在战斗行列中占据一个光荣的地位；而将来如果有意外严重的考验或者重大的事变要求他们表现出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决心和毅力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充分的准备。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74年7月1日于伦敦载于1875年在莱比锡出版的《德国农民战争》第3版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61-567页◎第637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恩格斯　致国际工人协会柏林马克思恩格斯广场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注：这封给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信是恩格斯作为总委员会西班牙临时通讯书记为答复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1870年12月14日的来信而写的。恩格斯和国际西班牙各支部建立联系后，就帮助它们和巴枯宁主义作斗争，因为从1871年初起西班牙也成了巴枯宁主义活动的场所。在这个国家，巴枯宁分子在国际的机构里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组织，企图攫取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领导权，在1872 年4月4-11日举行的国际西班牙各支部的萨拉哥沙代表大会之前，总委员会的支持者一直在该联合会委员会中占多数。尽管巴枯宁分子进行分裂活动，国际的思想在西班牙工人阶级中仍然得到愈益巨大的支持，并在西班牙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的许多新的支部。——638。）1871年2月13日于伦敦公民们：总委员会非常高兴地收到了你们12月14日的来信。你们7月30 日寄出的上一封信，我们也收到了；这封信我们已经交给了西班牙书记，公民赛拉叶，并委托他把我们的答复转达给你们。但是公民赛拉叶不久就到法国为共和国战斗去了，而且接着就被困在巴黎。你们所以没有收到还在他手头的你们7月30 日的那封信的回信，就是这种情况造成的。现在，总委员会在本月7 日的会议上授权信末签名人——弗·恩·代理同西班牙的通信，并且把你们最近的这封信交给了他。我们按期收到了下面几种西班牙文的工人报纸——巴塞罗那的《联盟》周报（注：《联盟》是西班牙工人的周报，国际的巴塞罗纳联合会的机关报，1869年至1873年在巴塞罗纳出版，受巴枯宁派的影响。——638。）、马德里的《团结报》（注：《团结报》是西班牙报纸，国际的马德里各支部的机关报，从1870 年1月起在马德里出版，1871年1月被政府查封。——638。）（到1870年12月为止）、帕尔马的《工人报》（注：《工人报》是西班牙日报，1870年至1871 年在帕尔马（马利奥尔卡岛）出版。1871年1月被政府查封后以《社会革命报》的名称继续出版。《社会革命报》出版三期后即被查封，因为该报编者被控“侮辱国王”而受到法庭追究。——638。）（到停刊为止），新近还收到了帕尔马的《社会革命报》（仅仅是创刊号）。这些报纸使我们了解到西班牙工人运动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非常满意地看到社会革命的思想越来越成为你们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共同财富。毫无疑问，旧政党的空洞的豪言壮语，正如你们所说的，吸引◎第638页◎了人民的过多的注意力，因而给我们的宣传造成了很大的障碍。这种情况在无产阶级运动的最初年代中到处都发生过。在法国，在英国，在德国，社会主义者过去曾经不得不反对，而且现在也还不得不同旧政党的影响和活动，即贵族的或资产阶级的、君主派的或者甚至是共和派的政党的影响和活动作斗争。各地的经验都证明，要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显然与其他政党的政策不同，因为它必须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这种政策的细节可以根据每一个国家的特殊情况而有所不同；但是，因为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基本关系到处都一样，有产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这一事实到处都存在，所以无产阶级政策的原则和目的是一样的，至少在一切西方国家中是这样。有产阶级，即土地贵族和资产者，使劳动人民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这不仅靠他们的财富的力量，不仅靠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而且还靠国家的力量，靠军队、官僚和法庭。如果放弃在政治领域中同我们的敌人作斗争，那就是放弃了一种最有力的行动手段，特别是组织和宣传的手段。普选权赋予我们一种卓越的行动手段。在德国，组织成坚强政党的工人，派出六个代表参加所谓国民代表会；我们的朋友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居然能在那里反对侵略战争，这比起我们多年来通过报刊和集会所进行的宣传，起了有力得多的、有利于国际宣传的作用。现在，在法国也刚刚选出了工人的代表，他们将在国民议会中大声宣布我们的原则。在英国最近的选举中，也将发生同样的情形。我们高兴地知道你们想把你们国家的各个支部的会费转给我们，我们将以感激的心情接受这笔会费。会费请向伦敦的任何一个银行家开具汇票，转给我们，由我们的财务委员约翰·韦斯顿受◎第639页◎款，汇票请用挂号信寄给信末的签名人，地址是：伦敦海-霍耳博恩街256号（总委员会驻在地），或瑞琴特公园路122号（他的住址）。我们还很感兴趣地等待着你们答应寄给我们的那份关于你们联合会的统计材料。至于国际的代表大会，在当前的战争继续进行的时候，是无从考虑召开的。但是，如果和平很快就恢复，——这是很可能的——总委员会马上会研究这个重大问题，并且会考虑你们提出的在巴塞罗那召开代表大会的友好邀请。我们在葡萄牙还没有支部；同这个国家的工人建立联系，这对你们来说也许比我们容易些。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请你们就这件事再写一封信给我们。同样，我们相信，如果你们能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印刷工人建立联系，以后把所取得的结果告诉我们，那是比较好的，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现在，如果你们能给我们寄一期《布宜诺斯艾利斯印刷工人协会年鉴》（注：指1871-1872 年出版的阿根廷工人报纸《布宜诺斯艾利斯印刷工人协会年鉴》。——640。）来看一看，那你们就给我们的事业帮了一个令人满意的和有益的忙。在其他各国，国际运动虽然障碍重重，但是仍在继续发展。在英国，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的工会中央理事会(Trades' Councils)不久以前已经直接加入我们的协会，通过它们，这个国家的两个最大的工业城市的工人也就加入我们的协会了。在德国，我们现在正受着政府的迫害，这种迫害和一年前我们在法国所受到的路易·波拿巴的迫害是一样的。我们的德国朋友们——其中已经有五十多人被投入监狱——真正是在为国际的事业受苦；他们之所以被逮捕和受迫害，是因为他们用全部力量反对侵略政策，要求德国人民和法国人民友好。在奥地利，我们的许多朋友也被关在监狱里，但是运动还是在发展。在法国，我们的各地的支部都成为反抗侵略的灵魂和力量；它们在南方各大城市中夺得了地方政权；里昂、马赛、◎第640页◎波尔多、图卢兹都发挥了在其他地方没有见到过的力量，这应当完全归功于国际会员的努力。在比利时，我们有强大的组织；我们的比利时各支部刚胜利地开过自己的第六次地区代表大会。在瑞士，不久以前在我们各支部之间出现的意见分歧，看来在开始平息下去。我们从美国又接纳了一些新的支部，即法国人支部、德国人支部和捷克人（波希米亚人）支部，此外，我们同一个很大的美国工人组织——劳工同盟(Labor League)（注：指1866年8月在美国巴尔的摩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全国劳工同盟。美国工人运动出色的活动家威·西耳维斯积极地参加了成立同盟的工作。同盟在美国展开为争取工人组织的独立政策、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的团结、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女工权利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很快就同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了联系。1869年，同盟的代表凯麦隆出席了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最后几次会议。1870年8月，同盟在自己的辛辛那提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宣布它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并希望加入协会。但是这一决议并没有实现。全国劳工同盟的领导不久就埋头于制定空想的金融改革方案；这种改革的目的是消灭银行制度，并由国家提供低息贷款。1870-1871年，一些工联脱离了同盟，到1872年同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641。）仍然保持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很快能得到你们的新消息，向你们致兄弟般的敬礼。代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弗·恩·写于1871年2月13日原文是法文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俄文第1版第26卷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03-306页◎第641页◎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人名索引A爱尔维修，克劳德·阿德里安(Helvétius,Claude-Adrien 1715-1771 )——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619。奥尔良公爵——见路易－菲力浦一世（路易－菲力浦），奥尔良公爵。奥日埃，马利（Augier，Marie 19世纪中叶）——法国新闻工作者，财政经济学家；写有经济学方面的著作。——266。B巴顿，约翰（Barton，John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96。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Бакунин，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 ) ——俄国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创始人和理论家，1840年起侨居国外，曾参加德国1848-1849年革命；1849年因参与领导德累斯顿起义被判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1851年被引渡给沙皇政府，囚禁期间向沙皇写了《忏悔书》；1861年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往伦敦；1868年参加第一国际活动后，在国际内部组织秘密团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妄图夺取总委员会的领导权；由于进行分裂国际的阴谋活动，1872年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635。巴师夏，弗雷德里克(Bastiat,Frédéric 1801-1850) ——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阶级调和论的代表人物。——2、108、620。贝魁尔，康斯坦丁(Pecqueur,Constantin 1801-1887)——法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267。贝列拉，伊萨克(Péreire,Isaac 1806-1880)——法国银行家，20-30 年代为圣西门主义者，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立法团议员；1852年与其兄埃·贝列拉一起创办股份银行动产信用公司；写有信贷方面的著作。——521。贝色麦，亨利(Bessemer,Sir Henry 1813-1898)——英国工程师和化学家；曾发明较节约的炼钢方法。——405。倍倍尔，奥古斯特(Bebel,August 1840-1913) ——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旋工；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创办人之一，1867年起为主席；第一国际会员，1866年起为国会议员，1869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办人和领袖之一，《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办人之一；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捍卫巴黎公社；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在90年代和20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639。毕希纳，路德维希(Büchner,Ludwig 1824-1889)——德国医生和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代表人物；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属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左翼；国际洛桑代表大会代表(1867)。——41、112。彼得一世，彼得大帝(ΠетрΙ，Великий 1672-1725)—— 1682年起为俄国沙皇，1721年起为全俄皇帝。——620。边沁，耶利米(Bentham,Jeremy 1748-1832)——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功利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主张效用原则是社会生活的基础。——176。波拿巴，路易——见拿破仑第三。布阿吉尔贝尔，皮埃尔·勒珀桑(Boisguillebert,Pierre Le Pesant　1646-1714)——法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重农学派的先驱，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写有《法国详情》和其他经济学著作。——159。布莱特，约翰(Bright,John 1811-1889)——英国政治家，棉纺厂主，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60年代初起为自由党（资产阶级激进派）左翼领袖；曾多次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107、626。布里索，雅克·让·皮埃尔(Brissot,Jacques-Jean-Pierre 1754-1793)——法国政治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革命初期是雅各宾俱乐部的会员，后为吉伦特派的领袖和理论家。——615。布洛克，莫里斯(Blook,Maurice 1816-1901)——法国资产阶级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109。C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ЧерньΙшевский,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1828-1889)——俄国革命家、唯物主义哲学家、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民主主义者。——107。D但丁·阿利格埃里(Dante Alighieri 1265-1321)——意大利诗人。——35、102。邓宁，托马斯·约瑟夫(Duing,Thomas Joseph 1799-1873)——英国工会活动家和政论家。——266。狄慈根，约瑟夫(Dietzgen,Joseph 1828-1888)——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自学成功的哲学家，独立地得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若干原理；职业是制革工人，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2年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和国际会员，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108。狄德罗，德尼(Diderot,Denis 1713-1784)——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领袖；1749年因自己的著作遭要塞监禁。——160。杜林，欧根·卡尔(Dühring,Eugen Karl 1833-1921)——德国哲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形而上学者；在哲学上把唯心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论结合在一起；在自然科学和文学方面也有所著述；1863-1877年为柏林大学讲师；1877年因采取反政府的立场被处分；70年代曾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部分党员产生影响。——112。杜诺瓦耶，巴泰勒米·沙尔·皮埃尔·约瑟夫(　 Dunoyer,　 Barthelemy- Charles-Pierre-Joseph 1786-1862)——法国庸俗经济学家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619。敦克尔，弗兰茨(Duncker,Franz 1822-1888)——德国出版商，资产阶级进步党的活动家，1868年同麦·希尔施一起创建改良主义工会(1868-1933)，人称希尔施-敦克尔工会。——36。F费尔巴哈，路德维希(Feuerbach,Ludwing 1804-1872)——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40-41、614。费里埃，弗朗索瓦·路易·奥古斯特(Ferrier Francois- Louis-Auguste 1777-1861)——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国家官员，保护关税制度的拥护者和重商主义的模仿者。——37。费希纳，古斯塔夫·泰奥多尔(Fechner,Gustav Theodor 1801-1887) ——德国物理学家、生理学家和哲学家，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112。福格特，卡尔(Vogt,Karl 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6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1849年逃往瑞士，50-60 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41。伏尔泰（Voltaire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Francois-Marie-Arouet　1694-1778)——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620-621。傅立叶，沙尔(Fourier,Charles 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589、614、635。富兰克林，本杰明(Franklin,Benjamin 1706-1790)——美国政治活动家、外交家、经济学家、作家和自然科学家；美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美国独立战争的参加者，美国独立宣言(1776)的起草人之一；他最先有意识地用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68、179。G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Gladstone,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派，19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5 和1859-1866）和首相（1868-1874、1880-1885 、1886 和1892-1894）。——598、601。格律恩，卡尔（Grün,Karl笔名恩斯特·冯·德尔·海德Ernst von der　Haide 1817-1887）——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接近青年德意志和青年黑格尔派，40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1848)，属于左翼，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49)；1851年起流亡比利时，1861年回到德国，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高等商业工艺学校任艺术史、文学史和哲学史教授( 1862-1865)；1870年到维也纳；1874年出版了路·费尔巴哈的书信集和遗著。——616。H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11、18-19、32、34、37、40 -43、109-112、614-616、635。霍布斯，托马斯(Hobbes,Thomas 1588-1679)——英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75、173。J基佐，弗朗索瓦·皮埃尔·吉约姆(Guizot,Fran(ois-Pierre-Guillaume　1787 -1874)——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1812 年起任巴黎大学历史系教授，七月王朝时期是立宪君主派领袖，历任内务大臣(1832-1836)、教育大臣(1836-1837)、外交大臣(1840-1848)和首相(1847-1848)；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32。季别尔，尼古拉·伊万诺维奇(Эибер,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44-1888)——俄国经济学家，俄国第一批马克思经济学著作的通俗化作家之一。——109。居利希，古斯塔夫·冯(Gülich,Gustav von 1791-1847)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德国保护关税派领袖；写有国民经济史方面的著作。——105。K卡贝，埃蒂耶纳（Cabet,tiee人称卡贝老爹Père Cabet 1788-1856 )——法国法学家和政论家，法国工人共产主义一个流派的创始人，和平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人民报》的出版者(1833-1834)；流亡英国(1834-1839)；《 1841年人民报》的出版者(1841-1851)；曾尝试在美洲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1848 -1856)，以实现其在1848年出版的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一书中阐述的理论。——619。凯里，亨利·查理(Carey,Henry Charles 1793-1879)——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阶级调和论的创始人。——2。康德，伊曼努尔(Kant,Immanuel 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心主义者；也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闻名。——41、614、616。考夫曼，伊拉里昂·伊格纳切维奇(Κауфман,Илларион　Игнатьевич 1848-1916)——俄国经济学家，彼得堡大学教授；写有关于货币流通和信贷问题的著作。——109-110。科布顿，理查(Cobden,Richard 1804-1865)——英国工厂主，自由主义者，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议会议员；曾参加多次国际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如1850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107。孔德，奥古斯特(Comte,Auguste 1798-1857)——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实证论的创始人。——109。库格曼，路德维希(Kugelma,Ludwig 1830-1902)——德国医生，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国际会员，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1862-1874年经常和马克思通信，通报德国的情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104。魁奈，弗朗索瓦(Quesnay,Fran(ois 1694-1774)——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职业是医生。——107。L拉姆赛，乔治(Ramsay,George 1800-1871)——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96、312、506。拉瓦锡，安东·洛朗·德(Lavoisier,Antoine-Laurent de 1743-1794 )——法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从理论上解释了氧气的发现，推翻了关于燃素存在的假说，同时也从事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的研究；1794年被处死。——272-273。莱勒，约翰(Lalor,John 1814-1856)——英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经济学家。——302。莱辛，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Lessing,Gotthold Ephraim 1729- 1781)——德国作家、批评家、剧作家和文学史家，启蒙思想家。——112。兰盖，西蒙·尼古拉·昂利(Linguet,Simon-Nicolas-Henri 1736-1794)——法国律师、政论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反对重农学派，对资产阶级自由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法律作了批判。——620。朗格，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Lange,Friedrich Albert 1828-1875) ——德国社会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新康德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杜伊斯堡商会文书（1864年以前），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常设委员会委员(1864-1866)，《下莱茵河信使》编辑(1865-1866)；1866年前往瑞士；国际会员，洛桑代表大会(1867)代表，瑞士多家报纸的撰稿人；1870年起为苏黎世大学教授，1872年起为马堡大学教授。——112。劳，卡尔·亨利希(Rau,Karl Heinrich 1792-1870)——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个别问题上赞同斯密和李嘉图的观点。——37。劳里斯顿的约翰·罗——见罗，约翰（劳里斯顿的约翰·罗）。劳默，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格奥尔格·冯(Raumer, Friedrich　Ludwig Georg von 1781-1873)——德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派，1848年任德意志帝国驻巴黎大使，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621。黎尔，威廉·亨利希(Riehl,Wilhelm Heinrich 1823-1897) ——德国文学史家和政论家，慕尼黑大学教授。——37。李嘉图，大卫(Ricardo,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1、13-14、66、96、106、109、171、273、307、466、578、617。李卜克内西，威廉(Liebknecht,Wilhelm 1826-1900) ——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语文学家和政论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0年5月前往英国，在那里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62年回到德国；国际会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人民国家报》编辑(1869-1876)和《前进报》编辑（1876-1878和1890-1900）；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639。李斯特，弗里德里希(List,Friedrich 1789-1846) ——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保护关税政策的维护者。——37。卢梭，让·雅克(Rousseau,Jean-Jacques 1712-1778)——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然神论哲学家。——1、621。路易-菲力浦一世（路易－菲力浦），奥尔良公爵 ( Louis-　Philippe　I[Louis Philippe],duc d'Orleans 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602。罗，约翰（劳里斯顿的约翰·罗）(Law,John of Lauriston 1671-1729)——英国经济学家和金融家，曾任法国财政总稽查(1719-1720)，以发行纸币的投机活动而闻名。——521。罗伯茨，理查(Roberts,Richard 1789-1864)——英国发明家，发明了走锭精纺机和其他许多机械，1843年起领导罗伯茨公司。——28。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弗朗索瓦·玛丽·伊西多尔·德( Robespierre,Maximilien-Fran(ois-Marie-Isidore de 1758-1794)——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1793-1794)。——55。罗斯，乔治(Rose,George 1744-1818)——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财政大臣(1782-1801)，议会议员。——94。罗斯科，亨利·恩菲尔德(Roscoe,Henry Enfield 1833-1915) ——英国化学家，写有化学教科书。——272。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翰·卡尔(Rodbertus-Jagetzow,Joha　Karl 1805-1875)——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家。——271、273。M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教士，人口论的主要代表。——89、614。迈尔，西格蒙德(Mayer,Sigmund)——维也纳的工厂主。——105。迈斯纳，奥托·卡尔(Meiβner,Otto Karl 1819-1902)——德国出版商，曾出版《资本论》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589。梅涅尼·阿格利巴（Menenius Agrippa死于公元前494 年）——古罗马贵族。——51。门德尔松，莫泽斯(Mendelsohn,Moses 1729-1786)——德国哲学家，自然神论者和启蒙思想家。——112。闵采尔，托马斯（Münzer,Thomas 1490左右-1525）——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时期和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为农民平民阵营的领袖和思想家，宣传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思想。——622。摩尔顿，约翰·查默斯(Morton,John Chalmers 1821-1888) ——英国农学家，《农业报》编辑(1844-1888)；写有关于农业问题的著作。——57。摩尔顿，约翰·洛克哈特（Morton,John Lockhart 19 世纪中叶）——英国农学家，写有关于农业问题的著作。——562。摩莱肖特，雅科布(Moleschott,Jakob 1822-1893) ——荷兰生理学家和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曾在德国、瑞士和意大利的学校中任教。——41。莫尔斯沃思从男爵，威廉(Molesworth,Sir William,Baronet 1810- 1855)——英国国务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公共工程大臣(1853-1855)和殖民大臣(1855)。——173。穆勒，约翰·斯图亚特(Mill,John Stuart 1806-1873)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模仿者；詹·穆勒的儿子。——4-5、107-108。N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Ⅰ[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621。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Ⅲ [Louis Napolé　on Bonaparte]1808-1873)——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拿破仑第一的侄子。——620-621、623、626、632-634、640。　　尼禄·克劳狄乌斯·凯撒(Nero Claudius Caesar 37-68)——罗马皇帝(54-68)。——602。纽马奇，威廉(Newmarch,William 1820-1882) ——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自由贸易的拥护者。——55。纽曼，弗兰西斯·威廉(Newman,Francis William 1805-1897) ——英国语文学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写有宗教、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著作。——55。纽曼，威廉——见纽马奇，威廉。O欧文，罗伯特(Owen,Robert 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55、147、589、606、635。P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英国国务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830 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依靠该党右派；曾任陆军大臣(1809-1828)，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和1846-1851），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和 1859 -1865）。——606。配第，威廉(Petty,William 1623-1687)——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121、524。皮尔，罗伯特(Peel,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托利党温和派（亦称皮尔派，即因他而得名）的领袖；曾任内务大臣（1822-1827和1828-1830）、首相（1834-1835和1841-1846）；1844年和1845年银行法的起草人；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1846)。——107。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Proudhon,Pierre-Joseph 1809-1865) ——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2、28、34、613-621、635。普利斯特列，约瑟夫(Priestley,Joseph 1733-1804) ——英国化学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决定论自然神论者，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思想家，1774年发现氧气；1794年因拥护法国大革命而流亡美国。——271-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