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的自语-2

会所提供的环境并不有利。他们被流行文化包围着，小小的年纪难以抵挡市场大规模炮制的趣味的侵蚀。但是，尽管如此，少年人天然的理想主义并非那么容易扼杀的。在我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有一些便出自中学生之手，信中表现的性灵之纯正，思想之敏锐，见地之不俗，常出大读者之右，令我惊喜不已。这使我相信，今日关心少年人精神成长的人们仍然大有可为，便是做他们的朋友，以平等的态度和他们交流，让他们听到另一种声音。这另一种声音一旦被他们领悟，便足以抵御来自市场的噪音。１９９７．４０２街头的自语孩子的独立精神看到欧美儿童身上的那一股小大人气概，每每忍俊不禁，觉得非常可爱。相比之下，中国的孩子太缺乏这种独立自主的精神，不论大小事都依赖父母，不肯自己动脑动手，不敢自己做主。当然，并非中国孩子的天性如此，这完全是后天教育的结果。所以，在这方面首先应该做出改变的是中国的父母们。如果我有孩子，我最乐于扮演的角色将是做孩子的朋友。在我看来，做孩子的朋友，孩子也肯把自己当做朋友，乃是做父母的最高境界。溺爱是动物性的爱，那是最容易的，难的是使亲子之爱获得一种精神性的品格。所谓做孩子的朋友，就是不把孩子当做宠物或工具，而是视为一个正在成形的独立的人格，不但爱他疼他，而且给予他信任和尊重。凡属孩子自己的事情，既不越俎代庖，也不横加干涉，而是怀着爱心加以关注，以平等的态度进行商量。父母与孩子之间要有朋友式的讨论和交流的氛围。正是在这种氛围里，孩子便能够逐渐养成基于爱和自信的独立精神，从而健康地成长。１９９７．８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佛家的信念，在别的宗教中也能找出类似的训诲。事实上，作为一个朴素的愿望，它存在于一切善良的人们心中。当我们无力惩恶时，我们只好指望老天显示正义。我们还试图以此警告恶人，恶人之所以敢于肆无忌惮地作恶，就是因为他们自以为可以不受惩罚，如果报应不爽，他们必有所收敛。可惜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仍然常常看见恶人走运，好人反而遭灾。于是，我们困惑了，愤怒了，斥报应为谎言，或者，为了安慰自己，我们便将报应的兑现推迟到来世或天国。如果把报应理解为世俗性质的苦乐祸福，那么，它在另一个世界里能否兑现，实在是很渺茫的。即使真有灵魂或来世，我也不相信好人必定上天堂或者投胎富贵人家，恶人必定下地狱或者投胎贫贱人家。不过，我依然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是应该按照一种完全不同的含义来理解。我相信报应就在现世，而真正的报应是：对于好人和恶人来说，由于内在精神品质的不同，即使相同的外在遭遇，对于他们也具有迥然不同的意义。譬如说，好人和恶人都难免遭受人世的苦难，但是，正如奥古斯丁所说：“同样的痛苦，对善者是证实、洗礼、净化，对恶者是诅咒、浩劫、毁灭。”与此同理，同样的身外之福，例如财产，对善者可以助成闲适、知足、慷慨的心情，对恶者却是烦恼、绳索和负担。总之，世俗的祸福，在善者都可转化为一种精神价值，在恶者都会成为一种惩罚。善者播下的是精神的种子，收获的也是精神的果实，这就已是善报了。恶者枉活一世，未尝体会过任何一种美好的精神价值，这也已是恶报了。《约翰福音书》有言：“上帝遣光明来到世间不是要让它审判世界，而是要让世界通过它得救。信赖它的人不会受审判，不信赖的人便已受了审判……而这即是审判：光明来到人世，而人们宁爱黑暗不爱光明。”这话说得非常好。的确，光明并不直接惩罚不接受它的人。拒绝光明，停留在黑暗中，这本身即是惩罚。一切最高的奖励和惩罚都不是外加的，而是行为本身给行为者造成的精神后果。高尚是对高尚者的最高奖励，卑劣是对卑劣者的最大惩罚。上帝的真正宠儿不是那些得到上帝的额外恩赐的人，而是最大限度实现了人性的美好可能性的人。当人性的光华在你的身上闪耀，使你感受到做人的自豪之时，这光华和自豪便已是给你的报酬，你确实会觉得一切外在的际遇并非很重要的了。１９９７．１１３２智者的最后弱点“己所欲，勿施于人”中外圣哲都教导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要我们将心比心，不把自己视为恶、痛苦、灾祸的东西强加于人。己所不欲却施于人，损人利己，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种行径当然是对别人的严重侵犯。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自己视为善、快乐、幸福的东西，难道就可以强加于人了吗？要是别人并不和你一样认为它们是善、快乐、幸福，这样做岂不也是对别人的一种严重侵犯？在实际生活中，更多的纷争的确起于强求别人接受自己的趣味、观点、立场等。大至在信仰问题上，试图以自己所信奉的某种教义统一天下，甚至不惜为此发动战争；小至在思维方式上、在生活习惯上、在艺术欣赏上、在文学批评上，人们很容易以自己所是为是，斥别人所是为非。即使在一个家庭的内部，夫妇间改造对方趣味的斗争也是屡见不鲜的。事情的这一个方面往往遭到了忽视。人们似乎认为，以己不欲施于人是明显的恶，出发点就是害人，而以己所欲施于人的动机却是好的，是为了助人、救人、造福于人。殊不知在人类历史上，以救世主自居的世界征服者们造成的苦难远远超过普通的歹徒。我们应该记住，己所欲未必是人所欲，同样不可施于人。如果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个文明人的起码品德，它反对的是对他人的故意伤害，主张自己活也让别人活，那么，“己所欲，勿施于人”便是一个文明人的高级修养，它尊重的是他人的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进而提倡自己按自己的方式活，也让别人按别人的方式活。现代社会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人们在精神信仰领域和私生活领域都享有了越来越多的自由。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合理化的进程，而那些以己所欲施于人者则是这个进程中的消极因素，倘若他们被越来越多的人们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我是丝毫不会感到意外的。１９９７．１１５２智者的最后弱点不敢善良这些年来，诸如群众袖手旁观歹徒作恶、路遇事故见死不救一类的现象屡见报道，关于国人道德水平急剧下降的叹息亦不绝于耳。一个普遍的印象是，如今是民风浇漓，善良之心式微，好人越来越少了。我自己也常常发此类悲观论调。可是，仔细想想，在我认识的人里，善良的人仍是大多数，而且他们对于现在的社会风气也是很不满意的。推己及人，我相信别人同样会发现自己所认识的人里好人占多数。那么，合在一起，好人怎么就越来越少了呢？一个判断：大多数人仍然是善良的，但是，他们的善良只敢对自己了解的人表现出来，一旦置身于自己不了解的人群中就不敢善良了。我的这个判断是有经验上的根据的。如今，在各个城市的街道上，我们都会经常遇见以种种借口、装出种种可怜相而索求帮助的人，倘若我们心软，几乎百分之百要上当。至于见义勇为者反遭不测的事情，也并不罕见。其中，有歹徒设下苦肉计的圈套而诱你上钩的，有被救者或其家属怕惹麻烦而翻脸不认人甚至诬陷恩人的，还有在英勇受伤以后得不到治疗含冤而死的。由此可见，虽然恶人是少数，而且永远是少数，但是由于这少数恶人及其恶行未受到有力的遏制和惩罚，因而使大多数善良的人们失去了安全感。人们不敢善良，因为人们怕善会招祸，怕善有恶报。当不敢善良成为一种普遍的心态时，表现出来的便是普遍的冷漠。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在这种普遍的冷漠中，恶势力就愈加猖獗，善良的人们就愈加失去了安全感，形成了恶性循环。毫无疑问，要改变这种情况，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要根本改善治安状况，为人们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生活环境，单靠谴责国人的道德水平肯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不过，既然这里存在着一种恶性循环，为了削弱和制止这种恶性循环，善良的人们也不应消极等待，应是能够有所作为的。我不主张他们丧失对恶势力的警惕，营造一种自欺欺人的安全感，事实上这也办不到。我主张善良的人们记住两点：第一，世上的确有恶人和骗子，我们要小心不要中了他们的圈套；第二，世上大多数人仍是和我们自己一样的善良的人，我们不能把大多数人都看做恶人和骗子。后面这一点提醒是必要的，因为治安状况的不良使我们常常忽略或忘却了这一点。记住这一点也是重要的，因为这将使我们对于社会树立基本的信心，在警惕恶人的同时也注意发现好人，在好人和好人之间表现出更多的善良，由此逐步打破那种普遍的冷漠，重建一种互相关心和帮助的社会氛围。１９９８．１７２智者的最后弱点生病与觉悟一个人突然病了，不一定要是那种很快就死的绝症，但也不是无关痛痒的小病，他发现自己患的是一种像定时炸弹一样威胁着生命的病，例如心脏病、肝硬化之类，在那种情形下，他眼中的世界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会突然意识到，这个他如此习以为常的世界其实并不属于他，他随时都会失去这个世界。他一下子看清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可能性原来非常有限，这使他感到痛苦，同时也使他感到冷静。这时候，他就比较容易分清哪些事情是他无须关注、无须参与的，即使以前他对这些事情非常热中和在乎。如果他仍然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那么，他并不会因此而自暴自弃，相反就会知道自己在世上还该做些什么事了，这些事对于他是真正重要的，而在未生病以前很可能是被忽略了的。一个人在健康时，他在世界上的可能性似乎是无限的，那时候他往往眼花缭乱，主次不分。疾病限制了他的可能性，从而恢复了他的基本的判断力。可是，我们每个人岂不都是患着一种必死但不会很快就死的病吗？生命本身岂不就是这种病吗？柏拉图曾经认为，如果不考虑由意外事故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每个人的寿命在出生时就已确定，而这意味着那种最终导致他死亡的疾病一开始即潜在于他的体内，将伴随着他的生命一起生长，且不可能用药物把它征服。我觉得，这个看法有其可信之处。当然，寿命是否定数，大约是永远无法证实的。然而，无论谁最后都必定死于某一种病或某几种病的并发症，这却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我们不妨时常用一个这样的病人的眼光看一看世界，想一想倘若来日不多，自己在这世界上最想做成的事情是哪些，这将使我们更加善于看清自己的志业所在。人们嘲笑那些未病时不爱惜健康、生了病才后悔的人为不明智，这固然不错。不过，我相信，比明智更重要的是上述那样的一种觉悟，因为说到底，无论我们怎样爱惜健康，也不可能永久保住它，而健康的全部价值便是使我们得以愉快地享受人生，其最主要的享受方式就是做我们真正喜欢做的事。１９９８．２９２智者的最后弱点杞人是一位哲学家河南有个杞县，两千多年前出了一个忧天者，以此而闻名中国。杞县人的这位祖先，不好好地过他的太平日子，偏要胡思乱想，竟然担忧天会塌下来，令他渺小的身躯无处寄存，为此而睡不着觉，吃不进饭。他的举止被当时某个秀才记录了下来，秀才熟读教科书，一眼便看出忧天违背常识，所以笔调不免带着嘲笑和优越感。靠了秀才的记录，这个杞人从此作为庸人自扰的典型贻笑千古。听说直到今天，杞县人仍为自己有过这样一个可笑的祖先而感到羞耻，仿佛那是一个笑柄，但凡有人提起，便觉几分尴尬。还听说曾有当权者锐意革新，把“杞人忧天”的成语改成了“杞人胜天”，号召县民用与天奋斗的实际行动洗雪老祖宗留下的忧天之耻。可是，在我看来，杞县人是不应该感到羞耻，反而应该感到光荣的。他们那位忧天的祖先哪里是什么庸人，恰恰相反，他是一位哲学家。试想，当所有的人都在心安理得地过日子的时候，他却把眼光超出了身边的日常生活，投向了天上，思考起了宇宙生灭的道理。诚然，按照常识，天是不会毁灭的。然而，常识就一定是真理么？哲学岂不就是要突破常识的范围，去探究常人所不敢想、未尝想的宇宙和人生的根本道理吗？我们甚至可以说，哲学就是从忧天开始的。在古希腊，忧天的杞人倒是不乏知己。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赫拉克利特和恩培多克勒都认为天是会毁灭的。古希腊另一个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则根据陨石现象断言，天由石头构成，剧烈的旋转运动使这些石头聚在了一起，一旦运动停止，天就会塌下来。不管具体的解释多么牵强，关于天必将毁灭的推测却是得到了现代宇宙学理论的支持的。也许有人会说，即使天真的必将毁灭，那日子离杞人以及迄今为止的人类还无限遥远，所以忧天仍然是可笑而愚蠢的。说这话的意思是清楚的，就是人应当务实，应更多地关心眼前的事情。人生不满百岁，亿万年后天塌不塌下来，人类毁不毁灭，与你何干？但是，用务实的眼光看，天下就没有不可笑不愚蠢的哲学了，因为哲学本来就是务虚，而之所以要务虚，则是因为人有灵魂，使他在务实之外还要玄思，在关心眼前的事情之外还要追问所谓终极的存在。当然，起码的务实还是要有的，即使身为哲学家也不能不食人间烟火，所以杞人因为忧天而“废寝食”倒是大可不必。按照《列子》的记载，经过一位同情者的开导，杞人“舍然大喜”，不再忧天了。唉，咱们总是这样，哪里出了一个哲学家，就会有同情者去用常识开导他，把他拉扯回庸人的队伍里。中国之缺少哲学家，这也是原因之一吧。１９９８．１１１３智者的最后弱点议论家我是一个患有恐会症的人，病因在不自信。无论什么会议，但凡要求出席者发言的，我就尽量谢绝。如果实在谢绝不了，灾难就来了，自得到通知之日起，我就开始惴惴不安。一旦置身于会场，我就更是如坐针毡。通常我总是拣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的座位，期望能侥幸躲过发言。我知道自己对于许多事情是无知的，我的自尊心和虚荣心都不允许我炫耀我的无知，对这些事情说些人云亦云的空话和言不及义的废话。由于自己的这种弱点，我就十分佩服那些敢于在会议上侃侃而谈的自信者，并留心听取他们的发言。然而，在多数情形下，我惊奇地发现，他们对于所谈论的事情并不比我更有知识，而只是更有谈论的勇气罢了。我的另一个发现是，这样的自信者是一个相当固定的人群，他们每会必到，每到必滔滔不绝，已经构成当今学界的一个新品种。让我试着给这个新品种画像———他们当然是一些忙人兼名人，忙于出席各种名目的会议，因频繁出现在传媒的各个版面上而出名。在一切热闹的场面上，你必能发现他们风尘仆仆的身影。无论流行什么时髦的话题，你都不可避免地要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如此辛勤地追赶时髦，每一次都务求站到时髦的最前列去，以至于你几乎难以分清，究竟他们是在追赶时髦，还是在领导时髦。从保守主义到自由主义，从卡夫卡到后现代，从公共交通到住房改革，他们谈论一切，无所不写。他们的所谈所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便是充满着发言的激情，所发之言却空洞无物，大同小异，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事实上，他们对自己所谈论的事情未必真有兴趣，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要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插上一嘴，否则便会觉得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甚至会感到人生的失落和空虚。他们是一些什么人呢？不能说他们是理论家，因为他们并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也不能说他们是评论家，因为他们并没有自己的评论领域。他们的最恰当的称呼是———议论家。他们是一些以议论一切事情为庄严使命的人。自从发现这个新品种以后，我的恐会症有增无减，简直可以说病入膏肓了。我害怕即使我能够成功地逃避发言，我的出席也会使我成为这个新品种的沉默的陪衬，而这是我的自尊心和虚荣心更加不能允许的。所以，虽然我是一个顾情面而不善于拒绝的人，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我还是鼓起勇气谢绝了大部分会议的邀请。１９９８．１２３３智者的最后弱点父母们的眼神街道上站着许多人，一律沉默，面孔和视线朝着同一个方向，仿佛有所期待。我也朝那个方向看去，发现那是一所小学的校门。那么，这些肃立的人们是孩子们的家长了，临近放学的时刻，他们在等待自己的孩子从那个校门口出现，以便亲自领回家。游泳池的栅栏外也站着许多人，他们透过栅栏朝里面凝望。游泳池里，一群孩子正在教练的指导下学游泳。不时可以听见某个家长从栅栏外朝着自己的孩子呼叫，给予一句鼓励或者一句警告。游泳课持续了一个小时，期间每个家长的视线始终执著地从众儿童中辨别着自己的孩子的身影。我不忍心看中国父母们的眼神，那里面饱含着关切和担忧，但缺少信任和智慧，那是一种既复杂又空洞的眼神。这样的眼神仿佛恨不能长出两把铁钳，把孩子牢牢夹住。我不禁想，中国的孩子要成长为具独立人格的人，必须克服多么大的阻力啊。父母的眼神对于孩子的成长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打个不太确切的比方，即使是小动物，生长在昏暗的灯光下抑或在明朗的阳光下，也会造就成截然不同的品性。对于孩子来说，父母的眼神正是最经常笼罩他们的一种光线，他们往往是借之感受世界的明暗和自己生命的强弱的。我在欧洲时看到，那里的许多父母在爱孩子上绝不逊于我们，但他们同时又都极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简直视之为子女教育的第一义。在他们看来，真爱孩子就应当从长计议，使孩子离得开父母，离了父母仍有能力生活得好，这乃是常识。遗憾的是，对于中国的大多数父母来说，这个不言而喻的道理尚有待启蒙。我知道也许不该苛责中国的父母们，他们的眼神之所以常含不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在我们的周围环境中有太多不安全的因素，诸如交通秩序混乱、公共设施质量低劣、针对儿童的犯罪猖獗，等等，皆使孩子的幼小生命面临威胁。给孩子们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生存环境，这的确已是全社会的一项刻不容缓的责任。但是，换一个角度看，正因为上述现象的存在，有眼光的父母在对自己孩子的安全保持必要的谨慎之同时，就更应该特别注意培养他们的独立精神和刚毅性格，使他们将来有能力面对严峻环境的挑战。１９９９．２５３智者的最后弱点人类的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之际，敦煌又成热门话题。对于国人心中的这段痛史，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第一，敦煌是中华文物的顶级宝库，但是，这个宝库中的一大部分文物已经不在敦煌，也不在中国，而是流散到世界各地了。特别是在二十世纪的前二十年间，外国学者纷纷来到这里进行掠夺性考察，把珍贵文物运回自己国家，致使莫高窟的数百件壁画和塑像、藏经洞里的数万件文书和近千幅唐宋佛画，现今分散收藏在英、法、俄、日、美等十多个国家的四十几家博物馆和研究机构中。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遭到如此严重的肢解，这在现代史上是罕见的。第二，敦煌学是国际上的显学，但是，这门以中国古代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多分支学科的大本营却不在中国，而在譬如说日本或者法国。这当然是敦煌文物流散的一个直接后果，使得一些西方学者得以捷足先登，占山为王。在此不利形势下，中国敦煌学的起步就成了中国学者到海外追寻、抄写、研究文献的过程。由于政治动乱频繁和经济贫困，中国学者即使在这方面也是举步维艰，拥有的条件完全不能与日本学者相比。所以，在日本汗牛充栋的敦煌学著作面前，中国已有的成果至少在数量上显得十分可怜，以至于日本学者敢于理直气壮地宣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面对以上事实，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感到痛心，同时又时常陷入深思。我不断问自己一个问题：在１９００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之后，假如没有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相继来盗宝，洞内这些珍贵经卷和文书的命运会如何？答案几乎不容置疑：一定会更惨。这个结论由一件事便可推断，便是１９０９年中国政府接管了藏经洞之后，决定把劫后剩余藏品运交京师图书馆保管，结果是从敦煌到北京，这批卷子一路遭劫，劫掠者都是以权谋私乃至监守自盗的官员和名流。斯坦因和伯希和盗走的文物至少都缴给了各自的国家，被他们的博物馆精心收藏起来，日后尚可供赏析研究，而这些同胞所获的赃物却通通进了私宅，然后又大量地流失于市场，敦煌这一部分藏品的数量和面貌已经成了永远不可知的谜。我无意替斯坦因等人辩护。他们当年获取敦煌文书的手段绝非光明正大，说得上坑蒙拐骗，他们的考古挖掘不乏破坏性行为，他们运走中国文物更是属于帝国主义行径。但是，我承认我的心情是矛盾的。藏经洞发现之时，清朝政权处在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之中，地方政府极其昏庸，看守莫高窟的王道士又如此愚昧无知，这一切已经注定了洞内藏品的悲惨命运。外国考察家在那个时候到来，完完全全是乘虚而入，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们满载而归。而如果他们不来，在那种混乱的局面下，藏品也几乎必定会被我们自己的同胞糟蹋殆尽。像斯坦因这样的人毕竟是懂行之人，他知道这些文物的珍贵价值，他在每次考察后撰写和出版详尽的考古报告，并把相关材料交由沙畹等专家整理刊布，便是最好的证明。伯希和更是一代汉学大师，虽然他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敦煌学上，但他在懂得敦煌文物的价值方面绝不逊于斯坦因。在当时的中国，肯定有学术能力不亚于甚至超过他们的人，例如罗振玉和王国维。可是，也正是在当时的中国，以区区布衣的微弱力量是无论如何抵御不了全局性的腐败的。因７３智者的最后弱点此，封闭了几乎一千年的藏经洞真是开启得不是时候，等待着它的宝藏的只有两种前途，不是沦落异国，便是毁于故乡。出于民族自尊心，我坚决反对前一种结局。但是，如果我真正珍惜这些文化遗产，我就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宁愿它们被保存着而不是被毁灭掉，哪怕是保存在中国之外的某些地方。只要它们还存在着，就有回来的可能，即使回不来，也比不存在好得多。历史不容假设，发生了的事终究已经发生了。可是，我忍不住还要作第二个假设：如果莫高窟第十六窟甬道左墙没有在一百年前的那一天裂出一条缝，如果这条缝推迟三十年甚至一百年裂出，从而把藏经洞的发现也相应推迟，情况是否会好得多？回答似乎应该是肯定的。然而，想到在我们今天的各种重大工程方案中，文物保护仍被摆在非常次要的位置上，想到各地不断发生的目光短浅的和利欲熏心的破坏文物事件，我的信心又有了一点动摇。以我们今日的国力和觉悟，敦煌文物大规模外流这样的事情的确不会发生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进一步的觉悟———不但对民族负责，而且对人类负责，中国境内的一切历史遗物，不管是露在地面上的还是仍然埋在地下的，不但把它们看做民族的财产，而且把它们看做人类的文化遗产———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觉悟，那么它们在我们这里就始终是非常不安全的。我们已经很当然地认为外国人掠走中国文物是对我们的民族犯罪，有朝一日倘若我们还当然地认为中国人破坏中国文物是对人类犯罪，我们才算真正从敦煌痛史中吸取了教训。在事隔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流散在外国的敦煌文献的主体部分业已整理出版，并且正陆续翻译成中文。遥想当年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奔走于八宝胡同———伯希和在京的临时居处———的匆忙身影，董康、胡适、郑振铎、王重民等人在国外图书馆里埋头抄录的辛勤姿势，相比之下，中国今日的研究者的条件８３街头的自语不知要好了多少倍。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敦煌文献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因而也能被中国学者共享了。那么，我期望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会有一个大的发展，以此证明我要提出的第三个假设：如果敦煌文献未曾大规模外流，敦煌学的大本营就不会在日本或者法国。２０００．９９３智者的最后弱点父亲的死一个人无论在多大年龄上没有了父母，他都成了孤儿。他走入这个世界的门户和他走出这个世界的屏障，都随之塌陷了。父母在，他的来路是眉目清楚的，他的去路则被遮掩着。父母不在了，他的来路就变得模糊，他的去路反而敞开了。我的这个感觉，是在父亲死后忽然产生的。我说忽然，是因为父亲活着时，我丝毫没有意识到父亲的存在对于我有什么重要。从少年时代起，我和父亲的关系就有点疏远。那时候家里子女多，负担重，父亲心情不好，常发脾气。每逢这种情形，我就当他面抄起一本书，头不回地跨出家门，久久躲在外面看书，以示对他的抗议。后来我到北京上学，第一封家信洋洋洒洒数千言，对父亲的教育方法进行了全面批判。听说父亲看了后，只是笑一笑，对弟妹们说：“你们的哥哥是个理论家。”年纪渐大，子女们也都成了人，父亲的脾气是愈来愈温和了。然而，每次去上海，我总是忙于会朋友，很少在家。就是在家，和父亲好像也没有话可说，仍然有一种疏远感。有一年他来北京，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他突然提议和我一起去游香山。我有点惶恐，怕一路上两人相对无言，彼此尴尬，就特意把一个小侄子也带了去。我实在是个不肖之子，最近十余年里，只给家里写过一封信。那是在妻子怀孕以后，我知道父母一直盼我有个孩子，便把这件事当做好消息报告了他们。我在信中说，我和妻子都希望生个女儿。父亲立刻给我回了信，说无论生男生女，他都喜欢。他的信确实洋溢着欢喜之情，我心里明白，他也是在为好不容易收到我的信而高兴。谁能想到，仅仅几天之后，就接到了父亲的死讯。父亲死得很突然。他身体一向很好，谁都断言他能长寿。那天早晨，他像往常一样提着菜篮子，到菜场取奶和买菜。接着，步行去单位处理一件公务。然后，因为半夜里曾感到胸闷难受，就让大弟陪他到医院看病。一检查，发现是广泛性心肌梗塞，立即抢救，同时下了病危通知。中午，他对守在病床旁的大弟说，不要大惊小怪，没事的。他真的不相信他会死。可是，一小时后，他就停止了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