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大到新东方的传奇--《东方马车》-11

俞敏洪一听急坏了：“妈!你不好这么说的!下次不准你这么说话!”　　“我说的是气话。”老太太说，意思是吓唬吓唬他们。　　老太太对新东方事务介入很深。她在新东方大楼里有办公桌，经常去的人可以在楼道里、电梯间碰见她。俞敏洪说，他家老太太“渗透力特别强”。徐小平、王强、包凡一等回国时，新东方是夫妻店，俞敏洪意识到这帮哥们儿肯定不能容忍这种状况，新东方“夫妻店”的形象也不好，想方设法把老婆孩子运到了加拿大。阿婆把家里的工厂托付给了亲戚，1992年12月18号到北京，帮助俞敏洪料理家务。1995年俞敏洪有了孩子，她帮忙带孩子，1997年老婆孩子走后，阿婆一个人在家寂寞，俞敏洪发挥阿婆善于做生意的特长，让她在学校周边办起了餐馆和日用品小卖部。渐渐地，阿婆把学校住宿班的食堂、学校教材印刷、教师录音磁带采购等业务拿下，到2000年底做到了1000多万的流水。还不仅于此。她的控制半径远远超过了新东方，江阴还有她的矽钢片加工厂。俞敏洪2001年4月去江阴，她要跟着去，俞敏洪不让。俞敏洪到江阴的当天，她就在北京电话遥控，“一天之内办了一家公司”，当了董事长。俞敏洪在江阴是名人，但是回家非常低调，悄悄地来，悄悄地走，避免应酬和商务活动，而阿婆在江阴的影子却无处不在。　　仅就商业意识而言，新东方除了俞敏洪，没有人能比得上阿婆。新东方在北京朝阳区开教学区，租一个大楼，别人谈判的价格高，阿婆去谈，每平米租金一分钱一角钱地算账，谈下来，一年能省几十万。新东方磁带原来进价是两块三一盒，不降价，她就找另外一家，一块九一盒，一盒省四毛钱，一年省几十万。她经营的项目，自己有个小本子，成本收益天天算，了如指掌。比如每天供给学生的盒饭，什么档次、多少钱一盒、每天卖出多少，记得清清楚楚，绝不含糊。　　她说：“我的小本本都记着呢。你看，我就是这个水平，是不是好笑？”她翻开小本本：“这个账是中午的下午记，你看这是中午卖的盒饭，63份四块的，24份八块的，21份八块的，58份八块的，60份六块的……”　　“今年4月份卖了多少？”我问。　　“我看看……在这，1月份到4月份卖了17万多。”　　“一年总要卖个一二百万块钱吧？”　　“卖不了卖不了，去年(2000年)卖了六十几万块钱的盒饭。你看，都记在这儿呢。”　　“今年的盒饭肯定要比去年多吧？”　　“要多要多。不容易呀，很辛苦的。”　　新东方成立公司以来，只有两块业务在增长，一块是俞敏洪把握的学校，学生由15万人次增长到25万人次；一块是阿婆掌握的服务类业务。咨询、移民、电脑、媒体等业务要么萎缩，要么发展艰难、缓慢。近两年的时间，除了与联想不甚理想的网站合作，其他业务几乎等于零。说得难听点，真正懂得新东方下游产品含金量并卓有成效地开发出来的人，不是大多数包括有MBA学历和外国大公司履历的新东方的高层管理人员，而是大家都嗤之以鼻的这位农村老太太——李八妹。　　阿婆说，新东方搞了股份制，哪个生意赚钱？还是学校靠得住。“我是一颗心放在新东方，毕竟新东方是我儿子干起来的。但是没有我这个母亲支持，他俞敏洪又能怎么样呢？所以，我跟他们说，我不仅是俞敏洪的母亲，也是新东方的母亲。我跟敏洪讲，你是聪明，你有天才，但是总要有人提醒。每个关键时刻我都要跟敏洪谈，听得进去也好，听不进去也好。”　　许多人正规的场合叫阿婆“新东方之母”，私下里叫阿婆“老太君”。阿婆有自己的信息渠道，新东方风吹草动，上午发生的事儿，不超过晚上就到了阿婆的耳朵里。她拉开架势在新东方“垂帘听政”，虽然俞敏洪主意大，不可能让母亲“垂帘听政”。　　阿婆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俞敏洪他们当着阿婆议事，说到敏感的地方避着阿婆，就用英语，阿婆大怒，说，“你们欺负人!”　　阿婆的存在给俞敏洪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俞敏洪的策略，第一步是“躲”。原来住一起，老太太如入无人之境，不管里面睡着谁，进门不敲门。搬新家时，把老太太安置在另外的单元；原来是“早请示，晚汇报”，现在是能蒙就蒙，先斩后奏。第二步是“撤”。　　“躲”容易，“撤”不容易。　　王强当CEO，俞敏洪说，新东方所有人员重新聘用，王强一个人说了算。　　“你当CEO，想开谁就开谁。”俞敏洪说。　　王强说：“所有人？包括你老妈？”　　俞敏洪说：“当然包括我老妈。”　　隔了一会儿，俞敏洪又跑回来跟王强乞求说，“王强，你开谁都行，希望能放我老妈一马。”　　面对恩重如山、精力过剩、头脑清晰、十分精明、一旦发飙谁也劝不住的母亲，被称为“平衡大师”的俞敏洪经常束手无策。他说一句话，母亲一大堆话等着他呢。　　在大家的强大压力下，俞敏洪想把母亲撤出来，说，“妈，别干了，你这么大年纪，退下来轻松一点不好吗？”　　阿婆说：“我知道轻松，但是你们上面搞股份制，下面的事情关心过没有？你们问过哪一部分怎么管理吗？你们根本没有问过。母亲在这里面好像是一根顶梁柱。”　　意思是，下面的事情你们不管，是你老妈帮你顶着呢!　　“顶梁柱”能撤吗？几句话就把俞敏洪顶回去了。母亲还瞧不起儿子的管理水平呢。“新东方的管理漏洞大着呢!”她说。“比如材料需要多少，印了多少，价钱多少，怎么卖，他知道吗？”　　俞敏洪逼急了，老太太甩过一句话，“我现在不是你俞敏洪的母亲，我是新东方的母亲!”　　再急了，说：“老虎，你不要我，我住老年公寓去，自己看书写字去!”　　说到这儿，俞敏洪就不敢说话了。　　总之，任你怎么说，老太太不愿离开新东方。新东方不仅是俞敏洪的事业，也是老太太的事业，或者说，俞敏洪的事业就是老太太的事业，留下继续干，也是为了俞敏洪。　　老太太心情好的时候，俞敏洪还能说通，心情不好的时候又恢复原样，说了也白说。　　对母亲，俞敏洪绝对不敢硬来，结果是这边骂他是“不孝之子”，那边骂他是“家族统治”、“农民”，两边都把他骂得个狗血喷头。　　长期以来，阿婆、老家的亲戚、俞敏洪、“海龟”们、“土鳖”们与新东方共舞。(未完待续)[ 置 顶 返回目录 ]49 俞敏洪下跪（ 本章字数：3969 更新时间：2006-10-25 13:43:17）作者：卢跃刚　　俞敏洪在家族问题上慨叹：“我既不是觉新，又不是觉慧；或者两个都是，既有觉新的牺牲，又有觉慧的摆脱之心。”　　俞敏洪的所谓“家族问题”其实就是“母亲问题”，家族里面的人好办，母亲不好办。说“俞敏洪实行家族统治”，新东方的冲突中有“家族企业与现代企业的冲突”也是事实。但是，如果深入进行考察，你会发现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家族统治”。第一，新东方的产权结构，无论是早期“分封割据制”，还是公司化改造，其发展逻辑不是“家族式”的。不管俞敏洪母亲和其他亲戚是怎样的感觉，除了俞敏洪，其他家族成员对新东方都没有决定权，与他给予新东方高层的利益比较，以母亲为代表的家族成员所得到的利益相当有限。他母亲能够做大，做到1000多万的水平，一方面是他母亲的能力和渗透力的结果，一方面也是新东方其他人不屑为、不能为、无所为的结果；第二，俞敏洪的“家族意识”非常淡漠，早期办班创业，家族成员的介入，和其他原始积累的私营企业一样，主要基于经营成本和信用成本的考虑，作为利益集团，与家族有关的人员主要是外围的，纯经济利益的，技术的，有其阶段性的合理性。也就是说，俞敏洪在新东方用母亲和其他家族成员谋求的家族支持，而不是“家族统治”。否则，1995年他不会去北美隆重邀请诸位同学朋友归国共同创业(新东方是国内最早吸引留学生归国创业的民办学校)，不会在新东方公司化改造设计股权时排除任何家族成员，不会在成立联东伟业教育网站时忍痛撇了新东方的电脑公司。电脑公司有他的亲戚，为了避嫌，为了给耶鲁回来的钱永强等腾地方。他要的是“新东方”，而不是“旧东方”。要搞教育，要维持新东方发展，要实现更宏伟的目标，俞敏洪家族任何成员都不能胜任，甚至新东方的天才元老们也难以为继。他第一步成功地将老婆撤出来，第二步说服老太太撤出来，第三步将亲戚从要害岗位撤出来，有意识地淡化“俞敏洪家族”色彩，以改变新东方的社会形象。　　新东方“家族意识”强的人恰恰不是俞敏洪。包凡一曾以黑色幽默的口吻罗列说：“新东方有四大家族，俞敏洪算一个，杜子华算一个，胡敏算一个，何庆权算一个。”其实杜子华和胡敏不算，因为杜子华的兄弟杜伟是新东方的顶梁柱之一，听说教学专家胡敏的弟弟、老婆是非常出色的英语老师，包括俞敏洪在内，没有人提出异议，所谓“举贤不避亲”。只有何庆权与包凡一合作的写作中心开的是“夫妻店”，何庆权负责，老婆管财务，包凡一再抗议也没用，而何庆权是和包凡一一起到新东方旗下的加拿大法学博士。　　“海龟”搞“家族制”怎么说呢？大家理直气壮地批判俞敏洪，让俞敏洪自惭形秽，说不起话，却不见理直气壮地批判其他人，显然是双重价值标准，或者是双重利益标准，有偏见的利益标准。　　俞敏洪在新东方“家族问题”的复杂性不是制度的，而是亲情和孝道，非常传统的亲情和孝道，为此让朋友、战友们鄙视、寒心，让自己付出了权威、信用、个人生活的代价。他因此用“既是觉新，又是觉慧”自况、自责，但是不能摆脱。　　阿婆的逻辑，与其表述的是她与新东方的私有关系，还不如说表述的是她与俞敏洪的私有关系，把母爱变成对儿子的控制、约束、把握，随心所欲，只要她恼了，不管是什么场合，不管有没有外人在场，绝对不给俞敏洪面子，不惜让俞敏洪威信扫地。　　俞敏洪当众给母亲下跪的故事是新东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经典故事。老太太当荣耀讲，其他人回忆起来则痛心疾首。　　1997年夏天，一天午饭的时候，俞敏洪和王强、徐小平在母亲开的饭馆包间里吃饭，听见外面散座母亲又哭又闹，很多人劝劝不住。　　老太太知道包间里俞敏洪和王强、徐小平在一起。　　俞敏洪坐在那里闷闷不乐，想出去，像往常一样给母亲下话，给母亲赔不是。但是王强和徐小平在此，深知母亲的强悍和俞敏洪在母亲面前的懦弱，害怕被哥们儿瞧不起；可是老太太见不着俞敏洪，这场打闹肯定收不了场，而且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平时采取的办法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可是今天躲不了，溜不掉，老太太早就打听到了俞敏洪的去处，门神一样堵在了门口，要溜要躲非得从老太太的面前过。　　俞敏洪闷着，一脸愁容。　　徐小平说：“敏洪，你不要理她，别管她这一套。像汉子一样走出去，走出大门去!”　　“哥们儿，你怎么能这样？你是什么意思？你让我走出去？”俞敏洪说。　　俞敏洪从小长大骨子里怕母亲，亲眼见过母亲无数次失去理智走极端的行为，别说对母亲发火，大声说话都没有过，说话非常小心，细声细语，绝对是乖儿子形象。跟母亲发火？不理母亲？想都不敢想。　　王强看不下去，说：“敏洪，你能不能对你妈发一次火？镇住她，以后就不会这样了。”　　俞敏洪“似有领悟”，站起来向外走去。　　“我们带着期待的眼光等待着。”王强说。　　俞敏洪看见母亲坐在那里，一面骂，一面哭。他走到母亲面前，叫了一声“妈——”，当着包间的王强、徐小平，当着屋外的一大堆人，膝盖一软，“噗通”跪下了!　　“新东方神话”的制造者，数万留学生的“出国留学教父”，新东方学子崇拜的偶像，此时趴在母亲的膝头，孩子一样地哭泣着。　　老太太大发淫威。她说：“你当我是什么人？!你是不是当我们是一条狗？!姐夫你叫来工作，可是椅子、沙发、办公桌搬得个一干二净，你叫他坐在哪里？!”　　新东方学校发行部原来的负责人不胜任，换了俞敏洪的姐夫。姐夫是个本分老实人，也挺能干，被老太太从家里招来管食堂财务，换到发行部后，办公设备不知被谁搬走了。老太太不干了。你俞敏洪好大的胆，亲戚来新东方帮你做事，你竟敢如此无理!　　老太太渐渐成了新东方一股不可忽视的存在。按副校长李力的说法：“俞敏洪他妈妈是这拨人的坚强后盾。”　　有一年，俞敏洪去加拿大，校务暂时交给李力负责。有人报告，校长办公室下班没人后，俞敏洪的一个亲戚“进去随便翻东西”。　　她把这个亲戚找来，问：“有这回事吗？”　　“有。”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我为什么不能那么做？我在这里值班。”　　“据说一些私人信件你都可以打开看？是吗？”　　“是啊。”　　“私人信件你都可以看，你无法无天了!”　　这孩子满不在乎。　　她知道这个亲戚是俞母宠爱的孩子，就给俞母打电话。　　“阿婆，你有时间吗？”　　“怎么了？”　　“你能不能来一趟办公室，有事情跟你说一下。”　　阿婆来了，她把情形学了一遍，结果阿婆不以为然地说，“学校都是我们家的，我们家的人在这里值班看看信有什么了不起？”　　“阿婆……”一时语塞。　　她还指望着阿婆能批评不懂规矩的小伙子，断没想到阿婆会是这种态度。　　阿婆说：“这么点小事，还要大张旗鼓地叫我过来说说。”　　阿婆的态度把李力气哭了。她连续给加拿大俞敏洪发了两个传真诉苦。　　俞敏洪发传真来安抚：“你刚来学校，刚到校长办公室管事，我相信你受了很大的委屈。我妈这个人你不了解，你一定要为了我、为了学校，一切问题等我回来解决。我向你道歉。”　　“老太太的权力有那么大吗？”我问。　　“非常大。”　　“大到什么程度？”　　“大到在校长办公室拍桌子瞪眼，俞敏洪给她下跪的程度。”　　“有这么厉害？”　　“对，就这么厉害。她说东，俞敏洪不敢往西去。这两年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现在阿婆跟俞敏洪说话用商量的口气了。”　　“以前都是命令吗？”　　“对。老太太是说一不二的，很多事情都得瞒着她。俞敏洪要干什么事，即便是正确的事，事先说好不许跟阿婆说，要不然干不成。事情干完了，已成既成事实了，阿婆知道发脾气也没用了。老太太说，我这个人呀又讲理，又不讲理，谁要惹着我，我要是不讲理的时候，那我就永远不讲理。”　　看来，老太太发不发火跟有理没理无关，跟是否能达到控制目的有关。　　这不，俞敏洪跪哭在地，谁都拉不起来。　　老太太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王强说：“我们期待着俞敏洪能堂堂正正从母亲面前走过去，可是他跪下了。顿时让我崩溃了!人性崩溃了!尊严崩溃了!非常痛苦。我觉得俞敏洪当着那么多人，当着我们这些从美国回来的哥们儿给他老妈跪下(对我都)是一种耻辱，相当于我当着人跪在我妈的面前。怎么能这样!堂堂四年北大，新东方的校长!他那天的表现教育不了他妈!”　　王强这个北大校园文化的推动者，留校任教后，是80年代“新启蒙”的积极参与者，从美国回来才几个月，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眼前的事实。他也不去劝俞敏洪母子，白着眼，拂袖而去。他是读书人，大学时便立志介绍西方文明以启蒙国人，欲终身当北大教授而不可得，出国怀乡，六年奔忙生计，为洋人打工，购书、读书、写作不辍。在他眼里，俞敏洪不啻是旧礼教的牺牲品。大庭广众之下跪在不讲理的母亲面前哭，难道不是耻辱？　　徐小平跟王强的情况不同。他既是俞敏洪的兄长，又是俞敏洪的老乡，回国后住在俞家半年，深知俞家母子、婆媳、夫妻之间复杂的关系。他跟俞敏洪虽然都是独子，但是他“在家是少爷”，是可以撒娇撒泼的，俞敏洪在母亲和老婆面前“撒娇撒泼”别说做过，想都没有想过。新东方除了王强，包括徐小平，所有元老都有帮助俞敏洪减压、哄老太太高兴的自觉和义务。俞敏洪也在非正式的场合请大家多多包涵，多多关照，“先让一让，感谢大家”，“感谢朋友们对我老妈的容忍”。　　徐小平想去劝，走近看得明白，老太太捂着脸哭，手指却露着缝观察俞敏洪。(未完待续)[ 置 顶 返回目录 ]50 没脾气（ 本章字数：2280 更新时间：2006-10-25 13:43:44）作者：卢跃刚　　徐小平做过让老太太高兴的事情，但是他内心并不高兴。他觉得是被捏着鼻子做的，不是自愿的，发自内心的，而是权宜之计。他们在西方生活没有这种习惯，虽然他们都曾经接受过老太太的恩惠和帮助，都知道老太太有农村人朴实、善良的一面，也知道老太太精明、有控制欲的一面。再伟大的“爱”变成了占有和控制的理由，便成了重负、累赘。如果仅仅局限在家庭或家族内倒还罢了，如果影响到了企业，影响到了大家的共同事业，影响到了文化理念，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徐小平早期还谈不上批判，因为他得到俞敏洪家族的恩惠最多，而且他的地盘独立，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在俞敏洪家里住的时候，他经常陪着老太太聊天，老太太那套陈谷子烂芝麻翻来覆去地讲，“一直到看见老太太就怕，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太太找谈话，躲得远远的，偶尔碰上了，寒暄几句赶快逃”。　　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对俞敏洪提出批评：“敏洪以这种孝道的名义容忍他妈这样，很大程度上违反了一个最高级的原则，最神圣的原则。新东方是私人财产，但不是你家族的财产；新东方是我们理想的家园，但不是你的农家小院。我们是在与俞敏洪共事，与我们所倡导的北大精神、新东方精神共事，不是与俞敏洪家族共事。”　　她说俞敏洪不把老家来的人当人。不对。　　1991年俞敏洪离开北大，刚刚办完手续，学校就上门，要求一个星期内必须从只有几平米的筒子楼里搬出去。他先是搬到海淀区六郎庄的农民家里，叫农民孩子换房租，先后搬了好几个地方。听说青龙桥一个农民要卖房子，他去看，两万块钱三间房，跟他江阴老家的房子一样大，还有一个小院，院子里有两棵大枣树。“我想起鲁迅先生的文章：我家的院子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他说，“冲着那两棵枣树，我买了房子。”　　其实不是他花钱买的房子，而是阿婆出的钱。　　买了房子没钱请人修，就自己修。“我在农村干过泥瓦匠的活，自己砌墙，自己翻瓦，大冬天的，天气很冷。当初我还写过一篇散文，秋天打完枣子以后，树叶也被打下来了，树枝低垂头丧气，结尾是这样写的，枣子打掉了，枣树像是失去了孩子的母亲。枣树现在还在，每年能打一百多斤枣子。房子我没卖，给那些老家来的乡下人住，他们每年打完枣子，给我端一大盆来。”他说。　　俞敏洪一家在青龙桥住了两年半，冬天冷，夏天热；冬天煤气熏人，夏天蚊子咬人。1994年老婆怀孩子，年底大肚子，第二年2月生，平房呆不住了。而且，老妈跟老婆闹别扭，经常拌嘴，不能住一块了。老婆老妈两边夹磨他，谁都不敢得罪，非得打架离婚不可。一咬牙，俞敏洪拿出1994年赚的钱在圆明园背后上地小区买了两套房。可是上地小区治安不好，1998年、1999年两次被劫匪入室抢劫，老妈说，上地不能住了，想去四环路边的一个小区买个大房子，与俞敏洪住一块儿。俞敏洪吓得魂飞魄散，坚决反对。买房子可以，买一套住一块儿不行。在他的坚持下买了两套房子，2000年2月份住进去。为此，老太太伤心了半年，说俞敏洪不要她了。　　那么，青龙桥一个院子，上地两大套房子，二三百平米卖了吗？　　俞敏洪说：“没有卖，我的工作人员住在那里，白送给他们住了。都是最底层的工作人员。所以下边的人对我特忠诚。这些外地人太不容易了，为了谋生跑到北京来，总要一点一点照顾，能照顾几个就照顾几个。当时新东方工作人员只有一百多个，我对他们的关心总是无微不至的。现在六百多个了，关心不过来了，到了必须用制度来关心的时候了，做人力资源，做社会福利保障。我从最狭义的农民走到这一步很不容易，但是后边的路比前边长多了，让我感到特绝望。”　　俞敏洪本性善良，不是那种苦出身乍富后压迫苦出身的恶人，也不是财大气粗对谁都发狠耍横的人。恰恰相反，他对谁都赔不是赔小心，处处看别人的眼色行事。外人看起来都觉得有点过了。　　他不是没有脾气，不过他发脾气发泄的方式和场合与别人不同。　　比如，他老妈生气，拿刀去砍他的办公桌，他不敢说话，不敢顶嘴，等她耍，等她骂。别人把老太太拉走后，他来劲了，顺手抄起秘书办公桌上的苹果往墙上砸过去，砸了个果浆四溅；再端起笔记本电脑往地上摔，摔了个稀巴烂。　　他气糊涂了，笔记本电脑里有他的一本书稿，两年多熬更守夜的心血呵。　　在场者莫不大惊失色。　　老太太听说俞敏洪砸电脑，不以为然地说：“哼，砸电脑，有本事当着我的面砸啊。里面还有书呢。对我有意见，对着电脑发脾气，算什么!”　　因为老太太，俞敏洪已经砸了两部笔记本电脑、一部手机；手机砸在王强的车上，砸得王强直心疼。　　比如，有一天他老婆发烧，俞敏洪因为工作回来晚了，老婆生气不开寝室门，他就用脚踢门，踢不开。当时徐小平住在他家，他叫上徐小平，“哥们儿，咱们出去走走。”　　外面下着大雨，俞敏洪和徐小平开车往北，在风雨中狂奔，往北的路不好，坑坑洼洼，俞敏洪也不减速，叮铃光啷往前开。　　出城后迷路了，前面漆黑恐怖。　　“当时我吓死了。”徐小平说。“敏洪说要去十三陵，我有幽闭恐惧症，小时候最害怕晚上出去，最害怕去坟墓，还要晚上去坟墓。天那么黑，像关在了电梯里。我平时上电梯，会本能地去找紧急制动钮。我心里骂，俞敏洪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但是没有办法。”　　俞敏洪开车，脸色很难看，一声不吭，好像徐小平不在似的，好像不是在开车而是在想事儿，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前方。外面的风雨，路上的颠簸毫无感觉。　　……(未完待续)[ 置 顶 返回目录 ]51 小猫与老虎（ 本章字数：2193 更新时间：2006-10-25 13:44:10）作者：卢跃刚　　现在好了，老婆去了异国他乡，老太太也渐渐消停了，答应退出新东方。当然，也只是答应了。老太太并不放心。　　普华永道进入新东方，2001年4月10日。负责人谢韬召集新东方中层以上干部开会，老远看见一个老太太坐在后面。　　会后他问：“后面坐的老太太是俞敏洪老妈吗？”　　老太太说：“我要来看看世界一流的大公司都说些啥。”　　旁边的人窃笑：这农村老太太能听懂个啥？　　她要来听，谁都挡不住。她不是要听个究竟，也听不懂个究竟，她要的是台上坐着俞敏洪、台下坐着俞敏洪母亲的感觉，要的是新东方主事的人、包括她儿子注意到她的存在。　　杨六郎掠阵杀敌，后面不是镇着一个佘太君？　　她最担心的是这帮家伙分新东方学校。新东方高层冲突的核心，除了观念和文化冲突外，其中很大的部分就是大家想分学校的利润，甚至要不顾后果地分学校的预收款，而俞敏洪坚决反对。　　俞敏洪害怕母亲孤独生事，专门嘱咐在新东方工作的家里人陪母亲，给副校长李力和办公室主任李松华布置任务，随时招呼着母亲。　　老太太身边有一个庞大的安抚队伍。俞敏洪可谓用心良苦。　　但是不解决问题。老太太要的是俞敏洪，要跟俞敏洪住一块儿，像小时候那样，给他洗衣服，给他做饭，嘱咐他冷暖。她至今还固执地认为，只有她的爱是真实的，可靠的，没有她时时刻刻的爱，没有她形影不离的帮忙，俞敏洪还会受苦受罪，还会被人欺负。见不着俞敏洪，再多的人陪伴也孤独。　　她知道俞敏洪在躲避她，害怕俞敏洪不要她了。她害怕孤独。　　2001年5月28日，她突然打电话邀请李力，邀请她上山，到大觉寺旁的新东方住宿部给“老虎”过生日，并要她通知李松华一块儿去。　　“阿婆，给老虎过生日？”　　“对，给老虎过生日。老虎满月了”。　　“阿婆什么时候养过老虎呀？”　　老虎？老虎是国家一类保护动物呀？阿婆从哪里搞来的老虎呢？　　大家一肚子狐疑上了山。　　原来阿婆的住宿部食堂养了一只大白猫，生了三只小猫，两只白的，一只花的，要送人，阿婆不让，要食堂养着。　　“猫就是老虎呀。”阿婆说。　　食堂归阿婆管。阿婆的指令当然不能怠慢，顿顿好伙食伺候着，小猫一个个长得胖胖的。阿婆摸摸这个，摸摸那个，好生喜爱。　　她给“老虎”们办了三桌席。酒席很隆重，花了1000多块钱，四瓶“红星”二锅头，一大堆凉菜，20多斤鸡蛋面，有新东方的校领导，20多个食堂职工。　　阿婆穿衣服裤子都是十几块钱一件的，办酒席可舍得花钱。　　俞敏洪小名叫“老虎”。看着小猫，如同看见“老虎”，看见俞敏洪？　　自从2000年5月新东方公司化改造以来，阿婆就没有高兴过。她认为俞敏洪是败家子，把辛辛苦苦挣来的新东方学校给分了。　　为这事儿，她在家里不吃不喝，哭了三天三夜，谁都劝不好。　　老太太对“分学校”捶胸顿足，泪水洗面，半年不理俞敏洪。　　其实，阿婆认为成立公司是为了“分学校”的认识某种意义上并不错。大多数小股东们积极促成公司化改造，其根本是为了保护产权，保护他们共同创造的新东方学校的利益，推动新东方和俞敏洪的现代化改造，让新东方走出家族阴影。他们希望俞敏洪尽快提升。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极其复杂的原因，一些小股东在大多数时间里，眼睛紧紧地盯着新东方这口大锅里的肥肉，虚议开拓，实议分肥，遭到俞敏洪顽强的抵抗。　　由此引起对俞敏洪的信任危机。小股东利益集团跟俞敏洪的矛盾公开化，不管是私下里，还是有外人在场的公开场合，猛烈攻击、批判俞敏洪，像俞敏洪母亲一样地不给俞敏洪面子和尊严。　　此时俞敏洪众叛亲离，始料不及。　　到底是哪儿出了毛病？　　徐小平、王强们是袋鼠，俞敏洪是山龟。袋鼠说，我们要跳越。山龟说，我们要渐进，我们脚下的土地不是澳大利亚自由驰骋的荒漠和丛林，而是中国路途遥远的沼泽。　　山龟在袋鼠的驱赶、压迫下跃跃欲试，然而，跳越何其难。　　无论什么情况发生，无论是哪方面的挑战，无论受到怎样的误解和侮辱，俞敏洪都忍了。在家乡江阴的长江岸边，望着对岸的灯火和来往的轮船，他对所发生的一切有自己的解释：“有的时候某一刻的经验只对未来有意义。但是有一个区别，你如果比较认真地面对正在做的每一个事情，无论是什么样的痛苦和欢乐，累积起来，就会对未来有意义。很多人只追求那一刻，那一刻有的时候是靠不住的。一些人某些经验为什么没有变成财富，成了失败者，就是经验在那一刻断了。如果我童年的苦难，高考的努力，只在北大当一名普通的老师，过去的经验就断掉了。我在新东方找到了把过去的经验延续过来的舞台，把承受力延续过来的舞台，使我能够在办新东方的过程中包容别人的错误和缺点，能够把暂时的屈辱和误解吃进肚子里去。我对重大问题有方向感，我对包括我母亲在内的人容忍，我认为不是一种软弱，而是一种心境，或者是对团队的渴望，对未来的一种渴望。”　　俞敏洪处理新东方事务，平衡各种利益关系，除了他所说的“渴望”，还有恐惧，时刻跟随着他的、摆脱不掉的恐惧。因为新东方学校1993年成立到现在，一直埋藏着危机，一系列危机。(未完待续)[ 置 顶 返回目录 ]第六章 洗牌52 为了告别的聚会（ 本章字数：5430 更新时间：2006-10-25 13:45:03）作者：卢跃刚　　2001年8月28日晚，北京翠宫饭店九楼会议室。监事会主席包凡一召集新东方紧急董事会，议题是讨论王强辞去新东方“报名系统”领导小组组长职务，辞去新东方董事会董事职务，转让他所持有的新东方股权并离开新东方。　　第一次参加新东方高层议事的董事杨继说：“这两天新东方办公大楼四层空空荡荡，情绪有点古怪。今天的事情对我来讲，如同晴天霹雳。”　　其实，在场的大多数人都如同晴天霹雳。　　新东方风云突变，正面临可怕的分裂局面。　　主持人发言后，王强第一个发言。　　这位前北大艺术团团长的发言努力控制着语气和节奏，抑扬顿挫而不失其平时演讲的华丽色彩。这正是对英语讲课自视甚高的包凡一望尘莫及之处。包凡一说：“都说王强讲课好，如果光说讲英语的水平，我能赶上王强，可是王强讲课的表演能力，我一辈子也赶不上。”　　20年前，王强站在北大的舞台上，扮演轰动北大校园的“活的音乐史”的串场教授，他浑厚的男中音给北大学子留下了深刻印象。新东方董事会成员中，俞敏洪、徐小平、包凡一，列席会议的普华永道公司代表谢韬曾经是“活的音乐史”的导演和观众。他们太熟悉王强了。　　此时的王强像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个悲剧人物在念一大段感人肺腑的独白：　　“感谢大家听我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发言。这是大家聆听到的新东方的最后发言……”　　王强的开场白很讲究。所谓“第一次”，是指王强认为自己辞职已经生效的第一次；所谓“最后一次”，是指俞敏洪能听到他王强的批评是最后一次。今后俞敏洪还有没有直面的批评就不好说了。　　“(5年前)我回来，放弃家庭、感情，开创了基础英语学院、新概念英语、教学软件。我把最精华的东西贡献出来的时候，现在却要离开新东方这条大船，跳进海里，划一只小舢板，出去重新挣第一块钱。我的选择意味着什么？”“(我到新东方)顶着跟个体户合作的压力，在中关村二小九平米的房子里，就是想证明我是对的。”　　但是，他在新东方还能看到、感受到俞敏洪“家族制”的影子。“我不愿意为一个家族牺牲。老俞不能超越他老妈，这是我离开的重要原因。”　　王强还站在道德立场上对俞敏洪的一些作为提出了严厉批评。　　面对大家的真切挽留，王强哽咽了：“为了给老俞敲响真正的警钟，我也要走……恰恰我在外面，老俞才能记住今天晚上……老俞才能成为伟人……老俞不能懈怠呵……我在外面挂着你，你才不敢懈怠……我要追求自由，追求无拘无束的生活。”“新东方可以没有我，但是不能没有老俞。对新东方，我对媒体闭嘴。请大家放了我。”　　王强掩面痛哭。“大家的痛苦是暂时的，我的痛苦将是永恒的……我要卖掉我的房子回美国，回家……我太爱这个地方了……我想起我的孩子，我就想……但是我要走了……这是真的……老俞，我真想让你变成一个光明正大的人……我真希望你成为蔡元培……”　　王强还希望俞敏洪成为柳传志(能够审时度势，识人让贤)；“立刻烧掉《三国演义》，宁愿读《水浒》，至少可以成为宋江。”　　徐小平随即递上“辞呈”，辞去董事职务，表示对王强的支持，对俞敏洪施加压力。这只是一种姿态。20天后，9月19日的董事会上，徐小平拒绝了俞敏洪让他任副董事长的动议，收回了董事的辞呈，接受了战略小组长的任命。　　王强的长信在交给俞敏洪之前，分别复印给了徐小平、杜子华、包凡一备案。　　徐小平的发言激烈而夸张，如果说王强的发言带着修辞和意境的华丽，徐小平则是辞藻和论辩的华丽。他们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来表现艺术家气质——个性张扬的魅力或痼癖。如果把他们用艺术流派归堆站队，那就是无处不在的“表现主义”，不在乎对象怎么听，只在乎自己怎么说。“怎么说”就是目的。　　他的发言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回溯新东方的历史，批判俞敏洪；二是如果新东方还有救的话，也为了“对得起北大，对得起朋友”，俞敏洪“离开新东方一段时间”，出国进修留学，“成为新人”。　　但是徐小平并没有界定“新人”的标准，“离开新东方”是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