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4

六　生活的纯洁　　这里讲一个并非节外生枝的小小数学问题。　　把一根绳子绕成圈，如图：　　（图1略）　　圆圈中各条直径当然是相等的。　　AB=CD=EF=GH，以次类推。　　但是，轻拉绳子两边，圆圈就变成了椭圆形，完美的平衡被破坏，各条直径乱七八糟。AB和EF等几条线段大大缩短了，其它线，尤其是CD，却增长了。　　现在把数学问题用到历史中。为了便于阐述，我们先假定：　　（图2略）　　AB代表政治　　CD代表商业　　EF代表艺术　　GH代表军事　　图I是完美的平衡，所有线段都长短一致，对政治的关注与对商业、艺术和军事的关注基本相等。　　但是图II（它不再是圆圈了）中，商业受到特别优待，代价是政治和艺术几乎完全销胜匿迹，而军事却略长了一些。　　或者使GH（军事）成为最长的线段，而其它的都趋于消亡。　　这就是解答许多历史问题的灵巧钥匙。　　试一下希腊这把锁。　　（图3略）　　希腊人在短时间内还能够保持各行各业的完美圆圈。但是，不同政党之间的愚蠢争吵很快发展得不可收拾，无休无止的内战耗尽了国家的精力。士兵们不再是被用来抵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家。他们受命向国人开火，因为这些人投了另一个候选人的票，或者想稍微变通一下征税法。　　商业是这类圆圈中最重要的直线，它第一次感到步履维坚，最后完全走投无路，便逃向世界的其它地方了，因为生意在那里还比较稳定。　　贫穷从前门进城，艺术便从后门溜走，从此不再露面。资本乘坐一百海里内最快的航船逃之夭夭。随着智力活动成为昂贵的奢侈品，好学校也维持不住了。最优秀的教师赶忙奔往罗马和亚历山大。　　剩下的都是那些二等货色，靠传统和常规过活。　　这都是因为政治的线段超出了比例，平衡的圆圈遭到破坏，其它线段，艺术、科学、哲学等等，都化为乌有。　　如果把圆圈的问题应用于罗马，你就会发现，那条叫“政治权力”的特殊线段不停地增长，最后把所有别的都挤掉了，筑成共和国荣耀的圆圈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条细细的直线，这就是从成功到失败的最短距离。　　再举一例。如果你把中世纪教会的历史纳入这个数学中，就会发现下面的情况。　　最早的基督徒曾经极力保持行为圆圈的完美。也许他们忽略了科学的直径，不过既然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生活不感兴趣，也就未必要求他们多么关心医药、物理或天文。他们只想为最后审判日做好准备，这个世界他们眼里仅仅是通往天堂的前厅，有用的学科对于他们当然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不过，基督的其它虔诚的追随者想方设法（尽管很不完备）要过好日子，他们勤奋刻苦，慈善宽厚，大仁大义，诚实正直。　　然而，众多的小社团一结为一个大组织，新的世界性责任和义务便无情地破坏了原来精神圆圈的完美。他们的信仰是建筑在贫穷和无私的原则基础上的，半饥半饱的木匠和采石工人觉得遵守这样的信条还很容易。可是罗马皇位继承人、西方世界的大祭司和整个欧洲大陆最富有的财主却不能象波美拉尼亚或西班牙省镇的小执事那样过节衣缩食的生活。　　用这一章的术语讲，代表“世俗”和“对外政策”的直径伸展得太长，代表“谦卑”、“贫穷”、“无私”和其它基督教基本美德的直线已经短得微乎其微了。　　我们这一代人谈论到中世纪的愚昧时总带着一种同情感，知道他们生活在一团漆黑之中。的确，他们在教堂里点腊烛，在摇曳不定的烛光下安歇，没有几本书，连许多在如今小学和较高级精神病院里教授的东西茫然无知。不过，知识和智力是全然不同的两回事，这些优秀的自由民很聪明，建立了我们现在仍然采用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　　他们在很长的时间里面对许许多多对教会的恶毒诋毁似乎束手无策，我们对他们的评价还是留点情吧。他们至少对自己的信念还是充满信心的，与他们认为错误的东西拼斗到底，把个人幸福和舒适置之度外，还常常在断头台上了解自己的一生。　　除此之外的事情我们就无从得知了。　　确实，在公元一千年中，很少有人为自己的思想而牺牲。不过这不是因为教会对异端的反感不如以前强烈，而是因为它有更重要的事情，顾不上在相对无害的持不同观点者身上费时间。　　首先，在欧洲许多地方，奥丁神和其它异教神仍然是最高的统治。　　其次，发生了一件很不妙的事，几乎使整个欧洲陷于崩溃。　　这件“不妙的事”就是，突然出现了一个新先知，叫穆罕默德；一群人追随一个叫“真主”的新上帝，他们征服了西亚和北非。　　我们孩提时读到的文学充满了“异教狗”和土耳其人残酷恶行的故事，这使我们留下印象，觉得耶稣和穆罕默德各自代表的思想是水火不相容的。　　其实，他们俩是同一种族，说同一语系的方言，都把亚伯拉罕奉为始祖，都追溯到同一个在一千年前矗立于波斯湾畔的祖籍。　　两位大师的追随者是近亲，却又怒目而视，虎视眈眈，他们之间的战争已经打了十二个世纪，到现在还没有平息。　　现在再做“假如”的猜想是白费力气，但的确曾有一回，罗马的头号敌人麦加差一点接受了基督信仰。　　阿拉伯人象所有沙漠居民一样，把大量时间用在放牧家畜上，因此有充裕时间讲行默祷。城里人可以在终年不断的乡镇市场的乐趣中陶冶灵魂，而牧民、渔民和农夫却过着孤门寡居的生活，缺少一种比热闹和刺激更实际的东西。　　阿拉伯人期待拯救，还尝试过好几种宗教，不过他们明显偏爱于犹太教。这原因很简单，因为阿拉伯尽是犹太人。公元前十世纪，索罗门国王的大批臣民受不了沉重的赋税和统治者的专横，逃到阿拉伯。到了三百年后的前五八六年，尼布加尼撒征服了犹太人，大批犹太人第二次涌向南部的沙漠。　　犹太教由此传播开来。犹太人只追求唯一真正的上帝，这与阿拉伯部落的志向和理想不谋而合。　　稍微读过穆罕默德著作的人都知道，麦地尼特从《旧约》中借用了大量智慧之言。　　以实玛利（与母亲海加一起埋葬在阿拉伯中部犹太神殿中的至圣所）的后裔并不敌视拿撒勒的年青改革者的思想。相反，耶稣说只有一个上帝，是所有人的慈父，他们也如饥似渴地相信了。他们不愿意接受拿撒勒木匠的追随者喋喋不休宣扬的所谓奇迹。至于复活，他们干脆就不相信。不过，他们还是倾向于新信仰，愿意给它以一席之地。　　但是，穆罕默德在一伙狂热的基督徒手里吃了不少苦头。这伙人缺乏判断力，没等他开口就斥责他是骗子，是伪先知。这件事，加上迅速广为流传的认为基督徒是信仰三个而不是一个上帝的偶像崇拜者的说法，终于使沙漠居民对基督教嗤之以鼻，他们宣布自己热爱麦地那的赶骆驼人，因为他只讲一个上帝，而不是抬出三个神来混淆视听，一会儿合为一个上帝，一会儿又分为三个，全凭当时形势和主持教士的眼色行事。　　这样，西方世界便有了两种宗教，都说自己信奉的是唯一真正的上帝，都把其它上帝贬为骗子。　　这些观点上的冲突很容易引起战争。　　六三二年，穆罕默德去世了。　　在不到十二年的时间里，巴勒斯但、叙利亚、波斯和埃及相继被征服，大马士革成为大阿拉伯帝国的首都。　　到六五六年底，北非沿海国家都把真主做为天国领袖，穆罕默德从麦加逃到麦地那后不到一个世纪，地中海变成了穆斯林的一个湖，欧洲和亚洲的一切交往都切断了，直到十七世纪末期，欧洲大陆一直处于包围之中。　　在这种环境中，教会要把教旨传往东方是根本不可能的。它能希望做到的只是保住已经取得的成果，它选中了德国、巴尔干各国、俄国、丹麦、瑞典、挪威、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作为进行深入精神开发的肥沃土地，而且总的说来大获成功。偶尔也有象查理曼那样桀骛不驯的基督徒，心肠倒是不错，就是不够文明，用暴力手段屠杀了热爱自己的上帝而摈弃外来上帝的臣民。不过，基督传教士大都是受欢迎的，因为他们诚实正直，宣讲的东西简单明确，易于理解，为充满流血、殴斗和拦路抢劫的世界带来了秩序、整洁和仁慈。　　前方捷报频传，但是教会帝国内部却祸起萧墙。（用本章开始时的数学概念讲）世俗的线段不断加长，最后教会的精神因素完全成为政治和经济思想的附庸；尽管罗马的权力日益膨胀，对以后十二个世纪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崩溃瓦解的迹象已经露头，老百姓和教士当中的智者商人也看出了这一点。　　现在北方的新教徒把教堂看成一座房子，七天中有六天空荡无人，每星期日人们去听布道和唱赞美诗。我们知道一些教堂里有主教，偶尔主教们在城里开会，那时我们周团会有一群面孔和善的年老绅士，衣领都翻到后面。我们从报纸上得知他们已宣布提倡跳舞，或反对离婚。以后他们又回到家里，周围的生活依然是那样平静幸福，无忧无扰。　　我们现在极少把这种教堂（即使它与我们形影不离）与我们的生死以及所有社会活动联在一起。　　政府当然完全不同，它可以拿走我们的钱，如果觉得社会需要，还可以杀死我们。政府是我们的所有者，是主人，但通常所称的“教会”却是可以信赖的好朋友，即使与它发生争执也无关紧要。生争执也无关紧要。　　但是在中世纪，情况迥然不同。那时的教会看得见摸得着，是非常活跃的组织，呼吸着，存在着，用种种政府做梦也想不到的办法决定着人的命运。第一批接受慷慨王储馈赠的土地、放弃古老的贫穷理想的教皇，很可能没有预见到这个政策会导致的结局。起先，由基督的忠诚追随者向圣徒彼得的后裔赠送一点凡物俗礼似乎有益无害、合情合理。但是仔细想一想，从约翰格罗斯到特莱比松，从迦太基到乌普拉沙，到处都有复杂的监督管理体制，有成千上万的秘书、牧师和抄写员，再加上各个部门数以百计的大小头目，他们都要住房、穿衣、吃饭。还有横穿整个大陆的信使的费用，今天去伦敦、明天去诺夫格勒的外交使臣的旅行费用，以及为了保持教皇信使与世俗王储在一起时衣着毫不逊色所必需的花费。　　回顾一下教会本来代表什么，思考一下如果环境再好一些会出现什么情况，这种发展委实是极大的遗憾。罗马很快变成了巨大的国中之国，而宗教色彩却只剩下断编残简，教皇伊然成为世界独裁者，与他相比，古代皇帝的统治反倒显得宽仁大度了。　　教会的成功所向披靡，但到了一定程度，便出现了一些障碍，遏制了它统治世界的野心。　　主的真正精神又一次在民众中掀起轩然大波，这对于任何宗教组织都犹如眼中钉。　　异教信徒已经司空见惯了。　　可能引起人们反对的单一信仰统治一出现，也就有了持异见者。争执与教会同日问世，它使欧洲、非洲和西亚在数世纪内互怀敌意，虎视耽眈。　　不过，撒比利人、莫诺菲人、马尼卡人和内斯特教派之间血腥的争斗在本书中是不值一提的。一般来讲，各个教派都是鼠肚鸡肠，阿瑞斯的追随者与雅典娜的信徒都专横暴虐，是一丘之貉。　　况且，这些争执总是围绕着的神学中很不起眼的只言片语，现在已经逐步被遗忘了，我不想把这些玩艺再从坟墓中抢出来，在这本书里损时耗力挑起神学的战火。我写下这些，是想告诉子孙后代祖先不惜生命为之奋斗的知识自由的理想，告诫他们不要蹈循导致两千年沉痛灾难的傲慢的教条态度和独断独行。　　可是到了十三世纪，情况大为改观。　　异教信徒不再只是持异见的反对者，为《天启录》中个别词句的误译或错拼了圣约翰的一个字母而固执己见。　　他成长为战士，维护奥勒留当政时期拿撒勒村庄中的一位木匠为之而死的理想，而且，他的姿态俨然是唯一真正的基督徒。　　七　宗教法庭　　一一九八年，塞格尼公爵洛太里奥继在位没几年的保罗登上了教皇的宝座，这就是英诺森三世。　　他是所有主宰拉特兰宫的最显赫的人物。他就位时三十七岁，是巴黎大学和布伦大学的优等生，富有、聪明、精力充计。雄心勃勃，善于使用权力，堪可问心无愧地宣称，他“不仅管理了教会，而且还左右了整个世界”。　　他把驻罗马的帝国官吏赶出城去，再次征服了由帝国军队控制的那部分巴尔干半岛，最后把皇位继承人逐出教会，使那个可怜的王子身陷困境不能自拔，乖乖地放弃了阿尔卑斯山东面的领地。这样，洛太里奥使意大利从日尔曼人手中解脱山来。　　他组织了闻名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不过压根儿没去“圣地”，而是奔向君士坦丁堡，手戮了城里的大批居民，把金银财宝掠夺一空启示或“绝对精神”的活动；主观唯心主义认为认识来自人，干得太令人发指了，以至后来到希腊港口的十字军士兵无不忧心忡忡，生怕被当做亡命徒送上绞架。英诺森三世倒也表示过不赞同这种使德高望重的少数基督徒心灰意冷的悲惨行径。不过他是个务实分于。他很能看风使舵，让一个威尼斯人去当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这聪明的一招使东正教又一次落入罗马的魔爪，同时又赢得了威尼斯共和国的好感，从此威尼斯共和国把拜占庭领地看成是自己的东方殖民地，肆意发号施令。　　在精神方面，教皇也是个造诣深邃、手腕圆滑的人物。　　教会经过近一千年的踌躇不决，终于下决心，认为婚姻不只是男女之间的民事契约，而是一桩圣事，只有在神父当众祝福后才生效。法国的菲力浦·奥古斯特和莱昂的阿方索四世曾经一意孤行，按照自己的好恶治理国家，但很快就得到警告让他们记住自己的职责，由于他们一生处世小心，便立即按教皇的旨意行事了。　　甚至在北方高地，尽管基督教刚刚传入，人们也明确意识到谁是真正的主人。哈康四世国王（同伙海盗们习惯称他为“老哈康”）刚刚征服了一个小帝国，除了他所在的挪威外，还有苏格兰的一部分、整个冰岛、格陵兰岛、奥克尼群岛和海布里地群岛子衍》、《庄子通》等。参见“伦理学”、“美学”、“文学”、，但他在旧天主教堂加冕之前，也必须向罗马法庭把自己复杂的身世原原本本讲清楚才行。　　年复一年，教会的势力根深蒂固。　　保加利亚国王一味屠杀希腊战俘，偶尔还折磨拜占庭的皇帝。他根本不对宗教思想感兴趣，可是还千里迢迢跑到罗马，卑躬屈膝地恳求教皇承认他做臣仆。在英格兰，几个男爵搞出条条框框来约束皇上，教会便不客气地声明他们搞的宪章无效，因为“它是依仗武力获取的”；接着又由于他们给世界带来的那份著名的文件《大宪章》而把他们逐出教会。　　所有这些都表明，英诺森三世不会轻易放过朴实的纺织工和胸无点墨的牧羊人提出的要求，因为他们对教会的法律提出了质询。　　不过，到底还有一些人能鼓起勇气，做了我们将要看到的事情。　　异端邪说这个题目实在费解。　　异教徒大都是贫苦大众，没有什么搞宣传的才能。他们偶尔写几本小册子阐述见解，以保护自己打击敌人，但是马上就会被当时掌权的宗教法庭派出的机敏鹰犬抓住把柄，大祸临头。他们的敌人为了杀一儆百，欺世惑众，也写文章披露“新撒旦的反叛”，我们对异端邪说的了解都是从这些文章和审判记录中略知一二的。　　结果，对这些人的复杂形象，我们通常得到的是这样的印象，他们都是些使体面人闻之欲呕的小人，他们披头散发，衣裳褴褛，住在最下层贫民窟的空地窖里，拒不沾崇高的基督食品，一味吞嚼菜帮菜叶，只喝白水，对女人避而远之，念念有词地叨唠救世主第二次下几的预言，责骂教士的庸俗和邪恶，还恶意攻击万物的内在规律。　　当然，许多异教徒的确今人讨厌，这也许是自命不凡的人的天命。　　很多人以非神圣的热情追求神圣的生活，脏得象个魔鬼，臭气冲天，那些关于真正基督存在的怪诞思想把乡村的平静生活搅得鸡犬不宁。　　不过，他们的勇气和诚朴还是值得赞许的。　　他们所获无几，却失去了一切。　　一如既往，他们一事无成。　　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趋于组织化。最后，就连根本不相信组织的人为了有所成就也要成立一个“无组织促进协会”。喜爱神话、沉缅于感情的中世纪异教徒也不例外。他们谋求生存的天性使他们聚在一起，一种不安全感迫使他们在自己的神圣教旨外面裹上于几层玄奥莫测的礼仪做掩护。　　但是，忠诚于基督教会的公众却不能区别这些教派。他们把所有异教徒混为一谈，称他们是肮脏的摩尼教徒或用其它不恭的字眼，以为这样就能一了百了。　　这样，摩尼教徒成了中世纪的布尔什维克，当然我不是说当时有一个纲领明确的政党，象数年前在俄帝国建立的统治力量一样。我是指一种含混不清的谩骂，如今的人也用它来诅咒房东，因为房东如果嫌开电梯的小伙计没有把电梯停在适当位置，就要向他要房租。　　在中世纪的上等基督徒眼里，摩尼教徒是最讨厌的家伙。可是他们又没有真凭实据进行审判，便以道听途说之词施以诽谤。这个方法在私下聚会中倒颇有成效，比一般的法庭审判还快一些，但常常欠准确，导致了许许多多冤案。　　可怜的摩尼教徒的情况愈变愈糟，因为创始人波斯人摩尼是宽厚和仁慈的化身。他是历史人物，生在三世纪前叶一个叫艾克巴塔娜的小镇子里，父亲帕塔克是有影响的财主。　　他在底格利斯河畔受过教育，青年时代所处的环境就象如今的纽约一样，集世界风云、语言混杂、道貌岸然、不信上帝和追求实利，并充满空想。在从东方、西方、南方和北方熙熙攘攘来访美索不达米亚大商业中心的人群中，各种异端、宗教和教派都有自己的追随者，摩尼倾听着各种说教和预言，把佛教、基督教和犹太教混在一起，再掺上一点古巴比伦迷信，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哲学。　　如果不考虑摩尼教徒有时把教义扯向极端，那么摩尼只是复苏了古代波斯神话中的好上帝和坏上帝的说法。坏上帝总是与人的灵魂作对，摩尼把万恶之神与《旧约》中的那和华联在一起（于是那和华变成了魔鬼），把万福之神看作马太福音中的“天父”。而且，（这里可以体会到佛教的影响）摩尼认为人的血肉之躯是邪恶龌龊之物，天性可卑，所有人都应该不断磨砺体肤，忍饥缩食，以期摈除自己的凡俗野心，才能不沦入万恶之神的魔掌，不被地狱之火烧为灰烬。他恢复了一大批禁忌，这不能吃，那不能喝，给追随者的食谱只是凉水、干草和死鱼。这后一项条令也许会使我们吃惊不已，不过教徒们一直认为海里的冷血生物对人的不朽灵魂损伤小一些，比陆地上的热血亲族强，这些人宁愿死也个肯吃一块牛排，而吃起鱼来却津津有味，毫无恶心厌恶之感。　　摩尼把妇女视为草芥，这也表明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东方人。他禁止信徒结婚，主张逐步灭绝人类。　　至于对犹太派创立的、洗礼者约翰发起的洗礼以及其它仪式，摩尼对之深恶痛绝。因而即将就职的圣职人员不必将身子浸入水中，而是要行按手礼。　　二十五岁那年，这个怪人开始向全人类解释他的思想。他首先来到印度和中国，获得相当大的成功。继而他转回故土，要把教义的祝福带给自己的邻邦。　　可是，波斯教士们已经感到超凡脱俗的教义的成功使他们失去了大宗秘密收入，于是转为反对摩尼，请求对他施以极刑。起先摩尼受国王保护，但是老国王死后，新国工对宗教事务毫无兴趣，把摩尼交给教士阶层裁决。教士们把摩尼带到城墙下，钉在十字架上，还把他的皮剥下来挂在城门上示众，以此警告对这个预言家的异端邪说感兴趣的人。　　随着与领导人物的激烈冲突，摩尼教会分崩离析了。但是预言家的零碎思想却象众多的精神流星，在欧洲和亚洲的大地上广为传播，在以后的世纪里在朴实贫苦的民众中引起巨大反响，民众不自觉地拣起了摩尼的思想，仔细审视它，发现它很合乎自己的口味。　　摩尼教是何时、怎样进入欧洲的，我也不得而知。　　很可能它是经过小亚细亚、黑海和多瑙河流传过来的。继而它翻过阿尔卑斯山，很快在德国和法国享有崇高声誉。新教义的追随者给自己起了个东方名字：凯瑟利，或者说“过纯洁生活的人”。苦恼的情绪迅速蔓延，以至在整个西欧，这个词与“异端邪说”相提并论了。　　不过请不要认为“凯瑟利”因此形成了一个固定教派，根本没人试图另立一种新教派。摩尼教的思想对许多人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这些人却又咬定自己只是基督教会的虔诚儿子。这使这种特殊形式的异端邪说非常危险，难以察觉。　　有些病菌的体积大得在省级卫生部门的显微镜下就能看到，相对来说由普通医生诊断由这轩病菌引起的疾病并不那么难。　　但是天神庇护我们不受在超紫外线照射下仍然能隐形匿迹的小生物的侵害，因为这些小东西还要继承世界。　　用基督教的观点看，摩尼教是最危险的社会瘟病，它使组织的上层人物的头脑充满恐惧，这在各种精神苦恼到来之前是体察不到的。　　这些话不过是些窃窃私语，然而早期基督信仰的最坚定支持者也的确表现出了这种病的征兆。就拿圣奥古斯丁来说，这个十字军的杰出勇敢卫士曾经一马当先摧毁了异教的最后堡垒，但据说他内心里却向着摩尼教。　　西班牙主教普里西林于三八五年被烧死了，他彼控倾向摩尼教，获得了《反对异教法》的第一个试刀鬼的荣誉。　　就连基督教会的头面人物也渐渐被可怕的波斯教义所吸引。　　他们开始劝告不懂神学的门外汉不要读《旧约》，最后在十二世纪还宣布了著名的条令：所有神职人员都必须保持独身。不要忘记，顽固的波斯理想很快在精神变革的主要人物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使最受人爱戴的艾西斯的弗朗西斯制定了具有严格的摩尼式纯洁的新修道院条令，为他赢得“西方释迦牟尼”的头衔。　　但是当自愿的贫穷和灵魂谦卑的高尚理想慢慢渗入大众心灵的时候，当皇帝与教皇的又一场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当外国雇佣军各自扛着镶有十字架和苍鹰的旗帜为地中海岸珍贵的弹丸之地拼杀得你死我活的时候，当大批十字军携带从朋友和敌人那儿掠夺的不义之财蜂拥回国的时候，当修道院长豢养一群阿谀之徒深居在穷奢极欲的宫殿的时候，当教士们乘马撞过清晨熙攘的人群去饱享狩猎早餐的时候，一桩不妙的事情已经注定要发生，而且真的发生了。　　毫不奇怪，对基督教现状的不满首先产生在法国的一个地方，那里的古罗马文化传统虽然维持得最长，但野蛮却没有能够融化在文明之中。　　从地图上可以找到这个地方。它叫普罗旺斯，包括地中海——隆河——阿尔卑斯山这样一个三角形。腓尼基人的殖民地马赛过去曾是、现在依然是这个地区的重要港口，这儿有不少富裕的乡镇和村落，有肥沃的土地、充足的雨水和阳光。　　当中世纪欧洲的其它部分还在洗耳恭听长头发的条顿英雄的野蛮故事时，普罗旺斯的民间歌手和诗人就已经发明了新的文学形式，为现代小说奠定了基础。普罗旺斯人与邻邦西班牙和西西里有着密切的商业交往，这使人们能够及时接触到科学领域的最新图书，而在欧洲北部，这种书却少得屈指可数。　　在这个国家里，再现早期基督教的运动在十一世纪的前十年就已趋明朗。　　但是无论怎样牵强附会，这些都不能构成公开反叛。在一些小村落里，一些人有时含蓄地指出，教士应该象教民那样朴素无华；他们拒绝随爵士们奔赴疆场（啊，多么令人怀念古代的牺牲者啊！）；他们要学一点拉丁文。以便自己阅读福音书：他们公然宣称不赞成死刑；他们否认“炼狱”的存在，而早在那稣死后六世纪，“炼狱”就被官方视为基督天国的一部分；而且（这是更重要的细节〕，他们不向教会交纳分文。　　只要一有可能，反对牧师权威的叛逆首领就会被察出来，如果他们拒不改悔，还会被偷偷地扫地出门。　　但是邪恶继续蔓延，最后不得不召集普罗旺斯各地的主教开会，商量采取什么行动阻止这场非常危险的煽动性骚动。他们的争执一直延续到一O五六年。　　这时已经清楚地表明，一般性的惩罚和逐出教会是徒劳无功的。要过“纯洁生活”的朴实乡民只要有机会在监狱铁窗里表现基督仁慈和宽厚的信条就高兴不已，如果有幸被判处死刑，江会象羊羔一样顺从地走向火刑柱。况且，一个牺牲者留下的位置总会马上被十几个怀抱圣念的新人填补上。　　教会的代表坚持要采用更残酷的迫害，而地方贵族和牧师（由于了解老百姓的本意）则拒绝执行罗马的命令，他们抗议说暴力只能使异教徒以更坚定之心反对理性的声音，是白白耗费时间和精力。就这样，两方面的意见争吵了整整一个世纪。　　到了十二世纪末期，这场运动受到了来向北方的激励。　　在与普罗旺斯隔隆河相望的里昂小镇里住着一位商人，叫彼得·沃尔多。他严肃持重、心地善良、宽宏慷慨，满脑子只想追随救世主的榜样，都有些发痴了。耶稣曾经说过，让骆驼钻进针眼也比让富有的年轻人进天堂容易。整整三十代基督徒绞尽脑汁想弄明白耶稣说这话时的确切含意。彼得.沃尔多并没有这样，他读了这句话便深信不疑。他把自己拥有的一切都分给了穷人，然后退离商界，不再积攒新的财富。　　约翰写道：“汝等需自寻圣经。”　　二十个教皇评论了这句话，仔细小心地定出条条框框。规定在何等条件下一个俗人才能不经教士指点自己研究圣书。　　彼得·沃尔多可不这么看。　　约翰既然说了：“汝等需自寻圣经。”　　那么好吧，彼得·沃尔多就要自己读一读。　　他发现一些与圣杰罗姆的结论不相吻合的东西，便把《新约》译成自己的语言，把手稿散发到普罗旺斯各地。　　起先他的活动并未引起很大注意。他渴望贫穷的热情似乎没有危险。他很有可能被说服，为愿意过真正艰苦生活的人建立一种新型的修道院式禁欲条令，他还指责现存的修道院有点儿太奢侈太舒服了。　　罗马是很会为信仰热情过盛而常常闹出乱子的人找到适当发泄场所的。　　但是一切都要按照常规和先例办。如此说来普罗旺斯的“纯洁人”和里昂的“穷人”真是棘手万分。他们不仅不告诉教皇他们的所作所为，甚至还胆大包大地公然宣称没有职业教士的指点他们也能成为完美的好基督徒，罗马的主教在自己的司法权限之外没有权力告诫人们应该做什么和信仰什么，正如培尔塔利的大公爵或巴格达的哈里发也没有这种权力一样。　　教会当时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实事求是他讲，它等待了很长时间才最后决定诉诸武力根除这些异端邪说。　　但是如果一个组织基于的原则是：只有一种正确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其它的都是臭名昭著人所不耻的，那么当它的权威受到质询时，它就必然会采取极端措施。　　教会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也就无法生存，这终于迫使罗马采取果断行动，制定出一整套惩罚条例，使以后的持异见者都心怀恐惧。　　阿尔比教徒（以阿尔比城命名的异教徒，该城是新教义的发祥地）和沃尔多教徒（因其创始人彼得·沃尔多得名）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并不高，因而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他们被选中做为第一批牺牲品。　　一个教皇的代表统治了普罗旺斯好几年，他把那里当作被征服的领土作威作福，结果被杀死了。这给英诺森三世的干涉提供了借口。　　他召集了一支正规十字军，攻击阿尔比教徒和沃尔多教徒。　　在四十天内志愿加入讨伐异教徒的远征军的人可以在欠债中免交利钱，可以赦免过去和将来的一切罪孽，也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不受一般法庭的审判。这些恩惠煞是可观，北欧的人正求之不得。　　攻打普罗旺斯的财丰物盛的城市能够得到精神上和经济上的报答，千里迢迢到东方的巴勒斯但打仗所能得到的好处和荣誉也不过如此，北欧人怎么会不去从军奔赴路程短一些的地方呢？　　那时“圣地”已被人们遗忘，法国北部、英国南部、奥地利、萨克森和波兰贵族绅士中的败类纷纷拥往南方以躲避地方长官，把已经空荡的钱箱重新装满，把一切灾祸部推在富裕的普罗旺斯人身上。　　被十字军绞死、烧死、斩首或大卸八块的男女老幼的数目众说不一，我也不清楚究竟有几万人送了命。各地在正式的执行大规模死刑后很少提供具体数字，通常都在两千和两万之间，视城镇大小而定。　　贝济埃城被占领后，十字军士兵分辨不出哪些是异教徒，哪些不是，左右为难。这个问题被送到随军的教皇代表精神顾问那里。　　这家伙说：“孩子们，干吧，把他们都杀死。主知道谁是良民。”　　有一个英国人叫西蒙·德。蒙特福特，是个久经沙场的正牌十字军。他残暴无比，嗜血成性，不断变出新花样杀戮掠夺。作为对他的“功绩”的报答，他得到了大片刚被他抢掠过的土地，他的部下也按“功”分得赏赐。　　剩下几个个免遭杀戮的沃尔多教徒慌忙逃入人迹罕至的庇耶德蒙山谷，建立了一个自己的教会，直至十六世纪的基督教改革运动。　　阿尔庇教徒的命运更糟。经过一个世纪的折磨和绞刑之后，他们的名字从宗教法庭的报告中消失了。不过三个世纪之后，他们的教义稍做改变又卷土重来，倡导者是个撒克逊教士，叫马丁·路德。这个教义掀起了一场改革，打破了一千五百年来教廷的垄断。　　当然，这一切都瞒过了英诺森三世的机敏眼睛，他还以为困难局面已经终止，绝对服从的信条已经成功地确立了。《路加福音》中有一条著名的命令，讲的是一个人想举办一个晚会，他发现宴席上有空位子，几个客人还没有来，便对仆人说：“到大路上去，把他们拉进来。”现在这条命令又一次实现了。　　“他们”，也就是异教徒，被拉进来了。　　怎样留住他们是教会面临的问题，直到许多年后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　　由于地方法庭未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诸如在第一次阿尔庇教徒造反时组织的特别调查法庭便在欧洲其它首都纷纷建立起来。法庭专门审判所有异端邪说，后来人们干脆称它们为“宗教法庭”。　　甚至在今天宗教法庭早已不起作用的时候，这个名字仍然使我们心惊肉跳。我们仿佛看见哈瓦那的黑牢，里斯本的刑具室，克拉科夫的生锈铁锅和烙人的刑具，黄色的兜帽和黑色的面纱，以及一个下额宽大的国王凝视着一排排望不到边的男男女女慢慢地走向绞架。　　十九世纪后期的几部通俗小说的确描写了令人发指的野蛮行径，我们可以把其中百分之二十五的内容归于作者的想像，百分之二十五归于异教徒的偏见，即使这样所剩下的恐怖也足以证明所有秘密法庭都是难以容忍的魔鬼，在文明世界中是绝不会被容忍的。　　亨利.查理利在煞费苦心写成的八卷书中讲叙了宗教法庭的活动。我在这里把它缩减至两三页，要在这样短的篇幅内对中世纪最复杂的问题做一精辟解释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宗教法庭能与如今的最高法院或国际仲裁法庭相比。　　在不同的国家里有形形色色的宗教法庭，它们又都负有不同的使命。　　最著名的是西班牙的皇家宗教法庭和罗马的圣宗教法庭。前者带有局部性质，监督伊比利亚半岛和美洲殖民地的异教徒。　　后者的魔爪伸往欧洲各地，在大陆北面烧死了圣女贞德，在南面烧死了乔达诺·布鲁诺。　　严格他讲，宗教法庭没有杀过一个人，这倒是真的。　　由教士组成的法庭宣判之后，异教罪犯便被送到非宗教的当局手里，当局可以用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置他。不过当局如果没能判处他死刑，便会招致许多麻烦，甚至被逐出教会或失去教廷的支持。如果罪犯逃离了此难，投有被送到地方当局，这类事也曾发生过，那么他受的磨难就更大，因为他会被囚在宗教法庭的孤独牢房里惨熬余生。　　由于在火刑柱上了却残生比在岩石城堡的黑洞里缓慢发疯而死的恐惧还要好受一些，许多无辜的囚犯便大包大揽承认各种罪名，以期被判处异端邪说罪而早日脱离苦海。　　谈论这个题目要不带偏见是很困难的。　　说来令人难以相信，在整整五个多世纪里，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与世无争的平民仅仅由于多嘴的邻居道听途说而半夜三更被人从床上拖起来，在污秽的地牢里关上几个月或几年，眼巴巴地等待既不知姓名又不知身份的法官的审判。没有人告诉他们罪名和指控的内容，也了准许他们知道证人是谁，不许与亲属联系，更不许请律师。如果他们一味坚持自己无罪，就会饱受折磨直至四肢都被打断，别的异教徒可以揭发控告他们，但要替他们说好话却是没有人听的。最后他们被处死时连遭到如此厄运白原因都不知道。　　更难以置信的是，已经入土五六十年的男女也会被从坟墓中挖出来“缺席”判罪，以这种方式定了罪的人的后裔还要在罪犯死去半个世纪之后被剥夺财产。　　但事实的确是这样，因为宗教审判官正是靠分享所有被没收来的物品来饱私囊，所以这种荒唐的事就绝非罕有，时隔两代的祖父据说干过某件事而导致孙子们被逼得一贫如洗，这种事屡见不鲜。　　凡读过二十年前沙皇俄国处于全盛时期的报纸的人都记得什么是暗探。这种暗探总是以引人注目的个性和“悲伤”的样子出现，扮成地地道道的小偷或洗手不干的赌徒。他故作诡秘地使人知道他是由于创痛才参加革命的，常常能博得诚心反对帝国政府的人的信任，但他一旦探得新朋友的秘密，便向警察局告密，把报酬装进腰包，再到另一个城市重演卑鄙的勾当。　　在十三、十四和十五世纪中，南欧和西欧布满了这些居心歹毒的私人暗探。　　他们的谋生方式是靠告发那些据说抨击了教会或对教义中的某几点持怀疑态度的人。　　如果周围没有异端邪说者，暗探就要人为地制造出几个。　　他心里有数，被告不论多么清白无辜，在严刑拷打下也会承认罪名。他丝毫不会担风险，可以无止境地从事这个职业。　　在许多国家中，人们可以匿名告发别人思想不端，这种制度在人们头上笼罩了恐怖。最后，就连最亲密无间的朋友都不敢相信，一家人也要互怀戒心，留神言辞。　　掌管宗教法庭大量工作的托钵僧人充分利用了他们造成的恐惧，在差不多两世纪中他们搜刮了许多民脂民膏。　　是的，我们可以毫无顾忌他说，宗教改革的主要原因就是广大民众对这些盛气凌人的乞丐深恶痛绝了，他们披着虔诚的外衣，闯入安份守己的公民家里，睡在最好的床上，吃最好的饭菜，嘴里还喋喋不休地说他们应该被做为上宾招待，应该活得无比舒服。他们的唯一本领就是恫吓人们说，如果他们没有得到理所应当的奢侈豪华，就要向宗教法庭告发施主。　　教会当然可以答复说，宗教法庭这样做完全是起思想健康检查官的作用，立誓要尽的职责就是防止错误思想在群众中流传开来。它可以举例说明对于出于无知而误入歧这的异教徒的既往不咎。它甚至还可以宣称除背教者和屡教不改的人之外几乎没有人被处死过。　　但是这又怎么样呢？　　一个鬼把戏可以把无辜的人变为死囚，也可以使他表面上悔过自新。　　暗探和伪造者从来是好朋友。　　在奸细的行当中，几封捏造出来的文件又何足为奇呢？　　八　求知的人　　现代的不宽容就象古代高卢人一样，可以分为三种：出于懒惰的不宽容，出于无知的不宽容和出于自私自利的不宽容。　　第一种也许最普遍。它在每个国家和社会各个阶层都能看到，尤其在小村子和古老镇子里更为常见，而且不仅仅限于人类的范围。　　我们家的老马在前二十五年里在考利镇的温暖马厩度过了安定的生活，说什么也不愿意到西港的同样温暖的谷仓去，理由很商牟，他一直住在考利镇，熟悉这里的一砖一石，因此知道每天在康涅狄格州的舒适土地上漫步时下会受到陌生景物的惊吓。　　我们的科学界迄今花费了巨大精力研究早已不复存在的波利尼西亚群岛的方言，却很可惜忽视了狗、猫、马和猴子的语言。不过，假如我们懂得一匹名叫“杜德”的马与从前考利镇的邻居说些什么，就能听到一场空前激烈的不宽容的大发泄。杜德已经不是小马驹，在许多年前就已定型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所以它觉得考利镇的礼节、习惯和风俗样样顺眼，而西港的礼节、习惯和风俗则完全不对头，死它还是这样认为。　　正是这种不宽容使父母对子女的愚蠢行为摇头叹息，使人们荒唐向往“过去的好日子”，使野蛮人和文明人都穿上令人难受的衣服，使这个世界充满了多余的废活，也使抱有新思想的人成为人类的敌人。　　不过即使这样，这种不宽容相对来说还是无害的。　　我们大家或早或晚都要因为这种不宽容而受罪。在过去的几代中，它致使数以百万计的人背井离乡，如今它又是使渺无人烟的地方出现永久居民点的主要原因，不然那些地方到现在还会是一片荒凉。　　第二种不宽容更为严重。　　无知的人仅仅由于他对事物的一无所知便可以成为极其危险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