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论-正义论_罗尔斯-2

最后，应该指出可以很容易地使差别原则或这一原则所表明的思想与普遍正义观相适应。事实上，普遍正义观只是适用于包含图由权与机会在内的所有的社会基本善，从而不再受这个特殊观念的其他组成部分限制的差别原则。从前面对正义原则的简短讨论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我将不时指出的那样，随着社会状况的改善，序列中的这些原则也就是普遍正义观最后采取的形式。这个问题是和我将在下文（第39节和第82节）予以讨论的自由权优先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某种形式的差别原则自始至终都是基本的原则，目前只要说这么一点就够了。第14节公平的机会均等和纯粹的程序正义　　现在，我想评论一下第二个原则的第二部分，自此以后，这个原则将被理解为关于公平的机会均等的自由主义原则。因此，决不可把这个原则同关于事业向人才开放的观念混为一谈；也决不应忘记，既然它是和差别原则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它的结果就完全不同于对这两个原则的自由主义的解释。尤其是，我打算在下文（第17节）指出，这个原则不会遭到反对，说它会产生一个由能人统治的社会。这里，我想考虑一下其他几个问题，尤其是这个原则与纯粹程序正义概念的关系问题。　　不过，首先我应该指出，要求职位开放并不完全是，或者甚至基本上不是为了效率的缘故。我并没有认为。在每个人事实上都得益于某种安排的情况下，也必须使职位开放。尽管某些集团被排斥在某些职位之外，但是通过向这些职位分配某些权力和利益来改善每一个人的地位，这也许是可能的。虽然获得这种职位要受到限制，但它们也许仍能吸引更优秀的人才和鼓励更良好的行为。但是，开放职位的原则不允许这样做。这个原则认为，如果某些职位不是在对所有人都公平的基础上开放，那么被排斥在这些职位之外的人就会理所当然地感到他们受到了不正义的对待，即使他们从那些被允许占有这些职位的人所作的更大努力中得益。他们的不满可能是正当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被排斥在得到职务的某些额外报酬如财富和特权之外，而且还因为他们无法通过熟练而热心地履行社会义务而体验实现自我的乐趣。他们被剥夺了一种主要的人类之善。　　我已经说过，基本结构是正义的首要主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意味着首要的分配问题，是对基本的权利与义务进行分配，并对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以及基于这些不平等的合法期望进行调整。当然，任何伦理学理论都承认把基本结构看作是正义的主题的重要性，但并不是所有的理论对这种重要性都同样看待。按照正义即公平的观点，社会被解释为一种互利的合作事业。这种基本结构是一种公共规则体系，它规定了一种活动安排，而这种安排使人们共同行动，以产生更大数量的利益，并按照收益中应得的份额把某些公认的权利分配给每一个人。一个人做什么，要着公共规则认为他有权去做什么，而一个人有权去做什么，要看他做的是什么。人们保证按照这些合法的期望去做，决定了他们有些什么权利，而尊重这些要求，于是就产生了分配。　　这些考虑表明了把分配份额问题当作纯粹程序正义来看待的思想。这种直觉思想是要设计出一种社会制度；不管这种社会制度是什么样的制度，其结果都是正义的，至少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正义的。只要和完全的或不完全的程序正义比较一下，就能充分理解纯粹程序正义这个概念。为了说明什么是纯粹程序正义，可以考虑一下公平分配这个最简单的例子。若干人准备分一个蛋糕：假定公平的分配就是平分，那么哪种程序（如果有任何程序的话）将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撇开技术细节不谈，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让一个人去分这个蛋糕，让其他人先拿，他自己拿最后一块。他将把这个蛋糕等分，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保证自己得到尽可能大的一份。这个例子说明了完全的程序正义的两个特点。首先，对于什么是公平的分配，自有一种独立的标准，一种独立于并且先于将要遵循的程序而规定的标准。其次，可以去设计出一种肯定能产生合意结果的程序。当然，这里也作了一些假定，例如被推选出来的这个人能够把蛋糕等分，他希望得到自己能够得到的那样大的一块，等等。但我们可以忽略这些细节。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独立的标准，用来决定哪种结果是正义的，同时还要有一种保证产生这种结果的程序。十分明显，在存在大量的实际利害关系的情况下，完全的程序正义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极少有的。　　不完全的程序正义的例子是刑事审判。这方面的合意结果是，只有在被告犯过他被指控的罪行时，才可以宣判他有罪。制定审判程序是为了调查和确定这方面的犯罪事实。但是，要设计出能永远产生正确结果的法律规则，似乎是不可能的。审判理论研究的是，哪种程序和取证规则等等是经过最充分的考虑因而能够促进与其他法律目标相一致的审判的。可以理所当然地指望在不同的情况下对审理案件有不同的安排，以便即使并非一贯地但也至少在大部分时间里产生正确的结果。所以说，审判是不完全的程序正义的一个例子。即使是小心谨慎地依法办事，公平而恰当地进行诉讼活动，也可能得出错误结果。一个无辜的人可能会被裁决有罪，一个有罪的人可能会得到开释。这类情况就是我们所说的误判：出现这种不正义的情况，不是由于人的过错，而是由于使法律规则无法实现其目标的偶然情况的凑合。不完全的程序正义的特征就是：虽然对于正确的结果有着一种独立的标准，但却没有肯定会产生正确结果的切实可行的程序。　　相反，如果没有对于正确结果的独立标准，而只有一种正确的或公平的程序，从而使它所产生的结果也同样正确或公平（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结果），而只要这种程序得到恰当的遵守，那么纯粹程序正义也就存在了。这一情况可以用赌博来说明。如果若干人参加一系列公平的打赌，在最后一轮打赌后的储金分配是公平的，或者至少不是不公平的，那么不管赌金怎样分配，我这里都要假定，公平的打赌就是一种具有零位期望的打赌，打赌是自愿的，没有人在打赌中进行欺骗，等等。打赌的程序是公平的。是在公平的条件下自由制定的。这样，这种背景情况就规定了一种公平的程序。对各个人手中原始赌本合起来的赌金的任何分配，可能产生于一系列公平的打赌。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这些特殊的分配都是同样公平的。纯粹的程序正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决定正义的结果的程序必须在实际上得到执行；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并不存在任何可以用来确认明确的正义结果的独立标准。显然，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本来可以通过遵循某种公平的程序达到某种情况而就说这种情况是正义的。这种说法未免过于武断，最后可能会导致荒谬的不正义的结果。人们只可以说，几乎任何利益分配都是正义的，或公平的，因为作为公平赌博的结果，这种分配本来是可能发生的。使赌博最后成为公平的或不是不公平的结果的东西，就是一系列公平赌博后所产生的结果。公平的程序只有在实际上得到执行之后，才能把它的公平变成结果。　　因此，为了把纯粹程序正义概念应用于分配份额，必须建立并公正地管理一种正义的体制系统。只有以正义的基本结构为背景，包括正义的政治组成方式和正义的经济及社会体制安排，人们才能说必要的正义程序是存在的。在本书的第二编中，我将稍稍详细地描述一下具有这些必要特征的基本结构。我将说明各种体制，并把它和正义的两个原则联系起来。这方面的直觉概念是人们所熟知的。假定法律和政府采取有效的行动，是为了使市场具有竞争能力，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使财产和财富（尤其是在允许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的情况下）以适当的税收形式或其他任何形式得到广泛的分配，并使一种合理的最小社会差别得到保证。同时，假定存在着得到全民教育保证的公平的机会均等，而所有其他的平等自由权也都有了保障。这样，由此而产生的收入分配和期望模式将会有助于实现差别原则。在我们认为是实现现代国家社会正义的这个体制复合体中，境况较好的人的利益改善了受惠最少者的条件。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对利益进行调整，使之做到这一点，例如，把最小的社会差别固定在适当的水平上。目前存在的这些体制是充满了严重的不正义的。不过，总会有一些办法来使它们同它们的基本设计及意图一致起来，这样，差别原则就能够按照自由权的要求和公平的机会均等来得到实现。正是这个构成我们信念基础的事实才能使这些安排成为正义的安排。　　公平机会原则的作用是确保合作体系成为纯粹程序正义体系，这是不证自明的。除非这个原则得到实现，否则即使在有限的范围内，分配的正义也不能发挥作用。纯粹程序正义的巨大的实际优点是：在满足正义的要求时。不再需要随时注意无数的不同情况和具体的人的不断变化的相对地位。如果这些细节与问题有关，就会产生极其复杂的问题，而为了处理这些问题，人们避免对原则作出规定。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人之间变化着的相对地位上，并要求每种变化（孤立地看，这种变化只是一个单独事项）本身都必须是正义的，那是错误的。需要予以判断的，而且按一种普遍观点来判断的，是基本结构的安排。除非我们准备按处于某个特定地位的有代表性的人的观点来对它进行批判，否则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对它不满。因此，接受这两个原则就是达成了一种协议，把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知识和许多复杂情况当作一个与社会正义无关的问题而予以抛弃。　　因此，按照纯粹程序正义，评价利益的分配首先不是靠比较现有的利益总量和已知个人的已知欲望和需要。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是按照公共规则体系来分配的。而这种体系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用什么工具生产。它还决定了合法的权利要求，而尊重这种要求就产生了分配。因此，按照这种程序正义，分配的正确性是以产生这种分配的合作安排的正义性为基础的，同时也是以回答参与合作的个人的权利要求为基础的。对某种分配进行评价，离不开产生分配的规则体系，也离不开个人根据既定期望真心诚意去做的事。如果抽象地去问：把已知现有的东西分配给具有已知欲望和爱好的特定个人的一种分配办法是否比另一种分配办法好，那么，这个问题简直是无法回答的。这商个原则的观念并没有把分配正义这个基本问题看作是一个分配正义的问题。　　相反，如果要把已知的一批善分配给具有已知欲望和需要的特定个人，那么分配的正义观似乎是天然适用的。所要分配的善不是这些个人生产出来的，这些个人也不处于任何现存的合作关系中。既然对于将要分配的东西不存在任何优先的权利要求，那么按照欲望和需要来分配这些东西，或者甚至最大限度地提高满足的净差额，这就是很自然的。除非平等更为可取，否则正义就成了一种效率。这种分配观经过适当的概括，产生了古典的功利主义观点。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种理论把正义比作公正的旁观者的仁慈，又把仁慈比作提高满足的最大差额的最有效的体制设计。我在前面说过，按照这种观念，社会被看作是许多单独的个人，每个人都规定了一个单独的范围，权利和义务以及不多的满足手段都要根据规则来分配，以便使欲望得到全面的满足。我将把这个观念的其他方面留到下文考虑。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功利主义并不把基本结构看作是一种属于纯粹程序正义的安排。至少从原则上说，功利主义者对评价所有的分配具有一种独立的标准，就是说，要看这些分配是否产生了满足的最大净差额。按照功利主义理论，对于实现这一目标来说，体制是一些多少不完全的安排。因此，鉴于现有的欲望和爱好，及其所容许的向未来的自然延续，政治家的目标就是提出那些将会最接近既定目标的社会安排。由于这些安排要受到不可避免的限制和日常生活的妨碍，基本结构也就成了一个说明不完全的程序正义的例子。　　我将暂时假定第二个原则的两个部分是按词汇序列安排的。这样，我们就在一个词汇序列中有了另一个词汇序列。但是，这种安排在必要对可以按照普遍的正义观来加以改变。这种特定正义观的优点在于它有一种明确的形式，并提出了某些可供研究的问题，例如，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选择词汇序列？我们的研究有了特定的方向，而不再限于一般的原则。当然，分配份额这个观念显然是一种十分简单的提法。它的目的是要清楚地描述一种利用纯粹程序正义概念的基本结构。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去找到一些合起来可以产生一种合理正义观的简单概念。基本结构的概念，无知之幕的概念，伺汇序列的概念，最不利地位的概念，以及纯粹程序正义的概念，都是这方面的例子。这些概念本身没有一个可以指望它起什么作用，但如把它们恰当地放在一起，它们就可能相当有用。如果假定对所有的或者甚至大多数道德问题都有一种合理的解决办法，那是太过分了。也许只有少数几个问题能够得到圆满的解答。总之，社会智慧全在于建立不会经常发生难以克服的困难的体制，在于承认需要有明确而简单的原则。第15节作为期望基础的社会基本善　　关于正义的两个原则及其所表达的程序观，就简单地讲这么一些。在后面的几章中，我将通过说明实现这一观念的一种体制安排，介绍进一步的细节。然而，目前还有几个预备性的下一节讨论，显然，功利主义对这些期望设想了某种相当准确的衡量标准。不仅对每一个有代表性的人都必须有一种基数衡量标准，而且这些标准用于人际比较也必须是合理的。如果我们想要说，某些人的所得会超出另一些人的所失，那么我就得先假定有把不同的人的尺度相互联系起来的方法。要求做到非常准确，那是不合理的，但是，对这方面的估计决不能留给我们的未经指导的直觉去做。对利益的较大差额问题所作的判断，很可能使不同的要求互相冲突。此外，这些判断可能是以伦理观念和其他观念为基础的，更不用说是以偏见和自私自利为基础了，这样一来，这些判断是否有效也就成了问题。这只是因为我们事实上作出的我们称之为人际福利比较，并不意味着我们了解这些比较的基础，也不是意味着我们应该承认它们是合理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对这些判断作出说明，以便提出构成这些判断的基础的标准（第49节）。至于社会正义问题，我们应当努力找到进行这些比较的某些客观基础，也就是人们能够承认和同意的基础。从功利主义的观点看，现在对这些困难似乎还没有什么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因此，至少在目前，对我们估计利益差额问题的能力来说，功利原则似乎提出的要求太高所以它至多只能规定建立一个暧昧不明的上诉法院来解决正义问题。　　然而，我也并不认为，对这些问题的圆满解决是不可能的。虽然这些困难是实际存在的，而且提出差别原则也正是为了防止发生这些困难，但我并不想因此就特别强调这个原则的相对优点。首先，对人际比较表示怀疑的态度，常常是从一些靠不住的观点出发的，例如：作为幸福指标的快乐程度或喜欢程度是纯粹感觉的程度；虽然感觉的主体能够体验和了解这种感觉到的程度，但别人却不可能了解，也不可能合理而肯定地予以臆断。这两个论点看来都是错误的。事实上，除非能够说明为什么对幸福的判断会提出一些难以解决的特殊问题，否则，上述第二种论点就只能是怀疑别人也有思想存在这种怀疑论的一部分。我认为，功利主义的真正困难不在这里。主要问题是，即使能对满足问题作出人际比较，这些比较也必定反映了可以合理追求的价值。促进某种目标而不是促进另一种目标，仅仅是因为前者能够得到比较准确的评价，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关于人际比较的争论往往模糊了问题的实质。即是否首先要最大限度地增加总的（或平均的）幸福。　　差别原则在人际比较中可以解决一些这样的困难。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只要我们能够确定地位最不利的有代表性的人，那么此后所需要做的不过是对福利的次序作出判断而已。我们知道应该根据什么地位来判断社会制度。至于这个有体表性的个人的境况比其他人的境况差到什么程度，这无关紧要。如果能把地位分为较好的或较差的。那么最低地位也就能找到。基本的衡量标准不会引起进一步的困难，因为其他的人际比较都是不必要的。当然；在充分重视受惠最少的有代表性的人时，我们无需用次序判断之外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够断定基本结构的变化是使他的境况变得更好还是更差，那么我们就能够确定他的最佳地位是什么。我们无需知道他对一种地位比对另一种地位更喜欢到什么程度。因此，差别原则更少要求我们去对福利作出判断。我们决不需要计算涉及基数衡量标准的利益总量。虽然在确定最低地位时要进行人际定性比较，但对其余地位，只要对一个有代表性的人作出次序判断就可以了。　　差别原则采用了一种简单化的办法作为人际比较的基础，从而避免了一些困难。这些比较是按照对社会基本善的期望作出的。事实上，我把这些期望简单地规定为一个有代表性的人能够指望得到的这些善的指数。如果处于某种地位的某个人的这个指数较高，那就是说这个人的期望大于另一个人的期望。我已经说过，所谓社会基本善就是假定一个有理性的人无论想要别的什么时都需要的东西。不管一个人的合理计划的详细内容是什么，想来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是他希望多得或不希望少得的。有了更多的这种善，人们一般都能保证在实现自己的意图和促进自己的目标（不管这些目标可能是什么）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功。广义地说，社会基本善就是权利和自由权，机会和权力，收入和财富（一种十分重要的基本善就是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意识；但为了简明起见，这一点我要留到下文第67节讨论）。一般地说，这些东西符合对基本善的描述，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它们和基本结构的关系，所以它们都是社会善；自由权和权力由主要体制的规则来规定，而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则受这些规则的支配。　　用来说明基本善的关于善的理论，将在第七章中予以更全面的介绍。这是一个为人们所熟悉的理论，远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就有了，而与此类似的理论，也为康德和西奇威克这些在其他方面各不相同的哲学家们所接受。契约论和功利主义对这个理论是没有争论的．这个理论的主要思想是；一个人的善决定于他在相当有利的环境下所制定的最合理的长期生活计划。如果一个人在执行这个计划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取得了成功，他就是幸福的。简单地说，所谓善就是合理欲望的满足。因此，我们可以假定，每个人都有一个在他面临的条件下制定的合理的生活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要使他的利益得到适当的满足。它对活动作出了安排，以便使各种欲望都能不受干扰地实现。这个计划的产生，要排除或者不大可能成功或者不能使目的如此全面实现的其他一些计划。和各种可能有的替代计划相比，一个合理的计划就是一个圆满无缺的计划；从各方面考虑，再没有比它更好的计划了。　　现在假定：尽管人们的合理计划的最终目标的确各不相同，但在执行中它们都需要某些基本善，自然的或社会的善。由于个人的能力、环境和需要不同，他们的计划也就各异；合理的计划是按照这些偶然情况而进行调整的。但是，不管一个人的系统目标是什么，基本善总是实现目标的必要手段。例如，更高的智力、更多的财富和机会，使一个人能够实现他否则连想都不敢想的目标。因此，有代表性的人的期望是按照他所能得到的社会基本善的指数来规定的。虽然初始状态中的人并不了解自己的关于善的观念，但想来他们确实知道他们对社会基本善都想多得。而不愿少得。而这种知识就足以使他们知道如何来促进他们在初始状态中的利益。　　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几个困难的问题。有一个问题显然就是对指数本身的解释问题。应该怎样来估量不同的社会基本善呢？假定正义的两个原则是按序列安排的，那么这个问题就大大简化了。基本自由权永远是平等的，公平的机会均等也是存在的；人们无需把这些自由权和权利拿来同其他价值相平衡。在分配中发生变化的社会基本善是权力和特权，是收入和财富。但是，由于差别原则的性质，这些困难并不像它们初看起来那样大，唯一使我们关心的指数问题，也就是与地位最不利的集团有关的问题。为了提高这个指数，要对其他有代表性的个人所享有的基本善进行调整，当然这要受到通常应有的限制。只要我们确信他们处于较有利的地位，那就没有必要对这种地位详细规定重点。但这通常是容易做到的，因为他们往往拥有更多的每一种基本善，较大的权力和财富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只要我们知道对地位较有利的人的善的分配是怎样影响着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期望，这就够了。因此，指数问题基本上变成了给地位最不利的人、权力最少的人和收入最低的人增加基本善的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也常常是相互联系着的。我们如要做到这一点，那就要采纳这个集团中有代表性的个人的观点，并且问一问他选择哪种组合的社会基本善才是合理的。在这样做时，我们无可否认地要依靠我们的直觉能力。但这一点是无法完全避免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用合理谨慎的判断来代替道德判断，并使求助于直觉的范围受到更多的限制，更明显地集中。　　另一个困难是这样的：人们可能会提出异议说，无论如何不应把期望规定为基本善的指数，而是规定为在利用这些善来执行计划时可望得到的满足。人们得到幸福，毕竟是由于实现了这些计划，因此，对期望的估计不应以可以得到的手段为基础。然而，正义即公平理论却采取了一种不同的观点。这种观点不是为了衡量，更不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人们所得到的满足而回过头来看他们是怎样利用他们能够得到的权利和机会的。它也不想对不同的关于善的观念的相对优点进行评价。相反，社会成员都被设想为能够使自己的关于善的观念与自己的地位相适应的有理性的人。一旦假定不同的人的关于善的观念的价值是与正义原则相一致的，那就没有必要对这些观念的价值去进行比较。每个人的平等自由权都得到了保证，只要他的生活计划不违反正义的要求，他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实行他的任何生活计划。人们分享社会基本善的原则是：如果某些人的基本善是以改善占有较少基本善的人的地位而获得的，那么他们是可以占有较多的基本善的。一旦这整个安排建立起来并发挥作用，那么满足的总量有多少，或者是否完整无缺，这些就不再成为问题。事情本身是按照在原始状态中可能选择的原则进行的。因此，按照这种社会正义观，期望就被规定为一个有代表性的人可以合理地指望得到的基本善的指数。如果一个人能够预期得到一批优先的基本善，他的前景也就得到了改善。　　值得指出的是，对期望的这种解释，实际上代表着某种一致意见，即只参照假定人们都希望得到的更多东西来比较他们的地位。这看来是确立一种公认的客观标准，即通情达理的人能够接受的一种共同标准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如果说，对于如何按照人们执行其合理的生活计划所取得成就来估价幸福来说，不可能有任何相似的一致意见，那么，对于评价这些计划的固有价值来说，就更不可能有一致意见了。这里，把基本善作为期望的基础，是又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我想顺便说一下，这个简单的办法以及其他一些简单的办法，都伴随着某种哲学上的说明，虽然这并不是绝对需要的。当然，理论上的假定光是简单易懂还是不够的；它们必须指出能够说明我们希望了解的事实的一些基本因素。同样，正义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也必须体现社会结构的基本道德特征，而如果某些道德特征似乎被丢在一边。那么我们最好还是相信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将努力遵循这一条规则。但即便如此，正义理论的正确性不但表现在它的前提的显而易见可接受性上，同时也表现在它的结果上。事实上，这两者是不可能有效地分开的，因此，关于体制问题的讨论，尤其是本书第二编中的讨论，虽然初看起来似乎缺少哲学眼光，但事实上这是不可避免的。第16节相关的社会地位　　在把正义的两个原则应用于社会基本结构时，人们要从某些有代表性的个人的地位出发，考虑社会制度是如何照看他们的。例如，差别原则规定，地位较有利的人的较高期望应有助于地位最不利的人的前景。或者，就像我有时说得比较不严密的那样，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必须符合各种相关地位中有代表性的人的利益。处于这些地位的人的观点，规定了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不过，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社会地位都是相关的。因为这里不仅有农场主，而且也有牛奶场主、种植小麦的农场主、耕种大片土地的农场主、以及不计其数的职业和团体等等。如果我们一定要考虑如此众多的地位，我们就不可能有一种合乎逻辑的、得心应手的理论。对如此众多的互不相让的要求进行评价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必须认定某些地位是比其他所有地位都更基本的地位，是能够为评价社会制度提供一种合适观点的地位。这样，对这些地位的选择就成了正义理论的组成部分。但是，按照什么原则来认定这些地位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记住正义的基本问题和正义的两个原则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我已着重指出，正义的首要主题是社会基本结构。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社会基本结构的影响深远。无所不在，而又与生俱来。这种结构在分配社会合作利益时赞成某些起点而不赞成另一些起点。正义的两个原则所要限制的正是这些不平等。一旦这两个原则得到实现，在人们根据自由结社原则而采取自愿行动时所产生的其他一些不平等就可得到允许。因此，所谓相关的社会地位，可以说就是经过恰当概括和综合的起点。人们选择这些地位来说明这种普遍观点，也就是遵循了这两个原则要缩小自然意外事故和社会命运的随意性这种思想。　　因此，我假定，在大多数情况下，每个人都占有两个相关的地位：平等公民的地位和他在收入与财富分配中的应有位置所规定的地位。因此，相关的有代表性的人也就是有代表性的公民和代表不同福利水平的人。既然我假定其他地位一般都是自愿进入的，所以我们在对基本结构作出判断时用不着考虑这些地位中的人的观点。事实上，我们应该调整整个安排，使之与处于所谓起点上的那些人的选择相适应。在判断社会制度时，我们必须抛开我们更具体的利益和我们的团体，而是按照这些有代表性的人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地位。　　这就是说，应该尽可能按照平等公民的地位来评价基本结构。这种地位是由权利和自由权规定的，而权利和自由权又是由平等自由权原则和公平的机会均等原则所要求的：如果这两个原则实现了，所有的人就都是平等的公民，于是每个人也就都有了这种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平等的公民身份规定了一种普遍的观点。裁定基本自由权问题就是按这个观点来解决的。这些问题我将在第四章予以讨论。但这里应该指出的是，许多社会政策问题也可以从这个地位来考虑。还有些问题虽然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利益，但分配的效果对于这些问题是不重要的或不相干的。共同利益的原则可以适用于这些情况。根据这个原则，对体制进行评定，要按照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保证了所有的人都有同等地促进自己目标的必要条件。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促进将会使每一个人同样受益的共同目标。例如，维护公共秩序和治安保卫的合理规章，或维护公共卫生和安全的有效指施，就促进了这个意义上的共同利益。在正义战争中保卫国防的集体努力也同样如此。可以这样认为，维护公共卫生和安全以及在正义战争中取得胜利，也具有分配效果：富人比穷人受益多，因为富人要失去的多。但是，如果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是正义的，那么可以不管这些效果，而应用共同利益的原则。平等公民的观点是一种适合的观点。为了判断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而对有代表性的人所作的规定，是不大令人满意的。首先，我把这些个人看作是由收入和财富水平规定的，因此，为了回避指数问题，我假定这些社会基本善同权力和权威这些社会基本善有着充分的联系。总的来看。这个假定对于我们的论题是相当可靠的。还有一个问题是要挑出多少个这种有代表性的人，不过这个问题无关紧要，因为差别原则只挑选一个代表来扮演一个特定的角色。严重的困难是怎样来界定最不幸集团。这里，想要避免某种随意性似乎是不可能的。有一种可能的做法就是选择一个特定的社会地位，例如不熟练工人的地位，然后把这个集团中所有的具有平均的或更少的收入和财富的人算作地位最不利的人。地位最低的有代表性的人的期望被规定为整个这一类人的平均期望。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办法是，只根据相对的收入和财产来作出规定，而不管社会地位如何。例如，所有收入和财富不到平均数一半的人，都可以被看作是地位最不利的那一部分人。这种规定仅仅取决于较低的那一半分配，并且具有把注意力集中于受惠最少者和一般公民的社会差距的优点。毫无疑问，这种差距是受惠较少的社会成员的地位的一个基本特征。我假定，这两种规定中的任何一种，或这两种规定的某种结合，都相当有用。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把境况最差的人的期望或多或少地总合起来看，在这个计算基础上选定的数字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有针对性的。然而，我们在提出差别原则时，可以在某个方面以一些实际考虑为理由。哲学论据或其他论据迟早都会用尽，而无法作出比较细微的区别。因此，我假定，原始状态中的人认为差别原则就是按照其中的一种方式来规定的。他们从一开始就把这个原则看作是一种有限的总合原则，并在和其他标准比较时来对它进行估价。这不是说好像他们都一致同意把地位最不利的人严格地看作就是境况最差的个人，从而为了使这个标准能起作用而在实际上采用某种平均化的办法。相反，正是这种适用标准本身应该从原始状态的角度来予以评价。关于受惠最少者的更确切的规定，最终可能证明是不必要的。因此，正义即公平这个观点尽量地按照平等公民的地位和收入及财富的各种水平来评价社会制度。然而，有时候其他一些地位可能也需要考虑。例如，如果存在着以固定的自然特点为基础的不平等的基本权利，那么这些不平等就要挑出一些相关的地位。由于这些特点是不可改变的，它们所规定的地位就可以当作基本结构中的出发点。性别的差异就具有这类特点，种族和文化的差异也具有这类特点。因此，如果人们在基本权利的分配中得到偏爱，那么只有在这种不平等对妇女有利并且从妇女的观点看是可以接受的情况下，差别原则（按一般解释）才能证明这种不平等是正当的。类似情况也可以用来为种姓制度或种族不平等辩护（第39节）。这种不平等大大增加了相关的地位。并使这两个原则的应用变得复杂起来。另一方面，这些不平等即使能对受惠较少者有利，那也是难得如此，因此，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数目较少的相关地位一般来说应该足够了。至关重要的是，从相关地位的角度作出的判断，拒绝考虑我们在比较特殊的情况下容易提出的要求。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比较明确的地位来为自己考虑，那就不是每个人始终都能从这两个原则的规定中得到好处。除非相关地位的观点具有优先性，否则仍然会存在对立要求的混乱情况。因此，这两个原则事实上就是表明了一种默契，要把我们的利益加以安排，而对其中的某些利益予以特别的重视。例如，从事某种行业的人常常发现，自由贸易违反他们的利益。如果没有关税和其他限制，这个行业也许不能始终保持繁荣。但是，如果从平等公民的观点或地位最不利的人的观点看，自由贸易是可取的，那么即使某些更具体的利益要受到损失，这种贸易仍然是正当的。我们应在事先就同意正义的原则，并同意始终按照某些地位的观点应用这些原则。如果对有代表性的人的地位规定得比较狭窄，那就无法保证使每个人在每个阶段的利益都得到保护。我们承认了某些原则和应用这些原则的某种方式，就必然要承认这些结果。当然，这不是说可以对自由贸易的严酷性放任不管。但是，应该从一种合适的普遍角度来考虑减少自由贸易严酷性的安排。因此，相关的社会地位规定了普遍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正义的两个原则被应用于基本结构。这样，每个人的利益都得到了考虑，因为每个人都是平等公民，无论是在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中，或是在差异赖以存在的固定不变的自然特点的范围内；每个人都有其应有的位置。对于某种合乎逻辑的社会正义理论来说，选定相关的地位是必要的，但被选定的地位应该符合社会正义理论的基本原则。选定了所谓出发点，人们就是贯彻了减少自然偶发事件和社会环境的后果这种思想。除了能增进别人的福利的方法外，任何人都不会从这些意外事件中得利。第17节平等的倾向我想说明一下正义的两个原则所表达的平等正义观的意义，从而结束对这两个原则的讨论。我还想事先防止有人对公平机会原则提出异议，认为这个原则会导致冷酷无情的能人统治的社会。为了为做到这一点铺平道路，我要指出我已经提出的正义观的几个方面。首先，我们可以说，差别原则对补救原则特加考虑的问题给予一定的重视。所谓补救原则也就是对不应有的不平等要求予以补救的原则；既然出生和天赋的不平等是不应有的，那就应该以某种方式对这些不平等予以补偿。因此，这个原则主张，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为了提供真正的机会平等，社会必须对具有较少先天禀赋的人和生来社会地位就不大有利的人给予更多的关心。这种思想就是要补救在平等方面偶然因素所产生的偏差。在采用补救原则时，可以为教育智力较差而不是智力较强的人花费更多的资源，至少可以在他们一生的某个阶段，例如早期学校教育阶段这样去做。不过。就我所知，还不曾有人把补救原则作为正义的唯一标准，作为社会秩序的单一目标提出。这似乎是有道理的，因为大多数这样的原则只被当作一种初步的原则，就是需要与其他原则比较来予以考虑的原则。例如，我们可以把这个原则和提高平均生活标准或促进共同善的原则相比较。但是不管我们还有其他什么原则，补救的要求是必须考虑的。补救原则被认为是体现了我们的正义观的要素之一。差别原则当然不是补救原则。差别原则并不要求社会去努力拉平不利条件，好像所有的人都应该在同一场比赛中在公平的基础上一争短长似的。但差别原则可以把教育资源加以分配，以提高受惠最少者的长远期望。如果更多地关心天赋较好的人来达到这个目的，那是可以允许的，否则就是不能允许的。而在作出这个决定时，不应仅仅根据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来评价教育的价值。教育的作用即使不是更重要的，也是同样重要的，因为教育能够使一个人享受他的社会的文化和参与社会事务，从而使每一个人产生一种牢固的自我价值意识。　　这样，尽管差别原则和补救原则不是一回事，但差别原则确实达到了补救原则的某些目的。它改变了基本结构的目标，使体制的总体安排不再突出社会效益和专家政治的价值。因此，我们认为，差别原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协议，把自然才能的分配看作是一种共同的资产，并分享这种分配产生的无论什么利益。得天独厚的人，不管他们是谁，只有按照改善竞争中失败者的地位这种条件，才可以从他们的好运中得到利益。条件天生有利的人获得利益，不仅仅因为他们更有天赋，而只是因为弥补他们的训练和教育费用，也是因为他们把他们的才能用来帮助较不幸的人。任何人不是天生就应该有较大的能力，也不是天生就应该在社会上占据一种比较有利的起点。但这并不是说要消灭这些差异。消灭这些差异另有办法。可以把基本结构安排得使这些偶然因素有利于那些最不幸的人。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建立这样的社会制度，其中没有一个人由于他在自然资产分配中所处的任意地位或在社会中的初始状态，或者得益或者受损，而又不给予补偿利益或得到补偿利益，那么我们就被引向了差别原则。　　根据这些说法，我们也许可以否定这样一种论点：由于天生才能的分配和社会环境中的偶然因素是不正义的，而这种不正义又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各种安排，所以体制的安排始终是有缺陷的。有时候，这种意见是作为无视不正义的借口而提出来的，似乎拒绝默认不正义就像不肯承认死亡一样。自然分配既不是正义的，也不是不正义的；人们在社会里生而具有某些地位，这也不是不正义的，这些都不过是天然的事实。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不正义的，取决于体制如何来对待这些事实。贵族社会和种姓社会是不正义的，因为它们把这些偶然因素变成或多或少封闭的和拥有特权的社会阶级最后归宿的基础。这些社会的基本结构把自然的随意性具体化了。但是人们没有必要听任这些偶然因素的支配。社会制度不是人类无法控制的一种不可改变的秩序，而是人类行为的一种模式。按照正义即公平的观点，人们一致同意要命运与共。他们在设计体制时相互约定，只有在有利于共同利益时，才利用自然的偶然事件和社会环境。这两个原则是对付命运的随意性的一种合理办法；能够实现这两个原则的体制虽然在其他方面无疑仍不完美，但它们是正义的。　　还有一点是，差别原则体现了一种互惠观。它是一种互利的原则。我们已经看到，至少在连锁关系维持期间，每个有代表性的人都会承认，基本结构是为了促进他的利益而设计出来的。对每一个人来说，尤其是对那些受惠最少的人来说，社会秩序能够证明是合理的；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就是平等的。但是，怎样来实现这种互利的条件，也似乎有必要从直觉上来予以考虑。把任何两个有代表性的人定为A和B，设B为受惠较少的一个人。实际上，既然我们最关心的是和受惠最少者的比较，那么就让我们假定B就是这样一个人。现在，由于A的利益是通过改善B的前景而获得的，所以B能够承认A的较好境况。如果A不能得到他的较佳地位，那么B的景况甚至可能比自己现时的境况更差。问题是要指出A没有理由要表示不满。也许，他所得到的应该比他可能得到的要少一些，因为他得到的多了，可能会导致B的某种损失。那么，对于受惠较多的人，又能说些什么呢？首先，每个人的福利显然决定于对社会合作的安排，没有这个安排，任何人都不可能过上美满的生活。其次，只有这种安排的条件是合理的，我们才能要求得到每个人的自愿合作。因此，差别原则看来就成了一种合理的基础，而如果某种切实可行的安排是实现所有人的善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那么，那些有较好天赋的人，或者在社会环境中运气较佳的人，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指望别人来和他们携手合作。　　地位较好的人应该得到较大的利益，而不管是否符合别人的利益。对于这种说法有一种天然的不赞成倾向。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弄清楚“应得”这个概念。鉴于正义的合作制度就是公共规则体系和由这个体系确立的期望，凡是有可能改善自己的状况并做了这个制度宣布将予以报偿的事的那些人，都有权得到他们的利益。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较幸运的人有权要求得到较好的地位；他们的要求是社会体制规定的合法期望，社会有责任去满足这些期望。但是，这种“应得”的观念是以存在合作安排为先决条件的；至于这种安排是否首先要按照差别原则或其他某个标准来设计，则与本问题无关。　　也许，有人会认为，有较多天赋的人应该得到那些天赋条件和使他们可能得到发展的优秀品格。由于在这一点上他更突出，他应该得到可以靠自己的天赋来取得的更大的利益。然而，这种观点无疑是不正确的。任何人在天赋分配中的地位都不是他应得的，正如一个人在社会中的最初起点不是他应得的一样，这一点似乎成了我们深思熟虑的判断的一个固定点、断言一个人应该得到那使他能够努力培养自己能力的优秀品格，这是同样成问题的；因为他的品格大部分决定于幸福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对此他自己决不能声称有功。应得这个概念对这些情况似乎并不适用。因此，地位较有利的有代表性的人决不能说，他应该得到某种合作安排，从而也就有了参加这种合作安排的权利，而在这种安排中，他可以用并不增进别人的福利的方式来获得利益。他提出这种要求是没有根据的。因此，从常识的角度看，差别原则对于地位较有利的人和地位较不利的人似乎都是可以接受的。当然，严格说来，这种观点丝毫不能成为赞成差别原则的论据，因为在契约论中，论据是根据原始状态的观点提出来的。但是，这些直觉上的考虑有助于弄清这个原则的性质及其作为平等原则的含义。　　我在前面（第13节）曾经指出，一个社会应该努力避免出现这样的领域，在那里，境况较好的人对受惠较少者的福利的边际贡献是负的。它只应该在贡献曲线（当然也包括最大值）的上升部分起作用。我们现在可似看到，这样说的一个理由就是：在曲线的这一部分，互利的标准始终得到了实现。此外，还有一种天然的观念，认为社会利益的一致已经实现；既然只允许有相互利益，那么有代表性的人的利益就不是通过彼此损害对方的办法来得到的。当然，贡献曲线的形状和斜度至少部分决定于天赋的难以预测的情况，面对这种情况是谈不上正义不正义问题的。但是，假定我们把四十五度线看作是代表利益完全一致的理想；正是沿着这条贡献曲线（这里是直线），每个人都得到了同样的利益。因此，坚持实现这两个正义原则，看来往往会使这条曲线上升，使之更接近于利益完全一致的理想。一旦社会超过了这个最大值，它就沿着曲线向下倾斜的部分发生作用，于是利益的一致就不再存在。受惠较多者得益，地位较不利者就受损，反之亦然。这一情况与处于效率限界相似。如果涉及基本结构的正义问题，这种情况是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为了按照自然给予我们的条件来实现利益一致的理想，为了符合互利标准，我们应该继续停留在正贡献区内。　　差别原则的另一优点是，它为博爱原则提供了解释。与自由权和平等相比，博爱的概念在民主理论中处于次要地位。它被认为是一种不太明确的政治概念，它本身并不规定任何民主权利，而只是传达了某些心理态度和行为方式，如果没有这种心理态度和行为方式，我们可能会看不到这些权利所表明的价值。或者，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博爱被认为是体现了社会尊重的某种平等，这种平等在各种公共会议上和没有驯服与屈从习惯的地方表现得至为明显。博爱除了含有公民友好和社会团结的意思外，无疑还含有上面说的那些意思，不过，如果这样来理解博爱，博爱就不是表示任何明确的要求。我们仍然需要找到一种能与这个基本概念相配合的正义原则。然而，差别原则看来似乎确实符合博爱的天然含义，即如果不能使境况欠佳的人得到利益，则自己也不希望得到较大利益的思想。按照理想的家庭观和通常的实际情况，家庭这个地方是不能用最大限度扩大利益总量这个原则的。家庭成员一般都不希望得到利益，除非他们的得益能够促进其余家庭成员的利益。如果要按照差别原则办事，其结果恰好如此。境况较好的人只有根据一种能够促进较不幸的人的利益的安排，才愿意得到较大的利益。　　博爱的理想有时被认为涉及与思想感情的联系问题，而在差距较大的社会里，指望社会成员之间会有这种思想感情的联系，那是不现实的。这无疑是民主理论比较忽视博爱问题的又一个原因。许多人觉得，博爱在政治事务中是没有任何适当位置的。但是，如果把博爱看作是体现了差别原则的要求，那么它就不是一种行不通的观念。我们最有把握认为是正义的体制和政策似乎符合博爱的要求，至少从它们所允许的不平等对受惠较少者的福利起了积极作用这个意义来看是如此。不管怎么说，我将在第五章为此提出似乎说得通的论据。因此，根据这种解释，博爱原则是一种完全切实可行的标准。一旦我们接受了这个标准，我们就能够把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些传统概念用下述方式和从民主角度对正义的两个原则所作的解释联系起来：自由符合第一个原则，平等符合第一个原则中的平等概念和公平的机会均等概念，而博爱则符合差别原则。这样，我们就为博爱观在从民主角度对两个原则所作的解释中找到了一个位置，同时我们认为，它也对社会基本结构提出了一种明确的要求。博爱的其他方面也是不应忘记的，但是差别原则从社会正义的角度表明了它的基本含义。　　根据这些看法，有一点似乎是不证自明的，那就是，从民主角度对这两个原则所作的解释将不会导致能人统治的社会。这种形式的社会秩序遵循事业向人才开放的原则，并把机会平等用作使人们致力于追求经济繁荣和政治统治的一种手段。无论在生活手段方面，还是在对有组织的权力机构的权利和特权方面，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贫穷阶层的文化是贫乏的，而统治阶层和技术官僚阶层的文化则由于对国家的权力和财富目标所作出的贡献而得到可靠的保证。机会平等就是在追求个人影响和社会地位时把较不幸的人丢在后面的平等机会。因此，能人统治的社会的危险不在于民主观念，而在于对正义原则的不同解释。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差别原则在一些基本方面改变了社会的目标。一旦我们注意到在必要时我们必须考虑自尊这个必不可少的基本善，必须考虑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就是一种社会联合中的社会联合（第79节）这个事实，这一结果就尤其显而易见。这就是说，必须为受惠最少者寻找确然无疑的自我价值意识，这样就使层序形式和正义所许可的不平等程度受到限制。例如，教育资源的分配不是唯一地或必须主要地根据这些资源从有生产能力的经过训练的技能方面所估计的收益，而且也要根据这些资源在丰富公民（这里也包括受惠较少的人）的个人和社会生活有多大价值。随着社会的进步，这后一种考虑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起来。　　要概略地叙述适用于体制的这两个原则所表达的社会正义观，上述看法大概是足够了。在着手讨论适用于个人的原则之前，我应该提一提另外一个问题。迄今我一直假定自然资产的分配是一个自然事实，我们没有任何必要去改变它，甚至考虑它的打算。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分配必然要受到社会制度的影响。例如，种姓制度就往往从生物学上把社会分为不同的人，而开放的社会则从遗传学上鼓励最广泛的多样性。此外，从优生学上采取一些或多或少明确的政策也是可能的。我将不考虑优生学问题，而始终限于讨论对社会正义的传统关心。然而，我们应该指出：提出削弱别人才能的政策，一般地说，是不符合较不幸运的人的利益的。而如果接受了差别原则，他们就会把较大的才能看作是一种可以用来促进共同利益的社会资产。但具有较高的自然资产，也是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的。这样就能使每一个人去实行一种更好的生活计划。因此，原始状态中的各方都希望保证他们的后裔能够得到最佳的遗传才能（假定他们自己的才能是固定不变的）。在这方面推行合理的政策，应该是上一代为下一代做的事情，这是一个在两代人之间产生的问题。因此，任何时候社会都应采取步骤，以便至少保持天生才能的一般水平，防止严重缺陷的扩散。指导这些措施的原则，应该是各方为了后代而可能会愿意赞同的一些原则。我提到这个纯理论的困难问题，是为了再一次指出差别原则在有可能改变社会正义问题时所用的方式。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才能也有上限，那么从长远看，我们最终可以进入一种具有最大的平等自由权的社会，一个人人都具有最大才能的社会。但对这个设想我不打算作进一步的讨论。第18节适用于个人的原则：公平原则　　在迄今为止的讨论中，我已经考察了适用于体制的原则，或者说得更准确些，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原则。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还必须选择另一类原则，因为关于正当的全面理论也应该包括适用于个人的原则。事实上，正如附图所表明的那样，人们另外还需要适用于国际法的原则，当然在原则发生冲突时，还需要有分配重点的优先规则。除了作一些附带的讨论（第58节），我将不对适用于国际法的原则进行讨论；我也不打算对适用于个人的原则进行系统的讨论。但是，在这类原则中，有一些原则是任何正义理论都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节和下一节要对其中的几个原则的含义进行说明，虽然对于选择这些原则的理由要到以后（第51－52节）才予以研究。　　附图纯粹是图解式的。它并不意味着与树状图下部的概念相联系的原则是从上部的概念推导出来的。这个图解仅仅表明在有了一种全面的正当观之前必须予以选择的那些原则。罗马数字表示在原始状态中承认各种原则的次序。例如，首先应当一致同意的是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原则，其次是适用于个人的原则，然后是适用于国际法的原则。最后选定的是优先规则，虽然我们可以暂时根据后来的修正来选择早先的这些偶然因素。　　选择原则的次序引起了一系列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将略而不论。重要的是，采用各种原则要按照一种明确的顺序，而所以要安排次序，又是与正义理论的比较困难的部分有关的。举例说明：虽然在选择适用于基本结构的原则之前选择许多自然责任而又不致实质上改变这些原则是可能的，但这两者的次序毕竟反映了义务是以适用于社会形态的原则为先决条件的。某些自然责任，如维护正义体制的责任，也是以这些原则为先决条件的。因此，先采用适用于基本结构的原则，然后再采后所有适用于个人的原则，这看来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办法。首先选择适用于体制的原则，表明了正义美德的社会性，也就是理想主义者经常指出的正义与社会实践的密切联系。布雷德利说，个人仅仅是一种抽象。他的这种说法不用经过太大的改变就可以解释为：一个人的义务和责任是以关于体制的道德观为先决条件的。因而对正义体制内容的规定必须先于对个人要求的规定。这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先决定适用于基本结构的原则，然后再决定适用于义务和责任的原则。　　因此，为了规定一种全面的正当观，原始状态中的各方不仅要按照一种明确的次序去选择一种正义观，而且也要选择与属于权利概念范畴的每一个主要概念相配合的原则。我假定，这些概念的数目较少，彼此之间有一种明确的关系。因此，除了适用于体制的原则外，必定还有一个关于某些原则的协议，这些原则不但适用于国家的行为，而且适用于个人，如适用于公平和忠诚、互相尊重和宽仁等观念。从直觉上看，这种思想就是：说某事是正当的，也就是说某事符合原始状态中公认可以适用于这类事情的原则，这两个概念是一回事，或者说，前者甚至可以用后者来代替。我并不把这种关于正当的概念看作就是对通常用于道德关系中的“正当’这个词的含义提供了一种分析。它不是要对传统意义上的正当概念进行分析，而是认为应把正当即公平这个更广泛的概念用来代替现存的观念。没有必要说。平常使用中的“正当”这个词（以及其他有关的词），同说明契约论中这个理想的正当概念所必需的比较复杂的特别说法，在意义上是相同的。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我同意最好把合理的分析理解为提供一种令人满意的替代办法这种观点，也就是既能避免某种含糊混乱又能满足某种迫切需要的观点。换言之，有所说明就是有所排除：我们从某种概念着手，而说明这个概念却又有点麻烦；但它对某些不能放弃的目标却又是有用的。某种说明通过困难较少的其他办法实现了这些目标。例如，如果正义即公平的理论，或者更一般地说，正当即公平的理论，符合我们反思平衡的深思熟虑的判断，如果这种理论能使我们去说明我们经过适当研究后希望说明的事，那么它就提供了一种排除习惯说法而采用其他说法的方法。如果这样来理解，人们就可以把正义即公平和正当即公平这两个理论看作是给正义概念和正当概念提供了一个定义或说明。　　现在，我转而讨论适用于个人的原则，即公平原则。我打算用这个原则来说明所有把义务与天然责任截然分开的要求。这个原则认为，一个人必须按照体制规则的规定去尽自己的责任，但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这个体制是正义的（或公平的），就是说，它实现了正义的两个原则；二，人们已经自愿地接受了这种安排的利益，或者为了促进自己的利益已经自愿地利用了这种安排所提供的机会。这里主要的思想是：如果若干人按照规则参加一种互利的合作事业，并因此而按照为产生所有人的利益所必需的方式限制了自己的自由权，那么屈从于这种限制的人就有权得到那些因他们的屈从而受益的人的类似默认。如果我们不去尽自己应尽的责任，我们就不能从别人的合作劳动中得到利益。正义的两个原则规定了对属于基本结构的体制来说什么是公平合理的分享。因此，如果这些安排是正义的，那么每个人在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都尽职尽力时得到公平合理的一份。　　那么，顾名思义，公平原则规定的要求就是义务。所有义务都是这样产生的。然而，重要的是要指出，公平原则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说的是有关体制和惯例必须是正义的，第二部分则是说明有哪些必不可少的自愿行动。第一个部分提出了这些自愿行动构成义务所必需的条件。按照公平原则，不可能对不正义的体制负有义务，或者至少不可能对超过可以容忍的不正义限度（这一点迄今尚未予以规定）的体制负有义务。尤其是不可能对专制独裁的政府体制负有义务。这里，由两愿的行动或其他行动产生义务的必要背景是不存在的，不管其表现形式如何。义务关系要以正义的体制或从环境考虑是相当正义的体制为先决条件。因此，反对正义即公平的理论和一般的契约理论，认为它们的后果是使公民对强迫他们同意，或者用更巧妙的方法获得他们默认的不正义政权承担了义务，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尤其是洛克，他一直成为这种错误批评的目标，这种批评忽视了某些背景条件的必要性。　　义务有几个特点把它和其他道德要求区别开来。首先，义务的产生是我们自愿行动的结果。这些行动可以是作出明确表示的或心照不宣的保证，如承诺和协议，但它无需如此，就像在接受利益时无需如此一样。此外，义务的内容通常都是由体制或惯例规定的，体制或惯例的规则对一个人必须做什么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最后，所谓义务通常是对具体的人，也就是对为了维持上述安排而共同合作的人来说的。作为说明这些特点的一个例子，可以考察一下在立宪政体下参加竞选和（如竞选成功）担任公职这个政治行动。这个行动产生了履行公职责任的义务，而这些责任决定了义务的内容。这里，我不是把责任看作道德责任，而是看作分配给某些职位的任务和职责。尽管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仍然会有一种要履行这些责任的道德上的理由（基于道德原则的理由），就和人们必然要按照公平原则去履行责任时的情况一样。一个担任公职的人对他的同胞也负有义务，因为他一直在谋求他们的信赖和信任，并正在为管理一个民主的社会和他们进行合作。同样，我们不但在接受司法、行政职位或其他权力时承担了义务，而且在结婚时也承担了义务。我们通过承诺或默契而承担了义务，而且我们甚至在参加体育比赛时也承担了义务，即按照规则比赛和遵守体育道德的义务。　　我认为，公平原则包括了所有这些义务。然而，有两种重要情况还多少有些问题，即适用于一般公民而不是适用于担任公职的人的政治义务和遵守诺言的义务。在第一种情况下，什么是必要的有约束力的行动，或谁完成了这个行动，这是不清楚的。我认为，严格说来，对一般公民不存在任何政治义务。在第二种情况下，需要对如何利用正义的惯例产生信托义务问题进行说明。在这方面．我们需要研究一下有关惯例的性质。这个问题我将在另外的地方（第51－52节）讨论。第19节适用于个人的原则：自然责任　　虽然所有的义务通过公平原则得到了说明，但还有许多自然责任，积极的和消极的自然责任有待讨论。我不打算用一个原则来说明这些责任。无可否认，这种不统一的做法可能有过多依靠优先规则的危险，但我将不得不把这种困难放在一边。下面是关于自然责任的例子：在他人穷困危难之时帮助他的责任，如果这样做不致使自己遭受过分的危险或损失；不损害或伤害他人的责任；以及不要引起不必要的痛苦的责任。第一种自然责任，即互助的责任，是一种积极的责任，是为他人做好事的责任；而后两种责任是消极的责任，它们要求我们不做坏事。从直觉上看，积极责任与消极责任的区别在许多情况下是显而易见的，但也常常难以分辨。我不打算特别指出这种区别。只有在与优先问题相联系时这种区别才是重要的，因为有一种说法似乎是有道理的，即在这种区别显而易见的情况下，消极责任应比积极责任更重要。但我不打算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　　与义务相比，自然责任的特点是，它们无需考虑我们的行动是否自愿即可适用于我们。此外，它们与体制或社会惯例没有必然联系；它们的内容一般不是由这些安排的规则规定的。这样，我们就有了一种不要存心让他人痛苦的自然责任和一种帮助他人的自然责任，而不管我们是否已经作出了这些行动。没有理由说我们并没有作出任何不使他人痛苦或不报复他人的承诺也没有作出任何帮助他人的承诺。的确，比方不杀人的承诺一般就是可笑而多余的，在不存在道德要求的地方去规定道德要求也是错误的。也许在正义战争中出现的某种情况下，一个人才有权为了特殊原因而杀人。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不杀人的承诺（如果有的话）才是适当的。自然责任的另一个特点是，不管人们的规定关系如何，人与人之间的这些责任都是有效的；它们在所有平等的道德主体之间都是得到公认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责任就不仅是具体的人，例如在特定社会安排中共同合作的人才有，而且一般人都有。尤其是这个特点表明了“自然的”这个形容词的贴切性。国际法的一个目标就是在国家行为中保证使这些责任得到承认。在限制战争中使用的手段时，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它假定，至少在某种情况下，自卫战争被证明是正当的（第58节）。　　从正义即公平这个观点看，一种基本的自然责任就是正义的责任。这种责任要求我们支持和遵从现存的并适用于我们的正义体制。它也强制我们去推动有待建立的正义体制，至少在能够做到这一点而又不使我们蒙受太多损失的情况下是如此。因此，如果社会基本结构是正义的，或在当时情况下能够像合理指望的那样是正义的，那么，每个人就都有了一种在现存安排下作出自己的贡献的自然责任。每个人都被束缚在不以他的自愿行动为转移的这些体制上，不管这是已实现的行动还是未实现的行动。因此，即使关于自然责任的原则来自契约论的观点，但这些原则并不是为了应用而就以某种明确表示的或心照不宣的赞同行动为先决条件，事实上也不是以任何自愿行动为先决条件。适用于个人的这些原则和适用于体制的原则一样，是在原始状态中可能会得到承认的原则。这些原则被认为是一种假设的协议的结果。如果提出这些原则是为了表明任何有约束力的行动，不管是不是两愿的，都不是应用这些原则的先决条件，那么，它们就是无条件适用的。为什么义务要决定于自愿行动，其理由要在说明这个条件的公平原则的第二部分中提到。它与正义即公平这个观点的契约性质毫无关系。事实上，一旦有了全套原则，即一种全面的正当观，我们就可以完全忘掉原始状态的观念，而像我们应用任何其他原则那样来应用这些原则。　　正义即公平理论允许有无条件的原则，这并没有什么矛盾或甚至令人惊异之处。只要指出这样一点就够了：原始状态中的各方可能会赞同规定自然责任的原则，而这些原则一经提出，就是无条件适用的。我们应该指出的是，既然公平原则可以规定对现存正义安排的契约关系，那么这个原则所包含的义务就能维持一种已经存在的、来自正义的自然责任的关系。这样，一个人就可能既有自然责任，也有遵守体制和尽自己责任的义务。这里要注意的是，有几种办法可以把一个人与政治体制相联系。就大多数情况说，正义的自然责任是更基本的，因为它约束了一般公民，而且不必为了适用而要求任何自愿行动。另一方面，公平原则只约束担任公职的人，或者由于地位较好已在这个体系内推进了自己目标的人。因此，位高任重就有了另外的含义，即拥有较多特权的人获得了甚至更牢固地把自己束缚在某种正义安排上的义务。　　关于其他类型的适用于个人的原则，我不打算多讲。虽然同意并不是一类不重要的行动，但我必须把讨论局限于社会正义理论。然而，可以看到，一旦选定了规定要求的所有原则，那么进而承认规定同意行动就不必要了。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同意是我们可以采取也可以不采取的行动。这种行动并不违反任何义务或自然责任。在研究同意行动时，人们希望挑出从道德观点看意义重大的同意行动，并说明它们同责任与义务的关系。从道德上说，许多这样的行动是无关紧要或微不足道的。但在同意行动中，有一类属于职责以外的有趣行动。这些行动就是宽仁、慈悲、英雄主义或自我牺牲。采取这种行动当然是好的，但这并不是一个人的责任或义务。职责之外的行动并不作为一种要求，虽然一般地说，如果不涉及行动者本身的损失或风险，这种行动也可能是一种要求。但一个人如果作了某种职责以外的行动，这也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他的自然责任。虽然我们有一种实现某个重大的善的自然责任，如果我们能够比较容易做到的话；但如果那样做需要我们付出相当大的代价，那么我们就被解除了这种责任。职责之外的行动提出了一些对伦理学理论来说头等重要的问题。例如，初看起来，古典的功利观就似乎不能说明这些问题。只要是能对别人带来更大的善的行动，只要这种行动所产生的总的利益超过了我们可以采取的其他行动所产生的总的利益，那么我们看来就得不计代价去完成这些行动。相当于在自然责任说明中的那种免除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正义即公平的理论把某些行动算作职责之外的行动，这些行动可能是功利原则所要求的。然而，我不打算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要在这里提到职责之外的行动，只是为了全面的缘故。现在，我们必须转向解释原始状态这个问题。第三章原始状态在这一章中，我要讨论一下初始状态这个为人们所偏爱的哲学上的说法。我把这种说法称作原始状态。首先，我要概略地描述一下有关赞成某些正义观的论据的性质，并说明一下怎样提出可供选择的正义观，以便各方能够在一批明确的传统的正义观中进行选择。接着，我还要在几个标题下描述一下作为这种初始状态标志的各种条件，这些标题是：正义的环境，对正当概念的形式上的限制，无知之幕和立约各方的理性。在每一种情况下。我都试图指出，从哲学的观点看，为这个人们所偏爱的说法所选定的特征为什么是合理的。其次，在考虑这些正义观的相对优点之前，还要研究一下产生正义的两个原则和平均功利原则的推理的自然界限。我认为正义的这两个原则将会得到承认，并为支持这一论点提出一些主要的依据。为了弄清楚各种正义观之间的差异，这一章将以再次考察古典的功利原则而结束。第20节赞成某些正义观的论据的性质　　正义即公平这个直觉概念，将把正义的基本原则看作是在一种适当规定的初始状态中的原始协议的目标。这些原则是关心促进自身利益的有理性的人在这种平等状态中为了决定他们联合的条件而可能接受的原则。因此，必须指出，正义的两个原则是对原始状态中提出的选择问题的解决办法。为了做到这一点，人们必须确认，考虑到各方的环境以及他们对情况的了解、他们的信仰和利益，关于这些原则的某种协议是每个人根据可以得到的选择方案去实现自己目标的最佳办法。　　显然，没有人能够得到他希望得到的一切；光是别人的存在就使他无法做到这一点．对任何人来说，绝对的最佳办法就是让其他每一个人和他一起促使自己的关于善的观念的实现。而不管结果是什么样的观念。或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要求其他所有的人作出正义的行动，而他自己则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不去作这种行动。由于其他人决不会同意这种联合条件，所以利己主义的这些表现就会遭到拒绝。然而正义的两个原则似乎是一种合理的方案。事实上，我想指出的是，这两个原则是每一个人对别人的相应要求的可谓最好的回答。从这个意义上说，选择这种正义观是对原始状态中提出的问题的独一无二的解决办法。　　如果这样来论证，人们就是遵循了社会理论中一种人所熟知的程序。就是说，这里描述了一种被简化了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某些目标并以某些方式互相联系的有理性的个人，应该根据他们对环境的了解，以某种方式对各种行动方针进行选择。这些个人将会怎样去做，要根据对他们的信仰和利益、他们的处境和他们能够得到的机会所作出的这些假定进行严格的演绎推理才能够知道。用巴莱多的话来说，他们的行为是爱好与妨碍的结果。例如，按照价格理论，如果各自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的许多个人彼此让步，放弃自己最能放弃的东西，以换取自己最希望得到的东西，这时就可以认为在竞争市场之间出现了平衡。平衡是在自愿的商人之间自由达成协议的结果。对每一个人来说，他的最佳地位就是他通过自由交换所能达到的地位，这种交换是与别人以同样方式促进自身利益的权利和自由相一致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这种状态就成了一种平衡，成了在当时即使没有进一步的变化也会持续下去的平衡。任何人都没有想要改变它的动机。如果背离这种状态便恢复平衡的倾向发生作用。这种平衡就是稳定的。　　当然，说某种状态是平衡的，甚至是稳定的，不一定是说这种状态是正当的或正义的。这不过是说，考虑到人们对自己状态的估计，他们会采取有效的行动来保持这种状态。显然，憎恨和敌意之间的平衡也可能是一种稳定的平衡；每个人都可能认为，任何可能的改变都将会更糟。每个人能为自己做的，充其量也许只能达到一种较少不正义而不是较大的善的状态。从道德上对平衡状态进行评价，有赖于决定这种状态的背景情况。正是在这一点上，原始状态观体现了道德理论独有的特征。如果说，价格理论试图通过对实际起作用的倾向提出假定来说明市场活动，那么，在哲学上对原始状态的最好解释则体现了被认为是对选择原则所规定的合理条件。和社会理论不同，这种解释的目的在于描述这种状态，以便可能被选择的原则（不管它们结果是什么原则）从道德的观点看是可以接受的。对原始状态是这样规定的：它是一种现状，在这种状态下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是公平的。在这种状态下，各方都是作为道德的主体而得到平等的对待，这个结果不决定于随意性的偶然事故，也不决定于社会力量的相对平衡。这样，正义即公平的理论从一开始就能够利用纯粹程序正义这个概念。　　因此，显而易见，这种原始状态是一种纯粹假设的状态。不必再有任何与它相似的东西了，虽然我们可以有意识地按照它所表明的限制，来模拟各方的反思。这种原始状态观不是为了说明人类的行为，而只是试图说明我们的道德判断，并帮助说明我们具有某种正义感。正义即公平是一种关于我们道德感情的理论，而这种道德感情是由我们反思平衡的深思熟虑的判断来表明的。这种感情大概多少会影响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因此，尽管原始状态观是行为理论的一部分，但完全不能因此就认为还有其他与之相似的实际状态。必要的是，可能被接受的这些原则要在我们的道德推理和行为中发挥必不可少的作用。　　人们还应注意的是，这些原则被接受与否，不像某种心理规律或概率那样可以推测而知。最好还是让我指出，承认这些原则是与对原始状态的全面描述相一致的唯一选择。这种论据的最终目的是使自己成为严格推理性的论据。当然，原始状态中的人都具有某种心理，因为人们对他们的信仰和利益作出了种种假设。这些假设是和说明这种初始状态的其他前提一起出现的，但显而易见的是，来自这些前提的论据可以是完全推理性的，一些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应该努力创造出一种名符其实的十分严密的道德几何学来。遗憾的是，我将要作出的推理还远远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它自始至终都是高度直觉的。　　结束语。我已经说过，对初始状态有许多可能的解释，随着人们对立约各方的看法，随着据说是他们所具有的信仰和利益，随着他们能够得到哪些可供选择的办法，等等，原始状态观会有所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有许多不同的契约理论。正义即公平理论只是其中之一而已。但要解决某种理论是否正确这个问题，只能靠指出这样一点，即有一种对初始状态的解释，它最好地表明了给原则的选择所规定的迄今被普遍认为是合理的条件，同时这种选择又导致了一种可以用来说明我们反思平衡的深思熟虑的判断的原始状态观。我将把这种最好的或者说标准的解释看作就是原始状态。可想而知，每一种传统的正义观都有一种对初始状态的解释，按照这种解释，它们的原则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例如，有些解释导致了古典的功利原则，也导致了平均功利原则。我们将随时提到对初始状态的这些不同解释。这样。契约理论的方法就为各种正义观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一种普遍的分析方法。人们试图表明契约状态所包含的各种条件，因为正义观的原则可能就是按照这种状态而得到选择的。人们就是这样提出了各种基本的假设，而这些正义观似乎就是以这些假设为依据的。但是，如果有一种解释在哲学上是最好的，如果它的原则说明了我们深思熟虑的判断；那么我们也就有了证明这种理论的正确性的方法。我们在开始时不可能知道是否存在这种解释，但至少我们知道应该去寻找什么。第21节对可供选择的正义观的介绍　　现在，让我们从关于方法的讨论转到对原始状态的说明上来。首先，我将提出关于原始状态中的人能够得到的选择这个问题。当然，最好还是说，他们要在各种可能的正义观中进行选择。一个明显的困难是，怎样来说明这些正义观，使原始状态中的人能够认识它们。然而，就算能够对这些正义观加以规定，那也无法保证原始状态中的各方能作出最佳选择；可能是最好的原则也许会遭到忽视，事实上，所谓最佳选择可能并不存在：可以想象，对每一种正义观来说，都有另—种比它更好的正义观。即使存在某种最佳选择，但要把各方的智力说成肯定会使他们想到这种最佳选择，或者甚至是似乎更有道理的正义观，这一点似乎难以做到。只要认真地反思一下，对选择问题的一些解决办法也许是相当清楚的；但要把各方说成能够通过审慎的思考来作出这种选择，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因此，尽管正义的两个原则可能比我们已知的那些正义观都要好，但迄今尚未得到系统阐述的一批原则也许更好。　　为了处理这个问题，我打算采取以下方法。我将把为数不多的一批传统的正义观，例如在第一章讨论的那些正义观，以及正义的两个原则所表明的其他几种可能的正义观，简单地看作是人们已知的。然后，我假定把这批正义观提到各方的面前，并要求他们一致认为，在列举的正义观中，有一种正义观是最好的。我们可以假定，这个决定是通过一系列成对比较后作出来的。这样，一旦所有的人一致同意，在与其他每一种选择比较后，应该选择这两个原则，那么这可能就表明这两个原则是可取的。在这一章中，就大多数情况来说。我都将考虑在正义的两个原则同两种功利原则（古典功利原则和平均功利原则）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在这后面还要讨论与至善论和混合理论的比较问题。我试图以这种办法来说明，这两个原则可能会从这批正义观中被选择出来。　　无可否认，这是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的处理办法。如果我们能够为唯一最佳的正义观规定必要和足够的条件，然后提出符合这些条件的正义观来，那可能是一种比较好的办法。人们最后也许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然而，目前我还看不出如何来避免使用一些粗糙的现成方法。此外，使用这种方法也许会为我们的问题指出一种普遍的解决办法。这样，结果可能会证明，随着我们依次作出这些比较，各方将会通过推理，选定基本结构的某些理想的特征，并证明这些特征都具有最高的和最低的自然属性。例如，假定原始状态中的人选择一种具有最充分的平等自由权的社会是合理的。再进一步假定，尽管他们选择了能够促进共同善的社会和经济的有利条件，但他们仍坚持主张要减少自然的和社会的偶然因素有利于某些人而不利于另一些人的情况。如果这两个特征是唯一有关的特征，如果平等自由权原则是第一个特征的最高自然属性，而差别原则（受到公平的机会均等的限制）是第二个特征的最高自然属性，那么，撇开优先问题不谈，这两个原则就是最佳的解决办法。人们不能依靠推定来说明或列举各种可能的正义观，也不能把各方说成是必定会考虑这些正义观，这一点也并不妨碍作出这一结论。　　进一步对这些问题进行臆测，可能是没有好处的。目前，我们并不打算去讨论关于最佳解决办法这个带普遍性的问题。我始终把论据限于一种比较不充分的论点，即从下面列举的正义观中可能会选择出这两个原则来。A．正义的两个原则（按序列安排）1．最充分的平等自由权原则2．（a）（公平的）机会均等原则（b）差别原则B．混合正义观。代替上面A2的正义观1．平均功利原则；或2．受到以下任一种情况限制的平均功利原则：（a）社会的某种最低属性应予维持，或（b）全面分配的范围不应太广；或3．受到B2中任一种情况限制的并受到公平的机会均等限制的平均功利原则C．古典的目的论的正义观　　1．古典的功利原则　　2．平均功利原则　　3．至善主义原则D．直觉的正义观　　1．解决总功利与平等分配原则的矛盾　　2．解决平均功利与补救原则的矛盾　　3．解决一批初步原则（相宜的原则）的矛盾E．利己主义的正义观（参见第23节，该节中说明何以严格说来利己主义的正义观不是可供选择的正义观。）　　1．唯我独尊的：人人都要为我的利益服务　　2．只享受权利不尽义务的：人人都要作出正义的行动，但如果我不愿意，则我除外　　3．笼统的：人人都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促进自己的利益毫无疑问，这些传统理论的价值足以证明这样排列是正确的。无论如何，研究这种排列法，是探索更大问题的一种有用的方法。不过，这些正义观大概每一种都有其优点与缺点；对一个人所选择的任何一种正义观，都可以有赞成和反对的理由。某种正义观容易受到批评，不一定就是对它表示明确反对，某些合意的特征最后也并不是始终都能得到人们的赞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原始状态中的人所作的决定，是以对各种考虑的权衡为转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正义理论为依托的直觉就有了一种吸引力。但是，如何把各方面的情况都加以考虑，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理由的优劣来了。可以通过对原始状态的说明，来分解和分析所有有关的理由，这样就可以使一种正义观明显地显得比其他正义观更为可取。严指格来，这种论据还算不上是一种证明，无论如何在目前还算不上；但用穆勒的话来说。它可以提出一些可以测定思维能力的考虑。　　上面列举的这些正义观大部分都是无需说明的。然而，对它们作一些简短的评论也许是有益的。每一种正义观都以一种相当简单的方式表示出来，而且每一种正义观都是无条件适用的，就是说，不管环境和社会状况如何，都是适用的。这些原则中没有一个是依赖某些社会条件或其他条件的。这样说的一个理由就是要使事情变得简单一些。提出一类正义观，使其中每一种正义观只有在存在特殊环境、而各种条件无所不有而又互相排斥的时候才能适用，这可能是容易做到的。例如，某种正义观可以在文化的某个阶段适用，而另一种正义观则可以在文化的另一个阶段适用。这样的一组其本身就可以算作一种正义观；它可能是由成对安排的一组正义观组成的，每一对就是一种正义观，与它所应用的环境相配合。但是，如果把这类正义观也加到前面的一览表中去，那么我们的问题即使不是变得难以处理，也会变得十分复杂。此外，还有一种理由要求排除这一类可供选择的正义观，因为人们难免要问，究竟是什么基本原则决定了这成对安排的正义观呢？这里，我假定，某种公认的伦理观根据已知的每一个条件，规定了所有适当的原则。正是这种无条件的原则规定了这一组成对安排所表明的正义观。因此，把诸如此类的正义观加到前面的一览表中去，就是加进了将本身基础掩盖起来的可供选择的正义观。所以，也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我将把这类正义观排除在外。对原始状态进行说明，使各方能够选择在任何环境下都无条件适用的原则，这同样证明是可取的。这个事实是与康德对正义即公平的解释联系在一起的。但我把这个问题留到下文去讨论（第40节）。　　最后，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赞同这两个原则的论据，或事实上赞同任何正义观的论据，往往是同列举可供选择的正义观的某个一览表有关的。如果我们改变了这张表，这种论据一般地说也要有所不同。任何类似的论点对原始状态的所有特征也是适用的。初始状态的种类可以多到无穷无尽，因此，道德几何学的定理无疑也可以多到无穷无尽。只有几种初始状态才在哲学上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因为从道德的观点看，大多数不同的初始状态都是不相干的。我们应该尽量避开枝节问题，同时又不要忽略这种论据的特殊假定。第22节正义的环境　　我们可以把正义的环境形容为使人类的合作成为可能而又必要的常规条件。因此，正如我在开始时所指出的那样，虽然社会是一种互利的合作事业，但它带有利益一致和利益冲突的特有标志。由于社会合作使所有的人都能过上一种比任何孤军奋斗的人可能得到的更好的生活，于是就产生了利益一致。由于人们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每个人都想得到较大的一份而不是较小的一份，由于他们对如何分配他们的合作所产生的较大利益不会漠不关心，于是就产生了利益冲突。这就需要有一些原则，以便对决定这种利益分配的各种社会安排进行选择，并认可某种关于恰当分配份额的协议。这些要求规定了正义的作用。产生这些要求的背景条件就是正义的环境。　　这些条件可以分为两类。首先是使人类合作成为可能而又必要的客观环境。例如，许多个人在同一时间共存于某个特定的地理范围之内。这些个人在体力和智力上大致相同；或者至少他们的能力差不多，其中任何人都不能统治其余的人。他们经不起打击，在别人联合起来的力量面前，他们的计划往往不能得到实现。最后，还有一种据说相当普遍的中等匮乏的条件。自然资源和其他资源还没有丰富到使合作计划变得多余；条件也没有严峻到使富有成果的事业必须宣告停止。尽管互利的安排是切实可行的，但它们所产生的利益还不能满足人们提出的要求。　　主观环境表现在合作主体，即在一起工作的人的有关方面。例如，虽然各方都有大致相同的需要和利益，或各方的需要和利益互为补充，使他们之间的互利合作成为可能，但他们也都有他们自己的生活计划。这些计划，或关于善的观念，使他们有了不同的目标和意图，并使他们对现有的自然和社会资源提出了互相冲突的要求。此外，虽然这些计划所提出的利益并不被认为是符合自我的利益的，但它们却是某个自我的利益，这个自我认为，它的关于善的观念应该得到承认，它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提出的要求应该得到满足。我假定各方对彼此的利益不感兴趣，来强调正义的环境的这个方面。我还假定，人们由于在知识、思想和判断方面的种种缺陷而吃了亏。他们的知识必定是不完全的，他们的推理能力、记忆力和注意力是经常受到限制的，他们的判断可能是由于担心、偏见和对自己的事务的专注而被歪曲了的。这些缺陷有些是由于道德上的过失、自私和疏忽造成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只是人的自然状况的一部分。结果，不仅是个人有了不同的生活计划，而且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哲学和宗教信仰，形形色色的政治和社会学说。　　我将把这些条件称为正义的环境。休谟对这些状况的说明尤为精辟入微，前面的概述并没有给他的全面得多的论述增加任何重要的内容。为了简明起见，我经常要强调中等匮乏这个条件（属于客观环境）和互相漠不关心，或个人对彼此的利益不感兴趣这个条件（属于主观环境）。因此，可以概括地说，只要互相漠不关心的人们在中等匮乏的条件下对社会利益的分配提出了互相冲突的要求，正义的环境也就存在了。如果不存有这种环境，也就没有显示正义之美德的场合，正如不存在伤害生命和肢体的威胁，也就不存在显示体魄胆略的机会一样。　　应该指出，有几个问题需要弄清。首先，我当然将假定原始状态中的人知道这些正义的环境是存在的。这一点他们当然认为就是指他们的社会条件。还要假定各方都试图尽力促使自己的关于善的观念的实现，而他们在试图这样做时，不受先已存在的彼此道德关系的约束。　　然而，问题产生了：原始状态中的人对第三方，例如对他们的下一代，是否也具有义务和责任呢？承认有这种义务和责任，可能是处理两代人之间正义问题的一种办法。但是，正义即公平理论的目的是要根据其他条件引伸出全部责任和义务；因此这种解决办法应该避免。相反，我要提出一种有关动机的假定。各方被视为代表连续不断的要求，被视为可以说是一种持久的道德力量或体制的代表。他们无需永远去考虑这种道德力量和体制能够维持多久，但他们自己的善意至少可以扩及两代。时间邻接阶段上的代表有着重叠的利益。例如，我们可以把各方看作是一家之主，从而认为他们怀有促进他们的下一代福利的某种愿望。作为各个家庭的代表，他们的利益是互相对立的，对此，正义的环境已作了暗示。虽然我一般将采用这种解释，但把各方看作是一家之主，是不必要的。至关重要的是，原始状态中的每个人都应关心下一代中某些人的福利，同时假定在各种情况下他们关心的是不同的个人。此外，就下一代中的任何一个人来说，在这一代里就有人在关心他了。这样，所有人的利益都得到照顾，如果把无知之幕也考虑进去，整个利益就联系在一起了。　　应该指出的是，对于各方关于善的观念，除了说它们是合理的长远计划外，我不作任何限制性的假定。虽然这些计划决定了某个自我的目标和利益，但这些目标和利益并不被假定为利己主义的或自私自利的。情况是否如此，取决于一个人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目标。如果财富、地位、影响和众口交誉的社会声望是一个人的最终目标，那么他的关于善的观念无疑就是利己主义的。他的压倒一切的利益是为了他自己，而不仅仅像通常必然的那样是某个自我的利益。因此，一旦揭去了无知之幕，有关各方就会发现他们有着思想感情方面的联系，他们希望促进别人的利益，也希望看到自己目标的实现，如果我们作出这样的假定，也并不是不合逻辑的。但是，假定原始状态中的人互相漠不关心，却是为了保证正义的原则不随一些有力的假定而转移。要记住：原始状态本来就是用来体现普遍共有的然而容易遭到破坏的条件的。因此，正义观不应以广泛的自然感情的联系为先决条件。按照这个理论，人们应力求尽量少作假定。　　最后，假定各方彼此互不关心，不愿为别人牺牲自己的利益，就是为了要表现人们在产生正义问题时的行为和动机。圣徒和英雄们的崇高理想也可能和任何其他利益一样势不两立。为追求这些理想而发生冲突是最最可悲的事。因此，凡是存在利益冲突的地方，凡是人们彼此觉得有权把自己的权利强加于人的地方，正义就是实践的美德。在商定了某种共同理想的圣徒社会里（如果这种社会可能存在的话），关于正义的争论是不会发生的。每个人都会为一个由他们共向的宗教信仰决定的目标忘我地劳动，而有了这个目标（假定它是得到明确规定的），一切有关正当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但是，正义的环境是人类社会的特点。说明这些条件，不需要任何关于人类动机的特别理论。相反，其目的是要把为正义问题提供舞台的人际关系包括到对原始状态的描述中来。第23节对正当概念的形式上的限制　　原始状态中的人的状况反映了某些限制。他们拥有的选择机会，他们对自己的环境的了解在种种方面都受到限制。所谓限制，我指的是对正当这个概念的限制，因为它们适用于对所有伦理原则的选择，而不只是适用于对正义原则的选择。如果各方也能承认某些适用于其他美德的原则，这些限制可能也会适用。　　首先，我将考虑一下对各种选择机会的限制。对可以列入提供给各方的一览表中的所有正义观规定某些形式上的条件，这似乎是合理的。我并不认为这些条件是从正当概念中产生的，更不认为它们是从道德含义中产生的。我避免在这类极重要的问题上求助于对这些概念的分析。有许多限制可以合理地与正当概念联系起来，同时可以根据这些限制作出不同的选择，并把这些选择看作是特定理论范围内的最后选择。任何规定的价值全在于它所产生的理论是否合理；规定本身是不能解决任何基本问题的。　　这些正式条件的合宜性来自正当原则调整人们对自己的体制和对相互要求的任务。如果要使正义原则发挥作用，即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决定利益分配的作用，这些要求就是相当自然的。每一个这样的要求都是相当低的，同时我假定传统的正义观能满足这些要求。然而，这些条件排除了形形色色的利己主义，这一点我将要在下文提到。这种情况说明；这些条件不是没有道德效力的。这就更加有必要不是从规定和对概念的分析，而仅仅是从包含这些条件的理论的合理性来证明这些条件的合理性。我从人们所熟知的五个方面来说明这些条件。　　首先，原则应该是普遍的。就是说，在提出这些原则时必须能够不使用在直觉上可能被认为是专有名词的东西，或临时拼凑起来的说法。因此，用来说明这些原则的论断应能表达普遍的属性和关系。不幸的是，哲学上的极大困难似乎使人无法对这些问题给予令人满意的说明。我不打算在这里论述这些问题。人们在提出某种正义论时，有权避开如何规定普遍属性和关系这个问题，并且用似乎合理的东西指导自己。进一步说，既然各方对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地位并无确切的了解，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来认同自己。即使一个人能够得到别人的赞同，他也不知道怎样来使原则适合自己的利益。有关各方实际上不得不坚持普遍的原则，用直觉办法来理解这里的概念。　　这种条件之所以合乎自然，一部分在于基本原则必须能够永远地成为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的一种公共宪章。由于这些原则是无条件的，所以它们始终适用（在正义的环境下），任何一代的人都必须能够了解它们。因此，了解这些原则，不应要求对偶然事故的细节也要了解，当然也不应要求涉及个人和团体。在传统上，对这种条件的最明显的检验标准是这样一种思想，即凡是正确的东西都符合上帝的意志。但事实上，这种理论通常都得到来自一些普遍原则的某种论据的支持。例如，洛克认为，道德的基本原则如下：如果一个人是另一个人创造出来的（从神学意义上说），那么这个人就有义务按照他的创造者规定的准则办事。这个原则是十分普遍的，考虑到洛克所看到的这个世界的性质，它把上帝挑出来作为合法的道德权威。这并没有违反普遍性条件，虽然初看起来似乎是违反了。　　其次，原则要能广泛适用。由于每一个人都是道德的主体，这些原则必定对每一个人都是适用的。因此，我假定每个人都能了解这些原则，并用这些原则来考虑问题。这就为它们的复杂程度以及它们的特点的种类与数量规定了某种上限。此外，如果一种原则自相矛盾，或者大家照它办事反而是自找麻烦，那么它就应予排除。同样，如果只在别人遵守另一个不同的原则时采用某种原则是合理的，那么这个原则也是不能接受的。选择原则最后要根据每个人的遵守情况。　　按照规定，普遍性和广泛性就是明显的条件。例如，唯我独尊的利己主义（每个人都要为我的－或伯里克利的－利益服务）符合广泛性的要求，但不符合普遍性的要求。虽然所有的人都能按照这种原则行事，在某些情况下，结果也可能一点不坏（这取决于独裁者的利益），但是这个人称代词（或名字）违反了第一个条件。另外，普遍性原则可能并不是广泛性原则。提出这些原则是为了适用于有限的一类人，例如根据生物的或社会的特性，如头发的颜色或阶级地位等等挑选出来的人。当然，人们在其一生中获得了某些义务，承担了他们所特有的某些责任。虽然如此，这种种责任和义务都是适用于全体道德主体的基本原则所产生的结果。这些要求是在一种共同的基础上产生的。　　第三个条件是公开性条件，这个条件自然是从契约论的观点中产生出来的。各方都认为，他们是在为一种普遍的正义观选择原则。他们假定，如果他们接受这些原则是某种协议的结果，那么，对于这些原则。每一个人就会知道他可能知道的全部情况。因此，对广泛接受这些原则的普遍认识理应产生合意的效果，并有助于社会合作的稳定。这个条件和广泛性条件的区别是，后者使人们在每一个人都明智而正式地采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来评价这些原则。但是，所有的人都了解并采用了某种原则，而这个事实却又没有被人们广泛知晓或得到人们的明确承认，这也是可能的。公开性条件的目的，是使各方把正义观作为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公开承认的并且充分有效的道德法规来评价。康德的绝对命令理论要求我们作为有理性的人可能愿意将其当作目的王国的法律而制定出来的原则办事，就这一点来说，公开性原则显然包含在这种理论中了。康德认为，这个王国事实上好比是一个道德的共同体，它把这些道德原则用作它的公共宪章。　　还有一个条件是，正当观必须为互相冲突的要求规定先后次序。这个要求直接来自正当观的原则在调整各种对立要求时所起的作用。然而。在确定什么是先后次序时却发生了困难。如果某种正义观是全面的，就是说，能够把可能产生的（或实际上可能产生的）各种要求都加以安排，那显然是可取的。而这种次序安排一般应该是有转移力的：比方说，如果基本结构的第一个安排比第二个安排更正义，第二个安排比第三个安排更正义，那么第一个安排也应比第三个安排更正义。这种形式上的条件是很自然的，虽然并不是始终容易得到满足。但是，格斗比武是否也是一种裁定方式呢？体力较量和动刀动枪的结果终究要产生一种次序安排：某些要求战胜了另一些要求。反对这种次序安排的主要理由，不是因为它是不可转移的，而是因为它应该避免依靠武力和狡计来使人们接受正当原则和正义原则。因此，我认为，按照每个人的威胁优势来分配利益，这不是正义观。它没有按照规定的意义确立一种次序安排，这种安排的依据就是人们及其地位的某些有关方面，而这些方面又是不以人们的社会地位和他们恫吓别人、胁迫别人的能力为转移的。　　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条件是决定性条件。有关各方应在实际推理中把这一套原则看作是终审上诉法院。为支持这些要求所能提出的论据，没有比这更高的标准了；根据这些原则成功地作出的推理是结论性的。这种充分普遍的理论包含了适用于全部美德的原则。只要我们按照这种理论来思考问题，它就会要求我们去对有关事项及其适当重点进行全面的考虑，因此它的要求是决定性的。这些原则凌驾于法律和习惯以及一般的社会规章的要求之上。我们应把社会体制直接作为正当原则和正义原则来安排，并对之表示尊重。根据这些原则得出的结论也凌驾于关于审慎和自身利益的考虑之上。这并不是说，这些原则坚持要求人们去作出自我牺牲；因为各方在提出这种正当观时，已尽可能地考虑了他们的利益．个人审慎的要求已经按照这整套原则得到了适当的重视。这整个设计是不可更改的，因为一旦它所规定的实际推理过程得出了结论，问题也就解决了。现存的社会安排以及自身利益的要求，已经得到了应有的考虑。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不喜欢这种结果而到头来对它们重新考虑。　　因此，总起来看，对正当观所规定的这些条件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点，即正当观是具有普遍形式并得到广泛应用的一系列原则，作为安排有道德的人们之间互相冲突的要求的终审上诉法院，它们应该得到人们的公认。正义原则由于它们的特殊作用和适用对象而被人们所认识。不过，这五个条件本身并不排除任何传统的正义观。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它们确实排除上面列举的不同形式的利己主义。普遍性条件既排除了唯我独尊的利己主义，也排除了不受约束的利己主义，因为每一种利己主义都需要有一个专名，或代词，或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说法，以便或者突出独裁者，或者形容不受约束的人。然而，普遍性并不排除一般的利己主义，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判断来做任何最能推进自己目标的事。这里的原则可以用一种十分普遍的方法清楚地表达出来。正是这种有先后次序的条件使一般的利己主义变得不可接受，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有权随心所欲地推进自己的目标，或者如果每个人都应该促进他自己的利益，那么对立的要求就根本得不到安排，于是它们的结果也就由武力和狡计来决定。　　所以，这几种利己主义没有出现在提供给各方的正义观一览表上。它们被形式上的限制排除了。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出人意外的结论，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原始状态中的人选择另一种正义观，可能对他们自己要有利得多。如果他们要问大家应该赞同哪些原则，那么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利己主义都不是一个可供考虑的重要候补者。这不过是证实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情况，就是说，虽然利己主义是合乎逻辑的，而且从这个意义说，也不是不合理的，但它和我们直觉上认为是道德观点的东西格格不入。从哲学上说，利己主义的意义不在于它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正当观，而在于它是对任何这类正当观的挑战。按照正义即公平理论，这一点在我们可以把一般的利己主义解释为无协议效力这个事实中得到反映。如果各方不能达成某种协议，可能就是利己主义在作怪。第24节无知之幕　　原始状态这个概念是要确定一种合理的程序，以便任何一致同意的原则都会是正义的。其目的是把纯粹程序正义的概念用作理论的基础。我们必须设法消除一些特定的偶然因素的影响，因为正是它们使人们发生争执，并诱使人们去利用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假定各方都处在一张无知之幕的后面。他仍不知道各种可供选择的原则会怎样影响他们的具体情况，他们不得不完全按照一般的考虑来评价原则。　　因此，假定各方并不知道某些具体事实。首先，没有人知道他在社会中的地位，即他的价级地位和社会地位；他也不知道他在自然资产和自然能力的分配中的命运如何，不知道自己的智能和力量，等等。另外，任何人也都不知道他的关于善的观念，不知道他的合理生活计划的细节，或者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心理特征，如厌恶冒险、易于乐观或悲观。不仅如此，我还假定各方不知道他们自己的社会的具体情况，就是说，他们不知道社会的经济或政治状况，也不知道社会已能达到的文明和文化阶段。原始状态中的人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代人。对于知识的这些比较广泛的限制是适当的，这部分是因为社会正义问题不但出现在一代人的内部，而且也出现在两代人之间，例如，资本节约的适当比例问题，自然资源的保护问题，以及自然环境问题。至少从理论上说，还有一个关于合理的遗传政策问题。同时，在这些情况下，为了维持原始状态这个概念，各方也不应该知道使他们互相对立的那些偶然因素。不管最后证明他们是属于哪一代人，他们必须选择某些原则，而这些原则所产生的后果是他们准备接受的。　　因此，各方迄今所知道的唯一的具体事实，就是他们的社会受到正义环境的支配以及这一点意味着什么。然而，他们知道有关人类社会的一般事实，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熟悉政治事务和经济理论原则；他们知道社会组织的基础，知道人类的心理规律。事实上，凡是影响对正义原则的选择的一般事实，假定各方都是知道的。对一般的知识，即一般的规律和理论，不存在任何限制，因为必须使正义观适应它们所支配的社会合作制度的特点，没有理由排斥这些事实。例如，有一种考虑是违反正义观的，这就是认为：从道德心理的规律看，即使人们的社会体制符合某种正义观，人们也不会获得要按照这种正义观行动的欲望。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要获得社会合作的稳定将很困难。正义观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应能证明自身的正确性。就是说，它的原则应该是这样的原则：当它们在社会基本结构中得到体现时，人们往往获得了相应的正义感。人们具备了道德学习的原则，就培养起一种要按照它的原则来行动的欲望。在这种情况下，正义观就是稳定的。这方面的一般知识在原始状态中是可以允许的。　　无知之幕这个概念提出了几个问题。有人可能反对说，如果排除了几乎所有的具体知识，那就难以了解所谓原始状态的含义。因此，如果说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可以在任何时候进入这种状态，或者也许更理想的是，可以根据适当的限制，纯粹依靠推理来模拟对这种假设状态的审慎思考，这可能是有帮助的。我们在论证某种正义观时，必须肯定，它是得到允许的各种可供选择的正义观中的一种，并且符合规定的形式限制。如果我们缺乏被排除了的这种知识，我们就不能对这种正义观作任何有利的考虑，除非它们可能是我们应该竭力主张的合理考虑。评价正义观必须根据它们得到公开承认和广泛应用的一般结果，同时还要假定它们会得到每个人的遵守。说某种正义观可能会在原始状态中被选择，就等于说符合某些条件和限制的合理的审慎思考可能会得出某种结论。得出这种结果的论据在必要时可以更正式地提出来。不过，我将始终按照原始状态这个概念来叙述。这样做更经济，也更有启发性，可以显示人们可能容易忽略的某些基本特征。　　这些论点表明，不应把原始状态看作是包括了活着的一切人在某一时刻的聚会，更不应把它看作是包括了某时可能活着的一切人的聚会。它不是一个所有实际的或可能的人的集会。从这两方面去想象原始状态是异想天开；这种想法对直觉不再会有真正的指导作用。总之，重要的是要对原始状态作出解释，使人们何以在任何时候采纳它的观点。人们何时采纳这种观点，谁采纳这种观点，应该是没有区别的：限制条件只能是同样的原则应始终得到选择。无知之幕就是达到这个要求的一个基本条件。它不但保证能够得到的知识是相干的，而且也保证这种知识始终是相同的。　　人们可能会表示异议说，无知之幕这个条件是不合理的。有人无疑会反对说，应该按照能够得到的全部知识来选择原则。对这种论点有许多不同的回答。这里，我打算概括地说一说几种回答，这些回答着重于简单化，因为如果要有什么理论，那就非简单化不可。（在康德对原始状态的解释基础上的简单化将在下文第40节中提到。）首先，显而易见的是，既然各方并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分歧，而且他们每一个人又都同样具有理性和相同的处境，那么每一个人对同样的论据也就深信不疑。因此，我们能够按照随意挑出来的某个人的观点来考察在原始状态中所作的选择。如果任何人在经过适当考虑之后选择了某种正义观，而不选择另一种正义观，那么他们就都会这样做，从而可以达成某种一致的协议。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设想，有关各方必须通过一个中间仲裁人来彼此打交道，这个仲裁人要宣布已经提出了哪些可供选择的正义观以及赞成这些正义观的理由。他禁止结成联盟的企图，并在各方达成协议时负责通知他们。但是，假定各方的考虑必然是相同的，那么这个仲裁人事实上也就是多余的了。　　于是，十分重要的结果产生了：各方失去了任何通常意义上的讨价还价的基础。没有人知道他在社会中的地位，也不知道他的自然资产，因此，也就没有人能够使原则迁就自己的利益。我们可以设想，订约人之一扬言，除非别人同意对他有利的原则，否则他决不退让。但是，他怎么知道哪些原则对他特别有利呢？这一点对于结盟也同样适用；如果一批人决定联合起来以不利于别人，那么他们可能也不知道选择什么原则才对他们自己有利。即使他们能使每一个人都同意他们的方案，他们也可能无法保证这会对他们有利，因为他们无法靠姓名或外貌来辨认谁是自己人。不适用这种结论的一个例子是储蓄。由于原始状态中的人知道他们是同时代的人（采用现时进入原始状态这一解释），他们可以拒绝为他们的下一代作出任何牺牲以有利于自己的这一代。他们完全承认任何人都没有义务要为后代储蓄这个原则。以前的各代人有的储蓄，有的没有储蓄。现在的各方根本无法改变这个事实。这个例子说明，无知之幕不能保证得到理想的结果。因此，我将用一种不同的方法，即改变关于动机的假定，来解决两代人之间的正义问题。但是，由于有了这种修正，任何人就都不能够提出为促进自己的利益而专门设计的原则了，每个人不管暂时处于什么样的状态，都不得不为所有的人作出选择。　　因此，在原始状态中对具体知识的限制是十分重要的。没有这些限制。我们也许根本就不能提出任何明确的正义理论。我们可能不得不满足于一种模糊不清的公式，认为正义就是在不能就协议内容本身进行充分讨论的情况下可能得到一致同意的东西。对正当观的形式上的限制，亦即对一些原则直接适用的限制，对我们是不够用的。无知之幕使一致选择某种正义观成为可能。没有对知识的这些限制，商定原始状态的问题可能会复杂到无法解决。即使从理论上说存在某种解决办法，至少在目前我们也许还不能确定。　　我认为，无知之幕的概念已经包含在康德的伦理观中了（第40节）。然而，甚至一些契约理论也常常忽略了为各方规定知识并对他们能够得到的选择进行说明这个问题。有时候，这种在道德上得到明确考虑的状态，却是以一种不明确的方式提出来的，结果人们无法确定最后会是什么样的状态。例如，佩里的理论墓本上就是一种契约理论：他认为，个人和社会的结合必须按照完全不同的原则迸行，后者靠合理的审慎，前者靠善意的人们随一致。他似乎依据基本上和前面所提出的同样理由否定了功利主义，就是说，功利主义把适用于个人的选择原则不适当地扩大应用于社会面临的选择。正确的行动方针应该具有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目标的特点，假定各方对环境有充分的了解，并以对彼此利益的仁爱关心为其动机，那么通过反思而得到的协议，是有可能提出这些目标的。然而，并未作出任何努力以任何明确的方式来说明这种协议的可能结果。事实上，如果没有详尽得多的说明，是不可能得出任何结论来的。这里，我不想对别人提出批评，而是希望说明一下有时看来好像是十分众多的不相干细节的必要性。　　提出无知之幕这个概念，不仅仅是为了简明起见。我想对原始状态加以规定，以便我们找到理想的解决办法。如果允许得到关于详细情况的知识，那么，结果就会由于随意性的偶然因素而有了倾向性。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根据每个人的威胁优势来分配利益不是一种正义原则。如果原始状态要产生正义的协议，那么有关各方就必须处于公平的地位，并作为道德的主体得到平等的待遇。必须调整初始契约状态的情况，使世界的随意性得到纠正。此外，如果我们在选择原则时，即使有了充分知识也仍然要求意见一致，那也只能解决少数几个相当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意见一致为基础的正义观实际上可能是不充分的和不重要的。但是，一旦排除了知识，关于意见一致的要求就不是不恰当的，而这种要求能够得到满足这个事实就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这样，关于得到选择的正义观，我们就能够就，它代表了一种真正的利益一致。　　结束语。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将假定各方都具有全部的一般知识。没有哪一种一般事实是他们不能知道的。我这样假定，主要是为了避免把问题复杂化。尽管如此，某种正义观仍然应该成为社会合作条件的共同基础。既然要达成共同的协议就必需使原则的复杂性受到某些限制，那么在原始状态中利用理论知识可能同样要有所限制。不过，要对各种各样的一般事实的复杂性进行分类和定级，显然会是很困难的，我不打算这样去做。然而，在我们碰到了一种复杂的理论结构时，我们还是能够识别的。因此，合理的说法似乎是：在其他条件相等时，如果一种主义观是以明显的比较简单的一般事实为基础的，而对它的选择也不是决定于按照一系列在理论上规定的可能性而进行的煞费苦心的计算，那么应予选择的就是这种正义观，而不是另一种正义观。赞成某种普遍正义观的理由，在环境许可的情况下，最好应能使人人明白。我认为，这种考虑所赞成的是正义的两个原则，而不是功利标准。　第25节立约各方的理性　　我始终假定，原始状态中的人是有理性的。每个人在选择原则时都以最大的努力来促进自己的利益。但我同时还假定，各方并不了解他们的关于善的观念。这就是说，虽然他们知道他们具有某种合理的生活计划，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个计划的细节，即这个计划打算促进的具体的目标和利益。因此；他们怎样才能确定哪种正义观最符合他们的利益呢？或者说，我们是否必须假定他们最后不得不依靠纯粹的猜测？为了对付这个困难，我假定他们同意前一章提到的关于善的说明：他们认为自己可能会希望得到较多的而不是较少的社会基本善。当然，一旦揭去了无知之幕，结果可能证明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宗教原因或其他原因，事实上也许并不希望得到较多的此类善。但从原始状态的观点看，如果各方不愿多得，无论如何不会有人去强迫他们那样做，同时，一个人也不会因为多得了一些自由权而吃亏，既然如此，如果他们假定他们确实希望得到较大的份额，那也是合理的。因此，即使各方被剥夺了关于他们的具体目标的知识，他们也有足够的知识去评定可供选择的正义观。他们知道，一般地说，他们都必须努力保护自己的自由权，扩大自己的机会，扩大促进自己目标的手段，不管它们是什么样的目标。在关于善的理论和道德心理学的一般事实的指导下，他们的审慎考虑就不再是猜测。他们能够作出一般意义上的合理决定。　　除了一个基本的特征外，这里引用的理性概念是社会理论中一个众所周知的标准概念。因此，一个有理性的人通常被认为对他们面临的选择具有一种合乎逻辑的偏爱。他们根据这些选择促进自己目标的程度来评定它们的次序；他所奉行的计划要能满足他的较多的而不是较少的欲望，并且有被顺利执行的较大机会。我所提出的特殊假定是，一个有理性的人不会患妒忌病。他不会仅仅因为别人同样得到较少而准备接受损失。他不会由于知道或感觉到别人的社会基本善的指数较大而垂头丧气。只要他与别人之间的差距不超过一定的限度，同时他又认为现存的不平等不是以不正义为基础，也不是听任机会错过而无补偿的社会目标的结果，那么情况至少是这样（第80节）。各方不会为妒忌所驱使这个假定产生了一些问题。也许，我还应该假定他们不易受其他种种感情，如羞耻感和屈辱感的影响（第67节）。不过，要对正义进行令人满意的说明，最终也将不得不处理这些问题，但目前我打算把这些复杂问题撇在一边。对我们的方法的另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它太不现实。当然，人都会受这些感情之害。正义观怎能无视这个事实呢？我打算把赞成正义原则的论据分为两个部分来处理这个问题。在第一部分，正义的原则是按照不存在妒忌这一假定而提出的；而在第二部分，我们要考虑由于人类的生活环境，所得到的正义观是否可行。　　提出这个方法的一个理由是，妒忌往往会使每个人的境况更差。从这个意义上说，妒忌是对集体不利的。假定不存在妒忌，也就是假定人们在选择原则时应该认为自己有自己的本身已很充足的生活计划。他们有一种牢固的自我价值意识，即使在别人拥有较少的促进自身利益的手段的情况下，他们也不打算放弃自己的任何目标。我将根据这种假定提出一种正义观，看一看会发生什么情况。我在下文还打算指出，如果把得到采纳的原则付诸实施，它们将会导致某些社会安排，在这些安排中，妒忌和其他破坏性的感情不可能是强烈的。这种正义观排除了产生破坏性态度的条件。因此，这种正义观是天生稳定的（第80—81节）。　　互不关心的理性这个假定是说：原始状态中的人试图尽可能地承认能够促进他们的系统目标的原则。他们这样做是要为自己获得最高的社会基本善的指数，因为这能使他们最有效地促进自己的关于善的观念，不管最后证明这是什么样的观念。各方彼此不想使对方得到好处，也不想使对方受到损害；他们不为爱心或仇恨所驱使。他们彼此都不想比对方得到更多的好处；他们既不爱妒忌，也不爱虚荣。如果用比赛用语，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们竭力争取绝对高分。他们不希望他们的对手得高分或得低分，他们也不想尽量扩大或尽量缩小他们的成功与其他人的成功之间的差距。比赛的概念并不真正适用，因为各方并不以获胜为念，而是要得到从自己的系统目标来看的尽可能多的分数。　　还有一个保证严格遵守的假定。假定各方都能有一种正义感，而这一点在他们之间又是尽人皆知的。这个条件是要保证原始状态中达成的协议的完整性。这并不意味着各方在审慎思考时应用了某种正义观，因为这样做可能使关于动机的假定的论点无效。相反，它意味着各方可以依赖彼此的谅解，并按照最后得到一致同意的任何原则来行动。一旦原则得到了承认，各方就能相互依赖以遵守这些原则。因此，在达成协议时，他们知道，他们的保证不是徒劳的：他们都能有正义感，这一点保证所选定的原则将会得到尊重。然而，至关重要的是要看到，这种假定仍然允许考虑人们按照各种不同的正义观去行动的资格。关于人类心理的一般事实和道德学习的原则，是有关各方需要仔细研究的有关问题。如果一种正义观不可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或者缺乏稳定性，那就决不可等闲视之．这时，也许可能选择另一种不同的正义观。这个假定只是说，各方从一种纯粹形式的意义上说都有感知正义的能力：各方考虑了每一种有关情况，包括关于道德心理的一般事实，将会坚持最后选定的原则。他们是有理性的，因为他们不会缔结他们知道他们不能信守或很难信守的协议。除其他考虑外，他们还要计算承担义务的负担（第29节）。因此，在评价正义观时，原始状态中的人必须假定他们所采纳的正义观将会得到严格的遵守。他们的协议的结果必须在这个基础上产生。　　通过前面对各方的理性和动机的评论，关于原始状态的说明基本上就全面了。我们可以用下面列举的这种初始状态的各种因素及其变化来总结一下这个说明（星号表示对构成原始状态的解释）。　　1．各方的性质（第22节）　　*a．连续的人（家长、或遗传世系）　　 b．单独的个人　　 c. 团体（国家、教会，或其他法人团体）　　2．正义的主题（第2节）　　*a. 社会基本结构　　 b．法人团体规章　　 c. 国际法　　3. 对可供选择的正义观的介绍（第21节）　　 a．较短（或较长）的正义观一览表　　 b. 对各种可能性的一般说明　　4．进入原始状态的时间（第24节）　　*a. 凡在人的一生中任何时间（在理性年龄期间）进入　　 b. 所有实际的人（生存于某一时间的人）同时进入　　 c.所有可能的人同时进入　　5．正义的环境（第22节）　　*a．休谟的中等匮乏条件　　 b．以上条件加上其他极端条件　　6．对正义原则的形式上的条件（第23节）　　*a．普遍性条件、广泛性条件、公开性条件。先后次序条件和决定性条件　　 b．同上的较少公开性的条件　　7. 知识和信仰（第24节）　　*a．无知之幕　　 b. 完全的知识　　 C．部分的知识　　8．各方的动机（第25节）　　*a．互相漠不关心（有限的利他主义）　　 b．社会团结友好的因素　　 c．完全的利他主义　　9．理性（第25节，第28节）　　*a．用统一的期望和对概率的客观分析来采取实现目标的有效手段　　 b．同上，但无统一的期望，也不利用不充分理由原则　　10．协议条件（第24节）　　*a．永远一致　　 b．有限期间的多数同意，等等　　11．遵守条件（第25节）　　*a.严格遵守　　 b．不同程度的部分遵守　　12. 无协议效力（第23节）　　*a．一般的利己主义　　 b．自然状态　　现在，我们可以转向原则的选择问题。但我首先要提一提应予避免的几个误解。首先，我们必须记住，原始状态中的各方是从理论上规定的个人。他们取得一致意见的根据，是对这种契约状态以及他们对基本善的选择所进行的说明。因此，说正义原则可能会得到选择，就等于说这些人会怎么决心像我们所描述的那样来行动。当然，如果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模拟原始状态，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按照道德理由及其规定的限制来律己处世，那么，我们大概会发现，我们的思考和判断都受到我们特有的爱好和态度的影响。要在努力坚持这种理想化状态的条件时纠正我们的爱好和厌恶，这无疑将会证明是很困难的。但这丝毫不影响认为上述原始状态中有理性的人可能会作出某种决定的论点。这是一个属于正义理论的问题，是关于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担负起调整自己的实际推理任务的又一个问题。　　既然我们假定原始状态中的人对彼此的利益不感兴趣（虽然他们可能会对第三方表示某种关心），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认为，正义即公平这个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利己主义的理论。当然，这不是前面提到的三种利己主义中的任何一种。但有人可能会像叔本华看待康德学说那样认为，这仍然是利己主义的。不过，这是一种误解。原始状态中各方被说成是对彼此的利害关系漠不关心，这不一定意味着遵守可能得到一致同意的原则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对彼此漠不关心。显然，正义的两个原则以及关于义务和自然责任的原则要求我们考虑别人的权利与要求。而正义感就是一种遵守这些限制的通常有效的欲望。决不可把原始状态中的人的动机混同于接受可能被选择的原则并具有相应正义感的日常生活中的人的动机。在实际事务中，一个人对自己的状态确实具有某种知识，因此，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利用一些偶然情况以有利于自己。如果他的正义感促使他按照在原始状态中可能采纳的正当原则办事，那么他的欲望和目标就肯定不是利己主义的。他自愿地接受了对道德观点的这种解释所表明的各种限制。　　进一步的反思证明了这个结论。如果我们考虑某种契约论的思想，我们就不由得会认为，除非各方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为仁慈或对彼此利益的关心所驱使，否则这种思想是不会产生我们所需要的原则的。我在前面提到，佩里认为，正确的标准和决定就是在有助于公平和友好的环境下促进深思熟虑的协议目标的那些标准和决定。互相漠不关心与无知之幕结合起来，就达到了仁慈所达到的目的。这两个条件结合起来，迫使原始状态中的每一个人去考虑别人的善。因此。按照正义即公平理论。友好的结果是通过几个条件的联合作用而实现的。认为选种正义观是利己主义的，那是一种错觉，是由于只考虑原始状态诸因素中的一个因素所造成的。此外，这一对假定的优点比仁慈和知识加在一起的优点更大。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仁慈和知识问题太复杂了，在这方面根本不可能提出任何明确的理论。不仅由如此广泛的知识所造成的复杂情况是无法克服的，而且关于动机的假定也需要予以说明。例如，仁慈欲望的相对力量是什么？简单地说，互相漠不关心与无知之幕的结合具有简单明晰的优点，同时又能保证得到初看起来在道德上更具吸引力的假定所具有的效果。如果有人问：为什么人们不能要求有无知之幕的仁慈？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需要如此强化的条件。另外，这种要求不但与正义环境不一致，而且也会使我们把关于正义的理论建立在不充分条件的基础上的目的不能实现。　　最后，如果设想是各方自己提出方案的，那么他们又没有任何要提出毫无意义的或具有随意性原则的动机。例如，没有人会极力主张把特权给予身高正好六英尺或在某个晴朗日子里出生的人。也没有人会提出要按照肤色和毛发特征来分配基本权利的原则。没有人能够知道这种原则是否会符合他的利益。此外，每一个这样的原则都是对人的行动自由的限制，而这些限制也不会毫无道理地被接受。当然，我们可以设想一些特殊情况，在这些情况下，这些特征都是相关的。在某个晴朗日子里出生的人也许会有一个好脾气，而对于某些权力地位来说，这种脾气也许是一种合宜的品质。但是，这些特征决不会在基本原则中提出来，因为它们必须与促进人类广义的利益有着某种合理的联系。各方的理性以及他们在原始状态中的境况，保证道德原则和正义观具有这方面的基本内容。因此，种族和性别歧视的先决条件必然是某些人在社会体系中占有某种他们乐于加以利用的对自己有利的地位。从在公平的原始状态中境况相似的人的观点来看，明显的种族主义理论的原则不仅是不正义的，而且也是不合理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它们根本就不是什么道德观，而只是压迫的工具。在传统正义观的合理的一览表上是没有它们的地位的。当然，这种论点完全不是一个定义问题，而是赋予原始状态以特征的所有条件，尤其是各方的理性和无知之幕这两个条件所产生的结果。因此，正当观具有一定的内容，并排除随意的毫无意义的原则，这就是这个理论的逻辑结论。第26节导致正义的两个原则的推理　　在这一节和后面两节中，我要着手处理在正义的两个原则与平均功利原则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在这两种原则中确定合理的选择。也许是把正义即公平观作为对功利主义传统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替代理论而予以阐述的主要问题。在这一节里，首先我将提出一些赞成这两个原则的直觉论点。我还将简略地讨论一下在使这两个原则成为决定性原则的情况下必须提出的论据的质的结构问题。　　我们记得，普遍的正义即公平观要求所有的社会基本善都必须平等分配，除非某种不平等的分配可能是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的。对于这些善的交换没有规定任何限制，因此，较少的自由权可以用较大的社会和经济利益来补偿。从随意挑出的一个人的观点来看，他无法为自己获取特殊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他也没有理由要默认特殊的不利条件。由于他没有理由指望在社会善的分配中得到大于平均数的一份，同时由于他也没有理由同意得到小于平均数的一份，那么，对他来说，明智的做法就是承认规定平等分配是正义的首要原则。事实上，这个原则十分显而易见，因而我们可以指望任何人都会立即想到。　　这样，各方从一开始就有了一个原则，这个原则不但对收入和财富确立了平等的分配，而且也对所有人确立了包括机会平等的平等自由权。但是，没有理由认为承认这一点就什么都解决了。如果基本结构中存在着不平等，使每一个人的境况与初始平等的水准基点相比有了改善，那么为什么不能允讲这种不平等呢？可以把较大的平等所能允许的眼前利益看作是着眼于未来收益的聪明的投资。例如，如果这些不平等成了各种各样的刺激因素，成功地诱发了富于成果的努力，那么，原始状态中的人就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弥补训练费用和鼓励作出实绩所必需的东西。人们也许会认为，最好还是人们应该希望互相服务。但是，既然假定各方对彼此的利益是漠不关心的，那么，他们接受这种不平等也就是接受人们在正义的环境中的相互关系。他们没有理由要对彼此的动机感到不满。因此，原始状态中的人可能会承认这种不平等的正义性。事实上，如果他不这样做，那就是目光短浅。只有在他由于明白无误地知道或感觉到由于别人境况更好而可能感到失望时，他才会对要不要接受这些规定而犹豫不决；而且我已假定，各方作出的决定，似乎并不是出于妒忌。为了使控制不平等的原则发挥决定性作用，人们应从地位最不利的有代表性的人的观点来考察制度。如果不平等达到了最大的限度，或至少促进了最不幸的社会集团的长远期望，那么这种不平等就是可以允许的。　　至于可以允许哪些不平等，这种普遍的正义观并未作任何规定，而特殊的正义观则把正义的两个原则按序列安排（在含义上作一些必要的调整），禁止在基本自由权与经济和社会利益之间进行交换。我不打算在这里证明这种安排的正确性。在以后的一些章节里（第39节，第82节），将不时地考虑这个问题。但大致说来，这种安排的基本思想是：如果有关各方假定他们的基本自由权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那么他们是不会用一种较小的自由权去换取经济福利的改善的。只有在社会条件不允许有效地确立这些权利时，人们才会承认它们的限制；而只有在为实现一个自由社会铺平道路所必需的情况下，这些限制才是可以承认的。只有在必须提高文明水准，使人们能够及时享受这些自由的情况下，才能认为对平等自由权的否定是有道理的。因此，在采用序列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原始状态中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假定，即各方知道，他们的社会条件（不管它们是什么样的条件）容许有效地实现这些平等自由权。正义的这两个原则的序列，只有在始终遵循普遍正义观的情况下才会最终是合理的。这种词汇序列是这一普遍观点的长远倾向。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将假定这种序列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多半是可以获得的。　　从以上论点来看，这两个原则至少是一种似乎合理的正义观，这看来是明确的。然而，问题是怎样才能为这两个原则提出更系统的论证。有几件事是需要做的。人们可以估计一下它们对体制的重要性，并指出它们对社会基本政策的意义。这样，通过与我们对正义的深思熟虑的判断进行比较．这两个原则就得到了检验。本书第二编将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人们也可以去寻找一些赞成这两个原则的、从原始状态的观点看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论据。为了弄清楚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把这两个原则着作是对社会正义问题的最大最小值解决法，是一种有用的直接推断法。在这两个原则与用来在不确知的情况下进行选择的最大最小值规则之间也有类似情形。从下面的事实看，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这个事实就是：这两个原则就是一个人为了设计一个将由他的敌人给他指定地位的社会而可能选择的原则。最大最小值规则要求我们按照尽可能坏的结果来安排选择办法：我们应该采用这样的一种办法，这种办法的最坏结果优于其他各种办法的最坏结果。当然，原始状态中的人并未假定，他们在社会中的原始状态是由某个心怀恶意的敌手决定的。正如我在下文指出的那样，他们不应根据虚假的前提来进行推理。无知之幕并不违反这种思想，因为无知不等于误信。但是，如果各方不得不保护自己以免受到这种偶然事故的影响，那么正义的这两个原则就可能中选，这一点说明了这种正义观就是最大最小值解决法这个意思。而这种类推方法也表明了，如果对原始状态的说明使各方可以合理地采取这一规则所表达的保守态度，那么实际上就可以为这两个原则提出一种决定性的论据。一般地说，这种最大最小值规则显然并不是在不确知的情况下指导选择的一种适当办法。但在具有某些显著特征的情况下，它是一种颇有吸引力的办法。因此，我的目的就是要指出，在原始状态最充分地显示这些特征的基础上，也就是把这些特征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的基础上，是能够为这两个原则提出有利的论据的。　　请考虑一下下面的损益表。它表示的是一种不属于战略运筹情势的损益。没有人与作决定的人竞争，相反，他面临几种可能得到公认也可能未得到公认的可能情况。恰好存在哪些情况，不取决于选译者作出了什么决定，也不取决于他是否事先宣布他的行动。表中的数字是与某种原始状态相比较的货币价值（以百美元计算）。收益（g）决定于个人的决定（d）和情况（c）。因此，g=f（d，c）。假定有三种可能的决定和三种可能的情况，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份损益表。　　　　　　　　　　　　　情况　　　　　　　　　————————————　　决定　　　　　　C1　　 C2　　 C3　　————————————————————　　　d1　　　　　　-7　　 8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