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声嘟嚷了一句：“可我对他没有想法。” 她闻言立刻换了一副语气，乞求道：“我己经答应他了，我说我一定能说服你一起去，现在怎么好反悔呢？那多没面子啊。你就当帮帮我，去吃这一顿好了嘛，吃过再说不喜欢也不晚啊。要不，大年初一我们还要到饭堂吃呢。” 什么人啊，为了自己的面子问题，不惜让我做这等骗吃骗喝的事。不，我感觉她想借助我骗吃骗喝呢，我坚决地摇摇头。 汤燕英见不再有希望，脸色立刻沉了下来，连招呼都不打就走了。我如释重负地再次钻进被窝，很快又沉沉睡去。从初一到初三，我就这样吃了睡睡了吃。虽然饭堂的饭菜一顿比一顿差，１６０张床位的宿舍环境也不好，但能没有压力地睡个好觉，对我们这些打工者来说，己是最快乐的事情了。４０４。 可惜快乐的日子是这么短暂，初四早晨，很多人还沉浸在过年的气氛中，我们又投入到紧张而繁忙的打工生活中去了。 每年的春节过后，都是所谓的“招聘黄金周”，樱之厂也不例外。我己经摘掉了代表新员工的“红色袖章”，但更多带着“红色袖章”的人在春节后涌了进来，厂内一时喧闹起来。因为珠三江近几年越演越烈的“民工荒”，现在很难招得到人，厂内招聘栏还贴出了很多与招工相关的通告，鼓励老员工从家乡带人进厂，并承诺带一个人奖励１００元。这让很多员工极矛盾，不带人吧，想赚那１００元钱；带人吧，又怕来了以后并不如招聘启示上承诺的那样好，落得以后被老乡埋怨。 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老员工带人进来。虽然樱之厂很累，工资也并不高，但出粮及时，每月再怎么扣也有七、八百元的工资，七、八百元虽不算多，很多来自穷乡僻壤的人己经非常知足了。据说以前进一个人，要塞给人事部相关人员或所属部门主管两千元的“介绍费”。现在虽然女工不要交了，男工仍然要交不下两千元的所谓“介绍费”。 在“招聘黄金周”进入尾声时，内聘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当我看到通告栏中赫然出现“人事文员”四个字时，激动得差点儿跳起来。 按照规定，我认真地写了一张个人简历，诚惶诚恐地送到职员招聘点。樱之有两个招聘点，位于生活区的普工招聘点是由苗先婷负责；正大门的职员招聘点，是由我在人才市场见到的那个“络细胡”负责的，“络腮胡”叫张声洋，一个很直率的人。在我递简历的时候，他热情地说：“杨海燕，没想到你真的进厂了，去年春晚领舞的那个女孩就是你吧，当时我就认出是你了。” 想到在人才市场拿假毕业证应聘的事，我顿感差愧难当，讷讷道：“谢谢你还记得我，不知这次我能否应聘上？” 他笑笑：“你己经通过我的初选了，填张表吧，文员的最终决定权在金自立和高经理，这要看你的运气了。” 我感激地接过那张《转职申请表》，一笔一划地填写起来。在“何年何月何日获何奖”一栏，我厚着脸皮填上了“２００５年樱之春节联欢晚会节目特别奖”的字样。 因为失望的次数太多了，所以这次，我随时做好被涮下来的准备。没想到，过了一个星期，姜萌就通知我去职员招聘点，我惊喜万分，本以为稳操胜劵，可我还是高兴得太早了。 在职员招聘点，张声洋有些为难地告诉我：“这次内聘人事文员只需要一个人，其实己经有了一个合适的人选，那个女孩用五笔打字一分钟可以打５０多个字，但这个职位主要输入人事资料，为保密起见，人事资料一定要用仓颉输入法。按理说你是没有机会的，不过我们人事部的高经理是香港人，他对你领舞的《水中花》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想给你一个机会。不过要先到人事部试用一星期，在这一星期内，你们两个谁基本掌握了仓颉输入法，谁就留下来，否则，还要退回车间。你觉得你有没有信心试一下？如果没有，就算了。” 虽然我知道仓颉造字，也知道五笔输入法，但并不知道什么是颉输入法。何况那个女孩五笔很熟练，学仓颉肯定也很快，我被退回去的可能性更大。倘若退回车间，面子上肯定不好看。但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极为难得的机会，我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坚决地说“我有信心！” 张声洋半信半疑地说：“那好吧，我己经和庄科长说好了，你明天你就到人事部试用。”４０５。 我既喜又忧，喜的是，努力了这么久，终于得到这么一个机会；忧的是，那个女孩如此熟练电脑，我怎么才能超越她呢？但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走到这一步了，无论前路有多坎坷，也只好硬着头发走下去。 回车间便和庄科长说了明天去人事部试用的事，庄科长惋惜道：“你一进三科我就很看好你，现在车间ＱＣ有一个空缺，我正想安排你做。你要是在人事部试用不合格被退回来，这个职位也没有了。你是否考虑一下，是走还是留？” 我轻声而坚定地说：“谢谢，如果试用不合格，我宁愿回来继续做普通的操作员。” 庄科长宽容地笑笑，大约他认为，我是肯定要被退回来的吧。其实不要说他，连我自己都是没有信心的，只所以坚持，只是不甘心而己。倘若我留在了人事部，说明我真的足够聪明；倘若我不得不回冲压三科，毕竟也算努力过，也没什么好遗憾的了。 当晚我破例没加班，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穿上那套最合体的牛仔裤和较新的厂服出现在职员招聘点。张声洋正在跟一个瘦高的女孩讲话。我这才知道，女孩叫蓝琳，将和我一起到人事部试用。 她良好的电脑水平让我自愧弗如，但我还是勉强和她打招呼：“你好。” 她却似笑非笑道：“听说你连五笔打字都不会呢，这是真的吗？” 我羞愧地点点头，她脸上的笑意更浓了，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我泄气极了，甚至产生了临阵逃脱的念头。但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我实在不想轻易放弃，最终还是硬着头皮走进了行政大楼。 进出行政及财务大楼的人都穿着藏青色的西装，这些穿西装的人都是坐办公室的，也就是所谓的“白领”。以往在公司内看到穿西装的人，我都感到自卑，现在更加自卑了。我的浅蓝色工衣和蓝琳的鹅黄色工衣穿梭在一群西装革履之间，显得尤为突兀。蓝琳似乎也和我有同样的想法，刚才满面笑容的脸上此刻看上去很是茫然无助。 刚上了二楼，就看到一个长得牛高马大的人正在用生硬的中国话训骂一位男职员：“八格，不想干就给我滚蛋！” 那个男职员连连鞠躬，不知是紧张还是惊吓，脸上的冷汗都冒出来了。 我和蓝琳同时将目光转向张声洋，张声洋无所谓地笑笑，轻声说：“这是主管行政人事相本次郎副总经理，日本人。” 虽然樱之厂的中国人大多和我一样，对日本人有着与生俱来的仇恨，但不可否认，日本人在樱之的普通员工心目中，还是具有至高无尚的地位。虽然我没学过日语，但小时候看的那些抗日的电影电视中，常出现“八格牙鲁”这个词，这个词当然是一句骂人话了。只是没想到，一个副总经理怎么会这样言辞粗鲁？ 不容我再多想，我们己经到了人事部办公区。张声洋让我和蓝琳分别坐在在位于角落里的两台电脑桌前，然后拿出一张复印的仓颉字根表和一本有关仓颉打字法的书给我们，吩咐道：“试用一星期，不要求你们打字速度有多快，能掌握基本的拆字方法就可以了。”说完便丢下我们，忙别的事情去了。 我看了书才知道，仓颉输入法是一种繁体字打字法，但是一种形码，编码方式与五毛字型有些许多类似的地方，但字根分布却与五笔不一样。虽然我不会打五笔，但五笔的字根表我背得滚瓜烂熟。可现在，面对完全陌生的仓颉字根表，没有口诀，没有法则可依，我简直不知从何下手！４０６。 虽然我以前也接触过电脑，但主要是输入员工加班，只用右边的数字键就可以了。至于功能键，也只知道最基本的几个键的作用。其实那时候我应该抓住好不容易得到的机会努力学习电脑的，但被所谓的恋爱冲昏了头脑，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沈洲身上，对工作及学习都懈怠下来，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两场空，现在真是悔不当初。 正在我望着电脑屏幕不知所措时，进厂时曾给我做过培训的人事部主任金自立满面笑容地向我和蓝琳这边走来。我心里一喜，正考虑如何向他开口求教时，却见他眼晴看着蓝琳，径直走到她旁边，鼓励道：“仓颉输入法虽然难学，但你以前电脑那么熟练，五笔打得又快，对你来说肯定是不成问题的。” 蓝琳冲他嫣然一笑，自信满满地说：“我知道。” 我心中暗想，这个人事主任一点都没有架子。金自立又吩咐了蓝琳几句才离开，我以为该论到他过来和我打招呼了，便把脸上的表情调整到最佳状态，甜甜地说：“金主任好。” 说完这话我就后悔了，因为我看到刚才还满面笑容的他瞬间变得面无表情了，眼晴根本就不看我，只是听到我的招呼，才不屑地朝这边瞥了一下，冷冷地“哼”了一声算是回应，然后迅速走开了。 我心里“咯噔”一声，就算我再傻，也看出来金自立对我们两个态度明显的不同。记得两年前，我在金秋厂破格被提升为经理助理时，孟小姐她们也是不欢迎我的，但经过我的努力，后来还是接受了我。常言道，职场如战场，在金秋厂只所以被迫辞职，说得难听点是我不懂职场撕杀的法则，说得好听点是我太过善良，但我的善良却成为被人利用的工具。我是因孟小姐而走，但自始至终，她没有为我说一句话！倘若那时候我按照高总吩咐的去做，我又何以沦落到今天的地步！ 金秋厂遇到的困难在樱之同样遇到的，倘若我不积极去战胜这个困难，那么以后同样还会遇到。所以这次，我决不会向上次那样退缩，也绝不会向上次那样自动败下阵来！ 想到这里，我感觉有一种无形的动力让我拿起字根表，并努力静下心来，对照字根表一个个盲打起来。仓颉的字根没有口诀，要靠死记硬背。虽然困难，但我相信自己！ 刚打了一会儿，蓝琳看到了，立刻大惊小怪道：“杨海燕，你电脑一点都不熟悉，怎么还学盲打？盲打很难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学会的！” 旁边的苗先婷闻言走过来，看我打了几下也劝道：“一般刚开始学电脑的人都要看键盘的，等熟练了再慢慢学盲打，仓颉又比五笔难学得多呢。” 蓝琳更起劲了，讨好地说：“是啊是啊，我就是这样学电脑的。我五笔一分钟可以打５０多个字，现在还不能盲打呢，何况她连五笔都不会呢。” 苗先婷耐心劝我：“对呀，你看人家一分钟打５０多个字还要边看键盘边打呢。” 我淡然一笑：“我只是想试试。” 蓝琳似乎恨铁不成钢地摇了摇头，苗先婷也不满地看了我一眼，冷哼了一声，无趣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我拿出以前读书的劲头，心无旁骛，一边盲打字根一边在心里强记。我的记忆力一直很强，很快，我的十个手指由生涩顺畅，由缓慢到较快，到中午吃饭的铃声响起时，我己经基本掌握了字根所在键盘的位置，并能比较准确地盲打出来了。４０７。 蓝琳和苗先婷不知什么时候己经热火朝天地聊起来了。排队下班的时候，两人亲热地走在一起，似乎己经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虽然有些微微的醋意，但想到一个星期的试用期，这醋意便被冲淡了。匆匆吃完饭，又火急火燎地从饭堂直接进了厂区。 在门口被保安验明身份后，还是拦住我：“要间隔半小时打卡才有效的。” 我赔着笑脸道：“那我半个小时后再出来打卡，行吗？” 保安提醒道：“这样的话，你加班是没有加班费的。” 我点点头：“我不要加班费。” 保安有些惊讶：“没加班费还进去做什么啊？”但在我的坚持下，还是很顺利地让我进去了。 走到门口，遇到蓝琳，她奇怪地问：“你还来办公室做什么？我们现在虽是试用，也和行政大楼的人同样作息时间，不需要象车间那样直落了，中午可以有一个半小时休息的。” 我笑笑：“你不是也来了吗？” 她得意地说：“是苗先婷让我在这儿等她，她进去拿钱，说要请我喝冰水。” 正说着，苗先婷出来了，礼节性地问：“杨海燕，你要不要一起去？” 我慌忙道：“不了，你们去吧。”边说边向大楼走。 苗先婷也提醒道：“中午上班是没有加班费的。” 蓝琳不屑地“切”了一声：“真是个怪人，我们走。” 我苦笑一声，走到自己的座位前，继续练习盲打。张明洋给的那本书上午一直被蓝琳紧紧抓在手里，我正好趁机从她座位上拿过来，如饥似渴地阅读起，并根据上面的提示，尝试拆字。 仓颉输入法是繁体字输入法，繁体字对于别人也许有些陌生，但却是我很早就认识的。小学三年级时，我们学校来了一对看大门的老人。老爷爷有些痴呆，听人说他是五十年代大学生，因为是资本家的后代，文化大革命中历经数次运动和批斗，整个人都被整傻了。好不容易到了五十多岁才落实政策，但也到了退体年龄了，上级便把他们安排到我们学校看大门，领取一份仅够糊口的薪水，就算是对他几十年挨整的补偿了。 痴呆的老爷爷经常莫名其妙地失踪，但十天半个月后就会回来。老奶奶因为被整怕了，一有风吹草动便躲在屋里瑟瑟发抖。在老爷爷跑出去的日子里，老奶奶总要央几个女同学和她做伴。但几次过后，有些人便不乐意了，我却极喜欢老奶奶，她不但会讲许许多多我从没听说过的故事，狭小的房间里还有许多繁体字的线装书。老奶奶有时太忙，没时间讲故事给我吃，我便自己看那些线装书。就这样，在老奶奶的指引下，我对繁体字有了初步的认识。可惜，老爷爷最后一次失踪再也没有回来，老奶奶托人四处寻找，才知道他回了老家，老奶奶只好匆匆带着那些线装书回老家找他去了。临走前，她留下了我正在读的《红楼梦》，那本《红楼梦》伴我渡过了整个少女时代。 没想到的是，贫穷而拮据的生活无法让我如红楼女儿一般多愁善感，但我却因此学会了繁体字。更没想到的是，多年以后，机缘巧合，我会因为这些繁体字受益非浅！ 现在，面对我熟悉的繁体字，我很快掌握了仓颉的拆字技巧。当我经过数次挫败，终于战战兢兢地打出“杨海燕”三个字时，我长久地盯着电脑屏幕，激动得不能呼吸！ 而此时，距离我进人事部试用，还不到８个小时！４０８。 用仓颉输入法打出的“杨海燕”三个字让我信心大增，随后每拆出一个字，我就多一份满足。到后来，基本的拆字己经让我提不起兴趣了，就专找那些难拆的字打。我吃了饭就到办公室练习打字，直到深夜１２点办公室关门才离开。 蓝琳和人事部的职员们越来越熟悉了，特别是金自立，虽然他也不会仓颉输入法，但对蓝琳的关爱和哈护是每个人都看得出的。而我呢，除了张明洋，似乎别人都当我隐形。但我看得出，张明洋和金自立的关系很紧张，两人一说话就象针尖对麦芒，似乎苗先婷他们对他也很冷淡。 办公室政治我不是第一次看到，张明洋也和我摊了牌：“你一定要努力，你的这次试用机会是我越过金自立直接向王经理推荐的。金自立坚持要用蓝琳，我私下里打听过了，蓝琳和他关系不同一般。他比我来得早，王经理就是看他不行才招我进来的。你放心，他的主任位子做不久的。” 我感到欣赏，张明洋如此和我推心置腹，说明很信任我。与此同时，我也感到无奈，坐办公室的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为什么这些人不把精力和时间用在做好本职工作上，却总是想到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呢？ 但无论如何，张明洋的话提醒了我，我虽然己经学会拆字了，但蓝琳和苗先婷他们偶尔问起时，我总装作什么都不会的样子，这让他们很是开心，蓝琳越发不把我放在眼里，似乎这个人事文员的位子己经非她莫属了。她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人际交往上，仓颉字根依然要看键盘。 两天后，仓颉打字己经难不到我了，我并不满足，还想试图学习ＷＯＲＤ排版。但ＷＯＲＤ排版远比仓颉难得多，特别是我对一些功能键也不熟悉。幸亏有张明洋，可惜他对电脑也不太懂，又加上几乎每天都在招工，很少在办公室。于是我看到谁就问谁，甚至连金自立和苗先婷也问，我的态度极其谦恭，一次两次他们还敷衍我，到后来就用非常难听的话抢白我。但只要他们指点我一下，就可以让我少走许多弯路，所以仍然硬着头皮、厚着脸皮问。第三天，我己经基本掌握了功能键的操作。那天晚上，人事部全体聚餐，蓝琳兴高采烈地和他们去了。虽然我也在被邀请之列，但我谢绝了，偌大的人事部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 我手里拿着一份厂里刚刚发布的《关于在厂区撒放老鼠药的通知》，想自己在电脑上也打一份相同的，但努力了无数次都失败了。办公室没人，我无法向别人请教。正在我对着电脑发愁时，听到一个声音在身边响起：“张明洋在吗？” 我头也不抬道：“不在，出去聚餐了。” 忽然感觉这个声音有些耳熟，抬头一看，竟是王磊。他也认出了我，冲我微微一笑，便转身要走。我现在需要任何懂电脑的人的帮助，做为冲压科长，他不可能不懂电脑。但从他在人才市场对我的态度来看，似乎并不是一个好说话的人。所以，我故意大睁着略显哀怨的眼晴，将表情调整得恰到好处，宛如一个希望工程那个无辜的小女孩，怯怯地说：“我在人事部试用，试用期只有一周，电脑学不好就要被退回车间的，求你教一下我电脑，可以吗？” 我相信没有哪个男人能拒绝这样的请求，除非他是铁石心肠！但从四年前他拉着我和丽娟为躲避暂住证跑到小山的表现来看，他并非铁石心肠。果然，王磊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好的。” 我顿时欣喜若狂！４０９。 他走到我身边，只是轻轻按了一下电脑屏幕上方的工具栏，刚才让我愁得死去活来的困难竟然迎刃而解。我感激万分，如饥似渴地向他请教起来。 但我很快就沮丧起来，他平常所用的软件并不是ＷＯＲＤ，所以有些问题他也不懂。好在他足够聪明，只要用鼠标尝试点几下，那些问题便很快解决了。他极耐心地教我，不厌其烦。 时间过得真快，直到２３：５５，办公室熄灯的预备铃声响起来，我才很不情愿地关上电脑，但还是充满期待地请求道：“今天星期三，你能不能再教我四个晚上？” 他沉吟片刻，淡淡地问：“你这么想做办公室？在冲压科做普通员工不是挺好的吗？”我伤感道：“要是不做办公室，我只能老死在普通员工的岗位上，这辈子还有什么出息？”他不置可否地摇摇头：“很多东西，没有得到的时候极想得到，一旦得到了也不过如此。”我脱口而出：“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在车间做员工，却要做科长？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呢。” 他苦笑一声，什么也没有说，不再看我，大踏步地走出了办公室。 我很后悔刚才的话，好害怕他不再教我了。谁知第二天晚上２０：００，当办公室内的人都下班以后，他又出现在我的视线里。就这样，星期五晚上，我己经学会了ＷＯＲＤ排版、制表。 星期六上午，当我专心致志地在用ＷＯＲＤ打表格时，终于被苗先婷看到了，她大呼小叫道：“ＷＯＲＤ制表很麻烦的，你还不赶快学仓颉输入法，没学会走就想学爬了？” 引得蓝琳和金自立几个人哈哈大笑，唯有张明洋不笑，他面无表情地走到我身边，大约是恨铁不成钢吧。为了让他放心，我快速在刚制好的表格里用仓颉输入法打了几行字，他惊喜地叫道：“你的仓颉输入法这么快了？真是太聪明了！” 金自立也走了过来，刚才大笑的表情很快僵硬在脸上，比哭还难看，冷嘲热讽道：“是不是从别处复制过来的？” 我赶紧当着他的面打出了一行字，他不满地白了蓝琳一眼。 知道我的进度了，蓝琳这才手忙脚乱起来，谁知越乱越出错。虽然她会五笔，但学打仓颉的时候，五笔不但没有帮上她的忙，反而因为五笔字根的印象太深刻的，经常和仓颉字根搞混，急得她都快哭了。 但我并不满足，又利用周六和周日的时间，在王磊的帮助下，学会了ＥＸＣＥＬ制表。常言道一通百通，学会了ＷＯＲＤ，ＥＸＣＥＬ对我来说易如反掌。我原以为电脑是一座很难攀越的高峰，没想到这座高峰就这样让我攻下来，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我感觉自己的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生活终于向我展开了新的一页！ 当然，这一切首先要感谢王磊，要不是他每晚教我到１２：００，我哪里会在短时间内掌握学会这么多。其实自始至终，在他面前我一直装出希望工程那个无辜的小女孩状，连说话都是轻声细语的，就是想利用他的同情！呵呵，他可真傻！４１０。 因为这次内招的文员是属于人事部招聘组，张明洋是招聘组组长，对我和蓝琳的考核理所当然由他负责。 星期一早上九点，我和蓝琳神情紧张地坐在了各自的电脑前。所谓考试，其实就是测试仓颉输入法的掌握程度。试卷是一张表格，张明洋对我们说：“表格就不用画了，也不要求你们仓颉打得有多快，２０分钟内谁打得多打得好，谁就留下来，否则退回车间。” 我扫了一眼表格，表格里的字虽然是繁体，但都是常用字，表格也极简单的，心里很快有了底。气定神闲地打开ＥＸＣＥＬ，很快制好表格，并把所有的字全都输了上去，为了增加整体效果，还把原先的宋体改成了楷体。当我做完这一切时，蓝琳才只打出了一行字，并不时发出焦虑的叹气，鼻尖上都渗出了汗珠。而这一星期内和她极亲热的苗先婷等人，全都表情漠视，仿佛蓝琳和他们毫无干系一般。 ２０分钟很快过去了，张明洋得意地扫了金自立一眼，高声宣布：“时间到了，考试结束。” 他话音还没落，我己经飞快打出了那张完整的表格。而蓝琳，双手仍在键盘上忙碌着，在张明洋的不断催促下，她才很不情愿地打印出了只有两、三行字的一页纸。她求救地望着金自立，金自立爱莫能助地摇摇头。 虽然考试结果表明我胜利在望，但生活中有太多变数，没有到最后时刻，我不敢有丝毫的乐观。终于挨到快下班时，张明洋才笑眯眯地让我搬到他前面的一张空办公桌，并将一张《转职申请表》放在了我的桌面上，我失望很久的心第一次充满了希望！ 虽然还有三个月的试用期才能转为人事部正式职员，但工资上己从计时的操作员变成拿月薪的人事部职员了，这可是我五年来最大的梦想！不过是普通文员，每月固定底薪却有７００元，远比普工高得多。遗憾的是职员加班每月严格控制在６０个小时，超出一般不算加班。否则，我真想象做普工那样，每天都加通宵呢。 当然，三个月试用期满，部门将按试用期表现给评定级别，级别最高的Ｓ级，可以在现在底薪的基础上上调４５％，其余则Ａ极、Ｂ级、Ｃ级、Ｄ级不等。我暗中下定决定：试用期满一定要得到Ｓ级！ 不但工资方面有了调整，我同时被允许搬进六人一间的文员宿舍；原先的普工饭卡换成职员饭卡；总务部还给我量了衣服尺寸，据说很快就有两套专门为我订制的深蓝色套装送过来。 我被突如其来的惊喜弄得措手不及的同时，蓝琳也接到了被退回车间的通知，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办公室。临走前，除了金自立冠冕堂皇地鼓励了她几句外，没有一个人主动和她道别。兔死狐悲，倘若这次走的是我，也许更加不堪。 望着她渐先渐远的身影，我再一次感受到了人情冷暖。“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世人看重的永远是结果而不是过程。而我当初，就是太在乎过程忽略了结果啊。４１１。 如愿以偿搬进了六人一间的文员宿舍，虽然宿舍依然脏乱，但毕竟比１６０人的宿舍强多了；当晚就吃上了围桌而坐的职员餐，饭菜也很平常，鱼是最便宜的塘虱鱼，肉也没有什么味道，但菜的份量比普工要多，并且有五、六个菜可以选择，这对于经历过饥饿的我来说，简直是人间美味，我感觉自己都有些狼吞虎咽了。 经过五年的努力，五年的辛苦，终于脱离了流水线打工妹的命运，终于堂尔皇之坐在宽敝、明亮的办公室里了，终于成为所谓的“白领”了。其实这一切，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而我，为了等到这一天，却付出得太多太多了！虽然前面的路还有很长很长，但无论如何，现在终于和大学毕业生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了，这让我重又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第二天刚上班，张明洋就拿着一叠《新员工入职申请表》走过来，友好地说：“海燕，以后这些个人资料都由你输入电脑，然后将原件存档，我现在教你使用人事系统。” 人事系统其实很简单，他示范了两个人的档案，又指出我应该注意的事项，我很快就能单独操作了。他感叹道：“海燕，你真是聪明，强记力也好，当初怎么没去上大学呢？” 没上大学是我的心病，一生都抹不去的痛苦记忆，心里不由难过起来，为了害怕自己失态，我故意转移话题：“这次顺利转职真的要谢谢你呢。” 他“嘿嘿”一笑：“怎么谢？要不是请我吃饭？” 我连声说：“当然要。” 他咧开嘴笑了，又问：“除了请我，还有谁？” 我想了想说：“我想请王磊，这几天他教了我很多东西。再说，要不是当初在人才市场遇到你们，我也进不了樱之。” 他点点头：“那好啊，他很好说话，人际关系可比我好得多。” 在内地，如果几个人外出吃饭，最后常因由谁付钱争得面红耳赤；但在这边，倘若被人请吃饭，那真是天上掉馅饼的事，不吃白不吃。所以，我认为王磊一定不会拒绝的。 正好当天下午，金自立派我给各科科长发送一份文件，王磊看到我，再次礼节性地冲我笑笑，他低头签名的时候，我趁机说：“我昨天己经通过试用了，现在正式成为人事部文员。为了表示感谢，我想请你吃饭。” 没想到他毫不犹豫地摇摇头：“谢谢，我从来不到外面吃饭。” 我当即怔住了，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问了一遍：“你说什么？” 他这次连望都不望我，淡淡地说：“我说我从来不到外面吃饭！”４１２。 我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还想说什么，他却招呼别人去了，我只好讪讪地离开冲压三科，怏怏地回到人事部。 正好张明洋也在办公室，我委屈地对他说：“刚才请了王磊，他却说自己从来不到外面吃饭呢。” 张明洋诡秘地笑笑：“估计是他不想和你走得太近，可怜哪，都２８岁的人了，从没听说他有女朋友，似乎对女孩子也不感兴趣，很多人都说他有生理缺陷。” 我有些恼怒，这种赤裸裸的话怎么可以当着一个女孩子的面讲？但我强忍着恼怒，装作并不理解他话中的深意，很诚恳地问：“那还要不要请啊？” 他拍拍胸脯：“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我就说是我请，看他来不来？他一直是个很好说话的人。” 我点了点头，想到这顿饭不知道要花掉我多少工资，又感到心疼起来。但转念一想，那点工资和转职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呢？ 不经意间，我看到金自立就从外面走进来。从昨天考试结果出来后，金自立对我的态度有了一个１８０度的大转弯，想起他先前的冷淡，我一时有些适应不了。但除了香港的王经理以外，他就是人事部的最高领导了，我不敢对他表现丝毫的懈怠。王经理成天坐在人事部的最后一排，可以看到人事部所有人的脑袋，似乎很有权威的样子。只是除了看他在文件上签名，不停出入冈村总经理和相本副经理的办公室，都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实质上的工作，人事部的日常管理都是金自立在负责。 张明洋一直不服金自立，两人关系很僵，所以我不想让金自立知道我和张明洋走得很近。赶紧拿出一份文件，装模作样地问张明洋一个简单得不能理简单的问题。与此同时，我装作无意间抬起头，冲金自立嫣然一笑，金自立脸上的不快一扫而光，也对我友好地笑了笑，我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金自立走过张明洋身边时，笑容瞬间凝结了，冷冷地说：“张明洋，你过来！” 张明洋小声说了句：“靠！”很不情愿地走了过去。 金自立的座位在王经理前面，离我有些远，我专心输入人事资料，并没有留意他们在说什 么，但很快，两人便吵起来。我正想细听，却见相本副总经理的身影在办公室门前匆匆一闪，不知谁小声惊呼了一声：“相本！” 没想到“相本”两个字如此有震慑力，有些嘈杂的办公室立刻变得鸦雀无声，刚才还势如水火的金自立和张明洋同时噤了声。 张明洋再回来时，怒气冲冲地把一叠文件扔在桌子上，便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脸红脖了粗的。 一直到我们两人坐进一家川菜馆，他还在生气。４１３。 我忐忑不安地坐在那儿，正不知所措时，王磊走了进来。看到我，他顿时一愣：“你怎么也在这儿？” 张明洋这才勉强笑笑：“她要是不在这儿，今天谁埋单？” 不知为什么，虽然和王磊也算是老相识了，但在他面前我总感到拘谨，此刻被他一问，更加拘谨了，结结巴巴地说：“这次转职，真的很，很感谢你的。” 王磊礼节性地一笑：“不必客气。”但还是犹豫着站在桌前。 张明洋“切”了一声：“既来之则安之，莫非你还想走？” 王磊只好勉强坐了下来。 他们点菜的时候，我很紧张，好在两个人点的菜加在一起也不过一百多元，虽然一百多元对我来说也是笔不小的数字，但总归还拿得出。只是原本以为，这顿饭是我埋单，谈话的主题肯定围绕我这次转职及以后在人事部的发展，但没想到，刚点好菜，张明洋便开始了牢骚满腹。 原来，下午两人吵架，起因是张明洋没有及时招聘表面处理工场一个急需的职位。而这个职位的招聘申请表，表面处理工场早就报给金自立了，金自立口头告诉过张明洋，却忘记把己经报批的申请表给他。没有报批的申请表，张明洋当然不会招聘。表面处理工场急需用人，人却迟迟没有到位，一气之下，便到相本副总经理那儿告诉了王经理一状，王经理又找到金自立，金自立便想把责任一古脑儿地推到张明洋身上，张明洋当然不服。 没想到金自立竟然训斥他：“我口头告诉过你的！你当我的话是放屁吗？就算我没有给你，你自己不会问我要吗？” 直把张明洋气得当场吐血！ 张明洋越说越气，越气越说。从他的诉说中，我知道了人事部的一些内幕。原来，王经理很不喜欢金自立，就招了张明洋。在招张明洋时，王经理明确表示是为了取代金自立的主任位置，奈何金自立很会溜须拍马，又会做表面功夫，深得相本副总欢心。王经理想辞掉金自立，又碍于相本的面子，事情一时就僵住了。金自立当然明白王经理的意思，自张明洋进厂的那天起，从来对他就没有好脸色。张明洋更不服气，两人同样的年纪，凭什么金自立是主任，他就只能是组长呢？ 尽管之前在金秋厂，我也被高总和孟小姐他们当过鱼蚌相争的棋子，但那都是公司的高层，没想到樱之厂小小的人事部办公室政治也这么复杂。我听得入了迷，不时傻傻地问：“真的？这是真的么？” 王磊也一直在倾听，不时说几句：“哪里都是这样的，你别放在心上。”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话，总之，他说了很多，但我没听到一句实质性的内容，感觉这个人城府好深。４１４。 相比较王磊，张明洋却坦城得惊人。酒到半酣时，他又开始絮絮叨叨地讲起了他的经历。 张明洋是江西人，１９９７年大学毕业，那时候的大学生己经不象以前那样包分配了。再加上没有钱和门路，他只好和三个同学到最偏远的一个村委会做选调生。虽然同是选调生，但有的选调生家里有钱有门路，下基层只是为了“镀金”，给以后的提拔做铺垫。而他这样没钱没门路的，也许一辈子也只能呆在村委会了。 １９９８年水灾严重时，江西到处人心惶惶，修了很多水坝。为了防止随时可能出现的险情，水坝上要有人守夜。让他困惑不解的是，他们同去了四个选调生，但村委会一连七天都派他一个人去守夜。后来他才知道，其余三个人不是靠山很硬，就是拿了钱的。 第八夜，水坝果然被大水冲开了，险情危在旦夕，这个时候他本该堵上大坝或做别的补救措施。他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但他是家中的独子，他若死了，便没人赡养父母，一念之差，就转身就逃走了。幸好水坝虽然被冲开了，并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但他却因此丢了选调生的身份，并从此与主流社会无缘。 当时本想留在广州，因为广州有同学，但刚到火车站广场手机就被人偷去了。以前总听人说广州太乱，他本来还半信半疑，手机被偷后就相信了，再不敢呆在广州，就来了深圳，他一直到现在还记得，那年深圳的冬天格外冷！ 他在深圳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医药代表，国家的政策是医院自己负责财务，药品实行各个省招标。如果药品统一采购，实行公费医疗，国家要补贴。也就是说，国家把这个包袱放在了老百姓身上，让病人鱼肉人，医生成为刀俎。医药代表就是利用现行的“医药不分家、以药养医”的格局生存的。 没做医药代表前，还以为平价药店药品己经很便宜了，因为医院更贵，做了这行后，才知道平价药店也是暴利，现在的医疗制度实在太腐败了。有的药进价才几毛钱，但卖出才常常几十、几百元。 比如一盒极普通的药，从药厂卖到一级代理商（全国总代理）为１。５元；全国总代理将其转卖到各地二级代理商（多数为私人承包）的价格为５元；二级代理商卖给医药公司的价格摇身一变成了３０元，其中２５元的差价费包括给医生的处方费１２到１５元，药房统计员的统方费２到３元，还有给医药代表的提成３到８元，其余则为二级代理商自留利润；药药公司卖给医院的价钱为３５元，其中５元为医药公司中介搭桥费用；而医院最后卖给患者的价钱为４５元，其中１０元为医院自留利润。价钱较之出厂价己翻了３０倍，据说成本低得可怜。 出厂价１。５元的药就可以卖到４５元，至于出厂价１５元的药，最少都要卖到百元以上的。病人进医院看病，医生开药，看似平淡无奇，其实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支药都是有回扣跟着的，医生给病人看病开什么药不是取决于药品疗交，而是看哪家医药代表给的回扣多，药价越高回扣越高，拿得最多的就是科室主任和所谓教授级别的，最高的每月可拿十多万。当然，做手术的医生是不屑于拿这些回扣的，因为病人家属的红包早就把他们喂饱了。４１５。 张明洋接触过的所有医生都有车，还是好车。单纯按照他们工资条上的收入，根本不可能买得起车。特别是中午时分，不少医生连白大褂都来不及换，就开车走了。很多时候，他们是被利益相关的人请去消费了，这些消费，很多是由医药代表请的。 在公司老医药代表的引导下，张明洋仅做了半年，月收入就达到一万元了。但他却毅然辞了职，辞职的原因很简单也很复杂，因为他还没有丧尽天良：“看到病人如获至宝地拿着医生开的处方抓药，我心里就特别难受，真是应了那句话，‘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辞去医药代表后，他便开始从事工厂的人力资源工作。虽然他有理论知识，但珠三江这边工厂的人力资源工作并不需要太多的理论知识，是个人都能做，专业性不强，流动性就特别大，反正中国人多，你不做还有别人做。更重要的是，身为人力资源工作者，他竟然不站在公司的立场去压榨工人，有时还为工人说话，这是做人力资源的大忌，所以他在一家公司从未呆满过一年，直至辗转进了樱之。但明天，他不知道自己又会在哪里？ 说到这里，他唉声叹气地猛灌了大半瓶啤酒。对于我们打工者来说，每当谈到前途的话题，许多人和我一样心情沉重，看来身为樱之厂人事部招聘组长的张明洋也不例外。我不知道，是深圳这个城市让我们心情沉重？还是打工生活让我们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亦或是，整个中国都失去了统一的、明确的方向？ 张明洋喝得太多了，但我和王磊怎么劝也劝不住，他总是回签：“别管我，我心情不好。” 到最后，他都喝得往外吐了。 我这才想起去埋单。但服务生指着王磊告诉我：“那位先生己经付过了。” 我回到座位想把钱给王磊，他却淡淡道：“算了。” 如果他为自己埋单说出一大堆理由，我还准备反驳他，但他这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却让我没有任何理由再坚持，只好讪讪地把钱放回口袋。 这时，他己经架起张明洋，正要离开时，张明洋却挣脱他的搀扶，踉踉跄跄地回过头，睁着被酒精烧得红通通的眼晴瞪着我，好半天才含糊不清地说了句：“杨海燕，看在你请我这顿饭的份上，送给你四个字，小心相本。” 我一时没明白过来，迷迷糊糊地问：“你说什么？相本是谁？” 他却又开始醉话连篇了。 旁边的王磊犹豫了一下，小声说：“就是主管行政的相本副总经理。” 我还想问什么，两人己经走出了川菜馆。我好半天也没缓过神来。小心相本，我为什么要小心相本？４１６。 虽然张声洋的话让我担心了好几天，但随即便释然了。樱之厂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就拿人事部来说，文员属于最低一级，文员的上一级是管理员，管理员的上一级是组长，组长的上一级是主任，主任的上一级是经理，经理的上一级才是副总经理。办公室的等级还是经过简化的，要是车间，等级制度就更加严格和复杂了。一个普通文员和副总经理之间还有四个级别，怎么也轮不到我和相本打交道啊？ 还有，我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小心相本”，而是在人事部所站的位置！小小的人事部，不过三十多人，却分成了几派，其中有两个最大的派别，一派是以金自立为首的，比较受相本喜欢；另一派是以张声洋为首的，比较得王经理欣赏。但虽然有王经理撑腰，张声洋毕竟比金自立低一个等级，就象王经理比相本副总低一个等级一样。虽然金自立比张声洋的管大，但现官不如现管，这就给很多职员造成一种困拢，到底该站在哪一派呢？ 人事部除了培训组、招聘组、薪酬组、事务组外，还要负责企业内刊《樱之人》的编辑及发先。培训组长由金自立兼任，培训组长是张声洋，薪酬组长是韩路，事务组长是史学宏，《樱之人》主编是崔平凡。 韩路曾经做过财务，为人十分圆滑世故，对金自立竭力迎合，两人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说说笑笑的。史学宏虽然勤奋，但太过老实，其余几个组不想做或不屑做的事情都推给他，弄得他成天手忙脚乱的，吃力不讨好，看到金自立象老鼠见了猫似的。崔平凡为人很是清高孤傲，据说曾出版过两本诗集，经常上班时间写诗，他的职位可有可无，所以不掺和任何一派，任何一派也不屑拉拢他。 因为利益所趋，培训组、薪酬组是旗帜鲜明站在金自立一派的，事务组虽然对金自立很看不惯，也不敢公开反抗他。按理说，招聘组应该站在张声洋这一派的，但苗选婷对招聘组长的位子窥视己久，再加上她又是老员工，所以就和金自立走得很近，要本不把张声洋放在眼里。如此一来，张声洋就显得势单力薄了。除了阳容容、赵宁、刘文茜等另外几个招聘组人员外，没谁把他放在眼里。 金自立还不满足，他还想把新进人事部的我拉进他的那一派里，让张声洋更加孤立起来。所以虽然因为胡琳的事情，我和他产生了隔阂，但现在却对我格外热情，仿佛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节似的。但我知道，时间久了，若我还没有下决心站在他那一派，这种照顾便会变成“小鞋”。 我现在之所以能坐在人事部宽敝、明亮的办公室，一方面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和张声洋当初的推荐也是分不开的。何况，张声洋为人远比金自立坦荡诚实得多，我不会做忘恩负义的小人。 虽然人事部复杂的人际关系让我心烦，但工作做起来还算得心应手。樱之厂人员流动率很高，反正中国别的不多，就是人多。几乎每天都有员工辞职或被解雇，负责办理离职手续的阳容容常常忙得晕头转向。与此同时，两个招聘点不间断地招聘新员工，特别是普工招聘点，几乎每天都是爆棚，门外黑压压站着来自王湖四海的打工者。４１７。 工作环境变了，在最初的新鲜感过去后，新的苦恼又接踵而至。人事部是没有冲压机开了，但几乎每天都要做各种各样的表格。有时候做在电脑前做表，我恍然又变成了做表的机器。 日本人对做表真是痴迷啊，芝麻绿豆点大的事都要做个表，然后对着表重复的开会，一次、两次，讨论的东西全部一样，并称这样比较有感全感。 这样做的严重后果就是，人事部会议特别多，不但人事部会议多，整个樱之厂会议都特别多。并且大部分会议都在休息时间召开，如周日或周一至周六晚上。有时一开就是三到四个小时，还不算加班。虽然开会不算加班，但如果迟到或不出席，却又能一律按旷工处置。 在车间上班时，每天宿舍、厂区、饭堂，三点一线，大多数时间处于睡觉和工作两种状态，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现在才知道，樱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这也是会议多的原因之一。 在我进人事部半个月后，就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罢工。当时听说罢工，我紧张得心都提到嗓子眼里。但金自立却无所谓地说：“一群乌合之众，冒不出多大泡的！” 这次罢工涉及时计组立工场的六组全体工人共计八十余人，这些工人几乎每天都要站１６个小时，但本月所发的工资，以前每天两元的站立津贴却改成了每天一元。３０元钱对有钱人来说实在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但对这些来自农村的工人而言，却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如果这次罢工能把所有被减去一半站立津贴的工人联合起来，也许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六组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在向所属科长提出恢复每天两元的站立津贴被拒绝后，第二天便集体不来上班了。 罢工期间，我去计生组立车间看了一下，偌大的车间里，除了六组，别的组仍在有条不紊地工作着，他们站在那儿象一棵棵高矮不等的权，机械地重复着一个动作，面无表情，目光呆滞。 如金自立说的那样，这次罢工并没有冒多大的泡泡。两个小时后，那些在宿舍里睡大觉的罢工者终于耐不住了，在保安及部分管理员的劲说下，陆陆续续回到车间上班。 虽然如此，当天下午，人事部还是张贴了一份告示，口气十分严厉： 告示 今天上午，计时组立工场在别有用心的闹事者带领下，无故罢工两小时，严重影响了车间正常的生产秩序，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和恶劣的社会影响。现要求知情员工举报别有用心的闹事者，可直接向上级举报或将闹事者名字投入意见箱，必有重赏。 若有知情不报者，一旦被查出，将受到严惩不怠！ 落款是“总经理室”，后面还有市川总经理的签名，可见厂方对这次举报是极为重视的。 虽然没有知情者来人事部举报。但第二天打开意见箱上，我看到金自立面露喜色，从意见箱中拿出好几页纸，邀功功似地交给了王经理。 难道真有知情者举报，这让我很为那些所谓的“别有用心的闹事者”担心。４１８。 我的担心绝对不是多余的，因为在樱之厂，大部分中国人在日本人面前都表现得奴性十足，一个奴性十足的人，在利益面前，出卖兄弟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很多中国员工，在要求别人协助的时候，并不是坦诚自己要求协助的理由，而是要反复强调：“这是日本人说的。”虽然我为说这些话的人悲哀，但这句话却是屡试不爽的。 比如有一次我们人事部预定好的会议室被别的部门抢占了，大家愤愤不平，立刻有人厉声训斥：“吵什么吵，没见到里面都是日本人吗？” 当然，为了害怕惊动里面的日本人，他的声音很轻，但就这一句话，刚才还群情激愤的人群立刻变得鸦雀无声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似乎每个人都很累，办公室的气氛也很压抑。 在车间里，我这样的年龄己算大龄，但在办公室，几乎都是大专以上学历的，毕业后都二十初头了，所以我的年龄并不算太大。除了各部门的头头脑脑超过三十外，大多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正是最活泼好动的时候。可上班时，我们不能谈论与工作无关的事，不得大声说话，不可随便发笑，不能吃零食，每天坐到屁股抽筋，同事们脚步匆匆，似乎一个比一个忙。 我每天都要把几十甚至近百个新入职员工资料输入电脑，然后再把离职人员的资料从在职名单中删除。在这样的工作重压下，我的仓颉打字速度突飞猛进，半个月后，每分钟就可以打到近５０个字了。我的打字速度被王经理得知，连他都对我刮目相看：“即便在香港，也很少有人能把仓颉打得这么快。” 王经理虽是四十多岁的男人，但白白胖胖的，总是笑眯眯的样子，看上去很是温和，没有一点当官的架子。这可不象大陆同事，很多大陆同事，即便是做了班长、组长的，在下属面前也喜欢打官腔。 可惜王经理并不太管事，相本副总经理这段时间很少在办公室，据说有人把“樱之”厂告到了劳动局。他会说简单的汉语，但若要表达更深刻的意思，必须有翻译。所以每天都在翻译的陪同下四处“打点”。所以，人事部的生杀大权主要还掌握在金自立的手中。 据说金自立原是内地一家政府机关的秘书，因为郁郁不得志才一气之下来了深圳。在官场中混过的人，自是溜须拍马，八面玲珑，他把政府机关的那一套照搬照抄到公司里来了，对上级趋炎附势附势，对下属颐气指使，这让我越发对他厌恶了起来。 更让我厌恶的是，他有一句经典台词：“跟个民工似的。” 每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都想反击他一句：“别以为你不是民工！” 在很多人印象中，民工就是那种满脸灰尘、一身泥巴、说话高声大气的建筑工人形象。其实严格意义上说，“民工“是指那些持农业户口而从事非农业生活的人。简而言之，只要是农村户口进城务工，便是“农民工”。 不可否认，很多农民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因为缺乏一定文化知识和技术，只能从事一些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这种工作环境通常都很差，甚至有人嫌他们穿成这样影响市容。但这些，是历史遗留的产物，并不是他们的错！ 对民工的嘲讽与其说是看不起他们的农村户口，看不惯他们的“不文明”行为，倒不如说是看不起他们工作的“低贱”，这种“低贱”来自于他们恶劣的工作环境，来自于他们不修边幅的衣服，来自于他们低微的改入，来自于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歧视。在这种歧视下，任何一个收入不高的人，就算不是农业户口，也很可能被称为“民工”。 即便是城镇户口，只要没有大富大贵，在那些开奔驰、宝马的人眼中，同样也会说是“民工”！ 但他是上司，我只好将这话强咽了下去。４１９。 在不久以后发生的“童工”事件后，我对他的厌恶简直达到了顶峰！“童工”事件发生得很突然。那天早上，我忽然接到苗先婷的电话：“快叫张声洋来普工招聘点，很多学生家长围在这儿。” 但张声洋正刚被相本叫进办公室，我只好去找金自立，焦急地说：“苗先婷打电话说很多学生家长围在普工招聘点。” 我以为他肯定比我还着急，没想到，他不慌不忙地说：“这点小事还找我？你们招聘组的人真没用！” 我气得不行，害怕说出不该说的话来，赶紧退回自己的座位上。 不一会儿，金自立却把我叫过去：“去找苗先婷要档案柜的锁匙，把半年前进厂的那批学生的档案全部找出来。”随后，他说了河南一所电子中专学校的名字。普工招聘点门口聚集十几个河南人，这些人有男有女，年纪都在三、四十岁，脸色红黑，衣着土气，有的还穿着黄绿色的解放鞋，个人是一别标准的中国农民形象。在他们身边，还有七、八个身材单薄的男孩女孩，这些男孩女孩神情茫然，要不是他还穿着樱之厂的工衣，我真怀疑他们有没有超过１６岁。 我的怀疑很快得到了证实，家长们这次千里迢迢从家乡赶来来，就是因为这些孩子还没成年，外出打工纯粹是被学校骗来的！ 学生和家长们在门外，保安站一边看热闹，苗先婷一遍遍操着标准的河南口音警告她的老乡们：“快滚，再不滚我要报警了！” 她的嗓子己经沙哑了，我忽然感到一丝悲哀，她难道一点都不同情这些千里迢迢赶来的老乡们？ 我走到她身边，弱弱地说：“金主任让我来拿档案室的锁匙。” 她气极败坏地：“张声洋呢？金自立呢？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他们还不过来？叫他们快过来！”边说边把一串锁匙扔给我。 我本想问她哪一把锁匙是开档案柜的，她早己转过脸去，又开始撵家长“快滚”了。 我耳朵被这些争吵声震得生疼，赶紧逃回办公室。 金自立听说家长们还在吵，似乎也着急起来，连声催促我：“快，先把那把学生的名单打一份，然后再打他们的档案找出来，这伙人怎么这么难缠？” 打一份名单并不难，但档案并不属于我管理，我又不知道那一大串锁匙中哪一个是开档案柜的，不免有些手忙脚乱，好不容易打开了，因为太紧张，衣袖不小心碰到一文件夹，只听“哗啦啦”一阵响，好几本文件平随即掉了下来。 金自立没好气地说：“怎么笨手笨脚的？” 我更加慌忙了，赶紧将两只衣袖捋上去，因为太急，在将文件夹重新放进档案柜时，一不小心，胳膊竟然被文件柜的棱角重重碰了一下。我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胳膊竟然被文件柜剜掉了一小块肉，血顿时如泉水涌了出来。我害怕被金自立看到更加责怪我，赶紧将衣袖放下，很好地迹住了正在流的血，深吸了一口气，继续在档案柜里寻找。还好，总算在一个文件夹中找到了，总共有六十六份档案。 金自立不知从哪里也拿出一叠文件，招呼我道：“快跟我去招聘点。” 我只好忍住胳脯上的疼痛，抱着那个大大的文件夹，快步跟在他身后。４２０。 走出办公室，我才明白金自立着急的原因。只见厂区不时有员工向普工招聘点走去。这些员工虽然穿着工衣，但身材明显比成年人小了一圈，明显的“童工”。很快，普工招聘点聚了三、四十个这样的童工。似乎生活区方向，也有十几个类似的“童工”在向这边张望。 门外的家长很快认出了自己的孩子，“童工”们也纷纷涌到电动门前，哭着喊着要保安打开门。没有得到上级的命令，保安当然不会开门的，保安主任还不停地劝阻他们：“没有外出单，上班时间不得外了，否则要开除处理！”要是以前，这招肯定管用，但现在，“童工”们急着想见到亲人，这些恐吓再不起任何作用了。 保安主任征询金自立的意见：“怎么办？” 金自立冷笑一声：“由他们去吧，有事我负全责！” 有了他这句话，保安们不再阻拦。胆大的“童工”翻过电动门，投入到家长的怀中。一时间，很多“童工”纷纷效仿，很快都翻过了电动门。 门外很快哭闹成一团，听得人肝肠寸断。有一个身材高大的家长边哭边将孩子的手举到电动门前，愤怒地质问我们站在门内的几个人：“我女儿才十四岁，你们丧不丧良心啊！” 那是个女孩子，瘦小的身子裹在宽大的工衣里，显得空荡荡的。她的小手皮肤粗糙得吓人，十个手指头又红又肿。此时，她小小的身子蜷缩在爸爸怀里，注视我们的双眼盛满了恐惧。 张声洋不知什么时候也赶了过来，满脸歉意地向门外的家长陪着笑脸：“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 家长们更加愤怒了：“光说对不起有什么用？我们要找你们老板说理！”边说边想跃过电动门涌进厂区。 张声洋急了，劝了这个又劝那个：“大家静一静，静一静，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跟我说，我一定会向上转达的。”但在愤怒的家长和学生面前，他这些话显得非常苍白无力。 正闹得不可开交时，金自立使劲咳嗽了一声，威严地说：“这件事情，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所有的人都惊讶地望着他，连我也呆住了。在这个时候，应该把人心先安扶下来，他这样说，不是火上加油吗？ 果然，立刻有家长愤怒地冲他吼道：“和你们没有关系和谁有关系？我们的孩子在家里身体好好的，到你们厂里没半年就流鼻血、脱发，一个人瘦得不成人形了，还不是你们厂里毒气太大！” 金自立淡淡地说：“那是他们体质本来就不好。要说毒气太大，这厂里一、两万工人，怎么都没事呢？” 家长们当即被噎得说不出话来，不要说一、两万人都没事，就算有事，这些远在河南的家长们又哪里知道呢？ 好半天，才有家长不服气地说：“你们使用‘童工’，是违反劳动法的，我要告你们！”４２１。 金自立从我手中拿过文件夹，不紧不慢地拿出一份档案：“我也不想多说什么，这是其中一位学生的档案，你们看看吧。后面附有学校与你们统一签定的勤工助学合同，还有老师给我们的户籍证明。” 一位家长接过看了一眼，当即叫起来：“这份户籍证明是伪造的！”金自立好脾气地笑笑：“对不起，这是学校的事情，我们又不是警察，是不是伪造我们查不出来的。” 家长们相互望望，刚才的愤怒全部变成了沮丧。 从他们的唉声叹气和金自立几个人的窃窃私语中，我了解到事情的大概。这些孩子清一色的农村学生，因为学费昂贵，他们上不起正规的学校。而所谓的职业中专正好钻了这个空子，以低学费及包分配为诱饵把他们吸收进学校，然后伪造户籍证明，以勤工助学的名义把他们骗出来打工。 以前工厂对这种童工还不太敢用，但自从“民工荒”后，这些学生便供不应求了，反正户籍是由学校伪造的，童工报酬比成年工人更加廉价，出了事厂方还可以推得一干二净。 为了防止闹事，即便进的是同一个工厂，童工们也会被分配到不同车间。他们每个月最低也可以挣到四百元，高的可以拿到六百。但所有工资卡都事先被老师收了上去，名义上称是为学生存下半年的学费，实际上，所有的钱都流进了他们的钱包。 今天这些家长之所以赶来，就是有孩子实在受不了没日没夜的加班，偷偷打电话告诉家长的。家长中正好有两位曾在东莞打过工的，便联合十几个同样境遇的家长过来了。 现在，家长们把所有的愤怒都转嫁到学校身上了，有一个家长竟然低头哈腰地问金自立：“孩子们身上都没钱，可不可以给他们结算工资？“ 金自立立刻变了脸：“绝对不行，上班时候不听劲阻强行外出，己经违犯厂规，他们全部被开除出厂了，开除出厂是没有工资结算的！”家长们懊悔得连连跺脚。 有的说：“到学校去，要他们退回学费！” 有的则说：“算了，自认倒霉吧。” 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小，很快陷入了沉默，不一会儿，就拉扯着孩子们走了。。 这群人很快就消失在我的视线里，可我的心，却郁闷得喘不过气来！金自立可真狠得下心啊，原来他在同意童工们强行翻越电动门时，己经想到了这个结果！《东莞打工妹生存实录》改名《我是一朵飘零的花》出版《东莞打工妹生存实录》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０日刚一在杂谈贴出，便受到很多网友欢迎，同时成为天涯头条，并被称为“天涯第一贴”。在此书的网上贴出及出版过程中，非常感谢很多热心网友及媒体的支持与关注，如果没有这么多的你们，我真的没有勇气完成这部书的写作。感谢南方都市报的刘定国记者，他对这本书及我个人进行多次跟踪采访，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东莞打工者的生存现状；感谢磨铁文化公司马南山编辑及辛海峰编辑，此贴虽然有多家出版社和文化公司联系，但出版可谓一波三折，在他们的努力下，终于在今年７月１日正式出版；同时，在这里向很多一直关注和支持我的网友说声对不起，由于贴子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在天涯及新浪都不能继续更新，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感谢不尽。图书名称：我是一朵飘零的花--东莞打工妹生存实录?出版社：现代出版社?ISBN：9787802441224作者：房忆萝市场价： 28 元包身工 夏衍 旧历四月中旬，清晨四点一刻，天还没亮，睡在拥挤的工房里的人们已经被人吆喝着起身了。一个穿着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衫裤的男子大声地呼喊：“拆铺啦！起来！”接着，又下命令似地高叫：“'芦柴棒’，去烧火！妈的，还躺着，猪猡！”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被骂做“猪猡”的人。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叫喊，找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女性所有的那种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人们中间，似乎已经很迟钝了。她们会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公然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那男子虎虎地向起身慢一点的人的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向楼上的另一群人呼喊：“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蓬头，赤脚，一边扣着钮扣，几个还没睡醒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子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她十五六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柴棒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了她的名字。 这是上海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长方形的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被一条水门汀的小巷划成狭长的两块。像鸽笼一般，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是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宿三十多个人。所以，除了“带工”老板、老板娘、他们的家族亲戚和穿拷绸衣服的同一职务的打杂、“请愿警”等之外，这工房区域的墙圈里面，住着二千个左右衣服破烂而专替别人制造纱布的“猪猡”。 但是，她们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她们的身体，已经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包给了叫做“带工”的老板。每年——特别是水灾、旱灾的时候，这些在日本厂里有门路的带工，就亲身或者派人到他们家乡或者灾荒区域，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去游说那些无力“饲养”可又不忍让他们的儿女饿死的同乡：“还用说？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鱼肉荤腥。一个月休息两天，我们带着到马路上去玩耍。嘿，几十层楼的高房子，两层楼的汽车，各种各样好看好用的外国东西……老乡！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见识一下啊！——做满三年，以后赚的钱就归你啦！我们是同乡，有交情。——交给我带去，有什么三差两错，我还能回家乡吗？” 这样说着，咬着草根树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说，就是她们的父母，也会怨恨自己没有跟去享福的福分了。于是，在预备好了的“包身契”上画上一个十字，包身费一般是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内，由带工的供给食宿，介绍工作，赚钱归带工的收用，生死疾病一听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银两交，“恐后无凭，立此包身契据是实。” 福临路工房的二千左右包身工，属于五十个以上的带工所管。她们是替带工赚钱的“机器”。所以，每个带工所带包身工的人数，也就表示了他们的排场和财产。少一点的三十五十，多一点的带到一百五十个以上。排场大的带工，不仅可以放债，买田，造屋，还能兼营茶楼、浴室、理发铺一类的买卖。 四点半之后，当晨光初显的时候，水门汀路上和巷子里，已被这些赤脚的乡下姑娘挤满了。她们有的在水龙头旁边舀水，有的用断了齿的木梳梳掉紧粘在头发里的棉絮，有的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地用扁担抬着平满的马桶，吆喝着从人们身边擦过。带工老板或者打杂的拿着一叠叠的名册，懒散地站在正门出口——好像火车站剪票处一般的木栅子前面。楼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类收拾了之后，晚上倒挂在墙壁上的两张板桌放下来了。十几只碗，一把竹筷，胡乱地放在桌上，轮值烧稀饭的就将一洋铅桶浆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中央。她们的伙食是两粥一饭，早晚吃粥，午饭由老板差人给她们送进工厂。所谓粥，是用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渣加上很少的碎米、锅巴等煮成的。粥菜？这是不可能有的。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菜场去收集一些菜叶，用盐一浸，这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 只有两条板凳，——其实，即使有更多的板凳，这屋子也不能同时容纳三十个人吃粥。她们一窝蜂地挤拢来，每人盛了一碗，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门口吃。添粥的机会，除了特殊的日子，比如老板、老板娘的生日，或者发工钱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难有的。轮着擦地板或倒马桶的，常常连一碗也盛不到。洋铅桶空了，轮不到盛第一碗的还捧着一只空碗。于是老板娘拿起铅桶到锅子里去刮一下锅巴、残粥，再到自来水龙头边去冲上一些冷水，用她那刚梳过头的油手搅拌一下，气烘烘地放在这些廉价的“机器”们前面。 “死懒！躺着死不起来，活该！” 十一年前内外棉的顾正红事件之后，尤其是四年前的“一?二八”战争之后，日本厂家对于这种特殊的廉价“机器”的需要突然地增加起来。他们大量用这种没有“结合力”的“包身工”来代替普通的自由劳动者。据说这是一种极合经济原理和经营原则的方法。 第一，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所以即使在她们生病的时候，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棒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去做工。就拿上面讲到过的“芦柴棒”来做个例吧（其实，这样的事倒是每个包身工都会遇到的），有一次，在一个很冷的清晨，“芦柴棒”害了急性的重伤风而躺在床（其实这是不能叫作床的）上了。她们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时间是非让出来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那一天，“芦柴棒”实在不能挣扎着起来了，她很见机地将身体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缩做一团，尽可能地不占屋子的地位。可是在这种工房里面，生病躺着休息的例子是不能开的。一个打杂的很快地走过来了。干这种职务的人，大半是带工的亲戚，或者是在地方上有一点势力的流氓，所以在这种地方，他们差不多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芦柴棒”的喉咙早已哑了，用手做着手势，表示没有力气，请求他的怜悯。 “假病！老子给你医！” 打杂的一手抓住“芦柴棒”的头发，狠命地把她提起来往地上一摔。“芦柴棒”手脚着地，打杂的跟上去就是一脚，踢在她的腿上，照例又是第二、第三脚。可是打杂的很快地就停止了。据说那是因为“芦柴棒”那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脚趾。打杂的恼了，顺手夺过一盆另一个包身工正在摸桌子的冷水，迎头泼在 “芦柴棒”头上。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风，“芦柴棒”遭了这意外的一泼，反射地跳起来。于是在门口刷牙的老板娘笑了：“瞧！还不是假病！病了会好好地爬起来？一盆冷水就医好了！”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从乡下出来，而且大半都是老板的乡邻，这在“管理”上是极有利的条件。厂家除了在工房周围造一条围墙，门房里置一个请愿警，门外钉一块“工房重地，闲人莫入”的木牌，使这些乡下小姑娘和外界隔绝之外，将管理权完全交给了带工老板。这样，早晨五点钟由打杂的或者老板把她们送进工厂，晚上六点钟接领回来，她们就永远没有和外头人接触的机会。所以包身工是一种“罐装了的劳动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使用，绝没有因为和空气接触而起变化的危险。 第三，那当然是工价的低廉。包身工由带工带进厂里，厂方把她们叫做“试验工”和“养成工”。试验，意思是试验有没有工作的能力；养成，意思是将一个“生手”养成“熟手”。最初，工钱是每天十二小时大洋一角至一角五分，工作是不需要任何技术的扫地、开花衣、扛原棉、送花衣之类。几个星期之后就调到钢丝车间、条子间、粗纱间去工作。一些在日本通常是男工做的工作，在这里也由这些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担负下来。 五点钟，上工的汽笛声响了。红砖“罐头”的盖子——那扇铁门一推开，带工老板就好像赶鸡鸭一般把一大群没锁链的奴隶赶出来。包身工们走进厂去，外面的工人们也走进厂去。 织成衣服的一缕缕的纱，编成袜子的一根根的线，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适而愉快的。可是从原棉制成这种纱线的过程，就不像穿衣服那样的愉快了。纱厂工人的三大威胁，就是音响、尘埃和湿气。 没有人关心她们的劳动条件！这大概是自然现象吧，人在这三种威胁下面工作，更加容易疲劳。但是野兽一般的“拿摩温（工头）和“荡管”（巡回管理的上级女工）监视着你。只要断了线不接，锭壳轧坏，皮辊摆错方向，乃至车板上有什么堆积，就会遭到毒骂和毒打。包身工是“拿摩温”和“荡管”们发脾气和使威风的对象。在纱厂，活儿做得不好，罚规大抵是殴打、罚工钱和“停生意”三种。那么，从包身工所有者——带工老板的立场来看，后面的两种当然是很不利的了。罚工钱就是减少他们的利润，停生意非特不能赚钱，还要贴补二粥一饭，于是带工头不假思索地爱上了殴打这办法了。每逢端节重阳年头年尾，带工头总要送礼给“拿摩温”们。那时候他们就会拍马地说：“总得请你帮忙，照应照应。我们的小姑娘有什么事情，尽管打，打死不要紧，只要不是罚工钱停生意。” 打死不要紧，在这种情形之下，包身工当然是“人得而欺之”了。有一次，一个叫做小福子的包身工整好了烂纱没有装起，就遭了“拿摩温”的殴打，恰恰运气坏，一个“东洋婆”（日本女人）走过来了，“拿摩温”为着要在主子面前显出他的威风，和对东洋婆表示他管督的严厉，打得比平常格外着力。东洋婆望了一会，也许是她不欢喜这种不“文明”的殴打，也许是她要介绍一种更“合理”的惩戒方法，走近身来，揪住小福子的耳朵，将她扯到救火用的自来水龙头前面，叫她向着墙壁立着；“拿摩温”跟着过来，很懂东洋婆的意思似地，拿起一个丢在地上的皮带盘心子，不怀好意地叫她顶在头上。东洋婆会心地笑了：“这个小姑娘坏得很，懒惰！” “拿摩温”学着同样生硬的调子说：“这样她就打不成磕睡了！” 这种“文明的惩罚”，有时候会叫你继续到两小时以上。两小时不做工作，赶不出一天该做的活儿，那么工资减少而被带工老板殴打，也就是分内的事了。殴打之外还有饿饭、吊起、关黑房间等等方法。 在一种特殊的优惠的保护之下，吸收着廉价劳动力的滋养在中国的日本纱厂飞跃地膨大了。单就这福临路的日本厂子讲，一九○二年日本大财阀三井系的资本收买大纯纱厂而创立第一厂的时候，锭子还不到两万，可是三十年之后，他们已经有了六个纱厂，五个布厂，二十五万个锭子，三千张布机，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万元的资本。美国的一位作家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这样联想，日本纱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中国奴隶的冤魂！ “一?二八”战争之后，他们的政策又改变了，这特征就是“劳动强化”。统计的数字，表示着这四年来锭子和布机数的增加，和工人人数的减少。可是在这渐减的工人里面，包身工的成分却在激剧地增加。举一个例，杨树浦某厂的条子车间三十二个女工里面，就有二十四个包身工。一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约数百分之五十计算，全上海三十家日本厂的四万八千工人里面，替厂家和带工头二重服务的包身工总在二万四千人以上。 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地被践踏，——血肉造成的“机器”，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同；包身契上写明三年期间，能够做满的大概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压迫着做工。比如讲“芦柴棒”吧，她的身体实在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抄身婆”（抄查女工身体的女人）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让她揩点油吧？骷髅一样，摸着她的骨头会做恶梦！” 但是带工老板是不怕做恶梦的！有人觉得她太难看了，对老板说：“比如做好事吧，放了她！” “放她？行！还我二十块钱，两年间的伙食、房钱。”他随便地说，回转头来对她一瞪，“不还钱，可别做梦！宁愿赔棺材，要她做到死！” “芦柴棒”现在的工钱是每天三角八分，拿去年的工钱三角二分做平均，两年来带工老板从她身上实际已经收入二百三十块钱了！ 像“芦柴棒”一般的包身工，每一分钟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们还在那儿支撑，直到被榨完残留在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为止。 看着这种饲料小姑娘谋利的制度，我不禁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整排地停在船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地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地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但是，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虐待，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施与的温情也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十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 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毕竟是无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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