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验唯心体系-2

337页。目地和无意识地进行创造的，或者是自由地和有意识地进行创造的”①。在谢林的世界图景里，整个宇宙发展史变成了绝对，理智或精神的矛盾发展史。无意识的理智开始于绝对同一性，在“原始对立”的推动下，经过各个阶段或级次，上升到自我意识或理性；有意识的理智开始于自我意识，在“原始对立”的推动下，经过各个阶段或级次，最后又达到那个绝对同一性。前一部矛盾发展史构成他的自然哲学的内容，后一部矛盾发展史构成他的先验哲学的内容。谢林所讲的这个无意识的精神本原提高为自觉的精神实体的过程，根本是一种先验唯心论的虚构。他认为，在理智的无意识创造活动的顶峰所出现的自我意识或理性，经过理论活动（感觉、创造性直观和反思）和实践活动（意志活动），最后上升到理智直观，才终于突然直观到无意识的绝对同一体。他说，“自然科学和先验哲学一样，都不认为存在是本原，而认为唯一实在的东西存在于自身本来既是原因又是结果的一个绝对之中，即存在于主体和客体的绝对同一性之中”；“一切知识都从这一终极的东西开始”②。这就说明，在谢林的认识论视野里，所谓获得真理就是精神的自我认识，一切知识都是从这个精神实体中先验地推演出来的。谢林宣称，“我们的知识本来就是完全彻底经验的，又是完全彻底apriori[先验的]”，摆出一副凌驾于经验论与先验论的对立之上的架势。其实这也不过是在认识论问题上表现了这位吹牛大王要超越已往一切哲学派别的奢望罢了。谢林所讲的这种矛盾发展过程，已经不象在费希特哲学里那样，仅仅限于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方面，而且也被推广到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方面。谢林认识到，发展是由矛盾推动的，矛盾是运动的源泉。他说，“对立在每一时刻都重新产生，又在每一时刻被消除。对立在每一时刻这样一再产生又一再消除，必定是一切运动的最终根据”①。他的这种矛盾发展的思想，是他的哲学的合理内核，是他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所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然而，由于他所讲的矛盾发展是开始于绝对同一的精神实体，又复归于这个精神实体，由于他所讲的矛盾斗争不是一方战胜或克服另一方，而是矛盾双方在一个第三者中重新得到调解，所以，他的辩证法思想是很不彻底的，他还没有根本摆脱矛盾调和论。谢林把自然界的发展曲解为精神的无意识发展过程，说他的自然哲学是先验地构成的知识，这都是唯心论的谬论。其实，他是以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用思辨的方法描绘出一幅自然界发展的图画。在这幅画面上，自然界已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绝对活动的。“自然界存在的一切东西都必须被看作是业已生成的东西”②。象引力与斥力、正电与负电、刺激与反应这样一些经验研究的对立，都被当作先验演绎的结果。自然界的发展被构造为两种自然力量的矛盾不断解决又不断产生的过程，这个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质料、物质（磁、电和化学过程）与有机体（植物、动物和理性生物）。低级阶段过渡到高级阶段；高级阶段包含着低级阶段，而不等于低级阶段。“每个发展阶段都具有独特的性质。在每个发展阶段，生成着的自然界都局①《自然哲学体系初步纲要导论》（1799）。《谢林全集》，第3卷，第271页。②《先验唯心论体系》。本书第22页和第21页。①《先验唯心论体系》。第148页。②《自然哲学体系初步纲要》（1799）。《谢林全集》，第3卷，第33页。限于一定的（唯一可能的）形态”③。谢林特别重视有机体的特点。在他看来，无机物的特点在于它受直线式因果序列的支配，有机体的特点则在于它受自相交互作用的支配，即受封闭式因果序列的支配。他说，有机体“仿佛摆脱了机械过程，它不只是作为原因或结果而存在的，而且是独立自主地维持其存在的，因为它自身本来就同时既是原因又是结果”。因此，“生命是一种向其自身回归的、稳定的和由内在本原维持的前后相续的系列”①。他把生命视为因果性与会目的性的统一，力图调和康德所要调和的机械论与目的论的矛盾，断言“这个自然界虽然是盲目的自然力量的产物，然而又是彻里彻外地合乎目的的”②。关于这类自然哲学，恩格斯曾经作过深刻的评论：“旧的自然哲学有许多谬见和空想，可是并不比当时经验主义的自然科学家的非哲学理论包含得多，至于它还包含许多有见识的和合理的东西，那末这点自从进化论传布以来，已开始为人们所了解了”。“自然哲学家对目觉的辩证的自然科学的态度，同空想主义者对待现代共产主义的态度是一样的”③。谢林把人类社会的发展曲解为精神的有意识创造过程，说他的历史哲学是先验地构成的知识，这也都是唯心论的谬论。但是，他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理解为客观的历史过程，力图说明人类社会发展中个人作用与历史规律、偶然东西与必然东西、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关系，这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却是旧唯心史观发展中的一个进步。在谢林看来，社会生活过程并不是无规律可循。“这种自然界也受一种自然规律的支配，但这种自然规律完全不同于可见的自然界中的规律，就是说，是一种以自由为目的的自然规律”④。谢林把整个自由表演的过程当作历史。他认为，在人类历史里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预期的目的，但人们期望的目的很少能如愿以偿，往往事与愿违；许多预期的目的都彼此冲突，相互矛盾。但是，与法国唯物论者的历史观相反，谢林不是把人类历史视为一堆乱七八糟的行动，而是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的行动既然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怎么能给我们无意识地产生出我们绝对没有料想到的某种结果呢？他以“隐蔽的必然性对人类自由的干预”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在一切行动中的客观东西都是某种共同的东西，它把人们的一切行动引导到唯一的共同目标上。因此，人们不管怎么做作，不管怎么任意放肆，都会不顾他们的意志，甚至于违背着他们的意志，而为他们看不到的必然性所控制。这种必然性预先决定了人们必然会恰好通过无规律的行动，引起他们预想不到的表演过程，达到他们不打算达到的境地，而且这种行动越无规律，便越确实会有这样的结果”①。在谢林看来，这种必然性就是“绝对”的逐渐实现，就是天意。恩格斯曾经指出，与法国唯物论相反，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是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③同上书，第43页。①《先验唯心论体系》。本书第154—155页。②同上书，第257—258页。③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1971年，第14页。④《先验唯心论体系》。本书第235页。①《先验唯心论体系》。本书第248页。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这样，人们就用一种新的——不自觉的成逐渐自觉的——神秘的无意来代替现实的、尚未知道的联系”。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这样，人们就用一种新的——不自觉的成逐渐自觉的——神秘的无意来代替现实的、尚未知道的联系”。谢林的历史哲学也正是这样。艺术哲学在谢休的体系里占有十分特别的地位。他认为，作为他的体系的开端和终结的那个“绝对单纯，绝对同一的东西是不能用描述的方法来理解或言传的，是绝不能用概念来理解或言传的。这个东西只能加以直观。这样一种直观就是一切哲学的官能。但是，这种直观不是感性的，而是理智的。”..①他否定理性认识，而把这种神秘的理智直观说成引导少数人达到绝对同一体的神奇才能，这就是用非逻辑的东西代替逻辑的东西，用非理性的东西代替理性的东西，这就为他后来走向反动透顶的天主教神学开辟了一条道路。以这种反理性主义的和贵族主义的认识论为基础，谢林认为理智直观在诉诸直接经验时就变成了偶发的美感直观。他把这种神秘的美感直观说成消除一切矛盾，引导全部的人达到绝对同一体的唯一途径。他说，“艺术好象给哲学家打开了至圣所，在这里，在永恒的、原始的统一中，已经在自然和历史里分离的东西和必须永远在生命、行动与思维里躲避的东西仿佛都燃烧成了一道火焰”②。谢林不仅歪曲了反映阶级斗争的艺术，歪曲了这个当时在德国还能从中看出一点美好未来的意识形态领域，而且宣扬蔑视群众的天才论，把美感直观视为极少数天才人物的事情，认为只有在艺术里才有天才，这完全是在为反动浪漫旅作哲学论证。马克思说过，“被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所击败的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在德国哲学中，特别是在十九世纪的德国思辩哲学中，曾有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③。谢林的早期哲学就是一个具体例证。他的客观唯心论诚然是法国唯物论的对立物，是历史上唯心论的复辟，但是，他的早期哲学对德国哲学革命做出了贡献，发展了法国唯物论所忽视的辩证法。正是由于这个进步方面，青年谢林无论是在为当时的政治变革制造舆论方面，或在为当时的自然研究提供指导方面，都起过进步作用。可是，随着谢林在政治上的衰退，他的哲学的保守方面就日益压倒了进步方面。富有内容的辩证矛盾的分析为毫无内容的绝对同一的虚构所代替，自然界发展的各个阶段为柏拉图式的各个理念所代替，从天上转到人间寻求真理的方向为从人间转到天上寻求上帝的方向所代替。那幅思辨的宇宙发展史画面很快就变成了一幅从上帝来、到上帝去的宗教漫画。他说，“历史是按照上帝的精神编写的一部史诗；它有两个主要部分，一部分是人类从自己的中心出发，到离开这个中心最远的地方去，另一部分则是从这个地方回归到人类的中心。前一方面仿佛是历史的伊利亚特，后一方面仿佛是历史的奥德赛。前者的方向是离心的，后者的方向是向心的。整个宇宙的伟大意图就是这样表现在历史里的”①。谢林与资产阶级进步哲学传统实行了决裂。他的思想的先驱已经不再是康德和费希特，而是天主教神学家弗兰茨·巴德尔、法国神秘主义宗教哲学家圣·马丁和神秘主义者雅各布·波墨。他走向他曾经反对过的传统神学道..①《先验唯心论体系》。本书第274页。②同上书。本书第276页。③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1957年，第159页。①《哲学与宗教》（1804）。《谢林全集》，第6卷，第57页。路，认为“上帝是比单纯的世界道德秩序更实在的某种东西，较之抽象的唯心论者赋予它的可怜的精微奥义，在自身具有完全不同的和更加生动的运动力量”路，认为“上帝是比单纯的世界道德秩序更实在的某种东西，较之抽象的唯心论者赋予它的可怜的精微奥义，在自身具有完全不同的和更加生动的运动力量”。他在他的晚期哲学活动中公然宣称，“我的哲学的真正名称就是基督教哲学”③。为了挽救天主教这一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他不仅动用了神话，而且要求哲学为宗教服务，说什么“公开的宗教可以并且应该用作我们衡量哲学可能有的水平与正确性的标准”④。他的晚期哲学，即“神话哲学”（关于没有完成的宗教的哲学）和“天启哲学”（关于已经完成的宗教的哲学），发展了他早期的反理性主义思想，完全是以确认一个绝对处于思维之外的、不能用逻辑方法探讨的“存在”为最高课题。这个神秘的“存在”就是上帝。他虚构了一些假设，说它们既可以在经验世界里得到证实，也可以使得确认这个超验的、人格的上帝成为可能。可见他的晚期哲学根本不成其为本来意义上的哲学，而是一种抬高信仰而贬低理性、抬高宗教而贬低科学的天主教神学。正如海涅说的，“这人现在背叛了自己的学说，离弃了他亲自奉献的祭坛，蹓回过去信仰的厩舍，他现在成了一个虔良的天主教徒”①。这样，谢林就在那些主张复辟倒退的反动派中间博得了最大的赞赏，而理所当然地受到象海涅这样的进步人物的鄙弃与批判。在谢林从哲学走向宗教时，黑格尔则经过长期酝酿，发表了《精神现象学》（1807年），着手建立一个新的、包罗宏富的客观唯心论体系，把德国古典唯心论运动推向顶峰，黑格尔发展了谢林的客观唯心论，批判了他的抽象的“同一哲学”，批判了他的反理性主义。黑格尔指出，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是“具体的同一”，即自身包含着差别的同一；谢林那种“主体与客体的绝对同一”则是“空虚的无底深渊”。黑格尔还指出，知识的形成过程是逻辑概念发展的过程，为了成为真正的知识，“最初的知识必须经历一段艰苦而漫长的道路”；谢林那种理智直观则是“一种象手枪发射那样突如其来的灵感”②。正象当年谢林取代费希特的地位一样，这时黑格尔也取代了谢林的地位。谢林却躲到耶稣会教士制造精神锁链的洞窟里做帮工，对于这位德国古典唯心论完成者及其学派发泄着无穷的怨恨，说什么“你们在吃我的面包”。“要是没有我，就确实不会有黑格尔和现在的黑格尔派”①。这个在哲学中死亡了的天主教神学家，当普鲁士国王需要镇压资产阶级激进派，需要“根除黑格尔泛神论的龙种”时，又死灰复燃起来。他在柏林大学开讲词中扬雪，“我在这里并不是要毁灭，而是要建立一座堡垒，从现在起哲学可以安全地居住在里面。康德以来被认为真正科学的东西，并不会由于我而有丝毫丧失”②。反动派寄望于谢林，希望他能很快宣告自由主义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死刑。但历史洪流正在滚滚向前，这位“哲学摩西”的良辰美景不久就化成了泡影，谢林发表狂妄的宣言以后，青年恩格斯立刻对他进②《关于人类自由的本质的哲学探讨》（1809）。《谢林全集为，第7卷，第356页。③《慕尼黑演讲录》（1827/1828）。弗尔曼斯编《谢林研究资料》，载《康德研究》第47卷（195/56）第280页。④同上书，第382页。①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北京1972年，第142页。②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序言”。参看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9—10 页，第17页。①谢林致道尔夫缪勒（1841年9月10日）。《谢林书信集》，第3卷，来比锡1870年，第166页。②《柏林开讲词》（1841）。《谢林全集》，第14卷，第366页。行了尖锐的批判。思格斯摧毁了他建立的神学堡垒，戳穿了他所谓保护康德以来科学取得的一切成就的谎言，指出他的晚期哲学完全是神学的侍女。谢林认为，上帝对于任何思维与存在都是第一位的东西。恩格斯批判道，“这样就采取了一个严重步骤，明显地说出了纯粹理性的衰落。谢林是自从有经院哲学家以来第一个敢于采取这个步骤的经院哲学家”行了尖锐的批判。思格斯摧毁了他建立的神学堡垒，戳穿了他所谓保护康德以来科学取得的一切成就的谎言，指出他的晚期哲学完全是神学的侍女。谢林认为，上帝对于任何思维与存在都是第一位的东西。恩格斯批判道，“这样就采取了一个严重步骤，明显地说出了纯粹理性的衰落。谢林是自从有经院哲学家以来第一个敢于采取这个步骤的经院哲学家”。谢林把他那原来包含辩证法思想的级次理论修改为符合于天主教教阶制的东西，为宗教的三位一体作论证。恩格斯指出，“这些所谓级次已根本不再是任何思想了；正是在矇眬的虚幻形态上，三个神圣实体的轮廓已经透过极其神秘地笼罩着它们的摩无帷幕，明显地暴露出来”④。恩格斯的批判在当时获得了进步力量的欢迎，引起了反动势力的鼓噪。但反动派的喧嚣并不能阻止谢林这颗陨星的湮灭。随着德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随着一八四八年责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来临，革命人民早已把谢林扫进了历史垃圾堆。哲学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谢林的思想转变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现实的阶级根源。十八世纪末的德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经济上封建生产关系居于统治地位，政治上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的发展异常缓慢，使得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一个足以与封建势力抗衡的阶级。因此，在法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时，德国资产阶级尽管受到了鼓舞，但是还没有条件和力量用革命方式解决资产阶级专政取代封建君主专制的历史任务，而是把希望寄托于“君主立宪”，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扫清自己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这时形成的谢林早期哲学，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对封建制度所采取的这种立场。谢林主张用资产阶级法治代替封建专制制度，但又不敢提出依靠人民群众、把矛头直指封建王朝的革命思想；他要发展康德、费希特的辩证法，但又把矛盾发展、新陈代谢的革命思想隐藏在客观唯心论体系中。这种内在矛盾表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构成了谢林后来转向反动的思想基础。进入十九世纪的时候，德国资产阶级早已由于畏惧法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转而反对法国革命，宁愿依附封建势力，满足于封建专制政府所宣布的改良的空话。拿破仑帝国的对外战争，不仅粉碎了外来干涉势力的屡次围攻，巩固了法国革命的成果，而且把欧洲的封建体系打得七零八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了道路。法国革命军队在莱因区赶走了贵族与主教，废除了各种封建关系，使这个地区成了德国资本主义的摇篮；后来又摧毁了神圣罗马帝国，将德国境内三百多个小邦合并成三十多个邦，从而促进了德意志的统一。正如恩格斯说的，拿破仑“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①。但在谢林看来，拿破仑却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拿破仑对德国封建秩序的破坏似乎是德国的不幸。他放弃了对于法国革命的向往，而处于徬徨苦闷之中。渴望自由为祈求上帝所代替，哲学探讨为神学宣讲所代替。这样，他便走向封建君主专制与天主教神学，而与过去的进步思想诀别了。他的这种转变，反映了被法国革命所骇倒的德国资产阶级想重建那个被拿破台所破坏了的封建国家的反动趋向。维也纳会议以后，欧洲处于反革命普遍复辟时期。欧洲各国的封建君主③恩格斯：《谢林与天启》（18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补编，第2卷，柏林1967年，第198页。④同上书，第186页。①恩格斯：《德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1957年，第636页。以沙俄、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主，结成所谓“神圣同盟”，妄图恢复法国革命前的旧制度。普鲁士国王并没有履行他给人民一部宪法的诺言，而是着手复辟旧的封建制度。争取政治自由与民族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德国资产阶级与旧社会的戴着皇冠的人物在政治上实行了妥协，以谋求自己在经济上的逐步发展。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谢林在受到德国封建君主的思宠后，变成了封建复辟哲学家，变成了天主教神学家。他所宣扬的反革命政治理论与信仰主义，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态度和封建复辟势力的反动愿望。以沙俄、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主，结成所谓“神圣同盟”，妄图恢复法国革命前的旧制度。普鲁士国王并没有履行他给人民一部宪法的诺言，而是着手复辟旧的封建制度。争取政治自由与民族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德国资产阶级与旧社会的戴着皇冠的人物在政治上实行了妥协，以谋求自己在经济上的逐步发展。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谢林在受到德国封建君主的思宠后，变成了封建复辟哲学家，变成了天主教神学家。他所宣扬的反革命政治理论与信仰主义，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态度和封建复辟势力的反动愿望。年7月前言前言当然，任何一个体系的真理性的最可靠的试金石都毕竟在于它不是仅仅轻易地解决那些先前无法解决的问题，而是自己提出真正全新的、以前不曾思考过的问题，并全盘动摇过去被认为是真理的东西，从而使一种崭新的真理出现于世。而先验唯心论独有的特点也正是这样，就是说，一俟得到承认，它就必须促使所有的知识宛然从头新生，重新检验早已认为是确定无疑的真理的东西，即使这种东西能够经得起检验，也必须至少通过检验使之以全新的形式和形态表现出来。我们眼下这部著作的目的正是要把先验唯心论扩展成它实际上应当是的东西，即扩展成一个关于全部知识的体系，因而不是仅仅一般地证明这个体系，而是用事实本身证明这个体系，就是说，真正将其原理推广到关于主要知识对象的一切可能的问题上，无论这些问题是先前已经提出而没有得到解决的，还是通过这一体系本身才能构成和新出现的。从这里自然可以看出，这部著作不能不涉及一些问题和课题，这些问题和课题在许多现今颇以为能对哲学问题作出某种判断的人们当中还完全没有引起注意或成为话题，因为他们还停留在体系最初的基础方面，不管是由于本来就连理解全部知识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