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性-11

于是在他惯于采用的程序中寻找躲避：不是上升到他的根源之上，而是诋毁它。对蒙特朗来说，情妇也像母亲一样不祥；她阻止男人复活其内心的神。他宣称，女人的命运就是直接的生存；他凭着感觉生活，陷入了有限的存在，她有生存的热望，而且希望把男人也限制在这样贫困的状况中。他感觉不到他那股子超越的冲动，她没有崇高感，她爱她的情人是喜欢他软弱而非顽强，是欣赏他的受罪而非他的快乐，她想让他解除武装，让他不快乐，以至希望使他相信他并非像被证实的那样不幸。他超过了她，从而逃避了她；但是她知道如何改变他的大小，以便将他置于控制之下。因为她需要他，她并不能自给自足，而是一个寄生虫。在《梦》这”本书中，通过多米尼克的眼睛，蒙特朗展现了拉亲拉的妇女“挽着情人的手臂游荡，她们弱不禁风，活像披着人皮的大蜗牛”。在他看来，除了女运动员，女人都是不健全的，她们生来就是软弱无力，奴性十足，她们掌握不了世界，因此竭力占有一个情人，或最好占有一个丈夫。蒙特朗不可能运用有关“螳螂”的神话，但他表达了它的内容：对女人来说，爱就是吞没，在假装给予的同时攫取之，他引托尔斯泰夫人的呐喊口：“我以他为命，为他而活，我要求他也像我对待他一样来对待我。”同时，他还描绘了这种可爱的愤慨的危险；他在埃克莱夏蒂斯的格言中找到了一句可怕的实话：“一个咒你的男人也胜似一个祝福你的女人。”他弓！证马沙尔·目奥蒂的体验日：“我的男子汉一结婚就变成了半个男人。”他认为结婚对“优越的男人”极为不祥。你完全可以想像，像“埃斯屈路斯太太”或“我将同丹特士一同进餐”之类的活该是何等的装腔作势。结婚削弱了堂堂男子汉的威望，总而言之，它破坏了英雄的有意味的孤独；他“需要在他的思考中不挨打”。我已经说过，蒙特朗选择了一种没有对象的自由；这就是说，他喜欢虚幻的自主胜过在世间采取行动的真正自由；他这种摆脱责任的态度就是为了抗拒女性；她十分沉重，不堪负担。“男人被他所爱的女人挽住手臂，以至不能挺胸昂首地走路，这本身就是一个明显的象征”；“我满怀热情，她给我泼凉水。我正在涉水，她抓住我的胳膊，拖得我落了水”民既然她只是贫乏和空虚，既然她的逻辑是幻觉，她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力量呢？蒙特朗并未解释。他只是傲慢地说：“一个狮子完全有理由害怕蚊子。”答案很清楚：在你独自一个人时想像你至高无上，在你小心地避开任何负担时自以为强壮有力，那当然是很容易的。蒙特朗选择了轻而易举的途径；他声称他要知难而进，但他却寻求捷径。《帕西法》中的国王说：“我们加戴在自己头上的冠冕只是一些值得戴的冠冕。”真可谓一个方便的原则！蒙特朗把头上的王冠压得很低，身穿紫袍；但任何一个陌生人一眼便可看出，他的王冠是上了色的纸糊成的，正如安徒生笔下的那个国王，他赤条条一丝不挂。在想像中涉水总比在大路上卖力地赶路省劲得多。蒙特朗这头狮子之所以恐惧地躲开女人这只蚊子，正是因为他害怕现实的检验。假若蒙特朗真正戳穿了永恒女性的神话，那也只是旨在祝贺他的成就：正是通过否定女性，我们才能帮助女人假定人的地位。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并未破坏那个偶像：他把它变成了妖怪。他也相信女性这个含混而基本的本质；他与亚里士多德和圣·托马斯持相同的论调，认为应从反面界定女性；女人之所以为女人，是因为她没有阳刚之气；这是每一个女人在没有能力扭转它的情况下必须屈从的命运。凡是胆敢逃避这个命运的女人，都会使自己处于人类等级的底层：这种女人既不能成为一个男人，又放弃做一个女人；她只是可笑的漫画，虚假的表演。它并不能真正使她兼有一个躯体和自觉的意识：当这适合蒙特朗这位柏拉图主义者时，他似乎认为只有阴柔和阳刚的理式有真实性；两者均无的个体只呈现为单纯的存在。他冷冷地判决了那些胆敢装扮成自主的主体，胆敢思考和行动的“母夜叉”。在对安德莉·哈奎包的肖像所做的描写中，他试图证明，任何力图做主要人物的女人都会把自己变成装模作样的傀儡。安德莉很平庸，趣味粗俗，不会打扮，甚至很脏，连指甲和手腕都很可疑：她身上仅有的一点文化已足以将她的女性气质抹杀尽净。考上托斯告诉我们她有知识，蒙特朗却让我们相信书中有关她的文字全说明她十分愚蠢。考土托斯自诉他很同情她，蒙特朗却把她写得很讨厌。于是，通过这种聪明的诡计，女知识分子的愚蠢被显示出来了，终于，一个独出心裁的欺骗得逞了，它把女性可能争取到的任何男子气特征全在女性身上扭曲了。蒙特朗很想把女运动员算个例外；通过独立的身体训练，她们能赢得一种精神，一种灵魂。然而要把她们从顶峰上拉下来也很容易；蒙特朗巧妙地撇下他热情歌颂的千米跑女优胜者，因为他毫不怀疑她容易勾引，他希望宽恕她的堕落。多米尼克没有在阿尔班叫她上来的那个峰顶保持住高高在上的位置；她爱上了他：“曾经是精神饱满的她现在流开了，身上发出汗味，气喘嘘嘘，微微咳嗽。”在产生嫌恶之感后，阿尔班赶走了她。人们对一个通过体育训练而将其肉欲的本性扼杀完的女人可能表示尊敬，但女人的肉体中若有了自主的存在，那就成了十分令人厌恶的事情；女性的肉体自从产生了自觉的意识那一刻起便是令人憎恶的。唯一适合女人的就是做个纯粹的肉体。蒙特朗称赞东方人的态度：作为一个被欣赏的对象，两性中的较弱一方在世上有了一个地位，她当然很卑微，但也有价值；她在男性由她身上得到的欢乐中求得了证实，她只能在这种欢乐中求得证实。理想的女性愚蠢透顶，完全顺从；她时时处处准备接受男人，从不对他提出要求。阿尔班凭着他的方便赏识的社丝就是这样的女人，“杜丝，她真傻得可爱，她越是为情颠倒，便越是显得傻，失去爱，她就…变得无精打采，躲开她，她又会变得稍微坚强起来。”娇小的阿拉伯女人拉蒂茄也是这样的女人，这个安静的骚货温驯地接受欢乐和金钱。可以想像，在一列西班牙火车上遇到的那个“骚货”也是这样的：“她的神态如此痴情，以至我刚一看见就渴望她。”作者解释道：“女人身上令人气恼的是她们对理性的要求；还有让她们扩张她们的动物性，她们使人联想到超人。”然而蒙特朗根本不是东方的苏丹；首先，他缺乏旺盛的肉欲。他远非毫无保留地在这“骚货”身上寻欢作乐；他萎靡不振，也不太清洁。考士托斯告诉我们男孩的头发比女人的好闻、气味也更烈；有时候看见索兰日“那几乎令人恶心的香味和一个像白蜡输似的、肌肉松弛的神经质躯体”出现时，他就体验到厌恶。他梦想得到更值得享有的拥抱，这是互相般配的人之间的拥抱，拥抱中的甜蜜来自被克服的坚强。东方人沉湎女色，因而在情人之间建立了肉欲的相互关系：在《雅歌》的热情祈求中，在《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和无数赞美所爱者的阿拉伯诗篇中，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明显。当然有坏女人；但也有令人喜爱的女人，好色的男人自信地投入她们的怀抱，并不感到屈就。因此，蒙特朗的男主角总在辩护：“在优秀的男人与女人的相处中，唯一可接受的方式就是只取不予。”他动辄大谈欲望的瞬间，对他来说，那似乎是进攻的和雄风大张的瞬间；他躲避兴奋的时刻，因为他害怕万一发现他也流汗，心跳，“发出汗味”；谁会冒险去闻他的汗味，摸他的湿汗呢？他的虚脱的肉体不为任何人而存在，因为他面前空无一人；他是孤独的意识，纯粹的存在，十分明显，至高无上；如果对他自己的意识来说，存在着欢乐，而他并未注意到它，那就会使某人占了他的上风。他满意地谈起他给予的欢乐，却闭口不提他得到的欢乐，因为接收是依赖的形式。“我向能一个女人求取东西就是给予她快乐。”热烈生动的性快感往往意味着双方的契合：他不容许任何人，只喜欢唯我独尊的支配。他从女性身上寻求精神的而非肉欲的满足。他首先寻求满足一种争取表现的自豪感，而且要不冒风险。在女人面前，“一个男人感到就像面对他正要上前抓住的牛或马一样，两者都令他感到举棋不定和跃跃欲试”。若与其他男人尝试的方式相反，则被视为鲁莽；他们会干涉这一尝试，会做出不受欢迎的指导和纯属局外的决定。但是，按照自己的判断对付牛或马自然更加可靠。对付女人同样如此：如果所选的女人十分合适，尽管与她相对，男人也会依然感到旁若无人。“我并不在乎乎等的关系中恋爱，因为我寻求幼稚的女人。”这句陈腐的话并未解释什么。为什么蒙特朗要幼稚的，却不要与他匹敌的女人呢？如果他宣布他没有与他匹配的女人，他会更诚实；说得确切点，他并不希望有，因为与他匹敌的女人会使他受到威胁。在奥林匹克的比赛中，他赞赏运动会上的严厉竞赛和一丝不苟的相对立场；但他自己却未从其中吸取教训。后来，在他的作品与生活中，他的男主角也像他一样，完全避开了真正的竞赛：他们必须与动物、风景、孩子和孩子般的女人相处，从不接触与他匹敌的对手。尽管蒙特朗后来热衷于极为纯正的运动，但他只把女人作为情妇接受，对于她们，他的胆怯的骄傲在判断方式上没有什么可怕的；他选择的女人都是“被动的和娇嫩的”，都很幼稚、愚蠢，能用金钱买来。他系统地避免让他们具有成年人的心智，只要发现任何此类迹象，他就产生恐惧，溜之大吉；并不存在与女人建立主体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在男人的王国里，她只是一个有生命的客体，她不会被视为主体；也不会认真考虑她的观点。蒙特朗的男主角信奉一种妄自尊大和只图方便的伦理学：他只重视它与他自己的关系。他被女人吸收，或者说他依恋女人，这都不是使她快乐，而是使他自己快乐：身为绝对的劣等者，女人的存在正好衬托了男性那根本的和牢不可破的优越性。杜丝的愚蠢正好使阿尔班“在某种程度上重构了古代神话中的半神半人娶鹅为妻的感觉”。当考士托斯摸索兰目时，你瞧，他变成了一头巨狮：“他们刚坐在一起，他就把手放在了姑娘的大腿上（隔着衣服），然后用手顶她的私处，就像一头狮子用爪子撕开猎获的肉。”在电影院的黑暗中，很多男人都在不动声色地干着这司空见惯的营生，考上托斯称其为“大领主的原始姿态”。如果情人们和丈夫们像他一样，也有一种崇高感，他们在发生关系之前做爱抚的动作时就会在一个廉价的对象身上体验到这些巨大的变化。“他呆呆地闻着这个女人的脸，像一头狮子一样撕碎两爪之间的自，停一倍，舔一舔。”这位自食者的自豪不只是男性从归属于他的女性身上得的欢乐；她成为他自由地拿自己的感觉做实验的口实，正如向空中放枪总是没有危险一样。有一天夜里，考上托斯甚至通过忍受痛苦取乐，直到他已受够了痛苦，他才攻击了一只鸡腿。很少有人会让自己这样想入非非。还有其他的快乐，有的堂皇，有的微妙。例如谦虚，考士托斯谦虚地答复某些女人的来信，有时他甚至为此招致了某种痛苦。他给一个有野心的乡下姑娘写了一封卖弄学问的信，在信的结尾他写道：“我怀疑你是否能读懂我的信，但对我来说，降低到你的水平也不失为好事。”他常常按他的形象塑造一个女人来取悦自己：“我希望你像我的围巾…，··我没有把你抬高到我的水平，因为你还有不同于我的地方。”他还制造一些对京兰目的愉快回忆取悦自己。而最主要的是，当他与女人睡觉之时，他兴奋地感到了他的场不啬给予。因为他是欢乐、平静、温情、力量和乐趣的给予者，他满载着他所要挥霍的财富来了。他并不欠他的情妇的情，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常给她们付钱。即使发生了关系而不付钱，那个女人也是单方面的欠债者，因为他虽有所索取，她却一无所予。于是，在他破除索兰目的童贞那一天，打发她去化妆室就是绝对正常的；即使一个女人娇柔可爱，看到男人为她不辞辛苦也是很奇怪的。他天生是男人，她注定成为承受注射的容器。考士托斯的傲慢如此忠实地模仿了村夫俗子，以至难以看出他与一个没有教养的旅行销售员有什么不同之处。女人的首要职责就是服从他的慷慨的要求；当他幻想索兰目不欣赏他的爱抚时，他气得脸色发白。如果说他关怀拉蒂佳，那也是因为他来到她身边时，她喜形于色。于是，他立即满意地感到自己是食肉的猛兽和高贵的王子。令人不解的是，如果被占有和被完全征服的女人只是一个可怜虫，没有自主的意识，只有那索然无味的肉体，占有和征服她的冲动究竟从何而来？考上托斯何以会把这么多的时间浪费在这些空虚的女人身上？这些矛盾表明，值得自豪的只是虚荣罢了。对于强者、慷慨大度者和颐指气使者，更为精致的乐趣是怜悯不幸的人。考士托斯常对卑微者产生兄弟般的关怀和同情心，也很“怜悯女人”。还有什么能比一个硬汉子忽然动了软心肠更感人呢？当地俯身向着这些生病的动物——也就是女人——时，他幻想他是厄比纳尔那尊崇高的雕像。他甚至喜欢看到女运动员败阵、受伤、累垮；至于其他女人，他希望她们尽可能地失去自卫。她们的月经也使他感到厌恶，他还让我们知道，“他喜欢在他知道女人正来月经的日子里同她们呆在一起”他可能会产生这种怜悯，可能只限于口头答应，如果他并未实现诺言的话。他答应帮助安德莉，答应娶索兰目。当怜悯并非发自内心，所有的诺言便是虚诺：他没有权利自相矛盾吗？他在制定他所进行的比赛的规则，他就是他自己的唯一对手。女人仅仅低残和可怜尚不够昧，蒙特朗还希望她任人羞辱。他甚至认为，欲望与轻蔑之间的冲突是一场感人的戏剧：“啊，渴望人们蔑视的东西多么悲壮！……必须在一举动之间就勾上手，迅速地激起热情，随即抛弃，就像划一根火柴一样——这就是我们与女人相处的悲剧片其实并没有悲剧，除非从火柴的角度——一个不足挂齿的角度看问题。至于划火柴的人，他很小心，以免烧了手指，显而易见，这个行动使他入迷。如果“渴求他所蔑视的东西”不曾使他快乐，那他就不会系统地拒绝渴求他敬慕的东西了。如果这样的话，阿尔班也不会推开多米尼克，而是“在平等的关系中恋爱”了；同时，他也不至于对他渴望的东西产生这么大的蔑视了。总而言之，要在一个年轻、姣好、热烈而诚实的西班牙舞女身上一眼就看出可蔑视的东西，毕竟是很难的。是不是因为她贫穷、低贱、没有文化而被蔑视呢？恐怕这一切在蒙特朗的眼中确实是缺陷。不过，原则上说，他首先因为她是一个女人而蔑视她。他说得很真实，使男人产生梦想的并非女性的神秘，倒是男人的梦想创造了那种神秘。他把他主观上渴求的东西投入了这个对象：并非因为女人是可蔑视的，他才蔑视她们，因为他往往蔑视她们，他才觉得她们如此下贱。他觉得他占据的地位越高，女人与他之间的差距便越大。这也说明了他为他的男主角所选的情妇都缺乏财产和文雅的原因。为大作家考士托斯，他提供了一个性苦闷和百无聊赖的外省老姑娘，还有一个粗俗、自私、极右的中下层女人。这简直是用十分简陋的尺度来衡量一个优秀的人物，这个弄巧成拙的程序造成的结果是，他令人感到很渺小。但这没关系，考士托斯相信自己很伟大。女人最微小的弱点也足以喂养起他的虚荣。《少女们》中有一段文字尤其意味深长，在上床与考上托斯同寝之前，索兰日正在为就寝做准备。“她得去上厕所，于是考士托斯想起他曾骑过的一匹母马，那马很烈，十分干净，每当他骑在它背上，它从不撒尿或喘息。”看起来这只是个撒尿的小事，但它说明了对肉体的嫌恶（我们想起了斯威夫特：赛利亚通便），把女人视同家畜的愿望，以及剥夺她的任何自主权。不过，心里很不高兴的考上托斯此刻却忘了他也要拉屎撒尿。同时，当他厌恶一个流汗和身上有味的女人时，他却排除了他自己肉体上的隐秘：他那洁净的精神是由肌肉和生殖器支撑起来的。在《欲望的源泉》一书中，蒙特朗宣称：“蔑视比渴望更高尚”；在《圣地亚哥的团长》一剧，奥瓦罗高喊：“厌恶就是我的面包。”当一个人正在对自己感到很满意时，蔑视该是多么好的辩解！从他独自思考和判断这一事实出发，他感到他根本不同于他所指责的另一个人，在不付出他指责别人所犯错误的代价的情况下，洗清了自己。蒙特朗一生中一直在用何等的愤怒来发泄他对世人的蔑视啊！骂他们愚蠢，足以使他自觉聪明；说他们懦弱，足以使他自觉勇敢。在纳粹占领法国初期，他混迹于一群蔑视其战败同胞的酒徒中；他既非法国人，也非战败者，他高居一切之上。他间接地同意，他蒙特朗只会责备，并没有比其他人为阻止失败做更多的事情；他甚至不愿意去部队中当军官。但是，他立刻开始怒不可遏地责备。如果他假装为他的厌恶之情感到遗憾，那正是为了更真实地感到厌恶，并且更加从这种感觉中得到乐趣。实际上他认这类事情中得到了这么多的方便，以至他千方百计寻求把女人推人悲惨的境地。他用金钱或珠宝勾弓陆姑娘，以此自娱：如果她们接受了这些不怀好意的礼物，他就十分高兴。为了消遣，同安德莉玩虐待狂的游戏，不让她受苦，而是看她自轻自残。他激起索兰日杀婴；她接受了他的安排，于是考上托斯欲火中烧：在一阵轻蔑的冲动中，地占有了这个未来的杀婴者。了解这种态度的关键在他那篇毛毛虫的寓言中：不管这篇寓言暗藏的意向是什么，它依然是意味深长的。在往一些毛毛虫身上撒尿的时候，蒙特朗放过其中的一些，而杀掉另一些，从而自娱；他对生之搏斗报以可笑的同情，慷慨地让毛毛虫得到机会；这个游戏使他感到人迷。如果没有毛毛虫，这一泡尿不过一种排泄物而已；现在它成了生或死的工具；在蠕动的昆虫面前，这个松援兵膀胱的人了解到上帝的专横孤独，他不会受到报复的威胁。因此，在对付钱女人的时候，男人在脚手架的高处时而残忍，时而慈悲，时而正义，时而又胡闹，他给予、拿走、制造快乐、表示怜悯、发怒，他只随他的高兴行事，他是高高在上，随心所欲和不可一世的。而这些践发只是践发或什么都不是。她们将被有目的地挑选出来，她们的弱点将被迁就，她们将被如此固执地当野兽对待，以至她们最终接受了她们的地位。路易斯安那和乔治亚的白人也以同样的方式欣赏黑人的小偷小摸和小小的撒谎：他们从他们的肤色授予的优越地位得到了安全感；如果这些黑人中有一个人固守忠诚，他反而会因此受到更坏的待遇。同样，在集中营中，人性的卑劣被全面地暴露：做主人的种族在这种卑劣中找到了证明，证明他们是超人的精华。要评判蒙特朗对待文人的态度的正当设，最好还是仔细检验他的伦理学。因为我们最终必须知道，按照他的观点，女人到底是以什么名义受到指责的。他的态度并没以与之正面对应的态度来解释它；它只表现了他自己的生存选择。其实这位英雄选择了恐惧。每一个人的意识中都有统治欲；但只有以身冒险才能采取正确的行动。优越的地位从来都不是恩赐的，因为把一个人缩小到他的主观性中，他就什么都不是了。等级制度只能在与男人的行动和事业相符合时才会建立起来；优点必须一再得到证实。蒙特朗说：“一个人只对他准备为之冒险的东西有支配权。”但他从不在与他匹敌的人中以身冒险。因为他不敢而对人性，所以他排除它。在《机了的王后》中，国王说：“这些人，简直是令人愤怒的障碍。”麻烦的是，他们拆穿了所谓乐土的谎言，那是这个虚荣的人在他周围创造的。因此他们必须被否定。值得注意的是，蒙特朗不只用一篇作品描写了男人对男人的冲突；和平共处是极为生动的戏剧，但蒙特朗与它无缘。他的男主角总是站在动物、孩子、女人和风景面前；他是他个人欲望（像《帕西法》中的皇后）或个人要求（像《圣地亚哥的团长》）的俘虏，但没有任何人支持他。《梦》中的阿尔班甚至没有同志，阿尔班在普里奈特活着的时候蔑视他，只是在俯视他的尸体时，阿尔班才为之激动不已。蒙特朗的作品一如他的生活，其中只容纳了一种意识。于是，一切感情都从这个宇宙中消失了。如果只存在一个主体，就不可能有主体之间的关系。爱情是一个玩笑；它之可鄙并不在于假借了友谊的名义，而是因为“友谊太空洞”。所有的人间团结都被傲慢地否定了。英雄不是造出来的，他不受时空的局限：“我找不出明显的理由说明，我必须对当前世事的兴趣甚于对过去某年某月的事件。”别人熟视无睹的事在他眼中则成了不无价值的事：“说句实话，重大事件在我眼中从来都不重要，我之所以喜欢这些事件，只是因为我经历它们之时它们留给我的一线光明……未来到底如何，由它去吧。”行动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人世上的任何事情全无信心，有了热情、精力和胆量，也不能随意发挥！”这就是说，一切超越均被禁止。蒙特朗承认这一点。爱情和友谊是琐事，轻蔑阻碍了行动。他不相信为艺术而艺术，也不相信上帝。只有有限的欢乐依然存在，1925年他曾叫喊：“我唯一的野心一直是比别人更好地使用我的理性。”他还说：“总之，我想要什么？占据使我愉快的人们的平静和诗歌。”1941年他说：“至于我这个指责别人的人，我这20年来干了什么？他们一直就像一场使我喜悦的梦。我的生活领域十分宽广，我正沉浸在我感兴趣的事情中：简直是在充满活力地呼吸！”很好。这岂不正是因为他沉浸在女人所陷入的有限存在之中吗？蒙特朗反对母亲和情人所拥有的爱时究竟想达到什么样崇高目标和实现什么样的高尚欲望呢？他也在寻求“拥有”；当它开始“充满活力地呼吸”时，很多女人就能给他指出要点。难道他不知道女人的淫荡与男人的淫荡同样强烈吗？如果按这一品评标准给两性排等级，也许女性比男性要高出一筹。说句老实话，在这一方面，蒙特朗的前后不一是令人吃惊的。他借助‘“交替性”的名义宣布，既然什么事物都没有价值，那么每一件事物便是等价的；他接受一切，他会拥抱一个人和所有的人，当他的伟大精神使家庭中的母亲感到害怕时，他就快意了。而在德军占领期间要求对电影和新闻的检查做“调查”的人也正是他。美国姑娘的大腿使他作呕；公牛的强壮则使他兴奋：每一个男人都合他的口味。每一个人都按他的模式重新建立了“乐土”；这位准游的酒徒以什么价值的名义厌恶地臭骂其他人的狂饮纵欲呢？因为他们有别于他吗？难道道德完全维系于他蒙特朗一人吗？他可能会明确地答复，享乐并不重要，但必须做得得体。娱乐应该是克制的另外一面，好色之徒可能觉得他也是做圣人和英雄的材料。很多女人都善于把她们的娱乐与她们为自己所塑造的高尚形象相提并论。为什么我们非得相信蒙特朗的自恋梦比她们的更有价值呢？我们确实正在谈梦。蒙特朗所用的骗人字眼——崇高、神圣、英雄主义——全是些废话，因为他否认了这些词有任何客观的意义。他不敢在男人群中拿他的优越地位冒险；为了在烈酒中沉醉，他退向云端：邓家寡人肯定是至高无上的。他把自己关在空中楼阁内：一面面镜子反复映出他的影像，于是他相信他足以名扬天下；可惜他只是个离群索居之徒，是他自己的囚徒。他自以为他很自由，但为了自我的利益，他已将自由出卖；按照从厄比纳尔塑像厂借来的规范，他塑造了他蒙特朗的雕像。阿尔班之所以赶走多米尼克，是因为他在镜中照见了自己，他发现他那痴呆的面孔正表现了那种奴役。一个人只有在别人的眼中才真正是傻瓜。骄傲的阿尔班使自己的感情屈从于他所蔑视的集体意识。蒙特朗的自由是一种姿态，而非真实的存在。对他来说，行动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目标，他装腔作势地安慰自己：他是个丑角。女人们都找合适的伴侣，她们给他出点子，他便担任了主要角色，头戴桂冠，身穿紫袍。但一切均发生在他私人的舞台上；一旦面对公众，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的喜剧演员就再也看不清、站不稳了，他目眩脚软，一头栽了下来。考上托斯在猛一清醒之际叫道：“在女人身上得到的种种‘胜利’，到头来多么滑稽！”一点不错。蒙特朗向我们提供的价值和成就全都是可悲的滑稽表演。使他陶醉的高尚行动也都是装腔作势，根本不是真正的承诺：他被皮列格里奴斯的自杀、帕西法的厚颜无耻和在即将送命的决斗之前与其对手共用一把伞的日本绅士所感动。他还宣称，“敌人及其应发表的观点并非那么重要”民这句话说在lpel 年自有其弦外之音。他还说，不管结果如何，一切战争都很美；不管武力服务于什么目的，它总是可赞赏的。“如果我们希望维持唯一可接受的男人的概念，即认为他一身而兼为英雄和圣人，那么，毫无诚信的争斗就成为我们最终被迫接受的方式了。”在《死了的王后》和《圣地亚哥的团长》中，蒙特朗对一切事业的高超冷漠和对伪崇高的偏爱得到了很好的描绘。在这两部故作高深的戏剧中，我们看到，两个资为帝王的男人为他们空虚的骄傲而牺牲了仅仅因为富有人性，此外什么罪过都没有的女人：其中的一个受罚而死，另一个则失去了她的灵魂。如果我们再次质问到底以什么名义，作者就会傲慢地回答：没有借助任何名义。他不想让国王在杀伊奈丝的事上表现出过于明显的国事动机，因为这样一来，这一谋杀就只是一件普通的政治罪行了。国王说：“我为什么杀她？无疑有个原因，但我不能把它说出来。”这个原因就是，唯一的原则必须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而且众所周知，这个原则并未照明任何目标：它始终只要求破坏。至于奥瓦罗，蒙特朗在一篇序言中告诉我们，出于尊敬那个时代的某些男人，他非常欣赏“他们的明确信仰，对外在现实的轻蔑，以及对虚无的疯魔。”正因为自己的入魔，那位圣地亚哥的团长才牺牲了他的女儿。也许可以用神秘的这个字眼未装饰那疯魔。喜爱幸福胜过喜爱神秘主义，岂不愚蠢？问题的实质在于，只有面对一个目标——人的目的，牺牲和放弃才有意义；只有在承认爱和幸福的价值的世界上，超越个人之爱和一己之幸福的目的才能实现。“女店员的道德”比空洞的童话更真实，因为它扎根于生活和现实，更高的企求正来自那里。我们不难想像伊奈丝在巴钦沃德，国王为国事而正式地奔忙于德国大使馆。在沦陷期间，很多年轻的女店员都曾赢得了我们没有给予蒙特朗的尊敬。他大发一些因空洞而有危险性的高论：他用超人的神秘主义批准了不计其数的暂时棵螨。于是，在我们正在讨论的剧作中，这种神秘主义通过两个凶手得到了表现，一个凶手有血有肉，另一个则是道德；奥瓦罗冷酷、孤独、无知，他并没有成为一个宗教法庭的法官；被误解和被否定的国王也没有成为西姆勒。一个人杀女人，杀犹太人，又在犹太人的影响下杀有女人气的男人和基督徒，他假借这些高超的观念的名义，杀一切他乐于杀的人。神秘的否定只能通过否定性表现。真正的超越是通向未来——人的未来的积极行动。为了使他自己相信他已走得很远，飞得很高，伪英雄总是向后望，往下看；他蔑视，咒骂，压制，迫害，折磨，屠杀。凭着挑邻人的错，他自以为比邻人优越。这样的优越就是蒙特朗暂时停止他那“充满活力的呼吸”喘一口气时，以高傲的姿势向我们指出的顶峰。“好像拉着阿拉伯水车的驴子，我转呀，转呀，盲目地、没有尽头地、一圈又一圈地走着。但是我从未汲出新鲜的水。”这是蒙特朗1927年说过的话，真是无以复加的坦白。新鲜的水从未涌出。也许蒙特朗应该点燃火葬皮列格里奴斯的柴堆：那才是最合逻辑的解决办法。他喜欢在自我崇拜中寻求躲避。他不把自己给予这个他不知如何去滋润的世界，却满足于从中看到自己的反映；于是他照着这个幻影建立他的生活，而这个幻影却只有他的眼睛能看见。他写道：“君主们在一切情况下都处于安逸的状态，即使在失败之中。”因为他以失败为乐，他把他自己当做君王。他重弹尼采的老调说，“女人是英雄的消遣”，并且认为，要使他成为英雄就必须拿女人给他开心。如此等等。正如考士托斯所说，“简直是多么可恶的滑稽表演！”劳伦斯或阳具的骄傲劳伦斯与蒙特朗正好相反，他并未界定男人和女人的特殊关系，而是把男女两性还原为生命的真实。这个真实既未明显地表现出来，也不在意志之中，它涉及到人类固有的动物性。劳伦斯竭力反对“性一脑”这一组对立关系，而持一种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针锋相对的宇宙乐观主义；他把阳具所表现的生之意志视为欢乐，称它为思想和行动的源泉，除非那思想是空洞的概念，那行动是无生育能力的机械运动。单纯的性活动当然不够完满，因为他陷入被限定的状态，这无异于死亡，但这个残缺的现实——性与死依然胜似一种脱离肉体的存在。除了像安泰那样不断与大地接触以外，男人尚有其他更多的需求，作为一个男人，他的生命必须十足地表现出阳刚之气，同时据此来假设和要求女人。因此，她既非玩物，也非猎物，更非面对主体的客体，而是信号相反的一极赖以存在的一极。那些误解了这一真理的男人，比如像拿破仑，就没有完成他们作为男人的命运，因为他们有缺陷。个人的得救不能单靠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只有尽量把自己纳入普遍性中，他才能得救。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不应该在性爱的关系中沾沾自喜或抬高自己；把自己的性别作为意志的工具，那是致命的错误。人们应排除自我的障碍，甚至超越意识的权限，否定个人的统治。再没有什么能比那个分娩中的妇人的小雕像更美了：“一张可怕的面孔空洞而虚无，它几乎被下边那感觉的重压抽象化为无意义。”这是一种既非牺牲，也非舍弃的迷狂；也不存在两性中任何一方允许另一方将其吞没的问题；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不应像一对配偶中“被拆下来的断片”，性角色并不像一块默默疼痛的伤疤；配偶中任何一方都是完整的存在，完美的一极；当一方对其阳刚之气十分确信时，另一方也会对其阴柔之美感到确信，“每一方都承认各自被极性化的性别‘组合’得十分完美”；性活动中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占有和屈从，双方都通过对方得到了神奇的完成。当乌苏拉和伯理终于互相发现时，他们相互地把那种只能称之为自由的完美均衡给予了对方。“她在他心目中一如他在她心目中，对于任何一方，对方都是另一个全新而丰富的现实，既神奇莫测，又近在眼前。”当两个情人在狂热的厮磨中如漆似胶时，他们共同走向了对方。“她是什么？一个强壮、陌生而有野性的生命，正是这个生命在这一刻与他一起喘息于黑暗中。它广大得包容了他们两人，以至使他从中得到了安静。他们曾经相会，在他们的相会中甚至包容了草丛、鸟鸣和星辰。”查太莱和梅乐士得到了同样的宇宙欢乐：当这一对情人互相交融时，他们也与树林、光和雨融为一体了。在《为查太莱夫人一辩》中，劳伦斯进一步推广了他的理论：“如果婚姻不是持久和极端阳具崇拜的，如果它不是向着太阳、大地、星辰、月亮和海浪的节拍，向着岁月、世纪和光辉，它就是虚幻的东西。如果婚姻不是基于血的交感，它就是乌有。因为血是灵魂的本质。’”“男人的血不同于女人的血，两者永不相混。”正因为如此，两条流蜿蜒地交织在一起，拥抱着生命的整体。“阳具就是填补女人的血之谷的一些血。强劲的男性血流以其终极的深度淹没了华美的女性血流……无论怎样，两者都冲不破这样的阻碍。这就是最完美的结合形式……也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之一。回这种结合奇迹般地丰富了生命，但它要求废除对“个人存在”权利的争取。正如现代文明中常见的那样，不同的个体在不否定自己的情况下寻求互相交融，他们的企图注定会受到挫折。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种“空洞、冷漠、神经质的、诗意的和个人的”性欲，它倾向于分化每一方的生命之流。情人之间若像工具一样相对待，便会引起憎恨，查太莱夫人与密克利斯便是如此。他们一直把自己封闭在各自的主体中；因而只能体验到喝酒或抽鸦片那样的狂热。但那只是没有对象的狂热，因为他们不能互相发现对方的真实存在，他们终于一无所得。劳伦斯枯燥无味地指责了考上托斯，他给盖拉德——《恋爱中的女人》中的人物——这个傲慢自私的男人涂脂抹粉；他把自己与古准拖入苦难的境地主要应由他负责。他刚愎自用，喜欢空洞地强调自我，强化他与生活的对应，为驯服一匹烈性的牧马取乐，他把马头按在门扉之上，让它听门外火车驰过的轰鸣。他抽打它，陶醉于自己的权力。这种支配的意志贬低了被他支配的女人，由于缺乏力量，她变成了奴隶。“她刚刚露出一种反叛奴隶的表情，还没有真正形成反抗，就使得益拉德神经质地颤抖了起来……他的意志就是唯一的意志，她消极地被他的意志所支配。”这是一种可悲的支配，如果女人只是一个消极的实体，男人所支配的不过座无而已。他自以为他正在攫取使他丰富的东西，实际上那只是幻念。盖拉德抱住古准：“她丰富和美化了他的存在…如果她就这样在他怀中死去，他就十全十美了。”但一旦离开她，他立即陷入孤独和空虚；而且在次日她没能来赴会。如果女人本人很坚强，男人的要求便会使她产生同样对等的要求；她既陷入情网，又挣扎反抗，这使她忽而甘心受虐，忽而以施虐为乐。当古准目睹盖拉德双腿紧夹狂怒的代马时，她的心情十分激动；而当盖拉德的保姆对她说“我曾多次打他的小屁股”时，她也非常激动。男性的自大往往引起女性的对抗。正如查太莱夫人被狩猎人的纯性爱所征服和拯救一样，乌苏拉与伯楼也是如此，盖拉德却把古准拖入了没完没了的争斗。一天晚上，满怀着哀悼父亲的心情，盖拉德投入了古准的怀抱。“她是生命的沐浴，他崇拜她。她是一切生命的母亲和本质＊…··她那奇迹般缓缓流出的乳汁哺乳着他，哺乳着他麻木而受损的大脑，仿佛恢复健康的淋巴液，仿佛一股温柔而安神的生命之流，完美得就像他再度回到了子宫之中。”那一夜他才感到与女人的结合到底是一回什么事；然而它来得太晚了；他的幸福已遭到破坏，因为古准并未真正在场；她让盖拉德靠在她肩上睡去，她却醒着，烦躁不安，与他貌合神离。这是对一个自己害自己的人所做的惩罚：他很孤独，因而不能侵犯她的孤独；他树起了他的自我的障碍，同时也树起了“他者”的障碍。盖拉德终于死去，是古准和他自己害了他。由此可见，男女双方谁也占不了上风，他们都不是主体。女人并不是男人的猎物，她更不是一个借口。马尔罗指出，与印度人相同，劳伦斯并不满足于把女人当做与无限——比如风景——相联系的机会，那是以另一种形式把她变成对象。她与男人一样真实，男人必须达到的正是真实的结合。正因如此，劳伦斯的男主角都要求他们的情妇给予超出她们的肉体所能给予的东西：保尔不允许米莲把自己像个温柔的牺牲品那样给予他；伯睡不愿让乌苏拉仅限于在他的拥抱中求欢；或冷漠，或热烈，自我封闭的女人最终把男人留在了他的孤独中：他必须拒绝她。男女双方应该相互奉献灵与肉，一旦他们能这样互相给予，他们就会永煤忠诚。劳伦斯是一夫一妻制的拥护者。只有对个人的独特性感兴趣，才能存在对多样性的要求；但阳具崇拜的婚姻建立在普遍性之上。阳刚一阴柔的组合一旦建立，对变化的渴求便不可思议了：那是一种完满的组合，它是封闭的和终极的。互相给予和互相忠诚是否真正包含着互相制约呢？远非如此。劳伦斯狂热地相信男性的高贵，对“阳具崇拜的婚姻”的描述，把“性的”等同于“阳具的”，这两点便构成了充足的证据。两条血流发生了神秘的结合，被赞赏的却只是阳具之流。“阳具是联系两条流的工具；它把两种不同的节奏联结为单一的流。”因此，男人在配偶中不只是两种因素之一，而且是两者结为因缘的要素；他使双方超越自己：“通向未来的桥梁就是阳具。”劳伦斯企图用阳具崇拜代替大母神的崇拜，当他希望照亮宇宙的性本性时，他想到的并非女性的腹部，而是男人的阳刚之气。他几乎从未表现过一个被女人激动的男人，但他一再让我们看到，女人被男性那热烈、微妙而机巧的恳求暗暗地打动。他的女主角都长得又漂亮，又健康，但不固执；而他的男主角则是不安的潘神人正是这些雄性的动物体现了生命的躁动和强有力的神秘；女人则受到魔力的影响：这一个中了狐狸的邪，那一个因种马而销魂，古准向一群小牛狂热地挑战；一只野兔子反抗的力量也使她十分动心。于是，男人的社会优势便被移花接木地转到了这种宇宙优势之上。按照劳伦斯对自己所做的不完满的解释，正因为阳具之流是盲目的和攻击性的，是向未来发展的，所以应由男人“打起生命之旗”；他热衷于目的和结果，他体现了超越性；女人则沉溺于她的感情，完全内向；她被奉献给有限的存在。男人不只在性生活中起积极的作用，他还能积极地出乎其外；他扎根于性的世界，但又逃避它；女人却把自己关闭于其中。思想和行动植根于阳具；没有阳具，女人不在这一点上出问题，就在那一点上出问题：她也能扮演男人的角色，甚至扮演得很出色，但那只是游戏，并无严肃的真实性。“女人实际上是指向地心的向下的一极。她那深沉的积极性在向下的水流和月球的引力中。男人则是向上的一极，他指向太阳和白昼的活动。”女人“最深层的意识在腰部和腹腔”民如果将此颠倒，把她的精力之流向上引到胸部和头部，她就会变得聪明、高尚、有为、杰出，堪与男人匹敌；但劳伦斯认为，她很快就满足于此，停止不前，然后又返回性，“性就是她在此刻的事务”民在行动的领域里，男人必须做发起人，起积极作用，女人仅在情感的层次上是积极的。于是，劳伦斯在此重新发现了博纳尔（Bonal）、奥古斯特·孔德和克莱门特·握太尔（Chan Vautel）传统的资产阶级观念。女人必须使她的存在服从男人的存在。“她应该相信你，相信你所拥护的深刻的目的。”然后男人将报她以无限的温柔和谢意。“当你的妻子相信你，服从你的目的，而把她置身度外时，回到她身边来该多好啊！你会无比地感谢这个爱你的女人。”除了赞扬这样的忠诚，劳伦斯还指出，男人应真正忙于伟大的计划；倘若他的计划只是虚假的目标，一对配偶就会在低下的欺骗中反目。宁可像安娜·卡列尼娜和提伦斯基、卡门和唐·朱赛那样把自己封闭在爱与死的女性之圆中，也胜似皮埃尔和娜塔莎那样互相欺骗。但始终存在着这种保留，劳伦斯仍然效法普鲁东和卢梭，在他所赞美的一夫一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