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性-7

女人对其配偶的依附性极强；随着世袭财产成为过去，女人和男人完全处于并列地位，甚至他们的孩子，也不可能以一种可与财产利益的稳固性相比的稳固性，把他们联在一起。所以个人可能会得到对于群体的独立性。这一过程在现代资本主义取得辉煌胜利的美国，尤其令人瞩目：离婚风靡全国，夫妻好像只是临时搭伴。在法国，农业人口是一个重要成分，拿破仑法典将已婚女人置于监护之下，因而这一演变过程必然是缓慢的。离婚在1884年被恢复，若丈夫通奸，妻子可以提出离婚。不过，在刑罚上仍保留了性别差别：通奸只有妻子所为时才是违法犯罪。在lop年，托管被有保留地承认，1917年才完全得到。1912年准予对非婚父亲给予确认。要看到已婚女人改变地位，必须等到1938年和1943年：这时废除了服‘从的义务，不过父亲仍是家长。他有权决定住处，不过妻子老有适当理由，也可以反对他的选择。她的法律权限扩大了，但解释混乱：“已婚女人拥有充分的法律权限；这些权限只受婚约和法律的限制”，这一条款前后矛盾。夫妻平等还不是既成事实。至于政治权利，我们可以说，在法国、英国和美国都是来之不易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1867年在英国议会上作的演说，在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给妇女以选举权。他在他的著作中迫切要求在家庭与社会全面实现男女平等。“我认为，法律所做出的让一个性别从属于另一个性别的社会安排，本身是坏的，它们是阻止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我认为，它们应当让位于完全平等。”继他之后，在福赛特夫人（Mrs．Fawett）领导下英国妇女成立了政治组织，玛丽亚·德莱斯梅则在领导着法国妇女，她在1868－1871年的一系列公众讨论中对女人命运加以审查，和小仲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小仲马劝告被不忠的妻子所愚弄的丈夫“把她杀死”。莱昂·里希埃是女权运动的真正发起者，她1869年提出“女权”这个概念，组织了1878年召开的、讨论这一题目的国际会议。当时还未提出选举权问题，与会妇女仅限于要求有公民权利。30年来，这一运动始终缩手缩脚，在法国和英国都一样。虽然成立了许多团体，但都不成形，因为，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女人缺乏作为一个性别的共同责任感。1879年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宣布了男女平等，但由于普遍认为妇女解放运动应当从属于工人运动，女权运动未被重视。相比之下，资产阶级妇女却要求在现存社会制度框架内有新的权利，她们根本不想成为革命者。她们支持诸如抵制酗酒、色情文学和卖淫等使道德净化的改革。女权主义者代表大会于1892年召开，这次会议除为运动命名，几乎没有取得其他成就。女权运动的进展不大，不过维维亚尼1900年在国民议会第一次提出了给予妇女选举权的问题。女权运动的重要性在增长，随着布伦斯维格夫人（MineBrunschwig）组织的集会和游行，法国妇女争取参政同盟也于lop年成立。妇女参政议案1919年在国民议会被通过，1922年被上院否决。当时的形势是复杂的：当教皇本尼狄克十五世（Benedict XV）1919年宣布支持妇女有选举权时，除了革命的女权主义和布伦斯维格夫人“独立的”女权主义，还有基督教的女权主义。天主教认为，女人在法国是一种保守的宗教因素，但激进派恰恰为此担心。晚至1933年，上下两院还在进行无休止的辩论，半个世纪来的各种反女权观点全都给提了出来：对女人献殷勤的人认为，女人非常受尊重，她应当继续受到这种尊重；并认为，“真正的女人”呆在家里不会失去她对选举的影响力，因为她不需要用投票权去支配男人。他们郑重强调，政治会瓦解家庭，女人毕竟是不一样的——她们不可以服兵役。他们问道：难道妓女应当有选举权吗？男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女人将会遵丈夫所瞩去投票，如果她们想有自由的话，还是让她们先从裁衣匠那里获得自由吧；不管怎么说，法国的女人比男人多！虽然这些论点贫乏无力，法国妇女还是要等到1945年才有参政权。新西兰1893年给予了妇女一切权利，澳大利亚紧随其后，它是在1908年。但这个胜利在英美两国却是来之不易。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把女人关在家中；简·奥斯汀把自己关在家里是为了写作。科学家们声称，女人是“一个只能用来生殖的亚种”。直到1903年女权运动还很缩手缩脚。这一年斑克赫斯特派在伦敦成立了妇女社会政治同盟，女权主义的鼓动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好斗特性。在历史上人们可能首次看到女人作为女人而行动，这一行动对“参政”的冒险予以特别关注。15年来，她们一直在施加压力，最初未使用暴力，只是挥舞着旗帜游行，骚扰集会。她们被捕，绝食，和戴着毛巾的工人妇女及道地的贵妇一起列队向议会进军。她们举行集会，又导致了更大规模的逮捕，当参政权问题即将交付议会表决时，她们排成几里长龙游行。1912年采取的策略更为过激：她们焚烧房屋，捣毁画像，践踏花圃；她们向警察投掷石头，派代表反复围攻劳埃德·乔治和爱德华·格雷爵士，打断公众演说。在这期间爆发了战争。在1918年，英国妇女得到有限制的选举权，1928年得到了无限制的选举权。她们的成功基本上要归功于她们在战争中的服务。美国妇女从一开始就比她的欧洲姐妹更为解放。19世纪初，女人不得不和男人一起参加艰苦的拓荒劳动，他们并肩奋斗。她们的人数比男人少得多，这使得她们受到重视。但逐渐地，她们的地位和旧世界的女人相差无几。她们在家中大权在握，但社会控制权仍完全掌握在男性手中。到1830年，一些女人开始要求有政治权利，从事支持黑人的运动。贵格派教徒卢克丽霞·莫特成立了美国女权协会，她在1840年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贵格派灵感宣言，从而为整个美国女权运动定下了基调。“男女生而平等，上帝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位立政府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男人把已婚女人变成了一具政治僵尸……他在篡夺耶和华的特权，而只有耶和华才可以确定人们的活动范围。”三年后，哈里特·比彻·斯陀写了《汤姆叔叔的小屋》，唤起了支持黑人的公众舆论。埃默森和林肯都在支持女权运动。内战后，女权主义者徒劳地要求，给黑人以选举权的修正案也应当给妇女以选举权。苏珊·B·安东尼（Susan B．Anthony）和她的14个同志利用某种含糊在罗彻斯特参加选举，结果她被罚款100美元。1869年她成立了全国妇女争取参政协会，同年怀俄明赋予妇女选举权。此后科罗拉多州在1893年，爱达荷州和犹他州在1896年，也把选举权给予了妇女。以后的进展非常缓慢，但在经济上女人取得了比欧洲更大的成就。1900年，美国有600万妇女参加工作，其中许多人从事商业和需要学问的职业。她们当中有女律师、医生和教授，还有多达3373人当了女牧师。玛丽·贝克·埃迪（Mmp Beker Eddy）成立了基督教科学教会。妇女俱乐部风靡一时，在1900年约有Zop万名成员。但只有9个州给了妇女选举权。1913年，参政运动以好斗的英国模式组织起来。领导这个运动的是两个女人：多丽丝·史蒂文斯和一个名叫埃丽丝·保罗（AlicePan）的费格派教徒。她们组织集会、游行以及其他这类政治示威。在芝加哥，女党首次成立。1917年，这个党的参政运动者站在白宫门前，拿着小旗，有时为了不被赶走，竟把自己栓在铁栅栏上。6个月后她们遭到了逮捕，但由于在狱中进行绝食，很快就被释放。在新的骚乱之后，众议院的一个妻员会接见了女党的一个成员，1918年1月8B宪法修正案被众议院通过。当时参议院经两次表决，都未通过这一修正案，但一年后又通过了它。1920年妇女参政成为美国法律。1933年召开的泛美会议，导致了19个与会的美洲共和国正式同意彻底给予妇女平等的权利。在瑞典，也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女权运动。女权主义者援引瑞典的古老传统，要求有“教育、工作和自由”的权利。女作家在这场斗争中尤其起了主导作用，她们最关心这一问题的道德方面。她们组成强有力的团体，赢得了自由党人的支持，但受到保守党人的敌视。挪威妇女在1907年赢得了参政权，芬兰妇女是在1910年，但瑞典妇女却等了好几年。和东方国家一样，拉丁国家的妇女处于受支配地位也不是根据严格的法律，而是根据严厉的习俗。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有组织地阻止了女权运动的发展进程。法西斯意大利在设法与教会结盟，不使家庭受到触动，维持奴役女性的传统时，使女人面临着双重奴役：国家当局的奴役和她丈夫的奴役。1790年，一个叫希佩尔（Hippel）的大学生抛出了德国女权运动的第一个宣言。19世纪初，一种感伤的女权主义十分盛行，它和乔治·桑的女权主义相似。1848年，德国的第一位女权主义者路易斯·奥托（InuiseOttO），要求给予妇女参与民族主义性质的改革的权利，她在1865年成立了妇女团体。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支持女权运动，克拉拉·蔡特金1892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女工与社会主义者结成同盟。1914年，妇女积极参与了战争。德国战败后，妇女有了选举权，在政治生活中很活跃。除了李V克内西、罗莎·卢森堡也在斯巴达克斯小组进行战斗。她在1919年被暗杀。多数德国妇女站出来支持秩序党。有的人出席了国会会议。于是希特勒又把拿破仑的观念强加给被解放的妇女：“厨房，教堂，孩子”。他宣称，“女人的出席使帝国国会蒙受耻辱”。纳粹主义既反对天主教，也反对资产阶级，所以它给予母亲特权地位，使女人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婚姻的束缚。和在斯巴达一样，女人对国家的依附，大大超过了对任何男人的依附。因而和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中产阶级妇女相比，纳粹德国妇女所拥有的独立性既是更大的也是更小的。女权运动的极其迅猛发展发生在苏俄。这个运动始于19世纪末的文学生和知识分子之中，甚至在当时就和暴力与革命有关。俄日战争哪间，女人取代了男人的许多种工作，并且有组织地要求享有平等权利。她们在1905年后参加政治罢工，设置路障。1917年革命爆发前夕，她们在圣彼得堡举行了群众示威，要求面包与和平，要求她们的丈夫重返家园。她们在十月起义和反对外国干涉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忠于马克思主义传统，列宁让妇女解放运动附属于工人解放运动。他给予了她们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地位。1936年宪法第122条说：“在苏俄，妇女在经济、职务、文化、社会和政治生活等一切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共产国际对此说得更加准确，它提出下列要求：“要实行男女在法律面前和实际生活中的社会平等；要在婚姻权利和家庭准则方面则收进行变革；承认母性是社会职能；要由社会承担抚养教育儿教和青少年的责任；要组织一场文明化的斗争，反对将女人变成以求的意识形态与传统。”苏俄妇女在经济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优。她们有平等的工资并大规模地参加生产，因此有举足轻重的社会’政治的地位。1939年，各级苏维埃都有很多女代表，300多名妇女出席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近1000万妇女是工会会（约大占苏联职工的40％，许多女工成为斯达汉诺夫工作机众所周知，俄国妇女在二次世界大战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进入了以前唯有男性才能进入的生产领域，如冶金、采煤、伐木和铁路行业。妇女还成为杰出的飞行员。伞兵；她们组织了游击队。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这种主动性提出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女人在家庭生活中究竟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苏俄整个一个时期所采取的措施，都是为了让女人摆脱家庭的束缚。1924年11月16日，共产国际全体会议宣布：“只要家庭和亲属关系的观念继续存在，革命就是重要的。”自由结合因此受到尊重，离婚手续的简化和堕胎的合法化，保障了女人涉及男性的自由。有关产假、日托及全托幼儿园等的法律，减轻了母性负担。要透过热情而又矛盾的声明的迷雾发现女人的实际具体处境究竟怎样，这是很困难的。但可以肯定，如今国家对增加人口的需求导致了另一种家庭政策：家庭现在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女人既是工人又是主妇。性道德是最严格的道德；1936年和1941年的法律禁止堕胎，几乎对离婚进行压制；通奸受到习俗的谴责。俄国女人和所有工人一样，严格从属于国家——她还严格受制于家庭。但她有机会参与政治生活和获得生产劳动所赋予的尊严，所以她的地位是独特的。本来应当对这种地位进行详细研究，可惜环境不允许我这样做。在最近召开的会议上，联合国妇女地位妻员会要求各国承认男女的平等权利，通过了有助于具体实现这一法规的一些动议。看来这场比赛是赢了。未来只能导致女人越来越深地融于我们的这个一度曾属于男性的社会。纵观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明显的结论。首先得出的结论是，整个女性的历史都是男人创造的。正如美国不存在黑人问题而只存在白人问题，正如“反犹主义不是犹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的问题”，女人问题也始终是男人的问题。我们已经发现男人一开始就有和体力一起出现的道德威望的原因。他们创造了价值、习俗和宗教；女人从未就这个帝国同他们争论过。有些孤独者——萨芙、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和奥林伯·德·古杰——曾坚决反对她们的刻薄命运，偶尔也举行过群众示威。但罗马主妇没有联合起来反对欧比安法；盎格鲁一撒克逊的参政主义者也未能顺利地施加她们的压力。男人始终在主宰着女人的命运。他们不是根据她的利益，而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设计，出于他们的恐惧和需要，来决定女人应当有怎样的命运。他们尊崇大母神是由于害怕大自然。当青铜工具使他们有可能勇敢地面对大自然，他们便建立了父权制。于是家庭与国家的冲突决定了女人的地位。基督徒对上帝、世界以及他自己肉体的态度，在派给她的处境中反映了出来；所谓的中世纪“有关女人的争论”，是一场教士与俗人在婚姻与独身问题上的争论；正是基于私有制的社会制度，带来了对已婚女人的监护制度；是男人所完成的技术发展解放了今天的妇女；是男性的伦理转变，通过节育引起了家庭规模的缩小，使她部分地摆脱了母性的束缚。女权运动本身不是一场自主的运动：它部分是政治家手中的工具，部分是反映深层社会戏剧的附属现象。女人从未构成过一个独立的等级，作为一个性别，实际上她也从未想过扮演一个历史角色。那些反对把女人的存在作为肉体、生命、内在性和他者加以考察的理论，是男性的理论，根本没有表达出女性的愿望。多数女人是听天由命的，她们不想采取任何行动。那些试图改变命运的女人，不想受她们特质的局限，不想被它战胜，而是想战胜它。即使她们干预了世界事务的发展进程，也还是和男人一致的，也还是在根据男人的观点。这种干预一般是不重要的，偶发的。让女人有某种经济独立地位并参与生产的阶级，是被压迫阶级；而作为女工，她们受奴役的程度甚至超过男工。统治阶级中的女人是寄生者，她照样要服从男性的法律。在这两种情况下，女人实际上都不可能采取行动。法律与社会习俗并非总是相符，平衡两者的方式是，女人决不可以有具体的自由。在古罗马共和国，经济条件赋予主妇具体的权力，但她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独立地位。女人在农业文明中的地位，往往同在低层商业中产阶级中的地位相似：在家是主妇一仆人，但在社会却是未成年者。另一方面，社会瓦解时代的女人却是解放的，但她若不想再做男人的附庸，便会失去她的采邑。她仅有消极的自由，表现为放纵与挥霍。女人在罗马衰落时期、文艺复兴时期、18世纪、督政府时期（179－1799）的情形便是如此。有时她成功地让自己忙个不停，却发现自己在受奴役；或者她是自由的，却不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除了别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已婚女人在社会上有她的位置，但没有任何权利；未婚女人、正派女人或妓女完全拥有法律行为能力，但直到本世纪仍被程度不同地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在法权与社会习俗的这种对立中，还产生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矛盾：自由恋爱不为法律所禁，通奸却是一种罪过；但是，“误入歧途”的少女往往是不光彩的，妻子的不现却受到宽容。因而，从18世纪至今的许多年轻女人，她们结婚是为了可以无拘无束地有个情人。通过这一有独创性的制度，大多数女人像个孩子似的处处受到管束：如果女性人格在这两组管束——抽象的和具体的——中要成功地表现自身，就需要有一种特别的环境。其业绩可与男人相比的文人，是些社会制度的力量将其提升到各种性别差别之上的女人。伊萨贝拉女王、伊丽莎白女王和叶卡捷琳娜大帝，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她们是君主。值得注意的是，她们的女性气质一旦在社会上被废除，就不应当再含有劣等性的意味：大权在握的女王所占的比例，要远远高于伟大帝王所占的比例。宗教也引起了同样的变化：锡耶那的卡特琳和圣·泰丽莎完全出乎生理学意料之外地做了圣徒。她们的世俗的或神秘的生活，她们的行为，她们的著作，都达到了极少有人达到过的高度。完全可以认为，若是说其他女人未能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那是因为她们在受自己处境的牵制。除了消极和拐弯抹角，她们几乎不能用别的方式干预事务。朱迪丝（如山山）叶夏洛特·科黛、维拉·查苏里奇是些暗杀者；女投石党人则是些阴谋家。在大革命时期，公社时期，女人和男人一起反对既定秩序。人们允许女人不接受和反抗无权利和权力的自由，却不允许她去分享积极的建设性成果。她至多可以顺利地以间接方式介入男人的事业。阿斯帕西娜、曼特依夫人和乌尔森公爵夫人（the Princess desUrsins）都是顾问，她们的意见被洗耳恭听——有些要人也不得不去听听她们的意见。当男人愿意让女人相信她选择了一个好的角色时，他们喜欢夸大这种影响。但实际上，采取具体行动时是听不到女性的声音的。她们可以挑起战争，却提不出战斗谋略；她们对政治的支配，几乎只处在把政治变为阴谋这个档次上。女人从未对世界实施过真主的支配权，对技术或经济也没有施加过影响。她们没有缔造过出没有毁灭过国家，更没有发现过新世界。虽然某些事件是由女人而爆发的，但她们是借口而不是行为者。卢克丽霞的自杀只有象征性的价值。殉道总是向被压迫着开放；在基督教迫害时明，在社会或民族刚刚失败以后，女人扮演了这种目击者角色；但殉道者从未改变过世界的面貌。即使女人挑起了动乱，进行了示威，这些活动也只有在男性的决定使其有效扩展时才有影响力。聚集在哈里特·比彻·斯阳周围的美国女人，激发了社会舆论强烈反对奴隶制，但南北战争的真正原因却是感情所不能解释的。1917年的“三八妇女节”，也许促使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但它只是导火线。大多数女英雄都是些怪人：她们之所以成为著名的冒险家和有独创精神的人，不是因为她们的行为重要，而是因为她们的命运非同寻常。所以，如果把冉·达克、罗兰夫人和弗洛拉·特里斯坦，同黎塞留、丹东（Daton）和列宁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她们的伟大主要是主观的：她们是楷模而不是历史的行动者。伟人产生于大众并为环境所驱使；而妇女大众却处在历史的边缘，环境对于每个女人都是障碍而不是跳板。要改变世界面貌，首先必须牢牢地固定于世界之上；但牢牢固定于社会的女人却是受社会支配的人；除非其行动为神圣权威所指示（这时她们会证明自己和男人一样有能力），否则有抱负的女人和女英雄就会变成怪物。只有到女人在地球上开始感觉自如时，罗莎·卢森堡和居里夫人式的人物才会出现。她们雄辩地证明，并非是女人的劣等性造成了她们在历史上的无足轻重地位，倒是她们在历史上的无足轻重地位造成了她们注定是劣等的人这一事实在女人自我表现得十分顺利的领域——即文化领域，表现得非常明显。她们的命运同艺术。书信文学的命运紧密相联。在古日耳曼人当中，预言家和祭司的职责已经适合于女人。由于女人处在世界的边缘这一位置，当男人努力通过文化超出他们的宇宙范围、接近尚不为他们所知的事物时，他们便会转向她。宫廷的神秘主义、人性论者的好奇、盛行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审美情趣、厂世纪的矫揉造作、18世纪的进步理想主义——这一切都以不同形式引起了对女性的褒奖。女人因此成为诗的启明星，艺术创作的主题。她是闲暇的，所以她有可能献身于精神乐趣：作为作家的灵感、评论者和读者，她是他的对手。正是她便感伤的模式、滋润男性心田的伦理流行了起来，所以她干预了自己的命运一…一妇女受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女性的胜利。可是，不论知识妇女的这种集体作用可能有多么重要，她们的个人贡献一般价值不大。正因为女人未采取行动，她在思想艺术领域才有特权地位。但思想和艺术有自己的活力，对于追求再创造的人来说，处在世界边线不是一个有利的位置：问题仍然是，要超出既定范围，必须首先深植于其内。在集体处于劣等处境的人类类别当中，个人成就几乎不可能出现。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则如想知道：“当一个人仍处在边缘时，你能够让他到哪里去呢？”司汤达说：“生而为女人的所有天才为公益所湮没。”实际上，一个人不会生来就是天才：天才是变成的。而女性处境至今使这种演变实际上成为不可能。反女权者从历史研究中得到两个相互矛盾的论据：（1）女人从未创造过伟大的事业；（2）女人的处境从未阻碍过伟大女人的成长。这两个命题中存在着虚假：极少数特权者的成功无法平衡或用来辩解集体水平的普遍低下，而且这些成功是罕见的、有限的，恰恰证明环境对其是不利的。正如克里斯蒂娜·德·皮桑、普兰·德·拉·巴雷、孔多塞、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司汤达所坚持认为的，在任何一个领域，女人实际上从未有过机会。这就是今天相当多的女人要求有新的地位的原因；她们所要求的仍不是褒奖自己的女性气质：和一般人一样，她们本身的超越性也可以胜过内在性；她们希望最终能够有抽象的权利和具体的可能性，并且随之而来的自由不是一种愚弄。这个愿望正在实现。但我们所处的时期是一个过渡期。这个世界，过去始终属于男人，现在仍归他们掌握。父权文明的制度与价值大部分依然存在。抽象权利远非在各地都彻底给予了女人：在瑞士，她们尚未参加选举；在法国，1942年的法律仍在某种程度上维护着丈夫的特权。抽象的权利，如我刚才说的，不可能保证女人对世界的明确控制：即使在今天，男女的真正平等也不存在。首先，女人的婚姻负担肯定比男人重。我们已注意到，由于采用节育——公开的或秘密的——母性奴役已在减弱。但这一做法既未推广到各地，也未经常采用。堕胎仍被正式禁止，许多女人或冒有损于健康的危险，极力在堕胎时不受监督，或发现自己已被多次怀孕所摧垮。和持家一样，照料孩子也仍由女人专门承担。特别是在法国，反女权的传统非常顽固，男人会认为帮女人干活儿有失体面。因而女人要把家庭和她的工作角色协调起来，比男人这样做时还难。每当社会要求作出这种努力，她的生活就会比丈夫更为艰难。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例如农妇的命运吧！在法国，她们占参加生产劳动的女人的大多数，一般都已经结婚。各地有不同的习俗：诺曼底（Noman）农妇主管膳食；科西嘉女人不能和男人同桌吃饭。但她们在各地都在家庭经济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分担着男人的职责，分享着他的利益与财产。她受到尊重，常进行有效的控制——她的处境令人想起古代农业公社中的女人处境。与丈夫相比，她常更有道德尊严，但她过的生活实际上更为艰辛。她单独料理庭园、猪羊圈等，还参与清扫牲口圈、种地、犁地、除草及晒干草等艰苦劳动；她要去铲地、收庄稼、摘葡萄，有时也帮助卸下车上的干草、木柴等。她要做饭、持家，要做洗洗唰唰、缝缝补补之类的活儿，还承担着料理孩子的沉重母性负担。她破晓而起，喂鸡喂鸭，喂其他小家畜，给男人准备早饭，到地里、林子或庭园去干活。她打水，做第二顿饭，洗碟子，到地里干活，直到做晚饭时。此后，她缝缝补补、打扫房间、脱谷等，度过傍晚的时光。她无暇顾及自己的健康，即使在怀孕时；她很快就畸形了，她未老先衰，筋疲力竭，备受疾病的折磨。她绝无男人时常进行的社交生活所享有的那种补偿：他在星期天或集市日进城和别的男人会面，在咖啡馆喝酒、打扑克，出去打猎、钓鱼。她则呆在农村家里，不懂得何谓闲暇。只有富家的农妇——她们有仆人，或者可以木下地干活——才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她们在社会上受到尊重，在家里行使许多权力，未被劳动所摧垮。但总的来看，农村劳动把女人置于牲口的地位。女商人和小企业的女雇主，一直是特权者中的一员。中世纪以后，她们是唯一被法典承认有公民权利和权力的女人。女杂货商、奶品商、地产主及烟草商的地位和男人相等。若是老处女或寡妇，则可以自己开个合法商行；若结婚，则和丈夫一样有独立地位。幸运的是，她们可以在自己住的地方工作，而且工作通常不太需要聚精会神。对于女工或女雇员、秘书、推销员来说，情况则完全不是如此。她们全都在家外面工作。要她们把职业同家庭负担结合起来，则困难得多：每天做家务的时间至少要有3个半小时，星期天则需要6个小时——这大大追加了在工厂或办公室工作的时间。至于需要学问的职业，即便是女律师、医生和教授在家务上可以得到某些帮助，家庭和孩子对她也还是一个很不利的负担。在美国，家务劳动被精巧的小装置搞得简单化了，但要求职业妇女有漂亮的外貌，这把另一种负担强加给了她，而她仍要为家庭和孩子尽责。而且，以工作来追求独立的女人，和男人相比，其前景并不那么有利。在多数岗位她的工资比男人低。她从事的工作不那么专业化，所以不像熟练劳动者的工作那样有优厚的报酬。而且她同工不同酬。由于在男性世界是个新手，她成功的机会比他们少。男人和女人都讨厌听命于女人，对男人总是更表示信任。做一个女人，即便不是一种缺憾，也至少是一件怪事。一个女人要“成功”，就必须得到男性的支持，这是有道理的。男人无疑有着最有利的位置，担任着最重要的职务。有必要强调这一事实：从经济角度上讲，男人和女人构成了两个等级。制约女人实际地位的一个事实是，顽固存在的悠久传统进入了刚源俄出现的新文明。这一点为轻率的观察者所误解，他们认为女人对呈现在她面前的前景不胜任，或者，仍然认为这种前景中只有危险的诱惑。实际情况是，她的处境失去了平衡，因而她很难让自己适应它。虽然我们向女人开放了工厂、办公室和大学院系，但我们仍认为婚姻对于她是一种非常体面的职业，她可以因此不需要参加任何其他的集体生活。和在原始文明中一样，爱情行为在她那一方是一种服务，她有权多少有点直接地为此索取报酬。除了苏联，各国都允许现代女人将她的身体当做剥削的资本。卖淫被默许，淫荡受到鼓励。已婚女人有权设法让丈夫赡养自己，此外还有权要求赋予她比老处女高得多的社会尊严。社会习俗完全不承认老处女有与独身男人对等的性潜能，尤其实际上不准许她怀孕，未婚母亲仍是丑闻的对象。的确，灰姑娘童话怎么能不完整地保持其效力呢？一切都仍在鼓励着少女期望从某个迷人王子那里得到幸运与幸福，而不是鼓励她努力靠自己去赢得，尽管这种赢得是艰巨的、莫测的。多亏有了他，她才特别有希望能够升到高于她自己等级的等级，进入以她用平生的劳动也不可能换取的奇迹般境地。但这种希望也是一种邪恶，因为它把她的力量和她的利益分开了。这种分裂也许是女人的最大障碍。父母培养女儿的目的依旧是为了结婚，而不是为了促进她的人格发展。女人认为结婚有许多好处，以至地本人也希望能够结婚。结果，她受的专门训练往往较少，基础不如她的兄弟牢固，她对于自己职业的专注也不是那么强烈。于是她注定要留在低级的职业上，注定是劣等的。而且还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种职业上的劣等性又增强了她想找一个丈夫的欲望。各种利益都有其不利一面的某种负担，但如果这种负担太重，利益就似乎与奴役无异。对于大多数劳动者而言，劳动在今日是一种无益的苦役。而对于女人，这并没有由于她明确赢得了社会尊严、行动自由或经济独立而抵消。许多女工和女雇员在工作权利中只看到负担，认为婚姻将使她们摆脱这种负担，这是很自然的。可是，由于女人已具备自我意识，由于她通过工作也可以摆脱婚姻的束缚，她不再驯服地接受在家中的受支配地位。她会希望，把家庭生活与工作协调起来，不至于让她感到筋疲力尽。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存在着经济不平等，只要女人把自己卖给某个人，而这个人又有大家所公认的特权，那么，一旦出现方便的诱惑，她选择独立道路就要付出较男人更大的精神努力。她未充分认识到，诱惑也是一种障碍。欺骗与诱惑相伴，在婚姻抽彩奖中，几千个人当中实际上只有一个人中奖。现时代是在吸引甚至强迫女人去工作，但它又在她们眼前闪现出懒惰与快乐的天堂：它拔高了中奖者的形象，使其远远高于仍在人间受束缚的女人。男人在经济生活中的特权位置，他们的社会效益，婚姻的威望，以及男性后盾的价值，这一切都让女人热衷取悦于男人。对于绝大部分女人来说，她们仍处在受支配地位。由此可见，女人在看待自己和作出选择时，不是根据她的真实本性，而是根据男人对她的规定。所以，我们必须首先去继续描述男人所梦想的女人，因为她在男人心目中仿佛是怎样的，对于她的现实处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图书在线下一部分第九章　梦想、恐怖与偶像崇拜历史向我们表明，男人一向握有全部的具体权力。早在父权社会伊始，他们就意识到，最好是让女人处于依附地位；他们制定法典来对付她，于是她被规定为他老。这种安排符合男性的经济利益，也和他们的本体论的道德主张一致。只要主体想坚持自己的权利，他者——她限制并否定他——对他就仍是必要的：他只有通过他所不是的、有别于他自身的那个现实，才能实现他自己。这就是男人的生活永远不丰富与平静的原因。它是欠缺，是活动，也是斗争。人与大自然的冲突在他面前展开，他对大自然有某种支配力，他努力按自己的愿望去塑造它。但大自然不能满足他的需要。它要么只是一个全无人格的对立面，是一种障碍，始终是个陌生物；要么被动地服从人的意志，允许同化，于是他只有通过消耗它，即通过破坏它，才可以占有它。他在两种情况下都是单独的。他捏一块石头时是单独的，吞食一个果实时也是单独的。不会有地者存在，除非这个他者也是在自身中共为自身存在：这就是说，真正的相异性——他性——是这样一种意识的相异性：它既分离于自我意识，又大体上认同于自我意识。正是其他男人的生存把每个男人从他的内在性中猛拖出来，使他能够实现他存在的真实性，并通过超越，通过逃往某个目标，通过进取实现他自己。但这种不属于我的自由，在保障我的自由时，也与其相冲突。由于存在着人的不幸意识之悲剧，每一个分离的有意识的人，都渴望将自己单独树为主权的主体。每一个人都想把他者贬为奴隶，以实现他自己。而奴隶，尽管劳动和恐惧，却在某种程度上认为他自己是主要者；而且，由于辩证的颠倒，主人反而成为次要者。若每个人都能够坦率地承认他者，将自己和他者相互看成既是客体又是主体，那么超越这种冲突便会成为可能。但友谊和慷慨——实际上它们只允许对自由人作出这样的承认——并非是唾手可得的美德；它们无疑是男人的最高成就，通过这一成就，他也许能在他的真实本性中被发现。但这种真实本性是一种不断开始、不断取消的斗争的本性；它要男人每时每刻都去打破自己创下的纪录。我们不妨换个方式说，如果放弃了纯粹存在（mere being），因而承担起一个生存者的职责，男人便会得到一种真正的道德态度；通过这一转变，他也放弃了一切占有，因为占有是追求纯粹存在的一种方式。但是，他借以取得真正智慧的这种转变从未完成过，它必然要永远不停地进行下去，它需要一种永恒的紧张。所以，由于男人全然不能孤立地实现他自己，他在与伙伴的关系中一直处于危险的境地，他的生活是一项艰巨的事业，成败未卜。但是，他并不喜欢困难，他害怕危险。他矛盾地既渴望着生活又渴望着安宁；既渴望着生存又渴望着存在。他完全懂得，“精神烦恼”是发展的代价，他同目标的距离是他趋近于自己的代价。然而他又在梦想不安宁中的安宁，梦想令人费解的但又仍被赋予意识的充实。这一梦想的化身正是女人。她是男人想得到的，在自然、陌生者与和他如同一人的同类之间的中介。她反对他的方式，既不是自然那种有敌意的沉默，也不是对相互关系的苛求。虽然她因有独一无二的特权地位而是一个有意识的人，但在肉体上占有她看来也是可能的。多亏了她，才有一种逃避主奴间无情辩证关系的方法，这一关系源于自由人之间的相互性。我们已经看到，最初不存在自由女人受男性奴役的现象，甚至也不存在基于性别的等级。把女人只看成奴隶是错误的；的确，在奴隶当中有女人，但自由女人——有宗教和社会尊严的女人——也始终是存在的。她们承认男人有主权，而男人未感到有造反的威胁，未感到可能反过来将他也变成一个客体。于是，女人仿佛是一个根本不想成为主要者的次要者，是一个绝对的他者，对女人来说无相互性可言。这种信条对男性十分可贵，为每一种创世神话所表达。其中创世说通过基督教，一直在西方文明保持着活力。夏娃不是和那个男人同时创造的。造出她时既不是用别的物质，也不是用造亚当时用的泥土：她取自第一个男人的肋骨。连她的出世也不是独立的，上帝不是一时冲动为了她自己造出了她，而是为了直接受她的崇拜并以此作为回报造出了她。她被上帝派到男人那里；上帝把她踢给亚当是为了使亚当免于孤独，她的起源和她的目的均在她的配偶那里。她是他的补充，和次要者相似。于是她以有特权的猎物面目出现。她是被抬举为有透明意识的自然；她是一个有意识的人，但秉性顺从。因而男人常寄予文人以奇特的希望：他希望在肉体上占有一个人，以把自己实现为人，但同时通过这个自由人的驯服，又可以证实他的自由感。任何男人都不愿做女人，但所有的男人都需要女人存在。“感谢上帝创造了女人”，“大自然是仁慈的，因为它把女人赐予了男人”。在这类措辞中，男人一再以天真傲慢的态度宣称，他在这个世界的出现是个必然事实，是一种权利，而女人的出现则是个完全仍然的一一旦非常令人愉快的事件。虽然女人是他者，但她同时也是对存在（being）的一种充实，这种充实与男人自身所感到的那种生存形成鲜明对比。他者，由于是主体心目中的客体，被看成自在，因而被看成是一种存在（bet吧）。在女人身上明确体现了生存者内心中的需要，男人希望在经由她去追求完美的过程中，达到自我实现。然而，对男人来说，女人不是他者的唯一化身，她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并不总是同等重要，也存在着她被其他偶像搞得黯然失色的历史阶段。当城邦或国家吞没公民时，公民不可能再去专注于他个人的命运。由于献身于国家，斯巴达女人的地位在其他希腊女人之上。但实际上，她没有被任何男性梦想所美化。对领袖的狂热崇拜——不论他是拿破仑，墨索里尼，还是希特勒——排除了其他一切狂热崇拜。在军事独裁时期，在权权制度下，女人不再是一个特权客体。可以理解，在公民对生活意义并非深信不疑的富裕国家，女人应当被神化，美国便是如此。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坚持人人平等，它现在和将来都不允许任何类别的人成为客体或偶像；在马克思宣布的真正民主社会当中，未给他者留下任何位置。然而，男人极少完全符合他们所选定的好战的和守纪律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仍然是些个人，女人在他们心目中保持着特殊价值。我看过德国士兵写给法国妓女的信。信中不顾纳粹主义，仍朴实地坚持处女纯洁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共产主义作家，如法国的阿拉贡（Amp）和意大利的维多里尼（Vittorini），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把女人摆到首位，不论是情妇还是母亲。也许女人神话有一天会消声匿迹，女人越坚持自己是人，他者的不可思议特性就越会从她们身上消失。但今天它仍存在于每一个男人的内心深处。一个神话总含有一个主体，他把自己的希望与恐惧投射到超越的天空。女人未将自己树为主体，所以也没有创造过反映她们设计的男性神话。她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宗教或诗歌：她们仍要通过男人的梦想去梦想。男性创造的众神就是她们要崇拜的众神。为了提高他们自己，男人塑造了伟大的男性形象：赫丘力斯，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