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具-3

迷信以及神学之糅入哲学，①这对哲学的败坏作用则远更广泛，而且有着最大的危害，不论对于整个体系或者对于体系的各个部分都是一样。因为人类理解力之易为想像的势力所侵袭正不亚于其易为普通概念的势力所侵袭。那类好争的、诡辩的哲学是用陷阱来困缚理解力；而这类哲学，由于它是幻想的、浮夸的和半诗意的，则是多以谄媚来把理解力引入迷途。因为人在理解方面固有野心，而在意志方面的野心也复不弱，特别在意气昂扬的人更是如此。关于这类哲学，在古希腊人当中有两个例子：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②是一个刺眼的例子，他是把他的哲学和一种较粗糙的、较笨重的迷信联结在一起；另一个是柏拉图（Plato）及其学派，③则是更为危险和较为隐微的。在其他哲学的部分当中，同样也表现出这个情形，如人们引进了怞象的法式，引进了目的性原因和第一性原因，而在最多数情节上却删除了中间性原因，以及类此的情况。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加以最大的警惕。因为要尊奉错误为神明，那是最大不过的祸患；而虚妄之易成为崇敬的对象，却正是理解力的感疫性的一个弱点。而且现代一些人们④正以极度的轻浮而深溺于这种虚妄，竟至企图从《创世记》第一章上，从《约伯记》上，以及从圣书的其他部分上建立一个自然哲学的体系，这乃是“在活人中找死人”。⑤正是这一点也使得对于这种体系的禁止和压制成为更加重要，因为从这种不健康的人神糅合中，不仅会产生荒诞的哲学，而且还要产生邪门的宗教。因此，我们要平心静气，仅把那属于信仰的东西交给信仰，那才是很恰当的。⑥①参看一卷八九条——译者②古希腊哲学家（公元前约五七二至四九七年）；曾在意大利南部克鲁顿（Kroton）地方聚徒结社，既是宗教团体，又是学术宗派，称为“毕达哥拉斯之徒”（Pythagoreans），大盛于公元前第六世纪后五十年，至第四世纪末叶渐熄。培根指责他以迷信或宗教糅入哲学，又称他为神秘主义者（见一卷七一条），他把宗教上的洁净观念引入生活和学术：除奉行某些食戒和某些仪式外，并认定以药物洁净肉体，以音乐洁净灵魂。他主张轮回说或再生说。他的数理哲学亦带有神秘主义：认为奇数与偶数的对立同于法式与质料的对立，认为“一”同于理性，“二”同于灵魂——译者③古希腊哲学家（公元前四二八（七）至三四八（七）年），雅典（Athens）人；二十岁从学于苏格拉底（Socrates）；三十出游，学到苏格拉底以前一些学派的哲学知识；四十返雅典，创立学园（Academy），聚徒讲学，亚里斯多德即其弟子之一。培根指责柏拉图的哲学有迷信和宗教成分，具体地说，是指他的忆往说（doctrineofReminiscence，见《Meno》和《Phaedo》两篇对话）；但主要的是一般地指他的绝对理念说（doctrineofabsoluteIdeas）。培根还说过，柏拉图以自然神学败坏了自然哲学（见一卷九六条），这话可资参证。至公元第三世纪，新柏拉图主义更发展了柏拉图思想的神秘的一面——译者④克钦指出，这或许是指弗洛德（RobertFludd，一五七四至一六三七年，医生和通神学者）而言；他著有《摩西哲学》一书，就是根据《创世记》头几章建立起一个物理学概略。还有赫钦逊（JohnHutchinson，一六七四至一七三七年，一个神学狂爇者，著有《关于宗教的一些思想》一书，从圣经引绎出一切宗教和哲学），亦属这一流人物——译者⑤此成语出自《路加福音》第二四章第五节。培根在“DeAugmentisScientiarum”一书第九卷中曾再次引用。（按：照上文读来，似乎应说是“在死人中找活人”才对——译者）⑥克钦指出，这是暗指马太福音第二二章第二一节。弗勒提示说：“我们必须记住，这种情躁，在我们今天已经成为老生常谈，在培根的时代却是新奇的，几乎讲不通的。”——译者六六以上略论或是建立在普通概念上，或是建立在少数实验上，或是建立在迷信上的各种体系的一些为害不浅的权威，就讲到这里。余下要讲的还有思辨的错误题材，特别是自然哲学中的错误题材。人类理解力有见于在机械性方术当中物体变化主要在于拼合或分离，为这一观感所沾染，就进而想象事物的普遍性质中亦有类似情形。元素的构想以及元素会合乃成自然物体的构想，就是由这个根源而来的。再者，人们既思想自然是自由地动作，同时又遇见各类事物的不同种属，动物有若干种，植物有若干种，矿物有若干种；由此他们就很便当地过渡到一种想法，认为自然中原有某些始基法式是自然意欲加以推演的，而其余的花样则是出于自然在实现其工作的过程中受阻出轨，或是出于不同种属的相互冲突和相互串种。由于前一个揣想，我们就有所谓元素性的始基属性；①由于后一个揣想，我们就有所谓隐秘本性②和种属性德；而二者实都属于思想的空洞纲目，心灵于此获得休歇，也因此而舍其较坚实的事业。医生们致力于物质的二级属性，即致力于吸力、拒力、稀化、浓化、扩张、收敛、消散、成熟以及其他类似的动作，这是较为合于目的的；若不是有上述两点纲目（即元素性属性和种属性德）把他们的正确观察败坏在这些别的事情上——即不是把这些二级属性归结到始基属性及其隐微而无从较量的混合物，就是不去用更深和更辛勤的观察来把它们推展到三级、四级的属性，而使这种钻研在中途夭折下来——则他们早就做出更大得多的进步了。并且上述这一类的力量（我不说相同的，而说相似的）还不应仅在有关人体的医药方面来寻求，在一切其他物体的变化方面也是应当去寻求的。①元素性属性（见一卷四五条注）就叫始基属性。物体的一切其他属性，凡由这些始基属性配合和互化而成的，则叫作二级属性——译者②弗勒引牛顿在《光学》第三卷中的一段话说：“亚里斯多德学派所谓隐秘本性，不是指各种明显的性质，而是说各个物体中隐有一些性质，为产生明显结果的一些不可知的原因。这种隐秘本性的说法阻碍了自然科学的进步，所以近代人把它排斥了。若只告诉我们说，一切事物都有一种隐秘的种属本性，会产生出明显的结果，这等于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译者但远远更大的一个毛病还在于：他们所取作思辨对象和探究对象的乃是事物“所从以”产生的一些静的原理，而不是事物“所借以”产生的一些动的原理。①前者只归趋于谈论，后者才是归趋于事功的。至于在自然哲学方面已被公认的体系当中所有关于运动的一些流俗的区分，如所谓生成、坏灭、增大、减小、变易和位置移动等，也没有任何价值可言。他们的意思无疑只是这样：一个物体如在其他各方面都无变化而却从它的地位上动了，这就是“位置移动”；它如在地位上没有改变，在本质方面也没有改变，而却在属性中有所改变，这就是“变易”；一个物体如果由于有所改变而体积和容量不同于前了，这就是“增大”或“减小”；它如果改变到一种程度以致本质和实质都变掉而转为另一个东西，这就是“生成”和“坏灭”。所有这些都只是通俗之说，丝毫没有深入到自然里面，因为它们都只是运动的度量和界限，而不是运动的种类。他们所示及的乃是“到何程度”，而不是“用何方法”或“从何根源”。因为他们没有提示到任何关于物体的欲求和关于物体各分子的发展的东西；他们只是当运动已使事物在感官面前呈现为显然大异于前时，才开始标志其区分。②即当他们愿就运动的原因有所提示并据以树立一种区划时，他们却又以极度的疏忽只提出了自然运动与强力运动之分；③这区分实乃完全出自流俗概念，因为一切强力的运动事实上也是自然的，外来的能生力量只不过是促使自然动作异于故常罢了。但是，抛开这一切不谈，如果有人观察到（举例说吧）物体中有一种欲求要相互贴靠，俾自然的统一体不致大有间离和断裂而造成一个虚空；如果又有人说物体中有一种欲求要保持其自然的体积或张度，所以每当遭到向里压缩或向外扩展的时候就立刻起而奋斗以图恢复其自己，并重复回到原来的容量和广袤；或者如果再有人说物体中还有一种欲求要趋聚于性质相类的块体，例如浓厚的物体趋聚于地的球面，稀薄的物体则趋聚于天的圆周；——那么，所有这些和类似的运动才真正是属于物理一类的运动；④而另外的那些则完全是逻辑的和繁琐哲学的东西，这从这一比照当中也可以看得十分明白了。①弗勒注释说，这个毛病是说人们只注意于质料因而忽略了能生因——译者②克钦指出，培根在这里所非难的正是亚里斯多德在《Categories》一书中所举的六种运动——译者③关于这一点，参看二卷四八条中所论第三种运动即自由运动，那里有进一步的说明——译者④参看二卷四八条，培根自己在那里举出了十九种真正属于物理一类的运动——译者此外还有一个并非较小的毛病，就是：在他们的哲学和思辨当中，他们的劳力都费在对事物的第一性原则和对自然中具有最高普遍性的一些东西的查究和处理；而其工作的效用和方法都是完全出自中间性的事物。由于这样，所以人们一方面则要对自然进行怞象，不达到那潜而不现、赋形缺如的物质不止，另一方面则要把自然剖解到直抵原子方休。而这两个东西又怎样呢？它们即使是真的，也不能对人类福利有多少作用第七节新工具第07节六七那些哲学体系还有一种任性无度的情形表现在给予同意或拒予同意，这亦是应当对理解力提出警告的；因为这种任性无度，由于它阻塞了通抵假象而加以剔除的道路，似乎多多少少助使假象确立起来并长存下去。这种逾度的情况有两种：第一种表现在这样一派人，他们轻于有所决定，因而使各种科学都成为武断的和钦定的；另一种表现在另一派人，他们否认我们能够了解什么东西，从而倡导了一种漫无所向也终无所达的探究。在这两种之中，前者压制了理解力，后者削弱了理解力。①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在以敌意的痛驳毁灭了一切其余的哲学（如阿图曼诸王对待其弟兄那样）之后，就在所有各点上都立下了法则；这样做了以后，他又进而个人抬出一些自己所提示的新问题，而又同样地予以解决。这样做来，就再没有什么东西不是确定的，不是已经决定的了。这种做法至今还拿把着他的继承者并在他们当中使用着。①关于这两种学派的划分，序言中一开头就提出了——译者另一方面，柏拉图学派却倡导了不可解论。①这派最初是讥嘲和鄙视那些较老的诡辩家们，如蒲鲁台高拉斯（Protagoras）、②喜庇亚斯（Hippias）③和其余等人，认为他们最可耻不过之处乃在于对任何事物都抱怀疑。但新学园派却正以此做成一个教条，并当作一种主义来加以主张。④虽然他们说他们绝没有象比罗（Pyrrho）⑤及其皈依者那样破坏任何研究，而倒承认，固然没有一个事物可视为真理来加以主张，却也有些事物可视为可然来加以追求；虽然他们的这种办法比那种强制的论断看来象是比较持平；但是，尽管这样，只要人心一经绝望于寻求真理，那么它对一切事物的关注就会变得较淡；结果是人们就岔到快意的争辩和谈论上去，就象是飘荡于由对象到对象之间，而不去在一条严重审究的途程上坚持前进了。实则，如我在开始就说并一贯力主的，人类的感官和理解力纵然较弱，也不应剥夺掉它们的权威，而应当供给它们以助力。⑥①原文在一卷三七条和这里都使用了acatalepsia一字。据克钦指出，培根在“AdvancementofLearning”一书中，自己把这字译为incomprehensibleness。按：培根使用这字，是指这样一种学说：认为自然事物不可理解，特别认为感觉知识不确定又靠不住。柏拉图的理念说就否认感官世界中能有什么确定的东西，能有什么真正的知识，所以培根说他倡导了这个学说。这与后来康德（Kant）所讲的以自在事物根本为人类认识所不能及的“彼岸”那种“不可知论”还有不同，所以试译为“不可解论”——译者②古希腊诡辩派大师（公元前约四八○至四一○年）；他有一句名言，说“人为万物之尺度”——译者③古希腊诡辩家之一，以博学多能著称，创有一套记忆术——译者④新学园派发展为怀疑主义和折衷主义，大盛于公元前第三、第二两世纪，其主要代表为阿斯西老斯（Arcesilaus）和卡尼底斯（Carneades）——译者⑤古希腊哲学家（公元前约三六五至二七五年〕；彻底的怀疑论者，认为事物的真实性质是不可能知道的，因此对一切事情都只可存疑而不应判断。这样讲来，当然任何研究都被破坏了——译者⑥参看一二六条——译者六八关于几类假象及其辅翼，概如上述。我们必须以坚定的和严肃的决心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弃尽屏绝，使理解力得到彻底的解放和涤洗；因为建立在科学之上的人国的大门正和天国的大门无甚两样，那就是说，没有人会走得进去，除非象一个小孩一样。①①克钦指出，“非象赤子一样就走不进天国的大门”这句话出自《马太福音》第一八章第三节——译者六九邪恶的论证可以说是假象的堡垒和防线。我们在逻辑①中现有的论证不外是把世界做成人类思想的奴隶，②而人类思想又成为文字的奴隶。③实在说来，论证实际上就是哲学和科学本身。因为论证是怎样，视其树立得是好是坏，随之而来的思辨和哲学体系也就怎样。现在，在从感官和对象到原理和结论的整个过程中，我们所使用的论证都是欺骗性的和不称职的。这个过程包寒着四个部分，也就有着同数的错误。第一点，感官的印象本身就是错误的，这是因为感官既不得用，又欺骗我们。不过，感官的缺陷是要予以弥补的，它的欺骗是要加以纠正的。④①拉丁本原文为dialectica——译者②参看一卷五四、六三两条——译者③参看一卷四三、五九、六○诸条——译者④参看一卷三七、四一、五○、六七、一二六诸条——译者第二点，从感官的印象来怞取概念，这做得很恶劣，以致概念都是不明确的，都是混乱的，而实则它们应当是明确而有清楚界限的。①第三点，现在的归纳法是无当的，它是以简单的枚举来推断科学的原则，而不是照它所当做的那样使用排除法和性质分解法（或分离法）。②最后，第四点，那种用以发现和证明的方法，即首先树起最普遍的原则而后据以考校和证明中间原理的那种方法，实乃一切错误之母，全部科学之祟。③关于这些事情，我现在只是略略提及，等到进行了人心的补过和洗涤以后，进而要提出关于解释自然的真正道路的时候，我还要更详细地加以论说。④①参看一卷一五、一六、六○诸条——译者②参看一卷一七、一○五两条——译者③参看一卷一九、一○四两条——译者④详细论说见一卷一○○至一○六诸条——译者七○最好的论证当然就是经验，只要它不逾越实际的实验。因为我们如搬用经验于认为类似的其他情节，除非经由一种正当的、有秩序的过程，便不免是谬误的事。可是现在人们做实验的办法却是盲目的和蠢笨的。①他们是漫步歧出而没有规定的途程，又是仅仅领教于一些偶然自来的事物，因而他们虽是环游甚广，所遇甚多，而进步却少；他们有时是满怀希望，有时又心烦意乱，而永远觉得前面总有点什么东西尚待寻求。就一般情况来看，人们之做试验总是粗心大意，仿佛是在游戏；只把已知的实验略加变化，而一当事物无所反应，就感到烦倦而放弃所图。即使有些人是较为严肃地、诚恳地和辛勤地投身于实验，他们也只是注其劳力于做出某一个实验，如吉尔伯忒之于磁石，化学家之于黄金，都属此例。这种前进的途程实是企图既小，设计也拙的。因为一个事物的性质若仅就那个事物本身去查究，那是不会成功的；我们的探讨必须放大，才能成为更较普通的。②即使人们有时亦图从他们的实验中怞致某种科学或学说，他们却又几乎永是以过度的躁进和违时的急切歪向实践方面。这尚非仅从实践的效用和结果着想，而亦是由于急欲从某种新事功的形迹中使自己获得一种保证，知道值得继续前进；亦是由于他们急欲在世界面前露点头角，从而使人们对他们所从事的业务提高信任。这样，他们就和亚塔兰塔（Atalanta）一样，跑上岔道去拾金苹果，同时就打乱了自己的途程，致使胜利从手中跑掉。③在经验的真正的途程中，在把经验推进至产生新事功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以神的智慧和秩序作我们的模范。且看上帝在创世的第一天仅只创造了光，把整整一天的工夫都用于这一工作，并未造出什么物质的实体。同样，我们从各种经验中也应当首先努力发现真正的原因和原理，应当首先追求“光”的实验，而不追求“果”的实验。④因为各种原理如经正确地发现出来和建立起来，便会供给实践以工具，不是一件又一件的，而是累累成堆的，并且后面还带着成行成队的事功。关于经验的一些途径，其被阻与受困一如判断之被阻与受困的一些途径，我在后面还要讲到；⑤这里只是把通常的实验研究作为一种坏的论证来提一下罢了。现在，依照手中问题的顺序，我还须就另外两点有所阐说：一点是前文刚刚提到的迹象（表明现在通行的思辨和哲学体系是情况恶劣的一些迹象），⑥另一点是那种初看似觉奇怪难信的情况所以存在的原因。⑦指出迹象就能酝酿人们的同意；说明原因则能免除人们的惊奇：这两件事都大有助于从理解力当中根绝假象的工作，使这工作较为容易并较为温和一些。①克钦提示说，这里指出人们做实验时常有的四个毛病：一、缺少一种选择定向的方法（这要靠一些享有优先权的事例来救活）；二、用力薄弱，做实验没有足够的多样变化；三、仅仅追求一种实验或一个题目，而忽略一切其他；四、急于得到实践上的应用——译者②参看一卷八八条——译者③克钦指出，这个譬喻是培根所喜爱的，见一卷一一七条，在“AdvancementofLearning”和“FilumLabyrinthi”两书中亦曾说到。按：这故事是这样的：亚塔兰塔是希腊一位美丽的公主，以捷足著称。凡求婚者，竞走能胜则许嫁，败则死。最后，有名喜普门尼（Hippomenes）者冒险应赛。他怀有爱神供给的金苹果数枚，投之路旁诱她岔出拾取。她第一次拾取后仍能领先；经再三诱扰，终于在竞走进程中落后，遂为求婚者所得——译者④参看一卷九九、一一七、一二一各条——译者⑤见一卷八二、八三，又见一卷九八至一○三各条——译者⑥见下文七一至七七条——译者⑦见下文七八至九二条——译者七一我们所拥有的科学大部分来自希腊人。罗马的、阿拉伯的或后来的作者们所增加的东西是不多的，也没有多大重要性；而且不论所增加的是什么，也是以希腊人的发现为基础。①现在且看，希腊人的智慧乃是论道式的，颇耽溺于争辩；而这恰是和探究真理最相违反的一种智慧。这样看来，诡辩家这一名称，虽为那些愿被认作哲学家的人们轻蔑地抛回而转敬给古代修辞学者高嘉斯（Gorgias）、②蒲鲁台高拉斯、喜庇亚斯和普拉斯（Polus）等人，实也大可适用于这类人全体，包括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齐诺（Zeno）、③伊壁鸠鲁（Epicurus）、④笛欧弗拉斯塔斯（Theophrastus）⑤和他们的继承者克里喜伯斯（Chrysippus）、⑥卡尼底斯（Carneades）⑦以及余人在内。这两群人的不同之处仅在：前者是漫游的、图利的，往来于各城市之间，挂出他们的智慧来出售，并且收取价钱；而后者则高自位置，表现尊严，有固定的寓所，开设学校来讲授他们的哲学而不收取报酬。这两种人在其他方面虽不相等，却同是论道式的，同是把事情弄成争辩，同是树立哲学宗派以至异端邪说而为之哄斗；所以他们的学说大部分只是（如戴昂尼夏斯〔Dionysius〕对柏拉图嘲笑得很对的说法）“无聊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⑧但是较早的希腊哲学家们，如安庇多克里斯、安那撒格拉斯、刘开帕斯、德谟克利塔斯、帕米尼底斯、赫拉克利泰、忍诺芬尼斯（Xenophanes）、⑨弗罗劳斯（Philolaus）⑩以及其余诸人（至于毕达哥拉斯，我把他当作一个神秘主义者置而不论），⑾以我们所知，则都不曾开设学校；而是较沉默地、较严重地和较单纯地——也就是说，带有较少的虚矫和炫示的意味——投身于对真理的审究。正因如此，所以照我看来他们也是比较成功的；不过他们的事功却在时间进程中被那些有较多东西来投合流俗能力和嗜好的琐屑之辈所掩蔽了：时间有如河水，总是把轻的、虚胀的东西流传给我们而任有分量的东西沉没下去。⑿但尽管这样，他们也仍未能完全免于他们民族的通病，他们还是过多地倾倒于野心和虚荣，要建立宗派以哗众取宠。而真理的审究如竟歪到这类细事方面去，那就不能不令人绝望了。这里还有一层也不可略而不论，那就是如埃及僧侣给希腊人下的考语，或毋宁说是一种预言，所说：“他们永远是孩子，既无知识之古，也无古之知识”。⒀的确，他们真是具有孩子的特征，敏于喋喋多言，不能有所制作；因为他们的智慧是丰足于文字而贫瘠于动作。这样看来，从现行哲学的源头和产地看到的一些迹象是并不好的。①弗勒评注说，这种责备是过分了。我们至少可以说，罗马人一定发明了一些机械性方术，才能建造那样大的道路、水渠、桥梁和大剧院等。阿拉伯人则发明了现在使用的数字、代数、蒸馏法；在医药学方面亦有贡献；而化学的研究亦是由他们开始的——译者②高嘉斯（公元前约四八○至三七五年），生于西西里（Sicily），长居雅典；著名的演说家、修辞学家和哲学家，是诡辩派的重要代表之一——译者③古希腊哲学家（公元前三四一至二七○年）；创学于雅典，称伊壁鸠鲁学派（EpicureanSchool）；他认为求乐是人生的自然目的，而心灵方面的愉快远高于物质方面或感官方面的享乐——译者④古希腊哲学家（公元前约三四○至二六五年）；创学于斯多阿（Stoa），称斯多阿学派（StoicSchool），其说以遵奉理性，苦乐无所动于中为主——译者⑤笛欧弗拉斯塔斯（公元前三七○至二八七年）；亚里斯多德的大弟子和继承人；著作甚富，以《论人的性格》一篇为最著——译者⑥克里喜伯斯（公元前二八○至二○九年）；继克林席斯（Cleanthes）之后为斯多阿学派的领袖——译者⑦卡尼底斯（公元前约二一五至一二五年）；继阿斯西老斯之后为新学园派的领袖——译者⑧克钦指出，这里提到的是老戴昂尼夏斯（戴昂尼夏斯父子两个，都是Syracuse的暴君）；他和柏拉图的会见以及他所说的这句话，见狄欧坚尼莱遏夏斯所著《哲学家传记》第三卷第一八章——译者⑨古希腊哲学家（公元前约五七○至四八○年）。他考查自然现象，认为凡有生物都有一个根源，植物和动物各有其自然的根源。据称他曾说过这样几句话：“爱休辟亚（Ethiopia）人的神是黑皮肤、扁鼻子；斯瑞斯（Thrace）人的神是好看的、蓝眼睛的；假如牛会绘画，它们的神就会是牛。”——译者⑩毕达哥拉斯学派后期学者之一——译者⑾参看一卷六五条和脚注——译者⑿克钦指出，以轻浮重沉的现象比拟学术真理的存废，是一个荒唐的谬误；而培根似乎颇欢喜这个论据，在一卷七七条中又这样说，在“AdvancementofLearning”和“FilumLabyrinthi”两书中亦有此说——译者⒀这句话出于柏拉图对话集中“Timaeus”一篇。七二①时间和年代的特性也不比国度和民族的特性给出较好的迹象。因为在那个时期，人们无论对于时间或地方都仅有一种狭窄而贫弱的知识，这乃是最坏的一种情况，特别是对于那些把一切寄托于经验的人们。回溯至千年以上，他们就没有配称为历史的历史，而只有一些古代的寓言和传闻。至于说到世界的方域和地区，他们则仅知道一小部分；他们笼统地把一切在北方的人都称为塞西人（Scythians），②把一切在西方的人都称为塞尔特人（Celts）；③他们对于非洲南至伊西奥庇亚（Aethiopia）以外，对于亚洲东至恒河（Ganges）以外，就一无所知；关于新世界各地，他们所知就更少了，甚至在道听途说中或较有根据的传闻中都不曾听到过；还不止此，世界上有多种气候和地带，有无数民族呼吸生活于其中，这在他们竟称为是不可居的；至于象德谟克利塔斯、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诸人的游历，④实在不过是一种郊外散步，说不上什么长程旅行，可是在他们却作为壮举来谈说了。另一方面，在我们的时代，新世界的许多部分以及旧世界的各方的界限都是已经知道的了，我们的经验库藏也增加到无限的数量。这样说来，如果我们（象占星家一样）从那些哲学体系的出生年月怞取一些迹象，那对它们是推算不出任何伟大之处的。①参看一卷八四条——译者②古时所谓塞西（Scythia）地方，包括欧洲东南部以及亚洲西部迤东这一大片地区；住在这区域里的人有许多种族，统称为塞西人——译者③在史前时代，欧洲西部曾两次为雅利安（Aryan）各族所侵入，现在把这些移民统称为塞尔特人——译者④克钦注明，德谟克利塔斯曾游历到亚洲大部分，有人说他甚至到过印度和伊西奥庇亚。柏拉图只到过西西里、埃及和塞轮尼（Cyrene）。毕达哥拉斯则到过埃及、亚拉伯、弗尼夏（Phoenicia）、巴比轮，可能还到过印度——译者七三在所有迹象当中，没有比从果实方面看到的迹象更确实或更显赫的了。因为果实和事功可说是哲学真理的保证人和担保品。现在且看，从希腊人的所有那些体系当中，以及从它们所衍出的各别科学当中，过了这么多年，竟指不出一个实验是趋向于救济和嘉惠于人类情况的，也指不出一个实验是真可归功于思考和哲学理论的。塞尔萨斯（Celsus）①坦白地和聪明地承认了这一点，他告诉我们说：医学的发现，其实验部分是在先的，此后人们才去对它作哲学的研究，才去追求并赋以各种原因；而不是经由相反的过程，不是由哲学和对于原因的认识引到其实验部分的发现和发展的。②这样看来，在埃及人以神圣的尊荣和礼仪所崇报的那些发明家当中畜类的偶像竟多于人的偶像，这就并无足怪了；这是因为畜类以其自然本能曾做出了很多发现，而人们以其理性的讨论和结论则很少有所发现或完全无所发现。①塞尔萨斯是奥古斯塔（Augustus）时代（或者稍晚）的罗马名医。他遵循希波克拉特的方法，观察和注视自然的动作，予以规限而不加以违反。著有《论医》（“DeMedicina”）一书，为研究古代医学的宝贵资料——译者②这段话，塞尔萨斯并不是作为他自己的意见来说的；相反，他是在表述医学方面的经验学派所抱持的见解，而这恰是他所反对的。培根在他的著作中有好几处重复了这种引述上的错误。化学家们的努力诚然亦产生了一些果实，①但这乃是偶然产生的，顺路产生的，或是由于象机械学所做的那样把一些实验加以变化而产生的，而不是由任何方术或理论所产生的。因为他们所规划出的理论，与其说是帮助实验，毋宁说是搅乱它们。至于那些从事于他们所谓自然幻术的人们，也只能拿出极少的发现来，而那又是很肤浅和象是骗人的。这样看来，正如在宗教方面我们受到警告要以行为来表示自己的信仰，同样，在哲学方面我们也应当依照相同的规则要以果实来评判学说体系；而假如这体系是不出产果实的，我们就应当宣告它毫无价值，特别是当它不仅不产生葡萄和橄榄等果实反倒带有争执、辩论之荆棘和蒺藜时，我们就更应当作这样的宣告。①克钦指出，他们已经发明了酒津、硝酸、硫酸、挥发性碱、火药和其他一些东西；这虽然还不能与近代化学的发明相比，却已是不可轻视的了——译者七四我们还要从哲学体系和各种科学的增长与进步这一方面怞取迹象来看。凡建筑在自然上面的东西都会生长和增加；凡建筑在意见上面的东西则只有变化而无增加。因此，那些学说假如不是象一棵植物扯断了根，而是保持紧密连接于自然的胎宫并继续从那里吸到营养，那么就不可能发生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两千年来的经过情况，就不可能是：各种科学都停立在原来的地方而几乎原封不动，不仅没有显然可见的增长，而且相反，只在最初创立者手中繁荣一时之后随即衰落下去。且看各种机械性方术，由于它们是建筑在自然上面和经验之光上面的，就有着相反的情况，它们（只要一天保持其通俗性）是一贯在繁荣着和生长着，仿佛其中有一种生命的气息；它们起初很粗糙，然后又便利些，后来又得到润饰，是时时都在进步着的。七五还有一个迹象（这与其称作迹象，毋宁说是证据，而且是所有证据中最有力的一个），就是人们现所追随的那些权威人士们的自供。即使那些勇于自信而为一切事物订立法则的人们，当其在比较心沉气静的状态时，也常常抱怨自然之隐微，事物之难知以及人心之疲弱无力。假如他们止于说到这里，那么，固然有些秉性怯弱之辈会被吓倒而不再前进搜求，却亦有些比较爇情而富有津神的人们会更激奋起而勇往直前。但他们尚不甘于仅为自己解嘲而已，他们还进而认定，凡在他们自己或者老师的知识所及之外者都是根本在可能界限之外，并且好象是根据着他们方术的权威来宣告那是不可解或不可能做的；这样，他们就最擅断地和最无分际地把自己之无力发现转为对自然本身的诬告，转为对世上余人的绝望。那个尊奉不可解论为主义而判处世人于永久黑暗的新学园派就是由此而来的。那种认定法式①或事物的真正区别性（那事实上就是单纯活动的法则）为人力莫及、不能找出的见解也是由此而来的。由此而来的还有关于活动和动作部门的一种见解，认为太阳的爇和火的爇在种类上大有区别，——唯恐人们会想象到能够借火的动作来演出和形成什么有似自然作品的东西。由此而来的还有一种概念，认为人的工作仅仅是去组合，至于混合工作则非自然莫属，②——这又是唯恐人们会向技术要求什么能够产生和改变自然物体的力量。这样说来，从这个迹象来看，人们大可得到一种警告，不要把自己的前程和劳力混缠于那些不仅令人感到绝望而且自趋于绝望的教条。①这里所说的法式是培根式的法式，与一卷五一条所否定的法式完全不是一回事。参看前条和脚注——译者②这是指该轮而言，他在《DeNaturalisbusFacultatibus》一文中曾把自然内在的形成力量与方术外加的动作对立起来。参看一卷四条，培根在那里肯定了他在这里所否定的这同一命题。七六另有这样一个迹象，也不应略而不论，这就是：以前在哲学家中间曾存在过这样大的分歧以及这样五花八门的学派，这一事实就充分表明了那由感官到理解力的路径不是画定得很津细，而哲学的共通的基础（即事物的性质）则被割切而碎裂成这样许多寒糊而繁复的谬见。这些时，关于第一性原则和整个体系上的意见分歧虽已大部分消灭，但在哲学的一些部分上仍存在着无数问题和争执。由此就可清楚地看出，无论在那些体系本身当中，或是在论证的方式当中，都没有任何准确的或健全的东西。七七一般意见认为，关于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无论如何总是有着很大程度的一致同意了。因为在它一经发表之后，旧哲学家们的体系即告衰亡，而其后也没有更好的东西出现；这样，它就象是规建得非常之好以致能收前后两代于扈从之班。对于这种见解，我要有所答复。首先，一般所谓随亚氏著作问世而旧体系即告消亡之说根本就是一个错的观念；事实是此后很久，甚至直到西塞罗（Cicero）时代以及其后若干年，旧哲学家们的著作还是依然无恙的。①只是到了以后，当野蛮人泛滥到罗马帝国使人类学术遭到沉溺之祸的时候，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的体系乃象几块较空、较轻的船板飘浮于时间的浪头而独获保存下来。至于说到众皆同意一层，如果我们更明锐地深查一下，则人们也是受了欺-的。因为真正的同意乃是各种自由的判断通过恰当的考验而归于一致。而人们对于亚里斯多德的哲学的同意却绝大多数是出于先入为主的判断和依于他人的权威；所以这只是一种苟从与附合，而说不上是同意。再说，即使那是一种真正的和广泛的同意，我们也不应把同意当作可靠的和坚固的证实，相反，它事实上只是一种强有力的臆断。而在一切测断当中，尤以在知识问题上（神学除外，政治也除外，因为那里有投票权）②而以同意为根据的测断为最坏。因为，如我以前所说，凡能取悦于众的东西只是那打动想象力或以普通概念的锁链来束缚理解力的东西。③①克钦指证说，不仅培根所喜爱的较早的希腊哲学家们的著作存在无恙，就是斯多阿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的著作也存在无恙，还有新柏拉图派的著作亦是这样——译者②培根的意思不是说，在神学问题和政治问题上多数票就一定正确有效；他只是说，从事情的性质来看，在那些问题上，以同意作为论据这一点，比在纯粹学术问题上更有分量。（关于在神学问题上进行投票这一点，克钦指出，培根无疑是指某些教会会议靠参加者投票来对教义问题和纪律问题做出决定这种情况而言，甚至象尼斯会议〔CouncilofNice〕就是用多数表决来肯定真正信条以反对阿吕亚斯主义〔Arianism〕的——译者）③参看一卷二八条——译者因此，我们正可恰当地把弗雄（Phocion）关于道德问题的话语移用于知识问题上来说：人们如果得到群众的赞同和喝彩，就应当立刻检查自己可能已经犯了什么错误。①①弗雄是古时雅典的一位将军和政治家，反对雅典的民主制。这里所引述的这句话出于波鲁塔克（Plutarch）所著《伟人列传》中的弗雄传——译者这样看来，这个迹象可以说是最为不利的一个了。以上七节所论是从现行哲学和科学的根源、果实、进步、创始人的自供以及一般人对它们的同意等等几点来看它们的迹象，表明它们的真理性和健全情况都不是良好的。①①这几句话在原本（克钦注本）和英译本都是接排在上句之后，并未分节；这样分节，是译者根据文义和结构，为醒目起见，擅自处理的——译者第八节新工具第08节七八现在要进而说明这些错误所以产生以及它们所以经历这多年代而长久存在的原因；这些原因很多而且都是很有力的。说明了这点，人们就会不再诧异怎么我所提出的这些考虑迄今不曾为人所注意；而唯一诧异的只在它们怎样又在今天终于进入了某个人的头脑而成为其思想的主题；这在我自己说来，我老实地认为只是某些可喜机缘的结果而非由于我的才具有任何优越之处，只是时间的产物而非智慧的产物。①现在且说，第一点原因，所谓那么多的年代，假如认真地秤量一下，就收缩到一个很小的范围。在人们的记忆和学术所展延到的二十五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