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理解研究-8

解也征服了。所侥幸的是，雄辩并不能常达到这种最高程度。但是一个西塞罗或一个德谟士（Demos-thenes）所不能使罗马听众或雅典听众信服的事情，一个堪布秦教徒（Capuchin），一个巡行的或静立的宣教师，却可以因触动了一般人粗俗的情感，使他们更加相信。人们所假造的许多神迹、预言和超自然的事情，在历代都已经被相反的证据所揭破，或者被它们自身的荒谬所揭破。但是人们还依然相信它们，因此，那就很可以证明一般人都很喜爱奇特的神异的事情，而且我们也正可以因此合理地来怀疑和此相似的一切传说。这实在是我们思想的自然途径，即在最寻常最可信的事情方面，也是如此的。关于结婚的消息是最容易生起的，最容易传播的，在乡村和小镇中尤其是如此的。两个身分相等的青年人还没有见了两次，全部邻居们就会把他们立刻结合在一块。这样一段有趣味的消息，人们觉得自己在传说它时，在传播它时，尤其在自己首先把它报告出时，是很快乐的；这种快乐之感就把这种新闻传播出去。这种情形是人所熟知的，所以一个有常识的人非等有较大的证据把这些报告证实以后，往往不注意它们。这些情感风及别的更强的情感，不是使一般人极其狂烈地确然地来相信，来报告宗教的神迹么？第三点，我们看到，一切超自然的神奇的传闻特别在无知的野蛮民族为多，这一点也很可从成为反对这些事情的充分理由。至于文明的民族如果也相信了这类传说，我们就往往会看到，那个民族一定是从他们的无知的野蛮的祖先接受了这些传说的，因为那些祖先会以不敢触犯的敬仰和权威把那些传说传给他们，一如他们平常以不敢触犯的权威把别的传说信仰传给他们一样。当我们披阅一切民族的古史时，我们容易想像自己跑到一个新世界以内；在那里，自然的全部结构好像都解体了，而且各种元素的作用的方式好像都异于它现在的作用的方式。战争、革命、疫疠、饥馑和死亡，从来不是我们所经验到的那些自然原因的结果。怪异、凶兆、神示和天罚，完全隐蔽了其中所掺杂着的少数自然的事情。不过我们愈进于开明的时代，则这些荒诞的事情在每一页中就愈稀少起来，所以我们很容易看到，实在并没有神秘或超自然的事情，人类所以以为有这些事情，只是因为寻常就有爱好神奇事情的倾向，而且因为这种趋向虽然也偶然受理智和学问的阻拦，但我们终久不能把它完全从人性中铲除掉。实在并没有神秘或超自然的事情，人类所以以为有这些事情，只是因为寻常就有爱好神奇事情的倾向，而且因为这种趋向虽然也偶然受理智和学问的阻拦，但我们终久不能把它完全从人性中铲除掉。类怪异的事情从来不曾发生于我们这个时代，这真是奇怪的。”不过古往今来的人都是好撒谎的；这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对于这个弱点，你一定见过许多例证。你一定常听到人们开始喧嚷许多这类奇异的事情，不过这种传说在被一切聪明人加以藐视以后，就是俗人们终久也把它们抛弃了。你可以相信，那些传遍远近的著名的谎言，也是由同样根源来的。不过它们因为播种在较适当的土壤以内，所以它们最后就成长为神怪事情，和它们所叙述的几乎相近。那个曾经一度有名现在被人忘却的伪先知亚历山大曾经施行过一个聪明的权谋①，他把他的第一幕骗术演在帕夫拉贡尼亚（Paphlagonia）；据路绅（Lucian）告我们说，那地方的人民是极端愚蠢的，任何荒谬的骗局他们都会信以为真。在远地方，那些信心不很坚定的人，虽然觉得这事值得考察一番，但是他们也没有机会来接受较可靠的消息。那些故事传到他们那里时，就已经因为许多情节愈形扩大了。傻子们努力来宣传那种骗术，至于聪明而博学的人们多半只是非笑其荒谬，却也不肯来寻求明确的事实，来明白地加以反驳。因此，上边所述的那个欺骗者就可以借机在他那些无知的帕夫拉贡尼亚人以外，竟然在希腊哲学家和罗马显贵者之间找到信徒。不但如此，他竟然能引动那位明王马克·鄂虑黎（Marcus Aurelius）的注意，使那位皇帝照他的伪预言来进行军事。在无知的人民之间来发起骗局，是很占便宜的，所以即使在那个骗局太明显而不为一般人所相信时（这事虽然是不常见的，但偶尔也有），它也可以在辽远的地方来蒙蔽人；反过来说，它的第一幕如果演在秦以艺术和学问著称的城市内，它就远没有那样好的机会。这些野蛮人中的最无知最野蛮的人们把这些消息带到外国去。他们的国人又不是间见很广的，也没有充分的声望和权威足以反驳和打倒那种骗局。因此，人们的爱好稀奇的心向就有充分的机会可以表现出来。因此，一个荒谬的故事虽在它的发生地被一般人所推翻以后它还能在几千哩以外被人认为是真实的。但是亚历山大如果卜居于雅典，则那个以学问著称的城市内的哲学家一定会立刻在罗马全国把他们对此事所抱的意见发表出去。他们的意见既然有那样大的权威，而且又加上理性和雄辩的全部力量，他们一定早已把全人类的眼光完全启开。诚然，路绅..①有时候一种事实在其本身虽然似乎和自然法则不冲突，但它如果是真的，那也可以借别的一些情节被人认为是一个神迹，因为实际上它是和这些法则相反的。因此，一个人如果自命有神圣的权威，竟然能命令一个病人痊愈，命令一个健康的人跌倒死亡，命令云彩降下雨来，命令风吹起来，命令许多自然的事情都跟着他的指挥一直生起来；这正可以说是一个神迹，因为它们在这种情形下实在是违反自然法则的。我们如果还猜想，那件事情是和那个命令偶然巧合的，则也就无所谓神迹，无所谓破坏自然法则。但是我们如果抛弃了这样猜想，则这里分明有一个神迹，把这些法则破坏了，因为一个人的声音或命令如果竟然有这样大的影响，那是最和自然相反的。我们正可以给神迹下一个精确的定义说，“所谓神迹乃是借神明的一种特殊意志，或借一种无形作用的干涉，对自然法则的破坏。”一个神迹也许可被人所发现，也许不能被人所发现。这变化不了神迹的本性和本质。把家屋或船高举在空中，那是一个可见的神迹。在风的力量不能扬起一片羽毛时，而羽毛竟然升起来，那也一样是一个神迹，虽然我们看不出来。在偶然经过帕夫拉贡尼亚时，曾有机会来尽这种有益人群的职务。但是我们虽很希望每个亚历山大都遇见一个路绅来揭露他的骗局，可是这事情究竟是不常见的。在偶然经过帕夫拉贡尼亚时，曾有机会来尽这种有益人群的职务。但是我们虽很希望每个亚历山大都遇见一个路绅来揭露他的骗局，可是这事情究竟是不常见的。揭穿的神奇事情方面，任何一种证据也都有和它相反的无数的证见，因此，不止神奇事情本身能消灭证人的信用，而且那个证据也能消灭自己。为把这一点阐明起见，我们可以说，在宗教的事体方面，凡差别的都是相反的，而且古罗马、土耳其、暹罗和中国等国的宗教，一定不能统统建立在任何坚固的基础上。这些宗教（它们都充满神迹）中任何一个所实现的各个神迹，其直接目的都只在于建立起那个神迹所属的那个宗教来，因此，它也有同样力量（虽然较为间接）来消灭其他任何体系。它如果能消灭一个敌对的体系，则它同时也就消灭了那个体系所依风建立的那些神迹的信用。因此，各个宗教中一切神异正可以认为是各种相反的事实，而且这些神异事情的证据，不论强弱，都是互相对立的。按这种推论方法说来，当我们相信穆罕默德或其继承者的神迹时，我们所根据的只有少数野蛮的阿拉伯人的证据；而在另一方面，则李维（Titus Livius）、扑鲁塔克（Plutarch）、塔西佗（Tacitus）以及希腊、中国、天主教中一切教主和证人，又都各各叙述共宗教中的神迹；所以我们在观察这些人的证据时，我们应该权当他们是叙述穆罕默德的神迹，权当他们用明白的话语断然地反驳了它，一如其断然地相信自己所述的那种神迹似的。这个论证似乎是过于玄妙而细微的，不过实际上它也只仿佛像一个裁判宫的推论。如果有两个证人控告某人有罪，同时又有两个证人确说，在对方所说“那种罪过发生的时候”，那个人却在.. 600哩以外，则某个裁判官便会假设，前两个证人的根据被后两个证人的证据推翻了。在一切世俗史中，经过多方证实的神迹，莫过于塔西佗所报告的维斯扑绅（Vespasian）的那个神迹。据说，这位皇帝在亚历山大港曾用其唾液治疗好一个瞎子，而且他的足一触动一个拐子，那个拐子也就治好了。据说，他施行这两次治疗，是遵着塞洛庇神（Serapis）的预示，那位神灵曾经吩咐那些人到那位皇帝那里，接受这些神奇的治疗。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在那位名史家的著作中看到①。在这里，各种情节似乎都给这个证据加了一种力量而且现在如果有人愿意给这个久已打破的迷信加强它的证据，那他正可以借雄辩和论证的一切力量，把那些情节扩大起来。那样伟大的一个皇帝，又严肃，又可靠，又年高，又诚实，而且他在一生中和他的朋友同廷臣也只是照寻常的样子来谈话，并不曾装出奇特的神圣气概，如亚历山大和狄米特里（Demetrius）那样。至于那个史家，又是和那位皇帝同时的一个作家，他素以但白和忠实见称，而且他在一切古人中或者是最大和最明敏的一个天才。他是完全不受“轻信”所影响的，所以人们竟然有相反的控诉，说他不信神明，妄加亵读。至于他在叙述这件神迹时所根据的那些人，我们也可以猜想他们是富于判断，诚实不欺的；他们是亲眼见过那种事实的，而且他们在法洛维家族（Flavian Family）失掉了皇权，不能给他们以撒谎的报酬以后，才来证实他们的证据（无论如何，在场的人都分明知道，后人对于他们的撒..①这个假先知生于2世纪初。他散布流言说，亚波罗之子要重来世上。并且把一条小蛇装在鸡蛋内置于Aeэculapius庙的基础下。嗣后他又骗人说，那位神灵又要来临，因而他又使一条驯肥的蛇戴上假的人头，绕在他的周围。他借种种骗术，赚了许多钱——译注。谎并不给任何奖酬）。此外，我们如果再说，这些事实是被人共见共睹的，如人所述的那样，那我们看到，对于这样彰明较著的一种虚妄事情，再没有比此更有力的一个证据，来证实它了。谎并不给任何奖酬）。此外，我们如果再说，这些事实是被人共见共睹的，如人所述的那样，那我们看到，对于这样彰明较著的一种虚妄事情，再没有比此更有力的一个证据，来证实它了。关于个人所发生的神迹，为数最多的，莫过于近来法国人们盛传的巴黎方丈（Abb é Paris，法国神学家，生于.. 1609，死于1727）墓上所发生的那些神迹。巴黎方丈是一个著名的詹森派，关于他的圣洁，人民是久已受了欺骗的。人们到处传说，那个圣墓有大的神力；类如治疗疾病，使聋者复聪，瞽者复明，乃是寻常的事情。不过最奇特的地方乃是：在这样一个开明的时代，在现今世界上这样一个卓越的舞台上，许多神迹竟然能在真诚可靠的裁判者面前当地立刻证明出来，被声名显赫的多数证人证明出来。还不止此，这些神迹的记载还被印行出来，分散在各地。耶稣教派虽然是被官吏所保障的一个学者的团体，而且和那些神迹所赞助的那些信仰是死对头，但是他们也不能有条有理地加以驳斥，或把它们的真相揭穿。我们在什么地方能看到有这样多的情节凑在一起来证实一件事实呢？耍想反对这样云涌般的证人，我们除了根据他们所述的事情的绝对不可能性，或神秘的性质以外，还有别的方法么？在一切明智的人看来，就只一样，也就足以成为充分的反驳了。我们能因为有些人类的证据在一些情节下（类如在它叙述菲利贝或法沙利亚战争时）有绝大的力量和权威，就断言说，一切人类的证据在一切情节下，都有同样的力量和权威么？假定凯撒党和庞培党各各都声言他们在这些战事中是胜利的，而且各党的诸历史家都一致记越自己的党是胜利的；那么，我们生活于千年之后的人如何能决定他们的是非呢？希罗多德（Herodotus）或扑鲁塔克（异教徒）所记载的神迹，同马里亚纳（Mariana）、比德（Bede，基督教徒）或任何僧侣历史家所记载的神迹，共间的矛盾正是一样有力的。一个聪明人对拍合于报告者的情威的任何报告，总是存疑的，不论那个报告是来赞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家庭，或报告者自己，也不论它是在别的方面能拍合他的自然的倾向和天性。但是要当一个从天上来的使者、先知、和大使，那种诱惑不是大过别的一切诱惑么？谁不愿意冒万险，经大难，以求来充当这样崇高的一个角色呢？而且一个人如果因虚荣心和狂热想像力的帮助，使自己先相信了自己，认真地将无作有，他还能不决心利用虔诚的骗术来拥护那样一个神圣而有价值的事业吗？在这里，星星的火花会燃成最大的火焰；因为燃料常常是准备好的。贪听消息的耳朵和张目注视的民众。往往不经考察就贪婪地接受了凡能拍合共迷信、助长其惊异的任何消息。一个聪明人对拍合于报告者的情威的任何报告，总是存疑的，不论那个报告是来赞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家庭，或报告者自己，也不论它是在别的方面能拍合他的自然的倾向和天性。但是要当一个从天上来的使者、先知、和大使，那种诱惑不是大过别的一切诱惑么？谁不愿意冒万险，经大难，以求来充当这样崇高的一个角色呢？而且一个人如果因虚荣心和狂热想像力的帮助，使自己先相信了自己，认真地将无作有，他还能不决心利用虔诚的骗术来拥护那样一个神圣而有价值的事业吗？在这里，星星的火花会燃成最大的火焰；因为燃料常常是准备好的。贪听消息的耳朵和张目注视的民众。往往不经考察就贪婪地接受了凡能拍合共迷信、助长其惊异的任何消息。在新的宗教方生之初，聪明而博学的人们往往觉得那事无关重要，不值得注意。可是到了后来，他们纵然愿意揭穿骗术，以提醒受骗的群众，但是时机已经过去了，而且能揭露此事的那些记载和证据已经消灭了，不可挽回了。因此，要想揭穿这类事情的虚妄，我们并没有别的方法，只能根据报告者的证据本身所推求出的那种方法；这些方法对聪明而有学识的人虽是很充足的，但是它们是过于精致，不容易被俗人所了解的。总括起来看，我们可以说，任何神迹的证据从来连“可然性”的地步也达不到，至于证明的地步，那更是达不到的。我们纵然假设它可以成为证明，但是它仍然会被另一个证明所反对；那另一个证据正是由它所努力确立的那种事实的本性中推出来的。使人类证据得到权威的，只有经验，但是同一经验叉使我们相信自然法则。因此，这两种经验如果相反起来，那我们没有别的方法，只能由这一个经验中减去另一个经验，而且我们不论接受那一面意见，我们的确信程度也只能同所余的力量相应。但是按照我们在这里所解释的原则说来，在通俗的宗教方面，两相抵消之后，就等于它完全消灭了；因此，我们就可以确立一个公理说，任何人类的证据都没有充分的力量来证明一个神迹，使它成为任何宗教体系的一个正当基础。但是我虽然说，我们并不能证明一个神迹，使它成为任何宗教体系的基础，不过我这个诺也有一层限制。因为我承认，在别的情形下，也竟可以有神迹，也竟可以破坏自然的寻常途径，而且它们也竟可以波人类的证据所证明，——虽然我们在全世界的史书中或者找不到这样一回事。假定方言不同的各国的一切作者都一致记载说，在.. 1600年.. 1月.. 1日以后，全地球上有.. 8天整个是黑暗的；又假定这个奇事的传说在民间还是很有势力，家喻户晓；假定由外国归来的一切旅客都给我们带来同样传说，而并无丝毫的差异或矛盾，——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现在的哲学家不但不应怀疑此事，而且应该认它是真实的，应该来考察这件事情所以发生的原因。自然的衰落、损坏和解体这件事，我们很可以借许多类似情节来证明它是可然的，所以任何现象只要有趋于此种灾祸的倾向，都是人类的证据可以证明的——如果那个证据是普遍的而且一律的。假定由外国归来的一切旅客都给我们带来同样传说，而并无丝毫的差异或矛盾，——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现在的哲学家不但不应怀疑此事，而且应该认它是真实的，应该来考察这件事情所以发生的原因。自然的衰落、损坏和解体这件事，我们很可以借许多类似情节来证明它是可然的，所以任何现象只要有趋于此种灾祸的倾向，都是人类的证据可以证明的——如果那个证据是普遍的而且一律的。但是你如果把这种神迹归于任何一个新的宗教体系，那我们也可以说，人类在一切时代既然都常被那类可笑的故事所欺骗，所以单单这种情节就足以充分证明其欺骗，而且这种情节不只可以使一般有见识的人来排斥此种事实，并且还可以使他们不经考察就来排斥此种事实。在这里，人们虽把那个神迹归之于神明，而且那个神明在这种情形下是全能的，但是这种事情却不能因此成为有几分可然的；因为我们并浚有别的方法可风知道这样一个神明的各种属性或动作，我们只能借我们在自然途径中所经验到的“他”的那些产品，来知道他的属性或动作。这又使我们复返于过去的观察，使我们不得不比较研究，看看还是人类的证据常常违反事理呢，还是神迹常常破坏自然法则呢？并且看看那一种例子是较为可能的，较为可然的呢？在宗教神迹的证据方面，比在别的事实的证据方面，违反真相的事情既然是较常见的，这种情节就大可以减弱前一种证据的权威，并且使我们下一次总的决心，不再来注意它——不论它有什么冠冕堂皇的饰词。培根勋爵（Lord Bacon）似乎奉行过同样的推论原则。他说：“对于自然中一切妖异，一切怪胎或怪物以及一切新奇反常的事物，我们都应加以搜集，给它们做成一部特殊的记载。不过我们在作此工作时，必须有极其严格的考察，免得离了真相。最重要的是，凡和宗教稍有关系的一切叙述，我们都可以认为是可疑的，就如李维（Livy）所记载的那些怪诞的事情。就是在自然幻术或炼金术一类的作者方面，或在一切爱造谣爱作伪的一切作者方面我们对于他们的记载也应一样怀疑。”（见《新工具》2卷，箴言.. 29）。这里所述的这种推论方法，我是很喜欢的，这种方法正可以驳倒基督教的那些危险的朋友或乔装的仇敌，因为他们正想借人类理性的原则来拥护基督教。我们的最神圣的宗教是在信条上建立着的，并非是在理性上建立着的。我们如果使基督教来经受它所经不起的试验，那正足以揭露它的弱点。为阐明这一点起见，我们可以考察圣经上所叙述的那些神迹。为使我们不至迷失于太广的范围内起见，我们可只就摩西五经所记载的那些神迹说。我们可以按照这些自命的基督教徒的原则，来考察这些记载，我们可以认它们不是上帝自己的语言或证据，只认它们是世俗作家和历史家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这部书是由一个野蛮而无知的民族提供给我们的，它是在他们更野蛮的时候写的，而且写的时候多半是在所叙述的事实发生了好久以后，而且所记载的事实又不曾被一致的证据所证实，而且它们只仿佛是各民族记载其起源时所述的那些荒诞的事实。其次，在读了这部书以后，我们又看到其中充满了许多怪异和神迹。它记载着完全同现在不一样的世界状况和人类状况；它记载着人类由这种状况降落下来的事实；他记载着将近千岁的人类的年龄；它记载着洪水毁灭了世界的那种事实；它记载着上帝曾经任意选了一个他所钟爱的民族；它记载着与作者同国的那些人民；它记载着他们曾借最惊人的神迹使他们脱出羁绊。我希望任何一个人把他的手置在他的胸前，并且在认真地思维之后来公开宣称，他是否以为这样一个证据所支持的这样一部书，是假造的，而且此书之为假造是否比它所叙述的一切神迹还要奇特，还要神异。我们如果想按照上述的可然性的尺度来信受它，那此书之为假造必须比其所叙述的神迹还不可想像，才能被我们所信奉。我们如果使基督教来经受它所经不起的试验，那正足以揭露它的弱点。为阐明这一点起见，我们可以考察圣经上所叙述的那些神迹。为使我们不至迷失于太广的范围内起见，我们可只就摩西五经所记载的那些神迹说。我们可以按照这些自命的基督教徒的原则，来考察这些记载，我们可以认它们不是上帝自己的语言或证据，只认它们是世俗作家和历史家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这部书是由一个野蛮而无知的民族提供给我们的，它是在他们更野蛮的时候写的，而且写的时候多半是在所叙述的事实发生了好久以后，而且所记载的事实又不曾被一致的证据所证实，而且它们只仿佛是各民族记载其起源时所述的那些荒诞的事实。其次，在读了这部书以后，我们又看到其中充满了许多怪异和神迹。它记载着完全同现在不一样的世界状况和人类状况；它记载着人类由这种状况降落下来的事实；他记载着将近千岁的人类的年龄；它记载着洪水毁灭了世界的那种事实；它记载着上帝曾经任意选了一个他所钟爱的民族；它记载着与作者同国的那些人民；它记载着他们曾借最惊人的神迹使他们脱出羁绊。我希望任何一个人把他的手置在他的胸前，并且在认真地思维之后来公开宣称，他是否以为这样一个证据所支持的这样一部书，是假造的，而且此书之为假造是否比它所叙述的一切神迹还要奇特，还要神异。我们如果想按照上述的可然性的尺度来信受它，那此书之为假造必须比其所叙述的神迹还不可想像，才能被我们所信奉。第十一章特殊的天意和来世的状况第十一章特殊的天意和来世的状况在我们谈话之初，我就对于哲学所特享的好运气很表示羡慕。哲学之需要完全的自由甚于它需要别的特权，而且它所以能够繁荣，多半是因各种意见和辩论可风互相自由反对。恰好它的出生正在于爱自由尚容让的一个国家，一个时代；而且它的最狂妄的原则也不曾受过任何教条、任何官许、任何刑法的限制。因为除了普洛泰高洛斯（Protagoras）的放逐和苏格拉底的毒死而外（后边这件事实还有别的动机），我们在古代历史中几乎找不到任何一种顽固妒忌事例，如现在世人到处所传染的那样。伊壁鸠鲁安静地和平地在雅典活到高龄，至于伊壁鸠鲁派还又得到祭司的身分，在雅典人那个久已确立的宗教中最神圣的祭礼时，他们还可以在祭坛上来行祭典①。至于罗马皇帝中最聪明者①还对各派哲学家，平均给以年金或薪俸，以收公家提倡之效。我们很容易想到，在哲学的幼小时期，这种照顾是很必要的，因为我们一反省就可以看到，即在现在，人们虽认它已是结实的、健壮的，可是它还很难经受起险恶的天气和向它吹来的毁谤和杀戮的暴风。我的朋友说，你所羡慕的哲学的这种好运气，似乎是自然的结果，而且在各时各地都是不可免的。你所抱怨的并且以为有害于哲学的这种顽强的偏执，实在是哲学的子嗣，它和迷信结盟以后，就完全不顾它母亲的利益，变成了她的最难化解的仇敌和杀戮者。在世界的初期，人们想像不到现在引起狂烈争辩的宗教中那些思辩的教义。那时候的人民因为完全不识文字，所以他们的宗教观念也只适合于他们的微弱的理解，而且他们的神圣教条也多半成立于传统信仰的故事，而不成立于争论和辩难。至于哲学家的新的怪论和原则，一开始它们虽然也使人威到惊慌，可是这种惊慌过去以后，古代这些教师们似乎一向和确立的迷信处于极其谐和之中，而且他们和迷信平均领有了人类；哲学家领有了博学而聪明的人们，迷信则领有一切俗人和文言。于是我就说道，你似乎完全忽略了政治而不谈它，而且你似乎从未假设，一个聪明的官吏可以合理地戒备某些哲学的教条——如伊壁鸠鲁的那些教条。我所以说伊壁鸠鲁的教条是应当戒备的，乃是因为它否认有神圣的存在，因而否认有天意和来世，因而使道德的维系力大为涣散，因而叉使人们假设它们是有害于文明社会的平安的。他答复说，我知道，事实上，这些杀戮在任何时代，都不曾起于平静的理性，也不是因为人们经验过哲学的有害的影响；它们之所以发生完全是由于情威和偏见。但是我或者可以进一步说，那时的进谗者如果在人民面前把伊壁鸠鲁控告了，他或者容易为他自己辩护，或者可以证明，他的哲学原则和其反对者的原则是一样有益的，——虽然那些反对者以极大热忱，把他暴露在公众的憎恶和妒忌之前。假如我能这样说，那又该怎样办呢？我答复，..①见塔两佗：《历史》，第5卷，第8章。Suetonius在其《维斯扑绅传》（VitaVeзpasian）内也有相近的叙述。①见Luciani：《对话集》（Symp）和《拉比泰人》（aiLapitai）。如果是这样，那我希望你在这样一个特别的题目上把你的辩才逞露出来，发表一篇拥护伊壁鸠鲁的演说。这样，你的演说纵然不能说服雅典的暴民（如果你承认那个文明古城中也有暴民），或者可以说服那些较富有哲学思想，并估计可以了解他的论证的听众。他又答复说，在这些条件之下，这件事不难做到。如果你愿意的话，那我可以暂时把我当做一个伊壁鸠鲁，把你当做雅典人民，并且向你发表一篇雄辩。我相信我的雄辩足以使全体人民投我的票，而不至有一人投反对票来满足我的仇敌的恶意。（原作人民一定会用白大豆装满了缶，而不留一个黑大豆来满足我的仇敌的恶意——按希腊人古时是用大豆投票的，如毕达哥拉斯劝共门徒免用大豆，就是诚其勿参政之意）。如果是这样，那我希望你在这样一个特别的题目上把你的辩才逞露出来，发表一篇拥护伊壁鸠鲁的演说。这样，你的演说纵然不能说服雅典的暴民（如果你承认那个文明古城中也有暴民），或者可以说服那些较富有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