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28

，及晚岁被迫离雅典，也不回到故国，卒客死于朗伯萨可，终身未参加城邦政治（《修辞》卷二章二十三１５）。德谟克利特（Ｄｅｍｏｃｒｉｔｕｓ）辞行政官职而就家居（见西塞罗：《演说家》［Ｃｉｃｅｒｏ，ｄｅＯｒａｔｏｒｅ］ｉ１５。５６）。伊索格拉底说明自己终生不任官职的意见于《召抵》１４５、１５０节。亚氏重实践，认为善性的见于思想不如善德的见于行事，所以把参加政治作为人人的正当生活；在世不论穷达都应“兼善天下”。②这一节的第二疑问实际是跟着第一疑问引出的。安排得最好的政体可使人人乐于参加政治，这样，原来为嫌恶僭主苛政或群众喧哗而厌弃政治的人，就不必再回避世务了。③这一“专篇”即现行这部《政治学》的卷七卷八。-- 395８７３政　治　学其所能而得以过着幸福生活的政治组织。但大家虽然对于这一点可以一致，对于另一点的意见就颇有分歧。即使是那些公认为最优良的生活应该基于善德的人们，于此也各执一词；以善德为本的生活应取怎样的方式？参加政治活动而实践世务，还是谢绝一切外物和俗事而独行于所谓静修（沉思）的生活——照有些人的论断，惟有玄想才是一个哲学家的事业？这里，我们可以说，在今世以及上代，一切以善德为尚的诚笃的贤者，他们的生活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政治生活和哲学生活。要确定真理究竟属于哪一边，不是容易的；然而这正是一个重要关头，无论其为个人①成为城邦，必需凭其明哲，抉择一条较优胜的行径，由以达成较高尚的志趋（目的）。有些人认为任何邦国都［应该安于内治，］不能以自己的权力干涉邻邦；他们厌恶专制统治②，指斥它为人间最不公正的悖德，而对基于法治的政权也非所乐闻，在他们看来，这种政制虽不能说它违背正义，仍然会妨碍个人的“恬适”（幸福）③。另些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们认为世间的实务和邦国的政治正是人生的本分；人如果离世绝俗，就无法实践其善行，［勇毅、节制、正义、明哲］诸善德实际上就包含在社会①依上文２１行“个人”的生活思想已可不提，这里偶尔又同“城邦”的政治集体生活并举。本章的主题实在是论述城邦较优良的生活并研求与之相符的政体；疑难的要点在于邦国应专心内修（３５行），还是力图扩张（５行）？②政治应重内修，厌恶暴力和专制的思想，见于阿那克萨哥拉的，可参看《尼伦》卷十章九１３，见于伊索格拉底的，可参看《致［僭主］杰森（Ｊａｓｏｎ）诸子书》１１。③“晴朗的日子”，译作“恬适”，参看１６注。-- 396政　治　学９７３的公务和城邦的活动中①。重视世务和政治生活的诸家中，有些人的立论就以此为止境，另些人则更进一步，竟然认为专制和僭政的统治才真是造福人民的政体；而且世上就尽多这样的邦国，以奴役邻邦为自己的宗旨（职志），强使制度和法律都要符合这种［扩张的］目的②。在大多数城邦中，大部分法律的确不过是些芜杂的条例；但我们也得明白其中并非全无归趋，至少也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霸业。譬如在拉栖第蒙（斯巴达）和克里特，他们的教育制度和大部分的法律就是依据从事战争这一目的制订的③。相似地，所有强盛而力量足以征伐别国的［非希腊］民族都特别重视武德，斯居泰人、波斯人、色雷基人和克尔得人都是这样④。在这些民族（国家）中，有的就颁行鼓励武①《纽校》Ⅲ３２４，相反于阿那克萨哥拉等的内修思想而以人生和政治重在行事者，拟取高尔吉亚为实例（参看柏拉图：《曼诺篇》７１Ｅ、《大希比阿篇》［Ｈｉｐ。Ｍａｊ。］２８２Ｂ和色诺芬：《长征记》ｉ６、１６等）。柏拉图：《理想国》６０Ｃ，所述普罗塔戈拉（Ｐｒｏｔａｇｏｒａｓ）和普罗第可（Ｐｒｏｄｉｏｕｓ）的政治思想也相类似。雅典人政治思想虽好理论，乐于辞辩，而大多崇尚功业，重视实践，可参看《修昔底德》卷二总叙雅典文化及其政治品德的４０和４１章。②这里，亚氏在尚世务重实践的思想家中，又分为温和和极端两派。在现实政治中，这种反乎内修而力图向外扩张的政治家是很多的。《纽校》Ⅲ３２５，认为这一章提出这个问题以及相应的说明和批评，可能是有感于亚历出大的远征而作（参看亚氏《残篇》六一四１８。当时和以前，助长这种政治扩张的学者和作家也是很多的（参看下文章十四５—２１）。③参看卷二２—７、卷七５—１６；柏拉图：《法律篇》，卷一６２６Ａ、６３；又普鲁塔克：《莱喀古士传》３１、《阿偈雪劳传》３３。④《希罗多德》ｉ１６７所举好战民族为斯居泰人、波斯人、色雷基人和吕第亚人；这里举及克尔得人（北方民族），而不及吕第亚人。-- 397０８３政　治　学德的专律；据说迦太基对于士兵，每一次出征就授以一个新的腕环（臂铠）①以示光荣。又，在马其顿，曾经设置过一条专律，凡尚未杀过一个敌人的男子，腰间只可束络［不得佩带］。②。斯居泰人的习俗，凡从未杀敌的男子，在某一节日宴庆的传杯仪式中，他就不能参与这种欢饮③。伊卑里人也是一个好战的民族，在他们那里流行着一种相似的尚武习俗；死者坟墓的周围，绕以尖石（石柱），标志他生前的战功，这些尖石的数目就等于他生平所杀敌人的数目④。各民族间都流行着这类同样是提倡尚武精神的许多传统规矩，有些出于习俗，有些则定为法制。可是，对于一个清明而能时常反省的人看来，作为一个政治家而竟不顾他人的意愿，专心于制服并统治邻邦的策划，这是很可诧异的。这①依纽曼作“腕环”解，普鲁塔克：《德谟叙尼传》３０，所说记明“戴于腕上”②此律无可查考。大概腰带上可镶嵌金玉之类以示光荣。《集锦》（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ｉａＰａｌａｔｉｎａ）ｘｉ２３８，说加巴陀阡人（Ｃａｐａｄｏｃｉａｎｓ）官长的服饰，腰际有佩带。③“传杯”而饮的习俗每见于游牧民族。雅典那俄：《硕学燕语》４９８，亦有此记载。④柏拉图：《法律篇》６３７Ｄ，所举非希腊民族的好战者为斯居泰人、波斯人、迦太基人、克尔得人、色雷基人和伊卑里人；对希腊族则举斯巴达和克里特人。伊卑里人勇敢善战，亦见于《修昔底德》ｖｉ９０、《狄奥多洛》ｘｉｖ７５。８。大马士革的尼古拉：《残篇》１２１，攸克辛海（黑海）东岸，高加索出麓，名为辛地人的一支斯居泰族，在战友死后祭献时，计其人生平杀敌的人数，上献如数的鱼（缪勒《希腊历史残篇》卷三４６０）。有些译本作“石柱”（华表）解，依纽曼（《校本》Ⅲ３２９页）和杰克逊（Ｊａｃｋｓｏｎ）解（见于《苏校》四版英文注释）作“尖石”。-- 398政　治　学１８３种统治实际上是不合法的，一个政治家或立法家怎能设想到非法的事情？掌握了权力就不顾正义，这种不问是非（义或不义）的强迫统治总是非法的。更没有其它的技艺或学术可同这种政治家的本领相比拟。医师或舵师都绝对不应该对于病人或水手运用诱骗或强迫手段。然而，很多人在涉及政治时似乎就相信奴隶主对付奴隶的专制为政治家的真本领；人们对于他人（异族异邦的人），往往采取在自己人之间认为不义或不宜的手段而不以为可耻。他们在自己人之间，处理内部事情的权威总要求以正义为依据；逢到自己以外的人们，他们就不谈正义了。这样的行径是荒谬的；世上如果有某些分子具备自由的本性而也有另些天然需要受人统治，那么专制的权力就该限于那本来非自由的部分，决不可把这种权力向任何地方扩张①。谁都不会去猎取人类以供餐桌或用作献祭：狩猎应当追逐那些适于所需的东西，而餐桌或献祭所需者应该是可以宰食的野生动物。设想在与世隔绝的某地，有一个孤处而幸福的城邦②。这个城邦四境无邻，却流传着优良的礼法，大家过着快乐的岁月。显然它将构成一个优良的政体，可是，这种政体就绝对不会以战争为宗旨而倾心于征服敌国，按照我们原先的假定，对于这个独立城邦，不存在任何敌国。从以上这些论证，已经显然可以明白，倘使大家认为武①参看卷一６—１５、卷三３７；又，《残篇》八一２７。参看伊索格拉底：《腓力》（Ｐｈｉｌｉｐｕｓ）１５４，劝告腓力好好对待希腊各邦而扩张马其顿的权威于非希腊（野蛮）民族。②参看柏拉图：《法律篇》７０４Ｃ关于“幸福岛”的设想。又，参看本卷章十五３１注。-- 399２８３政　治　学功也是一种善德（善业）①，终究不能把它当作人类超乎一切的主要目的：武功只是用以达到人们主要目的的一些手段。优良的立法家们对于任何城邦或种族或社会所当为之操心的真正目的必须是大家共同的优良生活以及由此而获致的幸福。［立法家应该坚持这种不可改变的目的，只］在制订法律的时候，对于某些条例自可各尽其变，以适应不同的环境。一个城邦如接壤于若干邻国②，为之立法的政治家就得熟虑国情，而使其人民预作相应的操练并安排好各种适当的措施，以分别应付每一邻国可能发生的挑衅。但这里所说的一个最好的理想城邦所应具有的目的这个问题，当到以后另行论述③。章三　　现在我们须研究那些同样崇尚善德为人类最优良生活而在实践方面却又为道不同的两派学者的意见④。有些人就厌弃政治，认为独立的自由人生活异于政治家生活，他们常乐于安静，宁愿避世寂处。另一学派则认为最优良的生活寓于政治活动之中；人生一定要有“善行”而后可以获致“幸福”，而一切“无为”的人们就没有“善行”可言。两派的持论各有其所是，也都有些谬误。前一学派认为一个独立的自由人生活胜过做若干奴隶的主人，这是确实的。管理奴①武功之为善德，其道在勇毅。②参看卷二章六２０—２６、章七１９—２１。③本卷章十三、十四。④上章１３—１８所提两题中的第一题，“人生应以人世或避静为宜？”的疑问，原已在１９—２１行申明其属于个人生活思想问题，可以不论，但这个问题实际上仍然含有政治思想在内，所以本章重加辩难。-- 400政　治　学３８３隶——对奴隶实行专制——不能称为光荣；在日常的鄙俗事情上发号施令也未必能表显多么高尚的才德。另一方面，他们把一切权威都看作奴隶主的权威，这就不对了。天赋的自由人和原来是奴隶的人们并不相同，自由人之间的统治和对于奴隶的统治也不相同。但这个论题我们在第一篇论文中已讲得够多了①。这个学派把“无为”看得过高，竟然认为“无为”胜于“有为”，这是另一个谬误。实践（“有为”）就是幸福，义人和执礼的人所以能够实现其善德，主要就在于他们的行为。我们方才这一论点也许被人解释为最高的权威就是一切善行中最高的事物，认为权力愈大，所能实践的行为也必愈多而且愈大②。推广这种解释，人们一旦执掌权力，便永远不应该把它让渡给他的邻人了；反之，他还得尽其所能，从邻人那里争取更多的权力。既然人间的至善在于实践（行为），而实践有赖于权力，那么，凡是遇到权力关头，就得当仁不让，谁也不要顾及谁：父不必让其子，子不必管其父，朋友也不必互相关顾。如果说这种解释其中也包含真理，那么，盗贼和暴徒，对他们所作的［罪恶］行为，也未尝不可托辞为①见卷一的四至七章。②《修辞》卷一章十二２５，记僭主杰森的权力思想，说人应不惜以任何恶劣手段建立自己在一国中的最高权力，必须置身于这一无上的地位才能施展最好的怀抱，成就重大的事业。参看普鲁塔克：《修善正道》（Ｐｒａｅｃ。Ｒｅｉｐ。Ｇｅｒｅｎｄ。）２４、《摄生要诀》（ＤｅｔｕｅｕｄｏＳａｎｉｔａｔｅｐｒｅｃｅｐｔａ）２。杰森服膺高尔吉亚的政治思想，另见于鲍桑尼阿斯：《希腊风土记》ｖｉ１７。９。高尔吉亚思想的过度推广就发生这述种权位观念；此节似乎在隐指杰森。-- 401４８３政　治　学怀有某种崇高的目的，所以使用这种手段了。然而，这终究不是事实所能容许的；倘使说他们的设想可以通行，这就不免虚伪了。人们如果想有所作为，则他比受他所作为者必须确有某种程度的优胜，例如丈夫的胜于妻子，父亲的胜于子女，主人的胜于奴隶，其所作为，才能获得尊敬。至于那些从事非法行为的人们［就其所犯的罪恶，已足证明其为低劣于受他所损害的弱者］决不能以日后成就什么样重大的善业来平衡以前的罪孽而消除他们留下的污德。［这样，我们已可断定以永远把持统治权力为一切善德中的最高事业这种观念，实在是不合理的。］在一个同样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中，根据平等和一致的原则，实行轮番为治①的制度，确实合乎正义而值得称颂。至于对同等的人却给予不同等的分配，以及在同样的人们间施行不同样的待遇，那些处置总是不合自然的；凡违反自然的都不足称颂。于是，我们可以作出这样一个结论，世上如果出现这样一位人物②，他既然善德优于他人，而且兢兢为善，没有人能够胜过他，只有遭逢这样的人，大家才可永远追随并一致服从他，［不作轮番而］仍然不失其为正义和优美的治道。只有善德是不够的；他还得具备一切足以实践善行的条件和才能③。倘使我们所持“幸福在于善行”的说法没有谬误，则无论就城邦的集体生活而言，或就人们个别的生活而言，必然①参看卷三章十六１０—２０。②参看卷三。③参看本卷章一。-- 402政　治　学５８３以“有为”（实践）为最优良的生活。但所说“有为”的生活，并不完全像有些人所设想的，必须牵涉到人间相互的关系。也不能说人的思想只在指向外物，由此引起他对外物的活动时，才说他正在有所思想。思想要是纯粹为了思想而思想，只自限于它本身而不外向于它物，方才是更高级的思想活动。善行是我们所要求的目的；当然我们应该做出这样或那样表现我们意旨的行为。但就以这些外现的活动为证，也充分确切地表明思想为人们行为的先导。［思想既然本身也是一种活动（行为），那么，在人们专心内修、完全不干预他人时，也是有为的生活实践。］所以孤处而自愿与世隔绝的城邦也未必无所作为。他们可以在邦内各个部分尽力活动而求其实践；这种城邦所由组成的各个部分之间就存在着许多相互的关系。就各别的人生而论也是如此。倘使否认内在的活动，那么完全自足于己而不务外求的神和宇宙体系①也将是尚不完美的事物了。因此，显然可见，就各个人而言为最优良的生活方式，即把全邦作为一个集体，对全邦所有的人民而言也一定是最优良的生活方式。①亚氏认为只有“一个宇宙”，在整个宇宙之外没有其它事物存在（《说天》卷一章八），所以宇宙没有向外的活动。“神”为宇宙的原动者，神心以大自我为思想对象，即思想于思想的纯思想（参看《形上》卷十二章七、章九），所以只有“内在活动”，而无“向外活动”。整个宇宙体系详见《形上》卷十二章八。普鲁塔克：《神谶非必应说》（Ｄｅｄｅｆｅｃｔｕｏｒａｃｕｌｉｓ）２４，存录古希腊人有“多宇宙”的说法。-- 403６８３政　治　学章四　　以这些绪论为导引，并回想我们前面已经讲述过的其它各家的［理想］政体①，现在可以开始研究这个论题的其余事项。第一，我们应询问，“构成一个理想城邦该有些什么基础（条件）？一个完美的城邦必须具有同它的性质相适应的配备②。作为城邦基础的条件，我们应当为之设想若干情况，包括可能实现的和纯属理想的情况③。公民群众和土地（境界）就是所谓各种条件中的重要事项。一切工艺家，例如织布匠或造船匠必须具备同他们的工艺相适应的原料；原料准备得愈好，则凭他们的技术所制成的成品也将愈佳。有如其它的制造家那样，政治家和立法家也得有他们所需要的原料，而且这些原料也应该符合他们的要求。一个城邦所需的主要配备为人民；就人民而言，自然应该考虑到数量，也要考虑到品质。次要的配备则为人民所居住的土地（境界）；这里也同样要考虑到量和质。大多数人认为一个大邦必然较为幸福。也许他们是说得对的，但他们对于一个城邦为大为小的实义未必真正了解。他们以数量为标准，凭人口（居民）的多寡来判断邦国的大小；但国势强弱与其以人数来衡量毋宁以他们的能力为凭。有如人们的各从其业，城邦也得各尽其用；凡显然具有最高能力足以完成其作用的城邦才可算是最伟大的城邦，希朴克拉底所由常从“伟大”见称的正是这样的命意，①见卷二。②这里作“配备”解，指物质条件或社会生活基础，参看本卷章一—及注。理想政体应有理想的社会基础，但照章一—１９所说，凭以构成最好政体的条件该是在现实环境中所可获致的最好物质条件。③参看卷二。-- 404政　治　学７８３作为一个医师，不是作为一般的人，他比任何体格较他大的人总是更为“伟大”。即使承认人数也可据以估计国势，然而任何偶然的统计还是不足为凭的。我们知道各邦大都居住着很多的奴隶、客民和外侨①。我们倘使以人口为标准来判断国势，就须把计算的人口限于组成城邦的主要部分各分子。这些分子如果为数特别大，可以作为一个大邦的征象；如果它虽能派遣大批的工匠，却只能编成少数的重装步队，这样的城邦就不得称为大邦②。因为一个繁庶的城邦不一定就是一个伟大的城邦。又，经验证明，一个极为繁庶的城邦虽未必不可能、却总是很难使人人都能遵守法律（和礼俗）而维持良好的秩序。凡以政治修明著称于世的城邦无不对人口有所限制。这种事实，我们也可在理论上给予辩明。法律（和礼俗）就是某种①古希腊各城邦的客民和外侨多数为工匠，来自埃及和亚洲以及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城邦。凡工商发达的城邦及其港埠，客民尤多。重农的城邦如斯巴达也有客匠。希克斯：《希腊历史碑志》（Ｈｉｃｋｓ，Ｇｒ。Ｈｉｓｔ。Ｉｎｓｃｒｉｐ。）１５７，记雅典的西顿（Ｓｉｄｏｎ）居留民可以作为例子。②这里承２０行文义将“工匠”除外于公民团体而把他们放到奴隶之列，参看卷三章四—。加梅拉留：《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和经济学译文和释义》２７９页，说此句实指阿偈雪劳的故事：阿偈雪劳引斯巴达同盟联军征伐忒拜时，盟国诸将不满意斯巴达为各邦领袖，阿偈雪劳为联军统帅，而斯巴达军人数甚少。阿偈雪劳于是就营地集合全军，令斯巴达军和各邦部队分坐两边。几而传令，凡原属陶工都起立，依次呼冶匠、木工等手艺殆遍，各邦军几乎全部起立，斯巴达军则无一起立者。阿偈雪劳笑问诸将说：“斯巴达军为数并不少于友邦。”（参看普鲁塔克：《阿偈雪劳传》２６。）-- 405８３政　治　学秩序；普遍良好的秩序基于普遍遵守法律（和礼俗）的习惯。可是，事物如为数过多，就难以制定秩序。为无定限的事物创制秩序，只有神才可能，神维系着整个宇宙的万物，为数既这样的多，其为积又这样的大，却能使各各依从规律，成就自然的绝美①。这里，我们可以论定最美的城邦，其大小必然有限度，从适合上面所阐释的秩序②。又，［在这一通则之外，］我们还须注意到，有如各别的动物、植物和无生命的工具③那样，城邦的大小也各有它适中的限度④。任何事物倘使过小或过大都将丧失天赋的能力而不克尽其功用。这种事物有时由于性能不良［沦落为低劣的事物］，有时便全然丧失其本性。以船为例：一艘只有一指距（约八寸）长或竟有两径（约一里）长⑤的船都不成其为一艘船；即使一艘船的尺寸不至于那样失常，还是可能嫌它大了些或是嫌它小了些，因而不利于航行。邦国亦然。倘若组成一个城邦的分子太少，这在生活上就无法自给自足，而城邦的目的却在自给自足⑥。一①以“秩序”为“美”，见《形上》卷十三章三。“美的主要形式为秩序、匀称和明确”，参看《诗学》章七、《尼伦》卷四章七。②这里的文义是这样：只有神能为尽多的事物创制秩序；人的能力殊属有限，他虽企求美善，只应自量其能力所及，限定若干人数为一城邦而为之创制并维持其秩序。③参看卷一章八。④参看卷五章九—３５。又，《尼伦》卷九章十：“十个人不能组成一个城邦，但十万人的聚合也不能算作一个城邦。”⑤一“指距”（）为伸长姆指和小指间的距离，约当今中国六寸许。一径，或一跑道，当今中国五十五丈，为希腊里程单位。罗马里程八径为一哩。⑥见卷一章二。-- 406政　治　学９８３个城邦，如果像一个民族国家那样，人口太多了，虽然在物质需要方面的确可以充分自给，但它既难以构成一个真正的立宪政体，也就终于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邦①。为数有那么多的群众，谁能做他们的将领而加以统率？除了具有斯顿笃②那样的嗓音，又谁能给他传令？所以，当城邦初成立时，其人口的底数只要在一个目的为达成优良生活的政治体制中，大家可以通工易事而能自给，便足够了。人口逐渐超越当初的底数，这就成为较大的团体，而仍然是一个城邦；但，上面已经说明，这样的增加不能无限地进行。只要环顾实际，我们就不难规定这种限度。一个城邦的活动一部分出于执政人员，一部分出于被统治的人众。执政人员的职责在于断案决事和发号施令［被统治公民的本分则在选举执政人员］。一个城邦的公民，为了要解决权利的①“埃斯诺”的本义为（一）共同生活于一处的若干人众，即宗族，这些人众都出自同一血统，或（二）由若干宗族合成的民族，或（三）这种民族所具备的政治社会体制。在本书中，这个词常常同“城邦”对举或联举，异乎城邦而无确诂，泛指非希腊民族或其政治社会团体；我们或译“民族”，或译“民族国家”。综合全书各章节以及其词义的见于其它史籍者，可知在一“埃斯诺”中，人民通婚、通商，经济足以自给，树立共同的礼法，信奉共同的神祇，权力归于君主。境内或为许多村落，或为若干城市和许多村落。他们对于外敌作共同一致的攻防。这种组合是“政治团体”，也是“战斗团体”（参看注）。但这样的“民族国家”壤地太大，人口太多或太散漫，所以不能构成像城邦那样的公民们休戚相关、一切共同负责的各种“宪政”。参看卷五章十及注，以“贵族、寡头、平民、共和”四制，不同于“君主政体”（一长制）的说明。②斯顿笃，见荷马：《伊利亚特》Ｖ７８５，为一传令员，声若洪钟，他的音响五十倍于常人。-- 407０９３政　治　学纠纷并按照各人的功能分配行政职司，必须互相熟悉各人的品性①。倘各不相知，则职司的分配和案情的裁断两者都不免有所失误。对于这类重大事件，临时随意处理，总会多出纰漏，但人口倘使确属过多，就显然没法作周到的措置。又，在人口过多的城邦中，外侨或客民如果混杂在群众之间，便不易查明，这样，他们就不难冒充公民②而混用政治权利。从这些分析，我们已可清楚地见到一个城邦最适当的人口限度：这该是足以达成自给生活所需要而又是观察所能遍及的最大数额③。关于城邦的大小（人口的多寡）问题，这里①这里所举司法审判和公职选举两项要政，即认为法官和诉讼当事人、选举人和被选举人必须互相认识这种说法，实际出于小国寡民的古代政治习惯。在近代国家组织中，取义恰好相反。现代司法要求“无私意审判”，就案情断案，法官不须旁及其人无关案情的一般事项，如果对两造私人情况各有所知，也不得因这些知识而干扰他的审判。现代国家人口均以千百万计，选举人对被选举人，但求能粗知其公共生活和公务才能，对于私人生活及其品性实已无暇深求也不须详悉。②以雅典为例，由行贿注册或以它故人籍的公民称“冒籍公民”。各坊社都有冒籍公民，海港附近尤多。伯利克里时（公先前４４５年）曾经清查户籍，检得伪冒者五千人（普鲁塔克：《伯利克里传》３６—３７）。德谟叙尼讲演词：《欧毘卢》５９，曾经冒籍所费为五个特拉赫马。③这里，亚氏以“生活自给所需”人数（上文８—９行）为上限，以“观察所能遍及”人数（１５—２０行）为下限，教人于两限度内寻求适当的数额。《修昔底德》ｖｉ６５—６６，记公元前４１１年，寡头为政时期，雅典在籍公民限为五千，相互间已多不相识，或虽相识而不相信赖。亚氏本文未确言实数，但依所示两限，一邦公民人数不能超过万人；居民都远近相望，里闾相逢，互知其行为、能力、门望、贫富；平时集会可以朝至夕归，战时征召可以朝令夕合（参看注）。这就等于近代国家一个小城市或一乡镇的境界和人口。-- 408政　治　学１９３已讲得够多而可以结束了。章五　　相似的论点也可应用到土地（境界）问题上。就土壤的性质说，当然，人人愿意在自己境界内可能种植一切庄稼（农产），使大家各得所需，样样都不缺乏，保证全邦高度的自给自足。就国境的大小或土地的面积说，应当以足使它的居民能够过闲暇的生活为度，使一切供应虽然宽裕但仍须节制①。我们所拟的这种限度是否确当，等到今后在研究财产和致富的一般问题以及财产的执管和利用问题时，另行详述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