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经（全）-51

实，明其令罚，非吾宰相。”此行本者也。何为事迹？昔齐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人民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我左右以求誉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而语之曰：“自夫子之守阿也，誉日闻。然吾使人视阿，田野不辟，人民贫苦。赵攻甄，子不能救。魏取薛陵，子不能知。是子常以币事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常誉之者，齐国大理。汉元帝时，石显专权。京房宴见，问上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也？将以为贤？”上曰：“贤之。”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上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房曰：“齐桓公、秦二世亦尝闻此君而非笑之。然则任竖刁、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卜之而觉悟乎？”上曰：“惟有道者，能以往知来耳。”房曰：“夫前世二君亦皆然耳，臣恐后之视今，如今之视前也。”]此事迹者也。由此言之，夫立身从政，皆有本矣；理乱能否，皆有迹矣。若操其本行，以事迹绳之，譬如水之寒、火之热，则善恶无所逃矣。【译文】《中论》上说：“水是凉的，火是热的，金石是坚硬的，这几种东西并未自己标榜，可是人们没有不了解它们确是哪样性质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它的标记就附在它本身上面。”[所以说，假如我的所作所为诚如那几种东西一样，谁还会怀疑我的品行呢？如今人们不相信我的品行，却埋怨别人不相信自己，真是糊涂极了。]由此即可明白，立身有根本可察，做事有迹象可寻，只要仔细观察，那就谁也无法掩饰其真相了。什么叫立身根本呢？孔子说：“立身处世有一定的准则，而孝敬父母是根本；丧葬有一定的礼仪，哀痛是根本；战阵有一定的排列方式，但以勇敢为根本。”姜太公说：“人民不尽力务家，不是我的人民；官吏不公平廉洁、爱护百姓，就不是我的官吏；宰相不能富国强兵，调合阴阳四时，使国君安居王位，不能选拔训练群臣，使其名实相符，法令彰明、赏罚得当，就不是我的宰相。”这就是立身根本。什么是做事的迹象？过去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了即墨任职以后，说你坏话的每天都有。可是我派人去巡视即墨，看到荒地都开垦出来了，人民丰衣足食，官府没有积压的工作，东方一带因此宁静安定。这是因为你不花钱收买我身边的亲信以求荣誉啊。”因而将万家封给即墨大夫做采邑。又召见东阿大夫，对他说：“自从先生做东阿太守后，每天都能听到的人说你的好话。然而我派人巡视东阿，只见到处荒芜，百姓贫困。赵国攻打甄城，你不能救助；卫国攻取薛陵，你竟然不知道。这是你常用钱收买我身边的亲信，以求得荣誉啊。”当天，便烹杀了东阿大夫和身边亲信中说东阿大夫好话的人。齐国因此而治理得井井有条。汉元帝时，石显专权，京房私下进见皇帝，问汉元帝说：“周幽王和周厉王时，国家怎么陷入危机的呢？他们信任的是些什么人呢？”元帝说：“君主不英明，信任的都是些投机取巧、吹吹拍拍的人。”京房说：“是明知他们投机取巧、吹吹拍拍还要任用他们呢？还是认为他们有才能才用他们呢？”元帝说：“是认为他们有才能。”京房说：“那么如今怎么知道他们不贤呢？”元帝说：“根据当时社会混乱，君主的地位受到危胁的情况知道的。”[京房说：“齐桓公、秦二世也曾听到过这样的道理，但他们却嘲笑幽王、厉王的糊涂。然而他们仍然任用了竖刁、赵高这样的狡诈之徒，结果国家政治一天比一大昏乱，造反的人满山遍野。为什么他们不能以幽王、厉王作为前车之鉴，从而觉悟到自己用人之非呢？”元帝说：“只有懂得大道的人，才能鉴过去以知未来啊。”京房说：“陛下看现在的朝政是清明呢而是昏乱？”元帝说：“也是非常昏乱的。”京房：“如今受信任重用的是些什么人呢？”元帝说：“有幸的是现在被任用的石显比竖刁、赵高他们好。我认为朝政的昏乱责任不在他。”京房曰：“前世的齐桓公、秦二世也是这样认为的。我恐怕将来的人看现在的情形就如同我们看过去的情形是一样的。”]这就是凡事必有迹象表现出来的道理。由此说来，立身也好，从政也好，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准则。政治清明或昏乱，人是否有才能也都有迹象表现出来。如果能把持住根本，以办事的迹象作为考核的依据，那么就象水是凉的、火是热的一样，人的善恶就无法掩饰了。【按语】对人的认识，比对物的认识难得多。因为物不会作假，不会演戏，而人，由于种种原因，学会虚假做作是人生必需的一课，太真、太实必定会被现实碰得头破血流。假戏真作、真戏假作、真假合作??看得人眼花撩乱，莫辨真伪。难怪曹雪芹感叹不已：假作真时真亦假。但人的真实面目是否就不能认识了呢？否，还是可以认识的，因为不管如何会演戏，演员总会有卸妆下台的时俟，如梅兰芳在戏台上是天女、是林黛玉，一下台还是一个堂堂五尺须眉；袁世海上台是曹操，盖叫天上台是武松，下台还是袁世海、盖叫天。要看演员卸妆下台的真面孔，有两个办法，一是时间。有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礼下时。若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其实就是当时身死，盖棺不能定论，历史还是会还他以本来面目的。君不见彭德情乎？死时身上还有那么多污水，可他的历史形象却是无比圣洁的。第二个办法更省事一些，就是见真招，不管戏台上武松多么威风，只要放一只真老虎到台上去，你就是给他喝三十六碗酒也全不济事。这使笔者想起前些年一个热门话题，一些真真假假的千里马在报刊、杂志上呼唤伯乐，因为“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所以假千里马还是可以享受精饲料，真千里马却只好仍然拉车爬坡。其实，要真想分清谁是千里马，何必非有伯乐不可，只要放在同一起跑线上，加上一鞭，是马是驴连小孩子也不会弄错的。笔者又想到这些年的考评：干部自评、互评、群众评议、面对面、背对背、统计、造册、输计算机，真是搞得煞有介事，其实仍然是在严肃认真地演戏而已。看一个干部是否廉洁，是否称职，哪要那么复杂，只要把他和老婆、儿子的衣、食、住、行和他治下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比一比，就什么都清楚了。这就是所谓“息辨”。量过三七人的品类不同，所犯错误的性质也不一样。一般说来，对贤者的责备要严，对一般人的错误责备要宽。如孔子批评管仲，正是由于把他当做一流人才来看，才惋惜他没能成就更大的事业。对一般人如果象要求贤者那样，那普通人就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了。【经文】[议曰：杨恽书云：“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人者，士大夫之行也。皇皇求财利，常恐遗之者，庶人之行也。今奈何以士大夫之行而责仆哉？”此量过者也。]【译文】[赵子议论说：汉代杨恽在写给孙惠宗的信中说：“努力追求仁义，常怕不能教化百姓，那是士大夫的事；急急忙忙追求财富，常怕求不到，那是老百姓的事。你为什么用士大夫的标准责备我呢？”这就是衡量过错要有不同的标准的道理。]【经文】孔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党，党类也。小人不能为君子之行，非小人之过当恕而勿责之也。]何以言之？太史公云：“昔管仲相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然孔子小之曰：‘管仲之器小哉！岂不以周道衰，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议曰：夔、龙、稷、契，王者佐也，狐偃、舅犯，霸者佐也。孔子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是奇管仲有王佐之材矣。夫有王佐之才而为霸者之政，非小器而何？由是观之，孔子以管仲为夔、龙、稷、契之党而观过也。]虞卿说魏王曰[虞卿说春申君伐燕以定身封，然楚之伐燕，路由于魏，恐魏不听，虞卿为春申君说魏君假道也。]：“夫楚亦强大矣，天下无敌，乃且攻燕。”魏王曰：“向也子云‘天下无敌’，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对曰：“今谓马多力则有之矣，若曰胜千钓则不然者，何也？夫千钧非马之任也。今谓楚强大则有矣，若夫越赵魏而开兵于燕，则岂楚之任哉？”由是观之，夫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孔子小之；楚人不能伐燕，虞卿反以为强大，天下无敌，非诡议也，各从其党言之耳。不可不察。【译文】孔子说：“人是各种各样的，人的错误也是各种各样的。什么样的人就犯什么样的错误。仔细考察某人所犯的错误，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党，就是品类。小人不能做君子事，当然不会犯君子所犯的错误。这并不是说小人犯错误就该宽恕，不要责备。]为什么这样说呢？司马迁说：“过去管仲辅佐齐桓公，九次主持与诸候的会盟，使天下得以匡正，可孔子还是小看他，曾说：‘管仲的器量狭小得很哪！’因为他没有努力辅佐齐桓公成就王业，却只成就了霸业。”[夔、龙、稷、契（虞舜的臣子），这是天子的辅佐，狐偃、舅犯（晋文公重耳的臣子）是霸主的辅佐。孔子曾称赞管仲说：“假如没有管仲，我们就会被夷狄之国所灭，恐怕我们早已成了野蛮人了。”这是为孔子觉得管仲有王佐之材，却只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不是器量狭小又是什么呢？由此看来，孔子是把管仲当做夔、龙、稷、契一流人来看的，才批评他器量狭小。]虞卿在游说魏王时说[虞卿本来是先劝春申君攻打燕国，以求取自身的封赏。但楚国若攻打燕国，必须通过魏国。虞卿怕魏国不准楚军通过，才去游说魏王借取通道的]：“楚国可是很强大的，可以说天下无敌。他即将攻打燕国。”魏王说：“你刚才说楚国天下无敌，现在又说即将攻打燕国，这是什么意思？”虞卿回答说：“假如有人说马很有力气，这是对的，但假如有人说马能驮动千钧的重量，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千钩之重，不是马能驮起来的。现在说楚国强大是对的，假如说楚国能够越过赵国和魏国去和燕国开战，那岂是楚国能做到的呢？”由此看来，管仲九次主持诸侯会盟，而孔子还小看他；楚国不能越过魏国去攻打燕国，虞卿反而认为楚国强大，这并不是不负责的说法，而是根据他们各自品类来说的。这是不能不弄清楚的。【按语】苛求贤者，是对贤者的爱护。因为贤者总是有一定声望和地位的人，因而也是人们注意的对象，一举一动都对普通人产生较大的影响。但中国传统中却有与之相反的现象，即为尊者讳。势位一尊，就成了圣人，错误都是别人犯的，而功德都是尊者一人所为。然而一旦倒台，就又成了千人唾骂、遗臭万年的独夫民贼。所以为尊者讳的人，其实恰恰是尊者的掘墓人。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捧杀。所以笔者认为，对尊者也应如对贤者一样，要求严一些，即使对他个人来讲也是好事。而对待普通人，则不妨宽容一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宽容，就是宽容别人的毛病、缺点，乃至错误。宽容和你意见相反的事，你看不顺眼的那些人。如果没毛病，对你随声附合，你怎么看怎么舒心，还用得着宽容吗？势运三八人们的品质和社会风气并不是人的本性造成的，也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统治者引导的结果。统治者的引导会形成一种势，势一旦形成就难以抗拒。所以明君在位时，是太平盛世，坏人也不敢做坏事。暴君当政时，好人也会变坏。社会风气也是如此。古语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还有一句古语是：“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可见统治者的榜样对社会风气的重大影响。【经文】[百六之运，推迁改移，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君子小人无贤不肖，至人无可奈何。知其不由智力也。]【译文】[天下大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地变迁流逝，既不会因尧舜贤德而停滞，也不会因桀纣无道而消失。谁是君子小人？何为贤惠愚妄？都没个定准，这是至高至明的圣人也没办法的事情。由此可知，一个人的好坏，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智力。]【经文】夫天下有君子焉，有小人焉，有礼让焉。此数事者，未必其性也，未必其行也，皆势运之耳。何以言之？《文子》曰：“夫人有余则让，不足则争。让则礼义生，争则暴乱起。物多则欲省，求赡则争止。”[议曰：《管子》云：“衣食足则知荣辱。”此有余则让者也。《汉书》曰；“韩信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及在汉中，肖何言于高祖曰：“韩信者，国士无双。”此不足则争者也。故傅子曰：“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禄，父母饿于前，妻子馁于后，能有志不移者鲜矣。”]《淮南子》曰：“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争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体有所痛也。林中不卖薪，湖上不鬻鱼者，有所余也。”故世治则小人守正，利不能诱也。世乱则君子为奸，而刑不能禁也。[慎子曰：“桀、纣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内皆乱。关龙篷、王子比干不与焉，而谓之皆乱，其乱者众也。尧舜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内皆治，而丹朱、商均不与焉，而谓之皆治，其治者众也。]故《庄子》曰：“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智行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智失也。时势适然。”《新语》曰：“近河之地湿，近山之木长者，以类相及也。四渎东流而百川无西行者，小象大而少从多也。”是知世之君子，未必君子。[议曰：匡衡云：“礼恭让则人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尚义高节则人兴行，宽柔惠和则众相爱。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成化也。”由是言之，世之君子乃上之所化矣。]世之小人，未必小人。[议曰：《尚书》云：“殷网弗小 大，好草窃奸究。卿士师师，非度网获。”此言殷之季世，卿士君子并非法，无得其中，皆从上化耳。故知世之小人，未必小人。]世之礼让，未必礼让。[议曰：《左传》云：“范宣子好让，其下皆让，栾厌为汰，弗敢违也，晋国以平，数世赖之，刑善也。”夫周之兴也，其诗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诗曰：“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言不让也。由此言之，夫栾厌之让势运之耳。故知世之礼让，未必礼让也。]夫势运者，不可不察。[议曰：政论云：虽有素富骨清者，不能百一，不可为天下通变。故知天下君子小人本无定质，尽随势运者多矣。]【译文】天下有品德高尚的君子，有品格卑下的小人，也有推崇互相谦让之风的时候。但上述情况，未必出于人的本性，或出于事所当然，都是大的形势造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文子》上说：“人们富余时才会退让，而不足时便会争斗。退让就产生了礼义，争斗就会发生暴乱。财富多了欲望就减少，获取的多了争斗就会停止下来。[《管子》上说：“衣食丰足之后，才会有荣辱的观念产生。”这是说有余就会退让。《汉书》上说：“韩信是普通人的时候，贫困潦倒，品行不正，不能被推举为官。待到在汉中投奔刘邦，肖何向刘邦推荐他说：“韩信是国家难得的人才，天下没有能比得上他的。”这是由于他是普通人时，衣食不足啊！所以傅玄说：“假如给伯夷、伯齐一个小官职，只发给他不多的俸禄，开始是父母挨饿，接着是老婆孩子吃不饱饭，不改变其节操的可能性就会很少了。”]《淮南子》上说：“在水里游泳的人不能拯救淹在水里的人，由于他自己的手足抽不出空来救别人。在火灾中被烧伤的人不能救火，因为他自己的烧伤疼得厉害。在树林子中没有卖木柴的，在湖上没有卖鱼的，因为没有人缺少这种东西。”所以太平盛世，道德卑下的小人也会奉公守法，不义之财也诱惑不了他。但在世道混乱的时候，品格高尚的君子也会干坏事，法律也禁止不住他。[慎到说：“夏桀、商纣当天子的时候，天下一片混乱。关龙逢，王子比干虽然是贤者，但人们还是称那时为乱世，就是因为作乱的人多啊。唐尧、虞舜当天子的时候，天下太平，虽然丹朱、商均作乱，但人们还把那时称为太平盛世，就是因为守法的人多啊。]所以《庄子》说：“在尧、舜的时代，天下没有不得志的人，并不是因为人都聪明。在桀、纣的时代，天下没有显达的人，并不是因为人都愚笨了。这都是形势造成的。”《新语》说：“靠近河边的土地总是湿润的，造近山边的树木，总是长得很高，那是同类互相影响的原因。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古称四读，都是向东流入大海的，所以众多的小河也没有向西流的，这是小河仿效大河，水少的追随水多的原因啊。”因此可知，世上的君子，未必本质上就是君子。[匡衡曾经说过：“英明的君主恭敬谦让，百姓也就不互相争斗了；君主好仁德礼乐，下民也就不会凶暴；君主推崇道义节操，百姓也会按道义节操行事；君主宽厚慈爱，百姓也会互相关心爱护。有这四种原因，所以有道之君不靠严刑峻法也能化导天下，使天下成为太平盛世。”由此说来，社会的君子，是明主化导的结果。]世上的小人，未必本质上就是小人。[《尚书》上说：“殷商的法律并不可通融，然而社会风气却极坏，草野盗贼成群，朝廷内外，大夫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上行下效，法律却治不了。”这是说商朝的末世，大夫们都干非法的事，没有遵纪守法的，这也都是君主化导的结果，因此可以明白，世上的小人，未必本质上就是小人。]世上的礼让，也未必出于人们的本性。[《左传》上说：“晋国的范宣子执政，他好礼让，大夫们也都好礼让。栾厌虽然横暴，也不敢违抗这种礼让之风，因而晋国安定，几代人都仰仗范宣子树立起来的民风，安定地生活。这是榜样好啊。”在周朝开始兴盛的时候，那时的诗中唱道：“以文王为榜样，众多国家也都讲诚信了。”这就是榜样好的缘故。待到周朝衰落时，那时的诗中唱道：“大夫不公平，让我做的事比别人都多。”这就是说没有谦让了。由此说来，栾厌那样的谦让，是时势造成的。因此，世人的谦让，未必出于人们的本性。]所以君子也好，小人也好，谦让也好，都是时势造成的。这个道理是不能不考察明白的。[《政论》上说：“世上虽然有生来就品质高尚的人，但百里不能挑一，不能做为天下的普遍标准。”因而可以明白君子、小人本来没有固定不变的品质，大都是随着时势的推移变化而变化的。]【按语】势是什么，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潮流。当一股潮流到来的时候，便能挟裹各种各样的人朝同一方向行进，这是很难抗拒的。人们常说：社会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就是这个道理。这种潮流，是如何形成的呢？除个别时候，是由民意形成之外，更多的时候是由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推动起来的，所以权与势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因如此，势，或曰潮流就有好有坏，既可使人向善，也可使人向恶。五十岁以上的人都经历过大跃进，当时的社会潮流是六亿人民齐发烧，大炼钢铁，土高炉遍地开花，放卫星，亩产粮食几十万。当然也有不发烧的个别人，如彭德怀，结果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野心家”。全民吹牛皮，结果是全民饿肚皮。十年浩动，是又一次由上面推动起来的潮流。语录歌，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掀起一股造神狂潮。有敢于怀疑者，如张志新，不但给送上断头台，而且还割断喉咙。这就是势运。荀子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就是讲潮流可以改变人。所以权势者在造势时一是要谨慎，否则，势一旦形成，再想力挽狂澜，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傲礼三九故意对某人表示傲慢，反而会使某人更受人尊重，因为这样才可使对方的高贵品德更为人所知。侯生故意对信陵君表示傲慢，王生故意对张廷尉表示傲慢，汲黯故意对大将军卫青表示傲慢，都是为了使对方更受人尊重。这就比那些在大庭广众之中，对上级阿谀奉承、极尽溜虚拍马之能事的无耻之徒不知高明多少倍。当然，以傲为礼，还要看对方的人品，只有对方确实是品德高尚之人才行。如果对方是喜欢听奉承话的人，还这样傲，就是自讨没趣了。【经文】《左传》曰：“无傲礼。”《曲礼》曰：“毋不敬。”然古人以傲为礼，其故何也？欲彰夫人德耳。何以言之？昔侯嬴为大梁夷门监，魏公子闻之，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引公子过市及至家，以为上客。侯生谓公子曰：“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而公子亲枉车骑。稠人广众之中，不宜有所过，今公子故过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车骑市中，以观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初，公子迎侯生，侯生曰：“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车驾过之。”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与之语，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市人皆观，从骑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也。]张释之在廷中，三公九卿尽会立，王生老人曰：“吾袜解。”顾谓张廷尉为我结袜。人或谓王生曰：“独奈何廷辱张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贱，自度终无益于张廷尉。张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廷使跪结袜，欲以重之。”诸公闻之，贤王生而重廷尉。[汲黯常与大将军抗礼，或谓黯曰：“自天子常欲群臣下大将军，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将军闻之，愈贤黯也。]由是观之，以傲为礼，可以重人矣。[议曰：《老子》云：“国家昏乱有忠臣，六亲不和有孝慈。”因不知昏乱，乃见其节。向使侯生不傲，则士人不知公子能下士也。使王生不据，则三公不知廷尉能折节也。故曰：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信矣夫！]【译文】《左传》上说：“没有以傲慢为礼的。”《曲礼》上说：“不要失去恭敬的态度。”然而古人确实有以傲慢为礼的，这是什么原因呢？是想使对方的品德能够彰明于世。为什么这样说呢？过去有个隐士侯嬴，是魏国首都大梁东门的守门人。魏公子信陵君听说候嬴是个贤者，就置办了一次大宴会宴请宾客。待宾客都坐好后，信陵君率领一队车马，把车中左边的客位空着，亲自去迎接守东门的侯嬴。侯嬴领公子去了一趟市场，待来到信陵君家中，侯嬴被当做最尊贵的宾客。侯生对信陵君说：“今天，我为你所做的事已经很不少了。我本是东门看守大门的人，而你以魏国公子的身分屈尊驾车迎接我。而且在稠人广众之中，本不应去，可是我故意让你去了一趟市场。我为了成就你礼贤下士的声名，所以才故意让你和你的车马停在市场那么长的时间，来观察你，你的态度却更加谦恭。市场上的人都认为我是个小人，而认为你是个有道德的人，能礼贤下士。”[当初，信陵君去迎接侯嬴，侯嬴说：“我有个朋友在市场中的屠狗店干活，想借你车驾去拜访他。”侯嬴下车去见他的朋友朱亥，和朱亥聊天，暗中观察信陵君，信陵君的面色反而更加谦和。市场上的人都围着看，随从信陵君的骑兵都暗中责骂侯嬴。侯嬴看信陵君面色仍然没有变化，还是那么谦和，这才辞别朋友上了车。]汉朝的廷尉张释之等待朝见皇帝，三公九卿等高官显贵都在场，有个老人王生说：“我的棘带松开了。”回头对张廷尉说：“给我把袜带系上！”有人对王生说：“为什么在大廷广众之中，单单要侮辱张廷尉呢？”王生说：“我年纪很老了，地位又低，自己思谋没有什么办法能对张廷尉有所帮助。张廷尉是如今天下有名望的大臣，所以才让他当着大廷广众的面跪下给我系袜带。我是想让张廷尉更被世人看重啊。”那些高官显贵听了，认为王生是个有贤德的人，也更加尊重张廷尉了。[汉朝的汲黯，常常见了大将军卫青不跪拜，只行个平揖礼。有人对汲黯说：“皇帝打算让群臣都以下属的礼节拜见大将军，你不应该见大将军不跪拜。”汲黯说：“以大将军那样尊贵的地位，却有平揖的朋友，不是更被世人看重吗？”大将军听了这话，认为汲黯是贤德之人。]由此看来，以做为礼，可以使人更受尊重。[《老子》说：“国家乱昏的时候才显示出忠臣来，六亲不和时才显出父母的慈爱和子女的孝顺。”这是说忠臣、孝子因为不管国家昏乱与否，仍然做自己该做的事，这才显示出节操的高尚。如果过去侯嬴对信陵君不傲慢，那么市场上的人就不了解信陵君有礼贤下士的风度。如果王生对张廷尉不傲慢，那么三公九卿，高官显贵就不了解张迁尉能降低身分，屈已下人。所以说：不好的人，是好人得以显示出来的凭借和参照啊。]【按语】以傲为礼，其前提是真诚。如果失去了真诚，即使表面谦让，也失去了礼的意义。所以孔子感叹：“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即礼并不在敬献玉帛的表面形式。《世说新语》中有一则非常有趣的故事：王文度与范荣期同行，王位尊而年少，范年高而位卑，推让的结果，范高在前，王不念，在后讥讽范曰：“簸之扬之，糠粕在前。”范亦反唇相讥：“淘之漉之，沙砾在后。”终成千古笑柄。可见徒具虚文，没有真诚的谦让毫不足取。相反，如文中侯嬴、王生那样高风亮节的人倒是难能可贵的。定名四十本篇对古代社会伦理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些范畴如道、德、仁、义、礼、智、信、忠、顺，以及负面的范畴如暴、虐、狂、恶、险、逆等一一做了明确的界定。在界定时，不主一说，而是博采百家，这样就能获得更为广泛的认可，从而使我们在社会实践中有了可遵循的准则。【经文】夫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言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识鉴不显。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而理有必定之称也。欲辩其实则殊其名；欲宣其志则立其称。故称之曰道、德、仁、义、礼、智、信。夫道者，人之所蹈也。居知所为，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动知所止谓之道。[又曰：道者，谓人之所蹈，使万物不失其所由也。]德者，人之所得也。各得其所欲谓之德。仁者，爱也。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又曰：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悲恻隐之心，遂其生成。]义者，宜也。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又曰：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建功立事也。]礼者，履也。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又曰：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君之序也。又曰：立善防恶谓之礼也。]智者，人之所知也。以定乎得失是非之情谓之智。信者，人之所承也。发号施令，以一人之心谓之信。见本而知末，执一而应万谓之术。[又曰：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途，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现乎上谓之术。]《说苑》曰：“从命利君谓之顺。[又曰：君正臣从谓之顺也。]从命病君谓之谀。[又曰：应言而不言谓之隐，应谏而不谏谓之谀。又曰：君僻臣从谓之逆也。]逆命利君谓之忠。[又曰：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孙卿曰：“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补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逆命病君谓之乱。[又曰：赏无功谓之乱。]君有过失，将危国家，有能尽言于君，用则留，不用则去谓之谏。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诤。能率群下以谏于君，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谓之辅。抗君之命，反君之事，安国之危，除主之辱谓之弼。”[故谏诤、辅、弼者，可谓社稷之臣，明君之所贵也。]《庄子》曰：“莫之顾而进谓之佞。希意导言谓之谄；不择是非而言谓之谈。好言人恶谓之谗。称誉诈伪，以败恶人谓之慝。不择善否，两容颊适，偷拨其所欲谓之险。”古语曰：“以可济否谓之和，好恶不殊谓之同，以贤代贤谓之夺，以不肖代贤谓之伐，缓令急诛谓之暴，取善自与谓之盗，罪不知諐谓之虐，敬不中礼谓之野，禁而不止谓之逆，[又曰：恭不中礼谓之逆。又曰：令而不行谓之障。]禁非立是谓之法，知善不行谓之狂，知恶不改谓之惑。”太公曰：“收取天下珠玉、美女、金银、彩帛谓之残。收暴虐之吏，杀无罪之人，非以法度谓之贼。[《庄子》曰：“析交离亲谓之贼。”孙卿曰：“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苟容以持禄养交，国之贼也。”]贤人不至谓之蔽。忠臣不至谓之塞。色取仁而实远之谓之虚。不以诚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诚事已谓之愚。分于道谓之性[分谓始得为人]。形于一谓之命[受阴阳刚柔之性，故曰形于一也]。凡人函五常之性，而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气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谓之俗。”【译文】内心明白了某种道理，但不借助语言，就不能把这道理表达出来；把某种事物用一定的名称规定下来，但不借助语言，就无法把它与别的事物区分开来。不借助语言表达自己内心的思想，就无法与别人沟通交流；不借助名称来区分事物，就无法显现你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但如推本溯源，并非事物自来就有名号称谓，也并非道理自来就有固定的概念范畴。而要区别事物的本质就必须为它们规定不同的名号称谓；要传达你内心的思想，就必须确立一定的概念范畴。所以才有道、德、仁、义、礼、智、信等等概念范畴。什么是道呢？道，就是人必须遵循的规律。坐在那里时，知道自己将要做什么；出行时知道要往哪里去；办事知道所凭借的条件；行动起来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这就是道[还有一种说法是：道就是人必须遵循的规律，使万物不迷失其必然的法则。]什么是德呢？德就是人所获得的，也能够使别人各得其所就是德。仁就是爱，得到利益，除去祸害，博爱无私就是仁。[又说：仁就是爱心。同情心和怜悯心便能发展为仁。]义就是合宜，明确是与非，肯定与否定的界线就是义。[又说：义就是人所做一切都无不合宜，有善必赏有恶必罚，以此来建立功业就是义。]礼就是人们必须要实行的。或进或退必须有一定的规范，尊卑、长幼、上下、贵贱都要有所差别就是礼。[又说：礼，就是人必须实行的。早起晚睡，为的都是维护君主的统治秩序。或说：褒奖善行，防止过恶就是礼。]智就是人们的知识。用来判断得失、是非等等的能力就是智。信就是人们的承诺，发号施令时，都以最高统帅一人的意志为准则就是信。看到事物的开端，就能预知它的后果，执不变之道应对变化元常、复杂多端、形形色色的具体事物就是术。[还有一种说法：专杀生之大权，能打通堵塞的渠道，有衡量轻重缓急的能力，准确地评论得与失，能使远近，真假无法隐藏地呈现在君主面前就是术。]刘向《说苑》中说：“顺从君主的命令，也确实有利于君主就是顺。[又说：君主命令正确，臣下因而服从就是顺。]顺从君主的命令，却对君主不利就是谀。[又说：该说时不说是隐，该劝阻时不去劝阻就是谀。还说：君主不正确而臣下顺从就是逆。]违背君主的命令，却对君主有利就是忠。[还说：把财物分给别人就是惠，用善来教诲别人就是忠。荀子说：用高尚的德行遮护君主并能感化他，这是最大的忠；用自己的品德弥补君主品德的缺失是次忠；以正确的意见劝谏君主不正确的做法，激怒君主是下忠。]违背君吏的命令而且不利于君主的就是乱。[还说：奖赏没有功绩的人也是乱。]君主有错误，而且即将危胁到国家根本利益，这时能畅所欲言，陈述已见，君主采纳，便留下来继续为官，不采纳便辞职回家，这是谏臣。采纳自己的意见没便罢，不采纳自己的意见，便以死明志，这是净臣。能率领群臣向君主进谏，解除国家的祸患，这是辅臣。违抗君主错误的命令，改变君主的行事，使国家从危难中安定下来，消除了君主的耻辱，这是弼臣。”[所以说谏、诤、辅、弼之臣才是国家的忠臣，明主的财富。]《庄子》说：“什么都不管，一味求进就是佞，观察君主的好恶然后说话就是谄。说话不分别是非一味顺从就是谀。好说别人的坏话就是谗。假装称誉别人，而实际上希望别人倒霉叫慝。不分善恶，两者兼容，都表现出和颜悦色的样子，暗中却盗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叫险。”古语说：“用可行的方法补救不可行的方法就叫和。无论对自己喜欢的还是憎恶的，一概不表示反对意见就叫同。用贤者取代贤者就叫夺。用不贤者取代贤者就叫伐。法令本来宽缓，可是定罪却很苛刻就叫暴。把好的东西都窃为已有就叫盗。自己有罪恶却不知改过就叫虐。态度恭敬却不合于礼数就叫野。有禁令也不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