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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经(全)-21

作者:赵蕤 字数:11733 更新:2023-10-08 19:18:57

这就是墨家的治国之术。[墨家的学说,主要是提倡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以便从根本上使国家富强。]【经文】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为治之本。[慎子曰:“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钩,非以钩策为过人之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夫君任法而不躬为,则怨不生而上下和也。”]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卖兔满市,盗不敢取者,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未定,虽尧舜禹汤,且皆加务而逐之。名分已定,则贫盗不敢取。故尧舜圣人之为法令也,置官也,置吏也,所以定分也。[《尸子》曰:“夫使众者,诏作则迟,分地则速,是何也?无所逃其罪也。言亦有地,不可不分,君臣同地,则臣有所逃其罪矣。故陈绳则木之枉者有罪,审名分则群臣之不审者有罪矣。”]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原悫,而各自治也。”[《尹文子》曰“名定则物不竞,分明则私不行。物不竞,非无心,由名定,故无所措其心;私不行,非无欲,由分明,故无所措其欲。然则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于无心无欲者,在制之有道故也。”]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设其本,臣操其末。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网,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网,用圣人之符,则万物无所逃矣。”[议曰:韩子曰:“人主者,非目若离朱乃为明也,耳若师旷乃为聪也。不任其数而待目以为明,所见者少矣,非不蔽之术也。不因其势,而待耳以为聪,所闻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身居深宫之中,明烛四海之内,而天下不能蔽,不能欺者,何也?匿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孙卿曰:“明职分,序事业,材使官能,莫不治理。如是,则厚德者进,廉节者起,兼听齐明,而百事无留,故天子不视而见,不听而闻,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此操契以责名者也。”《尸子》曰:“明君之立,其貌庄,其心虚,其视不躁,其听不淫,审分应辞,以立于朝,则隐匿疏远,虽有非焉,必不多矣。明君不长耳目,不行间谍,不强闻见,形至而观,声至而听,事至而应,近者不过则远者理矣,明者不失则微者敬矣。此万物无所逃也。”]动者摇,静者安,名自名也,事自定也。[议曰:《尸子》曰:“治水潦者,禹也;播五谷者,后稷也;听讼折衷者,皋陶也;舜无为也,而为天下父母。”此则名自名也。太公谓文王曰:“天有常形,人有常生,与天人共其生者,而天下静矣。”此则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因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尹文子》曰:“因贤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无用,使不得用。用与不用,各得其用,奚患物之乱也?”《尸子》曰:“听朝之道,使人有分。有大善者,必问其孰进之,有大过者,必问其孰任之,而行罚赏焉。且以观贤不肖也,明分则不弊,正名则不虚。贤则贵之,不肖则贱之。贤不肖,忠不忠,以道观之,犹白黑也。”]昔者尧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则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乱。是以圣人贵名之正也。”[议曰:夫暗主以非贤为贤,不忠为忠,非法为法,以名之不正也。]李斯书曰:“韩子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夫轻罪且督,而况有重罪乎?故人弗敢犯矣。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商君之法,皆令为什伍,而相司牧犯禁,相连于不告奸者,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妻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呆,无功者虽富无芬华。务于耕战。此商君之法也。]此商鞅、申、韩之术也。[桓范曰:“夫商鞅申韩之徒,贵尚谲诈,务行苛刻。废礼义之教,任刑名之数,不师古,始败俗伤化。此则伊尹、周公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国强乓,守法持术,有可取焉。逮至汉兴,有宁成、郅都之辈,仿商、韩之治,专以杀伐残暴为能,顺人主之意,希旨之行,要时趋利,敢行败祸,此又商、韩之罪人也。然其抑强族,抚孤弱,清己禁奸,背私立公,亦有取焉。至于晚代之所谓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门之势,废百姓之务,趋人间之事,决烦理务,临时苟辩,使官无谴负之累,不省下人之冤,复是申、韩、宁、郅之罪人也。”]【译文】商鞅说:“法令是人的生命,治理天下的根本。”[慎到说:“统治者舍弃法律,想用自己的道德理想来治理天下,结果受赏的人虽然感到很得当,但其欲望是无穷无尽的;受罚的既使也感到很得当,但总是希望无休止的减轻自己的罪行。国君如果舍弃法律,只凭自己的主观揣度来量刑,怨恨就会萌生。因此,分马的人采用抽签的办法,分田的人采用抓阄的办法,这并不是说抽签、抓阄比人的智慧高明,而是因为这样做可以排除私心,堵塞怨恨。所以治国要用法制而不能靠个人的主观意愿。这样,人们就不会产生怨恨,举国上下就会和睦相处。”]一只兔子在前面跑,后面可能有一百个人追逐,不是一只兔子可分为百份,而是这只兔子属于谁的名分还没有确定,因而谁都可以据为己有。卖兔子的满街都是,盗贼不敢去拿,那是因为这些兔子属于谁的名分已定。所以,名分未定,就是尧、舜、禹、汤也都可能去追逐,名分一定,就是再穷的盗贼也不敢去拿。圣人制定法令,安置官吏,实际上就是在定名分。[尸子说:“发动民众,圣旨已下还迟迟不见行动,如果是分地,动作则非常迅速。为什么呢?因为无可推脱。由言语形成的名分,也象分地一样,不能不分清职责权限,国君如果和大臣分担同样的职权,那么大臣们就有推脱罪责的机会了,就象用墨斗划线,校正弯曲的本头,木头无法投机取巧一样,一考查名分,大臣们如有失职而又想隐瞒的,就是有罪的。”]名分确定以后就是骗子也会变得贞洁守信,就是大盗也会变得诚实不欺,他们自觉地安分守己。”[尹文子说:“名分定,万物不争;职责明,私欲不行。人不争,不是因为无心争,而是因为名分已定,所以争也是白用心;私欲不行,并不是没有欲求,而是职责已明,所以有欲望也不管用。然而私心、私欲人人都有,能使人无私无欲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制止私心私欲的方法得当。”]申不害说:“君如身,臣如手,君设置根本,臣操持常务。作为人君,就是要拿法律公文来核查人臣,看看是否名实相符。名分就好象是大地之网,圣人之符。张网持符,天卜万物就无可逃遁了。[韩非子说:“人主的眼睛不象离朱那样明亮,耳朵不象师旷那样敏锐,如果不借别人的眼睛和耳朵去看去听,只等自己耳目聪明后才去观察、聆听,那么看到听到的东西就太有限了。这可不是使自己不被蒙蔽欺骗的办法啊!明君是让整个天下为自己去听去看的人,他虽身处深宫,却能明察四海,举国上下既不能隐瞒他,也不能欺骗他,这是什么原因呢?只因为隐瞒之罪重,举报之赏厚。”荀子说:“职责明确,事业有序,材尽其用,官尽其能,天下就没有得不到治理的。如果这样,品德好的人就会更加上进,廉洁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加上善于倾听各方面的意见,那么就会事事清楚,无所遗漏。一个国家的领袖之所以能够做到不看而能看见,不听而能听见,不思考而能知道,不行动而能使事业成功,岿然不动而能使天下顺从他的意志,就是因为牢牢抓住了名分这个法宝。”尸子说:“明君要想确保自己的权势,就应当形象端庄,心境空灵,目视九州而不烦,眼观红尘而不淫,文武百官的职权了然于心,与人言谈对应得体。如果能达到这种境界,那么他就能端立于朝堂之上,纵然有所隐瞒遗漏,疏远忽略,也一定不会太多。明君无须使用耳目或间谍去侦察刺探,也不勉强去听去看。有物则观,有声则听,事至则应,身边的事情不让轻易溜过,远处的事情也能得到妥善处理。贤明的人才不让流失,微贱的人就会对他毕恭毕敬。这就是万事万物都不能逃脱他的控制之奥秘。”]让该动的去运动,让该静的去安静,各负其责,事有归着。整个国家就会显得井然有序。[尸子说:”治理水患的是大禹;播种五谷的是后稷;掌管刑罚的是皋陶。舜虽然没去具体办什么事情,然而他却是全国臣民的父母。”这就是‘名自名’的意思。姜太公对周文王说:“天有固定的形象,人有固定的生存,能与上天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天下才会太平安定。”这就是‘事自定’意思。]因此有道之君要用名分来纠正一切不合名分的现象,并实事求是地确定名分。[尹文子说:“因为贤能的人有用,人君便不得不用他们;因为愚昧的人没用,所以人君不能使用他们。用与不用,各得其所,又何必担心天下大乱呢?”尸子说:“上朝议事,国君听了朝臣们的启奏后,使每个人各负其责,分工理事。发现有特别好的大臣,一定要问清是准举荐的;有重大过失的,一定要问清是谁任用的。然后决定赏罚,并用这种办法来考察优劣,使该负其责的大臣不敢徇私舞弊,文武百官就不会徒有其名。优秀的就会受到尊重,失职的就会受到蔑视。好与坏,忠与奸,用这一办法来鉴别,就犹如白和黑一样分明了。”]从前尧治理天下,就是以名分来处理政务的,因为名分正,所以天下大治;桀治理天下,也是以名分来处理政务,然而因为名不正,所以天下大乱。因此,圣人对名的正与不正是看得很重的。”[昏君以不贤为贤,以不忠为忠,以非法为法,就是因为名分不正。]李斯在给秦二世的书中说:“韩非先生认为:‘慈爱的母亲养出败家的儿子,而严励的主人没有强悍的奴仆,’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能不能实行严厉的惩罚。商鞅变法,对在路上随便倒垃圾的都处以刑罚。随便倒垃圾是小罪,而判刑却是重罚。轻罪且要严惩,更何况重罪呢?所以人人不敢犯法。现在如果不致力于设法使人不犯法,而去学慈母娇惯败家子的做法,这就太不理解圣贤的理论了。”[商鞅规定以伍家为‘伍’,十家为‘什’,一家犯法,九家举告,不告发者连坐有罪。同时明确尊卑、爵位、等级,贵族所拥有的田宅、奴婢、衣服等都依照爵位高低而定。使有军功的感到荣耀,无军功的虽富有也没有光彩。注重农事、战事,这就是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商鞅、申不害和韩非子的治国之术有如上述。[桓范说:“商、申、韩这些人,看重人的狡诈智谋,因而推行法制特别苛刻。废除礼义的教化,用刑名律法统治天下,不师法古人的仁政,致使全国普遍的伤风败俗。因此说,他们是伊尹、周公的罪人。然而他们使人君尊贵,臣子卑下,富国强兵,信守法度,坚持法制,在这些方面还是可取的。到了汉朝,又有宁成、郅都之类的酷吏,效仿商、韩,专门以残暴的杀戳、惩罚为能事,迎合人君的旨意,趋势赴炎,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肆无忌惮地干尽了败坏朝纲、祸害百姓的事情,这又是商、韩的罪人了。然而酷吏在抑制豪强望族,抚慰孤独贫弱,自身清正廉洁,使各级官吏出于畏惧奉公守法、一心为公方面,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到了后来世人所谓的能人,就都是一些执法犯法,仰仗权势,不为老百姓办事,只想徇私舞弊,临到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又敷衍了事,玩忽职守,做官不必担心受遣责处罚,根本不体察同情老百姓的冤枉,这就又是申、韩、宁、郅的罪人了。”]【经文】由是观之,故知治天下者,有王霸焉,有黄老焉,有孔墨焉,有申商焉,此所以异也,虽经纬殊制,救弊不同,然康济群生,皆有以矣。今议者或引长代之法,诘救弊之言[议曰:救弊为夏人尚忠,殷人尚敬,周人尚文者];或引帝王之风,讥霸者之政,不论时变,而务以饰说。故是非之论,纷然作矣。言伪而辩,顺非而泽,此罪人也。故君子禁之。【译文】综上所述,治国之法多种多样,有王霸、黄老、孔墨、申商之术,他们之间不但有区别,而巨理论根源也不一样,纠正前代政制流弊的方式电不同,然而他们都有振兴国家、普济众生的愿望。如今,有的人或者援引施行比较悠久的制度,非难今人拨乱反正的改革观念[所谓救蔽是指夏人崇尚忠诚,商人崇尚尊敬,周人崇尚文教礼乐];有的人以前代帝王的礼乐之风,讥讽成就霸业的政治措施,不顾时代的变迁,而用所谓不变之法、不易之理来为自己的学说辨护。因此,对变革赞同与反对的意见,纷纷出笼。措词虚伪,还要诡辨,附会荒谬的观点,仿佛也能自圆其说。凡此种种,都是历史的罪人啊!因此,有道德有头脑的人要起来制止这种做法。【按语】我们的先人二千多年反复强调的一个领导艺术的核心问题就是:因事制宜,以变应变。这一问题现在已被西方管理学发展为一种学说,称之为“权变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因事制宜就是权变的灵魂。本篇“适变”所论术的正是这一问题。“法宜其事则理,事适其务故有功。”——就是对权变理论的最简明的概括。实际上,权变理论无论对国家领导人还是企业管理者,都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原则,因为任何组织——国家也好,公司也罢,都是一个开放系统,由于各种因素间相互关系的动态特性,实际上不可能存在某种能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地域的管理方法和模式。因而,管理要随组织所处的内外环境条件和形势的变化而随机应变,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领导和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任何开放系统,因其变量受组织内外环境自变量的制约。因此,作为一个领导者,在任何一个新形势下,他都必须尽量考虑到各种有关的变动因素来选择不同的领导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领导艺术是一种生动活泼、丰富多采的处事技能。不同层次、不同行业的领导者,往往表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和技巧。就是在同一个人身上,由于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其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必须随之改变。在动态的领导过程中,领导艺术的发挥集中于领导人对情境的控制和影响上,从这个意义上讲,领导艺术就是权变控制的艺术。正论十六百家争鸣,各有道理,也各有弊端,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就相异。只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得到真实客观的结论。【经文】[议曰:“反经”、“是非”、“适变”三篇,虽博辩利害,然其弊流遁漫,羡无所归。故作“正论”以质之。]【译文】[“反经”、“是非”、“适变”三篇论文虽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论证,陈述了各家各派学说的利弊,然而不足之处是对某些问题元暇顾及,有的阐述也比较散漫,使人有无所适从之感。因此作这篇“正论”作为补充,以使论述进一步充实完善。]【经文】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导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司马谈曰:“《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是非,故长于理人也。”]故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也。[子夏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太史公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虽殊,其合德一也。”晋时王政陵迟,南阳鲁褒著《钱神论》,吴郡蔡洪作《孤愤》。前史以为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之谓也。]【译文】孔子说:“《礼记》、《诗经》、《乐经》、《尚书》、《周易》和《春秋》这六种文史著作虽然内容不同,但其教育人民、讲求政治的目的却是一致的。《礼》可以用来规范人的行为,《乐》可以培养平和纯洁的心志,《书》用来指导为人处事,《诗》用来表达情意,《易》用来预测神奇的变化,《春秋》用来明辨道义。”[司马谈说:“《周易》是阐明天地、阴阳、四时与五行之原理的,所以以变化见长;《礼记》是阐述伦理道德的,所以注重于行为;《尚书》记叙的是尧舜禹三代的事迹,故以政治见长;《诗经》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故长于风土民情;《乐经》论述音乐,因而以和谐为主题;《春秋》辨正是非,因此以说理明心见长。”]所以说,到了一个国家,很容易感觉出这个国家是用什么来教化民众的。如果民风纯朴敦厚,这是《诗》教的结果;民众通达事理,有远见卓识,是《书》教的结果;心胸大度,平易善良,是《乐》教的结果;心志纯洁,见识精微,是《易》教的结果;恭敬俭朴,谦逊庄重,是《礼》教的结果;善于言辞,言简义赅,是《春秋》教化的结果。因此,失去《诗》教,人则愚昧;失去《书》教,则多诬陷不实之言;失去《乐》教,浮奢淫逸;失去《易》教,民众则狡猾邪恶;失去《礼》教,社会风气则浮躁不安;失去《春秋》的教导,朝野秩序混乱。民风温和敦厚而不愚昧,这是由于深受《诗经》薰陶教育的结果。[子夏说:“不同的声调艺术化之后,就是音乐。盛世的音乐安祥而和乐,由此可以推知这个国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乱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政治则乖戾异常;亡国之音悲伦而忧思,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定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没有比《诗》更切近了。”太史公说:“《诗·大雅》说的是王公大人的事情,但其旨意却在于用德性来教化百姓,《诗·小雅》是通过讥刺小我的利弊得失,而使它的内在含义影响上层统治者。它们所说的内容虽然不同,但它们合乎仁德的宗旨却是一致的。”晋时王政衰微,南阳的鲁褒写了《钱神论》,吴郡的蔡洪写了《孤愤》。从前的史书认为‘乱世之音怨而怒,其政乖’,这些著作正好说明了这一点。]【经文】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也《书》著帝王之道,典谟训诰誓命之文,三千之徒并受其义也]。广博易良而不奢,财深于《乐》也。[《乐》书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其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心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相通。官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音不乱,则无沾滞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臣坏;角乱则忧,其人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音皆乱则诬佚相陵,谓之慢。如此,国灭亡无日矣。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快意,所以动荡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闻宫音者,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者,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者,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徵音者,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者,使人整齐而好礼。夫礼由外入,乐自内出。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故君子终日言而邪僻无由入也。”班固曰:“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人心,其感人也深。故先王著其教焉。夫人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故纤微憔悴之音作,而民思忧;阐谐慢易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奋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正诚之音作,而民肃静;宽裕顺和之音作,而民慈爱;流僻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乱。先王耻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导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足以感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吕氏春秋》曰:“亡国戮人,非无乐也,其乐不乐。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舞也。乱世之乐,有似于此。”范晔曰:“夫钟鼓,非乐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孝之主,而养不可废。夫存器而亡本,乐之失也。调气而和声,乐之盛也。崇养以伤,行孝之累也。行孝以致养,孝之大也。”议曰:东方角主仁;南方徵主礼;中央宫主信;西方商主义;北方羽主智。此常理也。今太史公以为:徵动心而和正智,羽动肾而和正礼。则以徵主智,羽主礼,与旧例乖殊。故非未学所能详也。]【译文】民众如果既通达事理,有远见卓识,诚实正直,这是对《书》教深切领会的结果[《书》阐述帝王的治世之道,其中都典谟、训诰、誓命之类的文章,孔子的三千弟子都很精通其中的教义]。心胸大度、平易善良而不骄奢淫逸,这是对《乐》教领会深刻的结果。[《乐经》说:“大凡乐音都是由于人心有所感而发。感情萌动于内心,就表现为声音,声音组成一定的曲调后就是音乐。盛世的音乐安祥而和乐,由此可以推知这个国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乱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政治则乖戾异常;亡国之音悲怆而忧思,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定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音乐往往和政治的兴衰有着很密切的联系。五音中的宫调低沉稳建,就象统领天下的君王;商调比较刚正坚实,就象分管政务的文武百官;角调柔和适中,就象人民大众;徵调细腻轻扬,就象纷繁的事务;羽调轻松高昂,就象宇宙万物。如果这五种音调谐和统一,就没有滞涩杂乱的音调出现。如果宫音散乱,则流于荒漫,说明国君骄纵;商音散乱,则流于邪僻,说明臣子败坏;角音混乱,则流于抑郁,说明民众怨忿;徵音散乱,则流于哀怨,说明人民过分勤苦;羽音散乱,则流于危亡,说明财物匮乏。如果五音全部混乱失调,相互干扰抵触,这叫轻漫,那么国家的灭亡大概就没有几天了。上古圣明的国君提倡音乐的本意,并不是为使自己赏心快意,满足感官的享受,而是希望借此激荡血脉,振奋精神,从而和谐调整人心。五音与人的情xingxi息相通。宫音与脾与信,宫音与肺与义,角音与肝与仁,徵音与心与礼,羽音与肾与智一一对应,当五音发起时,会与其相应的五脏发生感应,并对信、义、仁、礼、智发生作用,从而对人的思想情绪给予调和与净化。所以听到宫音,会使人心情温柔舒畅,胸襟开阔;听到商音,会使人刚正不阿,向往正义;听到角音,会使人恻隐怜悯,待人温和;听到徵音,会使人乐善好施,宽厚爱人;听到羽音,会使人庄严穆,彬彬有礼。礼是对外在行为的约束,进而深入心里去调和情志;音乐则是由于内心情志的感应,进而向外扩展来影响人的行为举止。所以圣明的君王一定要人耳听雅正和颂赞的音乐,目睹庄严肃穆的礼仪,走路仪表恭敬,言谈不离仁义。所以君子即便整天不停地讲话,然而邪僻不正的思想感情永远没有机会污染他的心灵。”班固说:“音乐,是圣人所喜欢的。音乐可以使人心地善良,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所以古代的帝王都很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人有血气心智的情性,可是哀乐喜怒却没有常规。人受到音乐的感染,心有所动,就要通过情感流露出来。因此,当轻柔伤感的音乐发起时,听众就会悲伤忧愁;当平和舒缓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感到安乐康泰;当粗犷猛烈的音乐响时,听众就会有刚强坚毅的反应;当率真坦诚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向庄严肃穆;当宽裕祥和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显出慈爱的情态;当放纵邪辟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受到淫荡骚乱的诱惑。古代的君王为淫荡的音乐而感到耻辱,所以制作了雅正、赞颂的音乐让人听。他们依据人的情性,遵循节律,以礼仪为其内容,注入蓬勃的生气,以伦理纲常的内涵来引导听众,不使阳刚之气任性发泄,不使阴柔之气郁积不散,使阴阳刚柔和畅而交融而后再用中正平和的乐音表现出来。这样,就能感召激发善心,而不使邪淫之情毒化人们的心灵。这就是先王创立音乐的根本出发点。”《吕氏春秋》说:“国家灭亡或是行刑杀人,并不是没有音乐,然而这种音乐不会使人快乐。快要淹死的人,可能也会发出笑声;被判罪的人,也可能要唱歌;发狂的人,也会舞蹈。乱世的音乐,和这三种人的歌舞很有点相似之处。”范晔说:“钟鼓不是音乐的本质,但是乐器离不了钟鼓;猪牛羊不是用以表示孝敬的主要东西,然而瞻养双亲却不能没有它们。只看重乐器的重要性而忘记了音乐的根本目的,音乐就失去了意义。用和谐的韵律来协调内心的气质,这才是音乐的盛事。因为崇尚瞻养老人而伤害了双亲,反而是受了不能正确理解孝道的拖累。履行孝道而又能合理抚养老人,这才是最大的孝。”东方、角音与仁、南方、徵音与礼,中央、宫音与信,西方、商音与义,北方、羽音与智——各各相应,这是乐理之常识。司马迁却认为徵音与心、智相应,羽音与肾、礼相应。这与旧例不符。这不是未流学者所能参详的。]【经文】洁净精徵而不贱,则深于《易》也[《易》之精徵,爱恶相攻,远近相取,则不能容人近相害之]。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也。[太史公曰:“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人也。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佚,救其凋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适宜,物有节文。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遂备三归。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悦入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决’,而况中庸以下,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必正名,于卫所居不合。岂不哀哉!”班固曰:“人涵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哀有哭踊之节,乐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诚,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乱,而争斗之犹烦;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众;朝聘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侵凌之渐起。故孔子曰:‘安上治人,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译文】心志纯洁,见识精微而不邪恶,这是对《周易》深刻领会的结果[《周易》奥妙精微,爱与恶此进彼退,从遥远与近身的天地万物都有所吸取,不让人过于亲近以致互相伤害]。恭敬俭朴,谦逊庄重而不浮躁,这是对《礼》教领会深刻的结果。[太史公说:“我曾到过秦代掌管礼仪的大行官署,在那里考察了夏、商、周三代礼制的相沿变革,才真正明白了自古以来依据人情制定礼法,必须依照人性规定各种行为规范。人情道理千头万绪,要把这些事情安排好,就需要有规矩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用仁义道德诱导人们上进向善,用刑罚规范约束邪恶行为,由此使德行高尚者地位尊贵,使爵禄厚重者蒙受恩宠。用这些手段来统一天下,治理万民。人们的身体既然喜欢乘坐车马,那就在车身和车辕上涂绘金色纹饰;既然眼睛喜欢缤纷的五色,就在衣服上制作了各种不同的图案和花纹来美化仪容;既然耳朵喜欢美妙动听的声音,就调和金石丝竹来振奋人的精神;口舌喜欢品尝多种美味,就制作了形形色色的美味佳肴;人之常情是都喜欢珍奇美物,于是就打磨圭璧玉器来满足人们好奇的心理。古代贤王祭天所用的大车,只铺一块不收边的席子;上朝的服饰也不过是鹿皮做的王冕,白色质料的衣裳;欣赏音乐,乐器也不过是朱红丝弦和低部有孔的瑟而已;祭祀的祭品,也只是没有调料的肉汤和水酒而已。其用意在于防止淫佚奢侈,补救由于过分奢华而造成的弊病。因此上至朝廷君臣的尊卑贵贱的秩序,下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事事都有分寸,物物都有节制,这就是礼教维系社会秩序的功效。自从周王室衰微之后,礼乐制度都被废弃破坏,君臣上下,无不超越了自身应有的限度。譬如管仲的家,富贵可与诸侯相比,娶了三姓之女。循规蹈矩,坚守止道的人常受欺侮,奢华腐败、僭越礼制的却被认为是显贵荣耀。拿子夏来说,他是孔子最优秀的弟子,尚且还说‘当我在外面看到社会上的繁华瑰丽时,心里很喜欢,可当我回来听了先生的教导,心里也很高兴,这两种不同的感受,常在我心里交战,可又往往无法取舍判断。’子夏尚且如此,何况那些中等品质以卜的人,受不良教化的影响,能不被腐化的社会风气征服吗?孔子说:‘必须端正名分。’可是他在卫国与当权者的主张格格不入。岂不令人悲痛!”班固说:“人吸收了天地间的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的情感,先天而成的人性不能节制,圣人能找到办法加以节制,可是圣人不能灭绝人性。效法自然规律制定礼乐制度,目的就是为了通神明,立人伦,修正人的情性,节制人事使之恰当适中。人性有男女之情,有生来的妒嫉,因而制定婚姻的礼仪来规范它;有交接之道和长幼之序,因而制订宴饮的礼仪;有哀悼死者、思念远方亲人的人之常情,因而制订丧礼和祭祀;有尊重长者、效忠国君之心,因而制定朝拜觐见的礼制。悲痛时有哭泣顿足的节奏,高兴时有载歌载舞的举动,使雅正之人能名符其实,邪僻之人防止失常。因此说,婚姻的礼法废弃了,夫妇关系就有苦难,犯淫乱罪的人就会增加;宴饮的礼仪废弃了,长幼之序就会混乱,争斗的事件就会频繁;丧礼、祭祀的礼仪废弃了,骨肉之情就会淡薄,不热爱生活的人就会大量出现;朝拜礼聘的规矩废弃了,君臣的地位就会颠倒,犯上作乱的事件就会发生。所以孔子说:‘安定朝纲,治理天下,没有比礼制更好的了;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所谓以谦恭礼让治理天下,指的就是礼乐啊!’”]【经文】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也。[壶遂曰:“昔孔子何为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曰:‘由周道衰微,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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