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经（全）-20

民的游侠，自己给自己立下济世救人、一诺千金的行为准则，行侠仗义的英名传颂四方。所以，每当善良正直的人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而他们也不惜为之舍身赴难，这不是和人们所称颂的圣贤豪杰一样吗？即便是乡间村俚的普通侠义之士，同季次、原宪这样的贤德之士比较起来，就其对当今社会的作用而言，也不是能同日而语的。所以侠义之士在信义和功德方面的意义，怎么可以轻视呢！”[反方：]班因在《汉书》中却反对司马迁的这一看法，他说：“天子和诸候建立国家，从卿、大夫到老百姓，自上而下，都要有等级差别。因此，人们才驯顺地忠心敬上，基层的人也不敢有非分之想。孔子说：‘天子统治有道，天下太平，那么国家的政权就不会落在士大夫手中。’百官各有其职，守法听令，以尽其职责，越权被诛，侵犯受罚。这样才会上下和顺，把事情治理好。周王室衰微时，礼乐制度和征伐叛逆的决策权落在了诸候手里。齐桓公、晋文公之后，大夫掌握了国家大权，臣僚替天子发号施令。这种衰败的情况到了战国时代，又是合纵，又是连横，诸侯各国竞相用强权和武力征伐称霸。于是各国的公子——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都借着王公的势力，收罗游侠，使(又鸟)鸣狗盗之类的事屡屡发生，老百姓不得安宁，而他们却受到了各国君主的礼遇。赵国的丞相虞卿抛弃国家的利益去救他的患难之交魏齐；信陵君魏无忌窃取虎符假传国王的命令，让朱亥用锥杀死了将军晋鄙，夺取军权，去为平原君赵胜解救被包围的赵国。他们就是用这种欺上瞒下的方式得到诸候的器重，因此而扬名天下。人们在慷慨激昂地谈论起大侠来的时候，都把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春申君推崇为首领。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背弃国家、结党营私的局面，而忠守职责，为国效力的大义就被破坏了。等到汉代统一天下后，实行无为宽松的国策；这种不良风气没有得到彻底纠正。魏其候窦婴和武安候田蚡这些人，在京城中互相竞争谁家的死士更强；郭解、剧孟之类，在街头巷尾横冲直闯，骚扰民众，他们的势力可以达到郡县城乡，公侯王子对他们都得卑躬屈膝。许多老百姓把他们当作大英雄，对他们羡慕不已。这些人即便是身犯国法，铛锒入狱，还自以为能扬名后世，有如季布、子路或李牧一类的勇士，死而无悔。曾子说：‘国王丧失治理天下的总则，那么人民就会长时间的妻离子散。’如果不是明智的国上当政，向全国人民讲清好坏的标准，然后用礼法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人们哪里会知道国家禁止的是什么，从而走上正道呢？古代的正确看法是：对于象尧、舜和文王，春秋五霸就是罪人，而六国是五霸的罪人，以此类推，信陵君等四豪就是六国的罪人。何况象郭解这一类游侠，以一个卑微的匹夫，窃取了生杀大权，他们的罪过，纵然是杀头都太客气了！”【经文】[是曰：]《尸子》曰：“人臣者，以进贤为功；人主者，以用贤为功也。”《史记》曰：“鲍叔举管仲，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之能知人也。”[非曰：]苏建常责大将军青曰：“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士大夫无称焉。愿观古今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尝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其为将如此。[议曰：]此一是一非，皆经史自相违者。]【译文】[正方：]《尸子》说：“人臣以推荐贤者为有功；人主以任用贤者为有功。”《史记）说：“鲍叔牙举荐管仲；天下人很少赞美管仲，而是称赞鲍叔牙有知人的才能。”[反方：]苏建经常责备大将军卫青：“你自高自大，使得天下的贤士大夫都不称颂你，希望你象古今名将那样招揽、选拔德才兼备的人。”大将军卫青抱歉地说：“自从魏其候、武安候大宴宾客，招贤纳士以后，天子曾对此非常愤怒。亲近士大夫，招揽贤士，罢黜不肖之人，那是人主的权力；做为人臣，只要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就可以了，何必要去招贤纳士呢？”卫青做为汉武帝的大将军，终生都是这么做的。[以上所列举的一正一反的命题，都是从经史典籍中摘录出来的自相矛盾的立论。]【经文】班固云：“昔王道既微，诸候力政，时君事主，好恶殊方，是以诸家之术，蜂起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令诸候。其言虽殊，譬犹火水相灭，亦能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事虽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此之谓也。【译文】班固说：“从前王道衰微，诸候各国竟相巩固自己的政权，由于当时各国的君主好恶不同，因而使诸子百家的学说蜂拥而起。他们各执己见，大力宣扬自己的理论观点，并且到处游说，争取让诸候采纳。他们的学说虽然各不相同，但就象水与火的关系一样，相灭而又相生。仁和义，敬与和，虽然相反，然而它们却都相辅相成。”《周易》说：“天下人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而达到共同目标的途径却有各种各样；天下的真理是同一的，而人们思考、推究真理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却是千差万别的。”《周易》所说的正是这个意思。适变十五时代在变，所以治国方针也要变。即使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治国方略也得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变化。【经文】昔先王当时而立法度，临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理，事适其务故有功。今时移而法不变，务易而事以古，是则法与时诡，而事与务易，是以法立而时益乱，务无而事益废。此圣人之理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当时而立功，在难而能免。[秦孝公用卫鞅。鞅欲变法，孝公恐天下议己，疑之。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智之虑者，必见教于人，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人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人，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人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因人而教，不劳而功成。缘法而理，吏习而人安。”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常人安于习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贽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修礼无邪。”卫鞅又曰：“治代不一道，便国不法故。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遂变法也。]由是言之，故知若人者，各固其时而建功立德焉。[孟子曰：“虽有磁基，不如遇时；虽有智慧，不如逢代。”范蠡曰：“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语》曰：“圣人修备以待时也。”]何以知其然耶？桓子曰：“三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义，五伯用权智。”[说曰：无制令刑罚谓之皇，有制令，无刑罚谓之义；赏善诛恶，朝诸候，朝事，谓之王；兴兵众，立约盟，以信义矫代谓之伯。文子曰：“帝者，贵其德也；王者，尚其义也；霸者，迫于理也。道狭然后任智，德薄然后任刑，明浅然后任察。”议曰：夫建国立功，其政不同也如此。]五帝以上久远，经传无事，唯王霸二盛之类，以定古今之理焉。[秦汉居帝王之位，所行者霸事也。故以为德之次。]【译文】从前先王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建立政治制度，根据当时的任务制定政策，制度和政策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任务相符合，国家才能治理好，事业才会有成绩。形势和任务变了，制度和政策还要死搬已经过时的那一套，使制度与时代、任务与政策脱节，这样一来，即使有好的制度和法规，也是劳而无功，徒增混乱。所以圣人治国，一不法古，二不贪图一时之宜。因时变法，只求实效。这样，遇到烦难也容易解决。[秦孝公既用卫鞅，想要变法，又怕天下议论自己。卫鞅说：“疑惑不决的行为没有名声，疑惑不决的事情没有功绩。且有高于常人的行为，本容易为俗世所反对。有独特见识的计谋，必为人民所低毁。愚笨的人，仍不明已完成的事情；聪明的人，却能预见未来的事情。行事的开始，不可与人民共谋，而只可与他们共享事业成功的快乐。能谈论至德要道的人，不与世俗合流；能建立伟大功业的人，不与众人共谋。因此圣人只要可以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效法旧制度；只要可以便利人民，就不必遵循古礼教。”孝公说：“很好！”甘龙说：“不对！圣人是不改变民俗来教化的，聪明的人是不改变旧法来治国的。能依照民俗来教化的，不费力就能成功；能依照旧法来统治的，官吏习惯而人民安适。”卫鞅说：“甘龙所说的，是世俗之言。常人苟安于旧世俗，学者拘泥于旧见闻。以这两种人来做官和守法都还可以，但却不可以用以议论旧法以外的新事物了。三代不同礼教，而各治天下，五霸不同法律，而各成霸业。聪明的人能制作新法，愚笨的人却受制于旧法。聪明的人能变更礼教，不聪明的人就要被礼教拘束。”杜挚说：“新法利益不及旧法百倍就不变法，新器功用不及旧器十倍就不换器。”卫鞅说：“治世不是只用一种方法，利国不必效法古制度，所以商渴、周武不遵循古制度而能统治天下，夏桀、商纣不革新礼教而亡国。反对古制度不一定应该受非议，遵循古礼教也不值得多夸奖。孝公说：“鞅说得很好！”于是决定了变法。]由此可见，象商鞅这些人，都明白要想建功立业，富国强兵，必须顺应时代，跟上时代。否则只能被时代淘汰。[孟子说：“既使有肥沃的土地，也不如按季节种庄稼；既使有智慧，也不如赶上好时代。”范蠡说：“节令不到，就不能强迫禾苗生长；事情不经过研究，不能强求成功。”《论语》说：“圣人平时就把一切都准备好，只等待时机的到来。”]怎么知道这样做才是正确的呢？桓范说：“三皇（神农、女娲、伏羲）时代的特征是以道治理天下，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是用德化育天下，三王（大禹、后稷、文王）用仁义教导人民，春秋五霸却用权术和智谋制服别的国家。”[不用制度法令和刑罚就能统治的是三皇；有制度法令而没有刑罚的是五帝；赏善诛恶，分封诸候协助天子管理国事，定期到朝廷讨论国家大事，是三王；发动战争，订立盟约，用信义来使天下人服从指挥，取代天子称霸天下的就是五霸。文子说：“三皇最可贵的是在于天然地有道德；三王崇尚的是仁义；而霸者却不得不用理论、法则进行统治。大道淡薄后，统治者只好动用智谋；缺乏德行后，就只好加强法制；情况不明的统治者就只能动用间谍侦探了。”建立统治一个国家，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差别就是如此之大。]五帝以前的事已太久远，经传上也没有记载，唯有“王道”和“霸道”盛传于今，只好用它们的利弊得失作为我们讨论古往今来治国的经验教训了。[秦汉两朝的帝王所推行的是“霸道”，所以不能把他们的仁德放在主要的地位上来讨论。]【经文】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论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匹妇蚕之，年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亩之田，数口之家，耕稼修理，可以无饥矣。(又鸟)豚狗彘之畜，不失其时，老者可以食肉矣。夫上无贪欲之求，下无奢淫之人，藉税省少而徭役不繁，其仕者，食禄而已不与人争利焉。是以产业均而贫富不能相悬也。”]然后教以礼仪。[故明王审已正统，慎乃在位。官室舆服不逾礼制，九女正序于内，三公分职于外。制井田以齐之，设诸候以牧之，使饶不溢侈，少不匮乏，然后申以辟雍之化，示以揖让之容，是以和气四塞，祸乱不生，此圣王之教也。]而威以刑诛，使知好恶去就。[虞帝先命禹平水土，后稷播植百谷，契班五教，皋陶修刑，故天下太平也。]是故大化四凑，天下安乐，此王者之术。[王者，父天母地，调和阴阳，顺四时而理五行，养黎元而育群生，故王之为言往也。盖言其惠泽，优游善养润天下，天下归往之，故日王也。]【译文】王道的统治，是先铲除祸害人民的社会恶势力，让人民丰衣足食。[《论语》说：“五亩大小的宅第，种上桑树，养上蚕，一个女子养蚕，就可以供五十人穿衣了。数口之家耕种百亩之田，就不会挨饿了。饲养六畜，老人也可以吃到肉了。上层的官吏不贪求，下层的民众不奢侈，苛捐杂税少，徭役也不繁重，当官的只不过是拿薪水罢了，不要去与老百姓争夺利益。这样一来，各行各业收入均衡，贫富也就不会差距太大了。”经济状况得到保证后，就应该进行文明礼貌。伦理道德的教育了。[因此英明的国王经常反省自己是否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谨慎地巩固统治地位。宫室舆服不超过规定，三宫六院主内，三公主外。按井田制统筹农事，让诸候来协助管理民众，丰收时不骄奢，欠收时也不感到匮乏，然后设立学校推行教育，为人民大众做出谦恭礼让的榜样，这就可以使得上下左右和睦相处，祸乱不生，这就是三王治理国民的办法。]然后建立法规、刑罚来树立国威，让人民群众分清善恶，明白自己前途之所在。[比如虞舜的时代，就首先命令大禹去治理河流，然后又让后稷去播种百谷，让契分管教化，让皋陶制订刑法，因而天下太平。]由此可见，最伟大的盛世，是通过多种因素，举国上下同心协力，从而使普天之下一片安乐平和的景象，这就是王者的治国艺术。[王的职责是以天为父，以地为母，调和阴阳，顺应四季的变化，使金、木、水、火、土五行合理消长，教养百姓，哺育众生，所以王的含意就是万民向往。总而言之，做为一国之王，他的恩泽浩荡，惠养四方，天下人民争相投向他的怀抱，因此才称之为王。]【经文】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夫霸君亦为人除难兴利以富国强兵，或承衰乱之后，或兴兵征伐。皆未得，遵法度，申文理，度代而制，因时施宜，以从便善之计，而务在于立功也。]此霸者之术。[王道纯而任德，霸道驳而任法。此优劣之差也。]【译文】成就伟大霸业的国王，能做到君尊臣卑，权力在霸主一人手里，政策法令由专门的机构制定，赏罚、法令严明，百官各司其职，有法必依。[霸主也能为人民除害谋利以富国强兵，或者是在一个朝代衰亡之后，兴兵讨伐叛乱。如果做不到这两点的话，也要遵循法度，宣传文教，根据情况制定有效的制度，因时制宜，从方便、有利出发，目的主要是为了建立功勋，成就霸业。]这就是霸主的治国之术。[如果是真正的王道，就会用仁德来统治，而霸道则驳杂无序且以法治为主。这就是二者优劣和差别之所在。]【经文】《道德经》曰：“我无为而人自化。”《文子》曰：“所谓无为者，非谓引之不来，推之不往，谓其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也。”[故曰：“智而好问者圣；勇而好问者胜。乘众人之智，即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即无不胜也。故圣人举事，未尝不因其资而用也。]故曰：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舲舟，泛江湖。伊尹，贤相也，而不能与胡人骑原马，服騊駼。孔、墨，博通也，而不能与山居者入棒薄，出险阻。由是观之，人智于物，浅矣，而欲以昭海内，存万物，不因道理之数，而专己之能，则其穷不远。故智不足以为理，勇不足以为强，明矣，然而君人者，在庙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也。[《吕氏春秋》曰：“是天无形而万物以成，大圣无事而千宫尽能，此谓不教之教，无言之诏也。”]【译文】《道德经》说：“我无为，人民就会自我教育。”《文子》上说：“所谓无为，并不是就叫他不来，推他不走，什么事也不做，整天坐着不动。无为就是指按规律办事，借助一定的条件去夺取成功，也就是说，一切都要顺其自然。”[所以说，既有才智，又善于向人请教就是圣明；既勇敢，又善于向人请教就是优胜。能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什么重任都能完成；利用群众的力量就没有不可战胜的困难。因此圣人办事，无不发挥各方面的优势，并善于合理利用它们。]商汤和周武王虽是圣主，却不能和越人一起乘游艇，泛江湖；伊尹是贤相，却不能和胡人一道骑野马驰骋；孔、墨虽然都是博学的通人，却不能象山里人那样钻山入林。由此可见，人的智能是有限的，如果想眼观四海，胸怀天下，不掌握真理，仅凭自己有限的本领，就打不破时空的局限。一人的智慧，不能穷尽全部真理；一人的勇敢，不能无敌于天下。这是很明显的道理。然而，作为国家的领袖，坐在高堂之上，就能对天下形势了如指掌，其奥妙就在于他能因此知彼，因人知人，把别人的优势变成自己的优势。[《吕氏春秋》说：“大没有固定的形状，然而有了它万物才能生成，伟大的圣人不是事事都亲自动手，而是使所有的官员各尽其能，发挥作用。这就叫没有教导的教导，没有说出来的圣旨。”]【经文】夫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万物归之，而莫之使。至精之感，弗召自来。待目而昭见，待言而使令，其于理难矣。[《文子》曰：“三月婴儿，未知利害，而慈母之忧喻焉者，情也。”故曰：言之用者小，不言之用者大。又曰：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动化者也。施而信，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诚为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为之也。]皋陶喑而为大理，天下无虐刑；师旷瞽而为大宰，晋国无乱政。[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不言之令，不视之见，圣人所以为师，此黄老之术也。[ 《文子》曰：“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道，犹金石一调，不可更事，犹琴瑟每调，终而改调。故法制礼乐者，理之具也，非所以为理也。”昔曹参相齐，其治要用黄老术，齐国安集。及代萧何为汉相，参去，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少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由是观之，秦人极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狱繁。此其弊也。《经》曰：“我无为而人自化；我好静而人自正。”参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扰其末也。太史公曰：“参为汉相，清静寡欲，言合道义。然百姓离秦之酷扰，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议曰：黄老之风，盖帝道也。]【译文】天下万物都自觉向往冬天的太阳，夏天的阴凉，并没有什么人让它们这样做啊！可是在精诚的感召下，万物都不叫自来。如果都等目光的示意，号令的指挥，它们才这样做，这在道理上很难讲得通。[文子说：“刚满三个月的婴儿是不懂利害的，然而仁慈的母亲对婴儿还是要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忧虑之情溢于言表，这是因为至情使然。”所以说语言的作用是不足称道的，语言后面的至情才是真正值得赞美的。文子还说：“不说话就能使人相信，不施惠就仁爱，不发怒就威严，这是大自然的自在精神。施惠才能做到仁爱，说话才能让人相信，发怒才能让人感到威严，这是内心真实情感的作用。施惠也做不到仁爱，说话也不能让人相信，发怒也不能让人害怕，这是由于装样子要人看的缘故。”]皋陶虽然是个哑巴，但他作为大禹的最高法官时，天下没有酷刑；师旷是个瞎子，但他作了宰相后，晋国没有乱政。[庄子说：“天地有伟大的美德，四季有严格的界线，万物有各自的规律，但它们都不说话。圣人无力，更高的圣人寂然不动，他们都在效法大自然的规律啊！”]象这样不言语就发出了命令，不观望就无所不见，就是圣人所要师法的。这就是黄老治国之术的理论根源。[文子说：“圣人所师法的是‘道’，按照‘道’去行动叫‘事道’。就好比金石只有一个音调，这是永远不能改变的，遵循‘道’做事，就象琴瑟都各自有调，一曲终了必须改变调韵一样。所以说法度和礼乐，都是治国的手段，而不是‘道’的本体。”从前曹参在齐国当丞相的时候，他就是运用黄老清静无为的治国之术，使齐国安定繁荣。等到代替萧何当汉相，要离开齐国时，嘱咐接任他的齐国宰相说：“我要把齐国的司法大权托附给你，希望你谨慎从事，不要过于频繁地去骚扰犯人。”那位接任的齐相说：“治理国家的事难道没有比这些再大的了吗？”曹参说：“不能这么讲。刑律、监狱这类法治工作，几乎包括其它方面的所有事情。如果过分频繁地骚扰犯人，叫那些作奸犯科的人何处容身呢？假如他们真的走投元路，社会的问题只会更多，更糟糕。所以我把法治一向放在第一位。”由此看来，秦国的法律过于严酷，才导致了全国人民的奋起反抗。汉武帝刑法森严，因此制造了许多冤案。这就是法治的蔽端。《道德经》说：“我无为，人民就自我教育；我宁静，人民就自觉自愿的走正道。”曹参想用黄老之道作为他治国的根本，而不动用其它举措来干扰根本dafa。太史公说，“曹参作为汉朝的宰相，清静寡欲，为政合乎黄老之道。当老百姓终于摆脱离了秦国的残暴统治后，曹参给了他们修养生息的机会。做到了无为而，所以人民大众才都称赞他的美德。”黄老的无为而治，实际上就是五帝的治国之道。]【经文】孔子闲居，谓曾参曰：“昔者明王年修七教，外行三王。七教修而可以守，三至行而可以征。明王之守也，则必折冲千里之外；其征也，还师衽席之上。”曾子曰：“敢问‘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敬齿则上益悌，上乐施则下益亮，上亲贤则下择交，上好德则下无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知节，此之谓七教也。”[七教者，治之本也。教定则本正矣。凡上者，人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也？]昔明王之治人也，必裂土而封之，分属而理之。使有司月省而时考之，进贤，退不肖。[然则贤良者悦，不肖者惧矣。]哀鳏寡，养孤独，恤贫穷，诱孝弟，选才能，此七者修，则四海之内无刑人矣。上之亲下也，如腹心，则下之亲上也，如幼子之于慈母矣。其于信也，如四时，而人信之也，如寒暑之必验。故视远若迩，非道迩也，见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动而威，用利不施而亲，此之谓“明王之守，折冲千里之外者也”。[议云：昔管子谓齐桓公曰：“君欲霸，举大事，则必从其本矣。夫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缓其刑，举事以时，则人安矣。”此谓修本而霸王也。]曾子曰：“何谓‘三至’？”孔子曰：“至礼不让，而天下理；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之人和。”何则？昔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实，既知其实，然后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谓“至礼不让而天下治”。固天下之禄，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谓“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如此，则天下之明誉兴焉，此谓之“至乐无声而天下之人和”。[故曰：所谓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亲；所谓天下之至智者，能用天下之至和；所谓天下之至明者，能举天下之至贤也。]故仁者莫大于爱人，智者莫大于知贤，政者莫大于能官。有德之君，修此三者，则四海之内，供命而已矣。此之谓“折冲千里之外”。[夫明王之征，必以道之所废，诛其君，改其政，吊其人，而不夺其财矣。]故曰：明王之征，犹时雨之降，至则悦矣。此之谓“还师衽席之上”[言安而无忧也。]故扬雄曰：“六经之埋，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此孔氏之术也。[议曰：孔氏之训，务德行义，盖王道也。]【译文】孔子闲居，对曾参说：“从前，英明的帝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做到了，就可以使内政得以巩固，有备无患；三至做到了，才可对外征伐。明主的防守，对千里之外的敌军都有冲击力量；一旦率军出击，必将心定理得地凯旋而归。”曾子问：“先生，什么是‘七教’啊？”孔子说：“‘七教’是指执政的人要做好以下七点：一是尊敬老人，臣民才会对老人更加孝顺；二是尊重年长的人，臣民才会对年长的人更加敬爱；三是乐善好施，臣民才会光明磊落；四是亲近贤人，全国人民才会选择有道德的人接交；五是好德，臣民就没有隐瞒；六是厌恶贪婪，民众才会耻于争名夺利；七是提倡谦让，臣民才会有节操。”[七教是执政的根本原则。教育路线明确，根本路线才能走上正道。执政者是人民的表率，表率正还有什么事不能纠正呢？]从前英明的帝王治理天下，必须划分土地给诸候，让他们分别有所归属，分别治理。然后让有关主管部门按月检查，按时考核，推存贤德之人；辞退掉不良之辈[这样做，能人就会高兴，不良之辈就会感到畏惧]；同情抚恤鳏寡；抚养孤儿；救济贫穷；奖勉孝顺父母、敬重兄长的行为；选拔人才——这七项工作做好了，四海之内就不会有犯法的人了，君王爱臣民如同腹心，臣民爱君王才会象幼儿爱慈母；君王守信如同一年四季一样准确无误，人民之守信才会如同寒署一样灵验，所以君王能视远若近，并非是事物就在近处，而是因为英明的德性。所以兵革未动就显出威力，不施利害就使人亲近，这就是明君防御可以对‘千里之外的敌军具有冲击力量’的原因。[从前管子对齐桓公说：“你想称霸，成就大业，那就必须从根本上做起。齐国的老百姓就是你的根本。人民担心挨饿，也怕赋税太重，死亡和刑法过于严酷，人们非常担心国家动不动举办各种活动而劳民伤财。你要减轻赋税，放宽刑律，只在必要的时候举办活动，只有这样才会人心安定。这就是从根本上成就霸业的意思。”]曾子又问：“什么是‘二至’呢？”孔子说：“至礼而不廉让，则天下大治；至赏而不浪费，则士人喜悦；至乐而无声息，则举国相和。”为什么这样说呢？以前英明的帝王对全国的名士全都知道。既知其名，也知其实。然后才把权力和地位授予他们，使他们受到世人的尊敬，这就叫“至礼不让而天下治”。用利益和奉禄使天下的士人富有，这就叫“至赏不费而士人悦”。这样一来，光荣的美誉就因此而得以宏扬，这就叫“至乐无声而天下和”。[因此说，所谓天下最伟大的仁者，就是能够用天下人民至亲至爱的情感团结全国人民的人；所谓天下最伟大的英明，就是能够起用全国最有德才的人。]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仁者的最高原则是爱人，智者的最高原则是知贤，执政者的最高原则就是善于使用官吏。有德之君如果能搞好这三项工作，那么举国上下都会服从指挥命令，人人奋勇向前。这就是“对千里之外的敌军具有冲击力量”的意思。[明君之所以要发动征讨，是因为天道要废弃昏君，借他之手铲除之，变更其政权，但对其灭亡要表示哀悼。也不剥夺其家产。]所以明君的征讨就好象及时雨，在哪里降落，无不受到欢迎。这就叫心安理得地凯旋而归。所以杨雄说：“六经的道理，贵在社会尚未动乱就及时加以治理；军队还没有出动就已经取得了胜利。”这就是儒家的治国之术。[孔子追求仁义道德，所推崇的实际上是三王的治国之道。]【经文】墨子曰：“古之人未知为宫室，就陵阜而居，穴而处，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高足以避润湿，边足以圉风寒。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不以为观乐也。故天下之人，财用可得而足也。当今之王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敛于百姓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而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难理也。为宫室不可不节。[议曰：此节宫室者。]古之人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暖，夏则不轻而清。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圣人作，诲妇人。以为人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足以为轻暖，夏则絺绤，足以为轻清，谨此则止，非以荣耳目，观于人也。是以其人用俭约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当今之王，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必厚敛于百姓，以为文彩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由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也。是以其人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夫以奢侈之君，御淫僻之人，欲国无乱，不可得也。为衣服不可不节。”[议曰：此节衣服也。]此墨翟之术也。[议曰：墨家之议，去奢节用，盖强本道。]【译文】墨子说：“古人还不知道建造宫室，只是在山陵高地的岩洞居处，到了三王的时代才开始建造宫室。其办法是选择高地以避潮湿雨水，选择边地抵御风寒，墙高只要能够无碍男女之大防就可以了，所以非常简陋，不足以观赏。因此，那时人民都感到财用充足。现在的王侯，所造的宫室就大不相同了。他们向老百姓横征暴敛来建造宫室台榭，是为了看起来宏伟壮观，用各种颜色刻镂彩画，左右上下竟相效仿，结果财用匮乏。难以抵御凶年饥荒，无法赈济孤寡贫民。同家的贫困到了难以治理的地步。因此建造宫室不能不讲求节约。“古人不知道做衣服，那时候披兽皮，挂草叶，冬天穿的笨重但暖和，夏天挂的轻便却清爽。三王觉得这样不中意。于是就教妇女制作衣裳。冬天用丝制成棉衣，既轻又暖和，夏天用麻布做纱衣，既轻又凉爽——仅此而已。那时穿衣不是为了使自己美丽，让他人观看。所以，当时人们生活节俭，易于管理。当时的帝王生活很简朴，很容易奉养。现在国王的服饰可就不同了，他们对老百姓大加搜刮，以便制作华美飘逸的服装，用黄金铸制带钩，用美玉制作玉佩。他们穿衣服不是为了身体的需要，更是为了美观好看。上行下效，因此人们变得越来越淫逸邪僻，越来越无法管理。国君奢侈腐化，不听忠言。以奢侈腐化的君主来统治淫逸邪僻的臣民，要想国家不乱，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制作衣服也不可不节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