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　-20

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重大胜利(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国人民志愿军负责人的指示。　　我志愿军协同人民军从九月十八日开始对全线敌军的战术性的反击作战，在一个月内，歼灭和击伤敌军三万人以上，获得重大胜利，中央和军委向你们及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自从去年七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作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地超过去年七月以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而我军的损失则大为减少，其中人员损失，单就志愿军来说，从去年七月以来的十五个月中，比较以前的八个月，平均每月减少三分之二以上。这种情况，就是依靠阵地实行上述作战方法的结果。而在九月十八日开始的这一段期间内，则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全线性，所以特别值得重视。　　现当志愿军出国作战两周年之际，希望你们总结经验，更加提高组织性，提高战术和节省弹药，更加亲密地团结朝鲜同志和朝鲜人民，在今后的作战中取得更大的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70-71页）返回目录　　--------------------------------------------------------------------------------　　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这件事，应当唤起我们各级领导机关的注意。　　我党在“三反”中基本上解决了中央、大行政区、省市和专区四级许多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和浪费两个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许多领导者和被领导的机关人员相脱离的这一部分官僚主义的问题；但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为远一点的下情，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虽然对于这些坏人坏事有一些了解，但是熟视无睹，不引起义愤，不感觉问题的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则在许多地区、许多方面和许多部门，还是基本上没有解决。即如处理人民来信一事，据报有的省人民政府就积压了七万多件没有处理，省以下各级党政组织积压了多少人民来信，则我们还不知道，可以想象是不少的。这些人民来信大都是有问题要求我们给他们解决的，其中许多是控告干部无法无天的罪行而应当迅速处理的。　　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就我们党政组织的领导任务和领导方法来说，这是交代工作任务与交代政策界限、交代工作作风没有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即没有和工作任务一道，同时将政策界限和工作作风反复地指示给中下级干部的问题。这是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对县、区、乡三级干部没有审查，或者审查工作做得不好的问题。这是对县、区、乡三级尚未开展整党工作，尚未在整党中开展反命令主义和清除违法乱纪分子的斗争的问题。这是在我们专区以上的高级机关工作人员中至今还存在着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和不关心基层组织情况这样一种官僚主义，尚未向它开展斗争和加以肃清的问题。如果我们的领导任务有所加强，我们的领导方法有所改进，则危害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可以逐步减少，就可以使我们的许多党政组织较早地远离国民党作风。而混在我们党政组织中的许多坏人就可以早日清除，目前存在的许多坏事就可以早日消灭。　　因此请你们在一九五三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但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了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我们相信，各地这种典型的好人好事是一定不少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72-74页）返回目录　　--------------------------------------------------------------------------------　　批判大汉族主义(一九五三年三月十六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有些地方民族关系很不正常。此种情形，对于共产党人说来，是不能容忍的。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必须立刻着手改正这一方面的错误。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都要派出懂民族政策、对于仍然被歧视受痛苦的少数民族同胞怀抱着满腔同情心的同志，率领访问团，前往访问，认真调查研究，帮助当地党政组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走马看花的访问。　　根据不少材料看来，中央认为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大都存在着尚未解决的问题，有些是很严重的问题。表面上看来平静无事，实际上问题很严重。二三年来在各地所发现的问题，都证明大汉族主义几乎到处存在。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时机进行教育，坚决克服党内和人民中的大汉族主义，那是很危险的。在许多地方的党内和人民中，在民族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的残余的问题，而是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问题，即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着这些同志和人民而尚未获得马克思主义教育、尚未学好中央民族政策的问题，故须进行认真的教育，以期一步一步地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应在报纸上根据事实，多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判，教育党员和人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75--76页）返回目录　　--------------------------------------------------------------------------------　　解决“五多”问题(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一)我们党政组织在农村工作中存在一些严重地脱离农民群众、损害农民及其积极分子的利益的问题，即所谓“五多”问题。“五多”，就是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这些问题，很久就存在了，中央曾对其中有些问题有过指示，要求各级党委予以重视和解决，但是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其原因，是没有将整个问题系统地提出来，尤其重要的是没有在中央、大区、省(市)、专区和县这五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展开反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因为区、乡的“五多”，基本上不是从区、乡产生的，而是从上面产生的，是因为在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所引起的，有些则是过去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的产物，未加改变，遗留至今的。因此，必须在一九五三年内，在执行中央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着重地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并将那些过去需要而现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办法加以改变，方能解决这个问题。今后各级领导机关在规定任务的问题上，在召集会议和调人集训的问题上，在发出公文表册和向下级要报告的问题上，在规定区、乡组织形式的问题上以及在使用乡村积极分子的问题上，都要由县以上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按照实际可行的情况，加以适当的规定，有些则要由中央作出统一的规定。过去由各级党、政、民组织的许多工作部门，各自独立地向下级分派任务，随便召集下级人员和农村积极分子开会或训练，滥发公文表册和向下级或农村随便要报告等项不良制度和不良办法，必须坚决废止，而代之以有领导的、统一的和适合情况的制度和办法。至于在农村中每个乡存在着几十种委员会以及积极分子兼职太多，均属妨碍生产，脱离群众，也应坚决地但是有步骤地加以改变。　　(二)中央一级党、政、民组织有关各部门，中央分别责成中央组织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其所属财经、文教、政法三个委员会的主管同志负责，对于过去引起“五多”问题的各事项迅速加以清理，并规定适当的制度和办法，向中央作报告。　　(三)各大区和省市，由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及各该级行政机关主管同志负责，对于“五多”问题加以清理，规定自己的解决办法，并报告中央。为达此项目的，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仿照西北局的办法，派出一个专为了解“五多”问题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一二个区、乡(在城市是检查一二个区、街)的情况，以为解决问题的参考材料。　　(四)专区级和县级的“五多”问题，由省委负责指导解决之。　　(五)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的。凡足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目前我国的农业，基本上还是使用旧式工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这和苏联使用机器的集体化的农业，大不相同。因此，我国在目前过渡时期，在农业方面，除国营农场外，还不可能施行统一的有计划的生产，不能对农民施以过多的干涉，还只能用价格政策以及必要和可行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去指导农业生产，并使之和工业相协调而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之中。超过这种限度的所谓农业“计划”、所谓农村中的“任务”是必然行不通的，而且必然要引起农民的反对，使我党脱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这是非常危险的。所谓区、乡工作中的“五多”问题，其中有很大的成分就是这种过多地干涉农民的表现(另一部分成分是因为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的需要而产生和遗留下来的)，已经引起农民的不满，必须加以改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77--79页）返回目录　　--------------------------------------------------------------------------------　　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杨尚昆的两次书面批评。　　一　　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二　　（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　　（二）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80页）返回目录　　--------------------------------------------------------------------------------　　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在讲话中，毛泽东同志批判了刘少奇等人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右倾机会主义观点。　　党在过渡时期[1]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 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　　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　　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逐步者，共分十五年，一年又有十二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　　注释　　（1）这里所说的“过渡时期”，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基本完成这一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义改造。这个过渡时期和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及以后所说的过渡时期，含义不同，后者是指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史时期。（《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81-82页）返回目录　　--------------------------------------------------------------------------------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的谈话。　　青年团对党闹独立性的问题早已过去了。现在的问题是缺乏团的独立工作，而不是闹独立性。　　青年团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但在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当中，要有自己的独立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一九五二年我同团中央的同志谈话，出了两个题目要团中央研究，一个是党如何领导团的工作，一个是团如何做工作。两个题目，都包含了如何照顾青年的特点。各地方党委反映，对青年团的工作是满意的，满意就在配合了党的中心工作。现在要来个不满意，就是说青年团的工作还没有适合青年的特点，搞些独立的活动。党和团的领导机关，都要学会领导团的工作，善于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照顾青年特点，组织和教育广大青年群众。　　青年团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方面的革命工作，作出了很大成绩。无论工厂、农村、军队、学校的革命事业，没有青年就不能胜利。中国青年是很有纪律的，他们完成了党所交给的各项任务。现在朝鲜议和，土地改革结束，国内工作的重点正在转到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就要学习。青年团要学会领导青年，和成年人一道，在农村把农业搞好，在城市把工业搞好，在学校把学习搞好，在机关把工作做好，在军队把国防军练好，成为现代化军队。　　十四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青年比成年人更需要学习，要学会成年人已经学会了的许多东西。但是，他们的学习和工作的负担都不能过重。尤其是十四岁到十八岁的青年，劳动强度不能同成年人一样。青年人就是要多玩一点，要多娱乐一点，要跳跳蹦蹦，不然他们就不高兴。以后还要恋爱、结婚。这些都和成年人不同。　　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　　一、祝贺他们身体好；二、祝贺他们学习好；三、祝贺他们工作好。　　我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现在是八小时，实际上只有六七小时，普遍感到睡不够。因为知识青年容易神经衰弱，他们往往睡不着，醒不来。一定要规定九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青年们要睡好，教师也要睡足。　　革命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就是大家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过于疲劳。现在要保证大家身体好，保证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干部都要身体好。当然，身体好并不一定学习好，学习要有一些办法。　　现在初中学生上课的时间也多了一些，可以考虑适当减少。积极分子开会太多，也应当减少。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娱乐、休息、睡眠，这两方面要充分兼顾。工农兵青年们，是在工作中学习，工作学习和娱乐休息睡眠两方面也要充分兼顾。　　两头都要抓紧，学习工作要抓紧，睡眠休息娱乐也要抓紧。过去只抓紧了一头，另一头抓不紧或者没有抓。现在要搞些娱乐，要有时间，有设备，这一头也要来个抓紧。党中央已经决定减少会议次数和学习时间，你们要监督执行。有什么人不执行，就要质问他们。　　总之，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有些领导同志只要青年工作，不照顾青年的身体，你们就用这句话顶他们一下。理由很充分，就是为了保护青年一代更好地成长。我们这一代吃了亏，大人不照顾孩子。大人吃饭有桌子，小人没有。娃娃在家里没有发言权，哭了就是一巴掌。现在新中国要把方针改一改，要为青少年设想。　　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太少，这行吗?自然不能统统按年龄，还要按能力。团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单，三十岁以下的原来只有九个，现在经过党中央讨论，增加到六十几个，也只占四分之一多一点。三十岁以上的还占差不多四分之三，有的同志还说少了。我说不少。六十几个青年人是否都十分称职，有的同志说没有把握。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绝大多数是会胜任的。个别人可能不称职，也不用怕，以后可以改选掉。这样做，基本方向是不会错的。青年人不比我们弱。老年人有经验，当然强，但生理机能在逐渐退化，眼睛耳朵不那么灵了，手脚也不如青年敏捷。这是自然规律。要说服那些不赞成的同志。　　青年团要照顾青年的特点，要有自己的系统的工作，同时又要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并不是什么新发明，老早就有了的，马克思主义历来就是这么讲的。这是从实际出发。青年就是青年，不然，何必要搞青年团呢？青年人和成年人不同，女青年和男青年也不同，不照顾这些特点，就会脱离群众。你们现在有九百万团员，如果不注意青年的特点，也许就只有一百万拥护你们，八百万不拥护你们。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多数，同时注意先进青年。这样，可能有些先进分子不过瘾，他们要求对全体团员都严一些。这就不那么适当，要说服他们。团章草案规定的义务多了，权利少了，要放宽一点，使多数人能跟上去。重点要放在多数，不要只看到少数。　　你们的团章草案规定，四个月不参加组织生活就算自动脱团，这太严了。党章还规定六个月，你们也规定六个月不行吗?办不到的事，或者只有一百万人能办到，八百万人办不到的，都不要在团章上规定。原则性要灵活执行。应当是那样，实际是这样，中间有个距离。有些法律条文要真正实行，也还得几年。比如婚姻法的许多条文，是带着纲领性的，要彻底实行至少要三个五年计划。“不要背后乱讲”这一条，原则上是对的，但是不必写在团章上。反对自由主义是长期的，党内自由主义也还不少。不准人家在背后骂一句话，事实上办不到。不要把框子搞得太小，主要是敌我界限要分明。　　威信是逐渐建立的。过去军队里面有人编歌谣骂人，我们不禁也不查，军队还是没有垮。我们只抓住一些大的，比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队伍就慢慢上了轨道。群众对领导者真正佩服，要靠在革命实践中了解。真正了解，才能相信。现在团中央威信已经相当高。有些人还不佩服，慢慢会佩服的。小伙子刚上台，威信不高， 不要着急， 不受点批评不挨点骂是不可能的。有“小广播”，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只要民主生活充分，当面揭了疮疤，让人家“小广播”，他还会说没时间，要休息了。但是问题总是会有的，不要以为一下都能解决，今天有，将来还会有。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十五年。一年一小步，五年一大步，三个大步就差不多了。基本上完成，不等于全部完成。讲基本上完成，是谨慎的讲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谨慎一点好。　　中国农业现在大部分是个体经济，要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要坚持自愿原则。不去发展，就会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右倾。搞猛了也不行，那是“左”倾。要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我们历来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也不打只有准备但无把握之仗。过去打蒋介石，开始有些人犯主观主义错误，后来经过整风，反掉了主观主义，就打了胜仗。现在是打社会主义之仗，要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青年团如何执行这个总任务，你们应当按照青年的特点，作出适当的规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83-87页）返回目录　　--------------------------------------------------------------------------------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一九五三年七月九日）　　*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一个文件上的批语。　　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88页）返回目录　　--------------------------------------------------------------------------------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九五三年八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审阅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结论时所作的重要批示。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 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89页）返回目录　　--------------------------------------------------------------------------------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周总理的结论也作得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在“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党内有两种性质的错误。一种是一般性的错误，如“五多”，大家都可能犯，什么时候都可能犯。“五多”的错误也可以变成“五少”的错误。另一种是原则性的错误，如资本主义倾向。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问题。　　“三反”“五反”运动，是对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很大打击。但是，当时仅仅给了贪污浪费这方面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基本打击，而对在路线问题上反映出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并没有解决。这种资产阶级思想，不仅财经工作中有，而且政法、文教和其他工作中也有，中央同志中和地方同志中都有。　　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从去年十二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开始，到这次会议，都给了严肃的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　　过渡时期，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还是向资本主义发展？按照党的总路线，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要经过相当长期的斗争的。新税制的错误跟张子善[1]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的问题。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就思想状况来说，党内有三种人：有的同志是坚定的，没有动摇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有一部分同志，基本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夹杂着一些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少数人是不好的，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对薄一波错误思想的批判中，有人说，薄一波的错误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是不妥当的。主要应当批判他有利于资本主义， 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 这样的批判才是对的。我们说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在党内的反映，那是在和资产阶级决裂时期发生的。在和资产阶级合作的三个时期，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目前这个时期，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了党内一部分人，他们动摇了。薄一波的错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犯的。　　薄一波的错误，并不是孤立的，不仅在中央有，在大区和省市两级也有。各大区和省市要开一次会，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这次会议的结论，检查自己的工作，借以教育干部。　　最近，我去武汉、南京走了一趟，知道了很多情况，很有益处。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还要出外走走。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有的东西，地方上已经制成成品，中央领导机关就可以在全国加以推广。比如老“三反”和新“三反”[2]，都是地方上先搞的。中央各部乱发指示。本来中央各部发出的东西，应当是上品，现在是次品，并且有大量产品根本没有使用价值，大批报废。大区和省市的领导机关，是制造思想产品的地方工厂，也要出上品。　　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我们依靠谁？是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依靠资产阶级？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早已讲清楚了：“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决议还说，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上，必须确定：国营工业生产第一，私营工业生产第二，手工业生产第三。重点是工业，工业中的重点是重工业，这是国营的。在我国目前的五种经济成份中，国营经济是领导成份。资本主义工商业要逐渐引向国家资本主义。　　二中全会决议讲，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不注意这一点，薄一波就是代表。我们的重点必须放在发展生产上，但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二者必须兼顾。福利不可不谋，不可多谋，不谋不行。现在，不顾人民生活，不顾人民死活的干部还不少。贵州有一个团曾经占了农民的大量田地，这是严重侵犯人民利益的行为。不顾人民生活是不对的，但是重点还是要放在生产建设上。　　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二中全会也讲得很清楚。决议上说，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从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不能任其泛滥。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限制和反限制，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现在，新税制讲“公私一律平等”，这就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份的路线。　　关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二中全会决议分明说：“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使得我们的合作社运动的推广和发展大感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上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这是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决议，但是相当多的同志不注意，当作新闻，其实是旧闻。薄一波写了《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他说：个体农民经过互助合作到集体化的道路，“是一种完全的空想，因为目前的互助组是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它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到集体农场，更不能经由这样的道路在全体规模上使农业集体化。”这是违反党的决议的。　　现在有两种统一战线，两种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这是基础。一种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农民是劳动者，不是剥削者，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长期的。但是，工人阶级和农民是有矛盾的。我们应当按照自愿的原则，把农民由个体所有制逐步引导到集体所有制。将来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这都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　　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就是薄一波。他的错误，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宣传新税制的社论，资产阶级拍掌，薄一波高兴了。关于新税制，他事先征求了资产阶级的意见，和资产阶级订了君子协定，却没有向中央报告。当时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不赞成，轻工业部也不满意。财经贸易系统的一百一十万干部和职工，绝大多数是好的，有少数人是不好的。这些不好的人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应当清除；一部分是犯错误的革命者，包括党员和非党工作人员，应当用批评教育的方法来改造他们。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各大区和省市要在适当时机召集有地委书记、专员参加的会议，展开批评讨论，讲清楚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　　我们现在要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也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过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犯过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右的也有“左”的。陈独秀、张国焘是右的，王明是先“左”后右。延安整风的时候，集中反了教条主义，附带反了经验主义，二者都是主观主义。理论与实际不结合，革命就不能胜利。整风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正确的。这次对薄一波实行坚决的彻底的批评，是为了使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进行。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有主观主义。急躁冒进或保守，都是不按实际情况办事，都是主观主义。不反掉主观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不会成功。民主革命时期，对主观主义的错误，用整风的办法解决了，团结了全党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和犯过错误的同志，大家从延安出发，奔赴各个战场，全党一个劲，取得了全国胜利。现在，干部比较成熟了，水平提高了，希望不要用很长的时期，基本上把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反掉，努力使主观与客观相适合。　　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是巩固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我们历来是反对分散主义的。一九四一年二月二日，中央给各中央局、各将领发出指示，规定凡有全国意义的通电、宣言和对内指示，必须事先请示中央。五月间，中央发布了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对外宣传的指示。同年七月一日，在纪念党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中央发布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着重反对分散主义。一九四八年，中央发的反对分散主义的指示更多了。一月七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三月，又发了补充指示。同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作了关于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九月二十日，中央作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一九五三年三月十日，为了避免政府各部门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中央作了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　　集中与分散是经常矛盾的。进城以来，分散主义有发展。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决定，再由政府执行。比如，在天安门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拆除北京城墙这些大问题，就是经中央决定，由政府执行的。次要的问题，可以由政府部门的党组去办，一切问题都由中央包下来就不行。反对分散主义，是最得人心的，因为党内大多数同志是关心集体领导的。对待集体领导的态度，党内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关心集体领导。第二种人不甚关心，认为党委对他最好不管，管也可以。“最好不管”是缺乏党性，“管也可以”是还有党性。我们要抓他“管也可以”，对缺乏党性要说服教育。不然，各部都各搞各的，中央管不了各部，部长管不了司局长，处长管不了科长，谁也管不了谁，于是王国甚多，八百诸侯。第三种人是极少数，他们坚决反对集体领导。认为最好永远不管。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强调要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多数服从少数，这个少数是代表多数的）。有意见请提，破坏党的团结是最没有脸的。只有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保证党的队伍的不可动摇的团结一致。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全国有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最后一点，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　　要坚忍。如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得它相当怕。这对我们建设有利，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锻炼，兵勇、干智。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的县城只剩下一个，但我们并没有退出边区，吃树叶就吃树叶，就是要有一股狠劲。　　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鹅蛋看不起鸡蛋，黑色金属看不起稀有金属，这种看不起人的态度是不科学的。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对兄弟国家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要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对外贸易方面，有些人骄傲，妄自尊大，这是不对的。要在全党特别要在出国人员中进行教育。要苦学苦干，在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那时，我国强大了，也要谦虚，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　　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作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总之，要坚持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　　注释　　（1）张子善，曾担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由于受资产阶级腐蚀，堕落成为大贪污犯，在“三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　　（2）老“三反”，指一九五一年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新“三反”，指一九五三年开展的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90--97页）返回目录　　 y--------------------------------------------------------------------------------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进行了谈话。这是毛泽东同志写的谈话要点。　　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　　(1)过去三年多，做了一些工作，但忙别的去了，用力不多，现在起要多做些工作。　　(2)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　　(3)《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1]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所谓“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此次会议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　　(4)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　　(5)公私合营、全部出原料收产品的加工订货和只收大部产品，是国家资本主义在私营工业方面的三种形式。　　(6)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　　(7)占有大约三百八十万工人、店员的私营工商业，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在国计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私营工商业不仅对国家供给产品，而且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可以为国家训练干部。　　(8)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有一个表:　　所得税 34.5%　　福利费 15%　　公积金 30%　　资方红利 20.5%　　总计 100.0%　　(9)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　　(10)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11)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过去几年中已有很大的进步，相信再有三年至五年，这种进步将更大，所以三年至五年内基本上完成将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是有可能的。国营企业的优胜，则是完成这一任务在物质方面的保证。　　(12)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13)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一个是不谋私利者，一个是还要谋一部分私利者， 等等，这些是不相同的。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就利润分配上说，约占四分之三左右)，因此可以和应当说服工人，和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数量质量，这样对公私、劳资都有利。　　注释　　（1）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98-100页）返回目录　　--------------------------------------------------------------------------------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抗美援朝，经过三年，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　　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靠什么得来的呢？刚才各位先生说，是由于领导的正确。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　　我们同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胜，迫使他们不能不和下来。为什么能够和下来呢？　　第一，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这种形势，去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看出来了。　　作战的双方，都把自己的战线称为铜墙铁壁。在我们这方面，确实是铜墙铁壁。我们的战士和干部机智，勇敢，不怕死。而美国侵略军却怕死，他们的军官也比较呆板，不那么灵活。他们的战线不巩固，并不是铜墙铁壁。　　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二十一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十八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第二，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　　第三，经济方面，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　　这几个原因合起来，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没有这一条，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在朝鲜战争中，敌人伤亡了一百零九万人。当然，我们也付了代价。但是我们的伤亡比原来预料的要少得多，有了坑道以后，伤亡就更少了。我们越打越强。美国人攻不动我们的阵地，相反，他们总是被我们吃掉。　　刚才大家讲到领导这个因素，我说领导是一个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想办法。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我讲一个例子。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行无阻。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后来，地下仓库修起来了，地下礼堂也修起来了，敌人在上面丢炸弹，我们在下面开大会。我们住在北京的一些人，一想到朝鲜战场，就感到相当危险。当然，危险是有的，但只要大家想办法，并不是那么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