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机(1840-1949中国人的另类脸谱-5

民国金融界流传曾流传一则民谣：“子文不文，陈行不行，徐堪不堪，祥熙不祥。”此四人分别是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次长、财政部长。　　1933年，王宠惠出席国际联盟大会。会上，日本代表问：“你是代表南京中央政府呢，还是东北满洲国政府？”王答：“我代表贵国所承认的那个中国政府。” 　　　　冯玉祥因看不惯国民党内部争斗而隐居泰山。日本情报部门头子土肥原贤二数次拜访，冯玉祥根本不予理睬。土肥原也是个固执之人，往往一坐就是数小时。一次，土肥原知道冯生活俭朴，常年以大饼为食，便故意带大饼前往充饥以示同道。冯先让他枯坐了两小时，自己却独自看起书来。又过了两小时，冯对土肥原说：“今日精神不佳，请改日再谈。”即令卫士送客。　　史量才曾言，“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他认为“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有一次蒋介石找史量才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这是枪杆子和笔杆子的一次对话。1934年11月13日下午，沪杭道上，史量才遭暗杀，终年54岁。　　蒋廷黻认为，中国近20年的内乱之罪，与其归之于武人，不如归之于文人。文人在一处不得志，往往群集他处，造出种种是非，尽他们挑拨离间之能事，久而久之，他们的主人翁就打起仗来。　　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1月24日，被杀害。殉难前，吉鸿昌从容走上刑场，以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然后在刑场上慷慨陈词：“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　　1935年,韩复榘视察临沂县，审问一个仇杀案子，唐姓一家民国14年（1925年）被王家杀死6口，民国19年（1930年）唐家复仇，又把王家杀死7口。韩稍知大略，便问唐家：“你家有多少人？”唐家说，有11口。韩略假思索说：“把姓唐全家全部拿下，一律枪毙!”县长一旁说：“主席，王家也杀人了。”韩说：“民国14年我还没来做主席，王家杀人我管不着。民国19年我才做山东主席，唐家敢于乱杀人，那是不成的。”吓得县长没敢做声。此事近于传奇，不知是真是假。　　1935年，东北军一个团长高福源被红军所俘，受到优待，主动要求回去宣传红军抗日主张。高回去后向当时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说明了红军的诚意。经高穿针引线，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城内一座教堂内秘密会面。一夜长谈之后，双方同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张学良当即以私有的2万银元支援红军，随后张又送法币20万。　　张申府早年毕业于北大，初读哲学，后改数学，据说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20世纪30年代，张在清华教逻辑学，课堂上常宣扬反蒋言论，听课的学生很多，座无虚席，场场爆满。有学生赠他一幅漫画，画上是两个人同时举手枪朝张射击，题曰：第三党。张曾在1925年退出中国共产党，后参与邓演达等创建第三党的活动。张说：“说我是第三党，大概是因为我认识邓演达先生吧？可是我要说明，在认识邓先生以前，我早在莫斯科认识了蒋介石，又在柏林认识了朱德，那么，怎么来定我的党派呢？”最后他申明：“我是学哲学的，像苏格拉底一样，从来不怕死。”　　张申府曾指出：“只靠斗，解决不了问题，除非是奋斗。”他奋斗了一生，但晚年遇到“文革”，依然没能够逃脱“被斗”的命运。　　张国焘回忆：“贺龙那时也钦佩中共，认为中共的作法，比他过去做土匪的作风要高明些。他认为做土匪的时候，只有一些铲富济贫，和为穷人打抱不平的简单想法。中共有主义、有政纲，又会组织工农民众，显然有一套完整的办法。”　　鲁迅《算账》：“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　　叶永蓁曾问鲁迅：为何阿Q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却要取个外国名字呢？鲁迅说：“阿Q光头，脑后留一条小辫子，这个Q字不正是他的滑稽形象吗？”　　鲁迅称郭沫若式的革命文学家脚踏两只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当环境较好的时候，就在革命的船上踏得重一点，待到革命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变成纯文学家了。　　1936年春寒料峭，鲁迅为被杀害的青年诗人殷夫的诗集《孩儿塔》作序时，写下了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文字：“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　　川中军阀召开所谓“善后会议”，商讨内战后安靖之策。然拥兵者各为私谋，纷纷不决。书家赵尧生甚为不爽，戏书一联贴在门外，拂袖而去：“‘善’无如之何，‘会’放狗屁； ‘后’来更不了，‘议’个鸡巴。”　　吴佩孚喜欢养鸟，尤其是下野之后，日日以逗鸟自娱。1935年，日本特务头目土肥贤二原登门拜见吴，请其出山。吴托辞不出。土肥原碰了个软钉子，仍不死心，一语双关地说：“笼中之鸟，困于斗室，若不投林，终此一生，岂不悔恨。”吴顺手抓起一只画眉，置于掌上，只见鸟儿呼唤跳跃，终不愿飞开。土肥原见状，深知吴决不肯出山，只得怏怏而退。　　董必武说：“吴佩孚虽然也是个军阀，但他有两点却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关（羽）、岳（飞），他失败时不出洋，不居租界……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他统治过几省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军队，他没有私人积蓄，也没有田产，有清廉名。”　　吴佩孚做五十大寿时，将领和政客们纷纷送厚礼，当时还算其下级的冯玉祥却只送去一坛清水，以示“君子之交淡如水”。　　阎锡山面目复杂，他深谙权术，朝秦暮楚，一生中苦心经营自己的“地盘”，素有“土皇帝”之称。抗日初期，他一方面建立“抗日决死纵队”；一方面又秘密勾结侵华日军，谋求一己私利。他说：“中央军、共产党、日军，我们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一个也不能踩破。”　　冯玉祥最恨部下吸烟。一次到一幕僚房内，闻烟味甚浓，便以八股声调朗声诵曰：“您的屋子，又薰又臭，又臭又薰，既薰且臭，既臭且薰，薰而又臭，臭而又薰，薰薰臭臭，臭臭薰薰，亦薰亦臭，亦臭亦薰。”念毕一言不发而去。　　冯玉祥反蒋失败后居住泰山读书反思数年，1935年下山到南京后，白天走进主席府，却手持点燃的灯笼，见旁边的人惊奇，便连连说：“太黑暗了！太黑暗了！”　　1936年10月，鲁迅致台静农信中说：“我鉴于世故，本拟少管闲事，专事翻译，借以糊口，故本年作文殊不多，继婴大病，槁卧数月，而以前以畏祸隐去之小丑，竟乘风潮，相率出现，乘我危难，大肆攻击，于是倚枕，稍稍报以数鞭，此辈虽猥劣，然实于人心有害，兄殆未见上海文风，近数年来，竟不复尚有人气也。”又在致曹自信中说：“哗啦哗啦大写口号理论的作家，我却觉得他大抵是呆鸟。”此时距鲁去世不足半月，依然一个也不原谅。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当时远在日本的郭沫若曾写过三副挽联，其中一联是：“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 ；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　　孙伏园挽鲁迅联：“踏《莽原》，刈《野草》，《热风》《奔流》，一生《呐喊》；痛《毁灭》，叹《而已》，《十月》《噩耗》，万众《彷徨》。”孙时任《晨报》副刊编辑，鲁的不少作品都是经孙所编辑发表的。此联甚恰。　　胡兰成论鲁迅：“鲁迅的滑稽正是中国平人的壮阔活泼喜悦，比起幽默讽刺，他的是厚意，能调笑。他常把自己装成呆头呆脑，这可爱即在于他的跌宕自喜，很刁。而他却又是非常认真的人，极正大的。鲁迅的毛病是他教育青年之心太切，而他的思想其实很多不对。”　　清末才子陈宝琛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1931年，溥仪瞒着陈宝琛潜往东北。出于对故主的眷恋，陈跟踪而至，但在郑孝胥的排挤下，陈已失势。被逐出东北时，陈泣不成言，只说“愿皇上保重”。1932年伪满成立，陈又前往东北探望溥仪，与友人对酌时作一对联曰：“日暮那堪途更远，中干岂察外犹强。”讽刺日本入侵者。　　1935年，中国最后一个帝师陈宝琛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临终他给溥仪的遗折上写道：“衔悲以入地。”　　1936年，罗家伦选定希特勒的《我之奋斗》为商务印书馆“星期标准书”之一，并作序云：“希特拉之崛起于德国，在近代史上为一大奇迹。”　　1935年冬，施剑翘在天津居士林开枪打死了阴谋策划政变的孙传芳。施剑翘的父亲，山东省第一军军长施从滨于20世纪20年代被孙传芳杀害，枭首示众。剑翘怀着为父报仇的决心，经过多年准备，终于得手。打完三枪后，剑翘自己打电话报警，投案自首。入狱后，经冯玉祥、李烈钧等人多方努力，南京政府迫于社会和舆论对剑翘的同情与支持，对她做出了特赦决定。　　孙传芳是北洋军阀时期的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当时孙中山首倡，袁世凯发扬光大，都说要当人民公仆。孙传芳看了报纸几乎笑破肚皮。孙传芳说那些争当人民公仆的其实都是骗子，他要当就当人民的父母，不当人民的公仆。因为当仆人的没一个好东西，不是拐骗主人的小老婆就是偷主人的钱财，而天下当父母的没有一个不爱自己孩子的。　　有人拿华北的“汉奸三大王”，比做科名里的状元、榜眼、探花：状元是王克敏，榜眼是王揖唐，探花是王荫泰。　　张学良以敢作敢为著称，其做派连戴笠也为之胆怯。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一见戴，就问：“雨农，你们的特务工作是怎么做的？西安这样大的行动，事前竟丝毫没有察觉。”戴回答说：“对副司令我们不敢做特务工作。”　　张学良胸怀坦荡，用人不疑。骑兵团刘桂五是东北军中的神枪手。张学良临潼拘蒋，就是用他打头阵。为了使刘熟悉地形并认识蒋介石，张头一天便带了刘去华清池见蒋。张托词说刘一心想抗日，自己说服不了，请委员长亲加教训。刘后来回忆说，副司令胆子可真大，把我介绍给蒋后，径自去邻室和蒋的左右闲聊，竟不怕我告密！　　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命李烈钧、朱培德、卢仲麟组成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李问张为什么要劫持长官，进行叛变。张愤然回答道：“我过去毅然决定东北易帜服从中央。九一八事变奉命不抵抗，至遭国人唾骂。我国难家仇集一身，所以要求蒋委员长领导抗日，难道抗日也有罪？这次事变的经过，蒋委员长知道得最清楚，请审判长自己去问好了。”　　1937年，竺可桢去香港出席远东气象会议。港督安排晚宴时竟然把中国代表排在末尾。竺可桢认为这是故意损害中国国格，不能容忍，便与另外两名中国代表一起愤然离席以示抗议。　　竺可桢研究物候学，曾引用李白诗《塞下曲》中的“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说明长江黄河流域海拔四千米处不但无夏也无春秋。　　戴望舒代表作《雨巷》为叶圣陶赏识，始发表于《小说月报》。叶称赞其诗“替新诗底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戴由此得“雨巷诗人”雅号。　　辜鸿铭对外国银行无好感，他说：“银行家是晴天把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此语甚恰，曾被收进《英国谚语》。　　唐人卢纶《塞下曲》云：“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华罗庚写诗质疑道：“北方大雪时，群雁早南归。月黑天高处，怎得见雁飞？”但也有学者说：“北塞早雪尚有雁，雪光映天雁可见。”　　苏步青任复旦大学校长时说：“如果允许复旦大学单独招生，我的意见是第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课就不要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　　林语堂在杭州玉泉买了一个铜雀瓦，付款后对摊主说这是假的。摊主严词诘问：“你为什么要买假古董？”林回答：“我就是专门收藏假古董的。”　　1937年5月5日，黄炎培不顾风险，到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看望国民党逮捕的“七君子”（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沙千里、史良、李公朴、王造时），不仅与他们合影，还赋诗一首：“锁铜烟尘白日昏，端阳风雨叩圜门。长城万里梅千树，随意挥毫见国魂。”　　对于议政，周作人说：“有话未必可说，说了未必有效，何况未必有话。”　　鲁迅熟知其弟周作人的“日本情结”，在逝世前叫三弟周建人转告他：“遇到此等重大问题时，亦不可过于后退。”1932年回北京省亲时，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道：“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但大哥担心的事情最后还是发生了。　　周作人在《谈虎集?北沟沿通信》中写道：“我是不相信群众的，群众就只是暴君和顺民的平均罢了。”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曾多次引用《东山谈苑》一典：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在晚年他更是对杜牧的“忍过事堪喜”激赏不已，并多次表示“寿则多辱”，“即使长命，在四十八岁内死，最为得体”。　　1938年，已经随校南迁的叶公超回到北平，敦促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和周作人两位到昆明。周作人说：“在北平如果每月有二百元就可以维持生活了，不必南行了。”他还讲到举家南迁的种种困难，说“鲁迅的母亲和他的女人都要我养活，老三一家也靠我养活。”叶听他提到自己的母亲时竟然说是“鲁迅的母亲”，不禁愕然。　　1936年12月8日，叶公超写下了《鲁迅》一文，对鲁迅作了全面的评价，发表在1937年1月25日的《北平晨报》“文艺”副刊，其中有：“在政治上，他的确是个很可贵的酝酿者（Agitator），因为他有历史上成功的酝酿者所需要的条件：锋锐的讽刺，浓烈的大量的情感，动人的真挚与亲切。但是，他绝对不是能做政治领袖的人，如史达林、希特勒、莫索里尼等都是同样地要压迫人的，要扑灭个人主义的，要取缔言论自由的。鲁迅在压迫之下‘反抗一切的压迫’，究竟是反抗压迫本身呢？抑或因压迫者可恨而反抗压迫呢？我们不敢妄论，也许二者兼而有之；不过我相信，假使请他来压迫人，统治人，他还是如他自己所说：‘不够刻毒’吧。”　　作为英文比中文还要好的外文系教授，叶公超在回国之初，曾被闻一多戏称为“二毛子”，意思是他连英美小孩骂人的话都学会了，可是中文并不怎么样。陶希圣说叶“文学的气度，哲学的人生，国士的风骨，才士的手笔”。　　叶公超曾对学生讲：“庞德翻译中国的《诗经》，林琴南翻译西洋小说为中文，其中美妙传神处，可以拍案叫绝。虽然庞德本人并不十分了解中文，林氏不懂英、法原文，翻译时通过别人叙述情节，但一段情节还没有完结，林氏早就把那一段译文写得妥妥当当了，有时比原文还要通达简洁，真是了不起的事！”　　 1937年2月，孔祥熙由南京政府派遣访英，作为特使参加英王加冕典礼。蒋介石在上海东平路私邸设宴为孔饯行，孔在席上要蒋颁给他文职最高勋章，以增加他当特使的体面。蒋便对旁边的行政院政务处处长何廉说：“何先生，你就关照一下，给孔博士颁勋章吧。”勋章颁发，受勋者须有功勋。孔凭空索取，蒋即口谕照办。何认为：“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多年任监察院院长。有一天，他见到机关院内有随地便溺的现象，便拿起宣纸随手写了“不可随处小便”六个大字，命人贴到院内某处。于书法天下闻名，寸墨千金，多少人求而不得。贴通告的人便没有遵命去贴，反倒偷着拿回家去，裁成六小块，经过拼凑，改变了字的顺序，装裱一新，挂在厅堂：“小处不可随便”。　　国音字母，大多是从陈望道那儿学来的，而陈又是从吴稚晖那里学来的。有一次，吴与国语学家王璞为了国音字母的事争辩起来，各不相让。王气急，拍案大骂：“王八蛋！”吴缓缓站起，说：“鄙人并不姓王！”　　吴稚晖生活清苦，风格近于墨家。一件旧布袍，一把油纸伞，住在小旅馆，像个土老儿。他在北京时，有人送他一辆人力车，他就拿锯子将两条长把手锯掉，搬到书房里当摇椅！在陪都重庆时期，他住在一家小商店的后房，睡在一张双层的木板床上，房间又黑又小。蒋介石到那里去看他，“犹如亚历山大大帝去看那位木桶里的希腊哲人”。　　曹聚仁说，一个瘦诗人若再配上一个结实的美人，一定会经常闹牙痛，甚至离婚。郁达夫和王映霞便是一例。郁瘦得可怜，王却丰满，结实，也妩媚。1938年暮春，郁达夫从徐州回汉口家中，见王正在书房读信，王一见郁来，便将信草草撕了几下丢到痰盂里。郁将信从痰盂中捞起一看，正是许绍棣给王的情书。于是瘦诗人和胖美人闹翻，郁还特意在《大公报》上登广告《缉拿逃妇王映霞》，开头一句便是“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据说郁每一喝醉，便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是乌龟，我是乌龟！”正合卓别林大师所言：“诗人住在历史上是一个仙人，住在楼上就是一个疯子。”　　郁达夫《乱离杂诗》之一：“飘零琴剑下巴东，未必蓬山有路通。乱世桃源非乐土，炎荒草泽尽英雄。牵情儿女风前烛，草檄书生梦里功。便欲扬帆从此去，长天渺渺一征鸿。”　　范爱农性格倔强，脾气古怪。鲁迅诗云“白眼向鸡虫”。最后被排挤得穷极而死。周作人哀范爱农诗曰：“天下无独行，举世成萎靡。皓皓范夫子，生此寂寞时。傲骨遭俗忌，屡见蝼蚁欺。坎壈终一生，毕生清水湄。会闻此人死，令我心伤悲。峨峨使君辈，长生亦何为。”　　抗战前，学术界喜欢把有名望、地位高的教授称为“老板”，当时北平学术圈内有三个老板：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顾有口吃的毛病，再加上一口浓重的苏州口音，所以上课时一般学生都不易听懂。因此上课时他很少侃侃而谈，除了发给学生大量资料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板书，通常写满三四块黑板，下课的铃声也就响了。他的朋友钱穆说：“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汩汩不休，对宾客则讷讷如不能吐一辞。闻其在讲台亦惟多写黑板。”　　熊十力通脱旷达，不喜雕饰。一次王元化来他家拜访，正巧他在沐浴，让朋友进去，熊坐在澡盆里与王谈话，颇有点魏晋人风度。废名亦是怪才，十分尊重其同乡前辈熊，但在学问上则常与他争执不休，有时双方闹得脸红脖子粗，甚至发生扭打，废名往往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第二天废名再来，两人又和好如初，谈笑风生。　　有一次，熊十力在一个朋友家吃饭，一个小孩子要吃桌上的一块肉，熊抢了过来说：我身上负有传道的责任，不可不吃，你吃了何用？于是坦然吃下。　　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将熊十力和梁漱溟、马一浮称为“三圣人”。熊的学问做得很出色，性格却怪得出了名。他说胡适提倡科学，科学知识却不如他；冯友兰不认识字；金岳霖的学说是“我论”。有一次，梁漱溟为学问方面的事，与熊发生了争论。熊脾气大，喜欢骂人、打人。争完了，熊乘梁转身的机会，跑上去朝梁就是三拳头，口里还骂他是“笨蛋”。梁了解熊的个性，没加理会就走了。　　1933年，陈三立的好友、同光体另一位代表人物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陈痛骂郑“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在再版《散原精舍诗》时，忿然删去郑序，与之断交。　　辛亥革命后，旧派人物陈三立选择了“遗老”的身份，“凭栏一片风云气，闲作神州袖手人”。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北平沦陷。此时，居住在北平的陈三立已经85岁了，他表示：“我决不逃难！”日军占领北平后，陈三立终日忧愤，病重，拒不服药，绝食五天后辞世。　　1936年10月18日，巴金高兴地告诉他的好友曹禺，鲁迅愿意在自己的寓所里会见巴金。巴与鲁见过面，但那通常只是在宴会上，巴还从来没有去过鲁的家。现在，这两位青年作家为有机会去鲁家中拜访兴奋不已。19日早晨8点，当巴同他的两位好友曹禺和靳以来到上海四川北路底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鲁迅寓所的时候，主人却没有能够按照原来的约定等候他们，鲁迅已经在两个多小时以前与世长辞了。巴金成为其中的一位抬棺者。他后来说：“回忆鲁迅对于我一直是灵感的源泉。”　　1936年5月，巴金在散文《忆》中忏悔道：“我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我过的是两重的生活。一种是为他人的外表生活，一种是为自己的内心生活，我的灵魂充满了黑暗。”　　鲁迅去世后，叶公超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把鲁迅所有作品重新读了一遍，称赞道：“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颗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胡适责怪叶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说：“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吴湖帆嘲讽汉奸梁鸿志、吴用威曰：“孟光轧姘头，梁鸿志短；宋江吃败仗，吴用威消。”　　1932年，程砚秋（字玉霜）收荀令香为徒，时人以联贺之：“玉润霜青，辉映程门三尺雪；砚池秋水，平添荀令一分香。”　　何炳棣曾将毛泽东的两首《沁园春》译成英文发表，一首是1925年所作的“独立寒秋，湘江北去……”，一首是1945年到重庆后立即发表的“北国风光，千里冰封……”。胡适看到后，对何说：“看了很不舒服，因为你还夸他颇不无诗才；事实上，他当初在北大还不配上我中国文学史的班呢!”　　胡适对毛泽东的诗词不以为然，认为连“薛璠体”都不配称，却对其散文作品充满肯定：“我必须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　　徐志摩紧追林徽因时，妻子张幼仪正怀着身孕。一听说张怀孕，徐便说：“把孩子打掉。”张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徐说：“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徐志摩要求林徽因“许他一个未来”，林徽因乖巧地回绝了，并说：“你能帮我扛心里的重担吗？它会像千斤重担压我一辈子。”但徐依然不舍，追问：“就为了成就那虚无飘渺的道德？”林答道：“道德，不是枷锁，而是对生命负责的态度。”最后加上一句——“我不是没有来，只是无缘留下。”　　梁实秋曾经在一所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梁、鲁对骂多年，梁更被骂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但帕咳舸恕?　　梁实秋为鲁迅写的简历中有这样一段：“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后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梁实秋问鲁迅：“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　　梁实秋说：“我生平最服膺伏尔泰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　　抗日期间，梁实秋躲在雅舍大写悠闲文字，被人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梁一直坚持自己的态度，译完《莎士比亚全集》。　　“鲁迅死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猩红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这不能算是空头文学家了。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他，否则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梁实秋说。　　据统计，鲁迅一生共在103家报刊发表过742篇文章（包括《晨报》《京报》《申报》《世界日报》《中华日报》《国民新报》等15家日报，《新青年》《语丝》等78家期刊以及9家外文报刊），其目的就是“利用一切机会，打破包围着我们的黑暗和沉默”。　　1938年，为使《鲁迅全集》顺利出版，鲁迅昔日学生荆有麟托人请陈布雷向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邵力子等通融，邵特别指示：“对此一代文豪，决不能有丝毫之摧残。”　　1937年7月7日，梁思成和林徽音在山西五台山中发现了唐代建筑佛光寺。也正是在这一天，历时八年的中日战争爆发。　　蒋介石《对芦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汪精卫对蒋介石的“牺牲”二字继续发挥：“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我们如不牺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所以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一齐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汪说得很动情，后来却第一个投降做了傀儡。　　西安事变时，国民党军政大员住城内的“西京宾馆”，蒋介石住城外的华清池五间厅。12月12日清晨事变起，东北军捉蒋，西北军捉中央大员，邵元冲跳墙逃跑，士兵喝止，开枪，弹自股部打进，送医不治。陈诚据说是躲在地下室的一个面粉箱里，有记载说：“某大员被搜出，面粉满头满身，极狼狈。”将他捉到的是杨虎城部下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宋讽刺说：“军人嘛，就应该有军人的样子，这样藏在里面，成何体统？”陈羞愧难当。事后，杨虎城训斥了宋文梅：“抓人就是抓人，说那些话干什么？搞人身侮辱也不是军人所为。陈诚也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你一言既出，传到他的部将的耳朵里，他以后如何为将？我们抓委员长，不是为了个人私怨，而是民族大义。”　　陈诚退居台湾后，晚年甚是消沉，曾对赵耀东说中国官场就是忌才。连李敖也被他找去谈话，其言也哀，可见他心中仍有不平。 20世纪90年代张学良解禁后，有人安排他与陈诚之子陈履安见面，但陈不见，陈或是秉父志。　　西安事变发生后，身被监禁、生死未卜的蒋介石见到阔别十年的周恩来，开口就是：“恩来，你是我的部下，应该听我的话! ”作为大独裁者，蒋把天下人都视为自己的部下。　　蒋介石视西安事变为奇耻大辱，每年12年12日，日记上都记上一笔，12月15日则记说是脱险的日子，然后就写些反省感谢上帝之类的话。　　一次，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当面向蒋介石忠告：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否则人心思治，后果将不可收拾。对东北军、西北军不能多用压力，多压可能发生激变。而蒋大发雷霆，训斥邵书生气十足，不识时务，不安内怎么能攘外呢？不久便发生了西安事变。邵十分感慨地说，西安事变就是压出来的，如果委员长当时能接受他的意见，毅然改变做法，又何至发生这么大的事变呢？　　杨荫榆早年留学美国，学识渊博，但性格孤僻、古怪。20世纪30年代任北平女师大校长时，因开除激进学生而制造了“女师大学潮”。由于鲁迅等人的口诛笔伐，杨无法立足京城，返回家乡苏州中学任教。其时，杨已年近花甲。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苏州中学被迫停课，杨赋闲在家。1938年早春的一个清晨，杨买菜途中目击自己的女学生被日本宪兵轮奸并残忍杀害，悲愤难平，连夜写了一份书面抗议，于翌日清晨闯进日本驻苏州领事馆，要求日本人惩办杀人凶手。　　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中忆及杨荫榆之死：“三姑母住在盘门，四邻是小户人家，都深受敌军的蹂躏。据那里的传闻，三姑母不止一次跑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军官就勒令他部下的兵退还他们从三姑母四邻抢到的财物。街坊上的妇女怕日本兵挨户找‘花姑娘’，都躲到三姑母家里去。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两个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么话哄她出门，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兵就向她开了枪，另一个就把她抛入河里……”　　胡适当年曾感慨: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这句话后来被李敖盗用。　　1937 年3月止，中国各种民办报纸已有1518种，公私营电台78家，公私营通讯社520家，其中绝大多数为私营。著名的通讯社如国闻通讯社、申时通讯社，著名的报纸如《申报》《大公报》《国闻日报》，著名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均为私营。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战，这也是八年抗战中最为惨烈的战役，历时3个月，日军参战兵力达25万余人，死伤5万余人；中国军队参战兵力70余万人，伤亡达10余万人。“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个小时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时任第三战区司令官的冯玉祥说。　　“一?二八”事变之后，国民党内主战主和莫衷一是。淞沪之战开始后，时任军政部部长的何应钦电报军情云：“日人所放之炮乃空炮。”京沪警备司令陈铭枢则云：“日人放炮半小时，各处均遭袭击，损失甚重。”两军电情大异，延误用兵。　　曹聚仁说：“战事初起，国际人士一般认为，中国决不能抵抗日本的武力，抗战简直是发疯。”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埃文思?卡尔逊1937年8月抵达上海时，正值炮火连天。一个月后，他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里写道：“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　　率军参加“八一三”淞沪会战的国民党军师长黄维感叹：“一寸山河一寸血。”　　1938年5月9日，日军16师团进攻郓城，23师师长李必蕃令69旅死守。该旅守城不力，郓城失陷。后日军重兵临菏泽城下，他率师直属部队与敌军肉搏，后菏泽沦陷。他在城郊腹部中弹，临终前用军用地图反盖于胸，上书：“误国之罪，一死犹轻，愿我同胞，努力杀敌。”　　抗日战争期间，驻守热河省城的庞大军队一听说日本人来了，一枪未发就全军逃窜。他们的对手竟然是只有127个人的日本骑兵小队……　　南京沦陷当天，日本通知上海公共租界，要求所有中文报纸发行前必须送审。《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宣布：“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无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南京守军军官钮先铭说，日军当着祖母强奸未成年的孙女，当着丈夫奸淫其妻女，都是最普遍现象。一个南京少女藏在不到两三尺高的天花板夹层里，过四个月，居然躲过了浩劫。而他本人则躲在南京鸡鸣寺，装了八个月的假和尚，才逃出了虎口归队。　　一位住在南京的外国侨民说：“昨天,在我们一个外国朋友的邻居家中,几个日本士兵抢走了四个姑娘。还有几个外国人看见,在普通百姓极少光顾的南京市某地,一位最近来到的日本军官的住宅中有八个青年妇女。……在这种情形之下,恐怖是难以描述的。日本军官虚伪地宣称,他们‘进行战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推翻中国政府、解救中国人民’,这真是令人作呕!”“要全面叙述过去十天中所发生的事情,需要很长的时间。可悲的是,当事情的真相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为世人所知晓时,就已经是一个陈旧的故事,就不再是所谓的‘新闻’了。”　　日本兵冈崎茂回忆道，在南京，他砍了5个人的头。那感觉就跟杀苍蝇一样，比杀一只鸟还要轻松愉快。……诀窍是留着脖子前面的皮不要切断。　　1938年8月24日的《大公报》报道：日本兵吉田在中国奸淫了302个妇女。占据扬州时，他去军部为他们特备的慰劳所寻欢，没想到他的第303个却是他久别的妻！　　汪精卫在日本发动全面对华战争之时，大权旁落，心下颓唐，加之日军攻势日盛，便组织“低调俱乐部”，强调对日作战无望。1938年4月，汪视察长沙时，凭吊黄兴墓，写了一首诗：“黄花岳麓两连绵，此日相望倍惕然。百战山河仍破碎，千章林木已烽烟。国殇为鬼无新旧，世运因人有转旋。少壮相从今白发，可堪揽涕墓门前。”　　1938年10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主战主和人心惶惶。陈嘉庚作为参政员从新加坡发来十一字提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据说主持会议的汪精卫脸都白了。邹韬奋在回忆录中称这十一字“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汪精卫出走前一星期，去访问老蒋。蒋介石正感冒在床，见汪来，便叹口气说：“汪先生，你有所不知，这时候接受投降的条件，连喝杯开水的自由都会没有呢！”汪氏一听，和平无望，走为上策。不久，蒋氏去西安督军，也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日本公使有吉归国，汪精卫前往车站送行，还哭了一场。随即报上登了两首诗，讥讽汪氏，其中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伪送我情”一句。　　陈公博劝汪精卫拖蒋一道投日，汪夫人陈璧君训斥道：“难道汪主席当汉奸也只能做第二把手吗？”　　褚民谊是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医学博士，据说其博士论文是研究母兔的月经周期。褚担任汪伪“外交部长”后，周佛海曾语人曰：“外交部长，就是办日本一国之外交也，且由他去。”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病死，留下一首绝命诗，题为《自嘲》：“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汪死后，日本军部用专机将其尸体运回南京，陈璧君生怕日后有人毁坟鞭尸，特地命令手下用5吨碎钢掺在混凝土里，浇灌在墓壳上，想以此保住其夫君尸身，没想到后来还是被炸开鞭尸了。　　汪精卫客死在日本名古屋时，陈寅恪正在成都存仁医院看眼病，吴宓去探望时，“寅恪口授其所作挽汪精卫诗，命宓录之，以示公权”。诗曰：“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阮踽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句收枰胜属谁。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汪精卫早年曾经谋刺摄政王载沣，准备和载沣同归于尽，未遂被捕，入狱后作绝命诗一首，其中有云：“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饮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大义凛然。后经人营救出狱，追随孙中山。1938年，汪投敌叛国，有人在他这首当年广为流传的诗中每句前各加二字：“曾经慷慨歌燕市,当年从容做楚囚,恨未饮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　　1938年农历正月十五，杨靖宇请农民赵廷喜帮忙买吃的，却被后者出卖。杨被重重包围，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突然有个声音大喊：“杨靖宇你还是降了吧。”熟悉的中国话突然从鬼子中间传来，杨靖宇吃惊不小，他马上发现原来又是个汉奸，气得浑身直抖，临死前说：“这些天遇上的怎么都是这号中国人？！”　　韩复榘在抗日初期为保存实力而带头逃跑，致使京埔路正面大门洞开，日军乘虚而入。韩曾言：“如今这个世道我他娘算是看透了，没有枪，什么也玩不转。把老子的队伍打光了，咱们还不如一群要饭花子。”　　1938年1月21日到24日，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审判长，鹿钟麟、何在浚为审判官，贾焕臣等为军法官，组织军事法庭对韩复榘进行审判，但韩始终一言不发，傲然视之，审判毫无结果。24日晚上7时左右，有一个特务到楼上来，对韩说：“何审判长请你去谈话。”韩信以为真，刚下楼梯到一半时，只见院子里面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哨兵。韩知道不妙，想开溜，对那特务说：“我脚上鞋小，有些挤脚，我回房换双鞋再来。”他边说边往回走，刚迈出一步，枪声就响了。第一枪没打准，韩回了一下头，说：“你打我的胸……”话没讲完，身后连续响起枪声。这年，韩48岁。　　抗战期间，何兹全问其师陶希圣：“有人说汪和蒋是唱双簧，蒋抗战，汪则去谈和，是这样的吗？”陶说：“不是。好比这里有一碗毒药，我喝了一口，发现是毒药，死了半截，不喝了。汪发现是毒药，索性喝下去。”　　抗战爆发后，刘湘接受蒋介石所委任的第七战区司令，率部出川。1938年1月，与日军在南京接触溃败后，病死武汉。2月，灵柩运回成都。刘出川前可谓四川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因此国民政府命令成都百姓沿街摆列香案迎灵。川中人物刘师亮以垂危病躯写了一联：“有薪人如丧考妣，这件事要问神仙。”暗指刘湘既死，其下属亲信失掉了依靠和后台，如丧考妣；“神仙”是指江湖骗子刘从云，每有要事，刘湘必让他预卜吉凶。　　1938年11月11日，日军攻占岳阳。次日上午，蒋介石急电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张所部徐昆匆忙下令放火，长沙陷入一片火海，三夜不熄，许多地方烧为废墟，更有3000余人葬身火海。日军未至而长沙城已成焦土。为息民愤，当局枪毙了徐昆等三人。1939年2月，张治中引咎辞职，离开长沙。　　孙连仲挥军血战台儿庄时说：“传我的命令：当兵的打光了，军官们填进去，大家都填光了，老子就来填！”　　张灵甫是抗日虎将，江湖上有两句话：三李（李延年、李仙洲和李玉堂）不如一王（耀武）。宁碰阎王，莫碰老王；宁挨三枪，莫遇一张（灵甫）。可见张是名将中的名将。他曾给家中兄长写信说：“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争生存，兵凶战危，生死未卜，家人当我已死，绝勿以我尚生，予果死，堂上双亲，请兄奉养，膝下诸子，望兄抚教。予妻守嫁，听其自然。”　　张灵甫在战役中右腿曾两度被炸伤，在香港疗伤期间，见报上有战时军人不宜出国养病之规定，不顾劝阻，重返战场，并说：“军命不可违，军人死不足惜，何惜一足！”　　抗战时期，有记者问一个军人：“中国打胜以后，你打算做什么事情？”军人很冷静地说：“那时候，我已经死了，在这次战事中，军人大概都要死的。”　　张自忠实乃抗日第一名将，他说：“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1939年11月23日清晨，上海著名大律师郁华在赴法院途中，被奸徒狙击，连中三弹殒命。此时郁达夫正在新加坡，闻讯为哥哥写来一副挽联：“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有清名扬海内；乾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江东。”　　1938年3月21日，萧军只身一人，身背褡裢，手拄木棍，渡过黄河，从山西吉县步行20多天，来到延安。此行延安只是路过，他原计划到五台山抗日前线打游击，但战事相阻，路途不通，才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毛泽东从丁玲那里知道消息后，很想会会这位鲁迅弟子，特派办公室秘书和培元前往问候。和提出安排时间让他见见毛主席。萧军竟然客气地回绝道：“不见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　　1939年5月11日，在延安陕北公学礼堂庆祝会上，作曲家冼星海亲自指挥鲁迅艺术学院100多人的合唱团首次正式演唱《黄河大合唱》。大河咆哮般的旋律感染了在座的每一个观众，人人都变得热血沸腾。在中国正受到日本侵略、人民奋起抗战之际，这首大合唱表达了压抑在黄河子孙心头的愤怒。冼星海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今晚大合唱可以说是中国空前的……”　　1942年3月，王实味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一组杂文《野百合花》，直言不讳地反对等级制度——“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1947年，王被杀害，死的时候头上戴了三顶大帽子：“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头头”。在他死后40多年，这些帽子才由三个不同的部门以不同的形式陆续摘掉了。　　青年书生王实味曾是“革命圣地”的明星，他写的壁报《矢与的》轰动一时，连革命领袖都要深夜提着马灯前去观看。“《矢与的》的壁报出来以后，看的人川流不息。有几期壁报贴在布上，挂在延安的南门外，看壁报的人像赶庙会一样多。”李维汉回忆说。　　1933年，丁玲在上海遭到国民党特务绑架，随即被押往南京囚居。直到1936年，丁才逃离南京，随后经西安，来到陕北。丁到达保安后，受到了极高规格的接待，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林伯渠、凯丰等都参加了为她举行的欢迎晚会。欢迎会后不久，毛问丁玲有什么打算，丁回答：“当红军。”毛似乎被感染了，随即写下了一首《临江仙》送给丁：“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天武将军。”　　1942年6月初，延安中央研究院召开了批判王实味的大会，萧军也参加了。会场比较混乱，王实味每说句什么，立即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声……萧坐在会场后边，听不清前边人们说些什么。他便烦躁起来，站起来大声喊：“喂……让他说嘛，为什么不让他说话！”大会不欢而散。萧走在回家的路上气愤地说：“这他妈的开的什么会，简直像狗打架倒尿盆，哪像个最高学府！”　　左权曾留学苏联，学识丰富。有一次，左给学员讲射击原理，不少学员总觉得子弹打出去应该是一条“直道道”，不理解弹道的弧形原理。左便举例子说：“你们都看过顽童撒尿吧。他那个‘弹道’是一条直线呢，还是弧形的呢？”众人点头大笑。　　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后，白崇禧看后深表赞同，并将此文浓缩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拿去给蒋介石看，蒋大为赞赏，即以此语令发全军，作为抗日战争的最高战略方针。　　1940年12月，毛泽东对从前线回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说：不习惯蹲窑洞要不得的。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蒋介石现在比我们住得阔气，可是全国人民不听他的。　　1938年底，日本侵略者采取威胁利诱的手段，企图迫使蛰居北平的吴佩孚出任北京绥靖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一汉奸职位，但遭到吴的拒绝。吴还亲笔撰写一副长联，以表心志：“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此联有溢美之处，但“不积金钱”“不出洋”“不入租界”等，确是吴的所为。　　民国名士吴獬曾写“民国正需廉耻将，吾家曾出广平侯”一联赠予吴佩孚。广平侯系指东汉光武帝手下的名将吴汉。　　《大公报》总编张季鸾学识渊博，交游广泛，三教九流，无所不包。1941年9月6日，张在重庆病逝，海上闻人杜月笙赶赴重庆，扶棺痛哭，连声呼叫：“四哥!四哥!”悲痛万分，如丧考妣。张病重期间，蒋介石曾亲往医院探望，蒋氏唁电有“握手犹温”之句，挽联曰：“天下慕正声，千秋不朽；崇朝嗟永诀，四海同悲。”　　1937年2月6日，张国焘在延安向中共中央作了《从现在来看过去》的书面检讨。检讨中说：“我的错误表现在：第一，过分估计了五次围剿中的主观错误；第二，抹煞了中央红军在万里长征中的英勇奋斗和布尔什维克的坚强；第三，对中央所提出的战略方针的怀疑；第四，对中央所作的批评和指示表示不接受和误解；第五，组织上的对立。”而错误的根源在于“军阀主义倾向得到发展”。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除党报党刊外，读得最多、最用心的报纸就是《大公报》。直到1958年，毛还对吴冷西说：“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　　于右任评价平生挚友张季鸾：“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张五十大寿时，于献诗：“榆林张季子，五十更风流。日日忙人事，时时念国仇。”　　徐铸成评价民国报人：“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营。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工于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文、武、昆、乱不挡。后期的如成舍我辈，虽然也精力充沛，编辑、经营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与胡相比。”　　学林旧人伍光建于抗战期间在沪上去世，张元济为他撰挽联曰：“天既生才胡不用，士唯有品乃能贫。”这大概也是张先生的夫子之道。民国初年，张即全面负责商务印书馆，每逢病休便要求停发自己的工资，一生廉洁，律己甚严。　　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说：“‘三C’影响了我一生，就是孔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比较具体地说，是：来自远古的儒家民本思想，来自近世的传教士的榜样和来自四海的民间疾苦和智能。”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但其确切含义是什么？世界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是黄金还是钢铁？都不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切含义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　　晏阳初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有没有一个好皇帝倒并不重要，但是，是不是有一个好县长却是件大事。　　1945年，晏阳初在一次与蒋介石的会面中说：“我们人民遭受了二十一年的内战，他们流尽了鲜血。现在该是为农村的大众干一些事情的时候了。”蒋说：你是个学者，我是个战士。等消灭了对手之后再说吧。晏说：“如果你只看到军队的力量，而看不到人民的力量，那么你会失去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罗斯福总统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晏阳初补充了一条，就是人民要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陈香梅见到飞虎将军陈纳德时，仅19岁，而将军已经50岁了。有一次，她大姐陈静怡问她：“他很好，是不是？”陈香梅说：“他该得一个比‘好’还要好的形容词。”“那是什么字呢？”“哦，就像，‘伟大’，也许是。”这即是这段爱情的开头。　　傅斯年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　　唐德刚在自传小说《战争与爱情》中描述：抗战时期，沦陷区有专为日本人服务的皇军慰安所，里面的日本高级妓女华人严禁染指，“但是皇军需要慰安时，一切都是免费供应。有时她们想赚点外快……偷偷过来与华民俱乐一番。华民为向日本天皇泄愤、雪耻，也不惜作阿Ｑ、开洋荤、出重价。这次张老参足足花了三十块银元，终能在一个日本女人身上抗日救国了一番”。即所谓“风月不忘报国”也。　　1940年宋庆龄自港抵渝，国民党当局开会欢迎。她在会上连连责问：“你们是不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你们是不是三民主义的信徒？你们是不是实行三民主义？你们是不是信仰总理遗教？信仰总理亲笔写的《建国大纲》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现在你们这样违背三民主义，倒行逆施，抗战能胜利吗？”冯玉祥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在此龙潭虎穴，敢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是伟大！孙夫人真是女中尧舜！”　　国民党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十几年后，冯玉祥说：“……那些书的名字，什么新生活与军事、新生活与政治、新生活与这个与那个，几十个名堂，事实证明是什么？政治是腐败的，军事是无能到极点，经济是贪污到极点，文化是摧毁到极点。实行新生活会有这个样子？”　　1939年，黄仁宇在成都中央军校聆听了蒋介石的演讲。他在回忆录里说：“……我们听到‘我们的校长’要来时，整个学校一片骚动。我们把整个学校里里外外翻了一遍，四处擦擦洗洗，给每个器具上油……等到我们见到本人，失望到了极点，简直无法以文字描述于万一……蒋介石的态度既不敏捷，也不坚定，他动作缓慢又刻意。他的演说既无冒险精神，也欠缺想像力，只有枯燥无趣……”　　1940年，早已视死如归的陈独秀在狱中与妻子潘兰珍公然做爱，且斥骂狱卒：“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却没有犯法。”　　抗战时，李达在武汉，周恩来派人询问他是否愿意去延安。李表示：去延安只要有口饭吃就行。后来有人把这话报告给了博古，博说：去延安干革命，还讲什么条件！李受此奚落，辗转去了桂林。周恩来知道后，极不以为然地说：干革命难道就不能讲吃饭？李达同志这句话，就是表示无条件的意思嘛！　　冯玉祥对何应钦极为不满，在日记中称其为“人口丁”。冯主张对革命有劳绩的应作安排，何说：干革命不应讲劳绩。冯反驳道：不讲劳绩，为什么给总理修陵墓？蒋先生为什么当主席？你为什么当训练总监？我为什么当军政部长？　　抗战期间，有人报告冯玉祥说他的大公子冯洪国正和一个日本女子热恋，冯令人把儿子抓来，严厉训斥说：“你是一个中国人，你的国家，你的民族，正在遭受日本强盗的欺凌，你难道不感到痛心吗？可是你却和一个日本女人勾勾搭搭，你还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吗？”后经鹿钟麟、邓鉴三等人求情，冯洪国写了悔改书才算完事。　　抗战时，冯玉祥到重庆歇台子村居住，他穿着随便，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结果被不知就里的老百姓选为村长。一日，一个国民党上校强征粮草，遇冯阻拦，冯劝其到军需处想办法，不要扰民。上校大怒，冯遂出示名片，上校一看“冯玉祥”三字，立即回身就跑。冯笑言：“一张名片就吓成这样，如何能上前线。”　　胡适本有20年不从政的誓言，但抗战爆发后，胡毅然出阁做了中国驻美大使。胡做大使书生气十足，不喜酬酢，偏爱闲谈。一天，胡看报，见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当选为国会议员，因是旧友，乃请他吃饭。此公也是书生气十足，见是中国大使邀请，欣然接受，也不管这个大使是张三还是李四。席间，史密斯突然说：“多年前我认识一个中国学者，他叫胡适，不知他现在何方？”　　胡适受蒋介石之请出任驻美大使，消息传出，日本方面倍感压力之大，有舆论建议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方可抵抗住胡适。此三人是鹤见枯辅、石井菊次郎、松岗洋古。“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岗则是雄辩的。”　　1939年，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在越南谅山休养时，胡愈之来访，马仍以抗日救国为重，沉痛地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100年，还是没有把中国叫醒。”胡听了，亦唏嘘无言。　　齐白石是一个职业画家，他的客厅里就挂着润笔单：“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出钱。”还有一张告白：“花卉加虫鸟，每一只加10元，藤萝加蜜蜂，每只加20元，减价者，亏人利己，余不乐见。”一次，有人请他多画一只虾，这只虾便走了样，毫无生气。那人有点奇怪，齐白石说：“你要添的这只虾是不在价钱以内的，所以替你画了只死虾。”　　齐白石对大客户非常重视。据齐白石孙女婿说，每天早晨，白石老人吃完早饭走到画案前的第一句话就是：有没有荣宝斋的订单？如果有，每天清晨的第一张画就给荣宝斋。　　张大千曾率门生子侄在敦煌两年多，复制了276件敦煌壁画。传说张在敦煌临摹壁画时，打掉了壁画一角。消息很快传到了重庆，重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当即发电报给敦煌县县长要查实这一情况，但电报写得比较婉转：“张大千君，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颇有烦言，敕敦煌县县长，转告张大千君，对于壁画，毋稍污损，免兹误会。”　　对于张大千的敦煌壁画临摹，评论很多，张大千最看重陈寅恪的一段话：“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阔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　　张大千有祖传的王羲之《曹娥碑》帖，张母病危时，把他叫到病榻前，询问为什么很久都没有看见《曹娥碑》帖？张惶恐至极，因为此宝物被他赌博时输掉，早已不知辗转到何人之手。张生怕慈母赍恨以殁，自己将终身负咎，后悔不迭。恰遇叶恭绰与王秋斋来访，张述及《曹娥碑》之事，没想到叶恭绰指着自己的鼻子说：“这个么，在区区手上！”张大喜，表示愿重金购还。叶慨然说：“这是什么话！？我一生爱好古人名迹，但从不巧取豪夺，玩物而不丧志。这碑帖是大千祖传遗物，而太夫人又在病笃之中，意欲一睹为快，这也是人之常情。我愿意将原璧返还，再不要说偿还原值或以物易物了！”　　徐悲鸿论张大千：“盖以三代西汉魏晋隋唐两宋元明之奇，大千淫浸其中，放浪形骸，纵情挥霍，不尽世俗所谓金钱而已，虽其天才与其健康，亦挥霍之。”　　1937年，赵萝蕤第一个将艾略特的《荒原》全文翻译成中文。若干年后，查良铮（穆旦）也翻译了《荒原》。有人问查：“你的翻译和赵萝蕤的比起来如何？”查说：“还是她译得好，你们应该读她的。”　　马寅初讲课很少翻讲义，讲得激动时，往往走下讲台，挥动胳膊，言辞密集，如同阵雨。一些坐在前排的学生说：“听马先生上课，须撑雨伞。”　　据说现在北大某教授，搞人类学研究的，愣把孟子从外文著作中翻回来，翻成“门修斯”。不学无术至此矣，有愧乃师！　　萧公权说，战前清华园教授同仁之间流行着这样的说法：Whatever Daisen says，it goes；Whatever it goes，Chisen says. 这话的意思是“岱孙怎么说，事情就怎么做；事情怎么做，芝生就怎么说”。　　蒋梦麟说：“我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　　在西南联大时，吴宓以讲《红楼梦》闻名，甚至有学生赠他一个“妙玉”的绰号，他含笑回答：“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联大新校舍对面有一家湖南人开的馆子，名曰“潇湘馆”。吴见后大怒，认为是唐突了林黛玉，砸了那家店的碗碟，勒令其改名。岂知湖南人也是牛脾气，坚持不改，双方争执不下，后来由中间人出面调解，将“潇湘馆”改作“潇湘”才了事。　　潘梓年在重庆时，在一个签名的场合，一下子恍惚起来，记不得自己的姓名。旁边有人说他姓潘，但仅一个“潘”字还不足以让他想起自己是谁，藩于是又大声问：“阿里个潘呀？”还是记不起来。　　抗战前，金岳霖与梁思成及林徽因在北京住前后院。他常常看到梁思成为了古建筑上的某个数据而在房顶上上下下，就为梁氏夫妇编了一副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　　一次，陈诚与客人闲谈，说到某些大公馆如何富丽堂皇，宴客时一掷千金，陈顿时怒形于色，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如何得了！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后来有好事者向朱家骅报告，朱气极败坏，大骂陈：“在我头上拉屎，欺人太甚！”扬言要找总裁讲理。又有人向陈诚劝告，陈说：“他读过杜甫的诗没有？‘朱门’是指姓朱的吗？他出头认账，很好！我就是要说给他们那帮人听的！”　　朱家骅任广东民政厅长时，认为女人乳房的自由是现代中国人所必须争取的自由之一。于是大力提倡“天乳运动”，惹得守旧的老广们大骂这个“外江老”败坏广东地方的风气。　　胡适一生虽以博雅宽宏、处世“中庸”著闻于世，但由于他深深自觉是当代学术、文化界的“第一人”，因此他自有目空一切、粗犷不拘、恣意戏谑、大失公允的一面。他曾气极败坏地道：“墨子简直就是共产党！”　　胡适曾笑言：“马寅初每天晚上一个冷水澡，没有女人是过不了日子的。”马老果然生命力顽强，活到了百岁。　　1940年，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决定与戴望舒离婚，戴望舒为此发出《绝命书》：“从我们有理由必须结婚的那一天起，我就预见这个婚姻会给我们带来没完的烦恼。但是我一直在想，或许你将来会爱我的。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　　1937至1945年北京沦陷期间，有“四大贱物”之说：坐电车、吃咸盐、买邮票、请教员。因为别的东西都因纸币贬值不断涨价，而这四样东西却迟迟未曾涨价，因而谓之“贱物”。教授虽然是“教员”中最高档的，但仍属“贱物”之一类。　　1940年3月3日，蔡元培在香港寓所失足跌倒，次日入养和医院治疗，惟因胃部出血过多，于3月5日病逝，享年73岁。10日举殡，香港各学校及商号下半旗志哀，学校及社团万余人参加公祭，极尽荣哀。蔡灵柩初厝东华义庄待运回浙江绍兴故里安葬，但因战事熛起，未能成行，遂移葬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五四”元老、新文化的保母长眠于香江，墓碑“蔡孑民先生之墓”七字由叶恭绰书写。值得指出的是，蔡的遗言仅为两句话：“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陈蝶仙在杭州西湖筑有蝶庄，因喜欢照镜子，因此廊门多置长镜。但楹联入镜，字作反形，颇以为憾，陈便取正反同形字为联以张之。1940年2月8日，陈卒于沪寓，62岁。曾自题墓联“未必频年两祭扫，何妨胜日一登临”，想必亦是豁达之人。陆澹安挽联云：“公真无敌；天不虚生。”朱莲垞亦有联挽之曰：“齐物逍遥，一夕仙踪圆蝶梦；儒林货殖，千秋史笔属龙门。”　　1940年春节前夕，范文澜由河南游击区历经艰险到达延安，他说当时快乐得把铺盖都忘在了汽车上，“多光明的边区啊！”　　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汪精卫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失败的一次演讲，大意为：一、大亚洲主义是中山先生北上时所提出的最后主张；二、历史上决无百年不和之战；三、收拾山河，拯救苍生。　　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日本人的卵翼下僭号称“满洲国皇帝”。汪精卫当时正在南京国民党行政院院长任内，他闻讯大骂：“溥仪没有独立人格，无论其名称为执政或皇帝，都不能改变其傀儡之本质。”到了1942年3月1日，汪却为“满洲国”成立十周年发表演说，祝贺“满洲国皇帝陛下福体康宁，满洲帝国国运兴隆，反共轴心作战完成最后胜利”。　　皖南事变发生后的1941年1月17日，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皖南事变后，项英被其警卫副官所害。一般观点认为，这与凶手眼红项英随身携带的黄金有关。　　张学良九十大寿时，众多记者蜂拥而来，他却只接受了日本广播协会的单独采访。他说：“我的一生被日本断送了，我不希望日本的年轻人再犯过去的错误。”他想让日本青年明白，“不要动用武力，用武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点历史已经教训了我们”。　　1941年5月30日，重庆一帮诗人商定，每年这一天定为“中国诗人节”。参与发起工作的诗人有于右任、郭沫若、阳翰笙、老舍等200余人。据说5月30日为屈原祭日。于在会上致辞说：“诗人为民族之灵魂，屈子守正不阿，洁人忧国，堪为今人之效。”可惜此节不传。　　1941年12月底，香港沦陷前夕，重庆派了四架飞机去香港接国民党的中委。飞机刚刚降落，孔祥熙夫人就带人围过去，威胁说谁敢上就开枪打死谁，遂从容地带着家中的箱笼、老妈子、大师傅和七条洋狗登上飞机，命令驾驶员起飞，而许多大人物生生地被留在了敌占区，或被俘，或自杀，或失踪。　　抗战期间，在上海定居的梅兰芳为了拒绝日本人的演出约请，情急之下打了一剂预防伤寒的针药，使体温急剧上升到40度，终得免。　　1928年，蒋介石到上海新闻界来物色秘书，为其佐理文字工作。笔力雄健、性情温顺，又是同乡的陈布雷被蒋看中。此后20年中，陈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是为蒋捉笔。1941年，周恩来托人传话给陈布雷：“对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先生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民服务。”陈听后沉思良久，避开正面回答，说：“恩来先生我也衷心钦佩，可惜共产党里像恩来先生这样的人太少了！”　　1942年早春，蒋廷黻与陈之迈之间有过一次谈话。蒋问陈：“这场战争我们是必胜的。胜利之后你想做什么事？”陈答：“我想回清华教书……”蒋则说：“希望政府派我当台湾省政府主席。”陈不解，说：“你是湖南人，为什么要去台湾当省主席？”蒋说：“台湾自甲午战争以来即为日本的殖民地，战时又受到许多破坏……政府有义务、有责任，好好地为台湾同胞服务……”陈闻之感佩不已。蒋自1935年开始从政，前后逾30年。　　“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此言一出，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　　1943年农历新年，山西大同宪兵广撒“英雄帖”，邀集当地397位知识分子到“办公房”。日本人拿出几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模范英语读本》令在场诸人每人念一遍，众人勉力念后，日军宣布：“懂得英语的都是亲英美派，是皇军的敌对人物，统统要杀掉。”翌日，397人被活埋在郊外五条深沟里。　　“简直无法相信，在这片土地上竟有那么多的老百姓，而统治他们的阶层竟是那么少的一小撮。……我对现政权已不存希望，因为从情感上，它已失去了广大人民的信任……这个政权已千疮百孔，腐朽不堪……”此话费正清写于1943年，当时他正在成都旅行。　　蒋介石与史迪威不睦，蒋称史迪威“刺儿头”，史迪威暗地里称蒋“花生米”（无聊的小人物）。缅甸战役检讨会上，史迪威指着蒋介石吼道：“如果没有你在暗中操纵，战役早就胜利了！”蒋也坐不住了，把茶杯往地上一摔，狠狠地说：“娘希匹，枪毙！”　　1943年5月宋美龄寓居纽约，正好丘吉尔到华盛顿与罗斯福会谈。罗斯福有意促成宋美龄与丘吉尔的会晤，邀请宋到华盛顿参加午宴，宋托词早有安排。罗斯福为此将午宴改期，宋仍然拒绝了。宋美龄的真正用意是，丘吉尔应当移身去看她，她不能前往华盛顿去迁就丘吉尔。孔令侃曾对顾维钧说：“蒋夫人是一位女士，由丘吉尔去拜访她比较合适。”　　宋美龄是宋氏三姐妹中最小的、也是最长寿的一位，2003年10月逝世于美国，享年106岁。孔令仪称，宋美龄没有美国护照；她在美国及台湾没有任何房地产或其他贵重资产，仅留下12万美元。她唯一拥有的一栋房子在上海，那是她1927年在上海与蒋介石结婚时的嫁妆，也是宋美龄生前唯一的房产。　　1943年12月，50岁的叶圣陶说：“朋友们的文字里，都说起我的文字跟为人；这两点，我自己知道得清楚，都平庸。为人是根基，平庸的人当然写不出不平庸的文字。我说我为人平庸，并不是指我缺少种种常识，不能成为专家；也不是指我没有干什么事业，不当教员就当编辑员；却是指我在我所遭遇的生活之内，没有深入它的底里，只在浮面的部分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