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活着—稻盛和夫-2

释迎牟尼知道，人如果在毫不掩饰自己本能的状态下生活，太自由的结果一定会犯错、做坏事，因此开宗明义来教诲大家“控制本能”、“抑制欲望”、“知足”和“持戒”。诚如佛陀的教诲，一个人如果能控制本能、抑制欲望，就不会做坏事。不仅可以控制本能和欲望，甚至还可以积极地帮助别人朝好的方向发展，有这种心的人就是本性善良的人。结论是，人类依据本身的意识和行为，既可以往好的方向前进、也可能往坏的方向发展。总之，只要人活着并且拥有自由，就有可能做出坏的事情来。因此，不妨摒弃人性本善或本恶的想法，理解人类既然拥有自由，就可以用以行善或做恶，这才是真相。如果人类懂得提高自己的心智，也就是控制欲望、积极服务于众生，就会往善的方向发展。换句话说，如果能秉持这种意识，努力持戒或是做利他的事，并且提升自己的心智，那么，人性就能够不断朝着好的方向改善。在本书前面的章节我曾提及，人类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因此，即使一个人做了坏事，也有其存在的价值。不过，这种价值就如同无生物或植物一般，因为是构成宇宙万物的一部分，只是具有存在的基本价值而已。例如，植物中的藤蔓，生长时自然会攀附在别的植物上，进行光合作用并吸取养分，结果迫使被覆盖的植物枯萎死亡。动物世界也一样，有一些肉食性动物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猎食其他动物。总之，这一类的存在都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必须牺牲对方。这种情况本来不是恶，因为这只是自然界的生物努力延续自己的生命，未考虑到对其他生命的影响，而自由觅食、自由生活的结果。虽然牺牲了其他的生命，但就某种层面来看，这也是因为生物努力在大自然中寻求生存所致。因此，我认为可以容忍这样的行为，而不将其归为恶行。目前，因为人类对地球和其他动植物滥用自由，对大自然造成极大的伤害，因而正在承受更大的惩罚。地球环保问题的出现，仿佛让人感觉到，大地正在对人类呼喊着：“醒醒吧！人类。”我也曾强调，具有思考力和心智的人类，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具价值的存在，这种说法并不过分。人类居于万物之首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人类的思想和行动会对万物造成各种各样的影响。如果人类散播错误的思想、采取错误的行为，都将给犹如万物母亲的地球带来莫大的伤害。因此，对于人类，我们的要求是：作为最具价值的光荣存在，人类应该付出相应的责任。然而，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人类不仅没有尽到责任，而且还不断践踏其他的生命，残杀其他种类的动物，破坏所处的大自然。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何人类竟然可以心平气和地做这样的事？我觉得，把人类说成“与其他生命或其他动物相同的存在”是低估了人类存在的价值。我想强调的是，人类具有最高的存在价值，所以，人类应该改变对自身的看法，应该感受到自身的荣耀，并尽快承担起伴随荣耀而来的责任。最近，已经有人开始觉醒，并且开始提出警告。他们自省道：“既然生而为人，那么多少也应该为世界上其他的人尽点心力吧！”他们希望能把自己的力量积极地贡献给社会。人类是地球上惟一能够“全盘思考地球事物”的生命，其他的动物或植物皆无此能力。正因为如此，人类是具有特殊价值的存在，对人类而言，倾尽全力为世界的进化而努力，才是人类最重要的使命。第九章 自由就人的本质而言，自由很重要；但是对人类而言至关重要的自由，同时也是让人类作恶的理由。就像前面提到的，人类往往为了争取自己的自由而带给别人不自由。欧洲人的善恶观认为世界上有两种耗一神与恶魔。恶魔专做害人的坏事，而神的责任则是拯救人，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在神与魔、善与恶的矛盾中诞生的。孩提时期我也相信这就是事实，但是有一天我突然发出以下疑问：如果神真的是一种美好的存在，为何他会创造恶？有人说：恶的存在是为了让人类持戒。神只具备了善良和美丽的本质，如果世界万物都像神一般善良、单纯，将会多么美好。那么为何还需要恶呢？我的脑海中一直存有这样的疑问。直到有一天我突然领悟到：“恶”难道不是由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吗？换句话说，世间本来没有恶，恶是人类为了存活，做出一些不好的行为，因而累积而成的结果。那么，人类又为什么可以做坏事呢？我认为答案就是“自由”。自由是人类能自成一格地活着（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因素。就人的本质而言，自由很重要；但是对人类而言至关重要的自由，同时也是让人类作恶的理由。就像前面提到的，人类往往为了争取自身的自由而带给别人不自由，就在人类歌颂自己拥有自由的同时，也创造了罪恶的阴影。为何令人尊敬的自由也可以变成作恶的理由？其实就像厨房里的菜刀一样，在某些时候菜刀可以被用作杀人的工具，但在平常菜刀只是用来切菜的工具。因此，我虽然觉得自由是值得歌颂的东西，但行使自由这项权利时却非得十分小心不可。提到这点时，不禁让人想起最近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负面”消息。例如，不断发生十七岁左右青少年的杀人事件，对社会造成莫大的打击。当媒体将未成年人犯罪当成茶余饭后的话题进行报道时，带给大众的却是无比暗淡的心情和悲伤的气氛。其实，并非只有日本才有这样的问题，在美国偶尔也风闻小学生在校园携枪射击其他学生的新闻。我认为，这样的情况已经成为先进工业国家共通的问题。为何原本天真的孩子们也产生了罪恶的犯罪行为呢？我认为，在物质文明如此发达、社会如此富裕的时代，集三千宠爱于一身、从未被管束的孩子们之所以动恶念、做坏事，理由就在于过分我行我素、滥用自由。在过度自由的状态下，他们渐渐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结果就开始犯错。要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觉悟”。因此，释迎牟尼才会教人以“六度波罗蜜”修炼、提升自己的心智：即为他人尽一份心力的“布施”、知足常乐并谨守戒律的“持戒”、凡事容忍的“忍辱”、努力奋斗的“精进”、保持心境平和的“禅定”，以及最后达到的“智慧”。事实上，在释迪牟尼出现之前，人类早就从自然界学到了这些功课。从人类居住在荒野的时代开始，历经狩猎到以畜牧农作为生的时代，人类一直和生存危机相依相存。那时，如果猎不到动物就可能会挨饿三四天，到了依靠农业种植粮食时期，虽然生活远较打猎时期安定，但如果遇到持续干旱、农作物歉收，便会饿死更多人，这也是很常见的生存危机。因此，在条件十分严峻的自然环境中，“不竭尽全力工作，就无法生存”的“精进”精神，宛如真理般重要。此外，每逢干旱、大雨、台风等自然灾害来袭，人类就显得更加无助。这种无助的经验带来“人无百日好，灾难来时须忍耐”的“忍辱”精神。更重要的教训是，粮食充裕时不可以因此饱食终日，应该节制、贮存以备不时之需，于是，“智慧”应运而生。因为自己也可能遭遇苦难，因此当邻居有难时，要慷慨解囊给予救济，这样的品格也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训练出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每当拿到美味的食物，必定会和邻居们一起分享，这样的习惯维持了一段时间才消失。其实，这就是“布施”的精神。这种习惯是从严峻的自然环境中学到的，通过这种互动，人类充实心智、锻炼智慧，而只有拥有了智慧才能终止恶行。但是，当人类拥有了丰富的物质生活之后，就逐渐忘记了从大自然学到的教训。两千五百年前的印度也曾面临相同的状况，因此释迦牟尼才将“六度波罗蜜”这样的生活智慧，传授给当时的人类。当前的日本，情况几乎和当时的印度一样。经济的富裕，让人不必很努力也能过上一般水准的生活，因此很多人宁可当打工族，多余的时间宁可用来游玩，也不想被固定的工作套住。“精进”、“持戒”既和他无关，也不曾思考“忍辱”是何物，这样的日本人正与日俱增。因此，和提升人类心智有关的思维，正在被社会全部否定和忽略。我相信，经济比日本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一定很少出现青少年犯罪。贫穷国度的小孩自幼即得帮助父母劳动，贫乏的环境可以磨炼人的心智。尽管联合国宪章中主张，让未成年儿童劳动是违反人权的行为，就某种意义而言这是正确的，但是环境考验和试炼人类的功能性，也值得重视。导致青少年犯罪盛行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战后的教育过度强调“自由重要性”的概念。前面曾提到，很多人因为主张自己的自由，而给他人带来痛苦，但是战后的日本教育根本未曾提及此点，特别是最近的教育方针只强调自由，认为应该尊重孩子的自主权利。但是对一个尚未成熟的孩子来说，从幼儿园时期就尊重他的自主性，这种教育方式和放牛吃草有何不同？这种教育的后果，就是培养出一群不管长到多大都无法控制自己欲望的孩子，也因此才会发生那么多十七岁青少年犯罪的案件。单就媒体报道和专家的议论，感觉上仍无法解释青少年犯罪的真正原因。我则认为，理由如同前述，因为他们欠缺认真的劳动，也不曾受苦受难，不曾为他人贡献一己之力，而让自由无止境地泛滥。因此，我认为唯有教育孩子们控制欲望，并教给他们有效的控制方法，才是当前要务。至少应该教育孩子做到帮助别人的“布施”，以及不做不该做的“持戒”这两种好的行为。当然，凡事必须努力的“精进”和面对苦难须忍耐的“忍辱”，也应该让孩子们自我训练。释迩牟尼强调的“禅定”，也就是维持心境的平和，虽然也很重要，但是我认为，对青少年教育而言最重要的，还是“布施”和“持戒”。第十章 青少年犯罪考虑青少年问题时，首先要考虑“如何做才能培养孩子们美好的心灵”，而最基本的教养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控制自己的欲望、忍耐恶劣的环境以及努力工作，这是砥砺心志必要的功课。近年来，青少年犯罪的案例急剧增力。。假女口你将镜头拉近一点观察，就会发现，犯罪者多属于品貌端正的少年，家庭背景也不错。情况显示，似乎那些生长在经济上比较宽裕家庭中的孩子，犯罪的比例也比较高。回首一下那些日本还很贫穷的时代，孩子们几乎天天都得压抑自己的自由，过着凡事忍让的生活，那个时候也看不到今天社会常发生的那些问题。主要是因为，以前通过成人与成人、小孩与小孩之间的交往，在平时就训练自己做好自我控制。而现在的家族和朋友之间欠缺同样的互动，所以不了解如何控制和控制的尺度，自然就会产生问题。现代家庭孩子少，爸爸买回来一个蛋糕，往往由一个孩子独享。相比之下，以往假如一家有五个孩子，就得分成五份，由于很难切出五块同样大小的蛋糕，于是最小的孩子吃最小块，最年长的孩子吃最大块，如果排行小的孩子吵着要大块蛋糕，必定会被责骂。但相对地，当家中大扫除时，最年长的孩子干得一定最多，最小的孩子甚至可以作壁上观。只要家中有兄弟姐妹，就得经常彼此帮助和容忍，从日常生活中学习自我控制。也就是说，如果家庭中有手足，大家就能依长幼关系建立某种规则，在此规则下自然地训练。曾有人表示，自己“通过吃火锅，学会了不要恶性竞争的经验”。在家族成员中学会轮番上阵的生活，也学到社会的基本人际关系法则，这样的学习是极其自然的。最近，经常听到的说法是“年轻人的心荒芜了”，很多人提出“心的问题”。但是即使人心的问题存在，当问到该如何整治荒芜的心时，答案不外乎“告诉他们心的重要性”、“给予咨询”或“医治他们生病的心”，虽然口径相当一致，但也充分显示，没有人确切知道如何从事心灵方面的教育。值得注意的是，有人说“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十七岁少年犯罪的问题”，也有人认为“贫穷的家庭没有心灵荒芜的儿女”。照理说家贫的孩子做坏事好像比较合理，但没想到事实正好相反，有钱人家的孩子反而更容易做坏事。翻开日本的历史，明治、大正、昭和三位天皇在位时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社会非常贫穷，因此孩子们如果不工作，家计就很难维持。虽然孩子们总是贪玩，有时也想调皮，但是在父母亲的斥责下，还是拼命努力地帮忙工作。在这样的过程中，孩子们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欲望——或许这也算是“持戒”吧！再加上理解了必须努力工作才能存活的“精进”，通过苦难而学到的“忍辱”，经过层层关卡，因而磨炼了自己的心智。总之，贫穷家庭的孩子不得不勤奋工作，而且必须学会控制欲望，更重要的是必须学会在苦难中忍耐，这些看似不幸的因素反而导致了他们日后的成功。心田之所以荒芜，主要原因是人们忽略了教育孩子们这三种锻炼心志的作业。考虑青少年问题时，首先要考虑“如何做才能培养孩子们美好的心灵”，而最基本的教养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控制自己的欲望、忍耐恶劣的环境以及努力工作，这是砒砺心志必要的功课，必须将这样的观念灌输给下一代。如果不教育孩子，只是一味地说：“因为他们的心是荒芜的，所以才有所谓十七岁少年的问题”，或是整天嚷着：“因为十七岁少年的问题层出不穷，所以应该留意心的问题”，但终究还是没有人愿意定下心来好好地思考真正的解决方法。我曾在前面的章节提到，造成青少年犯罪的问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的学校教育出现了问题。首先是“培养自由个性”的错误方针，随着这个错误的方针，即使孩子再小，也奉行“尊重孩子的自主性”、“不要教孩子做什么，而是让他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样的教育方式。问题是，这种教育方式对锻炼孩子的心智成熟并无帮助。释迦牟尼所说的“持戒”是遵守戒律，也就是“不做不该做的事”，这是理所当然的道理，但是到底什么是“不该做的事”和“应该做的事”呢？不了解这个重点就无法“持戒”，因此最重要的是要教孩子们明辨是非的道理。因此，佛教用“如果做这种事，死后会下地狱”的简便说法来教人持戒。人们因为害怕，所以提醒自己要努力遵守戒律。反观现代的教育，让一群什么也不知道的孩子，从小就去做自主、自发的行为，从来不教他们分辨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事，也就是从来不教导孩子遵守戒律。有些人甚至认为“孩子很纯真，即使不教，他们也能分辨善恶”。我的看法正好相反，孩子绝非如此，他们不具有控制欲望的能力，他们是充满我执的动物。在远古时代，因为人类在严峻的自然环境中寻求生存，通过生活，大自然教导人类区分“应该做的事”和“不应该做的事”，无法学会遵守戒律者，无法继续存活下去。回头看看现代社会，因为经济太富裕，大自然的法则反而行不通。因此我们只能通过教育，仔细而正确地教导孩子们认识什么是“身为人类，可以做与不可以做的事”。第十一章 人生的目的出人头地也好，成功也好，只想过有趣、特异的人生也好，都只是人生的一种过程而已。人生真正的目的是成为一个有品质的人！人类开始真正感觉到自己活在世界上，具有了存在意识，一般来说，是在已经有了判断事物的能力之后。从出生到具有此种判断力之前，人类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活在世上。所以，在具有判断力之前，人类只能在双亲的保护下活着，一直到十二三岁左右，才开始懂得思考人生是什么。虽然个别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大多数人开始思考人生，都是受父母或师长的影响。因为他们总是在耳边叮泞：“确立自己人生的目标，树立伟大的志愿，然后向自己的目标和志愿挑战。”大部分父母会为孩子规划“好好努力、考上好的学校、成为伟大的人物”这样出人头地的人生，孩子自己也是按照父母的期待而用功学习的。书读得好的孩子就这样努力往前走，在不断为自己的出人头地而努力的过程中，很多人肯定这就是他的人生目标。但是求学过程不顺利的孩子，在过程中不断遇到挫折。万一考不上好的学校，就只能踏人社会开始工作。在一面工作、一面体验社会百态时，有人不禁开始思索：“只有一次的人生，与其过着长期灰暗的生活，不如让自己过得更有趣、更快乐、更特异一些。”无论是哪一种人，在不知不觉中，年龄都在增长。而伴随着年龄的增长，不管是努力往出人头地方向冲刺的人，或是想过有趣、快乐、特异人生的人，慢慢地都会调整自己的人生目标。为什么呢？因为开始感受到死亡的威胁在逼近自己，也因此开始思索“为了活得长久一点，要注意健康了”，接下来就开始将健康列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只要和同辈的朋友相聚，话题不外乎“吃这个有益健康”“这种药比较有效”“我最近得了这种病，你要小心哦！”或是“哪个医生好呢？”等等，以显示他们花更多的时间在维持健康。不管是努力出人头地的人，或是那些追求有趣、快乐、特异人生的人，到了这个时候，工作可以马虎一些，对健康却丝毫不敢大意。所谓的长寿，主要是指“肉体维持长时间的存在”。人类想要保护开始衰弱的肉体，让自己生存的时间长一点，多多少少就会忽略他人，变得自私和执著，心中开始出现这样的想法：“只要对自己有利的就是好的。”理论上，人过了中年，应该是工作和人际经验都更臻于圆满，人格品质也随之提升到更高尚的境界才对，但没想到对健康与肉体的执著却取代了这种美好的成长。于是，人类开始沉溺于欲望，也因而带来了老迈与丑陋，我感到当前的日本就充满了这种风气。人类生活的方向本来就充斥着分歧，其实，天资优秀的孩子当然可以从小怀抱出人头地的想法，表现不尽如人意的孩子向现实低头，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度过只有一次的人生也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即便是出人头地、扬名立万，也只有在这一世呀！名誉、地位和财产，在我们往生以后，没有一样能带到另一个世界，连肉体也是留在地球上的。就像前面提及的，能带走的只有灵魂，也就是意识体而已。再者，无论此生过得多么有趣、特异，死了以后也只能余留灵魂，如果那时灵魂只留存一点点“这一生还挺有趣”的印象，我觉得这样的人生似乎也没有很大的意义。我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当我们往生的时候，留下的灵魂或意识体具有真正的价值。活在世间获得的名誉、累积的财产及建立的地位，是否能成为灵魂的价值呢？或者度过有趣、奇特或波澜万丈的人生，是否就能提升灵魂的价值呢？我认为两者的答案皆是否定的。亿万人类的灵魂共同追求的价值，应该是来自于活着的时候为这个世界做出多少贡献，亦即做了多少善行才是。提升人性的品质，或者说磨炼人的灵魂，对人类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大事。磨炼灵魂，使人的品质臻于完美，这才是人生真正的目的。脱离了这个目标，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无意义可言。因此，虽然依循任何模式都可以走完一生，但无论你走哪一种模式，都应该衷心理解，那是造物主为了提升你的人性而给定的路，并因此而感到满足。我的想法是，如果父母能在儿女还处于小学时期，就明确地教导他们人生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相信每个孩子都会走向美好的人生。出人头地也好，成功也好，只想过有趣、特异的人生也好，都只是人生的一种过程而已。人生真正的目的是成为一个有品质的人！我认为，应该在孩子们十二三岁，正要面对人生立下志向的时候，教导他们这种正确的观念。这个时候可能孩子们尚无法真正地理解，但是只要在脑海的一角潜藏着这样的观念，到了青年、甚至壮年时期，有一天他可能会突然回想起来。如果能做到这样，就是达到目的了，教给孩子这样的观念也绝不会徒劳无功。但是就眼前的教育来看，并未看到有人教给孩子这样的观念。这种理念本来应该由哲学家提出来，但由于哲学家的理论往往过于艰深而不容易理解，因此哲学家无法直接面对青少年来解释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我认为，宗教家虽然也有责任教导人们认识人生，但是事实上他们也没有做到。为什么这个时代会被视为心智丧失的时代，或被认为精神提升无法赶上物质发展的时代，原因正在于此。那么，为了提升人性，人类到底应该如何努力呢？因为这些重点太重要了，请容我一再重复叙述。第一，为人类尽一份心、为世界尽一己之力的“布施”。第二，克制自己，压抑我执、自私之心的“持戒”。第三，在世事无常、大起大落的人生中忍耐的“忍辱”。第四，全心全力工作的“精进”。我认为这些德行对提升人性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功课。释迎牟尼远在两千五百年前提出的“布施”、“持戒”、“忍辱”及“精进”，目的就是为了教人类做真正的人，让人类开悟，并得到智慧之道。我认为，姑且不论这是否是特定宗教的想法，但对一般人而言，这都是很实用的生活智慧。以我个人为例，我总是随身携带简单的佛教书籍，不论在飞机上或任何场所，只要有空就拿出来阅读。虽然反复读过很多次，但总是忘记其中的内容，更别提付诸实行了。即使如此，我还是努力不懈，因为我知道自己一定要这样做，让心灵时时刻刻专注在这些观念上，对我而言非常重要。第十二章 命运与因果报应我们可以运用“因果报应法则”来改变与生俱来的命运、也就是说，如果一心向善、时时行善向转变。命运的方向也会随之往好的方向转变。我认为人生的要素主要有两个。其中之一是伴随我们生下来的“命运”。例如，每个时代都会出现代表性的学者，也许因为父母亲优秀的遗传基因，他们的头脑聪明清晰，但只是这样，尚不足以成为优秀的学者。他还要有不生病的健康身体、好老师的支援和足够做好学问的环境，种种条件汇聚之后，自己拥有的才华才能够完全开花结果。总之，一个人能否成为一流学者的决定因素，应该属于超乎自我意志和遗传基因之外的某种“命运”的领域。以政治哲学、人物学权威驰名的已故学者安冈正笃① ，曾主张《易经》是包含宇宙真理的学问。事实上，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将《易经》视为大自然的原理，不断进行研究；西方人则深入研究占星术，并累积了很多研究文献。① 安冈正笃， 1898 年一 1983 年，日本思想家，倡导王阳明的学说。——译者注无论哪一方面的努力，都是想通过种种研究来了解所谓的“命运”。人类之所以不停地研究命理，都是因为有强烈的欲望想要义无反顾地一窥命运的真相吧！除了命运，形成人生的另一个要素是“善根生善果，恶行有恶报”的“因果报应法则”。人怎么想，就会出现所想的结果，万物唯心造，这项法则非常重要，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提到这个话题。大部分的结果都源自于人类的想法和行为，这是佛教教义中的“因果报应法则”，这项法则始终与“命运”并行，并形成波浪起伏的人生。我们可以判定，形成人生的要素，一是人与生俱有的命运，一是人的思想和行为所造成的“业”（因果、业障）。换句话说，“命运”与“因果报应法则”就像形成人类遗传基因（ DNA ）的螺旋梯。更重要的是，“因果报应法则”的影响力或多或少强于“命运”。因此，我们可以运用“因果报应法则”来改变与生俱来的命运。也就是说，如果一心向善、时时行善，命运的方向也会随之往好的方向转变。这并非个人自以为是的看法，安冈正笃先生在他的著书《命运与立命》中便曾指出：“命运并非无法改变的宿命，它是可以改变的。要改变它的话，就一定要知道因果法则的重要性。”在中国古籍《阴騭录》收录的《了凡四训》中，曾提到明朝袁了凡的生平故事。袁了凡本名袁学海，生于代代行医的世家。哀的父亲早逝，由母亲独立抚养长大，母亲希望他继承祖先的遗志，继续当医生以悬壶济世。有一天，家中来了一位两鬓留有胡须的老者，老者说：“我来自云南，专门研究易算命理，来此的用意是天命要我来教一位名叫衰学海的少年学习《易经》。他的母亲希望他成为医生，但将来他会通过科举考试，成为优秀的官员。在县考中得到第十四名，府考第七十一名，提学考第九名 … … 在一次正式科举大考之前，他开始担任官职，做过许多地方的地方官。他将会结婚但没有子女，享年五＋三岁。”结果袁学海真的在少年时期停止学医，开始朝科举之路前进。之后，他的人生也不可思议地知老人所说的那样，连参加几次考试和当过什么地方官，都被老人一一说中了。从官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到南京游学。有一回，前往栖霞山拜访有名的云谷禅师，两人相对坐禅三日。结束时云谷禅师夸赞他：“你还如此年轻，却能在禅定时不带一丝俗念和邪念，我从未见过禅定功夫如此了得的人，你到底在哪里修行呀？”云谷禅师对袁了凡的修行成果十分感叹，但是袁了凡却只能说出小时候碰到老人的经过。“到目前为止，我的人生一点也没有超出那位老人的预言，一切都如同他的描述。我没有子女，也可能很快就会在五十三岁往生吧！所以我想我已经没什么可以思考和烦恼的事了。”没想到云谷禅师听完他的话，却把他大骂了一顿：“我以为你是个开悟的大丈夫，竟没想到你是个大笨蛋！”接着告诉他：“老人虽然告知你的命运，但是命运并非不可以改变呀！”并且他提到如果行善就会出现好结果、做恶就会产生坏结局的“因果报应法则”。“只要你心想的都是善事，你的人生一定可以往好的方向转变。”云谷禅师最后如此说。袁了凡回答说：“我错了，今后一定遵照大师的话去做。”从此，袁了凡每行一善便给自己加一分，每做一恶就给自己减一分，用分数来勉励自己日日行善。结果，衷了凡一直活到七十三岁才往生，老人说他没有儿女，后来也有了。袁了凡告诉他的儿子：“在我遇见云谷禅师之前，我的人生正如命运所示。但是之后我改变了自己的思维，努力行善，所以生下了你；原本只有五十三岁的寿命，现在已经过了七十还健在。儿子哟，所谓的人生，就是不断行善而可以改变的东西啊！”“命运”是既定的，并非我们衷心期望就能改变。但是另一方面，和“命运”并行的“因果报应法则”却非如此，如果善用这项法则，原本既定的命运也能再改变，我们不妨称这样的过程为“立命”。既然通过立命可以改变命运，我认为人类应该更有效地来运用“因果报应法则”。问题在于，现代人无法相信交叉运用“命运”与“因果报应法则”能创造美好人生这样单纯的论调。一来，社会上对“命运”与“因果报应法则”的看法本来就具有偏见；二来，现代科学根本无法解释超乎人类智慧理解的命运。因此，那些具有很多学问的知识分子，多半认定命运的论调是迷信的说辞。在知识分子的眼中，“因果报应法则”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做坏事就会受到上天的惩罚”, 他们认为，这是没学问的乡下人用以防止小孩做坏事的便宜行事。事实上，除了上述的故事，的确很难找到更多的例子来证明“命运”与“因果报应法则”的说法到底正确与否。命运到底是什么？我们很想给出解释，却实在难以解释；而对于善有善报的理论，也很难找到明确的实例加以说明。原因也就是之前提及的，人生是由“命运”与“因果报应法则”交叉结合而形成的。例如，当人处于命运极端恶劣的时期，即使做了一点善事，却终究无济于事；而有时处于运气非常好的时候，即使做了一点坏事，相形之下好像也看不出其坏处。于是，有人会心生疑问：“做了那么多坏事的人，人生为什么还过得那么幸福？”以下则是进一步的解释。我的朋友请一位具有通灵能力的人为我算命，他说：“这个人今天运势很差，本来应该会有一场大病，如果他能平安无事，那是因为他近年来所做的好事在庇荫他。以他的运势，根本不可能事业如此顺利，身体如此健康。”如此这般，“命运”与“因果报应法则”犹如 DNA 的双螺旋，复杂地交错组合在一起，也因为可以交错组合，所以不是以“一加一等于二”这种单纯的方式来组合，但是所有的人生确实都是出自这两项要素的结合。更重要的是，“因果报应法则”比“命运”更有力量，足以改变人的一生，可惜，至今没有多少人会相信这种说法。不管怎样，我认为“因果报应法则”的确存在。让我们再回到“宇宙”那一章，从回溯宇宙的起源进人新的话题吧！宇宙的起源是来自一块手可盈握的粒子，大约在一百五十亿年前，宇宙发生了大霹雳，很多粒子结合成质子和中子，之后出现的电子环绕前者因而形成氢原子，氢原子经过融合又形成氦原子，同样的情况反复进行之后，形成了目前宇宙间的各种元素，接着又形成分子和高分子，然后出现生命物质，最后则是人类的诞生。本来宇宙也可能以一块粒子的状态维持一百五十亿年，也可能在形成原子的阶段就停止演变，然而宇宙却不停地重复创造、发展的活动，甚至创造了人类。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宇宙之间具有让各种生命诞生、成长和发展的意识，正是这种意识让宇宙不断地运行。当人类具有善的意识时，便与造物主的意识——“所有的生命都努力生存着，善哉善哉”不谋而合。个人美好的意识波动如果与宇宙的意识波动一致，则一切就会顺利运行，事事成功，并且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相反地，个人意识若与宇宙意识背道而驰，就必定走向失败。理解这个原理，也就能理解为何世间存在着没落和衰亡。例如，公司为何倒闭？通常是事业顺利发展时，不曾自省“未曾做过善事”、“没做过为世人着想的事”、“从此不再认真努力工作”等违反宇宙意识的行为，因而承受倒闭的报应。近年来曾经获得很高评价、结果却倒闭的企业，仔细观察它们倒闭前的状况，不难发现，这些企业的经营者倒闭前都曾如日中天、备受夸赞，随后名声一落千丈，饱受没落的痛苦。其中，有存活了三四十年才走人衰退的企业，也有刚成立就走红的创投产业，历经几年的高速成长就瞬间坠落。总之，无论哪种企业，都是在功成名就之后，轻而易举地落败和倒闭。凡身为企业经营者，无论如何都是希望自己的企业能避免倒闭的命运的，既然如此，为何成功还迟迟不来呢？虽然这也是“命运”，不过我认为主要是由“因果报应法则”导致的结果。二十世纪初，伦敦的知识分子经常聚在一起与已经死亡的灵魂沟通交流，也就是所谓的“交灵会”。其中由一位小镇医生主持的交灵会，经常出现一个印地安人的灵魂“银桦树”，他讲了很多话，这些话还被收集成书。我偶尔也读这种书，其中有个地方特别引人注意。对于我多年来苦于无法提出证据加以解说的“因果报应法则”,“银桦树”如此解释：“大家都不相信‘因果报应法则’吧？因为无法证实做了善行就有善果，做了恶行就有恶果，所以没有人相信。其实短期内虽然看不出来，过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或更长的时间，一定会看到果报。当然，也有少数不在同一世报应的例子，但是就我所处的世界（往生后灵魂居住的空间）来看，一分一毫也逃不过。的确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报应法则’是正确无误的。”大致上历经三、四十年的时间，因果就应和了，如果还无法显现，那么到了另一个世界，因果的账还是会算得清清楚楚。换句话说，目前我们所想的、所做的，可能在几年或几十年之后，时间虽不确定，但一定会承受结果。现在造的业是因，其结果会显现于未来，到时候才后悔或悲伤已经晚矣。因此，无论如何请将这件事记在心头，希望每个人每天都有善行，并因此走向美好的未来。第十三章 人生的考验在惊涛骇浪的人生中，无论是好的抑或坏的境遇，都是造物主赐给我们的考验，幸运的际遇与不幸的灾难在本质上同样都是考验。一个人如何面对这样的考验，将进一步决定他未来的人生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前面的章节曾经提到，人生是由“命运”与“因果报应法则”交织而成的，有一帆风顺的时候，也有遭逢厄运的时候。释迦牟尼称此为“诸行无常”，他还说：“因为无常，所以人生很苦。”总之，因为人生一直在变，所以苦难也一直不断。但是，我认为在惊涛骇浪的人生中，无论是好的抑或坏的境遇，都是造物主赐给我们的考验，幸运的际遇与不幸的灾难在本质上同样都是考验。一个人如何面对这样的考验，将进一步决定他未来的人生会产生怎样的变化。首先，我们必须思考的是，遇到“成功”的考验时，应该如何应对才是正确的？当获得令人称羡的幸运或成功际遇时，多数人会将成功归诸于自己的努力，把这样的结果视为理所当然。更极端一点的人，甚至觉得自己本来就应该更成功一些、更幸运一些。但是，也有一种人，总是将幸运和成功的理由，归诸于周遭环境和别人的帮助。面对自己获得的幸运和成功，心中始终想着：“太可惜了，只有我得到幸运和成功的垂青，这真的是好事吗？”我想，这是他发自内心的谦卑。前者认为所有的幸运和成功都是靠自己的力量赢得的，因此更成功一些也是理所当然的。这种人一心想得到等同于自己付出的报酬、地位和名誉，同时也把自己的欲望愈养愈大，总是在成功的时候忘了谦虚，态度开始变得越来越傲慢。事实上，给他带来成功的正是他的谦虚和朴实的努力，结果他却在成功时失去了这两个优点，开始怠慢，只留下想要更成功、更幸运的欲望，并且任由其继续膨胀和发展。失去了谦虚和努力，也就失去了支撑自己幸运和成功的优点，开始和凡事向善的宇宙意识变得不同步，也因此走向最终的没落和衰退。几经努力才获得的幸运和成功却没能把握住，因为这些人的“心”变节了，并由此跌人衰退、没落的窘境。另外一种人，不但通过谦虚和朴实的努力获得了幸运与成功，而且面对成功时能够诚心感谢周遭人的帮助。这种人戒慎恐惧，不敢独占成功的果实，反而和更多的人及广大的社会分享自己的成功。他们从来没有忘记保持谦虚的心和朴实的努力，甚至更加努力地工作。我相信，能够用这种态度来面对“成功”考验的人，将会得到更多的幸运与成功，甚至能永久保持自己的幸运与成功。被幸运和成功眷顾时，当事人应对的态度不同，将会带来天壤之别的结果。总而言之，获得幸运和成功并非最终的结果，面对幸运和成功时的态度，才是决定最终结果的因素。这一点对世人非常重要，值得我们谨记于心。也有一些人完全不知道因果报应会对命运造成影响，因此在遭逢灾难、厄运和困苦的考验时，因为无力抵挡所面对的痛苦，转而愤世嫉俗、嫉妒他人，为眼前的际遇唉声叹气，发出不平之鸣，最后甚至抑郁而终。用这种态度面对考验的人，只会让人生越来越灰暗，越来越辛苦，让只能拥有一次、弥足珍贵的人生变得索然无味，毫无收获可言。反观另一种人，他们即使遭遇灾难、厄运和困苦的考验，也能承受所有的痛苦，全力以赴、努力奋战、不断设法挣脱困境。想来，他们必定抱持着现在受苦没有关系、未来定能重见光明的信念，并时刻保持开朗的心境而不断努力。这类人绝不会愤世嫉俗、嫉妒他人或埋怨连连，而是勇于正面迎向苦难、接受考验，甚至将苦难视为造物主考验自己有无进取心的试题，因而心怀感恩、欣然接受这个考验，并且乐观地永往直前，继续朴实地付出努力，这样的人最终一定能够获得令人向往的成功和充满光明的未来。事实上，由“命运”与“因果报应法则”交织而成的人生，恰好就是惊涛骇浪、诸行无常的人生，而非平静无波的人生。在此人生中，无论遭遇苦难或幸运哪一种考验，无论以后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都取决于当事人能否谦卑、乐观地来面对。这样的说法古已有之，在中国的古籍《尚书》里就曾提到“满招损、谦受益”。而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个人，就国家而言也是一样，一国的政府如果不谦虚，国家就会出现危机。翻开日本的历史，事实即呈现在眼前。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紧随欧美国家之后，政府提出了富国强兵、发展产业的口号，人民也发挥了至死方休的努力精神，上下一心努力奋斗。结果大约在四十年后（1905 年），日本以一场日俄战争，打败了强大的俄国，赢得了全世界的喝彩。从此，日本人开始陶醉在幸运和成功的滋味中，失去了谦卑的心，开始大举扩充军备。又过了四十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终于尝到了战败的滋味。化为废墟的日本，再度反省、修正，全民重新同心合力建设国家。不久，日本又跃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的经济复苏再度被誉为奇迹。照理说，日本人应该更谦虚才对。战后经济复兴的成功恰似一个考验，对日本的国家治理和经济政策而言，应对这个考验的基本方法就是谦虚。但是日本又变得自大了，那些大企业、大银行的经营者完全忘记了战后数十年来日本人的谦虚、努力以及相互扶持合作的精神。于是，从企业经营者到一般大众，大家淡忘了额头上的汗水，而开始追求眼前的近利，从八十年代开始疯狂、忘我地投资不动产和股市，造成了所谓的泡沫经济。傲慢的结果是，泡沫经济迅速地破灭了，很多经营者转瞬间便饱尝了一贫如洗的滋味，当初买了一堆据说还会涨四五倍的土地，结果价格只剩下了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总之，留下了大笔的债务，使经济情况衰落到连本来不可能倒闭的银行也倒闭了。或许，早在八十年代之前，日本人就已经忘记了谦虚的重要性。为了提醒国人，安冈正笃先生曾于 1969 年在《命运与立命》一书中，以“忘却人生之道的技术和学问是人类的不幸”为题，指出：科学、技术、繁荣也好，政治、经济、学问也罢，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都是一些不可靠的、无法正确衡量的东西。因为对人类而言，如果忘却了最重要的根源，技术和学问只会造成不幸。如果只是一阵翻云覆雨，那么终归会在命运的操弄下结束。但是如果冷静观察一下，在这些东西的背后及深处，必定存在着一些严肃的法则，也就是所谓的道。如果不循道而行，我们将找不到任何可以信赖的事物。这种感觉到了 20 世纪下半叶，更是备感深切。真正的学问是在于了解和学习现象的根源，也就是本质或道。我们要学习的是心的学问（心学），换句话说，就是走到哪里都要修炼自己、帮助别人（修己治人）的学问。我认为，安冈先生已经看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二十四年后，又开始产生了怠慢松散的心，因此才会提出这样的警语。俗话说“荣枯盛衰乃世之常情”，由谦虚到怠慢而且反反复复的应该不只是日本这一个国家。将眼光放之全世界，无论中国或欧洲，只要国家兴盛，就会产生怠慢之心，然后再度走人衰落。我认为，日本能否顺利从眼前的不景气摆脱出来，与日本人能否早日发现这个原理，及时恢复谦虚和认真对待世界的态度有莫大的关系。第十四章 苦恤与槽恨第一，如果有时间去烦恼，就比别人更加倍努力地工作；第二，保持谦虚绝不骄傲；第三，每天自我反省，反省与烦恼完全不同；第四，以知足、感恩之心活在人间；第五，秉持宁可他人比自己好的利他之心而活。人类总为胜中碰到的各种问题而烦恼，但是我并不这么做，而且我还会劝别人“不要烦恼”。深思熟虑对任何人而言都是必要的，但是烦恼不一样，烦恼只会伤害我们的身体，烦恼只会让我们浪费掉宝贵的光阴。当工作遇到困难或瓶颈时，通常我会思考、再思考，思考到答案出现为止，但是等到答案出来、做好对策，我就不再去思考同一个问题。想要不烦恼就能解决问题，秘诀就是不要想太多，决策定出来之后，就应该采取“尽人事，听天命”的态度。然而，光是考量出解决方法，间题不一定就能全部解决。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人总是不停地烦恼。我只能劝这种人必须自己想办法“不去烦恼”，这是惟一的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据我所知，这种人通常在立下决策之后、结果尚未呈现之前，就一直被烦恼所纠缠。心中总是惦记着：“能顺利解决吗？解决不了怎么办？”问题是，就算不断烦恼，对解决问题而言也无济于事。剑已出鞘，接下来不就是等待吗？此刻惟一能做的就是等待天命揭晓而已。费尽心思考虑出来的对策，结果是吉是凶？谁也不知道。既然如此，去烦恼还不知道的事，这样的做法有意义吗？这就是我的想法。结果如果是好的，就没有大问题；如果结果不如预期或出现大凶，不就会再度陷人更大的烦恼之中吗？假设结果的损害比预想得大，这也是没办法预防的呀！“覆水难收”，想把泼在地面的水收回来，有何意义呢？与其为受到损害而烦恼，不如为了未来可能的利益而更加努力工作。这样做的话，不就没有烦恼了吗？所以“不去烦恼”，就是从烦恼的境界中解脱出来的最佳方法。但是要怎样才能做到凡事“不去烦恼”呢？第一，如果有时间去烦恼，就比别人更加倍努力地工作；第二，保持谦虚绝不骄傲；第三，每天自我反省，反省与烦恼完全不同；第四，以知足、感恩之心活在人间；第五，乘持宁可他人比自己好的利他之心而活。从人类具有的感情和欲望来看，除了烦恼，人类还会抱怨和僧恨。例如，有人被杀，受害者的家属对犯人的仇恨之心、憎恨之心一定非同小可。我没有权利也不想否定受害者的仇恨之心和憎恨之心。对那些孩子被杀害的父母而言，当然他们会憎恨犯人，因此如果有人问我：“应该如何处置杀人犯？”我的答案会是：“即使处以死刑，我也没有意见。”基本上，我认为犯罪者受到合理的处罚是对的，但是我也认为，不要对罪犯抱持恨意才好，也就是说，受害者家属应该尽可能地不去憎恨犯人。或许，有人会反驳我的想法：“你又不是当事人，有什么权利这样说？”这样的反驳是很合理的。但是，虽然我不是当事人，只是站在门外的第三者，或许根本没有权利说话，但我还是觉得人类不应该具有憎恨或仇恨的想法。因为，不管你多么憎恨犯人，已经死去的亲人都无法回来了！再者，每天怀着憎恨和仇恨的心情，久而久之也会产生副作用，造成心理、甚至肉体上的伤害。我发现那些每天只会生气、抱怨和发出不平之鸣的人，他们的脸色总是很阴沉，呈现出不健康的状态。虽然没有实际的证据，但是我听说一个经常发怒、抱怨和憎恨的人，体内可能会分泌出某种会伤害自己身体的荷尔蒙。心理影响生理的案例时有所闻。例如，大家都知道太担心的时候，可能会引起胃溃疡。照理说，坚韧无比的胃壁连强酸都不能轻易让它动摇，为何会开了孔呢？主要是因为紧张或担心的时候，胃部会分泌一种让胃壁细胞抵抗力转弱的荷尔蒙。让憎恨之心付诸东流，说起来简单，要做到却很难。即使你不去恨，逝去的亲人也还是回不来。然而，若要让往生者的灵魂得到安息，“宽恕”是非常重要的做法。如果说，人活在世上最重要的任务是提升心智，那么对人类的感情而言，最具矛盾性的功课就是“原谅那些不能原谅的事”，或许，这才是人类最重要的修行课程吧！或许，这样的考验比财产、名誉被夺取的遭遇更难面对，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当人类能够跨越这样的障碍时，就能得到更大的提升。通过这种提升，人类的心灵会更加进化，灵魂会更加充满光辉。第三部分 让心智提升到更高的境界第十五章 逆境好逸恶劳乃人之常情，但是若将眼光放远，就会发现，年轻时期遭受过苦难的人，相较生活环境优越的人，日后的成就往往更加辉煌。在磨炼人格品质上，我最尊敬的。本人是西乡隆盛(1827一1877）。明治维新时期人才辈出，例如大久保利通 (1830一1875）、山县有朋（1838一1922）等人皆享有盛名，但是我认为其中还是以西乡隆盛最为杰出。虽然最后他以悲剧式的死亡结束了一生（1877年在日本最后一场内战中，西乡领军的萨摩士族战败，受伤的西乡命令部下砍下自己的头），但是明治维新的丰功伟业，如果缺少了他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西乡生于日本鹿儿岛一个下级武士家族，小时候被视为一个“中看不中用”的孩子。主要是因为他体形高大、目光炯炯有神，但是却沉默寡言、不善言辞。相比之下，他不算是敏锐或优秀的孩子，反倒是和群体疏离的孩子。这个沉默的孩子，长大后却成就了伟大的志业。为何西乡长大后能有此成就？我想，一方面是他受到当时德高望重的萨摩藩主（诸侯）岛津齐彬的栽培；另一方面也因为他自幼承受了种种苦难，从磨难中获得了种种经验和能力。例如，当时京都清水寺的僧人月照，因参加尊王攘夷运动，不见容于当时的德川幕府而逃出京都，投奔了西乡隆盛。后来因为岛津齐彬去逝，新幕府将军的父亲岛津久光拥有了实权，并且不准西乡庇护月照，进退两难的西乡觉得自己对不起朋友，于是决定和月照一起投入锦江湾自尽，以成全两人的友情和义气。结果月照身亡，西乡却奇迹般地被救。不能保护前来投靠自己的友人，可以说是武士的奇耻大辱；和友人一起投江，对方死了，自己却活着，岂能觅活于周遭的非难？但是此刻的西乡容忍了外界的种种非难，毅然活了下来。此外，西乡和岛津久光的个性本来就不合，后来因为触犯了岛津久光，被流放到奄美大岛和冲永良部岛等外岛。在冲永良部岛时被关进简陋的牢房，所谓的牢房，其实只有屋顶和四根柱子，连墙壁都没有，只能任凭风吹浪打和大雨泼洒。西乡被关在这样一间牢房里，每天却依然打坐和冥想。不久之后，原本体形魁梧的西乡日渐消瘦，负责看守他的狱卒于心不忍，于是在自己家中设了一个牢房，将西乡移到家中坐牢。据说，因此西乡才能安然存活。一再饱尝辛酸的西乡，其人格特质也越来越大器，日后 (1868年）才能与幕府的重臣胜海舟谈判，兵不血刃就进入江户城，并且平定了幕府势力。我想，年轻时期艰难、痛苦的经历，才是促使西乡日后成功的主要因素吧！相对地，我们从来不曾发现那种从小未曾受苦、不需要辛苦工作，长大以后却能成就丰功伟业的例子，因为这种人往往一遇到困难就被打倒了。著名的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也一样，从孩提时期开始就饱受环境的折磨。因为家道中落，还在就读小学四年级（九岁）时就被迫辍学去当学徒。但是即使遭遇这样的逆境，松下并未因此气馁或自怨自艾，他尽可能努力地工作，只希望博得雇主的欢喜。正因为年轻的松下能够不畏逆境，用朴实、开朗、健康的心态拼命努力工作，日后才能创立有名的“大松下”（松下集团）。当时，和松下一样处于困境的孩子应该不在少数，但是多数的孩子都有畏难的本性，有时也会兴起怨恨和痛苦之心，心想为何好人家的孩子能够上学、还能够吃好穿好，唯有自己如此贫穷？凡是持有这种退缩、痛苦的心情度过青少年时代的人，长大以后几乎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因此，我认为，即使在遭逢苦难时不能以平和的心态接受这些命运，或保有一颗感恩的心，至少也要避免自己存着嫉妒或愤恨的心。松下幸之助就是因为能够在逆境中忍耐，并且用开朗的心情努力奋斗，所以日后才能拥有如此伟大的成就。古训有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日本人也常常劝诫年轻人：“年少时多吃点苦才好。”好逸恶劳乃人之常情，但是若将眼光放远，就会发现，年轻时期遭受过苦难的人，相较生活环境优越的人，日后的成就往往更加辉煌。回头看看现代的日本似乎正好相反。许多父母常常刻意不让自己的孩子受苦，总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轻松过活。然而，不正是这样的教育思维，才导致十七岁少年的杀人事件开始发生吗？在比我们更早的时代，很多孩子为了帮助父母维持生计，从小就得拼命努力工作。我所处的时代也有不少亲朋好友，从小就开始帮助父母分担生计。我发现在这种贫穷家庭长大的孩子，几乎不曾出现过穷凶极恶的犯罪事件。要知道并非因为是孩子，就不应该辛苦地工作，辛苦工作反而是磨炼人格品性不可缺少的条件。西乡隆盛被流放到冲永良部岛时，才有机会读到王阳明的学说，以磨炼自己的心性。提到人性，安冈正笃先生曾说过，必须依“知识、见识、胆识”三个阶段来提升人性，否则任何努力都将付诸东流。他的意思是说，知识只要翻开百科全书或字典就可以学到，既没有必要强记，也无须填鸭式地过度汲取，否则也只是流于常识丰富而已；比吸收知识更重要的是将知识组合成有条理、有逻辑的信念，变成比知识更有用的见识；不过即使拥有了见识，如果不去实践这些理念，对提升自身的人性还是助益不大，因此有必要将见识提升为胆识，也就是转化为执行力。这里提到的胆识，是指同时具有见识和勇气，这都是历经苦难才能培养出来的人性品质。具有这种品格的人，日本人形容他们是“怀珠抱玉”或“具有胆识”，西乡在冲永良部岛培养出来的就是这种胆识。事实上，就算无法产生胆识，只要有勇气，也能够转化成相当的执行力。然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人类才会表现出勇气呢？通常只要有大公无私的理由，勇气自然就会涌现。因此，在培养出大无畏的胆识之前，不妨找一些正当理由来鼓励自己。例如，此刻如果我不出面，局势恐怕会变得难以预料吧？我如果不努力完成这件工作，公司的结局会如何呢？大义和志向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志向主要是指个人的目标，大义则是指非利己的、舍弃个人立场且对众人具有重大意义的事物。大义是从比较大的格局切人，例如为世人、为社会，或是为身旁的家人等。如果能用大义来鼓舞自己，就可以激发出真正的勇气，这股勇气就能逼迫自己发挥执行力。有胆识的人做事不需要假借任何名义来鼓励自己，但是像我们这种普通人，每当挑战极为远大的目标时，就有必要给自己一个名义，然后借此名义鼓励自己去完成这个目标。欠缺执行力的人或凡事做不好的人都具有一个通病，心中总是盘算着：“上司交代做的这件事，如果做了对我有利吗？成功的话可能调薪，还是可能调升经理呢？万一失败，最好能找个理由推脱。”由于凡事只考虑自己的利害得失，往往也因此失去了执行的勇气。像以上这样，不给自己一个名义或理由就办不成事的人，事实上并非少数。对这样的人而言，成功的秘诀在于：凡事不妨试着先摆脱私心，为自己找个具有说服力的正当理由吧！第十六章 情与理我认为，经营事业最重要的是，最初的阶段应该用理性思考，实际执行或应对时不妨适度地运用感情。每当有人问我，谁是我最尊敬的人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前一章节曾提及的西乡隆盛。明治政府诞生之后，西乡移居东京。虽然他当时已经领到很高的薪晌，但是仍然住在商店街中的民房，只雇用一个女仆，平常总是穿着棉布粗衣。西乡难道是心灵尚未安定，或是心中已无欲望？我认为，应该是因为他没有私心的缘故。他注意到，当初他们这批年轻志士，就是为了反对不合理的幕府和封建制度才起来革命，建立新政府的。然而，他眼见这一群人在就任新政府的重要官员之后，也开始搬进豪宅、穿着华丽的衣装、身旁妻妾成群，过着极尽奢华的生活，心志也开始堕落。西乡自己也是新政府的核心官员，亲眼目睹了这种堕落的景象，心情格外悲愤，因此他撰写了“明治维新并非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的严正文章批评当时的现象。同时他也感到很懊恼，疑惑自己是否真的做对了？自己难道不是被那些想得到天下后享受奢华的人利用了呜？西乡警告自己不应该同流合污，因此选择一如继往地过朴素的生活。西乡因而和山县有朋、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人渐行渐远，之后又因为主张攻打韩国，与其他人意见不合，而终于离开了重要的官职而下野。欲望强的人可能会执著于地位，西乡却没有此种欲望，因此很快就返回了故乡鹿儿岛。结果，和他一起到新政府任职的那些鹿儿岛的年轻人也都跟随他辞官返乡。由于这些年轻人的心中仍然存有时新政府的不满，西乡为了不让这种情绪爆发出来，也为了把他们培养成为更优秀的人才，于是在鹿儿岛设立了私学校。当时，一位出身萨摩（今鹿儿岛县北部）的警官被逮捕，他承认自己是为了暗杀西乡而回到鹿儿岛的。事件尚未真相大白之前，部分私学校的学生已经怒火中烧，于是，攻进了新政府在鹿儿岛的弹药库并夺取了枪炮和弹药。明治政府获悉之后，立刻以叛变为由发动军队来镇压。当时西乡正在大隅半岛打猎，听到消息后立即赶回鹿儿岛。本来他想要劝队年轻人的暴动，但是不知为何当时他的态度并不积极。我想，理由可能是西乡觉得自己对新政府已经仁至义尽，也可能是基于西乡个人的情绪吧！堂堂一个大丈夫会被个人感情束缚，而做出异常的决策，这样的事情说来有点不可思议。不过，如果回想前一章提过的故事，从西乡曾经为了人情义理而想陪同僧人月照投海自尽的事件来看，西乡的性格本来就是情感重于理智，因此也就没什么不可思议了。事实上，在日本的最后一场内战（西南战争）中，西乡“我也一起去”的举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令人不解的是，为何整场战争中，他只是跟在年轻人的后面？带头的是青年将校桐野利秋，西乡始终未曾担任指挥官。从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结束，那个一直能灵活运用智慧、屡立战功的大人物，在此重要的战役中却什么也没有准备，只是跟随在一群年轻人的后面行动而已。当时，也有一些军队因为仰慕西乡的英名，远从九州各县赶来支援，还有对明治政府感到不满的旧武士前来响应，但都被西乡拒绝了。从西乡种种应对的态度，实在看不出他想打赢这一仗，有关这件事至今为止仍是一个谜，也成为后人讨论的焦点。我只能想象，可能是因为西乡本来就是一个感情胜过理智的人吧！当我就读旧式中学一年级的时候，就被强制教导这种情感的重要性，我感觉，即使到了现在，自己仍然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例如，当时教我们修身养性的老师，针对人格品质最恶劣的人，他描述道：“有一个小偷到一户人家去偷窃，刚好那家人回来了。如果这个人真的只是小偷，碰到对方家人进门时就应该逃逸无踪，但是也有人会跑进厨房拿起菜刀挥舞威胁，于是由小偷变成强盗。这种由小偷变成强盗的人正是最污秽的人！”他还提到另一种情况：“假如你的亲友在某种情况下杀了人，跑来找你并告诉你‘我刚杀了人，救救我吧！’你会怎么做呢？”从应对这个问题时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人性之间有很大的差别。那时候我们只是中学一年级的学生，个性都比较软弱、畏缩，大家的答案几乎是一样的：“把朋友训一顿，然后劝他去投案。”可老师却告诫大家不可以这样做，他说：“既然是亲友，而且他又跑来投靠你，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会被判罪也要庇护他。”现代人可能无法接受这样的想法，但是以前的老师教导我们这就是人类的情和义，我想他教的应该正好符合西乡隆盛的价值观吧！西乡的个性富于情与义，我认为这是他最令人心仪或值得当做榜样的理由。但是，有时我又无法接受被人情义理束缚的人，这样的说法好像有点无情。然而，就在我创立京瓷时，我曾考虑：“虽然我的核心思想充满西乡的情义，但是经营事业，我得效法大久保利通的理性与冷静才行”。事实上，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松风企业，那时我才二十五、六岁。当时的我，认为自己的理想是做个有情有义、品德完美无缺的“完人”。等到自己经营企业时，才知道所谓的完人，行动时应该同时具有西乡的情义和大久保利通的理性，两者兼具才能成功，于是我才开始研究大久保利通的哲学。当我回到西乡的故乡鹿儿岛，告诉那里的人有必要学习“大久保利通的理性与冷静”时，得到的回答多半是瞧不起的眼神。然而，当时我依旧认为自己应该“融合大久保利通兴西乡隆盛的品质，创造稻盛和夫的新形象”，并打算依此目标经营自己的人生。拓展事业时，如果只用感情去判断和行动，可能会导致无法收拾的局面；即使用感情判断再依据理性行动，方向可能还是错的；还有一种方式是用理性判断，也用理性执行，这样一来可能就没有人愿意跟随你工作了。我认为，经营事业最重要的是，最初的阶段应该用理性思考，实际执行或应对时不妨适度地运用感情。关于这点我原来并未留意，而是从过去的员工那里听到：“那时社长突然出现，告诉我应该这样做才能替自己解危。幸好跟随一个严格的社长，我才能完成这项工作。”偶尔听到这样的故事，我总是扣心自问：“真的发生过这种事吗？”因为我完全没有印象，我想那些大概都是我在无意间说出去的话吧。被人刻意地夸奖，有时还是会感到开心的。然而，如果有人记得你无意间讲的话，再由对方说出来时，其中不但充满了感情，而且更让人觉得欣慰，因为你知道对方是真诚地接受了你。太重感情的人，我认为只适合和他发展私交，一起工作就会产生很多纷争。例如，当有人求我：“财务调度上有点困难，请帮助我一下好吗？”我认为对方人品很好，因此当他的担保人，周围的人还因此夸赞我是正直的大好人。但是，相似的情况有时却惹来不同的评价。例如，有个人因为担任很多借贷的保证人，因此背负了很多债务，结果自己的公司都倒闭了。在此情况下，恐怕没有人会称赞他是“正直的大好人”吧！还有一种情况，有人来借钱，第一次因为同情就借给他了，于是在他的口中我是“大好人” ；接下来又说：“可以借更多一点吗？”这时如果拒绝他，他不仅忘了应该为第一次借他钱而道谢，还因为第二次借钱遭拒绝而产生憎恨之心。这就是一般人的反应，而这种憎恨之心将会带给当事人更大的伤害。我建议，第二次会拒绝的人不妨一开始就拒绝，原则上还是应该谨守住先讲理性、再谈感情的程序比较正确。我会有这种想法，原因之一或许来自小时候在家庭和学校的学习。我的父亲是个沉默理性的人，母亲的个性刚好相反，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母亲不管遇到任何情况都心怀感激，而父亲则经常严肃地责备我们。例如，有时母亲会对父亲说：“孩子的爹，有个亲戚告诉我这样的好事，我们也来做吧！”父亲总是说：“等一下！”然后，要求母亲做更详细的说明，等她说完了，父亲就冷静地分析其中的利弊，然后对母亲说：“那不是很不合理吗？”并提醒母亲太感情用事了。从母亲的角度来看，因为是亲戚的提议，所以她先放了感情进去，忘了做理性的考量；父亲则一定是先冷静地分析才得出结论。我觉得，母亲的个性有点像西乡隆盛，父亲则像大久保利通。我发现，父亲和母亲一来一往的互动，对我人格的形成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第十七章 勤劳劳动的目的不应仅止于取得粮食、免于饥饿，名是为了磨炼人类的心智。如果每个人都勤奋努力，就能够培养出美好的心智，让人类变得更齐美。我们不访为劳动下此新定义。日本文学家内村鉴三在他的著作《具代表性的日本人》中，曾经介绍过日本的土地改革家二宫尊德（1787一 1856）。二宫尊德既无学历也无资产，只是个农民。十六岁时父母双亡，二宫尊德的伯父收养了他，从此，他每天从清晨到深夜都像小奴仆一样不停地劳作。由于只有深夜的时间可以利用，渴望学习的二宫尊德就．点着油灯努力用功读书，结果伯父却责骂他“浪费灯油”。于是，他挑灯夜读的希望破灭了。即使如此，二宫尊德仍然没有放弃学习。经常头顶着晨星或在满天星空的夜晚勤奋工作，再利用白天上山砍柴或刻草时，一边走路，一边读书。长大之后，二宫尊德一直拼命地工作并过着节俭的生活，利用自己的积蓄将父母的田地买回，并且在农业上有了非常优秀的表现。当地的领主风闻他的能力，请他负责协助政府振兴那些贫穷的农村，使他声名远播。晚年的时候，二宫尊德甚至接受德川幕府委托从事治水工程和产业辅导工作。此时的二宫尊德已经可以和其他的诸侯并坐在宫殿中。据说他的言谈举止、宫廷礼仪都非常端正，不少同座的高官还以为他也是出身于高贵的大户人家。这段传说主要是在强调：二宫尊德原本是一个平凡的农夫，从来也没有机会学习宫廷礼仪，每天只是从早到晚不停地耕地劳作，却能够将自己的心智磨炼到此种程度。换句话说，人如果非常努力地工作，不但可以得到生活上需要的粮食，也可以借此磨炼自己的心灵。我认为，通过劳动塑造人类的心智，对现代日本人而言格外重要。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社会渐渐确立了“提供时间、换取报酬”的劳动价值观，认为劳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得到金钱。劳动本来的目的应该并非只是为了获得报酬，特别是在贫穷时期，勤于劳动还可以控制自己的欲望，诸如想休息、想偷懒、想玩乐等欲望，通过控制欲望，也就可以锻炼人的心智。问题在于，眼前的社会过于富裕，日本人已经没有必要为了获得粮食而勤劳工作，只要打零工就足以维持生计，于是，很多人开始拒绝被固定工作绑住，宁可成为打工族也不愿意到企业就职。更极端的是，有些人高中毕业之后就赋闲在家，既不想就学也不想工作，而是选择继续靠父母供养来生活。很多年轻人过了二十岁还待在家中，与此同时，青少年犯罪的案件也逐日增加。我相信，这些年轻人从来不曾通过劳动来磨炼自己的人性品格，这是造成他们犯罪的主要原因。就像释迎牟尼在“六度波罗蜜”中强调精进的重要性一样，我也认为勤奋地劳动可以锻炼头脑、培养心智，这也是达到开悟之前的必经过程。总之，勤于工作的人不仅可以得到足够温饱的生活，也可以抑制多余的欲望，并磨炼、净化自己的心灵和头脑。劳动具有的机能正在于此，因为世人已经忘记了劳动的重要性，眼前的社会和人心，才会荒废到这般地步。然而，时代与社会每天都在改变，人类已经无法回归到古代社会。因此，我们的注意力应该放在如何改善社会因过于富裕而丧失精进的问题。事实显示，在贫穷的时代，人类努力工作的原因的确是为了得到生存所需的粮食；但是如果将劳动的目的仅仅局限在取得粮食上，到了物质丰盛的时代，人们一定会失去勤劳的精神，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为劳动找出新的意义。就像前面提到的，劳动的目的不应仅止于取得粮食、免于饥饿，也是为了磨炼人类的心智。如果每个人都勤奋努力，就能够培养出美好的心智，让人类变得更完美。我们不妨为劳动下此新定义。其次，我们也有必要重新厘清劳动的本质。现在有些老师强调让学生劳动是一种罪恶，这已是造成年轻人不想劳动的原因，而日本厚生劳动省不断缩短工时，是不是也强化了“劳动是罪恶”这种观念呢？日本国内就曾为了法国每周劳动时间只有三十五小时而议论纷纷。我了解到，厚生劳动省的本意是希望促进日本人可以用更少的时间、赚更多的钱。问题在于，这种决策不也是造成人类堕落的原因吗？唯物论可能把人当成各种事物中的一种来看待，但是我总认为这样的理论应该是错误的。就像先前所引用的佛教教义所示，佛陀劝人精进，因为从精进中可以磨炼人的心智。因此，我想呼吁的是，首先我们必须找出劳动的真正意义，对人类而言，这才是比较正确、也比较符合自然的做法！如果依此概念而行，努力工作并将获得的成果分享给贫穷国家的人民，这样的行为就是释迩牟尼所说的“布施”。即使不能直接送达，也可以通过日本政府的开发援助机构去援助其他的国家。能够将富裕世界多余的物资送给贫穷的国家，拯救更多生命，本来就是最具爱心、最应该做的事啊！这样的“布施”行为，可以让劳动的价值提升好几倍。我相信，能够努力勤奋工作，并将劳动的成果分享给其他国家的策略，比花大钱去购买军备或缔结各种和平条约，更能够提供给国家安全有力的保障，因为任凭谁也无法欺侮拥有这种行为和思维的民族。我想，这样的民族无论走到哪里都应该获得推崇和尊敬！我衷心希望日本能变成这样的国家，同时我也认为，这才是 21 世纪的日本应该呈现的样貌。第十八章 宗教与死亡一个人走的感觉虽然寂寞，但还是要勇敢地迈向下一段来生的旅程，而那时候佩戴在身上的勋章，将是更美丽的灵魂、更光亮的心。“你信仰何种宗教？”每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大多数日本人的答案是：“哦！我没有宗教信仰。”日本人似乎有这样的错觉：没有宗教信仰很伟大。据我所知，日本的知识分子以不信仰宗教为骄傲，应该是明治维新以后才产生的现象。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大量汲取西方文明，其重点是必须符合科学、要求合理性和逻辑性。明治政府强烈否定那些与迷信或坊间传说有关的事物，因为政府方面认为，必须灌输给人民有效率、不浪费时间、讲求逻辑并且合乎道理的观念，并让这种观念深植人心，否则日本将无法依靠科学技术和理念立国。为贯彻政府的决策，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学校教育强烈排除所有不符合科学的内容。然而一直到江户时代 (l603一1867) ，日本人依然保持到神社或寺庙拜神、祷告的习惯，坊间百姓也经常口耳相传：“某神社的住持可以收到神明所给的讯息”或者“某地寺庙的和尚具有超强的通灵能力”等等。然而到了明治时期，在政府强力主导下，能够传达神明讯息或通灵的人往往被视为迷信之源而被否定，那些反对的人则被尊称为“知识分子”。没有办法用科学证实教义的宗教也被扣上了迷信的帽子，遭到排斥，结果日本人开始以不具有宗教信仰来夸耀自己，走向了无信仰之路。事实上，在明治时代之前，日本人从来不提宗教观，因为当时的人意识之中没有“宗教”这种东西，拥有单纯的信仰是理所当然的现象。我曾监修（校正）《地球交响曲Ⅱ》（Gaia syphonyⅡ) 这部电影的剧本，在电影中演出的女演员佐藤初女日前请我到她家做客。她住在岩木山山脚下，山腰上岩木山神社的拱门刚好位于山坡的正中央，原木制的拱门非常壮观。在一个日本北方的贫穷小山区，这样的拱门却有好几个，我认为，这些雄伟的拱门主要是拜附近居民强烈的信仰所赐。据说直到今天，邻近的居民依然定时举行祭典，并借此聚会、联络感情。岩木山素有“津轻富士”（津轻的富士山）的雅称，高大雄伟的山脉突然耸立在一望无际的津轻平原上，因此，当仰望巨大的岩木山时，总是让人感到山中有神的存在。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山岳信仰吧！就像这样，原来的日本不但有神社，也有神道，这并非表示日本有宗教，而是日本原本即拥有很多像山岳崇拜般的核心信仰。即使不想刻意将这些信仰视为宗教，我还是要强调，以前日本人是普遍持有信仰的。包括这种本土信仰在内，无论西欧、亚洲或日本，宗教之所以拥有强大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是人类在自然界中寻求生存时必备的东西。人类既无皮毛遮盖自己的身体，也没有利爪般的武器可以自卫，体形也不够巨大，可以说是生存能力相当薄弱的动物。拥有脆弱肉体的人类想要在变化无穷的自然界存活，心中必定充满恐惧，在充满威胁的大自然包围之下，人类很自然地寻求宗教力量做为支援。我想，处于对人类而言过于严酷的环境中，宗教自然成为人类求生时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人类有史以来便不断地创造发明了许多物质，因此原本只拥有虚弱肉体的人类，从古至今已经发展出相当高度的文明，开始拥有控制自然的力量。科技发展的结果，让人类消除了对自然的恐惧，但结果也导致现代人丧失了必须向宗教求助的理由，宗教也因此失去了其必要性。然而，正因为人类不再面临生存的危险，没有必要求助于宗教，人类的心灵开始变得空洞和飘忽，心灵的空洞和空虚感越来越严重，至今仍找不到适当的东西来填补。因此有些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开始热衷于找狐仙、塔罗牌占卜之类的活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新兴的宗教产生了兴趣。这些人表面上否定迷信，私底下却为了弥补心灵的空虚和空洞，又禁不住去接触神秘的事物。包括科学界，几乎所有领域的领导人物，即所谓的大师、专家，我都接触过。我发现，很多人在五十多岁时都还是强调自己“不相信和宗教相关的东西”，不过当这些人一旦过了七十岁，大多数态度会变得柔和，不再强烈否定宗教。虽然每个人的说辞不大一样，但不外乎“我觉得开始可以领会宗教的精神”这种论调。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并未走人现有的宗教。我正纳闷这些人如何安定自己的心灵，如何弥补空虚的心灵，社会上就开始出现所谓的“新兴宗教”。有人提倡“人死了之后肉体消失，一切化于无，众生与我皆是无”般似懂非懂的理论。我认为，这样的想法和唯物论并无不同，仍是由排斥宗教衍生出来的说法。对这类理论的提倡者而言，他们口中的“无”和死亡的意思其实是相通的。他们的想法诸如——人活着的时候无法免除各种烦恼，但是死了之后一切归零，因此有什么好烦恼的呢？如果想到没有了肉体或生命消失，多少会有点寂寞和伤感，主要也是因为自己将不复存在，这样想的话多少会产生放弃的心态 ……如果能够用这种平静的心态去观察，当濒临死亡时心情就不会那么狼狈，这也是某种形态的宗教，我们不妨称之为“无的宗教”。有人则希望“我死了以后，请将我的骨灰洒人大海” , 我想人会产生这样的思维，主要就是因为接受了人死后就归于无的概念。在日本，似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相信人死后就归于无这个论调。然而我也怀疑，否定人死后还有灵魂和另一个世界的想法，也是造成宗教在日本衰退的原因。明治维新以来，灵魂的存在一概被视为迷信，死亡的意义也只有肉体的消失。人们不相信灵魂与心是有别于肉体的存在，因此判定肉体死亡时，灵魂也将死去，并由此产生人死后一切便归于零的思维。我发现，否定灵魂存在的想法，也导致了人类对死亡的看法和以往不同。现代人对死亡的看法，几乎只聚焦在濒临死亡之前肉体所承受的痛苦，并对此痛苦感到异常恐惧。由于所有的宗教都相信灵魂是不灭的，因此很多信徒往生前总是祈祷：“我大限已到，但是死后会到哪里去呢？请圣母慈悲救我。”或“请菩萨慈悲救我。”目的是希望死后自己的灵魂能安全抵达该去的地方。换句话说，古人对死亡的恐惧主要来自于“不知道自己往生后灵魂会去哪里”这种对死后世界的傍徨感觉。以上的现象无论在基督教或佛教界都有。例如，在罗马梵蒂冈的西斯汀大教堂壁上，有一幅米开朗基罗的画，主题是“最后的审判”，内容主要是描绘人死后上天堂或下地狱的景况。日本也有很多艺能表演，如能剧（一种佩戴面具演出的古典歌舞剧）或歌舞伎（日本的传统通俗文化戏剧）, 内容是由灵魂出来说话，其中也包括灵魂出窍，意思是说，人还活着但是灵魂可以离开身体出来活动。之所以有这些艺术，主要是源于，在以前的时代人能认知到灵魂的存在，但是到了现代，戏剧里偶尔出现的灵魂，即所谓的魑魅魍魉，反而因为日本人否定迷信而逐日减少，几乎在现今的舞台上消失无踪。但是我们也发现，越接近现代，就有越多的人感觉到心灵的空洞，接着有一些感觉特别灵敏或特别感性的人，又开始提出“灵魂好像存在”的观点。这种感性表现在时下一些恐怖惊惊的电影和戏剧中，而这些电影和戏剧也促成了时下年轻人走向新兴的宗教，这就是目前的情况。我认为，这种情况恰好突显出现代人开始反对没有灵魂的说法。我相信人是有来生的，人并非死亡之后就归于无有。但是若有人问我：“人死后会去哪里？”我只能回答：“不知道。”虽然我不知道，但是我仍然相信人是有来生的。最重要的是，我相信的来生并非一般人口中的地狱或天堂，这些只是宗教方便用来引导世人向善的说法。我相信人有来生，主要是基于我相信灵魂不灭的观念。例如，稻盛和夫这个灵魂在这一世修行，提升了自己的心智，死了之后会到另外一个世界，会继续同样的修行。我并不清楚到另毒个世界之后，到底如何修行，但我想应该和这里一样，通过各种苦难和考验，不断磨炼自己的人性，努力提升自己的心智！因此，佛教有轮回转世或者借用他人的身体再回到人间的说法，转世的目的就是让自己有机会再进一步修炼自己。据我的理解，如果将自己的心修行到像释迎牟尼一样慈悲，到达彻底开悟的境界，就可以不再轮回，不再回到人间了。因此，我认为，我们此刻生而为人的目的就是为了净化自己，让自己的心和灵魂变得更单纯、更美丽。总之，此生是提升自己的灵魂与心智到达更高境界的一段中间时期，对人类而言，此生形同一个修炼的道场。当我们进人来生时，能带去的只有灵魂，物质的财产或名声都遗留在这里，更没有人可以跟我们一起走。一个人走的感觉虽然寂寞，但还是要勇敢地迈向下一段来生的旅程，而那时候佩戴在身上的勋章，将是更美丽的灵魂、更光亮的心。就好像我们欣赏宗教画或电影时，天使的身上总是围绕着耀眼的光芒，圣母玛利亚出现时也是光芒四射，佛陀的背后也有一个大大的光圈。我觉得，用这种手法来表现灵魂的光亮非常贴切，同时我也相信，如果我们都能磨炼自己的心，我们的灵魂也会发出炫丽耀眼的光芒。第十九章 共生与竞争我既肯定企业为了生存，彼此竞争是有必要的；也肯定为了有竞争的对手，企业间走向共生是必要的。人类在文明尚未开化的狩猎时期，自然界曾经拥有非常强烈的共生意识。何谓共生意识？我认为其关键字就是“爱”。爱有两种：一是包含万有的“大爱”（普遍的爱）；一是只对自己的“小爱”（自私的爱）。原始时代人类能够基于大爱，产生共生意识和思想，主要也是受教于自然界；自然界教给人的讯息是，如果过度扩大只重视自己的“自私的爱”，就会危害他人，自己也可能因而走向灭亡。例如，火耕（轮耕）农业，后面章节还会详述。这种耕作方式只顾眼前的收获，周顾森林的再生能力而烧毁植物，如此一来，森林内的土地将失去活力，农作物的收成也急逮减少，这就是扩张小爱而得到的报应。人类正是在自然界求生时学到这样的观念，并自然而主动地实践了“共生”的生活方式。这种共生的情景自然界随处可见，只是有些时候小爱会突然变得过度强盛，例如蝗灾。由于环境的变化，有时蝗虫的繁殖会进人异常状态，繁殖太快的结果就是会将附近的草木全数吃光。因此，只要蝗虫过境，方圆数十里甚至数百里则寸草不留，变成一片光秃秃的荒地。由于数量惊人，蝗虫很快地吃完了所有的植物，而吃完所有食物之后，蝗虫也会集体死亡。这个例子说明，当小爱扩张过度时，可能为自己带来灾难，严重时甚至可以导致整个族群的毁灭。或许有人会接着问，那么竞争又从何而来呢？最早的时候，自然界为大爱所包围，因此物种之间基本上维持共生的生活形态。但是在共生的环境下，动植物仍然需要面临严苛的环境，而想办法生存下去，因此，开始发展出小爱以求生存。这种无论如何要活下去的压力，也逐渐造成动物和植物之间的竞争。那个时候的动植物，并非因为先考虑到需要竞争，所以产生竞争行为，而是基于大爱而共生一处的它们，为了保护自己而发展出自私的爱，进而拼命努力想让自己生存下去。长此以往，与同样具有生存压力的邻近动植物之间就会产生实质的竞争，一旦在竞争中有落后者出现，随后就会有灭亡的事情发生。然而，这种灭亡并非出于其中的一方想要歼灭另外一方，而是被极力寻求生存的压力波及时，另外一方应对时努力不足，导致落后和脱队，所以，可以说这是“适者生存”的结果。而人类为突显自然界的残酷生存竞争，经常使用“弱肉强食”般的言辞。虽然我知道动物的世界有这种现象，但是整体而言，我认为“适者生存”才是自然界的法则。竞争并非源于某些物种故意地去消灭其他生命，而是这种生物如果不能适应环境，就会必然走向自然淘汰的命运，这才是自然界竞争的真相。动物的世界的确充满了小爱，有时候为了自己的生存，会杀害其他的动物。但是即使如此，动物们也只会为了自己的生存，从事最低限度的杀生行为。因为如果过度膨胀小爱，自己也会失去生存的空间。乍见之下，它们好像在十分凄惨的生存竞争下存活，但是仔细观察后不难发现，动物们通常只猎取生存所需最低限度的猎物，而尽量与其他动物在自然界保持共生的状态。存在小爱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如果不能爱自己，就无法维持生命。为了生存下去，当然一定要保有小爱。关键是，小爱绝不应该脱离共生的前提。这就像前面章节提过的，自由有两个方面，人类拥有自由，对拥有者而言或许可喜可贺，对他人而言却可能是天大的不幸。自由本来没有好坏之分，因为其根源也是出自于“爱” , 只是因为运用的方法不同，才产生了善与恶的分别。如果始终都围绕着小爱打转，可能就是恶；眼光开始顾及他人并给予他人以爱时，可能就变成善。善与恶的分界点就在于爱自己的“小爱”和爱他人的“大爱”中间。自然界充满及于众生的大爱，整体而言过着共生的生活，因为所有的生命都了解，只求一己的繁盛必定导致对手的灭亡，而自己未来也会走人疲惫衰竭之途。因此，佛教提出“知足”的理念，“知足”一词同时也成为实践共生生活的关键词。即使就企业界的竞争而言，大爱同样也是生存的必要条件。当然，企业为了保护自我，为了能够发展业务、走向繁荣，首先需要用小爱守护企业，然而这种自私的爱必须是根植于大爱和共生思想的。经营者如果只考虑自己企业的利益，客户便可能因为无利可图而离去，导致经营走人瓶颈，最后不但员工和股东的利益没有保障，企业本身也会面临倒闭的窘境。因此，有时太过于强调企业本身的生存，只一味地发展小爱，反而促成企业的败亡。要避免企业走人不幸的命运，必须从事能让顾客、员工及股东等围绕在企业周围的人都感到满意的经营，也就是说，发展小爱时也要顾及对他人的大爱。一个太强调小爱的企业或产业太突出，会破坏了整个社会的和谐。因此，现代社会有所谓的“反托拉斯法”，目的就在于防止单一大企业掌控整个产业。我认为，这种做法是政府运用有形的执法协助推展共生思想，以期将这种思想植人现代社会。政府的用意在于督导企业长期雇用员工，并同时顾及往来企业的进步与繁荣。照顾员工和支援生意往来的企业都属于无私的大爱，此外，企业获利就该缴税，让国家社会可以有效地运用税金；同时企业也可以捐献金钱，帮助社会的发展 … … 以上的行为都属于大爱。总之，企业必须尝试通过这些行动与社会共生，才能在社会中长久生存。企业间竞争的结果，可能导致对手倒闭，但是这样的结局其实就如同刚才提到的，是“适者生存”的结果。无论任何企业，其首要任务是努力求存。让自己的企业能够存活和发展，乍见之下，这是自私的小爱，但还是符合自然界的生存法则的。不过，也不能因此打着共生的旗号，像航空母舰一样组成一支舰队，设法结合同业一起运作营利。虽然这样做对同业有利，但是对一般消费大众而言，却是很大的伤害。这种行为绝对不是基于大爱的共生行为，相反地，只是业界整体营私的小爱而已。我既肯定企业为了生存，彼此竞争是有必要的；也肯定为了有竞争的对手，企业间走向共生是有必要的。例如，在日本的国道路线上，如果只开了一间面店，生意往往不是很好，开店不久就倒闭的例子也很多。如果这家店周围有很多家面店，顾客就逐渐汇聚而来，结果每家店都生意兴隆。这主要是因为各家面店为了竞争，除了不断改善口味，价格也很便宜，因此每家店都生意繁忙，这就是共生的结果。相反地，如果某家店为了独占生意，全力阻扰隔壁开新的店，自己的服务和品质却因为没有竞争而无法提升，于是，客人日渐减少，最终还是走向倒闭。上述的例子显示，在接纳他人和发展多样化的前提下，才能形成竞争和共生；有了竞争和共生，社会全体才能开始逐步走向繁荣。第十二章 知足之道具有共生的理念，不但可以让生活已经富裕的我们，人生变得丰富多彩，而且如果大多数的人都能拥有这种理念，相信我们必定可以建立物质和精神同样富裕的社会。我曾经听闻前京都大学的灵长类研究泰斗伊谷纯－郎先生讲述他经历的一段故事。他曾经为了研究猩猩的生态，滞留在非洲山区里数个月，并趁机观察非洲原始狩猎民族的生活。在他停留的村落里，如果需要出去狩猎，全族的男性就会拿着弓箭一起出发。第一个猎物被打倒之后，当天的狩猎就宣告结束，所有的男人都回到部落，并开始瓜分猎物。首先，打到猎物的人可以先切下他喜欢的部位，带回去与家人分享；接着，就依照和那个人的血缘关系远近，由父母、兄弟、姻亲等关系依次分取猎物。当然次序越靠后，分到的肉也越少。伊谷先生见到这种情况就问族人：“一只动物太少了吧，为什么不多猎几只，大方地分给所有的族人，让大家都能充分享用呢？”结果族人回答：“不可以，这样一来就触犯了我们村子的规定。有人打到第一只猎物时就应当停止当天的狩猎，这是祖先留下来的规矩。”听说他们从未在一天之内捕获一只以上的动物。根据伊谷先生的解释，这个部落的原住民依据本能而了解到一个道理：如果依自己的欲望去打猎，可能当地的野生动物很快就会绝迹，届时自己也没有东西可以裹腹。因此，他们先衡量出当地动物可以繁衍物种的必要数量，并且谨守在此范围内狩猎，以避免未来无肉可食。有趣的是，伊谷先生的研究显示，当地猩猩的狩猎习性也和这个部落一样。猩猩属于杂食性动物，通常是就近摘取树上的水果为食，有时候也会捕杀刚好飞下来觅食的鸟类，变成肉食性动物。由于它们的腕力强劲而且手脚灵活，很容易抓到猎物。当其中的一只猩猩捕获到猎物时，其他的猩猩就全部停止狩猎，围到捕获猎物的那只猩猩身旁，开始分食捕到的猎物。伊谷先生发现，无论是这个非洲部落民族，或是和这个部落民族比邻而居的猩猩族群，都拥有这样的智慧：尽量控制自己生存的欲望，设法和整个大环境的生物共生。换句话说，他们十分了解“能控制自己的欲望，就能够生存”这个道理。此外，据说在非洲还有以火耕为生的种族。当伊谷先生到这些部落做礼貌性拜访时，他们拿出很多美味的食物招待他。部落的酋长告诉伊谷先生，以前有法国的调查队来拜访，在部落里住了很多天，他们也一样热忱地款待客人，结果把一年分得的食物都用光了，族人只好挨饿。伊谷先生觉得很奇怪，就问：“你们准备了多少存粮？ " 酋长回答：“我们只种足够每个族人吃一年的粮食。”伊谷先生接着间：“那么有客人来访时，就一定不够吃了，为何不多种一点呢？”酋长说：“那可不行，部落里的神明不允许。”火耕主要是将森林烧掉，让土地变得比较肥沃之后再予以开垦，然后种植芋头和谷物。由于耕种时不施肥，因此每年都耕作的情况下，土地会越种越贫瘩，农作物的收获量也会随之逐年减少。最后，当现有的土地没有产能时，就再烧掉另一片森林，如此这般轮流烧掉森林，以确保永远有肥沃的土地可以耕作。例如，某个部落将周围的森林分为十个部分，然后每十年轮流烧掉其中一块，在轮到的土地上耕作十年。如此一来，回到第一块土地耕作时已经过百年，此时这块土地已经完全恢复为如百年前般林木繁茂的森林，此时如果烧掉森林再耕作，土地依然非常肥沃。如果不依照这样的方式耕作，为了多种植粮食而烧掉更多的森林，短期内虽然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但是长此以往，土地就会因为使用过度而逐渐贫膺，可能因而种不出粮食，招致饥荒。因此，原住民即使再怎么饥饿，也绝对不会烧掉过多的森林，影响森林的再生能力。一百年差不多可以历经三代的时间，因此，原住民可以说是为了自己曾孙辈的生计着想，才会严格遵守这样的规则。伊谷先生表示，他对于原住民的这种行为，感到由衷地敬佩。或许，他们并没有学过科学，也完全不懂土地养分循环的原理，但就好像他们的血液中自然拥有“共生”的遗传因子一般，共生的生活方式就这样实际地代代相传而来。一个非洲的原始部落尚且明白知足的道理，为了让千万种生物能够永远存活在地球上，身为人类的我们，也应该采行知足、控制私欲的生活方式才对。回头看看科学发达、生活富裕的地区，所谓工业先进国的我们生活又是如何？难道不是极端轻视自然、只知道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欲望吗？正因为如此，人类的欲望永远也无法获得满足。日本人的生活已经如此富裕，此刻应该感到知足，设法解决地球环保问题，并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具有共生的理念，不但可以让生活已经富裕的我们，人生变得丰富多彩，如果大多数的人都能拥有这种理念，相信我们必定可以建立物质和精神同样富裕的社会。第二十一章 我走过的路对我而言，死亡只是灵魂展开新的旅程而已。我深信那只是肉体的死亡，而非灵魂的死亡。如果死亡是新旅程的开始，那么就算罹患癌症而死亡，也非悲剧。我小时候曾接触过“生长之家”①这个团体发行的书，这些书对我之后的人生影响很大。① “生长之家”是 1930 年由谷口雅春创办的新宗教，肯定人本来是完美的“光明之子”、“神之子”，所有病痛、罪恶并非实质，不过是心的“遮蔽”与“不调和”所产生的“幻影”。——译者注我十三岁时，不幸感染了肺结核几乎失去生命。由于叔叔、婶婶也在同时期因罹患肺结核而辞世，于是街坊邻居流传“稻盛家因为业障，可能会全部死于肺结核”的耳语。受此流言影响，我的心情十分灰暗，甚至怀疑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正处于人生低潮的时候，邻家的太太借给我一本书，即“生长之家”的创办人谷口雅春先生执笔的《生命的实相》。书中说：“心中所描绘的景象，将会一一实现。”他提到了“心的样子（形貌）”，主要是指人类的意识状态有可能如实地呈现在自己的生活周遭。换句话说，出现在自己身边的事物，事实上只是反映了自己内心的想法，包括任何不幸的遭遇，甚至我的肺结核也不例外。我从书中得到以上的讯息，虽然我也曾不解地自问：“我从未有什么坏的意念，为什么还是遭逢不幸？”心中虽有一丝不解的矛盾，不过躺在病床上的我，当时还是努力在心中描绘善和美的景象（善念）。至于什么是善和美？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才花尽心思去考量。正因为我努力地思索，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便产生了“为世界、为人类尽心尽力”这种崇高的理念，我认为这就是善，我应该拥有这种想法。那时，我的思维是：心存善念，好的事就会到来；心存恶念，坏的事就会发生。因此，我一定只能想好的事，而且很努力地想好的事才行。当时的我正面临死亡，恐怖的感觉无法言喻。然而，也正是在当时，我才开始理解这些道理，并直到现在仍然坚信这些理念。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无论是就学、就业，都曾遭遇失败的经验。不可思议的是，我从未怀疑过这些理念。每当遇到不好的状况，就反省自己的思维必定有问题，才会有此遭遇。只要是人，就有烦恼。但是我那时就想：只要不去在意，把自己的心情调整好，问题就会自然解决。能够有今日的成就，我想应该是因为我从小就努力维持善念的结果吧！我的做法就好像心中有另外一个“我”存在，每当自己有自私的念头产生，另一个“我”的声音就会适时出现：“等一下，这样做不是很奇怪吗？”“不可以往坏的地方想，只能想好的事！”换句话说，感觉上好像是另一个“我”能主动控制“任本能欲望驰骋的我”，结果才会产生现在的我。然而，在不同的时期，两个“我”的互动程度也有一定的差距。当我催患肺结核的时候，的确时刻维持了很强的善念；到了中学以后，虽然依旧和当初一样，但感觉上已经比较淡化了；到了大学，自由奔放的思想显然更强烈一些。不过，进入大学之后，内心还是拥有良善的想法，之后进人社会也一样，直到现在我仍然坚持“一定要保有善念”的想法。进人社会之后，我突然开始亲近佛教。可能是因为小时候曾经阅读过“生长之家”谷口雅春的作品，他的思想受佛教的影响很大，因此我长大以后自然就能接受佛教的教义。例如，我每天持着“一定要保有善念”的想法，每次踏人书店一定要拿起佛教的书来读。我读佛教的书籍时，感觉就像当初读谷口雅春的书一样，几乎是全盘接受，一点也不排斥。而我于1997年皈依佛门之意，主要也是因为受到我认识的一位佛教师父的影响。在我初创京瓷之时，曾经受到西枝一江先生的照顾，当时他还担任宫木电机公司的业务董事，也是京都府八蟠市圆福寺住持师父的亲戚。从年轻时他就常常走访圆福寺，和庙里的老师父一起喝酒聊天。因为和老师父的关系，西枝后来成为这间寺庙的监督者。据说这间寺庙的老师父走了之后，继任者因为庙产土地买卖出了问题，于是西枝先生从熊本的寺庙请来西片担雪继任老师父的职位。西枝先生与西片担雪师父都是新溩人，据说他们具有远亲关系。担雪师父年少的时候曾经在西枝先生的家里当寄宿学生，并且就读于立命馆大学。后来因为患了肺结核，严重到咯血的程度，他于是提出“这样下去也是死路一条，倒不如到寺庙里修行”的意愿。但是，担雪师父的这种想法立刻遭到了反对：“你的身体如此虚弱，寺庙的生活又非常清苦，这样不是等于自杀吗？”虽然遭到劝阻，但他仍然坚持“无论如何都要修行”。据说，之后他就到京都花园的妙心寺出家了，后来他的肺结核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担雪经过努力修行，后来成为熊本一家寺庙的师父，接着西枝先生又请他到圆福寺担任师父。西枝先生仙逝之后，担雪师父决定接受妙心寺本寺授予他的高僧资格。西枝先生的夫人于是来找我，她说如果担雪师父要成为寺庙的高僧，就要有一位在家人担任监护人，她问我能否接任这个职位？虽然我既不懂监护人的工作内容，那时与担雪师父的关系也不是很亲近，但我仍回答道：“西枝先生生前很照顾我，我愿意担任此职位。”于是，接下了寺庙监护人的工作。正因为此种因缘，我和担雪师父偶尔会见面，之后我的信仰也开始由佛教的净土真宗转向禅宗。我的家庭原本信仰净土真宗，经常到西本愿寺参拜，从小我接触的就是一心念佛的佛教，当时对禅宗一无所知。因为担雪师父的缘故，经常和临济宗妙心寺的人士接触，才开始一窥禅宗的世界，接触之后就考虑出家，并想认真学习禅宗。我想，自己之所以喜欢禅宗，可能是受到担雪师父的魅力和禅宗理论的吸引吧！担雪师父修行态度十分严谨，目前年届八十高龄，不但维持独身，而且终身茹素。由稻盛基金会主办的“京都赏”①晚会餐叙，席间只有担雪师父一个人是素食者，因此大会还特别为他准备了素食晚餐。① 稻盛和夫于1984 年设立京都赏，分先进科学、基础科学与思想艺术三领域，授奖给有卓越贡献的个人，奖金五千万日圆。—— 译者注一般而言，日本的禅宗僧人都可以娶妻生子，也不必奉行茹素，因此我认为就人格品质来看，担雪师父实在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师父。和他接触时，我深切感受到他的品性和人格是如此的突出与优秀。我到寺庙拜访担雪师父的时候，他总是保持沉默，绝不提起难以理解的言论，只是静静地为客人准备茶点；有时我会主动提出公司内的工作，他也只是聆听，有时点点头、回应两声“嗯、嗯”。和担雪师父的交往，我印象较深刻的事情是十五年前的一席话。当时，京瓷因为尚未取得政府许可就开始销售精密陶瓷做的人工关节，一时之间变成媒体炮轰的焦点。由于精密陶瓷的人工关节这项产品早已被医学界认可，加上京瓷是应很多医生的要求才正式生产的，目的是用于代替毁坏受损的膝关节，因此我个人也有很多话要说。但当时尽管我觉得很冤枉，最后依旧决定此时保持沉默。但是大众传播媒体连日报道，紧咬着京瓷不放，我再也忍不住满腔愤怒，于是就跑去拜访担雪师父，然后向他诉苦：“因为发生了某些事，所以遭到厄运。”担雪师父读过相关报道，因此熟知事件内容，结果他给我的第一句话是：“那是没办法的呀！稻盛先生，受苦恰是证明了人还活着呀！”我原本以为他会给予一番慰勉，没想到他竟视之理所当然，听了他的话，我心中不免兴起一种失落感，他接着又说：“面临灾难的时刻，其实也是清除过去所造业障的时刻。稻盛先生，业障能够消除，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呀！虽然我不知道你到底累积了什么业障，用这样的方式就能去除业障，是件值得庆祝的事喔！”他的说辞几乎是“静心一禅坐，能灭无量罪”的白隐禅师① 提倡“坐禅和赞”的翻版，也是用来纠正我最恰当的教理，这一席话让我觉得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