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顶级预测大师教您预测未来：定见 作者：，从购买正版图书开始 前言 序言 蛇吞象 那是一个安静的冬日夜晚。我和小孙子伊莱（Eli）一起坐在火炉旁，为他读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的经典著作《小王子》（The Little Prince）。 故事的开头讲的是一个六岁的小男孩被一本关于丛林的书所吸引，于是画了一幅画。对他来说，这幅画再简单不过了，就是一条吞下了大象的蟒蛇。但是令他惊讶的是，大人们都看不明白，他们都仅仅认为这只是一顶帽子而已！他不得不重新画了一幅，好让他们能够看明白。直到他遇到小王子，他才找到了一个和自己眼光相同的人：只有小王子看出第一幅画就是一条吞下大象的蟒蛇。对我来说，这真是一个不错的比喻。 圣埃克苏佩里的这幅画形象地指出了人们的思维对于眼光的限制。一旦我们摆脱了固有思想的束缚，我们就可以看清楚眼前的事物了，比如说在上面故事中就是吞下一头大象的蟒蛇。 导言(1) 我是在犹他州的一个甜菜农场长大的。在这个叫做格伦伍德（Glenwood）的摩门部落中大约有200多人，其中大部分人都是我家的亲戚。我们的村庄被犹他州的群山所包围，十分闭塞，我们的生活完全被摩门教的教规所统治着。我们的命运也是早就注定了的，我的任务就是成为一名传教士。教会派我到哪里我就要去那里待上两年时间，因为毕竟我们是无法拒绝上帝的召唤的。 我第一次对这种生活产生疑问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小孩子。当时我的耳朵长期发炎，疼痛难忍，直到阿诺德（Arnold）叔叔来看望我，并且违反了一条摩门教教规情况才有所好转。尽管摩门教严禁抽烟，但是阿诺德叔叔却是个烟民。他用烟熏我发炎的耳朵，这种做法一直持续了一年多，竟然取得了奇效。耳朵中的疼痛减轻了，我也不再老是想着耳朵的疼痛了。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三四个德高望重的叔叔经常来用“按手(laying on of hands) ”为我祈祷、治病，但是都没有阿诺德叔叔采取的办法疗效好。 于是我开始怀疑周围的世界，对于探索的渴望越来越强烈。这个世界中还有多少事情是我幼小的心灵所不知道的呢？我开始质疑自己是否应该安于命运的安排。 好奇心就是探索的开始，我很快就确信自己非常渴望走出犹他州。在17岁的时候，一个机会展现在我面前。我加入了海军，他们的宣传语“周游世界”的意义实际上比他们所理解的还要深远。但是直到我开始读书的时候，一个新的世界才真正向我敞开了大门。在这个世界中，似乎一切都皆有可能。 自从我离开犹他州开始，这个世界就像书本一样，一页页展开在我面前，每一页都有崭新的知识供我学习。 现在，许多年已经过去了，回想起来，正是好奇心促成了我丰富多彩的经历与冒险。在海军的时候，在犹他大学作为学生会主席为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利而斗争的“激进岁月”里，在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学习的时候，作为《西方名著入门》（Great Books Foundation）的编辑在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和莫蒂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的领导下工作的时候，以及在公司工作的三年时间里，只要我感觉自己的学习曲线不再上升，我都会选择离开。 25岁的时候我开始竞选国会议员，直到后来奋斗到华盛顿，肯尼迪总统任命我为教育部助理部长（Assistant Commissioner of Education），这些政界经历使我学会了政治这门“可能性艺术”（art of the possible）。1963年12月肯尼迪总统被刺杀后，我继续留在了华盛顿，担任卫生、教育与福利部（Secretary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部长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的助理，最终还曾进入白宫，为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负责过一些特别项目。 20世纪60年代可能是美国自内战以来最动荡的时期了。人们放火焚烧建筑、旗帜，整个“美利坚公司”陷入了恐慌之中。参加民权和反战运动的数百万人涌上街头抗议示威，几百所大学也被学生们所占领。 1964年7月，约翰逊总统签署了“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来“消除美国最后的不公平现象”，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也随之诞生。1965年，约翰逊总统请我调查他的“伟大社会”立法对于美国社会的影响。尽管这是一项非常有意思的任务，但是我们似乎根本不可能理清当时的形势，更不要说预测这些立法对于美国将来的影响了。而且，我再也不能忍受约翰逊总统不惜一切代价赢得越南战争的狂热思想（他曾经说过，“我决不会是第一个卷起尾巴逃跑的美国总统”）。于是我离开了白宫，接受IBM的邀请，成为总裁汤姆?沃森（Tom Watson）的助理。 1967年4月，底特律爆发了种族骚乱。那年夏天，黑人权利的倡导者们开始宣扬武装革命，骚乱席卷了整个美国。约翰逊总统还命令4700名伞兵空降因为骚乱而近乎瘫痪的底特律市。当时的底特律市长卡瓦诺（Cavanaugh）形容说，“这里就像是1945年的柏林一样”。总统还下令国民卫队（National Guard）下属的所有部门都要进行反暴动的训练。第二年，马丁?路德?金和博比?肯尼迪（Bobby Kennedy）的被暗杀事件更加加剧了骚乱。大约就是从那时开始，人们不再使用“黑鬼”（Negro）这个词语，转而使用“黑人”（black）。美国的所有城市都是一片狼藉，企业界也都茫然不知所措。国家的动荡促使我极力想寻求一种可以监测国家转型的方法。但是我怎么样才能真正看到美国的未来呢？ 有一天，我在芝加哥郊外的一个报亭买了一份《西雅图时报》（The Seattle Times）。报纸上的大标题讲的是当地的学校董事会已经投票通过了一系列新的改革计划。我接着浏览了一下这个报亭所出售的全国各地的报纸上关于当地新闻的大标题。突然，我意识到，如果每天都能够阅读这些地方报纸，那么我就可能会发现国家的一些新趋势，我就能够了解美国现在的形势了。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好办法，真是谢天谢地。 我的冒险精神又一次跳了出来，于是我离开了IBM和汤姆?沃森，离开那个令许多同事艳羡的职位。我用最后的薪水开了自己的公司：城市研究公司（Urban Research Corporation）。 不久，越来越多的员工和我一起开始对160种地方日报进行分类、分析。我们的理念认为，各个地方所发生的事件的总和就是我们国家的现状。我根据自己的经历和当时的思维方式对众多事件进行分析和整理。然后，我们把所发现的情况总结起来，作为周刊发行，周刊的名称为《城市危机监测》（Urban Crisis Monitor）。很快，许多公司开始订阅这本期刊，我也开始就自己对美国形势和趋势的理解四处演讲。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我一直和许多大公司合作，并且通过我们的内容分析方法了解这个社会。通过高度地方化的数据库，我目睹着一个新型社会的大体轮廓在慢慢形成，也对美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形成了一些看法。 尽管对我来说，许多趋势都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很多人在当时都没有认同我的预言。而且，我还冒着得罪专家们的风险，他们很可能会认为仅仅从变化的角度来研究这个世界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做法。但是当时我就认为这种风险是值得的。我感觉在一个越来越复杂、用冷冰冰的方法来分析周围事件与思想、信息量如此庞大以致于个人的声音微不足道的世界中，我们是急需组织结构的。有了简单的框架我们才能开始了解这个世界。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也可以随时对这个框架进行修正。正是这些思想促成了《大趋势》这本书的出版。 《大趋势》一书的销量大概为900万册。随后我又出版了《改造企业》和其他几本书，其中就包括《2000年大趋势》。我的讲座和演讲遍布七大洲，不管走到哪里，记者、政治家和企业界都会问道，“下一个大趋势是什么呢？”我的听众们都想知道到2010年，或者2030年我们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而且他们还会不依不饶地提出下一个问题：“你是怎么知道的呢”和“你是如何进行你的工作的呢？” 定见 对于一个拿着锤子的小男孩来说，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是可以敲打的钉子 一天下午，我的朋友托尼?奥夫纳(Toni Ofner)一直在追问我是如何进行自己的工作的。我回答说自己搜集了大量信息，阅读了许多报纸，还与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人交流思想与观念，这所有的一切都帮助我明了世界发展的趋势。 “那么，”他说，“照你说的那样，如果未来是隐含于现在的生活之中的，而且如果我仔细观察当今世界的形势，那么我就应该得出和你一样的结论。但是事实上，我并没有得出同你一样的结论。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差异呢？” 我沉思了一会，事实上，我还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思考了一会我就明白了，这种差异并不是因为我们所了解到的事实有所不同，而是我们看待这些事实的方式。“我想，托尼，”我听到自己说，“那是因为我的心态。”我意识到，许多年来自己已经形成了固有的原则来训练自己的思维、过滤周围的信息。我是依靠着自己的经验，凭借着自己的价值观和心态来衡量所接收的信息，其他所有人也都是如此。“你所说的，”托尼回答说，“似乎就像是同样的雨落在不同的土壤上就会形成不同的植物一样。” 他说的没错。的确，心态就像是雨（信息）所灌溉的土壤，土壤的不同会导致植物的不同，而不同的心态则会促使人们得出不同的结论。心态就是我们接收信息的方式，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我们的讨论继续着，我开始思考帮助或阻碍自己进步的最有力和最重要的心态。后来，我就萌生了一个念头，想要写一本关于心态以及它们如何帮助我预测未来的书。 几乎从国际大事到人际关系等所有领域中所进行的判断都是和心态有关的。比如，如果一个妻子认为自己的丈夫是个花花公子，那么她都是按照这种眼光来判断所接收到的信息的。这种心态决定了她对于信息的理解方式以及她的反应。而如果一个妻子认为自己的丈夫忠诚可靠，那么她在接收同样信息时就会有不同的方式及反应。当然，这仅仅是心态在微观层面上的反应。 在宏观层面上，有许多人的心态都认为世界正处于一个“文明冲突”期，他们总是在这个框架内理解问题。而其他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所持的都是经济决定论的心态，我们都认为经济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决定世界的走势。 当然人们的有些心态是大体一致的：政客们都是一群骗子；去印度进行外部采办就是剥夺美国人的工作机会；猫是最干净的宠物；全球变暖是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威胁等。 但是在这本书中，我并不想讨论文化适应或者社会高压所驱动的心态。我所讨论的心态只有一个特定目的，那就是帮助大家培养可以指导、管理个人生活和事业的心态。因此，这本书不仅会为大家提供一个关于未来五十年的框架与展望，而且还会告诉大家预测未来、面对未来所不可缺少的基本态度。 第一部分 定见 心态就像是天空中不变的星星一样，当我们思绪的小船畅游在信息海洋中时，它们可以指引我们的方向，从而帮助我们沿着正确的航程安全地到达目的地。 我在本书第一部分所描述的心态帮助我调整、纠正了自己的思维，为我打破思维的局限，并且帮助我最大限度地利用所搜集到的信息。如果没有这些心态，我就不可能得出《大趋势》以及《2000年大趋势》中的结论。我处理事务的方式，我处理信息与经验的方式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本书中，我介绍了11种心态（在这里我们用定见指称——编者注），每个人也许都能够从中发现对自己有益的某一种。如果需要对这些定见按照重要顺序排列的话，我个人会把“不要害怕犯错误”排在首位。这一原则适用于任何商业领域和个人生活，对于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定见可以帮助你敢于大声发言或者勇于尝试，不管你的努力在当时看来有多么不切实际。也正是这种定见推动了《大趋势》和随后一系列图书的成功。总之，这是一种可以推进创造性思维的定见。 排在第二位的是“在队伍中不要如此超前以致于人们忽略了你是他们中的一份子”。这句话听起来显而易见，非常简单，但是本书后面的例子会证明，想要做到并没有那么容易。在生活中的所有领域，在商界，政界或者在领导阶层中，这一定见都会提醒人们不要太超前，以免自己的言行不被人们理解，从而失去效力。 在日常生活中，所有的定见都是互相融合，共同工作的，帮助我们通过复杂的现象看到本质：使我们不仅能够看到那顶帽子，还可以看到吞下大象的蟒蛇。你会发现，定见这一认知工具是可以改造你的生活和事业的。 第二部分 展望未来 我们都喜欢展望未来，希望能够弄清楚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将来会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经常会被人们提起。本书的第二部分就将给你一个答案。它将探讨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以及它们对我们的事业与生活的影响。 在一个文化文学水平不断降低，视觉交流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中，商业、贸易、制造业和服务业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国家的形势与经济指标对你的事业和生活还那么重要吗？处于理想与现实矛盾之中的欧洲将会走向何方呢？中国，这个无处不在的抢夺大家工作机会的国家，会成为吞噬我们的巨龙，还是会被我们驯服呢？媒体上宣传的“下一个大事件”会实现吗？ 我对未来的展望并不是单纯的猜想，它们是在本书第一部分所探讨的定见的指导下，基于对现实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看完本书之后，大家就能够明白我得出某个结论的原因，以及我并没有拘泥于细节而丧失全局观。我的展望会为你提供一个框架，你可以把它应用在自己所关心的领域之中，从而受益于未来。 第一部分 定见 定见1 变化的事物大多有章可循(1) 尽管许多事物都会发生变化，但是其中的大部分都是有章可循的 变化——媒体大肆宣扬的主题 2006年8月8日，亚马逊图书网列出的所有书目中，有56,170本图书的名字都与变化有关，其中11,195本与商业变化有关，2404本与全球变化有关。不计其数的报纸、杂志和24小时电视新闻频道更是如此，它们都在宣扬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之中。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谁又能跟得上变化的潮流呢？没有人可以。 但是不要担心。 考虑一下这个事实吧：大部分企业都处于稳定状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是如此。的确，产品和市场已经发生了改变，绝大多数是得到了改善，而且我们使用的工具也已经改变。但是尽管商业图书如雪崩般大量出现，但是商业操作，也就是买卖的基本要素以及为了生存的赢利目的，在我所观察的40年里却没有多大变化。 不管手机是否能够用来看电视，因特网是否能够进行通话，浴缸是否能够在你脱衣服的时候就自动放水，冰箱是否能够在听到你的肚子咕咕叫的声音的时候自动开门，发生改变的都只是我们生活的方式，它们变得更加方便、快捷，但是我们生活的基本要素并没有改变。我们读书、结婚、生子，并把孩子送到学校读书，这并不会因为学校改革而发生变化。家庭和工作这些都是最重要的常量。 现在甜菜农场的生活与我小时候并没有多大不同。尽管现代化的设备减轻了人们播种和收获的劳动量，但是和原来一样，季节仍旧决定着生活的节奏。大部分农民还在饲养(又鸟)和一些牲畜用来耕作，只不过当时用来运输和耕作的马现在更多的时候都是供人们娱乐。在生活的起起落落中，我的父母一直在努力维持生活，尽力使孩子接受教育，他们是在利用他们那个时代的资源做那个时代最平常的事情。 在十一卷的《世界文明史》（Story of Civilization）一书的开头，威尔?杜兰特和阿里尔?杜兰特（Will and Ariel Durant）写道： 文明就像是一条筑有河岸的河流。河流中流淌的鲜血是人们相互残杀、偷窃、争斗的结果，这些通常就是历史学家们所记录的内容。而他们没有注意的是，在河岸上，人们建立家园、相亲相爱、养育子女、歌唱、谱写诗歌，甚至创作雕塑。 文明史就是对河岸上人们生活的记录。 内容与方式的区别 你曾经罗列过已经发生的变化和未来的变化趋势吗？请注意，我说的不是我们做事情的方式的变化，而是事情本身的变化。 让我们再次回到农场的例子上，发生的变化的只是耕作的方式，耕作本身并没有消失。农民适应新技术和顾客不断变化的需要的能力决定了他们是否能够取得进步。尽管他们耕作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但他们还是农民，这一点并没有变。有些人适应了时常不断变化的需求，比如Chino’s，他们精美的有机蔬菜和水果被许多著名大厨，比如旧金山的沃尔夫冈?帕克（Wolfgang Puck）所选中，成为烹饪美味佳肴的上品。还有一些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能成功，已经放弃了耕种。 很多情况下，发生变化的并不是事物本身，而且我们做事的方式。不管别人的宣扬是如何地铺天盖地，只要我们能够分辨出常量与变化，我们就能够有效地应对新的市场，并且从变化中获利。 体育运动总能为我们提供很好的例子。 团体运动的规则基本是一成不变的，只是偶尔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体育运动所改变的经常只是运动的技巧。体育界的一个著名重大变化就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橄榄球教练克努特?罗克尼（Knute Rockne）所提出的现代“前抛（forward pass）”技术的普及。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底线得分的规则，只是队员到达底线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单个运动员的风格有时候也会改变某项运动。 1936年12月30日夜晚，17,500多名观众涌入纽约市的麦迪逊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观看全国篮球界领头羊——已经连胜43场的长岛大学（Long Island University）队与防守型的大西洋海岸联盟冠军斯坦福大学队的巅峰对决。最终斯坦福大学以45比31的比分终止了长岛大学的连胜势头，但是本场比赛的看点并不在此。 其实，大部分观众都是来看身高6英尺2英寸，体重185磅的斯坦福大学二年级学生汉克?路易塞提（Hank Luisetti）的表演的。他是当时惟一一个打破传统投篮方式，在空中单手投篮的篮球运动员。而其他运动员还都是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双手投篮或者钩射投篮。大众对于单手投篮的喜爱并没有改变篮球进入篮筐从而得分的规则，但是却永久地改变了运动员们的投篮技术。当然，这一改变也遭遇了顽固的抵制，当时的篮球界普遍认为单手投篮是不合规矩的。“这不是在打篮球，”纽约大学的传奇教练纳特?霍尔曼（Nat Holman）当时说道，“如果我的队员也这样打篮球，那么我宁愿辞职。” 路易塞提在1937和1938年两次被推举为年度最佳大学运动员，而且后来在美联社的20世纪上半叶最佳篮球运动员调查得票中仅次于乔治?迈肯（George Mikan），位列第二。 汉克?路易塞提于2002年12月17日去世，长寿的他幸运地看到了自己所创的单手投篮技术被厄尔?门罗（Earl Monroe）、朱利叶斯?欧文（Julius Erving），当然还有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等球星完善并且发扬光大。 技术上的改变经常会带来无穷的发展潜力。美国田径运动员迪克?福斯贝利（Dick Fosbury）就为跳高开创了一个背跃式新(被禁止)。传统的跳高方式都是脸部面向横竿，一条腿先跨过去，另一条腿再跟进，而福斯贝利跳跃的时候是背对横竿，身体弯成弓形先过去，腿再跟过去，然后用肩膀着地。福斯贝利是在俄勒冈州梅德福市(Medford, Oregon)读中学时开始练习跳高的，教练所传授的就是那种传统的跨竿方法。但是直到他开始寻求自己的新方式之前，福斯贝利的成绩一直非常一般。其实，他并没有考虑传统的跳高方式。“我甚至都没有多想”，他说，“这是一种积极的思维，它就这样从我脑子里冒了出来。” 在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会上，他这种新型跳高方式帮助他越过一个个高度到达了7英尺3.25英寸，观众的目光也投向了这位独特的运动员。最终他在第三跳时跨过了7英尺4.25英寸的横竿，获得了奥运会金牌，也刷新了奥运会记录。 跳高成绩的大幅度提高所依赖的并不仅仅是这种新的跳高技术。这项技术正是由于着陆点的改善才得以实现的：大型橡胶垫代替了原来的沙坑，这保证了运动员在头先着地的时候不至于受致命伤。尽管跳高这项运动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福斯贝利所创新的跳跃方式“福斯贝利跳跃”已经成为了这一领域普遍采用的方式，它所创造的成绩是传统方式所无法比拟的。 变化的高灭亡率 我们经常会听到或者看到下面这句话：“变化才是惟一的永恒”。这句话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正面影响是对于那些趋势研究者们来说的。而同时，它还可会使人们因为无所不在的变化而歇斯底里。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末，人们似乎都认为电子商业会彻底颠覆人们的生活。当时的潮流就是卖掉你所有的零售连锁店的股票，彻底告别传统的经营方式。 人们总是认为时尚是不断变化的。而我却要说，大部分时尚都是昙花一现。但是时尚界也有许多一成不变的因素，当然我指的并不是黑色小礼服。比如说牛仔的流行就已经持续了一百五十多年，其中的一百多年都是“Levi’s”的天下，后来人们的选择才越来越了起来。现在几乎每一个时装设计师都会设计一些牛仔服装。 男性时尚市场最大的福音就是男性时尚的稳定性。在这个市场中，人们不必挖空心思进行创新。男性时尚市场不同与女性，尽管它有时也会出现细微变化，但是总起来说相当稳定。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惟一的变化就是每二十年男性领带的宽度会有所改变。相对于女性时尚，世上的大部分事物更类似于男性时尚。 香水的流行也像女性时尚一样反复无常。它的寿命经常和它的香味一样令人难以琢磨。在100款新香水中，95款都会迅速销声匿迹。但是各个公司还是不断推出新款香水，这是因为香水的利润实在丰厚，如果它有幸成为流行的5款之一，那么带来的利益就十分可观了。时尚的最大变化就是它与艺术和建筑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它们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视觉艺术体验。在本书第二部分第一章中你将会了解这方面的更多信息。 在2005年12月，可口可乐公司宣布停止香草可乐的生产，这意味着又一个新品种的夭折。在每年推出的30,000种消费新产品中，90%的品种都会很快消失。顾客们的反应似乎是：“目前的产品已经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了。”在1994年出版的《基业长青》（Built to Last）一书中，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和杰里?波拉斯（Jerry Porras）揭穿了“变化的神话”，强调了持续性的重要性。他们在书中写道：“一个有远见的公司会像信奉宗教一样坚持自己核心的意识形态，它们的变化很少。核心价值观构成了公司坚实的基础，它们并不因为一时的时尚或者趋势而随波逐流。” 在商业领域，新技术有时也会带来新的稳定性，就像体育运动一样。20世纪80年代受到日本抢占全球市场的威胁，“程序管理”开始在美国盛行，其中的明星产品——由摩托罗拉的比尔?史密斯（Bill Smith）所倡导“六西格玛”（Six Sigma）也成为了质量管理系统的新的通用体系。现在，它最大的倡导者，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前总裁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已经退休，这一体系也开始走下坡路，现在许多人都认为它阻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尽管如此，它毕竟还是盛行了25年。 太阳底下都是新鲜事？ 很久之前在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所罗门国王曾经写下过这样的名句：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而现在人们经常说的是，太阳底下都是新鲜事。 从2005年初开始，《新闻周刊》在一则大规模投放的广告中援引了它的天才国际事务编辑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的一句话：“21世纪将是一个充满变革的世纪。未来十年发生的变革甚至要多于过去一百年发生的变革的总和。对此，大部分国家都还没有做好准备，美国当然也没有。” 这样的评论不在少数，因此难怪人们会如此关注未来，急切地寻找变革的迹象，希望能够从中了解未来发展的趋势。法里德?扎卡里亚可能比我们更有远见，但是他并没有做任何定量分析：计算过去一百年来发生的变革就已经够复杂的了，但是更麻烦的是我们现在根本无法列举出未来十年内可能发生的变革。因此这只是扎卡里亚夺人眼球的大胆预言罢了。对我来说，这种论断过于简单，我本人并不认为它有任何益处。我认为人们还不如列举出自己所认为在未来十年可能发生的变革和可能不会发生变化的事物。“变化才是惟一的永恒”这一论断虽然非常普遍，但却是十分荒谬的。我认为，起码在商业领域中，这一论断是无法成立的。 变化的基因一直在围绕永恒这一轴心而转动 变革是媒体的生命线。媒体间的竞争和适时报导决定了它不得不宣扬变革，但是新闻的质量和意义是依赖于观众的需求的，很容易沦为琐事和细枝末节。 本书介绍这11种定见的一个共同目的就是帮助大家不要为琐事所牵绊，而是要牢牢盯住那些已经或者将要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 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是在猎取新闻和变革，而是想探寻未来的方向，想在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擦亮自己的眼睛。在这一过程中，重要的不是信息的数量而是质量。不管我们接触到什么样的信息，都应该区分表面变化和实际变化，本质变化和一时的风尚，我们应该时刻记住，在世界历史上，大部分事物都是稳定的。 区分：要素与修饰 规则与技巧 趋势与风尚 突破与改进 定见2 未来隐藏于现实之中(1) 仰望天空的约翰尼在上学的路上约翰尼总是抬头望着天空和上面高高漂浮的云彩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在前面的路上会有什么在等待着自己有一天，一只小狗跑过来约翰尼的眼睛却还在望着天空他们撞在一起摔了个大跟头马克?吐温翻译的这首德国童话诗歌《仰望天空的约翰尼》为我们形象地描述了一个游离于周围环境之外的小男孩。在我看来，我们中的许多人也像这首诗中的约翰尼，急切地寻找未来，却在现实中摔了大跟头。马克?吐温很可能是在19世纪90年代在欧洲旅行时读到这首小诗的，当时他曾在维也纳逗留了一年零八个月。 这一时期的欧洲诞生了许多风向性、前瞻性的思维与理论。建筑师、诗人和画家都在反抗传统。奥托?瓦格纳（Otto Wagner）、阿道夫?卢斯（Adolf Loos）和约瑟夫?霍夫曼（Josef Hoffmann）创建了新艺术流派和革命性建筑流派；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和他的同事们开始构建“燃烧的现代艺术之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研究潜意识后成为精神分析之父。当今世界的许多萌芽都源于当时。 虽然发展的进程被两次世界大战所打断，但是前进的道路仍在继续。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经预言，战争赔款将会加深德国的战争创伤。他曾经仔细研究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现实，并因此提出了事后证明是正确的警告。 他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参与过缔结凡尔赛和平条约的谈判，他当时就十分反对要求德国进行高额赔款。在1919年出版的《和平的经济效益》（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书中，他曾预言德国的高额战争赔款将会导致大的灾难，后来果然得到了应验。尽管他的想法在现在看来是十分有道理的，但在当时却因为各种原因而遭到摈弃。 奥地利经济学家、自由市场的早期倡导者弗里德里克?海克（Friedrich Hayek）在1945年出版的《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一书中曾预言过共产主义国家的失败。他的预言是有坚实的基础的：成功的中央集权必须事先了解市场的发展方向，而这根本是不可能的。更多详情请阅读本书第二部分的第四章关于欧洲的章节。 凯恩斯和海克的研究从来都不是盲目地探寻未来，在天空中寻找未必存在的星星，他们都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研究。他们的著作也证明对于现实的客观、无偏见的研究是可以揭示未来的。而来自政治家和同事们的敌意和否定也证明，某些定见是会蒙蔽和欺骗人们的视线的。 但是三位伟大的奥地利裔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弗里德里克?海克和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的远见并没有能够阻止整个欧洲的错误方向。欧盟政治家的承诺和预言就像是升上天空的气球，在与现实碰撞之后必然破碎。他们之所以还会继续自己的空话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对于追求完美的普遍错误认识，这一思潮在政界尤其流行。 我们需要意识到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预测未来的最可靠方法就是立足现实。在坚实的事实基础之上进行思考，这也是我撰写所有书籍的基本原则。未来是隐藏于现实之中的，但这并意味着我们一定要研究现实中的所有细节以便预测未来。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未来只是现实生活的延伸，而是说我们可以从自己所在土地上，而不是天空中，发现未来的萌芽。 因此，小心前面的陷阱，仔细观察眼前的事实，并且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帮助，下面的章节将会对此进行详细论述。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几年前，我曾经就美国向巴拿马移交巴拿马运河而在巴拿马市发表过一次演讲。 作为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正式把巴拿马运河归还仪式的前奏，组织各国外长听取我演讲的巴拿马外交部长邀请我和我的妻子加入大家的队伍，乘坐直升机游览运河。我和妻子本身对直升机的安全性是有些担心的，但是我们不想在大家面前露怯，只好参加了这次游览。 在此之前，我们曾经阅读过一些材料，知道建造运河是多么艰难，有许多人为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直到我们从直升机俯瞰时才全面了解了整个工程。浓密的雨林绵延数里，十分壮观，我们脚下密集的丛林就像是一块厚厚的地毯，而人工运河就像一条蓝色的带子从中蜿蜒而过。 而几天之后当穿过曾经从直升机上看到过的丛林时，我们看到的却是完全另一幅景象：茂密的植被、棕榈、树林和灌木；各种不同层次的绿色；鸟儿在枝头唧唧喳喳叫个不停，猴子们在树梢荡来荡去的时候还不时与同伴聊天；每一次转弯都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这与我们在直升机上俯瞰的角度截然不同，看到的景色也截然不同，这也再次验证了下面这句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虽然我们并不是每次都有机会可以体验到这种细节与整体的区别，但是情况大致都是如此。如果你想发现风向性的事件，就要与之拉开一定的距离。这是因为如果缺少这样的距离，当时的潮流会很容易蒙蔽你的视线。风尚本身是隐含于趋势之中的，而且也是趋势的一种体现。但是趋势并不经常发生变化，而趋势所隐含的风尚却在不断促进变化的产生，因此才有了“流行”这个词。 1982在我在《大趋势》一书中提到的一项重大变化就是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转变。隐含于这项转变之中的趋势就是人们“身体意识”的觉醒。在农业社会中，我们是依靠自己辛苦的身体劳动来完成日常杂务的。同样，在工业社会，我们也要在工作中出卖体力。（在美国的短暂历史中的体现就是人们的职业从农民到工人再到职员的转变）。而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社会对体力劳动的需求大幅下降。在今天的信息社会中，大多数人在工作中所需要的体力劳动非常之少。这种向信息社会转变的影响之一就是许多人都成为了办公室人员，人们越来越关心我们的身体的活动和身体所摄入的物质，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入一个“身体意识”时代。这种向办公室人员的转变是由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引起的，是不会出现逆转的。 因为办公室工作的特性，我们还会一直继续关注自己的身体，这一点是不会变的，但是我们爱护自己身体的方式却会随着潮流而变化。这些潮流就是趋势的具体表现，是趋势不断变化的体现方式。比如，很久以来，跑步都被认为是健身的有效方式；游泳也曾经盛行一时，现在许多人开始追捧兰斯?阿姆斯特朗（Lance Armstrong），私人教练和健身俱乐部开始流行。我们健身的方式，尝试的各种器材，都可能是随着潮流而变化的，但是健身的必要性却是始终如一的。除健身之外，关爱身体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饮食。 当然，饮食与节食也是与潮流密不可分的：马约医学中心（Mayo Clinic）饮食法、艾特金斯饮食法、素食、西瓜、体重监测、南部沙滩、比佛利山、低脂肪、高脂肪、只吃碳水化合物、不吃碳水化合物、大量水果、不吃水果。现在许多人都非常关注艾特金斯饮食法（低碳水化合物饮食法），但是我想指出，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方式早就已经存在了。早在1825年，琼?J（Jean Anthelme Brillat-Savarin），一位法国律师，在备受整个欧洲推崇的《味觉的生理反应》（The Physiology of Taste）一书中就曾说过，一些读者肯定会反对他的饮食方案。他在书中写道： “‘天那！’不管是男人还是女士都会大叫，‘我的老天！教授太没有人性了！我们喜欢的所有食物他都不让吃，比如可爱的小蛋卷、蛋糕，还有饼干。甚至连土豆和通心粉也不行！一个看起来和蔼可亲的美食家怎么会说出这种话呢？’ “‘你们说什么？’我摆出一副最严肃的面孔，其实我难得如此严肃。‘那好吧，你们就吃吧！吃得胖胖的！变得又肥又丑，还会得哮喘，最终还因为这些过度的油脂而丧命。’” 尽管节食并不有趣，但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人们寻找减肥途径的热情似乎永远也不会消退。而潮流只是我们应对由于整天坐着办公而产生的多余脂肪的暂时方式。你可以认为潮流是重大趋势的体现，你也可以认为趋势来自于社会的重大变革。本书第二部分第一章“视觉文化正在占领世界”中就有几个很好的例子来帮助你理解这一结论得出的过程。 掀开帘子看世界 许多人都喜欢玩捉迷藏的游戏。我喜欢的藏身地之一就是窗帘后面。社会的一些重大变革就像是藏在窗帘后面的小男孩一样，发现他们并不困难，关键就是不要被窗帘蒙蔽了眼睛，而是要掀开它看一看。 在《大趋势》一书中我所写的另外一个变革就是工会会员的数量会继续下降，工人运动会消失。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四分之一的工人都加入了工会。而在平等待遇的“窗帘”的后面是工会组织的精神（对所有工人一视同仁）与由于技术而逐步显现的个人主义之间的不和谐。这一方面是由于制造业自动化程度提高，从而导致从业人员大幅减少，而制造业正是工会会员最集中的领域。同时，越来越多的工人经济状况好转，这也使得他们减少了向工会组织寻求帮助。这一现实使得工会组织就像是等待中生代归来的恐龙一样，但是中生代是不可能重新回来了。工会组织已经失去了适合自己生存的政治土壤。就像恐龙一样，想要生存下去，工会组织必须要改头换面，重新为自己定位，但是它们并没有这样做。 从我在书中预测美国工会会员减少到现在，私营企业中工会会员的比例已经从当时的25%下降到了7.8%，而且还在继续下降。刚刚宣布的服务业工人工会脱离美国劳工联合会以及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消息更使得工会组织的状况雪上加霜。 基本变革都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很少是由于单一的因素所引起的。因此，在做出判断之前，人们最好先考虑一下是否有多种因素在推动事物向不同方向发展。本书第二部分中所得出的结论没有一条是仅仅基于某一线索的。如果找不到足够的线索，你最好再次掀开窗帘看一看。 行星研究所 报纸是揭开未来面纱的重要信息来源，它的作用就像是一个行星研究所，为我们报导这个星球上所发生的事情。报纸被许多人称为“历史的草稿”，这个说法再贴切不过了。因此，报纸是人们研究过去和未来的第一手资料。历史书经常把当时的报纸作为主要的信息来源，但是我们却经常忽视现代报纸的这一功能。那么就请大家用一百年后的眼光来读今天的报纸。当然，在阅读报纸的时候，我们所寻找的并不是个人观点，而是对事件的记录和比赛的结果。我们发现比赛结果的过程，以及所需要注意的事项将在下一章：关注比赛结果中进行详细讨论。 报纸是一个封闭系统中的被迫选择的体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请听我解释。报纸之所以是社会变革的重要监视器，说得简单点，是因为报纸中可以报导新闻故事的篇幅是有限的。从经济角度考虑，报纸中为新闻留出的空间，也就是新闻版面，总是有限的。因此，如果有新鲜事物在报纸中出现，那么就必然有些新闻被删除或者缩小篇幅。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就是在一个封闭系统中被迫选择的原则。《纽约时报》的主编约翰?格迪斯（John Geddes）曾经说过，该报的新闻版面“已经大约八年没有变了”，他强调说“这里是一个你死我活的战场。”当然，网上的博客就不存在这种“空间预算”的问题，他们永远都不需要考虑文章的长度和空间的容量。 社会中也同样存在被迫选择的情况。社会和人们有着类似的特性：人们的大脑在任何一个时刻能够考虑的问题和事情都是有限的，而社会在任何一个时刻所关注的问题也是有限的。如果引人注目的新问题出现，那么现有的问题所引起的关注就会减少甚至消失。所有的这一切都反映在新闻版面当中，新闻版面上的内容代表了人们对于社会问题的优先关注程度。 报纸的内容和编辑方式都决定了它们的优劣之分。我个人认为，最忠实记录了世界变化的报纸有《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华尔街时报》（Wall Street Journal）、《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它也自称为报纸)和《今日美国》（USA Today）。 但是即便是上述报纸，大家也不要指望它们能够完全反映出从长远角度来看比较关键的事实信息。比如说在2006年3月末，福特汽车公司宣布将裁员30,000人。这一消息占领了几乎所有报纸的头条，尽管裁员需要三年的时间才会完成，尽管对于日渐衰退的福特公司这一消息并不令人意外。在同一天，美国商务部宣布美国在2月份又新增了280,000个新的工作岗位。显然，从长远来看，这一消息更有价值。但是我却发现这一报导在我所看到的所有报纸中都被淹没在了第10或者第26版。因此，大家在读报纸的时候应该看中新闻本身的重要性，而不要被人们对它一时的关注程度，也就是它所在的版面所迷惑。 在时间的长河中，未来就伴随在我们的左右。 世界未来的转变与趋势都是隐含在现实与历史之中的。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点，但这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需要做的是预测未来。而想要完成这一目标，我们就需要置身事外、耳聪目明。 在这一过程中，报纸是我们的重要伙伴。它们不仅是历史的第一遍草稿，而且还是我们了解未来的第一手资料，因为我们现在的工作正在塑造着未来。报纸是我们可以搜集到的基本信息来源，它们能够拓宽我们的视野。报纸可以为我们提供政治、文化、社会事件、潮流与趋势方面的信息。但是同时它们也包含了个人观点、政治宣传、无关细节和昙花一现的琐事。不仅我们搜集到的信息量非常关键，而且我们敏锐的眼光也很重要。在不断求证和选择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发现未来的蛛丝马迹。 定见4 不要害怕犯错误(1) 一位谦虚的反叛分子 对于一位年轻人来说，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开始。他在苏黎世工业大学（Polytechnikum Zurich）攻读物理学时，毕业论文被导师否定。“你很聪明，”导师告诉他说，“但是你有一个致命缺点，那就是从来不听别人的意见。”这似乎是对那些相信“盲从权威是发现真理最大的敌人”的人们的一个非常恰当的评价。 在20世纪初的时候，这样的态度可不吃香。尽管这位年轻人发出了一大堆求职信，但最终还是没能找到一个在大学教书的职位，而这样求职失意的毕业生在他们班只有四个。尽管如此，他的自信却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他仍旧坚持：“傲慢万岁！它是我在这个世界的守护神。”在沙夫豪森(Schaffhausen)的一所学校做了一段时间老师之后，他最终被伯尔尼瑞士专利局录用为技术员，从事发明专利申请的技术鉴定工作。这个年轻人就是艾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从1902年起，他每周都要在专利局的办公桌前工作48小时，他相信自己生来就是要创造辉煌的，而且在必要的时候，他还会利用晚上的时间加班加点。1905年，爱因斯坦给自己在沙夫豪森结识的好友、数学家康拉德?哈比希特（Conrad Habicht）写了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哈比希特： 我们之间的沉默如此庄严肃穆，而我却要用一些不合逻辑的妄语来打破它，我简直感觉自己犯了亵渎罪。你到底在忙些什么呢，你这个臭家伙？你为什么还没有把你的论文发给我呢？你难道不知道我是这个世界上会十分高兴地、怀着极大兴趣阅读你的论文的一个半人中的一个吗，你这个恶劣的家伙？作为回报，我会把我的四篇论文发给你。 第一篇是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化的，你会发现里面有一些革命性的观点，当然前提是你先把论文发过来。第二篇是关于原子的真正体积。第三篇证明了液体分子与悬浮微粒之间无规则碰撞的涨落，是引起布朗运动的真正原因。第四篇还只是一个草稿，是关于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的，其中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论做了一些修正。 被当时26岁的爱因斯坦所谦虚地称为“不合逻辑的妄语”的内容正是人类所做出的最惊世骇俗的论断之一。它把物理学从19世纪迅速推进到20世纪，并且使爱因斯坦一举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天才科学家之一。单个人的力量是如何能够撼动物理学的基础的呢？成就他的当然不仅仅是自己的年少轻狂和心高气傲。在被称为爱因斯坦奇迹年——“annus mirabilis”（拉定语）的1905年，他不仅提出了相对论，而且还提出量子力学理论。正是这两篇论文成为了现代物理学的奠基石。 爱因斯坦似乎还觉得这些成果不够，他又在年底的时候提出了超越它们的理论。在致哈比希特的信中，爱因斯坦提出了一个自己认为不仅令人着迷而且非常有趣的想法：“我在想上帝会不会开怀大笑，因为他正在开玩笑似的在误导我。” 于是E = mc2诞生了。 爱因斯坦为我们揭示了隐藏的时间和空间世界。在他一本传记中，作者阿尔布雷特?F（Albrecht?F?ssling）评论说，“没有去和权威科学家们进行探讨，纠缠不休，而是在独立的情况下任自己的思绪飞扬”可是正是爱因斯坦的优势。艾伯特?爱因斯坦能够进行自由想象、创造，如果没有了这种自由思维，他就不可能得出这些成果。他关注的是事物的本质，而不是自我。 许多人都试图破解这位伯尔尼专利技术员的天才之密。哈佛大学的智力专家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认为，爱因斯坦之所以能够发现如此众多的自然之密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失去孩子般的天真，加德纳还称他为“永远的孩子”。爱因斯坦最关心的不是人们是否会反驳自己的观点，而是在探寻科学的路上不要遗漏任何一个事实。1911年9月22日，在给威廉?朱利叶斯（William Julius）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尊敬的同事： 如果这些（关于太阳光谱的）文字是成立的，那么我想我的理论就会被驳倒。如果你能够坦率地告知你对此事的看法，我将会非常高兴。毕竟，我非常清楚我的理论基础并不牢固。我所选择的道路可能是错的，但是无论如何我都要进行验证。 1912年10月27日，爱因斯坦给自己的另外一位朋友，天体物理学家欧文?弗罗因德里希（Erwin Freundlich）的信中写道： 在经过艰苦的钻研之后，我的理论研究正在快速前进，很快我就可以得出引力动力学的公式。这一工作的好处就在于人们可以清除自己的主观臆断，没有任何地方是可以“修补的”。相反，这一理论要么正确，要么错误，二者必居其一。 努力维护并不成熟的理论的正确性会为它带来许多信徒。但是挺身而出推翻已有的关于时间与空间、能量与物质的理论并不一定要成功。爱因斯坦，以自己全部的情感、恐惧和希望在寻找普遍的永恒规律，他所追求的是正确的理论，而不计较自己是否正确。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无法达到爱因斯坦的境界，但是即使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并没有那么远大，但是不求完美的意义是同样重要的。追求真理，而不是谁对谁错，这一原则适用于各个领域：个人生活、商业和政治活动。 当我在书中预测未来时，我不能考虑过多，担心自己的结论是否在将来的某一天会被证实是错误的。因为我必须要做出判断，而且我会尽可能做出合理的判断。但是只有卸下思想包袱，告诉自己不必追求完美，我才可以自由想象，才可以做出合理判断。尽管如此，我所做的一些预言在当时看来仍然是十分荒诞的。 胆量 在《大趋势》一书中引起强烈反响的结论之一就是发达的全国电视网络，比如NBC、CBS和ABC的业务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慢慢下滑，因为他们的观众会被当时刚刚出现，还比较原始的有线电视所抢走。当时是1982年，任何认为这些娱乐巨头会走下坡路的想法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十分可笑的。我记得自己曾经在美国广告协会（Advertising Association of America）的绿蔷薇年会（真是虎口拔牙）上就此问题发表过演讲。第二天，《纽约时报》的广告专栏就报导了我的演讲，并且评论说，“只有疯子才会相信他的话”。也许将来我的预言会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在我看来，美国的综合性媒体正在逐渐丧失自己的统治地位。比如说20世纪60年代前最具影响力、发行量一度达到一千万册的综合性杂志《生活》(Life)、《展望》 (Look)和《星期六晚邮》（Saturday Evening Post）已经停刊，被数以百计的专门性杂志所取代。在我看来，ABC、CBS和NBC迟早也会步它们的后尘，它们的观众也会被日益完善且有着多种选择的有线电视所拉拢。而且现在，所谓的这三大电视网络巨头的市场占有率总共也只有11%左右。 逆向行驶 其他所有人都是错的，这可能吗？ 几十年来最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医学理论就是胃溃疡是由于压力、抽烟和喝酒所引起的。人们认为，压力会使得身体产生过多的胃酸，而过多的胃酸又会腐蚀胃黏膜。治疗这一疾病的标准方法就是进行手术。 而两位澳大利亚内科医生罗宾?沃伦（Robin Warren）和巴里?马歇尔（Barry Marshall）却提出，胃溃疡是由于一种当时还不知名的细菌所导致的。这一声明就像是在高速公路上逆向行驶一样，他们坚持认为除了自己其他所有人都走错了方向。 1983年，马歇尔医生成功地用抗生素治愈了患者的胃溃疡。同年年末在比利时举行的医疗研讨会上，马歇尔医生被问及是否认为细菌引发了某些胃溃疡，而他却回答说自己相信所有的胃溃疡都是由于细菌所导致的。难道所有的专家都错了吗？这可能吗？ “打破教条是很困难的，”马歇尔医生后来说道。在那次以及其他许多次研讨会上，他都是在一片嘘声中下台的。“他们就打算让我闭嘴，然后把我赶出肠胃病学领域，驱逐到偏僻的内地做普通医生，”这位来自珀斯市的年轻医生如是说。全球的医学界都在坚决反对存在胃溃疡细菌的荒诞理论。 2005年10月，沃伦和马歇尔医生因为发现“胃溃疡细菌”而被授予了诺贝尔医学奖。经过十多年的时间，医学界才放弃了使用抗酸剂的疗法，转而使用抗生素。真的难以想象，医学界这种固执己见，拒不承认错误的做法带来了多少经济上的损失，又给病人增加了多少痛苦。 追求完美会束缚你的思维 人们总是习惯于追求完美。父母是对的，老师是对的，老板也是对的。似乎重要的不是事实真相，而是权威的声音。夫妻们也总是为谁对谁错而争论不休。 政党们的一贯做法也是不允许自己犯错误。一个政党什么时候赞同过其他政党的意见呢？想象一下如果双方能够把用来争吵的精力都放在解决问题上，那么我们的世界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改观。更为糟糕的是，追求完美还成为了学习和理解的障碍。它妨碍我们继续进步，因为进步就意味着要改变自己的想法，纠正自己的错误。 如果你追求完美，那么你就把自己困在一个小圈子中。一旦你开始允许自己犯错误，你就会感觉自己像是遨游在自由自在的天地中，视线豁然开朗。 定见7 利益面前人们不会抵制变革(1) Liberté, Egalité, Fraternité ou la mort! Réglage, égalisation, Bureaucratie ce la mort! 自由、平等、博爱或者是死亡！ 标准、官僚就是死亡！ “欧盟宪法是完美的，虽然可能比美国宪法要略逊一筹，”2005年4月20日，法国前总统、欧盟宪法之父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如是说。 随后的5月29日，法国人民首先对欧盟宪法说“不”。法国人和随后的荷兰人都没有发现这部由政治精英们所撰写并且为政治精英们所撰写的宪法对自己有什么好处，800页的规章和原来的一些条约协议让普通人难以理解。而“略胜一筹”的美国宪法只有12页，只规定了总的原则，十分通俗易懂。法国和荷兰对欧盟宪法的否决在整个欧洲引起了连锁反应，其他许多国家都因此推迟了全民公决。虽然这对于宪法的支持者来说不啻为一场灾难，但是对欧盟的25个成员国人民来说却是一个好机会，大家可以趁此机会对它进行修改，使之成为一部可以为全体成员国服务的宪法。 自此之后，欧盟宪法一直进展缓慢。许多人都在讨论批准它的必要性，而认为应该对它进行修改的声音却相对微弱。但是，除非对它进行修改并且使之显现出为各国人民所带来的利益（当然，是否真的能够带来好处还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大家对它的抵制才会消除。欧盟正面临着应对人民正当要求的挑战，比如制定一部合理的宪法、使大家理解一些必要的经济措施，如减少昂贵的福利项目等。这对欧盟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它到现在也没搞清楚自己的定位和未来的方向。 四十多年前，当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刚刚起步的时候，如果有人告诉我有一天自己将会居住在欧洲，我是不会相信的。那时我正在去亚洲的路上，打算在泰国住一年。那是1967年，我还在IBM工作，那时我第一次深切地体会到只有首先使人们了解改革能够带来的利益，改革才会受到他们的欢迎。当时我要在泰国开展一个项目，帮助东北部地区加快农业发展。我们极力想说服农民种植三分之一的稻子，并且在稻子中间种植其他庄稼。但是他们却抵制这一做法。我们后来发现，他们之所以会抵制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他们知道基础设施是无法供应多余的粮食生产的。在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他们立刻十分乐意地接受了新的种植方式并且享受了由此带来的收入增长。 自此之后，每年我都会去几次亚洲，并且发现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只要确信能给自己带来好处，就会不遗余力地抓住机会，适应任何变化，我经常被他们的这种活力深深打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中国人都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海外华人也成为国际上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现在当他们看到了祖国的巨大商机后，他们又重新回来了。海外华人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知识方面的支持和商业上的活力，而中国国内数亿的农村人口也在努力脱贫致富。在上海我们就认识了其中的两个：李凤和李闯（音译）夫妇。 他们是在中国中部地区的一个小村庄长大的。李闯的父亲是一位菜农，李闯从小时候就和父亲在这块祖祖辈辈耕作的农田里辛苦劳作。后来他就娶了李凤，然后似乎也要重复老一辈的生活。但是即使在这个偏远的小村庄里，人们也听说了大城市中的工作机会。因此，李闯开始考虑，如果自己收入能够好一点，就可以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赡养自己的父母，最终改善全家人的生活。这个前景似乎相当诱人，值得他为之努力。 我和多丽丝是在几年前一次访问上海的时候认识李闯的。 我们在上海的时候都是住在波特曼丽嘉酒店，这不仅是因为那里提供的良好服务，还因为它紧邻上海的老城厢，让人感觉新老中国就在咫尺之间。这是一家五星级豪华酒店，其中有些套房一天的价格要比大多数上海人一年的收入还要高。而它的周围就有一些老房子，人们把衣服晾在窗外的晾衣竿上，或者干脆就在树上或者路灯杆子上扯根绳子晾在上面。（当然，每次我们去上海，都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老房子已经被拥有现代设施的现代建筑所取代。） 从酒店出来后的一个拐角处有一间简陋的小屋，一个小柜台，李闯夫妇就在这里卖水果、小吃和饮料。在柜台后面还有一个看起来像帐篷的东西，我们猜测可能是储藏室。多丽丝特别想知道这对夫妇怎样看待自己的小柜台和50米之外的佛莱格默（Ferragamo）、路易斯?威登（Louis Vuitton）等国际品牌之间的巨大落差的。她向经过多年的交往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朋友的酒店公关部总监温雪薇询问这对夫妻的情况，于是雪薇向我们讲述了李闯的故事。 李闯夫妇是冒着失败的危险离开了原来的农村生活的。他们的想法就是在上海有许多建筑工地，那么卖些小吃和饮料应该是个不错的生意。于是他们在酒店旁边设立了那个小柜台，因为周围的建筑工地是24小时不停工的，而且他们的主要顾客就是建筑工人，因此他们也是24小时营业的。我们以为是储藏室的帐篷就是他们的家，夫妻两个在里面轮流休息。 这样的生活状况让我们感到不安，但是我们知道不能够以己度人。雪薇向我们保证说李闯夫妇对现在的生活状况是十分满意的，稳定的建筑工人客源使得他们有了足够的收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也能够养活在老家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的孩子。他们的生活比起老家来还是不错的。雪薇还补充说，2005年底的时候，她曾经问过李闯为什么他的妻子露面的次数比原来少多了。李闯告诉她说，妻子在这条街上又开了一个小卖部。2006年7月我们再次来到上海的时候还在他那里买了一些桃子，而且我们注意到他们已经不再住在那个简陋的帐篷里了。 在中国，在经济增长中分得一杯羹的强烈愿望使得人们乐意四处迁移。这与我在欧洲观察到的情况截然不同。欧洲人的定见与中国人是相反的，他们必须首先看到利益才愿意为之努力。他们不会随着工作而迁移，许多欧洲人都是在等待工作找上门来，而且仍旧认为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一座房子应该是一辈子不变的事情。最近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其中的讨论让我深感不安。其中的一些维也纳年轻人说，他们宁愿失业，领取政府的救济，也不会选择离家一百英里之外的工作。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维也纳年轻人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奥地利人，更不能代表所有的欧洲人。欧洲人的确喜欢坚持传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分配方式和思维方式都会墨守陈规，一切都会一成不变。所不变的是我们都要维持生计，不管是做老板还是为别人打工，而且那些最早接受必要改革的人会获利最多。体育仍然是说明这一问题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让我们回忆一下我在定见1《尽管许多事物都会发生变化，但是其中的大部分都是有章可循的》中用到的篮球投篮的例子吧。篮球的规则并没有改变，但是在单手投篮的优势面前，很少有人再顽固地反对汉克?路易塞提新的投篮技术了，毕竟，以单手投篮的方式赢得比赛还是以双手投篮的方式输掉比赛这两种结果哪个更诱人是不言而喻的。纳特?霍尔曼（Nat Holman）歇斯底里的声明，“如果我的队员这样打篮球，那么我宁愿辞职，”最终也成为了人们的笑谈。 福斯贝利式跳高刚刚发明后情况也是如此，他的教练开始的时候也试图让他回到传统的跨骑式方式。迪克?福斯贝利的跳高方式挑战了传统思维，但是它打破了世界记录，并且彻底改变了跳高技术。在体育界，成绩很快就能够决定未来的道路。 在商业领域，变革所需要的时间有时可能稍微长一些，但是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也是市场，就像体育运动一样。 当然，有些人对于改变的抵制也可能是由于固执或者无知，但是希望在生活中进步的人们一般都不会因为无法承担变革的代价而抵制它。相反，当人们察觉到潜在的利益时，大家通常都会热烈欢迎变革的。 只有脚下的东西有足够的价值你才会弯腰 在心中思考一下下面两个问题：什么会给你带来回报？什么会使你受到惩罚？比赛的结果可以告诉你什么时候变革会带来回报，什么时候鼓吹变革只是在追求海市蜃楼。因此，对变革的抵制可能是有道理的，也可能是固执的表现。 让公众明白变革的好处是那些引领潮流的人们的责任。领导者如果想要成功地实现变革，就必须要让下属明白变革的好处。普通民众并不是变革的倡导者，除非他们真的相信变革能给自己带来好处，否则他们是不会支持的。 不要小看人民的智慧。如果他们抵制变革，抵制你所认为的他们应该欢迎的变革，那么这可能是因为你没有把变革的利益显现出来，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是对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要为他们的抵制而感到悲哀，你应该首先寻找他们之所以会抵制的原因。请注意，在我前面讲述的体育运动的故事中，抵制变革的并不是运动本身的参与者——运动员，而是教练。 定见9 成功靠的是利用机会(1) 通情达理的人适应环境；不通情达理的人让环境适应自己。所有的进步都是依靠那些不通情达理的人才实现的。 乔治?肖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成为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是他长期以来的梦想。任何一个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个在家乡奥地利施蒂利亚州（Styria）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施蒂利亚橡树”（Styrian oak）的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迟早能够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当然，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可能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而且要进行长时间的精心准备与计划。 当时是2003年，下一次的州长竞选是在2006年的12月，而初选时间是2006年的春天。谁有可能在共和党的初选中崭露头角呢？为了赢得初选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做些什么准备呢？民主党中也会有人在2006年春天的初选中胜出，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要集中精力考虑的是如何先在共和党的初选中获胜。竞选计划开始了。 但是就在2003年，时任州长格雷?戴维斯（Gray Davis）遭遇信任危机，人们强烈要求进行投票来决定是否罢免他。就这样，一个通向州长之位的大门突然敞开，施瓦辛格也已经做好准备。施瓦辛格的话说得很好：“历史性的选举已经到来，因为加利福尼亚的领导严重脱离了人民。” 2003年10月7日，加利福尼亚的选民回答了两个问题： 问题 1：（在前一年的11月份刚刚开始自己的第二个任期的）州长格雷?戴维斯应该被罢免吗？应该还是不应该？ 问题 2 ：如果戴维斯州长被罢免，你认为谁应该取代他的职位？ 在第二问题的后面还附有一个135名候选人的名单，其中就包括施瓦辛格。谁得到的票数最多就获胜。结果是，戴维斯被罢免，施瓦辛格当选了新一任州长。在竞选过程中，施瓦辛格曾许诺如果自己胜出，那么将不再继续拍摄电影。这一承诺对赢得选举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施瓦辛格获胜的秘密就在于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一旦机会来临，他就毫不犹豫地抓住了它。 铁幕的一个裂缝 20世纪80年代末，一个巨大的政治转机出现在了东德。 那是从铁幕上的一个裂缝开始的。铁幕的这一说法最初来自于剧院。19世纪，在欧洲的剧院经历过几次严重火灾后，政府强制它们在舞台和观众席之间安装了一道铁制的幕帘，以防止大火从舞台蔓延到观众席中。进入20世纪，这个词语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1946年，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把它变成了一个政治地理学标志：“从波罗的海边的斯德丁（Stettin）（波兰北部的一个城市）到亚得里亚海域的城市里雅斯特（Trieste），已经拉下了横贯大陆的铁幕。”社会主义国家警惕地守护着自己的领地，这一铁幕的冷酷标志就是那堵把柏林城一分为二的柏林墙。直到柏林墙被推倒前夕，铁幕和柏林墙看起来似乎都是牢不可摧的。 东德的崩溃和德国的统一部分要归因于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前苏联的转变。为了避免苏联的解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开始了改革，并且放弃了对华沙条约集团成员国的领导权，同时还计划加强与西方国家的合作。他的一系列措施促进了波兰和匈牙利的民主化进程。从1989年末起，匈牙利开始允许东德人穿过边境到奥地利，然后转往西德。这样，铁幕上的第一个裂缝出现了。 在大批东德人逃往匈牙利的同时，东德国内反对派的力量也在逐步壮大。德共总书记埃里克?昂纳克（Erich Honecker）在柏林墙倒塌不久前还宣称柏林墙将会至少存在50年，甚至100年，他的被迫辞职成为了社会主义政体崩溃的催化剂。 在柏林墙的西面，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 一直在不断强调统一是西德的目标。尽管如此，人们对它的现实期望并不高。就在柏林强倒塌的前几天，西德还进行了一次关于人们对于统一期望的民意调查。结果，80%的人都说自己希望德国能够统一，但是只有3%的人相信这一愿望能够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实现。 1989年11月9日，我从法兰克福飞往华沙去会见一些商会的领导。到达酒店后，我习惯性地打开CNN，结果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成百上千的人们正在翻越柏林墙，而从1961年8月13日开始，先后已经有190个人因为翻越这堵墙而被击毙。很快，人群就翻了过去，受到了含着泪水的西德人的热烈欢迎，他们也从四面八方涌来见证这一仿佛出现在梦中的场景。这一切来得似乎太突然了。 11月10日一大早，我乘坐第一班飞机飞向柏林，想要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一直在为德国的统一而努力的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也没有想到柏林墙的倒塌来得那么快，但是他很快发现这是一个打破铁幕，统一德国的好机会。而且他知道这可能是自己惟一的机会，所以他很快行动起来。1989年11月28日，也就是在柏林墙倒塌的19天后，在没有和任何西方国家商量的情况下，他向西德联邦议院提出了一个统一德国的“十点纲领” 。但是德国的统一并非那么简单，它必须要征得二战战胜国的同意才行。 这一次还是科尔，通过巧妙的周旋，取得了美国总统老乔治?布什和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同意。这也许是苏联愿意把东德交给西德和北约的惟一机会，科尔抓住了它。他成功的因素有很多：不断坚定地重复实现统一的信心、及时迅速地提出统一的切实步骤以及与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外交斡旋。换作其他人，他们很可能根本抓不住这个机会。 科尔曾回忆说： 1989年秋天当我们开始迈向统一的时候，就像是处在一片沼泽地中一样。我们站在齐膝深的水中，大雾阻挡了视线，只知道肯定存在一条出路，却不知道它究竟在哪里。我们一步步地前进，终于安全到达了对岸。这真是个奇迹，没有上帝的帮助我们简直不可能成功。 事业心 当你探寻未来时，应该去寻找、利用机会，而不是仅仅解决问题。 吉米?卡特（Jimmy Carter），这位极具事业心的总统候选人，在初选时就发现了一个大好机会，并且利用这一新的媒体技术在共和党的全国大会开始之前就赢得了足够的支持，从而成为共和党候选人。现在，每个参加总统竞选的人都在无一例外地采用这一方式——电视演讲。 解决问题的人和寻找机会的人之间是存在巨大差别的。在《未来及其敌人》（The Future and Its Enemies）一书中，弗吉尼亚?波斯特尔（Virginia Postrel）分析了那些遵循守旧的人与充满活力,乐意迎接变革的人之间的区别： 从对待未来的方式中就可以看出我们个人和民族的特征：我们是遵循守旧，期望未来仍然是一个制度化、机械化的世界，还是充满活力地去迎接一个充满发明、创造与竞争的世界呢？我们看重的是稳定与管理，还是发展与学习呢？我们认为进步是需要集中规划，还是认为它是一个分散、进化的过程呢？我们是否认为错误永远意味着灾难，还是把它看作实验过程中可以改正的副产品呢？我们是渴望可预言性，还是欣赏不断出现的惊奇呢？遵循守旧与充满活力这两极，决定了我们的政治、智力和文化前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就是对待未来的态度问题，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这段精彩的文字是《福布斯》杂志的出版人兼总编理查德?卡尔高（Richard Karlgaard）在2006年4月8日在专栏中引用的。他把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划分为天生的机会寻找者，把阿尔?戈尔（Al Gore）和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划为解决问题的人。看到这里，我立刻就想起希拉里?克林顿在她和丈夫进入白宫以来就一直致力于解决美国的卫生保健问题，而阿尔?戈尔现在正在努力想要解决全球变暖问题。至于现任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卡尔高认为，他是一个拥有众多解决问题高手属下的机会寻找者。 机遇就像是在暴风雪中没有关好的窗户一样，可能突然被吹开，又突然被关上。想要抓住它们，你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这位发现大部分传染病都是由于细菌引起的微生物学奠基人这样说道：“机遇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而我就做好了准备。” 错过火车 现在市场上占绝对优势的数码照相技术开始于1990年，当时是柯达推出了第一款商用数码照相机：DCS-100。数码照相技术的兴起引发了照相机市场的重新洗牌，传统的照相技术开始慢慢衰落。到2004年，传统相机的市场占有率已经下降到了17%。任何一个没有搭上数码相机这辆火车的厂家都在这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 在这一过程中，灵活性差的大厂家肯定要失败。机会一旦错过，它们就再没有了翻身之地。传统的日本品牌柯尼卡?美能达（Konica Minolta）就因此不得不在经营了一百多年后于2006年3月31日最终退出了照相机市场。莱卡（Leica）这个差点赶不上数码火车的德国品牌，终于在1998年推出了数码相机。当时，避免破产的惟一方式就是从股东那里得到更多的资金投入。在2000年到2004年间，莱卡不得不裁减雇员，银行也减少了对它的贷款。2006年，莱卡的销售终于重新开始增长，公司将会全力生产新推出的Digital-Module-R数码后背，就像2005年一样。莱卡公司的转变是晚了点，但还是及时地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 只对过时的技术进行改进是无法重新夺回市场份额的。相反，这样做经常会使企业丧失针对新的机遇进行投资的能力。 出生在密西西比州孟菲斯市郊马克斯（Marks, Mississippi）的弗雷德?史密斯（Fred Smith）在机遇面前就做好了充分准备。在耶鲁大学学习经济学时，他就在论文中提出了关于联邦快递的想法。大学毕业后，他参加了海军，在那里学习了军事后勤学，并在1971年开始着手实现自己的想法。于是，结合了传统邮递服务与及时、可靠性的联邦快递（Federal Express）就这样于1973年开业了。 T?加里?罗杰斯（T. Gary Rogers），美国最大的冰淇淋生产商醉尔思（Dreyers Grand Ice Cream）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抓住从天而降的机遇的故事。在一次生意失败后，他打算重新尝试。他说，“我并不因为需要再次尝试而沮丧。我很高兴拥有自己的公司。”他有一个家庭需要养活，却没有什么收入和积蓄。据他讲，一天他走进了醉尔思位于加州奥克兰市的办公室。当时的醉尔思还是一个销售额只有600万美元、30名雇员的小公司。当罗杰斯正在同老板谈论购买特许经营权的时候，电话铃突然响起来。“挂断电话后，泪水涌上了那位老板的眼睛。他刚刚得知银行拒绝了他为扩大工厂而申请的贷款。” 罗杰斯头脑一热，问他是否考虑过卖掉公司。老板的回答是：“在接电话之前还没有。” 罗杰斯说，三天后，“我得到了一个以一百万美元购买公司的机会。于是我找到了一些投资者，筹钱买下了它。” 听到这个故事的人往往都会说，“天，你真是太幸运了。” “对我来说，” 罗杰斯回答说，“这并非仅仅是幸运。更重要的是发现机会的能力和一直以来所做的准备。” 关于罗杰斯的故事我还有一点要补充的，那就是他的确很喜欢冰激凌，据说他每天都会吃。 几乎在波兰的第一个民主政府成立的同时，法国的达能集团（France’s Danone）就开始进军这个市场。摆在它面前的机遇是巨大的：波兰有着3800万渴望高品质西方产品的消费者。 但是想要在这里取得成功并不容易。达能的首席代表发现这里百废待兴，农业系统更是一穷二白，到处都是落后的集体农场，也没有任何销售网络。从1990年开始，达能每周都往波兰运一货车的酸奶，使波兰消费者开始了解达能。销售人员去一家家拜访刚刚出现的私营小商店，极力说服他们销售达能的产品。两年后，公司开始在当地进行生产，同时建立了一座现代化的农场来保证稳定的奶源。 现在，达能已经成为了波兰新鲜牛奶产业中的老大，其中酸奶的市场占有率更是达到了1/3。达能集团负责中、东欧的市场总监琼-雅克?德布林（Jean-Jacques Doeblin）总结说：“早点进入市场可以在竞争中占得先机，这样我们就有时间来了解市场。” 纽约扬基棒球队的老板乔治?斯泰因布里纳（George Steinbrenner）是我所最喜欢引用的抓住机遇的例子之一。他非常擅长利用机会。他的老对手波士顿红袜队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与德州游骑兵（Texas Rangers）队进行协商，想要买进在上个赛季被评为美国棒球职业联赛最有价值球员的游击手亚历克斯?罗德里格斯（Alex Rodriguez）。当时扬基队并没有与红袜队争夺罗德里格斯，它有自己出色的游击手——德里克?杰特（Derek Jeter）。三年前，德州游骑兵队以两亿五千二百万的价格签下了罗德里格斯，成为棒球联赛史上最贵的一笔交易。但是现在，罗德里格斯已经无法忍受德州游骑兵队，想要转会离开。 但是到了2004年2月，红袜队还没能就购买罗德里格斯与德州游骑兵队达成协议。这时，乔治?斯泰因布里纳突然介入了，他在几天时间内就签下了罗德里格斯，还说服了他从游击手的位置转向了三垒！ 对此，斯泰因布里纳这个破坏分子这样说：“你认为这笔交易不错？我还要签下泰?科布 （Ty Cobb）呢。” 以畅销书《标杆人生》（The Purpose-Driven Life）而闻名的里克?沃伦（Rick Warren），其实早在《直奔标杆：目标导向的教会》（The Purpose-Driven Church）一书中就给出了许多宝贵的商业建议。他教导人们不要与他人争夺市场份额。当创立自己的教会时，他并没有与其他教会竞争来争夺会员，而是去开发新的市场，吸引那些原本不属于任何教会的人们，并为他们提供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的东西，那就是他关于生活的理念。1980年，沃伦在加利福尼亚州橘子镇（Orange County）创立了马鞍峰教会（Saddleback Church），现在它已经成为美国发展最为迅速的教会。平均每个周末去那里参加礼拜的人数达到了15,000，而且它还在全国各地发展了十几个分会。《福布斯》杂志的出版人里奇?卡尔高（Rich Karlgaard）曾经这样评论马鞍峰教会，“如果它是一个企业的话，简直可以与戴尔、Google或者星巴克相提并论。” 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寻找、发现机会呢？大家应该还记得爱因斯坦是如何做的：摘下成熟的果实并且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一旦我们向前迈进一步，一切似乎都变得简单起来。 1970年的时候日本经济刚刚崛起，日本人也开始慢慢富裕起来。那一年的世界博览会是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美国人寿保险公司Aflac（就是名字读起来像鸭子呱呱叫的那个）的创始人之一约翰?阿莫斯（John Amos）也前去参加。他惊奇地发现当地人十分富有，而且还注意到许多日本人都戴着口罩以防被传染上流感或普通感冒。许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但是只有他看到了“成熟的果实”，并且发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日本人富有但是害怕风险。这不正是保险公司的大好良机吗？ 接下来的故事说的简单点就是，Aflac花了四年的时间在日本取得了经营许可证，但是阿莫斯的商业嗅觉取得了足够丰厚的回报。现在，在Aflac140亿的年收入中，日本市场占到了2/3。 他的继任者丹?阿莫斯（Dan Amos）显然也遗传了约翰的商业嗅觉基因，他也发现了成熟的果实：在日本这个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中人们一直都忽视了女性人才的潜力。现在Aflac在日本的3300名员工中有一大部分都是女性。这样对公司有双重的好处。“想要招聘到最优秀的日本男性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想在正统的日本企业中工作，”丹说。而且“优秀的女性人才发现自己在我们公司升职的机会要大于在日本企业中的机会，因此也乐意为我们工作。” 1970年的时候，我也在大阪参加世博会。这是日本第一次举办世博会，我一直很好奇它会是什么样子，因此我就去了。在那里我注意到两件事情：（1）日本竭力提供有史以来最好的展览场所。（2）日本竭力让所有的国民都体验到作为这次博览会主办国的荣誉感。 日本政府意识到这是一个提升国民自信与乐观的大好机会，因此安排了来自所有城市和农村的人们前来参观。展览会简直变成了狂欢节。所到之处都能看到大批的日本团队，每个团队都戴着自己专属颜色的帽子，跟在举着小旗子的导游后面，见证日本的复兴。 在我刚刚离开IBM，创立自己的公司不久之后就遇到了一个机会，并且抓住了它。1968年1月17日，我坐在客厅中收看了林登?约翰逊总统关于对贫穷宣战的国情咨文报告。约翰逊总统谈到了各种失业，其中也包括那些所谓的“绝对失业”。绝对失业人群指的是那些从来就没有找到过工作的贫民窟里的人们。我想“绝对失业”这个说法非常贴切，因为他们即使在经济景气的时候也无法找到工作。约翰逊总统还谈到了为失业人员，包括绝对失业人员创造工作培训项目等。 当坐在那里听约翰逊总统的国情咨文报告时，我意识到总统或者他周围的幕僚或者政府的官员还都没有形成一个针对绝对失业人员的培训计划。现在人们需要的是一个培训绝对失业人员的指南。我立即开始起草一个提议，在提议中强调了使绝对失业人员参与进来的重要性。我的城市研究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帮助公司来应对城市危机，而失业问题也正是其中之一。第二天我就完成了这个提案，并且在当天晚上就飞往纽约与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的人员进行了接触。尽管我知道社会非常需要这样的一个指南，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去向政府申请基金，那就很可能等到猴年马月才能得到回复，因此我去找了福特基金会。 就在约翰逊总统演讲的第二天，我就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提出了我的提议。他们那里有无数个项目在等待资金，他们也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对绝对失业人员进行培训，但是他们都听到了约翰逊总统的演说。 我的计划在24小时内就得到了资助，这也是福特基金会所批准的最快的一项计划。我们都看到了这项计划的紧迫性和前景。这也成为了我的公司所承接的第一个大项目。一年后成果出来了：一个12卷的培训指南，并由劳工部（Labor Department）下发到了各个机构。第二年约翰逊总统的任期就结束了，在他离开白宫之后，为消除贫困而投入了精力和资金也大大削减了。 所谓事业心就是在机会面前擦亮眼睛，并且创造性地好好利用机会。 许多成功的故事都是关于三十多岁或者更年轻的人们的。但是重新开始新的事业永远也不会太晚，而且年龄越大你的经验也会越丰富。有时候只要你向前迈出关键的一步，结束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我相信肯定有许多这样的故事尽管精彩却不为人知。但是，我的确了解一个这样的故事，它的主人公就是马克辛?马滕斯（Maxine Martens）。 我曾在米兰全球时尚峰会上做过演讲，我就是在那里遇到她的。在午餐休息的时候，一位女士过来问我一个问题，我们就开始聊了起来。我发现她的工作很有趣：为时尚界物色高级管理人员，而且她的工作也非常成功。后来我才知道，她的服务对象都是一些世界顶级品牌，比如卡地亚（Cartier）、路易?威登、Ralph Lauren和Gap等。后来我和妻子又在维也纳遇到了她，对她的了解也进一步加深。我们发现她是一位热心的优雅女性，我们的友谊也开始了。她允许我在本书中讲述她的故事，我想再没有比把她给我的信原原本本刊登出来更好的方式来使大家了解她的故事了：一段事业的结束成为一个新的开始的故事。 亲爱的约翰： 你问我被解雇时是什么心情？我的生活就像突然遭遇了一场山崩，整个世界都变了模样。 “你不适合我们的文化；你不能领导公司朝着我们期望的方向发展。我们需要对公司进行重组；让我们好聚好散吧。”听到这话，我简直像是掉进了万丈深渊。怎么会有人不欣赏我的贡献、我的个性、我的领导！ 为什么我会被炒鱿鱼呢？我还是一直以来的我，这个美国猎头公司的总经理和重要支柱。现在我被炒了鱿鱼、被解雇、被抛弃，他们不再需要我。但是还有一句话说明了所有的问题。“我不知道如何让你成为团队的一份子，你总是不打高尔夫。”尽管这是一句玩笑话，但是作为一名有经验的猎头，我知道这才是人们说实话的时候。这短短的一句话改变了一切。我开始明白自己肯定要离开了，因为我们的分歧和核心价值观都反映在这个问题上：打不打高尔夫。 几天之后，我慢慢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决定让自己喘口气。离职不也正意味着我现在重新拥有了自由和选择的机会吗？我可以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自己喜欢的工作、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伙伴，而不再仅仅考虑如何养家、如何付女儿的大学学费等实际问题。 因此在我过完55岁生日后的一个星期，因为“不适合企业文化”的评语，我决定去做从1972年以来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旅行。自从我第一次出差到欧洲开始，我就喜欢上了和不同生活、历史背景和生活经验的人打交道。 在这次旅行过程中，我和各种各样的人们交谈，有些人愿意成为我的合作伙伴，而有些人则只对我能给他们带来的商机感兴趣。我们讨论了我们的风格和商业行为如何能够融合，却没有想到应该去利用什么样的机会来建立自己的事业。在旅行的第二个星期，我遇到了一位瑞士律师，在听完我的话后，他问道：“你为什么还是想成为别人企业中的一颗棋子呢，为什么不开创自己的事业呢？” 我进入商界已经17年了。在最近的10年中我曾考虑过自己开公司，去周游世界、结识朋友，在维持生计的同时还能从事激动人心的事业：在美国、欧洲和亚洲的企业文化和公司之间牵线搭桥，寻找并且安置那些能够适应某个企业的文化和传统的人才，把他们自己的商业头脑、经验、创造性和思想带进公司。但是我一直没有勇气把这个想法付诸现实。 当天晚上在苏黎士，我开始展望自己的公司：一家位于纽约的美国猎头公司。我为55岁的自己做出了自己所期望的生活与工作规划，第二天早晨我把它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一位巴黎的商界朋友。她回了我一条消息：“对，这才是你要做的！开始吧！” 在我纽约的公寓里，我们开始了最初的工作。我的伙伴有：已经与我合作了12年的合伙人；一位20岁的年轻姑娘；猎头主管，一位来自维也纳的24岁姑娘；业务和财政主管，我刚刚从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毕业的儿子。我们都没有开公司的经验，大部分人都是曾在其他国家和文化中生活或工作过的美国人。根据我们对于公司的期望以及已收到的客户的反馈，我们写下了公司的使命、价值观和理念。 我们的办公室非常漂亮，视野极佳，而且步行就可以到达大部分客户的办公地点。这都要感谢我们的律师，在我们正式注册的那天，他问我们是否已经找到了办公地点。当听说“还没有完全确定”时，他说，“快，跑着去找这位房产经纪人，他手里有一套刚刚空闲的房子，绝对适合你们。” 现在我们的团队和客户的规模都已经发展到了原来的三倍。我们还在继续学习、犯错误、征求建议、接待新的客户和优秀应聘者。我们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仍然在应用许多原来设立的理念。我很高兴看着我们在不断发展、变化，就像现在正慢慢穿过西中央公园大道(Central Park West)那些高楼大厦的云彩一样。 马克辛 本章的开头引用了乔治?肖伯纳的一句话，那么也还是以他的话结尾吧： “人们总是喜欢抱怨周围的环境。但我不迷信环境。那些成功的人们总是自己去寻找机遇，如果他们没有找到合适的机遇，那么他们就去创造机遇。” 变革是创新之父 机会寻找者明白，未知的未来能够带给自己机遇。而问题解决者处理的都是昨天的问题。 变革的时代就是机遇的时代。人们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就会带来新的需要和欲望，从而产生新的机会。你应该关注那些机遇寻找者，并与他们合作。 定见11 不要忘记科技的两面性(1) 物种入侵 一条灰色的毯子覆盖在了澳大利亚广袤的土地上。它并不是来自于南面海洋的乌云。它是1859年从西方过来的，有四条强壮的腿和两只长耳朵，最初是为了给喜欢打猎的绅士们提供消遣而来到这个国家的。托马斯?奥斯汀（Thomas Austin）在他自己位于墨尔本西南的B庄园（Barwon Park）放养了24只野兔。六年后的1866年，仅仅在奥斯汀的庄园里就有14,253只兔子被猎杀。这是多么大的成功啊！ 但是他可能永远也没有想到后来事态的发展。丰产原则把澳大利亚变成了歌德笔下的《魔术师的门徒》（The Sorcerer’s Apprentice），他原本给人们带来福音的扫帚却变成了灾难的道具。 瞧啊，它匆忙奔向河岸， 肯定已经下河取水， 它像风驰电掣般回还， 急忙倒下水壶里的水。 它又往返两次！ 盆里已经泛滥！ 无论哪只盛水器， 全都给水装满！ 在情节的(禁止)，画面突然一转。扫帚失去控制，一分为二，使情况更加糟糕。 糟糕！糟糕！ 两爿木棍， 变成仆人， 急忙站起， 准备再来为我服役！ 救救我吧，天上的神祗！ 它们在奔忙！水越来越涨！ 漫进大厅，漫上楼梯。 多么骇人的一片汪洋！ 在20世纪50年代的澳大利亚，有人在农夫约翰?罗伯逊（John Robertson）的土地上射杀了一只兔子，被罚款10镑。而就在几年之后，罗伯逊的儿子不得不每年花5000镑来控制兔子的数量。 师父先生！听我在唤你！—— 哦，师父已经驾临！ 先生，我闯下大祸！ 我召唤来的精灵， 现在却无法摆脱。 （钱春绮译） 澳大利亚人控制兔子数量的呼声很高，但是至今也没有找到控制这一难以控制的力量的良方，每一次的治理方法都会带来其他方面的副作用。这条灰色的毯子现在仍然在不断增长。 新扫帚扫地未必干净 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兔子带来的长期危害远远抵消了它们带来的短期利益。这一自然界的现象同样也适用于科技方面。很多时候，人们都忽视的科技进步对于生活环境及周围关系的影响。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技术的进步一直在影响着社会的变化。比如，火的发现给人们带来了温暖、熟的食物，并且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生活。车轮、电力和汽车都极大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状况。当今社会的问题是，科技发展速度不断加快，而对于新技术的社会适应却远远落在后面。也就是说，科技进步的速度远远超出了文化发展的速度，它们之间的差距正变得越来越大。 未曾考虑的问题 科技就像是被引进到澳大利亚的兔子吗？新物种的引进和新技术的推出都不是出现在真空状态下。但是我们与科技之间的关系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却很少有人考虑。随着新技术的出现，人们应该考虑一下下面的问题： 什么将会得到加强？ 什么将会被削弱？ 什么将会被取代？ 科技始料未及的影响 两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因特网和手机。它们都是科技发展的产物，它们的作用都是为了人们进行沟通。其他方面不谈，它们已经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而且和许多其他情况一样，有些影响是人们始料未及的，比如人们写信方式的改变。 在上个世纪初，诗人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给自己未婚妻诺拉（Nora）手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诺拉： 从十一点半开始，我就像一个傻瓜一样坐在这里，什么事情也做不下去。我满脑子里都是你的声音。我就像个傻瓜一样，耳边总是回响着你叫我“亲爱的”的声音。我今天还得罪了两个人，因为我对他们态度冷漠。我想听到的是你的声音，而不是他们的。 你的存在消除了我玩世不恭、猜忌多心的本性。我真希望你现在能够依偎在我的肩头。我该去睡觉了。 我花了半个小时来写这封信。你能给我回信吗？我衷心得希望你能。我应该怎么署名呢？我什么都不写了，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署名。 1904年8月15日 而一个世纪后的今天，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信件就可能是这个样子： Nora, quick thought: got in @ 11.30—since then just hanging round like an idiot *lol*, doin nothing. just hear your voice going :-( . annoyed 2 clients, skipped appointments. wanted 2 b with u!!!!!!!!!!! ur good 4 me, u make me feel better, less depressive, less monster-like ;-) , wan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NVM, will go 2 bed soon been writing this for like 10 mins now. write back soon!!!!!!! hope you will!!!!!!!! never know how to finish these things. CU soon. 电脑和诗人 我们从高情感到高科技，从手写到电脑打字的转变与人们对于电脑的神化有很大关系，电脑似乎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良方。当然，它一定能够弥补我们在教育方面的不足。美国中小学的教育质量在下降？那就在每个教室里都放上一台电脑这个信息时代的伟大标志吧。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几十年来，人们对于为每个教室都配置一台电脑的呼声就一直没有停止。但是人们是否已经仔细思考过电脑会给教育的真正目的带来的影响呢？教育的真正目的应该是让孩子学会如何学习，这是他们可以继续终生学习生涯的惟一方式。我们在一直呼吁引入先进科技，但是却没有考虑过它的教育价值。 我也支持为每个教室配备一台电脑，我也支持为每个孩子都配备一台电脑。我也希望孩子们能够熟练掌握电脑，利用它为自己服务。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代价将是无法估计的。但是我想呼吁的是在每个教室中也应该有一位“诗人”。现今美国的实际情况是大部分的精力和资金都投入了电脑之类的科技产品，这方面的投入远远高于在诗歌、艺术、音乐和其他人文科学方面投入的资金。但是，科学知识和艺术想象力这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就像本书第二部分第一章《视觉文化正在占领世界》所写的那样，在不久的将来，某个产品所包含的高情感，比如它的设计和所包含的艺术价值，将会逐渐把它与其他相似科技含量产品区分开来。 这个对于电脑和诗人的比喻代表了我对于社会发展的观点：我们不仅需要大力推进智力发展，而且还要支持和培养情感与精神能力。我们非常需要在它们之间达到平衡——高科技与高情感之间的平衡。这个世界的科技水平越发达，我们就越需要艺术家和诗人。 等待拯救 很久很久以前，这是一个没有手机的世界。在学校、研讨会、电影院、健身馆或者超级市场中都没有它优美的铃声。后来，科技使得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与他人实现无线通讯。诺基亚，这个最成功的手机生产商，打出的是这样的标语：“联系人与人”。技术带给人们的影响也是两个方面的，但是却很少有人考虑这个问题。 今年年初，有一次我在波士顿洛根机场（Boston’s Logan Airpor）乘飞机。由于飞机晚点造成了航班延误，我们这群同病相怜的乘客只好坐下来等待。我的对面坐的是一家人：年轻的父母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他们很少说话，至少那位年轻的父亲是这样的，他看起来极度不耐烦。突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他立刻直起身来，一下来了精神，接电话的声音十分响亮：“你好，你好。” 我看着他，意识到他被这个电话拯救了，从百无聊赖中被拯救从来，从家庭责任中被拯救出来。在我看来，这个年轻的父亲与科技的关系似乎出现了问题。当目睹这一过程时，我想全美国肯定有许多人们在等待他人把自己从面前的事务中拯救出来。 从尊贵的上帝到低眉顺眼的求职者 在科技发展的队伍中，固定电话也不甘示弱。20世纪90年代，科技创新大量涌现。由于科技的发展和减少成本的需要，我们经常能够在电话中听到一个温柔的声音，开头她总是会热情地说道：“您的来电对我们很重要。如果我们暂时不能接听，请不要挂机。”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序曲。 “如果您想听我们112种产品的目录，请按1。如果您想了解宁死也不愿意再和我们做生意的顾客的最新数量，请按2。如果您要找一位一无所知并且总是在休产假的老好人，请按3。” 在经过了11分33秒后，你终于听到一个声音说：“您要找的人可能正在接听其他电话，也可能不在办公室，请稍后再拨。” 这简直让人发狂。 这些公司把顾客称为上帝，但是却把他们当作求职者一样傲慢对待。我想说的是立刻取消这种自动语音应答系统。它是对顾客的怠慢，而且简直能让他们发疯。公司应该用友好的高情感的接线员来取代这一系统。然后他们会发现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高效率。 我强烈要求任何一个使用自动语音应答系统的公司的老总亲自拨打一下自己公司的电话，看自己是否受得了。这样，他们才有可能提供高效的顾客服务系统，而不是使顾客怒气冲天地挂断电话。 因此在这里我还要重复自己的建议：仔细地考虑科技所可能带来的双重影响。 一个冒险的选择 另一方面，科技的一些应用也是很有趣的。我曾经在报纸上读到巴黎的一家餐厅就把高科技与高情感结合在了一起。这家餐厅的名字叫做La Connivance，就在股票交易所的隔壁。它的定价规则和周围环境真是十分协调：食物的价格是根据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当你点菜的时候，电脑会立即根据当时的供求关系来调整价格。就像比较受欢迎的股票一样，比较受欢迎的饭菜的价格会上涨，而冷门饭菜的价格则会下跌。而且，你可以按照你点菜时候的价格付款，也可以像期货市场上一样，按照用餐完毕买单时的价格付款。 我觉得这个想法真是很有创意，但是当我和妻子与一位朋友谈起这家餐厅的时候，他却告诉我们奥斯陆一家酒吧的做法更为极端。价格也是按照这种投机法则来决定，但是却是随机的，而且还引入了股票市场崩盘制度，这样饮料的价格就可能会接近零，引起客人们一阵阵骚动。这些都只是电脑影响的两个例子而已。 规模问题 在引进新技术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忽略人数问题。过去我在犹他州的时候，是没有人担心这个问题的。在布里格姆?扬（Brigham Young）和其他先驱在1847年来到盐湖城大峡谷的时候，他首先做的几件事之一就是规划人口规模问题。他规定每个教区的最佳规模应该是300人，包括大人与小孩。因为摩门教徒的孩子都比较多，所以50个家庭的人口总和差不多就能够达到这个数字。在这样的一个教区里，大家都互相认识，也能够互相照顾，形成严密的社会网络。非常理想的人口规模。 大多数公司都曾忽略过这个问题，现在人们已经醒悟过来。纺织品和药品销售达到200万美元的Gore-Tex公司就非常注重这个问题。它规定每个办公楼不得超过两层，容纳的人不得超过200人。这样，因为每个工厂或者办公楼内的人数都不到200人，因此大家都能够彼此认识。大家都清楚每个人对于集体的贡献，而这在工业时期时5000人的大型工厂里是无法实现的。因此，适当的人口规模可以提高人们的效率，并且激发人们的创造性。 越高越好？ 世界各大城市摩天大楼之间的竞争也可以被看作是反映人口规模的一个指标。芝加哥超过了纽约，新加坡超过芝加哥，吉隆坡（Kuala Lumpur）又超过了新加坡，而且这一竞争还在继续。但是摩天大楼的建造是否考虑了人口规模这个问题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值得商榷。把人们塞进100层的摩天大楼里是一个合适的规模吗？我可不这样认为。也许不久之后，9?11恐怖袭击的悲剧会使我们重新思考人口规模以及它与人类、理想的生活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 盲目冲动许多公司由于担心新技术会给竞争对手带来新的机遇，因此都在不停地更新自己。而更新需要资金，而且所需的资金总是要比他们预计的要多。人们总是会在科技方面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却忽视了自身的作用。IBM第一代大批量生产的主机360在20世纪60年代初炙手可热，就是因为所有的公司都认为主机对于公司来说是必需品。IBM销售人员戏谑地说自己的顾客都是由于“担心、不确定和疑惑”（或者简称为FUD）而购买产品的。人们往往觉得：“我们总不能无所事事。不管是对是错，我们都必须做点什么。”当时公司间普遍流传的一种观点就是，要想在新的技术时代的竞争中获胜，公司必须配备自己的主机。人们经常会因为担心落伍而盲目花钱，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 科技是巨大的推动力，但并非真空状态下的推动力科技是巨大的推动力，但是必须是在与人们的需求和人性达到平衡的时候。 每一块石头扔到水里都会产生涟漪；每一项新技术也都会产生人们始料未及的影响。当一项新技术问世时，考虑一下下面几个问题：什么将会得到加强？什么将会被削弱？什么又将会被取代？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机遇？ 第二部分 展望未来 第一章 文化：视觉文化正在占领世界( 我们将要永远告别古腾堡的印刷时代，而进入MTV的视觉时代吗？在当今世界中，视觉文化在从艺术和建筑到时尚和商品的设计等领域都占据了史无前例的优势。这是一个MTV的世界，一个视觉表达压倒了文字表达的世界。 人类书面文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6000多年以前。文字为我们记录历史、说明事实、给出建议，文字不断变化、成熟完善，文字诱惑我们、感动我们。 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你的身量好像棕树。你的两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我说，我要上这棕树，抓住枝子。愿你的两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你的口如上好的酒，女子说，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流入睡觉人的嘴中。 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 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风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 上面的文字来自于《圣经》，是《雅歌》（所罗门之歌）(King Solomon’s Song)中的情诗。 众多君王与政治家，比如所罗门、恺撒、尼禄（Nero）、毛泽东、切?格瓦拉 (Che Guevara)、哈维尔 （Havel）和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等都热衷于诗歌。文字可以表达情感，打开通向未来之门，描绘出前所未有的景象，鼓励人们去冒险。比如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乔治?奥韦尔（George Orwell）、海明威（Hemingway）和梅尔维尔（Melville）等人的作品就是如此。文字还可以帮助人们探询自己的灵魂，比如普鲁斯特（Proust）、穆齐尔（Musil）和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作品。在所有文化中，小说家、诗人和歌唱家都是受人尊敬的。 公元前332年，亚里士多德在《诗学》（Poetics）一书中写道：“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事情莫过于成为一名文字大师。” 需求的衰退 但是现在，文学正在慢慢衰落。电影、电视、视频和DVD正在逐步取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这种视觉文化正在逐步占领世界，而代价就是对书面文字的侵蚀。小说，这个想象力的摇篮，虽然并没有像许多人宣称的那样完全消失，但是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衰落。 “我对小说的生存没有信心，它几乎已经完蛋了，”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维迪亚?奈波尔爵士（Sir Vidia Naipaul）如是说，他认为小说至少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奄奄一息”了。 《欧洲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Europe)的主编T?瓦拉达拉金（Tunku Varadarajan）是用一种更加乐观的观点来理解奈波尔的论断的，他认为奈波尔的论调“有点狭隘”，也许他的真正意思是说没有一个小说家的作品可以和自己相媲美。瓦拉达拉金对奈波尔的评论借用了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中格拉齐亚诺（Graziano）的豪言： “我就是圣贤， 我一开口就足以让所有的狗闭嘴！” 不管是因为缺乏吸引力还是质量下降，结果都是一样的：我们的文化水平、语言技巧和交流技巧都在下降。 在视觉文化越来越占上风的今天，惟一一类还在不断发展的小说就是绘本图书。美国最大连锁书店Barnes and Noble（B&N）现在已经在书店中设立了专柜来促进新的绘本图书的销售。2006年春天，我与B&N的负责绘本图书采购的詹姆斯?基伦（James Killen）进行了一次会谈。他负责审阅绘本图书并且决定购买哪些绘本图书以及购买的数量。近年来，我们一直都能看到那些根据名著改编的漫画书，而且许多大学生也在阅读这些漫画书，而不是名著本身。但是最畅销的还是绘本图书。基伦告诉我说，绘本图书的突破出现在2003年，由克雷格?汤普森（Craig Thompson）出版的长达600页的童年回忆《毯子》（Blankets）把绘本图书的销售推上了一个新台阶。我问基伦他怎样概括绘本图书的发展状况，他的回答是：“成指数增长。” “绘本图书将会走向何方呢？”我不禁问道。而基伦的回答：“天空有多高呢？”2006年秋天，关于9?11报告的绘本图书也将问世。 2004年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s）的小说提名也部分说明了传统小说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获得最终提名的克里斯廷?舒特（Christine Schutt）的作品《佛罗里达》（Florida）销量还不到200本。这还不算，其他三名获得最佳小说提名的作家的作品销量也都在700本到900本之间。而另一位作家凯特?沃尔伯特（Kate Walbert）的《吾以类聚》（Our Kind: A Novel in Stories）的销售情况稍微好些，卖出了大约2500本。 国家图书奖是由美国全国国家基金会(The National Book Foundation)所评出的，这是一个非赢利机构，主要靠出版商和书店的赞助，而国家图书奖就是它的最重要的一项活动。但是就像长期担任时代华纳图书公司（Time Warner Book Group）总裁的拉里?K（Larry Kirschbaum）所说的那样，“我们已经完全与文化隔绝，我们正在充当自己文化的掘墓人。” 2006年6月，图书业界宣布美国图书发行量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快速增长后已经在去年开始出现下滑：图书发行量已经从2004年的190,078本下降到了2005年的172,000本。 相应影响2004年7月，国家艺术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公布了一项研究结果，主席达纳?乔伊（Dana Gioia）称它为“一项记录了全国性危机”的研究。从1982年到2002年的二十年时间内，美国白人、非洲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的阅读水平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西班牙后裔的阅读水平下降幅度最大，达到了10%。从年龄层面上来看，年纪最小的三组下降幅度最大。成年人中最年轻的一组，也就是从18到24岁的年龄段的人们阅读能力的下降率比总体成人人口的下降率要高出55%。 “文化水平应该引起美国人的关注了。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丧失了这一能力，我们的国家也会变得无知、呆滞，还会丧失思想上的独立性。一个自由、富有创新精神的社会是不能缺少这些品质的。这一问题并不是哪个单一因素造成的，因此也没有哪个单一的方法能够解决它。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略它，它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乔伊总结说。 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交流的历史。如果人们的交流方式由文字变成了视觉图像，那么我们就必须要重新学习一种新的交流语言。视觉社会中的竞争优势将会是技术和艺术两方面的培养，也就是说知识之脑和激情之心都是不可缺少的。或者说，我们既需要电脑，也需要诗人。 但是，我们如何才能确定我们正在从书面文字向视觉文化转变呢？在本书的第一部分的《定见2 未来是隐藏于现实之中》的章节中，我曾经强调过变化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变化都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而且也很少是直线发展的结果。如果你认为自己观察到了某种转变，那么我强烈建议你问问自己以下问题：还有其他证据能够表明这一趋势吗？还有其他因素推动事物朝同一方向发展吗？那么这里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表明视觉文化即将取代书面文字吗？下面我将从八个方面详细论述推动我们向视觉社会转变的因素：1 报纸文化的逐渐消亡2 广告3 普通商品的高品质设计4 作为视觉艺术的建筑5 时尚、建筑和艺术6 音乐、视频和电影7 摄影角色的转变8 美国美术馆的民主化1 报纸文化的逐渐消亡我是从19岁开始读《纽约时报》的，从此我就再也没有漏掉任何一期。不管我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我都会设法订阅，尽管有时要经过长时间的延迟才能读到它。就这一点来说，我十分赞同传媒学大师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说法：“阅读自己喜欢的报纸就像洗热水澡一样惬意。”对我来说，读《纽约时报》就像是洗热水澡。但是现在喜欢这种感觉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 2005年11月7日，《纽约时报》宣布自己的发行量下降了2.6%。首席执行官珍妮特?鲁滨逊（Janet L. Robinson）说，“2005年的传媒市场形势严峻，我们认为明年也会如此。”和其他报纸一样，《纽约时报》也在努力与因特网竞争，努力留住自己的读者和广告。 2006年5月9日，美国报业协会（Newspaper Association of America）宣布，在截止到2006年3月的六个月时间内美国报纸的发行量总体下跌了2.6%。在同一时间段内，星期日报纸的发行量下跌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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