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世纪宗教史-世界中世纪宗教史-8

① 《辽史·太祖本纪》。① 《全辽文》第 226 页。② 《资治通鉴长编》卷一 0 九。取得大批佛经后，西夏王朝便组织大批人力译经。根据现存的一些西夏佛经发愿文及经文前木刻版画可知，西夏的译经场借鉴了汉族译经的经验，除了译主，还有证义、度语、笔受、润文等一批助译人员，而且译经僧中，党项、回鹘、吐蕃、汉等民族成分皆有。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西夏从景宗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 年）至崇宗天祐民安元年（1090年）的 53 年中，共译出佛经 3579 卷，在国内各民族中是译经速度最快的。这除了因为西夏引进的大藏经本已相当系统完备外，也与西夏统治者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许多经文题下注有皇帝御译，皇后御译等字眼，有些版画上还有皇帝、皇后亲临译场指导译经的图象，说明西夏统治者对佛教信仰之虔诚，支持之有力。关于西夏佛教活动的情况，官方正式文献缺乏记载，仅在现存佛经前的发愿文中，记录了当日佛事之盛况。如《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的发愿文载：为发行此经，罗太后一次度僧三千员，斋僧三万五百九十员，施佛像、佛经、佛珠八十万幅、部、串，又举行了旷日持久的大法会，做大乘忏悔一千一百四十九遍，散囚五十二次，设贫六十五次，放生羊七万七百七十九口，大赦一次。一次佛事便如此糜费，对于地处西北落后地区的西夏来说，肯定是一次沉重负担。类似的佛事还有很多，固然从思想上有巩固王朝统治的作用，但也必然加速了帝国经济的衰落。西夏佛教宗派流行的情况不详，仅能从现存的经文种类来推断，西夏地区有禅宗、华严宗，净土宗以及密宗流行。因为这些宗派所崇奉的主要经典在西夏都有译文，并广为流传。西夏僧人地位很高，许多被封为国师，出入宫禁，成为帝王的顾问和助手，对稳固社会秩序起了很大作用。（3）金代佛教的传入与展开女真在建国以前便已从临近的高丽、渤海等地输入了佛教。灭辽后进入中原，又占领了宋都汴梁及淮河以北地区，当地发达的佛教文化给予女真人更大的影响，他们在汉化的同时也佛化了。金朝诸帝对佛教皆采取扶植政策，把大量的土地、金钱赐给僧人，致使寺院快速发展。“燕京兰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①，“僧居佛寺，冠于北方。”②不过金代统治者也吸收了辽代过份崇佛导致国力衰退的教训，对佛教的发展实行严格的控制。金朝效仿唐宋，建立自上至下的僧官制度，考试僧尼，发放度牒，严禁民间私建寺院。凡私自度僧者，给予严厉的处罚。金代早期对佛教的管理是严格的，然而章宗朝以后，国内政治腐败，外有蒙古强大的军事压力，金朝统治者也效法宋室，公开出售度牒、师号以补国库亏空，从而导致僧侣队伍的腐败。金朝继承了辽、宋两代北方佛教事业的基础，所以比较成熟、发达。在佛门诸宗中，仍以禅宗的临济和曹洞两派最为流行。临济一系有道询（1086 年——1142 年）住山东灵岩寺传法，较有名气。圆性（1104 年——1175 年）在大定年间曾住持燕京潭柘寺，大力复兴禅学，著有《语录》① 《松漠记闻》卷上。② 《宣和乙已奉行程录》。三编行世。另有相了（1134 年——1203 年）、道悟（1151 年——1205 年）和教享（1150 年——1219 年）等人在北方各地传播杨岐“看话禅” 一派的禅法。曹洞宗中最著名者当推万松行秀（1166 年——1246 年），俗姓蔡，15 岁出家，在磁州（今河北磁县）大明寺参雪严长老，“豁然开悟”，并成为嗣法门人。后还邢州（今河北邢台），建万松轩自适，号称万松老人。他曾受金章宗之命入宫说法，受赐袈纱。他写的《评唱天童正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是当时禅宗名著。他的弟子称赞他“儒释兼备，宗说精通，辨材无碍。”他曾劝金、元两朝名臣耶律楚材“以儒治国，以佛治心”，成为一时的名言。金代华严宗有名僧宝严、义柔、惠寂等人，在北方大寺多次开讲《华严经》。密宗有法相和知玲二人较为知名，在民间弘传金刚界曼荼罗法。净土宗在金代亦为天下共宗，祖朗、禅悦、广思等人宣扬净土思想较有影响，开北地结社念佛风气之先。律宗则以悟铢、法律最为著名，后者曾于皇统二年（1142 年）奉诏度僧十万。5．元代的“帝师”制度及其西藏并入版图元代是以蒙古贵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政权，也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政权。为了对广大地域的各族居民进行统治，蒙古族统治者很注意利用当地的宗教组织，拉拢扶植，以固王化。蒙古帝王及其贵族，经常一次便将几百顷土地，几万两白银赐给寺院，使中国佛教很快便恢复到了宋、金时期的规模。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统计，全国寺院 24，318 所，僧尼 213，148 人，禅宗有曹洞大师行秀，临济大师印简（1202 年——1257 年）、妙高（1219 年——1293 年）在北方弘化。在南方则有临济宗人祖钦（？——1287 年）、原妙（1238 年——1295 年）、行瑞（1255 年——1342 年）、一宁（1247 年——1317 年）等人，四出活动，传播禅法。天台宗有性澄（1253 年——1330 年）传承香火。华严、唯识、律宗虽不发达，但也绵延不绝，香火不断。元代佛教最突出的特色是建立了前所未闻的“帝师”制度。《元史·释老传》载：“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日而语。” 元代之前有国师而无帝师，元亡以后帝师制度也随即消失，所以帝师制度成了元代佛教史的标志。《释老传》又说：“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地广而险远，民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于郡县土蕃之地，分官设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显然，帝师之号并非仅仅出于对土蕃高僧的尊敬，而是基于治藏的需要。元代第一位帝师是藏传佛教萨迦派首领八思巴（1239 年——1280 年）。1252 年忽必烈进军云南途中驻节六盘山，八思巴东行拜谒世祖，深得世祖赏识。元统一中原后，为了推行“重色目而轻汉人”的民族歧视政策，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统领天下释教”。他亲为世祖皇帝、皇后及皇族成员授灌顶礼，以后相沿成例，只有受过帝师灌顶的皇子才能登基。后八思巴根据藏文字母创造了新蒙文，因而升为帝师，赐 “大宝法王”号。八思巴逝世后，谥号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诏大圣至德普觉真智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评价之高无与伦比。元政府在中央设立宣政院，管理天下僧务及土蕃地区事务。宣政院使一般由宰相兼任，而副使或由帝师担任，或出自帝师推荐。藏区文武官员的铨选，驿站及驻军的设置，户口调查，喇嘛封赐，皆由宣政院全权负责。若遇土蕃“有大征伐”，可参与枢密院机要。所以，实际已经把帝师变成了西藏地区的最高军政首脑，开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先河。八思巴以后，元代又册封了 11 位帝师，都出自萨迦昆氏家族，使之凌驾于其他诸派之上，成为当地最高统治者。元代帝位制度作为一种宗教政策，在民族关系方面具有特殊意义。在此以前，土蕃有完全独立于中央政权的社会政治机制，而八思巴受封表明，元朝的中央政府开始对西藏地区行使设官任职的政治权力，西藏正式并入中国版图，从此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里，宗教作为加强民族联系的纽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十五、藏传佛教的形成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传入1．前弘期佛教初传雪域在佛教传入以前，西藏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意识形态是本教，亦称“苯教”、“苯波教”。本教起源于青藏高原上古老的自然崇拜，与汉族传统的巫教近似，巫师处于宗教的核心地位，驱鬼降神，祝福禳灾，占卜吉凶，施法安魂。在西藏第 26 代赞普之前，朝廷内都有本教巫师担任重要职务，左右朝政。本教的盛行是与当时西藏落后的文化状况相适应的。佛教传入西藏的确切日期尚有争议，但一般公认，在松赞干布时代（公元 629 年——650 年在位），佛教正式开始流行。松赞干布是一位饶勇善战的藏王，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他与邻近的尼伯尔和唐王朝联姻，娶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为妃，两位公主分别把大量的佛经、佛像带入西藏，并从本国延请僧人，建设寺庙安置这些佛经佛像，佛教从此开始流传。松赞干布对佛教的发展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他建寺、译经，并根据佛教的戒律制定了西藏早期的法律。据《西藏王臣史》记载：在法律中他规定人民必须“敬信三宝”。佛教初传遇到了本教的抵制，据说修大昭寺时，“昼日所筑，入夜悉为魔鬼摧毁”，可能就是本教徒干的。松赞干布以后两代赞普忙于内战，至赤德祖赞（公元 724 年——755 年在位）时，再次迎娶唐金城公主入藏。金城公主发现，文成公主带入西藏的释迦像被封于暗室，佛经早已荡然无存，可能是发生过排佛事件。她命令将佛像重新迎入大昭寺供奉，又延请大批汉族高僧入藏译经弘法。赤德祖赞死后，本教巫师联合信仰本教的大臣，再次排佛，直至赤松德赞（公元 742 年——797 年）亲政。他处死了信本教的大臣，废除禁佛令，恢复庙宇的建设，并从印度请来寂护和莲华生两位大师入藏传法。寂护是印度瑜伽中观派的创始人，理论高深，但是他刚到西藏时并不受欢迎，曾被本教徒驱逐出境。在尼伯尔，他遇到了密教大师莲华生，两人重新返回西藏。莲华生用密教的高级巫术战胜了本教的低级巫术，并宣称每战胜一个妖魔，就把他收为佛教的护法神，实际上是把本教的巫术连同教徒都吸收进了自己的体系。印度的密教终于打开了在西藏传教事业的大门。以后，寂护的弟子莲华戒（约公元 730 年——800 年）又在赞普的支持下，辨败了汉地来的禅僧，将他们赶回了内地。这样就初步形成了藏传佛教重渐轻顿，重密轻显的特点。前弘期佛教发展的高潮是热巴巾担任赞普（公元 815 年——838 年在位）的时期，他规定每七户藏民养一个僧人，并打击本教信徒，从而引起了本教徒的强烈不满。他们勾结信仰本教的大臣，拥立达磨为赞普（公元 838 年——842 年在位），开始了对佛教更严厉的迫害，包括将寺院改为屠场，把佛像丢入河中，焚烧佛经，僧人中上层被杀，中层被流放，下层还俗，或强迫成为本教徒。“达磨灭法”使佛教前弘期竟致中断，此后一百余年成为西藏佛教史上的“黑暗期”。2．后弘期佛教再度勃兴达磨在灭法时期，一些佛教徒隐藏到了民间，一些人流落他乡躲避灾难。其中有藏僧饶萨、钥格回和玛释迦牟尼三人潜入西昌，坚持修行。一藏族青年慕名投入他们门下，经长期的学习，精通教义，功夫高深，在维系藏族僧团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便是公巴饶赛（亦称喇钦）。达磨在灭法的第二年，便被还俗打猎的僧人贝吉多吉用弓箭射死，藏区从此陷入了大乱。一百余年后藏地渐趋平复，统治者开始认识到，还是佛教更有助于维持统治。控制山南地区的藏王意希坚赞，听说西昌藏族僧团的情况，便派了鲁梅·粗赤喜饶等七人去求法，他们从公巴饶赛学习各部教典，学成后于公元 975 年陆续返回后藏，建寺、收徒、弘法。由于有前弘期的基础，佛教迅速恢复起来，佛教史上把此后的佛教传播统称为后弘期。后弘期开始便很重视佛经的引进和翻译，当时正值印度密教盛行时期，流入西藏的经文以密藏为主。在取经、译经事业上，以仁钦桑布、卓弥、玛尔巴、桂·枯巴拉四人最为著名。他们基本完成了佛教显宗理论和密宗教法的引进，为藏传佛教宗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后弘期理论建设方面，印度高僧阿底峡（公元 982 年——1054 年）功不可没。他本是印度扎护罗国王子，自幼好学，精通声明、医方明、工巧明和大小乘、显密教经论。29 岁出家，曾任那烂陀寺和超岩寺首座，许多西藏僧人皆向他求学，并把他的情况介绍给藏王。阿里地区藏王意希沃派人携带大量黄金，请阿底峡入藏传法。阿底峡到西藏后发现，藏僧修习十分混乱，把密教无上瑜伽的修习变成了恣意淫乱。所以他写了《菩提道灯论》，专门讲述显、密修习次第，认为一定要先显后密，在完全掌握了显宗理论后，方可修炼密教。特别是涉及男女双修的无上瑜伽功法，只能授给有大根基的人。据说，他只把四本续中一切口诀授给了仲巴敦一人，可见掌握之严。阿底峡对显密修习次第的强调，防止藏密象印度密教那样由世俗而庸俗，由庸俗而腐败。3．藏传佛教宗派的形成及其特点后弘期佛教扫清了障碍，迅速成为藏地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不过由于佛教本身即流派众多，加之当时西藏各地贵族割据，僧侣与当地封建势力相结合，形成了互为表里的统治集团，因此产生了大大小小的诸多宗派。其主要者有：“宁玛、噶当、萨迦、噶举、格鲁五大派和一些小教派。格鲁派产生稍晚，参见本书下卷，此处简单介绍前述四派。（1）宁玛派该派是藏传佛教中流传最为久远的一派，宁玛二字即为“古”、“旧” 之意。所谓“古”因其自称是前弘期莲华生所传，创教时间早于其他诸派。“达磨灭法”时期，该派僧人在民间传法，得以躲过大难。所谓“旧”，因其理论属于前弘期传入的旧派密咒。但其真正的创始人是11世纪的“三索尔”，即索尔波·释迦琼乃（1007 年——1062 年）、索尔琼·喜饶扎巴（1014 年——1074 年）和索尔琼·释迦僧格（1074 年——1134 年）。该派僧人多戴红帽子，穿红衣，故又称红教。宁玛派的特点是组织松散，没有中心寺院，教徒分布各地，僧人参加生产劳动，可以娶妻生子。其理论以“大圆满法”为正传，认为人心本净，修习的目的就是要保持心体本净的状态，顺其自然，摆脱各种迷惑，使心住于“空虚明净”之地，即算达到了“大圆满”，即身成佛。宁玛派由于在民间传播，吸收了较多的本教色彩。宁玛派虽然僧人不多，但一直传至现代。（2）噶当派在藏语中，“噶”字意为“佛语”，“当”字意为“教授”、“教戒”，即一切佛语都是对僧人修习的指导。该派源于阿底峡，实际创始人是仲巴敦（1005 年——1064 年）。热振地方的热振寺是噶当派的根本道场。仲巴敦跟随阿底峡修学多年，受其修习次第理论影响很大，比较重视显宗的各种宗教原理和戒律，在藏传佛教诸派中有“纯净”之称。这些思想对后来宗喀巴的宗教改革以及格鲁派的创立有较大影响，格鲁派创立以后，噶当派并入了格鲁派。（3）萨迦派萨迦派因其产生于萨迦地区而得名。此派寺院多以红、兰、白三色线条涂墙，所以也被人们称为“花教”。其创始人是出生于该地大贵族昆氏家族的昆却杰布（1034 年——1102 年），他曾经先后跟随卓弥、桂·枯巴拉等人译经，学习显密教法，40 岁创教，自任教主。他规定僧人可娶妻生子，但生子后便不可再接近女人。教主都由昆氏家族后代担任，从此昆氏家族便垄断了萨迦地方的政、教大权。元代时由于该派的领袖班智达、八思巴受到朝廷的重用，所以萨迦派凌驾于其他各派之上，成为西藏的宗教领袖。元亡后萨迦势力衰落，但仍在本地区维持统治，流传至今。萨迦派以“道果法”为理论核心，认为修行要经过三个次第，即： “最初舍非福，中断于我执，后除一切见，知此为智者。”（4）噶举派噶举在藏语中为“言传”之意，因该派重视师徒口传而得名。此派僧人多穿白衣，故又称“白教”。噶举派最早有两个支系，主流是由玛尔巴（1012 年——1097 年）和米拉日巴（1040 年——1123 年）开创的达布噶举，支流是由琼南交巴（1086 年——？）开创的香巴噶举。两派一度香火都很兴盛，但香巴噶举 14 世纪以后失传了。噶举派非常重视各种密教修炼方法，如玛尔巴从印度传来的集密、胜乐、欢喜金刚、四座、大幻等密法，都被弟子们发扬光大。按照噶举派的说法，显宗主修心，密宗主修身，他们练功从“拙火定”入手，可以抗拒严寒，穿着单衣过冬。米拉热巴名字中的“热”字，就说明他有此种功力。另外他们还特别重视无上瑜伽部的“双身修法”，主张通过男女交媾来证悟空。后来，噶举派又分化成噶玛噶举、蔡巴噶举、拔戒噶举和帕竹噶举四大派。其中帕竹噶举又分化成了止贡巴、达垄巴、主巴、雅桑巴、绰浦巴、修赛巴、叶巴和玛苍巴等八个小派，号称“四大八小”。在格鲁派创建之前，噶举派是西藏最有势力的宗派。除了上述四大派外，藏传佛教中还有希解派、觉域派、觉囊派、郭扎派、夏鲁派等小的派系，理论大同小异，不过教主不同，修法各异，使藏传佛教表现得丰富多彩。 4．基督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在中国中世纪，基督教有两次传入的历史。第一次在唐代，基督教的一个异端派别——聂斯托利派流入我国，时人称为“大秦景教”。该教派被罗马教庭判为异教后，流行于中亚波斯一带。唐朝丝绸之路发达，交通便利，于是就有一些景教徒到中国来传教。贞观年间，叙利亚人阿罗本来到长安，受到朝廷的礼遇，宰相亲自到郊外欢迎，唐太宗准其在长安义宁坊建景教寺一座，度僧 21 人。高宗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许多朝廷重臣都与景教教士有过交往，甚至请他们担任朝廷及军队的重要职务。不过由于儒、释、道三教当时势力太大，景教仅仅是在社会上层及外商等很小范围流传。至唐武宗灭佛，景教受到了株连，亦遭废毁。在中原大地上，景教流行的痕迹荡然无存，只是因明代熹宗天启年间，在西安出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后人方才对景教有所认识。基督教的第二次传入是在元朝，蒙古语称其为“也里可温”，意为 “福分人”或“奉福音之人”。成吉思汗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罗马教皇曾数次派使节捎书与之联络。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到达北京后，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召见，世祖让他带信给教皇，请教皇派通晓“七艺”（文法、论理、修辞、算学、几何、音乐、天文）的一百名传教士来中国，以证明他们比其他宗教优越。　　1289 年，罗马教皇派意大利人，方济各修士约翰·孟高维诺（1247 年——1328 年）航海来华，他成为第一个到中国传教的天主教教士。朝廷给予他很高的礼遇，并准许他公开传教。　　1298 年他在北京建了第一座教堂，1305 年建了第二座，1318 年又建了第三座。据说数年间他一人便发展了六千余教徒， 1307 年被教廷任命为中国教区大主教，并且派了其他一些传教士辅助他传教。到了 1328 年，中国教徒已发展到三万余人，主要是蒙古贵族，连世祖之母别吉太后都成了基督徒。在杭州、镇江、泉州等地也建有教堂。政府还设“崇福司”，专管“也里可温”事务。不过从现存的记录看，当时基督教主要是在蒙古贵族和外商中间传播，并未进入汉族社会，所以随着蒙古帝国的军事统治崩溃，传教士惨淡经营几十年的事业也灰飞烟灭了。5．伊斯兰教初传中国伊斯兰教进入中国的时间，学界有不同见解，但一般公认，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 651 年）大食国（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古称）使节来长安朝贡，也正式把伊斯兰教信仰带入我国。在此前后，大食商人来华贸易，有些人为了经商的方便，长住中国，但仍保持在家乡的传统信仰，建立了寺庙作礼拜。为了对胡商进行管理，唐政府在大食商人居住集中的地区建立“番坊”，选择德高望众的商人任“番长”，除督责胡商按时纳税外，还要依照伊斯兰法典，兼理穆斯林宗教事务。入宋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发达起来，大批大食商人云集广州、泉州、杭州等口岸城市，在那里出现了胡商聚居区。宋政府借鉴唐代经验，也建立了“番访”一类的组织，对其商务及其宗教活动进行管理。大食商人在广州建起了我国最早的清真寺——广州怀圣寺。宋人岳珂作《桯史》，记载了胡商穆斯林宗教活动的情况：“番禺（广州）有海獠杂居，…… 獠性尚鬼，平居终日，相与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国之佛，而实无像设。称谓聱牙，亦莫能晓，竟不知何神也。”由于伊斯兰教主要在胡商中间传播，并未向汉族居民传教，所以汉人也不很了解其教义，对其记载也是模糊的。不过，我们从中也可看出现代伊斯兰教活动的某些特征。一些大食商人为了生意的方便，在中国长期定居，并且娶了中国女子为妻，生育后代，逐渐演化，便成为中国的回族，伊斯兰教也成为他们的传统宗教。约略在五代至宋初之时，伊斯兰教沿陆路进入我国的西北地区诸少数民族中，并迅速与当地文化相结合，成为该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伊斯兰教初传新疆，主要与当时统治新疆西部及中亚七河地区的喀拉汗王朝改宗伊斯兰教有关。喀拉汗王朝主要由葛逻禄族和回鹘族共同构成，原信仰萨满教，后来又从汉地接受了佛教。大约在公元 10 世纪，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萨曼尼王朝的一位王子，因国内纠纷逃到喀什，喀拉汗王朝国王的侄子萨克士收留了他，并受其影响改信伊斯兰教。以后萨克士当了国王，整个王朝也都改变了宗教信仰。伊斯兰教从此在当地突厥民族中间传播开来。由于伊斯兰教具有排它性，所以它的传播引起了与其它宗教的矛盾。喀拉汗王朝就与邻近信仰佛教的于阗王国发生了长达 40 年的宗教战争。战争初期佛教徒尚有优势，一度占领了喀什，但最终还是伊斯兰教取得了胜利，灭亡了于阗国。从此伊斯兰教在新疆诸民族中扎下了根，成为我国西北十个民族全民信仰的宗教。伊斯兰教对当地文化的发展也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维吾尔等民族的文字，都是按阿拉伯文习惯从右向左书写。公元 11 世纪的维族思想家、文学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1019 年——？）写出长诗《福乐智慧》，用伊斯兰教的哲学、伦理观念，阐述了人生的意义以及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义务。该书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并成为民众社会生活的指南。在中国的中古时代，还有中亚地区流行的袄教、摩尼教传入，当时主要是在外国商人及社会上层流传，对整个社会文化影响不大。唐武宗灭佛，这两个小教门也受到株连，袄教从此销声匿迹，摩尼教则转入民间，更加依附佛、道教，变成了民间宗教——明教，屡屡成为农民起义的工具。另外，宋代随着国际贸易的开展，犹太人和犹太教也曾经进入我国，在外商中间传播。不过上述三种宗教在中国历史上影响都不很大，故介绍从略。十六、隋、唐、宋、元道教的繁荣与鼎革1．唐代道教清修无为理论的发展隋唐时期道教的繁盛局面固然和其自身积累有关，但也得力于王室的全力支持。特别是李唐王室，为了和道教始祖老子——李耳攀上亲戚，神化政权，所以一再加封道教，抬高道教在三教中的地位。高祖在武德七年，亲往终南山拜谒老子庙，造太和宫。太宗时辨论三教优劣，他说： “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先；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规定了三教崇拜的次序。唐高宗时加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将《老子》一书也列入科举考试体系。玄宗一再为老子加封号，特别突出老子“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皇帝”的血缘成分。武宗听信道士赵归真等人的谗言，崇道灭佛，演出了“会昌法难”的大悲剧。翌年，武宗本人也因服食道士进贡的金丹而中毒身亡。唐室崇道，可谓中国历史之最。在帝王的推崇下，道教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清修无为理论和丹道两个方面。唐代道教中出现了一批文化素养较高的学者，他们不是向赵归真之流那样热衷于权势，出入宫廷，结交权贵，而是隐遁山林，潜心经典，自修自悟，对道教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人物有：成玄英，唐初道教学者，陕州人。注《老子》、《庄子》，影响很大。他提出了“重玄之道”，对传统道教的修习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根本性的扭转，从重视肉体成仙转而重视心性修炼。他认为长生久视之方不是金丹、符箓，而是通过忘情，了悟“夫森罗万象悉皆虚幻”，从而使精神“与道归一”。道乃世界的本体，得道的方法是排遣“滞于有”和 “滞于无”的俗见。这种“遣之又遣”，“玄之又玄”的道，就是“重玄之道”。王玄览（公元 626 年——697 年），广汉绵竹人。他在援佛入道方面，表现十分突出。他的主要著作《玄珠录》说：“心生诸法生，心灭诸法灭，若证无心定，无生亦无灭”，这是运用法相宗的“万法唯识”论来解释世界和人生，其内在超越的方向和方式，与大体同时创生的禅宗有异曲同工之妙。司马承祯（公元 646 年——735 年）字子微，河内温县人。他上承茅山宗陶弘景，是著名的道教理论家。他的学说以老庄为主体，兼收儒、释，阐发的“主静”和“坐忘”的修真方法。此理论首先肯定人心“以道为本”，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心神被染”，“遂与道隔”，所以修真之要在于清除心垢，“使与道相守”。具体方法就是“坐忘”，“安坐收心离境，住无所有，不著一物，自入虚地，心乃合道”。这种静心坐忘理论后世被道教清修派所发扬，成为道教中的主流。吴筠（？——公元 778 年），字贞节，华州华阴人。少通儒学，举进士不第而入道。与诗人李白有诗文唱合，玄宗曾召为翰林。他的理论重在发挥老庄著作中的神仙养生思想，主张形神相守，从炼形入手，进而炼气，进而炼神，则可长生久视。在先秦时期，神仙方术之士确有“呼吸吐呐”等修炼方法，不过在魏晋、隋唐金丹道盛行之际，并未引起教内的重视。吴筠重提此法，对日后内丹学的发展有所影响。 2．外丹道的危机和内丹道的兴起隋唐之时的帝王推崇道教，意在个人长生，统治者为此不惜耗资巨万。加之前代的积累，外丹道在隋唐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外丹道的基本理论是“夺天地造化之功，盗四时生成之妙”。他们认为：上仙所服之丹，乃天火所造，人可以在丹炉中浓缩地再现自然成丹过程而炼就金丹。炉鼎如小宇宙，鼎三足应三才，上下二合应二仪，足高四寸应四时，碳分二十四斤应二十四季，水火相交以象阴阳交感，故可以仿造金丹。炼丹所用药物主要有黄金、白银、水银、雄黄、雌黄、硫磺、黑铅、硝石等，让它们在丹炉中相生相克，并加以一定的火候，以期生成金丹。由于用药的多少、比例以及火候不同，外丹道又分化成了金砂、铅汞、硫汞三派。然而，道士们炼丹的原理是从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哲理抽象推论出来的，缺乏必要的生理实验基础，因此尽管道士们说得头头是道，但历代服丹者多是中毒身亡。此时道士们往往是用“尸解”作遁词来塘塞，可这毕竟不是“肉体飞升”。有唐一代崇道最盛，帝王、重臣中毒身亡者也最多，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都因服食了道士进贡的金丹而死，残酷的现实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冷静思考，怀疑和否定外丹的思潮遍布朝野，教外之士纷起抨击，外丹道遇到了严重的危机。外丹道的屡屡失败，迫使道教内部的有识之士另辟蹊径。道教求“长生久视”，除了炼丹外，自古还存在着导引、行气、胎息等道术，到隋唐时期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为外丹向内丹的转化准备了条件。一般道教史著作都把隋代道士苏元朗看作内丹道的实际开拓者。据《罗浮山志》载：其弟子论服灵芝得仙，元朗曰：“灵芝在汝八景中，盍向黄房求诸？”于是他借外丹术语说明内丹，“身为炉鼎，心为黄室，津为华池”，天铅、婴儿喻“身中坎”，砂汞、姹女喻“身中离”，黄婆喻“身中意”，以修炼自身之精神谓之“还丹”。总之，他用外丹的术语对传统的气功修炼方法作了新的解释，开内丹之先河。唐末及五代，内丹道从理论到实践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道士们多将其成果托于钟离权和吕洞宾。在道教神仙谱中，钟离权是汉朝人，故又称汉钟离，以明其长寿。可今人考据他是五代后汉人，吕洞宾是其弟子，号华阳子，世称吕祖或纯阳祖师。这两人都是“八仙”中的仙人，事迹不可详考了，著作也多仅存篇名。洞宾弟子中施肩吾作《钟吕传道集》流传了下来，基本反映了五代时期的内丹道的主要成果。《传道集》认为：“天道以乾为体”，故能长久坚固。人若效法天道，便要使肾水与心火相交，心为离，名曰阳龙，肾为坎，名曰阴虎，心肾交泰，即为龙虎交媾，便出黄芽，即金丹大药。“保送黄庭”为采药，且配合以水火，而养胎仙。至胎圆神足，则可成为神仙。钟、吕的思想，为日后内丹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3．宋代内丹道的成熟钟、吕内丹道门下四传，至宋初的陈抟（公元 871 年——989 年），字图南，亳州真源（今安徽亳县）人。他是个比较可信的历史人物，据《宋史·陈抟传》载：他自幼习懦，通经史，唐末举进士不第，遂隐居华山，修习道术。后移于少华山石室，每觉可百日不起，世人目为异人。后周世宗、宋太宗都曾向他求问长生久视之道，他皆不以黄白之术为然，而答之以清静无为，深合帝心。宋太宗赐号“希夷先生”。陈抟在道教史上的主要理论贡献是根据道教经典及自身体验，画出了一符《无极图》（如下）。据明末思想家黄宗炎研究，《无极图》有顺、逆两种解释， “顺以生人”，是宇宙开辟，万物化生的过程。“逆以成丹”，讲的是内丹修炼方法。按照道教的理论述，天人合一，宇宙与人身有着相似的结构，人体修炼应模拟自然演化过程，逆向而行。最下之○为“玄牝之门”，气从此而生。呼吸吐纳，意守玄关，生热筑基。向上一○名“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化有形之精为无形之精，使之升入五脏六腑，“名为五气朝元”。五脏分别与五行相匹配，令其阴阳和合，水火交媾，而成丹药。再上之圈为“取坎填离”。按八卦原理，肾为坎男（■），心为离女■，但离中虚，坎中满，心肾交泰即是“抽坎填离”，使坎中阳爻与离中阴爻相结合，“乃成圣胎”。最上一○为“炼神还虚，复归无极”，而仙道己成，便可脱胎而去①。陈抟《无极图》虽对内丹功法的说明尚嫌简单，但为日后内丹道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陈抟的再传弟子张伯端作《悟真篇》，对内丹修道理论作了详细的阐发，被视为内丹道的经典著作，与《参同契》齐名。至此，内丹道理论基本完善。张伯端（公元 984 年—1082 年），字平叔，浙江天台人。少年时曾为太学士，举进士不第，屈居幕僚。后“坐累谪岭南兵籍”，遂绝仕途，潜心道教。82 岁时游蜀，遇刘海蟾，得金丹还液火候之诀，修炼成功，著《悟真篇》阐扬内丹学。他以《道德经》和《阴符经》为祖经，吸收“三才相盗”和“虚心实腹”的观念，又融摄禅宗和儒学，形成了独特的“先命后性”的内丹修养理论。他继承了道教追求肉体长生的传统，认为：“命之不存，性将焉附？”，故宗教修养当从锻炼身体入手，“先以修命之术顺其所欲，渐次导之于道。修命之要，在乎金丹”。①他用八十一首诗词，对内丹功法作了详细的描述，其弟子翁保光在《悟真篇注序》中，对张伯端的内炼思想进行了比较完整的概述，其文如下：“夫炼金丹大药，先明天地未判之时，混沌无名之始气，立为丹基。次辨真阴真阳，同类无情之物，各重八两，立为炉鼎。假此炉之真气，施设法象，运动周星，诱此先天之始气，不越半个时晨，结成一粒，附在鼎中，大如黍米，此名金丹。取金丹一粒，吞归五内，擒伏一身之精气，犹猫捕鼠，如鹯搦鸟，不能飞走矣。然后运以阴阳之真气，谓之阴符之火，养育精气，化成金液之质。忽尾闾间有物，直冲夹脊双关，历历有声，逆上泥丸。舌触上腭，颗颗降入口中，形如雀卵，馨香甘美，此名金液还丹也。徐徐咽下丹田，即脱胎沐浴，化为纯阳之躯。无饥渴寒暑之患，刀兵虎兕不能伤，而为陆地神仙。”这个修炼过程，基本和当代气功家练习气功的方法类同，其健身强体的功效被实践所证明。在“修命”的基础上，张伯端又借用佛教禅宗的思想，大谈“修性”之功，这是传统① 参见《宋元学案·濂溪学案》。① 《悟真篇·序》。道教所没有的。他认为：“既性命之功未修，则运心不普，又焉能究竟圆通，迥超三界？”②身体锻炼得再好，也只是健康长寿，精神上还不能达到无限，成为神仙。所以，“丹是色身至宝，炼成变化无穷。更能性上究真宗，决了无生妙用？”③张伯端从道教的角度，吸收大量禅宗思想来“修性”，把三教融合推向了一个高潮。张伯端身后，其弟子经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等人的传承，形成了金丹教南宗的系统，元代以后并入全真教。在内丹道发展的同时，传统道教的符箓派也在发展，天师、上清、灵宝诸派也曾产生过颇具社会影响的道士，受过朝廷的策封。另外，一些符箓派道士又吸收内丹学的思想，创出了新道派。如王文卿（1093 年——1153 年）所创神霄派，号称其所炼的“先天祖气”可以和天地之真气相感应，小则可以为人治病，大则可呼风唤雨，祈雨求晴。他们的法术曾得到过一些帝王的重用。　　　　金、元时期“河北新道教”的崛起河北新道教包括全真、太一和大道三个流派，尤以全真在后世影响最大。由于全真道领袖们的发展，使道教从理论到活动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被称为道教史上的“鼎革”。河北新道教异军突起，与当时中国北方沦为异民族统治区的现实有关，许多汉族士人不甘心于“亡国奴”的地位，但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无心收复中原，使他们彻底失望。因此他们需要一种具有正宗华夏文化色彩的思想作为精神的慰藉，道教恰恰符合了人们的心理需要。金、元统治者及时加以利用，结果使新道教反而成了他们辅助统治的工具。　　　　全真道的创始人是王喆（1113 年——1169 年），陕西咸阳人。他幼习儒业，长入府学，本希望以儒术经世。青年时代恰逢宋金战争，报国之望破灭。在金代他也曾几次试图从科举出身，但皆未能如愿，心灰意冷，遁入教门。王喆出家修道经历了一番痛苦的磨练，他掘地穴居，内修丹道，外佯疯狂，人称“王害疯”。后他云游到山东半岛，打出了全真旗号，发展教徒，先后收留了马钰（1123 年——1183 年）、孙不二（年——1182 年）、谭处瑞（1123 年——1185 年）、刘处玄（1147 年——1203 年）、丘处机（1148 年——1227 年）、王处一（1142 年——年）、郝大通（1140 年——1212 年）等七大弟子。他们长期追随王喆从事创教活动，成为全真道的骨干。传统道教讲究个人修炼，因而组织松散，全真道借鉴佛教的丛林制度，在山东建立了“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三教三光会”等五个教团组织，道风朴素，纪律严明，在民众中获得了好评。王喆死后，相继由马钰、王处一、丘处机掌教，教团队伍不断扩大。金廷也转而从压制改为拉拢。金、元之际，南宋、金和元三派政治势力都派使者来邀请丘处机，他以一个政治家的远见作了一番权衡，最终决定接受元太祖成吉思汗之邀，不顾七十高龄，远赴雪山绝域，到蒙古军队的大营所在② 《悟真篇·序》。　　③ 《悟真篇·序》。　　　　地和林拜谒太祖，因而得到了蒙古贵族的支持，为全真道在元代大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全真道的主要特点是倡导三教合一，顺应了当时的社会大潮流。他们以内丹道为基础，但是宣扬“先性后命”，以此与金丹南宗相区别。　　　　他们更多地接受了禅宗的“直证本心”和理学的“主静立诚”，认为：　　　　“人之修行，先识取性命宗祖，然后真以保命修行。”①修性功夫就是要在反观内省上著力，因为人之真心圆满自足，清净不染，只要反身识取，“全其真性”，即可获得一个圆满的人生。王喆将新道教命名为“全真”，就是取“全本无亏，真元无妄”之意。从全真哲理出发，他们对“成仙悟真”进行了新的证明。王喆认为传统道教所宣称的肉体成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唯一灵是真，肉身四大是假”②，“欲永不死而离凡，大愚不达道理也”③。真正的长生，乃是对真性的识取，精神的超越，丘处机说：“所以不言长生，非不长生，超之也。……真性不乱，万缘不挂，不去不来，此是长生不死也。”①这样的“长生不老”，和佛教的“顿悟涅槃”，儒家的“存诚立性”已经相去不远了。　　　　河北新道教还有两个流派，即太一道和大道教。太一道创始人肖抱珍（？——1166 年），生当宋金交兵激烈之时，摆脱异民族统治的强烈愿望和南宋王朝的腐败无能恰成反照，对现实的无望使他转向宗教，欲效法汉代道祖张陵，创教以号召人心，积蓄力量，以图将来。太一教以崇拜太一神而得名。太一本是先秦古籍中对天地开辟之前宇宙混沌状态的描述，汉武帝时才上升为人格神，具有主宰四方之神的至上意义。肖抱珍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可是创教之后，金廷迅速召见了他，并赐以观额，使之在维持现行统治的轨道上发展。肖抱珍去世以后，其徒韩道熙（1156 年——1189 年）成为第二代祖师，并按照本教规则改姓教主之姓。三祖肖志冲（1151 年——1216 年），四祖肖辅道（1191 年——年）、五祖肖居寿（？——1280）、六祖肖全佑、七祖肖天佑，以下传承世系不详。总体来讲，太一道在金代还是保持了相当的规模，在元初曾兴盛一时，不过由于其自身理论缺乏，道徒文化素质不高，数传之后便难以为继了。　　　　大道教入元以后又称真大道，由刘德仁（1122 年——1180 年）创于金初，他本是一名举人，适逢靖康之变，不愿仕金为官，但也无力组织抗金，唯有创教以慰藉心灵，以教团联络自保。大道教以重视宗教伦理而著名，他们吸收儒、释而订九条戒法，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刘德仁又以祈禳治病称名于世，据记载他“治病不用药，仰面视天，病无不愈。”　　　　所以在朝野很有名气，吸引了大批教徒。大道教的快速发展引起了金廷的注意，金世宗曾召见过刘德仁，赐号“东岳先生”。刘德仁以后下传二祖陈师正、三祖张信真、四祖毛希琮、五祖郦希诚、六祖孙德福、七祖李德和、八祖岳德文、九祖张清志等。在郦希诚时，正逢金元之交，由于他的杰出活动，大道教曾兴盛一时，至元末逐渐衰落。大道教衰落① 《晋真人语录》。② 《立教十五论》。③ 《金关玉锁诀》。① 《重阳授丹二十四诀》。的主要原因也是未能建立起独特的宗教理论体系，仅仅依靠宗教领袖的个人品质和魅力，终难流传久远。十七、东亚地区佛教的传播与繁荣佛教在印度创生之后，先是经西域传入中国，然后再以中国为中介，传向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国家，因此这些国家的佛教具有明显的中国化色彩。佛教传入后便立即在当地生根、发育，成为东亚诸国民族精神中的重要成分。1．朝鲜佛教的兴衰朝鲜是中国的近邻，山水相依，自古以来交往密切。佛教传入中国不久，便开始有僧人向朝鲜传教，此时适逢朝鲜的三国时代。（1）三国时期佛教的初传与发展公元 4 世纪至公元 7 世纪，在朝鲜半岛上同时存在着三个国家：高勾丽、百济和新罗。高勾丽在朝鲜半岛的北部，首先从中国接受了佛教。据高丽僧一然的《三国遗事》载：在小兽林王即位的第二年（公元 372 年），有前秦僧人顺道到达高勾丽，送来佛经、佛像。二年后又有阿道来传教。高勾丽王为顺道建立肖门寺，为阿道建立弗兰寺，佛教事业从此开基。到广开土王三年（公元 394 年），平壤已建寺院 9 座。百济在朝鲜半岛中部，佛教传入稍晚。枕流王元年（公元 384 年），印度僧人摩罗难陀从东晋到百济传教，受到国王的热情欢迎。第二年，摩罗难陀在汉山建佛寺，度僧 10 人，以后佛教迅速流布全国。百济国王对佛教的发展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建寺度僧，派遣学僧赴东晋留学，又遣僧人到新罗和日本传教，把百济变成了佛教的二级中转站。新罗在朝鲜半岛的东南部，传入佛教最晚，但发展最快。大约在高勾丽传入佛教 50 年后，有一名墨胡子的僧人到新罗传法。当时梁朝使臣送来了一批礼物，其中有香，新罗人皆不知用途，墨胡子告诉他们，焚香可以发愿、乞灵，向三宝祈祷，新罗人始知有佛。当时朝内有的大臣拥护佛教，有的反对佛教，国王近臣异次顿自愿舍身殉道。据说杀死异次顿时，他的头飞上庆州的金刚山，脖子里喷出数十丈高的奶白色血，还发生了大地震。反对佛教的人大为惊骇，不敢再诋毁佛教了。以后新罗国王建了许多寺院，允许百姓出家为僧，并派遣大批学僧到中国求法，产生了一大批名僧，其中圆光法师最为著名。圆光（公元 532 年——630 年），俗姓陈，25 岁到中国求法，兼学儒术。他对《成实论》、《大涅槃经》深有研究，又曾讲解《般若经》和《摄大乘论》。在高勾丽、百济攻打新罗时，他代表国王向隋朝请求增援，并且回国抗战。在反抗外敌入侵的环境下，他提出了“世俗五戒”：“一曰事君以忠，二曰事亲以孝，三曰交友有信，四曰临战无退，五曰杀生有择”。显然他是把儒家伦理和佛教五戒结合了起来，用于战时环境，朝鲜的佛教从一开始便具有了“护国”的色彩。（2）新罗统一时期的佛教新罗王朝联合隋、唐，逐渐吞并了高勾丽和百济，实现了朝鲜半岛的统一。当时中国国内也是政治统一，佛教发展出现了鼎盛局面。受中国影响，新罗王朝的佛教也开始走向辉煌。元晓（公元 617 年——？）大师是这一时期的著名僧人。他自小出家，31 岁时与学友义湘共同赴中国求学。途中夜半遇到风雨，他们到一土窑中躲避。元晓口渴，在黑暗中摸到一块有水处，痛痛快快地喝了一气。第二天早晨一看，原来他们是在一个坟墓中，夜间所喝之水竟是死人骸骨中积存的。恶心之余，心中忽有所悟：“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故龛墓不二，”“心外无法，何为去唐求师？故不赴唐”。元晓的经历颇似日后中国禅宗的“开悟”。他返国后，或入酒肆猖寮，或持金刀铁锡，言语狂悖，行为乖张，但是他的佛学理论是无可否认的。国王请为《金刚三昧经》作疏，疏成之日，国王与众大臣临门听讲。他所作《大乘起信论疏》称为“东海疏”，连中国名僧法藏作《大乘起信论义记》中皆多引用之。他另外还有许多著作，在当时的佛学界声望巨大。义湘（公元 625 年——702 年）是朝鲜华严宗的创始人，他到中国后，在长安终南山师事智俨，研习《华严经》。回国后在太白山奉敕建浮石寺，聚徒讲解《华严经》及其有关论、疏，名声广被，弟子众多。他本人著有《华严十门看法观》、《一乘法界图》等，朝鲜的华严宗从此流传。圆测（公元 613 年——696 年）大师是朝鲜法相宗的创始人。他出身于王族，到长安慈恩寺求法，成为玄奘大师手下的得力助手，协助译经。著有《成唯识论别章》、《二十唯识论疏》等等，在中国就很有名望。新罗神文王曾召他回国，被武则天拒绝，最后圆寂于洛阳。他本人虽未回国，但已在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道正、胜庄等人继承了他的法系，立朝鲜法相宗。唐中叶以后，禅宗开始在中国佛教界取得了突出地位，所以在一段时间内赴华留学的朝鲜僧人，都是学习南北方各派禅法，回国后建立了所谓的“禅门九山”，其中除一派传北宗，一派传曹洞外，余皆出自马祖一系。这九山及创始人分别是：（一）迦智山派，创始人道义。（二）实相山派，创始人洪涉。（三）曦阳山派，创始人智诜。（四）桐里山派，创始人惠哲。（五）凤林山派，创始人玄昱。（六）圣住山派，创始人无染。（七）矇崛山派，创始人梵日。（八）师子山派，创始人道允。（九）须弥山派，创始人立严。在新罗王朝后期，佛教其他宗派在朝鲜也有传播。新罗僧明朗、传入中国的早期密教，在朝鲜称“神印宗”。惠通、明晓等人从善无畏学 “正纯密教”，又称“真言宗”。另外，净土信仰在新罗时期也开始流行。（3）高丽王朝时佛教的繁荣公元 918 年，新罗部将王建夺取了政权，建立了高丽王朝。王朝从太祖起就对佛教采取扶植政策，促成佛教更快地发展。义天与知纳成为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义天（1009 年——1101 年）是高丽文宗的第四子，11 岁奉父命出家， 31 岁赴宋求法。义天在中国华严、天台名僧门下学习多年，具备了很高的宗教修养。他把当时中国久已遗失的两家经典带来，很受中国僧人的欢迎。回国后借助国王的支持，开创了“东海天台宗”。他收集的经论编纂成《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又称《义天录》，在佛学史上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另外，他提倡教观兼修，对调和当时朝鲜禅宗与天台、华严诸教的矛盾有很大贡献。知纳（1158 年——1210 年），俗姓郑，8 岁出家，始学华严，后投禅门，因读宋代大慧宗杲的语录而开悟。以后四方游学，广为传教，开创自己的宗派，借禅宗祖庭所在地命名为“曹溪宗”。他提出了定慧并修，顿悟渐修的理论，近一步调和禅、教之争。中国的禅宗主张顿悟，其它宗派主张渐修，而知纳认为：人的开悟靠顿悟，但开悟之后并不能解决了一切烦恼，还需要渐修，才能真正成佛。这样就使朝鲜的禅宗具有了与中国不同的特色。曹溪宗创立以后，影响很快超过了其他“九山”，成为禅门最大的流派。高丽王朝佛教繁荣，还有一大壮举，即刻印大藏经。宋代《开宝藏》的雕印，给予邻国很大影响。宋太宗送高丽一部，后又有高丽僧人入华求得数部。显宗二年（1011 年），契丹入侵，为表诚心，求得佛祖保佑，朝廷发愿刻印一部大藏经。此经大约于宣宗四年（1087 年）完成，基本以《开宝藏》为底本。后又编印《续藏经》，收入义天从中国带来的及在朝鲜发现的经论多部，比之宋版大藏经更为丰富。高丽王朝末年，蒙古入侵，高宗发愿再印大藏经一万卷。这次的《再雕大藏经》共得 628 函，6558 卷，空前完整。由于共有雕版八万块，所以号称“八万大藏”。（4）佛教的腐败与衰落新罗王朝和高丽王朝的统治者对佛教非常依重，把佛教当成国教，在民众中宣扬“护国信仰”。在隋、唐、契丹、蒙古入侵时，王朝每每祈灵于佛祖保佑，有时因特殊的地理、军事条件限制，暂时保住了小朝廷，便大作佛事以谢恩。高丽王朝的佛事包括：修建寺院，主办法会，斋贫饭僧，燃灯赞佛等等。以饭僧为例，高丽显宗一次便达十万之众，花费巨大，加重了人民负担。由于有国家的供养，出家便具有了很大的经济好处，于是僧尼人数骤增。高丽朝效法唐朝，建立了僧官制度对众多僧人加以管理，但仍无法防止僧人的腐败。当时许多高级僧侣过着贵族般的豪华生活，他们掠夺民财，殴打无辜，饮酒跳舞，甚至强奸民妇，在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另外，少数僧人干预朝政，排斥大臣，造成了信奉儒学的大臣的反感。高丽末期和李朝时期，随着宋明理学的输入，朝鲜国内排佛之议日高。李朝几代帝王都采取了打击和严格限制佛教的政策，使朝鲜的佛教逐渐趋于衰落。2．日本佛教的流布与繁荣日本古代社会流行着以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宗教，是“神道教”的前身。到了中世纪才从中国和朝鲜输入了佛教。关于佛教的传入有“私传”和“公传”两说。所谓“私传”是据皇圆《扶桑略记》载：南梁司马达等（也有书记作司马达止），在继体天皇十六年（公元 522 年），到日本建草堂供奉佛像，佛教开始在民间传播。所谓“公传”指百济王使臣在钦明天皇十三年（公元 552 年），奉献铜佛一尊及幡盖、经论，从此佛教开始在社会上层流行。（1）奈良时期（公元 522 年—784 年）佛教传入日本之后，也经历了一小段时间的“兴废之争”，废佛派以佛是“蕃神”为由，反对佛教传播。但废佛派很快便失败了，佛教在圣德太子的推动下大步发展。当太子还是推古朝摄政时，便曾下“兴隆三宝”令，规定君臣上下必须“笃信三宝”，因为佛法是“四生之归依，万国之极宗”。在“大化革新”过程中，日本全面学习中国，政府派遣了大量留学生和留学僧赴唐，促成了佛教一次大幅度飞跃。当时中国的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成实宗、俱舍宗都传入了日本，史称 “奈良六宗”。三论宗由高勾丽僧人慧灌传入日本，他于推古天皇时代到日宣扬“八不中道”教义，受到日本僧人的欢迎。他又遣弟子道慈赴唐求法，是为日本三论宗的再传。以后三论宗又分成了大安寺派和元兴寺派。法相宗初传者为道昭，他曾赴唐在玄奘法师门下学经。二传智通亦曾入唐，向窥基学习。三传是新罗僧智凤、智鸾、智周，四传是日本人玄昉。法相宗在日本很有势力，据说曾修建寺院 49 所，建桥 6 处，水渠 6 处，广积功德，很得天皇赏识。华严宗由高勾丽僧人审祥传入日本，他住在大安寺，讲授《华严经》。日本僧人良辨是其二传。良辨曾任僧正。律宗则由中国高僧鉴真（公元 688 年——763 年）传入。当时日本僧人已多，但都未曾正式受戒，所以朝廷派人入唐聘请律学高僧来日主持。鉴真本是扬州大明寺住持，在国内已是德高望重，但他不顾年事已高，毅然启程赴日。当时海路风险很大，他六次渡海，五次失败，闹得双目失明，可他东渡之志不改，终于在天宝十二年（公元 753 年）登上了日本列岛。鉴真的到达受到天皇、贵族、大臣的热烈欢迎，为其在东大寺建坛，以备授戒之用。鉴真不仅带去了戒律，而且带去了盛唐文化，对日本建筑、医药、工艺、艺术的发展都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使者。成实宗以传播《成实论》而得名，俱舍宗以研习《俱舍论》而得名。这两本书是佛教理论中的重要著作，在中国也有许多研习者，在南北朝时形成学派，日本的两宗与其有传承关系。通观奈良六宗，基本是以传播印度、中国的佛教思想为主，没有多少自己的见解。而且，当时僧人师从几派很常见，可知此时所谓的宗派并不严格。（2）平安时期（公元 784 年——1192 年）平安朝佛教的最大特点，是天台宗和真言宗的流行。日本天台宗的创始人是最澄（公元 767 年——822 年），俗姓三律首，字广野，12 岁时在大安寺出家。青年时代苦读各部教典，尤其喜欢天台宗智■大师的所谓“天台三部”。他听说天皇有意扶植天台宗以后，主动要求赴唐求学，和空海一道，随遣唐使乘船来华。他先在台州（今浙江临海）的龙兴寺，从天台山下禅寺座主道邃学天台教观。以后又在天台山禅林寺从翛然学牛头法融的禅法，到越州（今浙江绍兴）龙兴寺顺晓处受密教灌顶，并接受胎藏界和金刚界曼茶罗及经法。这样的复杂经历，使他回国开创的日本天台宗具有“圆、密、禅、戒”融汇贯通的特点。最澄回国后，奉天皇旨意开创天台宗，并为道证等八位大德受灌顶礼。为了摆脱东大寺派的控制，他宣扬只承认大乘戒，否认小乘戒，自己在比睿山设立戒坛，扩大了天台宗的队伍。最澄去世后，天皇封其为 “传教大师”。其门徒众多，成为平安朝最重要的佛教流派之一。日本真言宗的创始人空海（公元 774 年——835 年），俗姓佐伯，幼习儒学，但并不以此为满足，而学习佛教经典，22 岁时出家。他感到当时日本对密教的真言、咒语不很理解，决心入唐搞个明白。空海到长安后投于青龙寺密宗名僧惠果门下，受胎藏界和金刚界密灌顶，并修习各部典籍、仪轨。公元 805 年，空海携带大量经咒、疏论、曼荼罗回到日本，在天皇的支持下传布密教。由于他以东寺为传教中心，所以他所立的真言宗也称“东密”。空海通过建立“判教”把奈良六宗都容纳在自己的体系中。他认为真言宗最高，以下依次是华严、天台、三论、法相，其他诸宗只是修密教之前的显宗理论。真言宗讲“六大”、“四曼”、和“三密”，“六大”是指地、水、火、风、空、识，是佛与众生共同的本质。“四曼”是法身佛大日如来显现出的四种相，即“大曼茶罗”， “三昧耶曼茶罗”，“法曼茶罗”和“羯磨曼荼罗”。“三密”指身密、语密、心密，他宣扬只要做到“三密加持”，就可“即身成佛”。真言宗投合了日本民族喜好神秘的心理特征，在各地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许多流派。空海死后，被天皇追谥为“弘教大师”。在平安末期，净土思想开始流行。圆仁和尚赴唐求法，回国后传播 “念佛三昧”，鼓吹往生西方净土世界。以后又有空也、源信、良忍等人宣扬净土信仰，使之在民间广泛传开。（3）镰仓、室町幕府时期（1192 年——1573 年）此一时期日本佛教的特点是：佛教思想已经深入日本社会，　并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佛教流派。源空创立净土宗。平安王朝末期虽有净土信仰流行，但尚未出现净土宗派。日本净土宗的创始人是源空（1133 年——1212 年），号法然，俗姓漆间。他 13 岁在比睿山出家，研习天台教观，后游历诸寺，遍览诸宗，特别喜爱源信的《往生要集》，从此专修净土念佛法门。他认为当时已经到了佛教所说的“末法”世界，光靠个人修行的“自力”已不能脱离苦海，必须借助阿弥陀佛的愿力之助，方可在死后往生西方净土世界。幕府时代的日本武人掌权，社会政治动荡不定，人心不安，“末法” 宣传正好适应了人们的心理，农民、武士信奉者极多。源空身后，净土宗形成了许多流派。亲鸾创立净土真宗。净土真宗是从净土宗中分化出的一个流派，不过在后世影响更为巨大。亲鸾（1173 年——1262 年），俗姓藤原，京都人。他自幼出家，投入青莲院慈圆法师门下，研究三论、法相之学。后改宗源空，修习净土念佛宗。他 31 岁时曾娶一妻，承元初年因政治事件的牵连被流放越后。在流放地他自称“愚秃亲鸾”。五年后结束了流放生涯，回到关东地区继续传播净土信仰。此时他的元配夫人已故，他又娶三善为教之女为妻，这便是惠信尼。她不仅为亲鸾生了六个子女，而且从亲鸾修行佛法。净土真宗的教义，主要是通过“二双四重”的判释，进行了真、假净土的区分。他认为现有的净土宗的“教、行、信、证” 可分成三类，一类掺杂了“诸行”，一类掺杂了“自心运力”，这两类都属于“假净土”，只有第三类不掺杂诸行和自心运力，才是真净土。他所宣扬的就是这种排斥任何佛法修行和自力的“真净土”，所以称为净土真宗。由于强调完全依赖弥陀“他力”，因而他们只突出诚信，不注重外在的形式，是否念佛，是否遵守戒律都无所谓，亲鸾本人就娶妻生子。这些特点使真宗便于在民间流传，亲鸾身后真宗分成了许多流派，直至晚近仍传承不绝。一遍创立时宗。这也是净土宗的一个支系，由一遍（1239 年——1289 年）所创。他自称从神那里接受了偈颂：“六字名号一遍法，十界依正一遍体，万行离念一念证，人中上上妙好华。”从此他改名一遍，焚烧自己书写的书籍，宣扬：“一代之圣教今日灭尽，唯留南无阿弥陀佛。” 他四出游方，并携带一本“劝进账”，请人签名，据说总共有 251，724 人在上面签名。时宗的名称依据《阿弥陀佛经》的“临命终时”经文而得名，他认为人生无常，时时处处与临终时一样，都应以念佛为本。他更彻底地否定了一切自力修行，强调必须绝对依靠弥陀愿力的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