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世纪宗教史-世界中世纪宗教史-2

（2）八次十字军东征1096 年 2 月第一次东征开始。一支由法国隐修士彼得和德意志骑士穷汉瓦尔特率领的，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十字军分头从法国北部、中部和德意志西部出发，沿莱因河、多瑙河，经匈牙利、保加利亚向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进发。这支几万人的十字军毫无纪律和作战训练，装备极差，沿途靠抢劫为生，遭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拜占庭人的自卫还击，到达小亚细亚后，就被塞尔柱土耳其人歼灭，生还者仅 3000 人。1096 年 8 月由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封建贵族骑士组成的十字军，分 4 路向东进军。1097 年春在君士坦丁堡会合后，继续经小亚细亚向耶路撒冷进攻。十字军沿途烧杀抢掠，1097 年 5 月攻陷尼西亚，次年攻占安提阿。1099 年 7 月 15 日攻陷耶路撒冷，将圣城抢劫血洗一空，屠杀了全城 7 万多穆斯林。十字军在所占领的地区依照西欧的封建制度，相继建立起四个拉丁国家：耶路撒冷王国、安提阿公国、的黎波里伯国和以得撒伯国。在这些国家里，封建领主把土地分给骑士作为领地，把当地的穆斯林以及东正教的基督徒分给骑士作为农奴，使得原来在欧洲只拥有一个村庄或几个铜板的骑士成为一座城市的领主和富翁，他们在东方实现着发财致富的梦想，许多人再也不愿返回欧洲。在宗教方面，拉丁国家接受罗马教皇管辖，使用拉丁礼拜仪式，取消希腊东正教。同时，教皇还把占领地分为四个大教区和 10 个主教区，建立了许多隐修院，终于把西方基督教扩展到东方。第一次东征结束后，大批骑士带着掠夺的财富返回西欧，剩下几千名骑士领主留在巴勒斯坦。为了保护东方十字军国家的地位，教皇在西欧又组织了几个军事修会，即“圣殿骑士团”、“圣约翰骑士团”，也称“医院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这些骑士大多是法、意、德等各国破落贵族出身的亡命之徒，这些骑士团作为宗教性的军事组织，直属教皇管辖，任务是镇压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一带居民的反抗，与周边的穆斯林国家作战，保护十字军领地。后来，十字军领地陆续被穆斯林收复，骑士团被迫撤回。1144 年穆斯林向十字军发动反攻，占领以得撒，不久在连续进攻下，十字军被迫放弃了大部分侵占的领土，这为教皇发动第二次东征提供了理由。1146 年明谷隐修院院长伯尔纳奉教皇尤金三世（1145—1153 在位）之命，到西欧各地煽动宗教狂热，并且取得了法王路易七世和德皇康拉德三世的支持，第二次组织起十字军。1147 年夏由法王和德皇各率 7 万名封建主和骑士组成的队伍，开始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由于耶路撒冷王国和圣殿骑士团之间、法德之间及其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种种矛盾，再加上军事指挥一再失误，致使第二次东征于 1149 年以失败告终。1174 年埃及苏丹萨拉丁建立萨拉丁帝国，统一了埃及和叙利亚，成为当时最强大的穆斯林领袖。1187 年萨拉丁率军攻陷耶路撒冷，消息传至欧洲，西欧封建主大为震惊，于是，教皇克雷芒三世组织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 年德、法、英三国君主分别亲自率领由贵族、骑士和雇佣兵组成的三支队伍，开始了东征。拜占庭对十字军早有戒心，暗下与萨拉丁秘密结盟，准备把十字军逐出君士坦丁堡。德国十字军在德皇红胡子腓特烈率领下进攻拜占庭。1190 年德军进入小亚细亚，不料腓特烈淹死在河中，所率军队大部分返回西欧，另一部分则溃散了。英王狮心理查和法王腓利普二世率领英法二支十字军由海上进发。两国矛盾重重，东征路上一直各怀私心，明争暗斗。1191 年在攻陷要塞阿克后，法军因国内政治纠纷撤军回国，只留下英军同萨拉丁作战。狮心王理查在撒拉丁的顽强抵抗下，兵力耗尽也无法攻陷耶路撒冷，只得与萨拉丁于 1192 年签定为期 3 年的停战和约。和约规定，耶路撒冷由萨拉丁占领，而萨拉丁同意西欧的朝圣香客和商人三年内自由进入耶路撒冷。至此第三次东征便告结束。1202 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发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这次东征既是以 “收复圣地”为名，以掠夺基督兄弟为实的一次世俗性侵略战争，又是以“收复圣地”为名，以实现罗马教廷征服拜占庭帝国，统一基督教会，确立罗马教皇在整个基督教世界的首脑地位为实的一次宗教性扩张活动。早有掠夺拜占庭之心的法、德、意封建贵族骑士和试图乘机打击自己的贸易对手拜占庭的威尼斯，在英诺森三世领导下于 1202 年集结于威尼斯，准备进攻拜占庭。4 月十字军帮助威尼斯攻克了被匈牙利占领的港口萨拉城，在商妥瓜分拜占庭的协定后，1204 年 4 月十字军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将这座名城抢掠焚烧了一星期之久，所有珍贵文物、艺术品、文献图书损失殆尽。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区被迫于 1206 年迁往尼西亚。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不久，在巴尔干半岛南部建立了一个“拉丁帝国”。皇帝鲍尔温宣布，君士坦丁堡主教由罗马教会任命，东正教归罗马教皇管辖。但由于拜占庭人民的顽强抵抗，拉丁神甫始终未能真正控制希腊教会。然而，这次东征扩大了希腊和拉丁基督教之间的深仇大恨，拜占庭帝国也从此一蹶不振。1261 年拉丁帝国灭亡，拜占庭重新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但由于拉丁人的灾难性征服，早已弱小得今非昔比了。第四次东征以后，十字军运动转向低潮。在这期间，1212 年出现了最悲惨的“儿童十字军”。在一些教会狂热人士只有纯洁的儿童才能光复圣城的鼓吹下，法国牧童斯蒂芬和德国男孩尼古拉于 1212 年分别集合了两支 12 岁左右的儿童十字军。途中，水路儿童或葬身鱼腹，或被拐卖至埃及为奴；陆路儿童则死于饥饿和疾病者不计其数。1217 年在教皇英诺森三世的号召下开始了第 5 次东征。匈牙利国王，德、英、荷等国封建贵族、骑士率领雇佣军进攻埃及，至 1221 年完全失败。 1228 年德皇腓特烈二世率十字军进行第六次东征。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声称，德皇对耶路撒冷怀有野心，下令予以禁止。德皇无视禁令，公然东征。他以支持埃及苏丹共同对付其敌人大马士革总督为条件，从埃及苏丹那里取得了耶路撒冷等地的控制权，为此双方缔结了和约。教皇闻讯，愤怒出兵进攻德皇在意大利南部的领地，并联合大马士革总督，迫使德皇返回欧洲。1244 年埃及苏丹重新占领耶路撒冷。圣城从此永远失去。1245 年教皇英诺森四世在里昂宗教会议上鼓吹组织第七次十字军。 1248 年由法王路易九世率十字军东征埃及。1250 年，法王兵败被俘，4 年后被重金赎回，第七次东征再告失败。1270 年法王路易九世亲率十字军进行第八次东征，目标是突尼斯。这时人们对十字军已普遍失去信心，无人响应，只得用金钱雇佣骑士。在突尼斯登陆后，全军染上瘟疫，大批死亡，残部返回法国，法王也死于瘟疫。以后，教皇多次号召组织十字军，都未实现。十字军占领的东方领土先后被穆斯林收复。1291 年耶路撒冷王国的最后一个据点阿克城也被埃及攻占，6 万多基督徒被杀。至此，历时近 200 年的十字军东征彻底告终。（3）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影响十字军东征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终于以失败宣告结束，这一事件给后世留下了重大影响。首先，十字军东征使国王、封建贵族和教会从东方掠夺积累了大量财富，导致统治集团和教会中普遍出现腐化堕落，另一方面则给欧洲和地中海东岸一带的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当事各国的生命财产损失和造成的破坏无法估量，这又进一步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和苦难，使西欧社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其次，十字军东征加深了东西方民族之间的仇恨，使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拉丁民族和阿拉伯民族之间长期互相敌视，使伊斯兰教国家的统治者改变了过去对基督教的宽容态度，又更加深化了罗马天主教和希腊东正教之间的宿仇。十字军不仅未能收复圣地，援助东方基督徒兄弟，穆斯林势力范围却较前更为扩张，而且严重地削弱了拜占庭帝国，使帝国从此一蹶不振，终于 15 世纪中叶亡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再次，十字军东征提高了罗马教皇的权威和世俗地位，使其成为西欧统治集团的霸主。同时，教皇以为十字军筹款为名，使大量财富源源流入罗马，极大地增强了教会的经济实力，成为西欧最大的封建主，这些都是导致教皇权势在 11 世纪末至 13 世纪中叶达到鼎盛的重要原因，从而也加深了教皇与各国君王及封建领主之间的矛盾。第四，十字军东征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经济贸易联系，使东方的财富大量流入西欧，刺激了西欧商业贸易的发展，推动了意大利北部城市和阿尔卑斯山、莱因河沿岸一些主要商道上的城市空前繁荣。同时，十字军东征使许多人丧失了封建制度下的土地和财产，由此大大促进了城镇中一种新的政治势力，即“第三等级”的形成，从而加速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封建制度的解体，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创造了条件。最后，十字军东征使欧洲人接触了东方古老灿烂的文明，思想眼界大开，促进了智力和文明的新觉醒。在战争中，欧洲人从东方传入了造纸、火药、印刷等技术，学会了许多农业种植技术和纺织工艺，取得了阿拉伯人和拜占庭帝国的哲学、数学、天文、医学、建筑等成果，获得了失传数百年的希腊哲学家的作品，这都促使中世纪西方基督教神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达到鼎盛。战争也促使人们研究地理，绘制地图，不但丰富了地理知识，而且激发了欧洲人往亚洲探险旅游的热情，这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流，为以后文艺复兴运动开辟了道路。3．新兴修道制度与反异端活动（1）西多会修道制度的再度改革11 世纪西欧教会改革的主要力量是克吕尼运动，它在取得巨大成功以后，生活逐渐奢侈起来，到 12 世纪，克吕尼派修院教产已十分富有，上层人物腐化堕落，修院会规废弃，纪律松驰，已经丧失了改革教会的精神，克吕尼运动趋于没落，转变成为新起教会改革者的批判对象。12 世纪前后，西欧出现了一批新的修道团体，其中最重要的是西多会。克吕尼派在 11 世纪盛极一时，西多会在 12 世纪占据统治地位。1098 年蒙蒂埃隐修院院长罗伯特带领一批修士到第戎附近的西多旷野，建立了一所严守本尼狄克会规的修院，称“西多修院”或“西多修会”。在生活上西多会的修士们效法早期本笃会士，奋发克己，节衣缩食，辛勤耕作，过着一种自我否定的简朴生活。因身着未染色的粗羊毛衣服，被称为“白衣修士”，而本笃会士身着黑衣，被称为“黑衣修士”。他们重视农业劳动，却轻视文化教育。在修道制度方面，西多会吸取克吕尼修院的教训，不采用总院集权制，实行地方分治，各分院院长具有独立主权，西多院院长只是众院长中的首席院长，而非修院首领。他主持召开每年一次的分院长集会，共商修会大事。西多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明谷的西多会隐修院院长伯尔纳。伯尔纳在政治上不遗余力地支持罗马教皇，积极组织第二次十字军和圣殿骑士团，在宗教上是一个狂热的神秘主义者。他并不敌视教会的世俗权力和教阶组织，而是极力攻击反教会权威的唯名论神学家阿伯拉尔及其学生阿尔诺德，强调基督的神秘之爱，主张靠神恩和人的意志使灵魂与基督结合。既注重信德，又注重善功，有力地支持了罗马教廷，促进了修道主义。在伯尔纳的大力推动下，西多会得到了迅速发展。12 世纪西多会已拥有 300 多座修道院，至 13 世纪便增到 700 多座。然而，随着教产的增多，西多会的纪律日益松弛起来，十字军东征的失败使普遍的宗教热情日趋冷漠，西多会也随之逐渐衰落了。（2）异端镇压和异端裁判罗马天主教会在组织十字军东征讨伐异教徒和东正教的同时，还在西欧内部开始了对异端的审理裁判和残酷迫害的大规模反异端活动。一方面进行镇压和讨伐异端的十字军战争，另一方面还专门成立了审理异端的宗教法庭或异端裁判所，掀开了罗马天主教史上惨烈的一页。在 11、12 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中，一部分改革家把罗马教会纳入隐修院的轨道，另一部分人则坚持游行布道，反对修道士和神职人员聚敛财富和生活腐化，进而否定罗马教会制定的教会法规，甚至教义，不承认教会的权威，因此被罗马教会定为异端，遭到了残酷镇压。12 世纪上半叶异端运动高涨，先后出现了阿尔诺德派、卡塔尔派、韦尔多派等。他们不仅反对罗马教会的腐败，而且成为西欧，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反专制斗争的力量，于是，教俗双方联合起来共同镇压异端运动。其中最著名的是对卡塔尔派的残酷镇压。“卡塔尔”，希腊文意为“纯洁”。该派谴责世俗，自称纯洁，故也称纯洁派。它原由巴尔干半岛上的一部分保罗派信徒吸收摩尼教思想所形成，后由参加十字军的农民和商人传入西欧，在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等地活动，其中以法国南部图鲁兹的阿尔比城最为活跃，因此又有 “阿尔比派”之称。该派受东方思想影响，认为宇宙有善恶两种势力，地上的一切属于恶魔，需要把人从恶的世界中解救出来，相信地狱和炼狱之说，否认洗礼和弥撒，更不承认教会能使人得救，甚至把教皇斥为恶魔，主张只遵从基督教导，过纯洁的禁欲生活。12 世纪末阿尔比派在法国南部的势力已超过罗马教会，被罗马教会认为是最危险的敌人。1179 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召开第三次拉特兰宗教会议，宣布绝罚阿尔比异端，动员西欧各国加强暴力镇压。1209 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利用法国北部贵族和骑士垂涎东南部财富的欲望，组织了讨伐阿尔比派的十字军，宣布凡参加讨伐异端十字军者，一律不受国家法律约束，过去和将来所犯罪恶，都能得到教会敕免，所欠一切债务均免付利息。这支讨伐异端的十字军作为合法的强盗攻入图鲁兹地区，因无法从众多居民中辨别异端分子，随军的教皇特使便下令，“只管把他们统统杀光，让上帝去分辨谁是他的子民”。于是，十字军大肆屠杀劫掠，持续进行了 4 年的讨伐战争，残酷镇压了阿尔比派。1218 年图鲁兹人民再次爆发起义，杀死了占领图鲁兹地区的十字军首领，于是，又开始了长达 20 多年的十字军战争，使法国南部经济遭到了彻底破坏，阿尔比派和南部贵族势力也都被摧毁了。罗马教会为了对付和镇压异端，不仅派十字军进行大规模讨伐，而且还专门成立了异端裁判所或宗教法庭，对异端进行严厉审理和残酷处罚。1215 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召开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颁布了《教皇敕令》，重申教义信条，并规定，已判处的异端分子应交世俗政府严加惩罚，没收其财产；废黜或绝罚不遵照教会要求去严厉镇压异端的主教和领主；参加镇压异端的天主教徒享受与赴圣地的十字军骑士同等的特权和敕罪规定；被指控的异端分子如不能证明自己无罪，或者认罪后再犯罪，主教应按教会法规予以惩处，等等。这份《教皇敕令》予告了宗教裁判所的成立。1220 年教皇洪诺留三世鉴于地方主教镇压异端不力，通令建立直属教皇的“宗教法庭”或“宗教裁判所”。1227 年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即位后，迅速推动了宗教裁判所的活动，1233 年发布通谕规定，地方主教要全力协助教皇审判异端的宗教裁判所。随后在罗马教会各统辖区内普遍成立了宗教裁判所。这些裁判所交由多米尼克修会和弗兰西斯修会管辖，一般设在修道院内，并设有监狱。审判官由教皇直接任命，主要是从多米尼克修会中选派，审讯秘密进行。异端裁判所制定了严酷的审讯条例：有两人作证，控告即能成立；控告人和见证人的姓名不向被告人透露；证人如撤回证词，作异端同谋犯处理；被告人若不认罪，要受严刑拷打；不仅自己认罪，还要检举同伙和可疑分子；为异端辩护者，要受绝罚；认罪后再翻案，予以火刑；被判为异端者，没收其全部财产；被告可以不经审判，就予以处死，表示悔改者，处以鞭笞、监禁等。宗教裁判所惩处异端的行为酷烈之极，先后经历了 500 年之久。以最残暴的西班牙宗教法庭为例，被判处异端的竞达 38　万多人，处以火刑的就达 10 万多人。实质上，宗教裁判所也是整个封建制度的镇压机器，在宗教裁判所和世俗君主的联合镇压下，到 14 世纪中叶，阿尔比派被彻底消灭，韦尔多派也大为削弱。从 16 世纪开始，宗教裁判所随教皇权势的下降而渐趋衰败。（3）多米尼克修会和弗兰西斯修会罗马天主教会不仅用火与剑镇压异端，而且还组织支持热情布道，过献身禁欲生活的多米尼克修会和弗兰西斯修会，以图克服教会中正在滋长的糜烂倾向，从精神和学识上瓦解和战胜异端教派。因其采取行乞的修道制度，故称为“托钵修会”。多米尼克修会（又译“多明我会”）的创始人为西班牙神甫多米尼克（1170—1221），他出身贵族，1196 年入奥斯马隐修院。1203 年多米尼克与奥斯马修院主教迪耶果在法国南部发现阿尔比派和韦尔多派深得人心，而罗马传教士倍受蔑视。1204 年迪耶果主教在蒙彼利埃宗教会议上，提出了改革传教方法的方案，认为传教士只有象阿尔比派那样自我克制，谨守使徒式贫困，热心布道，才能使追随者返回罗马教会的怀抱。 1206 年他配合十字军讨伐阿尔比派的活动，在图鲁兹附近建立了一所女修院，后回到奥斯马教区不久便去世。多米尼克继承了他的传教方针， 1216 年在洪诺留三世支持下成立了多米尼克修会，设有男女修院。1220 年召开第一次全会，决定采取行乞修道制度，不久编订了《传道令宪章》。该会注重布道，宣讲信仰，反对异端，并积极提倡会士参与社会活动，又称“布道兄弟会”。不仅如此，还热心学术研究活动和大学的讲学活动，著名人物大阿尔伯特、托马斯·阿奎那、爱克哈特、陶勒尔、萨沃那洛拉等，都是该会的杰出代表，许多大学也都有多米尼克会士宣讲传教。多米尼克会士的学识和社会影响导致教皇任命他们主持宗教裁判所，对迫害异端教派和进步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不过客观地说，修会本身的理想追求主要在于确立一种谦卑的自我牺牲精神。多米尼克修会在教皇和封建主支持下发展迅速，1221 年多米尼克去世时，修会已拥有 60 多座修道院，分布于 8 个省区，成为西欧教会中的一股巨大势力。此外，修会还设有“第二会”——女修会和为在俗信徒而设的“第三会”。女修士不准接触社会，不得出外布道，只能在修院内过一种与世隔绝的内心反省的宗教生活。弗兰西斯修会（又译“方济各会”）由意大利的弗兰西斯（1182— 1226）创立。1208 年他遵照基督的教导，成立了一个修道团体，制定了简单原始的会规，守贫节欲，身着粗布衣衫，以乞食为生。1210 年正在发动十字军讨伐阿尔比派的英诺森三世批准成立弗兰西斯托钵修会，并派往法国南部配合十字军进行传教。该会自称“小兄弟会”，经常出外布道，照顾麻疯病人，救济贫民，与阿尔比派争夺群众。同时，修会还到其它地区传教。后来在枢机主教乌哥利诺（后成为教皇格列高利九世）领导下，形成了一整套修院制度。1221 年制定第一部会规。1223 年在教皇洪诺留三世支持下制定了第二部会规。以后在教皇支持下，弗兰西斯会获得了大规模发展，取得了许多特权，成为教皇镇压异端，与世俗君主争权夺利的可靠力量。弗兰西斯修会同多米尼克修会一样，也设有“第二修会”即女修会和为在俗教徒而立的“第三修会”。弗兰西斯去世后，修会发生内部分裂。以利奥为首的一派坚持“原始精神”，谨守清贫，过一种以乞食和劳动为生的修道生活，被称为“守规派”或“严格派”。以科托纳的伊利亚为首的另一派，则坚持传统的罗马教会修院制度，认为修会靠乞食为生不切实际，被称为“住院派” 或“放任派”。住院派得到了教皇支持。1230 年格列高利九世宣布，弗兰西斯的守贫遗嘱对整个修会无约束力，等于否定了守规派的主张。1245 年教皇英诺森四世宣布，所赠弗兰西斯修会的一切财产所有权归属教廷，修会具有使用权，守规派予以强烈反对。1257 年住院派的著名经院哲学家波拿文图拉当选为修会总会长，他主张修会应拥有自己的修院，以便从事神学研究，追求神学真理远比乞食和劳动更重要，布道和忏悔才是修会的主旨，从而彻底推翻了弗兰西斯倡导的“原始精神”，使修会性质发生根本变化。波拿文图拉因此被称为“第二创始人”。然而，守规派虽然不断遭到教皇和住院派的联合镇压，却仍在坚持不屈服的斗争。1517 年教皇利奥十世终于将弗兰西斯会正式分为两派，各自设有总会长和领导机构。此外，还有奥斯定会和加尔默罗会。奥斯定会原为采用奥古斯丁会规的各隐修院的总称，起初并未形成统一的修会。经过教皇英诺森四世和亚历山大四世的努力，1256 年全欧洲正式成立统一的奥斯定会。该会直属教皇领导，积极从事布道、神学研究工作，特别注重对《圣经》和奥古斯丁著作的研究，并跻身于欧洲各大学之中。加尔默罗会是由意大利人伯尔刀都于 1156 年乘十字军东征之机，率领几名隐修士到巴勒斯坦加尔默罗山隐修，并请耶路撒冷宗教主教收徒建院，所成立的一个修会。该会谨守“听命”、“贞洁”、“清贫”、“静默”、“斋戒”。多米尼克修会、弗兰西斯修会和奥斯定修会、加尔默罗修会合称“四大托钵修会”。罗马天主教会的兴盛不仅表现在教权对王权的胜利，浩荡的十字军东征以及镇压和瓦解异端等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天主教神学发展取得了巨大的理论成就。天主教的神学理论和罗马教会的实践活动共同构成了西派基督教的繁荣。五、天主教神哲学1．经院哲学的产生和唯名论与唯实论的兴起（1）经院哲学的文化背景与主题随着在实践上的节节胜利，西部罗马天主教会在理论上也逐渐达到了它的巅峰状态。基督教历来重视理论建设。早在基督教传入西欧之初，它所遇到的就是一个具有悠久哲学传统的民族。为了在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基督教接受和改造了古希腊罗马哲学的一些理论、命题和概念，用来建立、完善和论证自己的教义，于公元初的几个世纪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基督教哲学形态，即教父哲学，其最著名的代表就是 4～5 世纪的希波主教圣奥古斯丁。然而，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教会一直忙于应付新出现的混乱局面，无暇顾及理论建设，致使奥古斯丁后继乏人。以后的几百年间，虽然东西两派教会在神学问题上有过诸多的激烈争论，但哲学传统却是若断若续。加罗林王朝时期，虽曾一度重视教育，积极兴办学校、倡导七艺，并产生了爱留根纳这样的杰出神哲学家，但毕竟独木难支大厦。在大约 500 年的时间里，基督教在神哲学理论方面可以说没有大的建树。进入 10 世纪后，西部天主教会的逐步兴盛以及对付异端的需要使建立统一的神哲学理论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而加罗林王朝所肇始的复兴文化的运动则为此提供了文化基础。随着学校的增多和复兴文化运动的深入，逻辑学逐渐获得了特殊的地位。11 世纪，法国神学家贝伦加里首倡用辩证术即逻辑方法研究和讨论神学问题，逐渐为其他神学家接受。逻辑和神学的这种结合不仅强化、深化了神学的内容，而且也使人们能够重新认识教父典籍中涉及的哲学问题、命题和概念，从而形成了新的哲学风格和思想，产生了基督教神哲学的第二个历史形态。由于这种新的神哲学是在教会的经院中形成的，后人也就称之为经院哲学。由于弗兰西斯修会和多米尼克修会的大力推动，以及十字军东征中由阿拉伯人和拜占庭人所保存的古代哲学思想和典籍传入西欧，经院哲学在 13 世纪达到鼎盛。神学与哲学的这种密切结合，形成了天主教会在这一时期的特色。经院哲学的基本内容在于运用理性的推理、证明等逻辑手段来论证神学教义，例如上帝存在的问题、三位一体问题、圣事的内容和意义问题、教权与皇权的关系问题等等。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些哲学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共相”（即“一般实体”）的争论。这场争论几乎伴随着整个经院哲学的发展，在经院哲学内部形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基本派别，即唯名论和唯实论。唯名论认为，共相只是一个名称，不能离开具体事物独立存在，真实存在的只是形形色色的具体事物，唯实论则相反，认为共相是真实存在的，是具体事物存在的根据，具体事物都是由共相派生的。从这两种对立的基本观点出发，经院哲学家们还引申出不同的神学结论，它们构成了这一时期天主教会神学的基本内容。（2）早期唯名论者罗瑟林和阿伯拉尔最早把辩证术运用于神学研究的贝伦加里，本人就是一个唯名论者。他认为，实体只能是为外部感官所感知的东西，除实体外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由此出发，贝伦加里反对当时正统神学所主张的“实体转化”说，认为圣餐中的饼和酒并不能通过祝圣转化为基督的血肉，信徒通过圣餐接受基督的身体和血只是精神上的象征意义。贝伦加里的神学观点遭到了罗马教会的谴责，但他所主张的理性主义神学和唯名论思想却对后世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法国贡比涅的罗瑟林（约 1050～1123）是早期唯名论的一位重要代表。罗瑟林否认共相的实在性，认为只有个别的事物才具有客观实在性，共相只是名称、记号，甚至只是一种声音的流动。把罗瑟林的这种极端唯名论观点运用于神学问题上，就必须得出与正统神学无法相容的结论。例如：三位一体的上帝只不过是个名字，只有圣父、圣子、圣灵的个别存在才是真实的；原罪也只是一个虚名，只有个别人、个别行为的罪恶才是真实的；等等。罗瑟林由于这些观点也同样受到了罗马教会的谴责。早期唯名论最重要的代表是法国布列塔尼的阿伯拉尔（1079～ 1142）。阿伯拉尔是罗瑟林的学生，也是把辩证术最彻底地运用于神学研究的一位学者。他大胆地对教会的权威思想提出怀疑，认为“由于怀疑，我们就验证，由于验证，我们就获得真理”，主张“理解而后信仰”。在他按照辩证术写成的名作《是与否》中，他罗列了古代教父和教会权威们的许多相互矛盾的命题，让它们相互诘难，而把矛盾的解决却留给了读者自己。阿伯拉尔的这种方法成为经院哲学研究神学的一个典型。阿伯拉尔继承了罗瑟林的唯名论观点，坚持只有具体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否认共相的客观实在性。但他不同意罗瑟林把共相仅仅看作是一种声音的流动的观点，认为共相本身虽然不是实体，但还是有所指谓的，它所指的是“无形的事物”，即具体事物之间的某种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本身不能脱离开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所以，共相实际上是人们心中的概念，人们可以把概念抽象出来单独思考，但概念本身不能独立存在。阿伯拉尔的这种观点被称作“概念论”，由于他克服了罗瑟林的极端性，它的观点又被称作“温和的唯名论”。从这种唯名论观点出发，阿伯拉尔还引申出了一系列神学结论。他批判了罗瑟林的“三神论”，认为上帝只有一位，圣父、圣子、圣灵只是上帝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显现和不同名称；他反对原罪说，认为道德的主体是具体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人类，亚当遗传给人们的不是罪，而是罚；善恶不在于人们行动的结果，而在于个人的意向和动机；等等。阿伯拉尔的思想也同样受到了罗马教会的谴责。（3）唯实论者安瑟尔谟意大利奥斯塔神学家安瑟尔谟（1033～1109）也接受了贝伦加里用理性的辩证术研究神学的方法，但在观点上却与贝伦加里相反，提出了一种“极端的唯实论”思想。安瑟尔谟是本尼狄克修会修士，曾任法国诺曼底贝克隐修院院长，后任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他竭力拥护教皇集权的思想和行动，曾否认英王有神职叙任权，在教皇支持下迫使英王交出象征神权的戒指和神杖，将英王的权力限制于世俗统治范围内。在神学问题上，安瑟尔谟力主信仰至上，认为“我们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不过，安瑟尔谟并不简单地否弃理性的作用。在他看来，“当我们有了坚决的信仰时，对于我们所信仰的东西，不力求加以理解，乃是一种很大的懒惰”。此外，“我们必须用理性去维护我们的信仰，以反对不信上帝的人”。安瑟尔谟一生的理论活动，也正是这种原则的实践。安瑟尔谟继承了奥古斯丁的神哲学思想，断言共相是先于和离开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的实体，个别事物只是分有了共相才获得存在，因而不是真实的存在，只有共相才是真实的存在。安瑟尔谟的这种观点被后世称作“极端的唯实论”。不过，真正确立了安瑟尔谟在基督教神哲学史上地位的，是他从这种极端唯实论观点出发所作出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证明上帝的存在，历来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也是基督教神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在安瑟尔谟之前，基督教神哲学家大多主张人的自然理性不能把握上帝的存在，人的灵魂必须超越经验知识，超越世间的一切，超越自我，在一种无物无我的神秘境界中静观上帝。安瑟尔谟独出心裁，认为上帝的存在是可以通过逻辑论证加以证明的。他断定，即使是愚人的心中也有一个至高无上者的观念；而至高无上的东西不可能只是作为观念存在于人们心中，它必然也是现实的存在，否则它就不是至高无上的，就会有一种既存在于人们心中，又存在于现实中的东西比它更伟大；因此，至高无上的东西必然是确确实实存在着的，决不能被设想为不存在。它就是上帝。其他一切都可以被设想为不存在，唯独上帝不可以，上帝是最真实的存在。安瑟尔谟这种从观念、从思维推论出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方法当时就遭到法国神学家高尼罗的批驳，不久之后就被托马斯·阿奎那提出的“宇宙论证明”所取代，但用理性的逻辑手段证明上帝存在的方法却为经院哲学继承下来了。安瑟尔谟在“救赎论”问题上的观点也是很有特色的。他反对早期教会关于赎价付与魔鬼的说法，认为人因犯罪而损害了上帝的荣耀，人只欠上帝的债。但有罪的人本身没有能力偿付赎价。因而只能通过既是神又是人的基督耶稣来实现。耶稣的补偿具有无限的价值，足以抵偿人类的一切罪债。于是凡皈依基督耶稣的人都可以因基督为人所作的牺牲而获得拯救。安瑟尔谟的这种救赎论与他的唯实论哲学观点是一致的。2．经院哲学的繁荣和正统神学体系的完成（1）神学体系的完成者——托马斯及其《神学大全》12 世纪初，由于东西方文化的频繁接触，由阿拉伯人所保存的古希腊哲学传统和典籍开始大量传入西欧。其中，亚里士多德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在西欧神哲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与占统治地位的、坚守新柏拉图主义传统的奥古斯丁主义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一时，围绕着是否接受以及如何理解亚里士多德哲学，经院哲学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罗马教廷最初严令禁止研究和传播亚里士多德哲学，但这一命令事实上未能得到有效的贯彻。13 世纪初，几乎所有的经院哲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采用亚里士多德哲学取代柏拉图哲学作为教会神学的理论基础，改革神哲学体系，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这一工作是由意大利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完成的。托马斯（1224～1274）是多米尼克修会的修士，早年曾从师于著名经院哲学家阿尔伯特，毕业后在巴黎大学任教，从事神哲学的研究和教授工作。其代表作《神学大全》是中世纪经院哲学最完整的思想体系，把经院哲学推上了顶峰，并对后世的神学和哲学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托马斯和他的许多前辈一样，坚持信仰至上的原则。但他在更大程度上对理性和知识给予了肯定。他不仅承认知识具有客观的确定性，而且也承认理性在神学研究中的作用。在他看来，以信仰为基础的神学和以理性为基础的哲学永不会发生矛盾。神学的真理尽管是超理性的，但并不是反理性的。哲学真理和神学真理只是真理进程的两个不同环节，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上帝。信仰和理性是相辅相成的。信仰可以帮助理性开拓视野，补充和完善哲学真理；理性则可以证明和维护信仰。不过，二者在价值上不是等值的。神学无论是就其对象而言还是就其目的而言都高于哲学和其他科学。而且，“神学可能凭借哲学来发挥，但不是非要它不可，而是借它来把自己的义理讲得更清楚些。因为神学的原理不是从其他科学来的，而是凭启示直接从上帝来的。所以，它不是把其他科学作为它的上级长官而依赖，而是把它们看成它的下级和奴仆来使用”。由此出发，托马斯得出了“哲学是神学的婢女”的结论。托马斯利用哲学为神学作论证的典型例子是他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他舍弃了安瑟尔谟的“本体论证明”，根据亚里士多德哲学提出了一种“宇宙论的证明”。这个证明一共分为 5 个部分。第一，从任何事物的运动都是由其他事物推动的，推论出一个不受其他事物推动的第一推动者，即上帝；第二，从任何事物作为结果都以其他事物为原因，推论出一个不以其他任何事物为原因的初始因，即上帝；第三，从任何事物都从其他事物获得存在和必然性，推论出一个不仅自身就具有自己的必然性，而且使其他事物获得必然性的存在，即上帝；第四，从事物在真、善、美等方面存在的现实的等级，推论出所有等级系列的最高等级，即作为最真、最善、最美者的上帝；第五，从一切事物都遵循同一途径有计划地向着一定的目标迈进，推论出一个具有最高知识和智慧的指挥者，即上帝。托马斯在他的《神学大全》中几乎谈到了当时的所有神学问题。在他看来，上帝是世界创造者，上帝出自爱心创造了世界和人类。上帝不仅赋予人自然的能力，而且还赋予人追求最高的善和永恒幸福的能力。但人类由于始祖亚当的罪失去了这种能力。因而人虽然有能力获得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四种自然德性，但它们只能导向世俗的幸福。为了追求永恒的幸福，人必须重新获得信仰、希望、仁爱三种超自然德性，而它们作为追求永恒幸福的额外能力必须借助上帝的恩典才会返回到人的本性中。基督为人类付出的赎价成为上帝拯救人类的基础，而人们为了配享上帝的恩典就要做善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忠实遵行隐修生活。此外，洗礼等 7 件圣事作为人的灵魂与上帝交通的唯一方法，也是灵魂得救的必要条件。托马斯还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学说，认为人的形式就是灵魂，质料则是肉体，灵魂主宰肉体，因而负责拯救灵魂的教会也高于并应支配世俗权力。有形的教会必须有一个有形的首脑，即罗马教皇。托马斯的这种观点也成为教权至上和教皇至上论的理论根据。托马斯以其《神学大全》等著作为天主教会建立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神哲学体系。经过激烈的争论，托马斯主义取代奥古斯丁主义成为天主教会的正统。1879 年，教皇利奥十三世甚至宣布托马斯的学说是天主教唯一正确的神哲学体系。（2）异端神学家——西格尔和罗吉尔·培根托马斯对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并不是唯一的。西欧人在从阿拉伯人那里接受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同时，也接受了它的阿拉伯注释者和研究者的思想。其中，阿拉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阿维罗伊对西欧学术界的影响尤其大，以至在当时号称“哲学家之城”的巴黎大学形成了所谓的拉丁阿维罗伊主义学派，其主将则是尼德兰神学家布拉班特的西格尔。西格尔（？～1282）是巴黎大学艺术系教授。他坚持认为，托马斯错误地理解和解释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只有阿维罗伊的理解才是正确的。他坚持主张世界是永恒存在的，拒不承认上帝创世说，认为上帝是万物的目的因，不是作用因；是创世的目的，不是创世的原因。世界是必然的，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上帝只能认识一般的和必然的东西，不能干预具体的事物和个人。西格尔追随阿维罗伊，区分了个体灵魂和人类的统一灵魂，认为个体灵魂与人的肉体不可分，它使个人的肉体获得生命力，并随肉体一起死亡。而人类理性是统一的、唯一的灵魂，它同个体相结合以完成意识的活动，个人死了，人类的精神实体却不灭，因此只有类的灵魂是不死的。以西格尔为代表的拉丁阿维罗伊主义与托马斯等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辩。1270 年，罗马教廷正式宣布阿维罗伊主义是异端，西格尔也由于他的激进观点两次受到宗教会议的谴责，并被革除教籍，最后在教会的迫害下死去。差不多与西格尔同时，弗兰西斯修会神学家罗吉尔·培根（1214～ 1294）也对托马斯的哲学进行了激烈的批驳。培根指责托马斯不懂亚里士多德写作用的希腊文，不重视数学和经验，把一切问题诉诸权威，通过烦琐空洞的逻辑演绎来解决。培根认为，在掌握真理方面有四种障碍，即盲从权威，习惯的影响，流行的偏见，不懂装懂。清除这些障碍，是时代的头等大事。在他看来，知识只能来自于经验和建立在经验之上的逻辑论证。因此，他非常重视科学实验在认识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凡是希望对于在现象背后的真理得到无怀疑的欢乐的人，就必须知道如何使自己献身于实验”。培根一生也进行过许多次科学实验，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科学设想，是近代实验科学的重要先驱。培根虽然反对盲从权威，但他并不否认圣经的权威。他认为，圣经中包含着完善的智慧。但由于历代的翻译错误百出，因此有必要通过学习希伯来文，运用数学、地理学、历法学知识对圣经重新进行研究。此外，培根还对当时教会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主张建立一个廉洁的教会。但他把希望寄托于统治阶级上层，认为需要公正的教皇和公正的国王在一起，物质的剑和精神的剑在一起来纯洁教会。培根由于其激进的观点而受到教会的迫害，以 60 多岁的高龄被关进监狱，在长达 14 年的监禁后获释，不久即死去。 3．晚期唯名论的兴盛和经院哲学的解体（1）晚期唯名论者司各特和奥卡姆出身多米尼克修会的托马斯的学说的日渐胜利，遭到了该会的天然宿敌弗兰西斯修会的一批学者的抵制。其中最重要的是以邓斯·司各特和威廉·奥卡姆为代表的晚期唯名论。由于他们都是英国人，故又被称为“英国唯名论”。司各特（约 1270～1308）是弗兰西斯修会的权威理论家，人称“精明博士”。他反对托马斯主义用理性论证神学的作法，认为上帝不是形而上学的主题。在他看来，个体事物是完善的存在，共相只是精神从类似的对象那里抽象得到的共同的本质。因此，完善的知识不是一般的知识，而是个别的知识，知识起源于个别的感知。由此出发，司各特否定了认识上帝的可能性，认为人们不能把适用于创造物的概念通过组合或类比加在上帝身上。我们通过理性只能知道上帝是一切原因的原因，一切本质的本质，上帝是永恒的。至于上帝在时间中创造世界、上帝以其预知鉴临一切、上帝的三位一体等等都只能是信条，只能根据教会和圣经的权威信仰它们。如果我们要用理性思考上帝，就会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司各特主张“双重真理”说，要求划清神学与哲学的界限，认为一个真理在哲学看来是真的，在神学看来就可能是假的，反之亦然。不过，神学和哲学之间不应该存在对立。神学并不是一门思辩的学科，而是实践的学科，它的使命是帮助拯救人的灵魂。司各特还反对托马斯关于上帝的本质是理性的观点，认为上帝的意志高于理性。上帝的活动全凭其意志决定，上帝愿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否则他就不是全能的了。上帝可以创造一个世界，也可以不创造一个世界，也可以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上帝可以通过基督耶稣的牺牲拯救人类，但也完全可以用别的方法拯救人类。正因为如此，上帝的本质是不可认识的，我们只能信仰上帝、爱上帝，信仰和爱高于认识。司各特的思想在奥卡姆（约 1300～1349）那里得到了更彻底的发挥。奥卡姆也主张一种极端的唯名论，认为个体是，且只有个体是真实的存在。共相没有单独的存在，既不能存在于具体事物之先，也不能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而只能存在于事物之后，是理智中的一般概念，是符号，现实中没有任何与这种符号相对应的实在的对象。例如，现实中没有独立存在的联系，只有众多相互联系的事物。在相互联系的事物之外再设定一个联系，只能使科学毫无意义地复杂化，而这是违背逻辑和一切科学的基本原理的。因此奥卡姆主张，“能以较少者去完成的事，若以较多者去做，便是徒劳”。后人把这句话概括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由这一原则出发，奥卡姆认为一切超出感官可感对象之外的抽象设想都应予以剃除，所以这一原则又被称为“奥卡姆剃刀”。从唯名论立场出发，奥卡姆认为一切知识的基础都是从个体出发的经验。而上帝是无法感知的，因此，我们对上帝的任何自然知识都是不可能的。对上帝的存在不可能有任何直接的证据，理性的证明对于信仰问题不仅无能为力，而且有可能动摇神学信条。因此，必须放弃证明不能证明的东西，神学不是严格论证的科学，其基础不是理性，而是信仰。信仰应该向启示寻求支持，圣经就是启示的真理，圣经决不会有错误。奥卡姆在实践问题上主张政教分立。他认为，国家与教会各有其职权范围，国家负责处理俗世的公共事务，教会则负责拯救人的灵魂，因此教会不得干预各国事务。教皇不是基督的代表，也会犯错误，若有充分根据，教皇不仅应受到宗教的审判，还应受到世俗的审判。奥卡姆因其激进观点曾被指控“讲授异端哲学”而遭监禁，4 年后越狱逃亡德国，在德皇庇护下渡过了余生。（2）神秘主义以安瑟尔谟、托马斯为代表的经院哲学主流不仅受到唯名论的激烈批判，而且也遇到了神秘主义的挑战。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的历史源远流长。经院哲学早期的贝尔纳德、波纳文图拉、圣维克多的雨果等人都是著名的神秘主义者。13 世纪，神秘主义在德国、尼德兰地区又广泛流行开来，其最杰出的代表是德国神学家艾克哈特大师和他的学生陶勒尔、苏索。艾克哈特（1260～1327）是多米尼克修会会士，曾在巴黎和科隆担任神学教授，他继承了新柏拉图主义的否定神学，认为我们只能说上帝不是什么，而不能说上帝是什么。上帝超越于一切理解之上。上帝认识到在自身预备的一切创造物的理念，从而创造了万物。上帝的认识也就是创造。一切事物都从上帝那里获得自己的本质，万物中真正存在的东西就是神性。人的灵魂是上帝的一切造物中最好、最完善的造物，它包含着“上帝的火花”。人的生命的最高理想就是灵魂返回到上帝，与上帝合一。但这是不能通过认识上帝的创造物来实现的，也不能通过启示和教会的帮助，甚至也不用诵读圣经。上帝就在人的灵魂之中。只要灵魂弃绝了罪恶，弃绝了世俗的东西，弃绝了自我，就能在最纯净的出神状态中，在灵魂的闪光中直接认识到上帝，达到对上帝的信仰和爱。灵魂一旦直观到上帝的永恒之光，就获得了永生，人就成为上帝，与上帝永恒同在。艾克哈特的带有泛神论色彩的神秘主义学说不仅否认了教会所倡导的善功的价值，而且直接否认了教会和神职人员的中介作用。这导致他在生前就已遭到教会的反对，在他逝世 2 年之后，罗马教皇又对他所宣扬的 28 个命题加以谴责。但他所倡导的神秘主义并没有因为教廷的谴责而被扼杀。他的学生陶勒尔和苏索在 14 世纪继续推动神秘主义运动的发展。鉴于过激的言词曾使艾克哈特的见解受到教会的谴责，陶勒尔和苏索都尽力避免了艾克哈特思想中的泛神论因素，但更加强调与上帝的神秘合一，强调上帝降生在内心之中。由此虽然使神秘主义失去了哲学的思辩性，但却更有利于在大众中的传播。14～15 世纪在德国和尼德兰地区流行的神秘主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艾克哈特师徒的影响。（3）经院哲学的解体及其历史地位随着唯名论的再次兴盛和神秘主义的流行，经院哲学不可挽回地衰败了。经院哲学的本质内容就在于用理性的逻辑手段来论证神学信仰，理性和信仰的这种结盟在托马斯的神哲学体系中达到了它的巅峰状态。晚期唯名论者认为理性不能保证信仰，把信仰的基础建立在专断的权威之上，主张排除理性、纯洁信仰；神秘主义也否认理性在把握上帝方面的作用，把灵魂得救、与上帝合一的希望寄托在神秘的直观上。这些观点不免动摇了经院哲学的立身之本。它一方面使神学失去了自己得力的“婢女”，从而损害了神学，因为任何在理性上站不住的东西，是很难让人们持久地当作真理对待的；另一方面也客观地造成了哲学和其他科学从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理性与信仰这种结盟关系的破裂，标志着经院哲学作为一种哲学形态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经院哲学虽然在本质上是为基督教信仰服务的，但作为一种哲学形态，它毕竟还具有理性的成份。它从科学的精神出发，鼓励和赞许自由的研究精神，把信仰的对象转变为思维的对象，把人从绝对信仰的领域引到怀疑、研究和认识的领域，以曲折的、艰难的方式延续了人类理性思维的传统，在神学的框架下研究了一系列哲学问题，深化了人们的认识，填补了西方哲学发展史的一段空白。经院学者们对逻辑的特殊兴趣，也使这段时期成为西方逻辑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经院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方近代精神的兴起打下了基础。六、罗马教会的衰落与拜占庭帝国的灭亡1．天主教会的大分裂（1）教皇博尼法斯八世与法王腓力普四世的权力之争——皇权对教权的初步胜利13 世纪下半叶，神圣罗马帝国正值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时期，此时的德意志已陷于分裂，而法兰西王国则日渐强盛，法王开始代替德皇扮演罗马教皇的禁卫军角色。1285 年法王腓力普四世（1285—1314 在位）登上王位，成为法国第一个专制君主。他加强王权，任用一批市民出身，精通罗马法的法学家掌握司法权，免去了一向把持司法机关的神职人员的职务，试图摆脱教皇控制。由于对英战争的需要，腓力普四世向圣殿骑士团借款，又下令向教会神职人员征税，影响了教皇收入。1294 年博尼法斯八世（1294—1303 在位）登上教皇宝座，他坚持教皇权力至高无上，反对法王向教会神职人员征税。1296 年发布通谕，宣称不得教皇许可，任何人无权向教产征税，违者革除教籍。腓力普四世针锋相对，下令禁止法国金银货币出境，使罗马教廷的财政受到沉重打击，也严重影响到意大利银行家们的利益。因此，他们要求教皇妥协，准许法王向神职人员征税。教会的政敌也趁机攻击博尼法斯八世传播异端，出卖神职，谋害前任教皇西莱斯廷五世等 29 条罪状，要求腓力普四世召开宗教会议，讨论教皇继承人的问题。教皇被迫屈服，承认法王有权征收神职人员的税。1301 年腓力普四世以叛国罪逮捕了法国大主教，教皇立即下教谕遣责，命令法王予以释放，并通令法国主教们到罗马开会，讨论教会处境问题。腓力普四世下令禁上任何法国主教前往罗马。 1302 年腓力普四世召开法国历史上由贵族、僧侣和市民资产阶级参加的第一次三级会议，与会者一致支持国王。为此教皇发布《一圣通谕》，重申教皇拥有高于世俗君主的权力。对此，腓力普四世立即召开会议讨论教谕，并宣布审判教皇。1303 年法王派人潜往罗马，勾结教皇政敌，在教皇宫邸痛打凌辱了博尼法斯八世，教皇不久因此去世。腓力普四世对待教皇的暴力行动得到了法国人的普遍拥护，也未受到英、德、意群众的反对，这表明教皇权势已进入没落的时代，从此，法王控制了罗马教廷。（2）阿维农教廷1305 年教廷在腓力普四世的压力下，选举法国人克雷门五世（1305 —1314 在位）为教皇。克雷门五世因意大利政局动荡，不敢去罗马就职，在腓力普四世授意下，1309 年将教廷迁至紧靠法国南部边境的阿维农，称作“阿维农教廷”。此后，阿维农教廷连续 7 任教皇都是受法王控制的法国人。直至 1377 年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才将教廷迁回罗马。教皇迁驻阿维农的 70 多年，被称为“教皇的巴比伦之囚”时期。克雷门五世即位后取消了博尼法斯八世颁布的一切禁令，他还修改了《一圣通谕》。1311 年发布《荣耀君主》，承认世俗王国是上帝直接设立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克雷门五世组织了一个编纂机构将历届主教公会议和历次宗教会议的决议、信条及历代教皇颁布的教令，编辑成一部教令法典，1317 年继任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将之正式出版，至今一直为教会所采用。1312 年在腓力普四世策划下，教皇以种种罪名解散了圣殿骑士团，对巩固王权起了极大作用。但是，教皇虽为法王所控制，即仍然干予西欧其它国家的事务。　1316 年法王在里昂召集全体枢机主教会议，选出约翰二十二世（1316—1334 在位）为教皇。当时，德国巴伐利亚诸侯路易和奥地利的腓特烈正在争夺帝位，教皇为削弱德国在意大利的势力，在法王菲力普五世（1316— 1322 在位）支持下，否认二位侯选人的帝位资格，宣称教皇在帝位空缺时有权治理帝国，遂引起教皇与路易之间的斗争。教皇的干预引起西欧国家的普遍不满，同时，为维护教廷庞大开支而加重苛捐杂税，也使人民反对教廷的斗争不断发生。与此相应，在理论上出现了种种全面否定克吕尼派建立的教皇权力至上论的观点，它们明确提出，世俗统治者有权管辖教会人员和教会事务，罗马教皇并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切主教的权力都是平等的，一切权力的基础都是人民主权。教会的最高权威是以全教大会为代表的全体基督徒，最终权威是《圣经》。只有立法机构，而不是教皇，才有权解释《圣经》，人民是立法权。教会和国家统治者要由他们任命，对他们负责。上述思想在意大利诗人但丁（1265 —1321）的《论帝制》和法国马尔西留与约翰合著的《和平保卫者》一书中都得到了反映，对后世欧洲的政治理论影响甚远。这一切都使罗马教廷声威日下，陷入危机。1370 年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1370—1378 在位）即位。当时的教皇国已在意大利人民的联合反抗下危在旦夕。1376 年教皇亲率雇佣军离开阿维农，进军罗马，1377 年罗马教廷正式迁回罗马梵蒂冈，从而结束了 70 余年的“阿维农时期”。（3）西部天主教大分裂1377 年教廷由阿维农迁回罗马后，由于枢机主教团中法国人占多数，因此并未摆脱法王控制。1378 年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去世，法国人把持的枢机主教团希望迁回阿维农，但在罗马贵族和民众的压力下，选举了意大利人为教皇，称乌尔班六世（1378—1389 在位）。乌尔班六世决心清除法国势力的政策，招致法国枢机主教团的不满。4 个月后法国枢机主教团另选日内瓦的克雷门七世（1378—1394 在位）为教皇，宣布上次选举无效。克雷门七世及其枢机主教团又迁往阿维农，而乌尔班六世拒不退位，重在罗马组织教廷。从此在西部天主教史上开始了双皇对峙的大分裂局面。罗马教廷和阿维农教廷互相攻击，互相开除教籍，同时向西欧各国征收赋税。双方教廷努力争取各国的支持，西欧各国封建统治者也根据各自的政治需要和经济利益而拥护某一位教皇。当时的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德意志大部、波希米亚、丹麦、瑞典、英格兰、波兰等地支持罗马教廷，法王、西班牙、苏格兰、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等地则支持阿维农教廷。这样，西欧国家也分裂成两个敌对阵营，一切文化部门和人士也分别制造舆论，攻击对方，支持各自拥护的教皇。实际上，当时各国的天主教会都已由各国的君主所控制，罗马教廷和阿维农教廷也都是依靠各国君主而与对方相抗衡。天主教会的大分裂及其混乱、腐化、搜刮民财等种种恶迹，大大降低了教会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威信，教皇的权势和威望也一落千丈，逐渐被社会所厌恶和嘲笑。随之，各个国家开始撤回各自对教皇的支持，要求结束分裂局面。站在前列的是当时的教师们，尤其是巴黎大学的教师。在马尔西奥提出全体教会会议（公会议）权力至上以后，巴黎教会法博士吉思豪森的康拉德撰文劝法王查理五世（1364—1380 在位）联合其他君主召开公会议。继而巴黎大学学者朗根斯坦的亨利希于 1381 年也撰文进一步加以阐述。召开公会议解决分裂局面，得到许多人的支持。经过种种努力，1409 年在法国影响下召开了比萨宗教会议，宣布废黜两个教皇，另选亚历山大五世（1409—1410 在位）为统一教皇。但因操之过急，原来教皇拒不退位，结果形成三皇鼎立的局面，致使天主教会更加分裂和混乱。1414 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孟为结束天主教的分裂局面，迫使亚历山大五世继承人比萨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于11月1日召开康斯坦茨宗教会议，这是中世纪历次会议中人数最多的一次，有枢机主教和主教、神学博士和各国君主代表参加。会议宣布，会议的权力直接来自基督，凡会议决议，任何人均应一律服从。会上的各国君主达成协议，废黜三个教皇，另选马丁五世（1417—1437 在位）为新教皇。1418 年康斯坦茨会议结束，同时也结束了天主教会的大分裂，但从此，教皇的权势一蹶不振。此外，康斯坦茨会议的另一个目标是道德和行政改革，因种种利害冲突，终未取得成功。1431 至 1449 年又召开了 19 年的“马拉松式”巴塞尔宗教会议，重申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关于普世主教会议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公会议权力高于教皇的宣言，并继续讨论康斯坦茨会议上未获成功的教会改革和道德改革问题，做出了一系列规定。然而，由于各种因素，会议并未取得什么实质性成果，巴塞尔会议遭到了失败。不过，巴塞尔会议试图实施的大部分改革在法国成为法律，确保法国摆脱了教皇干涉及其沉重的赋税，为法国的进一步强大创造了条件。而这在分裂和虚弱的德国则未得到实现。2．东正教与拜占庭帝国的灭亡（1）危难中的拜占庭帝国和东西两派的佛罗伦萨会议1054 年东西教会大分裂以后，西部逐渐强盛起来，而东部在穆斯林的攻击下则日益衰落。1204 年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发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建立起拉丁王国，迫使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区迁往尼西亚，使拜占庭帝国遭到毁灭性打击。1261 年虽重新独立，却已是日近黄昏了。这期间，拜占庭帝国的中央皇权已十分衰弱，到处都是教会和封建主的割据领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地租已成了地主剥削的主要形式，全国近13的农民失去了土地，而封建贵族和教会首领更贪婪地加重了剥削，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政治形势日趋恶化。　1342 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吉洛特大起义。同时在统治集团内部不断发生内讧，因争夺帝位分裂成两大集团，更加严重地削弱了帝国的实力，加速了政治危机。此时，奥斯曼土耳其人正纵横于东南欧，更深化了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和外部危机。1430 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对拜占庭帝国展开了新的攻势，大敌当前，统治集团分裂为三个派别：一是以拜占庭帝国皇帝约翰八世（1425 —1448 在位）为首的“亲拉丁派”，企图寻求西欧各国君主，特别是罗马教皇的援助，以挽救帝国灭亡的命运。二是反对东西两派教会合并的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的部分显要神职人员形成的反拉丁派，宁肯向奥斯曼土耳其人称臣，也不愿看到罗马教皇的加冕。三是同奥斯曼土耳其人在经济和政治上有联系，因而不主张反抗的贵族和商人组成的“不抵抗派”。三派内争不休，无力统一对敌，而土耳其人的兵锋步步紧逼，拜占庭帝国已岌岌可危。在这种形势下，皇帝约翰八世为取得西方援助，一再向罗马教皇请求，表示愿意就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的联合问题进行谈判，这对于罗马教皇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统一东西基督教会，占据教会首席地位的目标，无疑是一大良机。时值西派教会正在召开巴塞尔宗教会议期间，教皇和巴塞尔会议都想趁机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与会的大多数人提议到阿维农去跟希腊人谈判，教皇则建议在意大利城市举行，对此会议发生分歧，几经周折，最终于 1439 年在佛罗伦萨举行了两派的谈判会议，不过，西派教会中的许多主教不服从教皇命令，继续留在巴塞尔召开会议。东正教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区牧首约瑟二世率领 700 人的东正教会代表团来到佛罗伦萨，同以教皇尤金四世（1431—1447 在位）为首的 160 人的天主教会代表团进行谈判。经过长期磋商，约翰八世在要求罗马教皇发动西欧各国援救拜占庭的条件下，接受了罗马教廷关于东西两派教会合并的条件，承认罗马教皇在基督教会中的最高地位，同意把东正教会置于罗马教皇统治下，东方教会各宗主教保留原有的职权，希腊人仍保持原有的礼仪。《信经》中长期争议的“和子”句也得到东部皇帝和多数希腊人的承认，只有以弗所大主教马可坚决反对把“和子”句加入《尼西亚信经》中。君士坦丁堡教会代表奉皇帝之命，几乎在所有争议的问题上都作了让步。可是，消息传到拜占庭帝国教会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和不满，将之斥为投降行为。结果，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许多东正教会的主教只好宣布不再参加会议，而西方教会那些不服从尤金四世命令，继续留在巴塞尔举行会议的多数派主教们，则宣布废黜教皇尤金四世，另立菲立克斯五世为教皇。佛罗伦萨会议终于遭到失败，东西两派实现统一的希望成为泡影，拜占庭帝国渴望的西方援助也最终落空。1453 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军队终于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帝国也定都于此，将之改名为伊斯坦布尔。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终于灭亡。（2）俄罗斯正教会的形成与发展在历史上基辅罗斯公国同拜占庭帝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公元 10 世纪下半叶，拜占庭皇帝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保加利亚王国，便对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实行怀柔手段，采取和亲政策，将安娜公主嫁给弗拉基米尔大公为妃。安娜公主带着君士坦丁堡教会的修士来到基辅罗斯公国。 988 年弗拉基米尔受洗皈依基督教，同时命令全国居民在德聂伯河受洗皈依基督教。随后设立了教堂，修道院，并派传教士到北方传教。11 世纪末基督教已传遍罗斯全境。俄罗斯正教会得到了很大发展。教会内部设立了教阶制，教会首脑为都主教。都主教府设在基辅，受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牧首管辖。14 世纪拜占庭国势日败，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在俄国的权威也日衰。这时，俄罗斯的政治中心和都主教府已迁移到莫斯科。俄罗斯正教会积极支持俄罗斯统治者的活动，成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1439 年俄罗斯正教会趁佛罗论萨会议遭到反对之际，把参加会议回到莫斯科的都主教伊西多尔送进修道院。1448 年俄罗斯正教会在莫斯科大公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1425—1462 在位）的支持下，自行召开主教会议，首次自选俄罗斯人梁赞主教约纳（？—1461）任都主教，这是俄罗斯正教会走向独立的第一步。1453 年君士坦丁堡失陷，东罗马帝国灭亡。君士坦丁堡牧首虽保留着“普世牧首”的称号，实际已失去了在东正教会中的领袖地位，而其它三大牧首区安提阿、亚历山大里亚和耶路撒冷也已衰落。在这种形势下，俄罗斯正教会趁机自封为东正教会的首脑，宣布俄罗斯政权承袭罗马帝国，莫斯科是继东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第三罗马”，是“新的世界基督教中心”。事实上，拜占庭帝国灭亡后，俄罗斯正教会确已逐渐成为东正教会中最大的教会。1589 年在沙皇支持下，俄罗斯正教会正式建立教会牧首制，确定牧首为教会最高领导，真正摆脱了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控制，成为独立自主的牧首区。从此不遗余力地维护沙皇统治。俄罗斯正教会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希腊正教的俄罗斯正教系统，与希腊正教并列为东正教的两大分支。（3）宗教改革运动的前奏14 至 15 世纪，天主教会的衰落和腐败使自身陷入危机，受到了各方面的挑战，整个西欧不断发生以宗教异端形式出现的农民和平民起义，国王、贵族和新兴市民阶级也纷纷起来反对教会。在天主教会内部也出现了要求改革教会的新异端运动，这股强大潮流拉响了 16 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前奏。其中最为著名的代表有英国的约翰·威克里夫（1324— 1384）、捷克的约翰·胡司（1373—1415）、意大利的杰洛拉莫·萨伏那洛拉（1452—1498）、荷兰的迪希迪里乌斯·伊拉斯谟（1467—1536）。约翰·威克里夫任牛津大学神学教授，持唯实论观点。1374 年英王任命他为路特沃斯教区长和英国王室神学顾问，奉命出使与法国进行停战谈判，与教皇代表就英国神职叙任权等问题进行谈判。回国后开始抨击教皇，1375 和 1376 年他先后发表《论神的统治权》与《论世俗的统治权》，主张上帝是至高的主，世间一切权力和财富都由上帝赐与，上帝赐与的只是使用权。不称职的神职人员的世俗财产应由世俗统治者没收。威克里夫的主张遭到神职界上层、拥有教产的修会和教廷的反对。 1377 年受到英国法庭传讯，他拒不出庭。同年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连下 5 道通谕逮捕威克里夫。在宫廷、教授和民众的支持下，威克里夫免遭逮捕。面对西方教会的分裂和腐败，他展开了日益强烈的抨击。他认为，《圣经》是每个基督徒的最高权威和教会唯一的法律。醉心于权财的教皇不是上帝的选民，而是“敌基督”。只有基督才是教会真正的首领。他主张，英国教会要脱离罗马教廷，要成立国王统治下的国家教会，神职人员不应拥有财产，什一税应改为自愿捐献等。这些激进主张遭到教会上层人士的反对，却影响了 1381 年英国农民起义的领袖。可是，当起义威胁到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时，英王便和教会联合起来镇压农民起义和迫害威克里夫。1382 年坎特伯雷大主教召开牛津宗教会议，指责威克里夫为异端，禁止他公开活动，从此他被迫幽居。在此期间，他将《圣经》由拉丁文译成英文，完成神学著作《三人对话录》。1384 年去世。 1414 年康斯坦茨会议判他为异端，婪尸扬灰，烧毁其著作。但他关于圣经是信仰权威的思想，对后来的宗教改革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圣经》的英译本也为标准英语奠定了基础。约翰·胡司生于捷克一个农民家庭。1402 年任布拉格大学校长。他深受威克里夫的影响，热情布道，抨击教会腐化，要求关闭修道院，没收教会财产，进行教会改革，主张神职人员服从国家，民族独立等观点，引起教会上层人士的仇视。1409 年布拉格大主教宾耐克在比萨宗教会议上，向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控告胡司的异端罪行，胡司被开除教籍。但他在国王和群众的保护下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和活动。1412 年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为筹集对那不勒斯战争的经费，派特使去捷克推销赎罪券。胡司在群众中激烈抨击这一行为，疾呼只有上帝才有敕罪权。1412 年 6 月布拉格人民举行反教皇示威，遭到教会和反动统治者的联合镇压，胡司被迫离开布拉格，到捷克南部继续活动，他的影响遍及西欧许多地区。1414 年德皇西吉斯孟召开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以人身安全为条件，命令胡司出席会议。胡司到会后立即遭到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逮捕，被投入修道院的地牢。1415 年 5 月会议审判威克里夫后，又判胡司犯有异端罪，处以火刑。胡司坚守信念，宁死不屈。7 月 6 日胡司在刑场上向群众讲演唱诗，慷慨就义。胡司之死，激起了 1415—1419 年捷克各阶层人民反罗马教会的大起义，史称“胡司战争”。起义者冲进教堂，焚毁修道院，痛打神职人员，并占领城市，形成捷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1420 年大败德皇西吉斯孟组织的“讨伐波希米亚异端”十字军，1427 和 1431 年又粉碎了十字军的第四次和第五次进攻。然而，由于起义军内部激进派（塔波尔派）和温和派（圣杯派）就起义的最终目的发生分裂，使罗马教廷趁机分化了起义军。激进派后因内部出现叛徒，终于在 1434 年圣杯派和十字军联手的利班战役中几乎全军覆没，余部至 1452 年也被剿灭。之后，萨伏那洛拉于 1494 年领导佛罗伦萨人民起义，试图以理想的宗教修道生活改造世俗社会，于 1498 年被处以火刑。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则主张教会的纯洁和复兴，强调信徒个人的内心信仰，发表了著名的《愚人颂》，嘲笑教皇和主教，抨击赎罪券，反对教皇过问政治，希望罗马教会实现自上而下的宗教政策，反对群众自发的宗教改革运动，这些思想对后来路德宗教改革产生了一定影响。14、15 世纪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形成，新兴市民阶级日益觉醒，纷纷起来挣脱封建制度和基督教会的束缚，以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为旗帜，掀起了一场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整个西欧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开始了全面的复兴，这为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提供了文化背景。七、伊斯兰教的崛起1．伊斯兰教兴起时的阿拉伯民族（1）阿拉伯人的社会生活状况伊斯兰教产生于 7 世纪初的阿拉伯半岛。该岛自古以来就据有重要的战略位置，是沟通欧亚非三洲商品贸易的水陆交通要道。伊斯兰教的诞生地麦加和麦地那即为商道必经之地，也是驼运商路的中间站。伊斯兰教产生前的阿拉伯半岛各地区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南部自然条件适宜，又地处交通要冲，自古即为转运贸易中心，向有“阿拉伯福地”的美称，很早就曾建立过萨巴王国、米奈王国、盖特班王国、哈达拉毛王国、希木叶尔王国等，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王国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前就已逐渐衰落，不复存在。北部在南阿拉伯人建立的商站基础上逐渐形成队商城市，并相继建立起奈伯特王国、巴尔米拉王国、加萨尼王国、莱赫米王国、肯德王国等，但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前，也都已沦为邻近的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的藩属。产生伊斯兰教的半岛中部地区，阿拉伯人的社会生活进程较之南部和北部要落后得多，在历史上从未建立过自己的统一国家，这里的贝杜因人一直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生活为主。自公元 4 世纪以来，由于国际商道变化的影响，阿拉伯社会普遍处于经济衰退时期。过去在半岛大部分地区曾建立的许多城镇和商站逐渐消失，而贝杜因人则不断地扩大他们的活动范围，游牧生活普遍取代了商业和农业。当时除作为中转商站的较开化地区和绿州地区中的城镇居民从事转运贸易和农业，过着定居生活以外，大部分居民都过着游牧和半游牧生活。在这种生活方式里，骆驼是最有用的牲畜和工具，有 “沙漠之舟”的称号。社会以氏族组织为基础，几个有血缘关系的氏族又组成一个部落。部落成员间保持民主和平等的关系，部落首领（谢赫）由选举产生，其主要职责是维护部落团结。世代因袭的习惯（逊奈）是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主要社会规范，集体的利益和荣誉至高无上。部落之间经常为了争夺水源、牧源和商道而发生战争和残杀，血亲复仇成为一种风习。到公元 6—7 世纪时，阿拉伯社会还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正处于连绵不断的部落战争时期。在大小 1700 多次战争中，最著名的有白苏斯战争、达希斯战争、加卜拉战争和菲贾尔战争，据说 14 岁的穆罕默德就参加过菲贾尔战争。这些战争长达数十年，极大地削弱了血缘关系，加速了氏族制的解体，推动了地域性部落联盟的发展，并孕育着对超部落权威的需要。因此，伊斯兰教产生前的这一时期也正是一个氏族制处于解体中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在伴随社会内部危机重重的同时，阿拉伯人还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阿拉伯半岛因地处战略位置，一直成为强邻争夺的对象。拜占庭帝国与波斯帝国为争夺控制阿拉伯商道，断断续续进行了数百年战争。525 年阿比西尼亚在拜占庭怂恿和支持下派兵侵占南部也门，统治了半个世纪。因外族入侵，连年内乱，再加上山洪爆发，水利设施崩溃，致使农业凋零，商旅不前，许多部落北迁，繁荣的也门地区迅速衰落。570 年阿比西尼亚驻也门总督阿布拉哈企图北上进犯麦加，中途遭瘟疫而退军，再次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生活。575 年波斯人出兵赶走了阿比西尼亚人，在也门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另辟经波斯湾和两河流域到地中海的东西商道，使红海商道萧条，导致南阿拉伯人的商业城市和人民生活更加陷入危机，至此南部已在外族统治下分崩离析。而北部的几个阿拉伯王国也在拜占庭和波斯两大帝国的长期侵略下，先后沦为他们的附庸。实现民族联合，建立统一国家，抵抗外敌入侵，已成为阿拉伯人的共同愿望和阿拉伯社会历史进程的客观要求。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伊斯兰教应运而生。（2）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生活伊斯兰教产生前，阿拉伯人信仰原始多神宗教。它最初表现为部落宗教，各部落都有自己的部落神，部落神一般都有固定的住处，如石头、井泉、树林等，因此人们崇拜各种自然物体。献祭是部落宗教仪式的核心，通过献祭仪式使神灵与部族建立血缘联系，成为守护神，有时也变成部落祖先。在部落宗教中有各种卜士，其职能是发布神谕和预言，用神签决疑，主持朝拜或祈雨一类的迎神仪式，并在部落战争中预卜敌方动向，用咒语或巫术使敌方武器和战术失灵。此外阿拉伯人还相信精灵，偶象崇拜也极为普遍。公元 6 世纪时以麦加为中心出现了超越部落的地方神灵，其中最受崇拜的是麦加人称为“安拉女儿”的三女神：拉特（本义为女神）、欧萨（万能神）、默那（命运神）。这些神灵受到许多部落的信奉和朝拜，是氏族社会解体，现实生活变幻无常，阿拉伯民族政治统一进程在宗教观念上的反映。当时的麦加城是阿拉伯人的圣地，城中心的克尔白建筑物，也叫“天房”，是朝觐的中心。天房墙上镶有一块黑石，被视为“圣石”，阿拉伯的一位古老神灵“安拉”就居住在这里。每年冬夏半岛上许多游牧民和商人来此朝拜，圣石成为朝觐者都要抚摩的圣物。朝拜期间麦加和整个阿拉伯北部都停止械斗，以保证朝圣活动的安全。由此可见，宗教在阿拉伯人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阿拉伯人除信奉本土多神教以外，还受到外来一神教即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影响。约在 1 世纪犹太移民部落开始进入半岛上的城市，他们聚群而居，进行生产和经营，使周围的阿拉伯人也信奉了犹太教。在半岛南部犹太教曾产生过很大影响，6 世纪时的希木叶尔王朝就改奉犹太教为国教，并迫害反犹太教的基督教。在半岛西北部犹太人占据了许多绿洲良田，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还垄断了当地集市和金属品贸易，占有经济优势。犹太教在阿拉伯人的文化生活中也占有一定地位。犹太教的一神教义和历史传说，给阿拉伯人带来了新的观念和知识，进一步冲击了正在解体的部落宗教，但其影响尚不深广，只限于城镇和集市附近。4 世纪以后，基督教异端聂斯托利派和一性派通过南北商道往来及贸易活动也传入阿拉伯半岛，对北部的游牧部落产生了一定影响。在内部希贾兹地区，基督徒散处于绿洲城镇和游牧营地，经常在集市上布道，宣传死后复活、天堂地狱、上帝创世、救世主、天国等理论，吸引了处在苦难中的阿拉伯人，使他们对基督教的教义、传说、仪式有了一定了解，基督教反偶象崇拜，反异端之争，也在客观上促进了阿拉伯多神教的解体。青年时代的穆罕默德从犹太教和基督教中都受到一定影响，对于以后创立伊斯兰教产生了一定作用。但是，犹太教和基督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受难的阿拉伯人的需要，然而毕竟不能满足阿拉伯社会变革的要求，又因为带有异族入侵的背景，也有悖于阿拉伯人的民族感情，因此并未得到广泛传播。而另一方面，随着氏族制的瓦解和社会矛盾的加剧，部落宗教的观念和仪式越来越不合时宜，再加上外来宗教的影响，使得一些人对于以外在形式为特征的拜物教日益感到不满，于是，在伊斯兰教产生前，便已开始了对超越部落之上的一神信仰的追求，只是这时的一神观念还是模糊的。一神信仰的追求者和追求活动，后被称为“哈尼夫”（真诚者）和“哈尼夫运动”。其基本内容和特征是反对贵族特权和落后风俗，反对多神或偶像崇拜，只承认一神“安拉”，笃信“天命”、“复活”、“惩罚”、 “报应”之说，不履行严格的仪式，注重个人修炼，提倡苦行隐修，过禁欲主义生活。年轻时的穆罕默德听过哈尼夫的传教。作为宗教改革的先躯，哈尼夫运动对伊斯兰教的产生起了催化和媒介作用。然而，创立一种能够担负变革社会历史使命的阿拉伯人自己独立的新宗教，已经超出了哈尼夫的一神观念，这是由穆罕默德完成的。2．穆罕默德的创教活动和伊斯兰教的形成（1）穆罕默德在麦加伊斯兰教的诞生地麦加位于半岛西部希贾兹境内，《古兰经》称之为“一个没有庄稼的山谷”。它地处南往也门，北达叙利亚，东至波斯湾，西接红海和东非的商路交叉口上，市内有一座古老的圣寺克尔白（也称“天房”）和一眼水源丰富的“渗渗泉”，自古以来就以圣地和商站著称。4—6 世纪由于国际商道的变化，希贾兹地区以及阿拉伯社会处于衰落状态。6 世纪下半叶波斯与拜占庭之间的战争再次引起国际商道的变化，也门经希贾兹至叙利亚的旧商道重新兴盛，希贾兹地区开始繁荣起来。而这时的南方和北方的阿拉伯王国则都已分崩离析，或者处于异族统治之下，因此阿拉伯半岛的经济重心便转移到西部希贾兹地区的几个重要的队商城市，这就是麦加、麦地那和塔伊夫。古来氏部落是麦加的统治贵族。5 世纪末，原为半游牧半掠夺的贝杜因人在族长库赛伊率领下，从南阿拉伯人手中夺取了麦加，并改革部落制度，由游牧转入定居，发展成一个专业的商业部落，获得了古来氏（从事贸易赚取利润）的名称，成为在麦加占统治地位的贵族和克尔白天房的守卫者。他们除从事转运贸易外，还发展了半岛内部的集市贸易。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唯利是图、不讲道德的私有观念开始滋生。合伙贸易的需要经常改变部落内氏族间的亲疏关系，并引起激烈竞争，导致氏族集团的不断分化及其贫富分化，不断削弱作为部落统一基础的血缘关系。在氏族部落制的外壳下掩藏着不可克服的阶级利益的冲突，变革社会的要求正蕴育其中。约公元 571 年，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就诞生在这座蕴育着社会变革的麦加城内古来氏部落哈希姆家族的没落贵族家庭。当时，古来氏族已逐渐演变成 12 支家族，其中麦赫祖姆和倭马亚为最富有和最有势力的家族。倭马亚家族的阿布·苏富扬因经济实力最雄厚，成为麦加豪门贵族的首领。而曾经显赫的哈希姆家族因不善经营，经济势力逐渐衰落。穆罕默德的祖父阿布杜·穆塔里布只靠管理天房和泉水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但因掌管圣所，故尚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穆罕默德自幼父母双亡，相继由祖父阿布杜·穆塔里布和叔父阿布·塔里布抚养，生活十分清苦。他幼时无力上学，替人放牧。　　12 岁跟随叔父去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经商，25 岁受雇于麦加富孀年近 40 岁的赫蒂彻，再次去叙利亚经商，表现出超群才干，得到赫蒂彻的赞赏和爱慕。不久接受她的爱情，与她结婚，生下二男四女，其中两个儿子幼年夭折。赫蒂彻从两位亡夫那里继承一大笔遗产，她自己也是一个精明的女商人。婚后穆罕默德充当她的商务经理人，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地位得到很大提高。赫蒂彻在世时，他没有其他妻室。稳定的生活使他能够在闲暇时开始思索一些感兴趣的社会和宗教问题。他的生活经历使他主张平等互助，反对巧取豪夺、贫富悬殊和氏族陋习。对现实的不满和改变社会的愿望，对原有宗教的厌烦和犹太教、基督教及哈尼夫一神思想的影响，内心的激情和虔敬等，这些都成为他产生宗教观念的原因。经过多年的思考，他最终创立了信仰至高无上的唯一神安拉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是阿拉伯语的音译，意为顺从真主的旨意）。他的思想和意志都以安拉的意志出现，用安拉降示启示的方式颁布。据说穆罕默德将近 40 岁时，常到麦加郊外的希拉山山洞里静居隐修，冥思苦想。610 年的一天夜晚，正当他在希拉山洞里沉思以致精神恍惚之时，突然接到“蒙召”的启示，天使哲布勒伊来向他传达安拉的神谕，首次启示了《古兰经》的真谛，使他成为“先知”。该夜后被伊斯兰教称为“高贵之夜”或“受权之夜”。此后，穆罕默德不断地接到启示，并以先知的身份开始了传播活动。起初只是在秘密状态下向至亲密友传道，最早的皈依者是他的妻子赫蒂彻、堂弟阿里（由他收养，后为女婿）和义子栽德。接着在家庭圈外，挚友阿布·伯克尔、祖白尔、奥斯曼、阿布杜·拉赫曼、阿布·欧拜德等人也相继入教。经过 3 年的准备，613 年穆罕默德开始公开传教。早期传教的主要内容是劝诫人们放弃多神和偶像崇拜，信奉独一无二的真主安拉，宣讲死者复活和末日审判，以天启的名义谴责特权，提倡平等行善，反对巧取豪夺，宣称罪人受罚入狱，要求信徒道德净化，以礼拜的形式对安拉感恩。这些以天启形式发出的教诲，直接触及麦加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既引起群众的强烈反响，也遭到了麦加古来氏贵族的强烈反对和迫害，使穆罕默德很快处于困境之中。617 年曾极端反对伊斯兰教，其母属于居统治地位的麦赫祖姆氏族，本人又享有崇高威望的显贵巨商欧麦尔皈依新教，这给穆罕默德以巨大鼓舞并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但是，麦加贵族对伊斯兰教的信徒，即穆斯林的残杀和追捕却日甚一日。619 年妻子赫蒂彻和叔父阿布·塔里布相继去世，穆罕默德更失去了有力的依靠，这对他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他封这一年为“悲痛之年”。由于麦加贵族的迫害，穆罕默德难以在家乡立足，只得到附近塔伊夫镇传教，试图建立穆斯林居留地，但也遭到当地人的强烈反对和驱逐，在一位族长的庇护下才得以返回麦加。就在穆罕默德寻找出路期间，发生了“登霄和夜游”的奇迹。据穆斯林传说，穆罕默德于一夜之间就从麦加到了耶路撒冷，从那里升到第七层天并顺利返回麦加。这使得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城耶路撒冷又变成了伊斯兰教的第三圣地，其地位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这次神秘主义的宗教体验被视为伊斯兰教发生重大转折的预兆。正值麦加贵族再难容忍穆罕默德之际，621 年麦加附近麦地那的 9 名哈兹拉吉人和 3 名奥斯人前往麦加朝觐，在阿克巴与穆罕默德会谈，邀请他去麦地那，达成初步协议。　　622 年 6 月底 75 名麦地那人代表再次来到麦加，在阿克巴与穆罕默德密谈，正式邀请他去麦地那定居，发誓顺从和保护他，并希望他能调解奥斯部落和哈兹拉吉部落之间的多年争端。穆罕默德同意并表示永远和他们在一起，这就是著名的两次“阿克巴协约”。在三个月的时间里，穆斯林分批离开了麦加，最后只剩下穆罕默德、阿布·伯克尔、阿里等人还未动身。据说在古来氏人决定集体刺杀穆罕默德的前夕，阿里冒着生命危险躺在他的床上，而穆罕默德趁机同阿布·伯克尔避开敌人防范，辗转前往麦地那，9 月 24 日抵达。这就是伊斯兰教教史上著名的“希吉拉”（迁徙）事件，它标志着麦加时期的终结和麦地那时期的开始，是伊斯兰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7 年后穆斯林领略到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因此哈里发欧麦尔决定，把 622 年定为伊斯兰教教历（希吉拉历）的纪元，以该年阿拉伯太阳年岁首 7 月 16 日为纪元的起点。（2）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在麦地那居住着源自同一祖先的哈兹拉吉和奥斯二个阿拉伯部落，盖努嘎尔、古来扎、奈迪尔三个犹太部落及一些小氏族。两个阿拉伯部落长期不和，分别与犹太部落结盟，处于纷乱的战争状态。穆罕默德关于安拉唯一的一神教义，末日审判的警告，对财富不均的谴责和对道德正义的伸张，迎合了麦地那人解除战争灾难，实现社会和平的愿望。同时，阿拉伯部落因长期与一神教的犹太部落相处，也易于接受伊斯兰教。因此，大批部落民改奉伊斯兰教，接受了穆罕默德的先知地位。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立足之后，与各个氏族集团订立了一系列协议，构成了“麦地那社团宪章”。宪章中提出，他们是一个统一的社团，包括迁士（从麦加迁徙麦地那的穆斯林）和辅士（麦地那改宗的穆斯林）以及与他们共同作战的人，这就打破了过去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穆罕默德在实行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的过程中，首先调解内部仇杀，使全体穆斯林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团结统一，以共同的信仰和政治利益作为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最高原则，这样，对于社团来说，战争失去血族仇杀的意义，只有一种反对多神者和不信者的“圣战”；明确了穆斯林内部及其与外部的民事和政治关系的处理原则和做法；在信仰自由和结盟的基础上，同犹太部落达成某种协议，和平共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社会生活的主张、伦理道德规范和法律原则，逐渐形成一套伊斯兰教的教规制度，还鼓励释奴，摒弃陋习，赈济贫弱等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麦地那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改革中，最重要的是穆罕默德以《古兰经》立法的形式，改变了当时的财产继承和家庭婚姻制度。他否决了氏族所有权，通过遗嘱制度确立起个人财产支配权，改变父系宗亲分配遗产的惯例；肯定直系血亲（含妇女）的继承权，鼓励建立稳定的一夫制家庭；规定妇女改嫁前的“待婚期”，以确定亲生子女的继承资格。《古兰经》的上述各种立法构成了以后伊斯兰教法的核心。通过一系列措施，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实现了初步统一，建立起以“乌玛”（原意为民族、国家，转意为社团、公社）为形式的政教合一的政权，即“麦地那社团”。作为一种公共权力，它是阿拉伯第一个突破血缘关系的新型社团。安拉是宗教名义上的社团首领，其至上权威体现在降给先知的启示中；穆罕默德除具有先知、安拉使者宗教职权外，还拥有国家元首的一切世俗权力。麦地那社团的建立为阿拉伯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成为后来哈里发国家的雏形。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进一步传播伊斯兰教，穆罕默德组织了麦地那穆斯林武装，在“为安拉而战”的旗帜下，发动了一系列征伐异教徒的“圣战”。624年3月穆罕默德亲率300多人的穆斯林军队伏击一支由叙利亚返回的麦加大商队。商队首领阿布·苏富扬闻讯派人回麦加求援，他则带领商队沿海岸返回麦加。穆罕默德军在白德尔与近千人的援军相遇，经过一场激战大获全胜。麦加 50 人被杀，50 人被俘，穆斯林只损失 14 人，夺取了许多战利品。这次战争对于打击麦加贵族商队，迁士挣脱辅士的经济依赖有重要意义。它作为安拉福估的证明，为确立穆罕默德的权威奠定了基础，成为伊斯兰教走向胜利的起点。此次战役称为“白德尔之战”。625 年阿布·苏富扬率领 3000 人前来复仇，驻扎在麦地那城北的伍侯德山上，迫使穆罕默德率千人出城应战。由于 50 名弓箭手擅离阵地，抢夺战利品被袭，致使先前处于优势的穆斯林军队被打败，穆罕默德在溃退中受伤，麦加人收兵返回。这场战役称为“伍侯德之战”，并未给穆斯林造成实际伤害。伍侯德战役后，双方整顿队伍以利再战。穆罕默德趁此机会一方面整顿军纪，另一方面为了清除麦地那的隐患，改变了策略手段，开始了对犹太部落的征服。由于争取犹太教徒皈依伊斯兰教未获成功并遭反对，于是开始了武力征服。首先将朝拜方向由耶路撒冷改为麦加的克尔白，其次对三个犹太部落实行顺者皈依，逆者镇压驱逐。最终，奈迪尔和盖努嘎尔两个部落被逐出麦地那，古来扎部落在壕堑战役后也被立即消灭。至 627 年末麦地那成为单一的穆斯林宗教公社。经过二年的准备，麦加人和贝杜因人组成一支约万人的联盟军，于 627 年在阿布·苏富扬的率领下，再次前来与穆斯林一决胜负。穆罕默德派人在没有屏障的城北挖一条宽阔的壕堑，御防来敌。全城 3000 军队一齐备战。联盟军围城 40 天一无所获，终因气候酷热，补给困难，人心涣散，只得撤退。此次战役称为“壕堑之战”。从此战争主动权转移到穆斯林手中。不久，穆罕默德又征服了麦地那和麦加之间的几个贝杜因部落，将势力推近麦加，并把占领克尔白天房作为最终目标。628 年春，穆罕默德带领 1400 名穆斯林到达麦加城边的侯达比亚村同麦加人谈判，达成一个双方休战 10 年的“侯达比亚协议”，规定麦地那人不许袭击麦加商队，麦加人每年撤出城外 3 天，让穆斯林前来朝觐，双方均可收容投奔者。穆罕默德不顾穆斯林的激烈反对，对麦加人做了妥协，但使对方承认他传播伊斯兰教的合法地位，为麦加的降服做了准备。侯达比亚协议之后，穆罕默德集中力量征服麦地那周围的犹太人。 628 年 5 月穆罕默德率军攻打犹太势力较大的海巴尔城镇，经过 20 多天奋战，迫使犹太人投降。穆罕默德令当地居民继续耕种土地，但要向麦地那政权交纳 50％的贡赋。周围其它犹太人区也按同样的条件相继归顺。这一先例为以后穆斯林国家建立交纳赋税的依附关系奠定了基础，从此穆罕默德解除了后顾之忧。630 年 1 月，麦加的结盟部落袭击改奉伊斯兰教的胡扎尔部落，据说有几个麦加人也参与。穆罕默德以此为借口撕毁侯达比亚协议，立即率军发动了麦加之战。在进攻麦加的途中，他的叔父阿巴斯赶来投奔他。在麦加西北扎营后，反对派领袖阿布·苏富扬也出城归顺入教。穆罕默德率 4 路万人大军攻城，只遇到少数人抵抗，结果轻而易举地进入了麦加城。他下令捣毁克尔白的全部偶象，只留下克尔白的“黑石”作为伊斯兰教的圣物，克尔白从此成为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他仅处死几个罪行特别严重的人，敕免其余的麦加居民。经过 8 年的斗争，麦加终于成为伊斯兰教的圣地，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尤其是西北部基本上确立了支配地位。正在庆祝麦加胜利之时，一支塔伊夫人的三万联军企图进犯麦加。在穆罕默德指挥下，穆斯林和古来氏人第一次联合起来组成一支一万二千人的队伍共同对付敌人，在侯乃尼经过一场恶战，击败了敌方联军，获取大量牲畜财物和妇女儿童。此次战役称为“侯乃尼之战”。塔布克之战后，塔伊夫人主动请降，归顺了伊斯兰教。629 年穆罕默德曾派义子栽德率军袭击叙利亚，败于拜占庭，栽德阵亡。630 年攻克麦加后，穆罕默德又于夏季组织 3 万穆斯林大军远征叙利亚边界的塔布克，征服了基督教和犹太教居民，令其每年交纳一次人丁税，以换取穆斯林国家的保护和信教自由。这一先例对后来穆斯林国家与被征服民族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穆罕默德一系列军事胜利使伊斯兰教声威大震，极大地推动了伊斯兰教在半岛的传播。630 年半岛各地阿拉伯使团纷纷到麦地那表示友好和归顺，遥远的阿曼、哈达拉毛和也门等地也派来代表团，基督教和犹太教区也派代表前来签定和约，以贡纳形式获得宽容。这一年盛况空前，史称“代表团之年”。632 年 3 月穆罕默德亲率 10 万穆斯林在麦加做最后一次朝觐，史称 “辞朝”。他在阿拉法特山上发表著名演说，宣布了伊斯兰教的胜利，重申了伊斯兰教的基本义务和社会原则，并率领穆斯林履行了宗教仪典，这次辞朝中举行的一系列宗教活动，成为以后穆斯林朝觐遵循的范例。穆罕默德返回麦地那后，身染重病，于 632 年 6 月 8 日病逝在爱妻阿伊莎的卧室里。穆斯林为他举行了隆重葬礼。他的遗体就葬在阿伊莎的卧室圣人归真之地，成为全世界穆斯林朝拜的圣墓。穆罕默德经过 23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起信仰安拉独一的伊斯兰教和以宗教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制度，突破了氏族制外壳，奠定了阿拉伯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基础。他不仅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而且也是阿拉伯国家政治、军事的奠基者。他逝世后的伊斯兰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3．伊斯兰教的经典与基本教义（1）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古兰经》是伊斯兰教唯一神圣的经典。“古兰”是阿拉伯语的音译，意为“诵读”。穆罕默德认为《古兰经》是安拉的语言，经文是安拉通过天使哲布勒伊降示给他的。实际上，这是穆罕默德在 23 年的传教过程中以安拉启示的名义发表的言论，经后人汇编而成。起初，他每当接到启示，便立即传授给门人弟子，弟子们或背诵熟记，或记录在兽皮、骨片、石片上。穆罕默德逝世后，第一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鉴于许多熟悉且能背诵经文的弟子战亡，便责令穆罕默德的生前秘书栽德·本·撒比特搜集分散的经文，整理成册，形成第一部《古兰经》羊皮手抄本。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时，由于各地流传的抄本读法不统一，引起思想混乱和争执。于是，奥斯曼又责成栽德·本·撒比特于 651 年再次加工校订，形成定本，共抄录 7 部，麦地那保存一部，其余 6 部分送哈里发国家的 6 个地区，同时销毁各地其它抄本。新校的《古兰经》通称“奥斯曼定本”，流传至今。《古兰经》共有 114 章，6200 余节经文。经文的编排既不按内容分类，也不按时间顺序。《古兰经》分为两部分，在麦加颁布的启示为麦2 加章，包括86章经文，约占全部经文的。各章大多短而激昂，以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