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世纪宗教史-世界中世纪宗教史

内　容　提　要中世纪是宗教的黄金时代，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等三大世界性宗教，在此时期分别达到了自己的鼎盛状态。欧洲各国以基督教为国教，发展经院哲学，建立宗教审判所，组织十字军东征，《圣经》成了人们共同的意识形态。伊斯兰教公元 6 世纪崛起于中东，凝聚了强大的阿拉伯民族，并向南亚、北非、西南欧广泛传布。伊斯兰教成为左右世界中世纪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社会力量。佛教在其发祥地印度，由部派而大乘，由大乘而密教，在不断变迁中展现着最后的辉煌。而传入中国的佛教，则借助中国文化土壤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众多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对中国及周边国家人民的精神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外，印度教、道教等地方性宗教也纷纷展现其繁荣，神权与封建王权相互交织，成为这一时代的最为显著特色。本书作者在全面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全新的视角审视宗教在人类中世纪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在客观、翔实地描述世界各国宗教发展概况的前提下，侧重揭示宗教思想、流派的变迁与民族文化的联系。在东西方的比较中，探求宗教类型与文化类型的关系，为当代思想文化交流提供借鉴。一、概　　述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足迹，那么中世纪的一段行程，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宗教文化的繁荣与昌盛。无论是高耸入云的天主教教堂，还是金碧辉煌的大清真寺，无论是祥云缭绕的佛教寺庙，还是巍峨壮观的道教宫观，在艺术的天国里飞翔的多是宗教神仙。在人间帝王的宫殿里，宗教领袖出入枢机，左右国事，施展着袖里乾坤。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十字军的旗帜高高飘扬，新月旗下的“圣战”斗志正酣。基督教的经院哲学，伊斯兰教的教义学、教法学，佛教的浩瀚经典，开出了代表时代精华的思维花朵。在平民百姓的日用常行之间，宗教的禁忌、戒律、节庆，规范着人们的衣、食、住、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宗教成为世界中世纪精神文明的核心，几乎所有文化的形态，都是以宗教的样式表现出来。不了解宗教，也是无法正确认识中世纪。同时，由于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流行不同类型的宗教，因此他们的社会政治结构、思维方式也有很大差异，从而影响了他们迈向近、现代社会的步伐。1．中世纪各主要宗教的发展线索中世纪在世界各地流行的宗教，以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这三大世界性宗教分布地域最广，信教人口最多，社会影响力最大。另外，一些地区性宗教，如道教、印度教、摩尼教、景教、琐罗亚德斯教等等，在其流行地亦有相当可观的影响。为了方便读者以后的阅读，这里我们仅作一个简单的，全景式的描述。（1）基督教的繁荣与衰落基督教原为罗马帝国下层平民所信奉的宗教，相传为犹太人耶稣基督所创立。在统治阶级的扶植下，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领土上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罗马帝国横跨欧亚大陆，包容了众多的民族。随着统治地区的不断扩展，整个帝国的统治结构也逐渐分化成东西两个部分。东罗马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西罗马继续以罗马为中心。相应地，基督教教会也分成了两个部分。西部教会受拉丁文化的影响较大，东部教会则受希腊文化的影响较大。由于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使东、西方教会对基督教神学的一些主要问题产生了不同的见解，致使矛盾日见加深。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亡于蛮族入侵，但基督教并没有因此而受挫，反而使他们获得了一个扩大发展的机会。此后，西部教会加紧了对蛮族的传教活动，势力逐渐扩展到不列颠、法兰克和德意志。由于当时西欧分裂成许许多多封建国家，他们彼此之间不断进行兼并战争，国家内部又有封建领主相互倾轧，因此他们需要得到教皇的支持，作为权力的保证。公元 752 年，法兰克人丕平当上了国王，他邀请教皇斯蒂芬二世到巴黎为他举行加冕礼。这不仅意味着基督教成为法兰克国家的精神支柱，而且意味着教皇获得了废立皇帝的权力，为西欧教权与王权之争埋下了种子。但是在东罗马帝国，教会的地位则要相对低下，一直依附王权而存在。东罗马皇帝可以用《谕令》的形式直接出面干预宗教理论纠纷，裁定不同流派的理论是非。东罗马帝国芝诺皇帝的《赫诺肯提谕》，强行判定基督神人一体，取消“神人”二性说，从而导致东、西部教会不可弥补的分裂以及聂斯托利派的独立。以后，东罗马皇帝又频繁干涉教会活动，使东部教会牢牢地置于王权的控制下。公元 1054 年，东、西部教会为争夺最高统治权，正式分裂成罗马公教和东正教。罗马教皇尼古拉二世经过与王权的几次较量，通过了教皇选举法，规定教皇只能由枢机主教选举产生，消除了封建君主废立教皇的可能，终于赢得了关键性的胜利。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经过与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的反复斗争，终于使他低头称臣。到了 12 世纪，教廷在西欧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英诺森三世宣称，“教皇是世界之父”，他们以上帝代言人的身分出面，主持宗教裁判所，审判宗教异端，凡是反抗封建统治，坚持科学真理，或是对《圣经》有不同见解的人，都被当做异端分子受到残酷迫害。为了掠夺东方国家的财宝，在 11 世纪至 13 世纪之间，教会发动了 8 次十字军东征，各国皇帝都要听从教皇的调遣。教会发展出庞大的经济实力，成为欧洲最大的封建统治力量。虽然中世纪教会建立了修会制度，提倡禁欲苦行，但在权力的腐蚀下，教会中的上层分子逐渐腐化和堕落。13 世纪末，随着法国的日渐强盛，法王腓力普四世与教皇展开了一轮新的较量。教廷被迫迁回意大利，甚至出现了两个教皇的局面。1417 年教廷虽然重新统一，但教皇的威信大大下降，教会对欧洲一统的局面被打破了，基督教势力开始走下坡路。而在东方，拜占廷帝国不断受到新崛起的伊斯兰教的攻击，使东正教的势力一直不很强大，最后其中心转移到了俄罗斯。为了论证上帝信仰的合理性，基督教发展了复杂而又高深的经院哲学。在中世纪前期，教会内占主流的是奥古斯丁的教父哲学，主要是用古希腊柏拉图主义论证基督教经典。以后发生了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唯名论者罗瑟林和阿伯拉尔，与唯实论者安瑟尔谟就名词、概念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12 世纪，随着东西方交流的增加，在阿拉伯地区保留的亚里斯多德哲学传入欧洲。托马斯·阿奎那运用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思想，建构了正统神学体系，成为教会一致肯定的对神学争论的权威解释。14 世纪，随着市民阶级的兴起，教会内被视为异端的唯名论再度发达，邓斯·司各特和威廉·奥卡姆对正统神学的批判，已经孕育着教会统治势力的瓦解和宗教改革的先声。（2）伊斯兰教的崛起与繁荣伊斯兰教产生于阿拉伯半岛，在其产生之前，当地正处于古代氏族社会的末期，原始的传统宗教占主流地位，各部族之间相互仇杀，社会动荡不安。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出生在麦加的古来什部落，家道贫寒，自幼随其叔父经商。25 岁时，与富商的寡妇赫蒂彻结婚，并为其经商。40 岁后开始创教工作。他继承了当地民族原有的安拉信仰，朝觐麦加“天房”等宗教仪式，又吸收了东罗马帝国的基督教的部分神学理论和教义，创造了伊斯兰教。穆罕默德创教之后，先是在他的几个亲属及亲密的朋友之间传播，并和他们组成了政治、经济、军事合一的宗教公社。随着教团的不断扩大，他们四处传教，对不相信他们宗教理论的部落就实行武力征服。公元 630 年，穆罕默德率 1 万多人攻占了麦加，清除了克尔白神殿中的偶像，使之成为伊斯兰教的圣地。此时阿拉伯半岛各部落基本皈依了伊斯兰教。公元 632 年穆罕默德在率领十万穆斯林作了最后的朝觐后逝世。穆罕默德死后，阿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阿里相继继承穆罕默德的传教事业，主持穆斯林教团，史称“四大哈里发”时期（公元 632—661 年）。此时期伊斯兰教的势力扩展到了叙利亚、伊拉克、埃及和波斯。完成了《古兰经》的编制，使伊斯兰教的理论和教义更趋统一。在倭马亚王朝时期（公元 661——750 年）穆阿维叶将哈里发从选举制改成了世袭制，建立了由他们家族主宰的封建王朝。哈里发既是最高宗教领袖，又是国家的君主，实现了政、教的高度合一。以后，伊斯兰教的历史几乎就是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历史。倭马亚王朝瓦解之后，伊斯兰世界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阿巴斯王朝（公元 750 年——1258 年）建都巴格达，在我国史书上被称为“黑衣大食”；法蒂玛王朝（公元 909 年——1171 年）建都埃及，在我国史书上被称为“绿衣大食”；后倭马亚王朝（公元 756 年——1031 年）建都西班牙，在我国史书上被称为“白衣大食”。他们相继遣使与中国交往，并有商人来华贸易，其中一部分人还留在了我国，成为中国最早的穆斯林。当时的阿拉伯世界三大哈里发并立，他们不断向北非、东南亚和南欧传播伊斯兰教，使其影响空前扩大。非洲利比亚直至肯尼亚以北，亚洲的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以及南欧的部分地区，都有穆斯林的足迹。13 世纪，在十字军东征和蒙古骑兵南下的打击下，阿巴斯王朝覆灭了，但是由土耳其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1290 年——1922 年）又紧接着崛起于欧亚大陆之间。奥斯曼帝国是中世纪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国家，帝国统治者自称苏丹（意为“力量”和“权柄”），握有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的至上权力，拥有完备的统治机构和庞大的军队。在统一中亚和北非以后，不断向欧洲进攻，终于在 1453 年攻陷了君士坦丁堡，消灭了基督徒统治的拜占廷帝国。土耳其人将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并迁都于此。奥斯曼帝国横跨欧亚大陆，联结东西方交通，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伊斯兰教的根本教义是“六信”，即信安拉，信天使，信天启的《古兰经》，信先知，信末日，信前定。伊斯兰教的主要宗教仪式称为“五功”，即念、礼、斋、课、朝。念就是“口诵证言”，每一名穆斯林要当众公开念“除安拉外，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每天向着麦加的方向进行五次礼拜以及星期五在清真寺举行的聚礼。每逢伊斯兰教历的 9 月，穆斯林要斋戒 1 个月，以示对主的虔诚。有一定收入的穆斯林要将其十分之一交纳天课，作为对教会的义务。每个穆斯林在身体和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生至少要去麦加朝觐一次。《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主要经典，都是由穆罕默德宣称得到的安拉启示，他口传给其弟子，并由他们整理成书。《圣训》是关于穆罕默德言行的记录，也是规范穆斯林生活的主要法则。和基督教相比，伊斯兰教的宗教理论不甚发达，而更重视教法的研究。这可能是和穆斯林国家政教高度合一，伊斯兰教法典成为社会行政、立法主要依据有关。在中世纪，伊斯兰教中形成了四大教法学派，即哈乃斐派、马立克派、沙斐仪派和罕百里派。他们的分歧主要是围绕着对《古兰经》和《圣训》的解释而发生。伊斯兰教也有许多宗派。随着信仰者日众、穆斯林的队伍逐渐包括了不同民族和部落的民众，他们由于原先不同的文化背景，自然对伊斯兰教教义的理解就会有出入。特别是由于他们本来就由彼此对立的民族利益共同体构成，因此很自然地形成了众多的流派。其大的支系包括逊尼派、什叶派、哈瓦利吉派和苏菲派，他们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大多数流派在我国都有流传。（3）佛教的发展、衰落与转移佛教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外又一大型的世界性宗教，发源于印度，分南、北两路流向亚洲和世界。到了中世纪，在发祥地印度，佛教展现了最后的繁荣，并从此衰亡。公元 5 世纪，尚属佛教发展的高峰时期，无著和世亲创立了“大乘有宗”（亦称“瑜珈行派”）理论。他们提出了“八识”、“三性”、“五位百法”等一系列理论，把佛教哲学的思辨水平发展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其后，大乘有宗的弟子难陀、陈那、护法等人，在“八识”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见分”、“相分”、 “自证分”、“证自证分”等更为详细的区分，使佛教理论日趋脱离生活，脱离群众，走向空洞、烦琐。公元 8 世纪，商羯罗在古婆罗门教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创立了印度教。由于有久远的文化渊源，所以印度教的影响很快超过了佛教。为了吸引信徒，佛教也开始部分地吸收印度教中的一些祭祀仪式，修习方法，逐渐变成了“密教”。密教自称以前的大乘佛教只是释迦牟尼向一般弟子公开宣讲的教义，而他们的教法则是得佛祖亲传的秘密真言，非受过灌顶礼的弟子不可传。因而，密宗的活动方式趋于神秘化，其内容偏重于宗教实践，这和佛教创始时期重视理论，鄙视密咒的初衷相去甚远。以后，由于过分吸收古婆罗门教中“性力瑜珈”的内容，使密教成为某些神秘团体走向淫乱的桥梁，从而使密教更为群众所不齿。公元 11 世纪后，伊斯兰教大量进入印度，佛教受到排斥。13 世纪，超行寺被焚，佛教在其发源地正式衰亡。中世纪，佛教的中心转到了中国。公元 5 世纪到 15 世纪，恰恰是中国佛教的繁荣时期。隋唐两代，佛教在统治者的积极倡导下，发展达到了高峰。其标志是中国僧人充分消化吸收了印度佛教的精神，并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创造了中国化的佛教流派。天台宗创生于隋，创始人为智■。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大一统局面，他们的宗教理论以调和南北宗风为特色，主张“止观双修”，“三谛圆融”。唯识宗由玄奘所创，是他从“西天”取回的真经。他们主要宣传大乘有宗的“万法唯识”说，并以此而得名。但由于他们坚持印度的烦琐哲学体系，不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所以数传而竭。华严宗因推崇《大方广佛华严经》而得名，是一个比较中国化的佛教流派。其实际创始人是中唐僧人法藏。他们主要宣扬“一真法界”、“六相圆融”、“四法界”、“十玄门”等佛教哲理，鼓吹只要转变思想方法，便可“流入菩提若海”，开悟成佛。华严宗的哲理，对中国哲学的发展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禅宗是彻底中国化佛教，自称得到了释迦牟尼的“教外别传”，可以使人“直证本心”，“顿悟成佛”。其实禅宗是中唐慧能和尚宗教改革的产物，一扫南北朝以来中国佛教广建寺院，大量译经，日趋脱离群众的倾向，所以得到了中国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欢迎。五代以后，禅宗加速发展，形成了临济、曹洞、云门、沩仰、法眼五家，禅宗已成佛教主流。入宋以后，佛教稳步发展，尤其是禅宗的前两家，流布天下，后三家则相继衰歇，时人有“临天下，曹一角”之论。由于禅宗是佛教与中国文化结合最好的宗派，所以发挥的实际社会作用也最大。天台，华严、律宗等勉维宗绪。唐代密宗也曾传入，但因与中国儒家注重家族伦理的传统相抵触，很快便失传了。隋唐僧人道绰、善导创立的净土宗，因宣扬只念阿弥陀佛名号便可往生西天净土，是佛教中的简单法门，深受广大没有文化的农民的欢迎。宋代以后成为天下共宗。中世纪的中国是亚洲最发达的国家，东亚文明的中心，佛教也由此向亚洲各地辐射。佛教在朝鲜的三国时期先后传入高勾丽、百济和新罗。到了新罗王朝时代，朝鲜僧人义湘入华学习，回国后开创华严宗。圆测从慈恩寺得窥基正传，回国创立唯识宗。高丽王朝时，义天来华留学，回国后创立东海天台宗。知纳开创曹溪宗，传禅宗法门。公元 11 世纪，高丽王朝刻印了《高丽藏》，成为佛教史上一件盛事。日本奈良时期，全面学习中国，派遣唐使到中国留学，也广泛地接触了佛教，回国后相继开创了所谓的奈良六宗（三论、唯识、华严、律宗、成实、俱舍）。平安王朝时，最澄来华学习，回国后传日本天台宗。空海到长安青龙寺修习密宗，开日本“东密”之先。这两派至今仍有传人。幕府时期，日本僧人不仅入华学习，而且开始创立日本宗派。亲鸾创净土真宗，一遍创时宗，日莲创日莲宗，这些日本化的佛教流派在日本影响更为深远。中国的佛教也曾传入越南，唐代无言通和尚创“无言通”派，宋代草堂和尚传“竹林禅”派，都有很大影响。中国中原佛教向周边少数民族的辐射，也是宗教传播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契丹人为主体建立的辽朝，以女真人为主体建立的金朝，以党项人为主体建立的西夏，都从唐、宋大量输入过佛教。另外，佛教从汉地和印度分别进入西藏，对藏族人民的文化发展起了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经“前弘期”和“后弘期”的艰难发展，佛教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藏传佛教。以上，简单罗列了世界三大宗教在全球各地流传的大致情况，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地方性宗教，在某些民族和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中国的道教、祆教、摩尼教，印度的印度教，本书也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此处不再说明。2．东西方宗教文化的特点及其比较宗教是世界中世纪文化的重心，尤其是三大世界性宗教，体现了当时人类文明的最高成果。三大宗教在将世界二分化，追求彼岸世界方面有共同性，无论是耶稣基督宣扬的天国，还是穆罕默德阐扬的天堂，或者是释迦牟尼开示的“涅槃”境界，都是超越现实的客观世界的。但是由于宗教的类型不同，而且其流行地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环境，因而所发挥的社会效果不同，产生的历史作用也不尽相同。限于篇幅，我们只能就宗教与政治，宗教与哲学的关系谈一点个人的见解。（1）宗教与政治在中世纪的西欧、中东和远东，虽然都是封建社会，但宗教组织在社会上的地位是不相同的，不仅直接改变了当时这些地区的社会进程，而且对近、现代仍产生着明显的影响。在西欧，西罗马帝国自身的腐朽和蛮族的入侵，揭开了欧洲中世纪的序幕。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西欧基本处于分裂状态，即使有几个大帝国曾经显赫一时，但其内部也分化成许许多多的封建领地。封建政权的分裂和弱小，反而使宗教组织显示出它的统一和强大。因而中世纪的基督教会成为最引人注目的社会力量，足以同王权抗衡，甚至在一定时期里支配各国王权。封建君主需要请教皇为自己主持加冕礼，以此显示职权的合法性。而教皇革除教籍的“绝罚”，可以迫使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跑到罗马城外的雪地里“赤足披毡”，恳求教皇的“宽恕”。可是西欧毕竟是有自身长期文化传统的国家，基督教虽然被定为国教全民信仰，但古希腊、古罗马民主、分权的历史传统还在，教皇也不能一手遮天。再加之教会内部又有不同的教派，世俗的封建统治者也会加以利用。因此亨利四世也可以通过对不同教派的支持废立教皇。在西欧中世纪，帝王迫使教廷几度搬迁，教权与王权的对抗成为中世纪欧洲政治史上的主要内容。这种情况为近代欧洲资本主义革命后建立以“三权分立” 为核心的分权体制提供了文化——心理基础。在中东，伊斯兰教产生之前，该地区基本处于鸿蒙未开的“蒙昧时代”，因此穆罕默德一旦创教，立即填补了社会政治、法律、道德、哲学、文学、艺术的一切文化空间。所以中东国家都是高度政教合一的，封建君主既是最高的宗教领袖，又是军队的最高统帅，还是最大的封建地主。无论是倭马亚王朝、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还是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其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都是不可丝毫动摇的。中世纪的伊斯兰教国家，政教合一水平最高，甚至伊斯兰教中的派别，也主要是因民族和政治利益的对抗而产生，很少是出于对宗教理论理解上的差异。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从秦、汉就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而且确立了儒学的独尊地位，主要以儒学为王权的合理性进行论证。因而各种宗教，无论是中国自生的道教、还是外国传入的佛教、伊斯兰教、祆教、摩尼教，都必须处于皇权至高无上的统治下，任何人不得与皇帝分廷抗礼。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教权与王权抗争的情况。佛教徒在其发祥地印度地位崇高，在家不拜父母，入国不拜帝王。但这一条在中国就行不通，经过一番辨论，和尚们还得把皇帝当成“当今佛祖”跪拜。在家里拜父母写进了王朝的法典，甚至见了封建官吏，也得屈膝相见。皇帝觉得宗教可以“阴翊王化”的时候就大力赞助发展，可是当他感到宗教“与民争利”，“与国争税”时，也可以用一道诏令 “灭佛”。东方这种教权屈从皇权，服务于皇权的情况，导致了东方社会君主专制势力的强大，缺乏民主制度发展的文化土壤，资本主义萌芽滋生的困难。（2）宗教与哲学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中世纪宗教与哲学关系的不同，导致了近、现代东西方思维方式的重大差异。在西欧，基督教被定为国教以前许久，就已经有发达的古希腊和罗马哲学。从公元前六世纪的米利都学派开始，哲人们惊异于大自然造化之神奇，便沉迷于探讨世界本原的形而上学研究。当基督教成为全民族的宗教信仰以后，这种思维的习惯倾向并未根本变化，追寻自然本原的形而上学冲动转化成了研究上帝存在的热情，用自身本有的哲学来论证外来的宗教。而形上、形下界线分明的思维定势，演绎成了探讨一般与特殊，名词与实物孰真孰假的争论。欧洲中世纪有发达的经院哲学，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议，以一种曲折的形式，使古希腊文化传统和希伯莱文化传统得到了结合，造成了欧洲哲学形而上学领域发达的特点。在中东，伊斯兰教几乎是创生在“蛮荒”的土地上，穆罕默德不仅吸收了其它宗教的信仰和仪式，而且也吸收了那些包含在宗教形式里的，其它民族的先进文化。所以伊斯兰教可以说占满了穆斯林社会生活的一切空间，从婚丧嫁娶到财产继承，从经堂教育到日常起居，从诉讼程序到罪犯惩罚，……伊斯兰教义几乎是无所不在的。尽管随着伊斯兰教势力的扩张，穆斯林帝国的范围远达南欧，一批阿拉伯思想家继承了古希腊哲学的优秀遗产，并曾对欧洲经院哲学的发展有所影响，但在伊斯兰教内部却从未产生过具有较大影响的宗教哲学流派。在整个中世纪，信仰淹没了理性，未能产生具有世界范围影响的哲学体系。在中国，古老的儒家哲学一直是宗法等级社会最好的思想武器，然而儒家思想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着内在的缺陷，即长于伦理而拙于思辩，宇宙生成论不完整。佛、道二教恰恰是在这个领域里发挥了填补空缺的作用，所以说中国是用外来的宗教弥补自身的哲学。平心而论，佛教的理论体系缜密严整，非儒家所可比拟。但儒学早已根深蒂固，深入人心，有着不可替代的政治优势，所以三教冲突，三教融合的结果不是佛化儒学，而是儒化佛教。中国人用自己固有的天人合一、本末一致、体用无间的思维定势重新整理了佛教，五位百法、四分、三性的分析哲学被淡化、忽略了，而佛性问题则被凸显了出来，讲究“明心见性”， “顿悟成佛”的中国化佛教——禅宗成了佛门正统。印度的佛教哲学被中国人充分消化了，思维方式仍然是形而上、下不分，注重实用理性，人生哲学发达是中国哲学的特色。二、基督教东西两派——希腊派和拉丁派的对峙1．东西两派的历史沿革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1）东派希腊教会和西派拉丁教会很早以来，由于政治区划和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差异，罗马帝国全境事实上一直分为东西两部分。早在希腊化时代，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为建立世界帝国，东征叙利亚、埃及、巴勒斯坦、小亚细亚、伊朗等地，在这些地区普遍推行统一的希腊语言，贯彻希腊精神，采用希腊生活方式，使大片土地在文化上希腊化，形成了许多希腊化国家。在此之后，拉丁人建立了罗马帝国，用武力征服了东部地区，建立起政治统治，但并没有能够从文化上征服已被希腊化的东方。公元 4—5 世纪以后，罗马帝国东部的希腊化进程更加加剧，使东西方差异日益明显。公元 330 年，罗马大帝君士坦丁为了有效地控制帝国东部，迁都拜占庭，改名君士坦丁堡，也称“新罗马”或“第二罗马”。从此，帝国逐渐明确地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西部以罗马为中心。君士坦丁去世后，帝国东西两部分分别由两个儿子统治，395 年，东西罗马帝国正式分立。随着 5 世纪末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东西两部分更加脱离。至 7 世纪伊斯兰教的崛起和入侵，进一步使东西方在政治和疆界上划清了界限。伴随着东罗马帝国的希腊化进程，西罗马帝国则逐渐摆脱了希腊化影响，在西部地区开始了日益拉丁化的过程。从 3 世纪以来，西罗马帝国经常受到北方蛮族的不断侵扰，与此同时，也就开始了彼此的接触和交流，蛮族人不断地被先进的拉丁文化所同化。当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蛮族人在罗马废墟上建立起一系列封建国家，进一步加速和扩大了拉丁化，使西部与东部更加脱离，不仅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而且在语言、习惯、生活方式等文化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差异。随着以后的发展，东方与西方日益成为两个部分。与罗马帝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分为东西两部分相适应，　基督教在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东西两派。西派以罗马教会为中心，东派起初以亚历山大里亚、安提阿和耶路撒冷三大教会为中心，以后随着东西罗马帝国的分立，君士坦丁堡成为东都或政治权力中心，君士坦丁堡教会便逐渐居于东派教会的首位，与西部罗马教会相对峙。与帝国东部的希腊化过程相一致，东部教会也经历了一个希腊化过程。在希腊文化和拜占庭文化的影响下，东派教会形成了一些不同于西派教会的东方特色。在神学思想上，东派教会受希腊哲学传统的影响，倾向于用哲学观点看待基督教，比较注重带有思辩色彩的三一论和基督论。在教会的组织制度方面，不存在罗马教会和教皇那样的统一中心和首脑，受制于皇权政治，具有依附性。在宗教礼仪和节日方面，形成了一套比较严格的体系，对外在礼仪上的重视更甚于西派教会。宗教气氛浓厚，宗教生活带有神秘性。由于东部地区通行希腊语，所以东派教会又称“希腊教会”。随着帝国西部的拉丁化，西方基督教也日益拉丁化。4—5 世纪时，拉丁语已完全取代希腊语，成为西方教会的官方语言。由于西部地区以罗马为中心，通行拉丁语，所以西派教会又称“罗马教会”或“拉丁教会”。拉丁教会受罗马法学传统的影响，倾向于从法学角度看待基督教，福音书主要被视为一种新的律法。因而，罪与恩、意志自由和教会问题成为神学的中心思想。罪与恩的思想与坚强有力的教会组织相结合，使西方教会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控制较东方教会强得多，西派教会的权力较东派教会也大得多，经常出现教权与王权之争。在宗教礼仪方面也不似东派教会那么严格。东西两派教会为争夺基督教会首席地位所进行的长期斗争，构成了中世纪基督教史上的一个重要内容。（2）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从公元 5 世纪开始，西罗马帝国的奴隶制统治已处于摇摇欲坠的危机之中。残酷的统治压迫，无休止的征敛，贵族奴隶主穷奢极侈的腐化生活和下层百姓的困苦，使得罗马帝国陷入万劫不复的罪恶深渊。在这种背景下，境内，以基督教异端形式出现的人民起义不断发生；境外，衰弱的帝国也已无力抗击蛮族的不断入侵。而不堪忍受帝国统治的奴隶、农奴，甚至小农和平民不仅不愿抵抗外敌，而且还抱着欢迎态度，希望接受他们的统治，以改变自身的困境。因此，当汪达尔人由西班牙进入北非时，当地居民拒绝总督的抵抗命令，与他们联合起来发动起义，消灭了当地的罗马统治者，解除了身上的全部债务束缚。在蛮族入侵的其它行省里，都发生了类似的行为。而此时的罗马军团已彻底腐化堕落，无力反击，帝国的皇帝也成了蛮族雇佣军的傀儡，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势成必然。公元 476 年，帝国皇帝罗慕洛被雇佣军首领奥多亚克废黜。于是，在蛮族入侵和人民起义的内外交困的打击下，西罗马帝国终于覆灭。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在西欧政治史上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它标志着旧世界的告终和新世界的到来，从此西方进入了中世纪封建时代。相比之下，对于基督教本身的发展而言，西罗马帝国灭亡这一事件所具有的意义显得并不那么重大。因为蛮族人虽然把罗马帝国的文明变为一片废墟，却唯一把基督教继承了下来，使它在整个中世纪的文化领域占据统治地位。所以，不仅东方基督教的发展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而且西方基督教的发展也未导致根本的或重大的变化。不过，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为西派教会的发展壮大也提供了可乘之机。起初罗马教会感到茫然无措，继而便利用混乱无主的局面，趁机扩充权势，发展势力，提高了主教的地位，扩大了基督教的疆界，使罗马教会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导致以后几百年之久的教权与王权互相争雄，这种情况在一直受强盛的皇权控制的基督教东派历史上是不存在的。同时，由于罗马教会忙于争权夺势，致使在长达几个世纪的过程中，教会的组织制度得到了发展和完善，而在神学理论方面却无甚创造性建树，基本上是沿袭公元 5 世纪初在与佩拉纠主义论战中形成的奥古斯丁的神学体系，直到 13 世纪托马斯主义兴起，奥古斯丁主义一直占据统治地位。2．西方基督教在蛮族中的传播活动（1）在不列颠诸岛的传播活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蛮族人在罗马废墟上建立起一系列国家，这时的东罗马帝国乘机试图控制西部教会，这促使罗马教会开始面对和承认现实，暂时放下与东派教会的首席之争，转而开始向蛮族人传教，试图通过积蓄力量，扩充实力，把教会的根基建立在蛮族社会中间，以待重振西派教会，再图与东派争雄。于是，罗马教会向蛮族统治地区派出传教士，开始了基督教在西欧乃至北欧的传播活动。事实上，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前，罗马教会的传教活动已经在某些地区展开，侵入西罗马帝国的一些蛮族在此之前也已经接受了基督教，这对于罗马教会进一步广泛的传教活动，无疑是有利的。大不列颠诸岛是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的一个边远省份。公元 432 年罗马教会任命帕特里克（389～461）为传教主教去爱尔兰传教。他积极活动，建立教会，设置教区，使爱尔兰各地接受了基督教。帕特里克死后，爱尔兰教会已发展成一套以修道院为中心的教会体制。各地普遍建立的修道院既是教牧中心，也是学术教育中心，培养了一大批博识热情的传教士，散布到苏格兰、英格兰以及欧洲大陆，推动了基督教的传播。基督教在苏格兰的传播起始，至今仍未有定论。一般认为是公元 490 年，一些爱尔兰人迁徙到苏格兰北部，在那里建立了达尔里阿达王国，并带去了基督教。在苏格兰的传教事业上最有成就的传教士是科伦巴（521—597），他出身于爱尔兰的名门望族，是克罗纳的费尼恩的学生，在爱尔兰时已是著名的隐修士，创建了好几所隐修院。563 年他与 12 名伙伴在国王保护下到苏格兰传教，于艾俄那岛建立一所负有盛名的修道院，以此为基地向苏格兰土著居民皮克特人传教，使其信奉了福音。象爱尔兰一样，苏格兰的基督教机构大都是隐修院式的，不设主教管区，甚至主教们都要受制于隐修院院长。爱尔兰人的传教活动也发展到英格兰。公元 634 年在诺森伯利亚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中首先出现了一批基督徒。一位从苏格兰艾俄那岛隐修院来的修士艾丹在英格兰北部的林迪斯法恩岛建立了一座新艾俄那修道院，成为英格兰的传教中心。他死后，他的伙伴继续这一工作，使传教活动超出了不列颠岛进入欧洲大陆。其中著名传教士有爱尔兰著名的班戈隐修院修士小科伦巴，他于 585 年率 12 名隐修士从班戈出发到勃艮第的阿纳格雷定居，创建了吕克瑟伊隐修院。后在瑞士和意大利北部传教，614 年在亚平宁山中又创建了傅比奥隐修院。与此同时，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一世在传教热情的驱使下，派传教士来到英格兰。596 年隐修院院长奥古斯丁率领一批隐修士组成的远征军离开罗马来到英格兰，他们对当时在英格兰传播的“爱尔兰式”基督教表示了异议，于是双方就复活节、洗礼仪式、教区制度等问题发生争论。罗马教会认为这些问题关系到它的统辖势力范围和基督教的正统性问题，因此，不惜同爱尔兰式的基督徒做坚决斗争。664 年奥斯威国王在惠特比召开宗教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终决议承认罗马教会的最高权威。 668 年罗马宗主教任命狄奥多尔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使原爱尔兰修院的学术传统和某些礼仪与罗马教会的基督教渐渐融合。许多教会史著作认为，英格兰基督教是罗马教会的组织制度和爱尔兰传教士的献身热情与学术热情相结合的产物。至此，罗马教会的势力在英格兰站稳脚跟。公元 8 世纪初，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教会也先后承认了罗马教会的最高权威。（2）在欧洲大陆的传播活动5 世纪后半叶，法兰克人逐渐占领了高卢北部。5 世纪末，克洛维（481 —511）逐渐统一了各部落。496 年，克洛维皈依罗马教会，并下令全体士兵受洗入教，成为日尔曼各族中最早皈依罗马教会的民族。在罗马教会的支持下，克洛维进一步扩张势力，并与信奉基督教阿里乌派的日尔曼人进行战争。507—510 年从西哥特人手中夺取大片土地，建立了墨洛温王朝。511 年克洛维命令召开奥尔良宗教会议，会上制定的宗教法规被认为具有国家法律的性质。在克洛维的支持下，基督教很快成为墨洛维王朝的国教，克洛维死后，继任者继续扩张领土，积极推广罗马基督教，到 6 世纪中叶法兰克已成为西欧最强盛的国家。为使基督教成为统治的精神支柱，法兰克王国赋予教会大量特权。为此，549 年召开的奥尔良宗教会议规定，法兰克国王有任命主教的权力，主教有权修改法官判决和处分犯有读职罪的法官，教会的产业永属教会并全部免税等。享有特权的教会势力日益膨胀，到 7 世纪初已成为法兰克王国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取得了一系列权利，法兰克王国的法律实际上成为国家法与宗教法合一的产物。随着教会在统治集团中的地位不断上升，造成了教会与世俗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正是由此开始，孕育了以后长达几百年的“主教叙任权之争”或教权与皇权之争。7 世纪后期，墨洛温王朝衰败，加罗林王朝兴起后，继续展开传教活动，积极支持传教士向日尔曼和尼德兰传教。最著名的传教士有向尼德兰传教的威利布罗德（约 657—739）和向日尔曼传教的卜尼法斯（680？ —754）。卜尼法斯受到两任教皇格列高利二世和格列高利三世的赏识，被提升为大主教。他在德国的传教获得巨大成功，但在尼德兰的传教收效甚微。他毕生从事加强教会秩序和纪律的事业，提高了教皇权威，巩固了教会地位。他与查理、马太两位继承人的合作，为法兰克王国和教皇联盟铺平了道路。在法兰克皈依基督教的影响下，信奉基督教异端阿里乌主义的其它日尔曼部落，如勃艮第人、西哥特人、伦巴德人等，6 世纪相继皈依了罗马教会，而汉达尔人和东哥特人的王国则被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消灭。另外，从 9 世纪开始，罗马教会在丹麦、挪威、瑞典等北欧地区，以及波希米亚（捷克）、匈牙利、波兰等东南欧各地区也相继展开了传教活动，建立了教区和教会，使基督教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基督教传教士在蛮族王国中的传教活动，使处于原始状态的蛮族人受到文化启蒙，逐步走向文明或成熟，也使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由浅入深地在蛮族中得到传播和接受，对以后西欧文化的继承和复苏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如果简单地认为这一时期是“中世纪的黑暗时期” 和“文化倒退”，甚至归咎于基督教会，是有失全面性和科学性的。而基督教在西欧地区得以传播，也有其社会基础。处于现实苦难中的群众需要宗教的虚幻解脱，统治阶级需要宗教做统治的精神支柱，统治者自身也有困惑和苦难，也需要宗教信仰，这一切都使基督教的传播得以实现。当然，另一方面，基督教在中世纪的传播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也是毋庸置疑的。（3）格列高利一世振兴西派教会的活动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大约经过一百年的时间，西派教会开始振作起来，而此时的东方拜占庭帝国却四面碰壁。于是，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一世趁机开始了摆脱拜占庭帝国控制，振兴西派教会的活动。格列高利一世（约 540～604）在教会史上被看做为首先将奥古斯丁的神学理论付诸实践的一位罗马教皇，与安布罗斯、奥古斯丁、哲罗姆齐名并列为拉丁教会博士。他出身于罗马一个基督徒参议员家庭，573 年由拜占庭皇帝查士丁二世任命为罗马执政官，第二年弃官退隐，进入圣安德烈修道院当修士，并捐献全部家产给修道院办慈善事业。579 年作为教皇佩拉纠二世的使节出使君士坦丁堡，7 年后回到罗马任圣安德烈修道院院长，590 年被选为教皇，成为获得教皇职位的第一位修士。此时的罗马正面临着伦巴德人的威胁，而查士丁尼皇帝对意大利的控制已经减弱，格列高利便成为抗击伦巴德人入侵的领袖。他领导罗马人或用武力与之对抗，或用金钱与之媾和，保卫了罗马城免遭沦陷。同时，他还与帝国钦使周旋，通过巨大的努力，终于取得了管理罗马的宗教、军事、政治、财政等大权，并逐渐扩大了管辖范围，成为当时意大利最有威望和权势的人。在此基础上，他拒绝承认君士坦丁堡牧首具有 “普世性”，相反强调罗马教会的普世性，使东西派争夺基督教首席地位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为了加强实力，格列高利一方面在经济上施展各种财政手段，牢牢掌握住罗马教会分布在各管辖地区的教产，大大增加收入，不仅维持了教界生活，而且供给罗马人民，加强罗马防务，举办各种慈善事业，为教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又整顿教会组织，推行修道院制度，严格教规，改革教会仪式和教堂音乐。他同法兰克国王签定友好条约，在国王支持下，改革教会弊端。596 年遣修道士去不列颠传教，为罗马教会的发展建立了殊勋。在神学思想上，格列高利主要从教会论角度阐述奥古斯丁主义，被认为是把奥古斯丁介绍给中世纪的人。不过，他比奥古斯丁更注重神迹、天使、魔鬼、炼狱等观念。他不象奥古斯丁那样强调“预成论”而是主张得救既靠上帝恩典或基督救赎，也要靠个人善功。主要的善功在于履行教会圣事。在这方面，教会有许多办法予以帮助，圣餐是最主要的一项。圣徒也有救助作用。没有成就善功而获得补赎的人，只有到“炼狱” 接受洗炼。东派教会则认为灵魂在炼狱可以通过祈祷和献祭而得救。炼狱思想成为两派争执的主要问题之一。格列高利是中世纪西派教会史上的“第一个重要的罗马教皇”，有 “中世纪教皇之父”的称号。他的一系列建树和工作使西派教会重新振兴起来，对以后西欧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西方教会的发展正是沿着他所指出的方向进行的。（4）隐修主义与本尼狄克修道制度的建立隐修主义或修道主义发源于早期基督徒的禁欲主义生活。据教会史记载，埃及的安东尼（约 250—356）是基督教修道主义的创始人。大约 315—320 年间，埃及的帕科米乌（约 292—346）不满意分散的修道生活，于塔贝尼希创建了第一座基督教修道院，并建立了一套修院制度。安东尼的独居隐修和帕科米乌的集体隐修在埃及并存发展，并传到帝国其他地区。凯撒利亚主教巴西略（329—379）继承了帕科米乌的传统，形成小亚细亚的隐修主义，建立了“巴西略修院制度”，对基督教东派教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以后东派教会的修院制度基本上是沿袭巴西略主教所规定的一套方针。西派教会的修道主义是由东派教会的亚历山大里亚主教亚大纳西（约 239—373，又译阿塔纳修）传入的。由于哲罗姆、安布罗斯、奥古斯丁的榜样和提倡，到公元 4 世纪中叶以后，独修和集体隐修二种隐修制度在整个西部地区确立起来。意大利维尔色里主教优西比乌（？— 371）最先在所辖教区内，要求神职人员过隐修生活，以后逐渐成为制度，改变了隐修主义原有的与东部一样的平信徒特色。西部的隐修主义长期处于混乱状态，各隐修院都有独立规章，纪律松弛。西派教会的隐修士本尼狄克（480—547）对此进行了一场重大改革。他于 529 年在卡西诺山上建立了本尼狄克修道院，形成了“本尼狄克修道制度”，对西派教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派教会的修院制度是以本尼狄克修道制度为样板的。本尼狄克制定了严厉的《本尼狄克会规》，禁欲、安贫、听命是其核心内容，救赎论是其神学理论基础。本尼狄克会规规定，修道院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教会据点，全体修士必须绝对服从修院院长，礼拜是修士的首要职责，劳动和读书也受到重视。要做修士必须经过一年修道生活的考验，一旦发了“绝色、绝财、绝意”的“三绝”誓愿，终身不得翻悔。本尼狄克会规为修道生活规定了 72 条准则，其修道制度比东派更为严格，它要求所有神职人员都须奉行禁欲、苦修、献身上帝，而东派教会只要求主教和主教人选严格过修道士的生活，这是东西修道制度的一个重要差别。另外，约 7 世纪以前，与本尼狄克制度并存的还有一种注重神秘主义和苦行，不注重纪律的“凯尔特隐修主义”，其特点是实行修院院长世袭的氏族制组织形式，在不列颠盛极一时。后来罗马教会控制了不列颠，该修院也采取了本尼狄克制度。本尼狄克修道制度和修道院到查理曼时代，由于皇帝的支持，获得了普遍发展，其经济实力也相当雄厚，对于查理曼大帝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3．《赫诺肯提谕》和查士丁尼一世前后的东派教会（1）《赫诺肯提谕》公案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和主教们起初还想着把罗马教会从“蛮族”和“异教徒”手中解救出来，但很快便开始实施统一教会，取得教会首席地位的战略计划。482 年东罗马帝国皇帝芝诺（474 —491 在位）为了结束东派教会各派之间围绕 451 年查尔西顿公会议决议形成的分裂局面，并对西派教会采取压迫性攻势，发布了《赫诺肯提谕》，也称《合一谕》。《赫诺肯提谕》表面上尊重查尔西顿公会议决议，但实际上取消了基督“神人”二性说，对一性论派作了让步，这遭到西方教会的诅咒。484 年罗马教皇斐理克斯二世（483—492 在位）指控《赫诺肯提谕》的起草者，君士坦丁堡主教阿卡西乌为异端，予以“绝罚”，革除教籍，宣布断绝与东方教会的联系。对此，阿卡西乌坚决拒绝。从此，东西教会在 36 年间几乎断绝了任何往来。《赫诺肯提谕》公案被称为东西教会史上的第一次分裂，史称“阿卡西乌分裂”。这次公案不仅使东罗马帝国皇帝压迫西方教会就范的目的遭到失败，而且使缓和东派教会纷争，特别是缓和一性论派的不满情绪的企图也未实现。亚美尼亚、埃及、叙利亚的一性论派教会无视《赫诺肯提谕》，继续反对查尔西顿公会议决议，在政治上也积极谋求摆脱东罗马帝国皇帝的控制，分裂倾向更加严重。（2）查士丁尼一世与东派教会的繁荣《赫诺肯提谕》公案之后，东西两派的分裂局面持续了 36 年。519 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一世（518—527 在位）继位后正式重申确认查尔西顿决议，宣告了两派分裂历史的结束。但这样虽缓和了东西方矛盾，却使君士坦丁堡与埃及、叙利亚教会的关系更加疏远。但尽管如此，东派教会在皇帝支持下，不仅得与罗马教会相对抗，取得了种种经济和宗教特权，而且得以在安定的环境中继续保持用希腊哲学研究神学理论的传统，从一定程度上成为希腊文化的保存者和传播者，同时也使皇帝对教会拥有无上权威的罗马帝国传统保持下来，这又进一步导致东西派之间的差异和裂痕日益增大。在帝国实力的支持下，东派教会积极开始了与西派较量、谋求基督教首席地位的兴盛时期。527 年查士了尼一世（527—565 在位）继位，开始了恢复罗马帝国的伟业。他在军事和政治上取得了显著成功，562 年建立了对整个意大利的统治。在控制教会方面也远胜罗马其它皇帝。帝国的强盛带来了东派基督教发展的繁荣。查士丁尼一世积极支持东派教会，给予种种赏赐和特权，建造了许多雄伟的教堂，其中有著名的君士坦丁堡圣索菲娅大教堂。529 年他主持编订了《查士丁尼法典》，在有关基督教方面，规定了皇权与教会的关系，以法律形式赋予修院和修士以特权地位，这时的东派教会实际上已成为国家的一个部门，宗教异端受到了空前的压制和迫害。查士丁尼一世本人也是个杰出的神学家，为统一纷争，缓和东派教会内部和东西两派之间的冲突，他采取一种新的宗教政策，试图建立一种为多方面接受的正统神学思想。他用亚历山大里亚西利尔派的正统神学来解释查尔西顿信经，既肯定了信经本身，不致开罪西方教会，又使对信经的解释与安提阿派或聂斯托利派无关系，无矛盾，同时缓和一性论，还使得东方大多数正统派教会感到满意。为此，他采用了“上帝受苦”的说法来阐明三位一体中有一位在肉身受苦的意义。同时，他还运用政权强制贯彻他的神学主张，544 年召开了著名的“三章”辩论会，谴责了三位主教坚持基督二性论的三篇文章。533 年又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第 5 次主教公会议，结束了“三章”案的争论，通过了“上帝受苦”说，并规定君士坦丁堡牧首区高于罗马教会。这些主张得到了东派正统教会的支持，而罗马教皇维吉里（537—555 在位）虽然对会议不满，但迫于意大利在皇帝的征服统治下，教权受制于皇权，不得不予以接受。查士丁尼在位期间，对罗马教皇颐指气使，随意操纵主教人选，并把属于罗马教会管辖的一些地区赏赐给东派教会，大大增强了东派的威势，而压抑了西派的气势，由此而在两派之间埋下的仇恨，随着以后西派渐渐强壮而爆发出来。此外，会议后一性论派的离心倾向也更为严重了。查士丁尼一世去世后，帝国开始告别辉煌，走向衰落。（3）东派教会基督论争的继续自从 3 世纪中叶拉丁教父德尔图良提出“三位一体”说这一基督教正统教义的核心信条以来，如何解释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道成肉身的圣子基督的神性与人性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神学争论的一个中心问题。在这方面，西方的神学思想远不如东方深刻，但却较为统一，基本上确立起在基督里存在着完整的神性和人性的概念。而东方神学深受希腊哲学的影响，对此进行了长期不休的理论争执，致使东方教会陷于分裂状态，并因此经常与西方教会发生神学冲突。东方教会在基督论上的分歧由来已久。公元 4 世纪时有强调基督人性的阿利乌派，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主教公会议上与所谓正统派之间展开激烈论争；有强调基督神性的阿波利拿派，遭到安提阿派和第二次主教公会议的谴责。公元 5 世纪又有抨击阿利乌派基督一性论，坚持基督二性二位论的聂斯托利派，受到第三次大公会议的谴责；还有反对聂斯托利派的基督一性论派，这些派别均被视为异端。5 世纪中后期，基督一性论派与正统派之间展开激烈论争。正统派教义主张，基督里既有神性，又有人性，人性与神性结合在一个位格里。而基督一性论则认为，主张基督里具有神人二性将导致基督二元论。它强调基督统一性，认为基督的神性与人性结合后，人性消融在神性里，因此基督只有一个本性，即神性。查尔西顿第四次大公会议谴责了基督一性论，在《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查尔西顿信经》确认，基督里具有同等完整的神性与人性，与圣父同体，与世人同体。神人二性互不混淆，结合于一个位格，一个本性之中。这在教会史上被认为是对基督论问题的正统解决，在混乱的神学领域里确立了教义的一个规范，然而，会议之后，基督论争并未平息，基督一性论继续反对查尔西顿决议，与正统派之间的对抗更加激烈。查士丁尼一世召开的“三章”辩论会和第五次大会会议试图安抚一性论派的目的仍然落空。到 6 世纪末，基督论争已造成东方教会的四分五裂，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耶路撒冷和安提阿四大中心分庭抗礼，聂斯托利派和一性论派则分裂出去成为独立教会。7 世纪时基督论争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这时，基督神人二性之争已转化为基督神人二志之争，即：基督具有神人两种意志，还是只具有一种神的意志。638 年拜占庭皇帝希拉克利厄斯（610—642 在位）发布《希拉克利厄斯敕令》，肯定基督只有一个意志。641 年教皇约翰四世（640 —642 在位）将之斥为一志论异端。648 年君士坦斯二世（642—668 在位）发布《诏示》，禁止讨论基督有一个或几个意志的问题。教皇马丁一世（649—655 在位）利用这种局势，于 649 年在罗马召开宗教会议，宣布基督里存在两个意志，即人的意志和神的意志，并且不仅谴责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吉尔吉乌斯及其它宗主教，还谴责了《希拉克利厄斯敕令》和《诏示》，企图由此推动关于基督意志的解释与西方关于基督一位二性的解释相一致，并伸张教皇在东方的权威。后被拜占庭皇帝逮捕放逐。 681 年君士坦丁四世（668—685 在位）与教皇阿加托（678—681 在位）谈判后，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第六次大公会议，会议确认基督里有两种意志，二者互不矛盾，只是人的意志顺从神的意志。这次会议是继尼西亚和查尔西顿两次公会议之后，西方教会在神学主张上第三次战胜分裂的东方教会。至此，基督论争基本上宣告结束。长期以来的基督论争给东方教会和帝国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不仅致使东方教会在 6 世纪末就已四分五裂，而且由于基督论争中的异端迫害，造成了埃及和叙利亚地区对君士坦丁堡统治和教会的强烈愤怒和离心倾向，成为后来被崛起于 7 世纪的伊斯兰教迅速征服的重要根源。作为第五、六次公会议的完成，692 年查士丁尼二世（685—695，704 —711 在位），又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了“五六会议”，与会者全是东方教会的主教。会议确认君士坦丁堡与罗马主教区享有同等特权，规定了几条与西方惯例相抵触的新法规，这又进一步加深了东西教会之间的裂痕。此后，东西两派继续相互争雄，终于导致最终的分裂。三、从查理曼加冕称帝到东西两派的正式决裂1．西方教会的发展壮大（1）教皇国的出现、查理曼称帝与西派教会的中兴自从克洛维建立了墨洛温王朝以后，法兰克王国成为西欧最强大的国家。公元 751 年，掌握法兰克王国实权的墨洛温王朝宫相矮子丕平发动宫廷政变，把国王基勒得利三世逼进圣梅达尔修道院，自己当上了法兰克王国的国王，从此结束了墨洛温王朝的统治，开始了加罗林王朝时期。751 年伦巴德人从皇帝手中征服了拉文纳，正在步步进逼罗马。而当时的罗马教皇实际上已背叛了君士坦丁堡统治者，在这种形势下，教皇必须另寻保护人以对抗伦巴德人，于是，他转向了法兰克人。在丕平当上国王之后，罗马教皇斯蒂芬二世（752—757 在位）亲自前往巴黎为他举行加冕膏立礼仪式，封他为“罗马人的行政官”，这表明他是上帝拣选的国王，王权是神赐的，从而改变了以往由各个部落推举法兰克国王的传统，同时也使基督教真正成为法兰克王国统治的精神支柱。丕平为了酬答教皇的支持，于 754 至 756 年间两次出兵远征意大利，迫使伦巴德人放弃拉文纳总督区和罗马地区的占领地，并把拉文纳总督区及彭塔波利斯赠给罗马教皇，史称“丕平献土”，这就是“教皇国”的诞生，教皇的世俗君主权由此形成。而当时的罗马虽在形式上仍属拜占庭皇帝管辖，但事实上早已是教皇的领土。教皇既是宗教领袖，又是世俗君主，从此权势大增，而教皇为丕平加冕之举则成为中世纪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影响深远。这意味着教皇具有废立皇帝之权，为日后教权与王权之争以及重建罗马帝国埋下了根由。768 年矮子丕平去世，王国分给两个儿子：查尔洛曼和查理，兄弟间的内讧随之而起。771 年查尔洛曼去世，查理从此开始了大一统的统治。他积极利用基督教会向外扩张，用火与剑把法兰克王国的版图扩大到包括现在的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半个匈牙利、大半个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东北部，较之其父统治时期的疆土扩大了一倍多，使王国成为西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最接近于帝国的国家。因此在西方民众的心目中被视为罗马帝国在西方的复兴。世人加于他名字上的头衔“伟大的”一词并入名中，称他为“查理曼”，曼即伟大之意。在基督教的扩张方面，查理曼还征服了萨克逊人，为整个西欧基督教的发展带来了永久性利益。为加强统治，查理曼在广大的占领地大量兴办修道院，完善教区组织机构，培养具有一定文化的神职人员，这些措施同时也大大推进了西方教会的发展，使西方教会重新确立起实现多年追求的基督教首席地位的雄心。因此，罗马教会也一再宣扬法兰克王国的伟业和罗马帝国的再现。公元 799 年罗马教皇利奥三世（795—816 在位）遭到反对派攻击，逃出罗马城，向查理曼求援。800 年查理曼率军进入罗马，使利奥三世重登教皇宝座。800 年圣诞节时利奥三世在圣彼得教堂把罗马皇帝的冠冕加在这位法兰克国王头上，赋予他奥古斯都的伟大继承人的地位，这一举动博得了罗马和西方民众的普遍称赞。于是，查理曼成为罗马人的皇帝，法兰克王国成为查理曼帝国。这一封立事件进一步确认了罗马教皇的神权地位，确立了教会和国家是同一盾牌的两面的思想，导致整个中世纪长期进行的教权与皇权之争。与此同时，西派教会由于有了强大的帝国做后盾，由此也开始了它的中兴时期，在与东派教会的斗争中开始占据优势地位。并且由于查理曼帝国强大的军事力量，西派教会也得以避免遭受穆斯林大军的进攻。查理曼统治时期，皇帝控制着罗马主教的入选和主教的任免权，掌握着召开和主持宗教会议，颁布宗教法规，操纵教会事务的权力。查理曼亲自主持过 16 次宗教会议，会议决议均以皇帝“敕令”的形式公布。他要求主教和修道院长应按所辖教区和修道院规模大小及财产多少，为法兰克王国军队出人出钱，还把居民向教会交纳的“什一税”定为法律。他还对教会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把久已废弃的省主教区制度重新确立起来。这些省主教后被称为大主教，对所辖区内的主教拥有裁决和惩治权。在查理曼大帝的积极支持下，西派教会得到了迅速发展。随着查理曼帝国的强大，文化学术事业也获得振兴。为提高帝国的学术水平，查理曼从西欧各地笼络人才。他任用阿尔琴（约 735—804）为主要文化顾问，兴办宫廷学校，修院学校和图书馆，组织人力大量抄录古典文献，从当时西欧文化最发达的爱尔兰修院中聘请一批学者到学校任教，开设语法、修辞、逻辑、几何、算数、天文、音乐七门课程，也称“七艺”。查理曼的努力使在蛮族入侵中遭到破坏的欧洲古典文化得到一定复兴，史称“加罗林文化复兴”（查理的拉丁文为 Carolinus，故有“加罗林王朝”和“加罗林文化”之称）。随着学术的发展出现了神学争论。西班牙有两位主教宣讲基督嗣子论，认为基督就神性言是上帝之子，就人性言不过是上帝嗣子。对于这种看法，查理曼于 792 和 794 年分别在雷根斯堡和法兰克福领导召开了两次宗教会议予以谴责。同时，在“和子”句问题上，西派教会与东派教会展开神学论争。这一论争实际是东西两派在争夺基督教首席地位问题上的神学表现。早在公元 5—6 世纪间，在西派的西班牙教区的弥撒中，便已出现将信经中“圣灵来自圣父”一句念成或写成“圣灵来自圣父和子”的情况。不久，这个在教会史上被称为“和子”句的信经就在西派教会中流行开来，这引起东派教会的愤慨，认为是对正统信仰的篡改，与福音矛盾。为此，拜占庭皇帝利奥三世下令，做了两个刻有《尼西亚信经》的银牌，置于罗马使徒彼得的墓上。而查理曼大帝则于 809 年召开的亚亨宗教会议上，下令将“和子”句加入《尼西亚信经》中。857 年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牧首佛提乌（810—895）将“和子”句列为西派教会的五大谬误之一。以后，两派教会在“和子”句问题上继续争论不休，也是导致最终分裂的一个原因。此外，在基督教的信仰中，行“圣餐”所领受的圣体一直被认为是救世主的圣体血。那么，基督的身体与血究竟是如何体现在物质中的呢？这一问题是几个世纪中神学研究的主题。这时期的西派教会在这一问题上又出现了新的争论。831 年法兰克帝国神学家巴斯迦修·拉德伯图著文《主身与血》，提出“变质说”。认为饼与酒献给主后，便在实质上变成了基督的肉与血。其他一些神学家则坚持奥古斯丁的传统理论，反对变质说。11 世纪时变质说被西派教会定为正统理论，反对此说的著名神学家贝伦加尔被迫放弃自己的见解，并做了忏悔。同时，在告解圣事方面也出现了有关“忏罪”问题的新教规。而东派教会有关对圣餐性质的正统理论，则是由大马士革的约翰（约 675—749）的“物质变化说”确立的。（2）教权与皇权力量的消长变化查理曼死后，帝国迅速衰落。其子“虔敬者”路易（814—840 在位）无能继承他的伟业。路易死后，三个儿子洛泰尔（843—855 在位）、路易（843—875 在位）、“秃头查理”（343—877 在位）于 843 年订立凡尔登条约，瓜分了帝国。这一条约通常被视为法德两国分立的起点。帝国的分裂导致无力抵御外敌入侵，封建主义迅速发展，各地发生争权内战。教堂和隐修院大多成了地方贵族的猎取对象，隐修院院长和主教同各地堂区神父一样由世俗权力所控制，神学论争和学术生活也逐渐凋落下去了。然而，查理曼帝国的崩溃在法国教会中却导致一部分人向教皇寻求统一和希望，试图通过提高教皇权威来遏制世俗权贵和大主教控制教会，以维持教会统一。于是，教皇的独立地位开始迅速上升。利奥四世（847—855 在位）在意大利南部各城市帮助下打败了萨克森人，并在罗马城的圣彼得大教堂周围筑起一堵墙，称墙内为“利奥城”。尼古拉一世（858—867 在位）时对教皇权利提出种种要求，试图实现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理想。他主张教会应凌驾于一切世俗权力之上，教皇是整个教会的统治者，主教是其代理人。他处理了两个著名案件，一是使 863 年梅斯宗教会议所批准的洛泰尔二世国王的离婚案决议无效，并开除支持国王的两位大主教的教籍，由此挫败了德国的统治者和二位大主教的威风。二是强令恢复了被专横的兰斯大主教辛克马革职的苏瓦松主教的教职，捍卫了教皇最后裁决的权利。这一时期出现的《伊西多尔教令集》就是皇权衰落，教皇权力增强的标志。这一文献的内容包括从 1 世纪罗马克雷芒起到 8 世纪格列高利二世止历任教皇和历届会议的决定，其中有真有假。《教令集》宣称，罗马主教拥有首席地位和最高裁判权，其他所有主教都可直接请求罗马主教裁决，罗马主教有节制任何大主教的权限，世俗政权不得干预罗马主教和其他主教的权限。其中有一份教令宣称，君士坦丁大帝曾命令全体神职人员听命于罗马主教，并把“罗马城和所有意大利的或整个西部地区的行省、地区和各城市”赠给罗马教会，史称“君士坦丁赠礼”，后于 15 世纪被尼古拉·库萨和罗伦佐·瓦拉证实是伪造的。《教令集》在中世纪是教会加强教皇权势，摆脱世俗政权控制，维护主教职权和教会财产的文献依据，是教权与皇权斗争的有力武器。然而，教皇尼古拉一世去世后，教皇权势再度衰落。这是由于这一时期政治纷争严重加剧，教皇沦为意大利贵族手中的玩物。由于没有任何强大的政治势力做靠山，教皇便为任何一个控制罗马的党派所操纵，导致教皇迅速更迭，从 897 年至 955 年间，登上罗马教皇宝座的不下 17 人。911 年查理曼家族在德国的统治宣告结束。随着加罗林王朝的崩溃和封建主义的成长，德国分裂为各个诸侯国，权力开始落入各地贵族之手。为抵御诺曼人和匈奴人的入侵，德国需要统一，主教们为抵制日益增长的世俗贵族势力，也赞成统一。919 年萨克森公爵，捕鸟者享利（919— 936 在位）当选国王，他同各诸侯取得和平，赶走了丹麦人，征服了易北河以东的斯拉夫各族，最终打败匈奴人，为建立一个强大的君主国奠定了基础。其子奥托一世（936—973 在位）继承发展了他的事业，通过亲自任命的主教和大隐修院院长的帮助，使各诸侯听命于他。从此德意志的权力建立在控制教职委任权的基础之上，这导致下世纪为争夺主教叙任权同教皇发生的斗争。奥托的事业不满足于德国，他把扩张目标指向意大利。951 年首次进入意大利。961 年教皇约翰十二世为摆脱罗马统治者贝伦加尔二世的控制，向奥托求援。奥托再次进军意大利，帮助教皇赶走了贝伦加尔。教皇在罗马为奥托加冕，封他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不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虽在名义上继承了罗马帝国和查理曼帝国的传统，是基督教各国的世俗首脑，但实际上的统治权只限于德意志兼领意大利。奥托最终以教皇的服从为代价，使教皇暂时摆脱了罗马贵族的控制。奥托死后，德意志帝国经历了几代皇帝的统治，到康拉德二世（1024—1039 在位），帝国实力大大增强，此期间教皇的独立和权威一直不振。（3）修道主义的再度高涨——克吕尼派改革运动的兴起法兰克帝国自查理曼大帝去世后陷于四分五裂。从 9 世纪至 10 世纪间，法兰西和德意志等地区战祸不断，人心不安，许多人产生了厌世思想。与此同时，修道院的经济实力则日益雄厚，一些修道士已和世俗封建主一样腐化堕落，本尼狄克修道制度处于涣散松驰的状态，于是，教会中开始兴起了克吕尼派改革运动，使修道主义再度高涨。不过，克吕尼改革派不仅想改革修道制度，而且还试图利用教会的经济实力，左右分裂动荡的政治局势。910 年“虔敬者”威廉在法国东部离马肯不远的克吕尼建造了一座隐修院，它规定只接受教皇保护，不受其他任何主教和世俗权力的管辖，它的土地不受一切侵犯。它要求修士遵守严格的禁欲主义的本尼狄克会规。克吕尼修院的建立在教会引起很大反响。在第一二任院长伯尔诺（910 —927 在任）和奥多（927—942 在任）的热心推动下，许多修道院都起而仿效，整顿改革，当时在罗马的阿文亭山上也建立了一座代表克吕尼派思想的圣玛利亚隐修院。到 10 世纪中叶，克吕尼派运动已由法国发展到意大利、德国、英国、西班牙等地。这些克吕尼派修道院均听命于克吕尼修道院长的命令，凡属克吕尼派修道院的院长也均由克吕尼修派道院院长任命，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以克吕尼修道院为首的克吕尼修道院系统，成为一种宗教势力和政治势力。随着克吕尼派势力的日益增强，其改革目标已不仅仅局限于修道制度的改革。在克吕尼修道院长奥蒂罗（994—1048）在任期间，为了扼制封建领主之间、修道院和封建领主之间以及修道院之间经常为经济利益发生的武装冲突，提出“上帝的休战”口号，规定从星期三早上到星期一早上纪念基督受难，期间一切暴力行为将受教会严厉惩罚，但并未得到真正的实现。同时，克吕尼运动还普遍地反对神职人员的腐化行为，坚决抵制当时教会中盛行的用金钱等卑鄙手段谋取教会神职的“西门主义”和破坏神职人员独身生活，为娶妻纳妾做辩护的“尼古拉主义”，积极整顿教规，严格戒条，强调神职人员必须过禁欲生活，反对教会世俗化，也反对封建主控制教会以及神职人员家族把持教权和教产，以防削弱教会的力量。克吕尼派试图通过这些改革提高教会地位，增强同世俗统治者争权夺利的实力。克吕尼运动开始时，多数人并不反对君王委任神职人员，但到 11 世纪中叶，克吕尼派人士则把君王委任神职看做与平信徒委任神职一样是买卖神职，认为君王篡夺了神职叙任权，试图夺回叙任权，增强教皇权力。然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三世（1039—1056 在位）期间，他对选立教皇的控制权正处顶峰。长期以来，教皇选立由诸侯们操纵，11 世纪上半叶，曾出现过三个罗马教皇并存的局面。1046 年亨利三世率军进入罗马，一并废掉三个教皇，但相继任命的二个教皇均被毒死，最后任命一个克吕尼派神职人员登上教皇宝座，称利奥九世（1049—1054 在位），从此改革派掌握了教廷实权。利奥九世大力推行克吕尼改革，对教皇的直接顾问枢机主教团进行重大改组，撤掉了不同情改革的罗马人，从其它西方国家委任了一批克吕尼派亲信，其中有三个非常重要而有影响的人物，这就是霍姆伯特、白人休哥和希尔德布兰。然而，利奥九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罗马也并未得以真正实现，他死后，继任的教皇继续前任的主张。1056 年亨利三世去世，年仅 4 岁的亨利四世继位，改革派又乘机发动了教会摆脱皇权控制的运动，这就是中世纪著名的“主教叙任权之争”，在这场争夺战中，希尔德布兰是一位最有力的主导者和实干家。2．内外交困的东方教会（1）伊斯兰教的兴起及其对拜占庭帝国的威胁正当西派教会逐渐振兴起来的时候，东部的拜占庭帝国正在受到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军队的攻击，处于十分窘迫的境地。公元 7 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上崛起，从此在中亚和西亚的历史舞台上增加了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宗教力量，穆罕默德及其后任者率领的穆斯林大军开始了一系列对外扩张的战争，拜占庭帝国就是它一直在试图征服的对象。633 年秋，穆斯林军队进军巴勒斯坦和叙利亚， 634 年击败拜占庭军队的重兵反击，635 年穆斯林军队又进逼大马士革。 636 年拜占庭军队与穆斯林军队会战，遭到歼灭性打击，不久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除凯撤利亚和耶路撒冷均被征服。637 年穆斯林军队又进占安提阿，638 年耶路撒冷请降，至此东派教会两大教区已为穆斯林占领。与此同时，阿拉伯帝国大军在东线战场也取得节节胜利。642 年波斯萨珊王朝的军队在与穆斯林军的最后决战中惨败，此后，穆斯林军队席卷波斯全境，651 年波斯帝国灭亡。拜占庭帝国的粮仓埃及也在几经会战之后，终于 642 年被穆斯林大军占领了亚历山大。从此，拜占庭帝国最富饶的一个省区，东派教会的又一大教区亚历山大里亚也都丧失了。亚美尼亚、整个美索不达米亚也先后被征服。公元 717—718 年穆斯林军队又向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发动围攻，此后，拜占庭帝国便经常遭到伊斯兰大军入侵的威胁。（2）圣像崇拜之争与第七次公会议正当拜占庭帝国处于外患的同时，帝国内部也在经历着一场由基督教保罗派农民发动的巨大风暴。随着帝国战事的连连失败和领土的大片丧失，一方面，军事费用急剧上升，国库空虚，国家向广大自由农民征收各种名目的赋税日益增多，致使广大群众无法忍受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军事贵族、皇族和皇帝却沉溺于享乐腐化，教会的财富经历代皇帝赏赐及他人捐献，并通过巧取豪夺和大量依附农民投献也在不断增加，仅土地一项，东派教会已占有全国土地的13以上，经济势力非常雄厚，这使教会中的神职人员和修道院中的上层人士的生活也十分腐化奢侈，而皇帝和一些大贵族因支付空虚，则觊觎着教会的财产。在这种社会背景下，8 世纪初基督教保罗派奋起反对维护现存社会制度的正统教会，要求简化宗教仪式，摒弃奢侈，取消圣像崇拜，废除教会的教阶制度和修院制度，反映了被压迫者改变世俗和宗教不合理状态的愿望。这些主张迅速得到广泛支持，小亚细亚的农民和城市平民纷纷脱离正统教会，要求废除圣像崇拜。于是，持保罗派主张的广大群众趁穆斯林围攻君士坦丁堡之际，掀起了大规模的圣像破坏运动。4 世纪时，由于大批异教徒皈依基督教，崇拜圣像，圣物和圣地的风气开始流行。君士坦丁大帝就提倡圣物崇拜，以后在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东方教会中，圣像崇拜之风日盛，甚至成为一种聚敛财富的手段。8 世纪时，修道院遍布帝国全境，拥有大量土地与财产，享有免税，不服兵役等特权，直接影响了帝国的经济收入，而这时期对外军事连连，国库更加空虚。在这种局势下，强有力的皇帝利奥三世（717—740）试图以查士丁尼的精神统治教会，控制教会的财富，以加强帝国的中央集权。因此，他利用、支持并强制推行了这场反对圣像崇拜的运动，军事贵族也投入了这场破坏运动。726 年利奥三世下令：废除教堂和修院内的一切圣像及圣物，收归国有，并涂去墙上的圣画，遂引起宗教叛乱。皇帝出动军队强制执行废除圣像的诏令，镇压了反抗者。对此，教皇格列高利三世（731—741 在位）于 731 年在罗马召开会议，将一切反对圣像崇拜的人革除教籍，并停止交付拜占庭国库的贡金。利奥三世则把全部西西里及意大利南部地区划出教皇管辖区之外做为报复。君士坦丁五世（741 —775 在位）进一步实行圣像破坏政策，754 年他主持召开了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宣布圣像崇拜就是偶象崇拜，强制废除圣像，使很多修院变为兵营，大批修士被迫还俗，大量教产收归国有。还把主张供奉圣像的最有影响的人物大马士革的约翰开除出基督教会，将圣像破坏运动推向高潮。上述一系列措施有力地打击了教会过份膨胀的势力，加强了军事贵族的政治经济实力。780 年年幼的君士坦丁六世即位，皇太后艾琳（780—802 执政）摄政，帝国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她反对圣像破坏运动，于 787 年在尼西亚召开了第 7 次主教公会议，罗马教皇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谴责了 754 年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是亵渎上帝的异端，下令恢复圣像。这次会议上神性不能离开物质世界，物质世界可能成为接近上帝的中介的思想取得了胜利。不过，会议并未恢复和发还一切被封闭的修院和教产，对于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的归属问题也避而不谈。同时由于艾琳不承认法兰克帝国皇帝查理曼于 800 年的加冕，因此，教皇虽派使节出席了会议，但对决议持保留态度。802 年艾琳被废之后，圣像崇拜问题又几度出现逆转。在圣像崇拜之争持续了 100 多年后，终以所谓“神像的完全胜利” 而结束。在整个斗争过程中，罗马教会始终站在圣像崇拜一边。在圣像崇拜之争的过程中，有值得一提的一位人物和一段史实，这就是大马士革的约翰（约 700—753）和穆斯林占领区基督教的“颂歌” 创作活动。大马士革的约翰一直是圣像崇拜的热烈拥护者，他从基督论的角度论证了圣像崇拜的合理性。认为基督作为道成肉身的人是有形象的，如果承认基督的人性与神性结合在一个位格中，那么，敬拜基督的图像与敬拜《福音书》是一样的。《福音书》里用文字描绘基督的形象，而圣像不过是用绘画来描绘基督的形象。他因此被君士坦丁五世开除出教会。在占领区，由于穆斯林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因此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中，早祷仪式开始用“颂歌”代替经文赞美诗，大马士革的约翰和音律家科斯马斯就是最著名的颂歌作者。整个 8 世纪间在为穆斯林占领的安提阿和小亚细亚地区，颂歌创作十分繁荣，第 7 次公会议后，君士坦丁堡也一度成为创作中心。3．东西两派教会的大分裂（1）基督教会首席之争东西方教会由于地理、政治、尤其是文化传统方面的种种差异，逐渐在历史的沿革中形成了两派，这两派长期以来围绕着教会的最高统治权不断发生冲突，使双方的裂痕一次次加深，终于导致 1054 年双方彻底决裂。从公元 325 年尼西亚主教公会议以后，东西两派之间的争执和仇恨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一直围绕着一个中心问题，即“谁是基督教会的首脑？”451 年查尔西顿公会议提出，君士坦丁堡主教与罗马主教具有同等地位，对此，罗马教会拒绝接受。长期以来，罗马教会自认为圣徒彼得所创，以正统地位自居，并提出“彼得优越论”来论证罗马主教是普世教会的当然领袖。482 年因《赫诺肯提谕》公案而导致“阿卡西乌分裂”，东西方断绝往来达 36 年之久。6 世纪末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一世取得罗马城的统治权，与世俗君主分庭抗礼，自尊为“上帝众仆之仆”，位在众主教之上。726 年东罗马帝国皇帝利奥三世发动圣像破坏运动，罗马教皇坚决反对，并进而支持皇帝的敌人。为此，皇帝剥夺了罗马教皇对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管辖权，导致教皇与皇帝的决裂，转而寻求法兰克人的支持。9 世纪西派教会伪造《伊西多尔教会集》，向东方教会提出种种要求。东西两派在“和子”句纠纷案中互相谴责，互相攻击，使矛盾更加尖锐。（2）君士坦丁堡佛提乌牧首案围绕着君士坦丁堡牧首问题，东西双方又展开了一场激烈混战。842 年年幼的拜占庭皇帝米歇尔三世（842—867 在位）即位，皇太后狄奥多拉摄政。为摆脱母亲控制，长大后的皇帝于 858 年废黜了其母任命的君士坦丁堡牧首伊格纳提乌斯，任命平信徒佛提乌。为了使没有神品的佛提乌的牧首地位合法化，米歇尔三世写信邀请罗马教皇尼古拉一世派特使来参加宗教会议。861 年教皇使节带着教皇亲笔信参加了会议。教皇在信中再次强调罗马教皇在整个基督教会中的首脑地位，并以归还西西里等教区作为同意佛提乌担任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牧首的合法性的条件。会后，教皇发现拜占庭帝国根本无意交还西西里等教区，便于 863 年召开罗马宗教会议进行报复，开除了佛提乌教籍，承认伊格纳提乌斯为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牧首。东西双方互相玩弄权术，勾心斗角，翻云覆雨，使斗争越演越烈。（3）新教区争夺案为争夺摩拉维亚国和保加利亚国新教区的控制权，东西两派进行了长期斗争，这一时期斗争也达到白热化程度。摩拉维亚国君主为抵制德意志封建主和教会势力的侵入，希望得到拜占庭帝国的支持，拜占庭帝国对此求之不得。自从失去了安提阿、亚历山大里亚和耶路撒冷三大教区以后，拜占庭帝国试图向西面巴尔干半岛发展自己的势力。因此，863 年便派遣修道士西里尔和美多迪乌两兄弟前往传教，他们以希腊字母为基础，创造了斯拉夫字母，把传教书籍也译成斯拉夫文，对当时的传教事业和当地的斯拉夫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此，德意志封建主于 870 年策动政变，推翻了摩拉维亚亲拜占庭君主，将拜占庭帝国的传教士关进监狱并继而驱逐出境，由德意志教会控制了摩拉维亚教会。这场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以西派胜利告终，随后双方为争夺保加利亚国又展开了激烈冲突。拜占庭帝国利用“和亲”和武力两种手段，使保加利亚国承认拜占庭帝国的宗主权。当时的保加利亚国王波里斯也想利用基督教统一各部族，因此便下令全国皈依了基督教。但拜占庭帝国得寸进尺的要求，促使保加利亚国企图摆脱其控制。一直窥探事态发展的罗马教皇趁机开始了策反工作。866 年波里斯国王为摆脱拜占庭帝国和东派教会的控制，决定承认罗马教皇在基督教会中享有至高无上的首席地位。君士坦丁堡牧首佛提乌（810—895）大怒，立刻指责罗马教会犯有 6 项异端罪行，如在《信经》中加入“和子”句，星期六斋戒、大斋期喝牛奶、吃奶油和乳酪、要求神职人员独身，只准主教行使坚振礼等。867 年拜占庭帝国皇帝米歇尔三世在佛提乌鼓动下，召开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开除罗马教皇尼古拉一世（858—867 在位）的教籍。868 年佛提乌被新任皇帝巴塞尔一世撤去牧首职务，伊格纳提乌斯（799—877）重任牧首。罗马教皇约翰八世要挟他将保加利亚教会划归罗马教会管辖，否则撤其牧首教职。伊格纳提乌斯在皇帝支持下断然拒绝，东西矛盾更加尖锐。870 年教皇拒绝保加利亚国王波里斯提出的在保加利亚设置大主教座堂的要求，使波里斯绝断与西派教会的往来，再次同拜占庭帝国恢复关系。877 年伊格纳提乌斯去世，佛提乌再任君士坦丁堡教会牧首。教皇乘机再次提出对保加利亚教会的要求，遭到拜占庭皇帝和佛提乌的拒绝。因此罗马教会于 881 年再次诅咒佛提乌。884 年波里斯在君士坦丁堡教会中做修士的儿子西缅即位，把东派教会的组织制度在全国推广。东西两派几经较量，终以东派胜利而告终。至此两派的裂痕已无法弥合。 963 年罗马教皇为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加冕，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引起东方的愤怒。拜占庭帝国一直自居为正统的罗马帝国，而罗马教皇竟然将日尔曼人的国家及其君主称为“神圣罗马帝国”及其皇帝，这令东方忍无可忍，对此坚决拒绝承认。东西之间的刻骨仇恨终于一步步迎来了两派教会的大分裂。（4）最后的分裂11 世纪，罗马教皇联合诺曼人和日尔曼人，并引诺曼人进入意大利南部，企图挤掉拜占庭帝国在这一地区的势力。于是任命罗马教会教士为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主教，并怂恿诺曼人禁止该地东派教区行使希腊礼仪。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牧首米歇尔·色路拉里乌斯（1043—1058 在职）大怒，一方面也往那里派遣主教与之对峙，下令拜占庭帝国境内所有行使拉丁礼仪的教会一律采用希腊礼仪；另一方面于 1053 年写信给罗马教皇利奥九世，谴责了罗马教会的种种异端罪行，如在圣餐中食用无酵饼、吃动物的血等等。教皇写信予以回击，指责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牧首滥用 “普世牧首”称号和在拜占庭帝国境内对待西派所属教会的种种做法，再次强调罗马教会及其主教高于一切教会及其主教。1054 年教皇利奥九世派霍姆伯特和洛林的弗里德里希二位使节携信前往君士坦丁堡，遭到米歇尔·色路拉里乌斯拒绝。于是，使节把绝罚色路拉里乌斯的“教皇通谕”放在索菲娅大教堂的圣坛上以示决裂。色路拉里乌斯即刻召开宗教会议予以反击，宣布罗马教皇及其使节是渎神的人，他们象野猪一样从黑暗的西方来到圣城诬蔑真理，并革除了利奥九世的教籍。至此，基督教东西两派终于正式彻底分裂。1054 年东西教会的大分裂形成了基督教的两大派别：东正教和罗马公教。东部教会认为西方基督教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已受异族沾污，标榜自己的“正统性”，故称“东正教”，又由于东部教区采用希腊语言和礼仪，因而也称“希腊正教”。西部采用拉丁语言和拉丁礼仪的罗马拉丁教会则强调自己的“普世性”，因此自称为“罗马公教”，汉语译做“天主教”。天主教，东正教以及后来宗教改革中产生的基督新教（汉译基督教）并列为基督教的三大派别。四、罗马天主教会的兴盛1．教权对王权的胜利（1）格列高利七世与亨利四世的较量——主教叙任权之争1054 年东西两派教会分裂不久，教皇利奥九世去世。1056 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三世去世，年幼的亨利四世即位，其母艾格尼丝摄政。克吕尼派乘机开始了教会摆脱皇权控制的运动，在主教叙任权问题上教权与王权展开了一场较量。1057 年教皇斯蒂芬九世即位（1057—1058 在位），支持枢机主教霍姆伯特撰文《反神职买卖三书》，宣称平信徒授任的神职无效，实际是对皇帝有神职叙任权的否定。不料教皇突然去世，引起一场危机。罗马教会的幕后主持者希尔德布兰力挽狂澜，在他的指挥和策划下，召开克吕尼改革派枢机主教会议，选举佛罗伦萨主教格哈德为教皇，称尼古拉二世（1058—1061 在位）。为摆脱德皇和罗马贵族的控制，尼古拉二世依照希尔德布兰的策略，与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结盟，取得意大利北部最强大的封建主的支持，遂与德皇展开正面交锋。1059 年尼古拉二世在罗马召开会议，颁布了由霍姆伯特起草的教皇选举法，明令平信徒不准授任神职，规定教皇只能由枢机主教团选立，教皇人选不一定限于罗马城的神职人员，如遇特殊情况，选举地点也不一定限于罗马。会议对皇帝和世俗政权在教皇选举中的作用只字不提，实际上等于否定了他们的权力。教皇选举法规虽历经修改，但仍是至今还在沿用的一个最古老的成文法规。正当新法规定实施之际，教皇于 1061 年去世，改革派理论家和枢机主教霍姆伯特也去世。在希尔德布兰主导下，亚历山大二世（1061—1073 在位）继任教皇。他继续扩大教皇权势，强令买卖神职的大主教苦修补赎，干涉德皇亨利四世的婚姻，反对亨利四世任命米兰大主教，并将亨利四世的几位亲信开除教籍。1073 年在举行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殡葬时，改革派首领希尔德布兰被人们象暴动一样抬到“带锁链的圣彼得教堂”的教皇宝座上，拥立为教皇，称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5 在位）。他毕生致力于实现“教权高于皇权”的目标。任教皇前历任罗马教廷的要职，成为罗马教会的幕后主持者，以纵横捭■的才能与谋略立下了汗马功劳。任教皇后，正值亨利四世忙于镇压国内农民起义和大贵族叛乱，无暇他顾之际，因此，格列高利七世趁机逼迫他在纽纶堡的教皇使节面前向教皇亚历山大二世悔罪，答应今后服从教皇。1075 年格列高利七世召开罗马宗教会议，发布《教皇敕令》，重申禁止平信徒授任神职，宣称只有教皇具有任免主教，制定新法规，设立新教区的权力，只有罗马主教堪称普世主教，有权废黜皇帝，罗马教会永不犯错误，教皇永不受审判等等。1075 年亨利四世解决了国内危机，于是迅速改变了对教皇的态度，对《教皇敕令》表示异议，再次委任米兰大主教。他利用法国和德国数千名主教和神父反对关于买卖神职和神父结婚的禁令，于 1076 年 1 月 24 日在沃尔姆斯召开会议，猛烈斥责格列高利七世，否认他有教皇权力。枢机主教“白人休哥”带头控诉教皇的罪行，伦巴第全体主教也跟着反对他。格列高利七世对此予以反击。1076 年 2 月 22 日他召开宗教会议，颁布了中世纪最著名的教皇法令，宣布革除亨利四世的教籍，取消他在德国和意大利的统治权，解除臣民对他的效忠誓言，这是前所未有的教皇权威的显示。亨利四世写了一封措词尖刻的信作为回答，宣称教皇是伪修士，应滚下教皇宝座，永受诅咒。但亨利四世没有统一的德国做后盾，德意志的贵族和大多数修士都趁机起来反对他。1076 年 10 月德国贵族在特里布尔召开大会，宣布如果亨利四世的教籍一年内不得恢复，就要废黜其帝位，并决定 1077 年 2 月在奥格斯堡举行会议与教皇共商德国的政治和宗教问题。亨利四世陷于巨大的危险，面对强大的反对势力，被迫屈辱地哀求格列高利七世帮他挣脱困境，撤销绝罚令。教皇拒绝一切要求，坚持要在奥格斯堡会议上解决这些问题。亨利四世走投无路，决定采取忍辱负重的方法得到教皇的敕免。为了能在教皇参加奥格斯堡会议之前见到他，1076 年的隆冬季节，他穿过阿尔卑斯山，在教皇去往德国的必经之地意大利北部等候。格列高利七世因不明德皇的来意，慌忙躲进卡诺莎城避难。亨利四世在城堡外披毡赤足等候了三天，请求宽恕，终于 1077 年 1 月 28 日得到教皇敕免，随后返回德意志。这件事史称“卡诺莎事件”。亨利四世通过苦肉计获得教皇敕罪得以保住皇位，这对于教皇而言无异放虎归山。亨利四世回国后，努力稳定政治局势，重新聚集起支持他的王公贵族和主教力量，那些反对他的人对教皇的信任大大降低，惊恐地也都投到他的麾下，一些坚持废黜他的贵族与主教则推选鲁道尔夫公爵为皇帝。格列高利七世于 1080 年 3 月召开罗马宗教会议，再次废掉亨利四世的教籍和帝位。然而，重振起来的亨利四世针锋相对，于同年 6 月在布利克森召开宗教会议，宣布废黜格列高利七世，推选其死对头拉文纳教区大主教威伯特为教皇，称克雷门三世（1080—1100 在位），形成罗马城两个教皇对峙的局面。10 月鲁道尔夫战死，亨利四世的地位空前稳固。他决心除掉格列高利七世，1081 年率军进入意大利，围困罗马城达两年之久。格列高利七世被迫向诺曼人求救，援军未到，罗马城已被攻破。教皇克雷门三世在圣彼得大教堂为亨利四世举行了皇帝加冕礼。5 月诺曼人军队进入罗马，德军北撤。诺1 曼人抢劫烧杀3日，的罗马城被毁。诺曼人南撤时，格列高利七世害3 怕罗马人向他清算引狼入室之罪，随之而去。不久在悔恨交加中病死。格列高利七世毕生从事整治教规，提高教皇权力的斗争，为教皇权势达到鼎盛铺平了道路。他是天主教会史上的一位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去世后，忠于他的枢机主教们选立维克多三世（1086 —1087 在位）为教皇。因罗马城为德皇亨利四世和教皇克雷门三世控制，他无法行使教皇职权，不久就去世了。改革派枢机主教又选立法国人枢机主教奥托为教皇，称乌儿班二世（1088—1099 在位），他富有谋略和政治手腕，1093 年驱逐了克雷门三世，控制了罗马。1095 年 3 月他在皮亚琴察召开宗教大会，宣布了十字军东征。1096 年，他利用十字军打败了克雷门三世及其追随者，把敌对派全部开除教籍。在十字军浪潮推动下，他迅速跃居欧洲领袖的地位。 1099 年帕斯卡尔二世（1099—1118 在位）继任教皇，为争夺主教叙任权与亨利五世发生尖锐矛盾。1110 年亨利五世进军罗马，迫使教皇让步。1111 年双方达成协议，皇帝放弃主教叙任权，教皇放弃政治和经济权益，然后，教皇为亨利五世加冕。这个协议遭到德国主教们的激烈反对，他们拒绝交出自己的政治经济特权。教皇被迫撤毁协议，德皇大怒，下令囚禁教皇和枢机主教，强迫教皇为他加冕，并交出象征授任神职权力的权杖和权戒。然而，教皇迫于克吕尼改革派的愤怒抗议和强大压力，又于 1112 年 3 月召开罗马宗教会议，撤回协议。9 月又在维也纳宗教会议上开除了亨利五世的教籍，再次重申平信徒无权授任神职。对此，亨利五世再次率军进入罗马，驱逐了教皇帕斯卡尔二世，另立卡里克斯托斯二世（1119—1124 在位）为教皇。皇帝与教皇之间长期争夺主教叙任权的斗争，逐渐使双方认识到，再继续下去不仅谁也无法取得绝对胜利，而且对各自的统治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十字军东征的成果也使双方无心再战，而把视线移向了富庶的东方。一些教会领袖人士也先后撰文论证教会和国家都有叙任权，国家授与世俗权力，教会授与宗教权力。这种原则在英国已经开始实行。因此，1122 年亨利五世与教皇卡里克斯托斯二世终于达成妥协，签定了沃尔姆斯宗教协定。根据协定，德意志的主教和修院院长由神职界按照法规选举产生，选举时皇帝可临场监选，有争议时，皇帝可同省都主教和其他主教协商解决。皇帝放弃主教叙任权，交出了权杖和权戒。教皇则承认皇帝的世俗叙任权。实际的结果是，在德国主教和修院院长的任命需由皇帝和教会双方批准才有效，在其它地区皇帝的叙任权则大部分崩溃。从利奥九世以来历时 70 多年的主教叙任权的斗争终于告一段落。在这场斗争中，教会取得了很大胜利，教皇的权势已发展到足以与皇权相对抗的地步。从此，确立了中世纪西欧的分权局面，对近代西方分权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2）教皇权势发展的顶峰——英诺森三世与教权至上主义1125 年德意志旧统治王朝灭亡，经过十几年的皇位争夺战，霍亨斯陶芬家族于 1138 年夺得皇位。1152 年王朝的第二个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1152—1190 在位）即位，与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之间展开了几个回合的斗争。1179 年教皇战胜德皇。为防止以后皇帝干预教皇选举，制2 订了新的《教皇选举法》，规定教皇须经枢机主教的以上的人赞成才3 能当选。该法规至今仍基本沿用。此后，教皇开始了进一步扩大权势的活动，他动员各国教会法专家制造舆论，鼓吹“教皇权力至上”，“皇权来自教权”，“教皇有权废黜皇帝”，教皇除严重传播异端，不得予以废黜等。教皇在与德皇争权的同时，还与英王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之争，迫使英王做了让步。1198 年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 在位）即位，提出了“教皇是世界之父”这一历任教皇所迫求的最高世俗目标，伴随着十字军东征，将教皇权势推向了发展的顶峰。在教会内部，英诺森三世完全按照专制皇帝集权观念处理教会事务。他认为，主教的职责就是协助教皇管理教会。面对十字军东征中矛盾重重的西欧世俗君主无力对付教皇的局势，他大权独揽，随意按照自己的意志任免和调动主教和修道院长。在与皇权之间的关系上，英诺森三世以公元 800 年利奥三世为查理曼举行加冕礼为根据，坚持教皇有权决定皇帝和国王的人选。他宣称、教皇是“使徒彼得的继承人”的提法还不能表示教皇的真正地位，教皇应该是“真正的上帝的代理人”。教皇权力直接来自上帝，一切世俗君王都应臣服于教皇，坚定宣扬“教皇权力至高无上”的观念。抱着这种观念，他怂恿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并在巴尔干至小亚细亚建立起十字军的王国。在处理西欧事务方面，当德皇亨利六世死后，贵族集团为争夺皇位，使德国政局陷入混乱之际，英诺森三世趁机挑起内战，从中谋利。当奥托四世 1209 年由教皇加冕登上皇位后，撕毁与教皇私下达成的“扩大教皇领地”的协议，并进军意大利，教皇毫不犹豫地废黜了奥托四世，于 1212 年另立腓特烈二世（1212 —1250 在位）为德意志皇帝，德国政局完全落入英诺森三世之手。趁此时机他进一步扩大教皇权势，干预西欧各国内政，迫使法王腓力二世、莱昂国王阿尔聿斯九世，葡萄牙国王桑乔一世、波兰国王拉季斯拉夫等先后臣服。当英王约翰拒绝教皇任命的斯蒂芬·兰顿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时，英诺森三世宣布废黜英王，并以组织十字军相胁。英王被迫屈服，自认教皇附庸，同意每年向教皇纳贡。随着英王的臣服，教皇的权势达到顶峰。英诺森三世还多次组织十字军东征拜占庭，击溃东正教会，镇压法国南部的异端阿尔比派，侵略波罗的海沿岸的斯拉夫人。兵锋所至，教皇势力随之扩张，对各国人民征收名目繁多的教会捐税，并开始大量销售赎罪卷，使大批财富不断流入罗马。此外，英诺森三世还积极支持托钵修会的建立和发展，宣传“清贫福音”，试图克服教会中滋生的腐朽倾向，瓦解异端运动，从精神上解除人们对教会的不满情绪。为巩固罗马教会的权威地位，英诺森三世还修订了教法规。1216 年英诺森三世去世，教皇洪诺留三世（1216—1227 在位）即位。 1220 年腓特烈二世由教皇加冕称帝，他全力建立中央集权，镇压意大利北部的封建主叛乱，削弱贵族和教会权利，引起意大利北部贵族和教皇的联合反抗。随后两任教皇格列高利九世（1227—1241 在位）和英诺森四世（1243—1254 在位）与腓特烈二世之间进行了长期斗争。1243 年教皇英诺森四世讨伐腓特烈二世失败，逃往法国，依靠法王重建教廷。1248 年，腓特烈二世被意大利城市联军击败，二年后去世。从此，德意志霍亨斯陶芬王朝走向没落，德国分裂为许多各自为政的封建诸侯领地。从 11 世纪中叶开始到 13 世纪上半叶为止，历时 200 年的教俗之争使教权对皇权取得了重大胜利，英诺森三世将之推向顶峰。然而，从 13 世纪中叶英诺森四世依靠法王重建教廷起，教皇便开始逐渐落入法王之手，教皇权势也随之开始一步步走向衰落。2．十字军东征（1）十字军东征的社会宗教根源进入 11 世纪以后，西欧人民普遍处境悲惨，绝大多数农民沦为农奴，各种赋税徭役日益增多，封建剥削和压迫日益深重，再加上连续的荒年，更使农奴的生活苦不堪言。他们强烈渴望摆脱困苦，解除重负。对于统治阶级而言，当时西欧土地已被封建主瓜分完毕，为了满足日益澎胀的生活欲望，封建主们除向农民加重负担以外，都渴望着向外扩张，另辟财源。统治集团之间连绵的兼并战争，使一部分人日益强大，而另一部分人则逐渐衰落，衰落的封建主也企图寻求出路。不仅如此，当时的西欧各国普遍实行长子继承制，除长子外，其他儿子几乎一无所有，这样，在统治集团内部就形成了一个没有财产，又渴望财产、土地和农奴的骑士阶层。这些武装骑士靠着刀剑发财致富，他们或为大封建主的武装侍从，或打家劫舍，因此也企望能开辟一条生活出路。而随着西欧城市的兴起，贸易日渐发达，大量东方的贵重商品开始经由意大利运往西欧，这既大大刺激了封建贵族的物欲，又使他们从东方找到了攫取土地和财富的希望。上述种种状况都成为十字军东征的社会世俗基础或经济物质原因。因此，在农奴渴望解脱苦难，封建贵族渴望获得财富的社会背景下，当教会宣布，参加十字军东征的负债农民和城市贫民可免付欠债利息，出征超过一年可免交赋税，农奴远征可以获得人身自由，号召人们向富裕的东方进发时，东征便成为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在人们普遍要求改变环境的刺激下，经过克吕尼派改革运动，11 世纪的宗教热情也随之高涨起来，人们普遍充满了修来世的强烈意识，认为今世不幸，追求天堂至福。因此，隐修主义和禁欲主义普遍盛行，重视圣物崇拜和朝圣活动也形成了去耶路撒冷朝圣的风气。因此，在教会宣称，参加十字军东征的士兵可以获得敕罪，死后不必在炼狱中受煎熬，而能直升天堂的时候，人们纷纷都把东征看做是一条灵魂拯救的道路，毫不迟疑地加入了十字军“圣战”。另一方面，自从耶路撒冷被穆斯林占领以来，收复圣地也成为基督徒的一种宗教愿望。这种愿望在教会的煽动下，很快变成宗教狂热，于是，“收复圣地”、“援助东方兄弟”，也成了十字军东征的又一精神支柱。上述各种因素都是十字军东征在广大基督徒群众中的宗教基础。就罗马教会本身而言，乌尔班二世于 1095 年发动十字军东征既是为了把西欧社会中的不安定因素转移到东方，掠夺东方财富，以解除西欧社会的危机，也是克吕尼派长期以来追求和实现教权高于皇权，罗马教皇至高无上，并企图有朝一日统一东西教会的实际行动和有效措施。因此，当信奉伊斯兰教的塞尔柱土耳其人进攻拜占庭帝国，而帝国无力抵抗，皇帝亚历克塞一世向罗马教皇求援，并表示将东正教会重新合并在罗马教皇统治之下的意愿时，正好给教皇东征以籍口，而此时拜占庭帝国任人宰割的软弱境地，也正是罗马教皇扩大势力，控制东方教会的大好时机。于是，十字军东征的各种条件都已具备，发动十字军战争就成为势在必行了。1095 年 3 月，乌尔班二世在意大利北部的皮亚琴察召开宗教会议，决定援助君士坦丁堡。随后几个月内，他在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游说，煽动宗教狂热。11 月在法国克莱芒召开宗教大会，这是一场动员会和誓师会。到会者有法国高级教士 600 多人，成千名骑士和神职人员聚集在会场外，还有封建主、商人，来自四面八方的农奴和平民。会上教皇乌尔班二世发表了一篇极富煽动性的演说，先叙述了法国人的光辉业绩，又列举了穆斯林的种种暴行，接着呼吁“向蛮族作战”，“援助东方兄弟”，“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土地肥沃，如同天堂，等待着你们去拯救”，“带上上帝赐给的强大的武力”，毫不迟疑地“登上赴圣墓的征途”，这样，不仅罪能得到敕免，而且还将得到“天国永不朽坏的荣耀。”乌尔班二世还煽动性地说道，“这里到处是贫困、饥饿和忧愁，而东方充满了欢乐和富饶”，在上帝的引导下，“让那些为了微薄的工资而拚命劳动的人，在东方的征途中去取得永恒的报酬吧。”在场的人们情绪激昂，高呼“这是上帝所愿！”于是，在宗教圣战的旗帜下，在灵魂得救和经济富裕的幻想召唤中，历时近 200 年的十字军东征——一场侵略战争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