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自己

大自然像一个巨大的实验室，永恒地运转着各种试验的过程。到目前为止，她已经将100多种元素以不同方式和不同的数量组合在一起，在地球上制造出了约100万种动物、50万种植物以及无数的微生物。　　人是大自然这个实验室制造的最精致的产品。到目前为止，如果仅仅从猿人出现的时间开始算起，制造人的实验最少也已经持续了20万年。有如此久远的岁月在身后衬托，还有相对于其他创造物的优越在眼前展现，作为一个人实在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但事情远远不止如此。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是，人这件产品还在制造中，还没有变成“成品”，也许永远也不可能变成成品，而且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到看见自己所属的物种变成“成品”的那一天。每个人实际上都知道这一点，所以每个人都不会满足于自己作为“半成品”的状况，所以每个人都想在有限的生命中超越进化的自然进程而提前变成“成品”，按照尼采的说法，就是变成神。从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看，没有一个人真正地变成了神，变成了怪物的却无以数计。怪物的产生倒是真有夺造化之功的味道，但这个物种却不仅不是成品，连人这种半成品都不如。　　大自然实验室的制造过程，或者说人的进化过程，充满着艰辛和苦难。其惨烈之状尤甚于铁矿在烈焰中被冶炼成铁、再冶炼成钢。这些难受的记忆，会隐藏在我们目前还不清楚的某些基因上，一代一代延绵不绝地传下去。千万年下来，也不知道积累得有多厚了。　　背负着进化的伤痛，又怀着成为神的梦想，两面夹击之下，做一个人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释迦牟尼大约是知道人类的这一困境的，所以他告诫众生说：人成即佛成。　　应对做人的困境，大约有两种线索可寻。一种是，由于遗传的和小环境的影响，应对方式经常呈现家族式传承的特点。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家族里，上一辈的应对方式，会被下一辈继承。典型的例子是各种心理障碍的家族遗传倾向。《叔本华的治疗》这本书中，叔本华显然就传承了她母亲的应对方式。　　另外一种应对方式与血缘形成的家族无关，但却与“思想的家族”有关。思想的家族指的是，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因为某种共同的、能够相互之间分享的对人生的态度而走到一起，并且采取相似的方式，来应对作为一个人的焦虑。书中的菲利普和叔本华，实际上就同属一个思想家族。我们无法知道，是因为菲利普有着跟叔本华相似的经历，就借用了叔本华现成的功夫来防御，还是因为他先借用了叔本华的功夫，然后就变得越来越“叔本华化”了。我们知道的是，二者相互加强是肯定的。　　在每一种思想周围，都聚集着一些用这样的思想武装了的人。这些思想具有魔术般的强势，先入为主地占据这些人的精神世界，并扮演着整个精神世界的支柱的角色。思想虽然只是智力的副产品，但却能让人生死相许。这些人以为这些思想可以让他们更好地活着，但实际情况是，这些思想让他们已经提前死了----因为人活着的最大的特点是具有人的情感和人的关系，而这些思想，几乎从任何意义来说，都是隔离情感和隔离关系的。　　这有这本书为证。菲利普为了摆脱欲望的控制，求助于叔本华，结果变成了只有思想的怪物。在朱利斯的治疗小组中，他一开始扮演的是被叔本华“治好”了的角色，并试图用类似的方式帮助别人。遗憾的是，没有人喜欢他，他自己也没有真正远离痛苦。后来，在他的作为人的情感，准确地说是作为一个普通男人的情感被激活之后，叔本华的思想大厦坍塌了，一个真正的人诞生了。　　人既然是大自然的创造物，就不可能超越大自然事先设计的方案。一个人能够做的，仅仅就是在大自然预设的方案内，尽可能活得好一些，或者说尽可能活得像个人。不管是由于家族传承的焦虑的压力，还是成为神的愿望，都是需要我们忍受的；忍受的结果，还是老老实实地做人：吃人吃的东西，干人干的事情，爱人之所爱，恨人之所恨，等等，等等。　　是人，却不安于作为人，实在是人的一大特点；鸟就不会不安心作为鸟。心甘情愿做人，真的是谈何容易。好在世界上还有心理治疗这等事。套用康德的话，“从永恒的角度说”，心理治疗的目标就是使来访者接受作为一个人的现状，具有人的情感和人的关系。　　我一直都梦想写几本心理小说。读了亚龙的《叔本华的治疗》，感觉他在我面前树立了一座大山，既冲击了我的自信，又刺激了我的攀登欲。这实在是一本杰作。小说一开始就把一切都设置在死亡威胁的背景中，作为主人公的治疗师只有一年的生命，这就使整个氛围都变得极有张力。然后情节在变化的时空、跌宕的情感、错综的关系和貌似深刻的思想中展开。我一般读小说是很快的，但读这本书却快不起来，因为害怕错过了每一寸文字的滋味。本书编辑王素琴说得更有深层心理学的味道：舍不得那么快读完。　　我们在美国的上海朋友童慧琦因为一个读书小组的活动，曾经与亚龙每周见面一次，读他正在写作中的书，谈阅读的体会和感想。她记录了一些他们的活动内容，十分令人神往。但愿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心理治疗界的专家们，也能把他们的学问以心理小说的形式，跟其他专业人员、尤其是跟普通读者分享。深刻与深情----《弗洛伊德游记》代序 曾奇峰　　二十多年前在《中国青年》杂志上首次读到对弗洛伊德的介绍，觉得此人把别人想说、但却不敢说的话都说了。那时年轻，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乏勇气，所以也觉得没什么。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动机，竟然把那篇文章的大部分内容都抄了下来，经常翻看；当然那些文字实在太少了一点，不足以满足一个还算好学的年轻人的求知欲，于是就走访了武汉几所最大的图书馆，寻找弗洛伊德的书，全被告知没有，原因就不必说了，因为说起来有些无趣。以后间接地从其他书中，如《朱光潜美学文集》等，读到了更多的精神分析的东西，兴趣日增，慢慢地在大学才上了一半的时候，就决定了自己的专业方向：做精神科医生，做心理治疗师。那个笔记本还压在书箱的最下层，已是很久没有去看它了。因为有很多第一手的东西可看。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到现在，大量弗洛伊德的书籍被译成中文，不敢说全部都读了，只敢说读了大部分。这种阅读，就已经不仅仅是因为兴趣，而且还因为日常工作的需要。很多中国同行觉得，弗洛伊德的专业文章很难读懂。实际上他的著作的德文原文是很好懂的。有点滑稽的是，好懂这个特点，既导致了很多人对他建立的理论崇拜，也让很多的人反对和讨厌它。与此对应的是，相对论除了难懂还是难懂，却使爱因斯坦除了受尊敬还是受尊敬。这是人性的特点之一：好懂的东西没有了神秘感，你可以任意评判它；不好懂的东西本身就是迷人的，你根本就不需要懂它，你就已经拜倒在它的幻影般的外表之下。　　精神分析在世界上的迅速传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弗洛伊德的优美的文字，他本人还因此获得过德语国家的最高文学奖----歌德文学奖。难读的原因在于翻译，不是因为翻译得不好，而是由于表达习惯上的不同，使得很简单的德语在翻译成汉语后就变得别扭和晦涩。　　读弗洛伊德，特别是用专业的眼光读他，心灵经常会受到剧烈的震撼。他用丝毫不带情感的语调和节奏，描述了被人类几乎完全忽略了的世界，即潜意识层面的战乱纷争和腥风血雨。你开始的时候真的不太敢相信那是真的；到了后来，你又不得不相信那是真的；再后来，你一定还会觉得它其实是很管用的。　　对非专业人员来说，享受弗洛伊德的著作所带来的愉快感是没有问题的。至少弗洛伊德制造的若干术语，能够满足部分人“知道的术语越多就越有知识”的潜在需要。但是，精神分析是来自临床、并且又反过来可以指导临床工作的理论，再说简单一点就是它本来就是一种治病的东西；如果没有在精神分析设置下所做的心理治疗作基础，就很难说真正地读懂了弗洛伊德或者精神分析。弗洛伊德的确能够极大地满足人的“哲学瘾”，而学过精神分析的专业人员也常常会有利刃在手的感觉，面对纷繁的人的潜意识世界，不再感到那么地慌乱、迷茫和无助。弗洛伊德的深刻，经常让分析者和被分析者同时都感到刀刃杀入肌肤的疼痛。当然，就像外科手术的疼痛一样，这样的疼痛也是变得更加健康的必由之路。　　在用着弗洛伊德的工具的时候，就常常会猜想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专业著作带给人的感觉是，这个人一定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冷漠无情的怪物，自然地就对他有了鄙视之心，因为按照中国人的理念，一个只生活在思辨领域，而全然不知享受山水、美食和生活琐碎的人，境界定然不会高到哪里去。　　深刻是智力的结果，高智力从来就不是稀罕之物。而且，一味地深刻，总给人虚弱、僵硬和小气之感。这本游记，让我们看到了弗洛伊德有血有肉的那一面。在这一面里，他用曾经写过《少女杜拉的故事》的心灵和笔触，描绘了山川海洋、风土人情和日常琐碎。深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全是深情：对他曾经那么深刻剖析过的人、事物和生活的深情。透过弗洛伊德钟爱的雪茄烟的香味，再看他书中“移情”（准确的翻译应该是“转移”）那两个字，感觉变得全然不一样。原来他的深刻是有那么多的深情垫底的。雪茄的浓烟象一双柔软的手一样抚慰着被深刻之刀切割的肌肤和灵魂，舔着血、止着痛、给着爱。慢慢地创伤被抚平，冲突也变得能够承受。到最后，都不知道到底是深刻还是深情导致了心灵的变化。我固执地认为，一定是深情起了最关键的作用。　　没有深情就没有真正的深刻。就象你如果没有深爱过一个女人或男人，你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她或他一样。我们甚至可以说，深情的疆域比深刻要大得多，深情包含着深刻，深刻只不过是深情的一部分而已。当我们深情的时候，就正在深刻着或者就已经深刻过了。　　烧窑的师傅有一个经验：如果长期烧制欣赏用的艺术品，人慢慢地就会变得小器；要时常也烧些日常生活用品，如吃饭的碗、喝茶的杯子等等，才能平衡对艺术的整体感觉。后者其实就是增加对生活本身的感情的一种努力。　　做学问，特别是从事心理医生这个职业，专业的学习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具有对人、人性和人生的深情。借着弗洛伊德游记的文字，我们试着从那些司空见惯的事物之上，重新体验我们和它们之间曾经被忽略了的紧密的和温暖的关系。深情改变了我们，也会改变我们周围的人和事。　　有如此深情相伴，我们从此就都不再孤独。病人与精神分析师》序2004年12月31日关于《病人与精神分析师》这本书是由施琪嘉博士、肖泽萍博士和我共同翻译的。翻译和校对的时间长达三年。该书共十二个章节，除第一章前言外，其它十一个章节，每个章节都讲述了一个或几个精神分析的重要概念。十二个章节的名称如下：前言；分析情景；治疗联盟；移情；移情的变异；反移情；阻抗；负性治疗反应；见诸行动；解释和其它干预；领悟；修通。熟悉精神分析治疗的人都知道，这些术语构成了精神分析理论和技术的基本框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翻译了大量的精神分析著作，特别是弗洛伊德的著作。这在文化界曾经引起了不小的精神分析热。有一段时间，很多文化人是言必称弗洛伊德。但是，直到今天，被译成中文的所有精神分析作品中，除了一两本涉及精神分析治疗的具体操做以外，其它的译著，都是理论性极强的作品。精神分析是建构在对神经症的治疗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只读它的理论，虽然也可以获得很多的智力上的享受，但却不能说真正理解它的精髓了。本书就是一本从临床出发、又可以对精神分析治疗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好书。在各个章节里，作者详尽地描述了每个重要概念的提出、含义及含义的发展或延伸。很多精神分析大师级的人物，对准确、全面地理解这些概念，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书中引用的最近的资料表明，现代精神分析几乎已经把这些概念的全部内涵榨取干净，理解上的进一步深入，以及由这种深入所导致的精神分析技术上的突破，看起来似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所以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获得了极大的精神上的享受，另一方面，也感受到了大师们披荆斩棘、硕果累累之后留给后来者的空虚和悲哀。但是，我们的希望也由此而生。如果在万顷苹果园里再种上几株苹果树没有什么意义，那我们就种上几株梨树。虽然那些精神分析术语的可能的含义几乎已经被彻底澄清，对它们的使用也已经到了极致，但是，由这些术语建构的精神分析框架本身可能是有漏洞或有问题的。当然，我们并非是纯粹地为了有所建树而挑剔精神分析的毛病。我们对精神分析的这样的判断仅仅建立在一个简单的常识之上，即：任何理论，都会被它所使用的概念清楚地表达，同时也会被这些概念所限定；对专业术语的依赖性越强，被限定的程度也就越大。《病人和分析师》，这本由十一个专门讲述精神分析术语的章节组成的书，既向我们展示了用那些术语透视人类精神现象的精妙功用，同时也呈现了一家之言的局限与偏颇。这本书所展现的精神分析视野下的人类的精神现象是精致的，但对这种精致的感受，与我们打开电脑主机盒所看到的主板上密集的半导体和连接线的感受一模一样，精致得有些呆板，精致得缺乏生气和韵味；而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精致，就是中国文化中一些传统的东西的精致，如书法、微雕、诗词等等，那是一种有血有肉、充满生气的精致。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对心理治疗而言，精神分析搭了一个很好的框架，而在这个框架之内，需要填充一些源于世俗生活本身的知识与经验？我个人觉得，在二十一世纪过多地谈论东西方文化的差别总有些可笑；而谈论精神分析是不是能够被中国人接受，跟谈论麦当劳能不能在中国盈利一样无趣。站在更高更广的角度看，如果有一天人类开始跟外星球的智慧生物打交道，那不管西方的精神分析、行为主义也好，东方的道家、禅宗也好，一看就知道是太阳旁边的第三个蓝色星球上的最高级生物想出来的东西----那些生物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半球和不同的气候之中，但负责想问题的大脑的结构基本上还是相同的。要谈区别，就跟外星人谈吧。最后想说的是，在译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经常读它。三年以前第一次读它，有一些感受；在积累了上千小时的心理治疗经验之后的今天读它，感受就很不一样，经常一边读一边拍案叫绝；若干年后，又积累了一些经验之后，感受肯定还会变化。我不知道我最终会被它淹没，还是会将它超越。心理治疗合并药物治疗的心理动力学分析武汉中德心理医院 曾奇峰药物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人类使用药物的历史几乎与人类的本身的历史一样长久。药物的使用大约有两个目的：一是对抗疾病和维持健康。用药或者是因为健康的人体本身无法制造某些维持健康所需要的物质，这些物质需要从外界摄取，如维生素；或者是因为已经不健康的身体需要某种物质的帮助来恢复健康，如感染需要服用抗生素等。对抗疾病和维持健康是现实的操作和愿望。用药的另一个目的是，药物变成了某种具有神秘色彩的崇拜物，它的作用不再仅仅是对抗疾病和维持健康，而且还被寄希望于让服药者长生不死。古往今来，从古希腊的术士到魏晋时期的士大夫，从佛士德到中国各个朝代的帝王，服药炼丹、追求永生，是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使用药物的两个目的中，前一个总是浮在表面，后一个则隐藏在每一个服药者的内心深处。所以使用药物既反映了我们对自身的先天缺陷（匮乏、疾病、衰老、死亡）的不满，也包含了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呵护与关爱。在所有药物中，精神药物又有其特殊性。精神药物可以对人的一切精神活动，如感知觉、思维、情绪、意志、自我认同甚至于智力状态产生强大影响。由此立即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一个人的精神活动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改变之后，从人格的层面来说，他还是他吗？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来判定一个人是否变得不是他自己了。这是一个药物伦理学的终极问题，短期内可能无法找到答案，因此目前药物的研制和使用，总的来说还处在一种无序的状态中。九十年代初，百优解在美国大量被用于临床后（美国人口为两亿七千万，服用百优解的人数在一九九九年为两千七百万，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极其惊人），遭到了很多人尤其是宗教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获得愉快不能靠药物，而应该靠对上帝的信仰。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样说是不知不觉地把上帝的作用与百优解的作用等同起来了。两者等同起来当然也没有错，精神药物本来就有很强烈的宗教类的作用：它能改变一个人对世界的看法和对自己的看法，改变一个人的情绪和行为，宗教不也是如此吗？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套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也就是说，宗教是一种精神药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药物治疗与非指导性的心理治疗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若非确有必要，在心理治疗的同时最好不要合并使用精神药物。获得愉快既可以不靠上帝，也可以不靠药物，而可以靠我们对自己的更多的了解和对自己潜能的更多的挖掘。不仅仅是在中国，也包括在七十年代起源于意大利的社会精神病学运动开始之前的欧洲和北美，在精神科一贯的传统中，患者与治疗师的关系就是症状和药物的关系。患者不是一个整体意义上的人，而是一个符号，一个带有某种或者某几种疾病症状的符号。这些症状就是这些患者的特征、身份，这些症状还决定了他们在医患关系中所应该占据的位置，即被动的、服从的、有求于人的。在这一意义上，他们全都被异化为非人。每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是一个怪异的符号，每一个抑郁症患者都是一个情绪低落的符号。他们其它方面的不同，如童年经历、家庭环境、现实处境、兴趣爱好、人际关系、经济收入等等，全都被掩盖在他们的症状之下。更为糟糕的是，无论在医院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患者自己也认同了自己是一个疾病的符号，并且使疾病和与疾病有关的事件（如看医生）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中心。在患者被异化的同时，治疗师也不能幸免。他们被异化成了药物或者药物的载体。几年以前，有很多医生自嘲地称自己为氯丙嗪医生，现在他们也许该称自己为维思通医生了。医患关系被简化成药物与症状的关系后，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患者，而且还有医生自己。在所有的职业中，精神科医生的自杀率最高，就是这一异化导致的结果。我们可以说，自杀是他们对抗异化、重新成为人的最无奈的努力----因为只有人才能够自杀，药物不能够自杀，药物的载体或者使用药物的机器也不能够。在心理治疗的关系中，治疗师和患者都是展现的整个的人格。症状只是患者的人格的一部分。精神分析学派认为，人格结构中的超我和本我发生冲突，自我又不能协调这一冲突，就产生了精神症状。所以对症状的考察，必须与对整个人格的考察结合起来。同样地，在心理治疗的关系中，因为对移情、反移情、阻抗的关注，治疗师也不再显得象一个只会使用药物的机器。是否使用药物可能的影响因素有：在患者方面，如果病情太严重，如情绪极度抑郁，反复自杀，需要通过使用药物迅速缓解症状；患者自己强烈要求用药，也可能促使治疗师使用药物。我们也可以从移情和阻抗的角度来考察患者方面的因素对是否使用药物的影响。药物是患者能够感受到的治疗师对他的总体关注的一部分。患者对药物治疗的依从性，也是他对治疗师移情的一部分。如果患者对治疗师是正性移情，他多半会把是否使用药物的决定交给治疗师来作出。药物是需要吞到肚里去的东西，它会在肚内溶化，变成患者身体的一部分，或者说会对患者的身体和精神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患者服用了某一个治疗师给他开的药，意味着他同意把自己变成治疗师所希望的那个样子。在童年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成为父亲希望我们成为的那个样子，或者干脆成为父亲那个样子。在患者顺从地服药的时候，他在心中是把治疗师当成了自己的父亲。从阻抗的角度看，在精神分析治疗中，一切可以使患者逃避探索自己内心世界所引起的痛苦的因素都可以称之为阻抗。精神药物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症状，而不能消除引起症状的内心冲突，所以患者轻易地同意使用药物或者强烈要求使用药物，都可能是不愿意面对内心冲突的表现，也就是说是阻抗的表现。在患者对治疗师负性移情的时候，情况会变得比较复杂。一种情形是，他会觉得治疗师让他服药是拒绝他的一种手段。他心里想的是：你已经厌烦我了，不愿意跟我谈话了，你想通过几颗药就把我打发了。如果是在治疗开始了若干次以后再用药，他甚至会怀疑治疗师不一开始就用药的原因是想多赚几次治疗费。另一种情形是，患者会把用药与治疗师的心理治疗水平的低下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他会认为治疗师是没有能力通过谈话治好他的病，所以才使用药物。还有一种情形，患者对是否用药过分无所谓，那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被动攻击，他潜意识里的意思是：你说怎样就怎样，我看你能把我怎样，反正一切责任由你承担。在治疗师方面，可能影响使用药物的因素有：第一，治疗师对自己心理治疗能力的估计。在估计过低时，会倾向于使用药物。第二，治疗师的专业信念。如果他受生物学派的影响超过非生物学派，那他使用药物的可能性要比较大一些。第三，从反移情角度来说，治疗师对自己不喜欢的患者使用药物的可能性要比对他喜欢的患者大得多，正像某些患者能够感受到的，治疗师是用药物把患者拒之于千里之外。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形称为“报复性用药”，这也可以是治疗师“见诸行动”（acting out）的一种类型。由于精神药物种类繁多、价格上也有巨大差异，所以使用何种药物也能够反映治疗关系中的问题。如果治疗师习惯于给经济状况不太好的患者开很贵的药，我们还可以勉强认为他心理治疗的技术上有问题，因为他还不能够整体地考虑患者的现实处境与他的疾病的关系；但若他这样做是因为药商所给的回扣的影响，那就不仅仅是专业水平的问题，而应该是医学伦理学的问题了。如果没有经济因素的影响，如果一位治疗师在大量疗效好、副作用小的新药物被生产出来之后，还喜欢用疗效欠佳、副作用大的老药，那他就需要从他自己的人格结构、自恋倾向和施虐倾向等几方面作一番自我反省了。使用药物的权力，一向是医生的特权之一，这本来无可非议。因为用药事关健康甚至生死，当然必须是受过严格医学专业训练的人才具有用药的权利。但是，在心理治疗中，如果这种权力变成了医学背景的治疗师自以为优越于心理学或者其它背景的心理治疗师的理由，或者变成了治疗师在人格上高于患者的理由，那这一权力就会对治疗关系产生极大的伤害。这一权力的滥用具体表现之一是在用药的黑箱操作上，即治疗师或有意、或无意地不让患者知道他所服用的药物的名称、作用机理和可能有的副作用。我们可以将这类行为理解为治疗师对患者的攻击。患者对药物治疗的理解和期望因人而异。有的很相信药物，有的很反感药物，还有的对是否用药持无所谓的态度。但是，我曾经问过在我这里做心理治疗的几乎所有患者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一种药物，你服了一粒以后心理问题就可以立即彻底解决，而且还可以让你永远保持快乐的心情，永远没有痛苦和烦恼，这样的药你愿意服用吗？结果有一些令人吃惊：绝大多数患者都回答说----不愿意。看来我们需要的既不是永恒的快乐，更不是永恒的痛苦，而是一种变化的、流动的、让我们感觉到自己还活着的体验与情感。所以我们也许并不需要我们梦想了几千年的、可以使我们永享快乐的灵丹妙药。愿所有的药物研制者、使用药物的治疗师以及服用药物的患者明白这一点。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也许可以为在心理治疗中使用精神药物作出以下几条规定：一、 在治疗的早期就告诉患者，也许以后会跟他讨论是否用药的问题，以避免患者对用药产生误解；二、 在讨论用药时应该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为什么要用药；为什么恰好现在要用药；患者愿意或者能够使用什么价位的药物；治疗师推荐使用的药物的药名、作用机理（在其能够理解的前提下）、可能有的副作用、用法、需要使用的时间的长短；三、 解释药物治疗的局限性；让患者理解药物只能减轻或者消除症状，不能消除引起症状的内心冲突，或者用中医的说法：药物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四、 对药物引起的心理依赖做出解释；五、 把药物治疗看成是心理治疗的一部分，通过患者对药物治疗的态度理解治疗关系的状况；六、 药物治疗的时间应该短于心理治疗的时间，以便处理心理性戒断反应，减少症状复发的可能性。心理治疗在精神科领域的应用及相关问题　　　很多年以前，一位在我们医院工作的德国护士告诉我，如果你栽一钵花，如果你每天都对着花讲几分钟话，那花就会开放得鲜艳一些。当时我想，那不过是一位不解世情的小女孩对浪漫和温情的向往的投射而已：她需要，所以她认为花也需要。　　也是很多年以前，在报纸上读到，一些西方国家的农场主每天给奶牛听几个小时的轻音乐，奶牛就可以多产奶。读完我笑了，想那些愚蠢的资本家应该到中国来进修一下，学学中国成语“对牛弹琴”是什么意思。　　很多年过去了，在对这个世界和对人性本身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后，我发现不懂的和需要学习的恰恰是我自己。人的很多需要，特别是我的病人的很多需要，总是被我忽略；我躲在精神病症状学诊断标准和精神药物背后，干着机器人和兽医也能干的事情，却还自以为自己是真正的“人的医生”。　　我现在认为，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虽然二者有一些区别，但以下为行文方便，将二者统称为心理治疗）的基本原则，可以而且必须用在精神科的每一个角落，针对每一种精神科疾病的每一个发病阶段。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基本原则还应该用于调整和重建精神科领域内的医患关系。不辅以心理治疗的药物治疗是残缺的治疗，没有经过心理治疗培训的精神科医生，绝不是一个合格的精神科医生。　　以下我们看看心理治疗在几种疾病中的使用。　　在互联网上，用google搜索“植物人+母爱”，得出575个结果。其中一大部分讲述的是，母爱是如何使一个植物人康复的。“人非草木，岂能无情”？意思是说草木本是无情的。一个人被现代医学称为植物人，那意思就是说他成了草木，成了一个“无情”、不懂情、或者不能对情作出回应的人，或者是一个不需要用情感（比如爱）来对待的人。但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一个在生理上处于植物状态的病人，一样也能够感受到爱、关怀，当然也就能够感受到相反的如恨、讨厌、忽略等情感。在爱和关怀之下，有可能使一个植物人重新恢复许多能力，但如果是相反的情感，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上面的那些新闻提示我们，在治疗象脑器质性这样的疾病的时候，除了药物和其他躯体医学手段，关爱也是医生可以使用的手段之一。从根本上来说，关爱应该是一切医疗手段的基础。而所有心理治疗共同的基本原则就是关爱。　　　　再看一看英国著名精神分析师Sandler在他的《病人与分析师》一书中的两段话：　　　　罗斯菲尔德(Rosenfeld，1952，1969)指出，从纽伯克(Nunberg，1920)对紧张型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移情现象的观察开始，越来越多的精神分析师对弗洛依德最初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移情确实可以在精神病人身上出现。值得提出来的是，Sullivan（1931），Federn（1943）和Rosen（1946）均属于这些作者。　　移情的概念可以合理地运用于精神病人与其治疗师的相互关系方面。甚至最严重的紧张型精神分裂症病人，在理智恢复后也显示出在其患病期间与他人接触的重要感觉痕迹。　　　　如果说紧张型精神分裂症是“最严重的”精神疾病，这样的病人康复后都有“在其患病期间与他人接触的重要的感觉痕迹”，那我们在对待一切精神病人时都要小心了，我们对他们的态度，他们会记住的，并且会对他们产生影响。　　有人认为，精神分裂症的急性发病阶段只能使用药物治疗。这也是不正确的。目前世界上有几个国家的精神科医生，已经尝试了精神分裂症的非药物治疗，即所谓Soteria。以下是一篇文章的摘要。　　ABSTRACT: The author reviews the clinical and special social environmental data from the Soteria Project and its direct successors. Two random assignment studies of the Soteria model and its modification for long-term system clients reveal that roughly 85% to 90% of acute. and long-term clients deemed in need of acute hospitalization can be returned to the community without use of conventional hospital treatment. Soteria, designed as a drugfree treatment environment, was as successful as anti-psychotic drug treatment in reducing psychotic symptoms in 6 weeks. In its modified form, in facilities called Crossing Place and McAuliffe House where so-called long-term “frequent flyers“ were treated, alternative-treated subjects were found to be as clinically improved as hospital-treated patients, at considerably lower cost. Taken as a body of scientific evidence, it is clear that alternatives to acute psychiatric hospitalization are as, or more, effective than traditional hospital care in short-term reduction of psychopathology and longer- social adjustment. Data from the original drug-free, home-like, nonprofessionally staffed Soteria Project and its Bern, Switzerland, replication indicate that persons without extensive hospitalizations (>的电影，也是风靡全球，获得了创纪录的房票收入，影片的内容也涉及到隐私。隐私的卖点如此之好，其原因也许比隐私本身更加精彩有趣。>叙述了一个偷窥者的故事：他叫洛纪，男性，年龄大约在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是一幢供出租用的柱形大厦的主人。他花费巨资秘密地在大厦的每一套房间的客厅、卧室甚至厕所内安装了摄影机镜头，他则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对着数十个电视机的荧光屏，将任何一个家庭所发生的任何事件尽收眼底。这是一幅典型的心理变态者的形象。但我们如果说偷窥是洛纪一个人特有的爱好，那实在是冤枉他了。影片里有两个情节可以证明，偷窥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一种爱好或者说需求。一是在女主人公嘉丽的房间里，一位看上去绝不象喜欢偷看他人隐私的淑女，用望远镜看见另一幢楼房里一对夫妻的“写实”镜头时，竟然高兴得大声惊叫起来，其他人也是蜂涌而上，抢着去看这精彩的一幕，生怕错过了机会；虽然有人在此时高喊这样做是变态的，但在当时的情形下，他是如此地不合时宜，倒反而显得不正常了。正常和不正常往往就是这样转换的。二是当嘉丽象洛纪一样坐在数十个荧光屏前目睹芸芸众生的家庭生活时，她的表情变化无常，时而忧伤，时而喜悦，时而愤怒，但是有一点没有变化，就是她自始至终都很投入。这无可争辩地证明，她也“好这一口。”但毕竟洛纪是变态的，我们可以戏称其为“职业偷窥者”，因为他把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偷窥上，远远多于象嘉丽这样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偷窥的“业余选手”。能偷窥到的内容是决定偷窥者动机强弱的关键因素。如果偷看到的全是吃饭聊天、洗脸刷牙之类的琐事，那偷窥的愿望就会大打折扣了。只有在能偷看到那些每个人都会做、但没有一个人会在别人面前做甚至在别人面前谈都不会谈的情节时，偷窥者才会乐此不疲，如影片中的夫妻性生活、年轻女人自慰、继父调戏继女等等。偷窥的内容往往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据说在文革期间，大家的生活都很清贫，只有过年过节才有好一点的东西吃，所以一些无事可做的老太太们就常常把她们的偷窥的镜头聚焦在左邻右舍的炉灶和餐桌之上。在有所发现时，她们也会或小声或大声地互相转告：“李家屋里又在煨汤” ，或者“张家屋里又在烧鸡” （这些话用黄陂方言念，更是别有一番风味），语气中混有艳羡、嫉妒、惊奇甚至仇恨等多种情感，仿佛要将这些情感作为作料加到汤或鸡中，以便为不那么有名的湖北菜系增加几道比豆皮更有名的地方名吃。好在这一切已经是往事了，现在你只要不把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摆上餐桌，没有人会对你吃什么感兴趣。但人对性的内容的偷窥兴趣，却从来没有减弱过。从人的需要的阶梯形结构图看，对性的需要位于最低层，在此之上依次为安全、归属感与相爱、尊重的需要，最高层为自我实现的需要。一般而言，越是底层的需要越接近动物性的需求。也就是说，人对性的需求是由人的生理结构决定的，是造物主在我们的身体里安装了指向性的发动机。千万年来，这台发动机的马力从来没有下降过。这当然是人类能够繁衍至今的最直接的原因。但是性绝对不仅仅是生理结构决定的，人类在性的问题上打印下的时代和文化的烙印，比在其它任何事物上都鲜明深刻得多。几百年以前，居于深闺的女子的脸蛋是绝对不可以让外人看见的，这就自然而然地使脸也成了偷窥者的目标。随着社会的进步，让偷窥者真正感兴趣的内容就象女性在夏天穿的衣服一样，越来越少了。在比基尼岛上的蘑菇云升起后不久，偷窥者的兴趣就集中在三个点上了。如此下去，不知道偷窥作为一门“职业”会不会最终消失。偷窥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产生一些积极的社会效果。影片中那位调戏未成年继女的男人，就是因为洛纪的揭露而停止了他的罪恶。洛纪因此洋洋得意地说，“应该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家庭都装上摄影机镜头” ，以便减少暴力和犯罪。但是，不论偷窥有多么广泛的人性基础，也不论它能产生多少积极的社会效果，洛纪式的偷窥都是不可以接受的。在影片的最后，嘉丽用手枪将所有的荧光屏都打碎，在偷窥和保留隐私之间，她果断地选择了后者。洛纪之所以成为那样的病态偷窥者，原因在他的母亲身上。他母亲是一个肥皂剧演员，长期在外演出，很少有时间陪他。后来他爱上的两个女人，在外表上都很象他的母亲，这是他潜意识里想寻回童年期缺少母爱的表现。洛纪说，他偷窥到的内容，是世界上最好的、最真实的肥皂剧，这从一个侧面反应了他对母亲的关注。这些情节说明，该片的编剧和导演受弗洛依德的经典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很深。我们也可以从安全感的角度来理解偷窥癖的成因。一般说来，偷窥者处于主动的、安全的位置上，而被偷窥者则处于被动的、不安全的位置上。安全需求是仅次于性的强大的力量，缺少它的人会不顾一切地想得到它。洛纪获得安全感的手段就是偷窥。面对在那幢大楼的所有男人、女人和孩子，他都可以在心里充满安全感地说：我知道你们的一切，而你们对我却一无所知；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利用这一点，来达到我想达到的任何目的；你们都是我镜头下的臣民。现代精神分析理论会用另一种方式来理解偷窥癖的成因。该理论认为，任何人一出生，就与这个世界建立了一种主体--客体关系，他面对的第一个客体，就是母亲和母亲的乳房。如果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过早地与客体分开，那在他成年以后，就会下意识地、强迫性地寻找那个在幼年失去了的客体。对大多数这样的人来说，寻找客体的方式会被限定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比如他们也许会全力地追求金钱、地位、权力等等来替代童年丧失的客体。但对洛纪来说，这些远远满足不了他的需求，他要在超越社会规则的情形下，同时面对数十个投射了他人家庭生活各个方面的荧光屏，以无比精密、无比实在的方式与此时此刻的客体发生关联时，他才有重新拥有童年时期的客体的感觉。人性的确是太复杂了。心理变态的种类多不胜数，而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存在着所有这些变态的种子，一遇适当的条件就可能发芽生长。或者换句话说，没有任何心理问题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独有的。理解这一点，会使我们增加几分对他人的同情和爱心。分别变态与正常，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就是看一个人的行为符不符合他所处的时代的伦理道德规范。我们寄希望于这些规范象前面提到的那样逐渐变得宽容一些，以给人性以更大的自由空间。与时同时，我们也希望人为的悲剧会因为我们对人性的了解的增多而越来越少。　我 所 犯 过 的 错 误曾奇峰我的优越感是在拿自己跟弱小者比较之后产生的；与此相应，我曾经分别以自己能够察觉和不能够察觉的方式讨好过强者。比较而言，不能察觉的讨好是更大的错误。我的自卑感来自于我对他人的苛刻要求，这些要求后来反回到了我自己身上；结果是他人和自己都不能令自己满意。我的意志经常受到我的内在需求的某一种单一力量的主宰，而且经常变幻不定，这使我即使在任何事情不做时都心神难定，冒头的那种力量会不间断地受到其它力量的批判与围剿。在面临人际间的危险时，我经常采取欺骗性手段，欺骗别人，主要的还是欺骗自己。我会在最紧张的时候显得很从容，想得到的时候就故意付出，想与人亲近时就表现出独特和孤傲。其结果是在许多的时候，我根本就不明白我自己真正的需求，也使得别人无法面对一个稳定统一的我。我无法接纳自己的某一部分，所以那些全身心爱我的人就变成了我厌恶和仇恨的对象；而对那些远离我的人，他们对我的支言片语、若有若无的关注或关心，均能令我感激涕零。我把属于我的物和离我很近的人都看成是自己的一部分，还把那些想要的物和想亲近的人看成是自己更好的那一部分。我经常会为了后者而伤害或者牺牲前者。我象嗜血腥的动物一样，嗜好从他人对自己的恶意和恶行中获得乐趣，我将这种行径美其名曰修养或者牺牲精神。与此同时，我之所以爱他人，是因为我爱我自己，爱他人只是我爱自己的扩大化而已。我在懦弱或卑鄙之时，会找一些可以掩饰懦弱或冲淡卑鄙的借口，这些借口可以是来自另一些懦弱者或卑鄙者的教授，也可以是我自己的独创。我究竟是谁呢？----我可以是我，或者是你，或者是他。----我的名字有时候叫做男人，有时候叫做女人。　　心理医生的眼光曾奇峰每次与陌生人交谈，当他们得知我是心理医生时总是要问：干你们这一行的，是不是别人有什么毛病你们一下子就看出来了？或者问：在你们眼里，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不正常？我该怎样回答他们呢？也许我该回答说：是的。就象外科医生熟悉人体的结构一样，心理医生也熟悉人的心理的结构。由于长久的专业训练，他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语言、表情、姿态甚至衣着、发型等细微之处，在较短的时间内对这个人的童年经历、家庭状况、知识结构、情感反应、行为方式、意志强弱、智力状况、自我意识、成功的可能性、与他人交往的特点等等诸多方面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尤其“可怕”的是，所有这些加起来，也只是他有可能看到的内容的很小一部分，就象冰山露出的一角；更多的内容，也就是冰山藏在海面下的那一部分----术语称之为潜意识，一个人连自己都不清楚的那些愿望、冲动、痛苦、焦虑等等，恰恰是心理医生重点观察的对象。所以有人说心理医生有着X光样的透视的目光，那是有充分理由的。心理医生对人的观察往往有一些既定的模式，或者说理论。这些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对人性的基本判断。不同的理论对人性的判断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人就是动物。传统的行为主义学派的心理学家如是说。在他们眼里，人和动物实际上就是对刺激产生相应反应的机器，只不过这样的机器较一般机器高级一点，反应也要灵敏一点。他们认为，如果要使一个人的行为发生改变，只有两条途径：一是奖励，二是惩罚。通俗地说，想让一个人做什么，就用甜头来诱惑他；想让一个人不做什么，就用苦头来威胁他。前者是企业奖金制度和某些家长的教子之术的理论基础；后者是制止犯罪的极有效的手段。每个人都有病。经典精神分析学派的心理医生如是说。在他们看来，人的精神世界是硝烟弥漫的战场，本能的冲动、适应环境的愿望以及伦理道德的要求之间无时无刻不在拼斗撕杀。没有任何人逃得过这一定数，除非是他----不那么吉利地说----死了。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全世界大多数的心理医生就是戴着由以上两种理论制成的有色眼镜观察人类的一切行为的。他们训练有素，明查秋毫，在任何人身上不是可以看出兽性就是可以看出病态来。然而面对陌生人的问题，我真的只能说对吗？不。绝对不。若是在二十年前，一个心理医生熟练地掌握了以上的理论和技术，能够通过一点蛛丝马迹判断出别人的问题所在，并且作出相应的心理学诊断，那他就可以算作一个好的心理医生了。但是在现在，这些不仅不够，反而可能是错误的。这种以疾病为中心的心理治疗模式已经被以健康为中心的模式所替代。行为主义者已经不再把人看成是对刺激作出反应的机器，而是看成有感情、有思想的活生生的人，因为不同的人对相同的刺激也会有不同的反应。因此要改变人的行为，不仅仅只有改变刺激物一种方法，还可以通过改变人的情感和思想来达到目的，这样一来人就不再是动物而被还原成了人本身。现代精神分析学派的心理医生也同样分析潜意识冲突，但已不再把潜意识看成是病态和罪恶的根源，而是看成智慧与创造力的发源地。最为可喜的发展趋势也许是，各个理论流派相互之间正在进行渗透和融合，相信有一天，大多数理论都会在以人为本的大的框架内统一起来。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谈谈这个问题。一位在某公司做供销科长的男性去看心理医生，他说，他曾经是一个工作能力很强的人，但最近两、三年来，工作能力大幅度下降，几乎什么都做不好了：早上不想起床，在单位什么事也不想做，害怕见客户，害怕跟来谈业务的人吃饭，每季度都是勉强完成销售任务，科里的十几个人也没管理好，等等。以下是心理医生与他（以下简称A）的几段对话：医生：你每天都能准时去上班吗？A：是的，我是科里的头，迟到影响不好，所以我从不迟到。但是我早上总不想起床，经常为了不迟到，早餐都顾不得吃了。早上小孩上学，总是我妻子照顾，我觉得很对不起她的。医生：不管怎么样，你从来没迟到过？A：（犹豫了一下，满腹心事地点头）是的。医生：你每天早上都是自己穿衣、刷牙、洗脸吗？A：（似乎不敢相信医生会提这样的问题，苦笑道）是的。医生：你是坐车上班还是骑自行车去上班？需要你妻子送你吗？A：骑车去上班。不需要妻子送。医生：你能够完成每季度的工作任务，对吗？A：是的。但是很勉强，而且是最低的标准。医生：不管怎么样，你还是完成了。A：是的。医生：你的领导仍然很信任你，要不然不会把这样重要的工作交给你做，对不对？A：以前是很信任我，现在是不是还信任我，我就不知道了。医生：如果他不再信任你，他可以撤你的职，换另外一个人。他没有这样做，就说明他现在还是信任你的，对不对。A：好象可以这样认为。医生：你跟你的职工发生过争吵吗？有没有职工因为对你不满向你的上级告过你的状？A：我的脾气比较温和，几乎没有跟职工争吵过，也很少对他们发脾气。至于告状的事，不知道有没有，我反正没听说过。但是每月奖金发少了，他们心里可能会有意见。医生：那就是说，你能够团结职工，而且职工在拿较少奖金的情况下也不拆你的台，说明你管理水平很高嘛。A：（稍微放松了一点）也许可以这样推断。医生：你说你害怕跟客户一起吃饭，我也有类似的问题。有一些“应筹饭”是吃得很累人。但我跟我的家人或者关系很随意的朋友在一起吃饭时，非常轻松愉快。你呢？A：（迫不及待地）一样一样。医生：刚才你说什么事都做不好，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你能够做的事情比你不能做的事情要多得多？A：（面带微笑，似乎略有所悟，不无幽默感地说）如果把洗脸刷牙这些事情也算进去，那我确实还能做很多事。也许有人会把医生的言语仅仅看成良性暗示。这样想只对了一部分。在几乎所有心理问题的发生和发展中，不良自我暗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在心理治疗中用良性暗示取代不良暗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但在以上的例子中，医生的言语的背后，绝不仅仅是良性暗示的技巧，而是心理治疗模式在最近二十年发生重大变化的反应，这一变化就是：从以疾病为中心变为以健康为中心，积极挖掘来访者身上的潜在能力，注重他能够做什么，不注重甚至有意识地“忽略” 他的问题或者“毛病” ，用他的不断增加的优点把“毛病” 从他的心里“挤”出去。当然在具体的治疗中，操作要复杂得多，以上的对话，只是治疗过程的一个很小的片断。所以对陌生人提出的问题，我实际上应该这样回答：不对。在心理医生眼里，所有的人的问题都被忽略了，或者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健康的人，而且将来会变得更加健康。如果心理医生的眼光真的可以透视，那它透视到的东西全都是美好的。如果你“不幸”在治疗室或者其它场所碰到了一位心理医生，你不仅不必感到紧张，反而应该很轻松很自在，因为在一个把你能够自己洗脸刷牙都看成是你的优点的人面前，你该可以毫不费力地展示数以万千计的优点吧。心 理 治 疗 断 想中德心理医院 曾奇峰从修正性情感体验谈起美国一位心理治疗师讲过这这样一个故事：几十年以前，一位匈牙利裔的治疗师在美国写了一本书，书中谈到了要给病人以修正性的情感体验(Correc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也就是说，病人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缺少了什么情感体验，治疗师就应该在治疗过程中给他相应的情感。这一观点一出台，立即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以至于在其后的学术争论上，攻击对方给病人以修正性情感体验，成了一个心理治疗师能够使用的最为恶毒的语言。这一故事给我万千感慨。主要的有三点。一是别人的心理治疗确实比我们先进很多。如果是想当然式地想想，给病人以修正性情感体验，绝对是医者无私奉献、道德高尚的表现。其实大谬不然。因为这种施舍式的方法缺乏建设性，不利于患者的人格的成长。但是这种错误只有在实践中才可能被发现，如仅仅在理论框架里争论，那位匈压利医生绝不会落到被众人喊打的田地。纯理论上的争论的阵型经常是一对一的。第二点。如果我们全都没有听说过这段历史，如果没有与西方国家在心理治疗领域的交流，在将来的某一天，说不定就会有中国的心理治疗师提出要给患者以修正性情感体验的观点来。因为这一观点有浓重的中国文化色彩。比如我们经常说，要把病人当亲人，对病人的广泛关怀要无微不至，病人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理想，等等。这里的每一句话，都与修正性情感体验沾边。在武汉市的一家大医院门口，一整块墙壁上写着斗大的字：“一切为了病人，为了病人一切，为了一切病人”。话是写得很有气魄，但稍嫌大包大揽了一点，把医生的主动性夸大了，把病人完全弄被动了。我们可以试试在每一句话前面加上“我们”二字，即变成：“我们一切为了病人，我们为了病人一切，我们为了一切病人”。这是典型的以医生为中心的医疗模式，也可以称之为“修正性医疗服务”。第三点。我最羡慕的还是他们那种百家争鸣的热闹劲儿。不断地有新的东西出来，不断地听到赞成或者反对的声音；在理论上曾经被基本肯定的东西，又可能被新的实践所推翻。如此反反复复，水涨船高，造就了一大批响当当的人物，心理治疗事业也得以长足发展。而我们呢，很少有人弄出点新东西，即使有人弄出来了，如湖南杨、张二教授的道家心理治疗理论，却欢呼的和挑毛病的都很稀少。人烟稀少或者人心淡漠到了架都吵不起来的程度，实在可悲可叹！这是我第二次谈到“吵架”。我是一个好战分子吗？不是。我工作十二年来，几乎没有跟人红过脸。少纯说，他不认为目前有什么好争论的。我懂他的意思。打个比方说，我们是在一个大篓子里装了可怜的几只思想的螃蟹，各只之间都有诺大的空间，互相敬而远之，当然不会有冲突。但是如若再放几十或者几百只螃蟹进去呢？恐怕想不打架都不行。那时候我说不准要呼吁和平共处了。让虚的上火，让上了火的拉拉肚子，这有点中医的味道。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我的希望争论的想法是错误的。争与不争，也许均应顺其自然。荣格和“他的”东方思想一般认为，荣格是西方心理治疗大师中受东方思想影响最深的。但是我最近重读了他的一些论著以后觉得，这种看法并不正确。也许我们应该说，荣格只是受了东方思想中与他本人的思想相近的东西的影响。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他这样做的潜在的功利主义的动机。也就是说，他可能只是为了证明他的思想的正确性而利用了东方思想。以上所说的荣格式的东方思想，指的是东方思想中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部分，如道教、佛教、易经等。但是东方思想最核心的内容应该是儒学而不是其它东西。我实在是想不起来，荣格是否在他的哪一本书中谈到过儒学。也许他根本没办法谈，因为儒学的思想与荣格的思想完全是格格不入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怎么能够认为荣格受东方思想的影响很深呢？聪明睿智如荣格者，在对东方思想的理解上尚有如此片面之处，其他的凡夫俗子对东方文化有如此等等的误解，也就不是什么意外之事了。如果我们对容格有一点点失望的话，那我们对其他一些西方人对东方思想的误解则可能表现为极大的愤怒了。那些来中国的西方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他们对中国的一切表示惊讶。中国似乎应该是他们想象中的那样，而不应该是现在这样。在这种情形下，而且在其他很多情形中，他们是主动的观察者，而我们是被观察的某种物体。我个人所经历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位刚到武汉五天的搞血液研究的西方人来我们医院参观，在交谈中他说，他一到中国就觉得中国人有很多的性方面的问题。我问他有什么证据没有，他说他是凭的感觉。看到他那种自以为发现了某种真理样子，我的想与他争论的冲动完全被我的愤怒和鄙视所淹没。即使在事隔一年之后的今天，我也不屑于用我所学过的一些心理学知识来分析他这些看法的背后的个人的变态的原因，甚至不想通过解释让如此愚昧无知之人变得聪慧一些，我只是想说，我们必须培养自己民族的和个体的主体意识，而不仅仅成为被别人观察的对象或者客体。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必太在乎别人观察的某种结果。总有一天，当然最好是此时此刻，我们也作为主体来观察一下他们，并且也说说我们对他们的看法。另一个相关的感觉是，他们对中医的态度和我们对中医的态度完全不一样。我总觉得，西方人对中医的好奇心，跟我们对耍猴把戏或者各类奇巧淫计的好奇心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每次有人问我一些中医问题时，我总是只说一句话：I don’t know，我觉得说的越多，隔阂可能越深，我自己被看成怪物的可能性也越大。如果谁认为我的感觉错了，请告诉。关于概念有人说，心理治疗的操作性概念还很有限（所谓的话语空间狭窄），以至于不足以描述心理治疗过程中的各种现象，包括病人心理的和治疗师心理的。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不知要有多少操作性概念或者要多宽的话语空间才足以描述心理治疗过程中的各种现象。而从心理治疗过程的复杂性来看，似乎再多的概念亦不足以将其精确地描述，更何况生产太多的专业概念，于同行之间的交流并非是好事。还不如将心理学的专业术语进行一次非常专业化的处理，使心理学拥有跟一般语言同样宽广的话语空间，这一话语空间几乎是无限宽广的。这样做应该更利于同行之间的交流，也利于大众对心理治疗理论的接受。过于繁复的术语概念体系也是优秀临床治疗师无法推广他们的经验的重要原因。在心理治疗领域，我们应该防止概念肢解了我们的思维，捆绑了我们的感受，限制了我们的情感，以及僵化了我们的行为。古代中国是一个过度文明的社会我所认为的过度文明的标志是：1．社会规则的数量和强度超过了它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和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2．社会对个人的要求超过个人作为人（仅仅作为一个社会适应良好的人而非圣人）而应具备的标准；3．个人会因为他的在思想意识上符合某一些社会标准而得到物质上的奖赏；4．过多的人从事非生产性的工作。如果用以上标准来套，中国古代社会无一不符合。这里我们也许不需一一论证。作为心理治疗者，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是，过度的社会文明给个人带来了何种幸福与灾难。从感觉上来说，我至少认为灾难多于幸福。鲁迅曾经用他独特的犀利的风格给文化下过一个定义，说“文化就是限定”。在很多情形下，文化和文明可以通用。根据这一定义，中国古代社会就是一个过度限定的社会。这对个体人格的发展显然是“过度”不利的。把鲁迅的文化的定义推而广之，我们也许可以说，中医是限定的医学。想想中医里那么多的毫无根据的禁忌，就会认为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理解和体会理解是在你疼痛的时候给你一颗止痛药，体会是陪着你一起疼痛，一起流泪；十五岁的时候读唐诗是理解，四十五岁读唐诗是体会；理解万岁，而体会的生命犹如昙花，因为体会了太多就会累死；我们理解了一个人，就为操纵这个人提供了前提，而我们体会了一个人，我们就会与这个人融为了一体；与理解对应的功能器官是大脑，与体会对应的是整个身心；理解象一把手术刀，把对象肢解开来，体会则把所有的部分连成整体；理解是逻辑，体会是情感；物理学需要的是理解，心理学需要的是体会；自我分析的超越要成为一个精神分析师，自我分析是必需的一个过程。在西方国家，自我分析的时间大约是六百到八百小时。绝大部分搞心理治疗的同行认为，缺乏有自我分析经历的心理治疗师是我国心理治疗事业发展的一个瓶颈。我个人也持这种观点。但是，这一问题从目在前的情况来看不是一下子能够解决的，而我们的患者不能等，心理治疗的事业不能等。我们应该也必须找到一种相当于自我分析、甚至可以替代自我分析的方法。我曾经问过德国资深精神分析师、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班教员贝克教授：弗洛伊德也没有在别的治疗师那里做过自我分析，但这并没有影响他成为一个优秀的分析大师，这是为什么呢？她回答说，弗洛伊德通过长时间不间断地分析自己的梦理解了自己的潜意识，从而达到了与在其他心理治疗那里做自我分析同样的效果。这一回答不仅很巧妙，而且也是事实。这个事实对中国的心理治疗师来说几乎是乌云缝里透出的一丝希望的阳光，因为这一来，我们就至少有两种方法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精神分析师了：一种是现在在各个国家通行的作自我分析的方法，另一种是象弗洛伊德一样分析自己的梦。后一种方法，想做的人都可以做，不必飞越千山万水、背井离乡，也不必付高昂的费用。当然心灵需要付出的艰辛很可能要稍大一些。盛晓春曾经记过几年时间的梦，听说写满了几个笔记本。至于他是否是用弗洛伊德的方式来解析梦，就不得而知了。还有第三种方法吗？我想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想出来。最近我的女儿出生，使我终于想到了第三种方法。这一方法就是，观察我的女儿的成长，并且与我自己的成长做反复的比较，使自己重新过一次童年，重新走一次人格成长的路。我坚信这会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如果不是最好的方法的话。更进一步说，如果对一个问题有了三种解决方法，那么我们就应该对找到更多的方法抱有信心。特别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定能够找到很多的自我分析的替代品。道不远人，是我们要镌刻在我们潜意识之上的一句话。心理治疗魔鬼辞典之一潜意识——犯错误以后的最后借口；文化的创造者同时又是文化的敌人。移情——人类唯一的情感，因为人类的一切情感均可以归结为它。防御机制——新的战争理论，主要关于核潜艇战役的意义、目的和方法。童年经历——你曾经住过的旅馆和吃过的菜，那些旅馆的服务质量和菜的口味决定了你现在愿意去哪些地方和不愿意去哪些地方。阻抗——全盘接受对你的诬陷是你唯一的选择。梦——另一种精神胜利法,其数量与做梦者白天对自己的忠诚度成反比。精神科诊断标准——顺我者昌，逆我者有病。